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学宪法讲宪法现行宪法的修改与国家发展答案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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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各种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主要有生态问题、人口问题、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和发展战略问题。客观上,生态恶化已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因素,环境退化和不可持续发展则是造成当今许多热点问题的主因;人口问题则派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资源冲突、两极分化、难民潮等),尤其是多年来,世界人口以年均7800万的速度猛增,预计到2050年将达89亿,而绝大多数新增人口将出生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和社会负担;长期的争战与贫穷、社会不公、环境退化相互作用,循环不休,更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恶性肿瘤。结束内战和其他对社会政治稳定造成威胁的因素,只是迈向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的第一步。随之,主观因素即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方针则是最重要的。若是经济发展战略符合本国国情和世界形势,则发展必然加快,即使有困难也易克服。
经济全球化归根到底是个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游离其外。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与劣势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担心发达国家的资本控制和剥削而畏缩不前,就会痛失良机,被提前淘汰;而不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去制定发展战略,也必将陷入困境。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之路(第3页)任重而道远,“前无坦途,后无退路”的现实要求发展中国家积极融入全球化。既然“没有免费的午餐”,就要敢于付出一定的代价,换取长久的发展。外因与内因相比,内因是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要融入世界经济,必先完善自我,尽可能地推进开放又能避免过度的风险,保证改革和开放的协调。
第一,重视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科技之本在人才,在创新。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发展中国家要培养大批的人才,形成自身的科技创新体系;要在少数战略性关键技术领域形成自己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要形成基础科学领域较强的研究能力,使其具有支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后续能力;要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高新产业,培育自己的跨国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增强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
第二,加强制度建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增强自身实力的关键。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制度经济学派认为“法制先于经济”,金融动荡源自内在的制度弊端或缺陷。发展中国家必须处理好国内制度改革与市场开放的关系,保证其均衡发展。根据“开放经济理论”,一国经济开放的顺序一般是先引进外资,再在贸易项目下实现自由兑换,最后才是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和金融资本市场的开放。在本国市场不成熟,特别是缺乏对国际游资的协调和监控机制的情况下,开放金融资本市场是不可取的。而且,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说到底还得以对货币资产最终能形成实物资产的信任为基础,过早开放则易使虚拟资本膨胀,引发经济危机。不仅金融市场需要规范,跨国公司的活动也需要制度的调控,才能在有利于本国发展战略的同时,又不至于阻碍跨国公司的投资积极性,形成互利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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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重创全球经济,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金融危机对转轨国家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陷入深度衰退,一些转轨国家甚至同时出现了货币危机、股市危机、债务危机、实体经济危机、经济增长危机以及政治危机。面对这些危机及其所导致的金融动荡、经济下滑、居民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等状况,转轨国家纷纷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采取多种措施扶持实体经济,维持金融业稳定,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对失业人口的救助以减轻危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一些国家还获得了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的经济援助。这些举措对转轨国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恢复经济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东欧转轨国家经济在2009年大幅下滑,表4反映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
另有资料显示,到2009年第2季度,克罗地亚、哈萨克斯坦、波兰、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等国的工业产出已转为正增长。波兰国内需求相对较强,而且GDP保持了正增长。图1反映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工业产出增长情况。
一方面,由于国际需求改善,再加上货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了东欧转轨国家的外贸出口。从2008年中期至2009年中期国际金融危机肆虐期间,外贸促进了波兰GDP增长3.2%,捷克增长0.5%,斯洛伐克增长1.6%,匈牙利增长7.3%(但其国内需求下降了10.5%)[5]。特别是2009年第4季度,全球经济的复苏推动了东欧一些转轨国家出口的增长。
另一方面,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银行体系没有出现系统性的破产倒闭,存款者也没有普遍丧失信心。虽然如此,由于经济恢复缓慢,贷款违约率上升,银行不得不削减对私有部门的贷款以修复资产负债表,从而影响了消费和投资需求,无法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图3表明了转轨国家银行对私有部门的贷款情况(如图3所示)
综上所述,历经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转轨国家经济之所以能够逐步摆脱危机的严重影响,出现经济向好态势,主要得益于转轨国家果断实施了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特别是采取措施大力扶持实体经济并稳定金融业,千方百计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对失业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救助。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这些政策措施的实际效果是较为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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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面对不断蔓延的金融危机,特别是集中在矿产资源领域来自他国的国有投资,这些大规模的并购掌握了某些领域几乎100%的控股权,如果这些权益在外国国有投资者掌控之下被私有化,澳大利益的战略利益面对的威胁将不断增加。澳大利亚希望调整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的措施来加强对外国政府投资者及相关实体的审查力度,在准入阶段就将具有国家安全威胁的不利资本排除在外。与此同时,金融创新带动了结构化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这些复杂的、具有控制权隐蔽性特征的投资工具也游离于澳大利亚外资并购法的规制之外。因此,从2008年到2012年澳大利亚外资并购法的修订及相关的投资政策的出台正是对以上症结的救助,既具有较大的代表性也反映了目前的最新实践。
本文首先对澳大利亚外资并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主要内容做出概要性的评述,其次围绕澳大利亚政府为了应对威胁国家安全利益的新问题而及时出台的新外资政策、1975年《澳大利亚外国收购与接管法》(The Foreign Acquisition and Takeovers Act of 1975,FATA,以下简称《75年并购法》)外资并购的基本法律,《1989外资兼并与接管规则》(Foreign Acquisition and Takeovers Regulation,以下简称《89年并购规则》)[2]的修订,集中介绍并评析澳大利亚在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国家安全”内涵的发展,再从审查权益的扩展、外国政府投资规定的完善两个方面阐释在具体审查标准中的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
对于审查标准,中国和澳大利亚也有很大差异。中国对外资并购申报制度是全面的强制申报审查制度,要求所有的并购都必须申报,当达到50%的实际控制权[30]并且涉及到敏感领域[31]就要向商务部提交安全审查的申请。澳大利亚实施的是强制与自愿申报相结合的申报制度,如果按照“重大利益标准”达到了外资并购法强制申报要求的才必须申报,也就是说首先一项并购要落入强制申报的范围内时才进一步考察安全审查问题,安全审查的依据主要是对“国家利益”的解释、并购规模和所处的领域。
澳大利亚并购审查的规模标准是值得中国借鉴的。澳大利亚对并购规模不仅规定了比例限额,同时还规定了货币价数额,货币价值限额还根据通货膨胀率、GDP情况不断折算调整。中国的安全的审查标准只笼统规定达到50%的实际控制权要接受安全审查,没有数额方面的限制,这就使得小规模并购虽然达到50%,数额不大的也要接受安全审查,小规模企业在一个产业或整体社会发展格局中一般不会产生安全威胁,对这些投资也进行审查无疑增加了企业和行政成本。
我国在立法中也应当将规模标准进一步完善。出台的实施细则对“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关键技术”、“重大装备制造”中的重要、关键、重大进行解释,明确其范围,使投资者很容易知道其并购的企业是否在安全审查的范围内。[32]对“重要”的解释可以在规定实际控制权达到50%的比例之外,用货币价值额来规定数量规模,并且也随着年度更新货币限额。当然对货币数值的确定有一定难度,但可以参考澳大利亚《外国收购与接管规则1989》第13节的规定,经过统计模型计算出符合我国的货币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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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以农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村环境为旅游吸引物,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满足旅游者的休闲、度假、体验、观光、娱乐等需求的旅游活动。它对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就业、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改造乡村环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等有积极作用。蓬莱市旅游资源相当丰富,但是乡村旅游发展起步虽早却严重滞后。2012 年蓬莱市委市政府启动“蓬莱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力争到“十二五”末,在全市创建“蓬莱美丽乡村”40 个左右,促进蓬莱乡村旅游跨越发展。目前乡村旅游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本文重点探讨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乡村旅游中政府干预的若干措施,以期对我市发展乡村旅游提供有益的启示。
发达国家大都把乡村旅游作为政治任务或公益事业来发展,主动谋划,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些促进措施,积极发挥政府旅游和农业等职能部门的组织、规划、协调、宣传、推动的作用。
比喻西班牙,每个地区政府都有相关乡村旅游的立法,从立法上确定乡村旅游的地位。美国从县、州一直到联邦的各级政府对乡村旅游都制定了一些列扶持政府。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芬兰相继成立了农村旅游发展协会和农村政策委员会,协调农村发展尺度,推进农村资源的有效配置。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区政府主持制定了发展规划并提供了规划编制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并给予严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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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自贸区不仅在政治上有利于促进和巩固中国与东盟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有利于改善双方的地缘政治环境,保障区域安全,而且也为福建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发展机遇。首先,其有利于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福建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增长。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各成员国关税将大幅降低,这为福建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对东盟出口提供机遇。同时CAFTA贸易便利化进程,将涉及各国之间通关、检验检疫、产品技术标准、市场准入门槛、人员流动便利等诸多环节的衔接和相互承认,非关税壁垒将逐步消除,区内贸易、相互投资将大大方便;其次,其有利于优势互补及合理分工,进一步深化贸易互补性。东盟各国资源丰富,以盛产橡胶、矿产品、石油、塑料原料和树木等原材料闻名,而福建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与东盟产品相比,福建的服装、鞋类、食品加工、车辆零配件、小型机械等产品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福建与东盟存在不同产业间的贸易互补性,可以说在双方之间一种新型的产业分工和产业循环机制已初现端倪;最后,其为福建企业提供了更加广阔便利的区域性市场。目前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启动,福建企业投资于区域内可以享受到区域内国家相互开放市场和提供优惠的好处,这些都将极大地促进福建对东盟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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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总债务是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债务的加总,也有的加上了金融部门债务。居民部门的全部债务都是贷款,没有债券。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有两部分,除贷款之外还有企业债。金融机构不考虑通货和存款,剩下的主要是金融债,分政策性金融债和其它金融债两部分。政府部门加总了中央政府内债和外债。
中国总债务率攀升速度较快,从1994年的78.6%一路升至2012年的167.4%。不过从跨国比较来看,我国还不算债务水平过高的国家。虽然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水平比较高,但居民和政府的债务水平相对偏低,且上升势头较为温和。
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极高,构成中国债务结构的突出特点。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金融结构特征密切相关。我国是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绝大多数金融资源配置通过银行中介来完成。由这种金融结构决定,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必然高悬,在经济平稳增长的时期,银行贷款构成企业主要的负债来源,有成本低、风险小的好处,但若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经济增长率出现趋势性下降,则企业负债的相当部分就可能形成不良资产,从而损及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
令人担忧的是,越是在高资本投入时期,债务扩张所能换来的边际产出越是下降。2009和2010年,我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债务需要增加3个百分点。而在此前十年,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债务只需增加1.5个百分点左右。由于经济增长是一国偿债的最终保障,随着债务扩张的产出效应下降,整个国家的债务水平自然不断抬升。
可见,如果还是因循“外需不足内需补,消费不足投资补,民间投资不足政府投资补”的增长老路,那么我国整体债务率将不可避免地一路抬升。
本文采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2011年债务结构及总杠杆率的数据。债务结构主要包括居民债务占GDP的比例、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金融机构债务占GDP的比例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总杠杆率是总债务占GDP的比例。数据如下:
本文将用债务结构的各个数据构建如下模型:
Y=β1+β2X2+β3X3+β4X4+β5X5+u
利用Eviews软件,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出如下结果:
模型估计结果为:
Y=35480.98+359.8058X2+17.55605X3-499.7271X4+273.0479X5
模型估计结果说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居民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359.8058万亿美元;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17.55605万亿美元;金融机构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减少499.7271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273.0479万亿美元。
但就统计检验来讲,由表3中数据可得R2=0.25904,说明样本的拟合效果不是很好。针对H0:β2=β3=β4=β5=0,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为k-1=4和n-k=6的临界值Fα(4,6)=6.16,大于所得结果,说明回归方程不够显著。
以上不足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数据采集时产生了误差;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同,如我国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而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是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这就导致了债务结构的差异化;各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不同,发达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国的债务水平及债务结构,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其这类债务对该国的经济影响也不同。
据此可以看出,居民债务的比例对一国GDP正的影响最大,在中国,自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各项个人贷款业务以后,我国家庭负债增长非常迅猛,截止2010年12月底,家庭各项贷款余额已达到112586亿元,其中消费信贷75107亿,短期消费性贷款9600亿,中长期消费性贷款65507亿元。居民债务占比越高,表示居民的可利用资金越多,私人投资越大。一国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马车之一,根据所得结果,要保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增加内需,如降低居民贷款利率,减轻税负等,以刺激居民的负债需求,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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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总债务是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债务的加总,也有的加上了金融部门债务。居民部门的全部债务都是贷款,没有债券。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有两部分,除贷款之外还有企业债。金融机构不考虑通货和存款,剩下的主要是金融债,分政策性金融债和其它金融债两部分。政府部门加总了中央政府内债和外债。
中国总债务率攀升速度较快,从1994年的78.6%一路升至2012年的167.4%。不过从跨国比较来看,我国还不算债务水平过高的国家。虽然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水平比较高,但居民和政府的债务水平相对偏低,且上升势头较为温和。
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极高,构成中国债务结构的突出特点。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金融结构特征密切相关。我国是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绝大多数金融资源配置通过银行中介来完成。由这种金融结构决定,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必然高悬,在经济平稳增长的时期,银行贷款构成企业主要的负债来源,有成本低、风险小的好处,但若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经济增长率出现趋势性下降,则企业负债的相当部分就可能形成不良资产,从而损及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
令人担忧的是,越是在高资本投入时期,债务扩张所能换来的边际产出越是下降。2009和2010年,我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债务需要增加3个百分点。而在此前十年,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债务只需增加1.5个百分点左右。由于经济增长是一国偿债的最终保障,随着债务扩张的产出效应下降,整个国家的债务水平自然不断抬升。
可见,如果还是因循“外需不足内需补,消费不足投资补,民间投资不足政府投资补”的增长老路,那么我国整体债务率将不可避免地一路抬升。
本文采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2011年债务结构及总杠杆率的数据。债务结构主要包括居民债务占GDP的比例、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金融机构债务占GDP的比例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总杠杆率是总债务占GDP的比例。数据如下:
本文将用债务结构的各个数据构建如下模型:
Y=β1+β2X2+β3X3+β4X4+β5X5+u
利用Eviews软件,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出如下结果:
模型估计结果为:
Y=35480.98+359.8058X2+17.55605X3-499.7271X4+273.0479X5
模型估计结果说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居民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359.8058万亿美元;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17.55605万亿美元;金融机构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减少499.7271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273.0479万亿美元。
但就统计检验来讲,由表3中数据可得R2=0.25904,说明样本的拟合效果不是很好。针对H0:β2=β3=β4=β5=0,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为k-1=4和n-k=6的临界值Fα(4,6)=6.16,大于所得结果,说明回归方程不够显著。
以上不足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数据采集时产生了误差;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同,如我国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而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是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这就导致了债务结构的差异化;各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不同,发达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国的债务水平及债务结构,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其这类债务对该国的经济影响也不同。
据此可以看出,居民债务的比例对一国GDP正的影响最大,在中国,自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各项个人贷款业务以后,我国家庭负债增长非常迅猛,截止2010年12月底,家庭各项贷款余额已达到112586亿元,其中消费信贷75107亿,短期消费性贷款9600亿,中长期消费性贷款65507亿元。居民债务占比越高,表示居民的可利用资金越多,私人投资越大。一国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马车之一,根据所得结果,要保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增加内需,如降低居民贷款利率,减轻税负等,以刺激居民的负债需求,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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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制宪是一种主权行为,所以制宪主体应该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近代以来的宪法历史表明:人民是制宪主体,但人民并不直接行使制宪权,而是通过或主要通过间接民主的形式制定宪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宪法保障析论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宪法保障析论全文如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这充分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也明确了党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中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等诸多方面,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方可实现。同时,也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特别是宪法的保障。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体系的建立为基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故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宪法第5条。自此,依法治国上升为宪法规范,具有了最高的法律效力,为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提供了坚实的宪法基础和依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保证国家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宪法中的依法治国理念从多个方面促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并推进国家治理在规范化道路上行进,其中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上。
“任何称为民主的国家都承认,国家权力来自该社会成员,即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把权力赋予国家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人民通过选出的代表机关进行立法,用法律确定国家机关的职权,使国家权力取得合法性。据此,可以得出确立国家权力限度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即国家权力只限于法律明确赋予的范围,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国家机关不得行使。”[1]在限制国家权力方面,“宪法既起着授权作用,也就包括限制权力的作用在内了。”[2]34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67条则对立法权的行使进行了细化。宪法以及依据宪法制定的立法法中对立法权的设定和规范,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司法和执法方面,鉴于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在治理过程中,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与社会的各项事务,最重要的是保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对此宪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对作为国家审判、检察机关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性质、设置和职能作了规定。这些都为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保障。行政执法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的肯綮所在。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使职权,所依据的法律是包括宪法在内的大量的行政法,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也是行政法的根本表现形式。宪法中对于行政权力的取得、行使及其监督等根本性问题都做了规定。宪法中关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来源和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法律地位和行政体制,行政机关的设立、权限和职责,公民基本权利及其保障,都是依法行政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制度规定。
“维护和扩大公民权利,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最重要的任务。”[2]129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我国宪法不但在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还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里,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权理念入宪对于国家治理意义重大。人权保障与国家治理具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性。“国家治理”区别于以前经常提到的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的主体更为多元,所以国家治理具有更强的公共性。我国公民的权利,尤其是一些基本政治权利都属于人权范畴,只有通过宪法对于人权的保障,才能真正有效实现这些权利。
将人权保障理念引入宪法会促进国家治理的治理主体和对象更为公平公开公正地参与各项治理活动,并会让治理的内容更为清晰。从而更好地在国家治理进程中,消除不同阶层的隔阂与分歧,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国家治理必须秉持公共理性,人权的公平正义性是保持治理公共理性的基础。保障人权是现代治理理念的核心和最终追求的价值。“以人权作为社会政治原则,也就意味着采取以法律设立和调整权利义务关系的方法来建立社会政治秩序并促进其有序与和谐。这种治国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在承认和保护个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设立、配置和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谋求社会的有序发展。”
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制度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则,是国家机构正常运转、发挥效能的基础性架构和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制度体系。国家治理靠的是法律和秩序,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尊严,就是维持国家范围内各种利益的总体平衡,这是国家治理的最低要求。
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说明了“宪法的法律效力高于法律、法规、规章和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4]同时,也确立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作为其它法律立法的依据和最高法律规范的地位。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然会有相当多的制度创新,而这些创新中有些可能和旧有的法律制度相抵触,或是偏离社会发展的应有轨道。这两方面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建设带来危害。有关旧制度对创新的抵触,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对于法律修改和废除有明确的规定,只要符合条件,经过法定程序,便可以改废旧法,从而将有益国家治理的创新内容确立为法律制度。宪法及其下位法能通过各类预防和救济规定来解决探索过程中出现中的这类问题,确保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体系作为基础。唯此,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所有行为才会具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法律依据。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巨大成就,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成就。这一体系将分散化、非系统、无体系、缺制度的传统治理模式改变为具有制度化、体系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特征的治国理政的总体系,并作为治理指南对国家各方面事务进行具体规制。可以说,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纲领,领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建设法治中国作为核心内容,摒弃了以前运动式、会议式的治理方式,用完整的体系将国家治国理政的方略纳入法治轨道上推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高度的自觉性和强大的创新力,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的治理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推进,是保证中国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5]这些治理领域所构筑的“五位一体”建设法治中国的道路中,宪法从本源角度为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治理道路做了导向性注解,确保了法治中国建设正确的航道,从而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经济层面,宪法第6条到13条确认了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宪法第6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表明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善用权力保障经济体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一规定表明,我们的生活资料分配原则是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合理的分配。宪法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宪法确认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制度、自然资源及公共财产的国家保障制度、国家调控下的市场配置制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产生影响,宪法对于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定恰是保证这种转变处于一种理性的进路,使其在轨道上运行。宪法对于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分配制度的规定,能确保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避免因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全球经济萧条导致部分制度失灵而出现的国家治理失败的风险,为了经济的长期繁荣打下稳定的基础。
在政治建设层面,宪法第1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明确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基础及领导力量,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构成,也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力量。全球化时代,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外部错误思潮难免涌进,出现腐蚀和企图瓦解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萌芽。宪法通过确立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重要地位,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的方向。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规定体现了国体和政体的政治属性和政权的阶级属性,表明了我国国家政权的权力来源和组织形式。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政权组织形式能够充分体现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根本国家权力属性特点。
在文化建设方面,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应该看到,多年来我国缺乏对宪法文化权利的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导致立法对文化权利的忽视。公民所应享有的文化权利在宪法文本中应当被视为一种法定权利,但是由于宪法文本的缺陷,保障机制及配套制度还不够完善,文化权利在实际生活中还无法完全实现。但是宪法的宏观规定是充分保障公民科学研究和文化活动等学术自由的根本原则,有利于文化事业发展,是促进文化体制建设的根基。
在社会建设方面,作为我国具有最高效力位阶的规范体系,现行宪法对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指引,保障社会建设平稳有序地进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他法律所调整的则只是一般社会关系。我国现行宪法对社会保障权、劳动权、受教育权、文化权等社会权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一些尚未规定的社会权利还可以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使它们成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宪法上的社会权具有特别的价值,它是普通的社会法上的社会权的立法依据、审查依据和解释依据。这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更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影响的不断加深,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出全球化、整体化的特点,并演变为生态危机。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础,自然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将生态保护纳入宪法秩序的范围内。《宪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为了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国家先后制定了《矿产资源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
为禁止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刑法》第六章专门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对违反水资源法规,非法猎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对违反土地管理法,违反矿产资源法,违反森林法等行为追究刑事责任。[6]《宪法》第26条也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这些规定体现了生态保护在宪法中的地位,也为国家治理中的生态治理定下了基调。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注国家治理各项事务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成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显著特点。宪法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念、制度和方向的保障,以此积极实现对国家的全面治理、科学治理和有效治理。这种保障的意义从静态角度而言,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动态方面,宪法为国家治理的细则化规定提供了空间弹性,使得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各项具体工作可以稳中求新,达到阶段性的最优状态。
从宏观角度而言,宪法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高屋建瓴且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使得国家治理有规可循、有据可依。从微观角度而言,依据宪法制定的各类下位法,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为国家治理的具体措施提供了细节保障。因此,通过宪法的保障必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裨益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当然,现行宪法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宪法中的这些规定或许有失细致,但是毕竟为下位法的制定提供了依据。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规定直接体现了相关事务在宪法中的地位,为国家治理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宪法如何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体系的开放性与适用性,从而与国家发展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如何更好地发展和完善宪法规范,使其最大程度地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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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还在第8条规定:“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行宪法修正案的隐性主题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现行宪法修正案的隐性主题全文如下:
众所周知,中国现行宪法的四个修正案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走向深入的进程中产生的,它通过对传统的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修改,最终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无疑是这四次宪法修改的显性主题。但是,如果我们揭开经济制度的面纱,则会发现隐藏其中的主题乃是公民经济自由权在现行宪法中的扩充与完善。
(一)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现实中的人为了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因此,一个独立的人自然就会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从事某些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交换等经济活动,以维持自己的生存。由是观之,个人自主地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交换等经济活动的自由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先于国家的“自然权利”。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的不择手段谋求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社会共同体需要制定规则来明确个人的权利义务并规定惩罚措施保证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遵循这些权利义务规则,以建立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维持社会合作的稳定性,从而促进劳动分工和增加物质财富。[2]这些有关人们经济生活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则集合,便是经济制度。
而不同的经济制度,实质上反映的也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不同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如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作为以等级所有制为基础和以小生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体系,反映的便是个人享有很大经济自由权的事实――在这种经济体制中,个人可以自由自主地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国家除了独占部分自然资源、垄断部分物资供给和征收赋税外,对经济活动并不存在多少干预;个人的经济义务,则主要是尊重国家专属经济权、他人财产所有权、市场交易规则和缴纳赋税等。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商品经济体制,国家一方面保护个人的财产自由、营业自由、契约自由以及贸易自由、竞争自由等经济自由权;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出现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个人承担的经济义务也随之增多(如禁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必须遵守金融利率、最低工资标准等)。
根据马恩列斯的设想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的经济制度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都有根本的不同。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物统治人的制度罪恶和实现每一个人的平等与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
尽管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并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因不同的个人天赋而产生的“天然特权”,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公民个人都附属并听命于集体经济组织,已经丧失了自行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权。正因如此,自社会主义制度在前苏联建立以来,传统的社会主义宪法均未以权利条款的明文方式或经济制度的隐性方式规定公民的经济自由权。
1954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规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总章程。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和走集体化道路”这一社会主义原则的指导下,1954年宪法将《共同纲领》保障公民有限经济自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转变为逐步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1956年底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公民经济自由权的废止。1975年宪法是一部体现极“左”思想路线和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宪法,它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尽管这部宪法也允许个体劳动、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等“小生产”在某种程度上的存在,但同时给予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并且还规定了“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的前途,因此这只是宪法基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为方便和满足人民基本生活而不得已采取的短时期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基本权利。1978年宪法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和对待“小生产”的态度与1975年宪法完全一致,公民的经济自由权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自不待言。
1982年宪法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此前长期的极“左”政策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短缺的经济危机,人们开始认真思考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要思想的指导下,1982年宪法矫正了过去将单一的公有制和完全的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根本追求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正式承认了根据先前政策已经得到发展的个体经济,宪法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自古以来,个体经济就是以个人、家庭为主体而自由自主进行的维持自身生计的固有经济活动,1982年宪法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将个体经济作为其“补充”予以纳入,并明确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无疑意味着对公民这一“最为原始”的经济自由权的总体承认。
宪法还在第8条规定:“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相对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规定,1982年宪法对农民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不但没有予以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的前途,而且还明确使用了“有权”的字眼,这表明过去作为“权宜之计”的“大集体”之下的“小自由”已经成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基本权利。由此可见,在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以个人、家庭的小生产为体现的公民的原始经济自由权已经重新得到确立。此外,宪法根据十二大报告的精神,将过去不愿承认的“市场调节”也作为“辅助作用”写入了宪法第15条,这是对契约自由的一种低限度的承认。
尽管1982年宪法打破了小生产会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肯定了在我国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下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地位,承认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从而初步承认了公民的经济自由权,但由于1982年全面修改宪法时思想解放历时不长,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际国内环境也不具备,因此1982年宪法所规定的经济制度并没有承认现代公民经济自由权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即公民雇佣工人从事企业家活动的自由、竞争自由和完全意义上的契约自由。对这些方面的经济自由权,是由现行宪法的四个修正案逐步扩充和完善的。
(二)
1982年宪法对公民经济自由权的初步承认促进了个体经济的大发展。随着个体经济的大发展,不少个体户雇工人数超过了8人,有的甚至高达百人,这就突破了宪法所规定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的界线,而跨入了“私营经济”的行列。由于雇佣工人的私营经济存在“剥削”,具有“资本主义”的敏感属性,当时还无法从理论上予以回答,所以中央高层根据邓小平“看一看”的方针,实行了“三不”政策,即“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开始尝试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念来解决这一问题。决定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的私营经济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5]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从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实际国情出发,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十三大报告指出:“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6]286以此为依据,十三大报告正式肯定了私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报告指出,私营经济虽然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必然同占优势的公有制经济相联系,并受公有制经济的巨大影响。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6]298
现实的需要和理论的突破迅速凝聚了修宪的共识。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1982年宪法的第一个修正案,修正案第1条在宪法第11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私营经济获得宪法的正式承认,意味着中国公民享有了雇佣工人从事企业家活动以追求财富的自由。同时,为了满足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进行厂房建设的用地需求,修正案第2条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在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下,允许土地的使用权依法转让无疑是公民雇佣工人从事企业家活动自由的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
宪法修正案对私营经济的正式承认大大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发展,到1988年底,我国私营企业登记总数已有9万余户,雇工人数约164万人。[7]1989年春夏,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紧接着,东欧、苏联发生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的经济改革随之停下了脚步,计划经济被重新强调,私营经济的发展亦受到很大影响。[8]1992年初,年近九旬的邓小平为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而发表了轰动中外的南方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以其一贯的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要求人们冲破姓“资”姓“社”的思想藩篱,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邓小平同时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9]这一重要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大会全面贯彻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十四大报告在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同时,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0]44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和资源配置的平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等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自主经营,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它是对国家直接控制、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否定。否定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代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但是在社会主义认识论上的革命性突破,而且也为宪法确立竞争自由与完全意义上的契约自由提供了阿基米德支点。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根据中共十四大一系列新的决策通过了第二个宪法修正案,对1982年宪法做了大幅度的修改。这次修宪的最大亮点,是根据十四大报告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将宪法原第15条关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宪法中的正式确立,以根本法的形式否弃了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和国家定价等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的过度干预和国家对资源的大力垄断,因而意味着宪法肯定了市场经济所不可或缺的竞争自由与完全意义上的契约自由这对孪生的公民经济自由权。在经济制度方面,修正案还正式废除了早已名存实亡的“农村人民公社”,将已推行十余年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写入了宪法,使农民选择职业的经济自由权得到了宪法保障。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公民经济自由权的相应扩大,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猛发展。1995年6月底,仅私营企业数就达到了56.3万户,注册资本2460.2亿元,其资本总额占全国工业资本总额比重的13.71%。[11]至于整个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则已经超过1/3,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和地区,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更高。由于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现实中已经突破了宪法所规定的“拾遗补缺”意义上的“补充”地位,思想理论界此时出现了一场新的姓“公”姓“私”的争论,一些左派人士认为,中国正在走向私有化,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1997年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一些人对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是否会继续走现有道路也存在疑虑。1997年10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大会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大会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10]604报告还对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及其主体地位作出了新的解释。
根据十五大报告的精神,1999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现行宪法的第三个宪法修正案。修正案在宪法序言中宣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增加“邓小平理论”作为宪法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一修改实际意味着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经济制度所容纳的公民经济自由真正成为了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宪法基本权利。修正案在宪法第6条增加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将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一道纳入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面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而且也使公民经济自由权获得了“内在的”基本权利的属性。
而宪法对按劳分配以外其他分配方式的肯认则使改革开放中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分配方式具有了合宪性,也使公民在经济活动中取得的非劳动收入得到了初步的宪法保障。考虑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得到了宪法的确认,同时为了明确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修正案将宪法原第11条关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地位的规定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角度来看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表明了宪法毫不动摇地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坚定立场,这实际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承认了公民经济自由权的不可剥夺性。
十五大以后,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飞速发展,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进一步提高。尽管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和股民等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经济自由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宪法的坚强保障,但是他们的经济收入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并未完全合宪化,他们的财产权利也未得到全面而有力的保障。1982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在这里,公民的“合法的收入”根据当时的立宪原意并不包括银行存款利息以外的非劳动所得的收入,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并不包括机器设备、厂房等生产资料。
同时,宪法第13条也只规定了对公民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的保护,而改革开放后经济活动中大量出现的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股票、期货、债券以及知识产权等财产权利并不在宪法所明确规定的“财产所有权”之列。
此外,1982年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征收与征用问题没有做出任何规定,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对其财产是否会随今后政策改变而被“社会主义改造”或“国有化”还存在很大疑虑,一些人因此对扩大再生产持消极态度,有的大肆挥霍,有的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上述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的是雇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和股民等在社会主义宪法中的政治地位问题和如何对待他们的非劳动收入问题。在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劳动”是界定人们政治地位的标杆,也是确定人们收入正当性的标准。劳动者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除无劳动能力者外,不劳动者要么是阶级敌人(剥削阶级),要么是社会渣滓(游手好闲、好逸恶劳者)。劳动创造价值,只有劳动收入才是正当的,不劳而获可耻,甚至有罪(剥削者、投机倒把者)。而那些并非通过劳动而获取或占有大量财产者,则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由此可见,要解决上述问题,亟需理论创新。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首次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一样,“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江泽民还说,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他进一步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以上重要论述,既对私营企业主、股民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予以了正当化,又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了理论根基。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确认了上述重要观点,同时明确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10]746
基于中国共产党以上新的重要认识,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的第四个修正案。修正案将承认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阶层政治地位及其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宪法的指导思想,在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群体中增加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从而使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社会阶层在宪法上的政治地位得以正当化。同时,修正案还根据十六大报告的精神在宪法第11条增加了“国家鼓励、支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
以此为基础,修正案第22条将宪法原第13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这一修改条文的前两款既肯定了公民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承认了公民(特别是私营企业主)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时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予以了全面的保护。第三款关于公民私有财产征收或者征用的规定则否定了对公民(包括私营企业主)私有财产任意的和无偿的强制剥夺。财产制度是经济制度的落脚点,财产制度的完善意味着公民经济自由权的彻底保障,至此,在宪法所规定的经济制度中,中国公民的经济自由权得到了完全的确立。
(四)
在适合单一公有制的生产力和人性完善尚未具备之前,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发展生产,消灭贫穷,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我们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这一经济制度在中国已经得到牢固的确立,而公民的经济自由权亦随之得到扩充与完善。正是因为宪法对公民的经济自由权的不断扩充与完善,使得亿万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现,中国经济发展也因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水平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故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公民经济自由权在现行宪法中的扩充与完善,以及在经济生活中的真正实现,正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最大进展。但是,自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第一个人权白皮书至今(2014年5月),在35个中国政府人权白皮书(综合性人权白皮书11个,专项人权白皮书24个)中,竟然没有一个提到中国公民经济自由权的扩充与完善这一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人权发展成就!究其原因,显然是由于中国学界与官方对现行宪法修改的隐性主题缺乏认知,这无疑是对我们自己人权成就的极大忽视。
为了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成就,笔者认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很有必要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在经济自由权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发表一个专项的人权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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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民事主体对于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要求上的发展变化和民事司法救济的需要,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起诉条件的“高阶化”难以适应当前解决民事纠纷的实际需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 全文如下:
1982年我国制定了首部民事诉讼法,先后经过1991年和2007年两次修改,是近30年中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主要程序法规范。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民事案件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也出现了西方国家在世纪之交经历过的“民事司法危机”。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1991年至2010年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每年的增长率都在10%以上,其中2010年,全国法院审结的一审民事案件达609万件,占所有一审案件的87%。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承担了繁重的审判工作,审判机关亟需通过诉讼程序的科学化来提高诉讼效率。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诉权保障水平也亟待通过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而得以提高。相形之下,现行民事诉讼法暴露出诸多弊端:
诉讼程序不够灵活,不方便当事人选择;运作中存在很多浪费诉讼资源的现象;证据制度的规定也过于原则,不利操作;法官的裁量权过大;再审案件过多;有关公共利益的纠纷无法通过公益诉讼获得解决,等等。
可以说,目前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共识和足够的动力。立法、司法及学术界都将这部法律的修改重点,集中于完善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的衔接、增加小额诉讼程序、加强民事检察监督和强化民事执行措施等制度方面,这些修改建议针对性非常强,很多对策也都是经过长期实践得来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尚缺乏“顶层设计”,亦即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宪法的重视还不够,例如增加各种程序不能不考虑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确定的“两审终审”的审级框架;对当事人的诉权保护措施应从宪法权利的高度去考虑;证据失权的规定也宜以合宪性的视角去审视,等等。
新中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经验充分显示,如果脱离开宪法而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去修法,民事诉讼法也只能依然是“审判法”或者“手续法”,而无法成为公民的诉权保护法。不但“起诉难”、“再审难”、“执行难”不能得到根治,“送达难”、“举证难”等新问题还可能演变为新一轮的诉讼症结。因此,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要认真地对待宪法,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科学化首先应当从宪法根据之中获得支撑。
尽管我国宪法没有将公民的诉权规定为基本权利,但依宪法理念或对宪法的解释,任何人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司法保护。司法机关应当确保公民行使诉权。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解决“起诉难”是采纳“立案登记制”,还是沿袭传统的“立案审查制”?两者孰优孰劣?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民事主体对于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要求上的发展变化和民事司法救济的需要,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起诉条件的“高阶化”难以适应当前解决民事纠纷的实际需要。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是要有明确的被告;三是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是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这一规定与长期以来的司法政策限制一起成为起诉难的症结所在。
如果从宪政的视角看,改进的方向便不言自明——当事人对自己处于争议中的民事权利应当享有寻求法院救济的权利,他们应有接近正义、利用法院从而接受司法裁判的权利。从法院的职责看,我国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实际上就明确了法院的宪法义务,法院既不能对民事案件拒绝受理,也不得拒绝裁判。
基于这样的审判义务,立法上就有必要着手解决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案审查制中存在的缺陷,比如,起诉条件设定过高,用词模糊,弹性极大等。而立案登记制度的特点,就是规定只要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提交了符合要求的起诉状,法院就无需进行审查,而应立案登记。法院不得拒收当事人的起诉状。用立案登记制代替立案审查制,旨在确保诉权免遭侵害及有效行使,当然,从更广的视野看,为保护当事人行使诉权,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进一步考虑充实和完善各种制度以消除起诉、应诉的障碍,不但要建立立案登记制,在大的环境方面还要进一步改革律师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法律咨询制度,以减轻社会成员的诉讼费用负担及解决法律知识欠缺方面的障碍。
当然,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既要注重保障诉权,也要对滥诉行为给予制裁。实际的情况是,由于我国缺乏具体的、有效的约束机制,导致了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民事诉权滥用的现象,如原告通过行使诉权来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原告与被告恶意串通以诉讼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原告捏造侵权事实,通过诉讼来提高知名度,等等。这些滥诉行为不但侵害了他人的权益,也损害了司法权威,因而在修法时增加规制这种不法行为的措施,也是应有之义。
学理上,应从彻底维护当事人的诉权和加强诉讼秩序管理的立场出发,应将提倡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与制裁滥用诉权行为相结合。对应在规则中,除将诉讼诚实信用原则规定在民诉法总则部分外,还有必要规定以下内容:(1)通过对起诉受理制度进行改造来达到遏制滥用诉权行为的目的,即对符合诉讼要件的起诉要受理,但在案件审理中法院发现诉讼要件欠缺时应随时驳回原告的起诉。(2)建立“独立性审前程序”。让双方当事人在案件审理前有所沟通,有利于被告方了解原告起诉的主要事实,以此来判断是否有滥用诉权的情形存在,如果有的话可以及时向法院提出异议,使审前准备程序起到阻挡滥诉的屏障的作用,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3)建立应被告请求的原告诉讼担保制度。由被告提出申请,法院对申请进行审查,以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在原被告之间取得平衡。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以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就必须强化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细化有关检察监督的权力与地位、监督方式等规定,以改变长期以来检察监督权力不明、地位不清的弊端。
这方面的修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扩大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对作为检察监督对象的民事审判活动做广义解释,将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纳入审判活动范围;此外,还应将确有错误的裁定纳入抗诉范围,包括:不予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裁定、管辖权异议的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终结诉讼的裁定等。(2)将诉讼实践中一些突出的裁判不公的情况列入再审事由,2007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原概括性规定加以明确化、具体化,并将申请再审事由与抗诉事由一致起来。
抗诉事由的细化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和申请抗诉的权利,也使得检察机关的抗诉工作更具可操作性。应列入再审事由的情况包括:一是原判决、裁定采信的鉴定结论的鉴定依据错误、程序违法或鉴定机构、鉴定人员不具备鉴定资格的情况;二是就同一诉讼标的存在相互矛盾的生效判决、裁定的情形。(3)将调解书纳入抗诉范围。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调解协议的内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利益的。(4)增加检察意见等监督方式。鉴于检察意见已经成为检察机关监督同级法院民事审判活动行之有效的方式,有助于缩短办案期限,提高监督效率,因此有必要在民诉法中将这种同级检察监督的方式确定下来。(5)强化检察监督手段,并赋予检察机关以调查权。
根据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职能的需要,以下情形中应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权:一是如果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可能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应当有权进行相关的调查核实;二是审判权是否依法行使是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基本内容,对于人民法院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应当有权进行相关的调查核实。
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小额诉讼程序,有助于小额民事案件能够简便、迅速和经济地解决。现代小额诉讼程序具有适用范围窄、程序简约、调解与审判一体化以及按照常识化运作等特点。因此,将小额诉讼程序纳入民事诉讼法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然而,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存在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还是两审终审;二是将小额诉讼程序纳入简易程序,还是将其与简易程序相并列。
对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从合宪性角度看小额诉讼程序以采用两审终审为宜,如果不适用两审终审不允许当事人上诉,则与宪法确定的诉讼程序实行两审终审制相违背。从世界各国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和实践经验看,设置这一程序的基本目的在于降低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以便更为迅速、简捷地解决纠纷,同时又由于小额诉讼所涉及的纠纷本身大多是诉讼标的金额较小,案件事实清楚、简单的案件。所以为了与这种程序设置的立法目标相一致,充分贯彻小额诉讼程序的简速性和效率性,各国在有关小额诉讼救济程序的规定上,都是以限制救济为设置救济程序的原则。而限制救济主要体现在对上诉的限制上,例如,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377条规定:“对于小额诉讼的终局判决,不得提起控诉。”只可以向作出判决的法院提出异议申请。如果异议准许,诉讼将恢复到口头辩论终结前的程度,不仅如此,在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不可以进行诉之变更、追加和提起反诉,也不可以提出新的攻击和防御方法。
我国宪法有关两审终审制的规定,决定了设置小额诉讼程序必须要采取合理限制救济的措施,亦即只有双方当事人合意放弃上诉的才可以实行一审终审,否则仍要允许当事人提出上诉救济。这既是合宪性的考量,同时也是基于我国民事诉讼现状的考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允许针对小额诉讼程序裁判提起上诉也极有可能将更多的上诉救济请求推向再审程序。与其让再审程序代替二审程序成为解决小额诉讼程序缺陷造成的错误,莫不如实行小额诉讼程序的两审制。这也就相应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既然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都实行两审终审制,那么在程序特性方面便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因此,将其作为简易程序的组成部分便是合理的立法选择。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设计及适用同样需要宪法的指引和规范。我们知道,诉讼法往往被比喻为“被适用的宪法”,就是表明了其与宪法的紧密联系。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过程中,宪法对民事诉讼法具有重大的指导性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是,2001年12月21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当事人举证的期限、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做出了明确规定,从而正式确立了我国民事证据失权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在实施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突出表现为,由于缺乏宪法和法院组织法层面的保障,又无必要辅助配套措施跟进,一些法院和法官对适用证据失权没有足够的信心,使这个制度难以起到固定证据的作用,逾期证据的失权导致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背离使得当事人长期上访、缠讼。
究其原因,提高诉讼效率固然是规定证据失权制度的美好初衷,但必须要考虑到对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的保护,在当事人对迟延提出证据并没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就草率地让证据失权,当事人岂有接受的道理?因此,这次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德国对失权以合宪性控制的思维,为证据失权设定严格的构成要件,在给予当事人平等充分程序保障的功能目标下完善举证时限制度,把证据失权作为合理例外的规定加以改造;
基于宪政理念,我认为构成证据失权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四个要件:
(1)证据延迟提出,在举证时限届满之后当事人方向法院提出证据;
(2)证据迟延提出导致了诉讼拖延,当事人逾期举证并不必然造成诉讼迟延,所以法院还需要区别具体情况,对造成诉讼迟延的才应令其失权,而对不至于延误诉讼的,则不得作出失权决定。
(3)延迟提出与诉讼拖延之因果关系。
(4)当事人的可归责性,即由于当事人怠于行使提供证据的权利且存在过失时,才能够动用失权制度予以制裁。
平等原则与民事诉讼法科学化。
以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为根据,我们还应认真审视一系列民事诉讼制度完善的必要性。程序平等权是宪法平等原则的延伸,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上享有地位平等、机会平等。
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中通过贯彻平等原则而提高民事诉讼的效率,增加人民对司法制度的信赖。
例如如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在民事诉讼法增设适合当事人不同利益需求的程序制度,如调解、和解、小额诉讼等制度供当事人选择。此外,还要完善非讼程序和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将双方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落到实处。这方面最迫切的需要是如何在民事诉讼中建立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以便与2011年1月1日生效的《人民调解法》相衔接。这种程序并非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这一程序只有申请人而无原告和被告,也不直接涉及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
法院对调解协议效力的确认判决也非普通的确认诉讼(即当事人要求确认某一法律关系存在与否的诉讼的确认判决),因为调解协议具有给付内容,则实际上通过司法确认就赋予了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的效力。考虑到调解类型较多,除人民调解之外还包括行政调解、专业调解和其他民间调解类型,因此民事诉讼法只宜笼统规定对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当然这种确认主要适用于人民调解协议,但也不排除对其他调解协议的审核确认。
从诉讼机会平等的角度,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还要考虑最大程度地保障当事人平等地利用司法制度,平等地享有提出证据和进行抗辩的机会。
为此有必要对虚假民事诉讼和伪造证据的行为予以制裁,对于当事人故意隐匿毁灭证据的,民事诉讼法应明文禁止,对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则予以严厉制裁。具体的对策是:对故意隐匿、毁灭证据的,认定应不利于故意实施妨碍证明的当事人;而对于过失实施证明妨碍的行为,法院则应做目的性解释,为限制当事人毁灭、隐匿对其不利的证据,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类推适用证明妨碍措施。当然,为防止不合理加重过失妨碍证明的当事人的责任,也要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予以严格限制。
再如,为切实保障债权人的权利的实现,在执行程序中有必要规定“执行强制制度”,在通知债务人履行债务时法院即可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除对存款外,对债权、证券和股票等权利也可采取冻结措施;对被执行人恶意串通逃避执行的行为予以制裁,等等。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债务人和案外第三人的利益,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执行机关的强制执行行为给当事人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民事诉讼法应给予当事人或者案外人以补救方法。对程序上的执行瑕疵允许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对实体上的执行瑕疵则要允许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
总之,目前各国家机关及学术机构提出的对策性立法建议带有相当强的针对性,可谓有的放矢。但我们认为民事诉讼法的完善和修改无法脱离宪法及宪法学理的支撑。尤其重要的是宪法是根本大法,其他法律的制定都是以其作为根据的,它们的制定都不可以与宪法相抵触,否则就是违宪。
尽管全国人大会自1982年宪法以来尚无宪法监督的实践,但宪法监督却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在立法规定层面,历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非常重视宪法的作用,无论是1982年新中国首部民事诉讼法(试行),还是1991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都开宗明义地在第一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在宪法监督方面,虽然我国没有宪法法院这样的宪法监督体制,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宪法,应以宪政的精神去处理这些具体的程序问题,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保护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从世界范围看,在现代民事诉讼程序的宪法化也已成为法治国家的一种趋势。国家基于宪法负有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义务,而人民基于宪法也有权要求国家应建立救济其权利的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使公民有权获得公正及时的司法救济。可以预计,在未来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的宪法化的国际趋势对我国民事司法的保障与促进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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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的字源来自民主,通常指的是一个独立经济体社会的统治阶层成为控制社会的政治实体后,统治阶层进行的制宪和其控制的政党为普选进行的民主参选人的实质差额提名。但是在一般人与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解中,民主化通常是指从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等其他各种政治体制转变成自由民主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威的组织方式可能会出现本质上的改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问题及教训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兴起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席卷许多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改革虽风起云涌,但大多数国家并未实现和平发展、稳定繁荣的预期目标。 相反,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倒退,普遍深陷民主化困境。 审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问题,剖析深陷引发问题的原因,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纵观 20 世纪后期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并不尽如人意,普遍出现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经济衰退、社会混乱、民生凋敝、腐败丛生、恐怖势力猖獗等问题。
(一)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社会混乱
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主要效仿的是西方的多党制、竞争性选举。 为争夺权力,朝野政党展开激烈角逐,导致政局的持续动荡,国家分裂,民族凝聚力散化,社会陷入严重混乱之中。 亚洲的菲律宾、印尼、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危机频发,动荡不止,尤其是泰国,政治纷争不断,自 2006 年至今,已更换多位,2013 年 12 月后,反对派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一度导致严重的社会混乱。 中亚的乌克兰,在“橙色革命”后,国内矛盾丛生,武装冲突不止,国家面临分裂,社会陷入混乱之中。 非洲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 发生政变更是司空见惯, 仅 20 世纪 90年代,就先后发生近 10 起政变。 2003 年,非洲的科摩罗、中非、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几内亚等国,一年内陆续发生 8 起军事政变,有人称之为非洲的“政变年”. 拉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厄瓜多尔等国,都曾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过军事政变, 其中厄瓜多尔最为频繁, 仅 1997 至2007 年的十年间,先后更换了七位总统。
(二)经济衰退、民生凋敝、腐败丛生
发展中国家希望引入西方民主模式能给他们带来经济的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但事实并未能如其所愿。 相反,民主转型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导致经济的持续衰退,甚至停滞不前,民众生活日趋贫困。 如中亚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坦,2003 年起先后爆发了所谓的 “玫瑰革命”“橙色革命”和“郁金香革命”,但“颜色革命”并未能促进其经济发展,使百姓生活因此而好转,却普遍陷入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的漩涡中;爆发“阿拉伯之春” 的西亚北非国家, 同样陷入经济困境,其中利比亚损失尤为惨重,国家的经济活动基本停止。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 同样深陷经济衰退或停滞的泥沼,人民生活较民主转型前更加贫困。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不但使经济陷入困境,而且也未能有效遏制腐败,相反腐败问题更加严重。 如菲律宾被称为亚洲“民主的窗口”,但腐败已成为其标签;印度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典范,但印度的腐败举世公认;而印度尼西亚的腐败几乎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西亚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被民主化”后更是迅速腐败,在“透明国际”2013 年腐败程度排行榜上,这些国家均排在全球最腐败国家的后十名之列。 从透明国际公布的 2013 全球贿赂地图看,腐败最严重的仍然是非洲、中亚、东南亚、拉美等实行民主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1].
(三)民族仇恨、暴力冲突、恐怖活动猖獗
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 政局持续动荡,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秩序失控,导致部族、教派及利益集团之间暴力流血冲突不断,恐怖势力频繁制造事端。 2008 年 9 月,印度佛教和____发生连续数周的暴力冲突,造成约 20 人丧生。 2009 年 11 月,菲律宾因家族争夺省长引发政治仇杀,57 人殒命。
2010 年 6 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爆发种族暴力冲突事件,伤亡逾千人。 2010 年尼日利亚不同利益集团及宗教派别流血冲突,致使数千人死亡。 2011 年 6月,埃及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使千余人受伤。 2014年 2 月 18 日,乌克兰政局动荡,引发暴乱,首都基辅冲突区域成为一片火海,官方确认示威者与警方在激烈冲突中造成至少 26 人死亡[2],至今仍处在持续动乱中。 泰国自 2013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4 年 2月 23 日,由于政局动荡,发生暴力袭击,据其公共卫生部官方统计, 已造成 17 人死亡、739 人受伤[3].
此外,布隆迪、卢旺达、肯尼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不同宗教信仰派别之间经常发生残酷的暴力冲突事件。 持续动荡的发展中国家,也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 从亚洲到非洲、拉美,恐怖势力活动最为猖獗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国,恐怖事件频发,犹如家常便饭。
发展中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产生问题的原因较为复杂。 但从宏观视角考察,普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经济发展缓慢,埋下社会动荡的祸根
民主化改革应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虽然穷国也有可能实行民主,但一般来说,民主更有可能在富国获得成功。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如果你想造就民主, 就请促进经济增长。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民主化改革之前,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民众生活窘困,因此,人们期望通过剧烈的社会变革来改变生活状况和自己的命运。
但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选择了“以民主促发展”的道路,期望通过民主化改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 结果事与愿违,民主化不但没有带来广大民众生活质量的改善, 反而使之不断下降,让民众陷入绝望,引发强烈不满,产生对抗情绪。 这就很容易被政客蛊惑和煽动,成为政党角逐的工具,使社会陷入持续动荡之中。 此外,由于经济低迷,民众生活困苦,又往往易于导致饥饿的民众以选票换面包,政客则以金钱换取选票,出现严重的政治贿选。 而政客们一旦当选,则又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恣意挥霍,激起民众更大的愤怒,使整个社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二)“激进式”民主化策略,违背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
民主化策略方式的选择不是任意的,需要遵循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本国的现实条件出发,准确把握民主的时机和方式,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但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多选择的是“激进式”民主化道路,这与其客观现实条件并不相符。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但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缺乏民主的历史传统,而且社会结构呈现为“哑铃形”,权贵阶层与贫苦农民阶层两极分化,各自利益诉求的巨大差异,往往更易于产生矛盾和对立,甚至爆发冲突。 如东南亚的泰国,农民选举出来的,中产阶级选民并不认同,而中产阶级选出的领导人,农民不承认,由此,政府与反政府之间冲突不断,恶斗不止。
此外, 民主需要公民普遍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充分理解和认识民主的意义,形成对民主的广泛共识。 但从发展中国家看,教育普遍落后,各阶层民众受教育程度较低,政治素养不高,政治认知能力有限,民主意识普遍淡漠,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诉求,也未形成对民主的统一共识,往往被政客操纵、利用,成为其玩弄政治手段的工具,导致政权合法性危机。 可见,不顾客观现实条件,违背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的“跨越式”“激进式”民主,最终可能导致民主的挫折或失败。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
(三)“移植”西方民主模式,脱离本国国情
任何民主都有其适合的条件,西方的选举民主制度不是民主的唯一方式,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及本国国情, 一味简单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和政党制度,注定难逃失败的厄运。 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其思想文化条件、历史传统及其经济发展水平等基础之上的,是历经几百年的发展逐步形成的。 西方民主制度虽然符合西方国家的国情,但并不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相适应。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多既无民主的历史传统,也缺乏西方民主所必备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条件,民主的土壤贫瘠。 如果在这样的土壤上,“移植”、推行西式民主模式,其结果或者难以存活,或者导致“劣质民主”. “民主的种子不是任意撒播都可以生长开花的,只有适合于本国的国情,并深深扎根于本国国情的深厚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传统、经济状况、思想文化条件、 民族价值观等与我国存在巨大差别,但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其民主化进程中的问题与教训,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应始终注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其民主化过程中,之所以引发群众的强烈不满,产生对抗情绪,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秩序失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民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这启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始终注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要始终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展开,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制度、体制创新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 因为只有促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真诚拥护,才能筑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群众基础。 如果经济发展缓慢,甚至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很难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即使建立了某种形式的民主,也难以保证长治久安。 当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不是要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反,应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
尤其是当今时代,人们的思想日益活跃,独立性、自主性、选择性日渐增强,民主意识彰显,维护自己权益的要求更加强烈。 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的民主权益,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概括地说,就是要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走以发展促民主的道路,实现二者的科学发展,协调推进。
(二 )社 会主义 民 主 政治 建 设 ,应立 足 现 实 ,循序推进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之路充满了坎坷和曲折,甚至遭遇‘民主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权利的急遽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最大承载能力,形成了权利超速现象”.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循序推进。
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就是要从我国的历史传统、思想文化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民族价值观等实际出发, 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要从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中吸取营养,又要以人民群众鲜活生动的实践为源泉,创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形式,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化道路。 循序推进,就是要在保证社会政治环境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的实行除了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外,还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在动乱的社会里,无法实施真正的民主”[6]124. 坚持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出发,精心谋划,科学部署,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分期、分阶段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我们应当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不能无所作为,但也必须考虑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不能急于求成,草率行事,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 此外,应注重培育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形成科学的民主价值观,达成对民主的广泛共识,并逐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拓宽参与途径,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稳妥、审慎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可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发展中国家推进民主化,之所以会落入“民主陷阱”,其直接原因是由于脱离实际,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民主并非一项出口商品;它不能像棵玫瑰一样从一片文化土壤移植到另一片文化土壤。 它需要得到与当地条件相适应的细心照料和调整”[9].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可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走自己的路,就是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前提下,遵循民主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 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可以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中的积极有益的成分, 如西方的权力制约机制、监督体制以及司法制度中的合理做法等。 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通过博采众长,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自信。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具有本质的区别。 西方民主模式虽有其历史的进步性,但也有其适用的条件和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并非具有什么“普世价值”,不应把西方民主作为标准范式,用以衡量、评价本国民主。
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实质是推行新殖民主义,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获得垄断利益。 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吸取发展中国家推进民主化过程中的教训,既要坚决抵制任何外部强加的民主,又防止“移植”外来民主。
[1]“透 明 国 际 ”公 布 2013 全 球贿赂地图 :四 分 之一的人曾行贿英美腐败增加[EB/OL].[2013-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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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着名政治家马基雅维利早就指出,不可能在那不勒斯建立和佛罗伦萨一样的政体,这是政治体制本身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同所决定的。 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皮特也认为,他所主张的竞争式民主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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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以调节和缓和阶级矛盾,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一种方法。在施瓦茨的《美国法律史》一书中,福利国家是指从罗斯福新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历史阶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欧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发展趋势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各国相继建成了以高福利、高税收为主要特征的福利国家制度。这套福利制度秉承为民众构建物质生活“安全网”和“无风险社会”的理念,为全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各国相继出台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法律责任。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多子女津贴、孕妇津贴、母亲津贴等是普遍存在的制度安排。林林总总的各种福利,使民众不必为衣食住行分忧,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得到体面生活的物质保证。福利国家的建立,对于促进西欧各国社会平稳发展、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连续几十年的高福利也累积了诸多社会问题: 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经济增长乏力,高福利制度似乎已难以为继。西欧为何会出现福利国家的危机? 福利国家未来走向如何? 对这些问题有必要予以关注和探讨。
福利国家于二战后在西欧各国兴起,有着特殊的社会条件和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要求构建社会福利制度以缓解社会矛盾。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基础,以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与工人阶级贫困积累的两级分化,也必然导致生产规模急剧扩张与社会购买力持续降低的尖锐矛盾。于是,以生产相对过剩为标志的经济危机便周期性爆发,严重威胁着资本主义的命运。特别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集中,普通劳动者的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危害增大。1929-1933 年的经济大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为避免崩溃的命运,资本主义世界选择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其主要的“救世”方案就是实施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通过国家投资推行“反危机”措施。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推行社会福利制度,以此改善劳动群众的贫困状况,增加有效需求。
其次,工人运动的发展迫使西欧各国构建社会福利制度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把工人当成雇佣奴隶的野蛮剥削制度,因而必然遭到工人阶级的激烈反抗。为谋求解放,各国工人阶级进行了顽强不屈、持续不懈的斗争,罢工和革命的浪潮日益高涨。进入 20 世纪,西欧工人阶级的力量已十分强大。工会成为抗衡资本家的重要力量,左翼政党迅猛发展,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于二战后相继参政或执政,对资本主义统治构成极大的现实威胁。在此背景下,资产阶级有识之士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想失去统治,就必须考虑工人的诉求,改善他们的生活,推行福利制度。正如吉登斯所说,福利政策是一种消除革命的“投资”和“解毒药”,福利国家是“劳资双方之间阶级力量的一种平衡”.①
再次,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构建社会福利制度既提出了迫切要求,也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全面工业化、自动化和社会化阶段。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给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新课题: 其一,它要求从事自动化、现代化生产的劳动者要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经过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过去那种陷入赤贫境地的工人已无法适应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其二,快速发展的工业社会对不断开拓商品市场具有不可抑制的渴求,为此,它需要劳动者群体也能够有较高的市场消费能力,助推市场的开拓。其三,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工业化、自动化对社会稳定的依赖性增强。任何一种剧烈的社会动荡都会给社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相反,只要工业社会正常运转就会有金钱和财富滚滚流入资产者的腰包。
以上三点,提出了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构建基本生活保障的客观要求。这是全面推行社会福利制度的直接原因。同时,在工业社会快速发展阶段,西欧资本主义借助国际经济旧秩序,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原材料和广阔的商品市场,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构建福利国家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最初的凯恩斯主义和“贝弗里奇报告”所设计的福利制度是“以保障居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为限”②的。但自 20 世纪 50年代开始,西欧迎来长达 20 年之久的“黄金时代”,经济的持续繁荣使各国具备了“慷慨”地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于是,各国改变“初衷”,扩大了社会福利的规模、项目和收益范围,“保基本”的社会福利演化为“过度”的社会福利。
高福利制度的实施对西欧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提高了西欧民众( 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历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西欧各国民众的人类发展指数一直处于全世界的前列,其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始终十分优越。另一方面,促进了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提升了社会公平指数。目前,西欧各国的贫富差距在世界上是比较小的。据欧盟统计局对 21 世纪历年的统计,西欧各国的基尼系数普遍较低。以 2005 年为例: 英国为 0. 346,德国为0. 261,法国为 0. 277,意大利为 0. 328.这说明,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推动收入均等化和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是有很大作用的。
西欧福利国家的突出特点是对全体民众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这种制度安排要求国家财力雄厚,有足够的财政资金维持社会福利的运转。从二战后的实际情况看,维持高福利的主要财力基础是两个方面: 一是对民众实行高税收政策,使社会福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二是凭借“黄金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充分就业,大幅度增加政府与民众的收入。这为政府积累雄厚的财政资金提供了可能。
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危机以来,西欧各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入不敷出。由于社会福利的负担太重,致使各国在财政困境中越陷越深。以法国为例,1974-1982 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2. 3%,而社会保障费用增长率为6. 9% ; 1987-1992 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 2. 4%,而社会保障支出平均增长 7%.这就致使法国长期面对财政赤字,背负巨额公共债务。
法国公共债务的利息支出,1970 年仅占一般预算支出的 4. 4%,而 2001 年高达 14. 1%,这一年仅支付公共债务利息就需 365 亿欧元。③其他国家与法国同病相怜。根据 1990 年的统计,欧共体12 国在养老金和医疗保障方面的亏空高达 7. 5亿欧洲货币单位,相当于欧共体国内生产总值的14. 5% .④如此困难的财政局面是无法长期持续下去的。
西欧福利国家最初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为何后来却陷入危机? 这是诸多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西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颓势动摇了高福利制度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从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一矛盾使资本主义必然遭受经济危机的反复折磨,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遭到不断的阻碍和破坏。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加深与激化,从根本上动摇了福利国家的生存基础,使其失去了长期存续的条件。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福利国家只能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不可能长期存在。从“滞胀”危机开始,它已经江河日下、危机四伏。这是因为,固有矛盾的累积、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意味着西欧资本主义的活力和生机在日益严重地遭受侵蚀。尤其是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西欧资本主义的“疲态”逐步显露,已不具有维持高福利制度的经济能力。有专家估计,只有经济增长率达到 4. 5% 以上,方能维持福利国家的正常运作。⑤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欧各国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一直在 2% 上下徘徊( 只有个别的两三年在 4%以上) .长期的经济低靡、日渐衰微的发展态势意味着西欧各国已经“老化”,经济活力严重不足,高福利制度的经济基础已被动摇。
其次,经济全球化恶化了西欧福利国家的发展环境。高福利模式顺利发展的外部环境是西欧经济的持续高涨和生产制造技术的竞争优势。然而,经济全球化使福利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其一,经济全球化“给资本以更高的自由度去寻求‘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低廉的工资”⑥.资本的逐利性驱使各国资本纷纷流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使西欧失去了重要的税收来源,支撑社会福利的经济基础遭到削弱,同时也使国内投资大幅减少,经济减速。
其二,经济全球化使中等发达国家或新兴国家的商品大量涌入西欧各国,不同程度地挤占了各国的商品市场。在全球竞争已成常态的新形势下,西欧各国产品的市场占有优势已不存在,而其劳动成本过高的问题却愈发突出。这无疑会削减西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剧西欧国家经济发展的困难。
其三,经济全球化使中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向西欧,不同程度地挤占了西欧各国的就业市场。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在资本不断流出的同时,长期享有高工资、高福利的劳动者却很难向国外流动。上述两方面的变化,必然强化“强资本、弱劳工”格局,恶化福利国家的社会环境,也必然加剧国内就业压力,推高失业率,加剧福利国家的财政困难。
再次,西欧社会福利制度本身抑制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西欧各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制度设计缺陷。虽然它也要求个人和企业实行社会保险缴费,但它突出强调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供给,侧重点是政府为民众提供优厚的社会福利项目。这种制度设计过于乐观地评估了西欧的经济能力,遗忘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对其经济发展的严重束缚,忽视了福利供给与效率原则和市场竞争机制的有效衔接,“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独立精神”,抑制了劳动积极性。
⑦有证据显示,有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安于完全靠救济度日的生活方式。每六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完全依靠津贴生活,其中 4/5 的家庭没有一个人试图找工作。
⑧1985-2000 年间,除1990 年外,法国的失业率始终在 8% 以上。高失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高福利使众多不劳动者缺少积极寻求就业的生活压力。由此看来,造成福利国家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但“过度福利”的制度本身显然是抑制经济增长、影响社会福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
此外,西欧各国的老龄化加剧了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困难。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西欧各国人均预期寿命逐年延长,而由诸多复杂因素所致,各国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社会老龄化成为西欧各国的严峻现实。老龄人口的增多加剧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困难。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 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 是建立在两代人或者三代人之间的世代契约基础之上的,是用现今在职人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款项来支付现在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领取养老保险金的人越来越多,而缴纳养老保险金的人却未能明显增多。由此,社会福利制度的世代契约便出现危机,并直接威胁到社会福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高福利制度是抑制经济增长、导致财政危机的首要因素,因而西欧各国不约而同地开始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然而,改革却使西欧各国陷入了两难困境之中。
首先,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增加经济活力,各国相继对社会福利制度实行改革。基本思路是变注重享受的福利为“促进工作的福利”,变国家全包的“消极福利”为国家、企业、个人共担的“积极福利”.不幸的是,改革遭到民众激烈的抵制和抗议。高福利制度使西欧民众享受福利实惠几十年,高福利已成为民众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任何旨在削减高福利的改革,民众都难以接受。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在法国面临的阻力巨大。
政府的改革举措,多数都在民众的罢工、示威等抗议中夭折。1995 年,法国提出社会保障改革计划,引发了全国大罢工,朱佩被迫辞职,改革计划夭折。2003 年,拉法兰政府推出养老金改革方案,延长缴纳养老金的年限,从 37. 5 年延长至40 年。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罢工浪潮,迫使改革搁浅。为了解决青年人近 25% 的高失业率问题,2006 年德维尔潘政府推出“首次雇用合同”法案草案。规定 20 人以上规模的企业,在与26 岁以下青年人签订雇用合同后的最初两年内,可以将其解雇,无需说明原因。法案的推出引发全国民众的反对,有 30 多万学生罢课,300 万工人罢工。政府被迫放弃劳工改革法案。⑨这样的罢工和抗议浪潮在英国同样激烈。2011 年底,200 万英国民众走上街头举行全国大罢工,抗议卡梅伦政府对“退休权利的侵犯和养老金的削减”.⑩其次,为防止因民众的激烈抗议和反对而引发的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政府只有放弃或暂缓福利制度改革。而维持高福利制度又使政府无法摆脱财政危机的困境。
从西欧各国的实际情况看,高福利模式的存续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难。由于经济增长的持续乏力,高福利的财政包袱越背越重,各国政府只能依靠赤字财政和大量举债来维持。而连年不断的举债和赤字财政相叠加的结果是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有些经济状况较差国家甚至面临政府财政“破产”的境地。据统计,2010 年西班牙预算赤字占 GDP 的比例高达 9. 2%,2011 年西班牙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总量占 GDP 的 355%,失业率为 21. 29%,而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 40%.
从 2008 年到 2011 年第一季度,意大利 GDP 萎缩近 6%,2010 年意大利公共债务规模为 1. 9 万亿欧元,占 GDP 比重高达120%,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总合占 GDP 的 310%,财政赤字与 GDP 之比是4. 6% .据权威人士披露,法国 2009 年财政赤字为 1410 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 2%,远远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的 3%.其公共债务高达 1. 17 万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 ,大大超出欧盟规定的 60% 上限。英国的情况也很严重,政府债务规模 2013 年达到 GDP 的109. 3% ,财政赤字达到 7. 1% .如此之高的债务额和财政赤字,意味着政府财政随时都有瘫痪的可能。
四、西欧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未来走向
尽管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面临两难困境,但改革仍是必然的发展趋向。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变政府全包的过度福利模式为国家与个人分担的适度福利模式,变注重民众“无压力”的福利首位模式为注重激励劳动热情的工作首位模式; 其改革的基本轨迹,将是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渐进过程,是改改停停的曲折过程,也是以“局部调整”为主要形式的漫长过程。
第一,从西欧福利国家面临的局势分析,高福利模式的不可持续已是不争的事实。高福利模式是二战后“黄金时代”的产物,而今,在经济全球化和老龄化叠加的新形势下,高福利模式使西欧各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债务危机的困境之中,个别国家甚至濒临绝境,经济社会生活难以正常运转。不改变高福利模式,要摆脱困境已没有可能。对此,西欧主流社会已达成共识。众多经济学家都曾警告: “由于过度的工作保障、高额的最低工资、慷慨的失业津贴、沉重的税赋、泛滥的社会对话和工资谈判,欧洲福利国家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远远高出了市场结算水平”,长此下去,难以为继。为摆脱困境,2013 年欧盟出台了“社会和就业国家具体建议”,呼吁各国认清形势,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态度十分鲜明,大多数国家也都按照欧盟要求开始重组社保体系。
至于在改革社会福利制度过程中遭遇的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西欧化解危机的办法还是存在的。首先,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是有弹性的。在一定的弹性空间内,社会有可能承受住政治危机的压力; 其次,改革是有弹性的。政府完全有可能边改革福利制度,边试探民众的承受程度。一旦接近社会承受边界,政府就可以暂停福利制度改革,而在此过程中,改革必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总之,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进程以及力度是可控的,民众对改革的承受度是可控的。故而,西欧各国必然会在注意控制政治危机风险的过程中,小心谨慎地推进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第二,从西欧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上分析,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势在必行。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模式至今已持续 70 多年。实践反复证明: 政府全包的福利模式和“只享福利不工作”( welfare without work) 的福利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是“欧陆国家社会保险体制长期以来的顽疾”.真正可持续的福利制度应当是个人与政府分担责任的、有助于激发劳动热情和创造激情的制度,也应当是与市场竞争机制和效率优先原则相衔接的制度。因此,改革是维持社会福利制度运转的唯一选择。在福利国家的长期实践中,西欧主流社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上述认知。
早在20 世纪 90 年代,西欧关于“社会投资转向”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呼声就不断升高,到 2000 年,欧盟出台“里斯本议程”,强调要“投资于人和发展积极、有活力的福利国家”.2002 年,欧盟又出台了“21 世纪欧洲新福利体系的报告”,并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福利国家”为题公开出版。报告从社会投资的角度全盘规划欧洲 21世纪的新福利体系,呼吁各国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由于福利制度改革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将上述认知和共识转化为现实并非易事。在对待社会福利制度问题上,西欧社会始终处于两难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各国执政精英均理性地认识到高福利制度的隐忧和“福利重新校准”( welfare recalibration) 的紧迫性,因而积极推动改革; 但另一方面,诸多民众基于既得利益的考量则不支持改革,甚至反对改革。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欧各国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不堪重负。这为改革和政策重新定向提供了重要机遇。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性对待改革,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承受力不断增强。各国福利制度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也逐步减小。这种变化趋势决定了西欧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一定会持续下去,尽管改革的过程可能一波三折或改改停停。
第三,从西欧国家的执政轨迹上分析,自“滞胀”危机发生后,西欧各国的执政者就开始进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虽时断时续,但一直没有停止。在英国,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自1979年执政就开始福利制度改革,将“用斧子砍( 社会福利) ”视为自己的责任。工党领袖布莱尔自1997 年上台后推行“第三条道路”,强调变国家全包的福利为“促进工作的福利”.在德国,先是社会民主党领袖施罗德执政后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后是基民盟领袖默克尔执政后继续采取福利制度改革的措施。在法国,从希拉克、萨克齐到奥朗德也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福利制度改革。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在不断遭遇民众抗议的背景下,仍然没有终止。21 世纪以来,各国兴起了又一轮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失业保险方面,“工作第一”成为改革的主基调,刺激劳动力市场的活跃性和提升劳动力参与率是改革的主旨。法国政府于2009 年推出“积极团结收入措施”,确保有工作的人的收入高于不工作的人,鼓励人们积极寻找工作。2010 年,英国卡梅伦政府推出“新福利契约”( A New WelfareContract) ,基本理念是实现“促进工作的福利”,对拒绝工作者给予新的惩罚,强调不积极寻找工作的人不能得到失业救济,进而使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从 34. 8% ( 1999 年) 降到33. 5% ( 2011 年) .养老保险方面,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提高退休年龄和推动养老保险机制多元化。英国于 2010年推出了取消常规退休年龄( Default DetirementAge) 的计划,2013 年在政府白皮书中继续坚持这一计划。其中规定雇主不得因年龄原因强迫 65岁的员工退休,如果员工愿意,65 岁以后可继续工作。同时把女性的退休年龄由 60 岁提高到 65岁。这实际上等于延长了退休年龄。
与英国类似,法国从 2009 年起规定,如果雇员愿意,可以工作到 70 岁。2010 年 7 月法国内阁会议通过了关于退休制度改革的法案草案,将法定退休年龄每年延长四个月,从目前的 60 岁到 2018 年延长至62 岁。同时交纳退休金的年限到 2013 年将提高到 41 年。
医疗保险方面,各国改革的着眼点是防止过度医疗,节约医保开支。2004 年法国实施杜斯特-布拉奇改革,核心内容是个人承担少量医疗费用,防止过度医疗。推行 1 欧元自付固定诊疗费用,每盒药加收 0. 5 欧元,明确不予报销的实验检查项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征兆:
其一,无论左翼政党抑或右翼政党已形成“政治共识”: 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必须改革。正如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所说: “鼓励人们的依赖思想的福利国家体制,无论政治上的左翼或右翼都已不再认可。强调权利也可强调责任,这样的一种公民身份已经成为正在出现的举世一致的意见的一部分。”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已是大势所趋。
其二,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西欧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发展轨迹是: 改革-受阻-暂停-再改革-再受阻-再暂停-再改革。尽管改革常常受到民众的抗议和反对,但却没有终止。虽然每次改革都是对福利制度的局部调整,但这种调整是连贯有序、持续不断、具有叠加效应的。
其三,改革不是要颠覆社会福利制度,而是要构建多元参与的福利模式和注重激励劳动热情的工作首位模式,以便使社会福利制度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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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进行宪法和宪政建设已有几十年的历史 ,并且在非洲大陆具有重要的影响。埃及宪法经过封建帝国征服时期、殖民地时期、独立时期三个阶段的发展 ,在其国家政治和宗教传统的影响下 ,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制宪特点。其现行宪法即 1 971年永久宪法的主要内容反映了埃及宪政建设的成就。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述埃及宪法的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埃及属于阿拉伯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会法长期以来为人们所遵守。先后受到波斯帝国等国的征服和统治,在公元5-6世纪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化。18世纪西方国家进一步发展,列强竞相进行海外扩张。埃及首先是被法国入侵,后来是英国势力的渗透,19世纪己被英、法两国牢牢控制。
随着西方国家的侵入,埃及奉行的伊斯兰教会法也渐渐世俗化,国家体制也在经历着变动。1878年,当时的埃及首相努尔巴组织了埃及的第一届内阁,英国人任财政部长,法国人任公共工程部长,史称“欧洲人内阁”,又以英、法、意、奥等国组成了“混合法庭”,享有否决埃及内阁任何法令的权力,实际控制了埃及的立法权。19世纪末,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下,1879年埃及第一大党 祖国党成立。该党代表了埃及资产阶级民族民主势力,它要求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实行宪政,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斗争口号。1881年9月,祖国党领导了埃及军官起义,迫使总督改组内阁,任命谢里夫巴沙为首相,10月举行全国大选,成立国会。
1882年2月国会开幕,对内阁提出的宪法草案进行讨论,因草案中没有给予国会预算表决权而未获通过。事后国会迫使谢里夫巴沙内阁辞职,又组成了民族内阁,并通过了新的宪法草案。这部宪法确认了国会对所有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削弱了英法财政监督的作用,规定了实施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进行司法改革,普及教育等。
穆罕默德-阿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缓解了埃及内忧外患的局而。阿里去世后,阿巴斯、赛义德、伊斯梅尔相继继位。阿巴斯主张废弃一切改革,在土耳其苏丹的庇护下,保持埃及的白治。这种闭关自守的政策进一步削弱了埃及的国力,使之在西方殖民势力而前坐以待毙。赛义德鼓吹自由经济和门户开放,希望西方力量可以挽救本国的经济和政治。伊斯梅尔更甚,他不仅崇拜西方,还一心想在短期内将埃及建成一个欧洲式国家。随着西方势力的大肆渗透和主权的逐步丧失,1882年7月,英国直接武装入侵埃及,埃及人民抵抗斗争失败,埃及被英国占领,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至此,埃及进一步被卷入了世界体系,并开始在政治上效仿西方,民族意识觉醒,国家现代化进程开始,埃及开始了一系列宪政实践。
1881年祖国党在埃及土著军队的支持下进行起义,逼迫总督改组内阁。1882年2月,国会开幕,并对内阁提出的宪法草案进行了讨论,但是讨论的结果并未通过该草案。之后旧内阁辞职,埃及又重新组成了新的民族内阁,并通过了宪法的草案。在这一草案中,确认了国会对所有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削弱了英法财政监督的作用,规定了实施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并进行司法改革,普及教育。但是由于之后英国占领了埃及并事实上进行了殖民统治,因此该草案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尽管如此,巴鲁迪内阁执政期间颁布的这一基本法所确立的内阁不向赫底威而向议会负责的原则,影响深远。
1922年英国被迫宣布埃及独立,埃及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1923年4月19日,埃及王国参照西方模式正式颁布了埃及王国宪法。该宪法规定埃及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成立议会和政府,议会和国王共同掌管立法权,政府对议会负责,宪法还明确宣告了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根据1923年宪法,在1924年初埃及举行了第一次国会选举,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人士为核心的政府。1923年颁布的宪法是埃及历史上第一部埃及人的宪法,证明在国家政权中资产阶级正在起作用,但封建势力仍然占主导地位,而且在殖民统治下,埃及民族和国家没有真正自主的权力,因此这部宪法是在被奴役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宪法,丧失了其本身的宪政意义和实际的政治作用。
2011年埃及2?11革命导致执政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埃及政坛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如何选举总统,埃及军方掌握很大的权力,但是迫于公众的压力,最后选择对关于总统选举的宪法修正案进行全民投票。这次宪法修改放宽了总统选举的相关条件,表而上更加合理。
2012年,埃及总统大选经过两轮角逐,备受君主政权和军人政权打压自由与正义党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以微弱多数当选。军方还是不断地进行干预,比如推迟公布选举结果等。穆尔西的成功和军方对穆尔西行为的规范,标志着埃及政治现代化进入了更高的层次,树立了埃及宪政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2012年11月穆尔西成功调解加沙冲突,几天后,他就发布集权法令试图让总统的权力凌驾于司法之上,8天后又强行通过宪法草案公投。声明在新宪法获得通过、新议会选出之前,他的决定是最终决定,任何个人和机构均不得挑战;司法部门不得解散制宪委员会和议会上院。然而,这部埃及新宪法仅存活了190多天,它的法律效力便受到司法界的冷落,立法的职能也从未实践,其自身的“合法性”也并未得到所有埃及人的认可。随着军方宣布停止新宪法,这部寿命短暂的宪法所“许诺”的一切,对于埃及民众来说都己化为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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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建设国家数字图书馆(НЭБ)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需求,自2003年启动建设以来,НЭБ在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方面均取得了进展。2012年"国家社会政策实施措施"总统令的出台开启了НЭБ发展的新阶段,НЭБ研究新的发展构想,建设新门户网站,完善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模式。НЭБ建设具有世界水准,担负了重要的社会责任,在数字资源建设与发展方面呈现多馆参与、公众参与、分布式自建与存储、国家政策与资金保障、积极应对版权问题等特点,在数字资源建设方式,解决数字资源版权,建立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做法值得关注和借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发展规划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文章基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发展现状,介绍和分析了《2013~2018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发展规划》的结构构成与主要内容,着重阐述该规划的实施保障及实施进展情况,通过将该规划与我国《国家图书馆"十一五"规划纲要》相比较,分析异同,指出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发展规划对我国制定国家图书馆发展规划具有的启示之处。
【关键词】: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发展规划 发展战略
2012年12月,俄文化部批准了《2013~2018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发展规划》[1](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Russian state library,RSL)五年期的发展目标与方向、任务,为RSL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国家图书馆是国家文化的象征、图书馆界的龙头,对内引领着全国图书馆行业的方向,对外则展示着国家的文化实力[2],在整个国家的图书馆体系中处于独特的中心地位,是一个国家图书馆事业的推动者[3],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对本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4]。RSL是世界最知名的图书馆之一,研究其发展规划,有助于了解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发展,同时,鉴于“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国家图书馆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尚不够充分和深入,尤其是数字时代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发展战略研究,需要图书情报学界广大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为未来国家图书馆发展战略问题提供建设性宝贵意见,”[3]希望本文能为我国制定国家图书馆发展规划带来一些启示。
RSL位于莫斯科,馆藏文献4300万册(份),涵盖世界367种语言[5],是欧洲最大、世界第二大图书馆。RSL前身为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其历史可追溯到1862年建成的鲁缅采夫博物馆,它的摇篮是建于1784~1786年的巴什科夫宫,目前是莫斯科市的重要景观之一。按1991年俄总统令,RSL与克里姆林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国立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大剧院等并为俄罗斯国家特别珍贵遗产,是俄罗斯人民的财产[6]。俄政府是RSL的创办者和财产所有权者,俄文化部为直接管理者。
RSL是俄罗斯的国家总书库、联邦古籍文献工作中心、国家图书分类编目中心、文献馆际互借与传递中心、IFLA俄语中心、东方文学中心,是国家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主要是手稿),也是联合国、UNESCO、欧洲委员会、世界银行等众多国际组织文件的备份保存机构。RSL与国外和国际组织(如IFLA、ISO、UNESCO等)开展积极广泛的交流活动,倡议建立了欧亚图书馆大会,以加强独联体国家图书馆间的信息交流,维护独联体共同的信息和文化空间。RSL是俄罗斯图书馆学、目录学和图书学的科学中心,是图书馆员继续教育的科研和信息基地,拥有丰富独特的图书馆学、目录学、图书学等专业文献。作为科学研究机构,RSL开展俄罗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使用工作,1995年开始了“俄罗斯记忆”、“俄罗斯古籍挖掘、统计与保护”、“官方文献国家收藏库”、“俄罗斯图书馆藏书协调建设”等大型项目研究工作,对馆藏文献数字化建设,1998年RSL提供电子目录查询,开设官方网站,设立电子邮箱,1999年设立互联网室,2000年作为俄文化部《保护俄罗斯图书馆文献资源国家纲要》的主要执行者,开展全俄图书馆文献保护工作。自1918年国家机关迁至莫斯科直到现在,RSL一直为最高国家机关提供优先服务,与其他信息机构合作,开展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活动。
进入21世纪,RSL的重点工作主要包括:①全俄公共法律信息中心的建设与完善。目前,RSL的法律信息中心成为全俄公共法律信息网联邦研究中心;②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目前RSL是俄罗斯国家数字图书馆的主要创建者之一,2005年倡议建立了俄罗斯数字图书馆协会,推动全俄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工作;③建设博士论文数字图书馆,为叶利钦总统图书馆提供文献资源。目前在俄罗斯所有联邦主体和独联体等近邻国家的80多个城市开设500多个虚拟阅览室,向全俄各地及周边国家提供俄罗斯图书馆数字资源,每天访问量达8000人次,这也被认为是RSL为信息经济发展和消除信息不平等做出贡献的鲜明实例之一。
RSL现设有阅览室37个,座位2238个,电脑437台[5],截至2013年1月,自建数字资源87.75万种。每天来馆读者4000人左右,新读者200多人[7]。RSL在俄罗斯信息社会建设中发挥着核心骨干的功能,为消除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信息不平等提供保障。
2 《规划》的主要内容
《规划》明确了RSL的使命、发展目标、优先工作、措施、规划实施、预期成果等。本文结合И.Ю.Багрова对国外图书馆战略规划的总结[8],绘制了《规划》主要内容结构图(见图1)。
3.1 加强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
馆藏文献资源是一个图书馆的立馆之本[9],《规划》将收集、保存并使用文献资源,全面履行国家图书馆的使命列在首位,作为RSL发展的根基。
3.1.1 收集文献
(1)完善国家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保障制度,按《俄罗斯图书馆事业法》规定,国家图书馆资源是有特别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旨在长期保存和提供公共使用的图书馆文献资源的组成部分,是俄罗斯人民的文化财产。
(2)收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手稿和印刷古籍文献,如古代手写作品、法令、杰出历史和文化活动家个人档案等,以充实国家图书馆资源,每年入藏国家图书馆资源的新文献不少于3.5万册。
(3)与其他联邦图书馆、行业部门图书馆和个人图书馆开展国内外文献资源协作建设,以充实馆藏文献,满足最广泛用户的使用需求,到2018年90%以上的俄罗斯国内出版物入藏RSL。
(4)遵循“拥有”和“获取”平衡的原则,开展国内外数字资源(在线和离线)建设,与数字资源商签订协议,确保图书馆能为馆外读者提供服务,2013年签协量不少于10%,2018年达到50%。
(5)提高RSL电子目录的质量与性能,以确保对RSL馆藏资源的智能搜索、显示与利用,2013年50%的卡片目录转换成电子目录,到2018年实现卡片目录100%电子化。
3.1.2 保存文献
(1)加强对馆藏纸质载体文献的系统性保护,坚持不懈地研究文献载体过时和计算机软件程序变化情况下数字文献的保存方法。
(2)加强文化遗产、古籍文献及RSL馆藏其他文献的保护与修复工作,对文献数字化转换、缩微化备份保存,采取全面有效措施方法,消除生物、化学等因素及气候(如温度、湿度)因素对馆藏文献的不利影响。
(3)强化图书馆安全防火措施。
(4)加强阅览室监控系统和馆藏文献标记制度建设,防止盗窃及其他损坏文献行为发生。
(5)加强对数字资源的数字化保护和管理。2013年深度修复至少1000种珍稀图书和手稿,2018年前每年修复图书数量达到5000种。
3.1.3 提供文献的公共使用
(1)在RSL现有楼宇和新建楼宇配备先进技术设备,保障俄罗斯公民通过“政府服务”网站(http://www.gosuslugi.ru/)和其他服务方式获取RSL的信息资源(按照《国家服务提供法》,RSL参与提供国家图书馆资源书目信息[10],在“政府服务”网站可以获取RSL的馆藏书目信息和非版权保护文献),具体措施有:①扩大RSL虚拟阅览室网覆盖范围,保障用户获取和在线使用RSL资源,虚拟阅览室的数量2013年将不少于1000个,2018年不少于5000个;②加强图书馆门户网站建设与利用,实现“24/7/365”式(一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全天候)服务,满足用户信息需求;③开展文献电子传递和馆际互借服务,完善信息咨询服务,包括虚拟咨询服务;④开展远程用户服务满意度跟踪调查研究。
(2)RSL资源服务实现民主化,具体措施包括:①使不同受教育人群、年龄群体、社会群体都可平等使用图书馆信息资源与服务,加强用户数字资源使用培训指导工作;②加强和扩展RSL相关部门的社会文化工作;③按用户需求提供图书馆服务;④采取措施,对读者进行教育,吸引新用户来馆,展示RSL丰富馆藏并告示获取使用方式;⑤在RSL新楼建立面向居民的公共信息智力中心。
(3)通过举办移动式展览、在RSL周边和馆内营造舒适便捷和有吸引力的环境,吸引用户来馆,在RSL周边和馆内营造文化休闲空间氛围,打造莫斯科特别珍贵文化遗产旅游观光带,路线为“克里姆林宫――国立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国家历史博物馆――RSL”,通过观光旅游方式宣传RSL,吸引游客来馆使用资源与服务,彻底修缮RSL读者服务区入口,改善用户信息服务。
(4)利用国家财政资金购买科学和教育类出版物版权,保障公民获取受版权保护作品,使公民能在馆内受保护的电子空间内获取使用这些资源。
3.2 提高图书馆员工资水平和工作技能
图书馆员是图书馆文献资源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在图书馆发展和资源建设及用户服务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工资与业务水平无疑是直接关系图书馆员工作的两个重要因素。在俄罗斯,图书馆员的工资普遍很低,导致人员流失严重、缺乏积极性和责任心,甚至出现对文献监守自盗等问题,严重影响到图书馆的发展与读者服务,为此,《规划》将提高图书馆员工资和业务技能放到仅次于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地位加以规划,而将两者同等放在一起的目的是将工资待遇与技能水平挂钩,体现工作完成效率与报酬待遇的关联性。具体方案包括:①RSL图书馆员平均月工资在2012年12月和2013年达到3万卢布,2018年前达到莫斯科市平均水平;②RSL员工与RSL(分别以雇员与雇主身份)之间签订“效率合同”(2012年俄罗斯政府实行劳动者工资改革举措,将工资与劳动效率、工作完成情况挂钩,旨在激发劳动者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和水平的劳动合同),确保RSL的工作人员工资水平与其工作效率和技能水平相一致;③加强对图书馆员的职业培训、再教育,提高图书馆员业务技能。
3.3 为科研与实践、创新服务、继续教育、技能提高构建现代化的信息基础设施
为给RSL信息资源建设与用户服务创造良好条件,采取如下具体措施:①通过发表学术论文和科普文章、出版专著、编制图书馆目录等形式,科学地揭示RSL的馆藏,每年RSL出版不少于两种连续性专业刊物;②举办一系列旨在吸引用户关注道德精神价值、国家文化成就以及国家历史文化科学事实的信息活动,培养公民的精神道德、爱国主义情操、创造力,具体活动包括向用户提供文献作品、举办用户培训讲座、举办国内外图书展、出席媒体宣传、编制出版相关信息产品,每年至少举办三次国际性会议;③通过建立旨在保障公民利用网络自由获取可靠信息的跨部门项目体系,确保文化和教育领域信息资源与服务的一体化整合;④利用搜索和信息网络实现俄罗斯图书馆信息资源与国际信息网络系统一体化整合,包括与世界数字图书馆和欧洲数字图书馆接轨;⑤按照图书馆信息环境发展的新模式,开展远程教育,提高图书馆员技能水平;⑥在图书馆学科学研究部、目录学科学研究部、图书和阅读科学研究部、文化和艺术中心的基础上,2013年建立统一的信息社会图书馆发展问题科学研究部,研究人员不少于30人。 3.4 建立现代化的图书馆管理制度
2012年3月,RSL进行了机构部门重组,文献保存与服务部门进行整合,152个下属机构整合成24个部门,副馆长由6个减至4个,图书馆员精编了154个有活力的专业人员,在完成国家委派任务指标的情况下,工资平均提高18%,2013年的第一季度,计划重组科学研究部门,对图书馆的科研力量进行整合。与此同时,开展图书馆服务技术系统、保洁、存包、保卫、饮食等服务的外包工作,2013年计划实现图书馆所有非专业服务的全部外包。RSL继续完善管理制度,包括建立管理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监护委员会等机构,广泛吸纳政府机关、社会机构、图书馆界等的相关人士(包括国际伙伴和专家)。2013年计划建立图书馆劳动者集体委员会。在外部环境方面,将RSL定位为保障俄罗斯公民获取可靠信息和知识的现代化智力中心,提高RSL的社会关注度和吸引力。
4.1 《规划》实施的资源保障
(1)资金保障:依靠联邦财政资金和预算外资金,包括国家委派任务项目经费,参加联邦项目、地方项目、部门项目计划招标中标后的获得资助,申请科研项目资助、吸纳预算外资金,即多方筹措《规划》实施所需经费。《俄罗斯联邦文化纲要(2013~2018年)》为RSL的数字资源建设的划拨了预算经费。
(2)馆舍大楼和设施保障:按标准,保存RSL馆藏所需面积不少于11万平方米,但如今只有6.6465万平方米(只能满足60%馆藏面积需求),馆藏年增文献3.5万册,需年增加875平方米[11] ,2010年RSL馆长接受俄新社采访时,指出资金问题影响新馆建设,致使大量馆藏存放在俄罗斯图书局,300万份文献读者无法获取[12]。读者区状况也不尽如人意,只能满足现实需求的43%,修缮现有楼宇、建设新馆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早在1994~1997年RSL就与莫斯科市建设与城市规划委员会联合研制了“RSL馆舍重建、修缮和建设构想”,主要思想是通过建设现代化馆舍改进提高读者服务水平。2007年俄文化部通过“修缮巴什科夫宫和建设RSL”的决议,接下来将继续修缮现有馆舍,2018年完成馆舍主体部分大修,为实现《规划》中资源建设与服务目标任务实现创造条件。
(3)信息技术保障:RSL业务工作广泛全面应用信息技术。2013~2018年信息技术发展的优先是为读者使用RSL数字资源创建舒适快捷的服务环境体验:①读者通过互联网实现在RSL注册;②在与用户签订远程使用协议基础上,保障RSL用户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数字资源;③保障RSL读者获取使用馆藏“科学和教育文献”、“博士论文数字图书馆”、“综合文献”、“古本图书”、“乐谱文献”等主题的数字资源,增加资源量;④2013~2014年研发并开展基于iOS 和 Android系统的RSL数字资源移动获取服务;⑤在电子目录基础上建设馆藏文献电子定制系统;⑥加强电子馆际互借系统建设,向读者提供远程电子文献定制服务。
4.2 《规划》实施的管理与预期成果
4.2.1 《规划》实施的管理
首先,遵循如下基本原则制定《规划》实施管理措施:综合研究影响RSL功能运行有效性的所有因素;对待各项管理任务的执行坚持系统性观点;适应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要求;严格遵守相关的规范、规章制度、标准等。
其次,在《规划》实施执行机构方面,选拔RSL中最具权威和高技能的工作人员组成《规划》执行和协调保障机构,制定规章制度,明确赋予该机构及人员的相应职权。
4.2.2 《规划》实施的预期成果
《规划》的实施不仅具有国家意义、一般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而且具有经济意义,预期将取得如下成果:①国家图书馆资源将是开放和可获取的,用户在任何时间可以通过互联网使用,所有所需信息的获取有效性将增强,包括每年要有10%的俄罗斯新出版图书数字化后加入国家数字图书馆供用户使用(RSL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目标见表1);②居民通过使用免费的“政府服务”时,有效获取可靠、合法的俄罗斯图书馆收藏的国内外信息资源以及世界文化资源;③用户(自然人和法人)居住在俄罗斯9个时区的公民都能快速有效和经济地获得前人和当代人创造的智力资源;④图书馆提供服务的目标定位在为地方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思想观点与知识的交流提供信息保障,帮助人们挖掘自身潜力,提高个人智力水平,促进国家现代化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实现2012年5月“关于国家政策实施的措施”俄总统令部署的工作内容。
4.3 《规划》实施进展情况
2013年5月,依据《俄罗斯劳动法典》,RSL与工作人员签订集体聘任合同(期限为2013~2016年),双方代表分别为RSL的馆长和工会主席[13],集体聘任合同确定了劳资双方的劳动关系、工作制度、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工资、津贴、补助等)与待遇、劳动保护与健康、就业保障、职业培训和再教育及技能提高、工会组织、合同监督等内容。合同共71页,内容全面、细致,附带了RSL的九个规章文件,包括RSL工作人员内部劳动规定、RSL工作人员劳动报酬规定、RSL社会保险委员会规章、向RSL工作人员免费发放洗漱和(或)消毒工具规定、RSL工作人员社会援助规定、RSL工作人员劳动奖励规定、RSL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介绍性办理规定、RSL工作能手章程等。
2013年10月,俄文化部部务会听取并讨论了RSL馆长А.И.维斯利关于RSL建设与发展的报告后,高度评价了RSL在保存文化遗产和现代知识并向读者和远程用户提供方面的工作,最终通过了“支持RSL发展”的决议[14],肯定了RSL在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方面工作,提出了支持RSL发展的具体措施,包括:①RSL在2013年12月1日前研究起草“国家数字图书馆文献数字化统一技术要求”,面向业界公开讨论;②俄文化部资产管理和投资政策司在2013年12月31日前与俄文化部相关部门协商起草加快RSL新楼设计和建设建议;③俄文化部资产管理和投资政策司在2013年11月29日前与RSL联合起草RSL馆舍整体修缮资金来源建议;④俄文化部法律规范司与科学和教育司、RSL在2013年12月1日前共同研究《俄罗斯文献呈缴本法》修订问题,包括增补电子形式文献呈缴本,研究修订《俄罗斯民法典》(Ⅳ知识产权)必要性等问题。俄文化部副部长Г.П.伊夫里耶夫负责监督决议执行情况。这些综合措施对RSL馆舍建设、资源建设与服务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2013年RSL研制新版“古籍文献?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草案),以替代ГОСТ 7.87-2003“古籍文献?基本要求”国家标准,2014年RSL参与制定“图书馆馆藏文献?建设技术”和“电子文献?类型?版权记录?技术特性”两个国家标准(草案)[15],与叶利钦总统图书馆等共同着手研究“图书馆馆藏文献?建设与保存”国家标准[16],这些标准必将为RSL馆藏资源保护和数字化建设提供规范制度保障。
2014年俄文化部通过决议,明确了RSL作为国家数字图书馆运行管理者的地位,要求RSL制定2015年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计划[17]。2015年RSL开始加大馆藏文献数字化力度,决定每个月编制预数字化文献目录清单,目前已编制的1~3月份目录清单正面向社会征集意见[18],根据用户需求决定数字资源建设内容。2015年2月,RSL主导建设了新的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将自建的及其他图书馆的数字馆藏整合于该网站平台,目前网站处于运行测试阶段,未来将向互联网用户提供一站式图书馆文献检索和获取使用服务。
综上可见,《规划》中的文献资源建设、人员管理、馆舍建设等重点任务工作都稳步推进实施,总体进展顺利,近期目标的实现指日可待。
本文研究《规划》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笔者将《规划》与2010年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务会通过的《国家图书馆“十二五”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相比较可以看出:从内容上,《规划》与《纲要》涵盖国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创新服务、馆舍改造、人才培养、管理制度改革等主要方面,对图书馆的发展规划得细致入微、面面俱到;从时间上,《规划》与《纲要》的制定实施基本处于相同的时间点上,《规划》与《纲要》的制定实施都具有一定连续性,1996年RSL在研究国外图书馆发展战略基础上研制了《RSL现代化战略》,以应对当时RSL面临的危机及社会信息需求[19],2007年RSL制定了《2008~2013年RSL发展综合规划》[20],2006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制定了《国家图书馆“十一五”规划纲要》[21],时间的延续性使《规划》与《纲要》在内容上都有所继承,但也发生较大变化。
《规划》与《纲要》有相近之处同时又各具特色,这是必然和必须的,也是能将两者比较并相互借鉴的基础和前提。总体上,笔者认为,《纲要》在内容上要更加丰富、多样、全面,共15大点57小点[22],宏观规划性更强;《规划》内容相对简洁,颇具微观规划性,更注重发展指标与预期成果的量化,着重实施环节的保障,《纲要》只在资源建设方面有明确的量化指标,如馆藏文献平均年增长80万册(件)以上,数字资源年均增长100TB以上,“十二五”末,数字资源总量达到10000TB,每个省级、市级、县级数字图书馆分别拥有数字资源100TB、30TB、4TB[22],其他方面缺乏明确的量化指标。而前文所述,《规划》对很多工作都设立明确预期量化指标。显然指标定量化有助于明确发展目标,有利于考核工作绩效进行,评价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俄文化部是《规划》施行的重要保障,《规划》从制定到实施都有俄文化部的积极参与与鼎力支持,俄文化部多年来一直将RSL的建设与发展置于《俄罗斯联邦文化纲要》规划中,从一个侧面表明RSL发展规划在俄罗斯国家文化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国家图书馆不同于一般公共图书馆,其地位与作用具有国家性,文化部门应将国家图书馆发展规划纲提升至国家高度加以重视和全力支持,包括政策、法律、资金等各方面,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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