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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场所,如何做好学生管理工作,需要其不断地进行实践与反思。目前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制约了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高校管理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理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实施 以人为本 的管理模式,以提高工作效率。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英国高校学生事物管理模式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是高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和管理,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性化管理模式。本文通过分析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的重要性,探索出不断优化人性化管理模式的方法。
【关键词】: 以人为本 高校学生管理 管理模式
英国高等教育历史悠久,排名位于世界前列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于12世纪,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英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程度较高,大学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近年来,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十分迅速,学生群体需要和特征日益复杂,英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模式在新环境下也随之不停的发展。我国高校由于近年来的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年轻一代的大学生表现出的多元化价值要求也给当前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通过研究和借鉴英国高校学生事物管理的核心理念和工作体制,对提高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
当前,英国高校学生事物管理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并全面具体地体现在学生事务管理实践中。这种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是以确保学生得到更好的服务为目标的,在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表现。英国的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充分尊重学生自主选择的学习和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管理。学生事物部门将学生看做独立的成年个体,充分尊重每一位学生独立的人格、个性和权益,保证学生的自我教育在整个大学阶段的重要性。这种尊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英国高校管理者认为他们有责任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对学生的日常管理更多地是协商而不是命令,将尊重学生成长作为学生事物工作的前提,积极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同时也要求学生对自己的学业负责。
2. 学生事物部门把深入了解学生状况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了解学生的思想心理特点,以学生的需要来确定服务的内容和形式,进而增强工作的针对性。英国高校里各种指导服务中心很多,基本满足学生的各种需求,例如一些留学生较多的高校,会在学校内部设立留学生服务中心,确保留学生在不熟悉的国家也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
3. 确保学生发挥主体作用,在学校的领导管理机构设立学生代表席位,保证学生对学校的各种决策有知情权,并参与到决策当中来。如果学生对学校的任何方面有不满,都可以通过学生代表向学生事物管理部门反映,从而保证学生的各项权利。
英国是英美法系的发源地,国家的法制化进程较高,在学生事务管理方面,法律和制度的完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学校管理政策的制定到学生考试作弊等问题的处理,均有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并依法处理。在对学生违纪的处理过程中,学校必须严格遵照法律处理流程,并给予学生相应的申诉权利。但如果某项事物属于学生自己的私人事物,那么学校绝不会介入,只是在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而不是直接代表学生去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即保护了学生的隐私,又可以使学生得到相应的帮助,值得我国高校学生管理部门的学习。
同时,英国高校实行导师制,是由导师对学生的学习、品德和生活等方面进行个别指导的人才培养制度。学生进入高校后,学院会为他指定一位导师,与国内进行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不同,英国的导师是以教学指导为主,在教学上重视个别指导、言传身教,力图营造和谐、宽松、自由的教育环境。这使导师制超越了作为一种教学手段的功能,对学生而言,从导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学术知识,还有研究事物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对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所处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模式向“大众教育”模式过渡,高校学生工作的服务对象发生了改变,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学生年龄普遍偏小,适应能力较弱;班级、团组织的凝聚力降低,组织学生活动难度加大;社会环境变化迅速,就业形势严峻等。这些问题都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通过分析英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基本情况,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 管理方式民主化,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是现代大学理念的重要内容,要求我们在开展学生工作的过程中,坚持一切从学生出发,以调动和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手段,在工作方式方法上要由管理型向引导服务型转变,多与学生互动,尊重、关心、引导好每一个学生,重视学生的想法,维护学生利益。
2.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工作水平
现阶段我国很多高校负责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造成在进行学生工作时有不够专业的情况出现。我们应着重加强学生工作者的队伍建设,提高工作水平。基于现阶段学生工作面临的政策环境、工作难度、内外影响等各种新形式,只有不断的提高学生管理工作者的业务水平,才可以保证“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
3. 完善制度建设,增强工作实效
要真正增强学生工作的效率,就必须从制度抓起,使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英国学生事物工作有严格的规范,服务机构健全,学生工作的制度、细则、工作职责明确。在我国,学生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建设仍然不够,学生处职责不清,辅导员事物过于繁多,导致有时会有疏漏的情况。为了解决此类问题,需要加强学生部门的服务职能,帮助学生解决在校期间的具体问题。同时,也应发挥学生的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作用,借助学生会、学生社团进行学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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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物本身因为自在、自持、致密或阴沉的性质而难以接近,而且在人的心灵方面也有许多因素使我们无法接近事物本身。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如何接近事物相关思想哲学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我们如何接近事物?
我们如何接近事物?一般人并不经意如此愚拙的问题,但艺术家和思想家却是严肃地对待这种“愚拙”的人。也正是凭着这样一种“愚拙”,我今天来这里,想与各位艺术家讨论一位以一种愚拙的方式处理了这个愚拙的问题的思想家。这位思想家就是海德格尔,而这种方式就是现象学。
大家都知道,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原则是“面向实事本身”(或译“面向事情本身”),它被称为“一切原则中的原则”。它的意思说白了就差不多等于中文的“实事求是”。当然,在学理上,这个原则要复杂得多。对于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来说,我们只需指出这个原则的两层意思。
首先,这个原则包含着现象学的“无前提性”要求。胡塞尔认定一切旧哲学都是不严格的,因为旧哲学总是采取了“自然的思想态度”,后者包括如下“信念”或者“假设”:外部世界是实在的,精神和观念都是物质性的心理过程。在胡塞尔看来,这种自然的态度对日常生活以及科学研究是有效的,为了日常地生活,我们是需要这种“信念”或者“假设”的;但对严格的哲学来说,它却是不够的了。严格的哲学需要“反思的彻底性”,它不能有任何预设,不能以任何假定为前提,因为任何“预设”和“前提”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偏见”。毫无疑问,现象学的这个“无前提性要求”给现代思想带来了一股清醒之风。
其次,现象学原则包含着要恢复和激活人的原初生动的感受力的呼声。胡塞尔通过所谓“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来“悬搁”他所谓“自然的思想态度”,以确立哲学的严格起点:哲学只从“在直观中原本地呈现出来的东西”出发。胡塞尔这种对当下直观或感知的直接性的强调,本身也表露出现代人恢复生动的感觉力的要求。这里最要紧的当然是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方法。若以传统哲学观点看,“本质直观”一说在字面上就是不能成立的。“本质”如何可能“直观”?传统哲学认为,“本质”(观念、一般之物)之获得唯有通过“抽象”方法,或者是通过“普遍化”(Generalisierung)形成等级性的概念(种、属、类),或者是通过“形式化”(Formalisierung)获得形式范畴(如亚里士多德的十二范畴) 。但胡塞尔却偏偏说,“本质”是通过“直观”获得的,有一种“观念直观的抽象”。
这对传统意识哲学来说当然是一个釜底抽薪式的打击了。而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试图在旧哲学的概念抽象的把握方式之外,寻找一种对现象、对事物和世界的新的把握方式,这实际上已经成为胡塞尔之后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努力。在这个意义上讲,胡塞尔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的现象学原则,也就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思想的一个“共同口号”——“面向实事本身”!
我们接着来说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被公认为我们这个世纪的两大哲学家之一,他从现象学出发开创了现代思想的新局面。胡塞尔现象学的“实事本身”是“意识以及意识的对象性”,他关心的是现象在意识中的构成。但海德格尔却试图跳出意识哲学的范围,他把现象学的“实事本身”理解为“存在者之存在”。存在者之存在首先是事物(希腊文的cremata)的存在。于是在海德格尔那里,现象学的首要关心是事物本身,是物的自在存在。于是问题就成为:如何达到物的自在存在?
物本身就是物的“自在”(Ansich)。海德格尔还经常使用“自持”(Insichruhen)一词来描写物的自在性质。所谓物的“自持”,是说物具有一种“内在安宁”,具有一种“安于自身”、“守住自己”的倾向。这就表明了我们接近物的困难。自在自持的物难以接近,因为物自身是“幽闭的”。现象学批评家斯塔罗宾斯基用“致密”一词来形容我们这里所说的物的“幽闭”性质,可谓适恰。
在这方面,海德格尔的另一个说法是“阴沉”(das Dumpfe,das Unheimliche)。在《林中路》中,海德格尔曾讲到一块石头的“阴沉”:我们感到石头的沉重,但我们无法穿透它;即使我们砸碎石头,石头的碎块也决不会显示出任何内在的东西,因为石头碎块很快又隐回到同样的“阴沉”中了。物的这种“阴沉”是莫名其妙的。我们下面也会看到,海德格尔认为只有艺术作品才能揭示物的这种“阴沉”、这种“自在自持”。这种“阴沉”是指向虚无幽暗之境的。也许从事艺术创作的人们才最有可能体会到物的这种阴森森的境界。
不但物本身因为自在、自持、致密或阴沉的性质而难以接近,而且在人的心灵方面也有许多因素使我们无法接近事物本身。我们久已习惯的思想方法是“表象”(Vorstellen)思维。要问:什么是“表象”呢?“表象”首先是把事物立为“对象”(Gegenstand)。“对象”就是“对立之象”。这在态度上首先就出了问题:“表象”是一种与事物相对而立的“敌视”态度。其次,“表象”是“对而象之”,是对事物的一种“观念化”的把握。人们认为个别事物表现出来的样子(现象)是不可靠的,虚假的,关键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作为“本质”的“象”(Idea,eidos)才是绝对可靠的,才是真实之物;这个“本质”不在事物中,而在我们通过“普遍化”方法形成的观念(概念)序列中。所以“表象”思维是一种“概念抽象”思维。最后,在“表象”思维基础上的哲学和科学已经在历史上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概念机制,影响并决定着我们对待事物的方式,构成我们与事物之间的一道屏障,蒙蔽了事物的自在存在。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这套概念把握方式不但不能让我们接近事物,而且还构成对自在自持的事物的“扰乱”。
横在现代人与事物之间的屏障越来越厚重。我们多半已经无法直接接近事物了。因此,恢复事物的自在自持的存在,已经成为现代艺术和现代思想的一个共同要求。现象学,特别是经过海德格尔发展的现象学,乃是这个要求的最集中表达。以另一位现象学批评家阿·贝甘的说法,就是要恢复事物的“纯洁性”,恢复“惊奇的观照和事物最初在场的完整性”。[3]
我们如何接近事物本身呢?海德格尔首先做的是一种“用具(器具)”(Zeug)分析。人们一般会从用途角度考察一个用具,认为用具的存在就在其“有用性”中。这当然没错,但却是不够的。海德格尔的想法比较奇怪。他认为,我们对用具有着一种在先的“信赖”,因为我们在使用用具之前总是已经“确信”,用具作为某种可用的东西随时可供我们使用了。这种“信赖”后来又被叫做“可靠性”。“有用性”本身是以“可靠性”(Verlasslichkeit)为根基的。为什么我们脱鞋、穿鞋,毫不经意,从不思量?是因为有“可靠性”。我们用某个用具前,总是已经依靠着、信赖着它了。“可靠性”与“有用性”的关系,具体如家俱,抽象一点如“家”,都可供说明。“家”是我们用得最多的地方,而“家”首先是可靠,可依可赖。我在家里,黑灯瞎火都能摸到家俱,走进家里的每一房间,这就是“在家”的感觉,这就是“可靠性”了。
这里的问题是:这种“可靠性”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海德格尔的认为是作为“境域”(Horizont)的“世界”。显然他的思路在此作了一种跳跃。他是从用具的“因缘性”角度入思的。世上任何用具都不是孤立的,而总是“相互指引”的,总是有“因缘”的。举例说来:锤子与锤打有缘,锤打又与修固有缘,修固又与房屋有缘,房屋又是为我们人的某种存在可能性的缘故而存在的。这种看不见的“因缘联系”实际上就构成我们生活的“境域”。用具是在作为“因缘联系”的世界境域中与我们照面的。因此,我们对用具的“信赖”的依据并不在器物本身,而是在作为“境域”的世界。世界境域为事物备好了这样一种使用方面的可靠性,使我们能够信赖之,能够在与事物的交道中自由地活动。
只有在作为“有用性”之根基的“可靠性”中,也就是说,只有在世界境域中,才能发现用具的真实存在。但这种“可靠性”不是日常的目光或传统哲学的目光所能发现的。对一双鞋的实物及其使用过程的观察,是发现不了“可靠性”的。“有用性”(用途)很具体,是可“知”的;而“可靠性”却差不多是虚无缥渺的,指向一个意义境域(世界),是在一个意义境域中才能显现出来的,是不可“知”的。海德格尔认为,只有通过艺术作品,用具的“可靠性”才被启示出来,聚集在这个用具上的意义境域才被开启出来。已经脍炙人口的关于凡·高的农鞋画的经典描绘,以及另一段同样诗情洋溢的关于希腊神庙的描写文字,都是海德格尔对由艺术作品启示出来的意义境域的思想经验。
海德格尔在此形成一个十分关键的思想:不仅用具的存在要通过艺术作品才能得到体验,而且扩大而言,一般物之存在也须借助于作品才能够为我们所体验。这个断言就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了。它几乎与康德哲学一脉相承:“物本身”是不可“知”的。然而现在,在海德格尔看来,不可“知”并非不可“接近”,我们仍然可以借助于艺术作品去“接近”物本身。
为什么要借助于艺术作品 才能认识物的自持存在呢?
我们仍然必须联系到前面讲的海德格尔关于“世界境域”的思想。事物的自在存在是在世界境域中显现出来的。这个世界是显-隐二重性的发生,即“天空”与“大地”两大世界区域的“紧张的和谐”运动。艺术作品正是对世界境域的开启和确立。海德格尔说作品存在的两个基本特征是:“建立一个世界”和“制造大地”。“天空”(Himmel)与“大地”(Erde)作为两个相对的世界区域,可以说世界的两种运动方式,用海氏的话来说,也就是存在者之真理的发生方式。海氏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存在者之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真理在艺术作品中表现为“天空”与“大地”的“争执”。而艺术创作就是让作为“天地之争”的真理在“形象”(Gestalt)中“固定”下来。在作品中实现的世界境域的运动(或存在者之真理的发生),同时也正是物之自在存在的开启。
海德格尔这种对艺术和艺术作品的理解是别出心裁的,需要我们在当下艺术实践中加以体会和检验。就对物之自在存在的非主体主义理解而言,海德格尔上述思想包含着一个关键的新洞见:事物的自在存在并不是从我们的主观活动性中获得其意义的,而是从“世界”的发生运动中获得其意义的。任何一种显现都是在“天-地”两大世界区域中进行的。这两大区域的既显又隐、既对抗又共属的交互运动,乃是事物自在自持的存在的依据。
上面我们看到,海德格尔的艺术思考已经达到这样一点:“物”乃天地之间一“造化”,而“天地之争”由“作品”固定下来。所以,我们只有借助于“作品”才能够认识物的“自在存在”。但除了艺术的道路之外,海德格尔后来认为还有另外一条接近物的自在存在的道路,那就是“思想”的道路。
这种“思想”被叫做“思念之思”,也被称为“审慎之思”。它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更不是哲学和科学意义上的“表象”思维。海德格尔赋予它某种玄怪的特性。大致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思想”,一种非对象性、非客观化的“思想”。这种“思想”包含着以下两个要求:“向着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所谓“泰然任之”(Gelassenheit),简单说来就是let be,让事物如其所是地存在,让事物“安于自身”,不要总是一上来就把事物“对而象之”,急匆匆忙不迭地占有之、开发之、利用之;而所谓“虚怀敞开”(Offenheit),则是一种对神秘的敞开接纳的态度,就是要重新唤起一种对神秘的期待和敬畏的心情,要对天地人间有一种空无幽远的思绪。以我们的理解,这种解脱了主体性的“思念之思”仍然具有现象学的意义,它实质上就是现象学的“让显现”意义上的“思想”。
以这种“思念之思”,我们才可能接近自在自持的物。
我们且来看看海德格尔给出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他对一把壶的“思想”。如若从科学上来研究,壶不过是一个由泥土制成的器皿而已,其物理性质和化学成分均可得到精确测定。但海德格尔以为,科学却不逮于壶的本性。海氏为我们端出了如下思法:壶之为壶是什么呢?壶之为壶是能够容纳,但能容纳的不是壶的底和壁,而是壶的“空洞”,可见其实是“空无”构成了壶的本性。若再想下去,空洞的壶的容纳是为了倒出什么,也就是为了有所馈赠。壶馈赠饮料、水、酒。水、酒乃天地之造化,既可解渴、欢宴,又可敬神、献祭。因此,壶之本质乃是集“天、地、神、人”于一体。
物的本质是对“天、地、神、人”的聚集。我们看到,晚年海德格尔的这种思法当然是十分玄妙的、诗意的。与“作诗”一样,这种“思想”仍然可以理解为对物的“阴沉”的突破,对物的虚空幽暗之境的穿透。而且,海德格尔在这里仍旧是从世界境域发生的角度来理解物的自在存在。不过,海德格尔这时的“世界”观已有所改变,“世界”已不再是“天”、“地”两维,而是由“天、地、神、人”这样“四方”构成的整体。所谓“世界”就是天、地、神、人“四方”的游戏运动。只有从“世界游戏”运动的角度来“思想”,我们才能接近自在自持的物。
海德格尔曾经设问:是否每一种思与言都是客观化或对象化的?这里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一种非客观化的思与言是如何可能的?这是一个现象学的问题。根据现象学的原则,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可以表达为:如何接近事物的自在自持的存在?海德格尔一生尝试了多种途径来解答这个问题,旨在纠科学技术思维之偏,究问天地世界人生的本来面目。
我们如何接近事物?海德格尔为我们给出一个玄妙的答案:只有通过“诗”(艺术)和“思”(思想),而且是后主体主义的“诗”与“思”,而且是处于近邻关系中的“诗”与“思”(所谓“诗思合一”),我们才能在“世界境域”中,才能在“天”之开启与“地”之幽闭的发生运动中接近自在自持的事物。天玄地黄。万物在天地之间生成。人也在天地之间生成。历史、文化也在天地之间生成。天地“之间”是“世界”。唯在“世界”运动中才有物的自行呈现。而人群中间,唯有从事艺术的人和从事思想的人才能超越私人境域(私人世界)而进入天地之间的共同境域(世界),去接近自在自持的事物,去揭示事物的真相。
我们看到,海德格尔把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引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上,其基本宗旨是寻求以非形而上学和非主体主义的思想姿态去面对今天这个技术世界。海德格尔以现象学的方式表达了恢复事物的自在存在的努力,并且以自己的思想实践倡导了一种非客观化的思与言。这种思想当然是与旧哲学和科学思维格格不入的,但它业已在现代艺术和现代思想中产生的普遍效应却让我们相信:思想之虔诚就是一种坚韧不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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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正当防卫案件,情况比较复杂,往往涉及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审判实践中,一般要注意区分以下几个界限:
一、要把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的侵害行为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犯罪分子所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加以区别
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毕竟不同于有责任能力人的故意犯罪。对于这类案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如果防卫人确实不知道侵害人是未达到责任年龄的人或者是精神病患者因而实施了防卫行为的,应当认为是正当防卫。如果是明知的,一般不允许进行正当防卫,应尽可能采取其他方法躲避侵害;只有在迫不得己的情况下,才允许实行正当防卫。对于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不法侵害行为则不同,实行防卫是国家鼓励支持的合法权利,可以直接实行正当防卫。
二、要把正当防卫与相互斗殴加以区别
正当防卫是侵害者明显地实施不法侵害,而防卫人则明显地处于被迫防卫的地位,他所进行的防卫是正当的、合法的。互相打架斗殴、聚众械斗等行为,双方都有侵害对方的故意,双方的行为都是不法侵害行为,都不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
处理这类案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双方结束斗殴以后,一方出于报复,又重新主动侵害对方,而对方不愿再行斗殴,退避不予还手,但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确属被迫自卫反击的,不能再当作互殴案件对待。如果防卫行为没有过当,则应视为正当防卫。二是区分正当防卫与互相斗殴,不能单纯以行为人过去有无劣迹、当时是否携带凶器为划分界限,而必须以行为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条件为标准。在审判实践中,往往把一些曾因打架斗殴被拘留过或者有过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或者为了防身而非法携带管制刀具的人所实行的正当防卫,误认为是“互殴”或者“寻衅械斗”。对于这类案件,必须结合具体案情作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应当指出,任何公民包括犯过错误或者犯过罪的人,在其面临不法侵害时,同样享有正当防卫的合法权利。
三、要把作为正当防卫对象的故意实施不法侵害的行为人与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加以区别、
正当防卫要制止的是有意识的不法侵害行为,即故意的行为。对过失犯罪行为不适用正当防卫。因为它是一种无意识发生的行为,只有在危害结果实际发生以后,犯罪才能成立;过失犯罪一旦成立,危害行为也就已经结束,自然也不存在正当防卫的问题。
四、要把在实行正当防卫时,由于事实认识错误而对第三者造成损害与故意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加以区别
因事实认识错误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防卫人不具有非法伤害的故意,一般都是由于第三者的突然出现等客观原因,而使防卫人误认为是侵害者的同伙所致。对于这种因事实认识错误而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应按处理事实认识错误的原则解决。有过失的,按过失承担责任;没有过失的,就不负刑事责任。如果防卫人明知第三者(主要是指定侵害者的家属)没有参与实施不法侵害行为,出于报复或者为迫使侵害者停止侵害而故意加害于第三者的,则应按故意犯罪论处。
五、要把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与正当防卫行为加以区别
所谓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是指负有某种特定职责的人员,执行合法的命令或者进行符合本人职务责任的行为。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与正当防卫行为一样,都是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同样都不能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但是,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与正当防卫行为又不完全相同,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其主要区别:一是正当防卫是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而不是公民的一项法律义务。而履行职务的行为则不同。对于负有某种特定职务责任的人员来讲,它不仅是一项法律上的权利,而且主要是一项法律上的义务。在必须履行职务的时候,放弃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要负法律现任。二是正当防卫人必须以存在不法侵害的事实为前提;而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则不要求以不法侵害为前提。当然,有的也会面临不法侵害,所实行的武力回击行为,就是正当防卫行为,而不属于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但有的则不存在不法侵害,而是其职责的要求。如执勤哨兵发现正在服刑的罪犯逃跑而鸣枪制止罪犯逃跑,或者在鸣枪警告后罪犯继续逃跑时,哨兵将罪犯枪击致伤或者死亡,这是合法的正当职务权力,也是应尽的义务,否则就是失职。因此,负有职务责任的人员,不能借口没有不法侵害而拒不执行应当履行的职务。
六、要把所谓的“大义灭亲”行为与正当防卫行为加以区别
所谓的“大义灭亲”,是指父母兄弟等对自己亲属中的“不肖子弟”私自予以处死。某些地区把这类案件习惯统称为“大义灭亲”,有的还把它当作正当防卫处理。
“大义灭亲”与正当防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我国刑法没有“大义灭亲”的规定。对于亲属中作恶多端的人,如果他正在进行不法侵害,他的父母兄弟等亲属可以实行正当防卫。否则,任何近亲属也无权以所谓“家法”擅自将其处死,而应当向有关机关告发,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私自将“不肖子弟”处死而不具备正当防卫条件的,应按故意杀人罪论处。如果被杀的亲属确实是一贯为非作歹,经屡教不改的,或者是屡受其威胁迫害,经告发而又没有人管的,或者确有其他可以从轻、减轻情节的,处理时可以酌情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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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唯物辩证法以现实事物(以下事物指现实事物)为本体,因此,作为一种发展学说的唯物辩证法,具体而言,就是关于事物发展的学说。对于事物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外在形式和内在本质两个层面来理解。
从外在形式上看,事物的发展表现为事物自己运动自己、自己生成自己、自己扬弃自己的“自生的发展”。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对发展概念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指出:“为了理解发展的意义,我们必须分别开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潜能、能力或我所谓的‘潜在’。发展的第二个意义,就是‘自为自在’,亦即真在或‘实在’”。[5](P25)“潜在变成存在,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个变化的过程里,它仍保持为同一物。它的潜在性支配着全部过程。”[5](P27)在黑格尔看来,“发展”是指同一个东西自己否定自己的潜在的状态而把自己实现为“自为自在”的过程,亦即一开始就已存在了的东西慢慢成长、壮大,直至最后显现出来。因此,黑格尔的发展观念实际上隐含着一种“胚胎发育的隐喻”。尽管如此,黑格尔的发展观中所包含的如下原则,即发展是以“内在必然”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同一个东西的自己运动、自我生成、自我更新的原则,却是非常深刻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非常重视这种“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列宁指出:“运动和‘自己运动’(这一点要注意!自生的(独立的)、天然的、内在必然的运动),‘变化’,‘运动和生命力’,‘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运动’和‘活动’的‘冲动’(Trieb)——‘僵死存在’的对立面,——谁会相信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抽象的和abstrusen(费解的、荒谬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呢?必须揭示、理解、拯救、解脱、澄清这种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6](P117-118)
与黑格尔的发展观一样,在唯物辩证法那里,发展也是同一个东西即现实事物的自己运动、自我生成、自我更新的过程。具体地说,作为发展本体的现实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失去自己,并不是现实事物本身变成了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另外一个新东西,而是现实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仍保持为同一物”。因此,从形式上看,事物的发展表现为这样的一种矛盾:事物的发展作为旧事物转变为新事物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同时又表现为连续过程的中断,表现为一种根本性的变革。我们常说,发展是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与旧事物必然有质的不同,否则就谈不上发展;但另一方面,新事物从旧事物中转化而来,它们之间同时又具有“同一序列”关系,否则,当然也就无所谓发展。总之,从外在的表现形式上看,事物的发展表现为事物的存在状态的自我改变,即事物的自我生成、自我更新、自我扬弃、自我超越,亦即事物“自生的发展”。
从内在本质上看,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发展的学说,是与人的目的性追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唯物辩证法那里,发展不是一个中性词,发展与进步一样均具有价值的内涵。当我们说事物“发展”的时候,意味着它趋向一个更“好”的目标或趋向更“高”的形式。换言之,事物的发展不是一个没有方向的运动变化过程,而是如列宁所说的是一种“上升”运动、“前进”运动,这种客观运动过程与人类的进步事业,与先进的人们、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实践活动及其追求是一致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的“自觉的目的性”。马克思曾指出人的劳动的特点就在于,在劳动中原因(目的)和结果(实现了的目的)是同一个东西。他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7](P202)恩格斯也曾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人都是“追求某种目的的人”。[8](P247)社会历史领域内的有理想、有目的追求的人总是不满足于自己的现实,总是要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把既有的现实变成自己所要求的理想性现实。质言之,事物的“发展”就是事物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生成。而事物的合目的性生成作为人的目的的实现,也就是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例如,当人们通过植树、种草等实践活动使自己周围的环境朝着人们预期的目的改变的时候,人们可以说环境改善了、发展了;而环境的改善、发展,同时也就意味着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的现实生活质量的改善与提升。也就是说,环境的发展也就意味着以环境为对象、与环境处于一体化状态中的人本身的发展。总之,在唯物辩证法那里,事物的发展作为事物的一种自我否定、自我生成的运动,是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而事物的这种“前进运动”的前进方向正是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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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开裂已成为影响工程结构使用寿命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混凝土桥梁结构上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裂缝,形成的原因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其危害性也会有显着的差异。为此,本文首先概述了裂缝的种类和成因,而后从设计和施工两个方面论述了怎样防治混凝土桥梁的施工裂缝。
2.2.1钢筋绑扎:绑扎钢筋之前,首先应进行彻底的除锈上作以确保使用的钢筋质量。钢筋在加上场集,加上成型后运至现场进行安装,安装时严格把握钢筋的间距。钢筋规格、型号、数量、间距、几何尺寸、接头位置及质量等均应符合设计图纸和施工规范的要求,并严格做好原材料和接头试验。钢筋层间距对混凝土构件的受力性能影响显着,但钢筋保护层厚度不够却严重影响桥梁的使用寿命,尤其是在复杂恶劣的腐蚀环境下,因此,在钢筋层间应留有足够的间距,钢筋外层与模板间应设置具备一定厚度的混凝土垫块。
2.2.2混凝土的浇筑:浇筑之前首先要对模板及支架、钢筋及其保护层厚度、预理件、预留孔洞等进行检查,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浇筑。混凝土的拌和运输等必须满足连续浇筑要求。浇筑还要防止钢筋、模板、定位筋、垫块及预理管适的移动和变形。大体积混凝土浇筑还要满足分层浇筑、分层振捣的要求,并应采取一定的散热措施,有效降低混凝土内外的温差,从而减少温度裂缝的产生。振捣要密实,确保混凝土能填充到各个角落,同时也要避免过振引起塑性裂缝和干缩裂缝。
2.2.3混凝土的养护:混凝土终凝后应及时采用覆盖、洒水、喷雾或薄膜保湿等措施进行养护,避免急剧干燥、温度急剧变化、振动以及外力干扰等。对于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或矿渣硅酸盐水泥拌制的混凝土,养护时间不得少于7天,对于有抗渗要求或设计有明确要求的混凝土,养护时间不得少于14 天。冬季施工,不得向裸露部位的混凝土直接浇水养护,应用塑料薄膜或其他保温材料进行保温、保湿养护。
2.2.4模板的安装与拆除:针对具体工程,应对模板及其支架的承载能力、刚度和稳定性进行校核,不能盲目依照经验和类似工程照搬使用。支架(脚手架或其他火具)应牢固可靠,施工前必须对支架进行预压,以消除支架非弹性形变和测出弹性形变值以便立模预留预拱度。安装模板时应确保构造紧密、不漏浆、不渗水,形状规则,能保证混凝上的均匀性。模板及其支架的拆除顺序应按施工技术方案执行,未达到混凝土预定强度要求不得拆除。
2.2.5其他措施:桥梁结构设计中考虑了施工顺序对内力的影响,施工中应严格按照制定的方案进行,不得随意更改施工顺序,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附加应力导致结构开裂。施工技术方案中,应做好入模混凝土的温度控制、浇筑后混凝土温度控制、养护及拆除模板后的养护等措施,施工前做好施工技术交底,落实各项施工任务,分配专人进行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督。
在桥梁施工过程中,只要严格控制好材料质量、施工工艺、以及现场的施工管理,根据现场条件,材料特点,气温等多种因素,采取合理的措施,就能有效地控制裂缝的产生,确保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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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马寅初所处的短缺经济时代主要面对的是福利性资源供给短缺型、供给约束型的人口问题;那么进入21世纪,在低生育水平相对稳定之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将主要是权利约束型、结构失衡型的新人口问题。
今天,我们追思和学习马寅初先生,归根结底,是要学习他的精神和气节、立场和观点、思想和方法。
从人口问题本身以及我们的认识相互结合的演变来划分,我们可以区分出马寅初时代(建国到1970年初)、过渡时代(70~80年代)和后马寅初时代(90年代以后)。
马寅初时代主要面对的是人口增长过快问题。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62~1970年,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
过渡时代初期,即1971年至1980年,是人口快速控制阶段,因实施“晚、稀、少”人口控制政策,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分别由1971年的30.7%和23.4‰下降到1980年的18.2‰和11.9‰。应该说,这一成就的取得与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指示有关。此后的十年间,一方面,我们还受到人口过快增长的困扰,另一方面结构性人口问题开始积累。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已经发现,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失调的征兆,之后逐渐演变为一个普遍:持续、严重失调的社会人口问题。在1982年第一次世界老龄大会的影响下,国内一些先锋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
到了后马寅初时代,结构性问题开始明显凸显。1991年人口出生率为19.7‰,2008年降至12.1‰,下降了7.6个千分点,并一直稳定在低水平上。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10‰以下,从2000年开始,年净增人口低于1000万,中国人口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后马寅初时代与马寅初先生所处时代的经济背景、人口状况、社会转型等诸多方面截然不同。就人口而言,后马寅初时代的核心问题是“人口结构性失衡问题”,包括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发展风险的增加等。
面对当今复杂的人口形势,马寅初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事实证明,马寅初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面对后马寅初时代复杂的人口形势,马老如果还健在的话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我们要建立起对生命的信仰和对权利的尊重,这将有利于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自然平衡。以人为本的计划生育就是要降低和控制非意愿的怀孕、生育和非意愿的不孕不育,以及非理性的怀孕和生育,从公民满意的地方做起,从公民不满意的地方改起。
马寅初为什么不赞成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母体里已经形成,有生命权。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如果允许人工流产,年轻夫妇就会将希望寄托在人工流产上,不去避孕。尤其是男子,对避孕不负责,对妇女不公平。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造成很大浪费。因此他主张避孕、推迟婚龄和超生征税。
事实表明,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发生了重大演变。随着低生育水平的实现和稳定,人口爆炸的风险已经大大缓解,但伴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新人口问题却接踵而至。在以“一胎化”为主导的生育政策引领下,在急剧的社会转型的推动下,我们要看到人口转变的同时,我国的人口问题也在转型,简单说就是从增长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人口问题,从自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性人口问题。到了后马寅初时代,我们需要面对人口发展的代价和风险问题,很多是直接或者间接与政策有关的。
显然,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寅初的科学态度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又不能固守他半个世纪前的观点,毕竟时代不同了,计划生育的理由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马老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福利供给型的短缺经济对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压力非常敏感,人口增长的分母效应、消费效应非常强烈。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口问题不是简单的“增长型人口陷阱”,而是“制度型人口陷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变迁逐渐使中国走出了“低水平均衡的制度型人口陷阱”,有目共睹。因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达成这样的价值取向:就是要以马寅初的精神和方法来研究后马寅初时代的新人口问题。
如果说马寅初所处的短缺经济时代主要面对的是福利性资源供给短缺型、供给约束型的人口问题;那么进入21世纪,在低生育水平相对稳定之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将主要是权利约束型、结构失衡型的新人口问题。
马寅初先生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民、对育龄妇女的关怀,也就是说,“尊重权利”是《新人口论》非常重要的元素。譬如,他明确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虽然对妇女健康落墨不多,但态度明确和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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