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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宋代史家忧患意识儒家文化
论文摘要: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意识。这种意识既是对历史的沉思,更是对现实的感受,它主要表现为知识阶层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具体到史家身上,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治乱安稳、民生生存的终极关怀。两宋重用文士的国策和内忧外患的国势,大大强化了士大夫和史家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忧患意识,使其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前所未有的张扬。
“忧患”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患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它既是一种亢奋、悲悯的心理情绪,更是一种执著追求的价值选择,其发展的极致就是关心国家前途、关注民族命运以及形成强烈的爱国情感。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人类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作为人们直面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而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可以说,没有忧患,就没有危机感,就没有追求,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劲生命力,就在于其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它从古到今连绵不断,逐渐积淀到民族心理的深层,演化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意识。这种优患意识既是对历史的沉思,更是对现实的感受,它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具体到史家身上,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治乱安稳、民生生存的终极关怀。之所以有这种反映,是同史家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
一、史家的忧患意识传统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就有一种忧患意识。孟子评论孔子作《春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拭其君者有之,子轼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川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孔子的忧患主要是对现实政治的忧患,用他的话说就是“天下无道”,于是他提出了“礼治”的治理方案;还有一个忧患,就是对礼崩乐坏、文明危机的优患,对此,孔子的立场很明确:“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孔子作《春秋》就是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带着为社会、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而对过往历史进行评论褒贬的。毫无疑问,这是孔子优患意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价值。
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著。这就是司马谈对司马迁说的一番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之所惧,是“废天下之史文”的问题。他怀着强烈的优患意识,抱着抢救天下史文的崇高目的,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未竟事业,撰写《史记》,以继承前辈史家的传统和伟业,把春秋战国诸侯相兼和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光荣业绩载于史册,使其流芳千古。然而,当司马迁进人到具体的撰述之中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不只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已经不只是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进行赞扬和称颂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他对“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偕于上,无限度”的社会时尚表现出了隐隐的不安。于是,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使命感使其批判之笔无所不指,即使是汉武帝本人也不能幸免,显示了作者关心国家前途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的这种优患意识是在汉武帝统治的极盛时期萌发的,更折射出作者对国家对民族高度的责任感!不仅如此,司马迁所以能够历尽艰辛、忍辱负重、克服精神与肉体的巨大折磨,最终完成不朽巨著《史记》,也是从前辈史家的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用他的原话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夔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殡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显然,正是司马迁身上沉重的人生忧患意识、社会忧患意识和文化忧患意识最终促使其完成了自己的“草创”之作,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史家的优良品质!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对历史的远见卓识和敏锐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化,故而发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唐代史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经历了唐代的盛世年华“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吴兢认为,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其义在于“惩劝”。吴兢对于此书在政治上的作用非常有信心。他说:“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可见,史学家吴兢是很“现实”的:与其侈谈尧、舜、文、武,不如就从学习本朝“贞观之治”做起。他的这种现实的态度,既是对唐太宗时“政化”的仰慕,又是出于对唐玄宗开元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辈当政的忧虑。而且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也反映出了这位史学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同样,唐代的另一位史家杜佑也是怀抱着“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政治胸怀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写出了贯通古今而又旨在“理道”的《通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佑既是精通政治的史学家,又是洞察历史的政治家,他把史学看作是施政的参照,又把政治视为史学所指示的历史前途的理想和实践。可以说,促成杜佑成功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衰微国势带给他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历史撰述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有史家忧患意识传统的影响,又有时代情势的激发。
宋代是一个充满忧患的年代。宋朝建立后,面临着种种矛盾,一是外患,二是内忧。宋的统一只是局部统一,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不是当时中国的统一王朝。北宋时,有辽、西夏同北宋对峙。南宋时,则有金朝雄据淮河、秦岭以北的中国北方,南宋只能偏安一隅。辽、西夏和金,都不断对宋朝进行侵扰。而两宋统治集团,腐败无力,国力相对屏弱,在对付外患方面软弱无力,最后都被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灭亡。内忧则是指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错综交织。反映在思想上,则是由于佛教的冲击所造成的儒家文化的衰落。宋明儒学的兴起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遭到中华大帝国的解体和佛学的挑战时的觉醒。
基于以上原因,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就显得格外凝重,他们特别关注国家事务、关注百姓疾苦,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宋代知识阶层忧患意识的表现。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这种忧患意识的深沉的境界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优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识与境界继承了孔孟“乐以天下,优以天下”的思想。但范仲淹倡导先天下而忧患,后天下而快乐,而且上优国下优民,界高远而视野宽泛。并且孟子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抢仲淹则有所超越,立志做到“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这种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为知识阶层树立了新的人格风范,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岳阳楼记》因此而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万言书》提出的社会问题是:“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犬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视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蕙蕙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囚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四方有志之士,葱葱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的忧患意识,已经超出了个人的思想与器局,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靖康之变,二帝北狩,面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情境,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重心便从内忧转向外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胭”,岳飞激昂的斗志,代表了南宋士大夫的呼声。于是,“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忧患意识,便落实为以抗金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我们看到,在国难当头之际,宋代士大夫不计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主动挑起了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虽屡遭挫折和打击,但抗金救国、恢复失地的雄心壮志始终未泯。可以说,宋代士大夫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是内忧外患的宋代得以存续三百余年的文化基石。
毋庸置疑,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同士大夫比较起来,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感,司马光《历年图序》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感,他写道: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见于《诗》、《书》、《春秋》,臣愚不敢复言。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同士大夫对世事的忧患是相同的。司马光同王安石虽政见不合,而在忧患意识方面却并无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变法,一方面又慨然为司马光所主编的史书作序,并赐名为《资治通鉴》,正可表明其间的相通之处。
此外,宋代史家深沉的忧患意识中还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感。史学家范祖禹是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助手之,著有《唐鉴》一书。他在此书序文中讲到唐代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时指出,唐皇朝的兴废治乱之迹,对于北宋皇朝来说,是最切近的事情,所以提出“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sj的认识。这跟上文吴兢认识历史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范祖禹又略述北宋开国后百余年的历史,并不无深意的说:“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则今当何监,不在唐乎!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监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其忧患意识正寓于其深意之中。
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激发了史学家更为恢弘博大的优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优思,以警后人。史学家李煮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萃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或“当代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史载李心传曾向宋理宗谏言,分析政治与天灾的关系,他说:“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谨,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贵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遣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渴盛矣;珍玩之献,闻却绝,则苞直行矣;鲤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早灾。而且,李心传曾先后两次因谏言而罢官,联系上述引文,可以想见其为人。惟其如此,“有史才,通故实”的李心传,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自然蕴涵着深刻的优患意识。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债世疾邪之志”。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
三、关于宋代史家忧患意识的启示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史家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扬,它既对后世史家忧患意识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衡量中国知识阶层人格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考察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也会给我们留下一些重要的启示。
(一)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思想的精华。
传统儒家文化充满人文主义精神,它重视道德的修养,强调人格的自我完善,提倡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关心国家前途,关心民族命运,关心民生生存成为其终极关怀,表现为一种高昂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追溯历史,无论是孔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优”的忧国情怀,还是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优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Wl的优民思想;无论是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哀叹,还是白居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呐喊;无论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还是岳飞“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胭”的斗志;无论是宋陈亮“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责””的胸怀,还是明末顾宪成“念头不在百姓上,……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羡,君子不齿’的气节,无不是对儒家文化所提倡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发扬光大,无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无不成为儒家文化的经典之作。
(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已经突破了历史上绝大多数士大夫以忠于封建朝廷、挥卫一家一姓利益为宗旨的局限,而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利益及广大民众忧乐的终极关怀按照宋儒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的优患意识,归根结底是凸显了春秋时期“忠”的最初内涵。这种“忠”的最初内涵,借用魏良韬先生的话讲,就是“一种自觉的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是“春秋时代发展起来的‘爱民’思想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主义’及其‘以道自任’的实践精神”。宋代史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关头忠于国家、忠于社樱、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精神,那种进退皆忧、先天下之优而忧的情怀,那种康国济民、关心民生的社会责任感,都是这种忧患意识的鲜明体现,都对后世史家优患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比患意识往往产生于国势衰微、民生涂炭的多事之秋观历史,孔、孟所处的时代是诸侯争霸,社会矛盾加剧的春秋战国时代,因而他们怀抱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开始了追求安邦定国、匡济天下的社会理想;杜佑、韩愈所处的时代是藩镇割据,朝廷危机四伏的大唐末年,因而他们怀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能够肩负起倡导改革、提倡经史之学的历史重任;王安石、欧阳修所处的时代是内政腐败、民生艰辛的北宋朝廷,因而他们怀抱着凝重的优患意识力主革新,变法图强;岳飞、文天祥所处的时代是外族侵凌、国势削弱的南宋王朝,因而他们怀抱着“忧国如家”的忧患意识迸发出破敌立功的壮志豪情,甚至最终舍身为国、以赴国难。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点、以忧国忧民为根本内容、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感即使千年之后仍然令人坪然心动,心向往之。
(四)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中蕴涵着深刻的“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的思想和信念正是这种浓厚的“居安思危”意识才使虚弱的两宋历史有了光辉灿烂的一面:经济繁荣,科技发展,文史辉煌,人才辈出。可以说这些成就的取得既是历史的积累,也是两宋时代人们的创造,但其高度发达的文史文化归根结底还是宋代士大夫阶层凝重忧患意识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今,两宋文化之所以为后人所仰慕,不只因为它独具特色的哲学、史学、文学及科学发明与创造,更大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它包含了宋代士大夫“居安思危”的思想信念和“忧国如家”的精神风貌。
总括全文,可以作以下两点概括:第一,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历史责任感、民族使命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反映,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境界与追求;第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又对后世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冶炼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应该为我们时刻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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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中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许多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著作。这一流派的思想、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女性”的具体含义却很少给以明确的内涵。只把“女性”的含义做一个普遍的概化概念来应用。文章力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阚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的“女性”的具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以达到对“女性”内涵的多样性的充分认识。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概念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而产生的。是女权主义运动波及到文化、文学领域的结果,也是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结果。它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包括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女性的创作、女性阅读等一系列问题,是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界一股重要的理论思潮。
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许多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著作,而且这一流派的思想、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在众多的著作中,“女性主义”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几乎所有涉及女性主义的批评及其论著中,都是以一个限定词加“女性主义”出现的,例如:“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批评”等,这样似乎就明确了“女性主义”的概念,明确了它是哪个流派、哪个领域、哪个方面的女性主义,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大有大而化之的趋势,而对“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中“女性”的具体含义却很少给以明确的内涵诠释,只把“女性”的概念做一个普遍的概化来应用,但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并非在一个国家,也不是在一个地域,对于“女性主义”中“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同一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流派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有所模糊,对女性主义只是有所指,却没有很好的限定它的能指,当把“女性”这一概念具体化时,就没有很明确的概念了。这样对“女性”概念的具体所指的模糊性,就很容易造成具体内涵的含混不清,也就不能很好的理解各个国家、各个流派关于“女性主义”的介绍。那么对于一些问题的把握也就很容易限于表面化、肤浅化而不能达到深层探究。本文力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阈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女性”的具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这样对于更好的理解女性主义批评视阈下,女性创作、女性阅读、女性心理、女性形象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对于梳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研究。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产生在一个国家,也不是统一的文学评论流派,所以“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女性”这一概念的内涵也是很值得研究、探讨的。学术界对女性主义的划分,主要包括“英美派女性主义批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另外还有“其他的女性主义批评”,其代表就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笔者也是以这种划分为依据,分别给“女性”的具体所指以明确的内涵。
首先,是“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术界把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放到一块讨论,并不是因为地域的原因,而是因为:一方面不约而同地对女性问题中的社会因素给予格外的关注;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英语国家,女性主义者寻找的文学传统和艺术形象都集中在相仿的经典之中。从总体上看,英美女性主义批评派形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批评方法,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关注社会与文化的语境,发展基于女性经验的理论和方法,谋求理解作者及人物的女性主体;奉行女性美学的原则,研究妇女作品的特殊性,妇女作家的传统和妇女文化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的现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奉行明确的性别路线。笔者从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特征可以概括出,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在“英美女性主义批评”这里的“女性”基本上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她们重视妇女的实际经验,并以将妇女定义为主体的方式克服男性文学批评将女性贬损为对象的理论。对女性的内涵主体实现是由英美国家的现实决定的。英国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她们的女权主义革命,在斗争中,更注重女性具体实际利益的获得,包括女性在革命中,获得多少可以实现的利益和权利。例如,工作的权利、工资的提高、福利的保障等,是以行动代替文学作品,对女性是切合实际的要求,采用本土化的方法。美国是以实用主义为理论传统的国家,注重“女性”的实践性效果,注重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因此,她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从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家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屋子。”在这里,“钱”和“屋子”不仅是指他们的本身,还是一种象征。女性要进行创作,首要的是经济基础,强调经济的作用,而且还要有自己的创作时间、空间,这些都是决定女性创作的必要条件,重视女性创作的实际决定因素,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只有具备必要的经济基础,拥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才有进行创作的可能。
标志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式诞生的重要著作是米勒特的《性政治》。在这本书中,作者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外在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认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这部作品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重点揭示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抨击传统的“阳物批评”,进而批判男性的父权制社会,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性,充分重视了女性作为生物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的阅读与创作,区分了性别的差异。
吉尔伯特和格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l9世纪的文学想象》中,分析了西方l9世纪前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而且以一种新的女性主义视角重新阅读,并阐释了l9世纪一些著名女作家的作品,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之后产生的,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场革命的爆发,女性也参加进去。但革命结束后,她们发现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是男人的权利,女性的地位根本没有什么改善,于是,她们要求实现女性的权利,得到应有的地位,爆发了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因此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要影响。因此,她们的思想非常激进,并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深刻,相对于英美来说更理论化,注重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的分析和其他话语系统中的女性构成,注重妇女与语言的关系,她们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再是生理意义上的妇女,也不再是妇女的经验与历史,而是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符号。她们认为女性是一种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代表社会内部的一种反抗力量,而体现出一种浓郁的解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的色彩,把女性作为父权制社会下的一种解构力量,是一种他者的符号化概念,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女性”。法国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克利斯蒂娃“认为‘一个人是女人’和‘一个人是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因此,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预约、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在更深的程度上,女人不是一个能‘成为’的某种东西。”这段话,用女性不可界定的符号学意义,模糊了男女的界限,目的是消解父权制度下的男女二元对立。法国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苏认为,在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中,男性代表正面价值,而女性是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符号,男性为了维护二元对立,极力压制女性。为了消解这种二元对立,西苏提出了“身体写作”理论,以一种全新的女性的语言,创造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注重重新建构一种女性的语言,利用女性的语言而不是女性自身,作为解构二元对立的男权社会的武器。
伊瑞格瑞是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又一位批评家,她对父权制社会中,坚持男女的二元对立做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社会中,人的肉体被符号化了,人的生物学、生理学结构被赋予了不合理的文化意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类的自身已经被符号化设置于社会网络之中,在文化中,并被赋予意义,男性被认为是雄性和阳具,女性则被动和被阉割的,这不是生物学的结论,而是自身的社会心理学意义。”
最后,其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黑人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谓他者妇女,就是我们看得到形象,却听不到声音的女性,黑人和女同性恋妇女长期以来就处在他者的地位上。”但是她们的理论思想,对于丰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作为黑人女性,一方面,她们要与黑人男性一起受到种族歧视的压迫;另一方面,她们还要受到种族内男人的压迫。因此。从她们自身所受的压迫来看,她们关于“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同于英美、法国的女性主导概念,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不能概括到黑人女性的概念中,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是与种族和阶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黑人女性本种族内部,有别于自人女性经验的;是黑人女性意识的产物,她们关于自身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巴巴拉·史密斯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萌芽》中指出:“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在是分不开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阐释,是以种族性和政治性为依据的。
在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可从什么是“女同性恋”的概念中得到启示。到底什么是“女同性恋”,费得曼说:“‘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就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感情和爱恋的关系,其中可能或多或少有性关系,抑或根本没有性关系。共同的爱好使两位妇女花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对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中,“女性”的理解是,从恋爱双方的性别角度来理解的,这里的“女性”完全不同于父权制度下,以男女爱情为主要感情下的女性,而是以同性作为自己爱恋的对象,并与之共同生活,共同分享生活中的经验。关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的基本概念,就是以同性之问的爱为基础,并与同性共同生活的女性,这一关于“女性”的概念,彻底消解了男权社会中男女二元对立关系。
综上所述,英美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比较现实,他们更多将对女性文学的揭示,同女性生活觉悟和女性社会实践相联系,因此,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社会学和生物学上的实体女性的理解;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大,以语言为目标。试图通过颠覆男性的话语权利来实现女性主义的任务,因此,他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女性”是作为一种反抗社会的力量而抽象的存在;在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概念,是对女性主义思想具体运用的结果,关于“女性”具体概念多体现出阶级、种族和个人经验,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概念,他们关于“女性”概念充分体现了共性基础上的个性要求与运用。
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含义的具体理解,在已有的基础上,对女性主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中,有关涉及女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握。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下,“女性”的理解和阐释,我们也应该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坚持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研究。以后现代主义理论视角进行解读,提倡它多元共生性,既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身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那么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也不应是以一用之,而应是多角度、多元化的。
2。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能仅从抽象概念出发,而应当把它放到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解读,与有关女性文学中,作家、批评家生活的具体社会生活相联系,有时候还要涉及到她们的阶级、种族等特征,对“女性”的概念做具体回答,使“女性”这一概念在所指层面,不只是就概念丽论概念,而应使它更加丰富和生动。
3.坚持文艺学、美学的研究视角,对“女性”概念更有学术上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方面,坚持这一概念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理论美学追求;另一方面,要注重女性概念的实践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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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所谓体验批评是指在批评过程中批评家要像作家在创作作品时一样,全身心地去体验和感受文本,通过对文本感受和体验,来最大限度地把握并传达作品的内涵。体验批评认为,只有对文学文本有了深切体验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那种不是来自对作品的阅读、感受的批评,都不属于体验批评,也不是一种真正的作品批评。
[论文关键词]体验;文学批评
时下,文学界、学术界对文学批评的种种议论和指责由来已久,批评的公正性和公平性正在丧失已经成为共识。不仅一般读者认为文学批评可有可无,不肯去读文学批评文章,就连批评家自己也感到了批评的危机。我认为,文学批评之所以出现偏差,之所以让批评界和读者都不满意,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批评观念上存在着误区。
当前中国的文学批评受接受美学的影响,更多的把文学批评当成是批评者的自言自话,其具体表现就是:批评者所作的批评并不是建立在对文学作品的解释之上,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批评,批评所言说的只不过是自我的一种感觉,而不是对作品的感觉。批评家面对一个批评对象的时,并不想说出对作品的真实感受,所言说的只是他所热衷的某种理论。在这样的文学批评中,文学理论淹没了对作品的感受,对理论的解释也成了文学批评本身。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我们并不缺少文学批评,而是缺少对文学的批评。这就是批评不断遭到指责的原因之一。
怎样走出当前文学批评的困境呢?其中的办法之一就是提倡一种体验的批评。所说的体验批评是指,在批评过程中,批评家要像作家在创作作品时一样,全身心地去体验和感受文本,通过对文本感受和体验,来最大限度地把握并传达作品的内涵。体验批评强调对文学文本的体验,认为只有对文学文本有了深切体验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那种不是来自对作品的阅读、感受的批评,都不属于体验批评。
提倡体验批评是和文学创作中重视体验相对应的,在文学创作中,体验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作家没有对生活、人生、现实的深切体验,就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同样,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对文学作品的体验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批评者没有对作品的深切体验和感受也不可能写出好的批评文章。因而,文学批评中的体验和文学创作中的体验就是相同的:两者都强调对对象的感受和体会,重视对对象的全身心投入,其目的都是要把属于对象本质性的东西描述出来。具体地来说,体验批评是一种怎样的批评呢?
一、体验批评是一种意向性批评
按照日内瓦学派的解释,文学是人的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类经验的一种“副本”。这也就是说,文学是对现实的一种意识,它是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着对世界的意识;同样,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意识活动,它是批评者面对文学文本所展开的意识活动,批评者要借助别人的诗、小说或戏剧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和世界的感受和认识,它是对文学这一意识活动的意识。承认了文学批评是一种意识活动,文学批评就应该把文本当成自己的意识对象,在整个批评的进程中,始终都不会放弃意识的对象——文学文本,不是让文学批评脱离具体的文学文本。因为按照现象学的解释,意识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自身活动,而是一种具有意向性的活动,所说的意识总是指对某一个具体存在的意识,意识总是要意识到什么,或者是一个具体事物,或者是一个抽象的存在物,不存在什么也没有意识到的纯粹的意识。胡塞尔就说过,没有思想的对象也就没有思想。文学批评作为人的一种意识形式,它也就必定要有一个意识的对象,这一意识对象就是文学作品。因而在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两者间,文学作品永远是在先的,是先有文学作品然后才有文学批评。这样看来,文学批评就只能是面对具体作品的批评,不是对某种理论的阐释,也不是对批评者自我的内心读白。体验批评就属于一种对话,它是往返于批评主体和创作主体之间的、经由作品而完成的批评者和作品之间的对话。日内瓦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布莱把文学批评称为“意识接纳意识。”
文学批评之间的对话是以尊重文本为基础的,对话式的批评就不是批评者抛开文本的自我言说,它应该是和作品的一种平等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的前提就是,批评者必须读过此一文本,熟悉此一文本,对文本中所表达的内容要有很好的理解,在此一基础上再来谈自我对作品的理解。并且在这一交流过程中,批评者要更多地顺着文本的思路、作者的思路来行进,这意味着当批评者开始阅读一本书的时候,他也就将要进入到了另一个人的意识之中,要和他所阅读的对象达成一种认同。这正如乔治·布莱所说,“批评家是这样的人,他以变为另一个人为开始,同意在精神上过一种与他自己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而变成另一个人,首先就要不再是他自己。”这样看来,体验批评就意昧着牺牲批评者原有的习惯、欲望、信仰,使批评者的思想变为被批评者的思想。乔治·布莱曾把批评者放弃自我的行为比作是__的谦逊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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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验批评是一种“零度的批评”
体验批评要走进文本世界,达到和批评对象的认同,这就要求批评者进入到文学文本世界时,首先要澄明自我的心境,让自己处于一种心境澄明的状态。所谓的澄明心境是指,批评者在批评某一文学作品时要把自我原有的意识、观念或批评模式都搁置起来,使自我的心境处于一种没有先验观念的纯净状态,或者说形成一种零度意识、零度观念,并且就以这种纯净的心境走进文本世界。我把这样的批评称之为“零度的批评”。
在零度批评中,批评者处于一种零意识和零观念状态,他的目的不是要把自我的意识带入到文本世界中,以一种自我具有的先在观念来解说文本;相反,他是以一种纯净的心境去感受文学文本,在阅读中要沉入到文本所设定的情境中去,设想自己就是文本中人物、事件的旁观者或亲历者,设想自己和文本中的人物有着相同的经历和感受,也设想自己与文本创作者有着同样的心态和感受。这时批评者从自己的世界中走了出来,从当下的现实世界中走出来,走入所阅读文本描绘的世界中去,和文本世界形成一种水乳交融的状态。狄尔泰就说过,理解一件艺术文本也就是设法恢复和重现它的原来内容,而要做到这一点,理解者必须从他自己的文化和心理环境中暂时走出来,进入到作品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状态中去。因为作者和读者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既然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就各自有各自的意识系统,虽然不能说这两个世界是完全相对立的,但是也要承认这两个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各自有其各自的特点。批评者面对文学文本就如同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是一个全新的、并不熟知的世界,批评者无法用自己原有的意识观念来解释这个新的文本世界,只根据自己阅读中所生出的感受和体验来加以解说。因此,在体验批评看来,批评者只有从自我的世界中走出来,走入文本的世界,成为文本世界的参与者和分享者,而不是要把自我的世界带入到文本世界中,让文本世界服从于批评者的自我意识。这样的批评才是切实的、可接受的、可信的批评。
三、体验批评是一种描述性批评
所谓的描述性批评是指,批评者用叙述的、描述的方式把对作品的体验表达出来,而不是采用概念方式表达出来。从当前的文学批评现状看,文学批评过分强调理论色彩,批评者更多的是忙于理论体系的建构,或是某种理论的实验,而不是着力对文本内涵的阐述。结果,文学文本在概念式批评中不具有主体的地位,它成了批评者为阐释某种批评理论的实验田,这种带着实验目地的批评方式显然不可能真正地解读文本,即便有对文本的解读也难免牵强附会或主观臆想,由此出现曲解作品的情景也就不足为奇了。
体验批评认为,文学是一种形象思维,文学的这一特点对文学批评也是有适用的,正像文学家在创作中把自己的感受用形象的方式描述出来一样,批评者在批评时也把自己对作品的感受用形象的方式描述出来。这就和概念性批评不同,概念性批评是以概念方式来阐释文学文本,在概念化的批评中充满全篇的是概念堆积和逻辑思辨,这种批评方式就极大地限制了众多读者的阅读兴趣,读者在概念化的批评文章面前得到的只是一系列的概念论述和逻辑论证,无法获得对作品具体而又直观的阐释,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就失去了。结果,在概念化的批评中,文学批评就是一种独白式的和演说式的,他只注重批评者的自我独自和公众演说,而不注重读者的阅读参与。
在描述性的批评中,批评者的批评方式则是对话式的和倾诉式的,批评者以~种描述的方式来向读者传达对此一作品的感受和体会,这种描述的传达既具体而又形象,它来自于批评者对文学文本的具体感受和体会,与具体的文学文本是息息相通的,批评者不做超越作品的抽象论述,只是围绕具体的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阐述和分析。而且批评者所描述的感受又不只是属于个人的,它是对作品中应有之意的阐发。这种阐发对读者来说又是富有启示性的,读者在阅读描述性的批评文章时就如同阅读作品的解说词,这里的解说既是忠实于作品,又是对作品合乎情理的创造性阐释。这样,描述性的批评过程就是循环式的,批评者通过自己的批评文章就把作品带入了一个循环阅读过程。在这一个循环阅读过程中,批评者的批评文章来自于对作品的描述性解读,而读者阅读批评文章不是在阅读一个抽象的理论文章,也不是在听批评者对文本的任意的、随意的评说,他是在倾听另一位读者表达对同一个文学文本的感受和体会,这种感受和体会对他来说是切实的、可信的,也是带有启示性的,由此读者从描述性批评文章中得到的就是对作品更多、更深刻的解说。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对梵·高的画《农鞋》的批评就是最为典型的描述性批评。
提倡体验批评具有方法论意义,文学作品是由作家在生活的体验中得来的,那么,文学批评要想真正地把握文学作品的内涵,也就要尽可能地采取与文学创作相近似或是相一致的批评方法,文学批评方法与文学创作方法的相似或一致就是为文学批评贴近文学文本,发挥文学批评的实效提供了保证。如果让一种和文学创作批评方法完全相背的批评做出确切的解说是不可想像的。因而,从文学批评方法应贴近文学创造这一点看来,最为有效的批评方法就应该是体验批评。
当然,提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并不意味着要建构一种庞大的理论体系。当代文学批评要摆脱“宏大叙事”的思维惯性,不要幻想建构一种包容全部的理论体系,而要从文学现象、文本分析的形而下人手,在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本研究中发现理论问题,提出理论问题,并能将其运用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实际中。这其中选扩一个理论切入点是十分重要的,从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发展情况看,每一个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批评流派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切入点,像英美新批评就选择“作品”作为理论切入点来建构其批评体系,强调作品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意义;而接受批评则把“接受者”作为理论切入点来建构其批评体系,强调接受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意义,其他的如精神分析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叙事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切人点,显示出一种理论的特异性。这种对某一方面的刻意强调虽然有着片面性,但其深刻性也是显而易见。西方文学流派的这种“片面的深刻”的应该能给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一种启示。
另外,文学批评的创造性也要利用好传统的文学理论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丰富的理论宝藏,传统文学理论中的很多资源都可以为当代所用,如意境、神韵、滋味、体验等经典,重新的诠释可以整合到当代的文学理论中,成为建构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切入点;而感受式的批评方式在当代文学批评中也并没有失去价值,感受式批评以其精道和深刻见长,所缺少的就是其系统性,如果能够发扬其精道和深刻的优点,再辅之细读法和理论化,传统的感受式批评也可以整合到当代文学批评中并表现出独特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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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晚清上海租界的地价表现,过去学术界研究不多,成果也比较少,主要是受资料的限制。房地产业是近代上海最主要的产业之一,但同时又是最受宏观经济和时局变化影响的产业。在经济、货币和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房地产企业很难长期坚持下来,于是我们就很难找到企业或同业公会的档案资料来研究这个产业。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充分地利用可以找得到的资料。本文主要利用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30卷《上海道契,1847-1911》(下文中简称《道契》)以及2001年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28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等可贵资料,对晚清上海租界的地价表现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南京路地价在1869年第一段与第八段相差22倍之多,但随着道路交通建设的成效释放以及商业和金融集聚效应的扩散,南京路的开发渐趋成熟,地价差距明显缩小,1874年第一段与第八段相差10倍。以后进一步缩小差距,到1933年两者相差不到一倍。(14)
二十五保头图和二图是南京路中心商务区的邻近地段,其城市综合功能也较早地得到开发。表现在地价上,就是地段内的地价差距显著缩小,从表3和图1可以反映出来。
资料来源:根据30卷《道契》相关资料编制。说明:1.本表数字系地块面积满1亩以上的地价。若地块面积太小,其价格未必能反映真实情况。2.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地段内的新申领道契地块数越来越少,每块地也越来越小,在选择度很小的情况下,出现了与说明稍有误差的案例:1907年最低地价的那块地面积为0.985亩,1908年最高地价的那块地面积为0.917亩。
至于杨树浦、曹家渡这样的地区,至少到清末,区域内的地价差距仍然很大。这类区域由于开发较晚,在地理位置上距离市中心(中央商务区)较远,其区位功能尚未定位,或只偏重于某一方面,导致即使在较小的区域范围之内,地价仍有较大的差异。一旦这些地区的城市综合功能得到较深度的开发,区域内部的地价差异就会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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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格卑”观念能够体现宋人对晚唐五代诗的语言策略的深刻批判:“意胜言”与“言胜意”,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语言策略并存于晚唐五代的诗歌世界中。在宋人看来,晚唐五代诗所以“格卑”,就是因为在处理“意”、“言”关系时缺乏平衡感和控制力,要么在“意”上自我沉溺,停滞于表象特征,要么在“言”上自我复制,沦陷于风格模板。
在宋人的具体批评语境里,“格卑”观念常被表述成“格致卑浅”、“诗格卑弱”、“气韵近俗”、“气象浅俗”、“衰陋”、“浅露”、“凡俗”、“村俗”等等,形成一个以“格卑”为核心词汇的近义语义场。尽管此语义场远不能囊括晚唐五代诗的全部特征或弊端,甚至具体到人,也往往只足以论其一格或一体,但这并不妨碍“格卑”观念成为宋代诗学中富有历史价值的一环。
一方面,“格卑”观念反映了一种更具兼容性和创新性的理想语言观念——如果说“意胜言”强调语言的表达力、工具性,“言胜意”强调语言的表现力、自足性,那么宋人的理想则是自觉追求语言的控制力、合理性,从而形成宋诗的独特风貌。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云:“作诗贵雕琢,又畏有斧凿痕,贵破的,又畏黏皮骨,此所以为难。……能脱此二病,始可以言诗矣。”就是对这种语言观念的精辟表述:“有斧凿痕”略近于“言胜意“黏皮骨”即指称“意胜言”;既“贵雕琢”又“贵破的”,这才能达到“言诗”的最高境界。又朱弁《风月堂诗话》云:“西昆体句律太严,无自然态度,黄鲁直深悟此理,乃独用昆体功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黄庭坚及江西诗派批判继承西昆体,“独用昆体功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就是这种语言观念的自觉实践。而梅尧臣《依韵和晏相公》所谓“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辞未圆熟,刺口剧菱芡”(《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一六),早就表现出对这种理想语言境界的向往与追求。
另一方面,“格卑”观念又显示了宋诗作为一个历史整体的兼收并蓄与自我调节的能力。钱锺书先生云:“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而杨万里扭转江西派的法宝,就是“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因此其诗“内容上见得琐屑”,“多聪明、很省力、很有风趣,可是不能沁入心灵”⑦。这种重“意”轻“言”、重“表象”轻“风格”的语言策略,与欧阳修所谓“(郑谷)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又有何本质区别呢?可见,宋诗发展进程中各种流派的此消彼长,往往只是既有模式的取舍与发挥,而晚唐五代诗就是宋诗难以割合的重要资源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格卑”之作在宋人的接受视野中就不仅是反例和警醒,还有可能成为范例和激励;而内涵丰富的“格卑”观念,便能随时为这些取合和发挥提供足够的辩护。比如想摆脱江西派的诗人便可以搬出晚唐诗的“意胜言”去抨击江西派末流的“言胜意”:“唐末人诗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则不可。今人作诗虽句语轩昂,但可远听,其理略不可究。”(韩驹、范季随(《陵阳先生室中语》)因此,“格卑”观念不仅大张旗鼓地烘托出宋诗的语言理想,也潜移默化地滋润了宋诗的创作现实。
更进一步说,“格卑”观念不仅参与了宋代诗学在审美语言观念上的反思与实践,而且与传统儒家文学观念具有内在的因缘关系。在这里,儒家文学观念绝非冠冕的宣言或空泛的教诲,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入到诗学的骨髓之中。
首先,在语言哲学层面,“格卑”观念乃是儒家“文质说”的投影。《论语·雍也》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的本意是为道德人品而发,但后人把“文质说”发展为重要的文学观念,如陆机《文赋》云:“碑披文以相质。”又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因此,“质胜文”正相当于“意胜言”,“文胜质”则相当于“言胜意”。“野”、“史”都各有不足,“文质彬彬”、“文质相称”才是理想语言境界。
其次,在思维哲学层面,“格卑”观念又是儒家“中庸观”的体现。朱熹《中庸章句》云:“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这套思维哲学影响了众多文学观念,集中表现为对各种偏激文学现象的控制与调和。比如《礼记·经解》之“温柔敦厚”说,就是针对讽谏作品中的过激情感而提出的中和之术。又李翱《答朱载言书》(《全唐文》卷六三五)之“文理义三者兼并”说,就是针对“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的各种流行文学观念而提出的审判和综合。“格卑”观念亦是“中庸观”的体现,是对偏“意”或偏“言”的语言策略的双向批判,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各得其一偏。”而前引葛立方“脱此二病,始可以言诗”语,也同样包含着“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思维模式。
因此,宋代诗学中的“格卑”观念是对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儒家文学观念乃至思想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它既继承了典范,又在具体历史时期和具体文学现象中发展了典范,从而使自身也获得了典范性。比如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云:“意巧则浅,若刘禹锡‘遥望洞庭湖水面,白银盘里一青螺’是也。句巧则卑,若许用晦‘鱼下碧潭当镜跃,鸟还青嶂拂屏飞’是也。”显然是对“格卑”观念的借用与发挥。像这样从语言策略角度评判唐宋诗优劣的做法,成为明清诗学中的一项时尚。而对任何偏激的语言策略保持警醒和理智,也常常成为明清人论诗、评诗的内在准绳。比如明陆时雍《诗镜总论》云:“子美之病,在于好奇,作意好奇,则于天然之致远矣。”又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凡诗迷离者要不间,切实者要不尽,广大者要不廓,精微者要不僻。”又云:“诗要避俗,更要避熟。”这些评论,都与“格卑”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同样鲜明地体现了儒家“文质说”与“中庸观”的影响。
综上所述,宋代诗学中的“格卑”观念既包含了功在当代的建设性,又显示了继往开来的典范性,因此富有历史价值。而它所体现的文学内容与文学形式之间的矛盾,又是文学思想史的永恒命题。这对矛盾主宰了各种理念和创作的此消彼长、生生不息,宋代江西派与晚唐体的交替出现,就是典型例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宋人对“格卑”的批判与思考,在历史价值之外,更具有一层“本体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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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化学视角观照宋代文体学,指出成熟繁荣、融会贯通的宋型文化对宋代文体格局的深刻影响,并从语言、雅俗和古今之变三方面,进一步论证文化和文体的关联,探讨两宋文体学的地位、价值和意义。把宋代文体学放到整个古代文体学的发展历程中进行审视,将其定位为古代文体学演进中一个承上启下的转关时期。在宋型文化的会通语境和创新意识下,两宋文备众体,诸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故宋代成为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关键词:文体;文体学;宋代;宋型文化;语言;雅俗;古今
宋代是文备众体的时代,各种应用类、文学类文体大致完备,如百舸争流般各胜擅场、此消彼长。应该指出,文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立体开放的系统。任何文体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下,易言之,文体的背后有文化,文体的发展和演变往往映衬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特质。如能以一种文化的视角对宋代文体学进行观照、审视、思辨,当能提升研究的学术品位,对宋代文体学得出一些新鲜活泼的有益见解。
唐宋时期是华夏文明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宋代文化,高度成熟、全面繁荣。宋人自身对本朝文化充满了自信心和自豪感,他们普遍具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并在文章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
朱熹云:“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1]
史尧弼《策问》云:“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文采述作,论议术学,众多繁夥,又非汉唐之所可几及矣。”[2]1029
陆游《吕居仁集序》云:“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迨建炎、绍兴间,承丧乱之余,学术文辞,犹不愧前辈。”[3]
刘克庄《平湖集序》云:“本朝五星聚奎,文治比汉唐尤盛。”[4]
不但宋人对本朝文化无比自豪,后代的研究者对宋代文化亦莫不推崇备至。王国维、陈寅恪对此曾有精辟论断,邓广铭更以“空前绝后”来赞誉宋代文化:“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5]说宋代文化空前绝后,不是指宋代文化在所有领域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是就宋代文化整体衡量而论,当时的文学、史学、哲学、科技、音乐、书法、绘画等都普遍成熟繁荣。
台湾学者傅乐成有“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论述,影响颇大。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宋代文化的研讨日益深入,并以“宋型文化”来特指宋代在文化方面的开拓创新之功。然则如何界定宋型文化?其特点表征如何?今人已从不同层面、角度来概括宋型文化,诸如内敛含蓄的作风、理性自省的精神、雅俗融合的态度、兼容创新的意识等,以上数端,可大致综括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质。在笔者看来,宋型文化的突出表现,是“集大成”、“综合性”。若用宋人自己的且最简洁的话来概括,当推朱熹《答姜叔权》的一句话:“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6]拈出其中“融会贯通”,就是宋人说宋型文化的最佳注脚。而宋型文化的会通特征对于宋代文体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
宋代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文官政治让宋代士人意气风发,他们关注时事,议论皇皇,在政治方面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在学术上形成了崇尚义理、注重思辨的理学。理学是宋型文化的内核,亦是宋代士人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而整个宋代文化也打上了深深的理学烙印。理学对文体的影响表现在不同的层面,有直接作用,有间接濡染。理学家倡导的“文以载道”说在宋代获得了广泛的共鸣,显然载道之“文”也是有讲究的,古文最有资格充当载道的文体工具,诗歌次之,而词、小说等则与载道关系甚少。由此言之,宋代古文盛行,成为无施不可的文体代表,正与理学思潮有一定关联。
理学思想还助长了宋人的思辨议论倾向。张耒《答李推官书》云:“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诎者巧为粉泽而隙间百出。”[7]用古文发议论自是天经地义,影响所及,宋代的其他文体也都“议论纷纷”。宋人不但在一贯以写景抒情为主的辞赋、记体中说理议论,甚至在诗、词里也大发议论、用经用史。宋代最擅长议论的无疑是苏轼,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云:“苏轼用一语,立一意,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千百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虽理有未精,而词之所至莫或过焉,盖古今议论之杰也。”[8]因理学的关系,宋代又兴起了语录体散文。这种文体起源于佛教,基本就是一种口语白话,理学家为更好地阐发义理,就用它作了说道理的工具。如说宋代文体有由文趋质、由深趋浅的大趋势,那么语录体正是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
宋代文化的高度发达关键在于拥有一大批博学多才的文化精英。宋代士人的学问根底、哲学修养和文艺才华都是卓越出众的,他们的学识贯通各个门类,兼擅不同领域。以欧阳修为例,他既是宋代经学的开创者、独具慧眼的史学家,还是古文的一代宗师、宋诗的奠基人、别开生面的词家。苏轼更是“十全才子”,堪称宋型文化特质的最杰出代表。宋代文人的这种艺兼多门的情况在古代历史上特别突出,他们有融通化成文化艺术的雄心壮志,表现在文体方面就是创新意识的强烈和破体相参的蔚然成风。宋祁说:“诗人必自成一家,然后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矩作方,终为人之臣仆。”[9]苏轼说:“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10]宋人的知识结构和创新意识助成了宋代文体的完备发达、各尽其妙。
在宋代城市文化背景下崛起勃兴的俗文学,如词、小说、戏曲等文体,能够充分体现宋代文体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文化的发展演进总与社会经济密不可分,宋代手工业、商业的发达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诸如北宋都城汴京、南宋都城临安等都是商贾辐辏、百业兴盛的大都市。宋代最引人注目的一代之文体――词,本质就是于歌台舞榭浅斟低唱的流行歌曲,所谓“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11]。词的臻于鼎盛,自然和当时的城市文化消费脱不开关系。宋代繁华的都市生活让文化娱乐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勾栏、瓦舍等文化消费场所热闹非凡,各种适应城市文化和市民需求的文艺样式蓬勃兴起,说话、杂剧、影戏、傀儡戏、转踏、赚词、诸宫调等,朝歌暮舞、五音繁会。这些根源于城市文化娱乐的文学样式虽然和传统的诗文并存,但已表现出更为强劲的发展势头,不久的将来,它们会站到舞台的中央,成为最能代表元明清时代文化的文体。
文体虽然千差万别,但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折射出背后的时代文化精神。近代人姚华《曲海一勺・述旨第一》云:“夫文章体制,与时因革,时世既殊,物象即变,心随物转,新裁斯出……故事际一变,则文成一体,一治一乱,文运攸关,说似诡谲,理实寻常。”[12]研究宋代文体离不开当时的文化大背景,文化对文体的浸润是潜移默化的。#p#副标题#e#
文体是一个立体的系统结构。文体示人的直观层面是以语言为基本材料的,语言的形质和特征自然左右着文体的样式和规范。字词的音形、句子的长短韵律、语法的规则要求等等,构成了文体的浅表结构形式。尤其那些对形式因素有特殊要求的文体,语言就更加重要,往往成为决定文体样式的必备要件。由此言之,语言是文体复杂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层面,语言的特殊性对于文体样式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汉语言为华夏民族的特殊创造,它自成一系,举世无双。王力说:“汉语是世界上最具有悠久历史而又最富于稳固性的语言之一。”[13]中国文体的发展,即本此独特创造的语言。陈寅恪《论再生缘》说:“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14]充分运用和发挥汉语的特征,在句式、对偶、声韵、词藻等构件上排列组合,古代文体就形成了纷繁的体制形式。譬如宋人作诗讲“诗眼”、宋四六何以不同于前此的骈文等诸多问题,都涉及语言的变化和修辞的特点。其实古人很早就开始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文体了,古代的很多文体分类都是以语言韵律为标准的,突出代表如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对语言有特殊要求的文体莫过于古代的杂体诗词。杂体诗词本属“文字游戏”,虽然古已有之,但至有宋方发育成熟,渐成气候。宋人不但杂体诗词的作品众多,而且有较成体系的创作理论。例如杂体诗,根据汉字的音、形、义或字数多寡,运用离合(拆、合偏旁或词)、嵌入(如建筑、药名、数名、地名等)、回环(如回文、反复)、重组(如联句、集句)等作为“游戏”手段,构成独具一格的作品形态。可见杂体诗是汉字文化独有特征的充分体现和巧妙采用。杂体诗词盛行于宋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语言文化和创作文体之间的微妙关联。
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文体,必得联系语言的嬗替变迁。在古代,一直存在言文脱节的现象。一般认为,先秦的口语和文言(即书面语)是一致的,而西汉时已表现出文言脱离口语的倾向。[15]汉代以后,这种趋势日渐显著,并对文体的发展衍变造成一定影响。我们不妨从文言和口语的视角,把古代文体笼统划分为文言文体和通俗文体。当然,这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清语言变迁对文体的影响,不一定完全合适。文言的单音词多,用语典雅考究,显得言简意赅而富有余味。文言文体主要指采用典雅书面语的传统诗文(当然也有例外,如唐代的白话诗)。唐宋以来兴起的白话则较多使用双音词,虚词比重增加,句式更为灵活多变,并融进了大量新产生的市语俗谚,带有浓重的口语语气。通俗文体一般指以口语为主的通俗文体样式,如变文、话本、语录等。
研究显示,中唐至北宋是汉语史上通俗字词滋生最为繁多的时期。因了语言的变化,文体从中唐就开始逐步呈现出一些趋俗的倾向。即便文言系统的文体,如散文,虽以周秦两汉为标榜,但也在大量创造新词新句,还偶尔采用口语入文。诗歌方面,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刘禹锡的民歌体绝句,都隐含着白话口语逐渐渗入文言系统文体的意思。进入宋代,语言变化对文体的影响至为明显。宋代的各种说唱艺术、话本小说、戏曲、语录等空前扩大了通俗文学的势力范围,初步表现出通俗文体和文言文体分庭抗礼的局面。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云:“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16]连宋朝皇帝都愿意听“话说赵宋某年”的话本小说,通俗文学的巨大吸引力可见一斑。通俗文体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文言文体的消亡,文言文体的阵地和势力依然很大,于是就出现了文言和通俗文体间的影响与交流。比如宋代诗文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汉唐的高古、典雅,日益贴近日常生活,表现出自然平易的作风。正如郭绍虞在《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一文里所说:“诗体既渐趋于自由,其随以并起的现象,即是采用语体以入诗。……唐人诗中虽多采用方言俗语以入诗,但不如宋人之词其采用语体之处为尤多;宋人词中固多有纯用语体以成篇者,但也不如元人之曲之尤为普遍。一方面固是诗体愈自由,愈可增加采用语体的数量。一方面亦是愈采用语体,愈可促进诗体的自由。这二者实是交相为因、交相为果的。” [17]文体的益趋浅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言文体的巨大成就和丰厚积累又源源不断地被通俗文体所吸纳化用,成为新兴文体自我更新和不断提高的内在力量。文体正是在语言的文白竞流、此消彼长复杂格局中逐步演进的。
刘师培《论文杂记》有一段话专论古代文学史的言文关系:“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18]109-110刘师培是具有非凡文学感悟能力的渊博学者,他对文学史的宏观把握,往往精警而发人深思。刘氏认为,中国文学的演变是逐渐向着“言文合一”的方向运动的,宋代开始文词日趋浅显,并逐渐有了口语入文的情形,元代以来,言文合一的趋向更加明显。这绝非倒退,实是文字进化的必经阶段。从语言和文体的发展角度考虑,到清末民初才真正实现言文一致,文言文体趋于消亡,白话文体独占鳌头;而宋代则是承上启下的时代,揭开了文言和通俗文体转关的序幕。
从语言的角度审视古代文体的变迁,所谓文言和白话之争在审美指向上其实也是雅俗之辨。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宋代文体中一些深层次问题,还需从文化的雅俗方面再作一些考索探究。
宋玉《对楚王问》中有一则“曲高和寡”的寓言流传广泛,里面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日后成了雅与俗的代名词。雅和俗是人们品评事物的尺度、标准,古代的一般观点都是崇雅忌俗;当然,在一定程度上雅俗共赏也为人所接受。就文体论,也可作雅俗的分辨。雅文体一般采用典雅庄重的文言,流行于官宦士人之间,使用于正式公开的场合,以书面文字的形式传播,譬如古文、骈文、诗歌即是;俗文体则更多采用口语白话,通俗易懂,流行于市井民间,使用于较随意的场合或娱乐场所,传播形式或以书面文字、或以艺术表演,如话本小说、戏曲等。 刘师培《论文杂记》云:“秦汉以降,文与古殊,由简而繁,至南宋而文愈繁;由文而质,至南宋而文愈质。盖由简趋繁,由于骈文之废,故据事直书,不复简约其文词:由文趋质,由于语录之兴,故以语为文,不求自别于流俗。”[18]125这段话里的“文”应该是指语言。不过,如果将其理解为文体,也有一定道理。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就大致表现为由简而繁、由文趋质的总体特征。骈散的消长、言文的更替实是古代文体演进的嚆矢。#p#副标题#e#
笔者把古今文体嬗变划分为五个阶段:一是言文合一的古文时代(先秦)。上古时代的口语和书面语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当时记载传播工具的不便(如竹帛),治事一般口耳传授,故而“辞尚体要”(《尚书》)、“辞无支叶”(《礼记》),诗文等文体都古雅简赅,此时还无所谓骈散的分途。二是有意为美文的时代(汉魏六朝至中唐)。汉赋尚未成为骈体,但已揭开了骈体形成的序幕。魏晋开始,文学自觉,行文讲究骈偶对仗渐成气候。随着骈体文的定型,骈散的分道扬镳也由此时开启,口语和书面语的距离日益拉大。齐梁年间,近体格律诗草创成体,延至盛唐,遂成一代之大观。骈偶文体为此期主流。三是有意为古文的时代(中唐至南宋)。过度讲究形式偶俪给文体造成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从中唐韩愈开始,又复倡简约洗练的古文。韩、柳虽具倡导之功,但古文的再度发扬光大却主要靠了北宋的欧、曾、王、苏等的推波助澜,宋代实为骈散消长的一大关键。散体文的复兴对其他文体产生了深刻影响,通俗文体也在此期勃兴,这些因素暗暗逗露出言文合一的新变趋势。宋代的语录、话本小说等正是文体实现言文合一的过渡形态。四是由古文向白话文转变的时代(元至清末民初)。元明清三代,文体的由简而繁、由文趋质已成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小说、戏曲等通俗文体大放异彩,口语和书面语的差距日趋缩小。五是言文合一的白话文时代(民国至今)。清末以来,倡语体入文,口语和书面语渐趋合而为一。更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力推进,开启了白话文的新时代,文言文时代宣告结束。白话文比散体古文更自由、更解放、更大众化,代表了文体演变的自然趋势。
如果嫌五个阶段繁复,想要一分为二的话,那么承上启下的界限则一定只能断在宋代。因为宋代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有意味的是,宋代文体学的历史地位正与整个宋代在古代史坐标上的“近代指向”意义相仿佛。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很要紧的关节点,又是一个崭新的开端。中国近世所滋生出来的诸多现象,都是从宋代露出端倪的。就文体而言,亦是如此。比如,宋代的语录体很值得重视,它是文言向白话转关中的一个微妙标志,具有“小脚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脚’的特殊风味”。[34]直到民国以后,宋人的文体革新经验还为胡适的白话新诗创作提供了理论借鉴。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说:“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我那时(笔者注:1915年9月)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琢镂粉饰’的诗。”[35]胡适对民国初年所持塑造新诗的理论作了交底,宋诗的革新在胡适看来无疑是极大的成功,要建立白话新诗的新文体,舍此亦无他途。只此一点,即可说明宋代文体学的价值和对后世的启迪意义了。
要之,从文化学视角观照宋代文体学,可知成熟繁荣的宋型文化对宋代文体格局的深刻影响。纵观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不妨把宋代文体学定位为古代文体学演进中一个承上启下的转关时期。宋代文备众体,各种文体都获得极充分的发展空间,承袭前代的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戏曲、小说也崭露头角,一试身手。宋代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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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全文如下:
提要:探讨全球化这个现象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本文从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以及对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冲击入手,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既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掌握英语这一文化传播工具,同时又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中借助英语这一工具提出中国批评的策略,最终达到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因而一味反对英语的普及只能使对外开放的大门关闭,而全盘西化则会导致中国文化身份的失却。
关键词:全球化;英语;批评话语;后殖民
在所有的主要国际性语言中,英语毫无疑问是最为普及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语言,这不仅体现在东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同时也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外贸易中。既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那么英语的功能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因而也就对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十分广泛的其他语言构成了挑战。
20世纪初和80年代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助于英文这个中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对青年人的生活和工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毫无疑问是中国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外国语言。许多科学家把英语当作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并推广他们科研成果的唯一手段,但也有少数人,特别是一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观念老化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对英语在全球化时代的普及和渗透感到忧心忡忡,他们甚至担心,英语的普及或许会损害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殖民化"。
本文的写作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批评界和知识界流行的文化"非殖民化"尝试作出的回应。全球化语境下英语的普及和文化渗透性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英语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尤其体现于近来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在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内,特别是英语语言文学系科,我们不得不面临着近几年来风行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它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理论话语,目前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批评理论界。有些人甚至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不啻是为经典文学和传统的文学研究敲响了丧钟,另一些人则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这种冲击波,以便借此机会扩大带有精英意识的文学经典的范围,甚至对之进行重新建构。
确实,文化研究已经在近几年里逐步介绍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批评界得到讨论,这是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辩论日渐衰落后的一个事件,基本上与关于后殖民主义或后殖民性的讨论同步进行。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是英语世界的最新现象,它甚至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的研究也构成了挑战。所谓语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美国的语言霸权,因为它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力量已经对英语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的"美国英语"(American ism)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因此探讨英语的普及而不涉及文化研究的盛行就无法将其与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的"非殖民化"相联系。
在我看来,任何文化或文学现象,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可以在一种国际视角中被当做一个"文本"来考察。同样,任何文化或文学,假如要被放到一个广阔的国际语境中来考察或试图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或学术界进行交流,那么它就别无选择地要借助英语之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对于中国的后殖民研究者大概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试图使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非殖民化以便捍卫并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同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他们又不得不用英文来发表自己的著述,因为英语是当今学术交流唯一有效的国际性语言。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首先略述一下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在西方的研究现状。正如同其在西方的情形一样,文化研究并不指向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专指当代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甚至包括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但另一方面,就文化研究所涉及领域而言,它无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专事后殖民写作/话语研究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其中包括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东方主义概念的建构以及对此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和学科层面的批判,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的从解构和第三世界女性批评家的立场对帝国霸权的批判,以及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有意混杂民族和文化身份进而消解帝国话语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当然随着国际性的后殖民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巴巴的理论越来越有影响和冲击力,特别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和批评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为他们目前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最为关注的现象是民族身份和散居民族(Diaspora)文化问题。
(2)以专注某一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主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例如目前对东西方学者都有着诱惑力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等。在这一框架下,诸如全球化问题、反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亚洲认同等问题都成了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尤其是近几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成了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给经济界和金融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我认为,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完全有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的文化工业和学术研究直接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而非仅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命令,因而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它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的生产或非市场指向的文化生产变得越来越困难,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
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
(3)专注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其特征是把注意力从过去的政治取向的女权主义文化政见转到注重女性自身的生理和生物属性,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下不以全然对抗的立场出现。在这一方面,妇女的文化身份被重构为一种双重边缘的力量,她们经历着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最后的企图在于消解旧的中心,重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男性意识的女性话语。在最近几年里,随着女性写作在中国的繁荣,女权主义批评和妇女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学者都越来越有吸引力。
(4)专注影视、广告业和其他属于大众文化形式的传媒研究(mediastudy),其中自然包括以语言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翻译研究,这也许是当前的文化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面对非精英取向的文化研究的强有力冲击,经典文学和精英文化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国际互联网这一第四媒体的普及也给虚构文学以及传统的电影和电视工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因而毫不奇怪,不少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对下一个千年文学的前景感到忧心忡忡。这就是我对文化研究在当今西方和中国之情形的理解和描述。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这些方面都是通过英语的普及或英语的语言霸权主义的强力而实现的,因此毫无疑问,这已经显出了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种种症候。据说在这一时代,人人都必须学习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并用英语进行交流,若不想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他/她都不得不面临英语的渗透。因而人们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英语的巨大影响,如何才能保持民族和文化身份的特征?显然,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的语境下,人文学者们都认为,英语确实作为一种新的霸权在发挥着作用,没有它,人们就无法跟上国际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
随着英语的普及,文化和民族身份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因为他们已不只是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发挥作用了。正如霍米·巴巴的混杂(hybridity)理论所显示的,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化旅行和文化传播的进行,人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也变得愈益模糊。一个人不管是身处中心(第一世界)或边缘地带(第三世界),都有可能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作用,就像那些没有中心、没有总部、同时也不受本国政府管辖的巨型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那样。同样,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着双重身份和国际知名度的学者也可以同时在东方和西方的学术领域发挥作用。由于他们频繁的国际性交往和活动,他们的语言身份自然也是模糊的,这样,英语就义不容辞地成了使他们得以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手段。
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学术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以便借此来更新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用英文写出学术著作,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在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才能得到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自然应予以重视,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研究领域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地球村"里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国际性语言,英语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那些现代化进程快得使人难以预料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几乎等同于西化。
在当今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英语的普及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 各主要大学,都有英语系或以英语为主的外语系(院),它们代表着中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水平,而其他的外语教学和研究则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呈萎缩状况。
2 所有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应把英语课当做一门必修课,而不管他们今后所要从事的工作需要与否。3 博士研究生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不管是什么领域的,都必须使用原文资料,通常是英语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才能提交答辩并通过。4 任何学者或研究人员要想申请高一级的职称,都必须首先通过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考试才能申报。5 在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学(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小学)和许多农村中学,学生都必须学一门外语(通常也是英语)才能拿到毕业证书,等等。英语除了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使用外,还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和贸易业务或消费和广告业务。
毫无疑问,中国的英语教学正在日益繁荣,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英语教师的收入上,他们比其他语种的教师,显然收入要高一些。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或全球化,也越来越规范化。如果没有英语的中介,这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也无法抗拒的历史之必然。
因而现在的情形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必须懂一些英语,没有这一技能你就无法成功地在当今时代生活和工作下去。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必须"非殖民化"吗?由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价值。作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对中国的知识生活以及文学写作和批评话语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学者们不得不感到自己实际上处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已能使用互联网来从事学术研究,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已经使我们更为方便地直接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有些学者借助英语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西方在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同行,旨在影响并更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80年代初以来,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批评理论或文化思潮如同走马灯一般匆匆进入中国当代文坛和思想界,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或更早一些,几乎西方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主要作品均翻译成了中文,对相当一批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作家所产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一些理论功底和英文水平都相当差的青年学者为了追逐流行的时尚,在自己的批评理论著述中大量滥用从西方借来的批评术语,造成的结果是,连本专业的同行都读不懂他们的文章。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与国际文学研究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激进作法使恪守传统的那部分中国学者不满甚至恼怒,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学和理论批评大国,但在国际理论批评争鸣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学者却没有自己的批评话语。
出于对重建中国批评理论话语的关心,这些学者号召建立自己的批评理论话语,并将其视为中国的文化"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种后殖民策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中国学派"的声音再度进入人们的耳际,这尤其在一些关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研讨会以及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批评论文中可见端倪。显然,在这些人看来,全球化和外来影响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对立,因而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及其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的主要原因。当然,在这一影响中充当中介的正是英语的普及。
如果认真地考察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应当说,认为中国文化和批评理论话语是否"被殖民"应视不同的情形而定,决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人认为,英语的普及是过去20年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内容到表达形式(话语)全盘西化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理论教义和文化学术思潮都是通过英文的中介进入中国文化界的。结果,中国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批评家也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如果他们在国际论坛上不能用英文发言的话,甚至连自己的声音也丧失了。
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实现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是必要的,这在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沉默"后再度勃兴时曾颇有吸引力,但在当前这个多极角逐和多元走向的世界,这种建立学派的尝试实际上是过时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西方中心主义"(Westcentrism)的翻版,即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学习英语以致于掌握英语与否竟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品味高或学识渊博的标准?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懂中文的人却很少,更不用说把握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了。
中国学生或学者为了能出国深造,首先得通过英语考试,而那些来中国工作的西方专家却不必学汉语,他们来中国做生意或旅游往往都由年轻的中国翻译或导游陪同。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失衡吗?我们并不否认上述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要探讨这些现象,还得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进行考察分析。应当承认,这些学者也有自己的理由担心英语在国际社会的渗透性力量和语言霸权,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文化和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现象。
实际上,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的文化学术界曾出现过一股"后学热",尤其是"后殖民热"成了中国的语境下反对所谓西方文化新殖民主义渗透的一个对抗性策略。中国许多的"保守主义者"确实认为,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和文学话语就"被殖民"了,自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的语言变得越来越欧化或西化,因而这一历史责任是推卸不掉的。确实,在那以前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基本上不大受到任何西方影响;同样,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各种西方学术思潮和文化理论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话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方面,鲁迅的"拿来主义"原则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
当然,这既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坏事: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主流是颇为有益的;另一方面,这些理论思潮的进入无疑淡化了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民族身份,使其"被殖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两难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使我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前景。
实际上,在我看来,解决这一两难并继续对外交流决不意味着贬低中国文化或消解文学话语,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不可少的牺牲。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中的现象作了这番详细考察之后,我觉得对这些复杂的现象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英语的普及并不一定会导致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的"殖民化",我们完全有必要在过去的年代里花很大的力气通过英语的中介把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因为这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繁荣中国文学和文化。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深刻思想也越来越得到西方汉学家以及普通大众的承认。英语的普及也会帮助我们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精神介绍给外部世界。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先走了一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呢?就拿我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吧,这是当今中国最具有国际性的学科之一。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以接受-影响(特别是西方文学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为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将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就应当以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为主。这样,用英文来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同样又走在了前头,他们用以衡量其科研成果之价值的一个标准就是看有多少成果(用英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刊物上,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
因而通过英语的中介把中国文化的光辉遗产及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肯定是极为有益的,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就会了解真正的中国究竟是何面貌,而无须从那些出于无知或偏见对中国误解甚至曲解的西方人写出的著述中来了解中国及中国人民。这样看来,强调文化非殖民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英语及其教学的普及和提高,因为尽管中国过去曾受到部分地殖民化,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被殖民。与其相反的是,一些试图使中国文化殖民的外国人不是被"汉化"就是深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有全面地提高英语水平,我们才能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
因此,英语的普及与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并不矛盾,倒是借助英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并建构中国批评话语。中国批评话语建构过程中英语的作用自从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实际上也就进入了全球化的机制,而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是从机构上完善了这一进程。因此,它无法回避无情的"丛林法则"(lawofjungle)。
可以预见,英语将在人们未来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地球村"里,可以很容易地彼此进行交流,既交流对不同论题的看法,同时也就某些重大的项目进行通力合作。如果我们各自总是讲自己的母语的话,那么有着数百种语言的世界将乱成什么样子!我们肯定要商定以一、二种相对说来为较多的人使用的国际性语言作为我们交流的工具。
港澳台同胞在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一般很自觉用普通话;我们的北欧合作伙伴也自觉地使用英语作为语言,因为就其使用的广度和普及的程度而言,英语都是最为理想的国际性交流语言,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交流中使用它。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我们也必须用英语撰写我们的主要著述,或者将我们的重要观点翻译成英文,这大概令那些观念保守者大为失望。他们会问:既然世界上使用汉语的人最多,为什么国际著名刊物都是英文刊物呢?为什么诺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除个别委员外)竟不能用原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呢?确实,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但有没有可能让全世界的人统统用汉语来进行交流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向所有有兴趣选修汉语的各国学生提供资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甚至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眼里也是如此。此外,汉语的方块字也无法与国际流行的语言系统或因特网相兼容。
既然英语已经成了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或作为母语,或作为一种官方交流语言,或作为第一外语)的一种国际性语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它来交流呢?应当认识到,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种选择,否则我们就将再度使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可以理解,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学者们非常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可能遭遇到的"殖民化"。但应对的策略不应当是阻止人们学习英语和用英语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如果我们掌握了英语,尽管它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它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我们的"声音"。反之,如果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只能与一些外籍华人和少数汉学家进行交流,那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值得庆幸的是,学习中文在国外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不仅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学习汉语,而且还为了能更好地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完全可从中文热在全世界的兴起见出端倪。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过去,当中国处于落后状态时,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些对与中国做生意颇有兴趣的人只是学一些语言以便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进行谈判,而现在,由于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并暴露出一些无法解决的危机,因而一些西方有识之士认为只有从他种文化(例如中国文化)的视角来反观自身才能有助于解脱自身的危机。
因此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强大,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愈益为世人瞩目,越来越多的西方青年来到中国并非只是为了学习语言,而是在掌握语言技能后继续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在他们的初学阶段,为了使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兴趣,我们可以用英语给他们做这方面的讲座,当他们觉得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化课会失去一些东西时,他们就会更倾向于直接听用汉语讲授的课程。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稳步发展,汉语将在未来的国际交流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越来越普及。
若希望那样一种情形得以实现,我们就只有在现阶段重视英语学习,利用英语来普及中国文化和文学,而非使之"殖民化"。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努力多学英语是为了将来少讲英语。但这一天的到来似乎还有着漫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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