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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观百年来的西方电影,作者发现西方电影中对华人的形象有一套“定型化”的描述,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形象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或者凶狠狡诈,或者谦卑恭顺,总是在肯定和否定的两极之间摇摆。其实,西方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无论是邪恶还是善良,正面或是反面,在文化的功能上都表现为西方文化的“他者”。本文探讨西方电影中中国人形象生成背后的原因,以及形象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广泛影响问题。
关键词:西方电影 华人形象 异国形象
一、西方电影语境下华人形象的生成
“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因此,“东方是被东方化了的东方”。《上海风光》中的金斯林身着旗袍,发饰怪异夸张;《末代皇帝》里的中国宫殿雄奇壮丽,宫女们个个面涂白粉,日本女子般的红色小口、眉眼细长,太监半男不女,等等。在西方影人的镜头里,中国呈现出一派奇异的东方的异国情调。异国情调有其明显的书写方式:(1)空间的断裂,以便更好地享受异域的美景,摄取那些被注视者文化视为风景秀丽的自然区等。无论是《末代皇帝》中的宫殿,还是《庭院里的女人》中的江南庭院,《天浴》中的神奇草原,抑或是《小活佛》里的古庙,电影中奇特的东方风情都满足了西方人贪婪的眼睛。在他们面前,“中国”以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景观在荧幕上铺展开来。(2)戏剧化。这是上述现象的结果,将他者的属性和文化变成舞台上的场景、画面。(3)感性化。它能支配他者并建立起一些暧昧、复杂的关系,诸如闺房的空间,人为的肉体享乐。《末代皇帝》中的溥仪和两个妃子同时做爱的场面是典型的好莱坞模式而非中国传统的情爱的表达方式。中国的旧时代虽然允许男人特别是皇帝多妻,但从道德和风俗上是绝对不允许同时在一张床上与一个以上的女人做爱的。
1750年前后,中国潮开始消退。西方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否定的形象占了主导,中国不再令人仰慕而是令人鄙弃,西方也出现批判中国的不和谐现象。比如,写下《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对中国的态度就很刻薄。笛福对中国的轻视态度明显地体现在他1719年出版的《鲁滨逊二次漂流记》中。在此书中,鲁滨逊来到了中国。笛福借鲁滨逊之口把中国富足、强大、文明的形象统统粉碎了,中国的宫殿、城市、港口、贸易、军队、科学根本不能与欧洲相比。同时,鲁滨逊也贬低中国人的品性:中国人贫困、狡诈、怯弱、愚昧而又自以为是。似乎对中国言无不尽,继《鲁滨逊二次漂流记》之后,1720年,笛福又出版了一本《鲁滨逊感想录》。这时的鲁滨逊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见多识广的批评家,只在思想中游历。他再次谈到了中国,但似乎更关心中国人的灵魂,内容与《鲁滨逊二次漂流记》相似,以批判为主。不仅如此,笛福对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颇有微词。他认为,所谓的皈依活动就是要求把那些未开化的人民劝导来信仰__,这种活动充其量只是让中国人知道基督的名字,并用基督听不懂的话向基督祈祷。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仅彻底摧毁了中华王朝,而且彻底摧毁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西方从1750年前后开始经营起的反面的中国形象,最终完成在两次鸦片战争间。中国已成为侮蔑和嘲讽的对象,中国人是不可救药的鸦片烟鬼,是随时可能泛滥成灾的黄祸。1840年以来描写中国的文学大量涌现,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无休止的和过去的文学作品进行清算:因为他们不断地有意无意地对照耶稣会士和启蒙哲学家塑造的理想中国的形象,建立一个完全相反的新形象。对中国事物的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崇敬到诋毁,由好奇到蔑视。
在西方的文化视野里,一直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是天堂般光明的中国,一个是地狱般黑暗的中国。直到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也依旧表现出两个极端: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或是天堂,或是地狱。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近千年历史中无数次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论述了这么多,只想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是有一定的历史延续的,“在西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潜在的中国形象的原型,比任何客观经验或外在经验都更加坚定稳固,更具有塑造力和包容性”。电影当中的中国人的形象,或是邪恶狡诈,或是谦恭柔顺,这种变化并不是在朝夕之间,而是呈现出历史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于是,我们说西方电影塑造中国人的形象会受到至少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现实中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二是西方文化观念中的“中国形象的原型”。这两个因素互相制约,互相影响。而所谓“中国形象的原型”就是关于他者的、东方主义式的、构筑的天堂与地狱式的想象。
二、西方电影塑造的华人形象产生的影响
百年来,西方影人热衷于通过摄影机塑造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这些形象无疑比文字书简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与文字相比,影像是一个更为直接、更为具体、“更善于呈现真实”的表意系统。文字所塑造的形象是“间接性”的。也就是说,文字塑造的形象需要通过阅读者的阅读、理解,从而进一步地转化为具体的视觉形象。相比之下,电影的影像对形象的塑造更为具体直观,电影是一门“直接表现,直接可见”的艺术。就算一个人掌握的语言文字不深,只要他的视力和智力正常,就能看懂影音图像。影视艺术“剥离了高度抽象的语言文字代码,卸载了印刷媒体沉重的物质重负而代之以生动、逼真、直观的影视画面”。这样,电影电视可以跨越语言文字不同所引起的“传播阻隔”与交流困难,更加容易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其实在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现实”但又不是现实本身。艺术不仅是反映,而且是改造。然而,所谓“眼见为实”,电影的影像如此逼真,使得人们更愿意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可信”的。但就是这种逼真的影像,却能非常神奇地为观众营造出一种仿佛身临其境的真实性的感觉效果。“电影、电视、摄影前所未有的逼真,这种真的效果对于观众的感官形成了猛烈的冲击。电影、电视、摄影所造成的震撼顷刻间解除了观众心理上的防范性。观众还未从中清醒过来,他们不可能保持书写文化之中的从容、平等和警觉。相反,异常的逼真引致的敬畏迫使他们不由分说地接受了摄影机镜头的种种特殊处理。人们对于眼前的一切信以为真”。电影逼真的视像能将观众从自己的世界迁移到胶片造成的世界中去,“这一迁移极为明显,极为圆满,所以身临其境的人下意识地、毫无批判和知觉地接受了这种迁移”。对于大部分的西方人来说,中国终究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虽然现在有发达的信息传送技术,而且生活在西方发达国家里的大部分民众生活富足,有机会经常外出旅行,但是,可能跟西方自身的文化有关,西方人在国际知识上表现出来的无知程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942年的一个民意调查表明,60%的美国人不能在世界地图上找到中国的位置。然而在今天,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少的改变。1997年江泽民访美期间,旅美华人李洪山先生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大学所作的调查结果令人惊讶:只有4%的美国大学生知道邓小平是什么人物,被调查的人中没有一个能讲出谁是江泽民。科索沃战争爆发前,大部分美国人都不知道科索沃在哪里,为此,克林顿还挂起地图亲自给美国民众上了一堂地理课,传为笑谈。
三、结语
异国形象是社会的集体想象物。个人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和社会的集体想象是密不可分的。形象学家莫哈称大多数人往往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直接接触去感知异国,而是通过阅读作品或其他传媒来接受异国形象的。对此,我们还可以补充,即使他们有机会亲赴异国,他们也会是社会中人,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多少少自觉不自觉都会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中来解读异国形象。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出现在西方电影当中,那里充满迷人的异国情调。所谓“眼见为实”,西方电影中的中国人或者邪恶狡诈,或者谦卑柔顺,电影的影像是如此的真切,有时足以让人信以为真。这些中国人的形象通过电影在西方或者全球传播,首先会影响西方对华人和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从某种程度上加深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误读。其次,通过电影这种视觉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影像会一再加强观众认同西方文明的欲望,不断加强西方中心的主体意识。
参考文献:
[1]饶曙光.国家形象与电影的文化自觉[J].当代电影,2009,(02).
[2]李一鸣.银幕谎言.好莱坞电影中妖魔化的华人形象[J].大众电影,19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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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特色而又成就卓著的女作家。在张爱玲的众多小说作品中,悲剧成为其中脱不去的主题,尤其是女性悲剧,于是,“荒凉”成为张爱玲的底色。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浅谈张爱玲小说电影改编的不足
张爱玲的小说以其丰富的电影元素,赢得不少电影编剧和导演的青睐。他们陆续把她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改编过程中,编剧和导演都力求用电影展现张爱玲小说深刻的哲理、饱满细腻的人物,但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深层韵味,始终是电影无法完美诠释的。下面将《半生缘》《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电影改编与张爱玲原著进行对比,分析在电影展现原著深层意蕴时存在的三个方面的不足。
一、人物形象不够鲜明
在人物塑造方面,电影演绎的人物不如小说人物那样蕴涵深远。电影《半生缘》中,曼璐是一个给妹妹唱歌,让妹妹吃燕窝的好姐姐。只是当慕瑾的出现让她失去了对真爱的希望,她才在极度绝望中用曼桢去赌自己后半辈子的幸福。随着曼璐对儿子的疼爱和她的病逝,观众对曼璐的憎恶慢慢缓释。这样的曼璐与小说中的曼璐是不同的,小说中的曼璐是阴辣、可恨的,读者对这样的人物有的只是憎恶,绝无半点同情。电影的演绎淡化了曼璐的恶,实质上削弱了原著对人性自私、人间冷暖的叹息。
电影对曼桢的演绎,与小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影片中的曼桢少了几分反抗,多了几分软弱。当她被祝鸿才玷污囚禁以后,她并没有如小说中所述,极力想办法逃出去。电影展现她反抗的场面很少,并且只有一个场面表现得激烈些:当曼璐来看她时,她用破碎的瓷片威胁曼璐放她出去。在被拒绝后,曼桢并未自杀,仅仅只是在门关起时嚷道:“放我出去。”这与小说中那个要与祝鸿才一同跳窗的曼桢是不同的。小说中的那个忠于自己爱情、敢于反抗的曼桢不见了。
读张爱玲的作品不难发现,张爱玲实际上是以女性来写男性,以女性的坚韧解构男性的软弱。小说写曼桢的刚强实质是反衬世均的软弱。电影的演绎,妨碍了观众对人物的深度把握,影响了作品主旨的揭示。
《半生缘》中改编最多的人物是祝鸿才。电影中的祝鸿才,不再是那个完全不懂感情为何物的投机商。当家道败落,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后,他已变成一个慈爱的父亲,体贴的家人。荣宝生病时,祝鸿才佝偻着提着菜篮走了进来。对曼桢解释,医院费用太高所以没送医院。祝鸿才会在厨房里准备晚饭;会在吃晚饭时,殷勤夹菜给曼桢;会在夜里不惧严寒照顾孩子;会对曼桢说:“以前的事是我不好,别再恨你姐姐了”;会在第二天当曼桢醒来前,细心把买好的早点用碗盖上。电影中的祝鸿才让观众看到了担当、慈爱和体贴。
而在小说中,当祝鸿才得到曼桢后,他“对她非常失望了。从前因为她总好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想了她好几年了,就连到手以后,也还觉得恍恍惚惚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是占有了她。她一旦嫁了他,日子长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稀罕了,甚至于觉得他是上了当,就像一碗素虾仁,看着是虾仁,其实是洋山芋做的,木木的一点滋味也没有”①。小说中的祝鸿才是不懂情不懂义、卑琐庸俗的,是张爱玲对男性彻悟的结果。这样鲜明的人物在电影演绎中被中和、被弱化了,这样的改编减弱了作品对男权意识的反思和揭示。
在《倾城之恋》的电影改编中,对萨黑荑妮的塑造也没有小说那样的鲜明。首先,从她的服饰上来说,电影没有凸显她着装中的东方色彩。第一次出场时,小说中的萨黑荑妮是“脚踝上套着赤金扭麻花镯子,光着腿,底下看不仔细是否趿着拖鞋。上面微微露出一截印度式窄脚裤”②。在电影里,她却身穿宝蓝底银边衣裙,穿一双金色高跟鞋,这样大大减弱她身上的东方色彩。萨黑荑妮第二次出场时,小说的描写是:“虽然是西式装束,依旧带着浓厚的东方色彩,玄色轻纱氅底下,她穿着金鱼黄紧身长衣。”③在电影中她只是穿一套纯黑的西式晚装。当她最后一次出场,小说里描写的是:“身上不知从哪里借来一件青布棉袍穿着,脚下却依旧趿着印度式七宝嵌花纹皮拖鞋。”④但电影中却是红色衣裙,穿一双普通的鞋子,那印式七宝嵌花纹皮拖鞋一直没有出场。
在这些细节上,电影对人物外形服饰的改编处理,未能将小说映射的文化内涵呈现出来。诚如有些学者所说:“张爱玲对萨黑荑妮衣着中东方色彩的强调,透露了在其‘从外观之’的审视下,香港是个光怪陆离的殖民城市,各式人等都有意识把自身置于西方的‘他者凝视’之下。”⑤
其次,电影对萨黑荑妮的风情亦作了淡化的处理。在小说里,萨黑荑妮的仪态令人神往,非常撩人。小说中她第二次出场时,对柳原说流苏不像上海人。当柳原反问流苏像哪儿人时,“萨黑荑妮把一只食指按在腮帮子上,想了一想,翘着十指尖尖仿佛是要形容而又形容不出来的样子,耸肩笑了一笑,往里走去。”⑥在电影中这些小动作都未表现出来,她只是冷傲地笑了笑。这笑的意味太过模糊,且将萨黑荑妮的风情完全遮掩住了。萨黑荑妮第三次出场的描写是:“一群男女嘻嘻哈哈推着挽着上阶来,打头的便是范柳原,萨黑荑妮被他搀着,却是够狼狈的,裸腿上溅了一点点的泥浆。”⑦可是在电影中的萨黑荑妮没有嬉笑,更没有裸腿,而是穿着白色长裤。这样的萨黑荑妮不再以其特有的风情,与流苏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原著中人物形象的构筑是改编的难点也是重点。张宗伟曾经说:“文学名著之所以成为文学名著,往往是因为它们塑造了成功的人物形象。对文学名著进行影视改编时,能否将原著中的人物形象成功地转化为银幕形象是改编是否成功的关键。”⑧导演和编剧在改编张爱玲的小说时,是否应该尊重作家的本意,更准确表现人物呢?
二、心理活动不够细腻
张爱玲的小说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她作品中到位的心理描写,常常留给读者心灵的触摸和悠长的回味。将张爱玲小说改编为电影的最大障碍就在此。 《倾城之恋》小说原文中写到:“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斗,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来。忽然觉得有人奔过来抱住她的腿,差一点把她推了一跤,倒吃了一惊,再看原来是徐太太的孩子……”⑨流苏的心理在此表现得很微妙。而电影里在风景中呆坐的流苏,做着简单动作的流苏无法给我们传达这么多的信息。观众只会疑惑:流苏为什么发呆?她在想什么?仅仅是在看风景吗?
关锦鹏在执导《红玫瑰与白玫瑰》时大量采用独白与旁白的方式,就是希望人物细微的心理变化能通过主人公的低吟浅讲传达出来。这种做法虽可以弥补一些遗憾,但终究收效甚微。例如:“振保指挥工人移挪床柜,心中只是不安,老觉得有个小嘴吮着他的手。”⑩但在电影紧凑的叙事节奏下,观众无法展开联想,无法静静品味与思考,无法体会到主人公这种细腻的情感心理变化,难以产生共鸣。
小说所展现的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是电影无法企及的。或许,通过电影的特写镜头,通过专业演员的表情变化可以传达部分内容。但是要让观众理解得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具体、深刻、全面,是无法实现的。即使采用旁白的手法,电影对人物心理的展现也难以与小说作品相媲美。
三、人性传达不够深刻
张爱玲在其作品中用简单、犀利的文字揭示深刻的人性。读她的作品,读者会在与作者进行心灵沟通的同时,审视自己的人生。导演们尝试使用镜像语言把那些经典文字表现出来,但效果不佳。
例如在《倾城之恋》中,读者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她独自站在人行道上,瞪着眼看人,人也瞪着眼看她,隔着雨淋淋的车窗,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罩――无数的陌生人,人人都关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这样能让读者思考的语句,仅仅是通过镜像的快速转换、累加来传达。这样的处理,大多数观众是很难像读小说那样走近张爱玲。银幕上给予观众的信息太少,太抽象,观众难以把握作品传达的人性深度。
《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导演深知如果不把这些经典呈现给观众,那么电影也就失去了深度感,缺乏内涵。因此导演在影片一开始就把小说中精辟的话语用画外音进行展现:“也许每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这样的处理的确让部分观众留意到了这一段经典话语。但是,由于电影与小说不同的接受方式,使大部分电影观众没法像小说读者那样品味到作品传达的对人性的深层思索。
小说是个人的阅读,读者在纯私人的空间,按照自己的节奏阅读小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详读和略读;看到经典话语可以停下来琢磨品味;甚至可以随时停下来,重新往回翻读,回顾赏析。而电影是集体行为,电影观众的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参差不齐。电影是按叙事节奏一气呵成的,不可能为了某些人中途停下来,让某些观众思考。所以,尽管有画外音进行提示,但观众对影片的画外音还来不及思考就必须跟着电影节奏往前走。对大多数电影观众来说,如此精湛的话语是需要仔细品味、慢慢回味的。没有几个观众的思维可以同伟大的小说家同步。在此意义上,电影作品的人性内涵传达必然没有小说作品那样的厚重。
综上所述,张爱玲的小说人物是丰满、鲜明的;人物心理是细腻、复杂、微妙的,人性传达是深刻、犀利、富有哲理的。张爱玲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作家,追求的是文学语言创造力的极致,这种极致形成其影视改编过程中的巨大障碍。也许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革新,改编实践的不断摸索,改编与演绎的结果会越来越好。
注释:
① 张爱玲:《半生缘》,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第1页。
②③④⑥⑦⑨ 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3年版,第60页,第63页,第85页,第64页,第71页,第 60页,第50页。
⑤ 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⑧ 张宗伟:《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⑩ 沈小兰、于青:《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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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唐宋词史上,柳永都是一个极引人注目的人。这不仅因为他的词在北宋时期达到了“有水井饮处皆能咏柳永词”的地步,而且还在于其词带有一种特殊的、有别于正统文人的世俗化的市民色彩。即变“雅”为“俗”,着意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市民的生活情调。而在其词中占据大多数的就是艳词,柳永正是以女性书写的方式,塑造了许多的女性形象,成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的最为称职的女性代言人。
柳永出生在一个封建仕宦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与其兄三接、三复均负文名,世称“柳氏三绝”。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庒,后改名永,字耆卿,福建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因排行第七,故也称柳七,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
从家世来看,柳永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早年受母亲的影响很大。柳永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在父权体制下的中国传统女性,出身书香门第。但嫁入柳氏之后,也不得不落入为一个父权为中心的家长制家庭中的女子。他的父亲长期北上治黄,柳永几乎是被他的母亲抚养长大的。母亲经常会写一些想念他父亲的词:“甫又重逢又别离,未知何日是归期?盼书长怨马行迟。脉脉相思传锦字,秋水瑟瑟寄征衣,一腔心事赖君知。他的母亲所具有的女性的文弱气和才赋气都毫无保留的遗传给了柳永。他的母亲代表着封建时代的女性,权力被无情地剥夺,处于社会的底层,这让小小的柳永在心里就感到了不平。因此当柳永处在和她们一样的地位时,他便能够以一个平等的视角来关照对方了。从这个角度看,柳永后来艳词中女性代言书写就不是无水之源啦。
柳永,正是由于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他不免养成追求仕宦的用世意志。但另一方面,他生性浪漫,有特别喜好音乐,精通音律,故“多游狭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1]而他这种生活的方式在那个封建伦理社会又岂能容忍,自然被视为有才无行浪子,而他的词也被视斥为淫靡之作。他的浪漫天性与其执着的用世意志就是一种矛盾,他却想要二者兼具完美,终究只能悲剧收场。然而也正是这种悲剧命运注定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也教会了他站在全面的人性的角度去关照社会与人生,将自己“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与歌妓们的遭遇结合在一起,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然而柳永并非是一开始就能够深入了解风尘女子的悲哀的,年少时期的柳永在赴京赶考之时,正是处于一个歌舞升平时期。年少的他在这样的一个艳丽浮华的、风流散漫、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都市之中,他也是一个沉溺其中,并奉行及时行乐的人。这是他的词大多写明媚秀丽的山河和轻歌曼舞的歌女:
“世间尤物意中人。轻细好腰身。香帏睡起, 发妆酒酽, 红脸杏花春。”
“心娘自小能歌舞, 举意动容皆济楚。 ”
“酥娘一搦腰肢袅 , 回雪萦尘皆尽妙。
这些女子仿佛就是毫无愁苦,只会轻歌曼舞,尽情享受的。这就反映了当时的柳永笔下的女性形象是没有思想和人格符号的,柳永对这些女子仅指停留在欣赏把玩的层面,正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啊!然而,他在第一次落榜后,写下的《鹤冲天》传入了皇帝耳中。没想到,及临放榜, 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 何要浮名!”认可柳永的“浅斟低唱”,并以此为借口剥夺了柳永的“浮名”,迫使柳永打出了 “奉旨填词”的旗号。这次来自最高权贵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突然被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只能够在痛定思痛之后被迫接受命运的安排。从此,咽泪装欢,玩世不恭,沉醉于烟柳之地。
柳永虽然有着执着的用世意志,就像李白一样怀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但是他长期不第,滞留汴京,穷困潦倒。出于人生低谷的柳永抱着“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态,降低自己的身份,放下傲视权贵的“白衣卿相”的架子,以心换心,开始将笔伸向她们那个长久不被关注的世界“他长期生活在都市下,对社会底层妇女的境况比较地熟悉, 他同情她们,常以代言的方式表达她们的不幸。他将她们的悲剧命运与自己的坎坷遭遇融为一体,道出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凉之感。或许就是这种比较狭隘的共命运心里情绪,放大了他与风尘女子的情感共鸣。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对秦观的“将生时之感打并入艳词”产生了影响。
秦楼楚馆,歌女舞妓,柳永过着那种““依红偎翠”的生活。有了这种透彻的了解和体验之后他开始将笔端伸向下层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愁“万种千般, 把伊情份, 颠倒尽猜量。”他的创作一方面可以消解释闷,另一方面又可以维持生计。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女子地位低下,歌妓的地位更属低贱,没有独立的人格,更不会作为讴歌的对象把他们写进作品。柳永由于自己的身世之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她们,以其忧愁为忧愁,以其痛苦为痛苦,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的书写她们。
第一:他用满腔的热情描写了一群年轻美貌、心性温柔的歌妓形象。他笔下的歌妓,如花之妖烧,水之洁净,兰之芬芳。他常用美好的词汇来赞美她们。《玉女摇仙佩》中就塑造了这样一位美丽的女子:“取次梳装,寻常言语,有得几多姝丽?拟把名花比……争如这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为盟誓,今生断不孤鸳被。”词中女子可谓美若天仙,楚楚动人。“占得人间,千娇百媚”,作者一见钟情,爱恋之心顿生。也正是在这个形象中,洋溢着柳永对那些被压迫、被损害的人的爱,是一种高级、永恒的审美情感。
第二:赞美了风尘烟花女子的真挚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世人也许皆道风尘女子的水性杨花、朝三暮四,但在六次中他们确是痴情女子的化身,是执著地追求爱情与幸福的多情女子。如《望远行》云:“永日画阑,沉吟独倚,望远行,南陌春残悄归骑”希望以此来感悟对方,博得爱。还写出了女子不见君的思君幽怨,如《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限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构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拌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第三:代歌妓批判谴责男子的薄情寡义。在柳永的陛下也并非所有的女子都是温柔软弱的,也有有个性的大胆的、泼辣的女子。如《锦堂春》:“依前过了旧约,甚当初赚我,偷剪云鬟。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待伊要尤云雨,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更敢无端?写出女子并非为求爱而委曲求全的个性。
第四:道出了烟花女想要洗心革面从新做人的愿望和心事。宋代妓女严蕊在其《卜算子》词中所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既反映了身不由己的苦闷,又表达了她希望跳出火坑,赎身从良,重新获得自由的愿望。柳永的《迷仙引》:“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词反应了风尘女子对卖笑生活的厌恶和渴望得到“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的真正爱情生活愿望。
第五:柳永笔下的歌妓都是充满了聪明才智的。宋代歌女,不仅聪明美丽,能歌善舞,而且能作诗填词,甚至有的还能和柳永和词,如《惜春郎》“属和新词多俊格,敢共我勍敌。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这就肯定了她们的价值,并且真实的映了她们的面貌。
在宋词中,也有很多文人如欧阳修、晏殊的笔下也出现了许多的女子,但他们对女子的看法,是以自己为本位,站在一个欣赏者的角度,她们希望从她们的美丽、温柔、多情中得到享受,却没有平等的交流。或者是把情感生活看作是自己性情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生命。”“但柳永不同, 他总是直接进入闺情之中, 体会或是承担那种种的喜乐哀怨, 从而用自己的心喊出闺阁的声音。”有时他甚至亲自充当故事的主角, 将自己的情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总之,在我国古代词史上,柳永是第一个站在全面的角度上观察和了解烟花女子的,从她们身上发现了真善美,代她们抒写怀抱,做她们忠实的、称职的代言人。这就使得他的艳词充满了女性人格魅力,闪出点点的人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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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今人逯钦立辑录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陈诗》统计,江总现存诗歌103首。在其诗歌中,宫体诗约有30首。沈玉成先生曾经在《宫体诗与玉台新咏》一书中讲到关于宫体诗的所包含的内容,认为“(宫体诗)较永明时期更加狭窄,以艳情为多,其他大都是咏物和吟风月、狎池苑的作品。”《隋书》对官体诗的评价是“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宫体诗。这是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在宫体诗中,涉及到许多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江总生活在梁陈年间,其诗歌必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在众多的诗歌中又有其独特的一面。
在官体诗中,有许多诗歌内容描写的是历史上那些特别的传奇女子,她们或坚强不屈、不畏强权,或忠贞为一,从一而终;或一朝背弃,终生凄苦,江总诗歌亦是如此。
“绿珠含泪舞,孙秀强相邀”(《洛阳道·其一》),描写的是西晋石崇的爱妾绿珠被孙秀看上,绿珠誓死抵抗一事。绿珠能歌善舞,为世人所艳羡。当时附和司马氏的孙秀因得不到而生恨,嫉恨于石崇,绿珠受牵连,坠楼身亡。“羞作秋胡妇,独采城南桑”(《梅花落·其一》)用了“秋胡戏妻”这一典故。汉代刘向《列女传》记载了秋胡婚后五日到陈地求官,五年后返回故地。在路旁遇见美女采桑,以金钱调戏,妇女不接纳。回到家后,妇女才发现施以重金的男子竟然是自己魂牵梦萦的丈夫,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投河而死。绿珠与秋胡妇含恨而死,皆为忠贞的化身,在江总的诗歌中,表现了对她们命运的同情和慨叹。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历史长河中总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弦心艳卓女”(《和衡阳楼下高楼看妓》)、“卓女弄弦心”(《赋咏得琴》),卓女指卓文君。这两首诗主要是侧面烘托出歌妓高潮的琴艺。“织素那复解琴心”(《杂曲·其一》),“琴心”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在这首诗中作者反意用之,用来表现弃妇的幽怨心理。自己只懂得织布,欣赏不了高雅的琴声传来的美妙用意,然而夫君却弃我而不顾,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不懂琴声吗?
“团扇箧中言不分”(《怨诗·其二》),汉代班婕好曾作过《团扇歌》,又名《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置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写出了一个薄命女子的怨情。班婕妤才貌兼备,颇受成帝赏识,其后赵飞燕姊妹进宫,班姬失宠,退守太后,红颜薄命,凄苦一生。
悲剧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不完美的结局更能引起人的共鸣。与梁陈文人稍微有点不同,江总诗歌中这些历史女性都有着悲剧命运,皆“为情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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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今人逯钦立辑录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陈诗》统计,江总现存诗歌103首。在其诗歌中,宫体诗约有30首。沈玉成先生曾经在《宫体诗与玉台新咏》一书中讲到关于宫体诗的所包含的内容,认为“(宫体诗)较永明时期更加狭窄,以艳情为多,其他大都是咏物和吟风月、狎池苑的作品。”《隋书》对官体诗的评价是“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宫体诗。这是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在宫体诗中,涉及到许多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江总生活在梁陈年间,其诗歌必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在众多的诗歌中又有其独特的一面。
同齐梁文人一样,在江总的诗歌中,巫山神女、洛浦宓妃、天河织女等神仙女子经常出现在江总的笔下,赋予了其不同的精神风貌。巫山神女出自宋玉的《高唐赋》,楚怀王神游巫山,白天睡觉时梦见一美艳女子,女子说“‘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洛浦宓妃指洛水女神。汉代张衡《思玄赋》有云:“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到建安时期曹植《洛神赋》更是把宓妃描写成国色天资、遗世独立、集姿色与才情于一体的绝代佳人,成为梁陈文人竞相描摹的对象。天河织女在神话故事以及《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中,也成为爱情的象征,成为人们吟咏的对象。
在江总的诗歌中,对于这三位神仙女子的吟咏并不止于对外貌身材的赞扬和称颂,更多的是回到现实中,通过这些人的行为来反衬出现代女子的心理和命运。
“洛浦流风漾淇水,秦楼初日度阳台”,“定言神女隔河来”(《新人姬人应令》),江总在写新人进宫时,风姿绰约如宓妃,神女,梨花带雨,玉面含羞。然而,“阳台通梦太非真,洛浦凌波复不新”(《杂曲-其二》),“非是神女期河汉,别有仙姬入吹台”(《杂曲·其三》),这两首诗则是借神女、宓妃、织女的行为来叙写宫中女子的得宠、争宠与失宠的变化。作为宫里的一名女子,无论是阳台梦、还是洛浦妃,这都已经是虚幻或常谈了,她们的要求不高,只是希望“君意未冷”,与君共眠。即使是天上神女,也希望“虬水银箭莫相催”,然而春宵苦短,难以摆脱这种被弃的命运,“别有仙姬”又得到皇帝宠爱。先时“羽帐挂流苏”,今却“网户织蜘蛛”,新人变旧人,这就是宫女的悲剧。
江总对这三位女子的描摹中,并未对她们的姿容给予过多的笔墨,只是借助她们的事迹或反其意而用之,折射出那个社会女人的背弃命运,即使你有神女情、宓妃貌,织女心,然而在这样一个纵欲横流的社会,女性的从一而终显得是多么悲催和伤心。
在官体诗中,有许多诗歌内容描写的是历史上那些特别的传奇女子,她们或坚强不屈、不畏强权,或忠贞为一,从一而终;或一朝背弃,终生凄苦,江总诗歌亦是如此。
“绿珠含泪舞,孙秀强相邀”(《洛阳道·其一》),描写的是西晋石崇的爱妾绿珠被孙秀看上,绿珠誓死抵抗一事。绿珠能歌善舞,为世人所艳羡。当时附和司马氏的孙秀因得不到而生恨,嫉恨于石崇,绿珠受牵连,坠楼身亡。“羞作秋胡妇,独采城南桑”(《梅花落·其一》)用了“秋胡戏妻”这一典故。汉代刘向《列女传》记载了秋胡婚后五日到陈地求官,五年后返回故地。在路旁遇见美女采桑,以金钱调戏,妇女不接纳。回到家后,妇女才发现施以重金的男子竟然是自己魂牵梦萦的丈夫,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投河而死。绿珠与秋胡妇含恨而死,皆为忠贞的化身,在江总的诗歌中,表现了对她们命运的同情和慨叹。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历史长河中总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弦心艳卓女”(《和衡阳楼下高楼看妓》)、“卓女弄弦心”(《赋咏得琴》),卓女指卓文君。这两首诗主要是侧面烘托出歌妓高潮的琴艺。“织素那复解琴心”(《杂曲·其一》),“琴心”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在这首诗中作者反意用之,用来表现弃妇的幽怨心理。自己只懂得织布,欣赏不了高雅的琴声传来的美妙用意,然而夫君却弃我而不顾,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不懂琴声吗?
“团扇箧中言不分”(《怨诗·其二》),汉代班婕好曾作过《团扇歌》,又名《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置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写出了一个薄命女子的怨情。班婕妤才貌兼备,颇受成帝赏识,其后赵飞燕姊妹进宫,班姬失宠,退守太后,红颜薄命,凄苦一生。
悲剧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不完美的结局更能引起人的共鸣。与梁陈文人稍微有点不同,江总诗歌中这些历史女性都有着悲剧命运,皆“为情而死”。
世俗女子,多是普通无名的女性,她们有着流淌的情绪,奔腾的血液,有着像文君、班姬那样的遭遇,因此,在众多诗歌中,她们在诗歌中留下的足迹足以感动每一个人,虽然她们是芸芸众生的一名,却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想象和留恋。
“蘼芜悲”之弃妇。在江总诗歌中,“织素”这个词语出现频率较高。汉代古诗《上山采蘼芜》讲述的是一位弃妇在山上碰见自己的前夫,上前询问丈夫新娶妻子情况,最后得出“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自此,“织素”成为弃妇的代名词。“深悲在缣索”(《妇病行》)、“奈何新缣伤妾意”(《怨诗·其一》)、“行行春迳蘼芜绿”(《杂曲·其一》)、“机中织素馀”(《赋得空闺怨》),在这些诗中,写出了这些平民女子的悲惨境地,空对着织布机,望着靡芜绿,内心的情思怎能让人平静?
征人思妇。受汉乐府的影响,许多是依乐府旧题而写的诗歌,其中有许多体现征人思妇之作。在江总诗歌中,也不乏此类。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闺怨篇》。这是一首闺中少妇思念远征丈夫的诗歌,表现一种离别后思君的怨愁。清代沈德潜曾评论:“竟似唐律。”作者不直接说少妇独守闺房又多寂寞,从身边景物入手,寂寂青楼,纷纷自雪,苏和空然,灯火无眠,寥寥景物勾勒出一幅空闺图。少妇有感红颜易老,只能空惆怅。
荡子之妇。荡子也作“宕子”,与今意不同,在魏晋多指飘荡在外,或谋官职、或谋钱财,长期流离在外。在乐府诗《紫骝马》中,江总依旧题写新诗,写一位丈夫出门在外的女子独守空房,残妆泪痕啼的凄清悲苦一幕。东汉末魏晋时,战乱连续,人民生活贫困,不得不外出去谋生,造成了这种悲剧。
这些普通女子,经受着与丈夫分别的痛苦,有苦说不出,忍受着丈夫的停妻再娶,她们命运悲惨,正好说明她们是活生生的,经历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江总在写这些诗歌时,大多数也许是唱和之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淘汰,这些诗歌依然能在类书、总集中保留下来,这也说明江总诗歌的影响。
在上述这三种女性形象中,最具有魅力的是最后一类。与前代注重外貌描摹及男女交往不同,在江总的宫体诗中,所描绘的女子大多命运不济,或等,或被弃,或死,她们也有芳心暗许、也有春宵一刻,然而承恩未久,新人变旧,逃脱不掉这种命运,大多是悲心之作。在江总的宫体诗中,无论对神仙女子还是对历史上的女子的描写及用典都是为了更好地衬托现代女子的命运,正如胡大雷先生在《宫体诗研究》说的:“诗人有时会把前代女性形象作为文学手段的一种,或借以表达现实情感,或以此作为情节构成要素,这样就使前代女性人物出现在诗作中成为必然。”这也是江总诗歌中别具一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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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莫言的小说塑造了许多鲜明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在作品勾勒的时代背景里成为了典型。莫言以犀利的语言、独特的视觉角度,将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刻的描绘。在莫言小说中不难看出莫言对追求爱情女性的赞扬,对叛逆女性的欣赏,对欲望化女性的解读,对不向苦难低头的女性的歌颂。在对这些女性形象刻画的同时,也体现了莫言对乡土情怀深厚的感情。
关键词:莫言小说;女性形象;文化内涵
作为一名男性作家,莫言从他自己的角度出发,以独特的笔触描写女性世界,刻画了许多典型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在莫言作品的时代背景里,对生活抱有理想,拥有自己的追求,虽然社会环境艰难,她们还是进行了不屈的抗争,让读者感觉特别真实,引起了女性群体的共鸣。通过对莫言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女性形象所代表的时代文化内涵。
莫言作品刻画的女性主要以勇于追求爱情的女性为主,这样的女性是真挚的,也是真实的。看似平凡的女性,却有着对爱情的无限向往,为了追求爱情奋不顾身,执着、勇敢的为爱情做出牺牲。
《春雨夜菲菲》中,春雨缠绵的夜晚,年轻美丽的女子坐在窗前,思念外出打工的丈夫,曾经幸福的往事历历在目。丈夫驻守在边防,无法经常回家探望,妻子满腔思念,默默的守望丈夫的归来。细腻的刻画手法将妻子殷切的盼望表达得淋漓尽致,所表现出的情感也是真挚而热烈的。虽然在情节结构上存在不足之处,但对女性心理的刻画以及细腻的情感描写,将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对爱情的憧憬彰显无疑。
《售棉大路》讲述的是售棉路上青年男女互生情感的故事。农村姑娘杜秋妹心仪一个赶车的年轻男子,年轻男子为人热情,玉树临风,一场偶遇让两人产生了爱的火花。两天两夜的售棉之路,曲折而又圆满,仿佛经历了一场人生的嬗变,虽然在情节结构上相对简单,但作者对人物和场景的刻画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杜秋妹这位主动争取爱情的女性也得到了作者的赞美与颂扬。
《民间音乐》里,酒店女老板花茉莉出现在读者视野。作品描写了花茉莉与民间瞎子艺人相互心仪,世俗的观念并未约束两人美好的爱情,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将年轻的生命力充分地展现出来,表现出了超脱世俗的恋爱观。除此之外,作品中流露出浓厚的乡土情结,充分展现了艺术美感。莫言早期作品多以纯洁的爱情贯穿始末,大部分女性形象也多是美好的,这也与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形象相吻合。
叛逆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习俗都是相违背的,最典型的代表应属《红高粱家族》里的“我奶奶”。 《红高粱家族》将莫言的文学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部作品主要以第一人称“我”讲述奶奶和爷爷的传奇故事。作品重点描绘的是“我奶奶”戴凤莲的形象,这一女性形象彻底颠覆了以往小说中对传统女性的描述。她敢爱敢恨且豪放豁达,自身又带有野性,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格格不入。戴凤莲的外貌有阴柔妩媚的农村女子特征,而在内心里,她丝毫不输于男子,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具有鲜明的性格特点。她敢于和世俗的观念相抗争,这正是传统农村女子所不敢做的;她毫无顾忌的追求她的爱情,这样叛逆的个性也不符合当时社会对女性“贤妻良母”的要求。莫言对于戴凤莲的行为是极为赞扬的,对其人物的刻画采用了夸张的表现手法。
在戴凤莲出嫁回门的路上,余占鳌将其劫持进高粱地,戴凤莲不加顾忌的与有好感的男子发生关系,俩人激情悱恻,却并未有一丝羞愧。小说这样描述“当我奶奶与爷爷初次野合,火苗腾腾蹿跳,一团黄色的浓香火苗在她面前哗哗剥剥地燃烧”。 莫言对这种不合伦理的苟合行为,以特殊的艺术语言加以刻画,将女性内在的激情充分表现出来。戴凤莲不但在爱情上叛逆张扬,生活中也是如此,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我奶奶跟我爷爷一样……敢爱敢恨,绝不虚伪做作。”戴凤莲显然不是一个理想型女性,也有内在的缺点,但她敢和命运、生活挑战,敢于对世俗的观念说“不”,她的这种行为莫言是极为欣赏及颂扬的。莫言小说里民间伦理的叙述模式,与这个时期的生活背景和创作紧密相连,他早已认识到不能一味的模仿早期的女性形象,创作需要打破常规,所以塑造出了个性极为强烈的鲜明的女性形象。
在《红高粱家族》之后,莫言对女性形象的表现做了很大的改变,他的作品塑造了一些欲望化的女性形象。特别是在女性生理描述上,运用了大量细腻的文字对其生理性隐私进行描写。在作品《欢乐》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一只老鼠在母亲的肚子上爬来爬去,在“紫色肚皮上爬”、“母亲生殖器中爬”。《丰乳肥臀》中,欲望化女性形象表现就较为明显,女性的臀和乳成为写作的重点,整部作品主题都是以女性生理隐私进行刻画,以女性自然本能的生理特征贯穿小说的中心思想。在描绘过程中,不但采用放大镜式手法表现女性乳、臀特性,还将母亲的乳、主妇的乳、照片中的乳等不同人群的乳进行了细致的刻画。除了对乳的描述还有臀的刻画,夸张细腻的手法让读者感觉毫无节制,多数都认为这种表现手法不能称作为艺术。
事实上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女性生理特征的窥探表现形式,在实际意义上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生理隐私窥探的欲望。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讲述一个女性上官鲁式,她之所以和男子耦合,目的是为了给丈夫留下后一代。她的一生遭遇坎坷,因其丈夫不能生育,但为了丈夫的后代,与多个男子留下几个女儿,一个可爱的儿子,小说以这个儿子为视角讲述了鲁式一生的经历。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她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家庭和孩子,养育了众多儿女。小说中上官鲁式是一位对生命充满关怀的女性,表现出的女性形象既卑微又高雅,充分体现了莫言的人文主义关怀。
不向苦难低头这一类型女性形象,在莫言的作品中也有很多的体现。如《白狗秋千架》,这部作品以一个回乡路上遇上初恋女子的青年男子的心理变化为主线,以忧愁的口吻讲述遇到的农村妇女的故事。男主人公在回乡路上偶遇儿时两小无猜的玩伴,通过两个不同阶层的情侣对事物的心理变化进行叙述,反映了女主角不愿屈服的个性。秋千架作为贯穿的主线,成为女主人公悲惨遭遇的开始。在莫言的刻画下,女主人公并没有向困难的生活低头,当男主人公离开故乡的时候,白狗将他带进女主角身边,想在他走之前为自己生个孩子。在这部作品中的文化背景下,这样的思想道德观念显然已经违背了当时的习俗观念。
另一个顽强女性则是《四十一炮》中被丈夫抛弃的杨玉珍。虽然杨玉珍被丈夫抛弃,但她并未因此放弃生活,而是选择独立抚养孩子,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想要的生活。她以收破烂为生,养活了儿子,盖起了让人羡慕的豪华房子。莫言并不是直接刻画杨玉珍难以想象的坚强,而是逐渐成长的。在最初被抛弃时,杨玉珍茫然过伤心过,这属于每个平凡女性的正常心理特征,而作品中她表现出的坚强、不屈服的性格也使得丈夫最终回到她的身边。
莫言将这样的女性刻画得真实而形象,十分切合实际生活中的女性。他的作品通过主人公生活细节的描述,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主人公鲜明的性格特征,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从莫言的小说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中,我们不难看出角色体现出的历史背景及作者对人文主义的热切情怀和对生命的热情。正是这一个个鲜明女性形象的出色塑造,使得莫言成为文学史上成功的典范。
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为莫言的创作生涯增添了光辉的一笔。虽然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改变了创作手法,人们对他的评价也颇有争议。有人认为他是出于商业经济利益进行商业性的创作,内容也缺乏文学价值。但无论外界对他的作品持何种态度,莫言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创作中的典范,从始至终他都未创造出受人摒弃的女性形象,即使是带有缺点的女性形象,也会引起女性的广泛同情。而无论是他早期或是后期的肉欲性的形象,也都以敏锐的洞察力表现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石颖.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嬗变[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2]杨欢.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义[J].科教导刊(中旬刊),2014.
[3]何小钧.莫言小说女性形象的文化涵义[J].商,2014.
[4]刘春艳.浅析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鸭绿江(下半月版),2014.
[5]孙萍.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描绘[J].芒种,2013.
[6]黄东民,于伟娜.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探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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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骏一贯追求画面的纯洁、美好,色调上的淡雅、清新。除了和要表达的主题相扣合之外,也受到日本民族色彩观的影响。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宫崎骏经典动画电影中的少女形象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宫崎骏经典动画电影中的少女形象研究
1922年法国影评家艾利?福尔预言说:“终有一天动画片会具有纵深感、造型高超、色彩有层次……会有德拉克洛瓦的心灵、鲁本斯的魅力、哥呀的激情、米开朗琪罗的活力。一种视觉交响乐,较之最伟大的音乐家创作的有声的交响乐更为令人激动。”在当下,最能够实现其预言的动画大师莫过于日本的宫崎骏。
而宫崎骏的经典动画作品中又以其塑造的少女形象最具代表性,故本文将以宫崎骏的经典动画作品《猫的报恩》和《魔女宅急便》中的少女形象为例,与同时代著名动画作品中的少女形象进行比较。
在宫崎骏的动画作品之前,日本动画电影中的少女形象大多是将少女的体态朝成年人方向靠拢,所谓的典型的“美少女”,年龄在12岁上下,但身材却已然发育成熟,丰乳肥臀、性感妩媚。拥有这样的身材既是女性对自己的幻想也是男性对异性的幻想,不论男女都得到了感官上的刺激从而浮想联翩。而“宫式少女”却绝非如此,她们身体看似单薄但很健康,单纯朴素绝不妖艳,没有性感火辣的身材和光鲜时髦的打扮,在《猫的报恩》中,小春就是这样一个简单、普通的扎着两个辫子的少女,就是一个稀疏平常的邻家女孩,常见的马尾辫、普通的T恤短裤,也没有华丽的高跟鞋和大得出奇的眉眼,一如所有12岁的女孩子,是不会使观众产生性幻想的,这与很多流行的“新日本动画”中的女孩形象截然不同。《魔女宅急便》中的魔女琪琪也是如此,她的造型甚至是更简单的戴发箍的短发造型,但是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多了一把扫帚和魔女袍。
这样干净的女性动画形象的确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但这难道就能说明宫崎骏是一名女性主义者吗?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天天大鱼大肉难免会觉得荤腻,如果能够吃些清爽的素菜,自然会让食客们感觉精神振奋。从调节视觉疲劳的角度出发,“宫式少女”起到了素菜的效果。如拉康的“镜像理论”所展现的那样,小春、琪琪这种普通的少女形象更容易引起普通观众们的共鸣,人们会很期待这样看似单纯、普通的小女孩最终会怎样,期待着自己能够跟这样其貌不扬的女孩一样成功。由此,也就渐渐地塑造了一系列有宫崎骏风格的“梦幻少女”造型。
在宫崎骏之前的日本动画电影中,若是以少女为主角,那其形象大多是有特异功能或使命的,而且大多有“奇遇”,比如说《美少女战士》、《魔卡少女樱》等。而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却与此不同,就算是同样有魔女身份的琪琪,也没有过分强调其特异功能和使命,而是更加侧重和突出其自身的成长历程,这与之前的少女成长历程有很大的不同。
《猫的报恩》中的小春通过经历自我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从而或者克服自身存在的一些弱点,或者消除自身当下的迷惘状态,从而达成个人的成长。相对于生理上的成长而言,这里的成长更偏向于女主角在心理方面的成长:认识自我,坚持自我是这一类型女主角自我成长的核心。小春起初是一个没有自我的女孩子,她生活慵懒,经常上课迟到,被同学笑话;她过着糊涂、浑浑噩噩的日子,倒垃圾的时候因为看暗恋的男生而摔到垃圾堆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用”。
在偶然的情况下,小春救了猫王国的月牙王子,为此,猫国王一定要报答小春,直至要娶小春做猫王妃。猫王国生活着的都是“没有自我”的人,正是小春失去自我的个性给了猫国王以可乘之机。因此,当小春来猫咪事务所寻求猫男爵的帮助时,猫男爵给她的忠告是“做你自己”。在被带到猫王国之后,小春一旦萌生“做猫也不错”的想法,她变成猫的程度就会加深一步。
后来,在猫男爵、小雪、胖胖等的帮助下,小春终于找到了自我。经历猫王国的遭遇、重新回到生活中的小春变得守时、懂事、坚定、成熟、有自己的主见,显然,她已经找到了自我。虽然有评论者批评这部影片的前半部分过于拖沓,而结尾又显得过于仓促,但是,影片中小春的个人成长还是观众有目共睹的。
《魔女宅急便》中的琪琪在13岁时离开家,去找寻一座可以独立生活的城市以完成魔女的修行。但是她到达的海边城市却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热情,琪琪遇到了一系列的不顺。不过,面对不顺,琪琪选择的是坚持。在面包店老板娘的帮助下,奇奇寻得了住处,并得以开始进行快递工作。她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作为一个魔女,琪琪从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能骑着扫帚飞行,她一直觉得这是天生的,可是可怕的事情却发生了,她突然不能飞了。
在森林女孩的安慰下,琪琪在救好朋友蜻蜓时终于又飞了起来。在这一“不知道为什么可以飞行─失去飞行能力─知道为什么可以飞行,并重新拥有飞行能力”的过程中,琪琪实现了自我的成长。在琪琪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的坚强和勇敢,她就是闪光的天使。有人说,宫崎骏有女孩情结,这话不假,他的每一部片子几乎都是女孩为主角,从《风之谷》到前几年的《哈尔的移动城堡》,每个故事都是有关女孩的。而这一部是同样的,以纯真无邪的女孩为主角,唱出了一首“关于飞行的挽歌”(科幻世界画刊语)。这篇故事以后的女孩都不再能飞行,是他那童话般天真快乐无忧无虑的女孩们的终结。
宫崎骏一贯追求画面的纯洁、美好,色调上的淡雅、清新。除了和要表达的主题相扣合之外,也受到日本民族色彩观的影响。受到这一色彩观的影响,宫崎骏崇尚自然事物和植物生命的原色,崇尚水的清纯无色,画面呈现上以青色为主色调,这直接成就了其动画作品的淡雅、朴素之美。除了色彩上的淡雅朴素,宫崎骏动画的线条也是简单的,无论是其人物角色,还是背景环境,都是用很简练的笔划勾勒出来;单看构成,宫崎骏作品中画面的线条简单。
因此,宫崎骏动画电影中的少女形象也符合清新自然的美学风格。不仅造型简单、淳朴,就连身上穿的衣服和戴的首饰也是一如邻家女孩般的普通,给人以亲近的感觉,而且宫崎骏动画电影中的少女身上不会出现过于复杂、过于艳俗的色彩,她们身上的色彩往往是明朗、简单的,与构成画面的其他要素是和谐、统一的,符合其清新自然的美学风格。受日本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宫崎骏绘画手法上的简约无疑是受到了日本传统绘画的影响,“日本传统绘画讲究用极其简练的一条线、一抹影、一块墨表现景物的生命感获和大自然的神气,其特点就是以简约的笔墨和简明的构图表现物象的神韵。这也是常常说到的‘不全之全’的表现手法,即以‘不全表现’‘全’”,宫崎骏以简约的画面特色造就了独特的清新自然的美学风格。
宫崎骏经典动画电影中的突出的少女形象有很多,而且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本文仅选择其作品中较为典型的成长型少女形象《猫的报恩》中的小春和《魔女宅急便》中的琪琪为例,与其同时代的动画电影中的少女形象做简要的比较,以期探究出宫崎骏经典动画作品中少女形象的特质。
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宫崎骏动画电影中的少女形象在造型上打破了“丰乳肥臀”、成熟的“美少女”造型。在成长历程上也有其独特性,没有过多的特异功能效果的突出,而是强调少女自我成长的过程。在美学风格上,也有一定的突破,没有日本动画电影寻常的华丽风格,而是突出清新自然的美学风格,没有过分的跳出生活,显得更为自然,更易为人们所接纳、认同。宫崎骏经典动画作品中的少女形象还有很多可以进行研究,本文仅简要地就以上三点做了比较研究,以期探究出宫崎骏经典动画作品中少女形象的一些特质,以待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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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仍有少量电影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女主人公对曲折命运的抗争、对自我信仰的救赎等主题,阐释了女性直面苦难生活、追求自我价值所做出的努力。这些女性形象以其坚忍、顽强、执着散发出地母般的光辉,深入人心。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国产电影女性形象对大学生心态的影响探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国产电影女性形象对大学生心态的影响探析
近年来,国产影片在商业化大潮的推动下蓬勃发展,作为国民的精神文化产品,它不仅仅只是一种娱乐方式,其影响因子越来越多地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建构着人们的审美判断、价值取向和消费生活。大学生相对宽裕的时间、激荡的闲情使其成为观影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网际传播的迅猛发展,为其观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国产影片潜移默化地塑形着大学生的道德及理念。本文即以近年来国产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为切入点,尝试分析其对大学生文化心态的影响。
近年来经济利益的驱动掀开了影视女性唯美朦胧的面纱,作为票房链条的重要一环,大部分女性形象重归附庸和花瓶的角色,为满足官能享受抛弃了精神的追求,对钱权欲的张扬、对色相的赞美被作为释放生命本能而加以浓墨重彩。
《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巩俐雍容华贵,机关算尽,不甘命运束缚,这种宫廷争斗有些意思。但影片靠丰乳来博得观众眼球,将叙事和女人身体联系起来,编码视觉刺激,以满足男性凝视快感的意图实在明显。《北京遇上西雅图》中汤唯洗尽铅华,收放自如,女人味经过每个毛孔,魅力放浪于举手投足间,这是影片最具酣歌处。
至于剧情,闯入西雅图的北京小三,因为漂亮,不再承受道德惩戒,刁蛮任性的她身边尽是浑金璞玉、仁言利博,生活给予了全部的温情脉脉,拜金女瞬间蒸腾成情义兼具的高贵女神,最终与稳重、善良的男主人公花成蜜就、功行圆满,看上去不过是虚假老套的桥段。《小时代》中闺蜜真情固然可贵,但影片在展示女主人公美貌上不惜血本,娇俏杨幂、女王郭采洁、温柔郭碧婷都少了太多的现实感,其中赤裸裸地拜金、炫富灼伤人心。
商业价值驱动电影女性形象欲望化、他者化,这对大学生价值导向起了重大影响。父权制消费文化决定了美丽、温柔、依附方是女性的美好品格,塑造女性身体获得靓丽外形才是一生奋斗的目标,嫁个好男人从此富贵逼人才是成功的终极意义。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几十年来女性不断努力而逐渐觉醒的个体意识又复归失语,女性再次沦为边缘,集体性的选择缄默与屈从。
在调查走访中我们发现,认为“干的好不如嫁的好”的女大学生比例占到48.2%,支持“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的女大学生占到71.6%,去过美容院、整容机构或对其关注渴望,想要改变自身容貌的女大学生占到了88.7%。在女性启蒙、女性教育不断深化的今天,这一数字比例所呈现出的女性自我认同及性别意识低下的状况是引人深思的。可以说,很多国产电影正在用男性的控制权力,实施着对女性形象的剥夺,致使女性尤其是处在成长期的女大学生们再一次向父权中心回归,成为市场开放、经济发展的祭品。
“青春”是永具魅力的话题,近年来几部记录青春成长的影片以温情的回忆和细腻的体验引发了集体的青春记忆,其中女主人公们或桀骜不驯或温婉可人,比起空洞的貌美炫富更为真实动人。
《山楂树之恋》中坐在自行车后欢笑的静秋所守护的干净纯粹、至死不渝的爱情温暖人心。《致青春》中敢爱敢恨的郑微,真实坦诚又霸道任性,为了爱勇往直前,无论是在舞台上高唱《红日》亦或是在男生宿舍内无赖纠缠,她的执着惹人怜爱,而受伤后的坚强与成长更显露真实。《失恋33天》中鲜活泼辣的黄小仙逐渐摆脱失恋阴霾重建生活信心的故事也让人感动。至于《那些年》和《同桌的你》虽然女主人公都流于内向、羞涩,但其中对于真诚、质朴、单纯的讴歌仍给人难以磨灭的记忆。
迷茫与空虚,反叛与暴力,励志与理想,单纯的爱情,这些青春的独特体验纷纷在影片中呈现,朴实而真挚,不仅勾联起不同年龄段人群对青春往事的追忆,更以一种青年人独有的视角对人的生存意义进行探寻,对精神世界铺陈书写,这些青春女性形象引领了大学生思想成长的航路,并为其提供可借鉴的社会生活情境和经验,给予孤独、焦虑的现代大学生以精神上的慰藉。
近年来仍有少量电影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女主人公对曲折命运的抗争、对自我信仰的救赎等主题,阐释了女性直面苦难生活、追求自我价值所做出的努力。这些女性形象以其坚忍、顽强、执着散发出地母般的光辉,深入人心。
《立春》围绕女主人公王彩玲的艺术追求与生活坎坷展开,出生于封闭小县城的王彩玲相貌丑陋,却钟爱高雅的歌剧艺术,她渴望爱情,渴望实现艺术理想,拥有崇高的精神追求。虽然影片展现了她在生活现实的磨折中一步一步消磨后退的无奈,但那不甘平庸、与现实痛苦抗争的执着让人感动。影片是残酷的现实主义作品,以统归庸常收束,但其中对理想的狂热追求亦在阐释人生应该用过程的精彩对抗结局的虚无这一哲理意义。
《金陵十三钗》讲述1937年南京沦陷时秦淮河畔风尘女子与教会女学生共同面对一场生死浩劫的故事。这群被视为下贱胚子的妓女活在社会底层,但她们在侵略者的屠刀前激发出的侠义血性感人至深。墨玉说要记住世人的谩骂,正正这千年恶名,她的高格调源于悲苦的命运、辛酸的过往和不能泯灭的人性。那些秦淮名妓的价值追求给现世万千搏出位的女艺人好好上了一课,原来身体是这样用的。
进入新世纪后,对底层民众生活状态的关注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然而电影作品却因过分追求商业效益、追求经济噱头而轻视了对庸常生活的表现,仅有的几部优秀作品展现了底层女性的生活境遇与理想追求,心灵救赎和自我解脱的过程,真实刻骨震撼人心。这些看似贫瘠、丑陋、卑微的生活弱者却因拥有不畏艰难、永不放弃、不甘平庸的心而熠熠生光,这对价值迷茫、精神贫困的现代大学生而言,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总之,近年来国产影片中女性形象以貌美富贵型为主,虽也有单纯青涩、坚强执着等类型作为补充,但仍免不了流于对钱权欲的膜拜,这就对整个国民文化心态尤其是处于成长期的大学生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在全民追星的年代,国产电影责无旁贷地需要塑造出有价值有意义的偶像形象,以引领社会风尚、体现社会文明,反映人们精神世界更高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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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分析全文如下:
摘 要:司马迁创作《史记》之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司马迁又尤其彰显人的历史主体性及其独特价值,司马迁对于“人”的独特认识不仅表现在他为刺客、游侠、医生、商人等小人物立传,还表现在他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之中。本文通过分析《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把《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按个人精神面貌分类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三类,并一一进行了分析,司马迁笔下的女性不以柔弱、温婉取胜,而以坚强、睿智流芳,司马迁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尊重了女性,以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史笔,真实记录了这些平民女性的生活。
关键词:史记 平民女性 人格
《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文学史上,她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人物描写与刻画。司马迁在写人时,又严格遵循着“实录”的原则。他笔下的人物,既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又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读《史记》,我们看到的不是木乃伊,也不是寺院庙宇里的泥塑像,而是跃动在各自“历史舞台”上有血有肉、有灵有感的活生生的人。且不论帝王将相、诸侯大臣,即或是其中的几个女性形象也很出色。 女性,是人类永远不衰竭的话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历来处于从属的卑微地位。从《诗经》中的“赫赫宗周,褒拟灭之”开始,女性大多被定位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倾国倾城的祸水。尤其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更是造就了不少关于女性的历史谎言。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女生的描写还是比较公正的。不论是《殷本纪》中“洗澡时因吞吃燕子蛋而生契的简狄,还是《周本纪》中外出见巨人脚印因心爱踩之而生弃的姜原,虽然有些离奇,但那是本着”契“和”弃“都是奉天意而诞生的这个意图而引用《诗经》上的传说罢了;不论是《周本纪》中“奔密康公”的三个女子,还是《吴太伯世家》中为争抢采摘桑叶而使楚吴相互攻杀的少女们;不论是《秦本纪》中释放三囚的文赢,还是《外戚世家》中的后妃和妃殡们……总之,司马迁对她们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平的。尽管对她们的描写着墨不多,且大多是只述其事而不记名,但在这众多的女性中却有几个个性鲜明、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
平民女性,指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其中包括帝王、诸侯、大臣家为人作奴仆杂役者,和没有封地的小官的女儿。《史记》平民人数不多,约有25人。因平民女性和政治事件关联较少(医官女儿缇萦除外),不宜按政治分类。按个性精神风貌可划分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等。太史公塑造的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史记》中有很多小市民特色的平民女性。她们为《史记》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滑稽和幽默的亮色。所谓小市民特色,从《史记》人物看,比较倾向于指势利、实利、虚伪、狭隘自私的一类市民风格。《史记》涉及的小市民妇媪很多,有王媪、武负、刘邦嫂、淮阴亭长妻、苏秦嫂等。
著名的势利人物是苏秦嫂。苏秦落魄而归,其嫂挖苦嘲笑;苏秦衣锦还乡,富贵而来,嫂子恭敬侍侯,不敢仰视。当苏秦打趣地问她为何前倨而后躬时,嫂子回答:“见季子位高金多也。” 话语单纯、直率、粗俗得可爱。俗话说:丑到极点就是美。苏秦嫂可谓美。
还有一种势利是小气中带着实利。以刘邦嫂、淮阴亭长妻为代表。当刘邦未发迹时,游手好闲,时常带人来大嫂家吃饭。时间一长,大嫂就不耐烦了。当刘邦再次带人来时,大嫂用勺子故意将锅底刮得啵啵响,刘邦只得走开。他记恨大嫂,后来当了皇帝,故意不为大嫂的儿子封侯,经太公请求,才特意封为羹颉侯。无独有偶,淮阴亭长妻对前来白吃饭的韩信颇不耐烦,故意一大早就吃饭。当韩信赶来,锅里已经没有饭了。刘邦嫂和亭长妻的小心眼举动,充满了山野村妇的朴实可笑。这种实利的乡土女性,太史公写得素朴可爱。
刘邦故里小酒店主王媪和武负的势利,则透出一股趋炎附势的世故气息。
(刘邦)“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王媪和武负是两个小酒店主。太史公虽然写刘邦为真龙附体而生,但决然不会相信刘邦当真是真龙天子转世。但太史公用一本正经的语言,不经意间揭穿了刘邦自己刻意编织的神话。武负、王媪“见”刘邦头上“常有龙,怪之。”奇怪的方式当然就是大呼小叫,逢人便说。刘邦为真龙天子的神话便广为传播,于是 “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也就是说,自从“见怪”以来,高祖每次喝酒,都给武负、王媪酒酬数倍。两人年末虽“折券弃责”,实际上得到了很多好处。在这部小小的戏法里面,刘邦是个导演者,王媪武负二人便是演员。
在平民女性里面,还有一组光辉感人的平民母亲形象,学术界称之为高义母。有春秋时期介子推母,战国吴起卒母、和秦末汉初的漂母。
首先是大义从子志的介子推母。介子推追随保护晋文公有功,晋文公论功行赏,却忘了介子推。介子推心有怨言。《史记•晋世家》记载了他们母子的一段对话: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俗话说,母以子贵。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富贵的。然而介子推母为了儿子高洁的志向,慨然提出入山隐居,直至烧死,也不肯出来见晋文公。正是因为有如此深明大义的母亲,才有介子推如此狷洁之士。
吴起卒母,战国魏文侯时人,军事家吴起士卒之母。吴起在为将带兵时,爱兵如子,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争为其效命,万死不辞。吴起为一个皮肤生疽的士卒吮吸伤口。士兵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哭了起来。请看太史公的感人记载: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别人以为:名将吴起为一个小小的士卒吮疽,这应该是士卒和其母的荣幸。为何卒母还要哭呢?卒母的回答让人感叹不已:“往年吴公为丈夫吮疽,结果丈夫拼命战死沙场。而今吴公又为儿子吮疽,不知儿子又将死于何方?!所以大哭。”对此,台湾蔡师信评论说:“卒母前有丧夫之痛,后有失子之忧,也都毫不怨尤,而连称‘吴公’两次,以示衷心尊崇,该多不易。” 卒母深明大义,明白吴起爱兵是报国,而士卒拼死是报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吴起卒母能够从大义出发,忍痛割爱,夫死子继,可谓高义。
秦末漂母,慈善仁爱。当韩信面有饥色,钓于城下。漂母见而怜惜,一连几十天都来河边漂洗,次次给韩信带来饭食。韩信表示将重报。漂母却大怒:“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施之不图报,这就是朴素而真挚的平民女性。明钟惺对此评论说:“信喜而言报,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漂母之怒,怒在韩信把她同一般施恩图报之人那样看待。何其高义和高洁的村媪、再者,或许漂母慧眼识人,看出韩信不是等闲之辈,便极力相助。漂母的关爱给了韩信极大的奋斗勇气,当韩信被封为楚王之时,最先想起的是回报漂母、后人记住了漂母的慧眼识人,和那份雪中送炭的温暖。当寒门士子怀才不遇,倍感孤独和苦闷时,禁不住怀念漂母。唐人崔国辅有一首专门吟咏漂母的五言排律近体诗《漂母岸》:
泗水入淮处,南边古岸存。秦时有漂母,于此饭王孙。王孙初未遇,寄食何足论。后为楚王来,黄金答母恩。事迹遗在此,空伤千载魂。茫茫水中渚,上有一孤墩。遥望不可到,苍苍烟树昏。几年崩冢色,每日落潮痕。古地多圮,时哉不敢言。向夕泪沾裳,遂宿芦洲村。
体现了一种对漂母的缅怀和怀才不遇的孤寂。李白更是大声直呼:“沙丘无漂母 ,谁肯饭王孙”他深念漂母,在《宿五松山下荀媼家》,《贈新平少年》《猛虎行》等七首诗中都用了漂母饭信的典故,呼唤一种温情和相知。漂母的形象已成了深邃识人、和智慧慈祥的母亲代名词。
平民女性中,司马迁还塑造了一位贤明睿智的妻子形象,那就是《管晏列传》中晏子御之妻。《史记》记载如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晏子御之妻是一位贤明的女性。首先,她有一双慧眼,能够从丈夫的驾车姿态表现能看出其浅薄和洋洋自得,能从晏子的谦卑平凡看出其志念深邃。其次,身为人妻,她能当机立断,请求离去,激夫励志上进。使丈夫不断自新,提升人格,从一个平凡的车夫成长为一名大夫。晏御之妻,其贤明胜过男儿。《史记》中这样的平民妻虽只此一人,但光彩夺目。
平民女性中,还有一个孝顺而勇敢的才女,就是缇萦。缇萦,汉文帝时太仓令淳于医之女,事迹见于《孝文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文帝十三年五月,淳于医因行为不慎,触犯法律,按规要去长安处以肉刑。汉代肉刑断损肢体,轻者致残,重者会死。五个女儿在后边嘤嘤哭泣。太仓公将行,骂其女说:“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小女缇萦自伤泣,于是随父到长安,上书汉文帝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下诏废除肉刑。
缇萦上书,陈述肉刑之过,甘愿入官府当婢女,替父赎罪,求让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情、理俱在,感动孝文,从而使肉刑废除,父刑得免,并为一朝百姓造福。缇萦可谓一位急智勇敢的孝顺才女。正如太史公所称赞:“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
司马迁还塑造了一批极有个性平民女子:卓文君夜奔相如,大胆当炉卖酒,可谓勇敢叛逆;聂荣为了扬弟大名,义奔韩市辨认聂政,铿锵有力,高呼苍天,悲恸而死,可谓勇敢刚烈。
太史公还怀着赞叹和敬意,记载了两位能干的女性商业家。四川寡妇清,经营祖传丹砂矿业,得秦始皇尊重,为其筑女怀清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被太史公称为素封。妇人陈君夫,以相马闻名天下,可称女中伯乐。
太史公还满怀同情,记载了为贵族做杂役而饱受压榨的女性,如汉济北王府中侍者韩女,和高级技工女子竖。女子竖是汉济北王买来的高级技工,被剥削压榨,日夜辛苦劳作,最后累得吐血而死。
除了以上贵族、平民两大类外,还有的女性充满神秘色彩,所以归入他类女性,共有三人:白帝子母,黑夜田野哭子。西王母,周缪王见之而“乐之忘归”,应该是一个长生不老的美貌妇人,而到了司马相如的笔下,西王母已“皬然白首”而穴处,是一个能够使唤三足乌的白发老妇。素女,神秘而幽怨。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素女鼓瑟,音悲而幽怨,太帝不忍闻,禁令停止,素女不听,太帝将其瑟断为二十五弦。后世李商隐的《无题》诗,就以素女之幽怨和叛逆而起题:“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总之,《史记》中的女性形象,贵族女性形象复杂多变,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充满了社会生活气息,可以说是《史记》伟大而成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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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恰好是中国电视剧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政治经济的变迁、生活方式的改变、思想意识的革新,强有力地影响着电视剧的生产。电视剧不仅折射了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主流价值,也构成了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之一。从第一部大型室内剧《渴望》诞生以来,九十年代女性形象的塑造开始成为提升电视剧收视率的亮点和引人关注、思考的社会热点。此后,女性问题越来越成为电视剧从业人员关注的焦点之一,出现了一大批以女性形象为主人公的电视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电视剧解读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电视剧塑造了诸多典型女性形象,《渴望》中传统女性典范刘慧芳、《北京人在纽约》中女强人阿春、《杜拉拉升职记》中新女性形象杜拉拉,描摹了中国改革开放到现代化转型这一漫长时期中中国女性形象嬗变的轨迹。社会性文本之外的中国现实社会,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等方面呈现出巨大变迁。文本与现实的相互折射,为解读中国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社会性文本 女性形象 社会变迁 文化镜像
从新中国建立至今,各类以中国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塑造了了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具备时代典型性的女性形象:从《渴望》中作为传统女性典范的刘慧芳,《北京人在纽约》中作为改革开放奋斗时期女强人代表的阿春,以及《杜拉拉升职记》中象征新时期独立自主女性的杜拉拉。电视剧中女主角形象的演变折射了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中女性从自我意识缺失到角色定位斗争再到回归平衡对话的嬗变,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社会漫长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表征。因此,本文通过对三部电视剧做出本文解构梳理出女性形象的变革,对中国社会在发展变迁过程中方方面面变化的分析了解电视剧形成的宏观语境,进而透析出中国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之间存在的丰富文化镜像意义。
著名的女性主义波伏娃认为,“女人并非是生就,而是逐渐形成的”。故而,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构建与呈现则是在相应的特定社会与文化的打磨中形成的。《渴望》、《北京人在纽约》、《杜拉拉升职记》等三部电视剧播放期间都引发了中国民众的高度关注,甚至引发社会大众对于爱情观、价值观乃至人生观的热议。以下就针对三部电视剧文本展开解读,解构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的特征及不同时期出现的形象变化。
1.《渴望》――传统女性典范刘慧芳
1990年出品的电视剧《渴望》开创了我国家庭伦理据的先河,它凭借世情、友情、爱情、人情的魅力让千千万万的观众为之牵挂,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它创下的巅峰效应成为一个时代的神化。而《渴望》中塑造的中国式传统好女人“刘慧芳”更是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这(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因而,在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品,被安置在一种被动的、从属的位置,而男性则依据他的视角能动选择“观看”。这恰恰是形成了《渴望》这部电视剧高达90.78%收视率的深层原因之一,它遵循男权中心文化的模式制造了一种男性观看的视角,建构了一个符合“看”的主体心目中女性应当呈现的形象,即刘慧芳是一个集合了所有中国民间传统女性优点于一身的女性形象:秀外慧中、善良无私、勤俭隐忍、任劳任怨、甘于奉献、自我牺牲……
简而言之,贯穿《渴望》的主线就是一个“完美”女性在受苦中以一种自我意识缺失的形式按照男权社会的规则完成自我实现。
2.《北京人在纽约》――改革开放奋斗时期女强人阿春
《北京人在纽约》作为中国第一部“移民题材”的电视剧讲述了是北京人在纽约奋斗和扎根的故事,与《渴望》中塑造的贤妻良母型女性形象所截然不同的,引发中美两地热议和追捧的电视女主角阿春则是事业型女强人形象。
一个时代的职业女性,甚至是女强人类型,她们都是女性作为主体能够拥有对客观世界中地位、作用于价值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被称为女性主体意识。[]聪明能干、独立自强的阿春身上就表现除了一种女性意识的萌发,不再需要“依附”于男性主体,渴望通过自我奋斗完成价值的创造和认可。一般而言,婚恋、家庭、工作、物质是考量女性在一个社会中存在或生活中的重要量表,《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形象则有意可以摆脱厨房、家庭、琐事、纷争等传统女性相关联的“符号”,并试图通过工作为突破口开展角色斗争,寻求事业上的成功来打破女性作为“弱者”的惯常思维。在男权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设定限制了男女按照既定的模式扮演。从人们获得社会角色的方式来看,社会角色的类型可分为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所谓先赋角色是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所谓自致角色则是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阿春正是希望通过事业活动来完成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
如果说《渴望》中的刘慧芳以其隐忍、忘我的形象将传统观念中女性的刻板印象进一步确立,那么《北京人在纽约》的阿春则通过“女强人”形象统治荧屏,进而大声宣告公共领域绝非男性的天下,这二者成为了中国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两极。
3.《杜拉拉升职记》――新时期独立自主新女性杜拉拉
《杜拉拉升职记》的热播一度引发了女性的“职场热”,电视剧展现了一个特定阶层的女性群体形象:职场白领。这是一群有着较高知识水平和教育程度,经济相对独立、生活内容相对丰富、最具“现代感”和开放精神的现代女性群体。[]电视剧中的女主角杜拉拉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外企中通过个人努力而取得成功。由于职场女性白领拥有不薄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地传递出一种女性自我独立与自我解放的呐喊,所以杜拉拉这部分形象的设置表明了她不愿沦为男性附属品的独立个性,深切渴望女性话语权。
然而,杜拉拉与《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不同,与女强人阿春相比,杜拉拉不仅仅是会呼风唤雨的女强人,卸下“女强人”面具后的脆弱也构成了这一女性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拉拉职场成功女性的形象必然打破了传统女性的定位,但也跳出了极端女权主义的泥淖。传统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归因于男女差异境遇,因而以“求同的路径诉求妇女的解放”[],而杜拉拉恰恰是选择了一种承认两性差异的方式来寻求平等。在《杜拉拉升职记》中,杜拉拉没有将自己摆在一个与男性对立的位置,也并不试图征服或是被征服,而是通过不断的碰撞、了解和沟通,化解彼此由于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冲突,从而化解矛盾,在事业圆满后也收获了爱情的圆满,实现两性之间的平等与和谐,回归了一种家庭与事业的平衡。
二、语境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一阈
社会语境是我们解读电视文本的钥匙,只有将文本放入到宏观的社会语境中,把握动态的社会发展情境,才能够解码电视文本中隐含的真实面貌。《渴望》、《北京人在纽约》以及《杜拉拉升职记》三部电视剧分别出品于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深刻阐释一系列的中国社会变迁才能够捕捉到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嬗变的根源。
社会变迁的步伐从未停止,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社会起步与动荡、改革开放洪流冲刷中国大地再到中国现代化转型号角的吹响,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故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将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政治变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从新中国建立到度过了六十年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为呈现欣欣向荣的蓬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引入一条民主化的路径。民主政治,是凭借公共权力,和平地管理冲突,建立秩序,并实现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等价值理念的方式和过程。在社会学中,依据男性和女性群体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差异形成的一种适应社会的主观意识,即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概念相对。中国传统男权统治社会中,女性作为社会主体所该有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剥夺的,而民主政治的趋向打破了这种格局,从政治制度上认同了男女平等的地位,创造了男女平等对话的模式。
第二,经济变迁。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经济加剧向市场经济转型,高度市场化搅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经济回报的提高也进一步吸引了传统家庭主妇迈出家庭的门槛进入到职场,女性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开始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形成一道道独特的女性职场风景。“女性就业不仅是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基本保证,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内在需求,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女性职业形象的塑造也进一步打破了传统性别的刻板印象。
第三,文化变迁。一方面,在转型语境中,中国社会主导文化逐渐后退,九十年代开始大众文化更以一种娱乐化的形式逼退主导文化、重塑精英文化,唤醒了深埋在大众心中的自我个性的声音。大众文化的崛起打破了中国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多元、开放、包容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一直奉行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而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中西方文化的传递与交流,西方思潮的流入,也进一步导致各种文化价值观念交织与冲突。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广大女性的知识形象也越来越受重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已经消亡,现代社会中,知识水平或文化教育程度也成为了衡量男女的同样指标之一。
第四,社会结构变迁。至2011年,我过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50%,这也标志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已经蔚然成风。城市化进程使得过去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大量农村人口转而成为城市人口,被新兴城市创造出的就业机会所吸纳,而迅速增多的城市女性也更多投入到就业岗位中。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促进了中国传统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的迅速转型,依法治国也从法律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了男女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作为社会性文本的典范,无论是《渴望》、《北京人在纽约》还是《杜拉拉升职记》,这三部电视剧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特定时期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境遇。而通过语境分析,又可以看到社会现实与电视文本间的文化镜像意义,因而,以下将借助三个考察电视剧文本中对应的典型女性,考察分析中国现实环境中女性形象的变迁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照。
首先,《渴望》一剧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而电视剧内容设置的时代背景则跨越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说是对中国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可以说,中国社会刚经历完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动荡时期,还未喘息又将面临改革开放带来的剧烈转型之痛,这种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冲击也是史无前例的,也因此,传统文化形成一种迅速而决绝的抵抗姿态,电视剧作为一种媒介传播方式成为了捍卫中国主流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阵地,隐含于该社会性文本之下的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写照。
因而,在此时期的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不可避免地要屈服于一种强制性的、带有性别歧视的凝视”[]之中。扩大而言,传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延伸令女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是依附于男人、孩子或者是家务劳动中,正如刘慧芳所传递出的美好价值一次次体现于照顾弃婴、操持家务、传宗接代、体贴丈夫、孝敬公公等琐碎凡事之中的。刘慧芳的善良、美丽为那个时期的大众树立了一个具象的可衡量的道德标杆,而从这个完美道德标本中流露出的却犹如在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压迫下被彻底磨灭了性情与个性的女人形象,形成了忍让的女性气质以谋求在男权制度下的认同。此外,刘慧芳身上还闪现出另一种主流社会价值观,即女人所蕴含的母性光辉,爱、无私、奉献都是对于母亲刘慧芳的道德“枷锁”,再一次显现了中国社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需求。
而后,《北京人在纽约》出品时间晚于《渴望》几年,是在90年中国市场经济确立的背景下诞生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内开放的市场观念、转变的经营模式、革新的生活消费方式,无疑刺激着这一时期国人的神经,新奇、刺激而又恐惧的气氛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大氛围。打开的国门涌入的不仅仅是西方现代化如火如荼开展的文明景观,西方张扬个性、突破常规、力求创新的新思潮也如暴洪般涌入,双重文化的碰撞、光鲜物质的刺激,引发了以“洋插队”的留学生为主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潮。《北京人在纽约》就是反映当时社会一批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的精英分子在面对变革迷茫被被美化的“美国梦”所吸引,走上一条前往美国“淘金”却遭遇生存挣扎之路的社会现象。女主角阿春的人生脉络阐述的女性形象也正是表现了该时期社会变迁在中国女性身上烙上的印记。 改革开放以及出国潮的高涨,给长期屈从于男权制度压抑下的女性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有着深厚的女性主义思潮,西方社会的这种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和成熟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灌输到中国女性的心田,并且推动了一批具备新知的女性开始寻求摆脱“弱者、他者和附庸”的形象。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将个体存在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成: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这六个层面的需求。中国社会的开放是导致这一时期女性“复归”声潮产生的导火线,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则为女性通过就业走入公共领域视野提供了丰厚土壤。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传统性与现代性相互交织的矛盾也深刻反映了在那一时期女性形象上,通过艰辛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后往往陷入一种个体的的孤寂,最终也因为婚姻、家庭生活的落败而又陷入到被社会否认的境地。
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拍摄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中国在市场经济的洪水猛兽中以一种“中国模式”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高速路,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无数的“中国奇迹”,而在中国日益占据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的背后,确实隐含着无数由于片面的、激进的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社会改革二产生的隐患,一种“不均衡”、“不持续”的危机正步步逼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这些主要声音也迫使中国主流价值取向的转向,寻求回归与平衡成为了现下时代主旋律。
一个特定的时代,总有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社会心理,并对社会所推崇的女性形象产生重要影像。这一时期指引中国女性发展的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正如英国的新女性主义者多丽丝・莱辛在其《金色笔记》中提出:“人类社会是由女性和男性组成的,无论是男性统治女性还是女性统治男性,都是片面的过激的行为。她认为解决女性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摆脱消极无为的思想,积极投入到生活中去,肩负起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和男性共同面对困境。只有两性间相互支持、和谐共处才是女性乃至男性实现自由、幸福生活的唯一出路”。因此,《杜拉拉升职记》正是一种顺应时代的言说方式,以杜拉拉为典型的中国新女性不仅仅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从家庭、事业这些具象的追求上升到一种心灵层面的追寻和满足。西方的新女性主义倡导者就认识到:“一味追求所谓‘女性话语’的建构有可能诱发新的两性之间的对立甚至斗争,两性和谐共处,既不取决于男性霸权,也不取决于女性主义,而是不仅‘取决于男性与女性认识对方的努力’,还更取决于男性与女性认识自己的努力,认识自己社会性别的努力,这正是当代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以,以主流倡导的女性形象为原型的“杜拉拉”就是以和谐为终极目标,通过对男性个体的认同,实现与其在爱情、婚姻和责任等方面的和解,最终实现彼此的双赢,进入到平衡的发展状态。
早在公元四世纪文学家多纳特斯(Alius Donatus)就曾说“戏剧是人生的模仿”“习俗的镜子”“现实的影像”,而电视剧就是戏剧在现代传媒中的展演。社会性文本以社会现象为描述对象,文本内容透露出中国社会变迁中女性形象嬗变的轨迹,与此同时,文本也对社会产生反向作用,显现出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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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电影作为一种以电影技术为基础,以动画为表现形式的全新艺术形式,凭借其特殊的视觉和听觉效果,对我们的生活和探索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宫崎骏作为一代动漫电影大师,其作品蕴含了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而其电影音乐更是曼妙动听、引人入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宫崎骏动漫电影艺术的音乐特色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宫崎骏是日本著名的动漫大师,其作品是日本乃至是世界整个动漫行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宫崎骏的动漫电影中,音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有了解宫崎骏动漫电影作品中的音乐特色才能深刻理解其动漫电影的主题思想。本文拟从音乐在宫崎骏动漫电影中的重要性出发,重点分析动漫作品中的音乐特色以及音乐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旨在揭示宫崎骏动漫电影艺术中音乐的艺术魅力。
宫崎骏的动漫电影在动漫领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和反响。其影像唯美浪漫、基调寂静平和,不单纯依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来激发人们的兴趣,只是运用简单、平易近人的基调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动观众。其作品之所以取得良好的成就,不仅剧情的发展变化功不可没,同时动漫电影的配乐也是不可忽视的,音乐一直在宫崎骏动漫作品中具有重要的艺术魅力,通过音乐与剧情二者相结合,突出表现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以及作者的内心世界。音乐对动漫电影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首先,音乐将人物角色的性格特征和气质表现的淋漓尽致,为角色的塑造增辉不少,增强了观众对角色的印象,使得观众对影片过目不忘。其次,音乐对影片场景的重要性,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深入,音乐的融入给影片注入了或悲壮、或魔幻、或单纯的情感基调,丰富了人们的视觉感受,不断给观众带来新的惊喜和感动。再次,音乐能够渲染影片的气氛,弥补语言和视觉上的不足,突出故事的情感发展。最后,音乐对剧情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不同的故事情节运用不同的音乐表达,让人沉醉于剧情的变化之中。比如《幽灵公主》开头以基调低沉的音乐为剧情的发展埋下了伏笔,给古老的森林赋予了无限的神秘感,引人入胜。
宫崎骏的动漫电影,不仅仅依靠唯美感人的故事情节吸引观众的兴趣,同时在配乐上有着其独特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极大的反响和评价,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宫崎骏的动漫配乐,继承了日本音乐的优秀传统,将日本大和民族的音乐元素与动漫紧密结合在一起,给予作品浓厚的民族特色,一方面使得日本本国人民很容易从心里上接受其作品,另一方面也使得各个国家的观众都能受到日本传统文化的熏陶,加强了对日本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比如,其著名动漫作品《幽灵公主》,围绕日本幕府时代的民间故事展开,其动漫情节和同名主题曲都带有浓厚的大和民族传统音乐元素。宫崎骏借助电影屏幕和动漫配乐,从整体上将日本幕府统治时期的市民生活场景呈现给每一位观众。《幽灵公主》故事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宫崎骏在给电影作品配乐时选择弦乐器,创造出气势磅礴的歌曲。动漫情节与音乐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一方面有助于引起群众对影片的共鸣,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动漫电影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动漫作品格调和故事情节的升华。
《龙猫》是宫崎骏动漫电影的又一大作,其主题曲《风之甬道》已经成为人们心中的经典之作,对动漫领域影响深远,远远离不开日本大和民族音乐中的民谣色彩的作用。主题曲采用童声的方式进行表演,能够唤起观众对于小时候的回忆,增强了作品在观众心中的印象。《千与千寻》中的音乐《神明们》,单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其具有鲜明的日本民族风情。其音乐旋律带有浓郁的日本民谣色彩,在乐器的演奏上选用三味弦,期间还伴有太鼓。从这些乐器的性质上看,不论是三味弦还是太鼓都是极具日本大和民族特色的乐器,给影片的传播增色不少。
久石让是日本著名的钢琴家和作曲家,他的音乐旋律优美、歌词清晰明了、质感亲切,被人们普遍称为简约主义音乐,亦名重复音乐。因此可见,重复是这种音乐风格的突出特征。1984年宫崎骏和久石让两人相识,在动漫配乐上达到了极大的默契,一直合作至今。一般而言,动漫电影的音乐主题很少,容易理解、方便记忆,不同的音乐代表着不同性格的人物,电影的配乐围绕着仅有的几段音乐主题不断重复展开的。然而作家并不是毫无规律、随意重复,而是按照动漫的故事情节的发展开展的。因此,简约主义很好地表现了动漫剧情的发展以及人物情感的变化。
比如,动漫电影《千与千寻》中的音乐《夏日的一天》的主题重复使用,不仅增强了人们对影片的记忆,也加强了人们对影片的理解。首先,选择钢琴这种乐器,以温柔的旋律进入主题,让人充分享受音乐带来的迷人气息;其次,运用弦乐器不断重复严重,加强了影片的气氛;最后,在音乐中又增加了合成器和组乐器等其他音色,不停的重复,势必会加强人们对音乐的记忆,产生一种熟悉感。
从宫崎骏的动漫电影中,可以发现其诸多作品都表现出了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虚荣心和物质欲望较强烈,过分追求经济的发展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加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而宫崎骏在影片中不断向人们展示灾难的发展,旨在提醒人们应该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进行可持续发展,引导人们关注生命,其大部分作品的主题都与自然、人类、社会以及和谐有关,他的影片相对于其他动漫作品而言,进步性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能够引发人们的反思,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哲理和现实意义,他认为消极、颓废和悲观并不能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强调人们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世界、面对生活。
比如,动漫电影《千与千寻》在当今动漫领域依然享有较高的盛誉,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兴趣,其成就离不开音乐的运用。久石让选择独特的音符、变化多端的弦乐器将主人公千寻的内心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运用钢琴别具一格的韵律表达了千寻内心的孤独,悲观色彩十足。其插曲《夏日的一天》带有浓重的成人基调,让人联想到岁月流逝的悲观情绪。影片通过故事情节的不断变化表达了人们对失去的东西开始懂得珍惜,引发人们不断反思过去,其配乐充满了温暖,一点点抚慰人们脆弱的心灵,具有较强的人性关怀。《千与千寻》中交响乐和豁达的歌声交织在一起暗示最终归于平静、和谐的自然万物。音乐声渐渐消失象征着自然的平和与美好,自然万物恢复平静,而离别开始上演,珊珊公主和阿斯达卡决定共同享受富有温暖和人性的和谐世界,低沉的音乐基调巧妙地表现了离别带来的不舍与感伤。优美的钢琴演奏不仅让人渐渐遗憾战争带来的残酷,也使得人们善于发现人性的温暖和自然的美好。
宫崎骏的电影作品的主角大多是少男少女,因此,其典型的音乐特色就是童真与朴实并存,不断给观众创造出童年的顽皮和乐趣的回忆,加深了观众的印象。随着年纪的增长,愈发觉得童年是单纯的、美好的,而影片中的音乐则突出地表明了这样的美好感受,朴实的音乐基调给观众营造出寂静、平和的气氛。纵观宫崎骏的动漫电影,不难发现,影片的故事情节具有丰富的童真韵味,表述了诸多少男少女的普通生活,同时剧情的发展也常常以儿童的眼光和角度描述。
比如,影片《龙猫》配乐运用简单的音调,带有浓郁的童年趣事,和故事情节的发展环环相扣,给予观众暖暖的爱意。影片以搬家为背景,到达乡下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寂静的风景,蔚蓝的天空,广阔的草坪,成群的鸟儿,两姐妹高兴极了,此时音乐随之而来,笑声与音乐声融合为一体,表现了满满的幸福感和平静朴实的生活环境。这样美好的开头,对下文故事情节的展开埋下了伏笔,给人无限的遐想。另外,龙猫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动漫形象,特别是它的顽皮、善良早已深入人心,象征着人们天真烂漫的美好童年生活。
在宫崎骏的动漫电影中亦真亦幻的音乐无处不在,一方面丰富了观众的感官享受,将观众带入到无限的梦想意境,另一方面从现实出发,增加了影片的现实意义。以其代表作《幽灵公主》为例,是梦幻与写实的最佳结合,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效果。在日本文化的熏陶下,宫崎骏将日本的生灵文化赋予到影片之中,《幽灵公主》就是以这种缘由出现的。
该影片是以处于战乱中的室町时代为背景的,讲述的是男主人公奋力抵抗外来的野猪神,结果却遭到诅咒,村民想要帮其解咒劝让远赴西方,在去西方的路途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最终走到了森林,并认识了幽灵公主,二者为着共同保护森林的目标不断贡献自己的力量。影片中采用了许多弦乐器的演奏,表现了气势磅礴的音乐感受,使得观众产生一种多愁善感的情感,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另外,在动漫作品快要结束的时候,运用假声的音乐形式,将人们的视听带入到古老的神话世界中,给观众呈现出无限的想象力和梦幻情景。整部影片中的每一小段配乐都有其独特的意境和感受。
一是影片的开头,音乐有突出主题的作用,为影片后文的一系列音乐做铺垫,影像从天到地,加上雾蒙蒙的大山,给森林增添了神秘的色彩。选择大提琴这种乐器,将低音和影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给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使得观众体验到了大自然的庄重与尊严。二是影片中经典的配乐即是男主人公远离故乡时出现的。阿斯达卡为了对抗野猪神,自己受到了诅咒,为了寻求解咒的方法远离故乡,开始了长远的西方之行。在远离故乡的路上,插入音乐伴奏,使得阿斯达卡与广阔的草原融为一体,给人们带来了强大的震撼力,交响乐与二胡相互结合,表达了阿斯达卡为了对抗恶魔远赴他乡的悲惨境地。三是男主人公与珊珊公主相遇时出现的音乐,好似两人一见钟情,又未直接表现出来,给予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遇到男主人公时,珊珊公主穿衣风格非常异同,气质独特,眼神坚毅,颇具公主的风范;加上钢琴低音的演奏,给予影片暂时的寂静,使得两人之间的感情出现萌动。
电影音乐只有与电影的主旨思想相契合才会有力的衬托作品的气氛,强化电影的最高潮部分,从而提高观众的视觉感受,并拓展其丰富的想象空间。宫崎骏创作的电影,多数以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存为主题,为彰显出这种独特的自然意蕴,著名的音乐家久石让以音乐作为铺垫,绘制出了自然界的奇异之美,然后凭借悠扬悦耳的主题曲,将人们带入到了一个如梦如真的自然环境之中。而在表达以揭露现实社会形态为主题的影片中,又会通过紧张、节奏迅速、感官冲击力强的音乐进行演奏,进而触动观众的心弦。所以,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创作之所以经典,其中电影音乐的完美创作与融入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为广大观众带来了丰富的音乐感动与享受。
宫崎骏动漫电影艺术的音乐特色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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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电影是我国电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是电影女性形象百花园中的奇葩。少数民族电影中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真善美的化身、传统与现代的结晶。少数民族影片对观众无不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在此背景下的女主人公自然也就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充满着神奇的魅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形象的表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能看到众多的女性形象,有柔弱的的女性形象,还有刚强的女性形象,这些电影中表现如此不同的女性形象,是真正少数民族的女性形象,还是社会赋予的女性必须的形象。我们需要在本文中进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形象的类型探讨和这些类型形成要表达少数民族真正内容的探讨。
关键词:女性形象;少数民族电影;身份认同
不是所有的“民族电影”都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只有以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为主要题材和表现对象的影片才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确定了这个概念之后,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可谓是数不胜数。
在男权社会下,在以男权话语中心下,女性的身份认同的模糊性是女性能否真正认识到自己女性形象本身的真实性。由于长期在夫权制度之下,女性的形象受到了限制,无法摆脱男性的权力话语下,女性自身也慢慢模糊了自己的身份意识,是在男性权力下女性必须处于边缘位置,没有话语权的身份角色。
(一)女性性别与身份
在弗洛伊德的眼中,性别身份是人类身份的首要构成元素。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人与人之间最为自然的关系就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在父权制的国家里,女性就是被边缘化的身份角色,没有处于社会形态的主体部位,是在男权社会中被处于弱势的地位。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女性形象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被压迫的女性,现在都得到了解放,女性思想也得到了解放。
(二)性别与民族
少数民族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都是遵守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照顾好孩子和丈夫的美好女子的形象。不同的性别可能在不同的民族中都会有不一样的呈现。例在不同的民族中性别也决定了社会分工的不同从而导致社会地位的差异。未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中,目前笔者认为由于社会发展的迅猛,一些少数民族的女性也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女性也冲破了男性群里束缚下的捆绑,逃脱到自由的境地。电影《花腰新娘》中的凤美看见舞龙队只有男的,她也觉得女的也可以参加舞龙队,就组建了一个女子舞龙队,这一些颠覆传统民族观念的事情,是凤美给闯了出来。再次展现了一个民族也可以不分性别,也可以冲破民族固有的一些风俗,给观众带来了一丝新鲜感的新少数民族女性形象。
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数量较多,所以不同地区生产出来较多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其中女性形象的类型也数不胜数。
潘多拉式代表恶魔恶毒女子的形象,是以负面形象示人的女性形象角色。《钱,这东西……》是由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讽刺喜剧片中的有个女主人叫做泰来罕,是个好虚荣,爱财如命的暴发户,性情泼辣,没人敢惹。少数民族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勤劳能吃苦且善良的,但是这位泰来罕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同于以往,这里展现的是狡诈、泼辣、不诚信的女性形象,由此可以看到,此时影片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已然是多元化的了。
在我国的刚成立的十七年间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有很多的女性形象属于革命女青年或者是女英雄式的。例如影片《景颇姑娘》中的景颇姑娘黛诺从小失去父母。成为早昆山官的家奴,日夜干活,受尽折磨。黛诺长大后,早昆山官要以九头牛的价钱把她卖给勒乱做媳妇,黛诺不从,乘机逃走,忽遇一辆解放军军车,她偷偷钻进车里来到了解放军这个大家庭,从此黛诺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帮助自己的民族景颇族人民进行土地改造。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展现的女性革命形象。
善良的母亲形象或者是贤惠的妻子形象都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常见的女性形象。为了显示出民族的友好和睦团结。在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电影《成吉思汗》中成吉思汗的母亲,就是一位善良的母亲、贤惠的妻子的形象。这部影片的主体不是女性形象,它是以成吉思汗的英雄史诗为主要线索来叙事的。女性形象只是影片中的陪衬的角色,而成吉思汗的母亲她那要把成吉思汗培养成民族英雄的气魄,是一个普通母亲望子成龙的一个信念。
少数民族少女是影像表现的一个特别的符号,由此还构筑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一道巡礼夺目的视觉奇观。电影《诺玛的十七岁》中的诺妈,每天从家里背着玉米去镇上烤卖,眼里是与满街晃动的人影相协调的单纯与温顺。《红河谷》中的丹珠,骑着雪白的牦牛,在美丽的草原上徜徉,一声“我喜欢谁就喜欢谁”的宣告,更是给予了男性无限的遐想。
通过整理的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以及对上述的阐释过后,笔者认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类型的女性形象的原因如下。
(一)不同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会不
一样
在这些影片中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在十七年期间拍摄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的女性形象都是一些阶级、革命性的主题比较多,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更多的是工农兵形象的劳动者,或者是从受奴役被压迫的地位走向了新生而且在政治上也更加觉悟的女性形象,还有的她会积极投身于革命,投身于社会建设的人民大众的一员。
(二)不同民族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会不
一样
笔者在这里想说的是,女性形象也代表着整个民族的形象,所以不同的少数民族,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民族形象和他们的民族精神。每个女性角色的塑造终究都是在塑造民族形象,体现出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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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面纱》是根据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同名长篇小说 The Painted Veil 改编拍摄。2006年由此改编拍摄的电影呈现出不同的中国形象,反映了时代变迁中,西方世界打量中国的不同目光。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读电影《面纱》中的中国形象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电影《面纱》是根据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同名长篇小说《面纱》改编拍摄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讨论电影《面纱》对中国形象的美化与丑化,反映出西方注视者打量中国的不同目光。
关键词:面纱 形象学 中国形象
电影《面纱》讲述的是一个与爱情救赎有关的故事。在20年代初期,一对英国夫妇来到美丽却瘟疫肆虐的中国乡村,经历了重重波澜最终领悟到爱的真谛。电影《面纱》改编自英国小说家毛姆的同名小说,导演用清新、唯美的画面讲述了男女主人公――瓦尔特和凯蒂之间凄婉的爱情故事,忠实地再现了小说中凯蒂――一个为了逃离伦敦浮华社交圈的小女子,如何从对爱情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到最后勇敢地承担生活责任的精神蜕变。电影与小说相比,人物的塑造更鲜活、更真实。
《面纱》的主角虽然是一对英国夫妇,但故事却呈现了百态的中国形象。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形象学主要研究一国文学中所塑造和描述的异国形象。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近年来比较文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以电影《面纱》为文本,以形象学的方法讨论影片对中国形象的美化与丑化。毛姆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上,既受到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主观想象的影响,又受到自己对东方古老文化向往之情的影响。因此,他笔下的中国形象不可避免地被美化或丑化,呈现出两种极端的形象。这是毛姆带着西方文化的有色滤镜所看到的中国形象,西方文化在毛姆身上打下的烙印,造成他对中国产生误读和歪曲,中国是作者基于西方这个“自我”形象之上的“他者”形象。毛姆将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构筑为一个“他者”,一个与自身对立的文化影像,这个影像一方面是理想化的、神秘的,而另一方面,它是被丑化了的、异类的。下面就从这两方面分析《面纱》中的中国形象。
回顾整部影片,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许多中国人卑躬屈膝、甘愿做别人的仆人,并且唯唯诺诺、沉默一言不发的画面。作者对中国人的描绘,流露出西方社会集体无意识的优越感,以及对东方人民的蔑视之情。据法国形象学家巴柔的观点:“看似个人创作产物的异族形象事实上是创作者所处社会的产物。形象受社会和时代条件的制约,反映的也是当时社会的整体看法和观念,是群体想象的结晶。”①
病情灾区的人们似乎都是野蛮而愚昧的,为了凸显男主人公瓦尔特的伟大,中国的民众仅仅是作为背景人物而出现,他们对外籍人士的排斥也让观者觉得不舒服,也让中国人的形象大打折扣。而影片借助女主人公凯蒂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肮脏杂乱的一面:破败的房屋,肮脏的玩偶,古怪的奴仆,污秽的街道。总之,在她的眼中,这是一个疫情泛滥、破败不堪的村庄以及一群丧失话语权、死气沉沉的行尸走肉。男女主人公都是高尚的救世主,而中国民众则扮演着愚昧、丑陋、迂腐的被拯救者的角色。毛姆为了实现心中那个崇高而伟大的救世主理想,那个英雄主义理想,把瓦尔特塑造成这样一个英雄人物,而中国人民则理所当然地成为英雄周围沉默的背景。
与小说《面纱》相比,影片中的人物虽然不再是毛姆笔下“沉默的他者”,他们也表达着自己的爱与恨,可是强烈的民族情绪发展到极端就变成对所有外国人盲目的粗暴攻击。此时,小说中迂腐懦弱的中国人又变成了热爱祖国的愤青,于是才有了挥着臂膀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除鞑虏”的勇气,有了对凯蒂围追堵截的愤怒,有了与瓦尔特对峙的勇气,可是这一切最终却败给了瓦尔特的机智勇敢。影片中这一情节的描写明显地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自负色彩,好像中国人民在他们面前永远是那么不堪一击,永远是羸弱的“东亚病夫”,永远只能充当英雄的背景人物。在这一群背景人物当中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阀,也被塑造成蠢材,影片中短短一段对话,把军阀无能、腐败、势力的丑陋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不可否认当时的军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样的刻画无疑丑化了中国军阀的形象,这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中国存有偏见是分不开的。
《面纱》的时代背景为20世纪初,此时的西方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由于毛姆长时间游历东方国家,他对神秘的东方及中国情有独钟,将这遥远的国度视为精神的伊甸园。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充裕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侵蚀着人们的精神领域,而西方的____文明无法承担起使得人们在精神上走向统一的任务,只有从文明生命力最为持久的东方文化中,才有可能找到这种引导人类精神统一大业的思想力量。
中国的神秘与魅力在影片中首先表现在凯蒂的改变上。在来湄潭府之前,凯蒂是一个爱慕虚荣、耽于爱情幻想的女子。与瓦尔特结婚之后,她觉得丈夫古板、木讷,不是自己真正爱的人,于是她出轨了。而丈夫隐忍了这一切,决定让凯特与他共赴霍乱肆虐的湄潭府,作为对她出轨的惩罚。刚到这儿的时候,凯蒂厌恶这里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脏乱不堪,她想尽一切办法想要逃离。当她渐渐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之后,尤其是在与韦丁顿先生的几次谈话之后,她的思想慢慢地发生了转变,她不想再整天无所事事,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这样她会觉得自己很没用。于是,她决定做点有意义的事――在修道院帮助修女照顾孤儿。在全心全意照顾孤儿、与孤儿相处的日子当中,凯蒂渐渐找到精神寄托,并且她对丈夫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甚至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那个自己曾经以为不爱的人,真正领悟到了爱的真谛。
其次,影片中所塑造的海关专员韦丁顿的形象是让人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他在中国待了二十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小说以及历史典故了然于胸,谈论起来也是滔滔不绝、妙趣横生。这个人物俨然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韦丁顿充分吸收了中国道家的思想,而这种中庸之道恐怕就是他之所以能在霍乱横行的湄潭府豁达地生活的原因了。影片中他和凯蒂有过几次谈话,他的表现非常幽默而机智,让凯蒂深受启迪,他在凯蒂的灵魂重生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文化在起作用,毛姆本人也非常欣赏中国的庄子,他从中领略到的中庸之道也许正是他给当时迷茫的西方社会开出的一剂良方。
最后,在《面纱》中毛姆将自己的古代中国情结寄托在海关专员韦丁顿的中国情人这个人物形象上。这个人物没有名字,出场时间很短,但是通过凯蒂的眼睛,我们就可以领略到她的神韵。但是毛姆将目光集中在这样一位满洲女人身上,欣赏她的教养与美丽,完全是出于猎奇的心理。因为这位满清格格的美必须有韦丁顿这位西方人的存在才能有所附丽,这体现了西方人潜意识中对自我文化持有优越感。
影片《面纱》中,作者和导演力求以相对客观的眼光描写他们心中向往的神秘天国。《面纱》于1925年问世之后,曾多次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2006年,中影华纳横店影视有限公司和耶瑞电影发行集团联手,再次将这部经典之作搬上银幕。与小说相比,电影对于中国形象的再现要相对客观公正一些。影片中的中国只是一个被外国列强的炮火轰醒,在战乱中蹒跚前行的古老国度。那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以一种全新的眼光近距离打量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他们逐渐抛开狭隘的优越感,将苦难与希望交织的中国历史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但是真实也只是相对的,在影片中由于受到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潜意识中轻视的影响,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丑化了中国,或者作者也由于自身受到对东方文化崇拜之情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多多少少美化了中国。从形象学的角度来看,异国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它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于真实情况。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去接受异国对我们的评价,并且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些问题,同时审视我们在评价别的国家时是否也由于受自身文化的影响而有失客观公正。
①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孟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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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经过百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了形态较为丰富的类型影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电影学硕士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文艺片的感情分类
(一)压抑类
贾樟柯当年的一部《小武》,让我们在压抑中久久无法释怀。这类文艺片要求演员朴实、真实,有时甚至会唤起观众的怜悯之心。正是因为故事题材的平民化、底层化,使得压抑类的文艺片成为大家更愿意去关注的片种。当然还有贾樟柯的另一部电影《站台》、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等,都属于这类。
(二)反思类
谢晋导演的《芙蓉镇》、张艺谋的《活着》、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田壮壮的《蓝风筝》等,均在观影后使得观众有万千思考。纵观反思类文艺片,我们发现它往往是基于小说故事和社会现实之上,制造问题、经历问题后提出思考。
(三)暴力类
我们听名字就会发现,这一类文艺片是“文艺圈”里的“粗暴分子”。当暴力也成为一种美学范畴的时候,再多的话语也无法描述出观众观看此类影片的快感和大呼过瘾的劲头了。如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北野武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
二、世界各地的著名导演与他们的文艺片
(一)美国
一说到世界文艺电影,我们马上会想到有这么一部伟大的文艺片——《卡萨布兰卡》,这部影片是美国导演迈克尔柯蒂斯于1943年拍摄的。它是二战期间最为卖座的一部电影,是迄今为止电影史上最闪亮的一部文艺片,堪称爱情电影的教科书。其间有着极多经典的台词,有人说它的台词堪比莎士比亚的戏剧,可见这部文艺片的杀伤力及其高度。除此之外还有米洛斯福尔曼导演的《飞越疯人院》、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出租车司机》、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导演的《现代启示录》、凯文科斯特纳导演的《与狼共舞》、弗兰克德拉邦特导演的《肖申克的救赎》、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低俗小说》、迈克尔尼克尔斯导演的《毕业生》等。
(二)意大利
意大利人的优雅和华丽、对艺术的独特理解,似乎让我们更容易把他们和文艺片这个题材结合起来。就像我们熟知的电影界的诗人——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他可以把一个神拍成一个人,1987年的一部《末代皇帝》,让我们见识到了意大利人拍文艺片的功力。无论是服装道具、音乐制作、视觉效果还是剪辑手法,贝纳尔多贝托鲁奇都展示出了亚平宁人的优雅和华贵。意大利另一个大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也是公认世界上最好的文艺片大师,他的作品《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无一不是至今都难以超越的佳作。
(三)日本
在世界电影史上,日本电影的确应该占有一席之地。黑泽明的出现给予了日本乃至世界文艺片电影极为强大的推动作用。《罗生门》这部影片,被誉为挖掘人性丑恶的巅峰之作,而在《七武士》中,又把人性的善强调并加以放大。黑泽明创立了极恶与大善的文艺片形式,被日后的众多导演效仿或致敬,比如昆汀塔伦蒂诺在《杀死比尔》中设计打斗动作的时候模范《七武士》,张艺谋在《英雄》里模仿黑泽明叙事方式中的数次插叙手法。
(四)法国
法国电影新浪潮之后,法国的文艺片层出不穷,佳作更是屡见不鲜。如弗朗索瓦特吕弗导演的《朱尔与吉姆》《四百击》、赛尔日布鲁索罗导演的《猎梦人》、戈达尔导演的《精疲力尽》《狂人皮埃罗》《小兵》、路易斯布努埃尔导演的《一条安达鲁狗》、吕克贝松导演的《碧海蓝天》等。
(五)其他国家及地区
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的《黑暗中的舞者》、德国导演汤姆提克威的《罗拉快跑》、澳大利亚导演皮特克林逊的《荒野有晴天》、韩国导演许秦豪的《八月照相馆》、波兰导演克里斯托弗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瑞典导演英格玛博格曼导演的《野草莓》、香港地区张婉婷导演的《秋天的童话》、台湾地区侯孝贤导演的《最好的时光》、我国导演娄烨的《颐和园》等。各国、各地区的导演们始终都没有间断过去创作用“文学”修饰“艺术”的独特影片——文艺片。
三、结语
文艺片是更需要引起人们共鸣的,表达爱情类情感居多,甚至有人说它好像更倾向于女性观众,因为女性观众的感情较男性更细腻。它通过演员的艺术表演和导演的艺术拍摄手法,使观众深刻地感受人类情感的美好,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从而达到影片拍摄的最终目的。文艺片同时又是集文学、艺术于一体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更是文艺片的魅力所在。我的这篇文章只是粗浅地谈论了文艺片这种影片形式,希望能帮助同学们、影视爱好者们去了解和熟悉文艺片,另外我认为把艺术形式和文学做更好的结合应该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去继承和深入探索的。
一、培养创造力
微电影创作的首要步骤是剧本创作,它是微电影创作的基础。如何让主题和故事情节不落俗套,这就需要学生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学习、生活中提炼出有意义的故事情节。在确定好主题和故事情节之后,必须把它写成剧本,这种文本格式小学生未曾学过,只有通过网络自学,并改变自己惯常的写作思维和方法去编写,这是学生创造力得到培养的另一种表现。最后,还要把剧本转化为分镜头,对小学生来说,这一过程是最困难的,学生以前未曾考虑过怎样用镜头来表现剧本内容,未曾体会过镜头与文字的差异:有时一段复杂的文字只需要一个长镜头就可以表达,有时一句短短的话却需要几个分镜头来体现。一组学生一般只有一部DV摄像机,这更增加了构思分镜头的难度。学生要学会像导演一样去思考镜头的机位、演员的表演,以及影片的蒙太奇思维等。这一过程是最具“头脑风暴”的,学生的创造力也就在此中得到不断提高和升华。
二、传递正能量
一部微电影,要表达什么、弘扬什么,是创作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小学生涉世未深,明辨是非的能力不够,对于事件的对错、现象的美丑辨别不清,所拍的内容大多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没有明确的观点,有时连自己拍摄的微电影要表达什么都不知道,这时候教师要耐心加以引导,鼓励学生对所要拍摄的内容进行研究:影片中的人物做法对吗?你对影片中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影片结尾对人物或事件的对与错是否有明显的观点表达?让学生在创作小组中交流探讨,或向家长请教,或在书籍和互联网中寻求答案。经过思考和探索,学生制作出来的微电影就会具有正确的是非观,具有正面的教育意义。作为创作团体中的一员,学生在创作中思考、探索,对影片内容深有感触,所受教育也最深,而其他学生在观看影片时,由于与创作者年龄相仿、心理特点和想法相近,加上影片内容与自己的学习生活紧密相关,因而更容易引起共鸣,更容易接受影片所要表达的观点,从而实现正能量的传递。
三、磨炼意志力
一部微电影的制作,撇开其他步骤不说,单“正式拍摄”就已经花掉了学生大部分的时间:小学生控制能力差,拍摄过程容易笑场,拍一个镜头可能要NG好几次;一个小组一般只有一台摄像机,对某些多机位拍摄一次就能拍完的镜头,实际操作中学生要停下好几次,利用仅有的一台摄像机从不同的机位来拍摄,演员也要重复演几次,这无疑增添了拍摄的难度,延长了制作时间;学生的拍摄时间一般定在周末,如果其中的某位学生不能如约前来拍摄,那下周同一时间整个团队未必能按时继续拍摄,原因可能是某位学生的家长要带小孩出去办什么事,也可能是另一个兴趣班时间有改动等。微电影创作其中的一个步骤就已经如此耗时,可以想象,完成全部创作对小学生而言是多么艰巨!确实有不少学生因为困难而中途放弃了,但也有更多的学生坚持下来并成功制作出一部部微电影,他们的意志力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磨炼,得到了提高。
四、建立团队意识
校园微电影创作,是一个团队的运作:它需要组织者的统筹帷幄,也需要队员的分工协作;它需要队员有铁的纪律和精确的时间观念,也需要队员有强烈的团队意识,顾全大局,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而以上这些,恰恰是大多数小学生所欠缺的。校园微电影创作,让学生“不得不”去建立这种团队意识,否则将无法如期完成创作。笔者执教的班级有个以陈圳晓同学为首的团队,准备拍一个反映老人摔倒后该不该扶的微电影《扶不扶》,笔者本来对该团队抱有很大的期望。三周以后,查问进展,竟然连一个镜头都没拍出来,究其原因,说第一次是陈圳晓迟到,第二次陈圳晓临时换角色,一个队员因为自身的角色由男2号降为配角,想不通而闹矛盾;第三次是一个队员没来,原因是“陈圳晓第一次也迟到了”。哭笑不得后,笔者只能把队里的成员全部找来,告诉他们:团队就是一台精确运转的机器,每个队员都是机器的一个组成部件,虽然分工不同,但是同样重要,缺少其中任何一件,机器都不能正常运转……这个团队最终如期完成了创作,作品虽不太理想,但还算完整。笔者觉得,能够让学生在微电影创作过程中学会去建立起团队意识,也就足够了。
五、提高综合能力
在专业电影拍摄中,场地、饮食、时间、道具等都有专人安排。小学生拍摄微电影,则要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就需要学生有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统筹能力、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笔者把以上这些统称为综合能力。这种综合能力在微电影创作过程中是逐步培养出来的,如拍摄过程队员内部有分歧,要学会去调解;节假日要进校园拍摄,要学会与门卫沟通;有些镜头需要“群众演员”,要学会去寻找等。通过处理这些问题,每个队员的综合能力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团队组织者无疑是受益最深的,某些学生这方面的能力表现得异常出色,李煜炜就是其中一个。在拍微电影《青涩爱恋》时,她的团队原定于在暑假期间开始拍摄,没想到女主角临时被家长带回老家去,李煜炜主动打电话与女主角的妈妈沟通,“晓以大义”,最终成功地把人“要”了回来。另一次是她的团队无法在上午完成预定的拍摄任务,下午又有队员要上兴趣班不能继续拍摄。李煜炜果断地决定利用中午时间完成拍摄,但是吃饭成了问题:回家吃吧,不够时间拍;在外面吃吧,又不够钱。她聪明地给笔者打来电话,让笔者代向学校门卫借钱,最后大家吃上了饭,顺利地完成了拍摄任务。她们的作品《青涩爱恋》最终代表学校参加了深圳市首届“雏鹏奖”校园影视大赛。在辅导学生校园微电影创作中,笔者常说的一句话是:“你拍出来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你的拍摄经历却是最美的。”只有经历过艰辛的拍摄过程,才能体会到个中的酸甜苦辣,才能让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不断提高!校园微电影创作,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营造了良好的育人环境,而且有效地培养了小学生综合素质,在实施素质教育,优化学校德育途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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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史既是对过往经验的集成和总结,又是对电影知识的系统化整合。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电影史方面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钢琴家》中肖邦音乐作品的艺术作用
1、渲染氛围———《C小调夜曲》
电影中画面与音乐的完美结合首先表现在钢琴音乐对故事整体氛围的渲染,如电影中《C小调夜曲》的运用。导演把1939记录的真实的黑白纪录片作为电影的开头,镜头记录了无辜百姓在战争前平静恬淡的生活。这时响起了肖邦的《C小调夜曲》,平静悠闲的生活景象加上《C小调夜曲》的优美旋律,共同营造出一派祥和的生活场面,《C小调夜曲》创作于1841年,乐曲规模宏大,充满英雄主义色彩,还有许多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乐曲采用的是复三部曲式结构,第一部分平静,中间部分积聚力量,第三部分极具动力性。这种三部曲式在各个部分中也十分常见。例如第一部分就包含了A、B、A三个乐段,是一种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旋律听起来像低沉的叹息,伴奏部分也是均匀、平稳而沉重的。整个乐曲音色庄重严肃,营造出一种忧郁、悲伤的氛围,悲伤之中还有一种不安定的因素。这些都缘于A段乐句中使用的深沉浑厚的八度低音声部和显得凝重的和弦。随着琴声的奏响,黑白画面随着钢琴曲调的变化逐渐转变,变为彩色的图像,镜头也由远景回到了室内。一架纯黑色的钢琴上,男主人公的手指来来回回在琴键上流转,娴熟地弹奏出背景音乐,眼前的画面和背景音乐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画面中弹奏钢琴的男主人公,有着清秀俊美的脸庞,有着忧郁凄迷而又深邃的眼神,他衣着考究,演奏技巧高超娴熟,这一切都让他透露出高贵的气质。音乐家俊美的外表和他弹奏的优美的乐曲让周围的人都为之陶醉,这时德国的炮弹从天而降,将这种宁静之美破坏殆尽。钢琴家被迫停止演奏,与其他市民一样开始四处逃散,寻找可以躲避战火的地方。这时出现的背景音乐《C小调夜曲》有三个层次的形式结构。第一层次弹奏的是平静而又哀伤的优美旋律,接着出现了一个大跨度的转变,使得平静渐渐消失,哀伤越来越浓。这时播放的故事情节正是整个华沙被战争困扰,人民表现出不安和无奈。伴随着愈演愈烈的德军炮火,音乐发展到第二层次,音乐不再舒缓平静,音节跳跃不止,这与第一层次有着明显的不同。跳跃的音符不仅弹奏出了动乱的社会状况,更展现出一种积极昂扬的反抗力量。战争期间人们纷乱不安的内心活动也在《#C小调夜曲》中得到了很好地反映。乐曲结构进入第三层次后,节奏变得急速活泼,不再有第二层次的不安和忧虑,这些华丽顺畅的节奏展示的是华沙人民坚毅的品质和必胜的信念与信心。同样,影片的结尾处也选择该区作为背景音乐,随着舒缓的音乐声响起,战争带来的痛苦与辛酸都随琴声飘远,为故事营造了一个虽悲伤却充满希望的氛围。
2、推动情节发展———《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作品22号》
这首曲子肖邦在1830年9月至1831年7月创作的,曲风开朗向上,坚毅富有活力,这些都显示出了一个伟大的民族的骄傲感。最初的战争局势,华沙人民一直处于不利状态,德国军队攻克了华沙,并血腥屠杀犹太人民。主人公音乐家不得不四处辗转躲避德军的追杀。每天的生活对音乐家来说都是一种煎熬,他对这种缺乏活力、看不到未来的生活感到痛苦。每一次炮弹后的侥幸脱险,每一次德军追捕下的虎口脱险,都使音乐家处于崩溃的边缘。一次躲避中,钢琴师在一间早已废弃的厂房里,找到了一架钢琴。在一阵激烈的斗争和紧张的逃亡后,影片选择了《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作品22号》将情节过渡到对犹太人民的心理描写上,同时也舒缓了观众的情绪。就在主人公打开钢琴的那一刹那,乐曲随之奏响。这首曲子不同于小夜曲的宁静舒缓,音符如流水般汹涌奔放而出,是一首透露出豪迈之情的曲子,传达出一种豪迈开阔的情感,人们的心境慢慢开朗,之前战事连连失利的苦恼郁闷在这时回归平静。镜头首先给了钢琴家因饱受苦难而日渐消瘦的脸庞一个特写,然后转移到了钢琴家的手和他弹奏的键盘。我们可以看到,钢琴家并没有真的在弹奏钢琴,只是手指做出了弹奏的姿势。并不是钢琴家不想弹奏,而是在这个遍地敌军、危机四伏的地方,弹钢琴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所以钢琴家用手指做出弹奏的姿势,音符自心中流畅,他在心中尽情地演奏了自己最爱的曲子。这一画面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此时无声胜有声正是导演的匠心独运之处,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也大大地提升了。这里,《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作品22号》既使两个节奏风格迥异的片段很好的衔接起来,使情节的发展显得自然;同时,准确刻画了人物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为故事的结局做好了铺垫。
3、塑造人物形象———《g小调叙事曲》
在危机四伏中寻找一线生机所要面对的压力是超乎所有人想象的,影片中钢琴家为摆脱死亡,日夜奔走与荒无人烟的废墟,长时间缺衣少食,这样悲苦、凄凉的生活强烈地震撼着观众的内心。终于在一个有淡淡月光的夜晚,钢琴家坐在一座黑暗破旧的建筑里,接受着那一点点月光的洗礼,周围寂静无声。在那样一个残酷动乱的环境下,能寻求到这片刻的宁静对钢琴家来说就是莫大的享受。饥饿难耐的钢琴家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一堆废墟中找到了一个罐头,激动而又饥饿的钢琴家握不住罐头,打翻在地。钢琴家难过地盯住地上的罐头,这时一双光亮的皮靴出现在钢琴家眼前。电影镜头集中到德国军官身上,观众不由得为钢琴家捏了一把冷汗,气氛突然凝固,似乎男主人公的牺牲就在眼前。而导演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反转故事情节,让它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以此增加电影的感染力。德国军官并没有处死钢琴家,而是让他为大家弹奏一首曲子。钢琴家依旧上下翻飞地舞动起手指,只是此时的他已经衣不蔽体、又饿又冷,并且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应德国军官要求,主人公为其弹奏了肖邦的《g小调叙事曲》。《g小调叙事曲》于1831年创作成功,当时的肖邦同影片中的主人公一样面临着家破人亡的困境,乐曲的创作背景与影片中讲述的故事高度一致。乐曲以自由奏鸣曲的结构展开,曲调舒缓凝重,风格沉郁肃静,将观众带入了叙事的情境中。乐曲采用富有跳跃性的音符节奏,从a到g再到a,表现了内心的不安和悲愤。之后开始E大调演奏,音乐变得柔美,仿佛人们在历经苦难之后内心变得更加坚毅。后面迎来了电影的高潮部分,音乐中加入了高音成分,调性升高,如同战争时的呐喊,喊出必胜的信念,震撼所有人的内心。从一开始哀转久绝、如泣如诉、低沉舒缓的琴音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饱经沧桑、深受战争折磨的主人公形象,他惶恐不安,内心充满了对敌人的恐惧和憎恨。但是随着节奏的跳跃舒展,主人公变得从容自信,恐惧和痛苦消失不见,我们看到了主人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看到他将心中的痛苦和仇恨都化为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和信念,看到了他勇于直面苦难的伟岸身躯。
4、诠释主题———《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
影片最后奏响的是《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第二小节分析过这首曲子坚毅刚劲,富有活力,开朗向上,豪情满怀,庄重和肃穆。故事的结局是战争结束,德国军队战败,犹太人民终于在历经磨难后终于重新获得自由。这时钢琴家释放完痛苦的情绪后重新振作了起来。影片中,钢琴家在逃亡过程中遇到种种磨难,作出的种种求生的努力,可以说到达了人生的最低谷。就在此时,激情壮志取代了前面悲伤暗淡的情绪,主人公不禁回忆起逃生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人和事,并感受到其中折射出的生命的力量。所有人都亲眼目睹美好被无情地打破、被黑暗恐怖所压抑,由此深刻地体会到和平生活的宝贵。历经磨难的主人公终于走出战争的阴霾,他选择用华美的乐章演奏出他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用激昂地乐章对民族不屈的精神表示赞扬,用多彩的旋律诠释历经磨难后的光辉人生。
二、结语
选取肖邦的音乐作品作为《钢琴师》的背景音乐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电影选取的背景音乐的创作者肖邦是波兰人,电影中惨遭入侵的民族是波兰,命途多舛的主人公是波兰人,且和肖邦一样同是钢琴家,电影讲述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肖邦那个年代。他们遭遇了同样地命运和劫难却无能为力,只能将自己的呐喊和希望都投入到音乐中。肖邦的作品内涵深刻,饱含民族思想,与《钢琴家》的主题十分契合。可以说,肖邦的音乐在推动故事情节的展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电影主题的深化上都有重要作用。
一、审美观的内涵
(一)审美观的含义
审美观是指人们运用自己独特的审美态度和审美方法对自然景观等多个领域(其中也包括人生)进行的审美活动的总称,是一个人审美情趣和审美感受的集中体现,是人们随着经验阅历的丰富而形成对美的感悟和评价。审美观是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审美观。审美观让人们从审美的角度看世界。审美观形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受到政治、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文化地域和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审美观。时代性、民族性、人类共同性作为审美观的特征存在于审美的现实维度中。
(二)大学生审美观的特点
当代大学生是社会重要的审美主体,在年龄上意义上,已经处于具有基本成熟生理机能的青年期,认识上已走进更深层次,知识面更加宽阔,思维方式也得到有机的完善。这些对于大学生的审美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学生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明确的道德观念,强烈的独立意识,并相对稳定的审美观。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和整理,我们得出大学生审美观的特点具体如下。首先,大学生审美的功利性、娱乐性更加突出。情感是审美观中最活跃的因素,情感愉悦是审美感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调查问卷显示:一部分大学生认为“理想、信念、信仰”之类的词遥不可及,取而代之的是享乐主义、游戏人生、休闲风气和唯美时尚,最重要的是满足自身娱乐的需求。因此,网络游戏、网络电视剧、卡通漫画、FLASH动画、追星等形式是大学生休闲娱乐方式的首选。其次,大学生的审美活动更加直观。美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反应,人们的审美活动离不开具体的对象,因而审美对象应该具备生动直观的形象性。调查问卷显示:大学生更加易于接受最新出现的直观性强、浅显直白的音乐、图片、图像———这类形象简单、直观、新颖,因而更加受到大学生追捧和欢迎。如:新出炉的明星、流行音乐榜上的歌曲、爆炸性的娱乐新闻等等。
二、电影艺术对当代大学生审美观的积极影响
(一)电影艺术对大学生审美感知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电影的诞生与发展受到了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影响,如果没有了科学技术的支持,我们今天看到的电影也不会具有如此强大的感染力和趋于完美的特技效果。电影的造型艺术、空间表现、特技效果、意境处理以及画面的动态美和意境美,均为大学生审美能力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电影艺术的综合性表现为多种感觉的融合。在信息量上,电影艺术的影像涵盖了各种各样范畴的信息流。在空间的层面上,它把音乐、文学、戏剧以及舞蹈有机地整合在同一场景中,赋予时间领域一种空间化的呈现效果;在时间的层面上,它把雕塑、绘画和建筑融入同一套程序中,又使得空间艺术具有了时间的展现力。在电影的赏析过程中,大学生能够从电影中感受到宏大的场景、动听的音乐以及感的对白———这些元素的加入使电影的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大学生可以从故事中体验其离奇的故事情节所带来的感官刺激,进而获得情感的本能性感动,达到心理和精神上的满足,进而提高审美水平,促进审美感知能力的发展。
(二)电影艺术有助于大学生审美价值观的正确树立
优秀的电影作品能够以情感人,使大学生在娱乐中接受影片传达的内涵和精神。这种内涵往往能够使大学生的思想、情感、理想和目标发生深刻的变化,促进他们心灵美和行为美的发展,使大学生向美的方向发展。同时电影艺术中蕴含着的丰富的艺术美也有助于陶冶大学生的情操,增强他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促进他们的品德健康向上的发展。在这个读图时代里,电影艺术的视觉特点更易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艺术类电影中演绎的经典艺术不仅让人沉醉,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艺术美,大学生通过观看电影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受到了电影艺术中自然美和社会美的影响———这会提高大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和创造力。同时,它具有形式美和内容美,使大学生的精神境界得到美化,向善的本性发展,他们就会自觉地以美的标准和行为来规范自己,使自己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并且,电影可以在银幕上构建出一个充满鲜明的艺术形象、画面组合的意境美去感染人、陶冶人、教育人,从而引导广大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寻求到审美的价值意义,形成健康的独立人格,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优秀电影作品能够对大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其审美意识空间得到合理地、有机地、逻辑地重建,进一步达到影响和重塑他们精神世界的艺术效果,对广大学生的视觉审美价值观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
三、电影艺术对当代大学生审美观的消极影响
(一)审美趣味的媚俗化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电影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其商业化的特征决定了电影艺术必须要倚重市场,通过媚俗的方式讨好大众以谋取利润,“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是当代电影制作的根本价值目标,而媚俗则确保了这一目标的如期实现。电影艺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常常会采取一种过于理想的方式表现现实,例如:华丽的服饰、豪华的游艇等,用一种大学生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来展现现实,这在客观上给大学生的认知层面上描绘出了一幅幅梦幻般的图景。它一方面给人某些心理安慰———因为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因而更加陶醉于此;另一方面很容易让大学生混淆现实和梦境,以梦幻般的图景代替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并放任自己,且以不能自拔为乐趣。由于电影艺术追求娱乐而一味媚俗化,幽默成了“搞笑”,悲哀成了“煽情”,感情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投入自己的感情。这样的情感培养出的审美趣味是媚俗化了的审美趣味,对于大学生的危害甚大。通过本次问卷调查,可以得出,在大学生所喜欢的校园活动中,十佳歌手大赛和街舞大赛位居前两名,深受大学生的喜爱。而相对于二者来说更加高雅、艺术成分更高的交响音乐会、话剧以及艺术作品展等却很少得到大学生的青睐。这种对美感的偏执以及肆意的放纵心态,不利于大学生对艺术审美标准的建立,使他们无法对美的事物进行正确的评价,进而影响了大学生健康向上的审美观的建立,同时也破坏了大学校园里健康的学习氛围。
(二)审美观念的消费性
在当今时代,消费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可否认,消费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弊端。例如:它可以用世俗化的方式消解经典艺术,使其纳入市场的范畴,变成消费的对象和创造利益的手段。电影自身所带有的商业性决定它以消费为主,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电影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包含着色情和暴力等片段,从而使精神生产商业化,艺术纯粹成为一种消费品。通过大众传媒,电影对大学生审美观念渗透了消费性的影响。对于今天的大学生,审美已经被华丽的服饰、漂亮的外表、奢侈品的使用所充斥,而变得极端表象了。同时,传媒通过“炒作”和无所不在的广告使某一产品甚至消费方式、消费观念进入大学生的心中。使当代大学生逐渐地适应这种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渐渐养成在审美中通过消费来彰显、炫耀自己的个性以立异于其他社会大众的习惯,同时,也使大学生把该类消费看作较高生活质量的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从而导致享乐消费行为的盛行,助长了炫耀消费的恶习。由此可见,虽然电影艺术有利于大学生提高审美感知能力,但由于它自身无法规避的商业性,导致了大学生审美能力弱化、审美趣味低俗化以及带来了审美观念的消费性,但我们依旧有理由相信,随着学校审美教育的开展以及大学生审美经验的积累、审美实践的增多,他们的审美情趣一定会得到提升,审美观也会越来越健康,一定会成为创造美的人。
四、结论
本文在明确了电影艺术与审美的理论含义的基础上研究电影艺术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电影艺术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培养当代大学生的艺术审美心理功能方面,电影艺术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给大学生平淡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大学生得到赏心怡神的艺术美和精神上的满足。优秀的电影作品寓教于乐,以情感让大学生在轻松愉快地环境中学到人生的道理,潜移默化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电影艺术也存在着一些消极影响,如会导致审美趣味的媚俗化,审美能力的弱化以及增加审美的消费性和盲目性。但随着学校审美教育的开展以及大学生审美经验的积累、审美实践的增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学生的审美情趣一定会得到提升,审美观也会越来越健康,一定会成为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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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为影像媒介的一种,只需要画面、音乐、手势甚至一个微笑就可以表达它的意思,从而跨越国度、跨越民族、跨越语言达到其传播交流和沟通的目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电影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归去来兮”中的沈西苓
沈西苓以对国家、对民族的赤子之心,面对困难和质疑所显出的“韧的战斗精神”,在每一次的离去和归来之间都能主动求变,充实和完善自己,进而投入到电影艺术创作中,使自己的电影艺术风格不断创新、成熟和完善,为中国电影发展进程贡献了一部又一部值得纪念的作品。
二、离去:道是无情亦有情
沈西苓的两次“离去”,一次是在完成《女性的呐喊》(1933)、《上海二十四小时》(1933)后,一次是在完成《乡愁》(1934)、《船家女》(1935)之后。两次“离去”是为了“求真”,两次“归来”则是为了“求变”。“求真”则是为了坚守艺术理想,是为了揭露现实,引起民众觉醒;“求变”是为了反思如何将倾向性、艺术性、通俗性相结合的问题。通过这两次的“离去”,沈西苓不但坚守了自己的创作个性,而且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电影风格。这种以退为进的艺术抉择彰显了沈西苓过人的胆识和勇气,也为中国影史平添了一抹激情。求真,是艺术家的价值所在。电影艺术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和真实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梅里爱将叙事和虚构引入电影,促进了电影艺术的跨越发展,但电影艺术家们从没有放弃对真实和真理的追求。这里我们所讲的求真,是在对现实进行艺术加工的基础上,对艺术真谛的追求。求真是沈西苓一贯的艺术追求,是其电影创作个性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具体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电影内容的真实。沈西苓的每部片子都是以现实为原型,或以某种社会现象为触媒,甚至有时就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进行艺术再创作。最早的《女性的呐喊》是根据夏衍提供的有关包身工的纪实材料编导而成;代表作《十字街头》就是沈西苓和一群失业失学的青年聊天受到启发,并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社会观察创作出来的。其次,是艺术表现的真实。艺术创作是“形之于心”到“行之于手”的过程,为了艺术表达的真实,沈西苓十分重视电影艺术语言的创新。比如在《乡愁》中,沈西苓创造性地运用了升移镜头:在表现主人公杨瑛栖身的阁楼时,镜头先从房东太太打儿子的全景开始横摇,然后推镜头呈现隔壁打麻将的四人近景,然后镜头升起,在杨瑛居室的全景处停下。接下来自然而然就是对女主角生活环境的描写。这种镜头表现方式,不露声色,完全以人物活动为经纬,非常客观和沉着,力图全面展示现实生活的细节和人物活动,这在当时都是非常少见和新颖的。这种表现方式在《十字街头》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再次,求真还表现在情感的真实性上。《乡愁》《船家女》那低沉而感伤的风格,固然反映了沈西苓曾经的迷惘与困惑,但他没有回避这段人生挫折,而是通过电影的方式表达出来,既忠实于自己的情感,又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小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这种勇敢而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精神,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三、归来:人间正道是苍黄
归来总是有所准备,有所改变,希望有更大的收获。面对因《女性的呐喊》和《乡愁》而受到的批评,沈西苓做了诚心诚意的反思。之后,我们就看到了《上海二十四小时》《船家女》等较高艺术水准的作品诞生。《船家女》在不减弱思想性的前提下,通过“严密而均匀的结构,含蓄的画面,缓慢的节奏,沉重的调子”,借鉴卓别林“以笑写哀”的艺术手法,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卖座甚盛”。沈西苓有着善于从经验教训中求新求变的艺术个性,求新不是为了追求时髦,而是不断探寻电影艺术的发展规律;同样求变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新情况,不断提高电影艺术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纵观沈西苓两次“归来”,在电影艺术上的主动“求变”,可作如是观:首先,在艺术构思中,突出对生活进行新的阐发,对社会现象做细致入微的分析;在反映现实的广度上,注重对生活横断面的开掘,避免单纯的宏大叙事,而更加注重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塑造,通过展现人物的性格与命运间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判断。左翼电影发展初期,左翼影评的见解观点很有权威和指导作用,沈西苓受其影响也很大。在其初期作品中,对意识形态倾向的直白表露,破坏了电影的艺术性,也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电影人群的接受心理,沈西苓自己对这样的片子也不满意。在迫于形势短暂离开电影界期间,他有机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而解决的方法可以从接下来的《乡愁》《船家女》中看出端倪。
不同于先前作品金刚怒目、锋芒毕露的风格,沈西苓转而注重更加含蓄的表现,注重对时代氛围的营造,比如融入音乐的元素(多次运用主题曲)、情绪的渲染等,整体上给人以柔中带刚、怨而不怒的感觉,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为了增强反映现实的广度,沈西苓改变了过去只关注城市题材的局限,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流亡者和丧失土地的农民,从他们的遭遇中,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整体风貌。在人物塑造上,沈西苓逐步注重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刻画,纠正以往影片中人物概念化、模式化的类型方式,以此增强影片的现实感和情节的去戏剧化。《船家女》中的阿玲起先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恶少看上了她。阿玲开始断然拒绝,但是为了搭救爱人铁儿、医治受伤的父亲,阿玲忍辱答应了恶少的要求。沈西苓塑造人物的方式就是令人信服的,他把小人物的贫贱和懦弱的性格如实地展现在观众面前,通过他们的眼光对现实进行自己的评判。这种通过人物自己去表达倾向性的方式,在《十字街头》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次,在通俗性和艺术性两者关系上,沈西苓通过对显在政治主题进行搁置或弱化,集中精力平衡通俗性和艺术性两者之间的关系。他着力于从都市日常生活的小情趣中发现人物的可贵品质,着力于从与知识分子和小市民息息相关的失业、恋爱及经济纠葛中分析社会矛盾,同时给予他们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同时,借助喜剧的风格、曲折生动的故事和新人清新质朴的表演,给观者以轻松、愉悦和愉悦之后深深的思索。这些“求变”的集大成者,就是沈西苓的代表作《十字街头》。该片可以说与之前沈西苓的所有片子,在语言、人物类型上,抑或在风格、艺术表现上都是大异其趣的。在人物类型上,有老赵、小杨、阿唐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房东太太这样的小市民阶层,也有大刘这样的有政治觉悟的爱国者等等。沈西苓并没有刻意强化影片的政治主题,而是把倾向性寓于人物的言行举止当中。在人物语言上,直接说教的口号没有了,更多的是口语化的对白。沈西苓深受卓别林喜剧风格的影响,他的喜剧不是通过夸张、变形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生活中细节的挖掘,设置巧合、误会等来增强喜剧效果。这样的喜剧效果不但真实生动,并且由于来源于生活而更加引人思考。求变,是沈西苓电影艺术个性的精髓。它见证了一个正直的艺术家在社会形势波谲云诡的时代,在对艺术的孜孜不倦的追求道路上所经历的坎坷曲折。求变,意味着失去一些个性的东西,但是沈西苓也收获了人间正道、艺术芬芳。也许,这才是电影艺术永恒的魅力。
一、地市级电视媒体进军微电影创作领域的必要性
.微电影创作能够促进地方传统媒体摆脱对单纯广告经营的依赖,在互联网时代向360度全媒体转型升级。近年来,由于受众获取信息渠道和消费习惯的巨大转变,企业商家对产品的营销推介方式和渠道也随之变化,更多的广告预算分流给了新媒体。这让深度依赖广告经营的传统媒体们陷入发展困境,尝试突围的传统媒体纷纷试水与新媒体结合,力争在互联网时代传媒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兼具新媒体特性和广告气质的微电影自然成为传统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必争之地。目前,微电影产业有三种盈利模式:
⑴版权开发:随着渠道对优质内容的需求越来越大,未来版权的开发空间将更加广阔。
⑵广告植入:微电影目前已经成为各企业厂家和广告商家植入软广告的宠儿。
⑶客户定制:广告客户定制的微电影是主流,平均每部微电影,广告客户的花费仅为二三十万元。这也是目前微电影盈利的主要模式。
二、地市级电视媒体进军微电影创作领域的可行性
2014年初,鞍山广播电视台根据产业事业发展的需要,制定了进军微电影创作领域的发展战略。目前已成功创作了十余部微电影作品,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例如,为某地产项目制作的一部长度为5分钟的微电影,从前期创意征集、剧本创作、演员选拔、现场拍摄到后期剪辑包装,共用时20天左右,客户提供经费12万,制作成本6万元左右,播出费用另计,利润比较可观,发展前景良好。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微电影市场需求很大,而在二三线城市,微电影供应方面却略显不足,产业发展格局不明晰,行业整体缺乏品牌效应。为了促进微电影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兼具主流文化传递成功经验和品牌商业运作能力的地市级电视媒体应该担负起本地微电影创作领域龙头牵动企业的大任。
1.地市级电视媒体植根本土
可实现微电影创作本地化。毋庸讳言,只要资金足够充裕,我们可以集合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力、物力资源创作微电影,但那又与我们所在的城市关联程度有多大呢?地市级电视媒体深度了解本地域文化特色,对城市具有真切情感;拥有公共关系资源,从而降低制作成本;可以将微电影产业链主要产业部分留在本地,以促进本地微电影产业发展,繁荣地域文化,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2.地市级电视媒体是本地的影视制作权威
可实现微电影创作的专业化。所谓专业化运作,就是用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微电影是具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有完整故事情节的视频作品,因此,启用拥有视频制作行业经验和市场营销能力的团队进入该领域,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途径。地市级电视媒体拥有专业导演、编剧、摄影师、灯光师、后期剪辑师等专业人才和制作技术,拥有营销推广团队和平台,拥有本地知名主持人,能够以最快速度建立起优秀的微电影制作团队。
3.地市级电视台具有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结合的
播出平台,可实现微电影创作的产业化。微电影虽然是新兴媒体的衍生品,如果能创新性地利用传统媒体的传播平台和传播手段,将进一步快速放大其传播力和影响力。近年来,很多地市级电视媒体成功与新媒体技术融合,开发了网络平台、手机终端平台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360度全媒体。未来,随着微电影发展的不断成熟,可以建立专业的微电影频道,征集、展播全国城市电视台创作的优秀微电影作品,甚至举办全国范围的高水平微电影节,不仅能够实现可观的市场商业价值,还可以急速提升城市品牌。综上所述,微电影领域方兴未艾,地市级电视媒体大有可为,当然,新兴行业要形成一条产业链并运转顺畅,需要一段时期的探索和磨合过程,并在其上建立起稳定的盈利模式。目前,大部分微电影还无法产生足够的盈利,拍摄一部微电影基本上保证收支平衡就不错了。只有微电影达到了一定的数量、规模和影响力,才会有盈利的空间。因此,微电影产业发展初期亟需得到政府的关注和扶持,政府应先输血,待企业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后自身产生造血功能。扶持措施包括:成立微电影制作基金,成立微电影产业园,给予税收政策、园区建设用地的政策倾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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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产业如何尽快完成转型、实现市场化运作,需要所有电影制作者与法律人的共同关注和努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于电影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盖•里奇电影中典型的后现代个性风格
(一)电影的表述更加游戏化
与传统的电影创作不同之处在于盖•里奇的电影表述方式更加游戏化。整个故事的表述更像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在表述的过程中甚少涉及戏剧的冲突,也不引申一些较为深层次的寓意。例如在《转轮手枪》这部电影的表述过程中盖•里奇就运用了很多的杀人场景,这些动画方法成了其后现代个性风格的游戏化的转变。而在拍摄《偷骗拐抢》的时候,盖•里奇又根据其故事情节的不同选用了非常规拍摄这一特殊的表述方式,可以说将电影的游戏化表现得淋漓尽致。盖•里奇在电影创作中运用的表述方式的游戏化很大一方面是由于其人生经历及其成长的大环境而造就其反抗意识,这种反抗意识正是其后现代个性风格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在盖•里奇的世界里他将自己的电影看成是自己手中的一个玩偶,因此也就可以无限进行游戏。盖•里奇的电影理想与追求就是将无数的观众拉进自己的世界里,从而与观众一起玩自己手中的玩偶,从而实现票房神话。因此在其电影创作的过程中他无视社会的使命以及历史的责任,而是专心进行后现代个性风格电影的创作,在努力改革传统的叙述方式使其更加游戏化的过程中他找到了一种相对较为规范的电影生产准则,从而加工出人们更加喜欢的电影作品。盖•里奇由于中途辍学以及单亲家庭的生活环境,其思想里存在着一定的叛逆因素,正是这些叛逆的思想所带来的离经叛道的行为与变现方式成为了盖•里奇独特的电影视听语言。盖•里奇以其玩世不恭的电影创作理念和游戏化的叙事方式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另类的电影作品。在这些电影作品中夹杂着极度亢奋的视觉影像奇观,成为后现代电影作品的典范。
(二)叙事结构的破碎,情节的无序
从电影的叙事结构上看,盖•里奇的电影大多呈献出的是破碎化的结构,其将一个本应该完整的故事进行破碎化的处理,将其拆分成了多个碎片,如此一来加大了观众对于故事情节的理解困难。正是由于其电影创作中叙事情节的破碎以及无序,使得盖•里奇的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成为后现代个性风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在盖•里奇的电影创作中对于叙事的处理显现出的结构破碎具体表现在对于故事开端与结尾的模糊与不重视,进行故事交代的过程中并没有延续传统的叙事方式,即“开始———发展———高潮———结尾”的线型叙事方式,而是将具有一定故事情节的碎片拼凑在一起,运用多线并行的方式为观众呈现出整个故事。这种叙事情节的运用更多的是将故事内在的结构进行排列组合,并通过零散的、随机的拼贴手法将故事情节凑在一起,显得没有顺序,但是却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体验与意味。很多时候人们会在这种破碎化的叙事结构中感到混乱与费解,特别是对于无序的情节更是难以理解,但是在盖•里奇的电影中并没有让这种混乱与费解的感知贯穿整个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叙说及其内部故事的发展,观众可以通过这些零碎的故事碎片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心中的谜团被一一揭开,弄清楚了故事的起因与发展,也就更加深刻感受到整个影片的魅力之所在。对于观众来说,后现代电影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使自己一直处于“介入”的状态,因此看电影的过程就像是一场智力游戏,通过将这些碎片放在特定的位置而完成了一场拼图游戏,最终完成的喜悦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这种后现代的电影创作个性风格不仅调动了观众对于电影观赏的积极性,还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与快感。
(三)炫酷式语言与酒神式狂欢
由于盖•里奇并没有进入电影学院接受专业的教育,因此其视听语言显得更加随意,很少有教条式的约束,这也成为其电影创作中的一大特色。在盖•里奇的电影创作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受过专业教育人员所无法想象到的炫酷式的语言,这种语言风格主要是通过其多年的MV、音乐录影带以及广告拍摄的经验得来的,转化到电影中就成为后现代电影中炫酷式语言的代表。在电影创作中盖•里奇追求癫狂化、奇观化、游戏化的镜像语言,在类似于玩笑的语言中表现出其粗俗、暴力的夸张处理,并通过不规则的构图、拼接式镜头的运用以及对于相似蒙太奇转场和卡通人物的介入等多种手法营造出了无人企及的炫酷式个人镜像语言风格,体现出了酒神式的狂欢。在盖•里奇创作的《偷拐抢骗》《两杆大烟枪》《转轮手枪》以及《摇滚黑帮》等多部耳熟能详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许多搞笑的闹剧都是经过导演精心设计和准备的巧合与误会。在这些喜剧因素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又穿插进了各种狂欢的镜头与打斗的场景。从而实现了通过表现小人物之间的相互打斗而体现出黑色幽默的同时,放大人们外在的动作所折射出的内心欲望。这也成为了现今影视制作者竞相学习与模仿的一种电影制作的方式。把快乐理解为对于感官刺激和肉体纵乐的另类屈从,从而消解掉属于历史遗迹思想的深度与厚重感。由此可见后现代更多的是运用较为平面、浅层的表述手法,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其对于炫酷式语言与酒神式狂欢的追求与表现,这也是后现代电影中的个性风格的一部分。
(四)人物玩偶化与行为幽默化
盖•里奇所创作的电影主角人物一般都是边缘人物或者是城市里的小人物,这些人物可能隐没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里,他们可能是赌徒,是杀手或者混迹在黑帮,总之是在从事着种种地下犯罪的活动,例如偷盗、杀人、贩毒、甚至是赌博等等。在他们身上我们无法分出大善与大恶,他们仅仅是一群为了生存而搏杀与争夺的人,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才决定了其社会地位以及生存方式的艰辛。这群人常常受到他人的掌控,也常常疲于奔命。但是在盖•里奇的电影中却将这些人物剥离了现实的生活现状,让他们如同一个玩偶一样根据盖•里奇的意愿进行一系列的行为活动,从而为后现代个性风格中的游戏化的表示方式服务。因此盖•里奇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缺少了其他电影制作者所宣扬的饱满的人物性格,更加像是一个滑稽的小丑。正是这种玩偶化的人物形象使得其人物的行为所表现出的动机与故事结局之间出现了间离,通过对电影中角色的可笑行为与失意结果所进行的夸张处理,表现出导演对于社会的调侃。与此同时导演将一个节点的粗俗、暴力以及人物行为继续放大,从而实现扩大幽默效果的作用。例如在《偷拐抢骗》中文尼和阿索两人进入地下赌场抢劫的情节中,盖•里奇就通过一系列的阴差阳错的情节设置,先是遇到了一位临危不惧的冷漠的女招待,拒绝交出钱款,接着两人在抓狂的状态中乱打一气却无济于事,最后只得提着得来的一袋硬币逃窜,却不料又被一扇门拦住了去路,两人歇斯底里地对着门又踹又打,却没能打开,正当两人感到绝望之时,黑人哥们儿却从外把门打开走了进来,原来门是向里开的。通过人物在一种抓狂的状态中放弃理性的指引,而流露出最真实的人性本色。
二、结语
由此可见,盖•里奇所创作的电影具有浓郁的后现代个性风格,他的电影囊括后现代电影的所有特点。与此同时,盖•里奇的电影还具有时尚的魅力,因此能够吸引很多现代的观众观赏。可以说,盖•里奇的电影是一个速食文化的代表,也是后现代电影创作的代表。
一、而随着有声片出现后,电影就又多了一种空间表达方式
因为任何从画外传出来的声音都会使观众感觉到画外空间的存在。例如《美丽人生》片尾要表现父亲被德国兵枪杀的事件,为了避免直接展示暴力杀戮的场面,影片就利用了画外空间的间接表现的方法。这场戏中父亲被带进了小巷,画内空间中没有任何人,但是我们却听到了机枪扫射的声音。听到枪声的观众通过想象头脑中就会展现出,此刻画外空间所呈现的内容。电影空间主要依附于镜头而存在,法国电影美学家让•米特里定义镜头为:“从同一视角在同一场景中由表现同一动作或同一事物的一组瞬间影像构成的”。电影史上第一部故事片《火车大劫案》,米特里说它是“运用电影手段讲述的第一篇故事”。影片《火车大劫案》改变了生活记录,突破了舞台的空间框架,从活动照相式的空间束缚中解放出来,《火车大劫案》是由镜头连接、组合而成的。从此,电影通过镜头走进了自己的空间表达。最初反映在银幕上的电影时空与现实时空几乎相同(也可以说是舞台时空的重现),经过电影艺术家长期实践的基础上,使今天的电影镜头空间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可分为蒙太奇的组接镜头与长镜头两大镜头空间体系。蒙太奇理论把电影当成“画框”,正如巴赞所指出的“画框画出了实体上和本质上迥然不同的小天地”。著名的库里肖夫实验中运用了五个镜头组接:
(1)白宫前一女子从右向左走来;
(2)埃菲尔铁塔下一男子从左向右走来;
(3)相遇后男子向画外空间指点着
(4)带台阶的白色建筑物;
(5)两个人走向台阶。这五个镜头通过镜头的组接以后,通过画面的内容你会产生这样一种理解:两人在路上相遇以后他们一同去了某地。但实际上,这五个镜头都是在不同地点拍摄的,而将它们组接在一起时,观众看到的却是一个统一的时空整体,这就是库里肖夫所谓的在银幕上的“创造性地理学”。这种把不同的空间经蒙太奇的组接整合为一个整体空间的方法,成为电影艺术建构自己特有空间的一种经典方式。
二、而长镜头有别于蒙太奇的空间特征
如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韩小磊总结的那样:“在一个统一的时空里不间断地展现两个以上的动作或一个完整事件的镜头为长镜头;而蒙太奇的表述职能产生于镜头与镜头之间相互关系的组合中。”所以在以蒙太奇手法为主的电影中,场面常常被分割成若干片段,因此事件的时间和空间也被分割,破坏了时空统一性,也破坏了时空真实性。而长镜头可以通过影片在空间上的延续性,保留现实空间的真实。《公民凯恩》这部电影中,有一场凯恩生母将凯恩过继给一位富翁亲戚的戏。场面几乎是完整的静止镜头,整场戏都是在大景深镜头下连续拍摄的,前景上是凯恩父母在桌边谈条件的中景镜头,后景上是一扇打开的窗户,通过窗户可以看到凯恩在雪地里扔雪球。于是,这个镜头画面中的人物便分成前后两个不同的层次,前层以父母为代表,后层则是少年凯恩。由于镜头有足够长的时间,观众的视线可以在这两个层次上来回移动,看到现实空间的全貌与事物发展的时间进程,强调了电影与现实生活的近亲性。无论“画框”(指蒙太奇手法)还是“窗户”(指长镜头手法),每一种隐喻,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关键在于怎样的隐喻能够使我们从电影中看到的更多、更全面的电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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