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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宋代史家忧患意识儒家文化
论文摘要: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意识。这种意识既是对历史的沉思,更是对现实的感受,它主要表现为知识阶层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具体到史家身上,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治乱安稳、民生生存的终极关怀。两宋重用文士的国策和内忧外患的国势,大大强化了士大夫和史家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忧患意识,使其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前所未有的张扬。
“忧患”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患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它既是一种亢奋、悲悯的心理情绪,更是一种执著追求的价值选择,其发展的极致就是关心国家前途、关注民族命运以及形成强烈的爱国情感。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人类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作为人们直面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而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可以说,没有忧患,就没有危机感,就没有追求,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劲生命力,就在于其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它从古到今连绵不断,逐渐积淀到民族心理的深层,演化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意识。这种优患意识既是对历史的沉思,更是对现实的感受,它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具体到史家身上,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治乱安稳、民生生存的终极关怀。之所以有这种反映,是同史家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
一、史家的忧患意识传统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就有一种忧患意识。孟子评论孔子作《春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拭其君者有之,子轼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川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孔子的忧患主要是对现实政治的忧患,用他的话说就是“天下无道”,于是他提出了“礼治”的治理方案;还有一个忧患,就是对礼崩乐坏、文明危机的优患,对此,孔子的立场很明确:“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孔子作《春秋》就是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带着为社会、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而对过往历史进行评论褒贬的。毫无疑问,这是孔子优患意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价值。
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著。这就是司马谈对司马迁说的一番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之所惧,是“废天下之史文”的问题。他怀着强烈的优患意识,抱着抢救天下史文的崇高目的,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未竟事业,撰写《史记》,以继承前辈史家的传统和伟业,把春秋战国诸侯相兼和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光荣业绩载于史册,使其流芳千古。然而,当司马迁进人到具体的撰述之中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不只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已经不只是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进行赞扬和称颂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他对“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偕于上,无限度”的社会时尚表现出了隐隐的不安。于是,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使命感使其批判之笔无所不指,即使是汉武帝本人也不能幸免,显示了作者关心国家前途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的这种优患意识是在汉武帝统治的极盛时期萌发的,更折射出作者对国家对民族高度的责任感!不仅如此,司马迁所以能够历尽艰辛、忍辱负重、克服精神与肉体的巨大折磨,最终完成不朽巨著《史记》,也是从前辈史家的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用他的原话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夔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殡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显然,正是司马迁身上沉重的人生忧患意识、社会忧患意识和文化忧患意识最终促使其完成了自己的“草创”之作,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史家的优良品质!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对历史的远见卓识和敏锐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化,故而发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唐代史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经历了唐代的盛世年华“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吴兢认为,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其义在于“惩劝”。吴兢对于此书在政治上的作用非常有信心。他说:“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可见,史学家吴兢是很“现实”的:与其侈谈尧、舜、文、武,不如就从学习本朝“贞观之治”做起。他的这种现实的态度,既是对唐太宗时“政化”的仰慕,又是出于对唐玄宗开元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辈当政的忧虑。而且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也反映出了这位史学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同样,唐代的另一位史家杜佑也是怀抱着“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政治胸怀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写出了贯通古今而又旨在“理道”的《通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佑既是精通政治的史学家,又是洞察历史的政治家,他把史学看作是施政的参照,又把政治视为史学所指示的历史前途的理想和实践。可以说,促成杜佑成功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衰微国势带给他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历史撰述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有史家忧患意识传统的影响,又有时代情势的激发。
宋代是一个充满忧患的年代。宋朝建立后,面临着种种矛盾,一是外患,二是内忧。宋的统一只是局部统一,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不是当时中国的统一王朝。北宋时,有辽、西夏同北宋对峙。南宋时,则有金朝雄据淮河、秦岭以北的中国北方,南宋只能偏安一隅。辽、西夏和金,都不断对宋朝进行侵扰。而两宋统治集团,腐败无力,国力相对屏弱,在对付外患方面软弱无力,最后都被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灭亡。内忧则是指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错综交织。反映在思想上,则是由于佛教的冲击所造成的儒家文化的衰落。宋明儒学的兴起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遭到中华大帝国的解体和佛学的挑战时的觉醒。
基于以上原因,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就显得格外凝重,他们特别关注国家事务、关注百姓疾苦,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宋代知识阶层忧患意识的表现。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这种忧患意识的深沉的境界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优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识与境界继承了孔孟“乐以天下,优以天下”的思想。但范仲淹倡导先天下而忧患,后天下而快乐,而且上优国下优民,界高远而视野宽泛。并且孟子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抢仲淹则有所超越,立志做到“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这种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为知识阶层树立了新的人格风范,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岳阳楼记》因此而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万言书》提出的社会问题是:“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犬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视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蕙蕙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囚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四方有志之士,葱葱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的忧患意识,已经超出了个人的思想与器局,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靖康之变,二帝北狩,面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情境,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重心便从内忧转向外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胭”,岳飞激昂的斗志,代表了南宋士大夫的呼声。于是,“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忧患意识,便落实为以抗金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我们看到,在国难当头之际,宋代士大夫不计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主动挑起了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虽屡遭挫折和打击,但抗金救国、恢复失地的雄心壮志始终未泯。可以说,宋代士大夫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是内忧外患的宋代得以存续三百余年的文化基石。
毋庸置疑,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同士大夫比较起来,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感,司马光《历年图序》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感,他写道: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见于《诗》、《书》、《春秋》,臣愚不敢复言。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同士大夫对世事的忧患是相同的。司马光同王安石虽政见不合,而在忧患意识方面却并无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变法,一方面又慨然为司马光所主编的史书作序,并赐名为《资治通鉴》,正可表明其间的相通之处。
此外,宋代史家深沉的忧患意识中还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感。史学家范祖禹是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助手之,著有《唐鉴》一书。他在此书序文中讲到唐代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时指出,唐皇朝的兴废治乱之迹,对于北宋皇朝来说,是最切近的事情,所以提出“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sj的认识。这跟上文吴兢认识历史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范祖禹又略述北宋开国后百余年的历史,并不无深意的说:“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则今当何监,不在唐乎!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监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其忧患意识正寓于其深意之中。
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激发了史学家更为恢弘博大的优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优思,以警后人。史学家李煮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萃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或“当代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史载李心传曾向宋理宗谏言,分析政治与天灾的关系,他说:“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谨,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贵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遣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渴盛矣;珍玩之献,闻却绝,则苞直行矣;鲤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早灾。而且,李心传曾先后两次因谏言而罢官,联系上述引文,可以想见其为人。惟其如此,“有史才,通故实”的李心传,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自然蕴涵着深刻的优患意识。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债世疾邪之志”。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
三、关于宋代史家忧患意识的启示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史家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扬,它既对后世史家忧患意识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衡量中国知识阶层人格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考察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也会给我们留下一些重要的启示。
(一)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思想的精华。
传统儒家文化充满人文主义精神,它重视道德的修养,强调人格的自我完善,提倡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关心国家前途,关心民族命运,关心民生生存成为其终极关怀,表现为一种高昂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追溯历史,无论是孔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优”的忧国情怀,还是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优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Wl的优民思想;无论是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哀叹,还是白居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呐喊;无论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还是岳飞“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胭”的斗志;无论是宋陈亮“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责””的胸怀,还是明末顾宪成“念头不在百姓上,……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羡,君子不齿’的气节,无不是对儒家文化所提倡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发扬光大,无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无不成为儒家文化的经典之作。
(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已经突破了历史上绝大多数士大夫以忠于封建朝廷、挥卫一家一姓利益为宗旨的局限,而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利益及广大民众忧乐的终极关怀按照宋儒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的优患意识,归根结底是凸显了春秋时期“忠”的最初内涵。这种“忠”的最初内涵,借用魏良韬先生的话讲,就是“一种自觉的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是“春秋时代发展起来的‘爱民’思想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主义’及其‘以道自任’的实践精神”。宋代史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关头忠于国家、忠于社樱、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精神,那种进退皆忧、先天下之优而忧的情怀,那种康国济民、关心民生的社会责任感,都是这种忧患意识的鲜明体现,都对后世史家优患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比患意识往往产生于国势衰微、民生涂炭的多事之秋观历史,孔、孟所处的时代是诸侯争霸,社会矛盾加剧的春秋战国时代,因而他们怀抱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开始了追求安邦定国、匡济天下的社会理想;杜佑、韩愈所处的时代是藩镇割据,朝廷危机四伏的大唐末年,因而他们怀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能够肩负起倡导改革、提倡经史之学的历史重任;王安石、欧阳修所处的时代是内政腐败、民生艰辛的北宋朝廷,因而他们怀抱着凝重的优患意识力主革新,变法图强;岳飞、文天祥所处的时代是外族侵凌、国势削弱的南宋王朝,因而他们怀抱着“忧国如家”的忧患意识迸发出破敌立功的壮志豪情,甚至最终舍身为国、以赴国难。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点、以忧国忧民为根本内容、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感即使千年之后仍然令人坪然心动,心向往之。
(四)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中蕴涵着深刻的“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的思想和信念正是这种浓厚的“居安思危”意识才使虚弱的两宋历史有了光辉灿烂的一面:经济繁荣,科技发展,文史辉煌,人才辈出。可以说这些成就的取得既是历史的积累,也是两宋时代人们的创造,但其高度发达的文史文化归根结底还是宋代士大夫阶层凝重忧患意识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今,两宋文化之所以为后人所仰慕,不只因为它独具特色的哲学、史学、文学及科学发明与创造,更大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它包含了宋代士大夫“居安思危”的思想信念和“忧国如家”的精神风貌。
总括全文,可以作以下两点概括:第一,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历史责任感、民族使命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反映,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境界与追求;第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又对后世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冶炼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应该为我们时刻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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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晚清上海租界的地价表现,过去学术界研究不多,成果也比较少,主要是受资料的限制。房地产业是近代上海最主要的产业之一,但同时又是最受宏观经济和时局变化影响的产业。在经济、货币和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房地产企业很难长期坚持下来,于是我们就很难找到企业或同业公会的档案资料来研究这个产业。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充分地利用可以找得到的资料。本文主要利用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30卷《上海道契,1847-1911》(下文中简称《道契》)以及2001年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28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等可贵资料,对晚清上海租界的地价表现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南京路地价在1869年第一段与第八段相差22倍之多,但随着道路交通建设的成效释放以及商业和金融集聚效应的扩散,南京路的开发渐趋成熟,地价差距明显缩小,1874年第一段与第八段相差10倍。以后进一步缩小差距,到1933年两者相差不到一倍。(14)
二十五保头图和二图是南京路中心商务区的邻近地段,其城市综合功能也较早地得到开发。表现在地价上,就是地段内的地价差距显著缩小,从表3和图1可以反映出来。
资料来源:根据30卷《道契》相关资料编制。说明:1.本表数字系地块面积满1亩以上的地价。若地块面积太小,其价格未必能反映真实情况。2.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地段内的新申领道契地块数越来越少,每块地也越来越小,在选择度很小的情况下,出现了与说明稍有误差的案例:1907年最低地价的那块地面积为0.985亩,1908年最高地价的那块地面积为0.917亩。
至于杨树浦、曹家渡这样的地区,至少到清末,区域内的地价差距仍然很大。这类区域由于开发较晚,在地理位置上距离市中心(中央商务区)较远,其区位功能尚未定位,或只偏重于某一方面,导致即使在较小的区域范围之内,地价仍有较大的差异。一旦这些地区的城市综合功能得到较深度的开发,区域内部的地价差异就会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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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格卑”观念能够体现宋人对晚唐五代诗的语言策略的深刻批判:“意胜言”与“言胜意”,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语言策略并存于晚唐五代的诗歌世界中。在宋人看来,晚唐五代诗所以“格卑”,就是因为在处理“意”、“言”关系时缺乏平衡感和控制力,要么在“意”上自我沉溺,停滞于表象特征,要么在“言”上自我复制,沦陷于风格模板。
在宋人的具体批评语境里,“格卑”观念常被表述成“格致卑浅”、“诗格卑弱”、“气韵近俗”、“气象浅俗”、“衰陋”、“浅露”、“凡俗”、“村俗”等等,形成一个以“格卑”为核心词汇的近义语义场。尽管此语义场远不能囊括晚唐五代诗的全部特征或弊端,甚至具体到人,也往往只足以论其一格或一体,但这并不妨碍“格卑”观念成为宋代诗学中富有历史价值的一环。
一方面,“格卑”观念反映了一种更具兼容性和创新性的理想语言观念——如果说“意胜言”强调语言的表达力、工具性,“言胜意”强调语言的表现力、自足性,那么宋人的理想则是自觉追求语言的控制力、合理性,从而形成宋诗的独特风貌。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云:“作诗贵雕琢,又畏有斧凿痕,贵破的,又畏黏皮骨,此所以为难。……能脱此二病,始可以言诗矣。”就是对这种语言观念的精辟表述:“有斧凿痕”略近于“言胜意“黏皮骨”即指称“意胜言”;既“贵雕琢”又“贵破的”,这才能达到“言诗”的最高境界。又朱弁《风月堂诗话》云:“西昆体句律太严,无自然态度,黄鲁直深悟此理,乃独用昆体功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黄庭坚及江西诗派批判继承西昆体,“独用昆体功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就是这种语言观念的自觉实践。而梅尧臣《依韵和晏相公》所谓“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辞未圆熟,刺口剧菱芡”(《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一六),早就表现出对这种理想语言境界的向往与追求。
另一方面,“格卑”观念又显示了宋诗作为一个历史整体的兼收并蓄与自我调节的能力。钱锺书先生云:“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而杨万里扭转江西派的法宝,就是“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因此其诗“内容上见得琐屑”,“多聪明、很省力、很有风趣,可是不能沁入心灵”⑦。这种重“意”轻“言”、重“表象”轻“风格”的语言策略,与欧阳修所谓“(郑谷)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又有何本质区别呢?可见,宋诗发展进程中各种流派的此消彼长,往往只是既有模式的取舍与发挥,而晚唐五代诗就是宋诗难以割合的重要资源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格卑”之作在宋人的接受视野中就不仅是反例和警醒,还有可能成为范例和激励;而内涵丰富的“格卑”观念,便能随时为这些取合和发挥提供足够的辩护。比如想摆脱江西派的诗人便可以搬出晚唐诗的“意胜言”去抨击江西派末流的“言胜意”:“唐末人诗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则不可。今人作诗虽句语轩昂,但可远听,其理略不可究。”(韩驹、范季随(《陵阳先生室中语》)因此,“格卑”观念不仅大张旗鼓地烘托出宋诗的语言理想,也潜移默化地滋润了宋诗的创作现实。
更进一步说,“格卑”观念不仅参与了宋代诗学在审美语言观念上的反思与实践,而且与传统儒家文学观念具有内在的因缘关系。在这里,儒家文学观念绝非冠冕的宣言或空泛的教诲,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入到诗学的骨髓之中。
首先,在语言哲学层面,“格卑”观念乃是儒家“文质说”的投影。《论语·雍也》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的本意是为道德人品而发,但后人把“文质说”发展为重要的文学观念,如陆机《文赋》云:“碑披文以相质。”又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因此,“质胜文”正相当于“意胜言”,“文胜质”则相当于“言胜意”。“野”、“史”都各有不足,“文质彬彬”、“文质相称”才是理想语言境界。
其次,在思维哲学层面,“格卑”观念又是儒家“中庸观”的体现。朱熹《中庸章句》云:“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这套思维哲学影响了众多文学观念,集中表现为对各种偏激文学现象的控制与调和。比如《礼记·经解》之“温柔敦厚”说,就是针对讽谏作品中的过激情感而提出的中和之术。又李翱《答朱载言书》(《全唐文》卷六三五)之“文理义三者兼并”说,就是针对“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的各种流行文学观念而提出的审判和综合。“格卑”观念亦是“中庸观”的体现,是对偏“意”或偏“言”的语言策略的双向批判,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各得其一偏。”而前引葛立方“脱此二病,始可以言诗”语,也同样包含着“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思维模式。
因此,宋代诗学中的“格卑”观念是对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儒家文学观念乃至思想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它既继承了典范,又在具体历史时期和具体文学现象中发展了典范,从而使自身也获得了典范性。比如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云:“意巧则浅,若刘禹锡‘遥望洞庭湖水面,白银盘里一青螺’是也。句巧则卑,若许用晦‘鱼下碧潭当镜跃,鸟还青嶂拂屏飞’是也。”显然是对“格卑”观念的借用与发挥。像这样从语言策略角度评判唐宋诗优劣的做法,成为明清诗学中的一项时尚。而对任何偏激的语言策略保持警醒和理智,也常常成为明清人论诗、评诗的内在准绳。比如明陆时雍《诗镜总论》云:“子美之病,在于好奇,作意好奇,则于天然之致远矣。”又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凡诗迷离者要不间,切实者要不尽,广大者要不廓,精微者要不僻。”又云:“诗要避俗,更要避熟。”这些评论,都与“格卑”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同样鲜明地体现了儒家“文质说”与“中庸观”的影响。
综上所述,宋代诗学中的“格卑”观念既包含了功在当代的建设性,又显示了继往开来的典范性,因此富有历史价值。而它所体现的文学内容与文学形式之间的矛盾,又是文学思想史的永恒命题。这对矛盾主宰了各种理念和创作的此消彼长、生生不息,宋代江西派与晚唐体的交替出现,就是典型例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宋人对“格卑”的批判与思考,在历史价值之外,更具有一层“本体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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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化学视角观照宋代文体学,指出成熟繁荣、融会贯通的宋型文化对宋代文体格局的深刻影响,并从语言、雅俗和古今之变三方面,进一步论证文化和文体的关联,探讨两宋文体学的地位、价值和意义。把宋代文体学放到整个古代文体学的发展历程中进行审视,将其定位为古代文体学演进中一个承上启下的转关时期。在宋型文化的会通语境和创新意识下,两宋文备众体,诸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故宋代成为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关键词:文体;文体学;宋代;宋型文化;语言;雅俗;古今
宋代是文备众体的时代,各种应用类、文学类文体大致完备,如百舸争流般各胜擅场、此消彼长。应该指出,文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立体开放的系统。任何文体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下,易言之,文体的背后有文化,文体的发展和演变往往映衬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特质。如能以一种文化的视角对宋代文体学进行观照、审视、思辨,当能提升研究的学术品位,对宋代文体学得出一些新鲜活泼的有益见解。
唐宋时期是华夏文明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宋代文化,高度成熟、全面繁荣。宋人自身对本朝文化充满了自信心和自豪感,他们普遍具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并在文章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
朱熹云:“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1]
史尧弼《策问》云:“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文采述作,论议术学,众多繁夥,又非汉唐之所可几及矣。”[2]1029
陆游《吕居仁集序》云:“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迨建炎、绍兴间,承丧乱之余,学术文辞,犹不愧前辈。”[3]
刘克庄《平湖集序》云:“本朝五星聚奎,文治比汉唐尤盛。”[4]
不但宋人对本朝文化无比自豪,后代的研究者对宋代文化亦莫不推崇备至。王国维、陈寅恪对此曾有精辟论断,邓广铭更以“空前绝后”来赞誉宋代文化:“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5]说宋代文化空前绝后,不是指宋代文化在所有领域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是就宋代文化整体衡量而论,当时的文学、史学、哲学、科技、音乐、书法、绘画等都普遍成熟繁荣。
台湾学者傅乐成有“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论述,影响颇大。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宋代文化的研讨日益深入,并以“宋型文化”来特指宋代在文化方面的开拓创新之功。然则如何界定宋型文化?其特点表征如何?今人已从不同层面、角度来概括宋型文化,诸如内敛含蓄的作风、理性自省的精神、雅俗融合的态度、兼容创新的意识等,以上数端,可大致综括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质。在笔者看来,宋型文化的突出表现,是“集大成”、“综合性”。若用宋人自己的且最简洁的话来概括,当推朱熹《答姜叔权》的一句话:“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6]拈出其中“融会贯通”,就是宋人说宋型文化的最佳注脚。而宋型文化的会通特征对于宋代文体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
宋代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文官政治让宋代士人意气风发,他们关注时事,议论皇皇,在政治方面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在学术上形成了崇尚义理、注重思辨的理学。理学是宋型文化的内核,亦是宋代士人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而整个宋代文化也打上了深深的理学烙印。理学对文体的影响表现在不同的层面,有直接作用,有间接濡染。理学家倡导的“文以载道”说在宋代获得了广泛的共鸣,显然载道之“文”也是有讲究的,古文最有资格充当载道的文体工具,诗歌次之,而词、小说等则与载道关系甚少。由此言之,宋代古文盛行,成为无施不可的文体代表,正与理学思潮有一定关联。
理学思想还助长了宋人的思辨议论倾向。张耒《答李推官书》云:“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诎者巧为粉泽而隙间百出。”[7]用古文发议论自是天经地义,影响所及,宋代的其他文体也都“议论纷纷”。宋人不但在一贯以写景抒情为主的辞赋、记体中说理议论,甚至在诗、词里也大发议论、用经用史。宋代最擅长议论的无疑是苏轼,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云:“苏轼用一语,立一意,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千百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虽理有未精,而词之所至莫或过焉,盖古今议论之杰也。”[8]因理学的关系,宋代又兴起了语录体散文。这种文体起源于佛教,基本就是一种口语白话,理学家为更好地阐发义理,就用它作了说道理的工具。如说宋代文体有由文趋质、由深趋浅的大趋势,那么语录体正是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
宋代文化的高度发达关键在于拥有一大批博学多才的文化精英。宋代士人的学问根底、哲学修养和文艺才华都是卓越出众的,他们的学识贯通各个门类,兼擅不同领域。以欧阳修为例,他既是宋代经学的开创者、独具慧眼的史学家,还是古文的一代宗师、宋诗的奠基人、别开生面的词家。苏轼更是“十全才子”,堪称宋型文化特质的最杰出代表。宋代文人的这种艺兼多门的情况在古代历史上特别突出,他们有融通化成文化艺术的雄心壮志,表现在文体方面就是创新意识的强烈和破体相参的蔚然成风。宋祁说:“诗人必自成一家,然后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矩作方,终为人之臣仆。”[9]苏轼说:“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10]宋人的知识结构和创新意识助成了宋代文体的完备发达、各尽其妙。
在宋代城市文化背景下崛起勃兴的俗文学,如词、小说、戏曲等文体,能够充分体现宋代文体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文化的发展演进总与社会经济密不可分,宋代手工业、商业的发达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诸如北宋都城汴京、南宋都城临安等都是商贾辐辏、百业兴盛的大都市。宋代最引人注目的一代之文体――词,本质就是于歌台舞榭浅斟低唱的流行歌曲,所谓“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11]。词的臻于鼎盛,自然和当时的城市文化消费脱不开关系。宋代繁华的都市生活让文化娱乐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勾栏、瓦舍等文化消费场所热闹非凡,各种适应城市文化和市民需求的文艺样式蓬勃兴起,说话、杂剧、影戏、傀儡戏、转踏、赚词、诸宫调等,朝歌暮舞、五音繁会。这些根源于城市文化娱乐的文学样式虽然和传统的诗文并存,但已表现出更为强劲的发展势头,不久的将来,它们会站到舞台的中央,成为最能代表元明清时代文化的文体。
文体虽然千差万别,但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折射出背后的时代文化精神。近代人姚华《曲海一勺・述旨第一》云:“夫文章体制,与时因革,时世既殊,物象即变,心随物转,新裁斯出……故事际一变,则文成一体,一治一乱,文运攸关,说似诡谲,理实寻常。”[12]研究宋代文体离不开当时的文化大背景,文化对文体的浸润是潜移默化的。#p#副标题#e#
文体是一个立体的系统结构。文体示人的直观层面是以语言为基本材料的,语言的形质和特征自然左右着文体的样式和规范。字词的音形、句子的长短韵律、语法的规则要求等等,构成了文体的浅表结构形式。尤其那些对形式因素有特殊要求的文体,语言就更加重要,往往成为决定文体样式的必备要件。由此言之,语言是文体复杂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层面,语言的特殊性对于文体样式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汉语言为华夏民族的特殊创造,它自成一系,举世无双。王力说:“汉语是世界上最具有悠久历史而又最富于稳固性的语言之一。”[13]中国文体的发展,即本此独特创造的语言。陈寅恪《论再生缘》说:“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14]充分运用和发挥汉语的特征,在句式、对偶、声韵、词藻等构件上排列组合,古代文体就形成了纷繁的体制形式。譬如宋人作诗讲“诗眼”、宋四六何以不同于前此的骈文等诸多问题,都涉及语言的变化和修辞的特点。其实古人很早就开始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文体了,古代的很多文体分类都是以语言韵律为标准的,突出代表如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对语言有特殊要求的文体莫过于古代的杂体诗词。杂体诗词本属“文字游戏”,虽然古已有之,但至有宋方发育成熟,渐成气候。宋人不但杂体诗词的作品众多,而且有较成体系的创作理论。例如杂体诗,根据汉字的音、形、义或字数多寡,运用离合(拆、合偏旁或词)、嵌入(如建筑、药名、数名、地名等)、回环(如回文、反复)、重组(如联句、集句)等作为“游戏”手段,构成独具一格的作品形态。可见杂体诗是汉字文化独有特征的充分体现和巧妙采用。杂体诗词盛行于宋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语言文化和创作文体之间的微妙关联。
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文体,必得联系语言的嬗替变迁。在古代,一直存在言文脱节的现象。一般认为,先秦的口语和文言(即书面语)是一致的,而西汉时已表现出文言脱离口语的倾向。[15]汉代以后,这种趋势日渐显著,并对文体的发展衍变造成一定影响。我们不妨从文言和口语的视角,把古代文体笼统划分为文言文体和通俗文体。当然,这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清语言变迁对文体的影响,不一定完全合适。文言的单音词多,用语典雅考究,显得言简意赅而富有余味。文言文体主要指采用典雅书面语的传统诗文(当然也有例外,如唐代的白话诗)。唐宋以来兴起的白话则较多使用双音词,虚词比重增加,句式更为灵活多变,并融进了大量新产生的市语俗谚,带有浓重的口语语气。通俗文体一般指以口语为主的通俗文体样式,如变文、话本、语录等。
研究显示,中唐至北宋是汉语史上通俗字词滋生最为繁多的时期。因了语言的变化,文体从中唐就开始逐步呈现出一些趋俗的倾向。即便文言系统的文体,如散文,虽以周秦两汉为标榜,但也在大量创造新词新句,还偶尔采用口语入文。诗歌方面,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刘禹锡的民歌体绝句,都隐含着白话口语逐渐渗入文言系统文体的意思。进入宋代,语言变化对文体的影响至为明显。宋代的各种说唱艺术、话本小说、戏曲、语录等空前扩大了通俗文学的势力范围,初步表现出通俗文体和文言文体分庭抗礼的局面。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云:“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16]连宋朝皇帝都愿意听“话说赵宋某年”的话本小说,通俗文学的巨大吸引力可见一斑。通俗文体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文言文体的消亡,文言文体的阵地和势力依然很大,于是就出现了文言和通俗文体间的影响与交流。比如宋代诗文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汉唐的高古、典雅,日益贴近日常生活,表现出自然平易的作风。正如郭绍虞在《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一文里所说:“诗体既渐趋于自由,其随以并起的现象,即是采用语体以入诗。……唐人诗中虽多采用方言俗语以入诗,但不如宋人之词其采用语体之处为尤多;宋人词中固多有纯用语体以成篇者,但也不如元人之曲之尤为普遍。一方面固是诗体愈自由,愈可增加采用语体的数量。一方面亦是愈采用语体,愈可促进诗体的自由。这二者实是交相为因、交相为果的。” [17]文体的益趋浅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言文体的巨大成就和丰厚积累又源源不断地被通俗文体所吸纳化用,成为新兴文体自我更新和不断提高的内在力量。文体正是在语言的文白竞流、此消彼长复杂格局中逐步演进的。
刘师培《论文杂记》有一段话专论古代文学史的言文关系:“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18]109-110刘师培是具有非凡文学感悟能力的渊博学者,他对文学史的宏观把握,往往精警而发人深思。刘氏认为,中国文学的演变是逐渐向着“言文合一”的方向运动的,宋代开始文词日趋浅显,并逐渐有了口语入文的情形,元代以来,言文合一的趋向更加明显。这绝非倒退,实是文字进化的必经阶段。从语言和文体的发展角度考虑,到清末民初才真正实现言文一致,文言文体趋于消亡,白话文体独占鳌头;而宋代则是承上启下的时代,揭开了文言和通俗文体转关的序幕。
从语言的角度审视古代文体的变迁,所谓文言和白话之争在审美指向上其实也是雅俗之辨。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宋代文体中一些深层次问题,还需从文化的雅俗方面再作一些考索探究。
宋玉《对楚王问》中有一则“曲高和寡”的寓言流传广泛,里面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日后成了雅与俗的代名词。雅和俗是人们品评事物的尺度、标准,古代的一般观点都是崇雅忌俗;当然,在一定程度上雅俗共赏也为人所接受。就文体论,也可作雅俗的分辨。雅文体一般采用典雅庄重的文言,流行于官宦士人之间,使用于正式公开的场合,以书面文字的形式传播,譬如古文、骈文、诗歌即是;俗文体则更多采用口语白话,通俗易懂,流行于市井民间,使用于较随意的场合或娱乐场所,传播形式或以书面文字、或以艺术表演,如话本小说、戏曲等。 刘师培《论文杂记》云:“秦汉以降,文与古殊,由简而繁,至南宋而文愈繁;由文而质,至南宋而文愈质。盖由简趋繁,由于骈文之废,故据事直书,不复简约其文词:由文趋质,由于语录之兴,故以语为文,不求自别于流俗。”[18]125这段话里的“文”应该是指语言。不过,如果将其理解为文体,也有一定道理。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就大致表现为由简而繁、由文趋质的总体特征。骈散的消长、言文的更替实是古代文体演进的嚆矢。#p#副标题#e#
笔者把古今文体嬗变划分为五个阶段:一是言文合一的古文时代(先秦)。上古时代的口语和书面语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当时记载传播工具的不便(如竹帛),治事一般口耳传授,故而“辞尚体要”(《尚书》)、“辞无支叶”(《礼记》),诗文等文体都古雅简赅,此时还无所谓骈散的分途。二是有意为美文的时代(汉魏六朝至中唐)。汉赋尚未成为骈体,但已揭开了骈体形成的序幕。魏晋开始,文学自觉,行文讲究骈偶对仗渐成气候。随着骈体文的定型,骈散的分道扬镳也由此时开启,口语和书面语的距离日益拉大。齐梁年间,近体格律诗草创成体,延至盛唐,遂成一代之大观。骈偶文体为此期主流。三是有意为古文的时代(中唐至南宋)。过度讲究形式偶俪给文体造成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从中唐韩愈开始,又复倡简约洗练的古文。韩、柳虽具倡导之功,但古文的再度发扬光大却主要靠了北宋的欧、曾、王、苏等的推波助澜,宋代实为骈散消长的一大关键。散体文的复兴对其他文体产生了深刻影响,通俗文体也在此期勃兴,这些因素暗暗逗露出言文合一的新变趋势。宋代的语录、话本小说等正是文体实现言文合一的过渡形态。四是由古文向白话文转变的时代(元至清末民初)。元明清三代,文体的由简而繁、由文趋质已成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小说、戏曲等通俗文体大放异彩,口语和书面语的差距日趋缩小。五是言文合一的白话文时代(民国至今)。清末以来,倡语体入文,口语和书面语渐趋合而为一。更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力推进,开启了白话文的新时代,文言文时代宣告结束。白话文比散体古文更自由、更解放、更大众化,代表了文体演变的自然趋势。
如果嫌五个阶段繁复,想要一分为二的话,那么承上启下的界限则一定只能断在宋代。因为宋代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有意味的是,宋代文体学的历史地位正与整个宋代在古代史坐标上的“近代指向”意义相仿佛。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很要紧的关节点,又是一个崭新的开端。中国近世所滋生出来的诸多现象,都是从宋代露出端倪的。就文体而言,亦是如此。比如,宋代的语录体很值得重视,它是文言向白话转关中的一个微妙标志,具有“小脚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脚’的特殊风味”。[34]直到民国以后,宋人的文体革新经验还为胡适的白话新诗创作提供了理论借鉴。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说:“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我那时(笔者注:1915年9月)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琢镂粉饰’的诗。”[35]胡适对民国初年所持塑造新诗的理论作了交底,宋诗的革新在胡适看来无疑是极大的成功,要建立白话新诗的新文体,舍此亦无他途。只此一点,即可说明宋代文体学的价值和对后世的启迪意义了。
要之,从文化学视角观照宋代文体学,可知成熟繁荣的宋型文化对宋代文体格局的深刻影响。纵观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不妨把宋代文体学定位为古代文体学演进中一个承上启下的转关时期。宋代文备众体,各种文体都获得极充分的发展空间,承袭前代的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戏曲、小说也崭露头角,一试身手。宋代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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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作品的表现特征带有民族地域特色,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中可以看到,地域的繁荣时期,地域的衰落时期,代表作品有《诗经》和《楚辞》,表现出两种不同时期文化背景的古代文化形式。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国学与古代文学思想的关系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国学与古代文学思想的关系
古代文学思想又被称为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古代的文学创作、理念、当时作者的思想境界。古代文学思想与现代的文学思想存在着时空的差距,具体表现在语言、理念、社会背景等方面。国学是将儒家思想作为研究和发展的基础,国学主要目的是宣传和发扬古代的文学思想精髓。
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全面的了解古代作家思想,将文学作品与理论思想有效的结合;二是不仅要有逻辑性的归类,还要展示出古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进程;三是找出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史真正原因。这就需要研究者对古代文学思想的历史背景有深入的了解,文学思想作品反应了作者当时创作的历史背景和意境,只有了解和掌握创作作品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才能切身的体会到作品的真正含义。
对于具有专用性的研究古代文学思想的学者来讲,史学知识面一定要广。例如:古代元曲的兴起和发展,原因很复杂,由于元代的疆域宽广辽阔,在当时社会经济繁荣富强,人们的生活安居乐业,为元曲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元曲带动了民族诗歌的发展,对繁荣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元曲的出现,显现出文学艺术的生命力,抒发了文人永志的情怀。元曲的代表作品,表现出当时的社会背景。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
古代文学作品的表现特征带有民族地域特色,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中可以看到,地域的繁荣时期,地域的衰落时期,代表作品有《诗经》和《楚辞》,表现出两种不同时期文化背景的古代文化形式。在古代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的广大区域文学思潮非常的发达;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文学思潮的中心开始向南移动,变成了以金陵地区为文学思潮的中心,导致了北方文学思潮的衰落。到了古代的唐朝,以都城长安为中原文化的发展中心,古代文学开始繁荣发展起来。到了五代时期,出现了以南唐和西蜀为古代文学圣地的发展中心。到了北宋则是以沛都和洛阳为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文化中心。南宋以来,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中心又开始向南移动,以杭州作为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中心。明清时期的文学思想,在江浙地区集中体现出来。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与当时的历史政治背景密不可分。
(一)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相互渗透
通过对国学的研究和学习,对建立健全各个学派统一思想作出了良好的铺垫工作,推动了对古代文学史发展的研究和学习。通过对古代文学思想的学习也可以帮助更好的了解国学的内涵,促进国学事业的发展。
(二)客观公正地评价国学有利于对古代文学思想的认识
运用评判标准和原则对古代文学进行有效的评论,既是所谓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对于国学的评论,没有相应的标准和原则,对国学的本质含糊不清,价值取向,发展方向,对社会的具体贡献等。
(三)国学可以更好地凸显古代文学的主要思想和观念
在对古代文学作品的作家进行解析的同时,使我们可以更加广泛的认识和了解作者在进行创作时的思想境界,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政治。例如:北宋的政治学家、文学家欧阳修,大多数人关注的是他的文学成就,而欧阳修所在时期的政治背景却很少有人注意。
综上所述,通过对国学的研究,可以提升人类自身的文化素质教育。古代文学的思想带动了国学事业的发展,使我们通过对经、史、子、集等古代文学作品的欣赏和学习,了解和掌握了作品的时代背景。通过对古代文学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增强了自身文化的素质修养,和国学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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