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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虽然与政治认同有相似之处,但是不是同义重复。文化认同,尤其是对外来文化价值的认同,足以瓦解一国的政治制度,一民族的凝聚力;反之,本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既是该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精神力量,又是使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的几点看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交织过程,既包含着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文化,也存在着以中国文化“化”马克思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应关注“文化认同”,更应关注“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不仅在于“形似”,更在于“神似”,即在于两者某种程度上都注重实践性;此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要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Abstract: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a dynamic and complex process, which includes the conversion of Marxism into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nver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to Marxism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ould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tha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lies more in the “spirit” than in “form”, both of which focus on the practicality to some extent. Moreover, concrete circumstances 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all be analyzed concretely.
党的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必将掀起又一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潮。已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主要为党史、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而从思想文化角度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次把握这一进程,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内在蕴含着一种文化认同的过程,关注其中的文化认同将有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与基本内容。
文化认同,即 “cultural identification”,有不同的涵义。“认同”概念最初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后被运用于研究文化心理。文化认同是指对文化的一种认知和归属心理,它发生在两种文化的相互接触和同化的过程中[1]160,它体现一种肯定的价值判断,一种认可态度与方式,即文化群体或成员承认内生新文化或外来异文化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2]20。
根据以上解释,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既是中国人接受融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创造中国文化的过程,也是两种不同境遇所形成的文化在的实践中接触、同化和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在特殊国情下的发展,也是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更新进步。一般文化认同理论认为,文化认同有顺向认同和逆向认同这两种趋势;顺向认同指认同主体以原有文化为框架,用原有文化说明外来文化,逆向主体是指以外来文化为框架,用外来文化说明原有文化,这就涉及中国历史上曾出现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争的问题,落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中国文化,还是以中国文化来说明马克思主义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代表最先进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说明和改造中国现有文化,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有学者认为要“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出发去理解、消化马列主义”[3],如有学者认为借鉴“儒学”的“人伦日用”的途径,让马克思主义不仅入党、入国还要入家,进而实现两者的结合[4]。
笔者认为顺向认同和逆向认同都是对文化认同的静态分析,实质是从抽象角度、纯理性分析,而现实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以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文化或者以中国文化说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阶段都同时并存,相互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能“马克思主义化”;
另一方面,我们是在以中国文化理解?吸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思想领域是很难严格区分,因为当我们可以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我们所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已是中国文化特有方式解读下的马克思主义,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融合”物了,民族文化深层次的思想方式、价值倾向、行为模式早已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言论、思维与行动,浸润、渗透甚至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运用,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会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契合、认同,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事实上,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以西方文化解读中国文化和以中国文化解读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化批判中国文化和认同中国文化并传播西方文化同时并存,这些矛盾在那些早期学贯中西,竭力宣传西学的知识分子身上也有所体现(如严复就是一边主张“西化”,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化,一边又在“化西”,以中方文化融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实质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样如此,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明白毛泽东延安时期所强调的文艺民族化问题。这样的理解也是诠释学所提倡的一种理念,即理解者是不能脱离自己所处历史语境理解,理解就是应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基于“认同”上相互作用,且两者“文化差异”部分还会直接影响到文化认同。没有对“文化差异”的充分关注,就不能很好的实现“文化认同”。长期以来,我们重视研究“文化认同”,较多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认同”方面,而没有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间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有着重大区别:马克思主义源于欧洲发达国家,它建立在批判欧洲资本主义基础之上,是对当时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继承和创新,是指导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一门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必然进程,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中国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注重经验积累,富含浓郁道德伦理特色,是维护中国农业宗法专制社会数千年的精神血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总是在经意不经意间干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例如中国文化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小农意识”等就曾以各种机会主义形式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这一点,如学者叶险明就认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克服以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诠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这不仅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也贯穿于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中”[5]。而学者孙奎松也同样认为中国的农民意识一直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复杂的过程,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唯有清醒的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差异”才能避免革命和建设中的“左”倾或“右”倾。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差异”与关注两者的“文化认同”,意义同等重要。
目前,学界已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有学者视文化认同为彼此的某些相似之处,如关于美好的社会理想设计(如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一些民本思想等等。笔者以为这些相似点只具形似,而非真正契合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并不具有“一致性”,如果说“五四”时期借助“大同”理念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倒不如说这反倒体现出早期传播的局限性[6]97。
又如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孔子提倡重民、富民、教民;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到贾谊的“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朱熹的“大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宋史?朱熹传》)等等,这些民本思想的背后实质是要求或希望君主能“替民做主”,“为民做主”,而绝非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国度里的人人自由、平等,当家作主。再如,重视集体利益的价值诉求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大一统”、“家族群体”等理念相似,然而,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主义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人合理利益之上的,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中建立在压抑个性、否定个体价值基础上的整体价值追求。当然,不能说这些形似不重要,对于一种外来思潮而言,形似至少让其能够立足,为进一步的被认可创造环境。
纵观中西文化的交流史,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每一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都曾从形似开始,到被通俗化解读,再到最后慢慢与当时当地的主流文化融合,生成新的文化。如佛教最初来到中国,首先依附于汉代方术(又称“道术”),到魏晋又依附于魏晋玄学,其主要讲述的“因果报应”“灵魂不死”,这些思想为中国所固有的较形似,而后通过对中国的儒学、道学等的吸收,最后形成中国特色的禅宗。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形似,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而实现中国化创造了条件。但同时我们更应看到,两者的“貌似神异”也使国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出现偏差,甚至误解,如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们就分不清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对科学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吸收。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和中国文化认同,关键在于两者某种程度上都以实践作为价值标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以实践作为检验、发展真理的科学,而中国文化恰恰也则具有实用理性倾向的特质,尽管这种特质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坚持彻底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性。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的表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重视实践,并以其来划分新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理论的差别,这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均有体现,学界也基本认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解决了自柏拉图以来的物质意识二元思维模式的缺陷,因而就曾有学者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指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葛兰西甚至在《狱中札记》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践哲学”,认为它是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批判性超越。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他的新哲学与旧哲学差异,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具体实践的分析,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更体现在它所构想的共产主义实现方式与途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开始就依靠实践、立足实践,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不断推进广大人民争取解放的实践道路上完善发展。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了各国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这种立足理性分析、重事实实践的理论品格与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颇为神似,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文化历史久远。孔子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阐述的与“仁”相关的学说构成儒家主流思想,影响至今海内外华人。虽然,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并非一贯坚持儒学,国家交往、朝代更替、异族间的战争也曾带来文化上的动荡变化,但都没有因此而导致中国文化的灭绝,这与以孔孟儒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具有实践理性密切相关。所谓实践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7]28,以一种合理的、冷静的、现实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用理智来引导、满足和节制情欲,它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这种实践理性的倾向在孔子就有所体现,并随孔子的影响广为流传而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特征。
孔子生活在早期宗法制度崩溃、氏族体系彻底瓦解的时代,面对“乐崩礼坏”的现实,孔子“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7]30。孔子的思想始终体现着一种立足现实,理性看待事物的特点,如孔子在以“仁”释“礼”时,他关注到现实变化,将“礼”的血缘实质转化为“孝悌”进而落实到日常人伦,使“礼”由外在约束转化为人内心的需求,进而成为人的自觉追求,正是这种切合实际的诠释促进孔子思想的传播;再如对于脱离现实的所谓鬼神之说,孔子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表达清醒的理性精神,诸如此类思想均体现一种实践理性的精神,即“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7]28-29,这种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实践理性一直指导着国人对事物(包括思潮)的价值取舍。
尽管儒学思想在后来曾经被不同的人、不同角度加以诠释和发挥过,但这种根据时代需要改造思想正是贯彻其实践理性的体现。近代马克思主义被国人从各种思潮中选中,是实践理性指导下的结果,因为它能解决中国近代最大的课题――救亡图存,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必然――“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8]210。因而,注重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刻之处,正因为注重现实实践而不拘于书本的“条条框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有了创造性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既需要一般意义上的关注“认同”、“差异”“神似”等问题,也需要具体研究特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文化,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思想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认同”始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共有四条路径:欧洲语境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日本语境的“学理马克思主义”、美国语境的“空想和____马克思主义”和苏俄语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同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与宣传的内容各有差异。在民族救亡胜于启蒙的时代背景下,最终无产阶级历史语境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得到受实践理性影响的国人认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苏维埃,实质主要是俄国语境下产生的列宁主义,它提出进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尤其重要的是,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宗主国家的革命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相互支持,“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落后国家实行共产主义策略和政策,“那就是空想”[9]276等观点,这些观点比较系统、完整,它为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道路,为近代以来数次救国失败的中国人提供了希望,同时它有十月革命这一现实成功版本,对中国而言更具现实意义。因而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指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时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是来自苏联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中国文化也不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它正处在“转型期”即一国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一种主流文化的认可和阐释,对已有文化进行纵深解读和挖掘,同时对异己力量排斥、压制,以达到对主流文化的巩固和定型 ;第二阶段则是表现为对原有文化的"离异",即对主流文化的怀疑和否定,进而批判和扬弃既成规范,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与颠覆,这就是"离异"期,也就是文化转型期。参考胡伟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一些有识之士前赴后继从西方“取经”带来的各种思潮,已冲击改变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并形成三波思潮,“带着三种不同特色,彼此先后连续着、扬弃着迈上更高的台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扫清道路”[10]476,也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认同”创造条件。具体说来,从鸦片战争始,地主阶级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龚自珍等人开启了“看西方”、“学西方”和“改中国”的路径,耶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国内矛盾的尖锐,带来了冲击传统文化的第一波――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它穿着宗教外衣,掀起摧毁封建社会的暴力狂澜。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土地改革为核心,提出的一套相当完备的社会设想,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
接着资产阶级发起的维新思潮是冲击传统文化的第二波,以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严复的“严译八大名著”囊括哲学、逻辑、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将西方近代学术文化介绍到中国,梁启超则在《新民丛报》上对大量西方思潮进行通俗化介绍,他们揭示了中学与西学差异、“封建专制、纲常名教与资产阶级平等、民主的对立”[6]97 ,阐明天赋人权、“物竞天择”、维新变法等思想,极大地推进了西方学说在青年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传播。
第三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以邹容、章太炎、孙中山等为代表。他们的思想都以进化论为基,高呼“革命”公理,以期通过彻底革命实现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经过这三波思潮的冲击,当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时,中国的文化早已不是封建文化极大盛时不断巩固的第一阶段,而是不断在“离异”中变的虚弱的第二阶段,各种新思想在中国已得到不同层次的传播,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进化论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从激进主义的革命进化论传统中汲取了养分”,“生存竞争”、“最适者生存”“正与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贯穿人类历史之演变暗合”[11]。
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刻有深浅不同的进化论痕迹,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认为“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者”[12]13; 李大钊也曾提出“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13]162。正是前期外来思想的冲击与渗透改变了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必须看清这一点。
总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需要全面关注,具体而完整地分析。面对可能影响中国文化的世界各地文化,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我们需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研究,以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才能继续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欣欣向荣,文化强国才能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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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密切,有利于大学生文化认同和健康人格形成。当前在大学生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将传统文化内容与时代紧密结合,改进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是汉文化圈的源头和中心,在宽广的中华大地上,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经过世世代代几千年的继承和发展,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看法,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有道、佛等思想的多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大学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保证,是党的要求,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生个人成长的必须。教育大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与当今时代相结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1.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文化具有连续性,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一经诞生,就对人发生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个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接受文化熏陶,形成与特定文化一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经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或多或少接触到传统文化理念,已经初步完成了社会化,具有朦胧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思维行为取向。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其已形成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
2.传统文化是抵制不良文化渗透的屏障。
社会不良文化是侵蚀、腐化人们思想,对社会发展进步起阻碍、破坏作用的文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社会不良文化具有存在传播的土壤。社会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诋毁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宣传物质享乐,奢靡浮华;讲求个人中心,崇拜权势和金钱;放弃道德操守,崇尚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抵御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渗透,最根本的是弘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传统文化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归根结底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性文化,核心部分是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具有明显的育人功能。它关爱肉体,关心生命,不自虐,不极端,讲中和,讲奉献,设置了提高自身修养,为国家集体服务的人生价值。传统文化认为,个人生命由父母给予,同时承担延续祖宗生命的重任。因此,个体是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是生命之树上的枝叶,其价值在于更好的促进大树繁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契合,具有内在统一性。
1.有利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与欧洲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集体主义。集体是价值的主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原有宗法制集体主义存在各种弊端,完全无视个人利益的极端集体主义已经被否定,但集体主义不会过时,它滋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志士,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生动的素材。
2.有利于大学生基本道德规范培养。
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和”,最高理想的实现,依赖每个社会个体知礼守规,道德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后形成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道德标准。依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我国现阶段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脱胎于传统文化,扬弃了传统道德中等级、忠君等封建糟粕,发扬了爱国、勤俭等内容。传统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道德的生动解释,以“诚信”为例,流传着许多关于诚信的名言和故事。
3.有利于大学生健康人格养成。
心理学上的“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可以笼统的称之为“个性”。目前对于健康人格的评价标准一般为: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正确的自我意识;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大学生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刘洋泼熊”“马加爵行凶”等校园案件,凸显了当前大学生群体人格障碍问题。大学生中常见的不良人格倾向有妒忌、偏激、自卑、自我中心、孤僻等。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现实完美人格的典型“君子”,为大学生提供了目标。
1.近代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思想界痛定思痛,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力图引进西方文化,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在批判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内容被放大,甚至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在这种批判多于继承的历史背景下,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认同程度不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根据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涵,通过营造校园文化环境、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等传递给大学生。
2.受教育者大学生喜新求异的群体特点。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大学生处于人生智力发展的高峰时期,思维独立性和批判性显著增强。进入大学校门后,大学生脱离了家庭的呵护,学业压力减轻,开始独立面对社会,并思考人生问题,成人意识增强,渴望证明自己的成人地位。大学生不迷信书本,不拘于传统,相对于已有结论,他们更倾向于经过自身思考,提出新的见解。传统文化作为自古流传的内容,本身并不具有吸引大学生的新奇特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充分利用班会年级会,开辟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3.学校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内容缺失。
我国教育体系重技能轻人文、重“成才”轻“成人”的倾向依然非常严重,升学率依然是社会衡量中学教育的绝对标准。在就业率考量标杆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越来越向应用型靠拢,绝大都数高校都没有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大学生面临就业的激烈竞争,学习的重心大都放在过级、考证、考研等更有实际效用的内容上,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仅限于兴趣爱好或消遣。各类学校应提高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传统文化素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植根民族土壤,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养料,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民族品格,自觉抵御不良文化渗透,开拓向前,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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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不但对日本、朝鲜半岛产生过重要影响,还对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很多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明以及指南针技术首先应用于航海,才导致了人类所谓蓝色文明和环太平洋文化圈的形成(李二和《中国水运史》);郑和七下西洋更加深了这种文化的传播和辐射。并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枢纽的东亚文化圈。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以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思考未来设计的趋势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分化与融合: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思考未来设计的趋势
未来中国的设计将走向何处,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每一个设计者乃至社会大众都迫切想要找出答案的问题。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随社会不断的现代化,文化也在现代性方向转变。“设计”,虽然是个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的行为和意识,但严格的设计,应当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概念。自从设计师这一职业的出现,自觉的设计的行为就成为社会文化建设中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同时,今天的设计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设计问题。从广义的角度说,设计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的创造问题。要看清今日的设计,必须深刻洞察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工业化水平、国家文化政策、人民的审美修养、国际交流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思考未来的设计趋势,若能站在文化的发展趋势之基础上,这样去思考问题的实质,才会看得更清,看得更远。虽然我们对文化的认识能力非常有限,但设计者应当做出这样的尝试。
改革开放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浑然不分的总体性或中心化社会,所有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财富的分配、所有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严格的一元性和政治性,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强制地整合在一起,一切都是权力话语的控制和投射。经济体制上的国有化和计划性,消解着任何独立运作的可能性,经济是政治的附庸。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组织体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隶属于这个巨大的社会系统之中,个体的行为和独立性被抑制了。文化的一元性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在不存在任何其他异质文化成分的环境中,它具有唯一合法化的地位。观念、审美趣味的一元化,都是政治系统的必然延伸。
在“”反对封、资、修的“革命”口号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状态深受影响。与他人绝对一致的外表和生活习惯、行为模式,是保持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本色,“求同避异”是普遍的文化心理定势。唯恐由于一些微小的差异而被人视为异端。除了三餐一宿最基本的需要外,中国人没有欢乐,没有消遣。在那样的生产导向的时代,消费视生产计划、配给计划的马首是瞻,能获得必须的生活用品已是不易,更勿需谈设计关注消费者需求了。因此中国的设计在那样的封闭的环境中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迈开了脚步,随着体制改革的进行,多种所有制开始并存,行政包办一切的中心化体制逐渐瓦解,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统一的计划让位于平等自由的市场供求和竞争。经济的长足发展不仅使物质生产迅速复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更对社会的各个方
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开始了从一元向多元的分化。平均主义走向分化差别,从官本位走向市场化,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中国社会已经从高整合低分化的社会转向一个分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理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传统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一个基本的标志就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彼此分化,各个社会子系统开始具有并不断发展出自己的相对自律性。韦伯和哈贝马斯都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原先整合在一起的不同领域的逐渐分离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经济的分化,也迅速导致了其他各方面的分化的连锁反应,文化的分化当然也是其重要影响结果。经济的自律和分化导致了观念的极大转变,市场经济促成了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出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普遍的商品经济关系的建立是“人的独立性”得以发展的基础,是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发展的基础。
市场经济的平等性、选择性、自主性、开放型是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经济根源,它使消费者由传统的被动的消费变成主动选择的消费;把行政手段控制的由上而下的消费变成普通居民广泛参与的消费;使计划经济大群化、统一性的消费变成直接与个体兴趣、爱好有关的消费。由于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自主的选择、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意识越来越强。今天,穿什么样的服装、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完全取决于自身,没有哪一种是强加给消费者的。从企业的市场战略角度而言,就是市场的不断细分,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定位至关重要,消费群体的分化越来越细,开发适合目标群体的产品、服务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分化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现象,但在历史进入新世纪,国际背景、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日渐复杂之时再认真地审视文化发展,我们会发现,在分化发生的同时,还潜在的存在着一个消解、融合的过程。这同样对设计的探讨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值得认真思考。信息资讯正在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WTO的加入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的资金、科技、贸易的大潮,也使文化的交融日趋复杂,中国本土文化在不断的吸收异质文化的能量,消解传统的文化所确定的各种边界。这种融合现象至少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传统社会的特征在于一种“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时间和空间的地域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使得文化的地域界限十分牢固,而且彼此有别。近20年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入地域文化的经营和传播,信息流通的快捷、交通运输业的日益进步,促成了文化的游离,文化系统本身在不断的抽象化,越来越脱离原来特定的地域限制和特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到以前无法触及的地区。时间被虚空化了,出现了真正的超越不同地域特征的北京时间。
这种文化的媒介化,对原有的地域文化局限性的破除,使文化在日益的平均化和同质化。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原本属于特定的“本地生活”的文化材料,它的有效性只有在文化主体在场的情况下才有效,现在经过大众文化的改造迅速可以成为普遍使用的材料,成为一种时尚。最典型的是那些原本带有浓郁的地方特征的文化产品或风格。像一首民歌,经过改造可以成为流向歌曲而广为传唱,一种民艺造型风格,也会因为某种社会时代因素的激发而迅速化为时尚物品而充斥街头。这样,它们也就失去了与“本地生活在场有效性”主体的内在联系,成为与这样的本地生活无关,成为那些不具有“在场有效性”的其他主体的文化消费品。当一种起源于特定地域的文化产品成为人人享用的商品时,当它们变得为所有人喜欢时,它本来具有的“地域特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在以越来越迅速的速度消解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不仅在中国本土内是如此,经济的开放化、信息化,促使中国不再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发展的形态,而是卷入了更大的“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从巴黎时装的流行风,到好莱坞大片的上映,西方文学艺术风格潮流的渗透,生活方式的吸收与接纳,等等,都在促使今日国人生活形态与观念的演变。国际化产品视觉语言的流行,对国际品牌的青睐,既是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竞争新的契机,也是压力与动力。
在传统文化中,雅俗之间的分野是明显无疑的,贵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作为一个雅俗文化的二元结构,即对立又和谐地构成了社会整体文化形态。近年来,随着大众主体性、参与创造生活意识的觉醒,再加上物质条件日渐充裕所提供的手段上的辅助推动,大众文化发展得极为迅猛,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区别也在日益模糊。这种发展方向是耐人寻味的。在传统文化中,贵族文化通常是从民间文化中寻求素材和灵感,然后经过文人雅士的提炼、抽象、改造,演变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高雅的艺术形态,进入高层次的正统主流之中。而当今的文化发展似乎正呈现相反的趋向,大众文化不仅自身在生产和流通的规模上超出了其他文化,而且还掠夺其他文化资源,并把这些资源最终改造成适于大众文化逻辑的共享性的文化。
大众文化不断地在吸收利用雅文化的各种材料,形式和主题,并将这些材料很快处理成流行的熟悉的和易于接受的东西。如果说雅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吸纳是一个“陌生化”的过程,那么大众文化对雅文化材料的吸收,则是从“陌生化”转向“流行化”、“通俗化”。近年来中国结、唐装的盛行,从高档的手工艺术品到低档廉价物品,满足着各种消费层次、审美层次的需求。陶吧在都市生活中的盛行也是一个例证,陶艺从神秘的艺术殿堂里走出来,让每个人都可以亲身体验创作艺术的感受,不管做出来的东西如何,重要的并不在于此,而是艺术生活化的体验。大众文化的这种改造,使原先局限于少数人的文化产品,变成了大众可以消费的对象。大众文化通过吸收雅文化的特质,并对其加以改造和变形,以丰富自身文化的内涵,实现大众自身的创造生活的愿望。
在传统文化中,艺术是虚构的文化形态,虽然总是以某种方式和日常现实联系在一起,但从根本上说,逻辑上和观念上的界限实际上是存在的。但这种虚幻和现实的界线在信息社会的发展中受着技术的强烈冲击,进而在人们的生活行为和观念中被模糊了。其中之一方面就是电子传媒的普及引起视觉文化在生活体验中地位的上升。大众传媒如今日已普及的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数字电影等模拟和再现真实之物迅速而逼真,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中看到“真实”的场景,了解同步发生的现场直播的动态。
影像性的视觉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不断地消解着传统文化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特征,话语文化日益让位与直观快捷的视觉文化。另一方面就是网络的冲击,也许当初万维网在美国军事部门研制成功之时,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网络的普及速度之惊人与对世界冲击之大。网络不仅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这个数字化的世界更使人们真实地体会并实现了生活的虚拟化。网上教学,可以在家中参加虚拟课堂的授课,和虚拟的教师对话;网上购物,可以尽情浏览、比较各大购物中心的商品,并点击以确认购买;网上交友,你面对的人可以没有性别、年龄、职业、声音,一切都存在于双方的现象中,个人也可以以虚构的身份参加虚拟社会的活动而不许顾虑会被察觉。今天的人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已经因为网络的介入而有了巨大的变化。
当代文化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模糊的一个重要转变在于,文化生产可以预先设定某中逻辑或模型,进而依照这些虚幻的逻辑来模拟。这就是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所说的“地图在先地域在后”的游戏规则的出现。可以依照现实的需要而将问题借助于虚拟的形式解决。例如时装界数码模特的出现,可以取代真人模特儿现场表演,就是一场惊人的革命。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虚拟现实的运用,不仅可以使顾客看到虚拟现实的物体实态,甚至可以让人去触摸、感受到它。这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其直接后果是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现实”的出现,它取代了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现实,转而成为我们理解现实的主要途径。
在一直以来的人们的认识中,年龄通常是一个导致文化产品类型和边界存在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年龄在文化上有不同的伦理的、心智的和审美的差异,这是传统的文化的年龄界线。少年、儿童、青年、中年、老年人各有不同的文化形态。但是近年来传播媒介的发达、异域文化的交融、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等,越来越使似乎不可能发生变化的年龄上的界线也模糊起来了。大众传播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开放型,像书籍、杂志、画报等印刷媒介,电影、录像、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虽然节目在内容形式上有面向不同受众群体的定位,但是在传播过程中是面向所有群体的。事实上,在手段上做到排他性是不可能的。在开放的信息环境的影响下,各年龄阶层的生活观念都在潜移默化地受着影响。
从当前人们的生活趣味的变化上可以看出一些过去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一是成年人的“返童现象”,二是儿童的“早熟现象”。成年人越发对卡通等类型的文化的固恋,甚至在大学生中卡通片、卡通饰品都是很流行的东西。从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的理论看来,这种成年人的返童现象可以说是人格发展的一种停滞甚至倒退。“固着”或“固恋”是一种心理病症,它将会导致个人生活和行为的焦虑和不适。是否成人儿童化的产品会导致什么负面效应,还是会帮助其缓解生活的压力,现在没有经过严格的证明还尚无定论。但这种现象的确引起了社会尤其是商品生产者、设计者的兴趣和重视。与成年人的“返童现象”相反,儿童在这样的边界消失的过程中,却在经历着“早熟”。
课业的压力、物质生活的充裕使当代儿童的生理、心理年龄的成长都比人类以往大为提前,儿童接触成人产品和文化媒体的机会业无处不在。因此很多设计者在定位儿童及青少年产品的风格和基调时都有大伤脑筋的体会,他们不得不感慨,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
中国当代文化无疑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科技进步的冲击,传媒资讯的渗入,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使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错综纠结着各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因素。设计的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文化背景,也应当从文化背景中找到未来发展的动因。
其一,站在企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分化与融合不断同时演进的历程,使市场的需求趋势更加复杂、扑朔迷离。按照经典的市场细分理论,我们可以按年龄、性别、地域、价值观等细分标准将统一的市场划分为一个个市场片,针对目标市场群体展开市场调研,分析市场所获取的数据进而了解顾客需求以进一步将其转化为产品概念。
然而,在这样复杂的文化背景之下,有一个问题越来越引起设计者和决策者的注意,那就是我们依细分策略从市场中获取的信息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间的差异正越来越大。信息从消费者的一端流向设计师的一端时,中间经历了许多衰减和误读,进而会引起决策的失误。消费者究竟想要什么,产品究竟应在消费者中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为什么有时针对男性开发的产品结果却引起了女性消费者的极大兴趣?对开发与研究的方法本身的变革势在必行,传统方法显然是越来越不适用了,必须有方法与战略上的突破,才能使设计的发展永远在文化的建构中保持先锋的生命力。
其二,从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的趋势、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消解中会导致更进一步的对于企业及产品的观念的转变。随物质生活的丰裕,消费者有时需要拥有的并非实在的物质实体,当这个物质实体所包含的象征意义和精神内涵可以被抽象出来,融入消费者的生活中时,这种愿望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因此,让消费者拥有一种符号的表征,拥有一种情感体验,将成为企业服务设计的方向,而并不一定要拘泥于实态产品的开发,这两者的结合和拓展会是更好地塑造企业品牌形象的方法。
其三,外来文化观念的渗透、文化中年龄界线的模糊、地域界线的消融等使市场呈现出诸多复杂局面。设计除去在获取经济利益的价值之外,在建构整个社会文化的格局中的责任也需加以重新审视与思考。设计本身应当有深厚的伦理内涵,正如现代性所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引起了后现代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市场经济中设计所带给社会文化趣味的影响也不总是积极的,有许多急功近利的眼光导致的负面影响值得我们深思。未来的设计师,应当为人类的美好生活的建构多一份理性的思考。
诚然,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若要简单的以分化与融合加以概括不啻于盲人摸象,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设计的发展,会使我们对许多潜在可能的认识找到问题的根源。显然提出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希望有助于设计同仁思考与认识,共同推动适合中国文化发展的设计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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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新中国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总结法治建设经验和教训,中国的法治之路为何如此坎坷,法治在中国如何才能早日实现?究其根本,法治的实现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它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探讨法治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政治文化塑造着政治人和政治体系的政治行为模式,从而会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局面已经显现,这一变化将会推动政治体系逐步迈向民主、开放和透明,促进公民权利保护的机制建设,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变迁;政治发展
(一)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1956年,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al A. Al-mond)发表《比较政治体系》-文,把“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后来,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 Sid-ney Verba)等对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等五个民主国家进行了大规模跨国调查,并写作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书,该书成为比较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
1978年,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G BinghamPowell,Jr)出版《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该书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组成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阿尔蒙德等人在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把政治文化建构成为一种解释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分析工具。政治文化就是指人类在政治活动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相对稳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精神层而的因素。
一方面,政治文化直接表现为这些作为存量的精神层而的因素;另一方而,这些存量的精神层而的因素又会对特定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产生深刻影响,并由此形成政治文化的传承机制。这样,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政治文化的正向变迁会对政治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中国从秦汉时期到明清时期,整个政治变革的趋势就是君主制度不断强化,到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更是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大一统观念和君权思想,这种文化极大地泯灭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白由,使现代政治理念很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内萌发出来。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也有所显现。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必然会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深化,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成果又会反过来巩固政治文化变迁的积极因素,并使之制度化和进一步推动它的变迁。这一关系大致可以表示为:社会进步一文化变迁一政治发展。
(一)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多数国家都没能做到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取得了重大成就。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公民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平等、自由和民主意识逐渐增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中自由与民主的倾向成分越来越多。并且,中国人更倾向于追求知识、财富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在政治生活中,不再盲目崇拜和绝对服从。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浪漫与激进的政治心态开始被摒弃,政治稳定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同的政治目标,重视秩序成为重要的政治心理。这种注重稳定和重视秩序的理性心理有利于人们摆脱各种非理性观念的束缚,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生活中最基本、最复杂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相比,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把社会成员严格地束缚在简单的身份等级划分之下而缺乏流动机会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状态下,国家的力量获得了极大的扩展,社会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几乎不存在了。
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突出了作为公民政治文化主体的公民的地位,推动了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人们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的改变,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迁。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们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逐步增强。
(三)社区政治发展的影响
村民自治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兴起的农民实行自治和直接民主的社会实践。实践证明,这一形式顺应了农村社区管理的需要,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一种合适的制度安排。经过村民自治的民主实践,中国农民的主体利益意识逐渐被唤醒,规则意识、协作意识、民主意识和合作意识得到了增强。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则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最初,城市社区建设主要以社区服务为突破口和龙头,然后逐步扩展到社区文化、社区卫生、社区环境和社区治安等方而。随着城市社区政治建设的推进和发展,社区居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方而也逐步发生着变化。从目前来看,城市社区建设使民主和法治意识得到增强,对政治主体的认识更趋于客观,对白身权益和政府权力的认识更趋于理性。从而促使政治文化向着理性化和世俗化方向发展,也使他们自身的政治素质和民主素养得到了提高。
(一)推动政治体系倾向于民主、开放和透明
政治文化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影响政治输入和政治制度运行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同 时,又被社会成员视为一种权威性的内在力量。当政治文化中理性、民主、包容的因素增多,并成为多数公民的一种心理诉求的时候,其必然会被输入到政治体系之中,政治体系也会逐步吸纳这些因素并进行相应的改造,从而推动政治体系朝着民主、开放和透明的方向发展。
随着中国政治文化转向理性、民主、开放,中国政治体系也越来越多地响应这一要求,并且,这两种转变表现出明显的互动性。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指出:要“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
(二)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
法治,即“法律的统治”,是法律制度的一种特殊状态。近代意义的法治原则至少包括两个基本点:一是法治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法律要体现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二是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一切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社会团体和公民都必须服从法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加深和公民意识的提高,中国公民和其他政治主体的法治意识在近30多年中从弱到强,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且,通过政治实践和法治实践的具体行动,推进了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
法治意识的形成与提高在法治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法治建设开始迈出重大步伐。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而落实,作为全而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全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而部署。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标志着中国全而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法治意识的提高与法治建设的展开表现出了良好的互动和促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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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而觉醒,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与艺术化教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浅析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与艺术化教育全文如下:
摘要:家织锦是土家族特有的织造工艺,其纹饰和色彩瑰丽,制作繁复而精细。试图从新的观念:符号学、图像学等方面研究土家族织锦这一民间文化现象,并指出作为文化承载物的土家织锦在社会教化、民族历史、色彩心理、纹饰形成等诸多深层次的作用。
关键词:大众文化 消费 现代社会 艺术化教育
土家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居住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边地大山中,在土家族聚居的地区广泛流传着一种特有的织造工艺—土家织锦。土家人善织布,早在汉代以前土家先民所织賨布就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其“文如绫锦”,十分精美。唐代,土家人所织“溪峒布”,“溪布”,在朱辅的《溪蛮丛笑》中有记载:“绩五色线为主,文彩斑斓可观。俗用以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布。”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家地区开始种棉,织布技艺也进一步提高,乾隆年间修的《永顺府志》记载:“土妇颇善织,布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或丝经棉纬,一手织纬,一手挑花,遂成五色。其挑花用细牛角。”从上述记载与现存实物相印证,可以发现:一是土家织锦的起源较早;二是织锦所用材料,曾用麻,后又使用丝棉纤维。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研究土家织锦都是将其作为艺术品来研究,重点在纹饰,色彩的艺术性上着眼。笔者以为,由于土家族是一个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民族,大量的民族文化,行为规范,民族历史记忆都是依靠非文本的形式代代相传。这种传承有两个途径,一是口传文化,即民歌、神话、谚语等等,另一个就是非文字的图像。土家织锦在这种传承中是极重要的一环。大量、古老的民族文化信息物化于土家织锦的图像符号中。来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因此,土家织锦并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是生活的反映和再现”,而是一个具有深厚积淀的民族文化现象,里面有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
在土家织锦的织造中,是以妇女为主体。这一点与鲁西南的情况略有不同,那里有专门的走村串户的男性织布匠,不过供奉的祖师依然是女性织布娘娘。土家族的女孩从7~8岁开始就随着家中的女性长辈学习织锦工艺,繁复的工艺磨练着女子的性情,在自家所织造的最得意的作品,将在她出嫁那天向世人展示出来,而新娘在婆家的地位也会与织锦的多少、好坏有关系。民谚云:“养女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所以说,土家织锦不仅是生活用品,还负担着对土家女性教化的社会意义,围绕织锦所形成了土家女子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例如传说中的西兰姑娘因织造白果花,被其父(一说兄)误杀;而旧时,婆家在挑选儿媳时,首先要考查的就是女子亲手织的织锦,心灵手巧,会织锦,会持家是旧时乡间好女子的最高评价,而社会评价最高的女子也就有较大的机会嫁一个如意郎君,这也就推动了土家织锦的发展。现在许多土家织锦艺人,大多有一种温和而坚韧的性格,对于一个在封闭的、资源贫乏的大山中求生存的民族,也就需要女性这种品格才能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
土家织锦由于工艺本身的限制,不能如丝绸、刺绣、印染那样随心所欲的安排图像,对物象做精细的、自然主义的描绘,因此,其纹样多简洁大方,只保留或采用其最强的特征,犹如“戴着镣铐的舞蹈”,在工艺条件的限制中,将土家织锦的美学特征发挥到极致。但是这种极度简化,意象变形的图像,也为我们研究其纹饰带来了困难。
比如说:台台花的纹样。这是一个由水波纹、船花、虎头纹(一说人面纹)所组成的纹样,按特定格式组合成二方连续,宽10~13cm,长约40cm,镶饰于小孩摇篮盖帷边上,以大红、桃红、浅黄、浅绿等粉嫩色为主色,间以少量黑色。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两种争论,一种认为是人面纹,描绘的是土家始祖神,另一种则认为是虎头纹,代表的是土家族的白虎图腾崇拜。由于织锦的纹饰形象极度简化,要从其表面看,确实难以区分,但只要与其用途相映证,就不难发现其有图腾保护的意味,民间艺术最大特点就是趋利弊害。在这里即是如此,还有另一种纹样:勾纹,现在的争议也较大。勾纹有多种,单勾纹、双勾纹、12勾、24勾、48勾等,纹样通常一反一正、一阴一阳成对出现。织造者的解释说法较多:一说是描摹春天里的腾勾、新芽;一说是蜘蛛脚。
根据笔者的比较、观察,每种勾纹的中心都是一个万字纹,一层层的纹勾围绕着层叠盘旋,在这里,万字纹是一个太阳符号,这个符号不仅在织锦上,还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这个观点详见何新先生的《诸神的起源》,笔者不再多论。一层层的勾纹所表现的是太阳向外辐射的光芒。土家神话中很早就有对此的认识,称太阳妹妹怕羞而撒下了金针。笔者设想,这个纹样可能经过两个时期,前期纹饰中的万字纹为主体,勾纹只是其附属装饰;后期产生变化,万字纹不断缩小,而勾纹一层层逐渐扩大,并在配色中追求一种色彩的对比,朱红与草绿,橘黄与深蓝,黑色与淡黄,以色相、明度、纯度的对比加强勾纹的虚实相生、阴阳对比的艺术效果,而作为民族记忆的太阳神崇拜被逐渐淡化,至于土家人所解释的:春天的腾勾新丫、蜘蛛脚或是民族歌中唱的“48勾勾小姑,土家被盖巧功夫。郎若看着新式样,陪装嫁奁中意不?”都只是因形释义,是在发展流变中的符号信息内涵的转换,所以研究土家织锦纹饰一定要注意这种转换与丢失。
笔者将土家织锦纹饰形象与名称相比较发现:以花作为形象主体的极多,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土家人在劳动生活中之所见而又将其搬上织锦,对某些花样可以这样解释,而在某些传统古老式样中,所反映的却是采集经济下诞生的花树崇拜:梭罗树、梭罗桠、六乔花、玉簪盖等等。《太平广记》中记载:战国之时,“李正,学道……正身死,家人埋之于武陵,坟上生花树,高七尺,有人遇此花树,皆聪明,文章盛。”在现在的黔东南苗族中,依然有这种祭花树的盛大节日。可以设想,在几千年前,织锦女在创造纹饰时,一定是选择她观察最仔细的印象最深刻的物象。这就是韦雷泽爵士在《金枝》中 所描述的:狩猎部族不会用随手可得的鲜花,绿叶而是用兽牙,兽骨,兽皮等东西来装饰自身。只是纹饰发展到后期即以农业为主的时期,织锦者才会发现自然界中植物、花卉的美,从而将其搬上织锦。体现在纹饰中,不仅有对生活的观察,还有民族历史的记忆。一直以来,人们都以白虎为土家族的图腾,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崇拜蛇的部族也曾是土家人的先祖。
织锦纹饰中与蛇有关的特别多:大蛇花、小蛇花、蛇皮花、小龙花等等,在恩施,称蛇为小龙,民间故事中有《黑蛇大哥》,《向王与青龙》等,古籍有所载的、巴蛇吞象之说,现在民间还有禁忌:家里来蛇,谓之家神,焚香送之;女子梦蛇为身有喜之兆等等,可见作为土家祖先之一的蛇部族虽然被人们所淡忘,却忠实的保存在织锦纹饰中。
作为土家织锦的纹饰中所蕴涵的信息极多,是土家族口传,非文本文传的物态化形式,而与纹饰紧密结合的色彩,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外来文化对土著文化的强烈影响。土家族神话中虽然没有产生如藏族、蒙古族、纳西族那样明确,强烈的色彩观和神话中的神灵色彩系统,但是在土家织锦中却反映出强烈的色彩现象,呈现出较成熟的民间色彩体系。这种色彩体系独立于汉文化圈主流色彩体系之后,但又与南方楚文化的风格极相似,特别是战国,汉代的漆器更是惊人的相似。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的鹿角立鹤,通体饰错金纹饰,背部、翅膀、腹、尾的边缘镶一周绿松石;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中的漆器:《云豹纹漆扁壶纹饰》、《凤纹漆盒盖部纹饰》、《凤纹漆耳环纹饰》均以大面积黑色为底色,绘以朱红、金、蓝、银、黄等色,图象随器形变化,多曲线,圆弧线,物象所作c形。而土家织锦中也是这种强烈的色彩对比:其色彩浓艳、富丽,忌用大面积白色,以黑为底色,以黑、白线条分割图案,用色呈秩序排列,使对比色调调和,同时,在连续的图案中,寻求不同的色彩变化,一首配色三字经式的歌诀道:“黑配白,哪里得;红配绿,选不出;蓝配黄,放光芒。”这里已有意识的运用了互补色的原理来配色。鲜明热烈的色彩与丰富饱满的图案互为作用,色彩的冷暖与图案的分割相互依存,组成一个整体。土家织锦中虽然没有如刺绣般清晰的图象,却是以色彩统率整体,而形成强烈的视觉感受。当然,在强调楚文化影响的同时,所不应忽视的,还有土家织锦本身所产生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使楚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与产生流变的重要原因。
土家人世代生活在大山之中,青山绿水,气候宜人,即使在冬季,也是满目绿色,所居的杆栏式建筑以木为材料,木料经多年烟熏火燎(因土家人的火塘就在堂屋内),无论是建筑外壁、内墙都呈现出一种古旧的颜色,在这种色彩环境中,作为嫁奁的土家织锦所追求的必然是一种鲜亮的,能在大面积的冷、灰色调中跳跃而出的喜庆的色彩,通过视觉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慰籍。其次,还有工艺的问题,由于织锦材料多是自纺、自染,染料多是植物、矿物类,在长期使用后,易产生褪色,因此,加强其色调、色相、纯度的对比,使其长期使用后,依然鲜艳、富丽。
所以说,土家织锦的色彩又与楚汉漆器纹饰色彩有所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大面积的黑色底上强烈的朱红、蓝、黄,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神秘与浪漫,而前者是以红色为主调,以黑为底色,以黑、白线分割图案,努力营造一种温暖、喜庆、热烈的色彩感受。因此,笔者认为,楚文化在早期对土家织锦产生过强烈影响,但是土家人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革新和创造,从而发展出一种与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需求相一致的色彩系统,虽然没有如藏族、纳西族那样在口传文化中清晰的表露出来,但是却以一种物态化的存在在土家织锦中世代传承。
土家织锦作为一个活态的文化现象,曾在土家族日常生活和婚俗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冲击,土家织锦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使其陷入了困境。与之相比较的鲁西南的家织花格布,通州的家做千层底布鞋却走出了另一条路。花格布是鲁西南家织土布中最重要的品种,纹饰多以条带状图案,分割、调节、过渡、统一,强化大面积视觉分割的功能,图案有:斗纹、骨头节、错节、山芋花、砖纹等,若以纹饰与色彩而论,花格布远没有土家织锦繁复、精美、富丽、浓郁,但却已形成了产业化。
从纺、经到织成成布再到进入市场已形成一条产业链。通州千层底步鞋也已经进入市场。土家织锦曾在20世纪80年代红火过,但是随产品质量的下降,用途的单一,民间生产逐渐萎缩。虽然现在研究土家织锦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在做产业与保护兼顾的工作。2002年,武汉纺织学院曾推出过一系列的土家织锦为设计原素的服装设计作品,但由于其着眼总仍是在民族服饰上,影响虽大,却不可能进入市场。对于土家织锦来说,保护与发展都需要现代设计和市场的介入,而怎样将古老的民间艺术传统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是研究者们思考的问题。
1 辛艺华,罗彬.土家族民间美术〔M〕.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4
2 钟茂兰,范朴.中国民间美术〔M〕. 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
3 汪为文.湖南织锦〔M〕. 湖南: 湖南美术出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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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许多青年人成为中国行业和企业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更是未来发展的领路人。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推向了中国甚至世界的前端,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创新精神,开拓着中国甚至世界的未来;在科技领域,特别是在新型科技领域,青年人的创新、开拓的精神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属性初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属性初探全文如下:
摘要:青年是社会文化未来的承载者、传承者和创造者,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属性如何,关系到我国传统优秀文化是否能得到传承,关系到我国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否可以得到推广和发扬,关系到我国未来文化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关键词:当代青年文化属性象征文化。
从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角度看待某种文化或文化现象会得出不同的关于文化属性的判断,本文主要应用马格利特·米德的“文化模式”理论,即“前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后象征文化”理论来研究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属性。
青年是社会文化的集合体,社会文化形态影响着青年怎样接受和接受什么文化,这也就影响着青年文化属性的形成和确立。本文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中后象征文化仍然是处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础地位,互象征文化处于当代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前象征文化在当代中国有一定的苗头但并不明显,是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的未来发展方向。当代中国的三种文化形态也就决定了当代中国青年的三种文化属性,即:后象征性、互象征性和前象征性。下面我们就来具体探究一下当代中国青年的这三种文化属性的所处的地位和表现。
首先,研究一下当代中国靑年的后象征性文化属性。中国自古就有尊重父母、尊重传统和尊重历史的文化传统,这使得当代中国青年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品德上都具有深厚的向长者、向过去经验学习的后象征性。可以说,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经历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其关键因素之一就在于中国青年一直具有后象征性的文化属性,正是这种文化属性的具备决定中国的青年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所以,后象征性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基本文化属性。
其次,考察一下当代中国靑年的互象征性的文化属性。由于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互象征文化形态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社会存在着属于不同辈分群体文化期望和文化价值,所以互象征性是当代中国青年的主要文化属性。这表现在:老师、同辈人和青年团体已成为青年人学习和获得文化信息的楷模。当代中国青年形成了以自己的同辈人作为文化楷模的文化,而这种属于青年自己的文化是当代中国青年互象征文化属性的集中体现。可以说,在当代中国互象征文化无处不在,青年人有自己的偶像和楷模,但他们很少是自己的父母或是长者,而是与他们年纪相差不是很大的同辈或年轻成年人中的精英,总之,青年人的楷模不再是或不只是自己的父母和长辈,他们更亲近于与自己成长背景相似的同辈人。
最后,重点探讨一下当代中国靑年的的前象征性的文化属性。前象征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青年成为社会的权威,长辈以青年为文化楷模。当今中国,社会的权力和权威仍掌握在成年人手中,前象征文化并不明显,但当代中国青年的身上已经有了前象征性文化属性的某些体现。
在经济领域,许多青年人成为中国行业和企业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更是未来发展的领路人。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推向了中国甚至世界的前端,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创新精神,开拓着中国甚至世界的未来;在科技领域,特别是在新型科技领域,青年人的创新、开拓的精神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以自身丰富的知识和对科学技术的掌握程度已经把他们的父母远远抛在了另一个时代。许多长辈不得不向青年人学习新的知识,以求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文化领域,青年人已成为中国流行文化的领路人。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青年人的文化也会成为引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路标。
以上我们从社会的不同领域呈现了当代中国青年前象征文化属性的一些表现。但由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当代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性的表现是有限的。当代中国青年存在着创新性不足的问题,他们往往只是学习或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青年的流行文化,缺乏原始创新性。可以说,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文化属性的真正确立和壮大,还得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走很长一段路。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千年文明深深的牵绊着中国人,中国的前象征文化的发展一定会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是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这也就决定了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文化属性的形成也一定会更加漫长并伴有自己的特点。可以预见,未来中国青年人身上的文化属性会具有多种类、多层次的特色。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性绝不会是横空出世、无土栽培的,而是有根的,这根就体现在中国人的后象征文化属性中。
[1]马格利特。米德。代沟[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2]吴广川。青年学辞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文化空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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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日益联系为一个密切的整体,世界各国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民族文化在这种背景下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同时文化帝国主义泛滥和文化霸权主义也兴风作浪,成为文化民族化过程中的重要障碍。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及其实现路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及其实现路径全文如下:
摘要: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深厚土壤,只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出发,吸收借鉴世界一切文明成果,民族文化才能得到不断发展。从民族化视角实进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成是全球化时代赋予的重要课题,也成为新时期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先进文化 民族化 传统文化 文化安全
(一)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是整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升华,它反映和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整体风貌和独特的性格。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文化具有激发广大人民的热情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功能,同时它也具有巨大的社会感召力和整合力,可以把整个13 亿国民凝聚起来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扬的重要形式当代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有效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传统文化的日益消退、外来文化的侵蚀等都在影响着文化民族化的发展。文化要想民族化,必须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并且在这样的一种融合中通过先进文化的建设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三)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抵御外来文化侵蚀的有效方式改革开放背景下,各种外来文化涌入中国。同时,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这就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选择趋向多样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严重威胁着先进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化只有不断用民族化的形式提高其感召力和吸引力,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才能最终战胜外来文化保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
(一)文化民族化受到文化全球化的冲击和文化帝国主义对民族文化的侵略。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日益联系为一个密切的整体,世界各国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民族文化在这种背景下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同时文化帝国主义泛滥和文化霸权主义也兴风作浪,成为文化民族化过程中的重要障碍。
(二)国民对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的缺失。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树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但19 世纪中叶,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蹂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受到了重创,国民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日趋流失。
(三)文化民族化发展过程中缺乏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发展和进步,想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和替代,就必须加强自身民族文化的不断创新。但是,我国民族文化却在创新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缺乏文化创新的观念;缺少文化创新的有效机制;在创新政策和法律层面缺少应有体系等方面。
(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流失。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重要理论基石,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博大精深的内涵是现代文化民族化的宝贵财富。但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现代教育对民族传统文化内容的缺失;传统文化艺术形式的失传;传统文物和历史古迹和破坏;传统文化节日的淡化等方面。
1、确立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用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发展潮流,增加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提高民族文化的自信心。2007 年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报告中,这也充实了我们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2、增强大众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提高大众的民族文化素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民族精神、伦理道德、艺术表演等形式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被流传至今,这对于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培养民众的民族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五千年始终兴盛不衰,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就是伟大的民族精神。
1、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和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理论,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上,必须在理论教育的基础上立足实践。真正的民族精神是根植于民族群体之中,内化于每个国民心理意识、言论行动之中的。所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从人们生活的实践出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出发,把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起来,在继承的基础上培育新的民族精神。
(三)秉承民族文化厚重的生命底蕴,吸收借鉴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底蕴和深刻的历史内涵。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必须秉承民族文化厚重的生命底蕴,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之中去,在建设当代文化的同时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广大。
同时,我们应该吸收当今世界各国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洋为中用”,处理好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这也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促进国际联合积极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反对和抵制文化帝国主义,保护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维护世界文化生态平衡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建立起广泛的世界反文化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推动世界文化新秩序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建设,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
1、支持世界文化多元化,联合国际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有效的抵制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保护了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安全。
2、努力构建国际文化共同体,并积极参与内外对话。文化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尤其是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更加方便和容易,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国家间的“国际文化共同体”,以此来抑制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3、建立认同平台,把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推向全世界。
中国的强大发展不仅不会给世界带来威胁,相反的,中国文化会把自己的文化理念推向全世界,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思想,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文化秩序。
(五)增强文化的创新能力,提升民族文化的竞争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不竭的动力。在当代中国,文化创新应该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努力提升民族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1、大力推进文化观念创新。文化观念的创新必须立足国情,把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几千年封建落后的文化中解放出来,不断从对西方文化的误解中解放出来,开拓创新意识。
2、大力推进文化内容创新。文化内容的创新是指导思想的创新,把古今中外的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
3、大力推进文化形式创新。文化形式的创新必须用符合了时代气息和别致创新的符合民族形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
我国的文化民族化建设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如何抵制外来文化的侵略保护文化发展的民族化,如何把中华文化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所以,我们应该遵循先进文化民族化的建设原则,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去完善和研究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实现路径,最终真正实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伟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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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华夏文化为基础,充分整合全国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要素而形成的文化。不同于中华文化的国际属性,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受中华文明影响较深的东方文明体系被称为“汉文化圈”,特指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反映。从旧石器时代的发明创造,到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一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相关论文: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析框架。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析框架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从一般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表现是:有等级,无平等;有强势,无弱势;有传统,无创新;有人治,无法治;有礼节,无理性。在现实层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权威主义、机会主义、平均主义、血缘主义、功利主义。在宏观的社会效果方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有利于坏人,不利于好人;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有利于个体,不利于整体;有利于现在,不利于将来。中国文化的单向度性和强势性体现在微观的个人人格方面,主要表现为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具体表现是: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面子与里子人格的两极统一、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中国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是催生文化不均衡性和强势性的根本原因。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其中体制创新是关键。
关键词:中国文化 分析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甘肃靖远人,1964年10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理学、经济学双学士学位,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曾先后公开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5本,并获得过10多项科研奖励。)
论文正文:
什么是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所指中国文化,主要是指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表现出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主导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在现实层面,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并融合其他文化的一种文化存在。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深层意识里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及精神状态,就是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
中国文化有些什么特点?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下面谈谈本人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有等级,无平等。
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中国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家族的等级性立足于血缘。而社会和国家的等级性是家族等级性的进一步推演。等级性的实质是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权,尤其是具有不同的剩余分配权。一般而言,等级越高,其所具有的分配权就越大,其享受的待遇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平等,只能是同一等级内部的平等,并没有全社会的平等。所以,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
二、有强势,无弱势。
中国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有的同志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人本的特点,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说法。民本与人本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人本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范畴,而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只是民本范畴。民本的目的为了强者,是最终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人本的最终目的是所有人。所以,民本只是一个局部范畴。当然,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但这种现实主义导致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而非人本;因为这种以人为中心只是以少数人为中心,只是以强者为中心,而非以所有人为中心。
三、有传统,无创新。
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顽固特点。由于缺乏创新,所以中国文化实质是一种静止的文化,或是一种循环的文化。虽然有局部的变革,但充其量只能算是枝叶的修剪或是对整体的一种修饰。其修饰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对原有本质的进一步深化,而不是实质的变化。这里中国文化没有创新根本原因不在自身。任何文化本身都是极具创新力的。中国文化缺乏创新,根本原因是外在力量的压抑,尤其是强势利益集团的压抑。创新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对传统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所以,创新总会遭到原有利益集团的抵制和摧残。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均衡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格局是:强势太强,弱势太弱。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创新除非对强势有利,否则,创新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四、有人治,无法治。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一种人治文化。反过来,人治文化又促生和巩固了人治社会。德治是人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人治的有效性,道德自律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周公在总结商殷灭亡的教训时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儒家认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里修身是起点,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另外,统治者也是历来喜欢人治,而不喜欢法治的。因为人治为统治者提供了极大地掠夺空间,而法治则不能,因为法治对统治者也是一种约束。所以,专制制度与人治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人治文化是专制制度的寄生物,专制制度是人治文化的进一步推演。
五、有礼节,无理性。
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在中国古代,各朝都设有专门管理礼制的官职。在周代,礼制的管理属于宗伯,后世逐渐演变,就成了礼部。“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特权利益的提防。所以,中国的“礼”是一种不合“理”的“礼”。这种“礼”只会加剧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既失去了“礼”,也失去了“理”。所以,“礼”必须建立在“理”的基础上;否则,只会产生局部均衡,不会产生整体均衡,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会产生长期效益。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
一、权威主义。权威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上的贫穷和落后;二是精神世界的不确定性。由于落后和不确定性,人们必然就有追求和向往。而权威是与追求和向往相伴而生的。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与愚昧是一对孪生子,所以,中国具有产生权威主义的肥沃土壤。对个人来说,权威主义表现出两极的特性。一方面,个人需要和崇拜权威;另一方面,自己也梦想有朝一日成为权威。在中国,权威主义意识经过几千年时间的不断强化,已进入到国民的深层意识结构中,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深远和巨大的。
二、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一般原因是:经济人假设、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但在中国,机会主义的诱因除了以上因素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首先,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博弈不同于工业社会由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容易诱发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其次,封建专制体制所体现的人治传统是催生机会主义的天然政治温床。再次,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是产生机会主义的文化乐园。正因为有如此雄厚的现实基础,所以中国机会主义的泛滥也就是一种必然。
三、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原生平均主义,这是人类所共有的,它不因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差别而有所差别,体现的是一种普遍性。由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派生平均主义,它与特定的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有关,体现的是一种特殊性。
在中国,一方面存在原生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有着产生派生平均主义的更为雄厚的土壤。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不均衡一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首先是经济的不均衡。经济的不均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的不均衡:一方是高度集中的完全垄断;另一方是高度分散和小规模的无序竞争。二是分配的不均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其次是政治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有:天下权力集于一人之手,等级制,权力缺乏制衡,上下级之间权力不对称等。再次是文化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以强势为中心。不均衡必然导致人们对均衡的渴求,越是不均衡,人们对均衡的渴求度就会越高。从结果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最终表现就是不平均。所以,人们希望均衡,往往就会演化为对平均的追求和执着。
四、血缘主义。
血缘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血缘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以基因为准则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远近是与所含相同基因的多寡成正比例的。血缘主义的原则可以泛化到血缘圈子以外,如朋友之间的称兄道弟实质就是血缘关系的泛化。血缘主义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组织均衡,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血缘主义不利于社会化大分工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不利于社会的平等化建设,最终,不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在中国,血缘主义可谓根深叶茂,所以破解血缘主义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五、功利主义。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功利主义是一个普遍范畴,中国也不例外。但在中国,功利主义表现得更为现实和具体,中国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更为现实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是与农业文明紧密相关的。中国现实功利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重经验,轻理论;重短期,轻长期;重局部,轻整体;重特殊,轻一般;重人情,轻法律;重迷信,轻自信。这种更重现实的功利主义很容易导致社会发展的“囚徒困境”。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功利主义,但功利主义必须要有理性的约束;否则,功利主义只会导致功利主义的异化。
一、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
中国文化是一种富于弹性和随意性及人治特征的文化。文化的灵魂是价值,是规则。文化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凝聚、导向、整合和规范的功能。而规则本身又是人们谋利的一种手段。在强者和弱者共同参与的博弈中,如果规则不具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则博弈结果未必一定有利于强者。但在规则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的情况下,博弈结果会多数有利于强者。主要原因是:规则的弹性和随意性导致了规则有效性的降低,这时,博弈双方的结局主要取决于二者的个人实力,而不是其他因素;另外,由于规则的生成和运用本身具有强势主导的倾向,所以,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规则会体现一种为强势服务的工具倾向。所以,只有刚性的规则,才能为社会合理性提供一定的前提条件。反之,若规则随意性大,则其实际所体现的最大功能就是更多成为了为强者服务的一种工具。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假如你犯了事,这时问题就不是看你犯的事大不大,而是要看你的后台硬不硬。处理的结果是与你的强势地位密切相关的。一个人越是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处理的结果对其就越有利;反之,则反之。
二、有利于坏人,不利于好人。
中国社会流行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和为贵”及取“中”的处事原则,在这种原则下,处理结果一般是有利于做坏事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选择做坏事,还是选择做好事,取决于二者的成本收益分析。这里的收益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两个方面,成本也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两个方面。一般而言,人们总是要综合考虑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以期实现在特定效用偏好结构条件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由于每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一般是不同的;所以,在现实中,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可能会有不同的决策选择。
但不管情况如何,其决策目的最终都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一个良好和有效的社会规则,应当满足:做坏事的个人成本大、个人收益小,做好事的个人收益大、个人成本小。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及求“和”和取“中”的价值导向,只能使本应付出成本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成本支出,本应得到收益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收益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会更偏好于做坏事。因为,虽然做坏事的社会成本大,但社会并没有让其付出真正的个人成本;相反,做坏事所得到的个人收益却并没有减少多少。另外,中国文化中所潜藏的平均主义,本质上也有一种使收益者减少收益、使应付出成本者减少成本支出的价值倾向。
三、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
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中国,大凡处理事情,人熟不熟悉,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熟人原则实质体现的是一种血缘原则。熟人原则导致社会游戏规则的二重化。在熟人之间,是一套游戏规则;在陌生人之间,是另一套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多重化将直接增大社会的运转成本并将更多诱致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熟人原则也导致一种关系本位。人们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将会更偏好于拉关系,而不是将更多精力用在真正的生产方面或是真正的发展个人能力方面。所以,熟人原则最终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当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熟人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偏好熟人并非就必然不合理,这里也有个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相对于陌生人而言,人们对熟人了解更多,从而在熟人之间决策就更容易一些。一般来说,讲熟人原则不能离开社会理性,否则,就是不合理,这里更不能将熟人原则扩展为关系本位。当然,如果符合社会理性,决策或有关行动偏好熟人也未必就是一件很坏的事。社会离不开熟人,但不能有熟人本位或关系本位。
四、有利于个体,不利于整体。
中国人处理事情,更多是考虑个人效果和私人关系,而不太注重考虑社会效果和整体效应。从中国文化的一般特点看,这种只注重个人效应,忽视社会整体效应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而不仅仅是个别例外。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从人本的角度看,注重个人效应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但任何个人效应都应符合社会理性原则,否则,最终吃亏的仍是具体的个人。因为只注重个人效应,不注重社会整体效应,就有可能使社会最终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循环陷阱中,不能自拔或难以自拔。
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就是一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些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现象,实质也是这种情况的一种表现。中国人很聪明,在文化中也体现了一种个人的聪明主义。但这种个人的聪明主义往往只会导致整体的一种糟糕结局。所以,聪明只体现个体理性,不体现社会理性,个体理性只有转变为社会理性,才是真正的大聪明。社会理性要求不仅要考虑个人效应,也应考虑社会效应。有了社会效应,最终也会有助于个人效应的实现,而且能使个人效应得到更好和更长远的实现。
五、有利于现在,不利于将来。
将来和现在是一种从时态角度考虑的文化观。实际上,中国文化所体现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大家都是认可的。这种现实性和功利性在时态上的表现就是只有现在时,没有将来时。目前,中国社会诚信的缺乏与机会主义的泛滥都与此有极大关系。将来对现在是一种制约。从哲理的角度看,没有了将来,也就没有了现在。这里存在的情况是,虽然中国文化没有将来时,但有过去时,且对过去时是高度关注的。老祖宗不能丢。传统总是好的。祖宗是我们的权威,是我们命运的掌握者。但过去毕竟是过去,过去说明不了现在,更说明不了将来。所以,中国要发展,不能只靠过去。但过去又构成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过去、现在、将来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三者既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三者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着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
一、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
当一个人处在强势地位时,主子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处在弱势地位时,奴才人格占主导地位。在封建等级制下,同一个人,对上级而言,他是弱势,对下级而言,他又是强势;同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权力不均衡的等级制环境下,一个人只有实现主子人格与奴才人格的有机统一,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二、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
主子与奴才人格内生柔弱与残暴人格。当一个人是主子时,残暴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是奴才时,柔弱人格占主导地位。由于同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奴才与主子地位的不断互换中,所以,同一个人也总是处在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不断转换中。从中国历史来看,柔弱与残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农民人格的一个显明特点。一极是柔弱,一极是残暴,不均衡的社会制度使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并统一于一个主体之中。同时,残暴与柔弱又互相补充。残暴是对柔弱的一种自我平衡和补偿,柔弱又诱致和促生着残暴。
三、面子与里子人格的两极统一。
面子是一个人的形象,是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属于精神产品的范畴;里子是一个人真实的自我存在。面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景观。在实际功能方面,面子体现了一种社会对个人的现世约束。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对面子具有较强的需求偏好,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将来约束;二是缺乏现世约束,如人治氛围浓烈;三是社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及功利主义趋向。面子情结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个人既看重别人的面子,主要原因当然是为了自己的里子;但为了自己的里子,一个人又不得不看重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形象。从经济学角度看,面子就是一个人的品牌,其最终落脚点是利益。所以,中国人爱面子,也是一种利益博弈的均衡需要。
四、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
封建等级制和贫困等原因促使人们形成自尊心与自卑感都很强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处在弱势时,会加重人们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处在强势时,又会衍生出强烈的自尊心态。另外,自尊与自卑人格又互相包涵和转化。主要原因是:一是由于自卑更多是由外界条件所致,所以,对自卑者而言,这种自卑感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自卑者的深层心理是:别看你强,只要条件相同,我也会和你一样。所以,外生的自卑只会激发内生的自尊。二是自卑本身也是自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三是自卑是追求自尊的心理前提条件。有了自卑感,才会促使人们不断地追求实现自尊的行为。
五、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
内圣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是一种以仁德为核心的人格构成。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从理论层面看,中国文化总的价值趋向是:内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王事功不过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的就是这种逻辑。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是互补和相反的。现实中最缺乏的,往往是理论上最提倡的。从现实的层面看,外王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内圣则是内王的逻辑结果。内圣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
在一个人治的专制主义环境中,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依靠暴力推翻专制统治,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种是与专制统治合流,通过内圣途径实现外王目的。当然,如果你不想选择建功立业,也可以选择消极无为,这也是统治者不提倡也不反对的。内圣与外王体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就是:社会需要个人以内圣为主导,以外王为逻辑结果;个人需要以外王为主导,以内圣为逻辑结果。这种情况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就是内圣与外王双重人格的两极统一。
中国文化总体体现的是一种强势和等级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文化的不均衡性和强势性?专制制度是根本原因。
首先,文化的灵魂是价值观,而价值观实质是一种制度的存在形式,而制度的演进又总是具有利益取向和强势主导的特点。马克思说,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主体为什么要积极推动制度变迁,核心是主体自身利益需求。任何自然都不具备主观能动性,只有社会主体才有主观能动性去推动制度变迁。而大量社会主体为什么有积极性去推动制度变迁,前提条件就是利益。另外,引致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多元的,但不同主体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一个单个的人,就是一个主体,一个集团,也是一个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当某一主体处于社会核心权力位置时,该主体就具有了强势地位。所谓社会核心权力位置是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位置,一般是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的一个集合。具有强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大;具有弱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小。
其次,封建专制制度造就的官僚集团是封建社会最强势的利益集团。维持文化为强势服务的特性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要求和需要。所以,历代统治者总是要竭力维持这种文化传统,并不断采取措施更加完善其为统治者服务的特性。
再次,能否说小农经济是产生专制文化的根本?答案是:经济是基础条件,但不是根本和决定条件。说经济决定一切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说法。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应当是一个互相嵌套的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对历史的发展作用是不同的,问题取决于谁是瓶颈因素。谁是瓶颈因素,谁就是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决定变量。从各国发展的历史看,小农经济也并非一定导致专制文化。
第四,中国的专制文化是与专制制度相始终的。专制制度需要专制文化,专制文化又依赖专制制度而存在。
所以,中国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是促生文化不均衡性和强势性的根本原因。
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伴随文化的现代化,必须要求人们在意识深处体现一种平等、法治、民主、人道、自由、自信等理念。但由于几千年的文化沉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政治、经济等现代化相比较,任务将更为艰巨和困难。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其中体制创新是关键。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所以,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所以,中国要取得长期发展,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为创新提供充足动力,这里关键是在制度设计上要为创新提供充足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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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不息的精神财富,文章在分析当今高校美术教育对传统文化的现实需求基础上,指出存在的不足,提出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应在多个方面进行努力,以期发展提升。
关键词:传统文化美术教育发展提升
传统文化对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作用不可小觑。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生态,并且难能可贵地有机统一、相互融合。古往今来,教育都强调“文道结合”,在“传道授业”的同时培养道德品质,高校美术教育除了注重知识传播和技能锻炼,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的熏陶砥砺道德品质、完善人格修养,实现对人精神世界的塑造。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传统文化积淀的精神财富则是取之不尽的瑰宝,中国传统文化中闪耀着崇高的人性光辉,胸怀、仁爱、诚信、修身、立志、廉洁、牺牲……这些美德都是传统文化的信仰,也同样应该成为我们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信仰。
传统文化对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大有裨益。中国传统文化凝结了哲学和艺术的结晶,在中医、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各个领域积淀了无数令人为之倾倒的作品,其形态、功能、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状态,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宝贵财富。脱离传统文化的积淀空谈艺术修养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人们欣赏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时,如果对《洛神赋》毫不知晓,则很难对画中展现的情节和意境有深刻的理解,进而体会其巨大的艺术价值,更无法进入“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同样,如果不了解“云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在古代建筑、雕塑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其代表的“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理念,那么北京奥运火炬“祥云”的诞生也是不可想象的。传统文化和高校美术教育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是美术学习和创作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才能真正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入更深的艺术境界。
“重知识,轻素养”根深蒂固。当前高校美术教育在提升人文素养上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重知识,轻素养”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一是注重美术技能传授,忽视审美感受培养;二是注重美术形式学习,忽视文化底蕴积累;三是注重美术学科本身,忽视跨学科交流。这种局面下,美术教育容易流于形式,导致部分学生文化素质苍白、难以厚积薄发,因此,强化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汲取精华,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积累文化功底,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重洋轻土”一度普遍存在。毋庸讳言,当前我国高校的美术教育实践中仍然存在“重洋轻土”的现象,表现为大量采用西方的美术教学模式,侧重西方美术能力锻炼,比如绘画上过分重视素描、色彩(水粉、水彩、油画)、速写等西方画种教育,忽略中国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重视这些并无不妥之处,西方的焦点透视、解剖学、光影素描等能力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妥的是厚此薄彼、“重洋轻土”。这种情况下,容易使人在文化意识尚且模糊的状态下,盲目追求“中西结合”,追求表面形式,忽视精神内涵,这对培养真正优秀的美术人才并无益处。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我们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传统文化,我们才能“拿来”得更理直气壮,避免陷入盲从和消极。
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一个兼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社会,在各个方面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将大有裨益,对高校美术教育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在优化课程设置上下功夫。课堂教学是最直接、最基本的教学方式。可以考虑在高校美术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课程的比例,加大跨学科交流的力度,把优秀艺术作品引入课堂,充分利用课程设置的示范作用,鼓励学生广泛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欣赏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
2.在创新教育模式上下功夫。美术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可以让优秀的内容走进课堂,又可以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博物馆、美术馆,走进节日风俗、祭祀仪式,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鼓励学生“走出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进行社会实践,到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实地考察感受,了解我们国家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起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进而进行保护和传承。同时,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教育和交流也是创新教育模式的应有之义,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师生之间的教育关系也应相应扩展,发展充分交流、合作、激励的互动教育关系。
3.在搭建交流平台上下功夫。交流平台是课程教育的延伸和扩展,要结合高校实际,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加强高校之间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学术研讨、课题研究、艺术展示、访问学者等方式,搭建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交流沟通平台,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其中。既强调学习交流,又注重发展创新,让学生在充分贴近吸收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寻找创作灵感源泉,探索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血液,中华文明在经历几千年的发展后,留给我们后人如此巨大的精神财富,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广大美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坚持民族化、本土化,融合国际化、全球化,美术教育一定能够更加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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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两会”外交部长答记者问以及温与记者见面会上,很多外国记者用汉语向杨外长和温提问,看后让人倍感自豪。随着今天中国的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越来越广,中华民族的文化又重新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世界范围内正掀起了学习汉语文化的热潮。据报道,现在有100多个国家的两千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汉语进入美英日韩等国的中小学课堂,中国在海外开设孔子学院达几百所。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使世界各地的朋友想更加深入地了解汉文化。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遗产之丰厚举世公认。可以说,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是汉语文化热最重要的催化剂。作为中国人,我们对此感到欣慰和自豪,但与此同时又令人忧虑,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加速,国人的语言文字水平却日趋下降。我们正在渐渐忽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渐渐忘却自己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
汉语文化热源于汉文化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作为汉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是具有表意特征的一种文字,在漫长的历史中不但没有灭亡,而且还在不断发展,这充分说明汉字本身的生命力。正由于其严密的表意性,汉字、汉语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独特的汉字赋予了汉语丰富的文化内涵,载负了中华民族光辉的文化,记录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因此,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汉语文化在全球语境下的兴衰存亡,取决于汉语文化的传人对于汉语文化的态度。作为汉语文化的传人,我们应当将其发扬光大,而不应以谬误人。
如今社会上汉字使用情况令人堪忧,直接体现是大街小巷的用字五花八门,包括招牌、广告、招贴、布告、报章等,使用不规范现象比比皆是。人们又不可避免的要与之接触,这势必会造成不良的影响。社会用字不规范现象归纳起来大致有四:一是使用自己的简体字(包括已经废止的二简字),比如,很多店铺的招牌使用中,“打汽(气)”、“仃(停)车场”、“花蓝(篮)”、“付(副)食店”、“另(零)售”、“歺(餐)厅”等等。二是滥用繁体字(包括已淘汰的异体字),可能有些人以为使用繁体字,表示自己有“文化”,将“美容美发”写成“美容美發”,殊不知“发”字由两个字简化而来:一是“發展”的“發”,一是“頭(头)髮”的“髮”。若执意要用繁体字,那应是“美容美髮”。三是使用错别字,诸如“神州(舟)六号”、“寻物启示(事)”、“夜霄(宵)”、“打蜡(腊)”、“家具(俱)”、“渡(度)假村”、“侯(候)车室”、“房屋折(拆)迁”、“季末清仑(仓)”、“震撼(憾)价”。四是乱改乱造成语,近年来一些商家为追求广告效应,玩起了文字游戏,给一些成语改头换面,如某服饰的广告语“衣衣不舍”、某化妆品的广告语“痣在必得”、某蚊香产品的广告语“默默无蚊”等等,这些所谓的广告创意,实质上是改变了成语的本意,说重了是对汉文化的亵渎。城市街头用字是社会用字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一个国家整体文明程度、文化素质、精神风貌的重要表现窗口。对不规范使用汉字现象我们决不能视而不见,因为这与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极不相称。尤其是现代社会已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给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社会用字没有统一的标准,任人乱写滥用,不仅破坏了汉字本身的交际功能,而且势必给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教育普及和文化繁荣造成很大的损失和障碍。今年5月即将在上海举行世博会,届时全世界的目光又将再次聚焦中国,为营造良好的世博环境,全社会都应该立刻行动起来规范汉字使用,纠正街头不规范使用汉字现象。
美国著名学者杜维明在题为“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的演讲中说:“当代人类社会既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又是一个本土化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时代。”这就是说,科学技术、贸易往来、金融资本等等是可以一体化的,但是文化是不能一体化的,它必须也只能是千姿百态,各不相同的。所以,保存并发展汉语文化,让汉语文化之树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青春长在,这就是今天汉语文化的传人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香港已故著名的爱国人士、语言文字学家安子介先生生前曾预言:“21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人类总有一天都要学习汉字!”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世界范围内正兴起一股强劲的学习汉语文化的热潮,安先生的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面对此情此景,作为汉语文化的传人我们更应该认真学习汉民族语言,掌握汉民族的精神,传播汉民族文化。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崔希亮先生曾说:汉语热的同时我们面临着更多的问题。我们决不可骄傲和自满,更不能不思进取。一个国家的文化是民族的根,是自主创新的不竭源泉。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科技相对落后,在我们的面前仍会有许多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仍然需要更加谦虚谨慎,需要继续奋发图强,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争取在各个方面都有更大的发展,才能使汉语热持久。
汉字是依形、音、义三者的关联而形成的文字系统。由于汉字的表意特点,汉字和汉语文化是紧密相连的,通过观察汉字形体结构便可以直接捕捉到丰富的文化信息。对此,我们可以从汉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入手,仔细观察汉字的构形,充分挖掘汉字本身的文化内涵,展示汉字所独有的文化和审美的魅力,这样比较有利于把握汉语文化丰富的内涵,从而规范使用汉字。
优秀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中华民族作为和平友善的民族,在当今“和平、民主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下,希望世界各国人民来了解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所包含的知识和智慧为全人类所共享,这样才能使汉语文化热真正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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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深厚土壤,只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出发,吸收借鉴世界一切文明成果,民族文化才能得到不断发展。从民族化视角实进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成是全球化时代赋予的重要课题,也成为新时期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先进文化民族化传统文化文化安全
一、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是整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升华,它反映和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整体风貌和独特的性格。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文化具有激发广大人民的热情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功能,同时它也具有巨大的社会感召力和整合力,可以把整个13亿国民凝聚起来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扬的重要形式当代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有效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传统文化的日益消退、外来文化的侵蚀等都在影响着文化民族化的发展。文化要想民族化,必须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并且在这样的一种融合中通过先进文化的建设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三)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抵御外来文化侵蚀的有效方式改革开放背景下,各种外来文化涌入中国。同时,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这就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选择趋向多样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严重威胁着先进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化只有不断用民族化的形式提高其感召力和吸引力,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才能最终战胜外来文化保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
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存在的问题。
(一)文化民族化受到文化全球化的冲击和文化帝国主义对民族文化的侵略。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日益联系为一个密切的整体,世界各国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民族文化在这种背景下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同时文化帝国主义泛滥和文化霸权主义也兴风作浪,成为文化民族化过程中的重要障碍。
(二)国民对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的缺失。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树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但19世纪中叶,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蹂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受到了重创,国民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日趋流失。
(三)文化民族化发展过程中缺乏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发展和进步,想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和替代,就必须加强自身民族文化的不断创新。但是,我国民族文化却在创新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缺乏文化创新的观念;缺少文化创新的有效机制;在创新政策和法律层面缺少应有体系等方面。
(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流失。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重要理论基石,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博大精深的内涵是现代文化民族化的宝贵财富。但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现代教育对民族传统文化内容的缺失;传统文化艺术形式的失传;传统文物和历史古迹和破坏;传统文化节日的淡化等方面。
三、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实现路径(一)树立对中国先进文化的自信心。中国先进文化要想民族化,必须重塑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1、确立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用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发展潮流,增加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提高民族文化的自信心。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报告中,这也充实了我们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2、增强大众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提高大众的民族文化素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民族精神、伦理道德、艺术表演等形式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被流传至今,这对于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培养民众的民族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五千年始终兴盛不衰,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就是伟大的民族精神。
1、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和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理论,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上,必须在理论教育的基础上立足实践。真正的民族精神是根植于民族群体之中,内化于每个国民心理意识、言论行动之中的。所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从人们生活的实践出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出发,把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起来,在继承的基础上培育新的民族精神。
(三)秉承民族文化厚重的生命底蕴,吸收借鉴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底蕴和深刻的历史内涵。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必须秉承民族文化厚重的生命底蕴,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之中去,在建设当代文化的同时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广大。
同时,我们应该吸收当今世界各国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洋为中用”,处理好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这也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促进国际联合积极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反对和抵制文化帝国主义,保护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维护世界文化生态平衡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建立起广泛的世界反文化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推动世界文化新秩序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建设,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
1、支持世界文化多元化,联合国际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有效的抵制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保护了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安全。
2、努力构建国际文化共同体,并积极参与内外对话。文化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尤其是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更加方便和容易,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国家间的“国际文化共同体”,以此来抑制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3、建立认同平台,把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推向全世界。
中国的强大发展不仅不会给世界带来威胁,相反的,中国文化会把自己的文化理念推向全世界,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思想,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文化秩序。
(五)增强文化的创新能力,提升民族文化的竞争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不竭的动力。在当代中国,文化创新应该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努力提升民族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1、大力推进文化观念创新。文化观念的创新必须立足国情,把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几千年封建落后的文化中解放出来,不断从对西方文化的误解中解放出来,开拓创新意识。
2、大力推进文化内容创新。文化内容的创新是指导思想的创新,把古今中外的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
3、大力推进文化形式创新。文化形式的创新必须用符合了时代气息和别致创新的符合民族形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
我国的文化民族化建设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如何抵制外来文化的侵略保护文化发展的民族化,如何把中华文化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所以,我们应该遵循先进文化民族化的建设原则,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去完善和研究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实现路径,最终真正实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伟大任务。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2】《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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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一个新的文化休闲街区项目,不同的选址要求体现了不同企业的价值取向。“1912”选址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区位方面,首选入驻一、二、三线城市核心商圈位置或一、二线城市区域副中心核心位置,其次为一、二、三线城市核心商圈3公里范围以内,或区域副中心与主城核心商圈交界处。这方面的要求主要取决于打造城市客厅定位,要发挥城市客厅作用,必须保证一定的客流量,而一、二、三线城市核心商圈位置或一、二线城市区域副中心核心位置的优先选择,为充裕的客流量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保证。
二是在地块特征方面,要求项目规整、边界清晰、临主干道、有较长沿街展示面、交通便利,可建商业面积不少于5万平米。这个要求主要取决于整体文化氛围打造,没有一定的体量,街区就会没有纵深,整体文化氛围就无法突出,时空变换般的独特文化感受效果就会降低。
三是文化遗存方面,要求地块所处区域有文化特色与历史遗风可借鉴。这个要求主要取决于打造文化名片目标,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是“1912”区别于其他文化休闲街区的标志,正如南京1912集团董事长李天成先生所说,“商业运营是我们的事业载体,文化创意是我们的事业引擎”⑦,特色文化底蕴要求对“1912”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基于“1912”项目打造目标的独特选址要求,有效避免了为赶潮流而快速上马项目,其后因运作不佳门庭冷落而黯然收场的潜在风险,为“南京1912”的快速扩张加了一条牢固的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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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注册的宗教有五个: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信徒有一亿多人。这五大宗教参与了许多世界性的和平文化行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相关论文:中国和平文化。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和平文化全文如下:
2000年8月28—31日,联合国召开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宗教领袖共同参与的“宗教和灵性领袖千年世界和平高峰会议”,会议发表的《为全球的和平而奋斗》的宣言,表示各宗教团体应当在互相尊重和理解的气氛下,为和平、公正、消除极度贫困、环境保护以及社会团结而共同奋斗。紧接着,9月8日联合国又召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各国政府首脑聚会,15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通过“千年宣言”,肯定了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大自然以及共同责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观,决心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环境。2000—2010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和平文化年。对这样的全球共识,中国的和平文化无疑会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88年12月就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时代特征这一科学论断,强调和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是和平的根本保障。江泽民同志近年来进一步强调,世界多极化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21世纪初带有全球性和战略性的两大主题,推进和平与发展事业不仅有利于摆脱冷战时代的影响,也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和平而稳定的环境。我们正处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伟大时代,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具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是和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的和平文化源远流长,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英国哲学家罗素作为有先见之明的西方学者,早就指出:“(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注:转引自汤恩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演员报》2000年7月14日,第2版。)。
当然,西方世界确实也有极个别人一直在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美国资深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威胁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声称: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冲突将不再是武装力量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联合将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对手。事实上,持东西方文明对立这类观点绝非始自亨廷顿。早在100多年以前,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Kipling,1865— 1936)就说过:“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两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注:转引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亨廷顿的论调只不过是重复、延伸吉卜林的观点而已。有些即使不持“中国威胁论”的西方人,对中国强大起来之后究竟将扮演“和平者”还是“威胁者”的角色,也心存疑虑。事实上,这种忧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用中国和平文化的史实,对他们的观点加以反驳。
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和平文化资源。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三大派的和平论:秩序的和平论——儒家,行动的和平论——墨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道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延续着中国的和平文化。也就是说,和平文化深入于中国文化的骨髓。
江泽民1991年5月在莫斯科访问时,就引用过墨子的名言“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了中国的和平文化。近年来,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发起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工程,此工程得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副主席程思远和国务院副钱其琛的高度赞扬。但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和平文化,宣传中国和平论,宣传中国扮演的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及维护者的角色,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还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为此,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和平论的主题。
首先说儒家。儒家文化是一种秩序的和平论,表现在儒家的修齐论、和谐论、中庸论、仁爱论、大同论等一系列理论中。
修齐论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构架,即通过格物、致知、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关键。《礼记》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修身要求人人都能树立起家国一体的观念,为国家的稳定、从而也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做出贡献。
和谐论是儒家和平文化的核心。《诗经·商颂·那》倡导“既和且平,依我磬声”,说的虽是音调的和谐,但也包括了其他方面的和谐。和谐论包括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孔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是和谐论的集中表述;《中庸》甚至把“和”看作“天下之达道”。天人和谐在儒家思想系统里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思想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之间是相通、相类、统一的关系,应当一以贯之。孔子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述而》)人不应该“欺天”(《论语·子罕》),应该“畏天命”(《论语·季氏》)、“知天命”(《论语·为政》)。《易传》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孟子提出“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汉代元帝时黄门令史游,受儒家影响写成字书《急就篇》,描绘了汉初的和平盛况:“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注:转引自王应鳞编:《玉海》,清光绪十年成都志古堂刊本。)许慎也重视中和之道,在《说文》中提出:“中,和也。”董仲舒强调天人和谐,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并把天人合一向天人相类发展,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人如果得罪了自然,自然就要发出警告,甚至降下灾祸以报复。为了不受自然的报复,程颢要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2),王阳明要求人与鸟兽、草木、瓦石“皆为一体”,做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注:参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天人和谐了,宇宙和谐才有可能。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的核心是儒家的纲纪学说。
陈寅恪先生在《悼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说:“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注:《悼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13页。)。季羡林先生对此的解释是:这里实际上讲的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诸父、族人、兄弟、诸舅、师长、朋友,也可以解释成国家与人民、父母与子女、夫妻、父亲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师长、朋友。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就是使这九对关系都能相互照应、相互尊重,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像在儒家思想那里只强调单方面的服从关系
,就可以保证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社会和谐安定是和平的基础,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庸》引《诗》说:“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中庸·第十五章》)中国俗语说“家和万事兴”,曾国藩解释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又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所以,曾国藩坚持“和气致祥”的观点,认为“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
中庸论是实现和谐论的方法论。中庸也可叫中行、中道,其核心含义是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世的社会实践中,坚持适度的原则,把握分寸,恰倒好处,无过无不及,从而实现人格完善、社会和谐。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以中庸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强调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认为天地万物只有各得其“中”,才能相互依存:“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上古之世,尧治理社会“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盘庚“各设中于乃心”(《尚书·盘庚》);周公倡行“中德”(《尚书·酒诰》),用刑力求“中正”(《尚书·吕刑》,这些都是中庸方法的具体运用。有了中庸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和谐的目的,所以《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仁爱论是和谐论的出发点。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是“爱人”(《论语·颜渊》),具体就是“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启发下,子夏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的著名论断。他的继承人孟子则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爱人不光是爱自己和自家人,还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可以收到“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的回报。由此出发,进一步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样,由爱亲人而爱百姓,由爱百姓而爱万物,就可以实现仁政。仁政实现了,天下自然安定和平。宋代张载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成“民胞物与”的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提倡“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中正》)。仁爱学说成为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成为中国人民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仁爱常被儒家学者尊为“全德”,可以延伸到忠恕、孝悌、克己以及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美德,也可以延伸到仁政、德治。
大同论是儒家社会思想的理想境界。儒家社会大同思想始萌于《尚书》和《诗经》。《尚书·洪范》提出了“王道”,就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反映出反对剥削、反对罪恶战争、向往乐土的思想。孔子也主张大同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孟子把仁政思想和大同思想结合起来,认为通过行仁政,“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最集中论述大同思想的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 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 户不闭。是谓大同。”该篇还说:“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这种大同社会的特点 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财产公有即财物不必藏于己;各尽所能,为社会做贡献即出 力不必为己;进行社会分工,使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实行民主,讲究信用,选贤举能 ,消除私有观念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消除战争实现和平,社会安定没有各种 刑事犯罪。这种大同社会的蓝图正是一片和平景象。
汉代董仲舒所提倡的“大一统”和公羊派所提倡的公羊三世说,实际上也都是大同思想。不仅是儒家,其他思想家也有很多人提倡大同思想。研究者把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划分成五种类型:一、依托远古,向往原始社会,勾画出大同社会的美妙蓝图,如儒家的大同论,道家的“小国寡民”、“至德之世”都属这种类型;二、人间的社会追求采取了非人间的境界,如佛教的“净土”、“极乐世界”,道教的“仙境”;三、用形象的语言塑造出大同社会的意境,如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陶渊明的“桃花源”、康与之的“西山隐处”(《昨梦录》)、李汝珍的“君子国”(《镜花缘》)等等;四、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对社会方案的制定,如先秦孟子、战国农家许行的“君臣并耕”、东汉何休、北宋张载的井田制、魏晋鲍敬言的“无君无臣”论;五、属于空想思想家的社会实验,如东汉张鲁举办的“义舍”、明代何心隐创立的“聚合堂”以及禅宗的“禅门规式”等。
综上所述,可以说儒家的思想学说是一种秩序的和平学说。作为这种和平学说的补充,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孟子提倡“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指斥“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的不义战争。当然儒家并不是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对于正义战争,儒家是不反对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儒家还不得不参加一些抵抗侵略的战争。这正如中国的其他和平文化也不是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不义战争一样。
中国近代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对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和平文化进行了继承,认为这种和平文化是一种王道文化,讲的是仁义道德,在处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时,反对不讲公理的强权政治,主张睦邻友好。他在《民族主义》的讲演中一再指出:“中国人更有一种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才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人”,反复指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国人“不但是很爱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注:本段均引自《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247页。)。他本人就是按照这种王道文化的方针处理国际关系和国内民族关系的。
儒家的和平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世界和平思想,就是在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世界和平的思想。其世界和平的思想包括:和平奋斗救中国,以国民会议来实现中国的政治和平统一,建设新国家;以中国的王道文化即和平的方法来联合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共同反对欧美列强的侵略压迫,由民族主义达到世界主义,实现世界和平。
墨家的和平思想也是非常明确的。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深谙战争,但他提出的尚同、非攻、兼爱更执着地追求友爱与和平。墨子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他懂得战争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认为“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国之自守也”(《墨子·七患》)。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工具,这个工具就是食、兵、城,“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墨子·辞过》)。由此出发,墨子十分重视军队和国防建设,把它提到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但是,墨子更痛恨战争,认为战争兴师征伐,祸国殃民,荒废农时,毁人城郭,割人庄稼,伐人树木,抢人牲畜,烧人宗庙,杀人百姓,灭人老弱,夺民之用,废民之力,涂炭生灵,所以兵器是罪恶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他主张消除战乱,制止战争,实现和平,而实现此举只能靠兼爱,因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
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到这一天,均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使“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墨子·兼爱中》)。值得肯定的是,墨家不仅提倡和平文化,而且实践和平文化,墨子本人身体力行,有过止楚攻宋的实践。楚惠王时期,楚越之间在长江进行水战,楚国请公输盘造“钩”和“镶”两种舟战用的武器,打败了越军。约在公元前444年前后,公输盘为楚国造了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之后,急忙从齐国动身,走了十天十夜,脚底磨破了,流血不止,用撕下的衣裳把脚裹住,日夜兼程,赶到楚国都城郢,力图说服公输盘、说服楚王,但他们仍坚持用云梯攻打宋国。公输盘多次设攻城之机变,墨子多次把它瓦解;公输盘用尽了全部攻城器械,墨子仍坚守有余。
最后,公输盘要杀死墨子,墨子说:“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墨子·公输》)楚国终于放弃了攻宋的企图,避免了一场战争。公元前405年前后,齐国要进攻鲁国,这时墨子约74岁。鲁国君请求墨子解救。墨子来到齐国,对齐王说:“今有刀于此,试人之头,猝然断之,可谓利乎?”齐王说:“利。”墨子说:“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齐王说:“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墨子说:“并国覆军,贼敖百姓,就将受其不祥。”齐王终于悟到是自己将受其不祥,放弃了攻打鲁国的计划(《墨子·鲁问》)。在墨子大约80岁时,鲁国要攻打郑国。墨子反复劝说鲁阳文君,说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财货都属于不义之举,终于打消了鲁阳文君攻打郑国念头(《墨子·鲁问》)。墨子一生中,为了反对诸侯之间的攻伐战争,以大无畏的精神奔走于诸侯国之间,阻止了多次战争,为正义的和平事业立下丰功伟绩,以行动谱写了和平文化的光辉篇章。
道家的无为、无争和贵柔、守雌,既表现出一种宗教情怀,亦是非常典型的和平思想。老子理想的社会是“小国寡民”的社会,这是一种原始的村落社会:它是自然的,而不是文明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强权的;是自给自足的,而不是交易互利的;是静止的,而不是活跃的;是小规模的,而不是大规模的。“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老子》一书有多处是讲兵法的,其中一条基本兵法是:“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第六十九章)还有一条是:“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老子》第六十八章)老子提倡“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战者果而已矣,勿以取强焉。”(《老子》第三十章)老子说:“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十一章)老子还说:“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拱”(《老子》第七十六章)。庄子则主张万物一齐的思想,提倡万物平等和谐相处。这些思想都是来自老子对大自然的领悟而得出的大智慧,可以称为取法自然的和平论。
兵家是以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他们对战争的规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谋攻》)。但是在孙武看来,战争不是目的,和平才是目的,作战即使百战百胜,也是不足称道的,值得称道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他所说的“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孙子兵法·谋攻》)。《孙膑兵法》虽然研究了许多战术原则,但也贯彻了不得已而用兵的思想,孙膑说:“乐兵者亡。”(《孙膑兵法·见威王》)又说:“穷兵者亡。”(《孙膑兵法·威王问》)这样看来,中国的兵家也是主张和平的。这使我们回忆起辜鸿铭的一段话,他在回答欧洲人民到哪里去寻找取代军国主义的新的道德力量时说:“我相信,欧洲人民会在中国——在中国的文明里找到它。中国文明中的这种使军国主义失去必要性的道德力量,便是‘良民宗教’。可是,人们会问我:‘在中国不也存在战争吗?’的确,在中国是存在战争的,不过自从2500年以前孔子的时代开始,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过像今天在欧洲所看到的那种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nt),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necessity)。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生活在战争中。”(注: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中国的兵家确实以战争为研究对象,但是他们也是热爱和平的。
在中国注册的宗教有五个: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信徒有一亿多人。这五大宗教参与了许多世界性的和平文化行动。中国五大宗教组织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及1979年以后多次派出过宗教代表团,参加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宗教和平会议。1994年7月2日,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成员由我国宗教界知名人士担任,赵朴初、丁光训、安士伟、宗怀德、明yáng@①、韩文藻、傅天元分别担任了该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委员会通过的《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章程》的条款,规定了该委员会是中国宗教界与世界上有关宗教和平组织相联系的组织,其宗旨是加强我国各宗教团体及其信徒维护和参与世界和平事业,发展同世界各宗教和平组织及有关人士的友好往来,共同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1994年11月,该委员会派出赵朴初、丁光训、刘柏年出席在梵帝冈举行的世界宗教与国际和平大会。1995年8月14日,中国宗教界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会上发布了《中国宗教界和平文告》。该《文告》称,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维护和平是宗教徒的神圣天职。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委员会在《文告》中号召中国宗教徒:组织和平祈祷,每年的8月14日到8月20日,是中国宗教徒祈祷世界和平周;弘扬和平教义,编辑和平教义书刊,进行宣讲和教化;参与保卫世界和平活动,
参加“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及一切国际友好宗教组织的和平行动,支持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倡议、决议;支持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支持国际社会一切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遏制战争因素的和平主张,希望早日达成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与各国宗教界一起,为建立一个和平、合作、公正、共同发展、普遍繁荣的新世界而努力(注:参见王美秀:《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78—79页。)。中国宗教界为此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世界宗教界赢得了荣誉。
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在保持着自己组织的独立性的同时,与世界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没有根本的区别。中国基督教和中国天主教这两大宗教一直和睦相处,共同维护着和平事业。傅铁山主教代表中国宗教界提出过如下倡议:第一,高扬和平旗帜,维护宗教的纯洁性;反对利用宗教推行强权政治;反对利用宗教分裂祖国;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危害世界和平;反对邪教组织冒用宗教名义破坏社会安宁。第二,提倡宗教宽容与和解,创造和平共处的环境;正视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加强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交流,增进了解,实现和解;促进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对话,平等相待,不搞对抗;发挥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优势,维护和平,共同进步(注:参见傅铁山:《高扬和平旗帜,提倡宽容和解》,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第8页。)。应该说,这一倡议代表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观点,是这两大宗教组织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主张,也能够代表全国宗教界的意见。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十个:回、撒拉、东乡、保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中国伊斯兰教保持了伊斯兰教的根本教义,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主张和平、纯洁。中国穆斯林在中国生活了近1000年,他们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民族都能和睦相处,荣辱与共,发扬爱国、爱教、爱和平的优良传统,拥护我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和平主张和行动。
中国佛教与中国伊斯兰教一样,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既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因素、又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佛教教义的核心理论是非暴力论,和平是佛教实践的主体。佛教继承了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非暴力和不杀生思想,把这一思想变成自己的基本戒律。佛教认为,人的行为是由欲望引起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膨胀的结果,就有了贪婪的行为,掠夺和战争正是贪婪的表现,所以佛教提倡灭欲、不杀害生灵、众生平等,不允许种姓压迫的存在,这样,社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才有保障。
这些平等慈悲的思想成为佛教和平思想的基石。佛教重视人的生命,正视人的存在,重视人的价值,提倡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和睦、和谐的关系。但佛教的慈悲不杀生不是绝对的,佛教对恶人是要惩罚的,这是其和平思想的另一个方面。中国佛教把慈悲无我作为实现和平的根本途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问太虚大师如何实现和平,太虚大师回答“慈悲无我”。“我”是纷争的根源,要和平必须实现“无我”,“无我”才能无私,无私才能大公,大公才能实现和平。南北朝时,石勒、石虎视人命如草芥,滥杀无辜,百姓遭殃,佛图澄以慈悲化度了他们,普救了天下苍生(注:参见宏度:《佛教与和平》,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第54页。)。
中国道教继承了道家的取法自然的和平论,认为宇宙间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气所化生,人是道气中和的产物,是天地万物中最有灵气的物类,人类处理自己和万物的关系也必须取法自然,人类要以天地为准则,维护世界万物生长变化过程的自然本性,不能人为地去破坏自然本性。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道教继承老子的主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即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保持天地万物的和谐。道教经典之一《抱朴子》反对杀生,反对妄为,指出:“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谗阴贼。如此乃为有德。”(《抱朴子·内篇·微旨》)如果“弹射飞鸟,刮胎破卵,春夏燎猎,骂詈神灵,教人为恶,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坏人佳事,夺人所爱,离人骨肉,辱人求胜,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决放水火,以术害人”,那么,“凡有一事,辄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抱朴子·内篇·微旨》)。
道教全真派道徒丘处机在1220年正月,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以73岁的高龄,率弟子18人,自山东莱州启程北上,爬高山,涉大川,跨戈壁,越荒漠,为结束“十年兵火万民愁”的局面,劝诫成吉思汗止杀,“欲罢干戈致太平”,历时两年多,于1222年4月5日到达设于阿姆河(今阿富汗北境)的成吉思汗军营。在军营里,他每向成吉思汗论道,总以劝诫止杀为要。成吉思汗问他:“师每言劝朕止杀,何也?”丘处机回答说:“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隆福我家。况民无常怀,唯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丘处机实践了道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中国道教坚持《老子》和《抱朴子》等经典所提倡的和平思想,在当今时代继续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由上述可以看出,中国的五大宗教在有关和平的论述上各有自己的主张,但它们的一致性是非常明显的。它们都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的思想,贯彻到各自的教义、教规和行为活动中。各宗教之间互相吸纳融通,形成了中国五大宗教的多元共存、和睦相处。中国宗教的这一传统,对于世界宗教处理相互关系也都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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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的界定, 有这样几层含义: 一是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随着文化进入工业生产和市场商品领域而产生的新的文化现象, 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二是大众文化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文化传播形式,以现代技术手段为文化生产形式, 因此能够成为被大众广为使用的文化消费形式, 大众文化要按照市场规律去运作。三是大众文化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受众, 大众文化成为现代都市大众普遍的消费品。它与以往的革命大众文化和民间的通俗文化既有联系, 但又有很大的区别。大众文化的出现改变了当代社会审美风尚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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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全文如下:
关键字: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学
当我在80年代初沉浸于"人类感性的解放"的审美理想时,决没有预料到,这种感性解放在今天是以大众文化的感性愉悦方式变形地实现的。生活在当今中国都市的人们,不管个人是否喜欢,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大众文化的潮流正拨动着几乎每个市民的心弦。无论是在家读周末报纸、看电视剧、听流行歌曲,还是出门骑行在街头林立的广告中、进商场享受美化的环境,或者是安坐在电影院与主人公同悲喜,都无不置身在大众文化的休闲氛围中。可以说,大众文化正在每日每时地和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塑造人们的情感和思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因而认识和阐释大众文化,就成为认识和阐释人们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了。
然而,对如此日常而又重要的大众文化,知识界却知之甚少:要么对其存在置若罔闻,要么一概视为低俗物而严辞拒绝,要么仍旧沿用以往高雅文化的分析手段去观照,从而一再推迟真正意义上的探讨。所幸的是,近几年来已陆续有学者开始正眼打量它了,尽管这打量还远不及大众文化本身的发展和演变速度。本文正是想从我个人的视角加入到这种打量之中,就大众文化谈点浅见,并尝试提出建立中国大众文化学的初步设想。在我看来,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确实已经需要进展到中国大众文化学了。
探讨大众文化,总会遭遇基本的概念问题:什么是大众文化?这个词历来众说纷纭,不可能找到最后的公认正确的答案,不过却不妨对这个概念提出一种约略的操作性界说。我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是英文popular culture 的对译形态(有人也用mass culture一词)。即便是在英语世界,这个词也有种种不同用法。这里可以列出它的六种不同定义。
1)大众文化是为许多人所广泛喜欢的文化。这个定义强调受众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但没有考虑价值判断。
2)大众文化是在确定了高雅文化(high culture)之后所剩余的文化。这里注重它与高雅文化的明显区别,但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3)大众文化是具有商业文化色彩的、以缺乏辨别力的消费者大众为对象的群众文化(mass culture)。这里主要从批判或否定意义上理解大众文化,无视它的可能的积极意义。
4)大众文化是人民为人民的文化(culture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里强调大众文化是"人民"自己创造的,但未能指出这种创造所受到的文化语境的深层制约。
5)大众文化是社会中从属群体的抵抗力与统治群体的整合力之间相互斗争的场所。这个定义把大众文化不是理解为一种文化实体而是理解为不同群体之间?quot;霸权"斗争战场,但与斗争相对的协调方面却较受忽略。
6)大众文化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消融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high and popular culture)之间界限的文化。这里突出了近来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间的融汇或互渗趋势,但有可能因此而抹杀其差异性。(约翰·斯托雷(John Storey):《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第2版,美国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8页。)这里不可能更详细地检讨上述六种定义的得失,但可以指出:它们都各有其合理性与片面处。
如何在操作上定义大众文化呢?需要特别注意如下几点:第一、大众文化并不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必然伴随的现象,而仅仅是工业文明以来才出现的文化形态,尤其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和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第二、它是社会的都市化的产物,以都市普通市民大众为主要受众或制作者;第三、它具有一种与政治权力斗争或思想论争相对立的感性愉悦性;第四、它不是神圣的而是日常的。如此,可以对大众文化下一个简要的操作性定义(不是最后的定义):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无疑属于大众文化。
这一定义可以使大众文化同一些相关概念区别开来。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folk culture)都具有通俗通俗易懂和受众大量的特点,但民间文化是古往今来就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通俗文化,而大众文化则仅仅是与现代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相伴随的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制作的具有商品消费特点的市民文化形态。在当今都市,大众文化往往与民间文化形成复杂多样的关系。高雅文化(high culture)?quot;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大体同义,同大众文化一样存在于当今都市,但显得截然不同:它以文化或教育程度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历史使命感。
上述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关注的对象的。80、90年代之交,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潮勃兴的关键时刻。这并不是说大众文化是从这时才兴起的,其实它早在19、20世纪之交(清末民初)就已经萌发了,并且从那时以来一直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存在并演化着;而只是说,一度被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抑制的大众文化,是到这个时刻才逐渐地升腾和扩展为整个中国市民文化的主潮并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关注的。总体看来,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中国文化的主潮带有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旨趣为主导的高雅文化特色。按照这种精英旨趣,中国现代文化启蒙和民族救亡任务异常地重要、艰巨和紧迫,从而一向富于特殊感染魅力的文化就必须无条件地承担起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这一非常使命。
与此同时,它的感性愉悦因素就必然地受到忽略、抑制或排斥;即便是有所倡扬,也主要是要它服务于上述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意旨。确实,对现代知识分子(精英)来说,启蒙和救亡的紧迫情势要求他们创造"真美"艺术去唤醒公众的社会使命感和文化批判热情,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如此,何来轻快的欢娱和快乐?这种理性沉思精神长期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一主流甚至持续到几乎整个80年代。
从70年代末期起,在经历"“”"的政治化挫折后复苏的高雅文化,重新在文化主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把精英知识界所构想的审美或诗意启蒙任务作为文化的根本使命。这时期的文化主潮,虽然由于对"纯美"或"纯审美"精神的重新倡导,不可避免地减弱了直接功利性而增加了娱乐性,但娱乐性在当时主要还是服务于急迫的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意图,即增长的娱乐因素仍被当作新时期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的必要手段,而本身并没有展示出多少目的性来。这样,80年代文化留给人们的基本印象,依旧是严肃的理性沉思;而如何落实轻松的感性愉悦,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从8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微妙而重要的变化毕竟发生了: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和消费社会来临的新形势下,以精英旨趣为主导的理性沉思型高雅文化丧失了主流地位,并出现了新的裂变,形成大众文化、主导文化(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和高雅文化的"三足鼎立"新格局。不过,在这种一分为三的新的文化格局中,大众文化是作为主潮兴起和存在的。(我在《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里曾提"主流文化",现觉得提"主导文化"更妥。)
不过,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若干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的。第一、外来大众文化的影响。来自港台和欧美的大众文化风靡中国城市,邓丽君、李小龙、《三笑》、《追捕》、《从大西洋底来的人》、琼瑶、金庸等在人们面前展示了文化的愉悦性景观,并逐渐地使这种感性愉悦需要不断获得再生产,引发了国内大众文化的摹仿性制作兴趣,从而为90年代的大众文化潮埋下了"伏线"。第二、新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引进。?quot;砖头"录音机到高保真组合音响,从黑白电视机到超大屏幕彩电,从无线电视到有线电视网,从个人电脑到国际互联网,大众传播媒介为人们的大众文化制作和享受提供了物质支持。第三、更主要的是,高雅文化主潮本身的感性愉悦追求。
80年代前期高雅文化掀起的对"全面发展的人"、"人的感性的解放"及其"纯美"境界的追求热情,实际上已合乎逻辑地预示着以感性愉悦为中心的大众文化潮的兴盛,只是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形??急负贸墒斓?quot;消费市场"以及自身的高雅文化陈规仍有某种束缚而已。朦胧诗人不正强烈地"渴望着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一个宁静的黄昏"么?更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界的"娱乐片"热。还是在80年代中后期(1986至1989年),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应,中国电影呈现出新的开放势头,"娱乐性"开始受到非同寻常的重视。随着《少林寺》等武打片风靡全国,一批电影导演、电影美学家和批评家不约而同地寻求把娱乐性电影或"娱乐片"作为中国电影发展的新方向,引起争论。
重要的是,通过广泛讨论,这最后竟成为当时政府电影部门制定的全国性电影战略决策。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局长在1989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这样反省说,"长期以来,我们被桎梏在对电影艺术功能的狭隘理解当中,那时故事片作为一种完全的宣教工具,蛮横地排斥了影片的娱乐功能",而在80年代初还对"娱乐功能"作"品位、格调上的轻视"。这位政府官员同电影创作与评论人员站到了一起,坚决纠正以往电影的过度理性化偏颇,大力伸张娱乐性。为此他提出如下政府总结和规划:"加强各类片种的观赏性、娱乐性,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娱乐和审美需求,实现电影的多元化功能而努力","现在有必要特别强调注重影片的娱乐功能,以匡正以往的偏颇","强调注重电影的观赏性、娱乐性"。他甚至指出:"有鉴于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人们对多种文化的渴求、需要愉悦、松弛乃至健康的宣泄,因此强调注重电影的观赏性和娱乐性乃是贯彻二为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见《当代电影》1989年第 2期。)
这里不仅证明电影的娱乐功能,而且明确地把娱乐性提到"二为"方向的高度去认识,从而使大众文化制作获得了合理性和合法性。无论今天对这种"娱乐"热究竟应作何评价,它在当时毕竟同"美学热"中的"纯审美"渴望和文学中的金庸小说热等一样,构成了高雅文化界渴望和呼唤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
正是上述外来影响、大众媒介技术和高雅文化本身的感性愉悦渴望等多种力量的交汇,为大众文化潮的勃兴铺设了新的宽阔河道。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崔健的《一无所有》等城市摇滚乐、《黄土高坡》?quot;西北风"流行歌曲、张艺谋《红高粱》等娱乐电影,以及《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在纽约》等肥皂剧,就在大众文化这个宽阔河道里放纵地奔流着。如此说来,90年代大众文化潮不过是80年代高雅文化的感性愉悦渴望在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大众传媒和外来影响等条件下的现实化而已。于是我们目睹这样的90年代新景观:不仅以感性愉悦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已成为中国都市文化的主潮,而且它还连带着使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都似乎理直气壮地把感性愉悦作为一种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目的因素植入自身躯体之中,而以往那种严肃的理性沉思精神则相对减弱了,有时甚至被消融了。
要认识大众文化的价值或无价值,需要首先对"文化"本身加以大体界说,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而思索大众文化的位置。所谓"文化"(culture),在西文中最初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后来指对人的身体、精神、特别是艺术和道德能力及天赋的培养,也指人类通过劳作创造的物质、精神和知识财富的总和。
按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的归纳,文化往往具有三种定义或内涵:第一是理想性定义,指人类的完美理想状态或过程;第二是文献性定义,指人类的理智性的和想象性的作品记录;第三是社会性定义,指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伦敦,1961年版,第57页。)而美国当代文化批评家贝尔(Daniel Bell,1919-)则采取了略有不同的三分法:"我在书中使用的文化一词,其含义略小于人类学涵盖一切生活方式的宽大定义,又稍大于贵族传统对精妙形式和高雅艺术的狭窄限定。对我来说,文化本身正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阐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
第一种文化指"特定人类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学家提出的较为宽泛的文化;第二种文化以英国贵族学者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等的文化观为代表,指"个人完美成就",这对贝尔来说显得过于狭窄了;第三种文化是贝尔追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er,1874-1945)的结果,指由人类创造和运用的"象征形式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贝尔采取了与人类学家的宽泛文化和贵族学者的狭窄文化都不相同的居中或居间的策略:把文化视为表达或阐释人类生存意义的象征形式。(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砸环驳纫耄???榈?989年版,第24、58页。)比较再三,我个人倾向于采纳与卡西尔和贝尔的相近的文化概念:文化是特定人类群体的能够表达其生存意义的象征形式,包括神话、宗教、语言、历史、科学和艺术等形态。
但这个文化概念还没有为大众文化设定合适的领域,即文化分层问题还悬而未决。美国文化批评家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也认为存在着三种文化定义,但在具体理解时与威廉斯和贝尔有同有异:一是指"个性的形成或个人的培养",这大致对应于威廉斯的第一种和贝尔的第二种,即阿诺德代表的狭窄的贵族文化观;二是指与自然相对的"文明化了的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属于人类学概念,这显然又与威廉斯的第三种和贝尔的第一种大体相同;三是指与贸易、金钱、工业和工作相对?quot;日常生活中的吟诗、绘画、看戏、看电影之类"娱乐活动,这尤其能体现后现代社会或消费社会的时代特点--指以大众文化为主流的日常闲暇中的娱乐活动。这第三种文化概念体现了杰姆逊的特殊立场和关注的焦点:后现代文化或消费文化其实就是以日常感性愉悦为主的大众文化。(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滨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西方学者的论述自有其针对性而不能简单照搬,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略加参照,着力分析中国都市文化状况的独特特点。
我认为,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非统一的整体)。而在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中,大众文化具有自身的特定位置。当前中国都市文化存在着若干复杂的层面,但可以大约见出如下四层面。一是主导文化,即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为核心的文化形态,代表政府及各阶层群体的共同利益,这是当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高雅文化,代表占人口少数的知识界的理性沉思、批判和探索旨趣。三是大众文化,尤其突出数量众多的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四是民间文化,代表更底层的普通民众的出于传统的自发(或非制作)的通俗趣味。从文化价值看,这四个层面之间是否有高下之分?其实,就文化的分层来说,四个层面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
大众文化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quot;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观赏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甚至有时,现实生活似乎就直接地意味着谈论昨晚的或等待今晚的电视剧。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作品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这种轻松的满足有时以牺牲历史使命感、理性精神和批判性为代价。
上述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以大量信息、流行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故事及日常氛围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当然,具体分析的话,大众文化往往具有若干彼此相反的功能:反抗高雅文化又利用它、拆解官方权威又维护它、追求自由与民主又加以消解、标举日常生活的正当性又使其庸俗化,等等S械拇笾谖幕?踔烈苑纯垢哐盼幕??迹?忠宰陨沓晌?碌母哐盼幕?牡浞抖?嬷眨??绾美澄胗捌?镀?罚?藕匏?徒鹩剐∷档取S惺敝谱髡叩闹鞴垡馔蓟嵩庥龉?诘奈耷榈执セ虿鸾狻S敕ɡ伎烁Q?扇?谭穸ù笾谖幕?煌??⒐?quot;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瓦特·霍尔(Stuart 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
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 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斯图瓦特·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杜林(Simon 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总之,这至少说明,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
面对迅猛发展的大众文化,理论界该怎么办?是视其如洪水猛兽而严加*、御强敌于国门之外,还是笃信它预示着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我想,这种极端的否定或肯定态度都于事无补,重要的是针对大众文化本身的特点作理智的分析和评价。大众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与高雅文化、主导文化和民间文化有不同,因而需要把大众文化当做大众文化本身、按它自身的规律去加以研究。而那种以高雅文化或主导文化的标准去硬性裁剪大众文化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就大众文化本身来说,其积极与消极方面往往纠缠在一起,需要冷静辨析。
鲁迅曾说:"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鲁迅全集》,第 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艺术(美术)的目的就是以"真美"去"娱人情",即是以真正美的东西去使人获得感性愉悦,至于它涉及现实功利关系,实在不是其本意。如果人们凭此强求艺术直接服务于现实功利需要,那实在是违背了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
这种关于艺术旨在以非功利性审美去娱乐情感的看法,无疑道出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大众文化从根本上说具有娱乐文化性质,就是要使人们获得感性愉悦。但这种娱乐特征在不同作品中有着不同表现,呈现为高低不同的价值品级。成功的大众文化作品,应当不仅能使公众获得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愉悦,而且能在审美愉悦中被陶冶或提升,享受人生与世界的自由并洞悉其微妙的深层意蕴。而那种只满足于产生感官快适、刺激或沉溺的作品,显然是平庸的或庸俗的。同样,那种不要娱乐而只要直接的功利满足的作品,也必然是平庸的或庸俗的。所以,大众文化诚然离不开直接的娱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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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的传承与创新是近代中国画发展过程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这与中国画精神和当代文化在总体精神趋向、生活与审美方式及价值层面等方面的内在矛盾有很大关系,认清这一现实或许会令我们对中国画精神的传承作出更理性的思考。
在当代·水墨——2009上海水墨艺术大展的研讨会上.艺术家们对国画人才的青黄不接感到忧心忡忡痛惜之情溢于言表,最后呼吁国画教育要技巧与修养并重”.并寄希望于中国文化的复兴。
其实,中国画的传承也不是这个时候才面临危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到现在,它已困扰了人们近百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古老的中国在历史的阵痛中开始寻求现代化之路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大量译介、引进西方文化.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过程中,中国画赖以生存的土壤——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发生裂变甚至断层。于是,一代又一代艺术家们纷纷走上关于中国画传承与创新的探索之路。探索的路径大致又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徐悲鸿、林风眠为代表的中西融合派;另~派就是以齐白石、黄宾虹为代表的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传承。还有一位中国画的革新者——吴冠中.迥异于以上两派的融合与传承,他善于将诗情画意通过点线、面的交织而表现出来。这些艺术大家们都为中国画的传承与创新作出了积极努力。然而,关于中国画的传承危机之争并没有减少,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小山在他那篇激情澎湃的文章一一中国画之我见》中提出了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路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围绕中国画发生的争论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中国画的关键部分在精神,中国画是一种精神性、哲学性很强甚至有点儿宗教意味的艺术。金丹元教授曾把中国艺术思维气质概括为雅、游、和三种形式。
作为中国艺术典型代表的中国画,无疑是这三种思维气质完美融合的一种艺术形式.这一切无不指向人的精神与人格修养。新儒学学者徐复观在他的《中国艺术精神》中也说过:中国的绘画,是要把自然物的形相得以成立的神、灵、玄.通过某形相,而将其画了出来。所以最高的画境.不是摹写对象,而是以自己的精神创造对象。…所以,中国画的传承最重要的也就是中国画精神的传承。
可现实却是:国画人才青黄不接,作品粗糙,水平不高。我#I’]sJE这归罪于教育体制僵化.世风浮躁再容易不过。然而.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冷静思考一下.便可以发现.当代文化的发展变化与中国画精神未免不存在着深层的内在矛盾。或许,我们在对当代文化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作出一番客观审视与认识之后.对于中国画的传承问题会作出更冷静更理性的思考。
本文所说的当代文化,主要是指已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带来巨大变化短期内不会消失甚至将会持续快速发展的一种状态和趋势。文化的发展变化与社会密切相关.我国当前正处于从传统的农耕文化社会到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社会文化领域也正经历着一些变革。我们不妨把最突出最强烈的几点特征(不是全部.而是与精神文化相关的几点)梳理一下,和中国画精神做一下比较看看我们今天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谈论中国画的传承问题的。当代社会文化具有下列突出特征.即都市化、信息化、多元化。当然.这些特征也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综合考量当代文化与中国画精神的内涵。我们就会看出二者在总体精神趋向、具体审美方式及价值层面等存在着内在矛盾。另外再加上文化生态的多元化中国画的传承面临精神危机就不奇怪了。
一、总体观念
“趋实”与“务虚的矛盾。现代社会除了在物质生活上不同于前现代社会,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发生了一个大转向。相比前现代社会在精神价值方面对彼岸、神圣、道德等的追求,现代社会更注重个体的幸福、现世的快乐及实际利益的追求。随着一声”上帝死了”的骇人宣言人类借着理性主义和机械主义变得无所畏惧,为所欲为。虽然中国并不是__国家.但是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这种精神上更趋于世俗利益、现世享乐的倾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价值观式微,拜金主义”丛林法则”暗兴。这种整体上的世俗化转向使中国画的生存境遇发生了很大改变。
二.生活与审美方式
现代生活与”静观体验”的矛盾。现代生活之不同于传统生活的根源主要在于都市化和信息化。都市化是由农耕文化转向工业文化的关键环节,都市化程度和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虽然我国目前的都市化水平与世界平均发展水平还有些距离.但是已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并且这一趋势会持续发展下去。都市化的结果就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快捷舒适方便,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生活节奏加快,生存竞争激烈人际关系疏淡,人对大自然变得隔膜起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与闲适不复寻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超然与洒脱难再领略.只剩下习惯成自然地感受着都市白天的熙熙攘攘和夜间的霓虹闪烁,另加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填充着人们的生活。如果艺术家无法找到一块外在意义上的安静之地那么他们就必须要有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式的内在功夫了。
再说信息化。毫无疑问,我们的时代在若干年前就被称为信息时代了,高速发展的网络技术把地球网”成一个村,打开电脑就进入了信息的海洋.一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知晓天下诸事地理与空间的阻隔不再成为问题。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易如反掌。如果把以书籍、报刊、广播、电视为主体的传统媒体所进行的点对面的传播称为传媒时代的话,那么,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体所进行的多点对多点的传播被称为后传媒时代也并不为过。以社区论坛、BBS、博客、QQ群等为代表的传播形式以其平等、开放共享、互动等特点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信息时代的交流与互动得以凸显。而中国画是一种高度自足的艺术网罗天地于门户,饮吸山川于胸怀”,是一种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的境界.中国画的创作和欣赏均是一种目视神游式的精神俯仰,它较适合于一个人的静默会神、微笑,而不太需要和别人交流互动。
三.价值层面
重形”与“重意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作品里蕴涵的精神价值层次的深浅。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兴盛促使大众文化盛行。大众文化具有通俗性和流行性,其中不乏各种欲望经过改头换面包装在大众文化作品里,成了人们日常消费的一部分。从功能上讲大众文化是供人们用来娱乐、休闲、消费的,而与此相对应的精英文化是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对人的精神有一种提升作用的超越性文化。中国画对人的学问修养、人格精神涵养有着很高的要求.可以说是精英文化的典型代表。也许在大众文化热闹喧嚣的参照下.精英文化显得有点被冷落,”重意”的中国画也只能在“重形的大众文化裹挟下艰难前行。
四、文化生态
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多元.意味着自由、宽容,也意味着选择。文化多元不仅仅指多种异质文化并存共荣,还指同一文化系统中不同形式形态的文化并存这对艺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我们传统的中国画。但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画的传承也就是在继承传统艺术精神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多元文化并存,多种艺术形式并存.使人们的精神视野变得开阔,精神选择增多.中国画只是其中一种艺术样式。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画传承面临的精神危机并不是偶然的。有其社会文化心理方面的深层原因。可是谁又能说社会文化的这些发展变化不是人类历史的一种进步呢7我们也都在享受着现代生活的种种便利。那么这样说来,我们应怎样面对中国画精神的传承问题呢7上面只是从当代文化语境的宏观角度作出的分析,虽然当代文化作为背景也会影响艺术的发展.但是艺术作为一种个体的精神追求更适合从微观角度去考量。正如张仃先生针对中国画危机论所说的只有画家的危机,没有画种的危机”。我们清楚了这些.应该更理性更客观地去面对中国画的传承问题。中国画精神所需的更多是一种内在精神上的坚守,要有一种定力,不为浮躁的世风所影响。如果一心想要得到别人承认,得到市场认可,一时得不到认可就失落就抱怨文化世俗化,那肯定无益于中国画精神的传承。也许做一个梵高那样的艺术家不容易,但那是真艺术。真正的好东西.人们迟早会承认。不过我们也大可不必担心中国画会成为保留画种”。我们的中国画不同于传统西洋油画的是,中国画是一种表情写意的艺术,而不像重写实的传统西洋油画摄影术一出现艺术家们纷纷“抽象“、“立体”去了.只要中国文化还存在,这种诗性很强的文化就会给中国画提供生命活力。
另外.也并不是说中国画对现代人就没有积极作用虽然上帝死了”,人类自由了,然而这句话的引申义——是我们杀死了他”,才是他对人类在物化路途上失却神圣性之后的精神荒芜发出的真正忧思。当人们在世俗化利益追求中面临因精神空虚、信仰失落所带来的虚无感时就会去寻找意义.寻找人生价值所依,人们在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或许会与中国画不期而遇。
但是,中国画精神的传承具体是要落实到学识和修养的,怎样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人格涵养7还是要回到那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一个中国画家所需要的种种修养观念上也不能固守某一个专业,古人尚明白君子不器”的道理。且不说古人在工诗、能书.擅画通音律.精鉴赏.富收藏,承家学诸方面兼及二者以上者有多少,现代艺术家丰子恺先生就是一个难得的艺术通才.他的书法、漫画、散文、音乐、翻译、艺术教育,哪一样拿出来不让人叹羡不已?博.而后才能精、深。
另外,中国画精神的传承也应包含创新的因素。创新这个词已被人们谈的太多了.也有不少人正在做着这方面的行动.技法上的创新也许更容易突破,但精神体验上的创新也不应忽视。中国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上的游”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古人这方面的成就已达到精熟。那么怎样把中国画与现代生命体验更好地融合起来呢7或许还有待人们去认真思考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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