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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建构的过程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是将最简单、最普通的、内容比较贫乏的抽象规定作为该门学科的理论出发点,然后,使这些最一般的定义和原理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不断深化和丰富,同时又以越来越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直到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得到完整的阐述为止。理论建构的关键是逻辑起点的确定,确定了逻辑起点,便开始了以逻辑为中介、抽象范畴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抽象范畴不断向具体范畴的上升过程,表现为后一个概念是前一个概念的综合和发展,是在前一个范畴规定的基础上,再补充上新的规定,因而是一个丰富化、全面化的过程,是一个比一个范畴更具体的过程。
逻辑起点,是指展开某种逻辑体系赖以推理、论证的最本源性的抽象范畴。它能推动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具有结构的张力的推衍的能力。它对该学科其它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作为会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的起点应该具备的条件是:(1)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可知性;(2)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3)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连接会计系统和会计环境;(4)逻辑起点能够推理论证其他理论范畴。
文献回顾
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理论是会计界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问题上讨论最多、争议比较大的热点和难点,存在诸多观点,至今未达成共识。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会计职能起点论、会计目的起点论、会计动因起点论、会计环境起点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起点论。
(一)会计假设起点论
它认为会计研究只有以会计假设为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才具有逻辑严密性和客观性,会计实务才能在一定的规范下得以展开。其逻辑体系是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程度、会计方法、会计要素、财务报告。至今比较统一的会计假设是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及货币计量假设。
张昌仁提出,会计假设是以大量会计事实和惯例为基础所做出的合理推断,是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会计假设尽管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而丁庭选认为:会计假设并不是最本源的范畴,同会计假设不能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所有的会计准则;以此为逻辑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其内部缺乏严格的逻辑关系,并不能构成一个逻辑严密、内容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会计假设不能作为现代会计的逻辑出发点,而只能作为前提概念。从70年代开始,西方会计理论的研究起点开始转向会计目标。
(二)会计目标起点论
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在美国会计学会制定的《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中列出了四大会计目标:(1)对有限资源使用作出决策,包括识别重要的决策领域,并确定目标方向;(2)有效地管理的控制资源;(3)记录与报告资源的受托责任;(4)有利于履行社会职能和社会控制。其逻辑体系是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要素、会计准则、会计实务。我国从80年代以来就开始对会计目标起点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以会计目标为出发点也有一定的不足,有很大的主观性,目标是一种假定,目前无法加以证实,缺乏客观依据。也有这样的问题:是针对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而提出的,而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不一定适用于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王海龙、宁玉臣指出,西方目标起点论是信息系统理论体系,强调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对业务和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旨在建立以公认会计原则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而现阶段我国会计目标起点论可以说是经济效益理论体系,把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会计目标。
(三)会计本质起点论
该观点认为:会计本质对其他会计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构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逻辑关系是会计性质、职能和目标、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会计方法体系等。张兆国主张以会计本质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他认为,在会计学上,会计理论研究所提示的最终成果,是关于会计实践的根本性质,即会计本质。这一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流行我国,并在会计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我国会计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对西方会计理论借鉴的基础上;会计本质只是会计理论的研究前提,而不是研究的起点。会计本质是脱离会计实践的,更谈不上反映会计实践的需求同时作用于会计实践。
(四)会计对象起点论
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李映照、陈妮娜认为:会计对象是会计理论要素中最本源的抽象范畴,它来自客观环境,反映于会计系统中,决定了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是推理论证其他抽象范畴的基础。劳秦汉指出,理论体系是研究对象自身逻辑的科学反映,因而会计对象(价值)质的特征(时空性)和量的特性决定着所有的会计理论,是构成会计理论体系最本源的范畴。而吴联生否认将会计对象作为逻辑起点,他认为会计对象作为联结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纽带,其高度的抽象性无法在实务上给予具体、清楚地反映。与此同时,吴水澎指出,会计对象到底要分成几个会计要素才适当,这要受制于会计目标,服从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是会计对象决定会计目标,而是会计要素是受制于与会计目标的,不同的会计目标会产生不同的会计要素,会计对象不是“起点式”的会计理论范畴,不能作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
(五)会计环境起点论
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无论会计本质、会计对象还是会计目标,都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下,人们对会计现象的一种认识,有什么样的会计环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会计理论。谢德仁在认为,会计环境是会计内环境与会计外环境有机的总和。会计内环境决定了会计的本质,从而决定了会计的职能,进一步决定着会计程序与方法;会计外环境决定了会计目标,从而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进一步影响着会计程序与方法。因此,会计本质、职能与会计目标,最终统一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也有学者认为会计环境本身并不属于会计理论体系,因为环境是面对整个社会系统而言的,对会计系统并没有特殊的针对性。会计环境不能将自身与会计系统结合起来,更不能联系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也无法推导出其他理论范畴。因此,会计环境虽然对会计系统非常重要,但并不能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研究和构建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只能说它是会计概念框架的背景。
(六)双起点理论,是许多学者在研究单一要素逻辑起点中得不到较为满意的答案时,转而创新性的提出双起点论。主要有:(1)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苏新龙认为,环境对会计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从客观上来看,环境对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表现在对会计的基本假设上;从主观上看环境对会计的影响表现在信息使用者对会计的要求,即会计目标。因此,会计的起点理论应是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2)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杨月梅认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3)会计环境与会计本质。李先富认为,把会计环境和会计本质作为研究起点,更能解释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会计理论创新问题。(4)会计环境与会计动因。牛彦秀认为,会计环境和会计动因反映会计实践活动的内容,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但不少学者反对双起点论,认为这种观点违背了人类认识论的科学性中包含的(逻辑起点的单一性和初始性)。潘立生、姚禄仕指出,多重会计核心理论不可取,会计核心理论只能有一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计理论体系逻辑一致性,会计准则制定及评价更为明确可行,确保会计政策选择标准的一贯性。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并最终以会计目标起点论为西方流行观点。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是我国会计界的首创,而会计环境起点论、双逻辑起点论以至多起点论是中外观点结合的产物。
结论
东财会计学院的牛彦秀在《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一文中,将会计理论体系分为纯理论范畴和应用范畴两方面。会计本质位于理论范畴的最高层次,会计目标则为应用范畴的最高层次。
借用此会计理论,笔者认为我国与西方从会计逻辑起点的分析角度看,西方注重会计假设、会计目标逻辑起点;而中国则更多的关注会计本质、会计对象,甚至双逻辑起点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与中西方逻辑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
科学的逻辑起点的确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包含复杂整体的一切矛盾胚芽的细胞形态作为逻辑起点,即以构成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作为出发点;另一种是以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命题决定、影响其他命题和结论的产生与发展。如果说会计本质、会计对象是构成会计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之一,则会计假设、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的两个基本命题。中国传统思维是前一种逻辑起点形式居多,而西方逻辑思维主要是以理论体系中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形式。
中国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主要借鉴西方会计概念框而制定出来的,而西方会计概念框架也是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故笔者认为,我国现代会计理论应该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也并非把会计准则或会计概论框架等同于现代会计理论,但会计准则或会计概念框架是现代会计理论应用领域的核心理论。
会计目标是指人们从事会计活动应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它回答了会计方向是什么的问题。会计目标成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的理由:(1)从逻辑的角度看,会计目标具备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2)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目标对于理论系统是至关重要的,按一定目标构建的是一切系统所具备的基本特征;(3)从会计理论的性质看,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能够使会计理论密切联系会计实践。
综上所述,以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增强了会计理论体系对会计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促进会计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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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理论的发展过程绝不是一套封闭的、自循环的系统。事实上,它的演变和发展是充分吸收和消化现代经济学中极有生命力的学术积累的结果,与此同时,财务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尤其关注于当前经济现象,比如企业投资决策、融资决策等分析,突出其对经济决策的重大的直接的指导作用。不容怀疑的是,在已经到来的21世纪中,理财学必将获得更加瞩目的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财务理论逻辑起点的新构建相关论文。文章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摘 要]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是该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范畴,是构建财务理论体系的基础。但关于逻辑起点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本文在提出了逻辑起点的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对目前的主要观点的分析评价,提出了以财务本金和财务目标为起点的双逻辑起点论。
[关键词]财务理论 逻辑起点 财务本金 财务目标
理论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对研究的客观对象的本质及其与周围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表现出的规律性进行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的结果。财务理论结构是人们基于对财务实践活动的认识,通过思维活动对财务理论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排列和组合方式所作的界定,其功能在于界定财务理论体系的覆盖内容与容量,揭示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结构与层次关系,梳理财务理论研究的基本脉络,指导和推动财务实践的发展。
构建财务理论结构首先要解决如何确定逻辑起点问题。逻辑起点是构建一门学科理论体系和理论结构的出发点,即该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范畴,它不仅是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该学科其他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逻辑起点对理论结构有着直接的影响,不同的逻辑起点会形成不同的理论结构,构建财务理论结构首先必须正确选择逻辑起点。
1.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内生性。首先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财务范畴必须是理论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不能置身于理论体系之外,其次它是财务理论最基本的出发点,是财务理论体系中其他理论建立的基础,所以它应当具备高度的内在逻辑性。只有这样,它才可能成为整个财务理论研究的主线,从而使整个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的逻辑性和一定的拓展性和推演性。
2.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可知性。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需要其本身的可知性,如果研究起点本身就模糊,推理出的其他范畴就必然模糊,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也必然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3.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财务系统和财务环境。财务系统是一个由多要素有机构成的开放的信息系统,与财务环境之间存在着信息与能量的交换。但财务系统与财务环境之间进行信息与能量的交换必须要有一个中介,只有通过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的连接,才能从复杂的会计环境抽象出某些内容供财务系统处理;也只有通过这个桥梁建立起来的财务系统才是严密而有用的财务系统,由此构建起来的财务理论体系才是严密而科学的理论体系。
4.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现代财务理论研究不仅注重规范性研究,更注重实证性研究,从而使现代财务理论更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又因为财务理论是从财务实践中来,又反过来指导财务实践,并在财务实践中得到检验,从而不断完善和发展,这决定了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仅要在财务领域起到出发点和统驭的作用,还必须将财务理论和财务实践密切联系起来。
1.本质起点论。“这种观点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财务理论初建时期。当时对财务的存废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财务理论工作者在形成财务独立论的过程中,从财务的本质研究出发,奠定了财务理论的基石(郭复初,1997)。”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财务本质是财务理论要素中最一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本质是事务的内在联系,财务本质是财务活动区别于其他活动、财务管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标志(张兆国、宋丽梦、吴卫星,1999)。”、“以财务本质作为研究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正是理论结合实际,理性认识源于感性认识的体现(杨淑娥、王爱芳,2000)。”虽然财务本质体现了财务的内在规律性,是推理论证其他范畴的基础之一。但由于财务本质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范畴,它不能联系财务系统与财务环境、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并且它如同真理一样,无法让人们完全懂得,只能无限地接近,即不具可知性。因此不应将其作为逻辑起点。
2.环境起点论。 “环境决定一切,存在决定一切。财务目标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人们对财务现象的一种认识,有什么样的财务环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财务理论(陈兴述,2000)。”、“财务管理环境是对财务管理有影响的一切因素的总和。”、“有什么样的理财环境,就会产生相应的理财模式,也就会产生相应的财务理论体系(王化成,2000)。”但笔者认为将其作为逻辑起点是不合适的,因为财务环境只是研究财务理论的背景,是财务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条件,而不是财务理论本身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素。而且,财务环境虽具有可知性,但它不能将其自身与财务系统联系起来,更不能联系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也不能推导出其他财务范畴。
3.假设起点论。 “任何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假设为逻辑起点的,然而在财务学中却忽略了这一点”、“假设对任何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本学科的理论和实务提供了出发点和奠定了基础(陆建桥,1995)。”由于财务假设是人们根据客观环境作出的主观设定,故财务假设具有联系财务理论和财务实践、联系财务系统和财务环境的功能,并且具有可知性。但它并不能推导出其它财务范畴,即不是财务理论的基础要素。因此将其作为逻辑假设也是不合理的。
4.产权起点论。 “产权作为一切经济制度的基石,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起约束作用,财务管理作为意向经济管理活动,必然收到产权结构的制约,不同的产权结构形成不同的财务管理模式,可以说,产权结构决定了企业的财务管理,因此,研究财务管理应从产权结构着手(王仲兵,1994)。”但产权结构本身并不是一个财务范畴,无法从中推出其他财务范畴,更不用说对其他标准的满足了。
5.目标起点论。“任何管理都是有目的的行为,财务管理也不例外,只有确定合理的目标,才能实现高效的管理,我认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财务理论结构应是以财务管理的目标为出发点(王化成,1994)。”、“财务目标具有内生性,不是财务系统之外的范畴,而是财务理论中最简单,最基本的范畴。”、“理财目标能够很好地联系财务系统和理财环境”、“理财目标能够将财务理论和财务实践较好地结合(李胜楠,2002)。”
6.本金起点论。“所谓本金,是指为进行商品生产与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性资金,具有流动性与增值性等特点(郭复初,1993)。”、“本金是财务理论的基本细胞”、“本金起点论符合逻辑起点的基本标准,弥补了前述不同起点理论的种种不足(郭复初,1997)。”
通过对以上各种不同起点理论的分析,笔者认为,应以财务本金为财务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以财务目标为财务应用理论的逻辑起点,并将其联系统一在同一财务环境下来构建新的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
1.财务本金是财务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本金是为进行商品生产与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性资金,具有流动性与增值性等特点。本金的投入、产出与增值的过程是不断追求经济效率的过程,是本金的运动轨迹,也是财务资金区别于其他社会资金的规律性区别,由本金的概念可引出财务本质是本金的投入收益理论,从而贯穿与连接财务的内容、规律、职能、地位与作用等一系列概念与理论,即本金具有内生性,是推理论证其他财务基础理论范畴的基础。因此,将本金作为财务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恰当的。
2.财务目标是财务应用理论的逻辑起点。首先,财务目标符合构成财务理论逻辑起点的四个基本标准,即:
①财务目标是财务环境对财务系统的要求的反映,也是财务系统满足财务环境的要求的标准,因此财务目标能够联系财务系统和财务环境。
②财务目标在理论上部分的决定了财务系统实现财务目标所需的保证系统,包括财务假设、财务原则和财务方法,在实务上引导着财务系统的运行,因此财务目标是联系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的纽带。
③不同的客观环境决定了不同的财务目标,但这种目标是客观需要在人的主观上的反应,它能为人们所知,因此财务目标具有可知性。
④财务目标也是推理论证其他财务范畴的基础之一。其次,财务目标理论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系统与环境的结合而形成的,它最能反映财务应用理论的行为目的。第三,财务应用理论包括行为理论和规范理论,而财务目标是行为理论的活动起点和终点;而规范理论的作用是约束和激励财务行为,使其达到行为目标;以目标理论为起点能使行为理论和规范理论之间构成相互联系、逻辑严密的财务应用理论结构。由此可以看出财务目标作为整个财务系统运行的导向,能够成为财务运用理论的最高层次和逻辑起点。
3.财务本金和财务目标最终都统一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财务环境中。财务环境是研究财务理论的背景,是财务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并且和财务目标共同决定财务对象。因此,将财务本金和财务目标统一在同一财务环境下来构建新的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才能构建起系统完整的财务理论。
4.财务理论结构的构建
双逻辑起点论不仅可以弥补其他起点理论的不足,而且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本金起点论和目标起点论的优势,使得以此构建的财务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内涵和层次更加清晰。现初步提出我国财务理论结构的框架构建:
财务环境
财务本金理论
财务基础理论
财务本质理论
财务职能理论
财务对象理论
财务环境理论
财务主体理论
财务假设理论
财务学科理论
财务发展史
行为理论
筹资理论与方法
投资理论与方法
收益分配理论与方法
财务目标理论
财务应用理论
规范理论
约束规范
组织规范
激励规则
1、 程德兴、王振玉.试论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经济转论,2001:3:11~13
2、陈兴述.论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与基本框架.理论探索,2000:7:8~10
3、郭复初等.财务通论.第1版.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212
4、李胜楠.试论现代财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财会月刊,2002:1
5、陆建桥.试论财务假设.四川会计,1995:2
6、宋慧莉.财务理论逻辑起点及理论体系初探.财会研究,2003:2:32~34
7、王仲兵.诌议证券市场财务公开制度.黑龙江财专学报,1994:4
8、王化成.论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财会月刊,2000:4
9、杨淑娥、王爱芳.论财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及体系构建.当代经济科学,2000:2:80~83
10、张兆国、宋丽梦、吴卫星.试论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理论探讨,1999:1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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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心理发展学家霍华德 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1983年提出。加德纳从研究脑部受创伤的病人发觉到他们在学习能力上的差异,从而提出本理论。 传统上,学校一直只强调学生在逻辑─数学和语文(主要是读和写)两方面的发展。但这并不是人类智能的全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多元智能结构理论对我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启示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今天,普通高校音乐教学能力也不断增强,传统的音乐教学主要是突出老师的作用,对学生学习音乐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本文针对多元智能结构理论对我国普通高校音乐教学的启示进行研究,通过对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的介绍和分析,以求提高普通高校音乐教学水平。
关键词:高校音乐教学 多元智能结构理论 启示
对于复杂的音乐教学工作,我们需要学生和老师不不断的学习,老师还要充分调动学生对音乐的运用技巧,提高学生对音乐学习的积极性,在这个过程中要求学生自己不断领悟音乐的美妙,不断提高对音乐学习的兴趣。现在对音乐实行的教学主要就是听唱、欣赏、乐器,对于这些教学是不能满足新课改提出的要求的,运用多元智能结构理论教学,也就能够很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提高学生对音乐学习的浓厚兴趣,同时给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精神资源,对高校音乐课程改革发挥重要的作用。
多元智能结构理论是美国著名大学教授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一种人类智能结构的理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一理论在我国广泛的传播,对我国高校改革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多元智能理论的主要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根据智力的发展不同的方向可以划分为七个不同的智力中心,包括语言智力、逻辑智力、视觉智力、身体动觉智力、音乐智力、人际交往智力和自我反省智力,所以我们在对智力开发的时候应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
(二)上述的七种智力是相互联系的,对于智力的发展也有先后,对于这七种智力每一个正常人身上都具备,很多都是由于遗传和生存环境所影响,这些智力在每一个人身上表现程度是不相同的,在对信息的获取的时候一般都是由其中一种智力完成,但是在分析信息的时候其他的智力都要共同参与。
(一)课程模式的多元化
传统的课堂教学比较单一,对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限制。多元智力理论的运用,通过课堂中设置一些不同的智力活动能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实行课堂模式的多元化。每一位学生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特点和方式进行学习,通过多途径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同时也更好的开发学生的智力。
(二)课程设计的个别化
在音乐教学中,运用多元智力理论根据每一位学生身上具备的不同的特点进行教学。由于每个人具备的智力类型不同,在传统教学中“差生”往往表现为语言智力和数理逻辑智力不好,但在其他的智能表现上也就比较出色,也就是说从不同角度出发看待学生,每一位学生都是优秀生,也就不存在智能高低的问题。所以在对课堂设置的时候,要突出个别性和差异性,让每个学生都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
(三)课程实施的情境化
音乐教学主要就是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欣赏能力,人们通过自己对音乐情感的理解充分的认识到音乐的美妙,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具有愉快的心情,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所以在我们进行音乐教学的时候,要设置音乐有关的情景,帮助学生充分发挥音乐智力,更好的学习音乐,同时有效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加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多元智能理论强调“智能的情境性”,注重发挥学习者的主动性,让学生参与到课程的开发和实施中去,使学习者本人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更加有效地学习。
(一)激发孩子们的创造能力
多元智力理论运用到音乐教学中,以学习打击乐器对学生的智力发展进行分析。打击乐器相对来说技术要求比较简单,而且和声也比较单纯,同时参与伴奏的各个声韵都是基于固定的节奏,这样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创造性、灵活性以及团队合作能力,对孩子的全面发展来说十分有利。在我们进行音乐教学的时候,很多学生都不能很好的理解音乐本身的含义,在对音乐进行演唱的时候也就不能带有音乐创作时的情感,很多时候都只是对音乐进行简单的演唱。多元智力理论主要就是充分的强调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智力的差别,对学生进行多元化的教学,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自己去学习,从多方面对学生进行音乐教学,提高学生的音乐学习能力。
(二)课程设置应该符合学生个性化的发展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听音乐的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这是老师就要充分的引导学生运用自己的创造性对一些音乐进行理解,尽量的创造一些有意义的旋律,同时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创造一些合适的律动来表达他们的情感,这种方法也就能够更好的让学生感受到音乐的美妙,对学生的成长也极为有利。运用舞蹈律动来教学也能让学生好动的天性得到释放,让他们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加强学生对音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样的教学也就会让学生爱上音乐,也就提高了学生对音乐学生的浓厚兴趣,也符合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三)评价学生的课程学习,其手段应该实行多元化
在传统的教学中对学生的评价都是通过考试完成,在测试中主要就是对语言智力和逻辑智力的检测。我们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应该实施多元化的评价手段,强调评价的发展性功能,主张与自己过去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进步,也更注重个人体验与成长,引导学生对自己的表现进行“自我反思性”评价。
多元智力理论下的音乐教学不仅使学生成为音乐课的主体,而且大大培养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应当积极改革教学方法,并结合实际创造性地采用多元智力理论,使学生们的智力得到多元化的发展,培养出更多全面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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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界定内涵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此,准确厘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是有效推进相关理论研究和学术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解读的新视角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研究学术界分歧较大,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真正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内涵,未能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实质,从而在源头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科学标准的生成,进而导致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各执一词,造成了差异性较大的研究现状。
进程及其理论成果的源头,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理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各自的内在逻辑关系、结构层次,并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基本前提。近年来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研究逐步深入,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形成诸多观点,可谓见仁见智,争论一直不断,近期尤甚。本文拟从逻辑起点内涵的解读到典型观点的评析,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理性判定三个方面展开,以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合理解读、标准的科学判定及逻辑起点典型观点的评析借鉴,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做出合乎理性的判定。
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内涵,是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基本前提。而要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内涵,就需要首先弄清逻辑起点的内涵。在正确理解逻辑起点内涵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历史进程及内在逻辑关系,才能更正确地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科学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科学合理的判定标准。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解读
逻辑起点内涵的正确解读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一把钥匙,逻辑起点是逻辑学的概念,因此,首先要从逻辑学的角度来阐释。对于逻辑起点的研究成果不多,为能够正确理解把握逻辑起点的内涵,有必要对目前哲学界对逻辑起点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做一简单介绍。
学者冯振广、荣今兴根据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问题的思想,认为逻辑起点的特点有以下几点:其一,起点范畴一定是整个体系得以展开、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根据和基础;其二,起点范畴应该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其三,起点范畴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其四,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其五,起点和终点是辩证统一的;其六,起点范畴与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1]。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的起始范畴,往往以起始概念的形式来表现。它必须具备以下四个要件:其一,有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质之规定;其二,此逻辑起点是构成该理论的研究对象之基本单位;其三,其内涵贯穿于理论发展全过程;其四,其范畴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2]。以上这些对于逻辑起点的概念内涵论述和特点界定,可为我们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提供重要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标准判定
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由此可以看出,按照毛泽东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问题,创造出新的东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形成创新性的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源头判定也同样需要兼顾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其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和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指导而产生的中国革命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这是一个具有双向度的系统性整体过程。因此,还要以系统的视角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起始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肇始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标志基点开始生成的历史现象。而具有这些特征的历史现象(历史时期)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界定,应强调和突出的原则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既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又要兼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始点和理论基点的开始形成。故此,笔者认为,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标准有三个基本方面:标准之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始点(起点范畴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标准之二,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起点(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标准之三,必须开始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构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并且,以这种标准判定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才能更加符合逻辑起点的内涵和马克思中国化的精神实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几种典型观点及评析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拓展和逐步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界定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新的成果不断涌现,笔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现列举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类观点并做简要评析。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起点说及评析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王国敏教授等,王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内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思维反映,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范畴内的问题。具体来讲,它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这一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渊源性追寻,其理论源头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蕴含的民族化思想。”[5]此外,王国敏教授在深刻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内涵的基础上,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分解为逻辑起点、理论起点、实践起点、历史起点、理论创新起点等五个起点,并对这些起点逐一展开论述并进行判定。
笔者认为这样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可以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问题,更有助于全面深层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也存在相应的问题:问题一,很难体现逻辑起点要求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思想;问题二,如果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成立,那么,这个逻辑起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苏俄化(马克思主义朝鲜化、古巴化、越南化等)。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判定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值得商榷。
(二)过程起点说及评析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从党的二大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一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点,处于这一过程中的这些“点”连贯起来,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张俊、沈艳荣等专家学者[6]。把从党的二大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关键节点连贯起来作为逻辑起点,能够清晰凸显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历史脉络,但仅仅符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开始形成的标准,根本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和实践的起始点,况且也太宽泛。因此,把从党的二大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关键节点连贯起来作为逻辑起点不准确。
(三)起点动态转化说及评析
学者张允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逻辑出发点,转变为以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需要作为逻辑出发点,再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作为一个统一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进一步探索的逻辑出发点,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问题。”[7]可以说动态转化是这种逻辑起点判定的特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随着具体国情和发展需要而改变的。此观点合理之处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和终点辩证统一的特点,但却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起始性和一贯性。
(四)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的历史现象起点说及评析
持此观点的徐光寿教授认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的伟大实践,以及1928-1930年间以《反对本本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的发表和重大理论的阐述,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重大历史现象,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直接成果则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而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8]笔者很赞同徐教授对马克思主义起点界定的思维角度,但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界定为井冈山时期系列历史现象则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按照这样一个起点,很难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原始的肇始点。
(五)单个历史事件起点说及评析
者是从单个历史现象作为起点的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尽管在逻辑思维角度和出发点是类似的,但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判定结果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性。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说有:第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如果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9]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开始传入中国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持此种观点的何一成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传入中国时就开始了,尽管那时并不是真正自觉地‘中国化’,而且理解和表述都不完全标准、科学。”[10]
叶险明教授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11]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李大钊,认为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提出,要把理论和中国的国情结合,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赵付科、李安增[12],李彦林、王素莉[13]等。第四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持这种观点的有梅荣政[14]、涂小雨[15]等学者。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中共二大,持这种观点的有马乙玉[16]等学者。第六种观点认为1920年前后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17]。此外,还有秋收起义说,井冈山时期说,《反对本本主义》说,遵义会议说,六届六中全会说等等。这类把单个历史现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观点,是学术界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主流观点,虽然各自都有合理之处,但是如果用马克思主义逻辑起点科学内涵、判定标准考量,感觉都有点厚此薄彼,缺乏全面性。
的理论知识(本文主要借鉴逻辑学逻辑起点内涵界定),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理论实质,做出合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笔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三个特点解读的基础上,借鉴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阐释,得出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三个标准:标准之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始点;标准之二,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起点;标准之三,必须开始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这三个标准既兼顾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同时又综合了哲学逻辑起点概念内涵的三个核心特点,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精神实质。因此,笔者认为以这三个判定标准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比较理性的。
用标准之一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的肇始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也应该以此为原始起点。同时,既然是理论起点,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且已经发生适应中国具体国情的理论变化,就像有的学者所说要“化”出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之一必然是创新的思想理论,这个思想理论必须是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的思想,必须是贯穿于马克思中国化的历程的始终的思想。而符合这一要求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始阶段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时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的思想火花,而明确提出这一思想的是李大钊。他于1919年8月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提出“一个
用标准之二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的革命实践的起始点。按照这个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纷纷建立,因为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目有两方面实践内容: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为共产党正式的成立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从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开始,就正式开始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不断地致力于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推进,更加突出的是其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革命实践的发端。自此以后,革命实践过程虽然历经曲折,但从总体趋势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实践是在逐步走向成功和胜利的,并最终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绩。
用标准之三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最先开始形成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点的历史事件――中共二大。学者汤兆云认为:“既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那么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阐述作为判别标准是比较科学的。根据毛泽东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判别标准有两个: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二是开始‘创造些新的东西’。照此标准,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肇始: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如厘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党的最低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等,也形成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东西”,包括指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与动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地位及作用、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奋斗路径和目标等[20]。笔者认为这些“新的东西”正是毛泽东思想基点形成的开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由此开始萌发。
综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三个判定标准,结合对典型观点的评析,可以判定党的成立时期――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开始传播到中共二大,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分析,还是从两者的相互交织和结合的角度,以及参考逻辑起点的三个特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既不应该简单从理论上判定,也不应该单纯从实践层面判定;既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简单化,也不应该使之过于复杂化。而应该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逻辑和历史的结合,从系统整体的角度进行把握,方能理性、科学、合理。
而能够做到最先开始融理论和实践于一体,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真正结合起来,体现逻辑与历史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历史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众所周知,党的正式成立是由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党的二大的系列紧密联系的历史现象(既包括理论也包括实践)所承载。因此,笔者同样认为能够承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这一重大理论、历史和实践问题的,也应该是党的成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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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也尚未完全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人民大众的教育需求。中小学校作为承担基础教育任务的主体,其办学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而中小学校的办学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校长的能力和素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胜任力理论下的中小学校长素质结构研究初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中小学校长素质是中小学校长成功履行校长职责所必需的能力,本文在文献回顾、问卷调查、文本分析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胜任力模型构建出优秀中小学校长应该具备的素质,包括政治能力,领导典范,人际交往需求,情绪管理,岗位知识,教学领导能力,概念思考,组织能力,边界管理意识,责任心,合作精神十二个方面。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小学校长素质结构。
关键词: 中小学校长 胜任力模型 素质结构
胜任力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传入中国,最初主要是在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内研究和应用。自2000年以后,我国教育专家对教师、校长和大学辅导员等特定人群的胜任力特征研究。
1973 年,麦克利兰在他的《测量胜任力而非智力》文章中首次提出胜任力概念。他强调影响工作绩效的个人条件和行为特征能为提高组织效率和促进个人事业成功做出实质性的贡献。这种直接影响工作绩效的个人条件和潜在的行为特征称为胜任力。①目前,对于胜任力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提出了不同的说法。总的来看,胜任力的含义包括四个方面:胜任力强调工作情境中个人的知识、技能、社会角色、自我概念、特质、动机、价值等特征;胜任力与个人工作绩效密切相关;胜任力与个人能力水平和行为表现相联系:胜任力能区分个人的优秀表现和一般表现。综上所述,胜任力的概念更强调了工作背景和绩效,强调了个人的自我概念和特征等心理特征因素,而且能够直接区分出卓越和一般工作者。笔者认为胜任力就是指一个人的能力素质。素质又叫胜任特征,是指能将某一工作中成就卓越与成就一般的人区别开来的深层特征。
2.1 国外研究状况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将胜任力理论研究引入教育领域。到70年代末,美国中学校长协会成立了校长胜任力特征指标体系,并用它来指导校长选拔和管理工作。之后,胜任力理论研究传到了英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校长胜任力特征就成为英、美等发达国家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美国研究中小学校长胜任力特征有,分析各种复杂问题、判断、组织、决断、领导、承受压力的能力, 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及时了解他人各种需要和所关切的问题、广泛的兴趣、注意自我修养、具有较成熟的教育思想,易于接受新思想、新观点。②澳大利亚校长中心认为校长作为其领导能力包括教育领导力、监督、绩效评估、个人意识、沟通、压力管理、个人管理、培养他人、影响力、冲突管理、团队建设、清晰的系统思维、战略思考和规划、建立组织文化、资源管理、项目管理、全球视角、领导视角、环境和行业观点、公共关系等。③
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以往的校长素质研究侧重于整理西方学者研究的现有资料或者进行相关理念探讨,关注不同主体对校长的“应然素质”的理念探讨,而对其“实然素质”研究甚少。随着胜任力理论的出现,标志着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进入了一个以能力为研究基础的时代,给国内学者研究校长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
要想为提升中小学校长素质给出自己的策略,那么首先要了解作为一个中小学校长应具备哪些素质。
这个模型总体上包括两层次:水上冰山部分(知识和技能),这是对胜任者素质的基本要求,相当于是职位的硬件素质,但它不能把优秀者和一般者区分别开来;水下冰山部分包括社会角色、自我概念、特质和动机等的胜任力,可统称为鉴别性胜任力,是区分绩效优异者与绩效一般者的关键因素,是岗位职务要求的软性素质,而且是潜在的、持久的个人特征,带有明显的个体差异。
中小学校长要变为优秀的领导者,这些胜任力将为校长实践增添价值。本文在文献回顾,模型建构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
4.1 战略管理的胜任力
作为战略性领导者,需要各种有效技能和知识来改善组织结构,改组管理链条。中小学校长需要处理各式各样的问题,花费大量时间在各职能领域,如教学管理、教务、学生工作、对外事务,而不仅仅限于常规的行政管理活动。校长需要全面的技能知识,尤其是要清晰地了解本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未来学生入学准确的预测,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
4.2 变革管理胜任力
中小学校长对内应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对外应该是一个出色的社交家,他应该对学校和紧密与学校紧密相连的社会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这就要求他将自己看作值得信赖的领导者,使他人接受领导的目标、任务、计划和政策,以身作则,最终使学校各个职能部门的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4.3 人际关系胜任力
中小学校长应采取不同方法与老师迅速实现交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招聘和保留专业知识的优秀老师显得更加重要,很多学校应该优秀老师的跳槽而担心影响学校的生源。鉴于此,中小学校长应该是知识管理的拥护者,进而要求校长做到:
(1)对教学实践有充分的了解,并能够指导和帮助本校教师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高策略;
(2)掌握有效的行政管理知识和技能,善于调动行政人员和一线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3)努力在学校内营造出一种团结互助的和谐氛围.使得教师间形成相互学习的良性关系。中小学校长的工作中包含较多的情绪劳动,要求其具有较高的情绪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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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环境变化和协作求解,智能主体(agent)必须利用知识修改内部状态,即心智状态(mental state)。主体的心智状态为主体如何行动提供了一种解释,也就是说主体的行动是由主体的心智状态驱动的,如认知、情感、意向等。逻辑是描述主体心智状态的重要工具。1990年,Moore使用形式逻辑对主体进行了建模,并主要研究了主体拥有的知识与实现的动作之间的关系;随后Cohen等人系统地研究了信念、目标、持续目标、意图和理性的逻辑表达和演算问题,他们的工作基于线性时态逻辑,在语义上则以Kripke可能世界语义学为基础,并给出了BDI形式模型;其后,Rao等人提出了理想agent的BDI模型,使用了三个基本的模态算符:信念(belief)、愿望(desire)和意图(intention)建立了主体的BDI模型;Jiao等人针对主体是在进程级运行的程序,运用π演算描述了主体的理性和行为意图,利用π演算这种刻画通信系统的进程演算表示出主体间的交互;胡山立等人在真假子集语义基础上通过对模型的代数结构施加一定的约束,开发了双子集语义改进模型,避免了基于正规模态逻辑表示的逻辑全知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副作用等问题。此外,Konolige等人也做了相关值得肯定的工作,遍及BDI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多个领域职称论文。
尽管BDI或类BDI模型已成为研究智能主体理论模型的主要工具,但这些模型仍普遍存在下述的一些问题:
a)主体理论模型中普遍存在逻辑全知(logic omniscience)。
b)重视主体间知识交互,而轻视主体内部知识或状态。
c)由经典模态逻辑或二值逻辑引起的理论模型对真实世界的刻画粗精度。
基于此,本文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将研究工作聚焦于智能主体的信念,针对其作出了相关逻辑模型。考虑到对于愿望和意图,不同的应用和应用观对其有不同的看法和定义,因此本文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只着重刻画了认知和决策的关键,即信念。
在BSoET系统中,主体k形成的信念可由Bel(k)=?□•□φ表达,其不仅考虑了主体之间的他省,还考虑了参与认知主体的自省,体现了只有当他省和自省都为“必然”时,知识才能成为信念的观点——主体k拥有信念φ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当前状态下与外界主体的通过交互获得知识,更要考虑其历史?数据。
基于BSoET系统,易得在群体认知中的群体信念“Eφ” (everyone has the belief φ)与公共信念“Cφ” (it is common belief that φ),对于n个智能体,其定义如下:
Eφ=Bel(1)∧…∧Bel(n)=□•?1□?1φ∧…∧□•?n□?nφ;
Cφ=φ∧Eφ∧EEφ∧…= ∧i≥0E?i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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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即台湾海峡两岸,简称两岸,也有人以此指代整个中国。此一称谓系一个源于地域概念的政治名词,指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有时也指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因为这个名称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认定的较为敏感的政治称谓或对岸的政治地位,所以常常被用作政治概念来指代台湾海峡两边的台湾当局政府(“中华民国”)与中央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两岸对话”的逻辑结构及策略重整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两岸对话”的逻辑结构及策略重整全文如下:
“两岸对话”在我国不仅是个政治概念,而且是包含两岸因同根同源所带来的亲缘关系、民族观念认同、经济贸易往来、文化学术交流等因素在内的宽泛概念。它既是经济、政治问题,又是文化问题,甚至还是一个国际问题。简言之,所谓“两岸对话”是自1949年以来,针对两岸分裂的现实,海内外各界人士为促成两岸关系缓和,围绕中国统一大业所进行的各种交流与磋商活动。两岸对话的进行,必然要依据一定的媒介,那么,两岸对话的媒介是由哪些因素构成?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弄清这些理论问题,对于我们今后更加有效地开展两岸对话,尽快促成两岸统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针对当今两岸对话的现状,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多维结构,把两岸对话的媒介分成核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三个层次以及八个主要因素来描述,并具体剖析各个媒介因素的地位、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
(一)作为两岸对话因素中最稳定成分——核心层:同种血缘的固定性与民族心理共振
两岸的血缘关系渊源于两岸的地缘关系。根据地质学家们的研究表明,远在两亿多年前,台湾就因造山运动的作用,由海底褶曲隆起而成为一个海岛。后来,台湾一直在不停地变化,有时成为海岛,像现在的情形一样,和大陆分开;有时却是与大陆相联着,即台湾海峡的水全部退出去,海峡露出水面。地质学家们通过科学的推断证明,约在一百万年前,台湾和大陆的确是相连的。这就是说,台湾、澎湖与大陆曾经连成一片,台湾本来就是大陆的一部分。甚至有科学家预测,到地球上的第五次冰期来临,极地冰原扩大,海水量减少时,台湾和大陆就又会联系在一起。[1]正是由于两岸地缘关系上的切近性,才使得两岸早期的人种迁移成为可能,并直接导大致两岸人种的近似性的结果,以至延续至今。
两岸对话诸因素中最稳定的成分,即两岸因同种同源所带来的同种血缘的固定性,及两岸由相同历史渊源所导致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倾向。血缘关系是通过基因遗传作用代代相传,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这一点可以从台湾的人口构成中看出来。据90年代的统计,台湾共有人口约2100万,汉族占98.3%,其中大陆籍有400万。[2]从血统上看,他们都是大陆汉族血统。连横著《台湾通史》曰:“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一语点出了台湾与大陆在血缘上的密切联系。据史书记载,在荷兰、西班牙窃据台湾之前,汉人已经在台湾从事渔业、土产品交易,相当活跃。据荷兰东印度总督的报告,当时台湾的汉族人为一万至一万一千人,到荷据末年已经达到二万五千壮丁。大陆汉族大规模地向台湾移民开始于明末清初。[3]
共同民族心理则是一个人出生后,受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影响,逐渐形成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特有的向心力和心理共振,它往往在人的潜意识里发生作用。正如台湾亲民党领袖林洋港所说:“除了百分之二台湾原住民外,其他都是汉族,论起血缘、文化、语言、宗教信仰,都是一样同源同根。不同的只是来台时间的早晚而已。”[4]民族血缘联系和共同心理倾向两个因素处于两岸对话的内层,我们把它称为两岸对话的核心层因素。
(二)作为两岸对话因素中的既成事实——中间层:历史法定事实与传统文化联结
历史是一连串自古以来由于地理位置、人文环境而塑造出来的事实,历史是人类无法摆脱的过去,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得以延续的根基。正如南民所说:“台湾无论如何,终究是个必须和中国栓联在一起的问题。”[5]两岸对话的中间媒介则是由于历史已经形成的既成法定事实。依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230年,当时的吴王就亲自派卫温到达台湾,开始经营台湾事务。在元代还专门设立了澎湖巡检司,开始管理台湾。到了清朝,1685年设立台湾府,1885年正式设立台湾行省。可见台湾与大陆的联系随着历史的演进而越来越密切,其战略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尽管台湾被日本霸占50年,但1945年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中都曾明确规定台湾属于中国领土,这些法定事实在客观上把大陆和台岛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证实两岸有着共同的历史。
按照台湾学者的说法,台湾的文明史总计300年,即南方荒岛之先史时代;颜(思齐)郑(成功)开拓时代;荷(荷兰)西(西班牙)窃据时代:[西班牙占领台湾16年(1626—1642年),荷兰占领台湾38年(1624—1661年)];明郑统治时代,历时22年(1661—1683年);满清统治时代,凡212年(1683—1895年);日本殖民地时代(1895—1945);台湾光复时代57年(1945年至今)。[6]由台湾自1626年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台湾虽然曾经历多个异族的统治,但其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中国人在统治(占67%),而荷兰、西班牙、日本的统治时间在台湾历史上所占的时间还是很短的(只占33%),因为满清、明郑、台湾光复的时间里,尽管台湾被不同的民族统治,却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即中国人在治理台湾。
文化是与历史相伴相随的,历史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文化的积淀过程。两岸传统文化的通融之处更是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质,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宗法伦理观念,以道德与政治一元论为基础的德治主义,建立在“家国共构”基础上的家与国的观念,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与中和思想,法古思想和恒久意识,建立在家长制基础之上的大众政治文化等等,这“种种传统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前两岸的政治文化之中”,[7]并且这表现为两岸民众共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共同的文化审美对象等。这种文化的通融是两岸得以进行对话的重要媒介。历史事实和文化纽结是比较稳定的因素,在两岸对话诸因素中处于中间层。
(三)作为两岸对话的现实表象——外围层:经贸、政治、文化交流与探亲
作为两岸对话的外在表现形式,经贸、政治、文化交流与探亲活动是最为活跃也是最为普遍的因素。可以说,两岸对话的外在形式既是两岸对话的主要方式,又是两岸对话的主要目标。之所以要进行两岸对话,其目的正是为了实现两岸的经贸繁荣、政治和谐、文化交融和探亲自由;反过来,经贸、政治、文化、探亲等活动的深度发展又可有效地推动两岸交流深入开展。但是,经贸、政治和文化交流也是容易变化的因素,他们可能因某些情况的变化而中断,因而具有不稳定性。如两岸在敌对状态时,相互间的经贸往来就几乎中断。外围层诸因素还受着国际势力的制约,有时国际势力起推动两岸对话的作用,有时又起阻碍对话的作用,这也是致使外围层诸因素具有不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决定政治”,两岸的经贸交流对发展两岸政治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统计,1978—1999年底,到大陆从事探亲、旅游、交流的台胞有1600万人次;两岸间接贸易额超过1600亿美元,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协议资金额以及实际到位金额分别超过了440亿美元和240亿美元。[8]另外,大陆一直是台湾获得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地,如1994到1996年的三年中,台湾分别从大陆获得118.4、116.86、113.8亿美元的巨额顺差。[9]
在两岸交流的上述三个层次中,核心层处于最稳定的地位,中间层处于相对稳定的地位,而外围层则处于相对不稳定的地位。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核心层、中间层因素越稳定,越能为两岸外围层交流创造良好的条件;反之,如果核心层、中间层因素趋于弱化,则势必会给外围层交流带来危机。另一方面外围层交流越发达越深入,就越能稳固核心层和中间层诸因素的地位;反之,外围层交流越欠缺越肤浅,时间一长,就势必会影响到核心层、中间层的稳定性。这就是两岸对话各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基本规律。
从1949年至今,海峡两岸已有50多年处于分裂状态中,当前两岸对话的现状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了可观的进展,但也出现不少令人忧心的问题,我们可以依据上述两岸对话的逻辑结构来解读当前两岸对话的现状:
(一)从核心层、中间层来说:台独势力竭力“模糊”或“淡化”核心层对话,阻挠中间层对话
李登辉当政以来,台湾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力主统一并主政的国民党日渐衰微,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输给“民进党”。由于民进党1986年以前是一个主张“台独”的非法政党,且当政后仍然没有放弃“台独”主张,所以,当前的两岸对话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两岸对话原来固有的核心层、中间层对话模式现在受到严峻挑战:岛内的分裂势力正掀起一股“文化台独”的暗流,给两岸对话蒙上一层浓重阴影。所谓文化台独,就是分裂势力企图割断台湾与祖国的文化联系,进而改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影响台湾民众对统一、独立的选择心态。其表现形式有:“企图从历史的角度否定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地位。为此他们重新解释台湾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虚构出一种独立的‘台湾文化’”。
“为了减少中国历史、文化对台湾民众的影响,岛内分裂势力还企图通过修改考试科目的方式降低祖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他们甚至企图在文化上制造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差异与区分,企图造成“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假象。[10]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文化台独”削弱岛内民众文化认同,必然会影响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对统一、独立进行选择时的心态。此外,在台湾民众中也存在一些因与大陆多年隔膜而产生的认识误区。据多年来的民意调查,台湾有很大一部分人主张两岸“维持现状”,这一普遍心理也给祖国统一带来不利影响。张广敏先生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国家意识迷失,价值观念变异,自我感觉良好,倚美心理严重。[11]可见,台湾民众对两岸对话的心态也是很复杂的。
(二)从外围层来说,两岸外围层对话空前活跃,但也有不少矛盾
从外围层来说,两岸对话的进行非常活跃。两岸的经济贸易、政治对话、学术交流以及探亲活动等蓬勃发展。台湾的林洋港指出,“从经济方面来讲,台湾现在对大陆市场的依存度一年比一年提高,目前岛内对大陆有二百亿美元的国际贸易顺差,而在大陆以外,包括美、日其他国家却是一百亿美元左右的逆差,……没有对大陆的顺差,那我们的国际贸易收支就赤字了。所以,我们对大陆的依存度是很高的。”[12]2001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台湾官方也给予“乐观其成”的态度,台湾民间更是直接支持大陆举办奥运会。大陆也公开表示,如果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可以考虑两岸合办部分奥运项目。[10]种种迹象表明,在冷战结束后,两岸对话大有越来越活跃的趋势,这一历史的趋势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可以预见,中国加入WTO之后,两岸的经济、文化、人员往来将更加活跃。
但我们也看得出,两岸关系微妙且有潜在危机。90年代后期,双方似乎处于一种暗潮汹涌的宁静,不时有小事件发生。从1995年李登辉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后,两岸关系骤然遇冷,陈水扁主政又加剧了两岸关系的恶化,再加上美国时不时想拿台湾问题做文章,两岸关系一直处于扑朔迷离之状。
两岸对话的现状很复杂,无论是核心层、中间层对话,还是外围层对话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对以往两岸对话的政策做一些重新调整。
首先,高扬传统文化旗帜,以外围层对话“拉动”核心层、中间层对话。当前要以举办奥运会和加入WTO为契机,继续扩大两岸外围层对话,以外围层对话“拉动”核心层、中间层对话。针对台湾当局在台湾民众中“淡化”、“弱化”或者“虚化”祖国传统文化的现象,我们除了公开予以揭露外,还要大力宣传祖国传统文化,和以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优秀的近代文化,让台湾同胞牢记祖国的历史,弘扬近代以来革命志士为争取国家民主、祖国统一而前赴后继的优秀历史传统。只有在心理上有了理性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才会在行动上支持祖国统一。祖国大陆一定要高扬传统文化旗帜,以外围层对话为契机,努力推动两岸的核心层、中间层对话的持续进行。
其次,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统一中国。我们以往习惯用“一国两制”来讨论台湾问题,但实际上,由于台湾当局的误导,导致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不仅不甚了解,反而曲解甚至感到“一国两制”是个恐惧的东西。在新时期里加强两岸对话,我们要有新的提法。对此,李家泉先生提出了“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来统一中国”的口号,这个更加明确具体的提法值得提倡。他认为:“有‘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体现在《香港基本法》中,有‘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体现在《澳门基本法》中,未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也必然体现在两岸共同制定的《台湾基本法》中。”其原则是: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平统一中国,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两岸各界人士意见;不是中央对地方,而是两岸代表的平等协商。公开提出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是更尊重台湾的现实,更能推动两岸对话的有力工具,是对一国两制理论的重大发展。因此,认真宣传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是当前推进两岸对话发展切用的策略.
[1][3]陈三井.国民革命与台湾[M].台北: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0,4.
[2]刘家荣.两岸交流中的政治文化问题[J],台湾研究集刊,1993,(2).
[4][12]林洋港.我为什么主张统一[J].统一论坛,2001,(5).
[5]南民.国民党无望论[M].台北:台湾文艺出版社,1987,124.
[6]高贤治.台湾三百年史[M].台北:台湾众文图书公司,1978,5.
[7]台湾民众对统一的心态[J].台湾研究集刊,1994,(4).
[8]李家泉.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J].统一论坛,2000,(1)
[9]李建敏.加入WTO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J].海峡两岸,2001,(10)
[10]刘必松.文化台独及其危害[J].台声,2001,(4)
[11]张光敏.“维持现状”的心理分析[J].统一论坛,2000,(5)
[13][14]李家泉.北京主办奥运与两岸关系[J].论一个中国的“台湾模式”[J].统一论坛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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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都提出了拜物教的问题,但内容相对零碎,缺乏比较深入的分析。19世纪60年代之后,在《资本论》这部宏篇巨著中,马克思完成了对拜物教思想的体系性建构,他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揭示,说明了拜物教理论包含了三个不断递进的逻辑层次。
无论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哲学的角度,拜物教问题始终是马克思理论中的难点和重点。全面、系统、准确地解读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有助于弥合哲学、经济学等学科在马克思理论研究方面的巨大差异,实现不同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的相互融通,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把握。但是,与拜物教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重要性相比,目前学界关于拜物教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存在着重视程度不足、理论阐释片面、研究力度不够等弊端,也缺少有关拜物教思想对现实社会消极影响的深入分析。本文梳理了《资本论》中拜物教理论的逻辑脉络,结合拜物教观念的危害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变化,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消除拜物教问题的根本路径。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章,马克思以专门的一节探讨商品的拜物教问题。他首先指出,商品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但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商品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①马克思以桌子为例说明这种“微妙”和“怪诞”:用木头做成桌子以后,即使木头的原有形状被改变了,人们仍然可以通过桌子感受到木头的存在,但是,这个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它就会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
那么,为什么当桌子作为普通的物品由人来支配和使用时,物与人的关系简单而明确,而一旦成为商品,就会产生神秘性,出现物支配人进而导致人对物的顶礼膜拜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需要结合商品经济的背景,分别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相比于桌子的数量和质量而言,其价格、市场销售情况以及货款的回流速度等将决定生产者的生产活动能否持续进行、生产规模能否不断扩大、在市场竞争中能否占据主动地位以及他的个人和家庭生活能否不断得以改善等一系列具体事项。因此,对商品生产者来说,桌子能否顺利和及时地卖出去并实现其价值和剩余价值是至关重要的。商品生产者清楚地意识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向价值形态的转化过程中,虽然商品一心一意地爱着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商品生产者的销售行为,商品形式向货币形式的转化,是商品的惊险一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②因为一旦商品被放入到流通这个炼金炉没有炼出货币,也就是说没有被卖出去,那么,这些商品就形同废品,而这将是对商品生产者的致命打击。
再者,与生产者追求商品价值的目标不同,消费者看重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因此,能否占有和使用商品的使用价值、占有和消费使用价值的种类和数量的多少以及质量的好坏等,不仅是保证消费者基本生存的决定因素,而且还是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对幸福观的理解和对社会的满意程度。需要强调的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同时也要扮演消费者的角色,因为他们在从事生产活动的过程中,既要进行必要的生活消费,也要进行生产性消费,以保证机器设备和材料物资等生产资料的补充和更新。否则,生产者的生产活动将难以为继。因此,综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上述诉求,人们不难发现,以桌子为代表的所有商品本来是人手的制造物,但它们在现实社会中却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导演着人间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这种物支配人的反常现象驱使着人们不得不对物产生崇拜之意,马克思将其与宗教相类比: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别从质与量的角度探究商品范畴后,分析了商品的存在形式即价值形式,进而揭示货币的起源与本质。马克思指出,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后,货币固定地发挥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贬低了人们长期崇拜的其他物品,而一跃成为人类社会唯一的神灵。人们出于对货币的崇拜和追求,开始接受货币的奴役,商品拜物教发展成为货币拜物教。而且,相对于比较容易看得懂的商品拜物教而言,货币拜物教的谜一样的性质更加令人迷惑,更加明显和耀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货币拜物教观念产生的主要途径。
第一,货币崇拜物教的出现与商品的流通过程有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对其占有者来说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对非占有者来说则有使用价值。双方为了实现各自的诉求,必须让商品“全面转手”,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成为商品经济的常态,“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由此可见,货币范畴不仅消灭了商品一切质的差别,也消灭了所有其他的差别,货币在人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取得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扰乱了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导致人们对其崇拜有加,“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③
第二,货币拜物教的产生与金属的重量名称背离货币名称有关。马克思指出,磅、盎司、英担等原本是金、银、铜的重量名称,当货币产生的初期,金、银、铜等金属货币重量标准的名称,与货币标准或价格标准的名称相等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归纳了金属货币名称与重量名称逐步分离的原因:第一,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外国货币的大量流入与使用。如金币和银币最初作为外国货币在罗马流通,其货币名称与当地的重量名称不相符,但人们出于交换的需要,逐渐接受了外来的货币名称,而忽略了其与重量名称不一致的事实。第二,货币产生后,多种使用价值曾经执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货币材料经历了贵金属代替贱金属、价值较大的贵金属取代价值较低的贵金属的不同阶段,导致原有物品的货币名称沿袭下来,却逐步与其重量名称相脱离。如“镑”实际上是真正一磅重的银的货币名称,当金成功地排挤掉银成为价值尺度时,“磅”这一重量名称就依照二者的价值比例确定,于是,作为货币名称的“镑”与重量名称的“磅”有了区别。第三,君主不断伪造货币,导致铸币原来的重量实际上只剩下一个称呼。因此,马克思认为,当货币名称与重量名称的分离成为习惯后,“在镑、塔勒、法郎、杜卡特等货币名称上,价值关系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货币变得更加神秘。
第三,货币拜物教的产生与货币本身有关。马克思指出,在简单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中,即简单商品交换中,一种物品作为另一种物品的价值表现形式,好像是前者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而不是因为前者有使用价值,这种现象已经为即将产生的“货币主义的幻觉”埋下了伏笔。随着货币的出现,商品可以作为同质的东西互相通约,货币消灭了不同商品的全部区别,“在货币形式上,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完全一样”,看不出货币究竟是由哪种商品转化来的,也看不出来它是如何落入货币所有者手中的,货币的“假象就完全形成了。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④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强调,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已经指出了其中的神秘性质,即“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都有这种颠倒。”马克思认为,商品和货币的神秘性质或这种颠倒的现实,产生了商品和货币的拜物教。当货币一旦转化为资本,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进一步发展为资本拜物教,相比于商品和货币的拜物教,资本的拜物教更加严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构成其占统治地位的范畴,构成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那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马克思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将拜物教理论推至顶峰。
“三位一体”公式与资本的拜物教密不可分。马克思认为,如果单纯考察直接的生产过程,只是把资本作为剩余劳动的吸取者,资本并不神秘,也不值得人们去顶礼膜拜。但是,“随着相对剩余价值在真正的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发展,——与此同时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也发展了,——这些生产力以及劳动在直接劳动过程中的社会联系,都好像由劳动转移到资本身上了。”⑤也就是说,按照三位一体公式中“资本—利润”的说法,利润的产生与劳动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与资本相关,这时“资本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
资本的流通更加剧了资本的拜物教观念。马克思认为,虽然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产生于生产过程,却需要通过流通过程得以实现,而商品价值超过其成本价格的余额能否实现以及实现到什么程度,必须要取决于市场的状况,“因此这个余额更容易造成一种假象,好像它来自流通过程。”另外,资本的流通速度也影响剩余价值的实现。马克思认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劳动时间越短,资本的流通速度越快,剩余价值的实现情况就越好。同样,如果资本停留在购买阶段和销售环节的时间越短,资本的流通速度也将会加快。这就造成后者好像和“劳动本身一样是一个积极的原因,好像它会带来一个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的、不以劳动为转移的规定。”这必然会产生如下假象,即“生产上预付的价值的收回,特别是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似乎不是单纯在流通中实现,而是从流通中产生出来的”,流通过程介入到资本的运动中,加深了资本的拜物教观念。
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使资本拜物教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如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表现为总资本的增加额而与工人的剩余劳动无关;又如,利润率的变动不完全与剩余价值率正相关,当剩余价值率不变时,资本总额的增减可以决定利润率的高低和利润量的大小;再如,在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范畴上,资本家只根据出资额的多少获得利润,这部分利润与本部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经常不相等。另外,利润被分割成企业主收入和利息两部分,前者表现为资本家本身的劳动所得而与剥削雇佣工人的劳动无关,后者则既表现为“和工人的雇佣劳动无关,也和资本家自己的劳动无关,而是来自作为其本身的独立源泉的资本。”也就是说,在生息资本G—G'的形式上,由于略去了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中介环节,资本的运动被简化,货币无论是以借款的形式存在还是作为生产过程中的再投资,都像生了相思病一样,不管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呆在家里还是走在路上,利息都会自动地生长出来,货币单纯地表现为一种能够自行增殖的价值,于是,资本“起源的任何痕迹”被完全遮蔽,“剩余价值的真正性质越来越隐蔽,从而也使资本的实际的驱动机构越来越隐蔽”,“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⑥资本拜物教的观念达到顶峰。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思路,在拜物教思想的驱使下,商品经济社会必然产生两种主要后果:一方面是节俭吝啬成风。马克思在分析货币拜物教理论时指出,由于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能够换取任何商品,再加上货币的数量有限,“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大量积累金银货币或者直接占有金银制品,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个体享受为代价,于是“勤劳、节俭、吝啬就成了他的主要美德”,人们从节俭主义的目的出发选择货币积累和商品积累,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危害如下:第一,货币停止流通不仅不能增加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即将积累的货币数量可能增加,但是,货币的实际价值却不可避免地会减少;第二,从货币贮藏的意义上进行商品积累,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相背离,是十足的愚蠢行为,而且“大量商品的积累是流通停滞或生产过剩的结果。”另一方面,受拜物教思想观念的影响,资本家的禁欲主义本能必然会走向其对立面即挥霍浪费。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积累与货币积累不等于资本积累,只有让货币与商品不断地进出流通过程,不断增大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即通过资本积累才能切实增加货币和商品形式的财富,从而达到“对社会财富世界的征服”。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资本家的挥霍性消费功不可没。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享乐世界,而且还开辟了更多的致富源泉,此时资本家奢侈的生活、挥霍性的消费等炫富行为成为他们提升信用水平、获得信贷资金、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害另一方。”⑦
此外,在分析拜物教思想的现实危害时,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吝啬节俭抑或是铺张浪费,二者必然依赖于贪婪的掠夺,也就是说,无论资本家从节俭吝啬的目标出发贮藏商品和货币,抑或从挥霍的角度扩大其信用程度,最终都要依靠资本家阶级对普通劳动者、弱小的群体、相对落后的国家以及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残酷剥夺来实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地租等相关内容的论述,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和残酷掠夺的事实,所以他特别强调“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换言之,资本主义剥削也是拜物教思想观念的一个现实危害。
综上,既然拜物教思想与商品生产密切相关,其对社会的危害性后果无法自行消除,因此,设计可行的方案来摆脱物支配人、人无限追求物和盲目崇拜物的异化现象,成为必然的逻辑。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均提出拜物教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但相对来说,第一卷中“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在逻辑上更加完整。在第一章第四节,马克思描述了商品拜物教现象并揭示了其根源以后,断定如果人们有机会选择以下几种生产形式,“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马克思认为,鲁滨逊在孤岛上创造财富的劳动、中世纪农民的徭役劳动以及现代社会农村的家长制生产等三种生产方式,没有商品生产和价值范畴,人们从事的是产品生产,关注的是使用价值,不存在商品拜物教观念。但是,上述生产方式却不能成为摆脱商品拜物教观念的现实选择,因为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思路,鲁滨逊式的生产和中世纪农民的劳动,作为相对低级的生产方式和曾经的历史发展阶段,如果再次重演就意味着历史的倒退,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而农村的家长制生产虽然在现代社会中还有遗存,但因为无法构成人们全部生产生活的常态,也不能成为逃避拜物教观念的理想之选。于是,人们唯一能够认可并将为之奋斗的就是“自由人联合体”,即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使用”的一种社会形态。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⑧才能揭开笼罩在整个商品世界的神秘纱幕,才能彻底抛弃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观念。马克思同时也指出,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未来社会的生产形式,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的条件下,需要人们长期艰苦努力才能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未来社会的首次论述。笔者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建立在拜物教理论的基础上,是拜物教理论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范畴开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批判,而没有选择资本、剩余价值等能够具有资本主义典型特征的概念,反映了他的研究思路,即以分析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以及价值量的规定性等内容为前提,说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并以货币理论为基础揭示资本的本质特征和剩余价值剥削的秘密。选择商品为研究起点是马克思对历史与逻辑研究方法的运用。同样的道理,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也遵循着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这一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马克思剖析了拜物教思想的表现形式、产生途径、社会危害和现实影响,揭示了拜物教思想的社会制度根源,从逻辑演化的角度围绕着如何消除拜物教现象,在《资本论》中首次提出了未来社会的设计理念,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
时至今日,被商品大潮席卷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拜物教观念仍然在发挥作用,物支配人以及人对物盲目崇拜的现象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反而愈演愈烈。值得强调的是,拜物教思想对现实中国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尤其显著,其发生作用的形式出现了新变化,严重制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顺利推进。如以推崇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著称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到处宣扬市场无所不在、无限美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⑨的市场拜物教观点,把政府的作用贬得一无是处,不仅违背基本的经济学常识,而且否定了资本主义起源尤其是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真相。以市场拜物教为典型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遗害无穷:前苏联东欧“休克疗法”引起的国家分裂、民族冲突、经济震荡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结果,拉丁美洲国家长期经济低迷、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新自由主义改革难脱干系,甚至由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也与新自由主义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如,近些年来,我国公务员报考人数一直居高不下,不仅本科毕业生对公务员考试趋之若鹜,一部分研究生包括经历多年专业学术训练、具有相当科研特长的博士毕业生也首选公务员岗位,造成了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公务员热”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拜物教的直观反映。另外,已曝光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堕落案件的背后,都是权力拜物教作祟的结果。又如,城镇化进程中逐渐暴露的诸如随意中止土地承包合同、任意变更土地的性质和用途、野蛮占有或暴力拆迁居民住宅、林地、耕地等现象,罪魁祸首来自于土地拜物教,是“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在兴妖作怪。”⑩总之,消除拜物教的思想观念,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任务具有长期性、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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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是审计的对象,也就是审计的内容。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认定代表着被审单位对本单位经济活动的合法合规性或有效性及经济现象(如会计资料)的真实公允性的一种看法。本书第四章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电力企业内部审计质量控制与管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电力企业内部审计质量控制与管理全文如下:
1.1 开展风险导向审计
电力企业的内部审计是为企业价值增值服务的,业务包括预算管理审计、资产经营审计、经济责任审计、效益审计、资产投资审计和内部控制评价等等。由于目前供电企业普遍存在内审人员不足的情况,因此,要充分利用审计资源,不仅要做好基础的审计工作,同时还要做好风险导向审计,将内部审计资源主要放在对薄弱环节的控制,以及放在风险评估的高风险审计环节,提高审计工作质量。
1.2 充分利用原有的审计结果
内部审计是企业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审计来评价企业内部控制情况和经营效果,因此,要求审计工作人员必须熟悉企业内部的主要业务流程和内部控制执行情况,这样才能制定针对供电企业现状的审计计划,同时,充分利用审计成果的运用,是提高审计效率的有效手段也是提升审计质量的有效途径。如供电企业原有的审计结果,尤其是上年度的内部审计结果,应作为开展审计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根据以前的审计意见和结果,再结合当前供电企业的发展趋势不断完善业务和开展新项目审计,提高审计效率。
1.3 加强审计人员的素质培养
审计质量的好坏,与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密不可分。随着审计领域和技术的不断拓展,要求审计人员具备复合型知识和能力,这样才能在工作中防犯审计风险,合理使用职业判断对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给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因此,应加强对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培养。一方面由企业对审计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加强职业观、道德观等方面的教育,使内审人员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操守;另一方面鼓励审计人员积极扩充自身的专业知识,审计人员不仅要熟练掌握财务会计知识,还要掌握工程管理、电力营销、信息技术等方面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胜任能力。高素质的审计人员才能提高供电企业的内部审计质量。
2.1 做好审前调查
审前调查是保证内部审计质量的关键。审前调查是指在项目审计计划确定后,审计组采用一定的工作方式,了解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人员编制情况、主要业务性质、经营规模与特点等情况、内部控制及其执行等情况,收集与审计项目相关的资料,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银行账户、会计报表及其他有关资料,重要会议记录和有关文件,电子数据和以往接受审计的情况等等,以便确定审计重点和审计范围,为制订审计方案提供依据。同时,做好计算机辅助审计的准备工作,被审计单位的计算机系统是对相关业务工作的信息化管理,审计进点前审计人员要了解被审计对象的计算机系统和相应的业务流程,并进行数据采集、转换和分析,为审计进点做好准备。
2.2 制定切实有效的审计方案
审计方案是指为了能够顺利完成项目审计业务,达到预期审计目的,在审计项目实施前,经审计调查,对具体审计项目的组织、程序、时间及审计重点等做出的详细安排。编制审计方案时,应充分考虑审计项目的具体要求及目标、审计成本效益和可操作性,并对审计重要性、经营管理活动的风险程度进行适当的评估。审计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审计目标、审计范围、审计重点、审计风险提示、审计程序及审计方法,审计组成员、分工和职责、时间安排、工作要求等。
2.3 对审计方案进行论证并确定
对审计方案的论证主要是对已经制定的审计方案进行各项因素的论证,主要从可行性、切实性、有效性等几方面考虑,确定最终的审计方案。正常来说,对于一些小的企业的内部审计方案可以省去这个论证的环节,然而对于像供电企业这样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来说,审计方案的论证环节必须重视起来,主要由审计人员、审计专家等人员共同完成内部审计方案的论证,这样更能有效的降低供电企业的内部审计风险,提高内部审计的质量控制。
3.1 对审计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控制和管理
首先,开展审前培训,让审计组成员了解被审计单位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风险,指导审计人员有针对性的查找被审计单位存在的问题;针对不同的审计项目,分别指出各项目的审计重点和方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其次,利用审计信息系统对审计过程进行控制。审计项目实施过程中,审计组成员将工作开展情况、实施审计的步骤和方式、查阅的资料、及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和查证结果、审计发现问题及证明资料等以审计日志、审计取证表的形式通过审计现场作业系统上传至审计管理信息系统,审计组长通过系统实时对审计日志、审计取证表进行审核和审批,从时效、质量方面对审计工作进行监控并及时部署和指导工作,从而提高了审计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三是建立审计工作底稿的分级复核制度,执行审计组主审、审计组组长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三级复核制度,明确规定复核的要求和责任,防范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
3.2 对内部审计的报告进行质量控制
一是要保证审计报告是客观、完整、清晰、及时、具有建设性,并体现重要性原则。二是审计报告要及时编制,以便适时采取有效纠正措施。三是审计报告应对揭示被审计单位存在问题的同时,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指出被审计单位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经营风险,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或审计意见。四是应加强审计报告的复核,保证审计工作底稿充分支持审计发现、审计结论和审计建议。五是审计报告的文字表述应简练、表述准确,通俗易懂,便于理解。
3.3 对审计的后续工作进行控制和管理
一是对审计发现问题开展后续跟踪检查。建立审计问题整改问责机制,明确对责任单位和个人的追究标准和方法,并将整改结果纳入个人绩效考核和应用到干部考察机制,确保整改落实到位,巩固审计成果。二是做好审计档案的管理。收集整理与审计项目有关材料,做好审计资料的归档工作,为日后的审计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三是对审计质量进行评价。审计质量评价应包括审计方案的执行情况、目标的完成情况、与被审计单位的沟通、审计证据的质量、审计结果及审计小组的整体情况等。通过评价,总结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促进审计工作质量的提高。
内部审计质量的高低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质量控制的环节也很多,从文章的分析中,内部审计的质量控制与管理主要从审计资源的利用、审计方案、审计过程及审计报告质量等几方面进行控制,对确保企业内部审计质量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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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治理定义为:“国家、私营企业和公民社会各自按照自己的角色制定和应用互联网的发展和使用过程中的原则、标准、规范、决策步骤和共同规划” 。这个定义既包含了互联网的“技术治理”(网络的发展),也包含了对于网络的治理(网络的使用)。这个定义规定任何一类参与者都不能独自解决互联网及其使用所带来的问题。它同样也肯定了不同类别的参与者——政府、私营企业和公民社会应该共同承担责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运作机制和界域指向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随着人们网络社会生活实践的越发普遍和深入,呈现在电子网络空间内的网络社会生活正不断增加它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可以说,网络社会生活已经逐步开始在现实社会生活世界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当下的网络社会生活中同样出现了大量行为失范、利益侵害、关系失调、矛盾冲突以及秩序紊乱等现象,这就将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了出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条件下,思考和探索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机制建构和内容要求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推动和实现网络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和网络社会文明的健康发展,就成为当前学界及相关职能部门的研究者急需承担起来的一大职责。
电脑和互联网络,是当代信息化发展进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符号。就我国互联网络发展的情况而言,可以说,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国互联网络就已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影响甚微到影响巨大的快速转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统计报告中提供的相关数据,可以较为直观地感知到我国互联网络快速发展的态势,以及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日益增强的影响。2014 年7 月发布的第3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 年6 月,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6. 32亿,互联网络的普及率为46. 9%,网站总数为273万, CN 下的网站数为127 万。同时,我国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设备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巩固,手机网民的规模已达到5. 27 亿,手机上网者占总网民比例的83. 4%,首次超越传统PC ( 个人电脑)80. 9%的整体使用率。
从根本上来看,互联网络所蕴涵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在解决了人类信息之高效快速和即时瞬时传播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为人类社会生活铺陈了一个构建于电子网络世界里的跨域平台。人们不仅可以自由进出,而且还能够即时互动和实时在场,这也进一步实现了人类行为活动空间的网络拓展、地理跨越和共时呈现。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依托于互联网络,不但可以传递、交流和分享各类信息、知识与观点,而且还可以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凝聚并整合起来,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影响和改变个人、群体乃至社会公共生活的现实推动力量。最为突出的是,在行为主体层面,人们已经开始逐渐享有和践行自主、平等、多元、包容、互动、共享等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而这样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同样也会进一步贯穿和融汇进人们网络社会生活以及网下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侧面。并且,这样的社会巨变过程,仍旧处在一个持续发展的进程之中。“网络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进步,更是人类社会全面而深远的变革,它正在导致包括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组织方式、思维方式在内的人类整个存在方式的全面变革。对于网络这一综合性现象必须进行综合性研究。……信息网络时代的现实发展呼唤着全面而深入的理论思考。”
当代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使互联网络越来越普遍地走进人类社会生活,并且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人类其他重大技术发明成果不同,互联网络作为当代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化发展的直接产物,对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各类“技术手段”的“工具性意蕴”。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网络社会生活,悄然展现在当今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程之中,“网络社会”就此开启了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篇章。美国计算机网络专家尼葛洛庞帝在其那本名为《数字化生存》的论著中,曾经富于前瞻性地断言说,“计算机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庞大的中央计算机——所谓‘主机’( mainframe) ——几乎在全球各地,都向个人电脑俯首称臣。我们看到计算机离开了有空调的大房子,挪进了书房,放到了办公桌上,现在又跑到了我们的膝盖上和衣兜里。不过,还没完。”事实上,即便是在该书面世接近20 年后的当下来看,其当初针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络之社会影响所阐述的这段话,依然可以显现出这一断言的预见性、精准性和确当性。
要而言之,当代信息化与互联网络发展之所以能对当今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现实促进作用,最终还是要归结于互联网络为人类社会生活拓展出了一片前所未有的“自主性空间”,而藉由网络空间这片“新的天地”,人类社会生活诸多活动领域中的秩序、架构和行动规则,都开始经历了一个全新的“结构化”甚或“再结构化”的过程。在此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网络社会”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开始逐步得以生成。“互联网不仅是技术、是媒体,更关系到政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能够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活动,其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科学技术革命以及对生产力发展的极大促进; 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存在和开展其他活动提供了新的空间,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存在形式。”而“虚拟社会”这个概念,则“从纵横两个方面把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把人类新的社会存在形式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联结在一起”,既突出了互联网的技术特点,也揭示了互联网带来的人文意义,“成为我们从社会哲学视角研究在计算机网络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新的存在形式的基本范畴。”可以说,在现代人类历史上,互联网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那么,网络社会又是如何得以形构的呢? 本文认为,分析网络社会的形成,主要应讨论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物质层面的外在条件因素; 二是社会层面的内在生成因素。前者成为网络社会形成的物质技术条件,后者则是网络社会形成的社会文化条件。就物质技术条件而言,互联网络的建构,首先要依赖于一台台个人电脑与各种大型服务器以及数据库的连接和贯通这一基础条件,是个人电脑同各类服务器和数据库等网络设备一道共同成为互联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则为它们之间的连接和贯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技术保障条件。互联网络在得到充分普及和广泛应用的过程中,人类日常的许多行为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会交往活动以至于休闲娱乐活动等等,都可以顺利地“移师其上”。依托于互联网络而建构起来的虚拟电子空间,已成为人类展开其行为活动时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个新的、特殊的“场域”或“平台”。显然,没有互联网络所营造的虚拟电子空间,人类的行为活动场域就无法得以扩展,自然也就无从提及依托于其上的“网络社会的形成”问题。由此,可以认为,互联网络作为“网络社会”借以立足的物质基础元素对于“网络社会的形成”而言,堪称最为直接的外在促成因素。
就网络社会的内在生成因素来看,则有必要回溯并分析一下“社会”一词的本质内涵。我们知道,“社会”这一范畴所蕴含和呈现的,是人类行为活动共同体的一种状态。社会作为人们交往互动的产物和结果,其本质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群体性的内在关联。就此而言,在当下的信息网络时代,人类依托于互联网络和电子网络空间所建构的社会生活样态,其实同人类在电脑和互联网络没有诞生面世的“前网络时代”里所展开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来讲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静态意义上的网络社会,其实就是指一种实时在线的人类生活共同体的特定形态。而从动态上来看,网络社会呈现出的是,作为网络行为主体的人们置身于电子网络空间,操控数字化电子信号的传输、交换和不停流转,来实现彼此之间的传播沟通和交往互动,并由此而凝聚社会群体、形成社会关系和造就社会文化现象的行为活动过程。可见,网络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最根本的因素就在于人的行为活动在电子网络空间的普遍展开。正是经由人的行为活动,并且恰恰是在人的行为活动过程之中,人们彼此之间才会因为频繁的交往互动而产生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也才会进一步凝结和沉淀下来各类社会关系状态,从而在形态虚拟的电子网络空间内生成网络群体、网络社区等规模不一、类型各异的人的行为活动共同体。同样,也正是依赖于人的网络行为活动,缤纷多姿的网络社会文化现象才得以创造出来。
网络社会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一定秩序状态的维系,离不开各类网络行为活动合乎规范地展开。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面力量在内的行为主体,共同参与进来并展开协同努力,共同实施网络社会治理的各项行动。所谓网络社会治理,其实也就是针对网络社会共同体生活而实施的一种社会性治理,它指的是以互联网络和网络社会为目标对象,在借鉴并适当沿用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体制建构和手段方式等的基础上,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多方主体和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彼此通过协同努力来实施的一种社会治理的实践类型。实施网络社会治理,其根本目的在于形成网络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状态和群体生活秩序,促进网络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网络社会治理,是基于互联网络及网络社会正常运行的需要而实施的,其在运作中必然涉及网络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由网络社会生活与网下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的客观状态所决定,网络社会治理还必然要涉及网下现实社会生活中诸多领域和诸多方面的社会因素。一句话,网络社会治理,无疑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有研究者在讨论“互联网规制”( Internet Regulation)问题时,将其区分为“互联网国内规制”( InternetManagement or Regulation) 和“互联网国际规制”( Internet Governance) 两种基本类型。前者由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共同参与和实施,后者( 即互联网国内规制) 则是由各国主管部门在其主权管辖范围内,依法对其互联网进行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
其中,经济性规制具体指的是,“对于涉及网络传输有关的技术、市场层面的规制,包括业务运营商的接入、互联、市场准入及业务资费等方面的规制。”与传统的电信规制类似,互联网的经济性规制一般由各国电信主管部门负责。社会性规制则是指,“对于涉及互联网内容传输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方面的规制,包括对互联网媒体属性的内容及网络交易的规则、网络欺诈、网络色情、网络犯罪以及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进行的规制。”社会性规制一般由各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等部门负责。也有论者提出,不同于既往“管理型政府”的职能模式,源自于现代社会治理实践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可以导向一种“合作治理的格局”,这种模式下的服务型政府,可以充分发挥“引导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培育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与之一道来共同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另外,“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还具有一种“自觉的属性”,能够着重实现“对人类的主观空间的完善”,在应对社会的复杂性时能够充分发挥其“主动积极性”。因此,这种政府职能模式及其所建构的服务型政府,“完全符合网络世界治理的实践准则”,能够胜任“网络世界有效治理的重任”。
其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分析认为,就网络社会治理而言,在“前互联网时期”,人类需要面对的是自然界和社会这“两个世界”,在改造“自然空间”为“社会空间”的过程中,人类并未单独创造出“适应于改造自然界的政府职能及其模式”和“适应于社会进步的政府职能及其模式”。进入互联网络时代以后,人类需要“穿梭于自然界、社会和虚拟界三个世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其所运用的政府公共职能及相应模式,将依然是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在人类实现由“客观空间”向“主观空间”的转化过程中,“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将会在不断完善中发挥作用。在实践层面,中国政府运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来治理网络世界的实践,已经给出了某种“清晰的回答”,这主要表现在: 注重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网络世界治理,注重引导网络舆论走向,以及注重合理运用网络媒介以加强信息公开和增强回应性等几个方面。
此外,还有论者提出,由于网络社会的治理“是一个还远未形成共识的领域”,因此,只能勾勒出“大的治理格局与框架”,建立一种“引导—协商—立法—自治”的网络社会综合治理体系。这种“四位一体”的综合体系,“既是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也是逐步完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的过程。”
本文认为,网络社会治理,指的是在借鉴并适当沿用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体制建构和手段方式等的基础上,以互联网络和网络社会为主要指涉对象,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多方主体和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彼此通过协同努力来实施的社会治理的一种现实实践类型。网络社会治理的目的,在于形成网络社会生活的群体生活秩序和正常运行状态,促进网络社会文明的健康持续发展。基于这种理解,本文在此提出建构和完善网络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的框架性思路。我们认为,理想形态且相对完整的网络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是一种基于“主体——方式( 手段) ——客体”之整体框架的动态调适结构,其要充分发挥各类网络行为主体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与作用,借助多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和具体手段,实现互联网络内外的有效联动,以促进和实现网络行为活动的合法合规与有序良性展开。
网络社会治理的主体、客体和方式与手段,共同构成了网络社会治理运行机制中的“三大要素”。网络社会治理的主体,既包括作为网络行为活动主体的网络组织机构和个人,也包括承担网络公共秩序维护和网络公共安全保障的公共职能部门,还包括参与网络社会生活的一些社会组织和团体机构。网络社会治理的客体,尽管要涵盖那些支撑互联网络运行的网络基础设施和软硬件设备,但在这些“物的因素”的背后,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人或组织机构的网络行为活动,因此,各类网络行为主体的网络行为活动,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列为网络社会治理的客体和目标对象,而整个网络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就要针对并围绕各类网络行为活动加以建构和不断完善。网络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手段,是连接和贯通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的中介要素。行政监管、行业规约、社会自治和主体自律,构成网络社会治理的四大基本运行方式,其可依托的具体手段则包括法律、道德、行政和技术等不同领域的社会因素。
应当说,在上述分析中,我们着重是从理论概括和学理分析的角度,在整体意义上就网络社会治理所呈现出来的基本行动框架来展开讨论的。在具体的实践运作层面,即要真正使网络社会治理得以推展和实施,则还需要实现三大基本要素之间的紧密贯通和持续互动,需要在借助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手段,实现主体和对象客体之“有效对接”的前提下,将网络社会治理的目标要求转化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行动内容,最终达成网络行为主体之网络行为活动的有益改变和网络社会生活状态的质量提升。
这里所谓的“网络社会治理的界域指向”指的是,假如我们从最为根本的意义上来分析的话,网络社会治理究竟要针对和围绕哪些对象内容来具体展开。
应当说,在实际运作层面,网络社会治理的推行和实施,要针对的是网络组织机构和个人的网络行为活动,这即是说,网络社会治理的终极指涉对象,不是虚拟电子网络空间内的“物的要素”和“技术的要素”,而是使用和操控“物”或“技术”的那些作为网络行为活动主体的人,尤其是其所展开的网络行为活动。
但如果我们再将问题讨论向前深入一步,就不难发现,在本质上讲,对于各类网络行为活动主体之网络行为活动所实施的网络社会治理,其最为核心的对象内容和目标要求,则是将这种社会治理过程具体贯穿和落实在不同层面的“界域指向”上面,它们构成了网络社会治理直接指涉的“对象物”。概括而言,网络社会治理的“界域指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身份审核备案,就是要确证联网电脑或移动终端设备的“网络户口”,网络使用者的真实身份及其“网络身份”,以及各类网络行为主体从事网络行为活动的资格与权限。其内容主要包括: 对各类网络设备和连接互联网络的电脑及上网终端设备进行“身份登记”,并将它们的“身份信息”列入数据库信息保存的范围;
对各类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进行登记备案,比如人们要在网上申请网络购物和网络支付服务,开通个人博客或微博,创办网络虚拟机构等,均需要服务提供者进行严格的身份核查,对用户的实名信息等做后台保管备案; 各类正式的网络机构,包括那些没有实体性存在而纯粹隐身于电子网络空间的“虚拟组织机构”,也包括将自己的某些运作内容转移到互联网络之上的那些“实体组织”,都应按照合法的程序进行注册和身份登记,以此来确认其从事网络经营服务和展开各类网络行为活动的主体身份与法定资格。
依托于网络行为主体的身份备案,就可以建立起身份验证、信息流监控以及证据保存与追踪的机制,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虚拟身份”行为人与“真实身份”行为人的身份一致性,同时也可以将网络行为主体的行为活动、自由权利,同其对于网络行为活动之结果的责任承担结合起来。
不同机构或个人,其在电子网络空间里的行为活动,其实都有不同的行为活动权限。对于一般的网络行为活动而言,其行为活动的权限范围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上。而对于一些特定的网络行为活动而言,其要得以展开,就必须获得合法的正式授权,在符合约定条件的前提下再经过法定的程序,在相应的权限范围内展开网络行为活动。
通俗言之就是,不同类型的网络行为活动在得以展开之前,都不能离开必要的主体资格审查和身份密码验证。这种以主体资格审查和身份密码验证为主要内容的行为授权管理,必须借助于成熟而可靠的网络加密技术手段才能得以推行。以网络金融服务为例,在金融机构的网络页面上,一般的互联网络用户可以浏览一些服务介绍、业务流程之类的“外围信息”,如果要想进入更为核心的操作层次,比如进行账目查询甚至是划拨款项,则必定需要操作者输入自己已获授权的账户及密码信息。
在人们使用智能手机,通过移动互联网络平台进行支付时,有时还会通过手机短信来获取动态的密码信息,以此来强化对操作主体的身份确认,提高安全系数。即便在网络社区讨论等较为一般的网络服务活动中,网站运营亦有明确的管理权限划分: 网站管理者或某一网络论坛的“坛主”,会拥有删帖乃至封号的权限; 一般的注册用户,可以拥有发帖、回帖的权限;而偶尔造访的非注册用户,则只能进行一般的信息浏览而无从发言和讨论了。网络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权限配置,是管理和调控不同网络行为主体之网络行为活动的有效方式。获得了合法授权的网络行为活动,才属于正当的网络行为活动; 否则,其就不具备行为的正当性而应当予以约制或禁止。
由互联网络这一富含海量信息的数据资源库和信息便捷传播平台的性质所决定,网络信息内容管理无疑构成了网络社会治理最为常态和最为基础的工作事项。网络社会治理范畴中的网络信息管理,主要涉及常态信息数据管理和异态信息内容监管两个层面的内容。常态信息数据管理,指的是各类网络行为活动主体,都需要对其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日常的“打理”,这包括信息数据的收集整理、加工制作、传播发布、保管存储和垃圾清理等。
对网络空间中存在的大量虚假信息、重复性信息和失去时效性的冗余信息的妥当处置,尤其值得关注。尽管互联网络作为一个信息资源库可以不断地实现“扩容”,但虚假信息、重复信息以及冗余信息等的存在,毕竟会增加人们正常获取信息时的时间与精力方面的“成本”,同时也是一种网络资源占用上的浪费。异态信息内容的监管,则是指要对那些不良的甚至是有害的网络信息内容,施以必要的审查、隔离和钳制,以防止其肆意传播和扩散,进而净化互联网络上的社会文化空间。这一点是所有网络组织机构和个人的责任,更是监管职能部门的法定职责。在监管手段的运用上,技术封杀和屏蔽是必要的,但必须依法而行,不可滥用。
更为重要的是,网络信息的管理需要激活各类网络行为主体的行动自觉,使其能够理性地和有意识地远离和抵制各类不良的和有害的网络信息,减轻其可能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当然,相关职能部门的依法监管需要加以强化,其要根据各自职责范围的不同,按照法定的授权范围和运作程序,对互联网络上流通和呈现的信息内容实施动态监管。
在内容上,网络安全保障主要涉及网络信息数据的安全管理,网络硬件设备、应用软件的安全管理及其运行的安全管理,网络机构尤其是“纯粹虚拟的”网络机构之存在和运营的安全管理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强大的技术手段予以支撑。依托于互联网络的大量信息数据,其安全性得以保障的表现主要在于存在的稳定与可靠,传输( 以及保存和提取) 的私密与真实,数据变动的权限设定与不可否认等方面。相应地,这一领域的安全管理,就要落实在网络信息数据的不被损毁,以及在正常传输和更改时的不受非法干预等上面。
网络硬件设备、应用软件本身及其运行的安全,首先需要依赖于硬件设备本身性能的稳定,这是对其物理性能的要求,但也的确是一种最为基本的支撑。其次需要依赖于各种应用软件在其运行中保持较高的稳定性,而这就要求这些应用软件在设计时应当尽可能地避免出现漏洞和瑕疵。因为以物理方式相连接的各种硬件设备,需要各种应用软件对其施以驱动、协调和控制,应用软件的漏洞和瑕疵会更容易给各种有益或无意的非法操作留下“钻空子”的可能。
与此相应,这方面的安全监管,就应体现在硬件设备的维护与更新以及应用软件的检测与升级上面。而包括“纯粹虚拟的”网络机构在内的各类网络机构,其在网上之存在和运营的安全需要,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支撑其存在和运营的主机和服务器等硬件设备的不受损坏,以及标志其“虚拟存在”的网站或网页和大量数据信息的安全性得到保障; 二是网络机构展开的正常的“网上行为活动”,能够顺畅地且不受干扰地进行。在这些方面,技术的和非技术的管理手段都是必要的。
网络安全保障的主要力量来源,是专门负责网络信息安全的职能部门,以及那些接受委托而从事此类网络服务的企业机构。网络安全保障的实施,需要依赖于强大的专业技术力量和更为成熟的网络技术手段。只有不断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监管的专业队伍建设,才能更加有效地防范和侦破那些破坏网络安全的行为活动和危害性事件,才能有效打击各类网络违法犯罪,也才能有效发挥其对于网络信息安全的支撑作用,从而在整体上基本实现和有效维护互联网络的正常运行。
各类互联网络用户都应建立和完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积极采取网络安全管理措施,做好必要的网络安全防护和信息安全保障工作。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则可以考虑建立互联网络信息安全的“公共预警机制”,即由公安系统的网络安全监察部门与网络信息安全的权威技术部门合作,对网络病毒疫情和潜在网络风险实施有效的侦测和防控,同时向全社会通报网络安全情况的权威信息,提请社会各界及时予以关注和了解,事先采取必要的防范应对措施,减少和避免病毒发作或网络攻击等可能带来的危害和灾难。
电子印迹留存主要是指互联网络的接入服务机构以及信息服务机构,要对各类网络行为主体在网上的“电子活动踪迹”( 即电子信号的流通与信息数据的存留) 进行必要的记录和保存,以便于以后的追踪与核查。有了电子印迹的留存,相关的职能部门与监管监测机构,就可以对各类网络行为主体的“网上虚拟行为”依法进行监测和监控,以便及时发现不良的网络行为活动,并对恶意的攻击和破坏行为给予警告或实施管制。当然,这在物理意义上,实际上是表现为对数字化的电子信号及其流通流转的实时的监测或事后的追踪。
承担网络安全保障职责的公安部门的网络警察,可在其法定的权限以内有针对性地监测一些网络行为活动的运作过程,及时发现一些非法网站的不当运营行为以及个人的不良网络行为,为更加有效地防范和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铺垫基础。通过法定的授权和履行法定的程序,有关监管职能部门和受托机构也可以借助于网络监测技术,对电子网络空间内电子数据信息的传输和流转,实施必要的审查审核,过滤或拦截那些具有社会危害或存在潜在危害的网络信息数据,以更好地维护各类网络行为主体的网络信息权益,在整体上保障网络信息的安全。
应当说,网络社会治理所关涉的上述五个方面的“界域指向”,非常紧密地将“物”、“技术”和“人”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关联在一起,是网络社会运行和网络生活得以正常展开的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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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被视为其经济学的逻辑归宿。该理论主张,人类历史进步到一定阶段,在生产力提高和资本扩张推动下,全球性的市场会渐趋形成。这既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其制度转型积蓄了力量;一方面落后国家被迫卷入国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又为其跨越资本主义准备了条件。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应当顺应潮流,展现出开放性和时代性。该理论的经典阐述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资本论》第一稿及其续篇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在《资本论》第一稿及其续篇中,马克思率先把“世界市场总体”置于反映资本运动客观辩证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逻辑体系的牢固基础与宏大背景之上,对世界市场进行了详尽考察。所以,《资本论》也就成为研究世界市场理论的最主要经典依据。
《逻辑学》是黑格尔的重要著作,对其哲学观点、思维方法进行了集中阐释,在他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居于基础位置。《逻辑学》认为,存在的本质是概念,概念的外化是存在,概念扬弃其外化而形成真与善统一的世界。从概念自身的辩证运动出发,黑格尔阐述了解释世界的主客关系模式及其原则。这部抽象、深邃的作品对马克思的研究产生了无可磨灭的影响。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两部经典著作的关系,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著名论断是:“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1]后人对两部著作的关系和列宁的论断开展了若干研究。在此,笔者无意重复他人成果,只想本着学术创新的原则,把该项研究引向深入,分析一下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这种探讨,理所当然成为研究《资本论》与《逻辑学》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深化理解《哲学笔记》中的列宁著名论断的必然要求。
笔者认为,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内在联系应从如下方面认识。
黑格尔《逻辑学》阐述了辩证法、传统哲学(即形而上学)和传统逻辑学等内容。他的逻辑学是上述三者的统一——传统哲学和传统逻辑学统一到了辩证法上,而非其他模式。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指出,辩证法是唯一正确的哲学方法,是“必然性”和“实体性”的力量,是与客观、具体内容密切联系的“绝对形式”的科学,是要在“全体”之中把握的真理。辩证方法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初具雏形,在《逻辑学》中臻于完善。研读《逻辑学》后,列宁认为:“看起来,对黑格尔来说,这里主要的也是把转化指出来。”[2]存在内在联系的自然、历史和精神世界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辩证法是黑格尔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这种辩证法是逻辑性质的,是概念的辩证发展。黑格尔用唯心主义的形式表述了科学的、革命的辩证法,把事物看作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并且,在《逻辑学》的“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中,分别阐述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这其中的合理成分在马克思那里得以运用与发扬。
世界市场理论的范畴发展过程,体现了这种“转化”的辩证法。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国际分工之产生,商品国际交换渐趋扩大,“国际价值”作为新的交换尺度形成了。也就是说,“国别价值”转化而为新的“国际价值”。第二,先前在国内流通的货币进入世界市场,作为衡量国际价值的外在尺度转化为世界货币。世界货币可以同所有国家的所有商品相交换,并表现他们的价值,货币得到了自己的充分发展。第三,随着世界市场发展到较高阶段,国际生产价格成为商品交换之基础。国际价值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具体说来,商品的国际平均成本和利润形成的市场价格即为国际生产价格。第四,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也可互相转化。例如,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从理论视角分析,在国际交换中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也就是说,经济落后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使较多的国内价值转化为较少的国际价值,进口高级商品则使较少的国际价值转化为较多的国内价值。
在《逻辑学》中,黑格尔以最简单的“存在”作为范畴运动的开端,往后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他认为,找出哲学的开端是非常困难的。开端的东西,“不是具体物本身,而仅仅是简单的直接物,运动便是从这直接物出发的。”[3]对于“开端”的高度重视,是黑格尔在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特点。在《逻辑学》导论中,刚刚开篇即提到了逻辑开端问题;转入正文后,又专门分析应当“用什么做科学的开端”。他主张,《逻辑学》里的概念,从前往后分析,从简单、抽象逐渐变得充实、具体、接近真理。这就是他所说的“逻辑理念的开展是由抽象进展到具体”[4]。黑格尔认为:“离开开端而前进,应当看作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定,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3]黑格尔没有把各个范畴看成为僵死的、孤立的、偶然的堆积,而看成为互相转化、彼此联系、前后隶属的有机链条。
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理论的研究路径也蕴含着抽象到具体、一般到特殊的考察方法。他没有拘泥于抽象性的思辨和一般性的阐述,而是对于其中的具体构成进行特殊论证。第一,宏观意义上的世界市场是抽象的、一般的,为了具体化,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理论进行了研究客体层面的分解,认为至少包括“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世界市场和危机”[5]六项内容。相对于世界市场,很明显这些问题是具体的、特殊的。可见,把“世界市场”细化为“生产的国际关系”等六项内容,运用的恰恰是抽象到具体、一般到特殊的方法。第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中,马克思认为:“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成第四篇,世界市场构成末篇;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被设定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整体的前提和承担者。”[5]可见,马克思把世界市场看作是“整体的前提”、“承担者”。毋庸置疑,这是抽象的、一般的。第三,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里,论及世界市场时,马克思主张第二篇的内容应当包括对外贸易、汇率、作为国际铸币的货币,同时还有“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个人劳动实际成为社会劳动以及相反的情况。”[5]显而易见,马克思的写作内容被具体化、特殊化为对外贸易、汇率、国际铸币等等。所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的“货币章”到“资本章”,也体现了抽象到具体、一般到特殊的思路。
形而上学者认为矛盾是荒谬的,事物及其概念是孤立的、僵死的、没有矛盾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阐释的观点与此不同。黑格尔把范畴分为两个互相依存的对立面,《逻辑学》处处闪耀着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对照形而上学者的主张,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到《逻辑学》之深刻。在“存在论”中,黑格尔分析了质与量的关系,认为不存在“没有质的量”,也不存在“没有量的质”,质与量互相区别,互相依存。在“本质论”中,详尽分析了同一与差异、本质与现象、必然与自由、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现实与可能、必然与偶然等成对范畴的矛盾运动,而且特别强调范畴的发展过程,即矛盾的产生与消解过程。
《资本论》构建了一个起点是商品、核心范畴是资本、终点是世界市场的经济运动逻辑体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矛盾均萌芽于商品范畴及其矛盾群落。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形式达到一定程度时,自身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为了解决这种矛盾,资本主义必须开辟世界市场。在马克思眼里,建立世界市场并且发展以该市场为基础的生产,无疑是资产阶级及其所主导的社会的重大任务。世界市场能够使各经济环节得到充分发展,价值、货币等要素及其转化形态获得自身性质的充分表现,促进国内经济运转,一定程度上缓和经济危机。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迟早是要到来的。这是世界市场总体矛盾展开的产物,意味着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只有超越这种形态,采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才能最终解决上述矛盾。同时危机也为新社会的到来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历史机遇。
从编到章节,《逻辑学》按照探讨事物运动变化属性的格式排列,阐释了“三大阶段”各自包含“三小阶段”的观点,认为每个小的阶段均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全书分为三编,分别研究存在、本质、概念三个大的阶段。存在论是起点,本质论是存在论的否定,概念论是本质论的否定,又是前两个阶段的综合。存在论中,经历了质—量—度三个阶段。质过渡到量,量否定了质,又包含了质,最后过渡到度,质和量达到了统一,又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到质。本质论中,经历了自在的本质—现象—现实三个阶段。自在的本质从“有”发展而来,同时又是新的出发点。它过渡到现象,现象是它的第一次否定,接着又有第二次否定,过渡到现实,现实是本质与存在的统一。概念论中,经历了主观性—客观性—理念三个阶段。经过一系列范畴的推演,整个逻辑学到“绝对理念”结束。可以看出,从存在论、本质论到概念论,及其各自所内含的“三个阶段”都是运动变化并且处于历史过程中的。黑格尔往往把存在表述为“有”。“有”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运动,最终发展为“绝对理念”。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世界市场有初现萌芽、基本形成和迅速发展的过程,是历史的。关于世界市场的发展历程,马克思进行了缜密分析,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世纪商业城市占优势的阶段。多数的商业交易局限于城市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市场地域受到了较大的限制。第二阶段是16世纪,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代表的较强大的商业民族国家占优势的阶段。麦哲伦环球航行后,西班牙、葡萄牙突破1494年条约,再行立约。西班牙占有了美洲大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在亚洲、非洲和巴西。第三阶段是17世纪以来,经济交往扩大到生产领域的世界市场真正发展时期。从地理大发现到19世纪末,荷兰、英国、法国等强国相继崛起,改变了先前的国际秩序,世界经济往来从欧洲以及地中海周边,逐步向外蔓延,最终扩散至全球各个有人居住的大洲。马克思说过:“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6]不管是与同时代人相比,还是与后人相比,他的分析都是客观深刻的,科学揭示了世界市场的运行规律。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与黑格尔《逻辑学》有如此紧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将“列宁论断”进行引申——如若不能深入研究和充分把握黑格尔逻辑学的知识体系,也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
马克思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是黑格尔理论观点的信徒。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序言中,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马克思从事经济学研究时,常常借鉴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若干重要思想。为了深入研究、借鉴黑格尔的学说,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多次阅读《逻辑学》。1858年,马克思曾经致信给恩格斯,其中提到:“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7]此后,恩格斯曾经指出,唯有马克思能够“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8]。恩格斯认为,辩证方法极其重要,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以辩证方法为基础,马克思展开了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马克思擅长运用辩证法研究与描述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其内在规律,运用辩证法确立包含世界市场理论的《资本论》的体系结构。1870年,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痛斥朗格对待黑格尔和马克思本人的态度,指出他完全不懂黑格尔的方法,更不懂马克思应用该方法时所采取的批判方式,“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描述而已”[7]。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热爱并且潜心研究哲学思想。继而,到了他创作《资本论》、专注经济学研究的时候,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修养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自然而然他就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运用唯物辩证法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行为了。与此同时,黑格尔堪称哲学史上的辩证法大家,在《逻辑学》中对辩证法做出了精辟的阐释。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在此不详细展开论述。两位思想家的研究旨趣和思考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的近似性,使得世界市场理论与《逻辑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在当前的世界市场上,我国所处地位大大提高。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多年平稳增长,2013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 175.86亿美元,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14年4月30日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中国将于该年度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更应看到,中国的人均经济指标仍然很低,收入差距、环境破坏等问题相当严重,作为发展中大国,依旧任重而道远。
在研究世界市场理论时,马克思成功运用和扬弃《逻辑学》中各种方法的思考路径,也给予我们以深刻启示。笔者认为,鉴于历史条件的巨大变化,这种启示,不应仅仅引用马克思对“世界市场前景”的论述与构想,而应运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法,提出可以切实应用于当代国际投资、贸易等领域的现实主张。
其一,坚持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这是在世界市场形成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各国生产能力进步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必要手段。各国发展的权利与国际合作的义务之融合,生成了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该原则主张,为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国际社会应当开展充分合作,并且着力于改革不利于落后国家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实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举措,才是真正的国际合作;唯有通过国际合作,落后国家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其二,坚持公平互利原则。这是在当前世界各国仍然存在大小、贫富、强弱之分的前提下,推动各国迈向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的关键。各个国家的实力存在较大差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是由于诸种历史、自然等因素形成的。但是,各国的法律人格是完全平等的。国际经济交往中,任何国家都不应谋取任何特权,不应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应以榨取他国为手段使本国获利。各国应当平等相待,力求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唯有如此,发展中国家才能规避先天劣势,取得明显进步。
其三,坚持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国家主权是为国际法所推崇的基本价值,所以同样应当保障各国经济领域的独立自主权利。各国对于内部和涉外的经济事务,享有完全的自主权利。可以自主制定国内和涉外的经济法律,可以自主参与国际条约和双边协定。各国对于境内的自然资源、自然财富享有主权,对于境内的外国投资享有管辖权。确属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并且给予合理补偿的前提下,可以征收征用境内的外国资产。国家经济主权与世界市场并不矛盾,只有尊重主权,才能形成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顺畅的世界市场体系。
上述要求,可以认定为目前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核心依据。这些原则,均可以依据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与黑格尔《逻辑学》所运用或者论述的辩证方法,从联系、发展、矛盾以及质、量、度等观点中找到理论依据。限于篇幅,在此不展开阐释。我们应当重点运用经典作家的研究方法去解决现实问题,而不能仅仅关注他们的结论与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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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风险创业投资企业宜采用有限合伙制形态来构建并优化自己的治理结构与制度布局。我国良好的经济形势与政策环境,不断引发社会主体的投资冲动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市场竞争是无情的,大量的创业投资企业从一开始就必须从企业治理的高度来考量自身的行为。治理结构决定市场行为与经营绩效,本文分析风险创业投资企业应当采取的有效形式及其治理特点,为创业者提借鉴。
【关键词】风险创业投资;治理结构;普通合伙;有限合伙
1 有限合伙制的经济金融价值
每个国家的法源决定了企业方面法律的特点,不同类型的企业法律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程度有所差异,从而使不同国家形成了各异的融资模式和所有权结构,进而产生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而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又对企业行为和业绩产生不同影响,最终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充分的证明这一点。有限合伙制作为一种企业法律形式,在美国、欧洲都有,但贯彻的不一样,导致新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速度巨大差异。“法源—企业法律—融资模式和所有权结构—公司治理模式—公司行为和业绩—经济增长”这一基本逻辑也适用于投资创业型企业的治理。
2 投资创业企业治理中的投资者保护:有限合伙制的优势
治理机制的核心是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聘选、激励和监督。根据这种内在关系,治理模式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英美市场导向模式;日德银行导向模式;东亚、拉美家族控制模式;内部人控制(转轨经济)模式。从治理的基本原理角度,合伙制企业是典型的内部人控制型的企业治理模式,公司制企业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和银行导向的企业治理模式。由于银行导向的企业治理机制不适应风险投资的金融经济行为,在此不作更多的讨论。
美国属于普通法系国家,由于普通法系对投资者权利提供了更完善的保护,由此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高度发达。在美国,银行的控股公司不得持有任何非金融企业5%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并且法律限制了银行在在全国范围的经营。因此,公司控制主要是依靠自由的,充满生机的资本市场来进行的。所以,英美的模式更适合具有高技术和高风险的特征的企业。这类企业的经营绩效主要取决于对不同投资方向未来前景的正确估计。这恰恰是风险投资的金融经济使命
美国的实践证明,在市场导向治理模式中,外部融资较深的产业中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快的发展。科学的选聘机制是最佳治理结构形成的前提,合理的激励机制也是实现最佳治理结构的关键,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实现企业最佳治理结构的保证。即企业治理结构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简言之,就是如何设计企业的最优治理结构,使得有能力的经理人最大程度地为股东(投资人)的利益努力地工作。就这三个方面关系而言,有限合伙制企业几乎达到了完美境界。
3 有限合伙制是创业企业治理的必然选择
然而,从风险投资的风险特性分析的角度,比较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治理机制,来说明有限合伙制企业的风险投资的金融经济学依据是科学而严谨的。
由于创业技术经济过程中风险的多元动态性、开放组合性、收益的期权性,风险投资机构的体系显然是不同于传统投资机构的体系。这样的机构体系既要保证风险资本的及时到位,又要保证风险资本的有效投入,还要保证风险资本的有效撤出,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风险投资的金融经济价值。即风险投资机构体系的功能,必须有满足创业技术经济过程需要的融资、投资、撤出的基本功能。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企业制度体系有着承担风险和利益机制的弹性范围,在该范围之内,企业制度是推动企业有效的发展,当风险和利益机制超越了该制度的弹性范围,该制度就会失去促进该企业有效发展的功能。
3.1 普通合伙:普通合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或法人作为共同所有人,为其共同经营的商业营利事业而实行的组合。其结构形态表现为:当事人有两个以上;合伙组织无法人资格,即不具有与公司相同的主体资格;合伙中的全体成员至少有一人对合伙债务负连带无限责任。普通合伙的内部关系,是指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一般是由合伙协议予以确立。普通合伙的外部关系,是普通合伙企业同第三人的关系,这主要受合伙人相互代理原则的制约。每一合伙人在执行普通合伙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作为和不作为,对普通合伙企业整体和其他合伙人都具有拘束力。其中所有的合伙人都对合伙债务负有连带责任。
3.2 有限合伙:有限是指由至少一名普通合伙人和至少一名有限合伙人组成的合伙企业。前者享有具有控制权并负无限责任,后者享有有限经营权,仅负以其出资额为限的有限责任。但有限合伙人介入合伙控制,则失去有限责任性。有限合伙的信息对内、对外的公开,让当事人自主判断,并由此达到合伙经营监督约束的目的。有限合伙人可以在许多方面参与合伙事务的管理和投票表决,并不构成实质意义上的管理行为,因而无须对有限合伙的债务负责。有限合伙人除了查阅账册文书以外,还享有一定的建议权和决策权。这既有利于保障有限合伙人的合法权益,又可增加对普通合伙人的监督。这种精细和灵活的法律设计,可以均衡权益和责任,产生有效的监控和激励作用,保持合伙企业经营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减少各项成本,对于风险创业投资的发展十分有利。
可以清楚看到,它们各有自己适应范围。有限合伙制企业的制度设计,适应了规避创业过程高风险特性的需要:即规避风险的动态多元性、风险的开放组合性、风险收益的期权性等需要;适应了风险投资机构低成本组建的经济需要;适应了风险投资机构资金运用灵活性的需要;适应了风险投资组合投资的需要;适应了投资人资金有效使用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马赞军.风险投资中的委托代理风险及其公司治理[J].科技与管理,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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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行政许可是公权力基于公共利益等价值考量对私领域的介入和规制,“解禁”说以这一认识为前提,将完整的行政许可过程化约为为:自由——禁止(公权力作用)——许可(公权力作用)——自由的恢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行政许可概念的逻辑结构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行政许可概念的逻辑结构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运用美国分析法学家霍非尔德经典的分析方法,剖析行政许可过程中各类法律关系的生成和演化,理清其逻辑脉络,在法律的逻辑形式层面上阐明公权力作用下个人自由、权利的变化和范围。文章认为,逻辑构造是行政许可概念的核心结构,是研究行政许可概念的基础,它为我们准确地认知法规范语境下的行政许可制度提供了脉络。在这条脉络的指引下,可以展开对行政许可各个环节中关于公权力作用于私领域的道德和经验层面的思考,从而对行政许可制度达致缜密而完整的理解。
关键词:行政许可;逻辑结构;禁止;解禁;权利
从政府管制的角度看,行政许可是政府运用公权力对个人自由、社会经济活动预防性的(preventative)、事前管制机制。行政许可作为政府经常运用的管制技术其主要目的在于预防对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可能造成侵害或影响的活动。
但在以权利为本位,以公平、正义为终极价值目标的法学中,对行政许可制度的考察则主要从权利保障的角度展开,对于行政许可这种管制手段在法规范层面上的性质,法学界的主要观点有“解禁”说或“恢复自由”说以及“赋权”说等等。一般认为,行政许可发挥的社会功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防范过度的个人自由给公共利益造成危险和侵害;二是国家公权力对市场的适度介入以合理地配置资源。依据这个标准,可将行政许可分为两类:行为自由许可和配置财产资源许可。行为自由许可属于一般许可,其性质可用“解禁”说解释,而配置财产资源许可属于特许的范围,其性质可用“赋权”说解释。 “解禁”说所支撑的一般许可是行政许可的“常态”,该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将行政许可看做对法律一般禁止事项的解除,行政许可的内容是国家普遍禁止的活动,许可意味着对符合一定条件者解除禁止,允许其从事某项特定活动,享有特定权利和资格。
依循这一学说,行政许可的过程在法律关系生成、演变方面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自由——禁止(公权力作用)——许可(公权力作用)——自由的恢复。这个过程初步揭示了行政许可概念的逻辑构造。在分析实证法学的视角下,逻辑构造在规范性概念装置中处于核心的地位,为了取得行政许可概念完整而精确的逻辑构造,还须进一步对行政许可过程中每一阶段可能存在或产生的法律关系进行缜密的分析,尤其要对这个过程中两次公权力的作用所导致的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及其逻辑衔接取得精致的认识。这一分析过程可以从各类纷繁芜杂的相关法律现象中剥离出精确的、逻辑形式意义上的行政许可概念, 从而将行政许可制度中公权力对私领域的介入、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个人权利义务变化这一图景清晰地展示出来。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剔除了所有的实体经验和价值成份的分析实证主义的进路尽管非常精致,但纯粹的法律实证主义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行政许可制度的完整画面,对于行政许可这一关乎权力控制、个人自由等宪政性命题的制度而言,我们尚需对公权力介入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领域的正当性、介入的范围等价值经验性命题作出解答,才可能达致对行政许可制度的深刻理解。因为任何一项完整的法律制度无不由逻辑、社会事实和价值组成,三者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有机联系,从而构成了法律制度完整的规范构造。
本文无意对行政许可的规范构造这一较为宏大的课题作出解答,只将讨论范围限于行政许可制度的逻辑形态,即尝试运用美国分析法学家霍非尔德经典的分析方法,剖析行政许可过程中各类法律关系的生成和演化,理清其逻辑脉络,在法律的逻辑形式层面上阐明公权力作用下个人自由、权利的变化和范围。文章认为,逻辑构造是行政许可概念的核心结构,是研究行政许可概念的基础,它为我们准确地认知法规范语境下的行政许可制度提供了脉络。在这条脉络的指引下,可以展开对行政许可各个环节中关于公权力作用于私领域的道德和经验层面的思考,从而对行政许可制度达致缜密而完整的理解。
通常认为,行政许可是公权力基于公共利益等价值考量对私领域的介入和规制,“解禁”说以这一认识为前提,将完整的行政许可过程化约为为:自由——禁止(公权力作用)——许可(公权力作用)——自由的恢复。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两次公权力的作用,较为直观地、容易察觉到的只是其中一次:行政许可权的运作从而允许个人(许可申请人)从事某项特定活动,享有特定权利和资格。但许可的前提是禁止的存在,禁止意味着公权力对特定的个人自由、社会自由领域的限制和干预。因此,在一个完整的逻辑、形式意义上,行政许可过程真正的起点在于特定领域内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就某个国家尚未进行管制的特定领域而言,在一般情况下,个人或社会拥有完整的私法上的自由,这是一个公权力尚未介入的纯粹的私法自治的领域,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是其行为准则。但是,在分析实证法学的视角下,一般语境中所谓的“自由”并不能精确地概括这种境遇中个人或社会的地位,与其用“自由”这一称谓,倒不如说个人和社会拥有某项完整的“权利”,“自由”不过是“权利”的一种形态。霍非尔德认为,权利概念诉诸“相反方(opposite)”和“相依方(correlative)”逻辑关系,可以提炼出四种法律关系,这是权利概念完整的逻辑结构。霍非尔德的理论可以用来说明国家公权力尚未介入的私领域人们拥有的各种权利形态。例如,假设政府尚未对出租车营运设置管制,出租车营运人的权利则表现为以下法律关系:
1.“自由(特权或无义务)(Privilege)——无权利(no right)”,即出租车营运人具有在其营运活动中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自由;他人不得干预(不具有要求出租车营运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正当性)。如出租车营运人正当的营运活动不受干预的自由。
2.“ 请求权(狭义的权利)(claim) ——义务(duty)”,即出租车营运人具有要求他人实施特定的作为或不作为,以实现或保障其营运活动的正当性;他人必须根据出租车营运人的要求实施特定的行为或不作为。这种权利可能表现为出租车营运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排除妨碍请求权等等。
3.“能力(Power)——责任(Liability)”,出租车营运人具有创设、变更或消灭其营运法律关系的能力,如将出售出租车、将出租车转包等等;他人处于消极的承受地位。
4.“豁免(无责任)(immunity)——无能力(no power)”,即出租车营运人有关营运的法律关系不因他人的行为而产生、变更或消灭;他人不具有创设、变更或消灭出租车营运人有关营运的法律关系的能力。
以上分析显示,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出租车营运人的权利分别表现为“自由(Privilege)”、“请求权(claim)”、“能力(power)”和“豁免 (immunity)”,与此相对应义务的四种情形分别是:无权利(no right)、义务(duty)、责任(Liability)和无能力(no power)。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假设政府尚未对出租车营运设置管制,因此这些权利是指私法上的权利形态,而不是什么“自然权利”,一些学者认为在政府尚未实施管制的领域人们拥有“自然权利”,按照分析法学的观点,只要国家、政府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所谓的“自然权利”,政府公权力对某个领域的不介入并不意味着法律的真空,而是指这个领域处于一种完全的“私自治”状态。
但是,当政府基于某种考虑决定对某个领域实施管制,按照“解禁”说提供的逻辑线索,首先必须设置普遍性的禁止义务,这是行政许可过程的第一个中心环节,它决定了政府公权力的作用范围以及人们在政府管制下可能获得的自由。仍以出租车营运许可为例,普遍性禁止义务的产生表现为政府运用立法权力制定法律禁令:“禁止任何个人或组织未经政府许可从事出租车营运活动”。这个过程往往表现为立法权力对私领域的干预,根据霍非尔德的理论,政府发动了“权力”,于是产生“能力(Power)——责任(Liability)”的法律关系,即政府具有创设、变更或消灭出租车营运法律关系的能力,个人(包括既有的出租车营运人和社会上所有的个人或组织)处于消极的承受地位。权力运作的结果是:消灭了私法自治状态下出租车营运人享有的所有的权利形态,并创设了一个新的公法法律关系:
“ 请求权(狭义的权利)(claim) ——义务(duty)”,即政府具有要求社会所有成员在未经其许可的前提下不得从事出租车营运活动的正当性,社会所有成员必须根据政府的要求不从事出租车营运活动,否则将受到政府的制裁。同时,政府还规定了从事出租车营运活动的标准,这个标准为下一阶段获得许可的营运人的权利构成了限制。
这是一个典型的政府设置普遍性禁止义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法律地位发生了从享有完整的权利到仅仅负有不作为义务的变化。同时,这也是一个法律关系性质“突变”的过程,由于公权力的介入,导致原来私法关系的消灭并产生了公法上的“请求权——义务”关系。这是行政许可过程的第一个阶段。
在第二个阶段,个人向政府提出行政许可申请,政府经过审查,作出“准予许可”或“不准予许可”的决定,这是行政许可过程公权力的第二次作用,也是行政许可制度的另一个中心环节。例如,在出租车营运许可中,如果政府认为某申请人不具备从事出租车营运的法定条件,作出“不准予许可”决定,意味着政府运用权力创设了一个特定的“请求权——义务”法律关系,即政府具有要求该申请人不得从事出租车营运活动的正当性,该申请人必须根据政府的要求不从事出租车营运活动,否则将受到政府的制裁,这样,普遍性禁止义务就转化为对特定个人的禁止义务。如果政府作出的决定是“准予许可”,则意味着政府运用许可权力创设了一系列关于申请人权利的法律关系, 这些法律关系可分为两类:
一是私法关系,这意味着对申请人原来具有的私法权利的恢复,申请人私法上的权利在形式上仍然表现为“自由(特权)”、“请求权”、“能力”和“豁免”,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禁止解除”或“权利恢复”,与前一阶段设置普遍性禁止义务不同,“禁止解除”或“权利恢复”的对象仅仅是特定的个人,而不是普遍的解除或恢复;但在内容上,由于政府规定了从事出租车营运活动的强行性标准,申请人的“自由(特权)”的范围与管制实施前相比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如政府规定的统一服务标准和营运权转让必须经政府再次许可等规定,无不对营运人的“自由(特权)”构成了限制。这是公权力限制私法自治领域的“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具体表现。
二是公法关系,即出租车营运人与特定管制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这些法律关系中,无论是从出租车营运人还是从管制机构的角度来看,均可能存在着“自由(特权)”、“请求权”、“能力”和“豁免”的权利形态。从出租车营运人的角度看,享有针对政府的“在合法的营运范围内不受干预的自由”、“要求实施特定作为或不作为的请求权”、“合法地创设、变更或消灭营运关系的能力”以及“合法的营运法律关系不因政府的行为而产生、变更或消灭的豁免权”,政府则负有相应的义务;
同样,政府的管制机构也具有针对出租车营运人的上述四种形态的权利。按照通常的理解,政府管制机构所拥有对出租车营运人实施管制的“权力”(power),那么这些“权力”又表现为什么法律关系呢?对权力的解读可以在多个层面展开,在社会事实的层面,权力可能表现为“支配、影响他人的能力”和“强制性的物理力量”,但在霍非尔德的逻辑分析框架中,权力是一种创设、变更或消灭法律关系的能力,对权力的解读必须置于 “能力——责任”的法律关系中进行,因此,在逻辑形式意义上,权力不过是权利的一种形态,因而政府管制机构的权力就体现为针对出租车营运人权利的一种形态。在不同的部门法或者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中,我们实际上将霍非尔德理论中的权力冠之以不同的名称,我们一般将公法上的权力称为“公权力”或“权力”,而在私法中,我们将这种“创设、变更或消灭特定法律关系的能力”称为“形成权”、“撤销权”等等,将它们归类于民事权利。
上述分析过程告诉我们,在行政许可的后逻辑结构中,公权力作用的结果不仅在于恢复了许可申请人私法上的权利,而且还创设了一些列公法上的法律关系,许可申请人也因此具有了公法上的权利。 “解禁”说用禁止的解除来说明行政许可的性质,虽然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但仍然有失准确,它没有注意到由于公权力的介入导致的法律关系性质的变化以及对公法上权利的创设。正如霍非尔德所言,许可这一“构成性事实”必然会导致新的法律关系的创设。
在行政许可逻辑结构的分析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两次公权力的作用是其中核心的环节,这也说明了行政许可这种预防性的(preventative)、事前管制手段的典型特征:它与事后性的、“治愈性(curative)”管制方式(包括行政处罚、通过司法体制实现的民事制裁和刑事惩罚)不同,后者是公权力事后一次性地对个人权利的处置或作用,而行政许可则关系到公权力的两次作用,第一次是对私领域的介入以及对私权利的消灭,同时设置了公法上普遍性的禁止义务;第二次则决定着私法权利能否在政府限定的范围内得到恢复以及新的公法关系(公法权利)能否生成。由于公权力的作用范围广泛,从人权本位的角度看,行政许可这种管制方式有可能对个人、社会的自由和权利构成更大的制约或威胁。上述分析过程可以简化为以下图示:
不予许可
权力的第一次作用 权力的第二次作用
完整的私法权利——————公法上不作为义务————
(私法权利的消灭)
准予许可(恢复私法权利)
(创设公法权利)
这是一个对行政许可概念逻辑形式的“洗涤”(purificatory)过程,是一幅“去实体”(deontic) 的逻辑框架。尽管它完全不顾行政许可概念的价值、经验因素而有失片面,但在展示法律关系的产生与消灭的形式意义上,它也可能是精准而深刻的。在这个框架中,我们看到了:许可不仅意味着禁止的解除(私权利的恢复),更为重要的是,在公法的层面上,许可还意味着创设了行政相对人人针对政府的公法上的权利,这为经验层面上设置各种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制度提供了逻辑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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