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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关系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对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重要影响。民族关系问题是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其中既包括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族与国家、民族与阶级等等之间的关系。
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树立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自信,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现实问题。这是因为,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决定着怎样论述、并进而决定着怎样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关于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会议还指出:“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善于团结群众、争取人心,全社会一起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1]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六十余年处理中国民族事务、开展民族工作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辛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出了不懈努力,既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又走过弯路,有过沉痛教训。面对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新内容新特点,面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民族理论、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并不断创新完善民族政策的新任务,不仅需要全面总结过去处理我国民族事务的经验教训,尤其需要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实际上,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树立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自信,也是我们全面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在今后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只要还有民族,就会有民族关系。民族关系中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问题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像有些人所说的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很有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思索涉及国家民族事务的基本制度、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是否有重大缺陷,是否需要改变;相反,如果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是正常的、健康的、和谐的,我们则应当对于党和国家处理民族事务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以及指导我们建立这些基本制度、制订基本政策的理论有所自信,加以坚持,并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创新。
2008年的拉萨“三·一四”事件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以及近年发生的一些暴力恐怖案件,对我国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也在学界、政界乃至社会各界引发了一段时间的“民族问题焦虑”和对于我国民族关系的担忧。近年来部分学者对于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乃至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讨论,表明认识上的差异和理论上的不同观点与意见分歧已经非常明显,争论有时相当激烈。有学者甚至质疑我国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出民族政策的“更新换代”,要促进各民族“交融一体”[2]。这种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判断已成为影响是坚持还是否定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我国当前民族关系的主流,如何看待其中存在的问题,就更加值得慎重从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我们说中国的民族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此后,开始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来界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既是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本质的判断和基本状况的描述,也是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目标和发展前景的展望。就前者而言,这种判断是认真负责的,这种描述是实事求是的。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和处理中国民族事务的价值理念,肯定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工作的光辉成就;就后者而言,这种展望也表明,党认识到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并非尽善尽美,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仍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工程中的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为了实现我国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这一发展前景,还要付出长期的努力,进行艰辛的探索。
关系列宁曾经指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3]但是在列宁逝世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已经有了当年可能想象不到的巨大变化之后,这个世界“民族隔阂的消除”仍然是十分有限的。真正实现“民族隔阂的消除”还是非常遥远的将来的事。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也有两个历史趋向,而且这两个历史趋向似乎是并行的。第一个趋向是国内统一市场的迅速发育和各民族人口流动的迅速增加,各民族经济社会生活交往交流交融的增进,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日益发展和越加频繁,民族关系越来越密切,各民族的共同性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彼此分不开。第二个趋向是国内各民族干部群众对于促进本民族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愿望的日益强烈,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权利意识、或曰“民族意识”也日益提高。随着两个历史趋向的发展,在整个国家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一些地区一些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也随之有所增加。
民族问题是我国的内部事务。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问题也始终是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来培植分裂势力,图谋侵略中国、分裂中国的工具和幌子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问题又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中国每每加以利用的一个问题。外部势力挑拨中国的民族关系,支持怂恿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从事破坏和犯罪活动,毫无疑问,这已不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了,但是也无疑地增加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影响到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敌对势力支持下的民族分裂活动又采取了新的形式,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影响也在继续。
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受到历史的、现实的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国外敌对势力干扰破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历史因素对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至今仍然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决定着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大国的不同于当代世界其他国家的民族国情。毛泽东当年反对“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号召理论联系实际,曾经提出“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4]801,提出“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4]820对于这些基本原则,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坚持并加深认识。
例如,学术界往往将中俄(中苏)两国处理国内民族事务的政策作比较。但是中俄两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却大不一样。列宁曾经把沙皇俄国称作“各族人民的监狱”,封建社会帝制时代的中国和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恐怕就不能笼统地这样说。①①在1950年代和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下,国内理论界曾经存在这样的认识。例如,认为清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这三个朝代或三个时期的反动统治,都是民族的牢狱”。“列宁说,俄国是民族的牢狱,旧中国也可以说是封建的民族牢狱,五十多个民族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统治民族的牢狱之中。”(参见李维汉.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民族问题https://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和民族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31;李维汉:《关于建立满族自治地方的问题》,1983年10月。原件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统请字[1983]第59号”,1983年11月28日。)旧中国无疑存在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但是也存在各民族的友好交往与和睦相处,存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借鉴与彼此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古代中国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华民族缔造了长期延续、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各个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来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近代以来,各民族又共同团结进行了反对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艰苦卓绝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强化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实现了近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这样长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对于各民族的觉醒和中华民族认同,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使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挫屡起,团结奋斗,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使得中国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对帝国主义的分裂图谋和席卷世界的民族主义大潮而不被解体?对于这些,我们今天也还仍然需要多维度思考并加深认识。
一个值得提出深入思考的问题是,近代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经历了两次全国范围的革命和国家政权的变更。一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于1911年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一次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次革命之前的中国,处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国家面临强大的内外敌人和严重的分裂危机;两次革命,革命党人都在向外部世界社会制度先进的国家学习。中国共产党人是“以俄为师”的,而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有榜样,这榜样就是当时被视为“共和国之母”的美利坚合众国。两次革命,中国建国的“老师”和榜样刚巧都是西方的联邦制国家。两次革命又大体时值今人所谓的两次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澎湃之际。然而,两次革命之后,中国却都没有选择“老师”的联邦制,而是建立起统一的单一制国家。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廷“独立”,有的地方还提出了“联省自治”的诉求,但是革命之后还是很快实现了“五族共和”,有的边疆省份还提出过“六族共和”、“七族共和”的口号,拥护建立起统一的单一制的共和国。在这一重大历史转变关头,不仅清朝皇室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主张“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而且,以西盟王公为代表的内蒙古王公贵族还提出“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明确反对外蒙古的独立主张,使得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①①这方面的史料可参见李爱军.近代中国“六族共和”论[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4):73-77;潘先林.“七族共和”:云南军都督府对“五族共和”的丰富与发展[N].中国民族报,2011-7-29(07);隆裕太后1912年2月以其名义颁布的清室《退位诏书》(见清实录·宣统政纪:第7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93);西盟王公招待处编辑.西盟会议始末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天津印刷局代印,1913:43。清朝皇室及蒙古王公贵族的这种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也逐渐遍及于民间,并且反映在当时及后来的文学作品中。例如,著名满族作家老舍就在其剧作和小说中,让其笔下人物表达出“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中华各民族和“我们穷旗兵们”“谁也离不开谁”这样的话,从而以文学形式一再表达了这种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②②参见舒庆春.老舍集·茶馆[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33;老舍.老舍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265。同时还可参考《满族说部中旗人的中华民族认同》、《试论满汉认同的几个问题》等文献(李宝玉,刘永文.满族说部中旗人的中华民族认同——以报刊小说〈消闲演义〉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J],2014(10):73-79;滕绍箴.试论满汉认同的几个问题[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4(3):1-16.)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较长时间主张民族自决之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决定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并获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载入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新中国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是基于对于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的民族国情不断加深认识和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今天回顾这些历史,深入认识其中的规律,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的不同,看到我国民族国情和民族关系方面“中国特色”的历史沿革,也有助于认识为什么帝国主义不能瓜分中国,一次次的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没有分裂中国的深层次原因,并深刻认识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也是我们树立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自信的坚实的历史依据。
民族关系方面的忧患意识与“民族问题焦虑”有着密切的联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般说来,忧患意识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精神状态。它能使我们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沉浸于“莺歌燕舞”,而是对于现存的问题保持警醒。但是,真理再向前跨一步,就是谬误。不恰当的忧患意识即忧患意识过度,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可能造成思想混乱,伤害我们的自信心,甚至可能损害国家、民族和公民的利益,带来社会的灾难。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深刻教训的。比如,““””期间,我们患了“恐资症”。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担心资本主义复辟,担忧党和国家会改变颜色,把城乡私营经济的存在或农民的一块自留地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必欲割之。这是导致当时人民生活贫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重要原因。殷鉴不远。这样的“忧患意识”造成的重大失误和教训深刻,我们要牢牢记取。
以这种不恰当的忧患意识看待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认为今不如昔、我不如人,甚至由此而主张改变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改变党和政府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处理国内民族事务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不仅是不慎重的,甚至是危险的。难怪有学者指出,“近些年来,有些人左倾思潮有所抬头,甚至思想理论界也有少数人跟着瞎起哄。有人现在又在鼓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左倾政策,要‘消除民族差别’,要‘促进民族融合’……对此,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5]
其实,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不同民族个体成员即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涉及民族因素的社会关系。[6]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人际关系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反映到不同民族个体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千百年来,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各民族农牧民热情好客,会乐于接待远方其他民族的陌生来客,甚至免费提供住宿。但是一旦他们居住的地方市场经济发展了,城市化了,情况就会发生改变。可以预见在这些地方如果民族兄弟姐妹开起了饭馆、旅社,免费食宿当然不再可能。人们也不必因此而认为我们的民族关系变得今不如昔了。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再也无法回到昔日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不通路、不通邮、几乎与世隔绝的时代。笔者以为,现在的民族关系在某些地方、某个时间段不尽人意,亦不必过度焦虑,更不可因此而质疑宪法对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或者总希望找出办法“淡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并通过“淡化”民族意识来消弭必定会长期存在的民族问题。
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意义即在于此。实际上,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主流和光明面,看到各民族的四个认同在不断增进。试举田野调查一例,笔者数年来与所住社区工作的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的家政服务员很熟悉。她是白族,和她的同乡们一起来京打工,老乡之间讲自己的白族语言,有着清晰的本民族意识。但是有一天餐桌上聊天,她突发感慨:“我们对国家实在是没有什么贡献。现在农业税也不交了,我们只是年复一年自己种地自己吃。一旦有天灾,国家还要救济。”我马上意识到她明确的国家认同感。她无疑有着清晰的自己是白族的民族意识,她的家乡的民族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种本民族的民族意识,乃至当地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究竟对于她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对于她的国家认同有多大负面影响呢?对此要具体分析。今天,在中国各民族中,56个民族层面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是否一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呢?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是不是一定要以淡化各民族成员的本民族意识为条件或为导向呢?如果我们今天提出了这样的任务,那么它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任务吗?我们的学者尤其是民族理论工作者,对此应该进行深入的思考,得出正确的认识,而不能先验地甚至贸然地下结论。
已经有不少学者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得出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明确的国家认同的结论。一些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认为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是正常的,并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可能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但是却对自己是中国公民非常清楚。他们帮助巡边护边,他们每天升降国旗,在特定的环境中,表现出强烈的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自豪感。①①参见曾江.中国哈萨克族有清晰的国家认同[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5-14(A-02);贾启龙等.“中国二字”重千斤——记中吉边境柯尔克孜族护边员马塔郎·木沙.中国民族报.2014-11-7(01);郭大利,王杰.44年每日升国旗,藏族阿妈获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民族报.2009-11-17(02)。
再举一例。大约在2012年,中央党校新疆班的组织员告诉我一个发生在其身边的故事:一位维吾尔族学员的读小学的孙子第一次来北京,吵着闹着第一件事就是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时值暑假之前,天亮甚早,学员带着孩子打车在上课之前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的读小学的孙子一路都在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②②这个故事,是出租车司机告诉新疆班组织员阎惠鸾的。讲述完亲历的故事,这位司机还感慨:“你们党校的新疆人真好!”。2012年6月阎惠鸾告诉笔者后,笔者曾经电话采访当事人。此事发生于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之后,体现出西部地区新一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从一个侧面说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多年来坚持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有成效的。
再以西南边疆地区的西藏为例。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人民解放军作战越过“麦克马洪线”后很快即奉命撤回。其时麦线以南的门巴族聚居区已被印方非法占领十多年,但是当地门巴族百姓听说部队和工作队要奉命撤离的消息后,竟然推举曾经担任旧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老人前来挽留,表示“我们门巴过去是大皇帝的老百姓,今天是解放军和工作队的老百姓,只要解放军和工作队留下来,我们乐意支差纳税”。今天的藏南地区,印度非法占领区姑置不论,墨脱县已经摘下了“全国惟一不通公路的县”的帽子。来自墨脱的80后的人大代表,不仅可以操一口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而且能讲英语。③③参见阴法唐《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达旺日记》序言(阴法唐.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下卷[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857);李寅.80后门巴族代表白玛曲珍:我肩负民族的责任[N].中国民族报,2013-3-5(04)。这一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他们同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岂可与当年同日而语!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所说“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7],今天仍然是我国民族关系上的现实。而百年来在反对共同内外敌人的斗争和建设伟大祖国过程中积淀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更不是少数人的分裂挑唆破坏活动可以瓦解的。我们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忧患意识,应该保持在适当的“度”之内。超过了这个限度,可能会导致怀疑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本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伤害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不可取的。
肯定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批评对于我国民族关系上的不恰当的“忧患意识”,并不是否认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在实践中,需要坚持和完善。更何况还存在敌对势力的挑唆和破坏活动,人民内部还存在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两种错误倾向,我们在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中也还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失误。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将是一种常态,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也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所以,最近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要“善于团结群众、争取人心,全社会一起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特别是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1]
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学术界围绕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和当代中国民族关系问题的争论,犹如在这一领域进行的一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使持有不同观点的双方视野扩大了,认识深化了。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是实践,只能是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真实状况;而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则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辩论、争论,特别是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理论界、学术界应该尊重和敬畏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在“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达成共识。在认识国内的民族关系问题时,还是要立足于中国民族国情的历史、现实以及未来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着眼于全国的大局,树立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自信;还是要讲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讲“三个离不开”;还是要像党的报告提出的那样,“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要“坚持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看待民族问题”。在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多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把爱自己的民族与爱祖国、爱中华民族结合起来,逐步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不同而和”的民族文化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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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我是人类历史上亘古不变的话题, 心理学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及方法。分析弗洛伊德、霍妮、马斯洛的心理治疗理论思想,指出了这些理论在 认识自我 这一主导思想上的共通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大学生认识自我心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自我认识是个体对主体自身状况及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认识,包括自我观察、自我分析、自我评价三个方面。所谓的自我观察,就是将自己的心理活动作为被观察的对象,自己观察自己,即如古人所说的,人要“吾日三省吾身”;而自我分析是个体把从自身的思想与行为所观察到的情况加以分析、综合,在此基础上概括出自己个性品质中的本质特点,找出有别于他人的重要特点;在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的基础上,个体对自己的能力、品德及其他方面的社会价值做出判断,形成自我评价。
要想形成正确的自我认识,首先自我观察要全面,对所有属于自己的生理状况、心理特征和社会关系都要进行细致的观察;其次,自我分析要科学,对自己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关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都要总结概括,并作出科学的分析;最后,自我评价要适当、正确,既不能高估自己,也不能看低自己。
21世纪是充满竞争的世纪,敢于冒险,敢于探索,善于竞争,善于合作,富于创造是21世纪对人才规格的基本要求。这些品质与良好的心理素质密切相关。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的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我们大学生都是从为数众多的中学生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在心理上有很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但是与此同时,大学生则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大学生往往自视甚高,很容易受挫折,并随之发生一系列心理卫生问题。从外部环境看,当前不断变化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环境等都对大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学生必须快速适应紧张的社会生活节奏;就业竞争的加剧所带来职业选择的提前以及与之相关的高强度的心智付出等也使大学生的心理压力进一步加大。从大学生自身看,大学正是人生成长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大学生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化的协调发展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往往会发生矛盾。面对这些问题,如果大学生不能很好地适应环境解决问题,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障碍甚至精神疾病。
因此,培养良好的人格品质。良好的人格品质首先应该正确认识自我,培养悦纳自我的态度,扬长避短,不断完善自己。其次应该提高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对挫折有正确的认识,在挫折面前不惊慌失措,采取理智的应付方法,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挫折承受能力的高低与个人的思想境界、对挫折的主观判断、挫折体验等有关。提高挫折承受能力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树立科学的人生观,积极参加各类实践活动,丰富人生经验。
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已为科学研究所证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指生活有规律、劳逸结合、科学用脑、坚持体育锻炼、少饮酒、不吸烟、讲究卫生等。大学生的学习负担较重,心理压力较大,为了长期保持学习的效率,必须科学地安排好每天的学习、锻炼、休息,使生活有规律。学会科学用脑就是要勤用脑、合理用脑、适时用脑,避免用脑过度引起神经衰弱,使思维、记亿能力减退。 加强自我心理调节。自我调节心理健康的核心内容包括调整认识结构、情绪状态,锻炼意志品质,改善适应能力等。大学生处于青年期阶段,青年期的突出特点是人的性生理在经历了从萌发到成熟的过渡之后,逐渐进入活跃状态。从心理发展的意义上说,这个阶段是人生的多事之秋。这是因为,经验的缺乏和知识的幼稚决定了这个时期人的心理发展的某些方面落后于生理机能的成长速度。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发生许多尴尬、困惑、烦恼和苦闷。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社会情况正在发生复杂和深刻的变化,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科学技术急剧发展。这种情况也会在早晚要进入社会的青年学生中引发这样或那样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冲突,例如父母下岗、家庭生活发生变故、学习成绩不佳、交友失败、失恋等。这些心理问题如果总是挥之不去,日积月累,就有可能成为心理障碍而影响学习和生活。让学生正视现实,学会自我调节,保持同现实的良好接触。进行自我调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环境,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
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地认识自我,理解自我的一个过程。正确地认识自己能够使自己得到提高,能够有方向性的训练自己,完善自己。错误地看待自己则使自己沉溺在幻想的虚拟世界不能自拔,甚至可能会失去生命。
正确地认识自己,使自己更加成熟。
三毛曾经说过:“真正的快乐,不是狂喜,亦不是苦痛,在我很主观的来说,它是细水长流,碧海无波,在芸芸众生里,做一个普通的人,享受生命一刹间的喜悦,那么我们即使不死,也在天堂里了。”是啊,寻求内心真正的安宁,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使自己快乐,才能变得成熟。像三毛一样。假如她没有认识到生活的乐趣,没有正确认识自己所需要的,所追求的,怎么会有如今三毛的流浪文学,怎么会有华文世界的传奇女子,又怎么会有我们心中最浪漫、最真性情、最勇敢潇洒的——永远的三毛。
正确的认识自己,使自己更加完美。
如果可以认识自己也不那么完美,就不用忙着去粉饰了;如果可以认识自己不那么伟大,就不用急着去证明了;如果可以去放弃自己的种种成见,就不用吵着去反驳了;如果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就不用哭着去申诉了;如果可以慢半拍,静半刻,低半头,就可以一直微笑了。正确地认识自己,能够将自己的优点发出万丈光芒,将自己的缺点掩盖。正确的认识自己能够使自己更加完美,将不用去模仿他人而遭到别人的嘲笑了。难道东施效颦不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吗?春秋时代,西施因生病而蹙紧眉头,却更显得美丽动人、楚楚可怜了。然东施见此,连忙去效仿不想被贻笑大方。西施的美尽显在她的举止投足之间、谈吐之间,天生的美与气质并存,而东施却以丑闻名大江南北。若东施正确地认识自己,不去模仿西施搔首弄姿,而是发扬自己的长处,那也不会落下今日如此耻笑。 正确地认识自己,使自己更加成功。
自然更替:“自然界中没有胜利和失败,只有更替。冬天让位于春天,夏天让位于秋天。羊吃草,狮吃羊。与谁强大无关。人心若能理解,那么人的灵魂则可能从肉体中解放找到成功。”正确认识自己,能够抓住机遇,获得成功。正确地认识自己,能够进行替换。论点:认识自己才能赢得机会,取得成功。毛遂是战国时期有远见卓识且口才出众的外交家。他本是平原君家中的食客,当平原君要挑选20名食客去说服楚国出兵解救赵国时,他认识到自己的优势,抓住机会,大胆,自信的说:“我可以去。”果不其然,毛遂以出色的辞令说服了犹豫的楚王,就这样赵都解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毛遂自荐的故事。毛遂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他正确地认识了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在关键时刻自荐,赢得机会,最终获得成功。因此,正确的认识自己才能赢得机会,使自己成功。 正确的认识自己,能够使自己得到心灵的安慰,赢得成功。
研究生是我国最高层次教育培养出的高层次人才,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更肩负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使命。近年来,国家逐年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而且缺乏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控制,导致研究生整体素质下降。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承受多重压力的研究生也随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因此,如何改善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提升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成为国家、社会和高校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问题。
一、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各个专家机构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都做了大量的调查与分析。
2011年,马喜亭、李卫华用SCL-90及《研究生压力问卷》针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压力做了调查研究,存在心理问题的研究生占44.16%;与全国成人常模比较“强迫”、“抑郁”、“焦虑”、“恐怖”及“精神病”五个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成人常模。[1]同年龚惠香以浙江大学为例,针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现状及需求做了研究,显示男性把“压力问题”排在首位,女性把“职业发展问题”排在首位;未婚的心理健康问题大于已婚的;农村家庭的心理健康问题大于城市家庭的。[2]2015年赵红伟、徐海燕用SCL-90量表对高校研究生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三成学生存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并且与学历呈正相关的关系。心理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人际关系问题”、“学业问题”、“自尊问题”上。[3]
二、高校研究生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
1、追逐功利的心态
现在研究生越来越多抱着功利的心态进行学习和科研活动,这与个人有关,也与学校的教育有关。研究生的教育都强调论文、学习成绩和科研成果,而这些又直接影响到奖学金的评定。僧多粥少的局面也必然导致同学之间关系的疏远和相互猜忌。随着论文要求的越来越严格,而且对发表质量和数量都有规定,这也让研究生的心理负担加重。
2、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随着研究生的全面扩招,研究生的文凭价值降低,就业前景也不如以前那么好,有时甚至还比不上本科生的就业率。学历越高,期望值越高,对未来的期待也越大,但在现实中一些用人单位更愿意用更低的工资去聘用本科生,而一些研究生迫于现实压力不得不去与专科生竞争同一个岗位。研究生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面前,往往都会产生挫败感。
3、网络导致人际关系淡漠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成为研究生学习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网络交往淡化了生生与师生之间多方位的人际关系;沉迷于网络容易使研究生漠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降低现实的人际沟通能力;网络“教育”和“监控”功能的弱化,大量的不良信息正在慢慢侵蚀着研究生的责任感和道德感。长期人际关系的淡漠就会引发研究生心理和生理各方面的问题,表现为情绪低落、焦虑易怒、思维缓慢、反应迟钝、精力不集中、丧失学习兴趣等。
三、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国家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虽然很重视,发展迅速,力度也大,但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研究生作为国家高素质、高层次人才,人们会认为研究生各方面素质都会高于大学生,但其实不然,要面对比本科生更大压力的研究生在心理素质方面相应会更容易出现问题,出现的问题也会比大学生的更严重。对比本科生心理教育工作的开展,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
资源配置方面:服务层次不够深入;硬件设施方面不够完善;专项经费投入较少且来源单一。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培训力度不够;兼职为主且专业不对口,专职教师较少;男女教师比例不协调,女教师居多。教育体系方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四、加强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1、发挥导师的引领作用
导师的治学态度、个人作风、道德修养对研究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引领作用。导师不仅要指导学生的学业科研方面,还要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做到关心每一个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感受到亲人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减压策略,共同应对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2、强化辅导员的陪伴作用
辅导员作为研究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与学生成为朋友,帮助研究生应对心理压力和问题,促进研究生健康成长。为了更好地做好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辅导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应提高自身能力素质,以积极心理学理论为指导,以体验式教育为模式,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向上的态度、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理论知识投入到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
3、完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建立针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的资料数据库,及时更新,全面动态地掌握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督导制度,依靠专兼职心理咨询师,为学生提供工作日全天候个体咨询,对学生的心理危机进行及时的干预、有效的防范。因为心理咨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时候还可能出现反复,所以需要建立跟踪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4、积极开展体育锻炼等文体活动
体育锻炼不仅是身体健康的重要保障,而且对心理健康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学生通过参与集体的体育活动,锻炼了身体,超越了自我,培养了团队合作意识,增进了同学间的感情,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愉悦感和幸福感,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使生理和心理各方面都得到积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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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音乐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第一首电影歌曲《寻兄词》电影《野草闲花》的插曲)问世以来至今已经有近90年的发展历史。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不论是在声音制作技术上,乐曲的配器使用上,以及人们的听视觉的审美观念上都在不断的进步。但是不论怎么发展变化,对于我国的电影音乐有一个灵魂主线是长久不变的,就是它的民族风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族风格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构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迅猛发展,区别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中国电影,不论是在量的积累还是质的提高,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发展状态,依附于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的电影音乐也区别于21世纪之前民族风格的单纯继承与纯粹阐释,将当下现代化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分别从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使用素材、艺术表现立足点、发展依据等方面来说明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
21世纪以来,随着电影表达艺术思潮的日益充沛,电影艺术类型的不断拓展,电影音乐这门独特的视觉与听觉的艺术综合体呈现出了蓬勃的发展局面。电影音乐的发展是电影艺术全面成长的意志体现。英国文艺批评学者佩特说过,“一切艺术到精微境界都求逼近音乐”。电影音乐的风格多种多样,21世纪以来的电影中不论是民族题材电影还是武侠、科幻等电影类型,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运用时常被创作者容纳,《卧虎藏龙》光从音乐本体的乐器使用上就充分的体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侠肝义胆,琵琶、鼓这些具有鲜明中国符号的乐器所演奏出来的民族韵调,比如玉娇龙窃剑逃走的那个部分,鼓点的快慢缓和、声部的起承转合等与画面相得益彰,使每一位观众都在浓郁的中国气息中充分的感受到中国武战的紧张氛围与畅快体验。“对民族风格音乐的运用是中国电影音乐的永恒主题,很多源自百姓生活、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音乐是影片引起观众共鸣、激发联想的最有力保障。人们在富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旋律中寻内心的希望,电影音乐也在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沃土中汲取营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带给观众美得享受。”然而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构成不仅仅只是依靠这些民族乐器的演奏而产生的,其中不同音乐艺术体裁和不同民族调式以及现代民族风格创造的运用,比如民歌、戏曲、民族文化元素、民族曲调的再创作、民族风格与西洋乐器的融合等也为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那么,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模式是如何构成的呢?
象征着中国音乐符号的乐器以及曲调有很多,比如:弹拨类的古筝、吹奏类的竹笛、拉弦类的二胡、打击类的锣、梆子、鼓,民歌的曲调、戏曲的曲调等等,这都在影片整个观赏中加入了深深的中国符号烙印。21世纪的民族风格模式构成不仅仅像是在80、90年代那样纯粹的使用以上元素,随着音乐创作视野的拓展,吸收国际电影音乐制作的先进技术,“洋为中用”的思潮基于中国元素的基础上被良好的运用在我国国产电影音乐的创作中。
比如在影片《英雄》中,传统的中国武侠一对一对决模式,长空与无名的决斗上,电影音乐创作为了模拟再现强烈的民族侠气风格,在乐器本体上选择了传统文化浓厚韵味的古琴以及西洋小提琴作为“对决”乐器,其配乐曲《棋馆古琴》,“以东西方不同的浪漫表现手法,获得了传说中的‘秦弦子’那如同马头琴、二胡、三弦结合的美妙音色。抑扬顿挫的弦音展现出高手过招如同于大音希声,有型似无形的神韵,达到了听觉与视觉画面的完美结合。”另外一部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运用在影片的开始部分,当人们被中国风格的“马头琴”音色带入哀怨怅惋、神秘东方的民族情景中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被这个乐器的音色所“欺骗”,这其实是由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用大提琴演奏的散板旋律片段,如谱例1:
谱例1:《卧虎藏龙》电影音乐片段
在这里,大提琴完全失去了西方的古典时期音色特征,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马头琴的苍凉悠长音调,表现出浓郁的中国韵味。民族的曲调特征与西方的乐器音色特征合二为一,在西洋乐器的音色中充分感受民族曲调的清新之风。《卧虎藏龙》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中“中西合璧”的代表性作品。该“音乐以西洋乐器大提琴等为主奏乐器,配器中以西洋管弦乐队做衬底,用中国有特色的民族乐器:葫芦丝、热瓦甫、琵琶、板鼓、中国鼓、竹笛、二胡等作为色彩乐器,在旋法上采用民族特色鲜明的民歌及戏曲旋律、节奏素材,尤其是中国民族打击乐的运用等手法,使整部电影音乐得以完美的诠释”。
电影音乐是电影艺术的综合有机组成部分,其音乐的创作和发展都要随着电影主题的发展而变化,电影音乐收益效果的接受者是听众,而听众同时也是观众,视觉传导在前,听觉感知在后,电影音乐要服务于电影本身。所以,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构成的生命体在于自身的电影主题表现,音乐会随着影像而体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从而在影像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音乐的文化风貌。
电影《一九四二》故事发生在河南,影片中浓郁的河南口音已经深深的烙上一种民族风格文化在其中,电影音乐在河南人、河南事、河南灾的故事基础上,作曲家赵季平运用河南当地的音乐元素和乐器为整部电影进行配乐,从听觉的效果上已经先入为主的阐释了这是发生在河南的历史性灾难,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而基于民族素材基础上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同时也具有电影音乐传导和渲染的一般共性,会让观众充分的感受到电影中无形的民族气息,加深观众的审美感受力。
2010年由徐克导演的《龙门飞甲》(又称《新龙门客栈》续集)中中国传统武侠英雄代表人赵怀安狭义非凡,与明朝恶势力抗争的狭义壮举等这些电影民族元素,都被相对应的民族乐器竹笛、琵琶等进行了详实的描述,身揣宝剑,牵马阔步行走在无际沙漠之中,表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高深义气,唯有竹笛、琵琶等民族乐器将其描述尽致。类似于这样的影片还有《十面埋伏》、《大兵小将》、《大闹天空》等。这些都是在已有的民族素材基础上进行再加工的艺术听觉表现,如果自身电影中的民族素材表现不强烈的话,比如在纽约的大都市画面中吹奏起国乐《百鸟朝凤》,那么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也就无法立足。
反之,在民族元素的基础上进行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渲染,那么就会加强电影自身的艺术表现力,也会促进观众对于电影音乐审美的自身需要。由此可见,“音乐的民族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由一个民族长期的风俗习惯、精神气质、语言体系、审美趣味、哲学思想形成的,有一定的凝聚性,又随着历史的前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表现着不同时代的民族的不同的人物和环境”。
21世纪随着电影视觉3D艺术效果的出现和发展,听觉艺术如果还只是停留在80、90年代的单纯叙事、抒情表达的话,那么科技和创作者的想象所带来的艺术冲击力会将电影音乐摒弃在后,会使得观众感觉审美体验的不统一性,从而影响到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那么民族风格的现代化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音响效果的现代技术制作。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比如民歌或者戏曲被单纯的全套的搬到荧幕中来会因强大的艺术本体审美而宣兵夺主,也会因为观众现代化的审美眼光在科技含量较高的电影中而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在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创作中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比如电影《智取威虎山》中,传统的京剧版本没有在电影中完全照搬,而是将戏曲主题进行了配器和旋律上的重新改编,其中电子效果器的运用使得3D效果的杨子荣与座山雕斗智斗勇显得更加惟妙惟肖,主题片段时而出现在斗志昂扬的情绪渲染处,当人们听到熟悉的电声效果圆号独奏时,既有过去经典京剧版本留下的故事印记,也有现代跟得上3D效果版本的时代步伐,让观众从听视觉感官上享受电影艺术的魅力。其次,民族风格歌曲的深刻的艺术再创作。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体现要素一个是民族音乐实物比如民族乐器、民族歌谱、民族演唱等,另一个是隐形的民族要素体现,比如曲调风格、歌词抒写、乐器配置等。当下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一方面是基于原歌曲要素素材上的再创造,另一个方面是基于民族要素基础上的再创造。不断的随着时代观众审美方式的变革而改变,才适应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
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电影中,为了使观众具有现代眼光来看待爱恨情仇、权力争夺的情感表现,由周杰伦创作的具有浓厚中国民族风格的《菊花台》便孕育而生,不论是歌词的抒发,还是旋律的哼唱,曲风的表述以及配器的使用等都充分的体现出民族风格的现代化特征。最后,民族音乐风格的世界性传播。有句话说的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下中国电影音乐能在国际上立足,被世界电影音乐所熟知,只有民族风格的体现才能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电影《冰雪奇缘》中主题曲《let it go》被世纪各国译为了多个版本进行演唱体验,而我国《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电影的成功也让世界各国听到了属于东方人的曲调风格、器乐属性、音乐特质等,从而了解到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
中国电影音乐的艺术根基在于民族风格的充分体现,21世纪的民族风格的模式构成除了“中西合璧、民族素材、现代化体现”之外,既需要有传统乐器的引入,也需根据电影表达效果有现代电声技术音色的融入,既需要有传统民族曲调的抒写,也需要有根据现代艺术审美改变的曲调编配,即需要有传统演唱技法的基调渲染,也需要有现代流行唱法的独特体现。总之,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基于民族文化基础、观众审美体验、科技发展进步等要素将会跟随时代前进步伐而不断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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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演唱的艺术处理就是演唱者在演唱过程中,对声音的力度、音色、速度、情感、歌曲风格等方面作出合乎情理的变化处理。演唱者在演唱前通过熟悉、了解、分析作品,包括曲作者的创作意图、歌词内容、调性、曲式结构、风格特点等,然后根据自身的思想意识、艺术修养、实践经验,以自身掌握的歌唱能力、演唱技巧,进行歌曲演唱的艺术处理,进而完美地表达作品的思想感情、风格特点、艺术境界,使演唱达到声情并茂、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民族声乐演唱中的艺术处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一首歌曲通过演员的演唱达到声情并茂、动人心弦的效果,这不是仅凭个人的一付好嗓子就能做到的,需要歌唱者在演唱中对歌曲进行艺术处理。本文仅从二度创作手法的角度,对民族声乐作品的艺术处理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在民族声乐演唱中,艺术表现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必须抓住各民族的风格特点,创作出思想感情丰富、具有地域风情、艺术色彩浓厚的音乐形象。
民族声乐扎根于广阔的原野,许多经典民歌经过代代相传延续至今,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丰富的情感抒发、生动的自然写实,而且独特的艺术风格、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为人津津乐道。演唱者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丰富的想象力和演唱技巧,同时艺术处理也相当重要,它关系到整个歌曲的艺术水准和演唱者的艺术修养。
每一个音乐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尤其是民族声乐代表了不同民族地区的地域风情,艺术特征更加明显。比如,蒙古族歌曲奔放粗犷,维吾尔族歌曲欢快热情,节奏感强,江南歌曲细腻委婉,柔情似水。无论是演唱民族民歌,还是歌剧都要深刻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根据演唱的规律来进行处理,使之成为表现作品主题重要手段,达到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统一。
例:结合歌曲的民族传统流传,进行艺术加工。歌曲《沂蒙山小调》采用的是山西民歌的曲风,在演唱时就要结合当地方言的音律进行处理,当然不是全盘模仿,要抓住几个典型的字词适度夸张。比如“风吹草地”的“地”,加上了儿化音,并适度提高了音调,使歌曲充满那个地区的风味,艺术色彩也就凸显出来了。
著名声乐理论家凯萨利对于声乐的语言艺术有一段精彩的阐述,他认为,歌者只有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提炼歌曲的语言艺术,用丰富的想象力把歌曲演绎的充满艺术风采,才能打动听众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共鸣。说话言语和歌唱语言都从口出,一个是自然的流露,一个是艺术的表达,是通过歌者的优美声乐把语言含义表达出来,我们常说的生活“如歌”就是说明歌唱已经把语言艺术化了。
歌唱的语言艺术效果的处理不但要符合汉语吐字归韵的规则,还要符合五音(唇、齿、牙、舌、喉)四呼(开、齐、撮、合)的规律。要根据民族声乐演唱中语言与音乐的关系、演唱语言的的发音规律来处理发声、共鸣、行腔,通过艺术的处理来表达歌曲的思想情感,使歌词的思想感情高于现实生活,内容更丰富,曲调更优美,更有艺术感染力。完美的歌唱艺术,不但语言要清晰真切、掌握正确的咬字吐字方法,还要使发声悦耳动听。每首歌曲的风格是不同的,在演唱的咬字吐字中各有特色。
例一,比如军旅歌曲《当兵的人》,在演唱时就要铿锵有力,咬字准确短促,吐字干脆有力,两者的衔接富有张力和弹性,声音充满激昂自豪的韵味。
例二,在演唱委婉抒情的民族歌曲时,咬字吐字应该轻咬慢吐,柔和细腻。蒙古族歌曲《草原之夜》优美动听,在演唱时要特别注意语言的艺术修饰,字头要出得平稳沉静,字腹延长时要行如流水,字尾归韵时要缓慢、完美、清晰,逐渐地把听众引入那个美轮美奂的意境。
民族声乐同样需要媒介和平台的传递,表演艺术也是体现作品魅力的重要方面,有时还决定了一个作品的命运。民族歌曲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的展现,它在艺术追求上更突出真实性和生活性,表演是民族声乐重要的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地区的歌曲演唱,“演”的成分占有相当的比重,无论是眼神、手势、表情、着装都十分讲究,充分展现出不同民族之间的审美情趣,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所以,在民族声乐的演唱中,舞台表演艺术的处理,要学习和继承民族文化的传统,在此前提下创作和创新,把声音美、形象美与内容美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
民族声乐演唱中的艺术处理包括了多个方面,除了对民族风格、声乐技巧、歌曲语言、舞台表演等进行艺术处理外,还要多进行音乐理论、器乐、舞蹈等方面的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音乐素质,才能在演唱的艺术处理中得心应手。同时还要认真观察和学习其它唱法的艺术处理方式方法,为我所用,不断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和艺术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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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自华夏子孙初次踏足于这片土地,声乐美学便成为国人民族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戏曲文艺更是其中之翘楚。而随着时代的不断更迭,戏曲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不再拘泥于单一框架式的曲艺形式,上至唐诗宋词元曲,下衔近代的茶馆说书,乃至于现在极具特色的地方民歌,无不显示着中国人民对艺术的不断渴求。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具有典型的美学特征,在社会历史的不断演进过程中,随着艺术领域的逐渐扩大,其美学特征也不断呈多样化趋势发展。本文拟从情感美学特征、创造性美学特征和现代性美学特征三个方面来详细论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旨在促进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良性发展,同时也为其今后的传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音乐被称之为流动性的建筑,能够给人一种美好的感受,不但可以有效地触动人类的感情世界,强化人类的专注力,调节人类的情绪波动,而且能够激发人类的丰富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悠悠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与积累下来了无数珍贵的文化历史遗产,而民族声乐艺术就是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从广义角度去看,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包含范围非常广泛,即曲艺、戏曲、民歌、小调等都在其范畴之内。从狭义角度去分析,民族声乐艺术主要是指继承民歌传统唱法并汲取西方美声唱法的一种现代化民族音乐艺术。步入21世纪之后,在这个充满歌声的新时代,更是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向前推进的关键时期。因此,随着民族声乐艺术理论与研究的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探究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音乐领域也把民族声乐艺术的理论范畴与美学特点探索提上了重要日程。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对审美的追求由来已久。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下便会形成其相对应的美学理念,长久以来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血缘关系和人伦关系是促使我国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美学理念形成的根本条件。而传统艺术文化中的美学理念对我国声乐艺术的演进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我国传统的音乐美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于西周时期,经过了萌芽阶段、百家争鸣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发展时期,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这几个发展时期来看,便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音乐美学理念是在著名的儒家与道家音乐思想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环境下发展的,以当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对音乐的理论,指出音乐必须要受到礼的约束,在审美的过程中注重将主客体、感性与理智等形式的统一,以给人们带来轻松、愉快的审美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民族声乐艺术自产生之日其便深受传统声乐审美理念的影响,经由社会历史的千锤百炼,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儒家和道家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天人合一、中正和谐的审美思想。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近代社会的开始,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开始广泛传进中国,促进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向具有现代美学特征的民族声乐艺术美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音乐美学理念既充分吸收了我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精髓,同时也借鉴了西方社会音乐美学理念中的积极性元素,兼容共生,完全符合当下的美学思想观念,声乐艺术美学特征尤为显著,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式民族声乐美学特征。
声乐艺术简单的说是指音乐和诗词二者的相互结合,其突出特征是借助艺术的表演形式将高级的社会情感传递给他人,即艺术情感。因此可知,声乐艺术的首要表现方式便是“声”,也就是歌声,演唱者本身具有的并通过一定的学习掌握到的发声技巧和能力;其次便是“情”,是指歌唱者对歌曲情感的把握与表达。古代音乐人士认为歌唱就是对某种事物表达内心情感的过程,情不仅仅只表达内在美,同时也在歌唱中占据重要地位,毫无情感表达的歌唱并不会被定义为艺术。古人认为声乐必须声情并茂,用声音将内心情感表达出来其最基本的要求。
从记载先秦之后的文献资料与近现代的歌唱实际表演去分析,把情感作为歌唱表现方式的基本理念具有主导性与一贯性。从如家学说中的孔子、孟子、荀子至《乐记》等在内的诸多历史文献,都将“用歌表达感情”当做审美音乐艺术的核心。在古代,唐朝著名的诗人与音乐艺术评论家,白居易就曾明确指出“唱情”的美学定义,其推崇声情兼具的演唱方式,反对没有任何任何唱情的演唱,这种新颖、独特的音乐理论观点对后世的音乐艺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还有清朝的李渔,也认为明晰歌曲的感情并充满感情的去演唱,才能全神贯注并将应有的精神贯注到歌曲之中,不仅能够给予演唱生命,而且能够促使演唱变得自然、流畅、迷人。
从中可以看出李渔对“情”在歌曲中的重视程度,这是对白居易“唱情”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发展。近代以来,我国声乐艺术在西方浪漫派情感美学思想的重要影响下,把声情、词情和曲情融合后在歌唱上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征,进而实现了音乐创作的水准。词情是指作者在进行声乐创作时将内心情感和心理感受借助能够抒发内心情感的词曲进行转化,因此不同的情感便通过不同的声调表达。
曲情是指作者在进行音乐创作时运用特定的调式与和声等艺术形式将音乐所包含的内心情感表达出来。声情是指以词情和曲情为核心,借助歌唱的方式将音乐中的情感幻化成非固定的音符,表面来看向听众传递的只是一种声音,但其中更多的则是对情的传递。必须对声乐具有一定程度的感知并能够较好地把握其中的情感才能将音乐中的声情表现的完美无瑕。
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兼容了古今中西的音乐美学思想,是一门具有创造性的综合艺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日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存在方式。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创造性美学特征简单的可以归纳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继承传统艺术精华的同时积极借鉴西方美学思想中的优势,在具有民族特色的同时也为其增添了时代性。
“古为今用”主要是指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创作、歌唱、审美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传统与当代的差别。当代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是在传统声乐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的诸多优秀艺术思想和美学理念都是对传统声乐艺术的精华部分的传承与创新。“洋为中用”指的是在音乐表达形式方面,要学会借鉴西方国家美学思想中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歌唱技巧和审美观念,学会有选择性、有针对性地吸收其所包含的积极性因素。“洋为中用”于声乐艺术方面,表现为中西方的完美结合,一方面科学合理地吸收西方国家声乐艺术中的呼吸、共鸣、声音位置等表演和歌唱方法,赋予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表演形式和歌唱方面西方声乐艺术美学独特的审美感受和听觉体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创造性美学特征在中国民族声乐的艺术创作中也有着完美的呈现。不难发现,当前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创作的旋律、节奏、和声、配乐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现代气息。
我国的声乐艺术是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与西方声乐艺术思想、中国传统声乐艺术和现代民族声乐艺术、西方没声艺术与戏曲艺术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各种声乐艺术的表现形式在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舞台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智慧与创造性的象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时代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国文化频繁交流往来,人民的文化视域不断扩大,审美需求和欣赏水准也日渐提高。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这种新时代的背景下,在演唱、创作、审美等方面都紧跟时代潮流,呈现出时尚现代的美学形象,符合新时代的审美趋势,贴近现代人的审美观念。
纵观当下的民族声乐艺术舞台,不管是在表演者的外形包装上,还是在舞台布景方面,无一例外地都给观众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充满了鲜明的时尚气息和强烈的视听感受。在听觉上,多种演唱方式的融合、音响伴奏的标新立异、歌唱风格的时尚多元等,都企图给人民大众带来独特的听觉体验;除此以外,新时代下的民族声乐艺术也伴随着个性的外部造型、璀璨的舞台布置、风格迥异的服装、三维立体的视频影像,都给观众强烈鲜艳的视觉冲撞力。在呈现方式上,演唱者打破常规,试图尝试和探索与众不同的表演形式,给予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一定的时代性,顺应了当下求异求新的美学艺术品味。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在维也纳演奏大厅、美国肯尼迪表演大厅、鸟巢和台北小巨蛋音乐厅等都曾举办过独立的音乐演唱会。在诸多音乐会上,宋祖英与和多明戈、朗朗等音乐人士皆有过完美合作,将民族和声乐、民族和通俗、声乐和器乐结合,从多个方面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现代性美学特征,不断将其推向全世界人民的眼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当包括电子音乐在内的抽象类音乐出现在世界的音乐之林时,时代发展的烙印就深深的刻在了声乐艺术中,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而言,传统和时尚相互统一在一起是与华夏民族独特的审美特征相一致的。中国音乐具有别具一格的中华民族音乐的特色气息,这一系列因素都是中国民族音乐艺术与其他音乐艺术相区别的根本所在。因此,将传统演唱方法、表演与审美教特征与现代化的音乐表现相融合,是推动我国民族音乐艺术走向全世界的必经之路。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要实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现代化发展,以开放化、多元化的思想对待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我们以传统文化为根基,汲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精髓,并促进声乐意识的现代化构建,培养坚定的民族声乐艺术主体观念;努力推动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化进步发展。另外,加强声乐艺术从业者的理论知识学习与研究,深深扎根于作品的创作,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声乐制作体系,提升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全方位、民族化、现代化与创新化发展。范围宽广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美学特征。我们要始终坚信,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与各国的相互往来,必会进一步加强音乐艺术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也必定会在世界音乐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探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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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品质的经典诠释:与时俱进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高度概括,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创新的根本方法,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用于具体实践的客观必然,是以世界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质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现阶段,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发展情况需要不断进行探究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为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质为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道路为民族文化大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命力为以民为本。文章主要全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及理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品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__周年党建研讨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九十年中逐渐强大、不断发展进步、不断带领人民创造令人瞩目的伟业,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始终贯彻科学理论为指导,并合理地将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逐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中国社会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进一步中国化?我国领导人及共产党又要怎样进一步实现中国化?针对上述问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去全面分析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马克思曾经表明:“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在19世纪中期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以下特征:(1)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时期,工业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突出。在该时代背景下,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284在该理论基础上,恩格斯又提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2]337-338他提出忠告来启示人们说:“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2]688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理论,随着时代进步与具体实践而不断深化、创新、拓展、完善为其主要理论品质,从而促进社会、
的具体体现。毛泽东是我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领导核心,也正是毛泽东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毛泽东早先在党内就反对教条主义,把教条主义称作“假马克思主义”,把紧跟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我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提出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一科学理论。实事求是就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如果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就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江泽民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更是清楚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步伐的这一理论”这一科学理论观点突出地强调了我国应该按照具体发展情况实践马克思主义。
解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紧跟时代步伐的这一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每一种理论都必然是历史的经验总结,都应该随着社会发展与变化不断地摄取其中的优良特点,摒弃不符合时代的特性,使理论得到更好的发展。事实证明,每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发展都是具有各自特色的道路的,都是在当时特定的情况时代背景下决定的适合自己国家且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讲过对于我们中国究竟该走怎样的道路,如果过于刻板地坚持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那就意味着不考虑时代性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必然会失败。也正是因为如此,邓小平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4]291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可知,中国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并随之不断的使其更加丰富。
其次,三位领导都发现了一个共同问题,并且都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老祖宗”问题,具体是指马克思主义原著及其基本理论。就如本文之前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进行一味地按部就班,而是应该顺着时代的发展来决定适合属于自己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像面对有一定特色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国家的不同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内容也不应该完全相同[5]109。邓小平也说过,我们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要有自己的创新和新的理念,他还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4]292马克思主义要始终坚持在这一前提下又要对其不断进行内容上的丰富,使其不断发展,谱写新篇章。
再次,三位国家领导人也都正确提出并解决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内容简述如下:(1)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明显的普遍性、规律性这一研究理论;(2)马克思主义包括了针对特定时空给出了完整的结论。这一理论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科学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正确运用,但是并不局限于其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曾指出:“恩格斯、马克思、斯大林、列宁等人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能将他们的理论作为具体的教条理论来看,应将其作为行动指南,不能只机械地学习马列主义的书面词句,应将其当作革命的科学学习,在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等人思想所涉及的真实生活及革命经验同时,还要了解他们看待问题角度,以及学习他们看待问题的立场、解决问题的方法。”[6]533因此,当处在时代不断变化、社会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时,马克思主义中反映特定的时代的结论都应随具体变化而变化,以此满足社会发展的大需求。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点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特征为实践性,这是这一理论原理的科学性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科学,其实践是无限发展着的,因此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理论需要随着实践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它主张人们要具有批判性地对待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所有成果,在实践发展下持续发展与完善这一理论。各国共产党人需根据实践进一步探索新内容,创新理论,最大限度地为实践提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最终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的具体体现。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最终动力始终是实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实践中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问题的真实反映,回答了上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江泽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三个代表”,这一思想为我国改革与建设阶段解决新问题、新情况提供了理论典范。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一直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与时俱进,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不断变化的实际,切实发扬开拓进取的精神,坚持将理论和实践创新进行结合,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使党和国家迈出了新步伐。
根据历史发展经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建设中指导作用显著,是共产党人进一步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的实践成果,真正做到了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引领新一代领导人及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继续进步。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以不断推进包括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从而不断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得到更大、更辉煌的发展。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将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指明方向,新一代领导人带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理论的具体内容,使其更好地为中国的良好发展服务,指引中国共产党走向更美好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创造出更多更大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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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反映人类现实生活情感的一种艺术。音乐可以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型,又可以分为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民族音乐、乡村音乐、原生态音乐等。在艺术类型中,音乐是比较抽象的艺术,音乐从历史发展上可分为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钢琴音乐中的民族特色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钢琴音乐作品中如何融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体现中华民族风格是我国几代作曲家努力追求的目标。近一百年来,我国作曲家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借鉴西方作曲技术,中西共融,创作了大量的经典钢琴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在标题的文化内涵、旋律的线性特征、调式和声的创新及民族乐器音色的模拟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民族韵味。
关键词:音乐艺术;钢琴音乐;传统文化;旋律;和声;音色
钢琴是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它音域宽广、表现力丰富,享有“乐器之王”的美誉。几百年来,钢琴以它独有的魅力吸引各国众多的作曲大师创作大量不同风格、不同文化底蕴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已成为世界音乐文库中的瑰宝,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赵元任创作的钢琴曲《和平之歌》(1915年)是自钢琴传入中国后由中国人创作并公开发表的第一首钢琴曲,从此,接受西洋作曲技法训练的中国作曲家们慢慢地拉开了中国民族风格钢琴音乐创作的大幕。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蕴含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民族传统音乐,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在历史上对音乐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时时刻刻对中国作曲家的创作活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一百年来,中国作曲家在钢琴音乐民族化道路上的艰难探索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风格钢琴作品已逐步走出国门登上了国际乐坛。这些作品的内容不仅传播了中国古老的文化,同时还反映了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不同时期的精神生活、审美观念和情感需求,优秀并能流传的音乐作品往往都具有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时代特色相结合的特点。
中国传统音乐在发展与流传的过程中深受本土文化和民风民俗的滋养与熏陶。传统音乐一般都会有一个饱含浓厚的生活情趣或文学色彩的标题。乐曲的标题往往是乐曲情感和意境的高度概括,具有鲜明的意象特征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有些乐曲是依照山水风景来命名的,如古琴曲《清风弄竹》、筝曲《高山流水》;有些是以历史故事、传说、典故来命名的,如琵琶曲《十面埋伏》;有些依照特定的场景或情景来命名,如《渔舟唱晚》;有些则与特定的地方风俗和民间庆典紧密相连,如吹打乐曲《合家欢》、《喜气盈门》等。透过标题,我们仿佛看到了起伏的山峦、薄薄的晨雾、潺潺的流水、弯弯的小桥、扁扁的渔舟、采桑的少女、挑柴的樵夫、欢闹的街市等一幅幅充满了审美意境和生活情趣的画面。这些传统音乐的标题所预示的不仅仅是描绘大自然风景的山水画或乡村风俗图,而且表现了这些特殊场景中的主体――“人”的情感活动,充满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和谐相生的诗情画意。对于欣赏者来说,这些标题是一种提醒或暗示,有一种召唤感,指向那些存在于标题背后的更为深刻的音乐内涵和精神世界。
受传统音乐的影响,“标题性”同样也是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重要特征。目前在社会上流传广泛且深受大众欢迎的钢琴曲大都带有一个彰显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文字标题,如《夕阳箫鼓》(黎英海)、《平湖秋月》(陈培勋)、《彩云追月》(王建中)、《二泉映月》(储望华)、《幻想曲――听评弹》(倪洪进)、《楚汉武士的诗篇与故事》(崔世光)等等。凡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中国人,只要读了这些标题,就可以充分想象出音乐所包含的内容、意境和情感。这些中国特色的乐曲标题与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标题比较起来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欧洲音乐的标题总是与某种情景画面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如《四季》(柴可夫斯基)表现的是一年四季不同的自然风光,《蓝色的多瑙河》(约翰・施特劳斯)描绘了多瑙河清澈的河水在微风吹拂下波光粼粼的美丽风景。而中国钢琴音乐的标题所标示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美丽风光,而且要通过对美丽风景的描绘来表现人的心理情感。
《火把节之夜――云南风俗往事》(廖胜京曲),表现的不仅是少数民族青年男女在月光下歌舞的场景,更多的是表现男女青年们的欢乐喜悦和青春萌动的心理状态。钢琴组曲《庙会》(蒋祖馨曲)展现在听众面前的是一幅栩栩如生的民间风俗画,这里有赶集的村民、购货的商贩、玩杂耍的艺人、打鼓说书的老汉和乡间小戏的演员……恰如一幅音乐版的《清明上河图》,充满了浓郁的民俗文化气息。
由此可见,中国钢琴音乐的标题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讲究字面的寓意,而且还注意文字背后深刻的含意以及文字与音乐密切结合后所表达出的情与景的关系。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情与景是始终相互交融的,这种交融是相互感应、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相互共鸣而产生的。
在我国传统音乐中,旋律艺术有着主宰作用,音乐中横向运动的单线型旋律与中国书法中的点画变化在运动形式、对比变化、原则方法上有很多共同之处,恰如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偏好大屋顶、单层四合院一样,呈现线性的、平面的特征,“线条美”是我国传统艺术的美学特征之一。汉语言文化对传统音乐的旋律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汉字抑扬的声调上,在朗读的顿挫上都具有明显可辨的高、低、长、短及音色变化,与音乐旋律有着最原始的相似之处。各地区的方言差异对音乐旋律的产生及风格特点的形成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语言特色使我国的民族音乐具备了强调声音的波动、追求横向曲线上独特变化的音乐韵味和艺术特征。从表象上与西方块状结构的交响乐相比,中国线性结构的传统音乐没有交响音乐那样宏大的音量,和声立体效果似乎也没有西方音乐那样丰满,显得简小单薄,但线性结构具有块状结构所不能替代的审美功能,欲达到“大音希声”的高超境界,中国音乐线性结构的优越性往往会充分地体现出来。一句看似简单的横向运动着的单声部旋律,经过演奏者在节奏上或具体到对每个音的装饰变化的处理上,往往能挖掘出深厚的音乐内涵和情感,这无论是在我国的歌舞音乐、民间戏曲,还是在运用共性技法创作的钢琴曲、交响曲中都有所体现。可以说,“以少言多”、“计白当黑”、“以有限为无限”、“韵在言外”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有特征,覆盖了音乐、戏剧、书法、篆刻、中国画等诸多种类。
传统音乐内容陈述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旋律来进行的,因此,我国钢琴音乐创作在继承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强调旋律的表现性能,挖掘旋律的内涵,使之与钢琴在和声效果、复调手法等方面进行纵向、横向多层次的叠合,使旋律更为丰满,更具有民族风韵和表现力。多年来,中国钢琴艺术家创作了许多深得大众喜爱且广泛流传的优秀作品,他们在创作过程中熟练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对富有中国特色的旋律进行和韵味渲染都起着丰富和强化的作用。
改编曲是我国钢琴作品曲库中的重要内容,改编大多根据传统乐曲或经典歌曲创作,旋律耳熟能详,这些作品流传广泛,很受欢迎。黎英海先生创作的钢琴曲《夕阳箫鼓》,其“原型”是一首传统琵琶名曲,作曲家在改编时基本保留了原曲的结构,但对乐曲内容做了剪裁和压缩,使其显得更为精粹凝练。音乐飘渺潇洒,用钢琴弹奏后产生出一种新颖别致的风格,有人称之为东方情调的小夜曲。作曲家在织体写法上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支声织体手法,发挥调式和声的色彩功能,对旋律进行细腻的渲染和润色,让旋律在不同的声部、不同的音区流动出现,音韵生动,情景交融,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内涵。乐曲的尾声用对比复调手法把类似古琴奏出的浑厚的低音和类似古筝弹奏音色的高音主题交织在一起,在渐弱的音乐声中听众仿佛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归舟远去,漂浮在江面上的鼓声、歌声、桨声连同笙、箫、琵琶的乐音均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万籁俱寂,只剩下水面上的粼粼月光。乐曲格调清新淡雅,宛如中国水墨画的意境。
储望华根据华彦均的同名二胡曲改编的钢琴曲《二泉映月》是一首非常成功的经典作品。作者在改编时对旋律进行梳理,删去乐曲中即兴演奏的成份,使之更适合在钢琴上演奏。作品充分发挥了钢琴乐器本身在音乐表现上的特长,丰富的和声效果、宽阔的音域、宏大的音量和音色的变化给听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乐曲的主旋律以单音、双音、八度、和弦等形式在不同的声部出现,对加音三和弦,变功能和弦及七、九和弦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乐曲的民族风格,也进一步增强了旋律的表现功能。改编后的钢琴曲不仅融进了作者对苦难人生历程的叹息,更多的则是体现了对自由、光明和幸福生活的渴望。乐曲高潮处仿佛表现了作者在风清月明之夜乘风翱翔、直上广寒宫的意象,然而那高处不胜寒的天宫毕竟不是凡人居住的地方,这里所表现的是一个与阿炳原曲所表达的哀怨不尽相同、更为超脱的艺术境界了。
几千年来我国的传统音乐在发展流传的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旋法特征和调式结构。它以五声音阶为主,又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发展成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由于六声、七声音阶均由五声音阶发展而来,所以五声音阶的旋法特点、调式法则等一系列逻辑规范都渗透到了六声、七声音阶中。在六声、七声音阶中,五声骨干音就成为“正”音,其余音被称为“变”音或“偏”音。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作曲家在钢琴音乐创作中不断探索中西互融的民族化道路,在和声风格的民族化,和声技法的现代化、多样化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功能和声与调式色彩和声的手法在钢琴作品中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使用。
在钢琴音乐作品中,和声是重要的表现手段之一,和声风格的发展与创新不仅和音乐表现的内容密切相关,而且还和社会生活的需求和特定的民族审美心理有着直接的联系。作曲家要根据作品内容表现的需要,根据作品风格的需要,使西洋传统和声的功能性与民族和声的色彩性相融合,前者在作品中起逻辑―主干作用,后者在作品中起表现―烘托作用。我国民族调式和声的依据不是大小调体系,而是民间的“宫、商、角、徵、羽”五声及六声、七声调式,因此,民族调式和声的运用范围要比西洋传统和声的范围更为广阔,灵活性更强,色彩更为绚丽,浓淡相间,显示出我国民族调式和声色彩更富有民族性、独特性。为了使钢琴作品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民族风格,中国作曲家们在和声的使用上表现出灵活多样的选择,打破传统的三度叠置结构的和声形态,使和弦出现了自由多变的结构形态,如四度叠置和弦、二度叠置和弦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附加音和弦,从而使作品在民族特色上更加富于创新。
小二度音程是尖锐的不协和音程,对听觉有较强烈的刺激。近现代作曲家非常喜爱小二度音程所蕴藏的丰富表现功能。在许多中国作品中,小二度音程有着不可替代的表现功能。为表现我们民族音乐的特性音调,作曲家用同时出现的小二度音程来表现陕北、甘肃一带民间音乐中微升高的清角音(约为1/4个全音,音高约在Fa与#Fa之间)和微降的变宫音(约为1/4个全音,音高在Si与bSi之间),原本在平均律的键盘乐器上是无法弹奏的,但作曲家运用小二度音程的同时出现,两音的碰撞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大二度音程在我国钢琴作品中使用也较多,在五声调式中,大二度在五音列之内十分常见。在传统和声中,大二度音程列在“温和的不协和音程”――但在中国作品中使用恰当,会使民族色彩更加突出。
四、五度结构的和声,是以四、五度和声音程为基础而形成的,因为它与传统的三度叠置功能和声的结构不同,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作曲家创作的作品中就开始使用以四度、五度叠置的和声方法来体现中国作品的民族风格。如贺绿汀创作的《牧童短笛》等。
四、五度音程和声结构也可以组合在一起使用,形成四、五度叠置构成,在这一情况下,四、五度结构的和声大多采用平行进行,以服务于线性的旋律。四度叠置的和弦也会以八度为一个框架的两组纯四度的拼叠,在音响上与传统和声不同,与我国民间曲调常见的四度旋律音程和琵琶、笙等乐器的自然和声方法一致。由于音程关系与我国琵琶乐器的空弦音高相同,其音响效果符合我国民众的听赏习惯,在乐曲中使用极易获得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四度、五度和弦中插进不同的附加音,可以增加音响纯净的四、五度和弦的力度感、动力感。
由于中国的传统音乐讲究线性美,所以中国乐器在演奏上特别注重富有个性特征的音色的变化。传统乐曲中的每一个单音上都可以被装饰,用波动、振动、滑奏、力度变化等丰富的手法对旋律加以润饰,从而使中国音乐产生了特殊的东方韵味。20世纪以来,随着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作曲家和演奏家的想象力、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得更多的传统音乐精品得到流传。作曲家们创作了更多的新的民族音乐作品,为适应这些新作品内容表现的需要,对演奏技术也就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我国音乐家在对民间乐器的演奏技术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之上进行提炼,使各种技法得到进一步完善。针对中国民族乐队低音乐器不足的情况,吸取西洋低音提琴的长处,发明了“革胡”。从小提琴的制造工艺得到启发,把二胡的“千斤”从丝弦缠扎改为可调节音准的“千斤”,适当增加了二胡琴杆的长度,把二胡的缠弦改为类似小提琴的金属弦,这样就使得二胡换把的把位增加,音域拓宽。
二胡的弓也从马尾扎弓改为类似小提琴的调节弓,长度也明显增加,推动了二胡右手运弓技术的发展。这些融合了西方乐器制造工艺和演奏技艺的创新,对我国传统乐器演奏技术的提高、传统乐器的音色开发、传统音乐内容的表现力的增强都起到了有效的拓展作用。中国乐器音色变化的内涵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是紧密相连的。和谐、含蓄、均衡的中庸之美对传统音乐影响深远,强调“天人合一”、“大音希声”,在思维方式上不太重视所描述具体对象的精确性,而主要表现总体的“气质”、“意境”、“神韵”。在音乐表现中,要求虚虚实实、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对音色要做到刚柔相济,这些都是表现中国音乐特殊韵味的重要手法。因此,要在西洋乐器上完全模拟再现出由中国乐器演奏所产生的特殊韵味是相当困难的,钢琴是击弦乐器,就乐器本身而言,它的音色有着金属般的明亮感,但在具体作品中,作曲家可以通过创作技法的处理,手指触键部位不同及下键速度的变化,使音色产生微妙的变化而达到预期的民族乐曲演奏的效果。
中国钢琴曲中对特殊音色的追求,多半属于对民族乐器音色的模仿。在《二泉映月》中,作曲家采用大量三度与二度的单倚音模拟二胡的滑音奏法;杨矛创作的钢琴曲《无锡景》充分利用钢琴音域宽广、低音浑厚的特点,形象地模拟出了古琴和箫的音响效果,使作品达到了诗一般的意境,具有中国音乐的特殊韵味。
纵观中国的钢琴音乐作品,其创作历史虽不足百年,但经过几辈作曲家的努力开拓,学习运用西洋创作技艺并融入我们自己的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国钢琴作品在旋律特色、调式和声、复调及其音响色彩上呈现出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是中西共融的音乐文化结晶。这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华民族文化,揭示民族精神气质和生活风貌是大有益处的。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若要以自己独特的风韵自立于世界,也需要继续吸收西方优秀的音乐文化,将一切可用技艺都融化于中国民族音乐的精髓之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的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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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琴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在中国悠久和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中,钢琴作为一种外来乐器,已发出符合国人审美趣味的音响:钢琴音乐作为一种多声音乐,也被注入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关于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风格,许多学者都做了较充分的论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风格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钢琴音乐主要指运用民族音调、节奏和音响效果等创作的钢琴曲,运用民族器乐曲和歌曲改编的钢琴曲,具有民族气质的原创性钢琴曲。19世纪末期,钢琴音乐开始传入中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有着民族风格、民族精神的音乐形式。从内容上看,中国钢琴音乐有着浓郁的民族音乐气质、雅俗共赏的音乐风格、真挚浓烈的思想情感。从形式上看,中国钢琴音乐有着五声为主的调式音列结构、线状为主的音乐思维方式、均衡对称的结构与节奏。
【关键词】: 中国钢琴音乐 民族风格 民间音乐 演奏技法 和声
钢琴音乐是一种源于西方国家的音乐形式,从欧洲传入中国已有上百年历史。在长期发展中,中国钢琴音乐借鉴了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文化,形成了有着民族风格、民族精神的音乐形式。
19世纪末期,钢琴、提琴、和声等西洋音乐传入中国,并逐步为国人所了解和认知。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音乐创作开始走向专业化道路,许多音乐家开始尝试西洋音乐创作手法,并创作出许多有着民族韵味的钢琴曲,如赵元任的《和平进行曲》与《小朋友进行曲》,肖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沈仰田的《钉缸》等等。这些音乐作品结构严谨、篇幅较小、和声简单,呈现出鲜明的古典主义音乐风格。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手法日渐成熟,其音乐创作接近于欧洲浪漫主义音乐风格,许多钢琴音乐作品细腻生动、精致典雅,描绘了优美的自然景色,抒发了作曲家细腻的内心情感,展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比如,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江定仙的《摇篮曲》、陈田鹤的《序曲》、丁善德的《快乐的节日》、俞便民的《c小调变奏曲》,等等,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它实现了民族音乐表现力与西洋音乐手法的完美结合,产生了永恒的艺术魅力,被誉为“中国钢琴艺术之树上的第一朵鲜花”。
解放后,作曲家们纷纷以饱满的热情歌颂新时代,创作出许多旋律流畅、节奏鲜明、和声简单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多取材于民间音乐,或根据民族音乐改编而成。比如,尚德义的《喜丰收》、石夫的《喀什噶尔舞曲》、王建中的《云南民歌五首》、陈培勋的《平湖秋月》孙以强的《谷粒飞舞》、储望华的《二泉映月》等等。其中,罗忠?F的《钢琴曲三首》不仅采用了西洋音乐的作曲技法,还运用了中国五声调式,实现了印象派和声、浪漫派和声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完美结合,推进了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化、个性化发展。此外,在这个时期,序曲、幻想曲、奏鸣曲等非标题性作品体裁开始出现,这意味着中国钢琴音乐不再局限于标题性音乐意向表达,开始以非标题音乐表现民族题材与音乐风格。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钢琴音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在音乐题材、演奏技法、和声效果、节奏织体等方面都有所创新。比如,许多作曲家将民族调式融入传统和声之中,形成了半音化、非三度的和声叠置,创造出有着中国技法与神韵的钢琴作品。这一时期的钢琴作品可以分成三类,即钢琴改编曲、有民族色彩的钢琴作品、实验性的钢琴作品。钢琴改编曲主要有王建中的《渔歌晚唱》与《走进新时代》、黎英海的《阳关三叠》、汪立三的《二人转的回忆》等;民族特色的钢琴作品有权吉浩《长短的组合》、孙以强的《春舞》、刘敦南的钢琴协奏曲《山林》、汪立三的《天问》等;实验性钢琴作品有赵晓生的《太极》。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钢琴音乐形成了民族化、个性化的音乐风格,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朗朗、秦川、陈萨、李云迪等青年钢琴家纷纷走出国门,将中国钢琴音乐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国钢琴音乐主要包括运用民族音调、节奏和音响效果等创作的钢琴曲,运用民族器乐曲和歌曲改编的钢琴曲,具有民族气质与民族精神的原创性钢琴曲,这些钢琴音乐往往有着雅俗共赏的音乐风格、独特的民族音乐气质、热烈真挚的音乐情感。
1 浓郁的民族音乐气质。
纵观音乐发展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音乐风格和民族音乐流派,中国民族传统音乐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乐派。鲍蕙荞说过,“一个音乐流派离不开本民族作品和本民族演奏家的解释与演绎,离不开优秀的音乐作品”。钢琴音乐传入中国不过百年历史,但是中国作曲家不懈探索中国式的音乐语言与和声效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民族钢琴音乐,初步形成了具有民族风格、民族神韵的钢琴音乐。比如,桑桐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实现了“民歌与无调性和声结合的最早探索”,让古老的东方音乐获得了新的意趣。在《蒙古民歌主题小曲七首》中,桑桐运用了民族调式和声,通过调性、音乐织体的变化,表现了主人公对恋人的思慕之情。
同时,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也是钢琴音乐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许多作曲家都将民歌、戏曲、乐曲旋律、民间乐器等融入钢琴音乐创作之中,或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改编,创造出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比如,在钢琴组曲《川西高原素描》中,崔炳元将节奏自由、音域宽广的藏族民歌融入钢琴曲之中,表现了青藏高原寂然、空旷的自然风光;将八分音符节奏型的藏族劳动歌曲融入钢琴音乐之中,创造出热烈、欢快的音乐旋律。此外,崔炳元还借鉴了西藏喇嘛教的宗教音乐,用装饰音、半音等模仿藏传佛教中的法号吹诵,使乐曲产生了一种庄严、神秘的音乐氛围。
中国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重视人格修养、追求天人合一、强调中庸和谐、注重审美意境的艺术文化,这些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了国人的艺术创作、美学思想、人格理想、价值观念等,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民族音乐文化。钢琴音乐是一种舶来的艺术形式,它要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必然会受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中国钢琴音乐沿袭了古典美学、传统哲学的优良传统,诠释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音乐思想,形成了清、淡、雅、恬的音乐风格。比如,在钢琴曲《平湖秋月》中,音乐家吕文成用钢琴音色表现丝竹乐队和高胡的演奏声,通过不同节奏音型的转换,将波光粼粼、月色交辉的西湖美景表现得淋漓尽致。该钢琴音乐的曲调轻柔秀美、音乐自然流畅,表现了清、淡、高、远的人生境界。在钢琴音乐《西洋萧鼓》(根据同名音乐作品改编而成)中,黎英海运用了变奏、循环、渐变等传统音乐原则,通过调性变化、不同调性对比演绎出空灵旷达、意境悠远的文化意境,展现了充满诗情画意的江南春晚。
2 雅俗共享的音乐风格。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传统音乐就被分成了雅乐和俗乐两类,雅乐多指思想深邃、意境高雅的文人音乐,俗乐多指喜闻乐见、通俗易通的民间音乐。中国钢琴音乐深受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并形成了雅、俗两种不同的音乐风格。比如,钢琴曲《阳关三叠》就是一部典型的雅乐,该曲以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为思想基调,以低沉的钢琴曲奏出主旋律,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思绪和伤感的情怀,然后,逐渐提高乐曲的力度与速度,形成昂扬向上的音乐情绪,最后,用八度与和弦奏出主题旋律,将全曲的情感宣泄出来,成功表现了中华民族重情守义的思想情怀。再如,王建中的钢琴曲《百鸟朝凤》就是一部典型的俗乐,该曲根据民间唢呐曲改编而成,用小二度倚音、四五度音程的平行进行表现唢呐声与笙的音色,再现了百鸟争鸣、有唱有和的热闹场景,成了群众喜闻乐见的钢琴改编曲。
3 浓烈真挚的思想情感。
中国钢琴音乐有着真挚浓烈的音乐情感,不论是民族音乐的改编曲,还是民族风味浓郁的创作曲,这些钢琴曲都饱含了深厚的民族情感。比如,根据冼星海《黄河大合唱》改编而成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就是一部气势磅礴的音乐作品,表达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令人百听不厌。再如,根据陕北民歌《兰花花》改编的钢琴曲《兰花花》是一部悲剧性的叙事曲,王立山运用变奏手法、舒缓低沉的音调描绘了兰花花的悲惨命运,控诉了封建买卖婚姻对女性的摧残。
1 富有个性的音乐表现方式。
中国钢琴音乐在音色、节奏等方面有许多独特之处。就音色而言,中国钢琴音乐多以古筝、古琴、笛、箫等乐器的音色为模仿对象。比如,钢琴曲《梅花三弄》就对古琴中特有的“滑音”进行模仿,钢琴曲《夕阳箫鼓》用倚音模仿了古筝的“拂”、“抹”的下行音阶。以节奏而言,中国传统音乐有着鲜明的节奏特点。在钢琴音乐创作中,作曲家敏锐地把握了这些独特节奏,形成了有着民族特色的音乐节奏。此外,西方钢琴音乐用强弱划分语气,中国钢琴音乐以虚实为表现手段,通过虚音模仿民族乐器,创造一种高雅、幽远、空灵的意境。因而,在中国钢琴音乐演奏时,演奏者要控制好自己的气息,“达到全曲的气息贯通”,进入人琴合一的艺术境界。
2 五声为主的调式音列结构。
中国传统民族调式多为宫、商、角、徵、羽为主要内容的五声调式,还有以五声为基础的六声、七声调式。贺绿汀创作的钢琴独奏曲《牧童》就运用了二声部五声性曲调,以流畅的旋律表现了淳朴的乡土气息。罗忠?F的钢琴音乐作品《钢琴曲三首》中的《梦幻》、《花团锦簇》也采用了“五声性的十二音序列”,每个声部都有五声风格和五声音调节奏结构,整部乐曲透出浓郁的民族音乐色彩。
3 线状为主的音乐思维方式。
传统民族音乐多为旋律线条的横向流动与先前传递,表现为一种连绵不断的线状思维方式,中国钢琴音乐继承了民族音乐的思维方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音乐风格。比如,钢琴曲《平湖秋月》保留了原有的旋律线条,体现了传统音乐的“线性”结构特点,通过和声、织体、旋律的完美结合创造出优雅的音乐氛围,描绘了水中秋月的唯美画卷。钢琴曲《梅花三弄》也继承了传统音乐的线性旋律,用多种织体表现旋律的发展变化,犹如与人说话般娓娓道来,讲述了梅花的故事,歌颂了梅花所象征的高洁品质。
4 均衡对称的结构与节奏。
在钢琴音乐创作中,作曲家常用传统民族音乐或民间音乐的表现手法,以此创造出均衡对称的曲式结构与音乐节奏。比如,钢琴曲《阳关三叠》采用了叠奏式结构,曲调经历了一种由慢而快、由放松到紧张的渐进过程,与传统音乐的表现手法完全吻合。再如,黎英海的《夕阳萧鼓》、汪立三的《东山魁夷画意》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与节奏特点。
中国钢琴音乐是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为基础的现代音乐艺术,它借鉴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思想内容、演奏技法、表现手法等,展现出浓郁的民族文化意味。因而,在钢琴音乐创作中,应理解与把握中国钢琴音乐的音乐特点与艺术风格,创作出有着中国风貌与时代气息的钢琴音乐作品,以推进中国钢琴音乐艺术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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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方案的核心课程,中宣部、教育部非常重视实践教学环节。新乡医学院在教学中以此为重点,从改革实践教学形式、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全程监控教学改革、科学设置教学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作为改革的重点和特色,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重知识、轻能力,重记忆、轻创新的现象影响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为了提高教学的实效性,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考试中提出构建一种多样性、立体化、实践性,更具针对性和互动性的考核方式。
【关键词】考试;多样性;创新性;多元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份量最重的一门课程,是每一个大学生的必修课。该课程主要是对学生进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理论素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了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为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一代新人,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而在现实中《概论》课的教学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出现了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考试中普遍存在着重视成绩、轻视品德,只靠期末一张试卷来反馈学习的效果。这种评价方式必然导致学生平时不上课、不听课,不注重能力和素质的提高,而到了期末则忙于对付考试的现象;从考试内容上看,《概论》课程考试的内容局限于教材中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缺乏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综合考察,记忆性成分所占比重过大。这样,学生平时不听讲,只要期末突击就会得到高分,结果是平时上课玩,考前紧,考后头脑一片空白,这种考试方式有悖于素质教育的要求。这样的考核是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灵活学习与应用,也抑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更没有充分体现《概论》课的教学目标。长期以来,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得不到培养,也逐渐弱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育功能。因此,必须进行考试改革,以考试改革促进教学改革,从根本上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实效性。
传统的观念将考试作为检测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师教学效果的一种评价体系,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认为必须要完全的改变,要将考试看做是一个教育过程,是一个培养学生多方面能力的过程。考试不完全是理论性的考试,还应该有实践的过程,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素质教育。这两年来,我们在我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课程考试过程中做了以下探索:
(一)、考核方式多样性
我们这门课是一年的课程,因此我们在上、下两个学期采用的考核方式都不同。我们采用了论文写作和开卷考试两种方式来进行对学生的测试,这样改变了传统的“一锤定音”的考试形式。考试的命题各章节分配合理,重点突出,社会热点分析,体现科学性和合理性。我们把社会实践题目放在平时来进行,真正的给学生时间来与社会接触。因为要使这门课真正走进学生头脑,仅靠书本和课堂是不够的,必须强化时间教学这个环节。我们根据教学内容,组织学生深入社会进行实地考察,参观。比如在讲授国有企业改革时,带领学生参观黄海汽车厂,在讲授党的建设时,带领学生到社区、到基层与老党员、先进工作者对话,积极引导学生投身社会实践,将先进的理论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结合起来,使学生在接触、参与中接受教育,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社会调研和专题讨论能能集中体现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是训练学生收集资料、分析资料、提炼观点和论证观点等能力的有效途径。平时考核包括平时作业完成情况、课堂问答的表现、观后感、读书报告、调查报告等多种形式。这样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考核内容的创新性
为了加大对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的考核,我们在考核内容上进行了调整,减少了对纯粹记忆性内容的考核,加大理论联系实际试题的比重。在论文考试中,我们的考试内容既有对学生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考核,也有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热门话题、理论界的新成果等具有时代气息的内容。在开卷考试中,我们加大了案例分析、材料分析等理论联系实际试题的比重, 考查他们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度。比如,刚刚结束的是学生关注的热点,也是我们考核的一部分。考试内容涵盖的范围很广泛,包括学校、社会、国内、国际。考核内容的改革既有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才能,又有助于减少学生考试作弊,还能促进学生平时多下工夫、减少考前临阵磨枪的现象。
( 三) 考试分数的多元性
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真正的考核学习的情况,我们在考试分数的分配中进行了调整。在分数中,我们包括三部分:卷面成绩、平时成绩和实践成绩。为避免平时成绩打分的随意性, 我们把平时成绩的考核指标细化为课堂表现、课堂笔记、作业、考勤、课堂提问等几个部分。任课教师还可根据自己的上课特点和学生的具体情况,对每一部分具体化, 如课堂表现之下又分为课堂讨论、课堂发言、课堂提问等, 这样对学生学习态度和参与度的考核也落到了实处。比如,我们在讲授改革开放时,为了让学生更好的了解改革开放的成果,让学生自己查资料,做PPT,到前边来讲讲改革的成果,可以说效果非常的好,一方面锻炼了学生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能让学生更深的体会到改革开放前后国家的变化,真正的体会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这种考核方法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去学,而不是被动填鸭式地去学,促进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易形成教与学的良性互动。
经过4个学期的考试改革实践,我们取得了一些较好的效果。对于老师来说,在日常教学中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讲出特色,不能照本宣科,不能是单一的传授知识,而要注重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重视挖掘学生的潜能,注重学习方法的传授,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与合作的能力等。对于学生来说,调动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实践证明,这种考试改革对于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改革研究》,夏永林,《中国电子教育》2008 年第2 期.
[2]辛敏英.当前高校考试改革面临的若干问题及其对策[J].中国科技信息,2006,(10).
[3]于明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测评系统探讨[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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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旗帜。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建立并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与执法监督,扩展与规范法律服务和援助,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内容。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管理和法的关系理论来说,社会管理是法存在和发生的前提,法从属于社会管理,是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从社会的普遍管理秩序回归社会的本质和功能来讲,其目的就在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构建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追求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与自由。所以,社会秩序管理回归社会依赖于法律制度,作为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和途径,法律是现代社会实现规则整合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
一、实现社会管理法制化
在我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将法治纳入到社会管理体制之中,有助于进一步推进社会管理向社会的回归,也会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活力。社会秩序的维持离不开法治的保障,是政府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支撑,并使该服务本身处于受规范之具体处境之下,使规范效力保持外在的合理运行时,又保证了其内在的合法性。在当前经济环境中,社会管理面临的是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要建立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民主、平等的社会合作关系,解决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就应当有一个公平正义的解决机制,而法治无疑最有效的制度形式,这是由法治的优越性决定的。
同时法治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和正义性等特点,将法治纳入社会管理机制,能够使社会管理合法化、程序化和效率化,使社会管理的整个过程有法可依,不因个别行政意志而改变,保障了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进而,社会管理法制化可以有效实现法律的社会治理效力,最大限度地确保社会管理的程序性与正义性,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参加社会管理的广泛的民主权利,真正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人,这正是社会管理和法回归社会的本质涵义。可以认为,当前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推进,是实现社会管理和法回归社会的必由之路。因此,法治是实现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条件,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必须实现法制化。
二、保障人民依法行使社会管理之民主权利
既然社会管理和法原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平等地保护社会成员的利益和需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只是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管理和法沦为了阶级统治的工具,成为压迫人的力量,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就是消灭阶级压迫的力量,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使社会管理和法重新实现其社会性和共同性,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那么从社会主义实践上说,实现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也就是实现广大人民真正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使社会管理和法回归社会,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作为是社会的主人,社会管理必然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主要途径。所以,当前的社会管理实质上是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实现人本化管理,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胡锦涛同志强调的:“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三、规范政府的社会管理活动
“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民主制中法的本质的揭示,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人民的民主愿望和法制的民主精神在内涵上是相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占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法反映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在这里,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历来的体现少数剥削者意志的法,变成了体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法。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法同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的法的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的法是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统治的工具,从而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民主。
所以在法律的社会治理问题中,社会管理工作人员特别是行政干部,必须遵守法律规则,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充分避免了政府社会管理过程的随意性,保障了其他社会组织对社会管理的参与,保障了他们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开创了新的共治型的社会管理格局。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法治一方面以法的权威力量保证人民充分地行使社会管理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也使社会管理的民主原则转化为一种规范化和秩序化的运作机制,确保了人民进行社会管理的真实性、平等性和可行性。可以看出,社会管理法治化是保障民主原则在社会管理中的贯彻和落实、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是马克思法学中国化的根本任务。
摘要:本文通过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含义及两者的关系,分析了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主题的转换,并针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及发展阶段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意义,包括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为社会主义在实践拓展中提供新路径、引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四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十分有限,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基础十分薄弱的时期。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历史性难题。这就有了一个在现实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和特殊的国情基础上,才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但不能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方案。在中国现实的社会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会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在现实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依据时代要求,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来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是其质的规定,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是其具体要求。从质的规定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科学社会主义,必须要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本质规定和根本原则。从具体要求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发展进程和表现形式,同时还要反映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统一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联系的过程。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推进于江泽民及其后继者,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和理论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活水,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活水的源头。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主题转换
(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和发展的阶段
19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到19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和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也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184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对此后 50 年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主题的第一次全面阐述。《共产党宣言》集中论述的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被未来社会所代替,亦即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
(二)科学社会主义由革命实践为主转变为建设实践和改革实践迅速发展的阶段
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以来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广泛地运用于实际,科学社会主义由革命实践为主转变为建设实践、改革实践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逐渐转换为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共存、交流和冲突、对抗中发展自身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
同时,中国和苏联两党之间的裂缝已经显现,到60 年代爆发了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引发了对原来苏联模式弊端的揭露和反思,也引发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而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而后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的思考,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借鉴、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机制中的合理因素,包括吸收和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交流和合作的空间得到极大的拓展。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意义
(一)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社会主义方法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社会主义价值是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其中,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命题,是从最深层次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由社会主义方法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社会主义价值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价值,并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
(二)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基础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基本国情,其理论支点是时代主题转换论和初级阶段论,其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实现了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即“产品经济论”的创新和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空前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为一些国家的探索和对历史经验的反思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起到了示范作用。
(三)引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径,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因而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而产生,并将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程不断创新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不仅将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坚定我国人民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向世界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将以其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发展道路而成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范例,从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和发展。
四、结论及展望
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的 ,在随后不到一个世纪的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追求“理性的王国” 的希望之所在。
无论生产力如何发展,只要真理不倒、正义常在,科学社会主义就将永葆青春;无论生产关系如何变化,只要人类的平等和人权得到尊重,科学社会主义就将能面对任何挑战;只要社会主义执政党始终教育人民和自身反对“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始终坚持“三个代表”,社会主义执政党将永远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阳光就会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就会出现。
民族传统文化是一定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生产中的积淀,是民族的“共同记忆”,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一个民族无论怎样现代化,都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现如今西方意识流对中国文化冲击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就更应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生态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特点,表现为华夏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泯灭的文明;华夏文化还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点,承继着黄河文明几千年的智慧结晶;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家国乡土观念,兼容并蓄的民族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延续下来的基本精神思想。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价值观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是指具体特定的民族借助传统文化来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1]最早对民族精神进行探讨的是卢梭和孟德斯鸠,而对民族精神进行全面论述则是黑格尔。他认为“(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级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2]中国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发展中逐渐凝聚而成的,这些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表现。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儒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张岱年将中国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内核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内因,是中国人对自己的道德的基本要求;“厚德载物”是外在表现,是中国人对他者的态度。这种精神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1、“厚德载物”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基于“万物一体”的基本认识,是在充分尊重人、动物、自然界生命的生存权基础上的认识,自强不息是对所有民生的精神鼓励,“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滋养,是中国之所以历经世代更替、命运多舛却依然能凝结成一个整体的根本。正是这种自强不息,中国人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学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支控力量,还是一种美好社会理想的信仰基础。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在“德治”下憧憬的“大同”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阶级基础的缺乏正确革命道路的但却与共产主义理想有着天然联系的社会。《礼记?大同篇》中说“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与马克思主义“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也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有着相同之处,中国人憧憬的劳动是自我能力的释放,劳动力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大同世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与马克思描述的“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人们不再将其收藏起来据为己有”相通。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国人所梦想的状态有着相似的状态,又远远高于中国“大同世界”的生活,显然,这更具有现代性,也更符合中国人对未来社会的追求。
2、“入世”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认知的基础
自春秋战国起,诸子的“百家争鸣”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哲学基础,其中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国哲学辩证法和对待人生的一种“入世”态度。而中国哲学最显著区别于欧洲的就是中国的“入世哲学”,即注重社会的人伦关系,强调社会道德价值和人的今生今世。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凭借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思想,很快就把马克思主义高深的哲学转化成了中国哲学的一部分。至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以来重农轻商的传统,反对奸商和社会财富不平等思想也有契合。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虽然从中国古代很难找到与“本位论”、“主体论”完全吻合的哲学话语。但是,从思想取向上看,自孔慕大同到杨朱、管子等思想家的主张,“入世”哲学本身就是现实社会实践在哲学基础上的反映,所以中国哲学探究的“养吾浩然正气”、“向善”、“求真”追求人类幸福的远大志向,这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整体价值目标是一致的。
三、在传承和创新中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当中国社会开始改革时,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因为世界上一大部分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对东方民族缺乏客观的认识,导致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也是落后的。然而,中国不仅没有在世纪之交演化成资本主义,还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就,而决定的力量并不是中国拥有最多的人口、广褒的内陆,而是文化的力量。
1、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
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3]文化作为21世纪一国发展的软实力,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在西方文化构成强势文化的背景下,一些人把庸俗、媚俗的糟粕当成了时髦,考古、旅游商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这种文化低俗化的倾向与我们社会主义文化极不相符,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4]而在当代中国,要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就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谐文化的构建。和谐文化指一种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合思想观念、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5]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首先要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要大力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弘扬时代新风,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粮;再次,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正确方向,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与自信,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文化自觉与自信
党的报告中指出,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成果。党在则进一步号召在文化建设中树立起文化自觉与自信。文化自觉与自信是扎根于民族文化基础上的。文化自信首先是来自民族自信的。民族文化的存在以一个民族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想法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的存在为身份。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每一成员具有凝聚力量,是中华民族成员的归属栖息之地。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来强化民族身份,培植民族身份认同感,使民族凝聚力得到加强,培养一种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与自觉还表现为对“他者”立场下的自我定位。由于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一些国家把自己的本民族文化上升到普世价值,甚至企图以本民族的文化指标取代他国文化,而中国的民族文化正面临着这一文化霸权的严峻挑战。如今有些国人已经习惯了“中国任何一种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的生活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为此,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如果中华民族不能正视自己的文化,“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灵魂漂泊的民族,一个不能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也不能回答‘我们到哪里去’的民族。”因此,追求和谐的中国,迫切需要立足于自身民族文化的根,在继承中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
3、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需要正确处理好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首先,要正视文化的多样性、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费孝通说过:“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定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共同的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的共处原则”。[6]其次,吸收外国文化的同时,要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保护本国文化的独立个性和民族特色,提高本民族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已成为世界性话题。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既要主动融入世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又要高举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新秩序。再次,加强对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近年来,中国文化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地位,这既与国内文化产业政策有关,更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和商业化有关。我们既要善于学习和吸收优秀文化,更要让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工程,它的建设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更加强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建设将翻开美好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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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试论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全文如下:
【摘 要 题】理论探讨
【关 键 词】科学社会主义/列宁的新思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虽然是以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为客观依据的,但是,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材料。这种思想材料,既包括马列主义,又包括毛泽东思想。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P369)本文试图沿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循着邓小平的这一思路探索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这一设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1)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恩格斯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21](P502)离开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化大生产,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切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直接占有的社会。
(3)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将有计划地进行。
(4)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5)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商品和货币已退出历史舞台,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6)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国家也随之消亡。
(7)社会主义社会将使人们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P256)这些设想虽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前提条件的,反映了较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它们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仍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着重要意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P373)这一理论概括,不仅是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认识和考察的成果,也是他对马克思上述设想从本质上进行抽象的理论结晶。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这一设想的主要观点包括:
(1)东方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2)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必须具备下述三个条件:一是东方社会“处于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P437)二是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就”,尽快地奠定社会主义社会必要的物质基础。三是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要想顺利地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就必须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前提条件,即马克思所说:“假如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补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P326)马克思还指出:这一设想“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P431)这一设想不但为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而且对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有着重要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法、管理方法。”(P273)邓小平的这一对外开放的思想虽然立足于当今时代特征,但从理论来源看,最早来源于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起初,他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实践表明,这个政策虽然对当时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战后引起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使列宁不得不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以迂回曲折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其基本内容是:
(1)在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存在着若干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列宁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
(2)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明确指出:“没有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
(3)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
(4)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为,不向资本主义学习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他为了强调向外国资本主义学习,还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即“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P520)(5)利用市场和商业建设社会主义。
(6)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以适应生产力落后而又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状况。列宁认为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P369)这些基本观点构成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
这一新思路反映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规律,因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对外开放的理论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都能在列宁的新思路中找到思想源头。正如邓小平在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1l(P139)
首先,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孕育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作了详细地阐述。其要点包括:
(1)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
(2)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3)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体是实行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力量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具体说:“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P369)(5)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要点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孕育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孕育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们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思想来源。
其次,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萌芽和生长点。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探索,虽然走了许多曲折的路,但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构成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为邓小平理论的萌芽和生长点。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的思想。他说:“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并且明确指出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一思想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问题。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与旧社会的基本矛盾根本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实际上包含着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思想。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引以为戒”,不要走“他们走过的弯路”,要从本国国情出发,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与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一脉相承。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目标问题,毛泽东在1960年初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不久,周恩来又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在本世纪末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
第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学习外国的科学文化技术和管理经验。
第七,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毛泽东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时指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1959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思想来源。
从上述七个方面,不难看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萌芽和生长点。这正如薄一波同志所说的:“小平同志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吸取了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取得的对现阶段仍有指导意义的全部积极成果,包括当时没有照做或实际上后来又被毛泽东否定的正确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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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相对于应用创新而言,可分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基础研究科学理论创新。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包括:哲学理念创新、思想观念创新和文化创新等、法学原理创新等。科学基础理论创新涉及面更是广泛,难以界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生一定的改变,经历了几番创新,从原始的“政治革命一体化”渐渐地过度为启蒙现代性以及文学现代性的新文学史,在发展为当下的文学与历史通融的良好发展现状,为此本文将就现当代文学史理论的创新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与思考。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创新;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很多事情也在时时的发生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当代文学史理论也经历了几次变革,为了更好的适应发展的社会进行一定的革新,进行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思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学史创新关键便在于进行文学史理念的革新,进行理论的创新可以实现文学史更好的发展,同时为文学史的良好革新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时由王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再次著作中作者对于“史”的思考依然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思想,但是却摒弃了严重的浓郁的政治色彩,使人们在进行相关阅读时可以更加的心情舒畅,得到一定的放松,而不是过多的被其中存在的政治色彩所左右,影响读者的感官体验。再次著作之中作者根据自身良好的文学底蕴修养,进行多种史料的搜索与总结,运用自己独特的目光进行相关问题的阐述,对于发展历史中各种文学历史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综合的且极为可观的评述。
因此,此著作的阅读不仅使读者感受到鲜明的“史”的特点,同时兼顾了文学的特性,这也是王瑶所要呈献给读者的其所认为的文学史理念。在王瑶的著作之中充分的运用自身所掌握的各种知识进行“文学”与“史”的良好结合,这一创新性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之后的文学史却没有这样发展下去。
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对于文学史进行相关阐述时十分突出的强调了革命运动对文学的影响,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使作品中的政治色彩较为浓郁,同年张毕来执笔的《新文学史纲》中更是出现了“革命史化”,按照政治态度对作者进行详细的划分;1956年由刘授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对于阶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强化,文中无论是在阶级立场还是相关的观点上都在时时的强调政治性,认为文学是政治观念的附庸。由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年代文学史正在朝着政治革命一体化方向发展。
不同的文学史理念影响之下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观念的革新会影响到体例的革新与发展。文学史中的体例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专题史型,文体史型,作家论型以及混合型。就以往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涉及的体例进行分析,混合型体例应用较多,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呈现出一种“板块结构”的特点,直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出现,这种板块结构才出现了一定的变革,突破了以往的写作模式,在以往的文学史的编些过程中,作者在进行事件的阐述时往往采用分时期进行文学运动事件的阐述,之后进行座驾作品框架的构造,进行文学史连续性以及发展轨迹的呈现,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在进行相关事件的描述时更多进行了事件的综合分析,统一进行相同点的分析,具有更好的参考作用。
但是对于体例的创新不能仅仅的局限在写作方式的改变,还应该从选择上进行创新。在进行事件的选择时,如何进行取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编者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学底蕴,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形成个人眼力,进行事件的甄选。不同的编者拥有着不同的文学底蕴,编者的眼力差距也会影响着文学史的编些发展。
文学史的编写需要以史实为依据。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严格的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以史实为基础,同时以“论”为文学史的主体进行编写。在对“史”的阐述时,作者需要严格的遵守史实,进行客观真实冷静的辨别,进行客观的阐述,但是对于文学史的编写又不同于对于纯历史进行编写,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进行文学思潮以及每个时期文学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梳理,将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真实的再现,使读者可以更好的进行相关了解。
文学史中“论”的编写是文学史的主体,因此作者在进行相关文学现象,文学运动进行分析时应该更好的尊重史实,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在兼顾准确,真实,客观地进行问题的分析时,作者进行相关的阐述还应该突出自身的特色,在进行事件的分析时更多的融入自己的风格,使文学史更具个人进行文学史的编写,不仅需要作者更好的向读者进行文学运动的展示,加深读者的了解,并应该努力的通过自己的方式更好的使读者进行文学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重大事件的了解。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史才可以更好的吸引读者,被更多读者所接受。
中国的文学发展历程十分悠久,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文学运动,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了多次的发展,正渐渐的脱离政治色彩进行事件更加真实,可观的阐述,更好的向消费者进行事件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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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实践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实践大众化和创新大众化三个方面。本文主要以德宏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实践为例进行分析研究,同时,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新思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德宏州的实践 新思路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变为被人民大众理解掌握,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实践大众化和创新大众化,三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变为被人民大众理解掌握,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实践大众化和创新大众化,三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1]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注重联系边疆的实际,要适应少数民族的思维特点,真正从当地实际出发,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终转化为群众的认识,提高他们在实践中运用理论的自觉性。
1.1 培养民族干部成为理论宣传带头人
民族干部熟悉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生产生活、语言风格,在少数民族中说道理、讲政策、做工作,群众往往愿意听、愿意学、愿意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就是要充分发挥民族干部的独特作用,组织挑选部分理论水平高,了解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熟悉民族文化、语言、风俗的民族干部,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理论, 使他们成为“本乡本土型”的理论宣传带头人。
对民族干部的教育培训,德宏州采用了“大教育、大培训、大锻炼”的方式。一是实施民族干部培训工程。依托省委党校和国内高等院校,举办不同层次的民族干部专题培训班,不断提升民族干部政治理论水平;二是实施民族干部培训百千万工程。把少数民族干部列为重点调训的干部。三是实施党员素质提升工程。四是实施农村带头人培养工程。着力抓好民族文化传承、产业发展等各类带头人的培养。
1.2 利用少数民族民族语言、地方方言俗语增强宣传教育实效性
要善于运用群众语言、大众表达方式进行宣传。寓事于理,以理服人,才能做到情理交融。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被大众掌握,一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变得通俗易懂,适应大众的认知结构、理论水平和语言习惯。民族宣讲队就是要运用民族语言和方言“翻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如德宏州马克思主义理论宣讲队队员就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翻译为傣语的“入里金万”或方言的“好吃好在”,把“理想”翻译为“默着”,“幸福”翻译为“好在”。这些生动而贴近生活的用语,群众很容易理解、掌握。二是要考虑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和思维习惯。少数民族群众有自己的思维习惯、语言特点,他们不一定听得懂学术语言。如:傣语语音的声母、韵母、声调,语法结构中的构词、语序排列与汉语有较大差别,傣语有可置后的副词,定语与中心词组合的倒置语序,状语与中心词的倒置语序的特点。宣讲队员要掌握更多的民族语言、地方方言,运用民族语言、方言宣传,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群众的行动指南。
1.3 发挥民族节庆活动、广播、报刊等宣传优势,形成多样式、多层次宣传格局
德宏州通过举办“泼水节”“目瑙纵歌节”等少数民族的节庆活动进行宣传教育。一方面,让少数民族在活动中领会党的方针政策,感受党和政府的关心与帮助。另一方面,促进了村寨间、民族间的团结;举办各种晚会,精选优秀节目参演。陇川县的“景颇大妈赞共产党”,盈江县的群口快板“赞美新盈江”,芒市的小品“毒品害死人”等节目,表演时都是用方言和当地发生的真实故事。由于形式新颖,内容贴近群众生活,表达方式幽默风趣,效果出奇的好;利用榜样示范效应,抓典型人物、事件进行宣传。截至2013年,德宏州共举办了三届“德宏州道德模范人物评选”活动。
德宏州的电视台、电台都开办了民语节目。用少数民族的母语讲解党的理论、政策,既尊重了少数民族的语言风格和思维习惯,又能让他们更好地领会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在收看德宏电视台民语台的《新闻联播》时,听到用民族语配音的、的讲话,感到很温暖、很亲切;《德宏团结报》以汉文、傣文、景颇文、载瓦文、傈僳文等五种文字出版发行。它在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成为德宏州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展示德宏发展变化的主阵地。
此外,一些基层组织利用赶街天,用当地发生的故事,用群众易看懂的图片进行宣传,也提高了宣传教育的实效性。
2.1 培养高素质的宣传思想工作者
理论宣传内容要考虑群众的实际理解能力,考虑群众的需要,语言表达既不能学术化、精英化,也不能简单化、低俗化。理论宣传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开会作报告等形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必须与受众的兴趣、利益需要以及信息接收习惯相契合,这需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宣讲队。首先,对宣讲队员定期定时培训。培训不能流于形式,要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和定期检查制度。其次,吸收理论水平高,讲课有吸引力的专家学者加入宣讲队。再次,定向招收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培养对象,建立人才培养库,不断扩大宣讲队伍。
2.2 创新工作方法,真正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运用互联网管理的优势,建立网络举报与监督,网络评议制度,创新工作方法,认真处理群众投诉;要有阵地意识,面对困难与问题,不能绕,不能怕,不能缩,要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牢牢掌握网上舆论工作的主动权。
少数干部以命令强制的工作作风对待群众,导致群众对政治宣传产生抵触情绪,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群众中失去吸引力。所以,要克服简单粗暴工作作风,增强宗旨意识、服务意识,不弄虚作假,个不搞人主义,消除官僚主义,增进党群关系;坚持科学决策、依法办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实践证明,任何一种脱离群众需要的、孤立封闭的理论都将被大众所抛弃。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要被群众接受,关键是党员干部要真正关心群众的需要,能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困难问题。只有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 2.3 理论宣传要克服思维定势、工作惰性,制定相关制度
理论要转换成群众掌握的语言有一定难度,群众接受新事物、新理论需要一个过程,理论宣传的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宣传思想工作要有爱心、耐心和恒心,要克服惰性;思维定势是推进理论大众化的心理障碍。从众、安于现状、固守不良习惯,是群众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要突破心理障碍,扭转惯性思维,提高群众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守法意识;完善相关制度,制定配套措施,是做好宣传工作的保障。好的制度可以使人成为好人,坏的制度使好人也会学坏。传播正能量,惩治社会不良习气,才能弘扬正气。
2.4 提高理论素质,增强判断能力,做好社会情绪、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
思想政治素质是对宣传思想工作者的基本要求,也是最根本的素质。思想政治素质过硬,舆论引导就能坚持正确方向;思想观念出错,舆论引导就会出偏差。应对突发事件,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提高理论素养,坚定信念,才不会因思想上的偏差造成导向上、行动上的偏差,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
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才能透过复杂的现象看清本质,把握主流,提高判断能力,做到审时度势,因时而谋。当今社会,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通过网络的传播,个体情绪经由快速便捷的信息渠道传播,极易蔓延、扩大,变成社会群体情绪。近年来,一些地方相继发生了重大突发事件,引起了群众的恐慌,这对政府的处置能力是一个考验。对社会热点、重大突发事件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需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说理,第一时间发布权威声音,为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赢得时间;需要大局意识、坚持原则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持高度一致;需要弘扬主旋律,倡导主流思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持之以恒,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定会被群众理解与掌握,并成为他们强大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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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工作路线,执法为民是政法机关的根本宗旨。刘少奇指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他的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党的群众观点的内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议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理论及其中国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论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科学证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20世纪初,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从当时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列宁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特别是深刻阐述了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紧密地与群众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表示,他们创立科学理论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群众”,使批评的武器“变成物质力量”,从而实现“改变世界”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尽管人民群众所包含的阶层并不相同,但人民群众一直都是历史上不同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类群体。尽管事实如此,但问题在于,在绝大多数思想家们看来,数量众多的人民群在历史中只是一群低贱的体力劳动者,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在18、19世纪的众多社会主义理论家那里,虽然他们也肯定了人民群众劳动的重要作用,但对人民群众这一群体在历史上的悲惨境遇至多也只是抱有同情之心。
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率先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为“人民群众”正名。与过去的一切思想家和社会主义者们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认识到、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在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明确提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反对过去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英雄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生产劳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人类社会如想存在和继续下去,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生产劳动一刻也不能停歇下来,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都证明如此。既然生产劳动构成了人类历史存在和继续的前提,那么作为生产劳动的主体――劳动者或人民群体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历史的创造者。
(二)在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科学地论证了人民群众理应成为社会历史主人的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过去一切剥削社会不公正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劳动者和他们产品的分离,即处于统治地位的,对物质产品具有支配权的所有者不是产品的生产者,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丧失了产品所有权的却是产品的生产者。马克思认为,在一个公正的、理想的社会中,劳动产品的生产者与所有者应该是统一的,产品的生产者应该也是产品的所有者。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作为劳动产品生产者的人民群体既然成为了他所生产的产品的主人,那么他们也应该成为他们所创立的社会的主人。
20世纪初,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率先取得成功,成为第一个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立足于当时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列宁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特别是作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第一个国家,列宁深刻地阐述了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
(三)联系俄国的实际情况,列宁深刻地阐述了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之间的密切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一般地论述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根据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列宁深刻地阐述了人民群众与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列宁看来,在当时的俄国,人民群众包括了“全体被剥削的劳动者”,即不仅包括工人群众,还包括其它的广大人民。无产阶级不是一般的被剥削的劳动者,而是人民群众中的最先进的部分,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党有着天然的联系。布尔什维克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队伍。列宁认为,尽管在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分,但是绝不能因此把它们对立起来,在实际工作中要注意把三者统一起来,特别是列宁强调说:“无产阶级政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
(四)基于俄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列宁深刻地阐述了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前提条件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正是基于士兵起义、工人暴动、农民革命的形势,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迅速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在革命成功后,列宁又反复强调了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对无产阶级政党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在1918年的一次讲演中,列宁说:“数以千百万计的群众,―――哪里有千百万人,哪里才是政治的起点;哪里有千百万人,而不是几千人,哪里才是真正的政治的起点。”1922年,在《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一文中列宁继续强调说:“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
(五)基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列宁深刻地阐述了人民群众与党的政策之间的关系
在列宁看来,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目标,因为布尔什维克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因为从根本上讲,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从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20世纪20年代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关于处理党的政策和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的光辉典范。在面对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广大群众当下利益的选择时,列宁宁可让社会主义的步伐迈的慢一些,也要暂时满足人口占俄国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列宁还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脱离群众,热衷于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共产党员们,认为对他们的姑息是 “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
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中国化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中国化,而且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新的内涵,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质。
(一)在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探索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中国化
总体上讲,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具体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由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们提出,并在随后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不断发展。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灵魂。1929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首次提出“群众路线”这一概念,此后群众路线变成为我党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对晋绥新闻工作者的讲话中,曾这样强调我党历来对群众路线的重视,他说:“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群众路线对我党的重要意义时曾评价说:“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正是依靠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随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过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新论断,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中国化
拨乱反正之后,邓小平同志正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应该说,无论是邓小平同志作出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还是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都坚持和体现了把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出发点的基本立场。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判断和评价它的成败与是非得失,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标准,这其中就包括“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中,邓小平同志也把人民群众“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
(三)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社会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复杂。面对新形势、新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人民群众的新变化、新特点,对党的性质和党的任务作出了新的规定。从性质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从任务上看,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还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从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出发,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当今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与此同时,我国的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发展步入关键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同志当选后,首先向社会和世界发传达出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基础的执政理念。
2013年4月19日,书记主持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决定,决定指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于我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具有重要作用,要通过群众路线的教育活动,克服我党在执政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2013年6月19日,再次主持和召开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会议上,习总书记强调指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2013年6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启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重点对象是县处级以上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2014年1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二批启动,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中央政治局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分别联系一个县,联系河南省兰考县。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以同志为的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全程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新成就、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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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要到明末才发达。过去中国所讲的,是治国平天下,想像中的是一个“天下国”而不是狭隘的“民族国”。国家的观念,十分淡漠,因此没有偏激的国家主义,也没有国际主义,而是讲大同主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探讨全文如下:
研究一个民族的思想特质,颇不容易。因为思想的特质,即使可以反映某一民族思想的特殊部分,但不能以部分来概括全体。而每一时代的思想,受该时代的影响所表现的趋势,各有其着重之点,且各时代有各时代之不同。同时思想家的思想与一般社会的思想,颇有距离。思想家固然可以领导时代,而时代亦可以影响思想家或其学派的学说。即以此三点而论,要来研究某一个民族的思想特质,就感到不易着手。一个民族在某种自然环境中,承受其文化之遗产,所形成的某种状态之下,再加上某几种对外思想接触后所发生的影响,从这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该民族思想趋向的大势。例如英国的政治思想,侧重经验,德国重玄学,法国则讲逻辑。此种判断,虽不能表现一切,但可看出他们民族思想的大概。研究中国的思想,也应当先讨论它自然的环境,文化的遗产和外来思想所予的影响,然后找出它思想的特质。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所不能离开的特殊自然环境。这个环境也就从多方面给予这民族以莫大的影响。单就气候一项来说,比方俄罗斯那样苦寒的地方,人们时时感到受自然环境的压迫,郁积于心,结果就形成勇猛阴鸷的民族性。也许因为终年蛰伏的时候多,在屋子里静坐凝思,从炉边闲话中,许许多多的计谋便容易打好稿子。在印度则不然,终年炎热,精力蒸发,人们露宿的时候多,仰观星斗,近听恒河,而感觉生灭无常,生命渺小,于是崇拜宇宙发生印度教及佛教的思想。中国的气候是温带性的,它的文化始自黄河大平原,然后至于长江流域。温带的气候,没有酷热严寒,因此养成趋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发达。
说到中国与外界的接触,在印度的佛教未进入中国以前,可以说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中国以前接触的均是文化较低落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他们往往是受中国文化所沐浴,受我们的同化。印度的佛教在汉末已进入中国,至唐代为止,所予中国文化的刺激最大。但佛教文化也是和平的思想,而不见阴险残暴的成分。随后到了明末万历年间(三五○年前),西洋思想也与中国接触了。当时西方正是伽利略、牛顿的时代,耶稣会的教士们,带着新兴的科学思想来到中国。
他们的目的,本为传教,但为了适合中国的传统思想并博得宫廷的欢心,他们一方面不反对中国崇拜祖先的习俗,认为是慎终追远,一方面将天文、数学的理论,天文的仪器,乃至日用的钟表等进贡到中国的朝廷。教士中竟有屈身作钟表匠的,希望得朝廷的信任。那时最有名的教士如利马窦、南怀仁、汤若望等很为一班朝野所欢迎,汤若望并且主持了中国的钦天监。只可惜传教士中,对于传教的手段,内部发生矛盾,有的认为前面一派人士的作风是离经叛道,更不当涉足宫廷,因此跑到教皇那面去告状。同时明末以后,清朝的大君之中,雍正是最反对西洋教士的。他自己是个喇嘛教徒,即位以后,即将那些教士赶跑,这一段时间,前后不到百年。一直要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方与西方科学思想再度接触。不然的话,中国的科学化要早三百年。
现在我们再来看中国文化的遗产。上古已古不谈,因没有确靠的材料,比方说尧典舜典都不是当时的作品,是假的。为了求材料的可靠起见,我们最好从周秦诸子说起,按时代的递嬗,来看思想的变迁。分时代本不容易,例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谓是划时代的,但这个时代的思想虽然有大的改变,却不是一切都变,还有它未变的成份。我们讨论到中国的思想,姑且按下面几个时期来划分:
一、诸子时期
这一个时期是从西周起至董仲舒主独尊儒术前为止,乃学子最发达的时期。西周三百年是个封建时代,到东周以后,虽然仍为封建,但已经不是定于一尊,而变成霸权争雄的局面了。所谓霸权,争的是执牛耳,即是盟主,因为各邦国会盟的时候,必杀牛歃血为盟,由盟主执着牛耳去杀牛,因此通常称盟主为执牛耳。因霸权鼎盛,社会上合纵连横之说遂兴。各邦国的君主,皆欲收罗人心,招养士子,以为己用,最大的士子如苏秦,竟作到六国的宰相。上面所说的纵横家,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他尚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农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等。最要紧的,却是儒道墨法四家。儒家的代表人物首推孔子。
孔子在中国恰和释迦牟尼在印度、苏格拉底在希腊一般,同在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又都是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文化最发达的时候。孔子注重私人讲学,没有采用宗教式的组织。道家则不然,除广收门徒,开有讲座外,还含有宗教式的组织兼以实行。但道家并非道教,道教是张道陵所创,是世俗的迷信。冯友兰先生曾将中国道家分为三派,一为杨朱式之道家,一为庄周式之道家,一为老子经典派之道家。至于道家之是否为老子所创,尚是疑问,不过老子确有其人,比孔子老,孔子曾问礼于他。四家之中墨家是主兼爱非攻的,代表人物是墨子。法家的巨子是韩非,申不害,法家盛于秦,秦始皇就是以法家统一中国的。如商鞍就是法家。这四大家在中国此后的时代思想中,均有他们的成份。其他如公孙龙的名家,许行的农家,孙膑的兵家,都可惜没有充分的发展,不然中国的逻辑学、农学、兵学,早就该有很有系统的学说成熟。
自秦以后,汉初名君中,高祖崇尚法家,萧何定律,他便是个法律专家。汉高祖溺儒冠,对儒家不感兴趣。文帝尚黄老。武帝思想很复杂,后来他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学时代便告结束了。
二、儒学奠定时期
自汉武帝独崇儒术,至东汉末年为止,可称为儒学奠定时期,儒学在这时成了官定的国学,政府设有五经博士,经成为一种专门研究的学问。特别是儒家的经典,细细推敲研究,分别今古,成为汉学。汉学到郑康成马融,遂集其大成。
三、佛学时期
佛教输入中国,始于汉末,盛于唐。汉末以后,中国进入大动乱的时代,经三国东晋而历五胡十六国,连年战伐,群情彷徨,受离乱之苦,又痛受北方异族的残杀、文人无力恢复,只知对面而泣。过去所谈的孔子之学,一时无从实现,人人想退而求个安身立命的归宿。因此与老庄之学接近的佛学,这时介绍到中国来遂大受欢迎。中国通称汉明帝梦金神而求佛,其实不然。明帝以前即有人拜佛,宫中亦有信徒,而佛像是在释迦牟尼死后五百年方兴,汉明帝虽然是做梦,也不能梦到个金佛像,因这时根本没佛像。佛教输入中国后,当时的佛学大师如法雅、道安、支遁等,皆以老庄的思想来诠释佛义,鸠摩罗斯也是个在中国宣扬佛教的得力人物。黄老之学与佛学合流,而蔚为思想的主流。但彼时谈佛教,谈的是禅机,重讨论,尚清谈,实际上未必个个笃信佛教。译述的经典,尚未成熟。以后经南北朝而唐,到唐玄奘自印度回去,大乘佛教在中国乃特盛。译述的经典也日益加多,由过去生粗的认识,进而至深邃的研究。佛学和老庄的思想,笼盖了一切。中国和印度的佛教有其不同之点,中国的佛教里,自己创造的成份很多,有些派别,在中国有的,印度没有,即使印度有的,而解释又各不同。中国有所谓十大派十三派,如唐三藏的法相宗、天坛宗便是自家所创。其中首重哲理的探讨,而于宗教的迷信部分却很少,只有密宗与净土宗算是有迷信的意味。
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探讨
四、理学时期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对佛老之学的一种反动,早在唐代佛老之学最盛的时候,已经在酝酿中了。本来儒学在唐代还是相当尊重,国家选拔人才,亦以儒学为准。到了唐末宋初古典派的儒家兴起,便力倡排斥佛老之学,先有韩李,后有欧阳修。唐至北宋这一段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在自己创造佛教。冯友兰先生称这一派的人为新儒家,他们将儒学里面缺少的形而上学部分,加以补充,因孔子只讲人伦、社会、教育,不谈性理与天道。孔子不是不懂形而上学,他说过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是性理之学。不过他不讲,他有另外的一种境界。宋儒吸收了佛教思想中的形而上学部分,融化后拿来补充儒学,成功了性理之学。他们决不承认理学是佛教的思想。理学之中又分程朱与陆王两派别。此一时期自宋至明为止。
五、朴学时期
明末清初,中国思想上又发生了大的变动。此时中国已开始与西洋接触,耶稣会的教士将新兴的科学思想介绍到中国来,而又因受满族统治,革命的民族思想也发生了。由于西洋科学思想的接触,乃不再谈性理之学。如颜习斋、李恕等,均讲实用之学,研究数学与地理学。在儒学部分终而变为考据之学,用极严谨的归纳法来考据经典。而欧洲的学者如培根,却是拿科学的归纳法去研究自然。在反对异族统治的部分,在思想上变成了民主主义,如黄宗羲的原君原臣,反对专制,比卢梭的民约论,早了一百余年。这一时期的思想讲实讲考据,故又称朴学。至于此后的思想,由于鸦片战争,西洋思想再度进入中国,便进入到科学思想的时代了。
以上是中国思想变迁的大概情形。就中国本身的文化遗产而言,儒道墨法四家之中,可惜墨家法家早衰,只剩有儒道两家。道家因为加上了佛家的力量,故道家也成了中国思想中的重要部分。每一时代所着重的地方虽有不同,但思想的主流,总是少不了这几家的学说。
根据已经讲过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外来影响,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
一、尚人伦
中国思想最重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本主义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儒家发达得最厉害,孔子讲仁、讲忠恕之道,所谓仁,便是将人的性格发出去,忠的意思是推己及人,恕的含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处处都着重人与人的关系,要在好的人伦关系之上,建立一最发达最平衡的社会。孔子亦讲重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民无所措手足。”因为当时名实不符,他希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尽其道。君有君应尽的责任,臣有臣当守的本分。父对子的慈爱,非为物质的目的,而系出于本心的慈蔼天性。子的孝父,亦不是为报酬、为名誉,是出于纯真。孔子还讲义。行而宜之谓义,尤其对朋友的关系重在义。其次也讲礼,讲智,他提倡人们从仁义礼智上去求发展。孔子以古来的思想,加上自己的理想,发挥人性想建设一个最和谐最美善的人伦关系。
二、去玄学中国思想少玄学的部分。孔子是见鬼神而远之,他的儒家思想里不谈宗教,只谈哲学的真理,伦理的哲学。他不否认宗教,不反对祭祀,祭祀是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他所指的天命,也不是天父或神,而是真理。
三、集大成
这一传统也来自孔子,所谓集大成主义、是融和一切。培根讲求知的方法,有蜘蛛式的吐丝法,蚂蚁的搬积法,蜜蜂式的采蜜法,孔子却讲集大成法,因为这样,中国便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在西洋,哥白尼的地动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比人和猿猴同一祖先,均引起西洋人猛烈的反对。1922年美国有一中学教员,即因讲进化论,而被辞退。在中国却没有。中国很乐意吸收他人好的思想。
四、与自然融合
中国的思想家,觉得人是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与自然合而力一,只有在整个自然的中间,方可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西洋讲征服自然,印度讲崇拜自然,中国则从了解自然之中,与自然合一。中国也有讲征服自然的,如荀子:“大天而颂之,孰若执天命而用之。”此天乃自然之天,但此说未盛行,中国的自然科学因此不能发达。
五、主容忍
此一思想的特质,可以从对宗教的容忍上看出来。中国从来没有宗教的残杀,历史上确曾有过魏武帝、唐武帝、周武宗,三武杀僧侣的事情,但都是因为牵涉到政治的问题。如唐武帝杀僧侣,因为佛教徒要叛乱。至于韩愈、李德裕排斥佛老,所排斥的是佛教的组织,是因为僧侣不生产,并非在思想上反对佛老的哲学。而韩愈的至友之一还是个和尚。至于今日中国西北的回教问题,那更是政治的关系。
六、爱大同
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要到明末才发达。过去中国所讲的,是治国平天下,想像中的是一个“天下国”而不是狭隘的“民族国”。国家的观念,十分淡漠,因此没有偏激的国家主义,也没有国际主义,而是讲大同主义。
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深置在中国民族之深处。即使一时有残忍险恶的反动发生,但这是违反中国民族思想的素性的,要以一时的反动来淹没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更是不可能的。我们并非以中国人的态度,来论中国的思想,我们觉得世界欲生存,文化要光大。中国的思想趋向中和,崇尚仁义礼智,在一个和谐的人伦关系上,建立大同的人类社会。这一种思想,既不鼓吹仇恨斗争,也非厌世离世,在当前的世界上,实在是一条思想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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