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趋势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中国文化不但对日本、朝鲜半岛产生过重要影响,还对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很多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明以及指南针技术首先应用于航海,才导致了人类所谓蓝色文明和环太平洋文化圈的形成(李二和《中国水运史》);郑和七下西洋更加深了这种文化的传播和辐射。并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枢纽的东亚文化圈。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以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思考未来设计的趋势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分化与融合: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思考未来设计的趋势
未来中国的设计将走向何处,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每一个设计者乃至社会大众都迫切想要找出答案的问题。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随社会不断的现代化,文化也在现代性方向转变。“设计”,虽然是个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的行为和意识,但严格的设计,应当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概念。自从设计师这一职业的出现,自觉的设计的行为就成为社会文化建设中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同时,今天的设计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设计问题。从广义的角度说,设计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的创造问题。要看清今日的设计,必须深刻洞察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工业化水平、国家文化政策、人民的审美修养、国际交流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思考未来的设计趋势,若能站在文化的发展趋势之基础上,这样去思考问题的实质,才会看得更清,看得更远。虽然我们对文化的认识能力非常有限,但设计者应当做出这样的尝试。
改革开放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浑然不分的总体性或中心化社会,所有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财富的分配、所有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严格的一元性和政治性,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强制地整合在一起,一切都是权力话语的控制和投射。经济体制上的国有化和计划性,消解着任何独立运作的可能性,经济是政治的附庸。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组织体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隶属于这个巨大的社会系统之中,个体的行为和独立性被抑制了。文化的一元性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在不存在任何其他异质文化成分的环境中,它具有唯一合法化的地位。观念、审美趣味的一元化,都是政治系统的必然延伸。
在“”反对封、资、修的“革命”口号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状态深受影响。与他人绝对一致的外表和生活习惯、行为模式,是保持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本色,“求同避异”是普遍的文化心理定势。唯恐由于一些微小的差异而被人视为异端。除了三餐一宿最基本的需要外,中国人没有欢乐,没有消遣。在那样的生产导向的时代,消费视生产计划、配给计划的马首是瞻,能获得必须的生活用品已是不易,更勿需谈设计关注消费者需求了。因此中国的设计在那样的封闭的环境中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迈开了脚步,随着体制改革的进行,多种所有制开始并存,行政包办一切的中心化体制逐渐瓦解,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统一的计划让位于平等自由的市场供求和竞争。经济的长足发展不仅使物质生产迅速复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更对社会的各个方
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开始了从一元向多元的分化。平均主义走向分化差别,从官本位走向市场化,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中国社会已经从高整合低分化的社会转向一个分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理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传统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一个基本的标志就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彼此分化,各个社会子系统开始具有并不断发展出自己的相对自律性。韦伯和哈贝马斯都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原先整合在一起的不同领域的逐渐分离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经济的分化,也迅速导致了其他各方面的分化的连锁反应,文化的分化当然也是其重要影响结果。经济的自律和分化导致了观念的极大转变,市场经济促成了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出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普遍的商品经济关系的建立是“人的独立性”得以发展的基础,是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发展的基础。
市场经济的平等性、选择性、自主性、开放型是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经济根源,它使消费者由传统的被动的消费变成主动选择的消费;把行政手段控制的由上而下的消费变成普通居民广泛参与的消费;使计划经济大群化、统一性的消费变成直接与个体兴趣、爱好有关的消费。由于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自主的选择、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意识越来越强。今天,穿什么样的服装、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完全取决于自身,没有哪一种是强加给消费者的。从企业的市场战略角度而言,就是市场的不断细分,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定位至关重要,消费群体的分化越来越细,开发适合目标群体的产品、服务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分化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现象,但在历史进入新世纪,国际背景、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日渐复杂之时再认真地审视文化发展,我们会发现,在分化发生的同时,还潜在的存在着一个消解、融合的过程。这同样对设计的探讨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值得认真思考。信息资讯正在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WTO的加入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的资金、科技、贸易的大潮,也使文化的交融日趋复杂,中国本土文化在不断的吸收异质文化的能量,消解传统的文化所确定的各种边界。这种融合现象至少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传统社会的特征在于一种“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时间和空间的地域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使得文化的地域界限十分牢固,而且彼此有别。近20年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入地域文化的经营和传播,信息流通的快捷、交通运输业的日益进步,促成了文化的游离,文化系统本身在不断的抽象化,越来越脱离原来特定的地域限制和特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到以前无法触及的地区。时间被虚空化了,出现了真正的超越不同地域特征的北京时间。
这种文化的媒介化,对原有的地域文化局限性的破除,使文化在日益的平均化和同质化。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原本属于特定的“本地生活”的文化材料,它的有效性只有在文化主体在场的情况下才有效,现在经过大众文化的改造迅速可以成为普遍使用的材料,成为一种时尚。最典型的是那些原本带有浓郁的地方特征的文化产品或风格。像一首民歌,经过改造可以成为流向歌曲而广为传唱,一种民艺造型风格,也会因为某种社会时代因素的激发而迅速化为时尚物品而充斥街头。这样,它们也就失去了与“本地生活在场有效性”主体的内在联系,成为与这样的本地生活无关,成为那些不具有“在场有效性”的其他主体的文化消费品。当一种起源于特定地域的文化产品成为人人享用的商品时,当它们变得为所有人喜欢时,它本来具有的“地域特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在以越来越迅速的速度消解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不仅在中国本土内是如此,经济的开放化、信息化,促使中国不再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发展的形态,而是卷入了更大的“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从巴黎时装的流行风,到好莱坞大片的上映,西方文学艺术风格潮流的渗透,生活方式的吸收与接纳,等等,都在促使今日国人生活形态与观念的演变。国际化产品视觉语言的流行,对国际品牌的青睐,既是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竞争新的契机,也是压力与动力。
在传统文化中,雅俗之间的分野是明显无疑的,贵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作为一个雅俗文化的二元结构,即对立又和谐地构成了社会整体文化形态。近年来,随着大众主体性、参与创造生活意识的觉醒,再加上物质条件日渐充裕所提供的手段上的辅助推动,大众文化发展得极为迅猛,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区别也在日益模糊。这种发展方向是耐人寻味的。在传统文化中,贵族文化通常是从民间文化中寻求素材和灵感,然后经过文人雅士的提炼、抽象、改造,演变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高雅的艺术形态,进入高层次的正统主流之中。而当今的文化发展似乎正呈现相反的趋向,大众文化不仅自身在生产和流通的规模上超出了其他文化,而且还掠夺其他文化资源,并把这些资源最终改造成适于大众文化逻辑的共享性的文化。
大众文化不断地在吸收利用雅文化的各种材料,形式和主题,并将这些材料很快处理成流行的熟悉的和易于接受的东西。如果说雅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吸纳是一个“陌生化”的过程,那么大众文化对雅文化材料的吸收,则是从“陌生化”转向“流行化”、“通俗化”。近年来中国结、唐装的盛行,从高档的手工艺术品到低档廉价物品,满足着各种消费层次、审美层次的需求。陶吧在都市生活中的盛行也是一个例证,陶艺从神秘的艺术殿堂里走出来,让每个人都可以亲身体验创作艺术的感受,不管做出来的东西如何,重要的并不在于此,而是艺术生活化的体验。大众文化的这种改造,使原先局限于少数人的文化产品,变成了大众可以消费的对象。大众文化通过吸收雅文化的特质,并对其加以改造和变形,以丰富自身文化的内涵,实现大众自身的创造生活的愿望。
在传统文化中,艺术是虚构的文化形态,虽然总是以某种方式和日常现实联系在一起,但从根本上说,逻辑上和观念上的界限实际上是存在的。但这种虚幻和现实的界线在信息社会的发展中受着技术的强烈冲击,进而在人们的生活行为和观念中被模糊了。其中之一方面就是电子传媒的普及引起视觉文化在生活体验中地位的上升。大众传媒如今日已普及的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数字电影等模拟和再现真实之物迅速而逼真,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中看到“真实”的场景,了解同步发生的现场直播的动态。
影像性的视觉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不断地消解着传统文化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特征,话语文化日益让位与直观快捷的视觉文化。另一方面就是网络的冲击,也许当初万维网在美国军事部门研制成功之时,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网络的普及速度之惊人与对世界冲击之大。网络不仅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这个数字化的世界更使人们真实地体会并实现了生活的虚拟化。网上教学,可以在家中参加虚拟课堂的授课,和虚拟的教师对话;网上购物,可以尽情浏览、比较各大购物中心的商品,并点击以确认购买;网上交友,你面对的人可以没有性别、年龄、职业、声音,一切都存在于双方的现象中,个人也可以以虚构的身份参加虚拟社会的活动而不许顾虑会被察觉。今天的人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已经因为网络的介入而有了巨大的变化。
当代文化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模糊的一个重要转变在于,文化生产可以预先设定某中逻辑或模型,进而依照这些虚幻的逻辑来模拟。这就是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所说的“地图在先地域在后”的游戏规则的出现。可以依照现实的需要而将问题借助于虚拟的形式解决。例如时装界数码模特的出现,可以取代真人模特儿现场表演,就是一场惊人的革命。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虚拟现实的运用,不仅可以使顾客看到虚拟现实的物体实态,甚至可以让人去触摸、感受到它。这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其直接后果是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现实”的出现,它取代了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现实,转而成为我们理解现实的主要途径。
在一直以来的人们的认识中,年龄通常是一个导致文化产品类型和边界存在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年龄在文化上有不同的伦理的、心智的和审美的差异,这是传统的文化的年龄界线。少年、儿童、青年、中年、老年人各有不同的文化形态。但是近年来传播媒介的发达、异域文化的交融、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等,越来越使似乎不可能发生变化的年龄上的界线也模糊起来了。大众传播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开放型,像书籍、杂志、画报等印刷媒介,电影、录像、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虽然节目在内容形式上有面向不同受众群体的定位,但是在传播过程中是面向所有群体的。事实上,在手段上做到排他性是不可能的。在开放的信息环境的影响下,各年龄阶层的生活观念都在潜移默化地受着影响。
从当前人们的生活趣味的变化上可以看出一些过去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一是成年人的“返童现象”,二是儿童的“早熟现象”。成年人越发对卡通等类型的文化的固恋,甚至在大学生中卡通片、卡通饰品都是很流行的东西。从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的理论看来,这种成年人的返童现象可以说是人格发展的一种停滞甚至倒退。“固着”或“固恋”是一种心理病症,它将会导致个人生活和行为的焦虑和不适。是否成人儿童化的产品会导致什么负面效应,还是会帮助其缓解生活的压力,现在没有经过严格的证明还尚无定论。但这种现象的确引起了社会尤其是商品生产者、设计者的兴趣和重视。与成年人的“返童现象”相反,儿童在这样的边界消失的过程中,却在经历着“早熟”。
课业的压力、物质生活的充裕使当代儿童的生理、心理年龄的成长都比人类以往大为提前,儿童接触成人产品和文化媒体的机会业无处不在。因此很多设计者在定位儿童及青少年产品的风格和基调时都有大伤脑筋的体会,他们不得不感慨,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
中国当代文化无疑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科技进步的冲击,传媒资讯的渗入,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使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错综纠结着各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因素。设计的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文化背景,也应当从文化背景中找到未来发展的动因。
其一,站在企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分化与融合不断同时演进的历程,使市场的需求趋势更加复杂、扑朔迷离。按照经典的市场细分理论,我们可以按年龄、性别、地域、价值观等细分标准将统一的市场划分为一个个市场片,针对目标市场群体展开市场调研,分析市场所获取的数据进而了解顾客需求以进一步将其转化为产品概念。
然而,在这样复杂的文化背景之下,有一个问题越来越引起设计者和决策者的注意,那就是我们依细分策略从市场中获取的信息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间的差异正越来越大。信息从消费者的一端流向设计师的一端时,中间经历了许多衰减和误读,进而会引起决策的失误。消费者究竟想要什么,产品究竟应在消费者中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为什么有时针对男性开发的产品结果却引起了女性消费者的极大兴趣?对开发与研究的方法本身的变革势在必行,传统方法显然是越来越不适用了,必须有方法与战略上的突破,才能使设计的发展永远在文化的建构中保持先锋的生命力。
其二,从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的趋势、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消解中会导致更进一步的对于企业及产品的观念的转变。随物质生活的丰裕,消费者有时需要拥有的并非实在的物质实体,当这个物质实体所包含的象征意义和精神内涵可以被抽象出来,融入消费者的生活中时,这种愿望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因此,让消费者拥有一种符号的表征,拥有一种情感体验,将成为企业服务设计的方向,而并不一定要拘泥于实态产品的开发,这两者的结合和拓展会是更好地塑造企业品牌形象的方法。
其三,外来文化观念的渗透、文化中年龄界线的模糊、地域界线的消融等使市场呈现出诸多复杂局面。设计除去在获取经济利益的价值之外,在建构整个社会文化的格局中的责任也需加以重新审视与思考。设计本身应当有深厚的伦理内涵,正如现代性所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引起了后现代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市场经济中设计所带给社会文化趣味的影响也不总是积极的,有许多急功近利的眼光导致的负面影响值得我们深思。未来的设计师,应当为人类的美好生活的建构多一份理性的思考。
诚然,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若要简单的以分化与融合加以概括不啻于盲人摸象,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设计的发展,会使我们对许多潜在可能的认识找到问题的根源。显然提出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希望有助于设计同仁思考与认识,共同推动适合中国文化发展的设计的进步。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六次全体会议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做了深刻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见文化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性任务并提上日程。同时也说明当前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还不能满足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满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加强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与全球化相串叉的新局面,多元化的社会思潮给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利益主体也多元化。同时各种外来的文化和观念杂乱纷呈,涌入人们的生活和冲击人们的思想,人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而社会分配相对不公正现象也在各行各业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其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错综复杂化。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名,打着经济合作的旗帜,暗地里推行"思想全球化""和平演变"政策。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从十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与西方国家长期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密切关系。"[2]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铺天盖地的冲击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意欲统治我们的思想,霸占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控制我们的民族,成为他们的奴隶。"他们始终把意识形态作为颠覆和控制别国、实现自身战略意图的重要工具,凭借经济、科技等优势推行文化霸权,加大文化输出和思想价值观念渗透。"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尽管企业文化管理部门和工作者只是规划者、组织者、辅导者和督促者,但由于直接推动组织变革,所以企业文化管理工作会赢得公司的高度重视并成为企业管理的职能机构。即使没有专门的机构,企业文化工作者的价值也会充分得到体现。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打造现代企业文化相关论文。内容进行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打造现代企业文化全文如下: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伴随着人类的共同劳动而产生的。但作为一种管理理论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现的。关于企业文化的定义有很多,但核心内涵大同小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魏杰先生在其所著《企业文化塑造――企业生命常青藤》一书中给企业文化的一个定义是: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信奉并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
1、中国传统文化的涵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具体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儒释道互补、其他诸子百家为辅为基础形成的一种人伦文化。
2、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不谋而合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子百家及佛家文化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原则是相通的。如儒家尊仁德,道家讲无为而治,法家严赏罚,兵家重谋略,佛家信因果等,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思想,可以指导企业家和员工更好地做人做事。互敬互爱,忠于职守,廉洁奉公,诚实守信,竞争合作。
经济大国日本,其企业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的产物。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就源于儒家的人本文化。西方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给北京光华德鲁克研究会上讲到,“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可见,传统文化是现代企业文化的根基。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建设现代企业文化为现代企业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我国企业已逐渐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就整体而言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仍不尽人意。主要体现在:
1、企业文化建设处于低层次,表现出急功近利的趋势
企业及企业家的“小我”观念,短视行为,使其企业文化的建设处于低层次、追求单一经济效益的状态。缺乏“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民族振兴而做企业的“大我”境界。企业价值观的形成、传播处于被动状态。一切以经济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阻碍了企业文化向更高层次的飞跃。靠智慧赚得“小赢”。
2、企业文化建设重形式轻内涵,收效甚微
有些企业对于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理解片面。一方面表现为,认为搞文体活动、贴标语、出版报,搞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企业文化了。当然,这些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员工压力,增强了凝聚力,但是并没与深入人心,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员工和企业家的道德问题,重情疏法、见利忘义、腐败堕落的现象依然严峻。另一方面表现为,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管理脱节,其结果是各搞各的,企业文化建设成为无的放矢,意义不大。
3、盲目引进国外先进经验,消化不良
企业文化是美国人在研究日本经济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提出的,之后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成为指导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文化建设实践的“圣经”,造就了一大批世界一流企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些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大胆引进西方及日本的管理经验。盲目的崇洋媚外,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舶来品”未经改造,导致消化不良。
4、古为今用,脱离实际
如今,国内弘扬传统文化热情高涨,重新认识到圣贤文化的教化作用原本是好事,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忽略了企业文化建设具有的时代性。有一些企业家,一厢情愿地在企业推行传统文化教育,完全复古,显然是与现代企业、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
1、弘扬创新文化,谋求企业长远发展
《易经》开篇就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君子处世,应该像天一样,坚强刚毅,奋发有为,永不停息;《易经》还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指事物处于穷尽局面则必须变革,变革后才会通达,通达就能长久。这句话强调事物的动态的、发展的,重视事物的新生、更新,主张积极变革;《礼记》中提出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则从动态的角度来强调不断革新,加强思想革命化。这些思想成为历朝历代人们变法图强、力主创新的理论依据。
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和动力源泉。企业要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培育有利于创造型人才成长的企业文化。首先,企业必须构建有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激励机制,给创新者以物质和精神上的鼓励;其次,要营造民主宽容的氛围,鼓励探索,接纳挑战,宽容失败。让创新意识成为员工的价值取向,让创新行为成为习惯。
2、弘扬仁爱精神,打造战无不胜的企业团队
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仁”,“以人为本”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重视人的现实生活状况和心灵的慰藉。对于企业,可以借鉴儒家的“仁爱”思想作为企业领导和员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通过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实现对内强化团队凝聚力。领导与员工之间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能单纯把员工当作赚钱的工具。领导者实行仁爱管理,从物质和精神等多方面调动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爱护员工、尊重员工,激发员工的责任心和自豪感,让员工对企业产生归属感,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员工与员工之间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员工之间相互关心,才能精诚合作。“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人心齐,泰山移”,团结就是力量,企业战无不胜。 3、弘扬传统诚信文化,让企业流淌道德的血液
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的诚信,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到了儒家那里,“信”成为经世致用的道德规范。治国做人,都离不开“信”:“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民无信不立”、“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信”的基本思想,并进一步把“朋友有信”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并列为“五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评价的基本标准和伦常规范。荀子也把是否有“信”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道德标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在许多方面都各有主张。但不论是那一个学派,对诚信都是持肯定态度的。我国历代商人都尊崇“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以义求财”、“欲而不贪”的基本道德。
以传统诚信为本的伦理规范与当代市场经济中信誉至上的原则是相通的。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讲信用,重信誉,是其根本要求。在商品经济时代,有些商人见利忘义,道德沦丧。做假账、夸大宣传、“地沟油”、“毒奶粉”等让那些黑心的企业名誉扫地,永难翻身。诚信,就是要让企业流淌道德的血液。
诚实守信价值观的弘扬,有利于培养和形成人们的信用意识,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良性运转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4、弘扬传统“和合”文化,追求和谐发展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在先秦时期,和合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到了春秋末年,孔子更是把它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等,中国古代先哲们通过对天地自然、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作大量观察和探索,提出了和合的概念,对和合现象作本质的概括。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合,指融合、合作。二者连起来是指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各个事物取长补短,达到最佳组合,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初期的“大鱼吃小鱼”似的残酷竞争中碰壁了,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于是“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等概念应运而生。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提出了“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企业和合文化思想。
和合文化是调节人的内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良药”,是构建和谐企业的文化源泉。现代企业要弘扬和合精神,选择“和气生财,合作制胜,和谐共生”道路,才能真正做到“双赢”,并成为“环境友好”型企业。内部员工之间要和睦、企业与客户之间要和气、企业与企业之间要合作、企业与环境之间要和谐。在具体管理活动中,采取“多元化”、“差异化”战略,避免你死我活的竞争,力求把蛋糕做大,实现“双赢”;牢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恩并回馈消费者;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环境。
1、对传统文化应采取“扬弃”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演化,在历史长河中巨浪淘沙,不可避免有陈旧过时,甚至是文化糟粕。在建设现代企业文化时,首先要区分其中的积极和消极的因素,不能全盘复古;其次,中国的传统文化多为哲理,在指导现代企业管理实践时,必须将其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再次,在建设现代企业文化时,还要引进西方先进的企业文化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古今中外兼收并蓄,有机融合,形成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2、企业家应该率先垂范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教授沙因认为,企业领导者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创建和管理文化,最重要的才能就是影响文化的能力。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首先要造就一批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让他们在企业文化中起组织、示范和推动的作用。企业家的思想、行为与企业文化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企业家们应该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滋养自己,培育自身高尚的道德、远大的理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率先垂范。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要很好地掌握它绝非易事,而要将它应用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更是不易。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躇而就,它需要企业家们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从企业的高层领导到中层领导再到基层员工逐级的传递,在实践中潜移默化。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来说非常的重要,其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当中,通过实践活动长期的累积形成的特有的价值观念或者是行为准则,使员工的素质能够得到有效地提升。具体而言,首先企业文化必定是产生于一个企业的生产管理过程当中,企业文化的产生也是为企业经营运作服务的。其次,企业文化是一种企业内部所共同形成的一个统一的价值观,是存在于精神文明范畴的。但是其又不等同于精神文明,确切来讲是精神文明的升华,它需要全体员工的遵守与服从。企业文化之所以得到越来越多群体的重视,不仅仅在于可以提升企业的对外形象,更重要的是其能够增强员工的凝聚力,从而实现对企业的高效管理,最终提升市场竞争力。
在儒家文化当中,“仁”、“义”都是非常核心的内容,它们极为的强调重义轻利的思想,这对优秀员工的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其中“仁”对于人本管理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能够将人本主义的内涵展现的更为透彻;其二,能够增强企业员工之间的内部凝聚力;其三,能够提升员工的自觉性。孔子强调仁者爱人,坚持人的伦理以及以人为本的思想,不断的顺应了人性的管理,这同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相互契合。现代企业活动除了要实现经济目的,还需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的内部管理除了要让员工真正的成为一个具有文化的社会人,还要让员工产生情感,给予员工自尊心,逐渐的帮助员工实现自我的控制与指导。
儒家的文化一直便强调以集体的利益为重,在出现利益纠纷需要权衡的时候,都要考虑到大的利益。另外其还强调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消除别人对自己所产生的怨恨,尽可能的帮助到别人。当自己的利益同别人的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即便是牺牲掉自己的,也要保障整体的利益。儒家对于“公”、“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认识非常的全面,如果运用到现代企业的管理层面则主要表现为,员工为了保障企业的整体利益而尽忠尽责,同时为了能够获取民心,企业的管理者也要多为员工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坚持“得人心者得天下”,要使得企业在当前严峻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去,实现发展,就要获得员工的“人心”。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存在很多内容都能够被用于促进企业的文化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古人非常的重视气节与情操,他们追求的是刚正不阿,浩然正气的理想人格。对于今天的企业来讲,尤其是在创业阶段,显得尤为的重要。“自强不息”、“发愤图强”等信念都会不断的推动企业的发展。其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人文色彩,这同现代管理当中的“以人为中心”相互的呼应。所以企业不仅要对其进行继承,还需要进一步的强化。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企业在管理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重视人的能动性,激励人的创造热情。另外,贵和持中的中和精神以及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用智尚谋的谋略思想都可以被用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当中。
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的丰富,具有内涵。但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存在优点和缺点的,不能够全部的肯定,也不能够一味的否定。上文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积极影响,接下来将会辩证的分析其消极的影响。首先“义”、“利”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的发展。在当前的社会,企业既需要追求社会效益,也需要追求经济效益。而两种效益相互比较,对于企业来说后者更为重要。所有企业生存的基础条件便是获得利益,其后才能够谈论社会利益的促进问题。其次,过于追求群体意识,忽视对于个人的培养。并且非常的崇尚中庸之道,平均主义将会不断地压抑人们的进取之心。
现代企业文化在建设的过程当中经常出现误区,例如企业文化建设照搬照抄,“崇洋”现象非常的严重。过于追求“浪漫”,务虚不务实,利用文化来演绎企业的文化。企业领导素质低下,缺乏正确认识,文化建设过于“庸俗”等等,这些误区都需要被正确的对待。具体而言,从以下几个方面走出误区,首先整合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建立现代的企业价值观;其次,树立起牢固的制度规范,切忌将制度作为形式摆设来对待,要具有权威性,能够灵活的运用于企业管理当中;最后,重视“修己安人”的重要性,所有的管理者要身体力行。
企业的成长发展是非常持久的,它会经历不同的时期,受不同管理者的管理。因此,其价值取向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为了能够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就要充分的听取员工的意见,集思广益。从而不断的整合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选择最适合本企业发展的,最具有价值的精神。
当确立了企业的价值观和精神之后,就需要员工予以接受。此时企业便需要透过各种宣传的工具、途径、方式来达到目的。要真正的将企业文化所提倡的观念和意识灌输到员工的头脑中去,深入人心,常用的方式主要包括标语式、活动式以及广告式。
企业精神不仅仅是在口头上强调的,要发挥其价值就需要企业上上下下,从管理层到普通的员工都要遵照执行。尤其是管理者们需要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带头起到榜样的作用。只有自己首先做到,才能够要求员工按照要求做到。
企业的价值观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的,其是一个心理的累积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在这段时间内还需要不断的进行强化。当人们的合理行为被不断的激励与强化之后才能够在其头脑中形成正确的观念,并且会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再现该正确的行为。
我国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其内容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对于现代企业文化制度的建设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现代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重视文化的建设,重视同传统文化的结合。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海派的概念是与京派对立的,最初这两个名词是沈从文在上世纪30年代挑起的一场文学争论中提出的,上世纪30年代写实小说和抒情小说流派基本上分别被京派和海派所分割。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未必是上海人)。广义上的海派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新感觉派。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全文如下: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
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
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市,性爱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性爱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
于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
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1]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2]刘呐鸥.热情之骨[A].刘呐鸥.都市风景线[C].上海:水沫书店,1930.34-44.
[3]刘呐鸥.1926年11月10日致戴望舒信[A],孔另境.现代作家书简[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185-185.
[4]夏志清.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A].夏志清.爱情·社会·小说[C].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217-246.
[5]穆时英.黑牡丹[A].穆时英.公墓[C].上海:现代书局,1933.215-234.
[6]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A].流言[C].中国科学公司,1944.
[7]张爱玲.致《力报》编者的信[J].春秋,1944,(第2年)(2):74-74.
[8]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A].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39-145.
[9]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J].万象,1942,(4):130-141.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虫右缀去纟
@②原字左虫右东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传承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灿烂和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是无穷的,影响力是超乎想象的。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角落都渗透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力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作用更是处处可见。作为室内设计师们,总想在设计自己的作品时推陈出新,打破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搞前卫设计。但实际情况都是无论设计者的作品多么的新颖别致,都还是能够在传统文化中得到解释,始终具有传统文化的种种特性。
因为现代室内设计起源于西方的原因,中国现今的室内设计总是偏向于西方化,当然中式(明清为主)设计除外。但很多中国室内设计师渐渐意识到,中国人出于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不了解,不能真正体会其设计内涵和寓意,一味的模仿和照搬西方,只会使作品失去其民族性,变得不伦不类。所以要想创造中国室内设计的辉煌,必须要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
什么是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就是从古到今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今天创造的文化,到了一定的时间后也就成为了传统文化。室内设计在各个方面始终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件室内设计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外形(表面特征)、意念、神韵。
设计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学科范畴,包括装潢设计,装饰设计,景观设计,工业造型设计,服装设计等等。设计学中有一句话叫做“添一笔容易,减一笔难”,其中的含义是指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设计也包括绘画书法,都秉承“从简不从繁”的创作准则。崇尚运用最少的设计语言或者设计元素,来表达最丰富最精彩的意境,就像是服装设计并不是以服饰上的装饰物的多少来判断优劣; 平面海报的成功与否也不会由线条、图形或者色彩的数量来决定;同样室内设计讲究空间分割合理,空气流通顺畅,反对过多堆砌,过分装修。
“从简不从繁”的创作准则绝不是对细节表现的完全抛弃,相反它是对细节的高度概括和统一,甚至达到了“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的地步,对细节的要求惊人地苛刻。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此处无声胜有声”以及“惜字如金”,早在几千年前《道德经》中就有说明:“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可见“由繁入简”受到了中国传统老话“冗繁削尽留空瘦”的影响。
社会在不断进步,文化科技更是发展迅速,室内设计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始终存在于其中,无论室内设计的未来将如何发展,传统文化将永远相伴,也必将发挥其强大支撑和源泉作用,为室内设计的发展提供原动力。我相信,传统文化对室内设计的影响会始终存在,并且发挥更大作用。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曾这样谈及他在《孙子兵法》中学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诸多文化遗产瑰宝,在形成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
现代行政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已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能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宗教型文化;文化复兴
[论文摘要]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不是宗教型文化却能够持续几千年,还在于它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起到了类似于宗教所起的作用。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复兴绝不能走宗教化之路,或者借助中国文化自身的宗教作用而实现,因为这是与现代化的道路截然相反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基础上,与我们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同步进行,并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步实现。
一、中国文化并非一种宗教型文化
宗教的基本特征是严格的仪式方法,如犹太教、__、伊斯兰教、佛教都是当代典型的宗教。而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整个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以及人们所赋予它的意义。当然也有其他的定义,如一些政治学家把文化视为某种主观的东西,意味着信仰、价值观、态度、取向、假定、哲学,即一个特定群体的世界观。
在关于文化或者文明的理论中,国外许多大思想家都断定:宗教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塞缪尔·亨廷顿在《再论文明的冲突》中通过比较区分了八种文化类型,并指出唯有中国文化属非宗教型文化。有许多国家的文明先是有宗教而后才有其成熟的文化,我们把以宗教为精神内核的文化称为宗教型文化,这种类型的文化是一种先有宗教并以宗教为基础成长起来的文化,而且处处都浸透着宗教信仰的作用和影响。以此来看中国文化(本文特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确不是一种典型的宗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宗教并不是核心和灵魂,从古至今宗教也没有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基本组成部分,更别说是生活的基础和未来的寄托了。中国也有宗教,比如佛教、道教、本土宗教等,可是这些宗教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或者其他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或起到过类似于__在西方文化中、犹太教在以色列文化中以及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文化中的核心作用。因此,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看作是宗教型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就绝不是一种宗教型文化。我们的问题也正由此而来,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像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文化那样成为一种宗教型文化?中国文化为何会有如此特殊性呢?
在西方文明史上,哲学与宗教的斗争是以宗教的胜利为结果的,西方文化内部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不是以哲学而是以宗教所提供的价值伦理秩序为基础的,哲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只是充当着宗教神学蝉女的角色。然而在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斗争则是以哲学的胜利为结果的。哲学通过把远古时代盛行的巫术信仰理性化、哲学化,并最终战胜了宗教对国家事务的统治权,从而取代了在其他文化类型中宗教所占据的或应当占据的位置。这种分析是以李泽厚先生在其新著《历史本体论》中对巫史传统的考察为参考的。也正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哲学以及以哲学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学说便不可避免地承担起了宗教型文化里宗教所应起的作用。
二、没有将宗教作为文化核心的中国文化延续几千年的缘由
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将宗教作为自己的精神内核却也能够上下绵延几千年而没有枯萎或者中断,而且在作为中国文化主要载体的汉族社会屡被不同文化类型的异族征服统治的情况下能够同化异族文化进而同化异族。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国文化虽不是宗教文化,但儒家学说及其伦理思想却代替宗教并起到了宗教的作用。这说明中国文化精神之中包含有一定成分的宗教性内涵,这种成分笔者称之为类宗教成分。这种中国文化的综合性造就了中国文化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同时也构成了中国人几千年来没有本质变化的生活方式。
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再论文明的冲突》中说,“文化的两个核心要素是语言和宗教”。其中宗教更是文化的灵魂,一种文化必然有其精神内核,如果没有,这种文化就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如果没有一种国家认同的大众宗教作为凝聚一个民族力量的精神枢纽,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成为一盘散沙,而易于被异族征服和同化。那么,究竟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不以宗教为基础却一样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并长盛不衰几千年呢?答案就在于中国文化拥有自己特殊的性质,儒释道三家合一铸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把政治、宗教、哲学、伦理等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必须具备的东西融为一体,这就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虽然不是一种典型的宗教型文化,但在其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中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内涵,宗教性也是它的一个重要性质,也是其广博内涵的一部分。因此,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宗教型文化,但我们却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即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宗教内涵、宗教作用。在中国人的各式各样的生活领域里,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起到了宗教该起的作用,并且已经完全取代了宗教。这种独特性甚至被西方学者误认为儒家学说是一种宗教形态并称之为儒教。因此,他们把中国的政治制度也误解为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儒教与道教》中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这是一种典型的误会,儒家不仅不是一种宗教派别,而且正是因为儒家的学说才使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成为一种宗教型文化。
三、中国文化复兴的可能性
儒家学说为我国历朝历代所提倡但却没有成为一种宗教,其自身也不是一种宗教,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成为一种国家认同的大众宗教的机会,而是因为它自身就缺乏成为一种大众宗教的超越精神,它是现世的、世俗的,不关心生死问题,不承诺彼岸世界,不追求终极价值,拒绝承认所有超验的至上神观念。总之,它缺乏一种宗教品质。《论语》之中记载的孔子学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此,那种把儒家当作儒教的说法是一种典型的错误。
然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儒学虽不是宗 教,但是它的教诲却起到了规范中国人社会生活的 作用,在政治上也起到了类似于宗教在其他宗教型 文化的国家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和佛教与儒家相比,它们拥有自己的僧侣或者说是神职人员,但是道教和佛教的作用却只有通过渗透进儒家思想或被儒家思想吸收之后才能起到它们的作用。此外,作为宗教,它们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是次要的或者说是补充性的。到宋代的时候,儒家学说吸纳释道二家学说形成新儒学才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类型塑造,从此宗教在中国再也没有机会占居统治地位了。
但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不是宗教型文化却能够延续几千年并使一个民族保持其独立性达几千年,重要的还在于不是宗教型文化的中国文化,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却又起到了类似于宗教所起的作用。中国现在有大量的伊斯兰教徒,同时也有大量的__教徒和天主教信徒。这些外来宗教与中国传统的作为次要角色和处于补充地位的宗教完全不一样,那么这种外来的未经中国传统文化同化过的宗教会不会改变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质,使中国文化也在将来变为宗教文化而失去中国性质呢?
目前,在我国,当信仰__、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人数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却处于有史以来处境较艰难的时刻,它已经不可能再如同历史上那样通过同化外来宗教而进行自我调整并保持自己的本色不变了。中国人要想使现代中国文化保持其中国性质不变,就必须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但一些文化民族主义提倡者主张把儒学宗教化,并且认为国家宗教能够把中国人统一于一个信仰之下,能够把中国人凝聚起来,从而完成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学者康晓光就持此种主张,他提倡通过社会运动,动用国家力量,建立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民族宗教—新儒教。笔者认为,在中国大陆采取这种做法来振兴中国文化是不可行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国文化不是一种宗教型文化却拥有比宗教型文化更优越之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宗教从来就没有长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占居统治地位。我们看到,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近年来越来越引起了国人的重视,我们应当将其发扬广大,以此支撑起我们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这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复兴之路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深层危机,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又在何方?当代全球化进程的浪潮汹涌,大有席卷一切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传统文化该何去何从,是敞开怀抱、积极接纳现代精髓,还是回归传统、消极固守,实际上我们已经别无选择。阿拉伯国家为了复兴传统而固守传统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反面例证,他们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复兴的目标,甚至连固守都已经无法做到,而且现在正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这些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唯一道路,因此,我们要实现复兴中国文化的目标,就必须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任务。
现代化是相对于前现代或古代传统而言的,它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承认多元现代性为前提。西方国家有着他们自己的前现代传统即中世纪传统,因而就有了他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前现代传统,当然也就有我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同时,现代化也并非全部是前现代文化的现代化,不是不加选择、毫无保留的现代化,而是全部优秀传统的现代化,是那些依然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并从根本上保持我们民族特性的传统的现代化。现代化当然不是西化,我们借鉴和吸纳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现代精髓也不是西化,我们的传统是支持这些东西的,只要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就应该借鉴和吸收,更何况这也是我们前现代政治伦理传统能不能完成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我们借鉴和吸收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观念并不是说就要照搬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前现代政治伦理传统能不能完成现代化,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借鉴和吸纳现代政治思想的精髓,从而建立和健全我们中国式的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实际上我们应该有信心,因为我们的文化吸纳并消化了现代政治思想的精髓,在完成了我们前现代传统的现代化之后,我们可能比西方国家做得更成功,我们的文化不仅不会因此而西化,而且会因此而振兴。中国前现代文化的力量一直存在于民间,存在于我们的人伦日常之中,一旦现代化了,它的力量不仅不会因此而削弱,而且必然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这些都是从我们民族近二百年来的曲折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我们的民族要复兴就必须要实现我们文化的复兴,而文化复兴之路就在于我们的前现代文化能不能完成自身的现代化。我们重视的前现代文化要完成自身的现代化就必须借鉴、吸收和消化这些现代性的精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保住我们自己的文化之根,不至于被全球性的西化浪潮所淹没。其实我们在前现代文化的现代化方面已经有了很成功的先例,并且也说明了现代化并不是西化,这个成功的先例就是简化汉字的现代化方案,而不是字母化的西化方案。因此,我们只要有了现代化的观念,就一定能够做到更好。
总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我们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它是我们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现在正在实现道德个人化、经济市场化和各个领域的现代化,而这些实质上正是现代性精髓的体现,从其中我们感觉到了中国文化正在浴火重生,其特殊性不仅没有丧失,而且正在推动着我们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我们感到有一个更强烈的观念在召唤着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基础上,它将与我们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同步进行,并最终将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步实现。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