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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已经开始融合在一起,文化传承对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地域文化传承地土特产市场发展的关系,这对于区域经济尤其是土特产市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地域文化 土特产 市场 包装设计
地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以显著的地域烙印与独特的文化特征,时刻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等方面,为各个地域全面发展提供着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成为推动地域经济发展与增强地域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地域文化具备地域性、丰富性、稳定性三个基本特征。从本质上来讲,不管是哪种文化都有其地域性的特点。地域文化的地域性突出表现在空间上占有一定的地域单元,具有其自身的所属领域和范围。地域的文化特征是其自身独有的或者是独创的,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独特性并且与其他地域文化特征有着比较大的区别。地域文化的地域性是人们在该地域生产、生活、劳作,以及社会历史环境的演变中不断积累而成的。不管是历史古迹、地方文化传说,还是当地风俗、思维习惯、道德传统和价值观等,无一不渗透着浓烈的地域文化色彩。
地域文化的丰富性体现在不同地域文化多具有的多样性、层次性和整体性上,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可以使不同地域的人们在交往中相互吸收,同时借鉴对方文化中有益的经验,摒弃落后文化,并且加以结合,既有自身的特点,又不完全受限于自身,更好地解决当地文化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地域文化的层次性可以使地域文化按照不同的等级形成多种地域文化系统,按照等级层次由高到低进行细分,地域文化的种类由少到多,层次分的越细,地域文化的特征越具体。地域文化整体性是地域文化的丰富性的另一种表现,许多当地的地域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多种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影响着当地社会整体的发展。地域文化作为一个具有地域特征的文化单元,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地域文化产生和发展过程是很漫长的,不断受着传统的影响、制约和沉淀,却又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发展变化。无论你走向何方、身处何地,一见到古城小镇、舞龙耍狮、张灯结彩,就会想到中国文化,就有归属感。这是社会发展不断演变而成的、群众认同的文化上的稳定性。
以南充为例,南充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建城已有2200年,是四川省八大中心城市之一,它位于川东北部嘉陵江中游,是古老嘉陵江畔的明珠,闻名遐迩的丝绸之乡,南充既是“三国文化”的源头和发源地,又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充有着独特的民俗文化、名人文化、宗教文化、饮食文化等,这些当地的传统文化不断丰富扩展,又相互交叉和渗透,形成一个独特的地域文化系统,并且在不断的丰富和扩展地域文化的内容。
部分不法商贩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忽视产品质量,甚至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非法加工。例如:南充阆中的张飞牛肉作为南充的一张名片,但是有些不法商家将死牛肉、病牛肉作为原材料,利用熏黑再加上其他不符合食标的添加剂制作成成品牛肉销往市场。目前在南充市从事土特产生产、加工的大小企业有100多家,却只有少数土特产生产企业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获得了食品工业生产许可证,再加上进入市场的门槛要求不是很高,很多参差不齐的企业涌入这个市场,最后导致当地土特产品档次混乱,大打价格战,行业利润不断降低,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南充当地的土特产资源比较丰富,其主要品种有:阆中张飞牛肉、西充黄心苕、河舒豆腐、保宁压酒、营山黑山羊、仪陇大山香米、阆中川明参、仪陇胭脂萝卜、仪陇酱瓜、南充冬菜、保宁醋、川北凉粉、营山板鸭、南充松花蛋、南充脐橙等30余品类,一百多个品种。但由于加工技术水平不够,再加上缺少新技术支持,因此,土特产大多都是直接以“真面目”示人。
南充本地很大一部分土特产品,还没有形成响当当的品牌。这些产品,像阆中张飞牛肉、川北凉粉等等,虽然在当地知名度较高,但大都使用当地的名称作为自己的产品名称,非常缺乏自身的特色。这就无疑影响了南充土特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地位和表现。
南充本地生产加工土特产的企业都是一些中小型企业,这此企业缺乏市场运作能力。南充目前的土特产市场销售主要是以分散销售,这种销售模式效率较低。如果生产分散,销售分散,渠道分散,这将不利于品牌的运作,不利于价格的管理,更不利于资源的集中利用。
南充土特产的种类比较多,但土特产包装设计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如:没有包装新意,包装过于简单,没又档次;视觉设计没有规律,地域文化表现性弱;过度包装等。如南充的脐橙包装设计,简单的绿色调、简单的脐橙、几片树叶杂乱堆砌,不看上面的文字说明,根木看不出来是哪里生产的水果。市面上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土特产包装几乎没有地域特色,让消费者感受不到当地的地域文化内涵。
当地土特产市场的发展需要当地地域文化作为动力,既要具备土特产自身的商品效应,又要通过土特产将当地地域文化传承下去,因此,在土特产品外披上地域文化这件外衣对当地土特产市场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收集土特产的自身或当地的相关资料,从当地的地域文化中提取可以进行表现的元素,比如说民风习俗、古老传说、名胜古迹等。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土特产包装设计时,要深入理解当地的地域文化内涵。仔细斟酌选择出几个符合土特产品的文化元素。依据这些所获元素,确定设计思路,设计出既能体现土特产地域特色,又有地域风情的土特产包装。
地域文化是一种浓缩的文化,是反映一个地域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地方的土特产大多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民族文化气息浓郁。如果在包装设计方面能恰当地运用这些地域文化元素,不但可以突显土特产的特色,还可以体现出包装的文化价值。
地域传统文化丰富多样,土特产包装的设计可以从中选取各种各样的文化素材。比如,中国的传统元素一般分为“形”“意”“神”三个方面:“形”是指形状、结构、色彩;“意”指这些形状、结构、色彩所代表的寓意,“神”是指当地文化的内涵。将地域传统文化元素巧妙融入土特产包装设计中,不仅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同时可以引起消费者情感上的共鸣。
对当地土特产进行设计时要将情感融入到设计中去。不同地域的土特产包装设计都有其不同的情感。在设计土特产包装时,通过对标题、结构、色彩、肌理等的设计,将情感融入到土特产包装设计中,让消费者产生向往的情感。以民风习俗、历史名人、神话传说为切入点,以故事的形式融入土特产的包装设计中,不但会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同时还可以强化地域文化的表现性。让消费者一看到土特产时就会想起其中的传说,从而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另外,不同的商品有着不同的形态与特征。如在阆中张飞牛肉包装的造型上,可以借鉴张飞的画像、脸谱等,它们会让消费者联想到三国时代的张飞如何大快朵颐的情形。这样既起到了传承地域文化符号的作用,也能引起消费者的怀古之情。
利用现代设计手段,演绎土特产包装,并不是简单的将传统元素进行组合,而是给这些元素添加新的意义,把它变的时尚而又不失当地传统文化特性。人们都会喜欢一些有创意的设计,将传统进行创新,土特产包装设计才会有新的生命力。有些当地土特产品包装,工艺简单,没有新意,产品质量较低。因此,在土特产品的包装上应改革创新工艺、引进现代技术,使土特产品重焕光芒,向高档次发展。
总之,如果能充分的挖掘地域文化的内涵并能够进行系统的分类和更深层次的分析,再将其拓展开来应用到当地的土特产品市场上,将地域文化和土特产市场融为一体,就可以促使土特产市场不断扩大,乃至走向国际化。
[1]夏志芳.地域文化课程开发[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2]王敏,闰如山.景德镇陶瓷包装的地域性和品牌化探[J].包装世界,2010.
[3]陈琛.地域性文化与旅游纪念品设计及包装策略探讨[J].包装工程,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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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一种趋势,即由强调整体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向更强调个体和物质利益的文化过渡。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社会和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社会和谐
文化传承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行为意识和社会制度路径选择具有巨大影响,而文明进步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说,社会系统演化是文化与文明两股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文化基于历史传承,文明基于科学进步,两者虽相互影响,却遵循着各自的规律。当文化传承与文明进步的张力保持一致时,两者会形成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和谐状态;
当文明进步与文化传承发生离变并达到一定临界点时,文明基于自身的进步规律会与文化产生摩擦。这时,制度创新成为协调文化与文明关系的内生性要求,并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引起文化的强制性变迁,以适应文明进步的价值观与制度范式要求;二是文化对文明形成掣肘,使人们的行为保持在与文化传承相适应的价值范式与制度范式之中。一种良性互动的结果是: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制度创新形成新的发展合力。
改革开放是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计划经济体制与工业文明所必需的个体创新性不相适应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集文化变迁和文明进步于一体的经济社会体制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信奉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对自然的依存,注重人与自然的整体协调关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并不局限于人的共同体内部,而是包容了天、人、道(客观规律)之间的根本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保持的多子分承的家庭财产分配制度、祠堂族田以及一些赈济与借贷性质双兼的仓、会经济制度,是与这种文化价值观相一致的制度安排。由于天人合一思想包含的整体和谐理念对于民族行为意识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发展显著背离整体和谐的发展路径时,就会出现激烈的社会变迁现象。均富、和谐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意志与社会选择倾向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近代中国革命胜利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
文化缺陷往往伴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暴露出来,并成为文明进步的束缚。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个体与整体相互调适,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对个人价值、自主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忽视,并导致个体盲从于整体与传统,滋长了守旧意识与等级制度观念,淹没了个体主动性的发挥。现代工业文明需要人们具有独立自主意识、创新意识,需要个体充分发挥主动性,需要人们独立决策、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而这些恰是受到传统文化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的。
因此,从这样的角度观察,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计划经济体制与工业文明所必需的个体创新性不相适应,以至于严重束缚了中国现代文明进步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集文化变迁和文明进步于一体的经济社会体制创新。实行改革开放,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文化价值观与文明进步的要求相适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必然时期。
可见,正是文化传承与文明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显然,这场制度创新,以彰显个体主体价值观为文化特征,以追求市场竞争主体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以经济文明进步为社会发展向度,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一种趋势,即由强调整体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向更强调个体和物质利益的文化过渡。
个体私营经济的独立自主意识与产权边界意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规则与自由流动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人的个体性、自主性得到了极大开发,个体主体价值观在这种经济制度创新中逐渐显性化,并对工业化、现代化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对个体主体性缺失的传统文化缺陷也具有显著的矫正意义。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我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值得反思的不和谐现象,其中分配不公与生态环境过度受损是两个典型的不和谐问题。这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个体主义价值观膨胀是密切相关的。
一些主体利用其占优的资源配置权,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资源配置,使得利益天平向自己一边倾斜。当这种倾斜达到一定程度(基尼系数、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是显示这种倾斜程度的指标),便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
正如在天人合一的文化意识下个体性往往容易被磨灭一样,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现象发展得过分突出,不仅会背离传统和谐文化的价值基础,而且同样会束缚社会效率与现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现象,正在成为文明进步本身发展的障碍。这表明,如果个体主义放弃整体和谐是个体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一长期约束因子,就会表现出对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危害性。
因而,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价值理念创新――构建个体与社会整体协同的和谐文化价值体系――已经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可见,放弃整体性前提的过度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必然要向将个体置于整体发展之中的和谐价值观发展过渡,否则任何个体最终都难以获得长久的幸福生活,任何文明进步都将因社会矛盾加剧而停止。拉美现象在本质上就是由过度个体主义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制度安排下的贫富差距扩大而引起的。这也就是新世纪初期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
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激发个体积极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个体价值观为基础的,这种个体价值观的凸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明进步的要求。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充分发达并暴露出大量缺陷之后的制度创新不同,中国是在一直缺乏个体主义价值观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因此,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创新必将随之而来。
由此可见,文明进步本身存在的“创新性毁灭”不仅存在于文明自身即新文明对旧文明的“毁灭”,而且也激荡着文化的演化,带来文化观念的革新。在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创新过程中,个体价值观的发扬确实对工业化和现代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过度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对文明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并且已开始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产生危害。纠正过度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个体发展置于整体和谐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前提之下,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价值观条件。
这是一种和谐价值观的回归,但并非向历史上缺乏个体主体性的社会状态与文化价值观回归。这是一种经过了市场经济与个体主体价值观洗礼的和谐文化回归,是一种获得了市场经济的个体动力又指向整体利益协调的和谐文化回归。建立这样一种基于“个体―整体”统一性的和谐社会价值理念与制度架构,实现现代文明进步中的文化糅合与制度创新,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又一个必然时期,即和谐社会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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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课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担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古代汉语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承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传统文化传承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教材中含有大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有益营养,古代汉语教学活动和教学过程也存在大量的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良好机会。作为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个优势,想方设法,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提升学生人生境界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浅谈古代汉语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承
古代汉语作为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历史学、中文秘书学、教育学、哲学等许多文科专业都需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它在承担起培养学生古书阅读能力的同时,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教学自然应当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肩负起育人的职责。
(1)促进华夏文明生生不息。
古代汉语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同寻常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从事古代文化典籍研究的人已日渐减少;另一方面古文化距离我们又比较遥远,古代文献资料又是用文言写成的,这种语言对现代人来说已日渐陌生,这更增加了文化传承的难度。古代汉语是学习、传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所在,要使文明延续,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掌握古代汉语文言这把开门的“钥匙”,才能让我们领略无限风光,在阅读、思考、传承和创新中继承文明,使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家园。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文化是针对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遗产,是迄今为至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增长的人文精神的总和。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伟大的高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传承文化时,对那些缔造过我们民族精神,价值趋向的核心思想必须继承下来,它是我们精神的家园。
(3)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培养学生作为一名合格社会公民,主要应解决做“人”的问题。古代汉语教学,要在着眼字、词、句教学的同时,更注重领会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人文情怀,在堂堂“君子之文”中,重德修能,体味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时代发展到今天,多元文明渗透到许多领域,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不同程度的冲击。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文明的成果,我们寄希望于有识之士的倡导,寄希望于普通民众的热爱,更寄希望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的更上层楼,因为它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其他专业无可比拟的优势。
(4)发挥传承文化的载体作用。
古代汉语课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担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掌握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养,坚定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的凝聚力。倾注了无数先哲心血的这笔财富是由文言文这种语言形式写成的,要了解这些文化,必须具备阅读经典作品的能力。
(5)发挥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鉴别作用。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深邃厚重。漫长的岁月里,祖先为我们留下了璀璨夺目的文化典籍,这些遗产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服饰、礼仪、典章制度等诸多领域,它们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而这一切都是以古汉语文言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继承和研究它,要去粗取精,为今天服务,就必须扫除语言文字障碍。这就必须熟悉古汉语的语词、语言、语法构造,以做到游刃有余。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着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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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六次全体会议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做了深刻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见文化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性任务并提上日程。同时也说明当前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还不能满足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满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加强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与全球化相串叉的新局面,多元化的社会思潮给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利益主体也多元化。同时各种外来的文化和观念杂乱纷呈,涌入人们的生活和冲击人们的思想,人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而社会分配相对不公正现象也在各行各业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其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错综复杂化。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名,打着经济合作的旗帜,暗地里推行"思想全球化""和平演变"政策。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从十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与西方国家长期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密切关系。"[2]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铺天盖地的冲击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意欲统治我们的思想,霸占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控制我们的民族,成为他们的奴隶。"他们始终把意识形态作为颠覆和控制别国、实现自身战略意图的重要工具,凭借经济、科技等优势推行文化霸权,加大文化输出和思想价值观念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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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大众传播的三种基本功能,并分析了其可能存在的负功能。这三种功能是:监视环境,协调环境以及文化传承。
文化也和其他的物质一样,具有向四周扩散的特性。只有被传播的文化才能称为有生命的文化,这是由文化的社会性决定的。根据文化传播的理论,文化的传播必须有载体。而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了文化传播最重要、最高效的载体,能够较为完整的承担文化的主要功能。
新词语以其快速反映社会现实变化的特性,适合了大众传媒及时传递社会信息和反映时代特色的需求,从而成为传媒广为选用的语言成分。传媒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大力推广了其语言载体的重要构成部分——新词语,使新词语的流传得以加速,变化发展的进程也随之缩短。因此,新词语从诞生到流行折射出了大众传播文化传承功能的得与失。
其积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众媒介强有力的渗透与覆盖,尤其是电视和网络的发展,让语言的创造越来越快。在上述例子中,一个新词的产生与传播几乎是同时的,较之以前的口耳传播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快速地满足了受众情感表达的需求。
其次,新词的形象与便利性特点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语言生活,使语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受众在表达情感时,可以选择简单而形象的词汇。比如上文中的“囧”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网友从这个词的构造出发,赋予了这个词新鲜的含义,随之受到年轻前卫的网民们的追捧。这些为数众多的网民们不仅活跃在网络上,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这样一来,网络语言就可以很轻易地迁移到现实生活中,网络语言与现实生活几乎是“零距离”贴近。所以,不多时“囧”便风行于现实生活,并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再次,正是有了大众传播,人们才可以更多地接触到其它的文化,从中吸取精华,改进并完善自己的文化。比如一些由外文音译来得词汇,晒客(share)指在网上分享信息的人,踹客(try)专指为一些商家试用产品的人,粉丝(fans)即崇拜偶像的群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007年的年度新词呈现出这些特点:一是多字词语占优势,其中三字词语36.61%,四字词语28.35%;二是大量使用词语模类推构词,词族化表现明显,运用较多的类后缀有“族”、“客”、“奴”、“友”、“门”、“吧”、“日”等;三是名词性词语最多,占91.33%;四是构成材料以汉字为主,兼有别样,254个新词语中有13个字母词;五是新词语来源于多个渠道,分布在不同领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生活、文化、科技和经济领域产生的新词语较多,占67.32%。
从以上第四和第五特点可以看到,新词汇覆盖的领域和表现的形式已不局限在本土,大众传播作为文化的载体正以无与伦比的力量将人类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极大加快,产生的碰撞也会愈加强烈。
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大众传播媒介的负面功能,在语言的传播上其所表现出来的失误值得我们去分析改正。
首先,信息传播中有的信息携带着错误的符号,当这些错误符号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影响受众的行为,使受众的行为标准发生偏离,做出错误的行为。因为网络追求实效快捷,拼音输入法的使用使错别字的流行不可避免,诸如“斑竹(版主)”、“瘟都死(windows)”、“酱紫(这样子)”等等,在某种程度上,网络书写助长了这种错误之风,然后因为某些错词流行面的广泛,就逐步发展为新词汇。
这些因网络产生的大众文化,以快餐的形式占据了人们的视野,而传统的经典的词汇受众却无暇顾及或者说在逐渐忘却。特别是针对这一代伴随着网络长大的受众,他们对于经典的认识恐怕将大打折扣。
其次,细观新词语,我们发现,大量的词汇来自网络。而最新调查报道,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可以算是大众的精英阶层,但是相较于近10亿其他民众,比重不大。这样问题就来了,由2.53亿网民认可的新词,10亿民众买账吗?不可否认,自从有了网络,各种流行文化以及政策方针能够及时传递到文化精英的视野之中,多少影响到文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但是如何对待当下流行的文化现象,除了在媒介中传播外,绝大部分新词在生活中人们同样普遍使用吗?
小编认为,新词语的定型需要传媒的检验,更需要普通大众的检验,毕竟传媒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观点。在现今的中国,网络的普及远不及发达国家,所以这些因为时尚或者新鲜而流行的词汇要想立足,还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因为,大众传媒在文化传承方面有导向功能,而没有决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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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作为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历史学、中文秘书学、教育学、哲学等许多文科专业都需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它在承担起培养学生古书阅读能力的同时,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教学自然应当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肩负起育人的职责。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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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主义思潮所关注的是族裔少数群体自身权利的实现,它的内容主要是对差异族群文化的承认与尊重,逻辑起点在于不同族群间事实存在的文化差异,而多元文化教育思想则是在该思潮的影响之下催生的教育理念。该思潮为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关照与启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多元文化下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音乐呈现出了多元发展的态势。音乐的发展超越了国界,民族音乐文化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做好传承和发扬显得尤为重要。我国要不断研究民族音乐的发展趋势,结合多元文化的发展背景,吸收外来的音乐文化,不断丰富自身音乐的民族精神。民族音乐只有不断地进行开拓创新,才能够在世界舞台中展示魅力,更好地传承发扬下去。
全球化的发展让国家之间的交流愈加频繁,民族音乐文化也迎来了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势。让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中做好传承和发扬工作,有助于提升民族的凝聚力,展示民族的音乐文化。所以要做好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扬工作,吸收外来音乐中的优秀精华,提升自身民族音乐的魅力,让民族音乐更好地传承下去。
(一)承担着民族音乐传承的主渠道功能
多元文化传递具有高度概括的特点,这也促进了民族音乐传承的稳定性。多元文化音乐主张保持民族音乐文化的元素,因此成为了民族音乐传承的主渠道。多元文化主张传递、整理多种音乐文化,依据受教育者的心理接受情况和社会对于音乐文化的需要制定合理的传承方式,这让民族音乐找到了传承的方法。
(二)促进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
音乐只有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改进,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民族音乐在发展中也要不断地进行新音乐文化的引进工作,拓展民族音乐的范围,增强民族音乐的时代性。多元文化音乐将不同民族的音乐进行融合,形成了稳定的认知和理解方式,为民族音乐提供了发展和创新的机遇。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我国音乐受教育者可以领略到全球音乐文化的水平,将自身的民族音乐进行对比和融合,可以帮助提升本民族的音乐吸收外来音乐的有效性。受教育者不断地进行外来音乐的融合,可以依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创作出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音乐作品,这也是现代音乐传承的重要依据。
(三)提高民族音乐文化的凝聚力
民族音乐体现着民族凝聚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音乐文化的传承。民族音乐文化要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相适应,给社会营造一种温馨和谐有竞争力的环境。在民族音乐的传承中,要认真审核民族音乐的文化价值观念,找到民族音乐和其他音乐的差别和差距,增强对民族音乐的认同感。受教育者要正确引导音乐发展的趋势,做好民族音乐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传承工作,创作出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优秀民族音乐,从而提高社会对于民族音乐的认同感,增强国家的凝聚力。
(一)认识到挑战和机遇并存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进行民族音乐的传承,要认识到挑战和机遇并存、衰退和复兴共生。这既是民族音乐发展中的逻辑,也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现实发展情况。民族音乐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很多人认为这种共性会导致民族音乐和现代音乐存在冲突。其实不然,本土的传统的民族音乐和外来的现代的音乐可以兼容。在世界音乐发展中,每一种民族的音乐都是文化传播的途径,都可以实现共生共存。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音乐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主动地吸取外来优秀的音乐文化,这样可以提高民族文化的适应性,在多元化的背景下进行调整,更好地适应国际的音乐文化发展。多元文化强调不同的音乐文化共存和音乐平等理念,这让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传承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全球范围中的音乐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民族音乐在全球化音乐浪潮中势必会受到影响和冲击。信息技术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民族音乐文化的转变,让不同形态的民族音乐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很多民族音乐面临着多种现代音乐的影响和冲击。少数族裔群体的民族音乐更是处于文化发展的弱势地位。我国的民族音乐内容多、形式多样,因为各个民族的音乐传承和发扬的形势不同,所以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很多地区的民族音乐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多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传统的音乐文化传承方法受到了限制,城市化的转型让很多的民族音乐文化没有了发展的根基。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被多元文化和商业价值异化或者是同化,改变了传统的精神内涵。
因此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我国的民族音乐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状态,衰退和繁荣共生,为了避免出现传统民族文化传承的断裂,要大力倡导民族文化的独立性、稳定性和民族性,推进民族音乐的传承工作,更好地适应多元文化的发展机遇。
(二)注重个性张扬和意义重构
民族音乐在传承过程中,要注重个性张扬和意义重构。个性张扬能够体现我国民族音乐的特点,让民族音乐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得到更好的发挥。西方理性音乐家认为,音乐是一种科学,可以通过定量研究、定性分析等科学方法进行验证和检测,这是唯物主义的思想。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音乐具有很强的科学标准,并注重表演者和演唱者的情感表达和真情流露。民族音乐中存在很多的非均分律动,这就是个性鲜明的表达方式。西方的音乐学家使用科学时间观评估我国音乐的非均分律动观念就无法解释。所以本民族的音乐在进行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要综合考察多元文化的观点,减少西方理性主义的影响,做好本民族个性音乐的传承工作。
民族音乐的重构是理解本民族音乐的重要方式,若是只在结构层面和音响方面对音乐进行理解,就会发现民族失去了精神的内涵。所以要注重民族音乐的重构,不能仅仅将民族音乐作为一种音响,而是要将音乐作为重要的传承方式。多元化音乐非常注重音乐的平等性和认同感,认为所有的音乐都有存在的重要价值,这也是民族音乐在多元化趋势下发展的途径。民族音乐具有民族发展的特殊意义,代表着独特的民族文化,所以要做好民族音乐的传承工作。将民族音乐建立在自身文化发展的根基中,将演奏技法和音响形式赋予音乐传承之中,这样可以体现“民族的音乐表现了民族”的文化含义。
(三)进行多元化音乐教育
在多元文化音乐传承中,民族文化的传承显得非常紧迫。要认识到多元文化提供了民族音乐传承的方法,让民族音乐的范围更加宽广。很多学者认为多元文化教育要严谨地进行,防止对我国民族的音乐产生重大的冲击,但是事实却是只有让音乐的受教育者掌握多元文化的意义,才可能最快速地做好本民族音乐的传承工作、将民族的音乐进行发扬,最大限度地改进民族音乐发展的趋势。民族音乐体现了音乐的经验、传统、技能,这些都要和多元文化音乐进行融合,共同研发最新的民族音乐传播形式,做好本民族音乐的教育工作。
在进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过程中,要将多元音乐和本民族的音乐进行区分,找到这二者之间的差别,认识到本民族音乐的重要存在依据。不能排斥多元文化的音乐,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到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引入多元音乐的发展精华,拓展我国民族音乐的艺术传承形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音乐因为受重视程度不够,所以在传承中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因此要让受教育者加强对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力度,找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关键点,进行针对性的突破,使用先进的技术方法进行民族音乐的传承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持我国民族音乐的独立性和稳定性。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多元文化对于民族音乐的传承工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本民族的音乐受教育者要认真地探究民族音乐在多元文化中发展的趋势,积极地进行多元文化的学习,引进外来的优秀音乐文化,增强自身民族音乐的社会认同感,从而更好地传承本民族的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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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时期,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必将对大学生的道德产生影响。大学生如何在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更好促进自身的道德社会化是个时代课题,但目前国内外较少系统地把大学生道德与大学生社会化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在实践上各高校还没有充分将教育、引导、规范大学生的道德社会化问题纳入大学生培养体系,对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研究基础较为薄弱,实践经验不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文化心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道德社会化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学校、家庭、同辈群体等各方面的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社会化具有特殊性,少数民族文化中包含了道德的诸多内容,特别是少数民族的风俗、宗教文化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道德选择具有极强的引导作用,因此,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心理的特征,并从文化心理角度出发达到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现有道德体系的认同的目的,最终实现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社会化。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它是处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社会化就是人通过学习和实践,将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内化,形成相应的德性的过程。其实质就是个体从“生物人”发展成为掌握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或参与道德生活实践的“道德人”的过程。文化是人类作用于自然和社会的所有成就的总和。[2]心理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够自发在人脑中产生的对外界事物的一种认知反馈。社会化过程在中国文化心理中就是“做人”的过程。[1]
道德社会化的目标是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观念。由于个体的道德成长是社会化的过程,就人作为一个自然体来说,文化是他们的一个参照系;要成为一个道德人,道德文化是他基本的参照系。
道德是蕴含在文化之中,通过文化心理的外化作用实现的。从人的心理、意识、思想的内在联系入手,可以发现人的心理、意识、思想具有相通性。其中,心理是基础,在心理基础之上发展为意识,在意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思维上升为思想。[3]
道德的本质就是一种社会意识,意识是心理的高级形式,是在心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意识的发展是受心理的影响和制约的。可见,道德的发展受文化心理的影响和制约的。
个体的道德社会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个体从出生到道德规范、观念和善恶标准的基本确立是个体道德社会化最重要的时期。道德的获得存在着无意识和强迫性两种习得方式这两种习得方式是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即习惯与反思性。[4]这两种认识方式都可以从文化心理角度出发进行解释,少数民族的宗教心理就是一种反思性的道德认识方式,而少数民族的文化中的风俗习惯造就的文化心理是一种习惯性的道德认识方式。
其一,少数民族的宗教心理与道德观念的形成密切相关。由于历史、社会的原因经济条件落后,宗教在道德中的权威性突出。徐复观认为“原始宗教,常常由对天灾人祸的恐怖情绪而来的原始性地对神秘力量的皈依”[1]少数民族先民认为宗教能够解释生活中的困惑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少数民族往往把道德义务看做是神灵的力量,有时候甚至把个人内心深处的自我谴责看做是外部力量的惩戒。道德上的“他律”强于道德上的“自律”。[5]
我国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地信奉宗教,而且所信奉的宗教种类复杂、教徒众多。宗教与民族的历史文化、道德伦理规范和生活习惯的关系尤为密切相关。西北的十几个少数民族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藏族的藏传佛教、云南地区的上部座佛教,这些宗教文化中关于道德规范的要求通过传说和史诗口耳相传,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种宗教心理传承下来。
各少数民族在宗教仪式和宗教祭奠中营造出的一种宗教氛围,他们对宗教教义的认同增强。维吾尔族作为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继承了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各得其所”的主张,纳西族信仰的善神和恶神,认为效法善神给人带来好处的人的行为就是善行,效法恶神给人带来坏处的人的行为就是恶行。这样一种宗教文化内化为少数民族的心理意识最后导致少数民族对宗教教义的遵守。
其二,文化心理具有塑型的功能,文化心理的塑型功能主要说来就是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文化心理对大学生道德的塑造、规范作用。文化中包含的许多内容主要是从心理的角度出发使受教育者接纳的。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道德的形成是与他们身处的少数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与道德融合在一起。藏族的“献哈达”、傈僳族的“同心酒”、拉祜族的“敬客酒”、哈尼族和傣族的“牛亲家”等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文化经过千百年的传承融入少数民族人民的内心,道德正是通过这些行为的表现展现出来。
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道德还没有作为一种完整独立的意识形式从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中分化出来,它同生活习惯相融合,上辈人调节人际关系的一定行为便是下辈人的道德准则,世代相传。各种各样的善恶观、荣辱观、互助观、集体观、责任观以及对义务、幸福、良心、正义、勇敢、勤劳、节制等道德范畴的理解,都蕴含于风俗文化中,这种风俗中的道德具有纯洁性、古朴性的特色,它是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又未达到充分发展程度的历史状况在道德上的表现。
所以,少数民族的各类文化表现出来的文化心理经过千百年的延续和继承,内化为少数民族心理的一种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就是少数民族的道德观。
1、民族性突出
民族性是指本民族全体成员共同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那一部分的特有属性。[5]民族院校的大学生,绝大部分来自于民族地区,有着较强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等民族性特征。其思想和行为带有明显的民族烙印,有着较强的民族敏感性、民族自尊性和民族情结。这些民族性的文化属性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观念有着不同程度的显性和隐性的影响。
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共同体,由于某些相似或相同的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和民族文化心理必然会存在着某些相似或相同,而又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有道德属性,从而影响其道德生活,并进而展示出不同的道德规范。
虽然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但文化心理的影响作用还使得各民族的道德生活具有了超民族性,因为各民族在共同的民族、国家体内必然由于紧密的联系而共同拥有着一致的道德价值判断,并且也是基于此种体现共同性含义的道德生活才有了互相比较的基础,各民族道德生活才有了趋同的可能。 2.民族宗教背景复杂
民族院校作为多民族的大家庭,几乎集中了所有类型的民族学生。学生的民族宗教背景、民族宗教成分较为复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文化特征,不同的宗教仪式。另外,他们在程度上、范围上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有些民族的宗教信仰习惯十分突出,其文化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民族宗教意识十分强烈,表现出较强的保守性和排他性。[6]不同的民族属性、不同的宗教信仰在同一时空共存共生,必将引起文化激荡,形成文化涟漪。
另外,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道德的价值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消解核心的价值观的道德教化作用。民族宗教背景成分的复杂多样性,对道德社会化工作形成了挑战,要求我们不能采取单一的固定的模式,而应灵活多样。
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社会化教育应从本民族的道德特性出发,认清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本民族道德只是一部分,不能封闭性的对待,要用文化接受心理,开放包容的对待中华民族的道德观。此外,要注意少数民族道德中不适用当代社会的地方,用“扬弃”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道德。
1.用开放的心理接纳高尚道德内容
针对少数民族道德的地域性特征,在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社会化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少数民族大学生长期接触本民族的道德文化,在心理上对本民族道德认同大于其他民族,而大学是一个各民族交融的场所,必然会出现民族文化碰撞的情况,因此,要重视在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教育中文化心理的引导,各民族既要保持本民族道德具有较强生命力的积极成分,又要大力破除道德因受地域制约所带来的封闭性,还要扩大与其它民族道德的交融面。
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我们要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上入手,首先对他们的风俗尊重并习惯,然后再以此为突破口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展开道德教育,了解他们每个民族的文化心理,重视什么,强调的是何种道德,结合当前的教育实际,以建立更高层次的道德观为目标,加强引导。要从实际生活和遇到的问题入手,真正地对他们关心,坚持以真正解决问题为道德社会化的目标,最终实现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社会化工作的效果和时效性。
2.重视文化心理的引导
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心理在少数民族道德观中具有权威性,少数民族大学生自小也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他们对宗教的信仰很大程度上是受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宗教在长期发展中有积极的道德观念,也有盲目落后的道德观念,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宗教心理,一种是崇敬心理,一种是盲信心理。
在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社会化教育中,要重视盲信心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影响。盲信心理与少数民族宗教中不合时宜的教义结合在一起不利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道德社会化。
因此,在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建设时,应当充分考虑少数民族道德在其所信奉的宗教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其一,宗教道德虽然与非宗教道德不同,但宗教本身是一种道德现象;其二,有些道德虽然以宗教的方式体现出来,但宗教并非能包涵道德的全部内容,只是在某种意义上道德通过宗教来表现;其三,从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看,宗教道德中的确有值得借鉴和利用的东西。[7]
3.注意校园道德环境对文化心理的影响
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受到的各民族文化影响,形成的道德体系带有各民族的色彩。然而,当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道德社会化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道德体系的引导。因此,需要借助某个教育平台开展,将积极的道德观念通过道德环境内化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中。
在诸多道德环境中,学校道德环境对大学生道德社会化起着主导性作用。优化学校道德环境,首先要培养正确的集体舆论,正确的舆论,能造成特殊的善恶分明的社会氛围,使不道德行为者受到强大的精神压力;使那些行为高尚者受到尊敬、感到光荣。这种社会氛围能使善与利、恶与害产生恒常联系,从而使大学生积累一定的道德经验和产生一定的道德心理沉淀,进而转化为驱动学生行为的道德需要,自觉而积极地将道德他律内化为道德自律。其次,还要精心组织一些诸如隆重的授奖大会、严肃的学术报告、诱人的科学文化园地等活动。总之,优化学校道德环境可以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道德社会化提供良好的道德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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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其文化的产生与形成具有原生态性和 自然性。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功能和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论文摘要:从文化视角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认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项目地域性与地域文化统一性、文化的原生态性与 自然 性以及文化的 现代 与传统兼备等特征。它的文化价值在于其自身的民族文化传承功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树立文化自觉与保护意识,不断改革、创新和发展是推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国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众多,它们共同构成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体系。近年来,随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社会处在一个融合发展的时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成分,如何进行文化定位与发展,有效地融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发挥积极的文化功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
1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
1.1 项目地域性与地域文化统一
地域文化是以 历史 地 理学 为中心展开的一门文化学科…。体育具有地域性,是体育不同项目与文化产生的基础。正 因为不同地域存在着内容和形式大相径庭的体育活动,因此,在不同的地域范围才有体育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可能。同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下,彰显出不同的地域体育文化特征。
体育项目技术对地域具有较大的依赖。可以说,地域地理环境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生发展的基础。如藏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赛马运动。赛马是藏族人民尤为喜爱的地方体育项目。在我国许多藏族聚居地,还保留着相当规模的赛马运动。如藏北赛马会、康定赛马会、甘肃华锐藏区的赛马会等。藏族的赛马项目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藏区草原居多,马作为藏族人民重要的 交通 工具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因此,以赛马作为当地藏族人民欢庆娱乐的方式,方便可行。当然,赛马并非藏族独有的传统体育项目。
一般来讲,凡是聚居在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多都有赛马的运动。如新疆柯尔克孜民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这种项目地域性特点较为明显,这一点从各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项 目特点上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依据。此外,少数民族体育项 目的地域性与当地的地域文化具有高度的统一。当前地域体育文化理论认为,“体育项目的多样性和当地的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体育项 目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不同地域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既是构成不同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真实写照。
1.2 文化的原生态性与自然性相融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地域性特征也表明了其文化的原生态性。我国大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其文化的产生与形成具有原生态性和 自然性。如位于桂西北的宜州市北牙瑶族乡水族聚居地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桐子镖”,相传来源于水族的祭祀文化和采收桐果的生产习俗,迄今约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相传明代嘉庆年间,部分水族同胞为了躲避官府、恶霸的压迫而迁徙到广西宜州市北牙瑶族乡居住,附近山上盛产油桐,每年深秋时节,家家户户都到山上采收桐子。劳作之余,人们满怀丰收的喜悦,在村头竖起一张篾笆,画上圆圈当作“靶子”,以桐果为“镖头”,比赛谁投得准,后经民间老艺人的整合加工,与水族丧葬仪式中的“过火海”结合起来,演绎成为水族传统体育项目“桐子镖”。这种类似的原生态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较多,如西藏的“古朵”、土家族的“安昭舞”、畲族 的“打枪担”等。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大多具有上百年历史,尤其是在一些聚居地较为偏远的少数民族,其传统体育无论是从外在的技术到内在的文化,夹杂了较少的现代化因素,保持了较好的原生态和自然性,使文化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得到了展现。
1.3 文化的现代性与传统性兼备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尽管由于产生和形成的传统性和历史性,带有更多的传统化意义。然而,伴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技术层面和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发生着悄然变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多带有现代与传统的融合发展。这种体育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所致。
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发展中,必然产生文化的整合,增加新的内容和形成新的文化结构。当然,与外来文化的整合过程中,文化的革命力是传统性的,外来文化在与本土文化的整合过程中,逐渐促使外来文化适应本土文化发展的要求。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自身体育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学习,促进了自身体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使优秀的民族文化“现代化”,形成标志着现代与传统相融合的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模式。在此方面尤以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明显。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在 1953年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民族政策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增强各族人民体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经国务院批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主办、由地方承办,每4年举行一届。
目前,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包括了抢花炮、珍珠球、木球、毽球、蹴球、秋千、武术、射弩、龙舟、打陀螺、“押加”、民族式摔跤、马上项目等多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这些传统体育项目都是近年来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现代民族体育项目。这些项 目既有现代体育的内容 ,同时具有深厚的传统体育内涵。
2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功能
2.1 民族文化传承的功能
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外在显现,一个民族文化或者说是民族精神的彰显往往通过传统体育来实现。在这些充满文化内涵的体育活动中,都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我国广大地区分布有较多的少数民族,而且很多少数民族 由于 经济 水平的限制 ,大众文化教育 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成为该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承方式。通过各种类型的传统体育活动,将传统体育中所隐含的该民族制度习俗与心理价值趋向等进行有效的传承,从而达到民族文化传承的目的。
例如土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与该民族的节庆习俗和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正月的初一,土族人民常常相聚跳安昭舞。正月初三,则跳为祭祀驱魔的舞蹈。二月初二,则举办跳神会,会前一般举行赛马活动。而在正月十四和六月初八、初九,在西宁的佑宁寺要举行隆重的“晒佛“仪式。大会期间,要举行盛大的祭神舞蹈表演和赛马、射箭等活动。土族传统体育与宗教祭祀活动常常相伴而行,在传统庙会和宗教活动的同时,使参与传统体育活动的人们感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教导土族人们了解和遵循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达到土族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各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保存下来的,反映各民族意识和多元文化活动的财富。很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多数来源于该民族的宗教文化起源和节庆丰收,因此,这些传统体育文化的本身就是记载和保留该民族文化的重要形式和载体。如火把节是我国西南地区彝、白、僳僳、佤、布朗、纳西、拉枯、普米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在节日期间,将会举行盛大的多种传统体育活动。据说最早的火把节是人们点起火把在庄稼地转悠 ,烧死庄稼地里的虫害,使来年农业得到好的收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老的火把节便成了人们向火神祈求丰收的传统节日。
在每年正月十五日晚上,彝族白马山寨里的男女老少排着火把的长龙,一路高呼着,弯弯曲曲地穿过山寨,走遍田野地角,他们要用火把驱除邪气,祈求吉祥和幸福。因此,通过这些传统体育项目的参与,来加强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使我们了解不同民族的远古生活与文化起源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目前,我国已有研究机构专门从事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如近年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对民族文化遗产进行的种种所谓的“化石努力”,即非常忠实的保留一个濒危民族文化的样本,尽量排除一些现代人给予的观念,或者是现代人给予的偏见。
2.2 构建和谐社会文化的功能
2007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德洙在讲话中讲到:“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全面落实 科学 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和谐社会是我国政府近年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各民族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少数民族文化反映了少数民族的人文理念和价值取向,促进了民族团结、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因此少数民族文化是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以它丰富的内涵影响着和谐文化的建设。”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国家,地域辽阔,民族分布广泛,不同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多个民族文化才构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灿烂的华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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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大辞典》对“少数民族原始社会形态教育”作了这样的解释:“在少数民族原始社会,人们还尚未从生产生活过程中完全分离出来,那是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和专职教师,“社会即学校,长辈或能者即教师,各种知识互相交织,包罗万象,呈现教育社会性;全社会成员一律平等,不分男女老幼,聪明愚笨,均有受教育权利,表现受教育的全面性……”即使在当今我国苗族地区,社会教育依然是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苗族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许多丰富多彩的苗族传统文化都是通过社会教育的方式来完成的。我国苗族地区社会教育的基本形式主要是人们通过举行祭祀、婚庆、丧葬、集会以及节日等集体活动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过程。这些集体活动积淀和熔铸了苗族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伦理规范、民间习俗等文化内涵,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通过举行上述原生态的社会集体活动,将参与者带入苗族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中,让他们在这种原生态的社会集体活动中学习和领悟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第一,生存技艺教育。在古代苗族社会,苗族先民主要以粗狂的农耕生产为主,辅之以采摘和狩猎维持生计。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苗族先民社会教育的内容便是传授生存技艺,教育方式主要表现为苗族老人在带领年轻人进行农耕生产、制造工具、采集野果以及狩猎等过程中,向他们传授苗族社会基本的生存技巧和经验。
第二,民族历史教育。苗族历史是一部艰难的迁徙史,追溯民族历史、探寻民族由来不仅是每个苗族个体的心理需求,而且更是苗族人民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传统苗族社会,茶余饭后,苗族小孩经常围坐老人旁边,聆听他们唱说苗族古歌或讲述神话传说,每一次闲聊都将是苗族小孩的一次生动的社会教育课。
第三,行为规范教育。苗族往往聚族而居,一个家支或宗族多居住在一个村寨,一个或几个村寨组成鼓社。在传统苗族社会,苗族人民以鼓社为单位开展各种集体活动如集体劳动、集体祭祀、集体节日等。每一种活动均由知晓苗族习俗的理老主持仪式,宣讲各种宗法礼仪。每举行一次活动人们都会从中受到一定苗族传统礼仪的熏陶,这对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开展民间文化活动宣传苗族传统文化。“社会即学校”、“生活即老师”是民族地区社会教育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动概括。在利用社会教育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方面,贵州苗族地方政府曾做过多次尝试。例如 2002年,贵州省台江县县直属若干单位与县境内一个乡镇或村组成苗族文化俱乐部,请苗族歌舞教师指导,每逢周末轮流在县城秀眉广场开展唱苗歌、跳苗舞活动。苗族文化的真正继承者是当地普通苗族群众,开展民间文化活动宣传苗族传统文化,有助于扩大苗族传统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实现苗族文化社会教育主体的自然生成。例如通过举行鼓社祭活动,让人们在苗族历史与文化的代言人——巫师的引领下中接受苗族传统文化的熏陶;通过举行丧葬活动,让人们与苗族巫师一道重温苗族社会的发展历史与苗族先民尊老爱幼、崇尚孝道的传统美德;通过举行婚嫁和节日活动,让人们了解苗族婚嫁习俗、节日文化等相关知识。
第二,利用民间馆藏文化宣传苗族文化。西方博物馆学者认为,馆藏文化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教”,而在于帮助观众“学”。 我国博物馆学者也肯定馆藏文化在宣传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作用,指出博物馆是通过为观众自我学习提供服务而实现其教育目的的。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静态保护,各少数民族地区都相继建立起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文献资料室等。如何让馆藏文化的魅力吸引观众,满足社会需求,是当前苗族社会教育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必须思考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开放贵州苗族地区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和文献资料室等苗族文化静态保护平台,适时地向当地广大苗族民众宣传苗族传统文化,拓展苗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充分发挥贵州苗族地区“自然博物馆”在宣传苗族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第三,借助现代大众传媒宣传苗族文化。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苗族人民既可以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网络等现代传媒工具传播苗族传统文化,扩大苗族传统文化认知主体的范围,提高苗族民众传承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通过自编自导的方式,将本民族传统文化活动拍摄成光碟,将其拿到市场上售卖,让当地各支系苗族群众以及其他民族民间文化爱好者互看互学,为苗族文化教育主体的自然形成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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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文化转型文化现代化价值体系
[论文摘要]中国文化随着社会的转型正在经历着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价值观与价值体系的建构也势在必然。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程、特点,反思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命运,研究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建设的规律,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中国文化的客体化及其历史机缘
晚清以降,中西文化遭遇使原本为一自足系统的中国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故,以致于有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对此可以从表象上作出种种描述和刻画,迄今为止已经不知有不少人做过这项工作,但其实质究竟如何,仍有探究的余地。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始终是近代以来国人的一个无可逃避的任务。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认识中国”的必要性还是它的可能性,均源自同一个事实,即中国与西方的相遇(其实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西方”对“中国”的“发现”,请注意“中国”的“被动”性)。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中国文化面临着双重客体化命运:一方面,中国文化沦为西方文化的对象和他者,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想象、中西文化的交往不是互主体性的关系,而是主一客体关系,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异己的他者被塑造着,其存在仿佛只是为着显示作为征服者的优势文化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姿态而已;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原本即为中国人的自我,但在现代性语境中,它却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对象化了的规定,即主体的客体化。对于国人来说,中国文化本来是主格的,然而在西方文化镜像中,它面临着被宾格化的境遇。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的客体化境遇一旦积淀为国人的自我审视方式,形成一种强烈的文化自卑情结,就将不可避免地步入“自我殖民化”的误区和歧途。我们知道,任何“解放”归根到底都只能是一种内在性的行为,即自我解放。对于文化或文化意识而言,同样如此。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心态既是文化上丧失自我和自主意识的结果,同时它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丧失。对于一种文化而言,“传统”和“过去”不是一回事,“传统”是“活”的,“过去”则有可能是“死”的。
其实,文化只有作生命观才是本真状态的,才是鲜活的。这恰恰是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的深意之所在。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1958年合写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作为新儒家的文化宣言,其意义非同小可。其中最为重要的,要算对于中国文化的恰当态度——对文化作生命观的态度——的确立和贞定。该宣言指出:“我们首先要恳求: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有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因而不能用“凭吊古迹”的态度去对待中国文化”,否则,“中国之历史文化,在他们之前,必然只等于一堆无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的确,由于我们对本土文化采取了一种对象化的审视方式,就将必然地导致一种价值中立的知识论态度。应该承认,这种知识论的“客观的”态度,恰恰是我们逐步丧失掉对本位文化“温情与敬意的了解”的深层次原因。
与此相反,那种内在体认式的、反身性的姿态,才是看待生命的态度和尊重生命的学问。“这种学问,不容许人只先取一冷静的求知一对象,由知此一对象后,再定我们行为的态度。此种态度,可用以对外在之自然与外在之社会,乃至对超越之上帝。然不能以之对吾人自己之道德实践,与实践中所觉悟到之心性。”(而中国文化的秘密就存乎现代新儒家之所谓的“心性之学”。
任何一种文化只有作为本体论规定时才是有生命的,一旦被对象化为客体(亦即被知识论化),它就变成“死”的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由知识论态度回归本体论态度,从体认的角度去重新定位本土文化,以恢复其内在的生命力。
2.中西古今之争是“假问题”还是“真问题”
自东西方文化近代相遇以来,特别是在“五四”时代的文化论战中,人们喜欢对中西文化作二元划分并把它们对立起来,如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都表达了这种思路。这种划分不免有简单化之嫌,但的确也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具有本质意义上的真实性。因为它不仅仅是基于想象,更是基于东西文化实际冲突的历史事实,且为后来东西文化交往所遭遇的尴尬进一步证实。
中西文化的差别是明显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问题不在于中西文化有无差别,而在于如何确认差别的性质。“五四”时代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如张君劢、梁漱溟等的主张。胡适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1),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1),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在这一方面看来,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1)”[]‘丹。然而,吊诡的是,胡适又提出:“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见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这说明,他不仅承认中西文化有着根本取向上的异质性,而且承认这种差异体现在西方文化外向探求和中国文化内在超越之间的分野方面。显然,这里隐含着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潜在判断,从而陷入自相矛盾之中。难怪当年就有人指出:胡适的这些说法“很容易使人误解他所谓东西文明仍然有‘根本不同之点”。胡适在文化比较问题上的观点的这种不自洽,客观地意味着中西文化二元对立关系的某种真实性。事实上,物质和精神在一种文明中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主次的问题。胡适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来反驳“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观点,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有学者认为,学无中西。所谓“‘学’有真假之分、高低之分、精粗之分,但没有中西之分”。因为据说“中学和西学其内容不同,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作为知识,作为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来说,哪个民族和国家根本上都是一样的”L4J。其实,这里混淆了两个层面的问题。让我们以西方的“科学”为例:就“科学”的“所指”而言,它是普遍有效的,是没有中西之别的,例如我们不能说牛顿力学定律只在西方有效。但就“科学”的“能指”而言,它一定是特别地隶属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不然就不会提出“李约瑟难题”来了。对于后一个方面来说,它又体现着中西之学的互盲和互斥关系,从而“学”必有中西之分野。所以,强调科学作为知识的普适性,并不能消解学问的中西之分这样一种二元关系。
其实,中西古今之争不过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双重维度在文化交往中的体现。它并非“假问题”,也就是说它决不是一种人为地制造出来的问题,而是历史本身的结论。中西文化自晚清以来的实际冲突的历史,无论如何都是不能用“假问题”来解释的,近代以来的古今之争和中西之异,并非一场历史的误会,亦并非一个“假问题”,它既有其真实的历史内涵,也有其真实的学理意义和价值。
3.文化上的“体用之辨”及其面临的困难
按通常思路,西式的物质生活加东方的精神生活、西方的科技工业加东方的情趣格调,应该是一种理想的文化图景。但现代新儒家给出的“药方”——由“老内圣”(儒家之道统)开出“新外王”(科学和民主)——的失败,似乎证伪了这种可能性。胡适当年就反对“体”“用”的剥离,他拒绝“中体西用”的一个理由,就在于认为有西用必有西体,有中体必有中用,用总是体之用,体也总是用之体,强调“体用不二”。因此,不可能分离体用,整合出一个所谓的“中体西用”。这正是他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根据之一。其实,这同那种极端的保守派在根本方法上是一致的,其差别仅仅在于各自所坚持的“体用不二”的根基截然相反罢了。应该承认,尽管胡适的“全盘西化”立场不能成立,但他在体用一致问题上的见解还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诚然可以设想“当归上帝的归上帝,当归恺撒的归恺撒”,但两种异质文化的结合,不能在“体”的层面上得以实现。也许,一种文化传统的某些碎片可以被镶嵌在另一文化传统的系统之中,甚至这种“移植”可以“成活”,然而,当这些碎片一旦被“植入”异体文化,就已经改变了它原本的性质和功能了。此即所谓的“系统质”概念的意义所在。
文化可分为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这三者的内在关联是无法彼此剥离的。精神构成文化的内核,它统摄着整个文化的各个层面,使文化成为一个有机体;器物层面作为外在的形式,不过是文化的物质外壳,充当着文化的物质承担者或载体;制度层面则作为中间环节,既是价值取向的规则表达,又是物质外壳的秩序来源。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器具都不仅仅是工具性的规定,同时还是特定文化观念外化的形式和文化偏好选择的结果,它因此总是折射着特定的文化取向。在此意义上,任何器具都不是中立的,它总是有其文化负荷,隐藏着特定的文化承诺。按照梁漱溟的说法,文化无非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器具代表着“活法”,因为它本身固然是工具性的,却蕴涵着更隐蔽的文化观念。“麦当劳”、“肯德基”是一种食品,但作为一种“快餐”,却意味着追求效率的文化偏好。美国的阿米什人对于现代器物的拒绝的例子,就颇为耐人寻味。阿米什(Am—ish)人是l6世纪早期激进宗教改革形成的瑞士再洗礼教派后裔。他们不是因为贫困,而是为了自己的文化信念,即为了保持自己的清教信仰的纯粹性,迄今仍过着l8世纪欧洲式的传统农村生活,拒绝使用现代化的日用器具,如电灯、电话、汽车、计算机等等。这种文化选择在被现代化了的人们看来是一种痛苦,但在阿米什人看来却是一种满足。阿米什人深知,一种文化观念总是首先借助于器物的传播而在不知不觉中被悄悄地认同和接受的。它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一种有信念的生活。我们再来看看__和儒学的情形。20世纪的__面临着世俗化际遇,却逼出了原教旨主义。
这归根到底仍然无法逃避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不改变__的存在方式,就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从而难以融人今天人们的现实生活;为适应现代生活作出必要的自我调整,又不能不离开原生态意义上的__传统。这种两难处境,不啻是宣告了那种建立在传统与现代相妥协基础上的变革的失败。对于一切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变革来说,这种失败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这在跨东西方传统的中国文化那里尤其如此。有学者把东亚现代化归结为“儒家资本主义”,问题在于,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究竟是一种证伪了韦伯命题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个案只能发生在西方的事实,还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儒家资本主义”其实应该被解释为西方文化在取代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传统的置换过程中此消彼长的短暂并存状态罢了,它并不能证明二者已经达成了内在的有机整合关系。就此而言,“儒家资本主义”这一称谓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掩盖了儒家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非有机性质。__和儒家在现代社会遇到的问题,不是证明了体用剥离的可能性,相反,恰恰证明了这种剥离的不可能性。
其实,我们的“体用之辨”所遇到的真正难题是:世界上的不同文化传统终有一天将会遭遇共同的问题吗?或者说,对于不同文化传统而言,人类未来的出路是否将超越相对主义的判断?不论怎样,历史总有自己的步伐和轨迹,现实也总有自己的出路和选择。我们对于中国文化所作的一切学理上的探究,在历史和现实面前或许会变得苍白无力从而显得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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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说开封是“道教”发源的圣地,是因为开封为华夏民族原始宗教道家、黄老和道教、老氏四者的传承之地,也是华夏历史文明催生的根蒂。下面就道教文化在开封发源和传承的历史情况作一些探讨:
中央元灵元老黄帝一炁天君
汉代之后道家文化在开封得到了新的发掘和传承。
1、唐代老子讲道处建有“上源驿”。汉唐时期中国政权中心多在中原西部地区,开封称作“陈留”、“汴州”。由于开封汴河是东西部水上交通的重要航道,老子大梁传道处又临近汴河码头,这里便建起了汴州最大的驿馆“上源驿”,为官方传递公文、押运物资、出巡督查等人员中途休息、转换交通工具提供便利。唐代末期,开封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朱温曾在“上源驿”设宴,答谢帮助自己打败黄巢起义军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为其庆功接风。
朱温像
2、宋代“都亭驿”附近建有道教“天庆观”。到了宋代,“上源驿”改称“都亭驿”。“都亭驿”由宋朝功德使管辖,是周边各族与宋朝进行经济贸易、礼仪文化交流的场所,对发展宋朝与周边各族关系起着积极作用。
著名道教学者、老子鹿邑同乡、赐号“白云先生”的陈抟,是五代宋初时期一位传统神秘文化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宗师。在陈抟以前未见有“太极图”,也未形成太极文化形态及其理论体系。自陈抟创绘出“太极图”、“先天方圆图”、“八卦生变图”等一系列《易》图,并发表《太极阴阳说》后,才有中华独有的太极文化形态和系统理论的形成,推动了宋代历史的进步,成为宋代辩证唯物论的先源。他继承汉代以来象数学传统,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观会归一流,是中国太极文化的重要创始人和宋代理学文化的奠基人。
陈抟曾多次被宋太祖、宋太宗诏至开封咨询国是,请教道理,赐他宫院不住,偏偏住在老子讲道的“都亭驿”之地。并不因为这里接待规格多高,而是足以证明老子讲道处“都亭驿”在道教地位的重要性以及陈抟对老子道教文化的敬重。
宋太宗诏陈抟图
陈抟对道教的贡献和影响引起了宋朝对道教的高度重视,开始把道教尊为国教。公元1009年夏天,宋真宗下令天下所有州县都要建立天庆观,供奉三清帝君。地处“都亭驿”之地的开封府府尹兼功德使,掌管着全国佛、道教行政事务和道官选授工作。于是,率先在府衙内老子讲道旧址上建起“天庆观”(今延庆观),既作为开封府崇奉道教圣地的诚意,也作为管理全国佛、道教事务的行政场所。据说天庆观门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上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下联:德承心心承性性承气气承太极。大意:道是自然界万物遵循的规则,人是秉承自然规则的主体,体现了中国道教的基本理念。
3、元代开封全真道“万寿宫”再度兴盛。金国入侵开封导致“天庆观”惨遭破坏。公元1169年,金代道士、道教全真道创始人王嚞,道号“重阳子”,率领邱处机等弟子特意到达开封拜访老子道家圣地,并住在道教天庆观遗址一带的太宁坊王氏客店。王嚞在此创造的全真道,继承了吕洞宾等人的内丹思想,提倡道、儒、释“三教合一”,三教平等。认为道、儒、释的核心都是“道”。其宗教实践原则是“苦己利人”。王重阳引儒、释入道,力倡“三教合一”,不仅提升了道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统摄力与融合度,更在北宋灭亡后道教面临乱世衰危中保存了中原华夏道学文化之命脉,为后世道教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嚞图
次年,王嚞在天庆观旧址一带无疾而终,羽化升仙。道众为了纪念他,便在天庆观旧址的王氏客店一带修建了一座道观,并用王嚞道号“重阳子”冠名以“重阳观”。
公元1233年,元代的全真教开始兴盛,按照王嚞弟子邱处机意愿,元代全真道士王志谨,道号“栖云真人”到开封主持重阳观道教事务。王志谨主张修行者首先得明自己本分事,次要通教化,尤其要在境上炼心,对境无心,不染不著,顺其自然。“人生于世,所为所作,无不报应。”他借佛教轮回报应之说告诫习道之人,要常思己过,切忌骄矜,应韬光晦迹,安贫守朴,“苦已利他,暗积功行。”他富有开拓精神,经过三十年苦心营建,使重阳观重新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道家圣地,元帝亲笔赐名为“万寿宫”。
全真道士王志谨
4、明代“延庆观”传承至今。元末明初的公元1358年5月,农民起义红巾军刘福通进攻开封,万寿宫在双方交战中被摧毁,只剩下一处斋堂“玉皇阁”,顽强地显示着道教文化的巨大生命力。
明代时期,“万寿宫”的南部称“大纸坊街”,北部称“馆驿街”,之间建有“大梁驿”。公元1373年,明代开封周王府开始重新在此修建道观,更名为“延庆观”,规模已大不如前。但元代所建的“玉皇阁”仍被保留下来,展示着别具一格的元代文化建筑风格。
延庆观玉皇阁图
5、开封道教中的优秀文化内涵应该得到弘扬。中国道教文化的精髓,是华夏民族朴素辩证唯物世界观的客观反映,是对“太极”理论揭示万事万物发展变化最根本哲理的一种传承方式。我们不能仅仅形而上学地将其当作封建迷信文化对待,而应该将道教中优秀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据元代宰相脱脱《宋史·徽宗纪》记载:宋真宗认为道教本“唯中原有之,然不甚盛”。这一说法,从道教发源和五代时期的现实来看是客观的。我们把这句话延伸一下:优秀的道教文化“唯中国有之,然不甚盛”。这也是当今优秀道教文化传承的客观现实。
开封的伏羲皇都黄柏山、仓颉造字台、北邙山、陈留河图村、唐代“地之中”、北大寺包拯“龙马负图处”石碑等人文遗存,都印证着伏羲“太极八卦图”最早发源于开封“天地之中”的客观事实。“河图洛书”图形被宋代陈抟老祖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出了龙图三变之说,即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复活了象数易学及河图洛书二个图式,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形式注释道经,对理清《周易》性质,批判玄学易经中主观唯心史观内容具有重要意义;陈抟开启的“图书”之学,成为宋学和正宗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而陈抟又曾到宋朝国都开封和延庆观一带传道、居住,如此丰富的道教人文传承为开封和延庆观提供了令人羡慕的历史文化资源。
北大寺包拯“龙马负图处”石碑图
上述分析情况告诉我们,道家、黄老和道教在开封的发源和传承,就如同“太极五行”文化、三皇五帝“天地之中”在开封发源和传承一样,从不同角度印证着开封是华夏历史文明发源和传承核心地的客观事实,提示我们:开封悠久、深厚文化旅游资源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发掘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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