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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源于美国的哲学思想,后来成为美国设计的一种精神,和并非偶然,源于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及其思想文化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产物。印证了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上的需要远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的进步”。而实用主义哲学形成,正是现代化设计发展的需要。
实用主义理论作为解决设计问题的一种评定原则,同别的设计原则一样,也是时代的产物,其源起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美国19世纪末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后,美国当时处于大规模的改建时期。大量移民的涌入导致人口爆发式的增加,工业技术的最新成就也导致的大型企业的不断膨胀,催促了新的哲学萌生。为了满足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探索出一条能够迎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的理论来阐明现实,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一条高校的思想路线。实用主义就产生于这种历史背景,是区别于欧洲的贵族传统、知识精英、理性和形式主义的思想,它不仅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的要求,潜在的也对传统哲学理论不满、从而寻求新的哲学的产物。
除上述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外,实用主义哲学的还源起于其深刻的思想理论背景。多数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一种实用知识哲学。对自然界知识的看法是把那些知识简单地等同于工程和技术,知识不过是开启一片广阔大陆自然资源的那把钥匙,大陆赐给的财富如此之多,在美国这个地广人稀的国家,他们必须高度自给自足,而不是有较高程度的分工,每一个人,包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必须要掌握那些知识。同时,掌握的知识必须有用的,首先作用是保证生存,然后才是发财致富。美国人的头脑总是显得清醒万分,不循规蹈矩,富有独到的见解和创造性。英国人是美国早期主要移民,英国又是一个注重实践检验胜于思辨的民族。经验在实用主义中不仅指感觉事实,也包含人的实际经历、情感和体验,更着重行动的实际效果,经验是联络未来、开拓未来的,具有伸向未来的“投影”作用,反映了一种重视未来、探索未来、创造未来的进取精神。
在这种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背景影响下一些思想前卫的思想家哲学设计师开始时的自己的探索道路也回归到了实用主义,就在这种环境造就了以下实用主义思想的形成,以及后继设计师们在工业设计中的运用。
首先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形成说起,杜威出生于一八五九年的十月二十日。这一年也是英国进化论的提倡者达尔文发表其《物种起源》巨著的一年。达尔文的进化论使人耳目一新,极大地动摇了传统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对杜威的影响主要是把自然的概念从一个永恒实在的固定体系转变成一个动态的变化观念。实用主义强调实验、变化,而不是对固定的、绝对的、永恒的实在的沉思,在杜威看来,后者正是传统哲学的缺陷所在,因为以前的哲学,对问题均停留在固定的层面上的思考,把变化和起源视为缺陷和不真实的标志。
杜威称自己的哲学是“行动哲学”、“实践哲学”、“生活哲学”。他指出,人生下来就是生存,行动和实践是人类谋求生存的根本手段。“有生命的地方就有行动,有活动。要维持生命,活动就要继续。生活的形式愈高,对环境的主动的改造就愈重要。”“对于我们来说,这种行动就是实用主义的唯一意义。”
在早期,美国的工业设计师雷蒙.罗维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设计家,宣扬设计最重要的不是设计哲学、设计概念,而是设计的经济效益问题,就引起了一些设计理论家的批评,对此,雷蒙.罗维不置可否,并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对我来说,最美丽的曲线是销售上升的曲线”。他是一个高度专业化和商业化的设计师,也因此他的设计公司成为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设计公司之一。他的设计原则秉承了实用主义思想:简练、典雅或者美观、经济和容易保修,产品必须通过其形状表述使用功能。在他所有作品中得到完美体现,如好彩香烟盒、GG1与S1发动机、约翰肯尼迪纪念邮票、灰狗汽车以及壳牌、埃克森公司商标、可口可乐瓶、等案例中一一找到痕迹。通过以下作品可以窥视出实用主义在他的设计案例中运用。
1929年,改良Gestetner复印机,是他承接的第一份设计订单。罗维设计了一个可移动式的外壳,将内部机器包裹起来,也改变机器转动曲柄和复印表面的形态,最终改造为“四条苗条,却又坚实的支架”取替了以往张扬舞抓的支架。重新改良的复印机不仅完美体现了美观更是体现了实用的功效,原本“丑陋、笨拙”的机器变成了“富有魅力的办公家具”,并且传承了很多年。在此设计之中,罗维融入了人体工程学与审美理念,使得后续的设计师也沿着实用主义思想做设计。
1936年,罗维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局设计的GG-1火车车头,也是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作。他抛弃了以往覆盖无数铆钉的火车头设计形式,而是运用焊接技术,制造了外形完整、流畅机车头外壳,这种设计能够使维护过程便捷化,达到降低了生产成本的目的。这个火车头设计是一次历史性的改革。
1950年,罗维在为可口可乐公司重新设计瓶形时,设计出更加柔美的曲线。“可乐瓶的形状极具女性的魅力,这一特质在商品中有时会超越功能性。”这项经典瓶形亦迅速成为美国文化的象征。
在现代很多瓶身的设计中我们依然会发现极富女性魅力的可口可乐瓶身的影子。我们经常看见腰身收紧,极具女性的魅力设计形式不仅存在于瓶身设计还有其他的设计领域。因为这种形式方便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能够牢固地握住瓶子而不易滑落。美观且实用的设计一直在流传,实用主义也一直在现代设计中流传。
罗维设计的Studebaker款汽车中同样很完美地体现了罗维流线型设计观念的,这样可以减少汽车在运动时候的空气阻力,达到快速行驶的目的,然而由于车的重量减轻了,这样车子的速度又加快了,达到了实用的功能,功能与外观相结合是他的设计原则。
因此我们需要遵从实用主义设计原则才能够让我们走在设计前列,流线型是达到良好功能的一个变现方式,他们之间存在必然的依存关系,、还有很多实用主义设计形式需要我们当代设计师去挖掘、去发现。
综上所述,在当代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中,设计偏向于实用主义道路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把设计与市场相联系,把商品外观和功能相结合的道路,注重的不只是外观更是功能,注重的不仅是理论探索更重要的是实践后的效果。因此在工业设计以及其他领域都应该充分表达出了实用主义的设计原则,这对未来设计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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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实用理性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身的成长土壤,本文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表现中梳理实用理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承脉络。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心理中寻找“实用理性”的因素;并通过对比分析中西方“实用理性”的区别来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加以论释,证明“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
学以致用,我们对此都不会陌生,那么所谓“用”又是什么呢?我想无非是有益于世道众人或有利于国计民生。几千年来,先哲的总结使中国文化强调“正德利用厚生”,使中国人的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它们有无道德的应用价值,有无艺术价值,是否富有诗意,是否切合实用。中国思想当中的实用主义无论是在文化上、道德理智上,甚至在人情中都成为一种潜意识中的激流。
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主义反对玄谈、主张经世致用的趋向与欧洲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宗旨有一种相通的精神路数,二者的会通和结合对中国近代“文化一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启蒙运动贡献良多;实证主义的归纳法和实证逻辑对中国古典哲学向近代的转换、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与重建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应当指出,在近代文化思想领域中产生巨大影响力的西来学说几乎都能在传统中找到与之汇合的活水源头,它们相激相荡,互会互通,形成新的时代精神,即近代中国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主体成分。至此,中西哲学的融合实际上造成一种内外夹攻之势,摧毁了清初以来儒学封闭外壳,奏响了近代历史上文化变迁和思想革命的晨曲,延宕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此开始崩溃。
一、文化心理
在文化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影响,彰彰在人耳目,毋庸置疑。但是汉民族是一个非常注重现实生活的民族,凡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在”。这种对现实利益的过度关注,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气质性格、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部分。
所谓“实用理性”就是缺乏对超验价值的追求.只关注现实的、此岸的价值。在中国,大到国家政策,小到个人生活,无不体现出“实用理性”。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将这一文化概括为“实用理性”,是一种湛深的表达。近代以降,中国之所以诸事落后于西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实用理性”不无关系。有人曾说,中国古代在实际意义上并未曾开展自然科学,更是提出四个理由:一是中国学者相信阴阳是宇宙的基本原则;二是五行是构成宇宙的巨大要素;三是中国人粗枝大叶,不求甚解;四是中国学者都鄙夷体力劳动。
这样的说法无疑有失偏激,但是我们在大唱“国学热”的今天不得不去正视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主义的利与弊。
中国的四书之一《大学》曾经提到“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平天下”,这恰恰形成一个完整的、非常实际的体系。而儒家的“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以及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也无不体现着物需要通过“我”这一实用主体才能凸显其价值的思想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并不是缺乏理知,但是几千年的哲学目标—安定、中庸—决定了我们的处世态度。20世纪初叶,当进化论进人中国,我国学者马上发现它的实用价值,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披上道德外衣。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正是强调学习“经世致用”的器物,而非先进、民主的思维方式。
如果说文化背景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中流砒柱,那么文学作为一种表征,则时时处处体现出一个国家与一个民族的思想内蕴。
柏拉图为西方人树立了“理式”思想的里程碑,造就了“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则以他的唯物的科学的理念为西方文艺开辟了现实的境界,《诗学》是亚里士多德现实理念的集中体现。
亚里士多德,这位被马克思誉为“历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学者,以他长期生活在雅典的生活积淀,以他坚实丰厚的希腊文化底蕴,成就了《诗学》,在《诗学》之中他常常以自己的伦理观点去看艺术的目的。“在判断一言一行是好是坏的时候,不但要看言行本身是善是恶,而且要看言者,行者为谁,对象为谁,时间系何时,方式属何种,动机是什么”。这就使西方的文学作品的形式偏向于滔滔不绝的阐明,以达到感化受众的作用。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则更强调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对 社会伦理的构建。
综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精神,实用理性主义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诗》三百五篇当谏书”,皆反映了儒学重实用而轻理论的致思趋向,儒家祟实尚行,在先秦有荀子力主“知之不若行之”的经验论,至汉则有王充著《论衡》揭扬“疾虚妄”和“见用实事”的经验论。唐代大儒韩愈用儒学的功利主义作为辟佛的武器。宋明理学虽建构了以超然的形而上的“理”,但无论程朱还是陆王,皆反复强调实践、力行、践履等道德经验主义。另外,程朱一系的“致知格物”之说对明清实学也有积极影响。明清实学的基本趋势为经世致用,它恢复了一些原始儒学精义,加之西学刺激,反对理学“清谈”、“务虚”,提倡“欲挽虚窃,必重实学”和“实学救世”的学风悄然兴起,实学于明末清初蔚为具有启蒙主义色彩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潮。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力主实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如徐光启“生平所学,博究天人,皆主于实用”,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等人从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上宣扬实学。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恭等人提扬经世致用,至乾嘉年间统治者着意提倡考据学,故导致清代中期理学在思想界开始没落的格局。可以说,以反对“玄学”(理学)、倡导实事求是的实用理性精神形成了有清一代的主要学术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又是在复兴汉濡“经学”的招牌下进行的,故梁启超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近代伊始,袭自珍、魏源再揭“经世致用”之学,从而吹响了近代启蒙运动的号角。严复既是中国实用理性传统和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者,又是力图把中国的实用理性精神融会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第一人,他不仅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来,而且把实证主义引向中国,这在政治上适应了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在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在思想和文化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一意识形态”的转型。
五四前后期,胡适在宣传杜威实用主义的同时自觉、明确地在东西方两种实证主义学说中寻长结合点。美国学者格里德(Jerome.B.Grider)说:“当胡适接触到杜威的思想时,他自己的思想早已很牢固地形成了,而且是不容易被推翻的。他从范填、司马光的不成熟的怀疑主义那里学到的东西,以及通过严复的译著对强调力量、能力的进取心的斯宾塞和赫青黎的了解,这两者在他的理性气质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大于后来他在杜威的实验主义中所发现的有关理性—环境冲突问题的精妙论述。”“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儒学家的反应和实证主义者的反应又是十分接近的,并足以使从这个学说到那个学说的跳跃成为一件相当容易的事。
继胡适后,冯友兰于30年代撰写《贞元之际所著书》,一反严复、胡适重视归纳逻辑的做法,突出演绎逻辑和分析命题的作用,用形式逻辑方法构造起自己的哲学体系。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前后,实证主义是与进化论和各种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学说并架齐驱的一支有较大影响力的近代学术流派。
当然,无论是严复引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胡适改铸过的杜威的实用主义,都不能解决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问题,这一块领地自然要让给以革命性见长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近代实证主义的传人,不能不说对中国思想从传统儒学实用理性向近代实证精神和科学主义的蝉变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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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信仰
在道德信仰方面,中国注重伦理亲情,执着现世生活,所以外来宗教者想在中国流传、扎根,就必须经过人文精神的洗礼,接受中国文化的改造。中国人讲“信则有,不信则无”,__的思想是天国或神国的,中国思想是为人世的,讲究的是今世之德。所以在中国的“得道成仙”远比“来世受福”更具有诱惑力。所以,道德宇宙不可能产生理智宇宙的果实,理智宇宙也不可能开出道德理智的花朵。西方人努力想建立一个天国,中国人更现实地只想建立一个和平安定的现实王国。
经常有人说,西方人不关心尘世,追求超越的“真理”(Truths ),而中国人不关心抽象的真理,只迷恋于发现“道”。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求真者与求道者的这种简单对比,其实掩盖了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主要的是关心社会的和谐。只是由于两种文化的历史处境不同,从而需要不同的策略去实现这种和谐。
西方人沉迷于真理,中国人则缺乏对真理本性的沉思。但是如果说中国人不关心“事实”,显而易见又是不恰当的。公正的说法是,只是不像西方人一样,会去探讨“事实”是否为“真”这样的二阶问题。
于是,在中国的文化中“人情世故”远远比真理定律更加可靠。而当“正德利留厚生”这一原则自上而下影响到中国的百姓后,中国人便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重现实重人情的心理。他们遵循这样的原则,把对物体本身的兴趣置于对物体之用的兴趣之下。音乐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它可以陶冶性情,移风易俗。艺术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它可以培养高尚情操,益于世道人心。诚实有无用处?自然有用,因为你如果满嘴胡言乱语那么人们便会不信任你,那么在事业上、社交上也会败北。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加注重与自然的结合。当然这不是探求自然法则方面,而是培养自然爱好者的诗意、美感,月下徘徊、松下闲坐、静听溪水可以使人心旷神怡。于是,西方的那种分析式的、科学式的价值观必会受到现实的中国式的审美价值所排斥。
三、实用主义的现实思考
首先,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政教合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为体用、形而上与形而下勾连缠绕的特点,价值理性的独立性与超越性相当脆弱,相反常常成为工具理性的奴仆。这样,中国近代政统的瓦解与工具理性层面的溃败就相当自然地引发了道统的相应的危机。
其次,实用主义哲学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被迫现代化的历史情势决定的。如果没有军事、政治、经济等所谓工具理性层面或实用层面的危机,中国传统的精神价值、伦理道德也许根本就无所谓“危机”(文化价值与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危机,而不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造反、藩镇割据或宦官篡权),当然也无所谓重建之必要。正因为是在形而下倒塌之后才去修补形而上,所以形而上的思考怎么也超越不起来,不能不被形而下牵着鼻子走。所以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态度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现代化的滞后造成的,这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对于具有速成之效的工具层面的革命表现出比价值理性更大的兴趣。即使是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也有强烈的功利主义特点,或把本属工具层面的东西提升为价值理性(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宗教化),其出发点始终是作为工具理性的强国,因而总是滑向意识形态革命或政治革命。
历史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能超然地、从容地建构价值理性的问题。于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在中国知识界重新成为关注的热点之一,这个问题在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大论战中被再次提出,绝非偶然。
西方文化如同一部庞大的精密的机器,倘若拆开尚可看到一些零件,而中国的文化正如同一个经过历练后的精美瓷器,是万万不可打碎的,否则只会剩下支离破碎的残片。求精与求概、理知与实用孰轻孰重?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决不可忘记中国旧的文化传统体系。历经千百年的经验和历代的不断努力建立起来的文化体系使中国人现实可靠,使中国社会在大部分时候风平浪静,并使中国文化历久弥新。所以,我们面对的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接受与摒弃,而是如同在理智与现实之中如何架设中庸的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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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工具理性中国实际实用主义
【论文摘要】工具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重要内容,是指人们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对实现目的、理想而起着重要作用的手段、工具、途径以及具体方法等格外重视的思维方式和态度。它具有精确性和系统化、功利性和追求效益的最大化、现实性和实用性、独立性与进取性、法制化和标准化等特点。实用主义产生于l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中心范畴是“效益”、“效用”,它崇尚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虽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却是有本质区别的。分清二者的不同,对于纠正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意义重大。
随着我国与西方现代化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各种思想观点也越来越明显地影响着我国学术界乃至其他各个领域。这种影响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各种思想理论的过程中,必须明确一些基本的界限、差别,不能想当然地加以混淆。这对于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本文就我们现实中经常混淆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两个概念做一简单分析。
工具理性一词源于M.韦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分析。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不断工具理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一个方面是“文化的理性化”,即人们现代理性意识的出现和提高(不再由不可测知的神秘力量来理解、来支配世界,而由技术、理性的方法来理解、来支配世界的意识就是现代理性意识);另一个方面是“社会的理性化”,即人们的理性意识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在人们具体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对外在世界进行理性的、技术的组织和控制,使社会生活逐渐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韦伯将这种促成资本主义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精神称之为“合乎目的的理性”或“形式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则将这种对人们的思维和行动的手段、工具、方法和途径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倍加重视的思维方式,称为“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对人类控制和协调客观世界的自信,使人类不断探索和创造更高级的工具、方法、手段,不断推进科学技术教育的发展。人们也在不断满足各种需求的同时,越来越相信科学和技术是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的钥匙,科技成为越来越有效的手段、工具被人们推崇。
工具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重要内容,是指人们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对实现目的、理想而起着重要作用的手段、工具、途径以及具体方法等格外重视的思维方式和态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工具理性行为则往往根据可预测的技术性方式和可以带来的现实利益作为对目标进行选择的标准,同时致力于选择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最佳方式。作为人类理性的基本形式,工具理性从其实质上讲属于精神领域,是人的素质能力的重要内容。工具理性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精确性和系统化。工具理性强调严密的逻辑联系,十分注重理论的严谨和系统。尤其崇尚数学的严谨、精确,认为,一切经过数字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字化的东西则是无法把握、无法认识的。它要求人们对外界对象要准确、定量地认识和把握,并对对象的特征及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做出精确的理论说明。反对模棱两可或简单的经验式的描述。(2)功利性和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著名经济学家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指出,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强调功能关系和数量。它的行动标准是效率和最佳标准”。因此,在现实中,工具理性排斥任何形式的非理性或者打着所谓“理性”而实际上脱离实际的追求。为了使功用或效益达到最大,工具理性行为总是努力权衡利弊,合理地设计行动目标,选择最佳途径和最佳手段,以尽量少的投入求得尽量多的产出。因此,工具理性始终以经济为取向,采用严格的簿记方式,注重经济核算,追求实际的成效和利益,强调保障个人正当利益的重要性,注重经济的积累与发展。(3)现实性和实用性。工具理性始终坚持以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作为人们行动的指导。他虽然推崇科学理性,但也并非将理性与实际经验割裂开来,而是将理性建筑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上。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态度。(4)独立性与进取性。工具理性推崇自由与独立,它从实际出发,不迷信、不盲从任何权威。为了实现个人利益,它提倡竞争和冒险。但是,工具理性在提倡独立、竞争的同时,又十分注重人们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要求人们讲究信用,节制有度。(5)法制化和标准化。建立在对世界精确、系统认识基础上的工具理性十分注重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认为社会运作主要应该依靠法律制度来规范和调节。因为法律的确立和运作是严谨的、可靠的。尽管法律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它会在一定程度上(而且这种程度会逐步增强)反映人民的整体意志,并且在法律的适用上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不受法律制约。
作为具有上述特征的工具理性,在现实中通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理论的求真务实、社会生活的制度规范以及人们处理问题时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体现出来。尤其要强调指出的是,严肃认真的社会科学同样具备工具理性的特征,有人以工具理性的精确性特征来否认社会科学应具备的工具理性特点,这是站不住脚的。人类社会虽然与自然界不同,但也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有着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任何以社会和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都不可能为所欲为,都必须尊重社会和人的规律,尽量实际准确地反映对象的本质和特征,否则就是空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性认识的标准,通过概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成果,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本质和普遍规律。它坚持按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坚决排斥主观臆测。
工具理性是西方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在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化阶段,出现了反理性主义思潮,工具理性在西方开始被批判和抵制。同时,反理性主义思潮也传人中国,对我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也有为数不少的学者赞成西方学者的观点,对工具理性持否定态度:“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主要敌人是宗教蒙昧主义,是教会独断的‘神’对人的奴役和宰割的话,那么,在20世纪,在今天。人文精神萎缩的主要根源则在于人的‘物化’,在于技术社会中失去了价值导引的‘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或者说,在于‘理性的暴虐’对人的奴役。”‘这种人定胜天的工具理性观念经过西方社会300年来自发的现代化进程,以及非西方社会采取西方社会现代化价值而追求现代化的过程,目前已经显露出它内在的反生产性、破坏性和盲目性,最具体的表征就是一天比一天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的出现,这不但逐步破坏人类生活的自然基础,而且也在拆毁人类生活的各种制度、结构以及价值观念。
的确,工具理性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由于工具理性思考问题的前提是主客体的分离,面对客体,主体往往注重的是其普遍的本质、规律或特征,在认识和把握客体对象本质规律的基础上做出精确、合理的表述,从而制定我们行为的规范、准则。依据这些规范、准则运行的社会比起没有或缺乏规则的社会而言,具有高效、简洁的优势。但与此同时,对客体一般的注重很容易忽略事物或人个性方面的多样化,在社会生活方面,很容易因忽略主体存在的实际差别而造成社会矛盾。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是可以简单地用精确、客观的科学知识涵盖其中的。人类社会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多变性的确需要我们经常运用非理性的灵活的感情形式来处理。因此,如果不能在提倡和发展工具理性的同时加强价值理性,不断优化人们的价值追求,同时积极促进和改善各种规章制度,那么,社会发展就会陷入单调、刻板甚至畸形。最早使用“工具理性”一词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基本上是在批判和否定的意义上对待工具理性的,西方许多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目前正在掀起的反工具理性蔓延的思潮就是对这种做法的反思。
但是,我国的历史和现实与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别,目前在我国远不是扼制和批判工具理性的问题,而是积极促进发展工具理性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理性的进化和完善,当然,人类理性并不简单等同于工具理性。但是,就我国而言,工具理性却是传统文化中十分缺乏的。从历史上讲,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伦道德占据核心地位,我们注重探究和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注重人的自身完善,而相对忽略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学问。也因此,我们的民族文化表现出明显的价值理性有余而工具理性不足的特点。我们不否认中国传统思维特征中体现出来的整体、统一、直接、宏观地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智慧和成熟(或者叫早熟)。但是,从根本上来看,我们的这种思维方式不是建筑在科学的认识发生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的,它不利于深入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事物,难以形成完整系统的科学理论。任何事物都是本质与现象、一般与特殊、整体与要素的统一。对事物本质、一般以及整体的准确认识,是在掌握大量具体感性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从抽象到具体等一系列科学的思维方式才能完成的。离开科学的认识方法而出现的各种观点想法,不但难以准确把握客观对象的本质,而且由于缺乏认识发生发展的机制影响人类认识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从现实来讲,科学技术在今天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已是世人皆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是邓小平同志根据时代要求做出的科学判断。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重申了这一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阶段,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科学思维方式的建立和普及的任务。通过对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归纳出其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些现代化的特征:经济市场化、规范化;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国民素质的理性化。但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政治、文化方面要求,现代化更实质的内容在于科学理性的建立,即,包括工具理性在内的科学理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形成的统一、有序、开放的状态。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工具理性不是理性的全部。因此,针对工具理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通过价值理性的完善以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协调、渗透来加以解决,切不可因噎废食,脱离我国的具体实际盲目地提出批判和抵制工具理性的意见。但同时,我们也要避免简单、庸俗地理解和应用工具理性,尤其要注意与实用主义的区别。
实用主义的概念是我们早已熟悉的。但熟悉并不意味着认识上的清楚。现实中很多人把求真务实的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相等同,尤其是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自称工具主义,更增加了混淆二者界限的几率。目前,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中,总有一些人以实事求是之名推行和贩卖实用主义(工具主义)之实,这在现实中造成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极有澄清之必要。
实用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中心范畴是“效益”、“效用”,它崇尚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在英美等地广泛流行。与工具理性相比较,实用主义确实与工具理性有相似之处:都注重行为的有效性;反对教条和脱离实际的空谈,强调对现实的改造。这种相似造成了人们的误解。事实上,实用主义与工具理性是有本质区别的,表现在:
1.二者在哲学性质上根本对立。工具理性坚持唯物主义路线,在承认客体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前提下,提倡调查研究,掌握关于外界事物的规律特征,形成科学理论。而且认为科学理论作为工具、方法、手段需要在现实中不断充实和发展。工具理性是求真与务实的统一,“求真”就是不断去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务实”就是要在这种规律性认识的指导下,去行、去实践。实用主义则是主观唯心主义。它无视外界事物客观的规律与特征,认为概念、科学、理论都不是客观实在的反映,而只是帮助人们整理经验、适应环境的工具和手段。他们以人的经验感受为标准为尺度。它也讲“务实”,但这个“务实”务的是依个人主观选择而定的“实”。
2.实用主义强调经验否认思想和理论的意义,著名的实用主义代表詹姆士强调:“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要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而工具理性强调“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十分重视开展科学研究。
3.实用主义只讲“有用”,不讲规则,无视手段和方法的优劣,“成功就说明手段工具是合理的”。甚至不择手段,铤而走险。而工具理性在重视功效的同时,十分重视手段和方法的研究和优化,强调规则的神圣和不可违。将利益的最大化与手段方法的研究优化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4.实用主义崇尚“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了实现个人利益,不惜牺牲社会和集体利益。工具理性在提倡人人为我的同时,也提倡我为人人。努力向社会公众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权利。
总之,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虽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却是有本质区别的。分清二者的不同,对于纠正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意义重大。近些年,社会上出现的许多不正之风与实用主义的泛滥不无关系。如有的人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人搞地方保护主义、小团体主义,有的人坑蒙拐骗,有的人则贪污腐败等等,而且屡禁不止,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相对于实用主义而言,工具理性在我国还属新名词,但由于实现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极有必要将其作为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探讨,以推进我国理性化进程。因此,给工具理性在中国以正确、合理的定位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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