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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 studied the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course of transformation and sports value of “Spring Cattle Dance” of Dong nationality, and reve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Spring Cattle Dance” of Dong nationality is a folk custom activity conducted by people of Dong nationality at the spring festival, the historical precipitation of religious ideology, life style, farming cul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Dong nationality, a form of sub sports cultural activity; the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Spring Cattle Dance” of Dong nationality is the historical epitom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ime advancement of the Dong nationality region; “Spring Cattle Dance” of Dong nationality is provided with fitness value, educational value, social value and cultural value, and its develop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policies, cultural policies and sports policies of the state.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sport anthropology;Spring Cattle Dance;Dong nationality;culture and ecology
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民族,总人口296万,主要分布在湘、黔、桂、鄂4省(区)毗邻地区,其中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是侗族人口数量最多的侗族自治县。菁芜洲镇位于通道侗族自治县中部,境内群山起伏,溪河环绕。菁芜洲镇除了自然环境十分优美,境内原生态文化宝库中有神秘的“祭萨”文化、纯美的“芦笙”文化、地道的“为也”文化、精绝的建筑文化、原始的稻作文化和“百里侗文化长廊”,被誉为“侗族文化圣地”25-32。本研究从体育人类学视角出发,将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菁芜洲镇确定为田野调查核心区域,课题组在2009年12月至2010年2月先后两次历时近半个月的时间,对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菁芜洲镇不同村落的侗族“舞春牛”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田野调查。此次田野调查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以及记录田野观察笔记的方式,重点调查了菁芜洲镇的水南村和芙蓉村,并延伸调查地莲村、小江村、蒋家堡村和九龙桥村等村落。研究侗族“舞春牛”文化生态变迁的历史流变规律及其体育价值。
农历立春之前,侗族群众事先制作好“春牛”道具。春牛由竹蔑扎成骨架,糊黑纸成牛头,用画有黑蚀波涡状毛纹的深灰色布拼缝成牛身,另以土布卷成上端稍粗、下端稍细的条状接于尾端,即成牛尾。春牛的尺寸及颜色都约定俗成,春牛身高四尺,以应4时;身长三尺六寸,以应一年360日;头至尾总长八尺,以应8节;尾长一尺二寸,以应12时。牛的颜色由本年的天干地支决定,牛头、角、耳用天干,其余用地支。如甲子年,甲属木,牛头用青色;子属水,牛身、尾、四蹄用黑色。《会同县志》614-615记载:“立春之日,竞观土牛,以色占岁水旱,以句芒神仙占寒暑晴雨,以便占桑麻,拾剥土以攘牛瘟。”立春当天,由侗族师公择定吉时在田间选一块适中的地方,供上萨岁神像和祖先牌位,两侧站立寨佬和乡官,掌旗师手执青旗立于东面,掌鼓师立于西面,吹侗箫、侗笛、木叶者立于南面,摇铃者立于旗鼓之前765-766。当师公将犁耙及牛鞭、供品设于萨岁神像和牌位之前,迎春牛仪式正式开始,鼓乐齐鸣,歌声顿起。两名侗族青年钻入竹蔑扎成的春牛道具内,在一名执鞭青年的驱赶下,随即做耕地状。寨佬和乡官象征性地拿着盛有谷种的“青箱”随后播种,其余人等往南北方向来回走动行礼,以祈求风调雨顺。春牛往返播种一轮为一推,九推完毕即礼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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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艺创作的主潮是回到人本主义。“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是围绕政治轴心进行的。“寻根文 学”的出现使文学从对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深层的文化心 理结构的发现,是“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一个重要标志.
寻根作家们对于“寻根”的主张和缘由的阐释大体相似:中国 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开掘这块古 老土地的“文化岩层”,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韩少功提出 “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 深,叶则难茂。”郑万隆认为,“我们的根就是东方,东方有东 方的文化”,他宣布,要“不断开凿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
阿城则肯定地说,“文化制约着人类”,要使我们的文学能与世 界“对话”,“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应该是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同时又积淀深厚,因 袭沉重。“寻根”文学在执着追寻这一传统文化时,由于作家 不同的独特感受和各自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审美理想,使他们在 “寻根”过程中表现出对“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理解。如 何全面把握民族传统文化,即文学应该寻什么样的根,寻根作 家们在理论文本中陷入了分歧,这种分歧又以对传统文化制裁 把握的游移和偏执为前提的。他们对文学之“根”认识的差异 性反映在具体创作实践中,便呈现出了相当复杂的多样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寻根文学在美学意蕴、人格塑造等方面 也都体现了传统文明的精华,然而,实际上,许多寻根作家在寻 根的过程中,更多的只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素,作品中对 传统民族文化长久积淀下的沉重的负面因素的暴露与批判以及 对“理想”的溃败与失落的书写却成为了寻根文学的真正主流.
这部分作品侧重于审视、批判民族文化中的痼疾和劣根 性,对那种长期形成的愚昧、封闭、保守的恶习进行揭露。如 《远村》中万牛的不争不怒,逆来顺受;《老井》中孙万水对巧 英、旺泉爱情的暴力遏止,亮公子的鄙俗和落后野蛮等等,无不浸透着民族深重的苦难和 不可救药的痴妄;再比如韩少功笔下的《爸爸爸》、《女女女》、 《归去来》等作品更是只看到了民族文化的缺漏.
《爸爸爸》中的“鸡头寨”,蛮荒、混沌与愚昧,几乎保留了 原始野蛮时代的一切。这里的人们迷信禁忌,祖先崇拜,没有 人性观念,打冤家,大迁移。丙崽是一个体形和智力永远保持 童稚状态,兽性远远多于人性的退化返祖的形象,是民族传统 文化一切劣“根”的结合体,并且他还有超强的生命力,“服毒 而不死”。丙崽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民族性格的封闭保守、 盲目因袭传统,自我生存的不自觉。他的超强生命力则象征 了要清除传统中的劣“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王安忆的 《小鲍庄》对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也进行了审视。小鲍庄人自 古坚奉“仁义”传统,他们纯朴善良,尊长爱幼,能够相互帮助, 舍己救人,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芒。但也因为“仁义”,他们的 思想、精神被禁锢,人性受到压抑。文化子和小翠的纯真爱情 不敢公开;二婶和拾来的结合遭到人们的白眼和反对。日常 生活中,小鲍庄人都是谨小慎微,清心寡欲,压抑个性,以至于 在“仁义”的作用下,整个小鲍庄成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超 级稳定体,处于其中的小鲍庄人,几乎没有办法撼动它。作品 一方面肯定了传统文化中的正面因素,又否定了这一因素中 的负面影响,这正是王安忆在民间、地域文化中发掘出的传统 文化之“根”的痼疾.
虽然这些寻根作家是续接起了“五四”文化批判的传统, 揭出了“病苦”,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但至于如何“疗救”, 他们却依然是一片茫然,他们并不能也无力解答历史文化遗 留给他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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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一词最早由波兰籍人类学家马里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作为一个重要的语言学范畴,“语境”指的是语言赖以生存、运用、发展的环境,它对语言使用者的言语活动起着解释或制约的作用。马里诺夫斯基把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类。文化语境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一个民族在自己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它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习俗,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对属于该集体的成员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二是社会规范,指一个社会对言语交际活动作出的各种规定和限制。作家创作的文化语境是指作家从事文学活动期间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具体的文化环境,涉及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
作为美国南方文学复兴运动涌现出来的最杰出作家,福克纳创作的文化语境主要来自于美国南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人们的思维方式等等。他在作品中毫不留情地刻画了保守、愚昧、落后的南方人,反映出他对南方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心态。
南北战争前的南方人生活富足安逸,骑士精神和淑女风范盛行。他们把初到新大陆的祖先称为骑士,自称是骑士的后代,并编织了很多有关农耕的神话。他们甚至把南方比作古希腊天堂般的国度。然而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南方人从神话中唤醒过来。精神危机日盛一日,悲剧意识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因此不少人沉湎往昔,怀念虚幻的荣耀和飘逝的体面。
在这种痛苦的生活环境下,人们或沉沦或思考或与打碎他们幸福的北方佬合作力图改变自己的境遇。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沉沦中的南方人不幸的根由是什么,同时也警醒他们,因为堕落,因为对同是人类的黑人的奴役,他们这群上帝的选民已经犯了罪并正遭受着上帝的惩罚。在这些作品中,南方人的保守、愚昧和精神危机被作家们不遗余力地展现出来。南方人的悲剧意识、对现实的梦幻态度、对过去的留恋、对社会的内疚感等成了南方文学作品的恒久主题。对于那些死死抓住过去不放、自欺欺人的南方人,作家格拉斯哥、福克纳、考德威尔、华伦、威廉斯等许多20世纪的南方作家都给予了批判和警醒。
福克纳的悲剧意识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着强烈的体现,尤其是《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等作品。《喧哗与骚动》讲述的是曾经在杰弗生镇上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康普生家没落、瓦解及至最后的分崩离析的故事。福克纳通过对康普生一家人命运的描写,表达了他思想中的悲剧意识及他对南方旧制度的绝望。《押沙龙,押沙龙!》从种植园主发家史的角度出发,揭露了南方所谓“贵族”的血腥发家史及他们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小说中塞得潘的垮台以及这个家族的湮灭使人想起关于原罪以及天谴落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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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先生在1958年同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先生共同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强调:“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我们姑不论中国为数千年文化历史,迄今未断绝之世界上之极少的国家之一,及十八世纪以前的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称美,与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化已有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现有的近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摆在眼前。……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而此问题之解决,实系于我们对中国文化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有真实的认识”。
中国,是数千年来文化历史未中断的,世界上极少的国家之一。悠悠中华文化,是世界上独特而灿烂的文化,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亘古亘今”,一以贯之,连绵不断,始终在传承和发展,既不同于早已中断的古埃及、古波斯及小亚细亚文明,又因凸显“重德求善”之特征,而与“重智求真”的希腊文化和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形成鲜明对照,实为“世界奇观”。
中华文化能延续五千多年,仍生机勃勃的大因缘即最直接的原因和原动力,当属“孝道”。“孝道”是中华文化数千年,没有中断而永续发展之源头活水。
“孝道”,倡行“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由此“追孝于前”的意识,必然滋生出尊重祖宗之训、尊重传统学术文化之历史意识,即重传统、重历史之“重史”意识。
孔子“三年不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9]之说,今人多不以为然,若连着孔子“信而好古”和“追迹三代”之说来看,孔子此说在强调承继父母祖宗的生命精神和孝道维系传统的特殊含义。不轻易改变前辈的立身做人行事之规就是“孝”,揭示孝之精神在于强化历史的线性延续。孔子“好古”而走向“重史”,而求知于历史。孔子“追迹三代”,乃为保卫华夏文化之传统,续亡继绝,上承夏商周之文化,承前启后,功德无量。
尊重祖宗之训,当然即是尊重历史的“古训”,是“重史”意识之表征,也是把历史视作现实的借镜,以史为鉴,使上下、前后、古今相通,文脉相连,历史传统文化固不断裂。同时此种意识,亦为民族凝聚之力量,使后辈更易了解和接受前辈之文化精神,消除“代沟”,进而促进民族融合。
“重史”,“古之帝王皆设史官”,故昔日中国史官特别发达。历代史官多历史意识强,重史实,重历史文化之传承,重保存有价值之文化,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勇于秉笔直书,太史公司马迁即为典范,千古流芳。此亦为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促进民族凝聚出了大力,功不可没。
由“孝道”推演出来的尊重历史文化传统“重史”之意识,是中国传统意识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华文化因此而有别于西方文化。敬祖、尊天,尚人文、重史乘,构成中华文化精神之主动脉。2009年是大儒先哲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百年冥寿之期,海内外对唐、牟二先生的各种凭吊、纪念活动,特别是香港中文大学为唐先生塑立铜像、召开纪念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举办纪念展等,即是此精神之表现,值得倡行。“振兴中华”是今日中国人共同的心声,我们尤应发扬由孝而衍生之尊师尚贤兴教的传统文化精神,团结一心,继往开来。
孝是“对一切人尽责任之开始点,一切仁心流行之泉源与根本”。孔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历代讲“百行孝为先”,中国汉代就讲“以孝治天下”。当今社会,孝道仍具普世价值。尊重历史文化传统,把倡行已久的“孝道”,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再认识、再实践,正本清源,与时进退,“有益于人道人心”,关系家庭的和睦与幸福、民族的统一与兴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从我做起”,努力“立身行道”,让中华民族“孝道”这一优良文化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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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古三皇五帝之时,氏族的概念就已出现,人们以结成不同的团体的形式对抗外族;到了封建社会,相同血缘的人聚居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分享荣光与困苦。家族被看成一个人的大树与依靠,记载着先祖至今的变迁与发展。从《红楼梦》到《激流三部曲》再到《四世同堂》,都讲述了一个家族由盛而衰的历程。《四世同堂》里说过:“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家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象征着没落腐朽并终将灭亡的事物,但到了八九十年代的当代作品中,“家族”的形象却呈现为脉脉温情的守护者。《春月》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故事。以女主人公春月的一生串联起整个苏州张家的变迁。经历了维新变法、民国的成立、抗日战争再到新中国的成立与“”之后,春月相继失去了亲人,显赫一时的张家族人也散落在世界各地。但是她终究等到了五世同堂,带领从各地赶来的族人汇聚在张家祖坟前,向后辈们讲述家族曾经的过往。作者在每章的开端间隔着插入了家史和族史,以家史开端并以族史结束,文言和神话的使用让行文古朴雅致,洋溢着对家族历史的追寻与怀念。在开篇的家史中,“状元遂构屋于其地,立宅门于柏树之阳,立宅门于柏树之阳,筑园墙以围之”,到了尾声里,“皆因: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此盖世之道也”,岁月的无常和道法自然的观感隐于其中,因而有人将之比作民国版的《红楼梦》。
然而,《红楼梦》的结局是树倒猢狲散,天地茫茫一片真干净,而《春月》的结局是饱经磨难的张家重新聚拢在一起,孕育着新的生机。尽管作者包柏漪成长于美国,但是《春月》中却渗透着儒家集体与家族主义的浓浓影响。儒家有坚持集体主义的传统,而强调集体主义也是儒家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儒家所说的集体是人伦的交织。所谓“人伦”,就是按照一定的高低序列形成的人际关系。因为儒家兴起的时代是家族社会时代,当时国家的基础是家庭,故最核心的人伦是父子、夫妇、兄弟;另外,由家庭关系还可扩展出朋友、君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的交织便构成了儒家的集体。“孔子言‘正名’,欲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言“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在春月归宁这一节尤其能显示出对家族的依靠和家族显示出的包容:“两人都泪眼迷离,这时亲眷们和仆妇们纷纷围拢来,一面哭,一面尽力说些劝慰之词,并且对孩子百般爱抚。春月想:我到家了。”家族如一棵屹立不倒的大树,给了失去依靠的孤儿寡母有力的支撑。而作家之所以写出了对家国故乡的眷恋,与她返乡的经历密不可分: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华裔作家看到了一个更温情和更有召唤感的中国,写下了对血脉中传统文化的回应。《活着》创作于90年代初,在经历了改革的躁动与迷惘之后,余华写下了这个讲述普通人生命历程的故事。主人翁福贵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年轻时由于嗜赌放荡,输尽家财。福贵一家成为佃农,自己被国军抓壮丁卷入国共内战。建国后随着社会变革,他的人生和家庭也不断经受着苦难,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一头老牛和他相依为命。现当代文学尽管这是一个悲剧故事,但是故事中每一个人都尽力维持着整个家族的安宁与幸福。福贵的父亲因为儿子嗜赌输光家产气昏在地,醒来后仍旧变卖财物帮儿子还债;妻子家珍则抛弃富裕的娘家生活与他共患难。
福贵一度想把女儿凤霞送走,却还是没有忍心:“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贯穿小说的情感正如文中所说:“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余华看似受到西方荒诞派的深刻影响,实质接受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从而可以用一种纯朴的方式传达出对家族和亲情的眷恋。他在《活着》的中文版自序里说道:“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因而,余华在创作了一些以暴力血腥折射人生荒诞的作品之后,笔触一转写下了《活着》。《活着》是充满温情的,主人公福贵一直在努力做的就是维系家庭的幸福并延续下去。为了整个家的生存,从锦衣玉食中跌落的福贵开始耕作;为了守住去而复返的家珍,他懂得怜爱妻子;为了儿子的学费,他一度想卖掉女儿,却又因为渴望家庭完整而放弃;他为了让饥饿的外孙苦根填饱肚子,煮了一大锅豆子。尽管一切努力最终化为泡影,但家族的记忆成了他活着的支柱。这也正是儒家所倡导的精神:“乃以‘应该’如此。至于如此之必无结果,‘道之不行’,则‘已知之矣’。”也就是说,坚守行动的目的的正确性,而并不以行为最终的结果衡量。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转向之后的余华在《活着》中表现出的‘个人立场’和‘民间立场’也是传统边缘话语再次运用的明证。”福贵和春月这两个人物因为“家族”的存在得到了沟通,他们都展现了传统的中国人对于儒家家族主义的珍视与坚守。
儒家倡导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只要符合礼的事都要去做,就算难以逆转结果,因为他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道家则倡导着一种顺应自然的存在观,因为道法自然,“惟其如此,故道可‘无为而无不为’,如《老子》所说。”《春月》和《活着》里角色的人生观,正是徘徊于儒道之间。《春月》的故事背景是在清末民初,留学海外的张家长子回国后本打算用西方的思想和技术改造社会,但保守势力的强大远超其想象。万般无奈的新族长重新盘起辫子,以中庸温和的方式对待族人,只把希望寄托在他悉心教导的侄女春月身上。族长的弟弟却是坚持了儒家的入世精神,一生都作为一个军人为革命和同伴征战。处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看似吸收了西方的思想,骨子里却还在儒道二者的入世与出世间徘徊。对于女主角春月,曾有人因其坚毅的个性将她比作《飘》中的郝思嘉。然而,春月毕竟不是喊出“我是我自己”的汪子君,尽管通晓英文,她仍旧遵循顺应天命的传统伦理。很多人从春月和伯父秉毅的不伦恋情出发,将其定义为新女性,却忽视了她处置这段感情的态度。春月接到电报后立刻返回婆家,只留下一封信,其中写明“予二人之情将长存,而向日之梦则永不可再矣。”她最终恪守了儒家的礼仪规范,即使这样斩断了她和秉毅的情缘,但正如春月所说“为了克己——为了尽到责任——为了名誉。”春月和女儿明玉的一场争执则更加说明了儒家施加在春月身上的影响。明玉通过跪拜让商人抵制日货,春月得知后怒不可遏,命其跪下:“回答我。没有了孝道,还剩下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春月认为明玉的行为是对祖宗的不敬和家族的损毁。她不问人的行为是否能带来社会的进步,只问这行为是否符合礼。但春月却是靠着道法自然的精神熬过人生的苦难。她将等到五世同堂看作自己的命,在族长坟前立誓:“我相信上天生我就为此。我答应等到山青水绿,风和日丽的时候,再召集族人来见你。”《活着》中的福贵更贴近道家,以平淡悠长的口吻讲述了自己苦难重重的一生。福贵在孑然一身时终于相信这是宿命,从而变得更为通达和明朗。他没有愤世嫉俗,反而从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成了宁静温婉的人生智者,懂得了用平和坚忍的心态对待命运。或许对于福贵来说,“苦难已经消失于无形,他的内心有的只是道禅思想中那种面对生活时的超然和平静。他的这种对生存苦难的忍耐力和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与‘死’的理解。”听了福贵讲述的“我”,似乎也变得更忧愁却也更睿智了。这可谓是道家原始自然主义的圆满运用。福贵的一生中有着一次次逼近死亡的惊惧,但他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将死亡带来的讯息传达给后人。这其中,“余华对命运的反复播弄,死亡的如影随形,念兹在兹。”福贵的世界没有神灵可以乞求,命运遁入无形。他则从承担命运中懂得了“活着”的真谛,超越了自我。作者表面上渲染苦难,实质是赞美了生命的通达与高贵,“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知天知命的生命意识与生存智慧”包孕其中。在小说的最后,福贵和老牛渐渐远去,勾勒出一幅深沉平和的图景,在福贵如何活着这一命题上,“‘生’战胜了‘死’,‘知命’战胜了‘宿命’。”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离散文学和先锋文学纷纷以朴实追忆的姿态复归传统,企图在刚开启改革从而充满着迷惘与焦躁的文化中找寻传统文化留下的印迹,《春月》和《活着》从而跨越了时空,通过对儒家和道家的辨析与徘徊找到了契合点。在文化与资讯日益多元的今日,找寻传统文化带来的遗产与精华,应当是文学作品中仍旧大有可为的一个努力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往往着力于从西方文论和作品中找寻灵感,如对魔幻现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模仿和应用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和弘扬则相对薄弱。然而只有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特质,为当代文学作品提供了西方话语所不具备的民族品格。从而促使中国当代文学从世界文学之林中脱颖而出,形成自己本土的现代性。“比起那些跟在外国文学后面亦步亦趋的作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与智慧的作品无疑更具有重要的民族文化意义。”那些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品,大多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活着》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春月》获美国图书奖提名也正是由于两位作者在作品中对儒道思想的剖析和反思。儒家由“孝、悌、信、忠、礼、义、廉、耻”组成的道德体系和道家淡泊自然、以柔克刚的精神在两部作品里交替出现,从中体现出的传统文化与当代文明的冲突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弘扬传统文化容易走入“怀旧”的道路,从而使作品过于理想化及削弱批判力度。我们应当汲取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如给作品带来的敦厚温和的审美特质及精致大气的文字风格等,审视其中驳杂的部分,弘扬儒道等思想中永恒的人文精神命题——人道主义、对社会价值和自我尊严的肯定等。在超越了单纯的讴歌和反对之后,传统文化和当代审美在一定程度上重合在一起,使《春月》和《活着》两部作品实现了对现代性造成人的异化的批判。自“五四”运动以来,表面上看作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裂的现象,实则“潜意识里特别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体认”,这不仅是在写作手法上的传承和创新,“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努力恢复汉语的尊严”。而现当代文学正是在对儒道等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实现了古今的衔接与转换。如何熔铸古今中外,是现当代文学作家值得持续探索的一个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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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其形体构造体现出了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语言文学论文: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之所以能够保存并流传后世,这主要归功于汉字。汉字与汉文化密不可分,其构形及发展凝聚着汉民族深刻的文化内涵,积淀和保留着汉民族观察世界及其自身的思维成果和心智,其本身蕴涵和展示着一个丰富多彩的汉民族文化世界和精神世界。
人是群居动物,人类的实践活动都在一定的群体中进行,长期的群体生活形成的共同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相沿成习,渐渐形成一种风俗。风俗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现象之一,是一个民族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源于社会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迁。
任何民族都有各自特有的风俗习惯,汉民族的独特风俗文化离现在已有几千年之久,但我们却可以从汉字及用汉字所记载的文献中窥见一斑。例如“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等词,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汉民族先民的居住条件和饮食方式。
汉民族的风俗中,最受重视的莫过于春节。春节是众多节日中最盛大的,贴红联、放鞭炮、吃饺子……习惯上又把过春节称为过年,那么“年”究竟是怎样来的呢?相传在远古时代,有一种猛兽叫“年”,逢新旧岁之交,就出来糟蹋庄稼,伤害人畜。一次,它又跑出来为非作歹,被一家门口晾的红衣服吓跑了,到了另一处又被灯光和爆竹声吓得抱头鼠窜。于是人们掌握了“年”的弱点。每至辞旧迎新之际,就贴红联,放鞭炮,拢柴火,把年吓跑。久而久之便成了过年的习俗。但这只是传说,其实“年”字,最初为“农作物生长周期”之意,由于汉字形体的楷化而失去了最初的意义。造字之初,“年”是谷穗沉沉下垂的形象,是收获的象征,所谓“五谷熟曰年”。农作物从播种到成熟是一个生长周期,庄稼成熟之时,人们不免要庆祝一番。从此,每当四季轮回一次之际,就出现这种庆祝丰收和和祭神祀祖的活动。但由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活动逐渐从娱神发展到自娱,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节日,即“年”。今天的过年习俗就是由此演变而来,年的习俗反映出一种世俗的快乐。
任何一个汉字,都是一幅构思巧妙的图画,蕴藏着一些汉民族远古的风俗习性,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演变,与时俱进。
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其形体构造体现出了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由于汉字具有表意作用,视觉形象鲜明,有助于启发我们形象性的联想,因此用汉字记录的诗歌,就像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画面,读者能够抛开语音语法层面而直接进入诗情画意中。因此中国古代诗歌富于形象性,意境含蓄优美,是汉字自身的特点形成了古代诗歌特有的形式美。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瑰宝,基本都是四言的,而《楚辞》是在四言基础上发展而来,大体上是六言加上兮字,兮字起凑足音节、使音节整齐的作用。例如: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蒹葭》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楚辞?涉江》
古体诗和近体诗大多数是五言和七言,如律诗,绝句,五古,七古等(七古例外,有时在七言句中夹杂一些杂言的句子)。律诗每首八句,有五言和七言的;绝句每首四句,也分五言和七言。“五言诗”每行五个字,如唐代诗人王勃的五律诗《送杜少甫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 风烟望五津。……”全诗共八句,每句五个字,长短相同,字数相等,整齐匀称;“七言诗”每行七个字,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整首诗共四句,形式整齐。字字如诗,句句如画,无限的意蕴孕于其中。
对仗是汉语律诗的一个基本要求。对仗即对偶,是指说话或写作时,某些文字,在邻近的地方有跟它成双配对的文字出现。平仄相间,抑扬顿挫,形成一种和谐的声律美。如杜甫《春望》:
国破山河在,(仄仄――平平――仄)
城春草木深。(平平――仄仄――平)
上下两句平仄、节奏相对,每句有三个节奏点,平仄相间,抑扬交错,节奏鲜明。
对仗的文字相互衬托,互相照应,使所表达的意义更加丰富、精炼、确切。声音上,对偶的文字彼开此合,彼收此放,声音抑扬,和谐悦耳。利用汉字的特点,也形成了许多汉民族文化特色的修辞,除对偶之外还有顶真、回文、析字,复叠等,使诗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意蕴上都独具特色。
对联又称楹联,采诗词曲赋骈文之精华,是汉字文化和文学的派生物。对联的基础是对偶修辞格,在对仗方面有严格的要求。在相对位置上要虚实相同,平仄相反。如: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墙”对“山”,“芦苇”对“竹笋”,“头”对“嘴”,“脚”对“皮”,“根”对“腹”,是名词对名词;“重”对“尖”,“轻”对“厚”,“浅”对“空”,是形容词对形容词;“上”对“间”,“底”对“中”,是方位词对方位词。“墙上”与“山间”是方位词组;“芦苇”与“竹笋”是联合式;“头重”与“嘴尖”、“脚轻”与“皮厚”都是主谓式;“根底”与“腹中”都是方位词,而“根底浅”、“腹中空”又都是主谓结构。不但词类相同,虚实相当,字数相等,而且结构相应。当然,对联中也存在宽对,如: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对联之美在于对称、对比和对立的统一,讲究对仗与平仄,声律抑扬和谐,因而具有对称平衡之美。而且对联具有广泛性,公开性,形式灵活。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联的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春节、装饰、婚丧、广告等。虽然对联只是汉字文化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支流,但却有旺盛的生命力,是汉文化的活细胞。
由汉字的特点而形成的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事项是形形色色的,汉文化之所以具有如上所述的特色,当归因于汉字。汉字是汉民族之根,本身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是我们探究汉文化,研究汉民族的绝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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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技进入英美文学研究大约开始于六零年代。网络开启了信息的无限性,但也创造了信息的不稳定性,将网络当成虚拟图书馆,正反映了这图书馆的本质──虚拟性与不真实性;而文本与超文本的模糊界限,也正瓦解了文学研究的本质,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文化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理论与实务的前景与盲点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
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
一、前言:
文学与科学间的纠葛关系,建立在西方传统的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上。从十八世纪以来,以分析(analysis)及类化(generalization)为主导的所谓科学思想,成就了近代的科学文明;但也造成了人文学者对科学文明(或是理性思考)的疑虑。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思潮正是反映了这种反理性及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 的一种感性诉求。
英国十八世纪在启蒙运动的笼罩下,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逻辑的介入,再加上经验论的盛行,建立秩序与规范成为知识分子的迷恋(obsessions)。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反应主流文化的理性思维,试图建立人类社会生存的有机体制,一方面却也自觉地感受到逻辑论辩与理性分析的威胁。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Jonathan Swift 《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作者借着格利佛的观察,讽刺Laputa中科学院所从事的科学实验与哲学论辩,比如说在语言学院中,所从事的乃是将言谈简化成为单音节的字眼,省略所有动词与分词,因为在现实中的所有可认知的事物都是名词。Swift更以理性的思考来描述具有人类理性的马国 Houyhuhnms,在此马国中,人马互位。
Yahoo此一未文明化的人类,受制于理性温和的马,在在显示理性思考的吊诡。而在另一篇〈一个小小的建议〉中,更以分析的手法,讨论应将剩余的小孩制成罐头外销,以解决爱尔兰的贫穷问题,深具“想象力“。Swift这种反理性思考的论点,虽然简化了(甚至误解了)理性与科学思维的辩证逻辑,但是也具体地反应文人对理性思考的不信任。Mary Shelley 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大概是浪漫时期对人文与科技对立论述最清楚的教材,也建立了日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发展怀疑与不信任的理论佳构。早期感情与理智、想象力与分析力、文学与科学的对立祇是意识形态,或许是基于对科学的误解,或许是文学工作者的保守心态。但是当Dr. Frankenstein将科学的产品(科技的成果)化为人类的梦厌(The Monster),人文学者找到了攻击的对象。人文与科技的对立已不可避免,也为人文学者找到了反科技决定论的依据。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限于本人之研究专长及时间,在此仅以英美文学研究为限,着重在文学与计算机科技间的挂勾与纠葛。
计算机科技进入英美文学研究大约开始于六零年代。1966年结合人文与计算机信息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创刊,开启了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尤其是mainframe)来处理文学文本的学术研究。(〈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页136)。早期的文学与计算机研究偏重文学计算,也就是使用计算软件或是索引工具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性与作者文风,两本人文与计算机方面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及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可代表整个研究的方向与成就。(Potter 401-29)。一方面,英美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为工具,从事文学计算工作,然而另一方面,不少文学工作者透过其文本或研究来探讨这两者间的对立或共生关系。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科幻小说与科幻小说研究。笔者在一篇〈文学与科技的交锋:从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的文章中,提及科幻小说的主题与内涵,可以看出科技优越性与人性的关怀一直是人文与科技对立所关心的主题。笔者罗列了八项科幻小说的主题:
1、人文世界的理性与合理化的解释(魔鬼总动员);2、未知世界的探索──地心探险记、星际巡航记、外星人的传说);3、乌托邦的记忆与建立(反乌托邦的省思──美丽新世界);4、文明与科技的怀疑(科学怪人、机器人的神话、网络上身);5、人文的关怀(生态与科技──侏罗纪公园);6、视学与想象力的开拓(时间机器、星际大战、回到未来);7、超人神话──机器战警、生化人、超人;8、后现代社会的省思──网络的虚拟世界。(页5)。从此窗体可以看出,人文对科技的关系正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怀疑,转化成想象力的开拓与科技世界的人文省思。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权威式的扩展,逼迫文学工作者不再仅仅认同网络科技威胁论(如网络上身),更进一部探讨人工智能的运作与网络上的文学断裂现象(fragmentation) 。这一波的文学与科技的交锋,将从文学工作者的的私人空间移到科技学者的网络空间。作家或研究者,开始在计算机上寻找创作的可能性,想象网络出版、多媒体创作、人文数据库的建立以及思索网络的群体与个体疏离等问题,这将开启另一个纪元的英美文学研究。倒底这一波的因特网对英美文学研究有何影响,其对文学研究是否产生质的变化或是理论架构的重整,将是关心文学研究者不可忽略的议题。
J. Hillis Miller在一篇讨论文学研究在网络时代的文章中(“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引用Derrida的话说:”... an entire epoch of so-called literature, if not all of it, cannot survive a certain technological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is respect the political regime is secondary). Neither can philosophy, or psychoanalysis. Or love letters . . . (58)。Derrida对文学的悲观来自于对数位文化的不信任。他认为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似乎摧毁了传统文字印刷力量、文本与人的互动(或感动)关系、以及手写文字的文化意涵。比较了一般手写书信及电子邮件,就可以看出Derrida的焦虑。
Derrida的这种焦虑其实呈现了网络发展带给人文研究的一种质与量的改变,也反映了自十八世纪以来人文与科技的对立与紧张关系。诚然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以下仅对这些议题提出其现在与未来的发展及检讨。
(一)因特网与图书馆
文字的数字化解决了图书馆的馆藏空间问题,而网络的建构似乎解决了图书馆的数据取得问题。从1962年以来Darmouth College的教授John Kemeny提出图书馆的使用不易,提出以远距科技来解决这些问题;在1982年University of Reading的图书馆员James Thompson也提出了相同的概念;1978年,在他的一本书Toward Paperless Information Systems中,F.W. Lancaster勾画出电子图书馆的模型。而后二十年的网络发展,更让图书馆走入历史,走入网络。现今网络服务已是图书馆的主要服务项目。而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数据取得方式也跟着改变。透过远程的期刊数据库或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学者可以轻易取得所修数据不必远赴图书馆查书借书或是影印期刊。姑且不论图书馆是否经营更加有效率,这种取得信息的方法,势必改变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习惯。此方面的主要的影响有二:一是电子数据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二是超文本的阅读可否取代文本阅读。
在一篇讨论图书馆与internet的关系文章中,David S. Miall引用Jean-Pierre Dupuy的论点,指出信息的普遍性往往造成一种heteronomous behaviours (无自决行为),也就是依赖外在权威,缺乏个人自主的改变或成长。这句话隐含,太多的网络信息的一种 iatrogenic disease(1406)。这可从现今很多学生以剪贴网络数据当成学期报告,毫无个人见解,看出弊端。 Miall 又指出,纵使现今的虚拟图书馆数据丰富,但是其检索方法以keywords为主(包含全文检索),而非以观念来检索,对人文研究来说,非常不合适。姑且不论网络上的数据正确性有待商榷,纵使网络数据也非所有文学研究者参考的数据主体,据其统计,文学研究的数据仅有36%被数字化置于网络上,大部分的数据仍是纸(1408)。但是现今学者及学生太依赖网络及数字图书馆,仅以网络上找得到的数据当成其研究的主体。此外网络资源的组织及结构仍不如传统图书馆,因此其数据甚为不稳定与不确定。Miall也指出,于小屏幕上阅读文字,也让阅读吸收及流畅度变得极度困难,此部份我们将在阅读超文本部份讨论。
网络上的数据,除了一般图书馆的专业制作外,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risk of spurious interdisciplinarity(1412),Miall说:
The availability of academic discourse at all levels on the Internet brings the risk of flattening the structures of knowledge, making them largely invisible to the Web-surfing students or incautious scholar. Induction into a discipline is a matter not only of acquiring information but of assimilating a set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ssumptions, and practices that can take several years to master. (1412)
将网络当成文学研究的图书馆,其风险甚高,往往丧失了研究的自主性与言究资料的完整性,最严重的是其所造成的提供了廉价与虚假的知识结构。
(二)颠覆文本
虚拟图书馆所呈现的数字信息往往是一种超文本,George Landow等学者所提倡的超文本阅读,可说颠覆了传统的文本结构。以超文本来创作或是阅读成为网络时代的一种后文学现象。
传统的文本以纸本印制为主,讲求的是书中的文字张力;而超文本,除了加入不同的呈现媒体外(如图像、声音等),更是以所谓的超级链接(hypterlinks)当成其阅读途径,超文本阅读认为其阅读行为突破传统的线性阅读,采取跳跃或是断裂的阅读模式,可以创造更多的阅读空间。当超文本进入文学研究的范畴,文本的概念被打散了。任何媒体所呈现的讯息都可以成为文本,也呼应了自Roland Barthes以来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学者对文本的颠覆与诠释。网络的文本颠覆确实丰富了文本研究的空间,也让英美文学研究者进入不同的研究领域,如研究文学与电影改编、文学与电玩、文学与图像、文学与多媒体的互动等。从作品(work),到文本(text),而后进入所谓的discourse,也正点出英美文学研究的重心移转。
然而超文本阅读或是创作,真的是打破线性阅读或是开启阅读与研究的新天地吗?Miall指出,超文本研究(或是其它非文字的文本研究),往往重视媒体本身的研究,降低了研究的议题多元面貌。而超文本的阅读,虽号称创作不同、提供多元,其实却是制作同构型及连续性。(1412)。因为其超级链接乃是经过设计,其多元化是作者的单一化,指导读者按照其所定的“线性”来阅读,反而不如传统的纸本阅读,由读者来主导,更加具主导性。此外计算机屏幕阅读,限制了阅读长度及流畅度,伤害了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
此外,文本的无限延伸,反而减低了文本本身的主体性,到底文学研究的文本在哪里?文本是否应具普遍的文学价值或美学观,都造受了严格的挑战。
(三)文化研究
网络对文学研究另一个最大的冲击是解构了文学研究,将文学研究带入了文化研究。当Miller呼应Derrida的看法认为在网络时代,文学(或文学研究)势必没落,但是他不像Derrida那么悲观,他认为文化研究代之而起,将会文学研究开启另一个论述的战场。透过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反省,Miller认为文化研究将文学研究边缘化,或是替代了文学研究。例如,对美国大众文学的文化研究,让我们置身全球化及网络化的场景中,不至于缺席或是格格不入(64)。他又指出单纯的英美文学研究会越来越边缘化,在整个英文文学研究范围中,其它地区的全球化视野会更加宽广,纽西兰、澳洲、非洲、印度东亚等以英文创作的文本会受到重视,放在文化研究的范围里,这些English studies更具全球化意义,他说:”The future of literary study in the global university lies in a reconfigur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means a broadening to include the literature of non-European countries, features of cultural studies, forms of rhetorical study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art forms.” (64).
1997年的一月号PMLA以文学教学为主题全面探讨文学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取向。Biddy Martin在该专号的介绍文章”Teaching Literature, Changing Cultures,“中,首先忧心过去二十五年来文化研究入侵美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机制,是否威胁文学教学的纯粹性与主体性。Martin在以下的历史回顾中,指出文化研究与文化运作,帮助我们”expand our practices in new directions” (页7)。当为教育学者,
... we must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knowledge necessary for reflecting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writing becomes literature and for using literary texts to explore how aesthetic objects relate to other discursive objects or to broader social formations. (12).
Shanker在论及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时,说:”Cultural studies is a reproach to literary criticism’s restricted specialization” (260). 他又进一步指出:”Nevertheless, cultural studies has provided m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purse interests in film, ethnography, popular music, and advertisements, as well as literature, tha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 (261). 身为一文学老师,我们应该
had a strong sense of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literature but debated openly with one another over the relations among historical context, political investment, and aesthetic values.
学者都指出文化研究其实是文学研究在网络科技下的一项转变与生机,也为文学研究找到了社会发声的管道,证实了文学研究的社会面向与“实用性”。
(四)Cyberspace的主题研究
延续文化研究的方向与内涵,文学研究在网络世界里,利用理论的建构,开始进入网络文化的研究领域里。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网络文化中,共有三股力量,传播学者、社会学者及文学研究者,这些学者各以其专长及训练,进入虚拟的社群中寻找自己的主体性。而文学研究者,在网络文化中,发现网络之跨国界、跨性别、跨地域、跨阶级、跨现实等特性,着重在文化议题上的主题研究,最典型的主题与方式,就是以网络世界为文学文本,讨论其族群、主体、性别、阶级、情欲或性文化、或是(反)全球化等议题。Lisa Nakamura于2002年所出版的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on the Internet即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尽管网络的文化研究正延续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文化研究是否可以取代文学研究,Shakespeare的美学研究是否已丧失了其文学研究市场或是价值?这些问题在文学研究与其它学科整合时,更加凸显。
(五)跨学科整合(文学与社会科学)
文学与科技结合的研究,从早期的意识型态的对立,到役使计算机软件成为文学处理或是文学计算的工具,到现今以网络为数据的来源或是以网络当成研究的主题,俨然将文学研究带入与其它学科接触的场景中。在网络时代及文化研究中,更是如此。社会学、历史研究、传播理论、甚至于程序撰写的架构都可以是网络文化或是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们不得不问,文学研究的主题性在哪?亦或是主体性的省思,反而限制了文学研究的发展。
或者一开始便没有文学研究,所有的研究,从希腊、罗马开始,就是一种学科整合研究。其实这种学科整合是非常古典的,从希腊开始,学问的分类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文化、历史、社会以及政治经济,都是和在一起讨论的。我们阅读Matthew Arnold的散文,也要将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纳入考量,读Jane Austen的小说,对于当时的婚姻与财产法,也会有相当程度的讨论。文学与其它学门的分割应该是在二十世纪大学设立科系开始,各学科的研究者占据其学科领域,开始划地为王。
网络时代的来临,其实看到文学研究回归古典操作的契机。文学研究是多重研究的一环,应该与各项学科建立互动的关系,或是整合成其主要的焦点。下一波的文学研究将一方面导入世界文学的面向,纳入不同媒体的运作,也将发觉文学研究的位移(dislocation),就诚如我们今天在这场文学与信息科技会议中所见的多元面貌。
网络开启了信息的无限性,但也创造了信息的不稳定性,将网络当成虚拟图书馆,正反映了这图书馆的本质──虚拟性与不真实性;而文本与超文本的模糊界限,也正瓦解了文学研究的本质,传统的文本研究(textual studies)丧失了其正当性,文本与本文的不可分割,也正考验批评者的美学观,到底有无所谓的文学价值(values)或是文学品味(taste)呢?而文化研究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但也同时挑战文学研究的主体性,文学研究非存在于文本的美学研究,而是一种外缘研究,文学本身是否在这种外缘研究中,受到重视呢?还是被边缘化了?虚空间的跨时间与空间研究,让我们思考全球化、主体认同等主体,但也窄化了研究者的思考空间,网络文化研究并不等于文学研究、主题研究并非文学研究的主战场;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对于建立论述权威(discourse authority)大有助益,但是沈迷于各种社会科学的分析、类化及术语中,也同时忽略了文学中的异质性、主观性(或感性与非理性)、及神秘性或不可知性(agnostic)的迷人之处。
总之,拥抱科技或置身网络,如果是文学研究在二十一世纪的一种宿命,如何短暂的脱离与批判,也正是文学研究者不可抗拒的任务。让我们与科技共生,也让我们与网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诚如〈骇客任务〉中的Neon一样,”进入虚拟、掌控虚拟,回到现实、体验原始。”
Martin, Biddy. “Introduction: Teaching Literature, Changing Cultures.” PMLA 112 (1997): 7-25.
Miall, David S. “The Library versus the Internet: Literary Studies under Siege?” PMLA 116 (2001): 1405-1414.
Miller, J. Hillis. “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 Diacritics 31 (2001): 57-68.
Nakamura, Lisa. 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fy on the Internet.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otter, Rosanne G.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A Retrospective on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1966-1990.”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25 (1991): 401-29.
陈超明。〈文学与科技的交锋──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国科会科技与人文论坛。台北:国家科学委员会。中华民国八十六(1997)年七月十五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http://www.nsc.gov.tw/scripts/
陈超明。〈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政大研究通讯》1 (1993): 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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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见面寒暄通常是:"你多大年纪?""你能挣多少钱?""结婚了 吗?"。而在英美国家,人们相互间称呼,互相寒暄等都与我国的习惯相差极大。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英美文学论文:了解文化差异,走出交际误区。仅供大家参考!
了解文化差异,走出交际误区--英美文学全文如下:
文化,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富有弹性。有人把文化说成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 象,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 (Edward T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 化下了一个比较经典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其中包括 知识、信仰、艺 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交 际的过程是人 们运用语言知识和社会文化知识传递信息的过程,所以学习语言 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背景知识是分不开的 。了解英语文化知识,有助于交 际畅通并有效地进行。相反,缺乏了解英语文化背景知识必然导致交际障碍, 冲 突和误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 "本文所谈 的不是因为语法结构出错而 导致的词不达意,而且指说话方式的不妥,或不符 合表达的习惯,或说得不合时宜。说话人未能按照英美人的 社会风俗习惯来交 谈所造成的失误,本文试图谈谈日常交际中出现的误区。
中国人之间彼此较为熟悉的人见面问候时,一般采用下列用语:"上哪 去?"、 "吃过了吗? "如果把 这些问候的话直译成英语(即:Where are you going? Have you eaten yet?")。 英美人可能会茫然,困惑 ,有时也可能引起 误解。不了解汉文化习俗的外国人并不会认为这是一种起交际作用的问候语, 比 如:问对方 :"Have you eatenyet?"对方可能认为这不是单纯的见面问候的 话,而会误认为你可能发出对他/(她) 的邀请。又如"Where are you going?" 很可能引起对方的不快, 所以他/(她)对这一问话的反应极有 可能是: "It'snone of your business.(你管得着吗?")。英美人的问候一般用"Good morning/aftern oon/evening(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How do you do? (您好!)""Nice to meet you. (见到你 很高兴)""How are you doing? (你最近好吗? )。 在关系亲密者之间可用"Hello"或"Hi"
在英美国家,人们相互间称呼与我国的习惯相差极大。有些称呼在中国人看 来有悖情理,不礼貌,没教养 。比如:小孩子不把爷爷奶奶称作grandpa和 grandma,而是直呼其名,却是得体,亲切的,年轻人称老年人, 可在其姓氏前 加Mr、Mrs或Miss。比如:Mr Smith、Mrs Smith、Miss Alice等。在汉语里, 我们可以用"老师 、书记、经理、工程师、厂长"等词与姓氏连用作称呼语, 而 在英语中却不能, 我们不能说"teacher Zhan g(张老师),"engineer Wu(吴 工程师)等。正确的说法是应按照英美人的习惯把Mr、Mrs、Miss 与姓(名 ) 连用表示尊敬或礼貌。
中国人称呼家庭成员、亲戚或邻居时,往往用"大哥"、"二姐"、"大嫂"、 "李大伯"之类,这些称 呼不可用于英语。用英语称呼时不论男人还是女人, 一般直呼其名就行了。
中国人见面寒暄通常是:"你多大年纪?""你能挣多少钱?""结婚了 吗?"。在英语文化中,年龄、 地址、工作单位、收入、婚姻、家庭情况、信 仰等话题属个人隐私范畴,忌讳别人问及。英美人寒暄最频繁的 话题是天气的 状况或预测。如"It's fine isn't it? "或"It's raining hard, isn't it?""Your d ress is so nice!"等等。汉语里的寒暄有时还表示对对方的关 心。如:"你今天气色不好,生病了?”“好 久不见,你又长胖了。""你又瘦 了,要注意身体啊。"人们不会为此生气。 英美人如果听到你说:"You are fat "或"You are so thin."即使彼此间较熟悉,也会感到尴尬,难以回答, 因为这是不礼貌的。
另外,在思维方式上,中国学生习惯用汉语的语义结构来套用英语。如:打 电话时,中国学生习惯说:" Hello who are you please? "而英美人的习惯 是接到电话先报自己的号码或单位、公司的名称。如:
A:Hello 8403229
B:Hello, thisis Tom. Could I speak to Jim,please? 打电话的套话,必 须这样用。
当英美国家的人向我们中国人表示赞扬或祝贺时,我们即使心里高兴,嘴上 难免要谦虚一番。这大概是我 们中国人认为"谦虚"是一种美德的缘故,认为 不这样,就是对别人的不敬。例如:一位外国旅游者对导游小 姐说:"Your English is quite fluent. (你英语说得很流利) 。"这位导游小姐谦虚地回 答:"No,no M y English is very poor.(不,不,我的英语讲得不好)。"对 于中国人的谦虚回答, 英美人会误解为对方 对自己的判断力表示怀疑。又如: 在一次舞会上,一位美国人赞扬一位中国女士说:"You look beautiful t oday (你今天很漂亮)。"这位中国女士谦虚地说:"Where(哪里)、Where(哪里)。" 幸亏这位美国人懂 一点汉语习惯,非常巧妙地说了一句:"Every-where (到 处)。"根据英美人的习惯,当他们赞扬别人时, 总希望别人以道谢或爽快接受 的方式作答,而不希望以谦虚、客气的方式作答。对于上面两位的赞扬,恭维话 , 英美人的回答是:"Thank you! ""Thank you for saying so."
英汉语言中告别的使用语言或方式也不大相同。中国人道别时,把客人送到 门口或楼下大门口,甚至马路 上,客人对主人说:"请留步",主人最后要说: "走好"、"慢走"、"再来啊"等等。这些话都不能直译 成英语,如果说Stay here,Go slowly,Walk slowly. Comeagain听起来不顺耳,也不符合英美人的 习惯, 其实, 微微一笑并作个表示再见的手势或说:“Good-bye(再见),See you later (回头见)、So long. Take care(再见,保重)就可以了。
比喻是一种修辞手段。日常生活中,常借用动物或颜色的特征来形容人之特 性的词语,但这类比喻往往因 语言、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含义。在英 语中dog (狗)的形象一般不差, 常可泛指人, 如:You ar e a lucky dog (你可真是个幸运儿)。Everyone has his day(每人在一生中皆有得意之日)。 在汉语里, 用狗比喻人多带贬意,如"走狗"、"赖皮狗"、"狗东西"、"狗 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另外,由于 环境、历史和文化的不同,在表示相 似的比喻或象征意义时,英语和汉语会使用完全不同的颜色词,例如:bl ue pictures (黄色电影)、the blue-eye boy(红人)、to be green-eyed(眼红、 嫉妒)。green hand ( 没有经验的人)、in the black(不欠债)、 grey mare (母老虎)、white harvest(晚秋时节的收获)等。
中国人使用"谢谢你"远不及英美人那样频繁。中国只有在别人提供了大量 的帮助时,才说:"谢谢", 而且是真正表示谢意。英美人无论是家庭成员之 间,还是上下级之间,上下辈之间,为了一件小事,甚至是份 内之事都需说: "Thank you "这里"谢谢你"只是习惯性的回答,并不表示多大的谢意。例如: 在给英美人 上对外汉语课时,每次上完课后,英美学生习惯说:"Thank you"。 如果回答"Thank you",中国人往往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把这句话直译 成"It's my duty",就不会让英美学生听起来那么愉快,因为“It's my duty"的含意是:我本不想做,但这是我的职责,所以不得不做。"这 与汉语表达的原意有很大出入,适 当的回答应是"It's a pleasure(我很乐意), Don't mentien it(没什么)或You're welcome(不用谢)。 "
英语中的"Please"并不完全相当于汉语中的"请",在某些场合表示 "请"不宜用英语"please"。比 如:让别人先进门或先上下车时,一般都说 "After you(你先请)"。在餐桌上请人吃饭吃菜, 喝酒或请人 吸烟时,一 般用Help yourself,而不用please。如果生病, 到医院看病应说"Go to see the doctor(看病 )。"
因此,我们在学习英语时,应了解它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社会风俗习惯,随 时将它与我们的母语进行对比 ,使自己自觉意识到不规范语言产生的根源和避 免方法,进而增强使用规范语言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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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它是研究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根据不同国别、地域、民族及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等分类标准,可分为国别史(如中国文学史)、世界或地区史(如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通史或断代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民族史(如蒙古族文学史)、分体史(如中国戏曲史)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语言文化论文:美国文学史。仅供大家参考!
美国文学史全文如下:
America’s history of literature began with the swarming in of immigra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and cultures. After that, American literature had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European culture for a long period. It was not until America’s independence, did Americans realized that they need national literature strongly,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began to developed. The Civil War was a watershed in the history, after which American literature entered a period of full blooming. Romantics, which emphasized individualism and intuition and Tnscendentalism represented by Emerson came out into being. This was an exciting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Like the flowers of spring, there were suddenly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writing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given depth and strength to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ccelerated the forming of High Romantics. Bu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ivil War, the American society was in a turbulent situation. The writings about local life, critical realism and unveiling the dark side of the society were increased.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Americans were at a loss postwar, and the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began.
My piece of paper is written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s these periods developed in order to have a clear outline of its progress.
Keywords:National Literature, Romanism, Transcendentalism, Local Color, Realism, Modern literature
摘要:从殖民地时期起,欧洲殖民者和清教徒翻开了美国文学史的第一页。 这往后很长一段时期, 美国文学一直都受到欧洲文化的很大影响。一直到美国独立后,美国人强烈地感觉到了民族文学的需要,美国的民族文学开始发展。 南北战争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个分水岭, 战后美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产生了强调个性主义和直觉的早期浪漫主义,和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文学。爱默生的时代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文学变动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他们突出地给予了当时美国文学以深度和力量,也促进了罗曼主义高潮的来临。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 社会动荡不安,这时的作品更注重于揭示社会的阴暗面, 同时美国的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创作出许多带有本土色彩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一战后,美国人陷入战后的茫然, 美国也开始进入了现代文学阶段。
我的论文随着这些时代的发展以时间顺序展开, 以便对于美国文学史的产生和发展纲要能有一个清晰的条理。
关键词: 民族文学, 浪漫主义, 超验主义, 本土色彩, 现实主义, 现代文学
American is a multi-national country. Just like a big container, which put in various kinds of elements.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can not only be co-existed but also form a sharp contrast, mixed together, It makes American literature style has a flavor of distinct and various aesthetic feeling. Many writers come from lower level, which makes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the rich flavor of life and local color. Furthermore, many new styles of literature in the world are oriented in America since 20th century.
The proces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following main periods: Colony and Puritan literature; early national literature; latter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Modern literature.
America’s history of literature began with the swarming in of immigra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and cultures. After that, American literature had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European culture for a long period. It was not until America’s independence, did Americans realize that they need national literature strongly,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began to develop. The Civil War was a watershed in the history, after which American literature entered a period of full blooming. Romantics, which emphasized individualism and intuition,and Tnscendentalism represented by Emerson came out into being. This was an exciting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Like the flowers of spring, there were suddenly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writing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given depth and strength to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ccelerated the forming of High Romantics. But due to the influence if Civil War, the American society was in a turbulent situation. The writings about local life, critical realism and unveiling the dark side of the society were increased.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Americans were at a loss postwar, and the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began.
(1). Travelers and Explorers
When the European explorers first came to this new continent, the native Indians who probably got here from Asia about fifteen thousand years ago were still in origin, and they even had no written language,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was originally transmitted almost entirely by word of mouth, and therefore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oral literature,” (Wu Dingbo, 1) As time past, more and more travelers and explorers swarmed in. They wrote a lot of diaries、letters, and travel accounts to describe the new land as second Eden. No wander somebody said that the earliest American literature were the travel accounts written by European adventurers. Among the most remained were Captain John Smith’s True Relation of Virginia (1608), and Description of New England (1616).
Although most of the Indian history was preserved in tales and songs, they had thoughts about life and nature. They loved the natural world around them deeply, and they believed that when a person was dead, he would give back what had borrowed while he was alive to nature. This kind of philosophy had influenced later or even modern American writers. It’s interesting that when we look at the literature of the Puritans, the Transcendentalists, the Naturalists, and even the Moderns, when we read Anne Bradstreet, Emily Dickinson, Stephen Crane, and Ernest Hemingway, we can find similar themes.
(2) Pilgrim settlements
Several years later, another group of settlers also arrived in the New World. This group was looking for the Jamestown settlement. However, because of bad navigation, they landed in Massachusetts. They were also coming to the New World with dreams of success, but their goal was different from the Jamestown settlement. They wanted to start a new world governed by the Bible. They were called Puritans because they wanted to live a better life by making themselves pure. They first arrived on the Mayflower and settled in Plymouth. This is the group we are usually thinking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the "first Americans."
The clearest history of their journey to the New World can be found in 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 (1608) written by William Bradford, who was also one of the Mayflower passengers. The 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 is a Puritan book in the best sense. “It’s loosely annalistic, but a direct and simple style gives charm, as a sincere faith in Puritanism gives purity, to the entire book.” (W. P. Trent, 1997)
The Puritans had several kinds of literature. By far the most common form is the writing related to Biblical teachings, or sermons, that the church leaders wrote. The Puritans believed that they were in the New World because God had brought them there for a special purpose. They thought that by studying the Bible they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is way of life. So they were very strict to their life, and they didn’t allow any kind of entertainment even in literature. That’s way Wu Dingbo said in his book “Literature of the New England Settlement is mainly a literary expression of the Puritan idealism”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colonial settlement served either God or colonial expansion or both.” (Wu Dingbo, 4)
Another important form of writing from this period is the histories. These books, like Bradford's 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tell us about life at the time of the Puritans.
People also wrote many poems. But a lot of works were hidden and lost because people often considered poetry to be an inferior form of writing and not totally acceptable to Puritan thinking.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oets from this period was Anne Bradstreet (1612-1672). Her poems in Tenth Muse Lately Sprung Up In America (1650) reflected the con concerns of women who came to settle in the colonies, and in all her poems, however, she shows her strong belief in God.
(1) The Age of reason
In the 18th century, people believed in man’s own nature and the power of human reason. With Franklin as its spokesman, the 18th century America experienced an age of reason.
Words had never been so useful and so important in human history. People wrote a lot of political writings. Numerous pamphlets and printings were published. These works agitated revolutionary people not only in America but also around the world.
Among the most renowned was the work Common Sense (1776) of Thomas Paine (1737-1809). It’s the ringing call for the decoration of liberty. He also wrote Crisis (1774-1783) and The Age of Reason (1794-1796), according to Wu, “He thought that religion should be based on rational, reasonable ground. ” (Wu Dingbo, 12) The pamphlets helped complete the debate that resulted in America's separation from England.
And of course for all the Americans, the most important document from this period was a single sheet of paper calle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776), mainly written by Thomas Jefferson and Benjamin Franklin.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the most distinguished person and giant in American history, he wrote and worked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hardly and had made so many great efforts to America that he has been called "The First American." a world-renowned scientist, diplomat, philosopher, and writer. He perfected the smooth, clear, short sentences of the Puritan plain style. His Autobiography encourages hard work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achievement. Another work that is well known is Poor Richard's Almanack, and many of the sentences have become popular quotations.
During this time writers thought that the truth should be relied on Bible, churchmen, authorities, or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2) Early National Litera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American Revolution War, American national literature came into being. Since before the war, American people have already had the awareness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so they wrote many political writings revolutionary poems.
The war helped the first important American prose writers and poets grow up both culturally and artistically. Furthermore, the independence of nation led to the independence of national literature. From this moment on, American people began to understand of meaning of being a real ”American“.
From the 1820’s to the Civil War broke out, American literature entered a period of full blooming. Writings all characterized by a distinct national style and flavor.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ld as a whole was experiencing a change in ways of thinking: there was a move from classical ideas to romantic ones. This change was taking place in all areas of culture around the world. This was an exciting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Like the flowers of spring, there were suddenly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writing at the same time. All the works have an optimistic spirit. They represented the various and quick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national literature.
(1) Early Romantics
In early 19th century, 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the person born with the new nation, his The Sketch Book created a new style of American literature—short novel. 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 His "Leather-Stocking" novels told us a story about how the brave immigrants fight with savage using what they have learnt from nature.
Another famous writer of this time was William Cullen Bryant (1794-1878), he was regarded one of the earliest naturalist poets in American history. His greatest poem Thanatopsis was published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in 1817. He appreciates normal birds and flowers, through which appreciate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Romantics emphasized individualism and they thought feelings and emotions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reason and common sense.
(2) The Transcendentalism
“The New England Transcendentalism was romantic idealism on puritan soil” (Wu Dingbo: 28). It stressed the power of intuition placed spirit first, and it took nature as symbolic of spirit or God. There were three main features of Transcendentalism were Unitarianism, idealistic philosophy, and oriental mysticism.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the leader of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He captained a group of enthusiast and formed a transcendental club with them. He also helped to set up and edited the transcendentalist journal The Dial. ” He had written many famous essays. Among the best are Nature and The American Scholar, which has been called “America’s Declaration of 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 Emerson wrote in The American Scholar (1837), a man must "learn to detect and watch that gleam of light which flashes across his mind from within." The main key to this inner world is the imagination. Man's imagination leads to expression. Our expression makes each of us a unique human. Romanticism became the way of thinking for this generation of writers.
Henry David Thoreau was also one of the writers of Transcendentalism, and his famous essay was Walden, in which he revealed the hidden spiritual possibilities in everyone’s life, and to considerate the pursuit of material things.
(3) High Romantics
Due to the great effort made by those geniuses such as Emerson and Thoreau, a wild-ranged national American literature had been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by the mid-19th century.
There are four important nam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to remember from this period: 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Walt Whitman (1819-1892), James Fennimore Cooper (1789-1851), and Edgar Allan Poe (1809-49).
Irving will long be remembered for his book of essays and stories, 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1819), which helping this new nation started its first step confidently. Cooper and Whitman described the character of the nation, which combined the courage and cleverness of expansion, the great sense of destination, and the optimistic spirit together. Hawthorne and Melville expressed the dark side of American dream though their profound and symbolized works.
Walt Whitman (1819-1892), father of free verse, “he threw aside the traditional ornaments and prettiness of verse, and created his own form” (Wu Dingbo, 44). His Leaves of Grass (1855), which contains such well-known poems as I Hear America Singing, and Song of Myself, was regarded America’s first genuine epic poem. He rejected regular meter and rhyme in favor of flowing free verse and celebrated patriotic love, ragged individualism, democracy and equality and stressed an almost mystical identification with America.
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due to his family background, his works always concerned with sin, morality, romance, and had complex Puritanism. His masterpiece was the novel The Scarlet Letter, and his 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 was also well liked. In these works he presented material on the alienation between facts and fancy, by using many symbols and setting to reveal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aracter.
Herman Melville was Hawthorne’s good friend, also an important novelist. Melville's greatest work, Moby Dick (1851) was based on Melville's adventures on the whaling ships. It is the deep "tragedies of human thought" that show his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Today Melville is considered one of America's greatest writers today.
Romanism was extremely influenced in a rising America as America had always had a strong spiritual tradition and romanticism was very comfortable with American spiritual heritage and its ideals of democracy and equalit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merican literature was so changeable that has never been before. Nathaniel Hawthorne, Herman Melville, Walt Whitman and Edgar Allan Poe, these four great writers had given depth and strength to American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After the Civil War, the American society was in a turbulent situation through several economical crises. The writings about critical realism and unveiling the dark side of the society were increased. They were mainly focus on bankrupt in countries, difficult life or struggle of low-position people and so on. Thus Romanism was on the wane with passing days, while Realism rose and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1) Local Color Fiction and Mark Twain
Local Color Fiction first appeared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nd it had further developing after the Civil War. This kind of literature mainly describes the local life. Its keynote was optimistic, and the language was narrative and humorous. For example, the work of Bret Harte (1836-1902) told us the life of American western miners. Mark Twain was the main writer of this period. He wrote for nearly 50 years, and he had actually written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stories. Nevertheless, Twain is remembered most for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1876), Life on the Mississippi (1884) and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4). The characters he created were humorous and full of wittiness. Mark Twain’s work was regarded the witness of America’s pure local life. According to Calkins, “Few American writers have written the same after reading Twain, for he has helped change the entire country with his humor and skillful story telling.” (Carroll C.Calkins, 124).
(2) Rise of Realism
“Realism is the theory of writing in which familiar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life and everyday scenes represented in a straightforward or matter of fact manner“ (Wu Dingo, 59). Romantic writers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plot, make the story as interesting and attractive as possible, while realism writers emphasized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characters, focused on objectivity rather than an idealistic view of human nature and human experience.
William Dean Howells (1837-1920) insisted that Realism was the truthful treatment of material moral problems of society. And in O.Henry (1862-1910)’s fictions, all his characters were common people and always had an ironical and surprised ending.
There was another style of writing developed by Henry James (1843-1916), who was a writer focu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He wrote some complex and profound novels such as The Wings of the Dove, The Ambassador, The Golden Bowl, and created psychological realism.
After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keynote of romantic literature changed form optimistic to doubtful. The sharp conflict of society force more writers’ attention to the unveiling of dark social fact and self-questioning.
Thought the writers of this time unveiled the misfortune and sadness or even degenerate things in actual life, they didn’t just took of the dark side of life as their material, most of them were the reformists with the hope of helping to create a better nation. Stephen Crane (1871-1900) showed more and more serious problems in big sites in his 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 and his most famous book about the American Civil War called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He thought his works liked a mirror reflecting all life, he emphasized the accidental physiological nature of the characters rather than their moral and rational qualities. Stephen Crane had formed a new style called Naturalism, which had influenced many following writers.
The First World War not only damaged the people’s life, but also led to a turbulent situatio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People of this time were named “The Lost Generation ”, and the writers and works had a pessimistic and disconsolate feeling.
(1) Modern poetry
Ezra Pound, T.S.Eliot and E.E Cummings are three poets who opened the way to modern poetry.
Ezra Pound started the “Imagist” movement, and his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has been called the first masterpiece of modernism. The Waste Land of T.S.Eliot particularly comments on the inhumanity and decadence of large modern cities.
(2) Modern novels
Many persons regarded that Ernest Hemingway and other important writers of 20th century had adopted the concise style and naturalism of Stephen Crane. Nevertheless, they still created their own styles and had written so many immortal masterpieces. Among the greatest were Ernest Hemingway (l899-1961) and William Faulkner (l897-1962).
Ernest Hemingway was once take part in the First Would War, so many of his works deal with war or injury, and nearly all of them examined the nature of courag, e. By suffering from the violent of war, he felt that he was cut off from all his old beliefs and assumptions about life. “He thought the War had broken America’s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separated it from its toots” (Elisabeth B. Booz: 1982). The works he wrote--The Sun Also Rises, A Farewell to Arms,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and The Old Man and the Sea—inferred the state of mind, and they becam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eeling of this generation.
Epilogue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gone though the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over 200 year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istinct individualism, which is optimistic, free and always creative. The living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been providing potent thinking headsprings for the writers past and nowadays, and it will continue reanimating the talents to bequeath and enrich the tradi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of which deserved to be proud.
1. Carroll C.Calkins, The story of America, New York: 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Inc, 1975
2. Elisabeth B. Booz,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1919-1980,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82
3. 柯恩, Landmark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4. Wu Dingbo, An outl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8
5. Edited by W. P. Trent, J. Erskine & S. P. Sherma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England: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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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的概念是与京派对立的,最初这两个名词是沈从文在上世纪30年代挑起的一场文学争论中提出的,上世纪30年代写实小说和抒情小说流派基本上分别被京派和海派所分割。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未必是上海人)。广义上的海派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新感觉派。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全文如下: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
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
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市,性爱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性爱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
于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
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1]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2]刘呐鸥.热情之骨[A].刘呐鸥.都市风景线[C].上海:水沫书店,1930.34-44.
[3]刘呐鸥.1926年11月10日致戴望舒信[A],孔另境.现代作家书简[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185-185.
[4]夏志清.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A].夏志清.爱情·社会·小说[C].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217-246.
[5]穆时英.黑牡丹[A].穆时英.公墓[C].上海:现代书局,1933.215-234.
[6]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A].流言[C].中国科学公司,1944.
[7]张爱玲.致《力报》编者的信[J].春秋,1944,(第2年)(2):74-74.
[8]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A].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39-145.
[9]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J].万象,1942,(4):13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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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左虫右缀去纟
@②原字左虫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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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其中出现了许多文学流派。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时期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另外,文学杂志《当代文学》于2001年9月23日在香港正式创刊。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全文如下: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
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
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
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
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
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
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
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
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
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
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
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
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
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
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
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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