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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急剧变动及当代西方思潮的涌入导致了社会思潮异常活跃。由于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如何积极应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挑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认真研究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应对挑战的措施,对于提高我们的政治敏锐力和政治鉴别力,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全球化
一、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概况
所谓社会思潮,是指某一特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并适应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状况和要求,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影响较大的思想潮流。其实质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学术文化观点和实践在社会层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相互制约的总和或总体特征。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是指产生于西方社会,发生于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思潮。它派系庞杂、学说众多,首先就学科领域而言,社会思潮可表现为政治思潮、经济思潮、文化思潮、哲学思潮等。具体到各个领域,诸如政治自由主义、政治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属于政治思潮;诸如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货币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属于经济思潮;诸如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抽象主义等属于文化思潮;诸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属于哲学思潮。当然这种区分也只是大致性的并非绝对化的,有些社会思潮同时涉及多个领域的内容,像全球化思潮既包括经济全球化,也包含了文化全球化,同时又涉及一系列政治问题。各种思潮内部还存在许多派别,这些派别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理论体系,而且又都有其符合社会心理的情感内容,在社会的某一层面占有一席之地,在各自领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总而言之,这些思潮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因而又有如下共同的特性。
第一,非理性主义色彩浓厚。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l9世纪末2O世纪初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流派——意志主义。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引发出以无意识、泛性论等非理性的“欲”为主要特征的弗洛依德主义,以及以个人的情绪体验为核心的存在主义,影响到以社会批判为核心,鼓吹“爱欲解放”论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影响又从哲学波及到众多其他领域、文化形态史观、宗教社会等也有浓厚的非理性倾向。
第二,相对主义的流行。相对主义最先冲击的是科学上的绝对主义,主要依据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是从反对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哲学开始的。以晚年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和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新相对主义思潮,目前正深层次地影响着西方社会思潮的各个流派。
第三,人本主义倾向明显。西方社会人性异化的事实乃是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普遍关注人的问题的根本原因。人本主义强调以人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给人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人性的解放等等“属人的问题”以合理的说明。在现象学、存在主义、人格主义和哲学人类学等人本主义流派看来,思想家们不应关注科技发展和物质文明的成果,而应力图关心现代人的困境、痛苦、恐惧和迷惘的现实。
第四,注重全球问题,关注人类未来发展。20世纪下半叶开始,以世界新科技革命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特点。它既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前景,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许多全球性问题。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中产生了未来主义。未来主义从全球角度探究人类面临的新问题,并探讨新科技的应用和发展对社会的影响,体现了理论的超前性、预测性。
如果说,在农业社会里,人们总是着眼于传统的历史经验,工业化社会里,人们总是注重现实的实践活动和利益得失,那么,在步人信息化社会时,人们更注重从现实中把握未来,从未来规则中发展现实。
二、分析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的影响
社会思潮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对社会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已经深深地融人国际社会,庞杂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起了消极作用。例如,存在主义思潮在我国的流传,曾导致不少人不恰当地强调个人自由,反对社会制约。这种思潮也就一度成为“自我设计”、“自我造就”的理论基础。在我国80年代的“弗洛伊德热”中,精神分析学说的某些观点曾成为一些人丢弃社会道德理想,把自我与社会对立起来的理论依据。它早在上世纪2O—3O年代就传人我国,80年代又会同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我国广泛流传,以至继“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之后,又形成一股“尼采热”。尼采及其先驱叔本华的某些观点曾成为我国一度蔓延的悲观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心态的理论依据之一。在前些年出现的中西文化比较热潮中,有些人受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无视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精华,导致文化虚无主义的出现。所以,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社会的稳定,我们必须对西方社会思潮进行正确地引导,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合理地传播,做到批判与借鉴有机结合。
首先,应当追踪有关思潮,特别注意在改革开放环境下西方思潮的冲击,深人分析和评判其本质。事实表明,社会思潮是动态的,常常可以跨越地界、国界,跨越世纪,影响极大。特别要明确的是,对我国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的许多西方思潮,尽管它们在产生之时对其社会环境而言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西方社会制度与我国社会制度的差异性决定了他们流向我国以后则往往变成祸水。况且,有些进入我国的社会思潮本来在当今的西方社会已不再时髦。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盲目追随,除了给人的思想造成混乱之外,别无他用。这方面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我们应当认真吸取。以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情况为例,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社会文化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本来,如果及早有意识地分析研究可能由之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后发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必然被大大限制,甚至未必能形成气候。应当承认,当时介绍和出版的大量哲学、政治、经济和文艺方法有影响的思潮,对于刚刚步人改革开放时期的人们来说,有开阔眼界、促进学术的作用。其中的某些观点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即使如此,其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反应的本性也并没有改变,仍然不能掩盖其很大的消极作用。可惜的是,长期封闭导致的信息饥渴使人们疏于分析和防范,忽视了中国的背景和特点,对帝国主义推行其价值观的意图即和平演变的阴谋没有足够的分析。结果,西方思潮很快便在中国泛滥成灾。于是,许多人人生观倾斜,价值观缺失,道德观沦丧。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也是我们在分析思潮时必须记取的。
其次,必须认真分析我国社会矛盾有关方面的相应变化,揭示社会思潮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基础。社会思潮得以形成和流传,需要许多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是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社会思潮起初作为一种思想观点或口号,当然要由少数人或某个人倡导。但是,至于能不能形成规模,则是由其是否与某些人的利益有关了。事情往往是这样,先是社会矛盾的复杂化,然后是某些群体感到危机,而某些观点和口号恰恰适合了他们的需要。因而,看起来是眼花缭乱的社会思潮,实际上却是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涌动所导致的现象。因此,把握了社会矛盾的运动特别是社会矛盾双方各自向对立面转化的性质,便可以提高防范思潮的针对性。比如,社会思潮向对立面转化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作为绝对主义表现形式的个人崇拜思潮盛极之后,继之而起的则是怀疑一切的相对主义思潮。极“左”路线践踏了人的尊严和价值,改革开放之后,乘机而人的西方所谓人道主义哲学正中一些人的下怀,并孕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了解了社会思潮相互转换的规律,就要注意,在反对一种错误思潮的时候,不应忘记可能导致的另一种思潮,并注意在其未形成广泛影响时,及早因势利导,努力将其引向正确轨道或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
最后,分析西方社会思潮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剖析。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其理论学说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能帮助我们加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了解。例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为我们送来了新技术革命的信息,通过这些思潮的理论学说,我们可以了解到新技术革命给发达工业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了解到许多我们以前不甚了解的事实、数据和议论,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新技术革命的社会意义,以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抓住有利机会,迎接挑战,发展我国经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有关材料,这个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虽然失之偏颇,它鼓吹的“阶级同化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它所提出的许多情况,如在工业文明地区劳动阶级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却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很有参考价值。唯意志主义、存在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也都为我们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矛盾提供了线索。
三、中国应对西方社会思潮挑战的对策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作为社会生活中变动着的精神之流,不断渗透于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两个层面。在全球化的大潮中积极应对当代社会思潮及其实践性和批判性的挑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我们不但要认真地去分析吸收,还要勇于面对,主动出击。
第一,积极投身于社会思潮全球化的洪流,保障中国话语权。随着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步伐的加快和与国际交流的加深,国际上各种立场和观点的社会文化思潮都会很快地从思想和行动上影响到国内的方方面面。像国内十余年来激烈而又持久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其理论基础和思想出发点都来源于国际思潮中的新左派运动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他们大都奉哈贝马斯或哈耶克等人为圭臬,其思想也仅是对他们观点与理想的中国化表述。当前,国际性的社会思潮主要是欧美的声音,还缺少中国的表白。我们不仅不能远离全球化的运动而“放弃”话语权,更要勇敢地主张、捍卫和实施自己的话语权。现在我们还处在思潮的“引进”阶段,很容易在话语权和价值评判标准上受制于人。我们应当成为社会思潮的输出者,勇敢地站在时代思潮和道德的制高点上。我们要积极勇敢地参与社会思潮全球化的洪流,要成为“表述”自我的主体,不能成为“被表述”的对象。
第二,未雨绸缪,迎接社会思潮实践性和批判性的挑战。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会越来越成为各种意识形态或各种“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潮、组织与行动关注的主要对象。可以想见,当年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抗议船对澳大利亚的抗争行为,今后我们也有可能受到这样的组织和类似行动的影响。如何与他们打交道?一旦在一段时间被他们“盯上”、或在某件事上被他们“缠住”乃至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如何争得国际主流舆论的同情和理解?这不仅是具体的行为结果,也是政府的国际形象问题,更为深远的是国际舆论与民意对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态度认同问题。我国传统外交是“重政府、轻议会”,现在决不能再走上“重政府议会、轻民间思潮”的道路。由于这些思潮和运动对西方各国政府的超然独立性,一旦出现这种现象,仅靠传统“外交”是无济于事的;对其回避、绕开或置若罔闻也是不可能的。与其主动交往、增加了解、建立友谊,以未雨绸缪,把矛盾减到最小,把不利降到最低才是根本之道。因为,能否正确处理这种思潮的实践化,对于我们的和平发展战略的实现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吸收优秀时代思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当今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理论已较多地在中国被介绍、引人,正确了解、研究它们才能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既有分析地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又抵制消极或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机械地移植、嫁接西方文化会导致本土文化停滞、断裂。我国的新文化建设,应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审视“中外古今”的气概,继承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融冶合理的外来文化成果,在“综合创新”中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以适应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此外,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资本主义不仅要重视硬件,即重视资金、资源、技术等这样一些属于物质层面的东西,还要重视软件,即重视思想层面的内容。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理论学说部分,作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是现代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广泛吸取世界文明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样,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对现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广泛吸取,其中当然少不了吸取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理论学说中的合理因素。
四、结语
总而言之,研究当代西方思潮,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需要,也是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就必须克服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极端态度。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对当代西方思潮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开展对当代西方思潮的研究有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取得了初步成果。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接触西方理论原著的人越来越多,对当代西方思潮进行科学分析,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但也有少数人走向另一极端,对西方思潮持全盘肯定态度,不加分析地接受其观点。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必须认真克服的。
研究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应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认清其理论根本性错误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它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问题、新观念,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反映了现代科学和人类文明的进展,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对待当代西方思潮,批判与借鉴结合,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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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实践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正是在对现代性批判反思的过程中逐渐展现出来的。从“感性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去“改变世界”、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交往实践观,其根基和路向对启蒙现代性的两大基石——大写的、抽象的人和大写的、绝对理性具有本然的变革性,造就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层面。
一、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出场
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思想。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首先是其出场的历史语境使然。马克思对自己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有着极为深刻的敏感性。马克思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都是现代社会,即资本全球化的社会。正是在对资本全球化社会的批判性反思中,马克思得到了关于现代性的深刻理解,使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出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雇佣资本与劳动》、《资本论》等关于现代性批判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一反以往思想
家以研究资本社会“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为主要目标的致思路径,他主要从“病理学”的角度对资本全球化社会进行了批判和反思,从而奠定了开启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基点。马克思现代性视领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他在思想史上最早清醒地洞察到,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并不像它所声称那样具有“普遍性”,“理性王国”的价值理想承诺也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纯净和透明。在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承诺背后,深深蕴含着一种特殊主义的、非理性的权力关系,它体现的是特殊者的特殊利益,贯彻的特殊者的特殊意志,因此,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在实质上是一种充满压制性、排它性和垄断性的专制话语,以之作为现代人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尺度,等于树立了一个虚假的偶像,现代人自以为获得了绝对可靠的价值的阿基米德点时,实质上这价值基点的底部已裂开了一个巨大的深渊。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商品开始的。马克思认为,商品作为现代社会的细胞,它以最直接的形式体现着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特征,对现代性的解剖必须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商品看似简单,实则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的这种谜一般的性质就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物化和商品拜物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日常意识,也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完成形式,它把私人劳动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严密地遮蔽起来了。这里,马克思的旨趣在于通过分析物质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形态——商品和商品拜物教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已变成物与物的关系,成为人们无法驾驭并统治人们的异化关系。这种深刻的批判意识开启了现代性解读的根本性的路径,为当代人反思理性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点。资本是马克思现代性诊断的核心。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解剖,确立了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从而完成了他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的全方位考察。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永不停息的运动方式造成的现代社会的动荡不安变动不居构成现代性的基本症候之一。“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另Ⅱ的联系了。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对于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贪欲使资本充满了不断膨胀和扩张的冲动,它力求冲破各种地域的限制,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这样就使得资本不断越出本国范围,去开辟世界市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儿嘲当一国资源、市场满足不了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的要求,进而限制了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成长的时候,雄心勃勃的资本就必然会超越国界,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去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去开拓新的世界市场。因此,全球化乃是资本自发运动的必然逻辑结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他认为,正是凭借资本运动和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广泛的经济体系,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人世界经济体系中,从而完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可见,在马克思的诊断中,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动力,构成了各种现代性现象的核心和灵魂。但马克思绝不仅仅停留于此,他借用“异化”的概念对现代性作出了更深层次的反思。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四个层面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灌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二是劳动本身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使人的智慧和体力都获得发展,劳动者在劳动实践中会感到一种创造的幸福和愉悦。但是,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三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使人的自由
自觉的特性丧失,变成了像动物一样的生存。四是人与人的异化。在他看来,异化现象是可以被扬弃的,他指出:“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_3I(n¨。从上面的分析中可看出,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正是在他对现代性批判反思的进程中逐渐展现出来的。
二、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野
从“感性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去“改变世界”、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交往实践观,其根基和路向对启蒙现代性两大基石——大写的、抽象的人和大写的、绝对理性具有本然的变革性,造就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层面。它不仅否弃作为传统社会精神的旧形而上学,而且否定“人”的抽象性,将其视为在变革世界的历史行动中、在“社会关系总和”中的存在者。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和发动的哲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启蒙以来的现代性观念的变革来完成的。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所强调的理性精神是有特定社会历史内涵的,是建立在现代实践基础之上的,这种理性精神是现代化时代的时代精神,具有普遍的意义。然而,马克思以前的现代性并未自觉到理性精神的现实经济基础,并未意识到现实经济基础的内在矛盾性。它把理性理解为人的本质,把自由、平等理解为人的天赋权利或某种绝对理性的体现。启蒙学者们还试图按照理性的要求,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永恒正义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回避了现代社会存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把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了。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博爱学派时所说的:博爱学派是“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
大写的、抽象的人和抽象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以往现代性的两大轴心,也同样构成了白笛卡尔以来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形而上学的根基。因此,对他们的批判,正是开启马克思历史观和现代性视域的真正起点。康德认为,主体不能无条件地认识外部世界,把握绝对真理。理论理性发挥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它只能提供必然性的知识,而不能把握自在之物,不能为人的自由实践活动提供准则。在理论理性之外,还有更高的实践理性。只有依赖于实践理性,才能使我们通向自在之物的领域,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因此我们必须迈向实践理性。黑格尔则试图把理眭提升为超人的客观的绝对精神,将理性彻底本体化,试图用这种无限的、绝对一体化的理性来设置和安排现代社会生活。他完成了对一切的颠倒,完成了对世界的“理性的颠倒”,但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已经向启蒙运动所批判的超人的客观精神——上帝靠拢,从而使现代性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暴露出其理论的局限性。黑格尔不是从现实的物本身出发去规定物,而是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去规定物,从自我意识外化出抽象物。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意识“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一反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从理性出发研究社会和人的致思路径,马克思是从可以经验地观察到的现实个人的感性实践出发的。现代性的发端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发现,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选择。但是,启蒙运动以来的抽象理性认为现实世界的历史运动,源于作为自我意识的理性在不同的、依时间进程展开的每一个现实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而这个意向本身即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历史性。马克思对这种抽象主体观进行了彻底解构。他认为,主体不过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人的主体性不能够脱离主体而存在,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主体。实践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人的基本活动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马克思强调了人的类本质的实践生成性,把人带到了现实的社会历史存在过程之中。
这样,对主体问题的考察就由理想存在的类本质的分析深入到了对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本质的分析中,实现了从抽象人到现实人、具体人的转变。马克思看到,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指出:“生产条件自身具有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化形式,表现为他人的所有权而与劳动相对立,并作为这样的所有权对劳动进行统治”。劳动本来是人的现实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现实性同时也是人的现实性的丧失。“这种现实性对于劳动来说是他人的现实性,它构成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对现实社会生产关系的揭示使马克思认识到,人不是抽象的理性存在,人的本质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是特定的社会规定性。只有从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理解人,才能把握到现实的人。马克思进而指出,人的自由、平等并不是人先天的自然权利,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自由、平等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
的缺陷不仅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而且受到资产者的偏狭眼界的束缚。马克思指出,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与之相反,马克思新哲学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种哲学立脚点的转变,使得马克思用新的态度、新的眼界看待现存社会,从辩证发展的过程中、从暂时的历史必然性中把握现存社会。“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因此,问题不在于如何加强和完善理性,维护现代社会秩序,而在于超出这种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提出变革现代社会秩序的历史任务,引导人们改造扭曲的现存社会关系。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启蒙理性所允诺的人间正义、平等、自由、人权的王国,在政治解放这一制度框架中是一张无法兑现的期票。只有在人类解放即共产主义这一制度性安排中才能真正克服启蒙理性的缺陷,实现真正的理性社会。这时的理性已经超越了某一个特定阶级的私利这一狭隘的历史视野,而是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和谐一致,社会理性表现为消除一切形式的自发性对人的支配,从而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合理关系,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只有在这种自由王国中,才能真正实现“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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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圣经义,从各个方面都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社会的各方面,都包含《圣经》的影子。本文旨在从亚当这一人物形象对美国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方面,来论述圣经对西方文学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圣经的经典人物场景、亚当在文学作品中的印记、为什么作家热衷于圣经中的人物形象。
论文关键词:圣经亚当新亚当
圣经是西方文化的精神代表,对西方的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了解圣经,认识圣经,从整体上把握圣经的脉络,这对我们认识西方文学有着重大的作用。
西方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的整体价值观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从整体上看,其文化核心与信仰根本还是圣经。在西方,各种文学创作都与圣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由于读者不了解圣经的故事,体会不到作家在作品当中的良苦用心,造成文化隔膜。
1《圣经》中的伊甸园,亚当和夏娃
《旧约·创世纪》中记载了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按《圣经》的说法,人类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和支配者。亚当的含义是“人”,夏娃的含义是“生命之母”。上帝在东方的伊甸,为亚当和夏娃造了一个乐园。后来,撒旦引诱他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实,上帝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
而被文学家所青睐的正是这些意蕴深远的人物。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亚当、夏娃、耶稣、撒旦、亚伯拉罕等人。他们的故事往往能激发作家的丰富想象力,从而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独特而新颖的主人公形象。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作品中所创造的“新亚当”形象。
2亚当在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印记
在美利坚民族形成和美国建国的过程中,圣经深刻影响了来自英国的清教徒对美洲大陆的设想和规划。他们用圣经中的词语,把海外移民的行为神圣化。十九世纪美国的飞速发展,激起了人们建立伊甸园的构想,于是,这给美国文学引入了~个全新形象——新亚当。
2.1开创亚当形象先河的库柏
库柏创作了著名的“皮袜子五部曲”,主要描写了森林中的猎手“皮袜子”——纳蒂·班波的一生。在《圣经》当中,上帝命亚当守护伊甸园。而“皮袜子”俨然是一个守护伊甸园的亚当。库柏曾说“皮袜子”是“具有两种生活条件的最好品质而又不走极端”。就是说,它除了具有淳朴的品质以外,还具有__文明的特征。库柏的“新亚当”虽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可以说他是库柏自己心目中美国人的形象。
2.2瓦尔登湖上的亚当
梭罗是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重要领袖。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认为人要回到大自然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他在散文《瓦尔登湖》中将自己描写成生活在伊甸园中的亚当。他号召人们要像圣经中的亚当那样,成为“大自然的一员”。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大自然完美融合的新亚当形象。
2.3作为亚当的女性——海丝特
对于《红字》与圣经关系的论述有很多,其中不乏专门论述的专著。在这里,我谨把《红字》中的主人公海丝特·白兰作为众多“亚当”形象中的一个来简要加以说明。
霍桑在对人物进行塑造方面,受《圣经》的影响极为深刻。他用隐晦曲折的手法向大家展示出一个诚实、善良的“新亚当”形象。海丝特和牧师犯了通奸罪,海丝特鼓励牧师逃走,她说:“你还可以得到幸福。”这暗示着人类虽然因为犯罪而失去了伊甸园,但是只要勇于赎罪,就能有光明的前途,重新找到失去的乐园。
《红字》这部书提出了作者所处时代的问题。而海丝特这一形象成功表现了要勇于开创新生活的意识。另外,《红字》中“A” 的记号也取材于《圣经》。《创世纪》记载,该隐杀掉兄弟亚伯,遭到流放。但是上帝在他额头上做了记号,使他免受杀害。这个记号表示此人既是罪人,又是圣人。海丝特最后变成了“能力”、“天使”的象征。海丝特是一个敢于冒犯社会道德冲破习俗的英雄,她作为“新亚当”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2.4美国新形象
诗人惠特曼用诗歌呼唤着富有进取心、积极向上的亚当。读完惠特曼的诗歌,会让人有一种精神振奋的感觉,总是想着要迫不及待的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可能这就是惠特曼所要到达的目的,让每个人都有激情,充满对新事物的憧憬和渴望,去开创一个新天地。
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惠特曼所呼唤的“亚当”,就是一个逐渐成长起来的美国民族的形象,是对自我的积极肯定。他的“新亚当”形象比其他作品中的“亚当”更加鲜明、富有特点。
3作家为什么热衷于使用《圣经》中的人物形象
《圣经》中的人物形象,越来越多的被推陈出新。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圣经》经久不衰,并根深蒂固的影响着美国的文学创作呢?
首先,从《圣经》的地位来看,它是__的经典教义,而美国又是一个信奉上帝的国家,几乎每个人都熟知圣经的故事。所以,对经典教义的引用,第一,可以增加文学作品的亲和性,第二,更有说服性,使大众广为接受。
其次,美国的作品中,有一些是对《圣经》中人物形象的颠覆。如马克吐温的《亚当日记》与《伊甸园的一天》等作品。这些带有一定讽刺与幽默效果的对传统的颠覆,使文学作品很有震撼力。
第三,__在美国传播广泛,其思想深入人心。十九世纪的美国作家基本上都是从小受到《圣经》文化的熏陶,这个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后来的文学创作。由于根深蒂固的__思想,使得作家的创作中总能体现出《圣经》的方方面面。
最后,从社会历史条件来看。十九世纪的美国正值发展时期。民族文学经历了长时期的酝酿,终于在十九世纪繁荣起来。
文学创作上,反映独立战争、谋求发展的题材增多。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圣经》中的经典,其中的人物形象也就这样登上了十九世纪美国文学创作的舞台。正是由于上述四个原因,让十九世纪的美国文学中大量涌现了“新亚当”的形象。我们也由这些人物中,汲取了积极健康的品质,看到了自身光明的未来。
总之,《圣经》与文学的关系可以说是贯穿在西方文学史的整个过程当中。《圣经》为西方作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和艺术技巧。《圣经》塑造了西方文学家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内涵,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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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老舍作品;文化批判;现代化思考
论文摘要:在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老舍持续地进行着自己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自觉承担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建设新文化的历史重任,他曾探讨过的许多社会文化问题,如“文化激活”、“文化失落感”、“道德失范”、“文化传承”、“文化更新”等等,直到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与学术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去梳理和阐发。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老舍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许多学者也对此多有具体的探讨,诸如老舍与中国传统文化,老舍与北京地域文化、与旗人文化、与__文化等等,都曾是人们探讨过的热门话题,这些探讨成果丰硕,深化了人们对老舍这位作家丰富的思想文化蕴含的认识。然而,这些探讨多是从老舍作品中提取某些文化类型,进行印证演绎和意义诊释,并未能深人到老舍所处的时代语境中,揭示老舍文化批判思想生成与发展的复杂诱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中了解到老舍何以要选取文化批判的独特视角来展开他的文学主题提炼和文学想象。而这些,就是本文要试图完成的研究课题。
一
老舍是携带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于192b年正式登上文坛的,他的文化批判视角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初露端倪,随后延续和深化加强,并逐渐形成其小说鲜明的主题特点。而实际上,老舍在走上文坛之前的20年代初,即已立志从事文化批判和新文化建设了。那时,他曾表达过这样的志向:“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蔽,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从这段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老舍此时已经有了清醒的文化批判意识,一方面,他立志要对传统“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进行“破坏、铲除”的去弊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决心要“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推动中国文化的更新。事实证明,老舍这段话决不是一时冲动的激情表白,而是切实落实到了他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了的,包括他的从教与从文。
探究老舍这一时期文化批判思想形成的原因,无疑与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运动分不开。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便艰难迈上了现代化的道路,那时的思想先驱们外鉴西方列强的先进富强,内审国家的积弱积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努力探索并推动着中国迈向现代化。在先后历经“技术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道路探索失败之后,他们纷纷将目光聚集在思想文化层面上,试图从中找到阻碍我们民族现代化的深层病根和推进我们民族现代化的新的动力资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近现代思想家们这一思想行为的显著体现。这场运动高扬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启蒙精神大旗,对中国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否定。并以“民主”与“科学”为新文化建设的价值目标,以更新国民的价值准则和伦理道德观念,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其历史意义巨大,影响至今。
家居北京的老舍,那时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处在同一个时空,近距离的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耳闻目染,常见习闻,自然而然从中获取到思想话语资源,并由此形成他文化批判的思想视角和话语表述的基本形式。
《老张的哲学》较早显示了老舍对“封建有毒文化”的现象观察与本质揭批。赵姑母与老张分别作为传统文化的两个载体得到了较为生动的表现。作为封建礼教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执行者的赵姑母,虽然慈祥、善良,但思想陈旧,格守古训,在温情脉脉中将侄女迫害致死却并不自觉,这是一个很令人痛心的可悲可叹的人物;而老张则是一个十分令人可憎的人物,他是一个拜金主义者,凶恶狡诈,欺压良善,投机专营,可谓封建专制制度文化的典型体现。老舍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写,对其背后蕴含的封建伦理与制度文化的弊病进行了暴露与批判,虽然这种批判还欠缺某种理性自觉的深度和高度。
老舍第一次自觉地进行有深度的文化批判,当是1928年创作的长篇《二马》。这部作品意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并重在揭出其“背后几千年的文化”的遗留。老马自尊自傲,自私自利,因循守旧,懒惰成性,不思进取,无所事事,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是老一代中国人的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象征。老舍对此感到担忧,并予以批判嘲讽,老舍指出:“完全消极,至少可以产生几个大思想家。完全积极,至少也叫国家抖抖精神,叫生命多几分乐趣。就怕像老马,像老马的四万万同胞,既不完全消极,又懒得振作起精神干事。这种好歹活着的态度是最贱,最没出息的态度,是人类的羞耻。”而反观英国人,他们务实、懂科学、爱国、进取,尽管有些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但有更多值得欣赏和肯定的地方。通过中英两国民族性格、文化心理与文化价值观念的比较,老舍对民族精神老化和产生“出窝老”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肯定了英国文化和英国民族精神。
这部作品对中英两国民族性格的比较极易使我们联想到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大论战。如何评估东西文化,如何革新东方文化,这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文化主题。陈独秀和梁漱溟各自作出了不同解答,并引起争论。比如陈独秀认为中西文化性质迥异,绝不相容,须输人西学以革新中国文化。而梁漱溟也认为中西文化有别,指出,西方文化“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意欲自为调和持中”;西方文化是一种既进的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待进的文化等。但梁漱溟不认为中西文化这种差别有优劣之分,他们只是中西方民族生活不同样式而已。因此梁漱溟坚信,尽管目前中国文化存在弊端需要改革,但世界文化的未来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老舍对中英两国民族性的比较,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评估中西文化思潮的延续。但不同于陈、梁二人的评估显得那样的抽象和理性,老舍以小说形式表述的这种比较更让我们觉得真实和生动。在比较中,老舍将重点放在对老马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病态的暴露和批判上,由此产生的想象和叙事成为这部小说最耐人寻味的部分。而在文化理想的构建上,老舍则与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六点希望接近,他把懂科学、爱国、进取、务实等作为理想的国民精神,认为“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老舍尤其着重对“国家观念”的强调。由于传统家族制的中国社会结构导致我们的国民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这也是导致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日渐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老舍特别注重对国民国家观念的塑造。老舍曾在多部作品中暴露和批判了我们国民“国家观念”的缺乏,他曾明确指出,“我们的人民没有国家观念”,并认为“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和一片野草似的,看着绿汪汪的一片,可是打不出粮食来”,因此,他把“引起中国人的爱国心,提起中国人的自尊心”视为“是今日最要紧的事’,。老舍对国民劣根性及其背后隐藏的传统文化弊端的暴露批判无疑是准确深刻的,他的那些主张也很具有时代针对性,有许多时代的合理的成分,甚至有超越时空的思想价值。
二
到了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走何种现代化道路的战略研讨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之争又热闹起来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已在当时报刊上被较多地使用。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一周年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结果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趋向问题的大讨论。随后不久,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号召开展文化建设运动,又引发出新一轮的文化论争。这次论争无论是讨论的深度和广度,都可以说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是中西文化、现代化道路理论探讨的新阶段。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已大大超出了以往争论的范围,即使是一些老问题,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语境的诱发下,老舍在30年代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又有了深人拓展。他写的好几部作品直接就是“借故事说文化”。1934年,老舍就曾计划写部长篇《二拳师》,拿武侠故事表达对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如他所说:“内中的主角是两位镖客,行侠仗义,替天行道,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可是到末了都死在手枪之下。我的意思是说,时代变了,单刀赴会,杀人放火,手持板斧把梁山上,都已不时兴;大刀必须让给手枪,而飞机轰炸城市,炮舰封锁海口,才够得上摩登味儿。这篇小说假如能写成的话,一方面是说武侠与大刀早该埋在坟里,另一方面是说代替武侠与大刀的诸般玩艺不过是加大的杀人放火,所谓鸟枪换炮者是也,只是显出人类的愚蠢。”。显然,老舍计划中的这部作品意在表达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必然性事实的清醒认识和对现代化带来的负面问题的普惕。遗憾的是老舍这部作品未能写成。但以这部作品的材料浓缩成的短篇《断魂枪》则继续着他对文化问题的思考。
《断魂枪)反映的是文化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小说一开头,就将世界正在发生的剧变形势简要的勾画了出来: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质,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灵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德的镶旗,绿笠皮箱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慈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它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
这段时代速写把近代末期西方强势文化对落后的东方文化的强烈冲击生动准确表现了出来,这里有军事侵略,面对西方的洋枪洋炮,东方的长矛毒弩与厚盾不堪一击,东方被迫成了殖民地。这里有西方先进科技文明的涌人,击垮了东方的农业文明,并导致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火车“穿坟过墓破怀着风水”,沙子龙的镶局被迫改成了客栈,“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流行。这就是近代末期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东方与中国。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自然有着严重的文化失落感,如 镇师沙子龙曾经以一条“五虎断魂枪”横走西北为年无敌手,那曾是何等的威风八面!可如今,镰局改成了客栈,沙子龙的五虎断魂枪也没了用处,“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了,这是何等的伤感与无奈!而另一个问题也立即浮现了出来,那就是沙子龙那套没了现实用处的绝技“五虎断魂枪”还有没有传承下去的必要呢?这却是个令人颇费思量的严肃问题,“传”还是“不传”,在沙子龙和他的徒弟与孙老者那里有不同的看法,孙老者和沙子龙的徒弟们希望沙师父传授绝技,可沙子龙却死了心,宁愿被世人耻笑和遗忘也坚决不传。对此,老舍批评道:“许多好技术,就因个人的保守,而失传了”。。总之,这部小说借一个武侠故事将近现代时期社会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与信息记录了下来,并传达着老舍对此进行的严肃思考。
此外,《老字号》这部作品也从另一个方面演绎着他的文化批判主题。《老字号》写一老字号商铺三合祥死守老规矩,在时代已变的情况下经营方式却一成不变,结果将铺子经营垮掉的故事。小说反映的是现代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所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与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问题。钱掌柜死守旧规矩经营着铺子,结果将老字号三合祥弄垮,而周掌柜则积极改革,虽然他的做法不合“规矩”,却能实实在在的挽救铺子的颓势,后来,“周掌柜上天成领东去了”,并最终吞并了老字号三合祥。钱掌柜经营的老字号的垮掉和周掌柜经营的天成的成功,充分表明了在社会转型期,只有积极改革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因循守旧必遭淘汰。这正应了老舍在(大地龙蛇·序)中的一句话:“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有它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
另外,老舍还在这篇小说中反映了社会现代化中出现的道德失范问题,并表现出几分反感和优心忡忡的心情。老字号三合祥“官样大气”颇有“君子之风”,不愿意使用那些下三烂手段赚取买卖,虽然最终被挤垮了,但它讲规矩,有气度,令人欣赏和敬佩。而新起的两家商铺正香村和天成却不然,它们不讲规矩,没有气度,只要能赚钱,便使尽手段,虽然它们在竞争中最终取胜了,但却很令人厌恶和鄙视。一个经营作风正派,却赚不了钱,一个经营作风不正,唯利是图,却能赚钱,如何处理这样一对矛盾,实在是一个问题。这部小说虽然重在形象演绎唯改革才能发展这个理,但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道德失范的问题,直到今天都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确实需要认真探究。虽然,老舍并未能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这也不是他这篇小说探讨的重点),但他的感情倾向还是偏向于传统的。
三
抗战时期,老舍站在文化的高度来认识抗战的意义。他认为:“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将文化的价值看得高于国家和民族的范畴意义,高于个体的存在,这是老舍此时所持的一个基本的文化价值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老舍认为“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也因此,抗战将老舍对文化的反思批判推向了高潮。探讨“抗战与文化”的关系也成为了老舍抗战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留下了两部集中探讨“抗战与文化”关系的作品供我们今天解读,这就是《大地龙蛇》和《四世同堂》。
创作于1941年的三幕话剧《大地龙蛇》,是老舍接受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要他以“东方文化”为题写成的一个作品。在这个剧本中,老舍试图对“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以及“抗战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老舍一方面肯定了我们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固有的精神价值,认识到了我们“固有文化的力量”,认为“我们的大字不识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是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文化在抗战背景下存在许多弊端,如重“修身齐家”却忽视“治国平天下”,“重气节,同时又过度的爱和平”,以及诗词书画等文人文化对民族精神的消沉麻醉作用,使人丧失行动能力等等。《大地龙蛇》中的赵摩垛就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
为此,老舍主张对我们的文化进行转换更新,一是激活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消解病态苍白的“静”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的“动”的力量。赵摩垛的走出家庭,服务抗战,实际就是老舍这一思想的形象注解。二是建设刚强自信的文化,如老舍所说:“必须不再以隐忍苟安为和平,而应挺起腰板,以血肉换取真正的和平。”剧本中的赵兴邦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典型。《大地龙蛇》尽管在艺术表现上有些欠缺,但老舍在其中表达的关于“抗战与文化”命题的思考却是绝对不应忽视的,它显示老舍对文化的理性思考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写于抗战后期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继续着老舍对“抗战与文化”命题的思考。基于“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清了自己的垃圾”的考虑,这部作品处处透露出老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意味,可谓老舍文化批判之集大成之作。小说中许多人物形象如祁老人、钱默吟、祁瑞宣、马老寡妇等都分别是某种文化的符号载体,他们背负传统文化的重荷,在日寇铁蹄蹂蹄下屈辱痛苦的生活着,经受着抗战的检验与淘洗。通过抗战的“爱克斯光’,老舍从他们身上照出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许多不足,如祁老人的只知有家、不管国家,在北平都快沦陷了的时候,他还想着怎么过好自己的八十大寿,在他心中,家庭是中心,比国家更重要,“只要咱们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这种狭隘苟安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可谓中国家族制度文化的典型体现;钱默吟则是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典型体现,他注重自我修身,消极隐逸,整天沉醉在诗词书法和种花养草中而不能自拔;祈瑞宣则折中敷衍,在忠孝不能两全之间痛苦仿徨;马老寡妇奉行“忍”字哲学,说什么‘旧本人厉害呀,架不住咱们能忍”,这种“以德抱怨”的中国伦理文化在抗战时期显得是多么的可悲可笑。所幸的是,抗战最终激活了他们身上传统文化的“固有力量”,残酷的战争现实使他们最终丢掉隐忍苟安的幻想,由愚昧走向觉醒,由怯弱走向坚强,由隐忍走向抗争,并迎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部小说一方面基露和批判了传统文化的诸多弊害,另一方面也着意地表现了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经过现代转化呈现出的强劲生命活力,如钱默吟在九死一生之后发生惊人的转变,成为一个有很强行动力的除奸杀寇的复仇大侠,祈老人和祈瑞宣等人也最终抛下精神重负,走向抗日的道路。这无疑是融合了老舍许多的文化理想的。
解放后,老舍在未竟之作(正红旗下)中继续进行着他的文化批判工作。他暴露批判了旗人文化在清朝末年的蜕变与腐朽,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旗人们把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吃喝玩乐这样一些“小刺激与小趣味”上,结果玩物丧志,最终导致了清朝的灭亡。由此教训的反思,老舍其实在提醒我们要时时更新文化,让它永葆活力。
综上所述,在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老舍持续地进行着自己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自觉承担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其所具有的高度文化使命感和清醒深刻的文化认识,为许多现代作家所不及,值得我们高度肯定。他曾探讨过的许多社会文化问题,比如“文化激活”,“文化失落感”,“道德失范”,“文化传承”,“文化更新”等等,不但在当时具有时效性,即便在今天也依然有着积极的思想价值。一些是他过去发现但未能找到对策的文化问题如“道德失范”等,至少也给我们今天以某种启示。这,足以显示老舍思想的敏锐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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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娱乐化,国内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小编以为,娱乐化即为了达到一定的商业利益,将内容予以软性处理,即以花边性、新奇刺激、煽情的形式呈 现,以达到吸引受众关注的目的。近年来,“电视娱 乐化”正在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电视文化现象。继2005年《超级女声》火爆全国之后,湖南卫视迅速推 出《快乐男声》继续横扫娱乐江湖。一定程度上,电 视娱乐节目成为提高电视台收视率的法宝。在娱乐选 秀节目异彩纷呈且逐渐走向“饱和”的情形下,各地 电视媒体仍竭尽所能,不遗余力地翻新花样, 2009年底,湖南卫视在购买了英国Fremantle公司 国际经典电视交友节目《TAKE ME OUT》独家专有 版权之后,首推内地电视相亲类节目《我们约会吧》 (以下简称《我》)。节目一经播出,收视率居高不 下。江苏卫视也于2010年年初推出了类似的交友类节 目《非诚勿扰》(以下简称《非》)。另外还有浙江 卫视的电视速配节目《为爱向前冲》、东方卫视的相 亲类节目《百里挑一》等。各大卫视争相播出相亲类 节目,全民范围内掀起一股“相亲热”.
布尔迪厄认为,“新闻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 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 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 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③市场化的竞争中,商业逻 辑在其中起着难以言说的作用。大众传媒一方面为社会大众提供娱乐,另一方面却在追逐收视率的过程中 淹没人文内涵,窄化人们的精神世界.
在各大卫视的相亲节目中,节目宗旨标榜为: 提供认识交流平台,倡导正确的婚恋观。真诚寻爱的 背后实则掩藏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取向。例如节目中插 播大段的广告;以嘉宾形象的未知设置悬念、插播广 告。如《非》中的最大合作方百度贴吧,在主持人开 场白中就以植入式的介绍;介绍男嘉宾时,尤其提到 嘉宾来自百合网的推荐。《非》还以各种形式赚取收 视率,比如给稀有动物发布征婚广告;阅读改造少年 寄给栏目组的信件。为节目间接做广告的同时,以公 益的名义博得观众好感。值得一提的是,《我》、 《非》都有同一个赞助商——美的智能电饭煲。或许 是因为《非诚勿扰》影响力更大,其中间广告时段颇 长。除了插播主要赞助商的广告之外,还有江苏卫视 几大主要广告商的广告。婚恋观的正确倡导似乎被以 收视率为唯一标准的商业利益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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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从20世纪20、30年代之交建立至今已经历了80多年的历程,主要表现为三个时期。从“启蒙辩证法”到“为承认而斗争”,每一时期都表现为理论的转向与哲学基础(方法)的变动,从三个时期的显性与隐性的理论转向与哲学基础嬗变进行双层考察,可从整体上把握批判理论的重要特点、分歧以及内在逻辑。
正如经历过现代社会与思想运动洗礼的理论家一样,霍耐特一开始就感受到了学派的危机。因为随着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西方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阶级结构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第三代理论家面临更多的理论挑战,这时的“社会批判理论”已不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最初的意义。在其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向米德的社会理论寻求经验支持,改造早期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把主体间性理论转化为后形而上学语言,从而通向了规范社会哲学的建构之路。
当代社会的各种社会斗争,如工人阶级斗争、少数民族争取权利的斗争等,都可视为“承认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主体间的承认关系朝着自由化、平等化和普遍化的方向发展,这也是理解和把握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基础,霍耐特认为:“历史的过程不再是纯粹的事件,而是冲突的发展过程,是承认关系不断扩大的渐进发展。”如霍耐特在标题中所指出的:他的“承认”概念继承和改造了黑格尔的“承认”概念。
道德成为了黑格尔思考的基础,他带着对古希腊城邦理念的热情,认为人们之间的道德互动是一个共同体得以建立的核心,而这种互动形式就是“承认”。
在黑格尔看来,“承认”的渴望驱使人们造成了这一切。黑格尔把“承认”关系看作是建立主体联系的自然纽带,同时也是主体脱离自然状态成为主体的一个必要条件。
霍耐特除了直接借鉴黑格尔早年的承认斗争理论,也借助于福柯的权力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开辟了权力批判的新维度:进一步明确了承认关系结构,阐发了承认与蔑视、蔑视与反抗的关系,阐发了“蔑视”是社会冲突的道德动机的原因,实现了“承认理论转向”,表达了对伦理生活的无限向往,伦理生活或者说德性的首要内容就是通过他人而认同自我,即在冲突中确立伦理规范,在差异中谋求价值同一。霍氏总结出三种形式的主体间相互承认的关系,它们分别对应自信、自尊和自重这三种与自我相关联的方式。所以,为承认而斗争其实就是一种冲突的道德和承认的伦理,它为当今政治生活提供了方法论参照,主体间交往的三种形式都被归结为伦理生活这一价值理想。
霍氏指出,工人所遭受的是“社会尊严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隐蔽的伤害”。他们缺乏政治上认可的一贯语言来表达他们所受的伤害,然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采取社会抗议和阶级斗争的形式来寻求自己意志的表达。因此,批判理论不是建立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之上,而是将抵抗的根源建立在“处于得到认可的规范性冲突的闭限之下”,“有希望成为解决这个基本问题的惟一路径不是在合理化的逻辑的参照下解释社会发展,而应该是在一种社会斗争动力学的参照下来解释社会发展,这一动力学在结构上处于互动的道德空间之中”。⑥在霍耐特的模式中,社会整合过程被看作是社会成员之间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
承认理论代表着批评理论的重要转向,即政治伦理转向。霍耐特论证了“斗争”是一切道德冲突的内在动机,注重对“社会性”等问题的描述,即从只关注物质剥削与统治、财产的不公正分配以及身体伤害转向关注对人的荣誉感、自尊心和尊严的伤害。他从对“物质财产分配不公”的描述,转向了“文化与心理的生活机会的分配不公”,构成工人斗争基础的不是物质资源的分配不公,而是“文化教育、社会荣誉和工作机会等的分配不公”,主体间的道德经验不是通过直觉对所掌握的语言规则的限定,而是通过对主体在社会过程中所获得的认同的破坏。
如果说第一、第二代批判理论家过多地关注社会体系对个体的异化统治,那么霍耐特的问题就在于低估了社会体系“损害”主体间性的能力,并未将批判理论建立在个体克服社会系统他律性的斗争之上。他通过对社会冲突的文化根源的关注,主张“道德性”与“物质性”的分离,但使这种分裂永恒化了。对所谓抽象的“语法”的关注也导致社会成员决定自己的道德原则的能力被忽视了,自己的文化、关怀和价值被取消了。最大的困难在于“承认斗争”并不必然是民主的,正如霍耐特本人所承认的,承认的获得可能在民主群体中得不到承认,遭到轻视的感觉实际上缺乏“规范性方向”。
如果“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必须被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的批判框架,那么承认的政治应当是当代文化多元主义的一面旗帜,它为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等带来了理论支持。霍氏对后现代主义似乎有更宽容的态度,他徘徊于批判理论与后批判理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最终从批判理论走向了后批判理论的立场。
极权主义的政治经验是法兰克福学派兴起的时代背景,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实践是其思考的参照系,而德国唯心主义、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和韦伯的合理化学说则是三代理论家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对理性、启蒙、交往、承认的思考引发了伦理学与社会理论之间关系的变化。但对具体社会存在领域的关注与对普遍规范性的批判之间的对立是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摆脱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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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欧美高等教育学界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识:政府在逐渐削减高等教育经费,或者在降低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在经费削减的情况下,高校开始通过学费、捐赠、企业研究项目、专利、子公司等途径弥补经费的不足。高校的组织行为越来越象公司企业,这引起了学术界和高校管理层的普遍忧虑。高校能否指望政府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如果不能,高校如何应对经费紧张的压力?高校的创收行为对学术的影响是什么?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进一步压缩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政府带头过紧日子”[1]。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高校也有可能面临经费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高校组织行为的变化成为国际研究的一个热点,涌现出了成百上千的论文和著作。然而,对于上述问题,学者们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在众多理论之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等学者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Academic Capitalism Theory)。该理论认为,政府拨款的削减是高校创收行为的主要原因,是高校通过专利、子公司、产学研关系等获取“利润”的主要驱动力。[2]斯劳特等学者对高校的这一变化更多地持消极的态度,提议政府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建立一种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系统。[3]
与斯劳特等学者所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门德泽(Pilar Mendoza)和博格(Joseph B.Berger)研究发现,市场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取决于具体的情况,比如不同类型的高校和学科。“尽管一些院系有很多企业研究经费,然而教师的学术文化依然保持良好。教师把企业资助看做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用以提高教育质量和支持科学探索。”[4]麻省理工副校长布什(Vannevar Bush)认为,在工程领域中,研究问题本身就包含了经济因素。如果研究者只是把研究结果公开发表,他并没有履行全部职责。让一项重要的专利束之高阁,发明创造就难以为公众所用。[5]哈佛校长博克(Derek Bok)认为,如果政府一般性拨款的削减是学术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一些商学院和生命医学学院拥有大量的研究经费,为什么他们也会参与学术资本主义活动?[6]
鉴于学术界的这些争论,本文系统梳理了与学术资本主义有关的研究流派。在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将尝试重新界定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原因、影响以及趋势。
斯劳特等学者最早对“学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做了界定。学术资本主义,即大学和教师的市场行为以及类似市场的行为。市场行为指的是高校的营利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专利的授权与回报;创办子公司;创办独立公司;产学研合作。类似市场的行为指的是高校和教师所参与的经费竞争。这些经费的来源有:政府、基金会、企业、学生等。这一行为之所以带有类似市场的性质,原因是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取外部资源。[7]
围绕“学术资本主义”这一主题,斯劳特等学者研究了四个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公立高校。他们的结论是:“国家政策的变化和州政府资助份额的减少引发了院校内的学术资本主义”。[8]斯劳特等学者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他们借鉴了资源依赖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你想要了解组织的选择和行动的话,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少注意组织内部的互动,以及领导者的价值和信仰,而是多注意组织所在的环境,以及组织所需要承受的来自环境的压力和限制。”[9]在高等教育领域,资源依赖理论所指的外部环境或因素主要是政策和政策制定者。[10]
对于学术资本主义现象,斯劳特等学者的评价是:市场逻辑不适合高等教育,高校也不是成功的风险资本家。未来的大学应当设计新的组织结构和激励方式,创造新的知识传播路径、边界组织与合作网络。这些新的方式和组织究竟是什么?他们并未给出清晰的答案。
以上是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下面是对该理论的分析。
1.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如果把高校通过竞争获得资源看做“学术资本主义”,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一直采用竞争的方式(同行评议)来分配研究经费,我们是否可以称它为学术资本主义? 竞争是一种资源分配方式,评价高校竞争行为的标准应当看竞争的目的和对教育活动的影响。对于政府而言,促使高校竞争资源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通过竞争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耶鲁大学与麻省理工大学的校长认为,正是这种基于同行评议的竞争性拨款方式,保证了美国科研的质量。[11]
2.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依据。斯劳特等学者所依据的是资源依赖理论,该理论主要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分析组织的内部行为。由于资源依赖理论过于强调外部环境的影响,因而轻视了组织的内驱力。正如斯劳特等学者所理解的那样:“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只要参考组织的外部环境,就能清晰地理解组织成员的内部行为。”[12]伯顿·克拉克认为,与外部环境的影响相比,知识的增长是自我驱动的现象,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更加巨大。[13]
3.学术资本主义的结果与评价。从斯劳特等学者的访谈材料中不难发现,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并非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弊大于利。相反,在被访者那里,斯劳特等学者所设想的一些不利之处并不存在,或者并不明显。高校与企业的合作、网络继续教育、专业硕士和博士项目等等,并非都是为了金钱。不可否认,一些高校出于创收的考虑而设置这些项目。然而,更多的高校是为了满足教育和社会的需求。究竟是何种机制,使得欧美的高校有效地平衡了市场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张力,值得深入研究。斯劳特等学者的贡献在于提醒人们,高校的市场行为有可能使学术走向异化。
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一书中,迈克尔·吉本思(Michael Gibbons)等学者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2”理论。[14]他们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即由模式1逐渐过渡到了模式2。后者没有取代前者,而是作为一种补充与模式1共存。在未来,知识生产模式1将会并入到知识生产模式2之中。知识生产模式发生转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知识的需求和供给大量增加,二是在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竞争中,知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吉本思等学者从五个方面阐述了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就研究问题的性质而言,模式1的研究问题是学者基于个人的兴趣,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而提出来的;模式2的研究问题源自生产和生活,具有明确的应用导向。就研究方法而言,模式1主要基于单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模式2则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就研究结果的评价而言,模式1主要采用学者同行评议的方式,评价的标准是研究者对知识的贡献;模式2的知识评价者不仅包括学者同行,而且包括政府、企业等研究资助者。评价更多地依据经济和社会价值。就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而言,模式1的生产者主要是大学,模式2的生产者遍及社会各处。模式1的知识使用者主要是学者同行,模式2的知识则用于生产和生活。就组织而言,模式1主要以系科为单位,模式2以跨学科的团队为单位。
以上是知识生产模式2理论的基本观点,下面是对该理论的分析。
1.分析思路。吉本思等学者的分析思路与斯劳特等学者相同,主要从外部环境的变化入手来研究知识生产的变化。换句话说,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知识生产的社会驱动力与社会组织上,而忽视了知识生产自身的变化与规律。二战后,之所以出现跨学科的院系组织,其原因除了社会因素以外,还由于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律和知识量的剧增。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律是,新的知识往往出现在学科边界上,要求学者进行跨学科的合作。知识量的增长规律是呈指数的方式,十年的知识增长量是过去所有知识量的总和。[15] 这使得一个科学家很难再掌握所有的知识,跨学科的合作成为必然。
2.知识生产的性质和研究问题的性质。二战前的知识生产并非象吉本思和斯劳特设想的那样,属于纯研究或者基础研究,即基于兴趣,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进行科学探索。相反,很多科学问题源自生产和生活。罗伯特·莫顿(Robert K.Merton)研究了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他发现当时多数科学家的研究都与经济、军事需求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6]20世纪后半叶以来,知识生产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客观地看,不能因为这些变化,就把之前的学术看成是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也不能把任何与经济有关的研究,看成是学术资本主义。学科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学科与市场的远近。比如,新闻学、工商管理、工程学科等,与市场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则相对较远。需要注意的是,当那些与市场联系紧密的学科与市场互动时,应当警惕学术价值和伦理的扭曲。
赛门·马金森(Simon Marginson)研究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提出了“企业型大学”(Enterprise University)这一概念。[17]与过去的大学相比,企业型大学更加积极地从各种途径获得经费,经费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声誉。
1980年代末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澳大利大学经历了一次转型。①在这次转型中,政府削减了高等教育经费,促使高校资金来源多元化。同时,政府采用了绩效拨款的方法,资源配置更加强调大学竞争和对经济的贡献。这种经费变化导致大学从一个传统的文化机构,变成一个类似企业的组织,院系的权力逐渐被削弱;以副校长为中心的管理层越来越取代学术委员会,主导大学的发展;大学绩效更为重视量化的指标,比如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马金森认为,这些变化带有浓厚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色彩,大学远不是管理者想象的那样简单。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改革代表了一个极端的案例,即政府把大学当成产业来办,用产业的绩效指标来衡量大学的成就。马金森的研究揭示了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变化,以及大学内部管理权力的转移。他所忽视的是对这一变化的内因研究,即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的政府资源压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如何承担迅速增长的高等教育经费需求?同时,马金森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管理层面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对大学内核(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却被忽视了。涂又光认为,这是目前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的一个主要倾向,即重视对财政、政策和管理的研究,而忽视了对高等教育自身(higher education-in-itself)的研究。②伯顿·克拉克认为,过去三十年间,学者们过多地关注于事件的表面,特别是对政策和法律的争论。多数人研究的是宏观趋势和结构,而低估了微观的活动和决定因素。[18]
哈佛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反思了大学商业化的原因、危险和应对的策略。“高等教育商业化”,指的是大学内部人员通过教学、研究和其它活动营利的行为。[19]这些活动和行为有:远程教育;体育比赛;工商管理教育;校企合作;教师创办企业和持有公司股票;咨询;专利授权,等等。
博克认为,大学的上述行为并非近些年才有。自1975年以来,大学比以往更加积极地从教育和研究中创造收入。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是由于政府削减了一般性拨款,从而迫使管理者和教师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博克认为,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政府,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学自身。“教师和学生永远在产生新的兴趣和理想,要满足这些都离不开钱。校长和院长无不为这些需要感到焦虑。”[20]对于越来越多的大学商业活动,博克表示担忧:从商业活动中获得的金钱收益容易衡量,而大学为之付出的代价很难去量化,也不是一时一刻能够显现的。在评价大学的学术计划时,人们主要依据它们能够带来多少金钱,而不是基于内在的学术价值。
以上是博克的高等教育商业化思想。就概念的界定而言,博克与斯劳特相同的是,把许多能够带来资源或经费的行为视为“营利活动”。不可否认,工商管理课程、继续教育、企业研究项目等,的确为大学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然而美国的非营利性高校并未把这些回报进行分红。不仅如此,他们还严格限制教师其它来源的收入。例如,麻省理工规定,如果教师每年有超过1万元的外部收入(或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份),将被视为重要利益冲突。教师需要向系主任和学校公布。学校也会采取措施监督教师的研究和学生培养。[21]
就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原因而言,博克超越了斯劳特等学者的观点。他不仅看到了政府高等教育财政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博克认识到了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内因:教师和学生永远在产生新的兴趣和问题,这意味着国家和大学要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然而,这些兴趣和问题如何造成了资源的压力,博克并未进行证明。
就高等教育商业化的结果而言,博克与斯劳特等学者一样,指出了它对学术标准和价值的危害。然而,他们的研究结果却表明:现实中,美国的大学教师抵御住了商业诱惑,很少有科学家以牺牲教学或研究为代价,追逐报酬丰厚的商业机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教师遵守学术规范,而不是异化教学和研究?博克未能进一步探索。
就应对的策略而言,博克认为,政府持续的、足够的经费支持是避免商业化的最终保障。然而,他没有认识到的是,政府能否满足高校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如果高校资源需求增加的速度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长期下去,政府如何满足高校的经费需求?如果不能,高校如何避免商业化?
20世纪90年代,伯顿·克拉克研究了欧洲的大学改革,提出了“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理论。
所谓创业型大学,是指当大学越来越不适应变动不居的环境时,一些不甘平庸的大学,没有等待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和增加预算,而是选择了主动变革。在不断地变革过程中,学者和管理者协同努力,为大学赋予了新的品格:坚持自我(self-asserting)、自我依靠(self-reliant)和自我决定(self-determining)。[22]很多人把“entrepreneurial”一词与创收和营利联系在了一起。在克拉克那里,虽然它涉及大学“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但更接近于积极进取(proactive)一词,表达开拓事业的冒险精神与不懈努力。
与斯劳特等学者相同的是,克拉克研究了经费紧缩背景下大学的创收行为。所不同的是,克拉克没有把这种行为定性为“学术资本主义”。原因是,创业型大学筹集的经费更多地用于教学和研究,而不是增加个人收入。透过这一概念,克拉克表达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倡导有独立精神和变革意识的大学。
就原因而言,克拉克与博克的观点相同,认为大学经费不足的深层原因是,教师不断产生新的研究兴趣,使得知识呈现指数的增长方式。这导致大学必须不断更新和增加教材、课程、学科、专业、仪器、教师等。他们对这一原因的揭示,超越了许多学者的“外因论”。克拉克指出:“知识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资源的增长速度。”[23] 然而,他没有论证这两者的关系。也就是说:知识的增长如何使得大学的经费入不敷出?知识增长如何导致高校的资源需求迅速增长?如果知识的增长速度呈现指数的方式,那么高校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是不是同样如此?
就结果而言,克拉克的研究与马金森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澳大利亚的大学改革中,管理者把基层院系和教师看成了不利因素,因而决策往往绕过他们。在克拉克的研究中,“创业型”的回应一方面弥补了大学经费的不足,同时从根本上转变了大学的品格(character)。大学从依赖政府转向依靠自我。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创业型大学整合了行政与学术的力量,使得大学没有出现价值的分裂。
本文综述了与学术资本主义有关的理论流派,从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看法不尽相同。斯劳特和博克从消极的立场,把大学的许多活动贴上了学术资本主义的标签。他们认为,这些活动会侵蚀学术的价值和伦理,因而大学不应当承担这些活动,以恢复大学的公共产品属性。吉本思则从积极的角度,认为知识的市场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是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克拉克也从积极的角度,分析了大学在新的环境下做出的主动变革。
鉴于学者们的这些分歧,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学术资本主义的原因。斯劳特等学者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一般性经费的削减是学术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然而,就绝对值而言,美国政府虽然削减了一般性经费,但同时增加了竞争性经费,来自政府的总经费并没有减少。就相对值而言,美国政府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在GDP中的比重呈稳定状态,这说明政府的财政支持并未下降。如果以高校的总收入为参照,政府经费所占的比重的确呈下降趋势。原因在于,政府经费增加的速度无法与高校经费需求增长的速度保持同步,高校不得不通过其它途径弥补经费的不足。因此,不能把学术资本主义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政府,而应当深入分析高校经费需求迅速增长的根源。
其次,学术资本主义的结果。斯劳特等学者把许多活动看作学术资本主义,认为它们会侵蚀学术的价值和伦理。实际上,学术资本主义产生的结果是相对的,受制于特定的语境(context)。在一些高校中,这些活动并非单纯是为了创收,而是出于教学、研究和服务的需要。例如,在理工科院校,产学研合作是教学和研究的内在要求;专业学位和继续教育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专利的授权是为了使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如果把这些活动都定性为学术资本主义,显然是不合理的。应当根据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来判断它们的性质;应当避免把这些活动异化为商业行为。
其三,学术资本主义未来的趋势。对此,斯劳特等学者并不确定,呼吁政府增加高等教育经费。克拉克则认为,政府是不可靠的经费提供者,大学应当主动地寻找其它资源。
然而,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并不是有效的解决之道。例如,无限地提高学费,已造成学生辍学或背负过重的贷款。在美国,学生贷款已经超过了信用贷款。公立高校是否可以象私立高校那样,依靠捐赠投资回报呢?事实上,这也是一条不太可行的途径。原因是,捐赠投资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宏观经济情况,而且每年只能使用一部分。即便在捐赠基金有310亿美元的哈佛大学,福斯特(Drew Faust)校长这样说:“人们经常问我,哈佛大学有310亿美元捐赠基金,怎么会面临财政压力呢?我的回答是,这些基金对我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但不等于有310亿美元活期存款。其一,捐赠人往往限定了某些基金的用途;其二,我们每年只能拿出5%的捐赠基金用于教育……今天的财政压力是所有研究型大学共同面临的挑战,包括哈佛。”[24]
如果资金来源多元化或者公立高校私立化,不是化解学术资本主义的有效方法,那么,未来高校究竟该如何解决经费紧张的压力?美国高校试图通过网络开放式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节约教学成本。然而,他们未曾考虑的是,如何节约研究的成本。正如克拉克所言,与学生的增长相比,知识的增长将给高校带来更多的资源压力。在此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深刻反思中世纪以来的大学运行模式。打破资源孤岛,实现大学间和大学内的资源共享,例如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等。这些探索可能引发教学和管理的深刻变革,开启一个崭新的高等教育时代。
最后,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斯劳特等学者所说的学术资本主义,实际上指的是,高校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途径获取资源的行为。经费不足的部分原因是,政府无法承担庞大且迅速增长的高等教育成本。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指数型增长使得高校对资源的需求同样呈现出指数的增长方式。[25]学术资本主义既可能有利于学术,又可能不利于学术。关键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二是高校是否有意识制定政策,避免不利于学术的行为。在美国,一些著名高校,例如斯坦福和麻省理工,有着长期与企业合作的历史,然而他们非常有效地保护了学术的价值和伦理。原因之一是,这些高校制定了强有力的利益冲突政策(Conflict of Interests)。③
斯劳特等学者把许多活动定性为学术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如果这些活动的出发点是基于教育自身的规律和需要,例如理工科专业与企业的科研合作,就不是学术资本主义。如果这些活动为了增加收入,而牺牲学术的价值和伦理,我们可以说它是学术资本主义。斯劳特等学者所列举的学术资本主义活动,实际上是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所特有的属性,是学生增长和知识增长引起的必然结果。我们应当持有的态度不是全盘否定,或照搬模仿,而是应当设计合理的机制,确保高校在与知识经济互动的过程中,更好地平衡学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张力。
①所谓“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1980年代以来欧美经济与公共领域改革的一种主导思想。就经济领域而言,它旨在刺激经济,通过减税和减少管制来加快经济的发展,即小政府,大市场。就公共领域而言,它旨在改革过去的福利政府,减轻政府负担,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领域的运行效率。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放权(devolution)、减少管制(deregulation)和私有化(privatization)。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范例是英国的撒切尔政府改革,美国的里根政府改革,澳大利亚的道金斯政府改革,以及他们后任政府的改革,等等。
②笔者2010年9月与涂又光的交流。高等教育自身,或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指的是通过教学和研究,增进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认识,使人格达到至善,并获得生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③笔者对斯坦福大学校长(John Hennessy)的邮件访谈,访谈日期为2014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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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学家对于中国古典美学、艺术之研究都极重视《庄子》,与庄子并称“老庄”的老子在美学、艺术上的受关注度却远逊于庄子。如李泽厚、徐复观两位美学家分别在其代表作《美的历程》与《中国艺术精神》中,都对庄子着墨甚多,对老子则基本略而不谈。老子美学的地位及影响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些年,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兴盛和研究视域的开拓,老子哲学亦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当前老子美学的研究仍多固守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狭隘视域,如固执于老子思想的“唯物唯心”之分,止步于老子对中国美学古典范畴、命题的影响,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至于老子美学于我们,仍是一片“混沌玄冥”之域。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及艺术的影响与庄子一样,是根本性的,甚至比庄子的影响更为广泛而具体。老子美学不仅仅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人对艺术的创作、欣赏和品评,甚至影响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存在形态。
先秦思想对于后世美学与艺术有重大影响的,一为儒家,一为道家。老庄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就美学与艺术领域来讲,庄子显然更为现当代美学家看重。徐复观说:“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1]4李泽厚亦说:“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家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2]56与老子相比,庄子对治国用兵远没有那么有兴趣,对“卿相尊位”也傲然视之。庄子倒是对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更感兴趣,常常逍遥于山水之间,徜徉于林木之下,见天地之大美,悠然忘返。关于道的“本质”与“起源”,庄子虽有议论,然而他更关注现实人生的悲欢,发出“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乎,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的感叹。可以说,庄子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睥睨万物、淡去利害荣辱、遗世而独立的伟大人格,更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醉心于山水、隐逸于林间、忘情于自然的纯真艺术心灵。虽然如此,笔者认为,老子是道家源点,庄子从时间上晚于老子且不提,更重要的是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3]。老子对于中国古代美学及艺术之影响,实不亚于庄子。首先,老子美学不仅是后来“妙”、“气”、“象”、“淡”、“味”、“朴”、“自然”等大量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起点,更是后来“得意忘象”、“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澄怀味象”、“道法自然”等中国古典美学核心命题的思想渊源。其次,老子“有无”、“奇正”、“美丑”、“黑白”、“虚实”相互辩证统一的思想直接启发、影响甚至决定了后来中国古典艺术的技艺实践和存在形态。其三,《老子》“直观万物”的“体道”方式和“以象论道”的诗意表述方式,不仅启发了历代美学家和艺术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审美倾向,在源头上塑造了中国古典美学不同于西方“系统化、理论化”的诗化美学形态。其四,老子美学所体现出来的“母体崇拜”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影响深远,中国美学对于“阴柔美”的认同、欣赏与老子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老子美学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实比庄子更为广泛、具体、深远。可是为什么不是老子,反倒是庄子受到当代美学家更多的关注呢?概由于老子思想太驳杂。《老子》虽只五千言,其思想却远较庄子驳杂,既有关于“道”起源的探讨,又有关于现实人生的忧虑;既有小国寡民、返璞归真的隐逸理想,又有治国用兵的谋略之术;既有对虚假的道德、仁义的批判,又有对人蒙蔽于感官欲望、知识成见以致逐物不返、不见本真的深刻洞见。对老子最有微词的,是其思想中有关治国用兵的权谋之说。宋儒多认为《老子》实为“君子南面术”,甚至阴谋诈术;钱穆亦说:“庄周乃一玄想家,彼乃凭彼所见之纯真理立论,一切功利权术漫不经心,而老子则务实际,多期求,其内心实充满了功利与权术。”[4]121显然,他也是把老子当成一阴谋家。这样就很难把老子与超拔出尘的美学、艺术联系起来。因此,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巨大影响,很容易让人误判、轻视乃至忽视。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庄子主要的思想,将老子客观的道,内化为人生的境界。”[5] 389侧重在自然、现实人生中寻找慰藉与解脱的庄子,显然比侧重宇宙玄思和政治军事的老子更能在美学与艺术上引起后人的共鸣。
当前关于老子美学的研究,笔者认为问题主要有二:其一,长期以唯物、唯心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方法进行研究,思想僵化,方法陈旧,未能打开新视域,开拓新局面,以致鲜有创获。如有学者认为:“老子说:‘有物混成’,又说‘道之为物’,这就是说道是一种物。‘道’作为太初混沌的实体,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6]5把老子的“道”当作一种物质性的实体,追问其物质性或精神性,实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老子简单化、庸俗化,实际上远离了老子哲学的问题本身。其二,研究持续聚焦于《老子》中“妙”、“气”、“象”、“淡”、“静”、“自然”等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建构作用上,或聚焦于老子 “涤除玄鉴”、“有无相生”、“道法自然”等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命题的影响上。相较于这种看重《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核心话语、概念上的直接相关性的“显性”研究,另外两种更为根本、重要的研究则被相对轻视,一是对《老子》文本的美学研究,二是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及其理论的内在勾连。仅仅盯住那些与老子美学有相同、相近名词或概念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很难整体上把握老子哲学思想的全貌,以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建构出来的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名词、概念上的关联,亦有落入主观臆想的危险。忽视了从微观角度透视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和理论的内在勾连,老子美学的研究则止步于相对空疏宽泛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间的流布与转化,无法看到老子对古典美学、艺术的深层影响。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与命题研究的现状其实与美学史的研究方法有关。一般来说,有三种美学史的研究方法:“一是认为美学史主要应该研究历史上关于美的理论”;“二是认为中国美学史是研究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三是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也就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以及由这些范畴、命题构成的美学体系”[7]2-6。美学家叶朗先生认为第一种太狭隘,第二种太宽泛,他支持第三种。显而易见,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命题的老子美学研究正是第三种美学史研究方法的直接体现。虽然笔者赞同叶先生对于老子美学地位及意义的评价,却不认同叶先生的美学史研究方法。以“美学范畴、命题”为核心的美学史研究方法并不适合中国美学,当然,也不适合老子美学。这是因为,无论中西方,美学史中关于“美”、“艺术”及其相关的美学范畴、命题的概念常常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古典美学的非系统化、理论化的存在形态,更倾向于诗意的描述、类比和象征,而非抽象性、规范性和定义性的,这些范畴与命题也偏于直觉的感悟和诗意的启发。这些范畴、命题需要还原到文本之中,往往才能理解其涵义,而不是从中抽离出来。“美学史的构成,不仅仅依靠美学家所作的美学的明确论述,而且也依靠那些隐含在流行的趣味和艺术品中的美学涵义”[8]8,对于中国美学研究来讲,塔塔凯维奇的把美学范畴、命题与审美意识史结合起来的方法或许更为合适。
老子崇“无”,表现为对于“无言、无知、无欲、无为”的崇尚与赞美。“无”实是对于“有”(一切既成的、限制性、规范性的)的批判。所以说,老子的哲学,其实是批判的哲学;老子的美学,其实是批判的美学,因为,老子总是能发现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的语言、思维、文化文明)的局限性,发现事物趋势、性质所具有的反面。然而老子的对任何事物的“批判”都不是绝对的批判,而是相对的批判,所以笔者不同意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否定“道德、仁义、知识……”的观点,老子不是完全否弃这些,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全然批判,而是把现存的一切都置于“道”这一完美超越的理想之境下进行关照,指出其局限性。老子哲学是对一切既成、限定性、规范性的批判,是在事物此时此地的“此在”局限性中发现其面向过去与未来的全面敞开,是在“此在”中发现其相反相成的多种趋势、联系及可能性,这是老子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力求突破有限的“有”去追求超越的、无限的、浑朴天真的“无”,却不脱离万物之表象对世界进行抽象的、概念性的、本质主义的探求,这是老子思想的根本特点。
毫无疑问,老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后来也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人们把“艺”看作“道”之象征。然而,老子最先批判的,就是“道”(言)。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刚开始“言”,就批判“言”。因为“言”虽然可言“道”,但言说的道已非“常道”;事物虽可命名,却不是不变之“常名”。朱谦之说:“老聃之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9]74正因为大道与时迁移,周流不止,老子深知对于“道”,说是一物即不中。然而,老子并不批判“道”之存在,也未否定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规律,而是批判 “道”之“可道”(言说)。言非道,可是不言,道又如何显现自身呢?那就换一种方式说,所以老子从未说道“是”什么,而总说道不“是”什么,或者说道像什么——即“道”之“象”。老子五千言,我们从未见老子说“道”是什么,最肯定的论述也仅是“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让其对于“道”的“定义”在跳跃性极大的“逝、远、返”等词语中“播撒”、“延异”开来,老子的“言”根本就是非定义的、非本质和非逻辑的,是想象性和跳跃性的,呈现出开放的和非限定性状态。道对人呈现为一种变动不居、绵延周流的“象”,可以似是而非地去“描述”其“象”,却不可以用语言去“定义”其内在的实体、结构或恒定的规律。所以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是说道不是什么,说道像什么。老子说:“有名,万物之母”,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有名”——语言本身,而是“言语”的方式。所以白居易对于老子的指责(“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子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虽然聪明,却错过了老子的本意。若一字不言,以默对空,道如何呈现自身?人又如何把握玄妙精微、变动不居的道?老子没有批判语言本身,而是批判以语言、名相去绳束、规范、定义其背后的“道”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名,万物之母”,实是说“有名”(语言、名相)不仅重要,还是我们认识万物的起点,是人超越“有限”去抵达的“道”之无限的筌蹄与芦苇。所以“道”虽然“深不可识”,老子依然“强为之容”,“容”即“容貌”、“形容”,实是一种“象”之类比。“道之为物”、“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言绝不是说道是物质性的实体,而是把现实中的一切存在都当作流动不居的现象之流,把万物理解为不断生成的“象”,故有“惟恍惟惚”之诗意形容。
老子批判“知”,崇尚“无知”。然而,老子对于“知”的批判,也与其对于“言”、“德、仁、义、礼”的批判一样,是一种“限制性”的批判,而非绝对否定的批判。老子不是崇尚“无知”的愚昧,而是批判以功利计较为目的的知识,崇尚淡泊清明的智慧。老子说:“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三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十六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三十三章)老子对于“知古始、知常、知人、自知”显然有赞美之意,所以老子绝不是批判“知”,而是限定“知”。所以,“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绝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言,是老子的“愚人、御民之术”。老子之所以要“常使民无知无欲”,乃是限制“知”,“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限定“知”,乃是深知与“不肖者不及”相比,“智者过之”,“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10]的危害与可能性更大。更容易引起误解的是这样的表述:“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十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九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三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四十七章)其实,老子批判的“知”是理性的、规范性的“知”。老子所谓“知”“以一种批判本体论存在为基础的知识涉及到‘非宇宙论’思想:这种思想并不预设某种‘单一秩序’的世界以及各种相应的知性配备。因此,它是非理性的认知。这种认知不借助于那些决定某一种现象的存在、意义或行动的规范或原理。”[11]49老子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与道冥合的直观,以及以此推彼的类比。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十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都是说把个人主观的先见、欲望、观念涤除,以婴儿一样的天真无瑕去烛照逝者周流的大道,融入浑全完美的自然。所谓“惚兮恍兮,恍兮惚兮”就是对“道”进行直观的内心体验,而“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则是直观把握到“道”之“精微”的内在确认。理性的、概念性的认知是明确的,只有对于“道”的直观才可能是“恍惚”的、变动不居的“象”。老子另外一种认知方式是类比,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最重要的认识方式。“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老子对于“天下”的了解、认识是通过由“身”到“家、乡、邦、天下”逐步类推的。老子认为,抽象的规范、原理、预先设定的立场可以得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与原则,却并非道之本体。与此同时,“没有无中生有的观点,没有全然外在的视角,也没有非情境化的优势立场。我们始终身处其中”[11]23。那就在道中认识道,而不要用语言、概念、理性去牢笼变动不居的道。老子相信人就是产生于道并在先天本然上是与道冥合的,与抽象出来的规范、原理相比,他更愿意相信直观中的直接经验,并以类比的方式推知“情境”中的其他。所以老子才会有“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的说法。“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六章)也是类比的方法,这种把自然之山谷、女性生殖器、门相类比的方法,是一种“象”之类比,是对“物之象”共同性质、趋势、状态的领会与体认。老子这种 “物象”类比方式与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通德”类比方式一样,都极具美学与艺术的意味。一方面,儒家、道家这两种不同的类比方式的相互作用,“儒道互补”,共同建构了中国古典文化整体的审美意味;另一方面,“通德”与“物象”这两种类比思维的差异一直存在,影响并决定着儒道两家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不同的美学取向。
老子激烈批判过度的欲望。老子认为感官欲望会妨碍人们对于“道”的体认,更会对社会与人的身心有所损害。然而,老子并未因批判欲望而走向禁欲主义。对于欲望,老子的观点与其说是否弃,不如说是限制。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腊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林语堂说:“‘腹’是指内在自我,‘目’是指感官世界或外在自我。”[9]119对于个人来讲,声、色、味、贵重物品以及“驰骋田腊”等过多的感官享受会使人骄奢淫逸、放纵欲望,纵情如幻,往而不返。对于国家来讲,“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过多的财货不仅会引起国内的混乱、争斗,更会引来其他国家的觊觎,使国家面临危险。老子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他崇尚的是一种“为腹不为目”的简朴清净生活。但老子并未完全否弃欲望和感官,老子反对的是不知足的“甚爱”、“多藏”,过多刺激人的欲望感官的“伎巧”、“奇物”,对于人简朴正常的欲望和感官,老子是认同的。“少私寡欲”是要求人“寡欲”,而不是弃绝欲望。所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可见老子对于朴素的欲望不仅肯定,而且欣赏、品味和支持。老子肯定的是一种“限定性”的欲望、一种非客体化的欲望,它是一种淡去了直接功利目的的欲望、一种偏于审美的感性直观。“欲望,当它是基于同这个世界的非强制性关系(无为),和对这个世界的反映性认知(无知),那么,它就不是靠占有、控制或毁灭定性的欲望,而纯粹是由赞美和欣赏塑造的,它是敬意。”[11]51
老子并不全然批判“道德”、“仁义”,老子的“无为”更不是不作为。老子批判的是虚假的仁义道德,是“非自然”的“强为”。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又曰:“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乍听似是毁仁弃义、弃知灭慧之言,然而老子对于道德仁义的批判竟是为了“民复孝慈”。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道德仁义本身,而是道德仁义的虚假。老子对“有为”的批判亦同理,是对于“强为”的批判,尤其是对政治者过多政策干涉、过多苛捐杂税压迫的批判。“无为”“事实上意指对个体行为域中现象之‘德’无任何干扰的行为方针。这样,没有过去知识和积习的羁绊,行为相对来说就是直接的:它们是既有包容性又是自然而然的。”[11]47在这种意义上,“无为之为”就是充满创造性的、饱含审美意味的行为。
老子认为“语言”不能“言说”、“常道”,所以,老子对于“道”的论述采用了非语言的方式,其实是非定义、非逻辑的言说方式,一种饱含美学意味的意象言说方式。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道无形无象,亦非语言可以把握。然而,道却以逝者周流(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的方式,把自身呈现为万物纷纭、周而复始(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现象,而这变动不居、虚灵、混莽之象却是“惚兮恍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就是说,道显现为变动不居之现象,无法靠名言、逻辑把握,却可以靠直观这虚灵变化之象体认道之“精”、“真”、“信”。老子五千言,实未着一字,因为老子把对于道的言说转化成一种“象”之言说。道不可言,道不可见,“象”却是具体可感可观的,并且启示、彰显着“道”之精微,所以老子是以“象”的方式去言说“道”。所谓“惚兮恍兮”、“窈兮冥兮”,所谓“凡物芸芸”,所谓“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有物混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非是道之“象”。“道不是某物,它无形无象,不可感知,以潜藏的方式存在,玄妙无比,不可言说,只能意会,一旦说出,便落筌蹄,失却本真,只可寄言出意,勉强加以形容,也还须随说随扫,不留痕迹。”[12]70-71所谓“随说随扫”就是批判语言,批判理性、逻辑,“随说随扫”之间,有“象”留其间,以非语言的方式言说着不可言说的“道”。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说道像什么”的言说方式,实是一种非定义性、非概念化和非系统化的思维方式的表现,这种思维方式不离万物之表象言说超越“现实”的“道”,而毋宁是在“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象”中去体味、沉吟“道”,本身就具有审美的意味和艺术的思维。虽然孔子同老子一样,亦不倚重定义性、概念化和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但只有老子强调“执大象,天下往”(三十五章),重视以“象”的方式把握并言说世界。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天地之根”的认知方式,亦是以“象”之类比为基础的认知方式。老子非语言的“象”之言说方式,以及“象”之类比的认知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乃至认知方式,从而对中国古典美学、艺术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澄怀味象”、“以形写形,以色貌色”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观物方式和艺术思维方式;“度物象而取其真”、“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象显道”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方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美,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审美理想;更重要的是,“以象言道”还成了中国古典美学与艺术理论的书写方式和存在形态。
综上所述,老子依次批判了“言”、“理性”、“感官欲望”和“道德”、“有为”,却肯定了变动不居、虚灵恍惚的“象”。熟悉西方现代美学尤其是克罗齐美学的人会发现,老子批判美学的观点与克罗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克罗齐的艺术和美学观点,但克罗齐关于艺术非物理事实、非功利活动、非道德活动、非逻辑概念活动的认识,却是值得肯定的,这些观点亦得到了现代美学家的基本认同。反观老子美学,老子对语言、欲望、知识、道德、行为的“限制性”批判与西方现代美学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老子对“言”、“知”、“欲”、“德”、“有为”的“限制性”批判,以及对“象”的肯定,决定了其对于世界采取直观和“物象”类比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不强调逻辑、理性,而强调对于世界的直接经验,这种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美学的基本形态。老子的“物象”类比思维与儒家“人物通德”的类比思维,一方面划定了道家和儒家不同的美学走向;另一方面,“儒道互补”,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整体的美学意趣与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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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儿童圣经故事《路得记》叙事问题的相关古代文学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该论文采取文体学对比研究的途径,分析圣经《路得记》以及其作为儿童圣经故事的改写两文本之间的异同。本文探讨了文本母体与衍生文本是如何形成诗学上的差异,更关键的是,揭示它们在传教和释经的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经过上述两种价值的操控后,改写者寻求关怀目的读者群期望与需要的综合途径,改写文学的魅力最终得以封存,原着得以延续生命。
关键词:《路得记》改写,叙事文体学,圣经话语,基督____一主神教
论文正文:
浅谈作为儿童圣经故事的《路得记》—个改写视阈下的叙事文体
《路得记》的改写版本源自《圣经史话--讲给孩子听的故事》一书。本文在叙事文体学的框架下,全面地体察《路得记》及其改写之间的得与失。按照勒菲弗尔的主张,对原作的改写无论是采用翻译、文学史、参考丛书、文集、批评或再版,“改写者改变,操纵笔下的原作,某种程度上,使其迎合所处时代主流或者其中一股占优势的意识形态或诗学思潮”(勒菲弗尔1992:8)。本文将细致地研究改写版《路得记》的变异特征,包括被扭曲的圣经话语和突显的意识形态意图,从而可预见到迎合儿童的口味,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和神学的共鸣与反响。与此同时,改写中的丢失也不容忽视。
《路》使用第三人称叙述者,这属于外部聚焦,维持隐含作者与角色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时方便在虚构现实中描述行动和事件。另外,因为隐含作者掌握着文本世界所有的信息和知识,该聚焦结构是全知全能,文本聚焦因此趋向于客观,冷淡、不可一世以及更为可信。
在人物塑造方面,人物形象的二元对立是圣经叙事的特色,福斯特的人物类型观很好地阐明这种结构对照: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前者是二维的,不复杂,在作品展开中变化不大;圆形人物则是性格复杂多变,会给读者带来惊喜(福斯特,2009)。路得出身异邦,丧夫,她与婆婆在糟糕的环境下相依为命。她请缨到陌生田地上捡拾余留的麦穗,解决温饱。这个举动显示了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女性的勇气。除了服从婆婆对婚姻的每个指示,她在晚上给波阿斯提亲时礼数周到、自爱自律。相反,拿俄米的儿媳俄珥巴被劝诫离开了婆婆,是受责备的。
话语表达的主要模式是对话。有两处直接引语属于文体变异,因为原本可以处理为间接引语。一处是“她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 (路 2:7);另一处为“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直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 (路 2:21)。直接引语能证实路得与波阿斯的说话内容,因为惟有得到波阿斯的允许和慷慨解囊,路得的请愿才能生效,一家才不会饿死。
故事开头的社会风气、地理位置和时间顺序等无一例外都是轻描淡写。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路 1:1);“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 (路1:6)”;“于是她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路 1:7);“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路 1:19) 。缺乏对细节的实质性的描写,读者充满困惑。近乎去前景化,过分不完全叙述的叙事构成了故事背景。
德国文学评论家奥尔巴赫在其大作《模仿论》中试图探索圣经故事的文体特征。他主张圣经故事并不为取悦读者感官,而是通过指定经书的编纂和汇编,建立自身专横独断的现实和历史观。由此一来,圣经剥夺了叙事的精妙细节,人物或者语言的修饰润色,时间环境的说明以及背景知识的补充。他辩论道
圣经对真实的声称不仅仅要比荷马史诗更紧迫,而且是专横的;它排除了所有其他主张。经文中的世界不以标榜历史真实性为满——它强调这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必然服务独裁统治。其他场景,议题和法令没有权利独立于它。圣经并非愉悦我们的口味,他们不奉承,讨好和迷惑我们——他们力图奴役我们,假如我们拒绝被奴役,我们就是叛徒。(奥尔巴赫 1974, 14-15;作者自译)
他论述道,驱动圣经文体的核心原因是圣经背后的教条和应允,即让异教徒改信____或者建立上帝教诲终极崇高性的野心。所以这些简洁、过于简单、美学性缺乏的故事要求读者做大量阐释。圣经叙事的绝对权威在于征服我们的生活,将其纳入圣经世界,并将我们的存在化作宇宙历史结构中的元素。但是我们的历史环境越来越远离经书,圣经话语的改编难免须通过解释性变形。
与原作相比,改写过的《路》突破了圣经话语的许多叙事规范。与其同时,各维度的文体变异使得再创作的文本完成“小说化”,也更具试验性。
首先,儿童版《路》追求的是“丰满化”的历史现实,增添内容符合时代特征和原作精神。以往乏味的叙事被肉体化,展现了人物人性和弱点。引入现代叙事技巧,比如思想表达、感情流露以及人物形象化等,实现了小说艺术化,儿童读者因此更愿意和容易与故事产生共鸣,同时也能轻而易举地分别善恶。这种被润色的、动态的、图像化的儿童体裁打破了原有圣经叙事的特征:“某些部分被突显,其余则显得晦涩,唐突、暗示着意想不到的‘背景’性质的影响” (奥尔巴赫, 1974, 23)。
其次,使用第二人称,提供了隐含读者与角色之间的交流空间。由于全文的视角是第三人称,因此这种变异非常怪异,更不用说在重写中人物不具备与隐含读者反驳的权利。例如,隐含读者与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单方面的互动构成了一种超现实主义般的历史感。问题不断地抛向作为接话人的“你”,这仿似营造了永恒进行中的审判现场:以利米勒逃避上帝惩罚,上帝对他有罪的举证和抨击不断地在第二人称的话语模式中被再现。与干瘪的母体相比,改写版本更有生气。
第二人称的入侵也暴露了隐含读者的显现。隐含作者的干预无处不在,排除了多种解读以及弹性意义的可能。圣经并没有解释路得为何对拿俄米“依依不舍”,基于文内对话,我们可以推断她的奉献源自对亡夫的忠贞不渝和对婆婆关爱孝敬。
但在改写中,她含糊的动机只允许一种解读,即拿俄米帮助路得皈依为____教徒。“上帝赐给了拿俄米一颗新心,她爱上帝,愿意与媳妇分享上帝的恩典。她把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行的神迹奇事和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都一一讲给媳妇听。” (冯罗敦希尔, 2005) 这行动促成了路得沉思,继而决定 “她决定不再拜摩押的偶像,她发现他们不过是假神,她的心向往以色列人的上帝。”
诗学形态有两种部件:“其一是形式库,包括文学手段、题材、母题、原型人物和情境以及象征;其二是文学充当什么角色的概念,或者说在整体社会系统中文学应担当什么角色” (勒菲弗尔1992:26)。考虑到适应儿童的需求,在选择主题以实现原文影响的点上,前后两个诗学要求却发生了分歧。显而易见的是,在重写中,抛弃摩押偶像而拥护以色列上帝这一“非此即彼”的二元取向会在儿童心中得到强化。小孩子们则会被说服“到了以色列地,就是不能结婚,没有将来可言,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她有地方住,可以一生一世敬拜真神,也就心满意足了。” (同上, 2005)
在阐释圣经传奇时,选用儿童文学的题材,让原作改头换面,不但引发了绝对一元解读的局限,而且需要填补儿童圣经文学的社会效用缺口。
鉴于驱动圣经叙事的根本动力是上帝的意志,我们可以看出上帝的神学原理与人类的功利追求是如何牵涉一起的。
首先,圣经语言充满了强烈的神圣意蕴和明显的精神指引,即神谕。作为叙事的核心要素,上帝的评判成为了推动一切向前发展的驱动力。此外,重中之重是一个信条:相信唯一的真神。与路得相比,俄珥巴回到自己的民族、土地和摩押偶像。在儿童故事里面,注释成为了补充信息,读者了解到降临以色列人的惩罚来源于他们错误的偶像崇拜。因此,单一主神教,即信仰单一至高无上的神明,尽管并不一定排斥对其他次要神明的存在,应该是对当时正义信仰更准确的概括。摩押与以色列宗教之间的强烈对比将以色列上帝独一无二的神性前景化了。
更进一步来说,上帝“以神迹显灵”与永恒的“重返伊甸园”的母题交织一起,编纂《路得记》的意图昭然若揭:“因信称义” (鄢, 2007)。路得牺牲自我,保护拿俄米,成功地赢回了上帝的眷恋。家里男性先后离世,经济赤贫,拿俄米被迫回到应许之乡。过去的厄运是上帝愤怒、警告、定罪的前兆,但路得皈依____后,她的生活焕然一新:爱、婚姻以及后代。这些福气都归因于她对婆婆的奉献和对信仰的虔诚。同样地,拿俄米也重新取得了上帝的恩宠。这两个人物通过决定相信和赞颂哪一个上帝从而获得新生。路得的圆满结局强化了基督____学真理:进入上帝王国并成为其中一员的途径是信守真正的信仰,这与国籍、种族、性别和血缘无关。
《路得记》中事件的取舍无与儿童的宗教教育和接受能力息息相关。意义最重大的删节行为是以片言只字一笔带过第三、四章:“小朋友,下面我得长话短说了,故事的发展有些复杂,不容易明白。总之,最后路得嫁给富有的波阿斯,她不需要再下田里拾取麦穗。她成为以色列人的一分子” (冯罗敦希尔, 2005)。这两章记叙的是路得是如何高明地向波阿斯提亲,以及波阿斯如何圆滑地从近亲的手中取回赎回权。这些内容涉及到在圣经时代再婚的合法性,当然改写者有足够理由删去它们,因为主要目的是宗教教化,而非普及民俗。
再次,大量注释填充新文本,定下了一个说教式的基调。比如“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变卖家产”;“摩押是上帝咒诅的地方,没有上帝的祝福”;“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娶不信上帝的异教女子,他们与摩押人联姻,自然不被允许”等。外加许多呼格,如“小朋友,我要郑重地劝戒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祂,相近的时候求告祂”(同上, 2005)。实际上,故事最后一句出现在以赛亚书55:6中,这借用了圣经材料的互文性,从而定型文本为布道式的儿童故事。
无论《路得记》经书如何朴实和难解,还是改写成品如何充盈着感知快感和教条式诉求,无可否认的是,上帝在圣经的叙述话语中无处不在。尽管伪装成不同的文体,编纂儿童故事的意图十分清晰:注入传道士高昂的基督精神和文学家虔诚的创作热情。然而文学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角色并不止于教化,以叙事文体学的途径审视改写的文学作品,我们得以领悟到故事内容和形式上是如何被改写的,即在诗学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张力中,改写者寻求关怀目标读者群期望与需要的综合途径,改写文学的魅力最终得以封存,原着得以延续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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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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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批判的终结思想哲学
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倍受青睐。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滥觞。在 20 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
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
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
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 ( 即理论活动 ) 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 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 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
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 [2] ,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 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 - 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
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
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
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
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 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
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
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
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
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
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
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 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 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
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
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
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 - 社会的合理状态, 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 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
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
第五,批判理论以自我再生的总体为根据。
霍克海姆认为,在传统理论那里,主体与客体是分离开来的,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客观事件的必然性所意味着的是对观察者的独立性。因而传统理论深深地陷入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伟大历史变革主体的自我意识,无法成为作为一种真正现实力量的理论观念。批判理论作为最先进的理论,是与社会形式向未来社会形式转变的过程一致的。
它的概念和理论结构处在与历史发展相平行的发展中,批判理论自身的内容也不断受到“根本怀疑”,批判理论家不断地重新开始。它在构造社会发展图景时,在构造具有历史性的存在判断时,让整个理论结构不断适应全新情况。批判理论家在对消除社会不公正的关心中也不断否定着自己的理论。因此,批判理论的行动原则就是:思想活动的内在本性使它面向历史的变化,面向人们之间公正关系的建立。
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
早在 1941 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 1947 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 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 1966 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
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
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
“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
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
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
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
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 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
“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实的和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环节,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实现的。而社会批判理论则把否定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现实的所谓未来,只能是虚幻的、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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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进化、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无一不是由人们世世代代的绵延不绝的实践活动所推动并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实现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从事着生产劳动实践的现实的人却被完全异化,使其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类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的类本质相异化。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三重维度及其启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三重维度及其启示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1]这段论述,突出强调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同时也是对当下所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社会问题做出的回应,即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涉及到如何认识和评价社会制度优劣的问题。
当然,认识和评价一个社会制度的优劣有多重标准或参照系,但是其中必有一个是根本性的。马恩分别从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维度、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力维度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全面的分析,得出:一个社会制度的优劣,从根本上讲就是看它是否尊重和有助于人类那种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是否促进了社会成员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才是能够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最理想的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一个趋势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2]100也就是说以全社会利益代表的面貌出现的抽象普遍性的思想观念是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而使用的一种形式,抽象性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其中“抽象的人”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抽象化”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学者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的出发点。
而马克思超越了资产阶级学者的“思辨的抽象”和“单纯的直观”的狭隘眼界,从现实的、实践的人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众多违反“人类本性”的社会现实,用现实的普遍性化解了抽象的普遍性,克服了哲学意义上从抽象的人出发无法做到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和超越的局限性。
1.现实的人的实践是马恩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起点。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点和立足点,也是他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分界线。马克思从社会制度根源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的实践出发,扬弃了黑格尔哲学体系所理解的“抽象的人”,以及主客体理论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质,克服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的局限性。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如果曾在天国的幻想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映象,只去寻找非人了。”
只有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实践中去理解和体会现实世界、现实社会制度的合理与否,才能真正明白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人遭受压迫和苦难产生的原因不是在于人与神的地位颠倒,而是源于现实社会中制度与思想的东西的错乱和颠倒。[4]15-16因此只有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3]4不断揭露、批判、终结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让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人摆脱锁链,拥有真正的自由和价值。
2.实践着的现实的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物质力量。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进化、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无一不是由人们世世代代的绵延不绝的实践活动所推动并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实现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从事着生产劳动实践的现实的人却被完全异化,使其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类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的类本质相异化。
这种异化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扬弃人的异化和消灭私有制的根本途径在于工人的政治解放运动,即开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以达到人的全面复归和彻底解放。
但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3] 504即现实的人的实践。而人的实践不同于动物的活动。动物没有自己的主观世界,人的活动都是在一定意识、目的的指导下。实践虽然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是它又超越了主观认识的范围,是一种变革现实世界的客观物质性实践活动。正因为实践既包含着主观的因素、又具有客观性,因而它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也就是说实践能够把主观认识变成客观实际,把思想、理论在现实中实现出来。
然而“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3]320在马克思看来,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就是能够实现消灭旧制度和创造新社会、建立新制度“思想”的可以使用的“实践力量的人”。
人们的实践包括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验、思想实践等,它们最终都会落根在是束缚还是解放生产力上。社会制度是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社会制度的更替过程就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
固然,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社会制度的进步当然包括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正如“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一样,[2]775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领域产生的比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也并不能以此断定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因为好的社会制度不但包括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好的社会制度还必须包括合理的生产关系、进步的社会价值观念等,也就是说:
1.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衡量生产关系的优劣。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
其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5]36但是马克思看到:“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580显然历史上曾起过革命作用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把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自觉地用于人民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没有提供每个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环境,没有体现出尊重社会成员自主的、创造的个性,而是无情地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用更加“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275总之,在表象光亮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一边是产品的完美、物质财富的丰富;一边是人的畸形、人性的贫乏。
其背后两极分化(包括国内的国际的两极分化)和人性异化的致命缺陷注定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也摆脱不了被否定、被炸毁的结局。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个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2.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衡量价值观念的好坏。
好的社会制度不仅能够给人们提供优越的物质生活,更要能够给人们提供丰富的文化知识、优美的心灵、高尚的志趣,远大的理想和健全人格,而这些正是无法简单地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来衡量和实现的。
虽然“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6]109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相互之间物质、能量、情感、信息等方面的联系和交往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性,但是资产阶级一方面像地质变革创造地球表层一样为新世界创造着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34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5]34在马克思看来,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生产力多么发达、物质财富多么富裕,都是注定要被否定的制度。因为它违背了人类应当“了解自己本身,是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计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8]250所以“只有在伟大的社会变革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人的全面发展,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是作为一种内在的规定性存在于人类的历史和现实之中。马恩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维度,深深地植根于对人类发展的历史、当时的现实和人类本质这三个方面的洞察,从而使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这里获得了科学的形态,即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真正得到尊重和实现。
1.人类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活动决定着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趋向。
面对有据可考、有史可查的人类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是在认识和解决与生俱来的人自身的生存需要时形成了社会和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人类诞生之初面对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靠个体单独行动不行,必须联合行动,而要使联合行动达到目的,就必须有各种各样的联合方式即社会。社会一产生就把本来平等的各成员按其天赋能力或机遇划分成不同类型的有差别的存在。由于社会“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2]78社会制度应运而生。
从此,人类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促使人类不断适应日益变化着的改造自然的需要而去改造社会,另一方面又推动着整个人类不断探索摆脱构成社会制度后越发不能忍受的不平等乃至剥削和欺压而重建适合自己全面发展的新的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活动一方面是展示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一方面又应当是推动和有利于他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从而使相互作用着的不同个人的活动都朝着各自自由而全面的方向发展,人类活动这种具有超动物性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不同于靠大自然的赐予满足需要的动物,而是用人类的创造性的活动来满足自己发展的需要,任何束缚和不尊重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发挥,不利于人的发展的社会都注定是被否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命运就是如此,它把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发挥完全地、彻底地钉在了“对物的依赖”这根“耻辱柱”上,不过资产阶级不自觉地锻造着“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2.人类全面发展的状况直接检验着社会进步的程度。
社会是有生机的、进步的,还是滞颓的、退步的,不在于别的社会制度下的人们怎么评价,也不在于该制度下的某些人的自我评价,而在于在该社会制度中生活的现实的人的感觉和他们的发展状况。因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的发展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这就是说,无数的个人组成了社会;无数人的全面发展促成了社会的全面发展。一切能够促进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都是好制度;而一切有碍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无论一定的人们怎样论证它的美好,都注定是要被否定的制度。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自它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以后,便形成了一种被他称为“异化”的现象,尤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生产力使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闲暇时间,时间就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正如马克思所言:“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9]532个人享有充足的自由时间,也就等于享有了充分发展能力和展示个性的空间。
然而,这一时间即人发展的空间却被资本无情地剥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变成了人性畸形和异化的残酷现实,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一个这样的联合体所代替,“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那里,“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0] 85从而真正实现“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10] 516真正实现“早晨钓鱼、中午打猎、晚上搞批判的批判”[2] 85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人类既是一个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尊严的存在物,社会自身的一切观念和行动都应当有助于促进而不是剥夺他们的自主性、扼杀他们的创造性;人类又是一个诸个体向着自由而全面的方向发展的存在物,社会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应当围绕着提供而不是破坏这种环境和条件而进行。
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比较发达,物质生活水平也比较高、它的经济制度也比较健全,但是它根本没有把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自觉地用于推动劳动人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没有提供每个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环境,没有体现出尊重社会成员那种自主、创造的个性。可见,马恩非常主张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维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这一思想对当今中国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制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决策、彰显社会主义制度魅力和优越性、积极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诉求。马恩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评价并不否认生产力标准的正确性,“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即得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5]43每个社会制度下的生产力的发展现状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然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从最终意义上讲的,是从历史本体论而非历史价值论意义上讲的,从价值论上看,首先,发展生产力并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更幸福生活才是发展生产力的旨归;其次,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地恰当地反映社会制度的优劣,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不仅要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要能够建构一个合理的生产关系、进步的文化观念以及人性完善和给人带来可持续的幸福,假如缺乏后者,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人的因素毕竟是生产力中最根本的因素。如果片面地把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制度的唯一尺度,就可能会用社会制度的手段把人们的事业和精力局限于生产、效率、效益上,从而忽视更重要的方面,如社会成员的发展、对未来的关切。其实,多年来由于盲目追求单纯的物质生活,以物障目,经济决定论、资本本位论导致社会上一些领域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等种种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全面进步、和谐统一的基本要求,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诉求。显然,这些后果与片面地把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检验社会制度优劣的标准不无关系。
2.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决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魅力彰显。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里,国家的真正职能并不仅仅在于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更在于从一开始就把尊重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高社会管理的自觉程度和协调程度,作为自己的根本目的和现实方针,正如“物质的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的空虚不是社会主义”一样,任何社会都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完整统一,人们的精神状态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必须协调一致,这样的社会制度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且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地摆脱贫穷;
相反,违背这一指针的资本主义无论生产力多么发达,物质财富多么充裕,也必然会走向真正的贫穷,即“人”的贫穷。所以只有“物质不贫乏”和“精神不空虚”的社会主义,才是能尊重和有助于人类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能促进社会成员自由全面的发展的社会。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不仅应该是享有丰裕物质生活的一代新人,更应该是文化知识丰富、心灵优美、精神志趣高尚、具有远大理想的一代新人。
由此可见,当今我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正是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魅力和优越性的科学决策,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积极顺应。
总之,概览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为了发展自己,选择了社会的形式;人类根据发展自己的不同阶段,建立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人类选择社会形式,是他的权利和性质。这就给社会赋予了极大的权力,从而也规定了它的权力的性质。
所以,社会上的任何一种发展、运动和活动,归根到底归因于人类的发展。
人类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最终构成了社会制度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人类发展的复杂多样性引出了社会制度的复杂多样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制度,马恩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维度来分析社会制度的优和劣,一方面为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视角,另一方面也为当代中国制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魅力、积极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给予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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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部于2004年特别制定并于2007年进一步修订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下称《要求》),规定大学英语课程设置要有助于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同时指导性地将大学英语选修课划分为:语言技能、语言应用、语言文化和专业英语四大类课程,明确了除“保证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的英语语言水平稳步提高”外,大学英语课程还应着重提高其“综合文化素养”, 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语言文化类英语选修课中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语言文化类英语选修课中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全文如下:
摘 要:本文从当前大学英语选修课建设亟待规范和创新的实际要求出发,以有关批判性思维的理论研究作为依据,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有关指导思想, 针对性地对大学英语选修课中语言文化类课程中自主学习能力、教学模式设计和课程评估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探讨。
关键词: 大学英语 语言文化类选修课 批判性思维 课程设计。
在过去几年里, 我国高校公共英语教学中已经普遍增设了选修课( 或称“ 通选课”) 。高等院校大学英语教师们对如何建设科学、规范和有效的选修课体系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 有关语言教学研究者们也就此撰写了许多相关研究论述。然而,其中专门针对关于选修课中语言文化类课程中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论述却并不多见。这使得开展文化类选修课的英语教师在需要完成更高教学任务要求的同时缺乏相关的教学理论的指导。随着英语选修课建设的不断深入, 如何科学规范地开展语言文化类课程教学, 通过有针对性的课程设计帮助学生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已成为一个值得所有大学英语教师思考的课题。
我国教育部于2004年特别制定并于2007年进一步修订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下称《要求》),规定大学英语课程设置要有助于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同时指导性地将大学英语选修课划分为:语言技能、语言应用、语言文化和专业英语四大类课程,明确了除“保证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的英语语言水平稳步提高”外,大学英语课程还应着重提高其“综合文化素养”, 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要求》所建议的大学英语中的语言文化类选修课,是以英语为载体,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实施的文化类选修课程教学,根据各校师资、教学资源和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开设, 以充分尊重学生个性为前提由学生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择。这类课程尤其“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是帮助学生“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要求》,2007)。
目前我国各高校已开设的语言文化类选修课主要涉及: 文学诗歌类, 如《美国文学赏析》、《英诗鉴赏》;人文历史类,如《西方简史》、《美国文学史》; 文化知识类, 如《西方礼仪文化》、《美国大学校园文化概览》;以及艺术鉴赏类,如《影视作品欣赏》、《艺术鉴赏》等等。
然而, 这些文化类英语选修课的开展主要还处于开课教师各自为政, 根据自己的经验、兴趣及特长对所开课程进行设计和展开教学的阶段,这就使得选修课教学在为大学英语教育注入了“个性化”和“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养”等特色的同时出现了因教师对课程设计整体把握不同导致的“科学性”、“规范性”以及“有效性”的千差万别。
要讨论批判性思维, 我们应该首先对西方学术界给出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进行一个简单回顾。就曾对学界纷繁复杂的论述进行了一次梳理, 认为常见的与批判性思维紧密相关的还有“ 批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批判性意识(criticalconsciousness)”、及“批判性自我反思(criticalreflection)”等概念。 他认为批判性思维的“批判之力”主要在于思维者接受某种观点或结论时进行评价和辨别的能力, 这种能力使思维者在假设的基础上检验命题,并发现偏见和正确看法、以及看法与事实之间的区别。被誉为现代批判性思维之父的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杜威将批判性思维中的“反思”定义为: 对自己的一种信仰或所偏好的某种知识形式, 从其所依存的基础上和可能得出的结论上, 进行积极的、持续的、仔细的审视。另一位美国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开拓者Robert·Ennis则在1991年将这一思维形式精炼地表述为:
“为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的思维”。Ennis的定义把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活动”, 强调“个人判断”
及采取的相应的取舍(知识)的“决策”。一个较新的观点来自于把批判性思维定义为一种调查研究的说法,认为其目的是探究一种情景、现象、问题或假设, 以达到整合所有有效信息并能够有说服力地证明结论或假设。与其他众多从纯思维角度所给的定义不同,Kurfiss把批判性思维比作一种调查研究活动, 使批判性思维过程更加易于理解的同时强调了“ 信息整合的效度”和“说服力”两条标准,而“批判”活动的基础是“有效信息”或“知识”,因此,在大学生日常知识学习过程中注重批判性思维技术训练并有意识地鼓励其批判性思维精神的培养, 能逐步提高其整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1990年,在美国和加拿大教育界发表的《批判性思维:一份专家一致同意的关于教育评估的目标和指示的声明》将批判性思维认知能力的核心分解分为: 阐述、分析、评估、推论、解释和元认知六个方面, 认为其中的“元认知”是一种“自我的、有意识地监控认知行为, 以及这些认知行为中所运用的认知手段和所引起的结果, 特别是以一种质疑、反省或校正推论或结果的态度来分析、评价自己的推论性判断”。
批判性思维还可被细分为认知技能(cognitive skills)和情感意向(affectivedispositions),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和批判性思维精神。前者可以说是批判性思维具体的运作和构成机制,偏重于指导学习中的实际操作; 而后者则指思维者个性气质中的一种趋向性, 起到主观引导作用。
“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在1998年发表的《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的第一项议题中指出教育的使命是: 培养批评性和独立的态度。这一态度已经被确立成为当今许多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而我国的“批判性思维”教育和研究起步较晚,“只在近三、四年,才有对国外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零星介绍出现”。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语言文化类选修课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可谓是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带有批判性思维技能训练的语言文化类选修课, 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建立其批判性思维精神;另一方面,在主动的逐步增强的“批判性思维精神”驱使下, 学生又能够在学习中不断强化其批判性思维技能,进而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人文素养以及思辨能力。
下面我们将遵循《课程要求》指出的新时期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方向, 结合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目标, 对大学英语中语言文化类选修课的课程设计作一些建设性的讨论。
《课程要求》明确指出, 教学模式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思维过程具有“ 内隐性”和“ 自动化”的特点, 人们在进行思维时往往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如何思考的或自己的思考方式具有何种趋向性。在英语提高阶段的选修课教学中, 教师应正确理解自己在文化选修课中的“ 辅助者”角色, 力求放弃课堂中的“ 主角”地位,而仅应为学生规划出学习范围和方向,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利用文化类课程的知识性、趣味性、引起学生的共鸣或好奇, 为学生搭建一个通过自主收索并消化信息的平台。同时,教师应起到科学调动学生自己“计划、选择、组织和评价学习内容的”的主动性,使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思维能动力, 树立起培养自己批判性思维精神的自信心。
教学模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教学内容的设计;第二,教学活动的设计。《要求》中建议学生充分利用校园网及互联网等网络资源进行学习。教师应该利用合理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设计, 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技能进行科学训练。当今社会网络咨询飞速发展,学生可以非常容易地通过网络收索到丰富但略嫌庞杂的相关知识。选修课教师可为学生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和讨论话题; 建议合理的关键词或关键话题的网上搜索; 或是推荐一些优秀的原版英文网站或链接地址, 并且据此安排相关课堂活动任务,如:要求学生将收集到的原版英文资料打印出来进行小组讨论或者将其浓缩为简单易懂的PPT文件。在这些过程中,学生会自然而然地摸索Kurfiss所说的“调查研究”技能, 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选择”和“有效整合”。为了在课堂中参与小组讨论或进行上台讲解, 学生必须要对应该“做什么和相信什么”作出分析、解释、推论、说明或自我校对, 以使自己的发言能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从而引导学生逐步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课程要求》倡议教师采用“ 过程性评估”,其中排列在前两位的“学生自我评估”
和“学生相互间的评估”同样是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最有效训练和考验。针对这一倡议,教师可以根据“元认知”理论,调动学生的“自我监控”和“反思”等认知手段, 积极地通过“质疑、反省或校正推论或结果的态度”来分析评价自己和其他同学的观点、论述方式、和语言表达等综合表现。具体的做法可以是: 设计出一套“全面、客观、科学、准确”但又可操作性较强的评估标准,让学生充分了解应该从那些方面去评价自己和同学,通过反复的相互比较,学生逐渐熟悉了导致“课堂成功表现”的构成因素, 因而更容易发现自己学习策略中的不足, 并及时做出“取舍”和改进。
在开展语言文化类选修课时, 大学英语教师应有意识地将语言学习自然而有效地融合到其他文化知识体系的学习过程中, 通过主观情绪的调动帮助学生提升其批判性思维精神; 通过客观教学手段和评价手段的设计强化训练其批判性思维技能。最终达到使学生能主动地、有意识地调 动其批判性思维技能, 逐步建立起自己个性化的学习策略, 稳步提高其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同时有效地拓展知识面, 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并最终建立其稳定的批判性思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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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鉴定是司法程序中有关技术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运用医学、生物学、人类学及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与人身有关的活体、尸体及生物物证等的检验鉴定工作,从而取得死亡原因、伤害程度、凶器种类、血型分析、事实确认等结论性意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症候精神之文本病理学概论—阿·尔都塞“症候说”的批判式解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阅读与参考!
症候精神之文本病理学概论—阿·尔都塞“症候说”的批判式解析全文如下:
关于阅读阿尔都塞的人来说,“症候式阅读”或许是他令人难以了解的概念。之所以难以了解,并非是其在界定上不够严谨或明晰,事实上,阿尔都塞对“症候式阅读”的阐明还算细致。但问题在于,“症候式阅读”不是一个地道的理论概念,它是一种办法,也就是说,是一种有待于我们去应用的办法,而在应用上,我们遇到了宏大艰难。或者整个问题能够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阅读才称得上是“症候式阅读”?
“通常医生不是简单地经过一个症候或病症来对病人的详细病情下判别,而是经过一种症候群的方式才干得出病人可能的病症是什么。弗洛伊德很自然地将“症候”的概念沿用到肉体剖析中,他在《肉体剖析引论》中,特地讨论了“症候”的意义。弗洛伊德指出他的肉体剖析就是以“症候”为起点的:“我供认我本人向来很注重关于神经病症候的解释,由于这些症候视为占领病人心内的‘无认识观念’的表示。”
① 熟习弗洛伊德肉体剖析的人不难了解,无认识———作为弗洛伊德的中心概念,遭到了认识的压制,只要在认识的控制松动的时分,无认识才干以“症候”的方式显现出来。在弗洛伊德那里,最典型的症候就是人的梦境,他喜欢从梦所展示出来的看似无意义的东西动身,剖析出对象的肉体状态。那么,与医学上的症候一样,弗洛伊德的“症候”依然是其临床诊断的一个入口,即经过症候的表象,我们了解被剖析对象的实践的肉体情况。问题在于,阿尔都塞这里所运用的“症候”终究与肉体剖析能否有关联。关于晚期的阿尔都塞,其中的关联是显著的。他对法国肉体剖析宗师拉康的讲座十分关怀,以至不惜派出他本人的两个弟子(巴迪欧和让-雅克·米勒,后者成为了拉康的女婿)去倾听拉康的讲座,阿尔都塞本人也不甘寂寞,在那篇著名的《认识形态与认识形态国度机器》的论文中,他就公开运用了拉康的理论和重要概念,如询唤(interpeller)。
此外,他晚期也曾撰写过一本《肉体剖析论文集:弗洛伊德与拉康》(écrits sur la psychanalyse:Freud etLacan)的作品。但是,我们能否也能够断定,阿尔都塞在写作提出“症候式阅读”的《读〈资本论〉》的时期曾经遭到了拉康肉体剖析的影响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我们只能从阿尔都塞本人的文本之中来寻觅答案,也只要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我们才干了解他是如何将“症候”与“阅读”接驳起来的。当然,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是针对一种传统式的阅读而提出的,他称之为“栅栏式阅读”。这种阅读是一种显性的阅读,也是我们平常人所坚持的阅读方式。这种阅读方式置信,我们能够从文本中读出某种分歧性的理论或思想脉络来,而这种思想脉络就成为了阿尔都塞所谓的“栅栏”,我们之后只需带着这个“栅栏”,便能够在文本中畅行无阻。这种阅读方式,树立在两个根本假定上。
(1)文本是分歧性的,即文本一切的门槛或障碍,都能够用一把钥匙,一个“栅栏”全部处理。而作者正是在这个大写的一之下完成了对文本的创作。这样,关于文本而言,一切的文字或言辞都是指向这个大写的一的,但凡与这个大写的一不相契合的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次要局部,关于阅读而言,能够疏忽不计。因而,阅读的中心在于,去抓住位于文本之中那个大写的一的轴线,并让这个轴线彻底贯串全部文本。
(2)文本不只是分歧性的,那个大写的一,即作为阿尔都塞所谓的“栅栏”,是直接向我们显显露来的。我们能够在作者直接的表达中看到或者读到用以贯串全文的一,并且我们也深信,作者在创作的时分,也有认识地将这个一显显露来,并便于读者去抓住他文章中的主要脉络。在这两个假定背后,隐含着一个更深入的假定:即作者在书写文本的时分认识是明白的,具有有认识地发明一个明晰可读的文本的才能。同时,作者也有才能将本人的思想中心明白无误地流露出来,并且作为直接的文本根据,来停止逻辑的演绎和推理,最终在大写的一的线索之下,毫无艰难地走向结论。因而,文本的阅读被复原成了一种逻辑思想的坦途,而文本所设下的米诺斯的迷宫(古希腊神话中米诺斯王用以困住牛头怪米诺陶的迷宫)在大写的一的光芒下完整失去了神秘感,人们只需求从迷宫的入口进入,然后能够毫无难度从迷宫里出来,虽然蜿蜒迂回,但是逻辑的光辉足以让我们顺利抵达终点。但是问题真是这样吗? 特别是当我们面对诸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者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这样一些以手稿、札记呈现的文本时,还会是这样吗?
再阐明确一点,关于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所面对的马克思公开出版的《资本论》,我们可以简单地在一个明白无误的逻辑下畅行无阻吗?当马克思用亚当·斯密的言辞来言说《资本论》的时分,我们能否应该用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漫游呢?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阿尔都塞显然都能否定的,亦即阿尔都塞并不太信任那种直接被表白出来的东西,遭到肉体剖析学派影响的他,总会置信,在作者有认识的文字下面会蕴藏的某种不曾开掘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不能简单地经过对文本外表的显性的触摸来到达,我们需求应用一种更深层的办法来发掘出那些看似平滑划一的文字外表之下的东西,这才是阿尔都塞提出症候式阅读的真正动因。作为对文本停止深度发掘的阅读办法——症候式阅读,我们或答应以用阿尔都塞的这段话作为基点来了解:人们发现,在许多本书中包含的人的历史,并不是一本书中所写下的文字,而历史的真实也不可能从它公开的话语中阅读出来,由于历史的文本并不是一种声音( 逻各斯) 所言说的文本,而是在诸构造的构造的影响下所构成的听不到的无法区分的记号。①在这段话中,阿尔都塞至少有两个意义是明白的。首先,真正的阅读不是对外表的公开的文字的阅读,而是一种深层的阅读,一种对不曾直接显显露来的东西的阅读。用阿尔都塞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又没有看到的东西。
这种东西是我们的忽略,亦即我们对之视而不见。其次,之所以会呈现这种忽略,缘由在于“看是看的构造条件的行为,就是总问题范畴所内在的对它的对象和问题的深思关系”② 。说得浅显些,阿尔都塞指出,之所以没有看到,是由于我们没有适宜地看的安装,而这个安装就是阿尔都塞的“总问题”(problématique)—在这段话中,阿尔都塞将“总问题”表述为“诸构造的构造”。我们只要在“总问题”或者“诸构造的构造”这个看的安装下,才干看到“总问题”所能让我们看到的一切。因而,关于传统的阅读而言,我们只能抵达问题的显在层面,即被“总问题”所中介之后折射出来的形象,但更为基本的问题是,我们更需求理解,那个“总问题”终究是什么。即我们所需求看的不只仅是意义或者形象,而更需求看的是我们佩戴的那个用以看的视觉安装,也包括试图去被这个视觉安装所过滤或遗漏掉的东西。但问题到此还没有完,阿尔都塞简直是无认识地谈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并未完整在《读〈资本论〉》这一文本中展开的问题——或者能够说,这是一个阿尔都塞本人视而不见的忽略。当阿尔都塞说“历史的文本并不是一种声音(逻各斯)所言说的文本”时,似乎指出,文本自身可能不止是一种逻辑的结果。然后面的那句“而是在诸构造的构造的影响下所构成的听不到的无法区分的记号”我们能够将之解读
为,文本是在诸多构造的影响下构成的一种结果,虽然阿尔都塞坚持以为,这些诸多构造也具有一个总的构造。文本能否是在某种大写的一之下完成的呢?这个不取决于文本自身,而取决于作者的肉体状态。那么问题能够转化成这样,书写文本的作者的认识能否在认识上是分歧的呢?关于人的肉体与认识的分歧性问题,肉体剖析给出了完整否认的答案,我们的认识的分歧性仅仅只是显露冰山的一点表象,在这个冰山下面,还躲藏着更大的冰山,即无认识。关于肉体剖析的症候而言,无认识的表征必然会突破认识的外在统一性,并且以症候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作为“本能”的力比多总是试图冲破认识的压制。那么,肉体剖析彻底推翻了心理学行进的方向,原来我们以为的正常的认识和肉体状态不过是一种结果,是认识对无认识的压制的结果。而无认识的“本能”表现为一种激动和紊乱,这势必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作为正常人都是偶尔的,而一旦力比多冲破认识的约束和压制,就表现为神经症的症候,这样,我们都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在某一特定时分,我们表现为某种症候状态,一种不能在认识下停止了解的状态。
假设每一个人都可能呈现症候,那么我们能否能够以为,文本的作者在撰写文本的时分,也会呈现某种症候?关于文本的作者而言,我们无法判定他能否完整是在一个统一的逻辑状态下完成的写作,假如这种统一的逻辑无法压制住其他的无认识的力比多,必然会呈现出一种症候状态,并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表现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以为,文本的外表就不可能是划一而宁静的水面,在这个水面,时不时会泛出波涛。
无认识的成分总是在这种宁静的认识的统一性上划出裂痕,文本裂痕的呈现,在基本上突破了文本逻辑同一性的神话,那个大写的一,那个作为文本背后崇高的认识形态的对象,曾经被裂痕所突破。在传统的阅读方式中,大写的一的逻辑自然也会遇到裂痕存在的影响,但是在这种阅读方式下,不分歧的文本和裂痕完整作为一种剩余物被大写的一的逻辑所排挤。因而,文本的裂痕和抵触被掩盖在大写的一的逻辑之下,它遭到了阉割,成为普遍性逻辑的牺牲。那么大写的一是被主体所复原的,用巴迪欧的话说,“这个一本是不存在的,它仅仅是一种操作的结果,换句话说,基本不存在一,只要被计数为一。”
①这样,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变成了巴迪欧意义上的纯多(des multi-ples),而我们曾经所做的工作就是将这些纯多看成是大写的一(UN)。而齐泽克也指出,“某一能指——即拉康所谓的大写的一(UN)—‘缝合’了整个范畴,并经过表现它,完成了其统一性。”
②实践上,巴迪欧和齐泽克的批判不只仅指向了传统的阅读,也指向了阿尔都塞自身,即阿尔都塞与传统式阅读的区别仅仅在于,阿尔都塞的大写的一是隐含的,而传统阅读的大写的一是显现的。阿尔都塞仅仅在于要看到传统阅读所不能看到的东西,即那个躲藏用来看的安装,殊不知,这种看的安装自身就决议了哪些东西可见,哪些东西不可见。而不可见之物的基本缘由在于我们基本不具备看那些东西的才能。但是这些被大写的一所排挤掉的东西(在阅读中表现为与大写的一的逻辑不分歧的文本)存在着,并作为一种剩余物(surplus)存在着,它是作为真(réel)或者无认识的力比多而存在着,在文本中,它表现为对大写的一的逻辑的撕裂。
于是,真的症候呈现了,这种症候并非是阿尔都塞那种简单的诸构造的构造意义上的症候,更重要的是,这种症候是作为文本自身的真之存在的症候。也就是说,作者的无认识浇筑了作为剩余物的文本,而剩余物的文本撕裂了大写的一的整体逻辑,让那个看似平滑划一的外表呈现了裂痕,真的深渊一下子在这个裂痕中涌现出来。那么,这种能够用来撕裂文本同一性的文本就表现为真的症候,这种症候对应于文本书写者的真之症候,即在书写状态下,作者无认识在字里行间的流露,并在某一霎时,打破了认识的压制,以文本的方式展示出来。故而,任何既定的文本都不是那种平滑划一的文本,任何由人所完成的文本必然是症候式的文本,由于在他们所写就的文本中,自身就有无认识的涌动,在这种涌动下,必然会扯裂文本中大写的一的逻辑。
这样,文本表现为一种挤压、冲撞、撕裂的状态,我们在文本中看到的不再是一望无边的平原,我们看到了地壳运动所挤压构成的山脉,看到了地壳别离运动的沟壑。整篇文本展示了一种复杂的地貌学构造,而症候式阅读所运作的中央并不是那种一望无际的平地,而是那种凸凹不平的文字,在这些作为症候的文字中,我们才真正打破了被构建起来的大写的一的幻象的循环,向真敞开了大门,也只要在直接面对作为症候的文本中,我们才干面对那些“听不到和无法辨识的记号”。
我们能够这样来了解这个公式,即对象小a是主体愿望的成因,驱动了主体的运动,但是这个对象小a又是主体的绝对的残缺,而对象小a的残缺使得主体那个大写的一的幻想处在匮乏之中,而对大写的一的追求,势必让主体不停歇地去追求对象小a,但这个运动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这样,我们便能够了解作为主体的文本作者的窘境了,在书写的时分,那个将要成为统一性的文本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大写的一,即这个大写的一是一个在认识形态之下的幻象。但是,残缺的主体S|不得不面对的理想是,它与这个绝对的大写的一一直存在着一个间隔,一个残缺,这是横亘在主体与作为大写的一的幻象的文本之间的绝对的裂痕,这个裂痕自身构成了让主体一直处于焦虑状态的对象小a。文本作者的两难能够概括为如下两点。
(1)主体必需完成了那个一,那个统一性的文本就是让其成为写作主体的绝对性的目的。为了到达那个绝对的大写的一,他必需竭尽全力,扫除任何可能对大写的一形成障碍的一切缺憾,这样,在主体与大写的一之间的绝对间隔(对象小a)的弥合成为主体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2)更深入的窘境在于,那个对象小a从基本上就是不可取得的,就好像吊在布尔丹之驴面前那根胡萝卜,驴总是能看见它,但总是咬不到它,而正是这根胡萝卜让驴不停地行进。在文本的创作中,作为主体的作者必需尽可能地弥合一切的文本裂痕,以保证文本的整全性。但是,主体在写作中一直面对的是不停地拆东墙补西墙的过程,文本的裂痕从未真正消弭过。在这样悖论性的运动过程之后,比布尔丹的驴稍稍聪明一点点的主体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整个游戏还能够有另外一种玩法,他们不需求真正弥合裂痕,他们所需求做的仅仅只是用一块遮羞布抓住他们需求掩盖的局部。
用齐泽克的一则笑话来说,人们都以为主体是在用遮羞布遮住本人的阳具,但实践上主体需求遮羞布遮住的恰恰是主体基本没有阳具。这个逻辑同样能够应用到文本的症候式阅读上。作为主体,作者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他们所需求遮掩的局部给遮掩起来,这样,让读者至少不能马上看出问题所在。那么终究什么是作为主体的作者的遮羞布呢?我们还是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来答复这一问题。阿尔都塞在谈到古典经济学时,曾经举过这么一个例子:最初的问题,用古典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什么是劳动的价值?古典经济学消费这一答复的那一段文字,就其严厉的、完整站得住脚的内容来说,能够表述为“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消费劳动所必需的生活材料的价值”。在这一答复中有两个空白,两个空缺。马克思指出了古典经济学的答复中的这两个空白,但是马克思由此向
我们指出的只是古典著作自身在缄默时曾经表述出来的,而在表述中没有说出的东西。因而不是马克思通知我们古典著作没有说出的东西,不是马克思从外部干预,给古典著作附上一种言语,使得古典著作的缄默得到提醒,相反,古典著作自身通知了我们它所缄默的东西:它的缄默就是它特有的话
①阿尔都塞明白阐释到,在马克思《资本论》所引述的古典经济学中,存在两个空缺,这两个空缺就是症候式文本。这种症候式文本之所以产生,缘由正是在于主体在表达上的不逮性,而这种不逮性又源自意味界的伪完好性,而这种伪完好性又维持了大写的一的幻象性存在。简单来说,即作者以为其文字自身能够完整地表达出他想要表达出的意义。但是,阿尔都塞在这里指出的问题是,“劳动”这个概念在这样的表达中会呈现严重的逻辑破绽,假如我们把这个表达复原为“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消费劳动所必需的生活材料的价值”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什么在维持劳动?”“什么是劳动的再消费”。在阿尔都塞看来,“劳动”是无法再消费的,那么,将后面的问题改成“劳动者”即“劳动者的再消费”,问题处理了吗?阿尔都塞依然质疑道:“这个答复就变成了‘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消费劳动者的价值’。但是,由于劳动者并不等于劳动,所以句子末尾的术语‘劳动者’和句子开头的‘劳动’就相互矛盾。”
②这个为难的境地等于是说,在现有的语汇之下,基本无法弥合存在于文本和逻辑之间的宏大裂痕,现有的能指曾经无力承当这个任务,这样,我们就需求新的能指来填补这个空缺。这也是阿尔都塞最观赏马克思的中央,在这个中央,马克思没有成为布尔丹的驴,而是发明了一个新的能指——“劳动力”,一个之前基本不存在的语汇,一个在之前没有任何意义,所指为空的能指。于是“劳动力”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即“劳动力”这一概念的呈现,基本不是从逻辑上对之前的古典经济学问题的处理,而是一块规范的遮羞布,将裂痕挡住,让阅读的读者直接从“劳动力”这块遮羞布上顺利经过。但是阿尔都塞在这一点基本误解了马克思,阿尔都塞以为“马克思可以看到古典经济学视而不见的东西的机制,也就是使马克思看到古典经济学所没有看到的东西的机制”
③。关于阿尔都塞来说,那个所谓的“劳动力”预先就存在着,在那里,马克思只是从古典经济学的空中上将其发掘出来,让其成为一个科学的概念。但是在拉康的肉体剖析式的症候式阅读中,马克思的“劳动力”基本就是一个之前不存在的概念,它的呈现,或者说马克思对这个概念的消费,完整是出于对文本的裂痕的缝合,这地道是马克思本人的发明,其发明的基底是对象小a,而对象小a差遣作为主体的马克思去缝合残缺的主体与大写的一的幻象之间绝对的裂痕,“劳动力”是一种填充物,它的呈现不是为了真正处理逻辑层次上的断裂,而仅仅只是一种替代性的计划,或者说一种次好的快感与满足。
实践上,在缝合之后的意味层面,只是完整了在想象层面上的大写的一的幻象,在空泛的“劳动力”概念之下,下面依然是空空如也。那么,依照这个逻辑,症候式阅读踢中了剖析哲学和剖析马克思主义的最痛楚的中央。剖析哲学和剖析马克思主义都强调概念的绝对明晰性与语法句法上确实实性。正如剖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柯亨曾评述道:“我发现《读〈资本论〉》极端不明白。逻辑实证主义连同它关于明智活动准确性的坚决主张,在巴黎从未遭到欢送。阿尔都塞的含混会给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不幸,在那里明晰性是一种严厉的传统。”④这样,关于剖析哲学和剖析马克思主义来说,概念必需以定义的方式呈现,而且必需在一定的语法和句法规则下进入到表达之中。也只要这样,文本的表达才具有意义。
但是,假如概念只是用来作为缝合意味界的裂痕的遮羞布的话,那么概念基本无法被定义,或者说,这样呈现的概念,基本不是一个能够剖析的概念。好像一个破布上的洞是什么外形,用来遮住这个洞的概念就是什么外形,而且,任何意味界上的裂痕的外形是绝对不规则的,任何人类言语中的有形表达都无法完整遮住这个破洞。假如剖析哲学和剖析马克思主义要独断专行的话,只要一个结果,那就是被主体所遮掩住的对象小a的匮乏,又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由于任何严厉的语词上对概念的界定必然是有限的,而这类概念呈现的缘由正是无法用现有的有限的词汇来概括这种共同性的情况,才不得已而为之,用一个历来不存在的才能防止人类言语力所不及的困境。而剖析哲学对概念的请求都是在现有的语词之下对概念停止重新说明,这样将人类言语的有限性与裂痕的不规则性、漂浮性、共同性、难以驾驭性(用巴迪欧的话说,这就是绝对的无限)的矛盾再一次显显露来。
马克思曾经战战兢兢用“劳动力”遮住伤疤的中央,又被剖析马克思主义堂而皇之地揭显露来,柯亨就在他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一个辩护》中细致地“剖析”了“劳动力”的概念。这样,关于马克思之后的思想家来说,用概念缝合意味裂痕的做法成为了一种常态。越来越多的人们创造出新的概念,新的能指来遮盖掩饰不住的洞。葛兰西创造了霸权(hegemony),阿多诺和本雅明创造了星丛(constellation),尼采创造了谱系学(genealogy),福柯创造了学问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阿尔都塞创造了症候式阅读,而拉康创造了对象小a。一切这些概念都是不可界定的,它们都是充任着缝合的填充物呈现的,是主面子对大写的一的绝对不可能性而被迫采取的次好姿势。
三、作为不可能的将来
必需阐明的是,作为缝合的概念虽然遮盖了裂痕,让意味界依然看起来像是一个划一润滑的一,但是由于缝合的概念是一种次好选择,它依然是文本的症候。也就是说,新概念的呈现并没有真正处理文本之中的裂痕问题,作为主体的作者只是用难以了解的新概念敷衍了我们,而关于读者,这些概念成为了最大的难题。因而,对这一类概念的解读自身就是症候式阅读的范畴。这里包含了两个逻辑。
(1)作者应用新概念跳过去的中央,并不等于我们作为读者能够随便地跳过去。由于,作为缝合的概念是不可剖析的,也是难以了解的。正如我们曾经指明,现有的语汇基本无力阐释这种概念,任何对这种概念的阐释都是对这些概念的歪曲和异化。
(2)但是,面对这样的概念,我们依然不得不要做出本人的抉择。由于,假如我们不在阅读的过程中做出本人的了解的话,文本关于我们来说,就会变成天书,变成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通途。在这样的逻辑背后,引出了一个更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命题,什么是阅读?或者在本文中,更确切的含义是,什么是症候式阅读?阿尔都塞没有答复这个问题,他的症候式阅读仅仅停留在发掘出一个基本不存在的一之上。他给我们的许愿是,置信我吧,往深处挖,那里一定有一个一。但是真实的状况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如何发掘,那个一,关于我们来说,无异于望梅止渴。于是,我们能够肯定的是,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基本走错了方向,虽然他提出了症候式阅读,但是他本人只是玩了一个乾坤大挪移,症候式阅读是什么这个难题被他原封不动地踢给了我们。还是回到阿尔都塞本人的文本去看看吧!阿尔都塞说道:“认识,它的独一职能就是用特殊的手腕在对象中把对象所包含的两个局部即实质的东西和非实质的东西辨别开来。运用这些特殊手腕的目的是消弭非实质的理想。”① 阿尔都塞的意义很明白,那
种特殊的手腕就是症候式阅读,而症候式阅读能够把文本中实质的东西和非实质的东西辨别开来,最后消弭非实质的东西。在非实质的东西,或者用更精确的话来说,在认识形态的东西被消弭之后,就只剩下实质的东西,一种原本来本意义上的真。不客气地说,阿尔都塞还有一种实质主义的剩余,由于他置信,在非实质的下面还存在一个绝对的真,即他所谓的总问题的构造。那么套用《读〈资本论〉》的原始情境,所谓复原非实质下面的那个真,就是答复一个本真的马克思,一个没有遭到认识形态玷污的马克思。阿尔都塞在其中的企图也了如指掌了,这是一种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争得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位置之后,阿尔都塞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独一合法的先知。正如阿尔都塞的学生朗西埃不客气地批判道:“这种形势让阿尔都塞主义能够去引入一种新正统性,这种正统性用警示的符号取代了日丹诺夫的机关枪。”
①回想起来,诸多打着“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的口号不都是为了这种正统性而正名吗?当人们提出“回到……”的逻辑时,其实忘却了,基本不存在一个能够供他们往回返的动力,那个所谓的“回到.....”的逻辑全部是一种幻象。但是,我们又遭遇了窘境,即假如我们无法回到那个绝对的一,那么我们阅读是为了什么。用齐泽克的话说,一旦大写的一被杀死,我们本人也终结了,由于差遣我们行进的死亡驱力不存在了。假使如此,我们为什么要阅读,为什么要停止症候式阅读呢?在症候式阅读背后,难道不是在拆解我们人类站立的最后的希望吗?假如本来的一不存在,我们又如何生存?这样能否意味着我们只能像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样,宣布一切巩固的东西都云消雾散了,然后蜷缩在我们本人那不幸的躯壳里,瑟瑟发抖?答案并非如此。由于阿尔都塞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将那个大写的一指向了过去,一个本来在先的过去,而我们所需求做的是考古学的工作,从深埋的公开找到那个大写的一。因而,关于他们来说,症候式阅读的语法是“回到.......”,所谓的症候,只是考古学的碎片,好像在今天的考古学工作中,发掘出来的物质资料,不过是用来证明一个远古的一的存在,而我们的症候式阅读是一种历史的恢复,对本来的真采用拼贴与想象,复生出一种意味性的一来。
齐泽克曾带有戏谑性地指出:“当基督来临的时分,就绝对地杀死了那个崇高的大物。”②同样,我们也能够参照这个格式来说,当作为主体的作者让文本道成肉身之后,本来的一(作者创作时所树立起来的一的幻象)曾经被绞死在文本之中。齐泽克关于“回到……”的公式有一个很有趣的改造,即“从....回到.....,然后再返回来”,在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的例子中,齐泽克的公式能够表述为“从阿尔都塞回到马克思,然后再返回来”。关于齐泽克式的改造之后的公式我们能够这样来解读。
(1)首先,我们要置信,阿尔都塞创建症候式阅读法,是诚心诚意地要回到一个本真的马克思的。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没有一点虚妄,由于在他写作《读〈资本论〉》以及在巴黎高师与弟子们一同研读《资本论》的时分,他真的置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而这个马克思被认识形态的误读所遮盖了。因而,阿尔都塞的“回到..........”是一种基于阿尔都塞本人的想象性关系,而那个马克思成为驱动阿尔都塞完成《读〈资本论〉》写作的动力(反过来说,阿尔都塞关于那个真正的马克思存在着一种愿望关系)。
(2)但是症候式阅读法所提醒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真正马克思的存在,那个作为大写的一的马克思的形象只存在于阿尔都塞本人的脑海中。因而,一旦阿尔都塞用本人“特殊的方式”抵达作为大写的一的马克思的时分,道路疾速折回,回到了阿尔都塞自己那里,即阿尔都塞完成的是一次镜中自舞,那个所谓的“真正的马克思”不过是阿尔都塞本人折返的工具而已。
那么,马克思的一就是阿尔都塞的一,在某种意义上,对大写的一的马克思的探寻,阿尔都塞完成的是本人的自我救赎,那么在《读〈资本论〉》中的症候,毋宁是阿尔都塞本人的症候的映射。这种映射关系最终指向的是阿尔都塞本人的道路,即他本人将来的何去何从。换句话说,大写的一的马克思不是一具棺材里的木乃伊,而是阿尔都塞本人的将来的希望,一篇启示录,一个永远不能来临的弥赛亚。经过这样的解释,我们立刻能够明白,症候式阅读基本不是指向过去,而是指向将来,一个不可能的将来。与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的是,拉康式左翼,并不放弃希望,而是将那个大写的一留给了将来。这就是为什么巴迪欧、齐泽克、伊格尔顿、朱迪丝·巴特勒、让-吕克·南希、雅克·朗西埃、安东尼奥·奈格里、彼得·霍华德、阿尔贝托·托斯卡诺、布鲁诺·波斯蒂尔重新去谈共产主义观念的问题。
由于,那大写的一,大写的共产主义观念不是现成的存在,是一个尚待我们去发明的将来的可能性。巴迪欧说:“经过全球性的和普世性的学问行动,同谬误的零系统碎的实验(这些实验常常是特殊的和详细的)相分离,完成真正普世性的革新,我们就能在个体的认识中,给予共产主义假定以重生,或者是大写的共产主义观念的的重生。”①那么,关于我们来说,症候式阅读法如何指向将来?假如不从巴迪欧他们那种虚空式的共产主义观念来看,文本的症候式阅读有什么意义?
首先,当我们面对文本的时分,特别是那种作为缝合的概念的时分,我们面对的是一道槛,一个由于作者敷衍而留下的难以逾越的槛。那么,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概念面前,基本不存在本来的解释。就好像在监狱里写下《狱中札记》的葛兰西何曾会想去对霸权概念给出完好和明晰的解释?当作者跳过去的中央,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去摸着石头过河,这实践上是作者没有完成的任务,这样,即使我们回到原作者那里,我们也不可能取得关于文本所承载的东西的认识。那么,关于这样的概念,我们只要经过本人的考虑,来完成一次穿越。那么症候式阅读变成了一次消费式的想象过程,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想象界、真实界和意味界才真正地被搅在了一同。
阅读的主体在对症候式的文本的了解中,提出了本人的见地和观念,从而试图取得意味界上的一。那么,症候式阅读是一种消费式的阅读,它是对文本的继续完成,它的目的是文本的将来的一,即文本真正的完成状态。但是,必需指出的是,同作为主体的作者一样,作为主体的读者,即使是在症候式阅读下,文本的真正完成也是难以企及的。一方面,作者留下的问题的裂痕太多,需求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不时地去完成这项工作,在马克思逝世一个多世纪之后,马克思的问题依然需求不时发挥我们的智力去填补他所没有完成的东西;另一方面,不扫除这种可能,即后人的完成不是使裂痕减少了,而是扩展了,以至开启了新的裂痕的可能性。比方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阿尔都塞就在《论青年马克思》一文中对人道主义的解读提出剧烈的批判,阿尔都塞以为这些人道主义的解读完整是囿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形态下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这样,在后人的努力中,马克思文本之谜不只没有得到处理,反而成为更大的谜团。这样,文本的大写的一,成为了一种绝对的不可能。
虽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依然是症候式阅读的目的,就好像一个医生,在道义上关于患者有着救治的职责,虽然他也晓得,将眼前的患者变成一个全身没有一点问题的安康的人是不可能的。关于症候式阅读来说,我们的目的虽然是指向将来,但是,我们也需求明白,我们的症候式阅读更多是有的放矢,有什么样的症候,就处理什么样的问题。那么,这是一种基于症候的肉体剖析的病理学的态度,以此为根底,构成了一种文本的病理学。
这种文本的病理学请求,我们并不是把文本看成绝对安康和无问题的文本,而是一种带有诸多症候的病理学上的文本,这样的文本不可能被我们当做圣经式的传道书来阅读,更不是圣人之言,字字珠玑。它自身就是病态的文本,而我们的任务就是面对诸多症候,让我们本人的思想在病理性的文本中穿越,去对文本停止临床诊治性的或者说消费性地完成。阿尔都塞并没有走到这里,由于他的文本病理学是原发性的,因而他的诊治计划也是按图索骥式的。我们的文本病理学是发明性的,即在不时的尝试和实验中找到完成文本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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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艺术是在一个清醒、澄明、深远的大视境下观照人生,使人们认识到:既然荒诞与人生同在,尴尬便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模式,平和通达就该是现代人必具的气度。于是,它以一种冷静平和的叙事方式,不明白点示讽喻对象,不明确表示是非态度,而只将丰富多义的反讽意蕴深含在叙事结构之中,使小说世界深沉浑厚,几近人类生存的本真世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追逐者》中反讽艺术及其道德批判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作为一篇反讽艺术的佳作,约翰·科里尔的短篇小说《追逐者》讲述了一名青年人为了获取爱人的芳心,向研制爱情药水的老人购买所谓充满魔力药水的故事。本文拟以文本为基础,试图从反讽艺术批评手法探析《追逐者》中的文字游戏,并借此探求该文章对道德批判,以给予另样的诠释角度。
关健词:约翰·科里尔 追逐者 反讽艺术 道德批判
约翰?科里尔于1901年出生英国,后移居美国,作为一名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他成功地在短篇小说及戏剧领域成为多产型作家。多数作品于1930年至1950年期间刊登于《纽约客》上,于1951年收集于《幻想与晚安》(Fancies and Goodnights),并一举获得国际玄想奖(International Fantasy Award),颇受赞许。
《追逐者》(The Chaser)是约翰?科里尔于1940年刊登于《纽约客》的一篇玄想小说。小说的内容主要讲的是一名名叫Alan Austin的年轻人为了想得到心意女孩的爱,向兜售各式药水(如爱情灵药love potion,生命清洁器life cleaner)的老头购买一种“功效非凡”的爱情灵药(love potion)----一种无色无味,能让对方对你产生一种极度的依恋和热爱,并视你为生命的唯一乐趣。故事全文主要以年轻人Alan与老人间的对话为支撑,并以年轻人欢快的买走爱情灵药,伴随着老年意味深长的一声“au revoir”(再见)结束。
“反讽”(irony)一词,最早可上溯至古希腊喜剧。它是一个佯装无知、擅长运用听似傻话实则包含真理的语言击败自视高明的对手的角色典型。在16世纪以前,反讽在西方文论中还只是一种次要的修辞格,它的基本特征是字面意义与深层意义不一致,即言在此而意在彼。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复活了沉寂、湮没已久的反讽概念。其概念有了拓展性的发展,它不再是一种局部性的修辞手法,而成为一种文学创作原则,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反讽。
20世纪中叶的新批评文论又赋予了反讽更为深刻的现代意义。瑞恰慈认为,“反讽性观照” 是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布鲁克斯则认为,反讽这个名词是“表示诗歌内不协调品质的最一般化的术语”。也就是说新批评不仅将反讽视为一种诗歌创作和批评原则,而且将其视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态度,故此国内学者黄擎在其文章《论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指出“反讽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包含了对立的两项,并通过这悖逆冲突的两项昭示了一种人生态度和哲学思考”
反讽的可以分为多类反讽,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讲反讽与叙事艺术相结合,而出现了叙述反讽这样一种反讽性话语表达方式。叙述反讽是一种基本的反讽性话语表达方式,旨在通过或彰显或潜隐对立的两项,如戏拟性文本与母本(被戏拟的文本)之间的对比、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及表达意旨的乖离、话语与误置语境的不符、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与惯常视角的相异,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反讽效果,并从中深刻地揭示出与所陈述的字面义相反的真实意旨。叙述反讽的艺术通常通过一些细节反讽,如戏虐反讽、语调反讽、话语反讽、视点反讽等达到一种相悖却深刻的艺术效果。
约翰?科里尔的这篇短篇小说可谓是通过一种对获取爱情的幻想手法将一种病态的爱情演绎成貌似轻松的故事,然后通过反讽的手法,将其置于道德的舞台上给予淋漓尽致的批评。然而他成功的将这一艺术手法表现得机智深邃、严肃冷峻,使其含于内,浅露于外。
1.言语反讽
言语反讽是《追逐者》中使用最为频繁的反讽技巧。一般来说,当说话人(叙述者)所说的话与其表达的意图和本意不同或相反,即用正面的话表达反面的意图,或用反面的话表达正面意义时,就产生了言语反讽,言语反讽也被称为反语。通常作者(叙述者)利用反语来传递嘲弄、批判、否定或幽默、亲呢和认同等不同的情感意味。言语反讽效果的产生与作者或小说叙述者采用的叙事语气密切相关。
《追逐者》中的反讽及由此而生的效果,主要是通过兜售药物的老人和青年人的对话来实现的。其实作为文章的两个主角,老人代表的是一种体验世界,他的经历经过时间的沉淀,他说的话更令人发人深省。与此同时,那个从文章开头出现的那个怯懦,无知的青年更像来自理想世界,他渴望被爱,却采取了一种令人无法理解―买药水的方式去获取别人的爱。在老人用大量的描述来向青年人展示他的爱情灵药,提及它的药效时,老人解释为“……她会性情大变,只有你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她只希望成为你的全部……她渴望知道你的一切,包括你在想什么,你为什么突然间大笑,为什么看似悲伤……”看似在无尽的吹嘘自己的药剂有多灵验,其实是老人对年轻人的一种警示,在药效的背后质问的青年人这种被监视被束缚的感情是否是你所内心渴望的人。然而这位年轻人却无法理解老人这般反讽的话语,反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奋“这才是爱啊!!”。当询问这种药剂的价格时,老人轻描淡写的说了句“只需要1美元。”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啊,所谓问世间情为何物,难道真是是1美元就能换得的么?也正是这个1美元的价格反衬出这种通过旁门左道所获得到的爱情的不值,一直用药物换取的束缚般的感情在老人看来,或者说在作者看来也仅仅这么廉价。
文章没有以任何浪漫或悲剧式结尾结束,反而是一句”au revoir”(再见)来草草收尾,但是从文章其余几处暗示可以看书这次的再见其实在老人眼中也是再次的相逢。因为他已经预言到年轻人还会来购买他的镇店之宝“生命清洁器”,因此强烈的言语讽刺应运而生。
2.视点反讽
通过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进行叙述,与人们所熟悉的惯常视角形成对照, 产生反讽意义,这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视点反讽。《追逐者》小说中择取的主人公是一名涉世未深,有点胆怯的年轻人与一位精明圆滑的的药物销售老人。而小说的主题确是爱情。从古至今,有多少流芳万世的文学及文艺作品是对爱情主题的歌颂,然后作者却将这一主题基于两个男性间,并将爱情视为可以买卖的一物,试问这不是对这类爱情的讽刺,又会是什么呢?
反讽之下蕴含了深刻的道德批判。《追逐者》对社会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情感伦理的批判上。20世纪中资本主义发展迅速,贫富分化悬殊,相伴而来的是人的信仰与社会道德的危机,人们心中的道德天平开始倾斜,屈从于物欲的冲动。美国是个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时代,金钱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甚至成为衡量情感领域的尺度。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和挤压下,功利主义时代人们道德心态的失衡和失去信仰后的孤独,这种心态弥漫在情感这一社会的核心成分之中。也正是隐喻了这样一个社会现象,作者才刻画出一个能卖爱情药剂的老人。之所以有需求,才能让精明的老人不断的研发诸如爱情药水、生命清洁剂这般可笑的产品。情感的体验在这个社会变的一文不值,如同物件般可以买卖。与此同时,作者通过对年轻人Alan的描写更是深层次的揭示那个时代人们思想的匮乏及对情感追求的可笑体现。
作为一篇短篇小说,《追逐者》在其描述手法等方面向读者提供了更为发人深省的沉思,而正是这种巧妙的写作手法,才赋予了该小说更为深刻的艺术效果。强烈的反讽效果不仅将小说人物刻画的淋漓尽致,更是对读者理解的一次体验与挑战。文学的意义也正是如此,从不同的体验世界了经历不同的感悟。滑稽也好、可鄙也好、不可思议也罢。反讽就是在不确定的场地上为了拯救人类的灵魂,而进行未知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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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批判研究是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研究范式。这种研究把以往多视为客观记录的历史文字看成是融入了史家的有意识书写,注重探求历史文献的构造、性格和执笔意图。史料批判研究的兴起除得益于传统史料处理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外,后现代史学的 文本 观念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史料批判和运用第一手档案原则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历史资料就是可以据以为研究或讨论历史时的根据的东西。一般将史料区分为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前者是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可较直接作为历史根据的史料,后者是指经过后人运用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及诠释。近代以来伴随着历史学所出现了诸如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人口学等学科,并且日渐发展成熟完善,同时,各国大量的解密档案开始大规模的曝光和开放,这就为历史学研究的突破创造了大量的的资源,使得兰克的实证主义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再一次发挥它的作用,更加接近于客观历史事实。
近年来,全球化和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舆论进一步开放,民主政治发展进一步深入,世界很多国家都进行了大量的档案解密工作,使得在特定时期无法对外开放的原始档案曝光,包括这种已刊或未刊的政府或议会的公报、会议记录、法令和条约以及当事人的信件、日记、回忆录等等。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翻译让这些原始档案、第一手资料公之于世界人民。当然,这对于历史研究,特别是为世界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充沛可靠的资料来源,使得兰克的实证主义思想再一次得到广泛利用和传承。
兰克作为西方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传统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实证主义史学自产生以来,不仅以其对政治军事史传统的大胆反叛、对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及历史的积极倡导和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构成历史发展的多种因素的分析中探讨历史发展规津的主张,更新了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历史学,而且启迪了20世纪历史学家对心理史、人民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环境史、气候史、人口史、计量史等新的领域的开拓与发展,在当今所有新的历史学派身上都留下了其思想方法的痕迹。
兰克的史学思想深当时著名历史学家尼布尔的影响。尼布尔在柏林大学讲授罗马史,素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标榜,主张务必依靠原始资料,不论问题如何细微,考证必须精详。尼布尔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对兰克无疑有巨大影响。兰克后来说到,尼布尔的著作使他相信,在近代世界中历史学家是可以有地位的。兰克在晚年口授的一篇珍贵的短文里,再次回顾了他之所以由古典文学转向历史学的思想过程:“经过比较,我发现真实的历史比虚构的小说要有趣味得多,要美得多。于是,我摒弃了小说,决心在我的著作里避免一切虚构和幻想而坚持写事实”。这样,到1824年,兰克写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
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兰克直截了当地写道:“历史学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奢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如实直书而已”。虽然这部书内容琐碎,结构模糊,充满神学色彩,但其中也有独到之处:第一是关于欧洲统一性的问题;第二是对史料的透彻批判;第三是发表了“事情是怎样就怎样叙述”的著名声明。关于他对史料的批判态度,集中表现在该书后面的附录《近代史学家批判》。这个附录比正式著作更著名,西方史学界很多人认为近代史学批判的开端在1824年,就是从这两篇附录算起的。
在这里,兰克第一次把尼布尔的原则应用到近代史方面,据此对一系列史家重新进行评价,旨在说明,只有依靠可信的原始资料,才能写出真实的历史,从而成为合格的历史学家。在兰克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将事实是如何发生的说清楚,所以他的笔下总是很克制,极少轻加断语,议论是非。自认为得兰克史学真谛的当代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迈纳克确切地指出兰克史学的精义:史料批判与直觉理解的结合。迈纳克在1936年1月23日兰克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的演说词中说,兰克史学所要求的并不仅仅是叙述真正发生过的事件,而且要把事物提升到更高尚和更美好的世界,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和具有本质性的世界。因为他能以更为深远更为清晰的洞悉力去看到这一点,在每个场合,批判和直觉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发挥着作用。史料批判方法,在17世纪时已被杰出的博学家开始使用,到了19世纪,经过尼布尔特别是兰克之手,史料批判就成为精密的科学方法。
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为范例。在这一方面,虽然兰克并不赞同孔德的历史规律而更看重对历史现象做出特定的因果关系的解释,但是兰克显然是受到了孔德“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在孔德之前,西方思想界中便有人主张将自然法则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孔多塞、杜尔阁、圣西门等人,都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圣西门认为,社会进步的规律在历史上如同自然规律在物理学上一样,具有同样的地位。政治现象也像其它现象一样,可以根据法则加以分类。思想家的真正目标应当是把实证科学方法应用到社会研究上面。用这种手段解释并改造社会。孔德曾经做过圣西门的秘书,圣西门关于人类进步法则和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在1830―1842年陆续发表的《实证主义教程》中,孔德提出了“社会物理学”这一重要概念,并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及其研究方法。孔德认为,实证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把社会现象从神学和形而上学强加在它身上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并且把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法则引进社会研究。他认为,社会研究的原始资料是历史知识,获得历史知识的唯一途径是“观察”,就是从大量的历史记录中发现历史事实,然后通过实证的方法,对观察得到的事实进行科学的研究,以便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在19世纪,“实证的”和“科学的”往往都用作同义词,因此“实证主义的历史学”也可视为“科学的历史学”。西方许多世界史专家都认为真正的科学的历史学到19世纪才完成,至于严谨的批判方法,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博学派史学中已开始使用并不断提高,直到尼布尔,特别是兰克手里才在历史研究中取得决定性地位。
通过以上对兰克史料批判的实证主义理论的分析,作为历史的研究者,面对我们所要研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只运用第二手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很多疏于考证的资料往往漏洞百出,如果不进一步搜集更为真实的第一手档案,那么研究出来的成果只会是错上加错的恶性循环,这会给史学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此,我认为我的导师宋永成老师在这一方面做的很好,他在做学问和平常指导我们论文写作方面特别强调运用第一手资料的原则,告诫我们不要让先前的传统舆论蒙蔽视野、混淆视听,不能形成先入为主的惯常思维。面对研究对象,要善于搜集原始档案;面对档案,要敢于求证,力争写出最真实的历史。那么,在这里,我将以一段原始档案为依据,来说明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史料批判和运用第一手档案的重要性。
兰克的实证主义深深影响了19世纪的历史思维,在近代西方史学界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声名远播的“兰克学派”。而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和书写者,兰克的这种思想在现代仍然长盛不衰,继续为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因为我们往往需要大量的资料作为其理论阐述工具,但是面对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我们要力求遵循实证主义理论大师兰克的史学研究方法――运用客观主义原则秉笔直书,运用史料批判用最接近事实的原始档案叙述历史。正如兰克所说:“先生们,请不要鼓掌,说话的不是我,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口来说话。”
史料批判和运用第一手档案原则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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