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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绘画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距今至少有七千余年的历史。最初的中国绘画,是画在陶器、地面、和岩壁上的,渐而发展到画在墙壁、绢、和纸上。使用的基本工具是毛笔和墨,以及天然矿物质颜料。在无数画家不断探索、创新的努力之下,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并有着自己独立的绘画美学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的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岭南画派具有特别的意义,它的革命性、创新性的特质,不仅为20世纪的中国画带来了新的面貌,而且在融合东洋画法方面的努力为融合西洋画法提供了成熟的经验,这之中难以忘却的有其开派大师,也有在这一派系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黎雄才则是与关山月相提并论的代表性画家。如果从1907年二高一陈赴日本留学开始算起,到2001年黎雄才去世,这几乎是一个世纪的岭南画学发展的历史,它见证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中国画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历史中,岭南的风格独秀于林,而黎雄才和关山月则成为岭南画派的终结者。
1926年,黎雄才拜高剑父为师,六年后,黎雄才和他的老师一样,赴东瀛留学。这种画学上的血缘关系,决定了黎雄才的未来发展方向。二高一陈和岭南的一些其他画家在20世纪上半叶塑造岭南风格方面的成就,使得岭南派和海派成了传统中国画发展的两翼,有了这两翼,传统中国画开始了现代化的旅程。岭南的地缘文化是岭南派发展的基础,东洋的或西洋的画法在这一基础上的结合,则是伴随着新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一个历史的机缘。黎雄才在早期所受到的教育,尽管也像同时代的许多拜师学艺的画家那样去临仿前人的画稿或古代的画谱,可是他更多的是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所以,在范本和写生方面兼而有之的努力,为他日后脱离范本进入生活状态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态势。因此,他从40年代初期开始,由川渝到西北的旅行写生,为他夯实了艺术大厦的基础。
正因为有了近20年行万里路的努力,1954年,黎雄才在厚积的基础上创作了《武汉防汛图》。对于黎雄才来说,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重要作品;而对于20世纪中国画发展史来说,这也是具有标杆性质的代表性作品。《武汉防汛图》的意义在于它证实了中国画在表现重大的现实题材方面的能力,这在50年代改造国画的具体要求中,所显现的求证的作用超过了艺术的本体。《武汉防汛图》所表现出的宏大的叙事结构,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复杂而耐人品读,所不同的是,《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盛世中的繁华景象,而《武汉防汛图》表现的则是悲情中的时代精神。《武汉防汛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成就,突出了岭南画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优长,使人们看到了新时代中新技法的用武之地,而这一新技法尽管来自旧社会就已经成型的岭南风格,也说明了新社会利用旧形式、改造旧艺术的成果。
《武汉防汛图》标志了黎雄才的绘画艺术进入到成熟期。在这件作品中透露了他40年代以来不断写生的成果, 而这一成果中所表现出的“黎家山水”中鲜活的生活气息,不仅是在选材上,而且在语言上,都在一个时代的风尚中成为引领潮流的人。
1959年5月,黎雄才的韶山写生也具有特别的意义,从他开始的对于韶山这一革命圣地题材的开发,为山水画在以后的发展中开拓了一个重要的题材。虽然他以纯正的岭南风格和精细的笔墨对毛泽东故居以及周边的一些重要场景作了精细的刻划,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作品只是在“写生”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现场感,或时代所倡导的写生的意义,所以,没有能够获得本来有可能属于他的历史地位。尽管如此,黎雄才还是在这一方面具有重要的美术史的意义。加上后来的《朱砂冲哨口》等一系列革命圣地和圣迹的作品,“黎家山水”的风范显露出来,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在岭南画派二高一陈所奠立的基本规范的基础上,“黎家山水”更重视中国传统的笔墨,这种历史性的回归表现在“黎家山水”中是墨重于色。而在浓重的笔墨关系中,“黎家山水”中原本属于基本构件的树石,有时被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以树石为主体的作品,这在黎雄才的后期作品中作为一种标志性的题材,被他反复描绘。黎雄才的晚年,还放大了山水中的松树,成为他最爱表现的题材之一,反映了他对松的君子品格的敬仰,因此,画松也就成了黎雄才在题材方面的另一方面的成就。黎雄才画松往往被人称道,这和20世纪的一些著名画家所专长的某一题材成为画家闻名于世的一个特点一样,如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关山月画梅等,黎雄才画松也忝列其中。
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继承和发展了岭南画派的艺术,并成为这一画派体系在20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坚人物;二、创作了像《武汉防汛图》、《朱砂冲哨口》等反映时代、代表时代的作品,为20世纪中国画成就的高峰增高;三、具有个人风格特点的绘画语言丰富了20世纪中国画的内涵,是20世纪画坛上不可或缺的样式;四、对于松的表现,成就独到,是20世纪个性化题材方面的重要一家;五、为教一生,为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培养了无数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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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孙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论和不懈的实践不仅影响了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历史。实现以自由、平等、宪政民主和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孙中山现代化方案的核心。孙中山不仅精心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方案,而且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关键词:孙中山;民权主义;政治现代化;民主共和国
鸦片战争以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以与西方列强比肩而立,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和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从早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到办洋务的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再到维新派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睁眼看世界”、“卓然识大势”的少数“先知先觉”者,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或办工厂、设学堂、建海军,或呼吁“商战”进而提出全面变法改良主张。至五四运动,人们寻觅现代化强国之路的内在冲动愈加强烈。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孙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论和不懈的实践不仅影响了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历史,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以及《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构成了近代以来至他为止的最为完整系统、兼具中外精华的中国现代化蓝图,化作了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矢志不移的宏伟目标与社会实践。在孙中山的现代化方案中,实现以自由、平等、民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其核心内容。孙中山不仅精心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方案,而且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是近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主题,也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主权在民是其合法性依据,民主共和是其最高形式。这与中国传统的“君权神授”、“主权在君”的君主专制有天壤之别。
中国古代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君主集政治、经济、军事诸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尤其是在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断发展和强化,皇权专制越演越烈,到明清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君主专制的恶性发展。进入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君主专制制度是造成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根源,进而不同程度地提出了政治变革的主张或方案:龚自珍倡导“更法”[1];魏源力主“变古今官家之局”[2];王韬强调“变法自强”必须首先改革政治,认为“君主立宪制最合于中国”[3];郑观应、陈炽、陈虬、何启、胡礼垣都主张“开议院”[4];康有为、梁启超提出了君主立宪的全面方案。然而,他们又都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不可立即实行。
孙中山旗帜鲜明地提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明确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鲜明提出:“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5]68-691906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演讲。他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颠覆君主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是“政治革命的结果”。[5]741912年1月,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表示:“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国家之本,在于人民”。[5]82-83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孙中山勾勒出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完整轮廓。
针对中国人“缺乏共和知识程度”的谬论,孙中山通过比喻予以批驳:“今使有见幼童将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曰:‘此童子不识字,不要使之入塾读书也’,又通理乎?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故今日中国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6]155-156民主政治并非上天先赋,要靠全体国民共同创造,在共同创造的过程中学习、使用和共享。他明确指出:“君主立宪制不合用于中国。”[7]282
他在分析民国以来军阀暴政原因时指出:“八年来之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步,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的缘故。”[6]423什么是“地底陈土”?武人、官僚、政客是也。“须先搬去这三种陈土”,方能使“国基巩固”。[6]157在论及苏俄政体时,孙中山指出:“近来苏俄新发明了一种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当然比较代议制政体改良得多。”[6]722
孙中山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民主政体,他敏锐发现西方政体并不完善,“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行,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6]707。“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6]764,以防“少数人所得而私”。为了使人民真正掌握国家政权,孙中山提出,人民不但要有选举权,而且要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为了弥补西方“三权分立”的不足,他发掘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创造了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政体。对此,孙中山颇为自豪地说过:“五权分立”,“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5]81
中国传统社会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行政权力支配社会”[8]693。而行政权力的主体是君主专制国家的从上到下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换言之,中国古代实际上是一个官吏主宰的社会,官吏掌握的行政权力覆盖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此即孙中山所说“官治”。如何“移官治为民治”[9]924?孙中山主张实行普选制、政党政治和权能区分,力主“地方自治”。实行“民治”,其前提条件必须是人人平等和自由。他说:“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9]319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10]124一方面,平等、自由有赖于民主制度的保障;另一方面,平等、自由又巩固了民主制度,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更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他不仅描绘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蓝图,而且身体力行,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呕心沥血,终生奋斗,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孙中山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呼吁改革遭到拒绝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首先,在组织上先后成立了兴中会、中国同盟会以领导革命。1894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这一革命组织。1905年,他又将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中国同盟会,确立了同盟会的纲领,创立了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其次,在政治思想上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进行论战。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政府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只有推翻清政府,“兴民权,改民主”,中国才有出路。他认为改良派维护君主政体,反对共和,实为“中国之罪人”。通过论战,革命派取得了思想上的领导权,从而使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最后,在军事上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于1906年发动了江西省萍乡县和湖南省浏阳县、醴陵县一带的农民和矿工起义,起义队伍发展至3万人。1907-1908年,同盟会在广东、广西和云南接连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1907年,还在安徽、浙江发动了起义。1911年4月,孙中山又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广州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革命党人前赴后继流血奋斗的精神,坚定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意志。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改元建历、剪辫易服、保障人权、解放贱民、废除刑讯等37项法令,并在各地得到程度不同的推行。黄炎培在《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中回忆说:“辛亥以后,(1)很少见口头上、书面上被称或称人‘大老爷’、‘老爷’、‘少爷’;(2)‘磕头’、‘三跪九叩’、‘打请安’都没有了;(3)男子一律剪辫子,女子裹脚从此解放了……(4)鸦片一时没有消灭,但较辛亥以前渐减。”[11]68
孙中山在南京还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临时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辛亥革命的一大政治成果。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颁布了具有革命性、民主性的《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府,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从此,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迈出了艰难的步伐。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残酷压制民主势力,建立独裁统治。他派人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以流氓手段强迫国会议员选举他为总统。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914年5月,他废除《临时约法》,公布反动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至无限,实行专制独裁统治。1915年12月,袁世凯经过“筹安会”的所谓“公民请愿团”活动,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孙中山的愤怒和反抗。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表示“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秽,而后复纳之约宪之治”,号召人们“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5]100-103在孙中山的推动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稍后,黎元洪恢复了《临时约法》和国会。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孙中山在上海召集革命党人和军界人士开会,严正声讨复辟势力。后来,孙中山又掀起了护法运动。
历史证明,孙中山反对军阀独裁统治,捍卫民主政体的行动是坚决的、一以贯之的。
20年代初,孙中山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发动了旨在“扫除”建立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障碍”的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耕者有其田”成为国民革命的最强音。这是一场空前的社会运动,自由、平等、民权已经深入到农民心中,成为一种“最时髦”、运用“最广泛”的学说,甚至路上碰见不肯让路的地主,农民都会愤然喝道:“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么?”[12]172正如有专家所说:“新三民主义的普及促发了大革命,在几千年封闭落后的中国农村中普及与宣传了现代化理想与具体目标,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社会基础。”[13]
孙中山当选总统后,从不把自己看作是高人一等的大人物,始终以“人民的公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总统府举行的就职典礼上庄严宣誓:“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就职典礼结束后,孙中山不顾冬夜寒风凛冽,亲自送各省代表至大堂外,大家几次劝他留步,他盛情地对各省代表们说:“民国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总统是人民的公仆,各位是主人的代表,我应送至阶下。”在封建专制制度刚被推翻,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的第一天,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破天荒地提出了“总统是人民的公仆”这个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至理名言,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壮举,它开创了革命领袖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新纪元。
孙中山还身体力行“人民的公仆”。一次,孙中山身穿便服到临时参议院参加会议,被门卫拦住了。门卫不认识他,对他说:“你知道吗?今天大总统要来!”孙中山和蔼地对门卫说:“大总统不过是众百姓的一个公仆,他是人,我也是人,进去看看有什么不可以呢?”门卫仍然不让进去,孙中山先生在无奈之下拿出自己的名片。门卫看后,慌忙赔罪。孙中山先生和蔼地说道:“你不要怕,我不会责备你,只要你晓得,总统和百姓都是一律平等的道理就行了。”当时,有很多人都想亲眼见一下这位“公仆”。扬州有一位肖姓老人,专程来南京探望总统。当他见到孙中山先生时,急忙行三跪九叩之礼。见此情形,孙中山立刻上前将老人扶起,请老人落座,并对老人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扬州老人点头称赞,并问:“如总统去职呢?”孙中山先生朗然答道:“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队伍,和老百姓一样。”[14]
孙中山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在这些深刻影响中,以下两点尤为突出:
第一,批判和废除封建专制主义,使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孙中山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他尖锐指出:“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5]82,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制不是爱国,而是“祸国”。他以西方进化论为武器,论证民主取代专制,乃时代之大势,不可逆转之大潮。他认为,事物的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政治制度的变革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第五条)自此之后,虽然有袁世凯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拥溥仪复辟;段祺瑞假共和、真专制,但由于民主观念的普及,全国人民集合在孙中山张扬的民主旗帜下,与袁世凯、张勋、段祺瑞之流展开坚决的斗争,一切倒行逆施无不以失败告终。袁世凯宣布帝制后,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组织“护国军”,全国人民反袁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内外交困之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在绝望中死去。张勋复辟丑行上演了仅仅12天,就在一片唾骂声中草草收场,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政治上,这个“大势”就是民主化的历史必然趋势。
第二,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借鉴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开启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影响极为深厚的国家。从夏朝始,中国就走上了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道路。夏商西周春秋时期,中国实行的是宗法等级制的君主专制政体;战国秦汉以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梁启超在论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时曾有愤青之语:中国万事不进,而惟有专制政治进焉!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相比,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显然落后了,并且导致了宋元明清时期发展的迟滞与近代的落后挨打。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之久的专制制度,成为救亡图存的首要前提。为此,孙中山远涉重洋,系统考察欧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主张将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国,“要从最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7]282。在通过反复比较后,他将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制约体制引入中国政治架构。但是,西方的三院制毕竟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为此,孙中山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适合中国国情、并在中国行之有效的科举考试、监察言谏等制度精华,并加以现代性改造,从而开创了考试院、监察院与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相辅相承、有机统一、中西合璧的五院体制。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政治民主化、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态度是一贯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的旗帜,将自己领导的革命称之为民主革命。1937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的原则和目标,将新中国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国”,就是同君主相对立的国家,即民主的国家。还制定了体现共和精神的《共同纲领》。1954年,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充分体现了民主的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等著名论断。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监督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将孙中山开创的中国特色政治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
历史是一条不断发展的长河。今天的历史是昨天历史的发展,也是未来历史的起点。在这一连续发展的长河中,后人总是在不断地超越前人,这种超越当然是建立在对前人历史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2]522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总结孙中山政治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借鉴其政治现代化方案与实践的成败得失,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与现代化视角重新审视孙中山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性贡献,可以更好、更快地推进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七[Z].
[2]魏源.海国图志?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序[Z].
[3]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Z].
[4]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Z].
[5]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9]胡汉民.全集:第1集[M].上海:民智书局,1930.
[10]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3]忻平.论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J].学术月刊(沪),1997(7).
[14]张学恕.孙中山——近代中国勤政廉政楷模[N].扬子晚报,199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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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以与西方列强比肩而立,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和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从早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到办洋务的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再到维新派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睁眼看世界”、“卓然识大势”的少数“先知先觉”者,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或办工厂、设学堂、建海军,或呼吁“商战”进而提出全面变法改良主张。至五四运动,人们寻觅现代化强国之路的内在冲动愈加强烈。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孙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论和不懈的实践不仅影响了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历史,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以及《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构成了近代以来至他为止的最为完整系统、兼具中外精华的中国现代化蓝图,化作了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矢志不移的宏伟目标与社会实践。在孙中山的现代化方案中,实现以自由、平等、民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其核心内容。孙中山不仅精心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方案,而且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残酷压制民主势力,建立独裁统治。他派人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以流氓手段强迫国会议员选举他为总统。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914年5月,他废除《临时约法》,公布反动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至无限,实行专制独裁统治。1915年12月,袁世凯经过“筹安会”的所谓“公民请愿团”活动,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孙中山的愤怒和反抗。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表示“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秽,而后复纳之约宪之治”,号召人们“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100-103在孙中山的推动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稍后,黎元洪恢复了《临时约法》和国会。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孙中山在上海召集革命党人和军界人士开会,严正声讨复辟势力。后来,孙中山又掀起了护法运动。
历史证明,孙中山反对军阀独裁统治,捍卫民主政体的行动是坚决的、一以贯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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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之后,落后挨打的中国人开始把强大先进的西方当成学习楷模。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民国初年的“五四”运动,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都是以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基本内容。这以后,五十年代的学习苏联,八十年代以后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在“与世界接轨”与“全球化”口号下的对西方——美国——的再追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差不多一直在崇拜西方的倾向中走到今天。但在这个崇尚西方文化的世纪中,却有一个时段是中国文化人较为普遍地回归民族传统的时段。这就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二十、三十年代。这种回归思潮对美术界是有深刻影响的。但时过境迁,人们对这个令人感奋的时段已经有些忘却了。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普遍地倾向对西方科技文化的热情学习,又普遍地对民族文化取激烈批判与否定的态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中科技发明对人类自身的伤害,促使西方精英层对科技文化的反思,使写出《西方的没落》的斯宾格勒们不能不反省西方科技文化对人类的伤害。西方这种自我文化反省的思潮传到中国后,给正在崇拜西方的中国精英层一种警醒。1918年底,梁启超率领了一个包括张君劢、丁文江在内的半官方的巴黎和会观察团赴欧洲,拜访了包括柏格森在内的一批欧洲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等,他们希望直接向这些欧洲的文化精英们请教。但欧洲人的回答,则是战争宣布了欧洲文明的破产,他们希望从中国的遗产中获得一种智慧,来纠正自己文明中的缺失。梁启超从1919年3月起,以一系列文章向国人报道了这些欧洲人的观点。在文章中,梁启超把中国人学西方比作沙漠中追逐幻影,而今幻影已经不见,“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当前世界思想的一个转折点。
梁启超观点以其思想界领袖的地位及其亲历欧洲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1920年—1921年,梁潄溟在北京大学及其他地方多次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进行演讲,亦从洞悉东西文化并进行比较的角度,更深一步地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价值,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无独有偶,英国大哲学家罗素1920-1921年间亦在中国作巡回演讲,他开始贬低西方的机械论世界观:
“彼辈对于吾人之文化绝非无批判之力。有人谓在1914年前,彼辈批判较鲜,惟鉴于此次之大战,觉西方之生活状况,亦必有未能完善之处。然向西方探求智识之兴味仍非常浓厚。而其中年事少者,竟以为过激主义或能供其所需。惟此种期望亦终无实践之日。而彼辈不久当觉悟苟欲自拔,非藉一空前之综合,自创一种救世良方不可。”
他同时盛赞中国文明:
“余之赴华,原为教授,然居华愈久,余之教授华人之意念愈灭,而觉余所当学自彼辈者愈多。……凡珍视智与美,或仅愿享和平之生活者,咸乐居中国,以此三者为中国所重视,而较诸在彼扰攘错乱之西方为易得也。”
在被西方列强折腾得无可奈何的中国,或许也只有罗素这种西方著名思想家的直接的劝喻,方能让执迷的中国人警醒,亦如美国人费洛诺沙对日本文化的盛赞让失去自我的日本人和美术界领袖冈仓天心回归民族自信一般。在这股反思思潮之中,扮演着复兴民族美术领袖作用的是梁启超的朋友,二十年代初期北京画坛领袖陈师曾。
亦如世纪初文坛先进一般,留学日本学习博物学的陈师曾也是主张引入西方科学之美术以变革中国落后的美术传统的。这位受蔡元培之聘,在1919年担仼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的陈师曾,当时的观念与时人无异,也是赞成以西拯中的。在1919年,陈师曾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作演讲,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也有与时人一样者:“我国山水画,光线远近,多不若西人之讲求。此处宜釆西法以补救之。……他如树法云法,亦不若西法画之真确精似”。“如投影画、透视画,亦皆此画中之一种。对实物而与其形象,其阳阴向背凸凹诸态,无不惟妙惟肖”。(3)在1919年欢送徐悲鸿留法的会上,这位对传统有着深刻研究与深厚感情,而又在理智上受到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同样深刻影响的画家就试图调和二者的矛盾。他不象当时流行的西方本位主义者那样用抬西方来贬东方,而是以寻找两者的相似点的方法,来把他心目中神圣而充满缺点的民族艺术和在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科学的西方艺术相联系,相并列。陈师曾说,“东西洋画理本同。阅中画古本,其与外画相同者颇多。西洋画如郎世宁旧派,与中国画亦极相接近。西洋古画一方一方画成者,与中国手卷极相似”。(4)尽管此种比较并不深刻,且有面对此种汹汹西化大潮之权取应付之意。但即使在那时,陈师曾仍能淸醒地认识到:
“美术者,所以代表各国国民之特性,其重要可知矣。但研究之法,宜以本国之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
师曾的这种强调国民性和坚持以本国美术为主体的改造中国画的观点,是出现于一十年代之末。如果考虑到当时正是无原则,无主次的“折衷”之风初起之时,考虑到绘画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和对民族的回归要到二十年代中期才能掀起思潮时,陈师曾对待中国画变革之淸醒与睿智,其先知先觉就极为难得了。事实上,这位留过洋,学过科学,画过油画的国画家,的确是本世纪初叶西化风潮中,最先掀起回归民族传统之新风并理直气壮地宣场民族传统之伟大,且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进行深入研究和现代阐释的第一人。
正是在上述重新反省西方文化价值的又一风气中,1921年,陈师曾这位曾经留学过日本的学界精英开始翻译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的著述。陈师曾对传统的深切理解和由衷的热情再也按捺不住。这个“新派”人物终于率先举起了反叛科学主义惟写实风气的回归东方的大旗。
在其1921年撰写的《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陈师曾首先指出了艺术本质之所在:即艺术“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艺术邪?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抒发个性与其感想”。
在1923年的胡适尚在说,“这三十年来”,科学“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 ‘科学’的”(7)时代里,作为“新派人物”的陈师曾竟公然敢对“机械”之科学叫板!在这篇文章中,陈师曾针对当时惟物质轻精神,惟写实轻表现的画坛主潮,强调了中国传统艺术重精神的特点:
“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似。……谢赫 ‘六法’首重气韵,次言骨法用笔,即其开宗明义,立定基础,为当门之棒喝。”
由此出发,陈师曾干脆一反他至1919年尚在调和折衷的主张写实的倾向,认为写实不过是习画初入之门径,“经过形似之阶级,必现不似之手腕。其不形似者,忘乎筌蹄游于天倪之谓也”。由此出发,陈师曾不仅举了大量中国古代画史史实以证之,还雄辩地以当时刚在兴起之时的西方现代诸派为例,“不重客观,专任主观,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联翩演出,其思想之转变,亦足见形似之不足尽艺术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求矣”。这样,陈师曾就得出了一个令一片西化潮中的时人可谓惊世骇俗的结论:
“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
尽管陈师曾的这个“进步”论,仍然是以西方为参照而得到的,仍然属历史进步论与阶段发展论的范畴,这是时代局限之使然,但陈师曾毕竟通过这种时人认可的历史观,得出了中国传统艺术不是落后,而是先进,而且先进得相当可以的结论:
“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局何等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养何等深醇,岂粗心浮气轻妄之辈所能望其肩背哉!”
陈师曾在世纪初对中国传统美术的如此高度而理直气壮的肯定,在西化得“无上尊严”的时代里无疑是一极大胆而又极不和谐之音。他的这种对中国传统美术的肯定、赞颂与宣扬,实则已经揭开了几年之后即将兴起,而到30至40年代达到高潮的批判西方科学主义,返归东方,研究“中国本位文化”、“国民性”及民族性的又一轮新思潮的序幕。可惜,陈师曾去世得过早,1923年去世的他,没能参与在同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没能参与在此后进行的民族性回归的大讨论。但这位早逝的民族传统的先知先觉的捍卫者的行动,已经成为了这场民族自觉运动的序幕。
1923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本来属于思想界的事,但对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场论战,本来是以西方文化代表之科学的物质决定论,与柏格森等的直觉主义与人格至上,以及东方文化代表之国学的论争,涉及的学者有张君劢、梁启超,丁文江、胡适、吴稚辉等一大批人,集成的文字达26万字之多。尽管两边的论战概括起来即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间的不可能解决的争论,但持西方科学立场的人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似有占上峰之势,但回归民族文化之风却也由此而逐渐兴起。亦如文学界之创造社的郑伯奇在1924年所说,“新思想与白话文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
这段时间,连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们“不是努力于创作和翻译新文学,就是回头向所谓‘国学’方面去努力”。连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都在用实验主义整理国故,“同时梁启超氏等(如研究系的一班人)和许多国文教师和许多学者,都舍弃了其他的事业而钻到旧纸堆里”,于是“所谓整理国故运动就这样兴起来”。
就是在这种复兴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又一强大思潮的感召下,被清末民初打倒国故提倡西方文化搞得灰头土脸的“国粹画”、“国画”,才又逐渐地抬头。在这种民族文化复兴的氛围中,1912年就办起来了,却只有洋画科的“上海图画美术院”从未与国画沾过边,到1923年时,美术院里增设了中国画科,刘海粟也在这一年写出了《石涛与后期印象派》这篇二十世纪最早之一的东西美术比较的论文,称“现今欧人之所谓新艺术新思想者,吾国三百年前早有人浚发之矣。吾国有此非常之艺术而不自知,反孜孜于西欧艺人之某大家也,某主义也,而致其五体投地之诚,不亦嗔乎!”(11)刘海粟还在1924年发起了“古美术保存会”,1925年,他大倡国画,一改崇拜西方之旧习,而以为,“世界艺学,实起源于东方,东方艺学,起源中国”。这之后,刘海粟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傅雷在谈到此种现象时说,“一九二四年,已经为大家公认受西方影响的画家刘海粟氏,第一次公开展览他的中国画,一方面受唐、宋、元画的思想影响,一方面又受西方技术的影响。刘氏,在短时间内研究过了欧洲画史之后,他的国魂与个性开始觉醒了”。
看来,上海刘海粟的“国魂”的觉醒的确不是个人偶发的行为。1923年,在西化倾向十分突出的广州还成立了传统国画家的组织“癸亥合作社”,此即1926年后的“国画研究会”的前身。该社成立时向省署的立案呈文中说,“夫立国于世界之上,必有一国之特性,永久以相维系,而后国始能以常存。国画关系一国之文化,与山川人物、历史风俗,同为表示一国特性之徵。……降至今日,士多鄙夷国学,画学日就衰微,非急起而振之,恐文化荡然。”呈文要求对国画传统“讨论之,整理之,以培养吾国之国性,而发扬吾国之国光”。(13)爱国之心,维护传统之志,溢于言表。该社后来发展到整个广东各地及港澳,最多时成员达五、六百人。他们办画展,出国画刋物,撰写大量的国画研究文章,组织国画写生队,捐书近万册办“国画图书馆”……该会经抗战中断,此后恢复,一直活动到1949年。
上海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一直是中国画的第一重镇。以海派之强大势力领袖群伦。1912年,黄宾虹就在上海成立过“以保存国粹,发明艺术,启人爱国之心为宗旨”的贞社。1916年,又成立有包括王国维、罗振玉在内研究金石书画,人数达5、6千人之多的“广仓学会”。在二十年代国学回归思潮的影响下,1922年,有以“挽救国粹之沉沦”,会员包括吴昌硕、王一亭等海派名流的“上海书画会”;1923年有包括上海、杭州两地国画家如申石伽、唐云在内的“西泠绘画社”;1924年有刘海粟发起的“古美术保存会”,张大壮、江寒汀等的“大观雅集”;1925年有于右任、何香凝、经亨颐及张大千、陈树人、高剑父等一大批名人的“寒之友画会”;1925年还有以“保存国粹,提倡金石书画”为宗旨的,以收藏界人士为主的“金石画报社”;此后,如1925年的“巽社”,“海上书画联合会”,1926年的“中国金石书画艺观学会”,1929年“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蜜蜂画会”等等四十余个。其中著名者,有1929年成立,以“提倡发展研究中国艺术”为宗旨的“蜜蜂画会”。该会几乎囊括了当时上海所有的中国画名家,到1931年时,以“蜜蜂画会”为基础,又转为成立“中国画会”。这个或许是民国年间最大的中国画画家的组织,其组织、规模略相当于今天的中国美术家协会。这是一个以上海为中心,会员几乎包括了全中国沪、京(南京)、津、平、杭、镇、扬、苏、锡、粤、港在内的一流中国画画家。该会由叶恭绰、钱瘦铁、郑午昌、孙雪泥、贺天健、陆丹林、谢公展、马孟容、黄宾虹等发起,初由贺天健主持,后改由汪亚尘主持。画会组织过多次画展,义勇军慰劳画展,开办过国画讲座班,组织会员外出旅游,先后出版过有许多高水准中国画研究论文,有极大学术权威影响的《国画月刊》、《国画》双月刊。“中国画会”是当时政府立案批准成立的不多的大型美术社团之一。“中国画会”除抗战期间停止活动外,一直活动至1948年。五十年代以后至今,类似“中国画会”这类全国性中国画的社团也就再没有出现过。
北京作为明淸故都,传统文化一直有着深厚基础。北京的中国画家组织是成立于1919年的“中国画学研究会”。该会由雅好书画的总统徐世昌支持,用庚子赔款退款来支助,由金城任会长。该会包括了北京地区著名国画家如陈师曾、萧愻、萧谦中、贺良朴、徐燕荪、徐宗浩、吴镜汀、陈半丁、胡佩衡、刘子久、陈少梅、陶熔等二十余人。1926年,金城去世后,又在原“中国画学研究会”基础上成立了以“提倡风雅,保存国粹”为宗旨的“湖社”。“湖社”后来发展成为覆盖北京、天津、山东、东北等北方各省人数达数百人的组织,成为二十至三十年代北方地区势力最大最具影响的中国画家社团。湖社成立后,出版了《湖社月刊》150期,发表了大量对传统国画画法画理的研究文章,如金城《画学讲义》、陈师曾《清代山水画之研究》、寿石工《篆刻学讲义》等。《湖社月刊》除发行全国各地外,在日本、新加坡、越南、香港、泰国、缅甸、古巴、檀香山、加拿大等地均有代售点。该会还组织了在国内国际的展览三十余次,并组织了专业国画教学机构“北京艺光国画研究所”招收学员。“湖社”生气勃勃地一直活动到1937年抗战爆发。
以上是就上海、北京、广东三角鼎立的国画盛行地区的中国画主要社团组织生气勃勃的状况作了介绍。可见,在二十世纪严重的西化倾向中,二十至三十年代其实是传统国画的一个颇为兴盛的时期,从这些组织普遍的“保存国粹”、“中国书画保存”,对国学“讨论之,整理之”的建社宗旨来看,中国画的这种勃兴,的确是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整理国故运动”,复兴国学的文化思潮之使然。
既然是要“整理国故”,那么,对传统绘画的研究也当是此种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内容,而且还当是重要内容。事实也的确如此。二十世纪的二十至三十年代,那是一个学术思想极为活跃,学者们也极为投入的一个学术研究的时代。
反思世纪初的盲目崇拜西方科学文化是这种学术思潮的一个突出特点。人们开始怀疑西方美术对于中国美术的先进性,怀疑它对中国美术的先导性,怀疑“全盘西化”的正确性,怀疑美术超民族超地域超国界的“世界性”。强调中西有别,反对盲目西化是这种民族回归思潮的一个主要特征。黄宾虹1926年时对此种国学回归的风气转化还有一段评论:
“以为中国名画,既为欧美所推崇,则习欧画者,似不能不兼习国画。由今溯古,其渊源所从来,流派之辨别,未之讲也”。“况观欧美诸国言美术者,盛称东方,而于中国古画,恣意搜求,尤所珍爱,……由是而醉心欧化者侈谈国学,囊昔之所肆口诋排者,今复委曲而附和之”。
世风之转变可想而知。1931年郑午昌也论及此种倾向:
“近来国画家或开画展,或刊图书,共起为种种运动;即称为洋画名家而于国画曾抱极端反对态度者,亦渐能了解国画之精神,翻然自悔前此之失言。”
留学欧洲,研究西方艺术的李金发在40年代初时,在总结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二十年来的艺术运动》时作了如下的描述:“一部分新派作风,充满幼稚病,失却观众同情,也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足使我们称赞”。
“国画方面,……虽不曾有新的作风,亦还能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捧场。同时因为西洋画成就的脆弱无能,减少社会忽(重?)视它的心理,反使之倾心于国画的欣赏”。
而1934年10月和1935年1月,在“中国文化协会”主办的刊物《文化建设》上,陈立夫提倡“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以及何炳松等10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的文化建设宣言》,更把这种民族文化复兴的思潮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大城市纷纷召开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座谈会,著名的大学校长、教授、文化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踊跃出席各地的座谈会,发表了大量文章。宣言刚出一月,2月10日,美术界马上作出积极的回应。郑午昌在《国画月刊》第1卷第4期上撰文“不盲从不守旧,为我们一贯的主张,此与最近何炳松等10位教授在文化建设的宣言中提倡‘中国本位’文化的旨趣,正相吻合。可知新中国文化的创造已为国人共同的目标。”
这些人对当时美术思潮,国画思潮的描述,给我们再现了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真实景象。在这种国学复兴的思潮中,对中国传统绘画本质精神的探讨成为国学复兴中最深刻的部分。亦如陈师曾1920年研究文人画,就在注意它的“首重精神”等本质性特征。林风眠在1926年,1929年撰写《东西艺术之前途》、《中国绘画新论》中,就已经在注意“应该知道什么是所谓‘中国画’底根本的方法”,“什么是中国画的基础”等本质性问题了。而刘海粟三十年代进行过一批诸如《中国画之精神要素》、《何谓气韵》、《中国画学上的特点》等研究。而三十年代关于 “国民性”与“民族精神”的研究,更把这种本质性研究推到极致。陈师曾就谈过“国民之特性,可由美术而表现之”,黄宾虹也说,“屡变者体貌,不变者精神”,王显诏论过《民族艺术的本质》,汪亚尘则论过“如果真要治艺术,还是把系统弄过明白”,且“离开天然的形态,作家另外创出一个天然,这是中国艺术上最深的一个观念,也可说是国画的根据”。宗白华有《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邓以蛰谈“中国绝对的理想艺术”。梁启超有“一切物境虚幻,惟心造之境为真实”。林风眠认为“中国的风景画以表现情绪为主,……所画皆系一种印象”。傅抱石也有中国画“超然精神”、“写意精神”等等论述。这里边,甚至一向看不起也没系统研究过中国传统艺术的徐悲鸿也来凑热闹,从他的西方本位立场出发,而认为“中国美术,无疑几乎全是自然主义”,他的“自然主义”即“吾国原始之自然主义Naturalism”。(17)在二十至三十年代,现代中国画坛的前辈们则不论其立场如何不同,观点如何不同,知识结构及知识水准如何不同,大家都在进行这种尽管效果、水平、结论都不尽相同乃至大相迳庭的带学术性质的研究。
对这种民族性、民族本质的研究,在二十至三十年代里又往往在与西方的比较研究中进行,出现过一系列高水准的中西比较的论文。如以1918年欧阳亮彦在《中华美术报》上发表的《中国画与西洋画之异同》算起,20年代初期有发表于刘海粟创办的《美术》上的孙壎的《中西画法之比较》,1923年刘海粟的《石涛与后期印象派》,以后还有滕固《六朝石刻与印度美术之关系》,刘海粟的《东西艺术及其趋向》、《中西美术之异同》、《中国艺术西渐》,汪亚尘的《论国画与洋画》、《中国画与水彩画》,林风眠《东西艺术的前途》,丰子恺《中国画与西洋画》、倪贻德《东西绘画的异点》、《文人画的洋画创造》,陈之佛的《中国艺术与印度艺术的关系》,向达《明淸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婴行的《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李宝泉《宋代中国画上印象主义趋势之研究》,傅抱石《论秦汉诸美术与西方的关系》,潘天寿《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邓以蛰《观林风眠的绘画展览因论及中西画的区别》,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此段时期中西比较的文章极多,这里当然难以尽数。而且以上文章是就那些专论中西比较之专题文章而言,还不包括在各种更为大量的论中国画特征的文章中涉及到的中外绘画比较的内容。画坛对中外美术比较的兴趣,还可以从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画杂志,即上述中国最大的中国画画会上海“中国画会”出版的《国画月刊》上得到证明。《国画月刊》1934年4、5两期上连载《中西山水画思想专号》上下卷。两卷中集中全国一流学者就中西绘画的思想、流派、渊源、技法、师资等等多方面进行了非常学术性的研究与比较。在其他一些重要杂志如《东方杂志》、《艺风》、《艺术旬刊》、《中国美术会季刊》等刊物上,都可以看到此类中西比较的文章或观点。
这股国学回归思潮在艺术上的另一重要反映,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持续到四十年代的有关“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个讨论的直接原因是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思潮在抗战时期文艺宣传需要上的反映,但深层原因当然也与二十到三十年代国学复兴有关。这场讨论主要在文学领域进行。向林冰在抗战爆发前关于“旧瓶装新酒”的观点直接引发这场讨论。茅盾、老舍等都介入讨论。就连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多次发表关于“民族形式”的看法。如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其中也有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1940年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中国文化》上发表,其中也明确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在民族形式讨论中,延安的周扬、艾思奇、萧三、何其芳、柯仲平、冼星海等都参与了讨论,国统区郭沫若、茅盾、胡绳、葛一虹、潘梓年、罗荪、戈茅、黄芝冈、光未然等都参与讨论。讨论在文学、戏剧、音乐创作方面都有直接的影响。这场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美术上直接引发了版画中利用民间艺术的创作实践,也直接促成了油画民族化问题的提出。作为本来就是民族传统绘画形式的中国画画坛,更多地是在民族文化讨论的热烈氛围中,更加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独立的民族精神,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张大千四十年代初数年的敦煌之行及在画坛产生的影响,就应当与“民族形式”讨论中利用民间艺术的时代氛围有关系。
这种对民族艺术特征的热烈探讨不仅是艺术家、艺术史论家的事,还吸引了大量著名文化学者乃至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这可为此种一去不再之国学思潮之旁证。
当然,与此种“民族形式”有关的研究,更多的应该是与中国画表现手段的“笔墨”研究相关。但可以令今人十分诧异的是,在整个国学回归思潮、国画复兴思潮中,竟没有太多的人关心笔墨问题。认真搜索一番,画家中或许就只有黄宾虹有专门研究笔墨的颇具规模的专论,这就是他71-72岁时,即1934年底到1935年在《国画月刊》上连载之《画法要旨》。其著名的“五字笔法”与“七字墨法”即载其上。笔墨问题及其所存在的传统研究在本世纪上半叶,由于受到西方科学主义的强大压力,一直未能充分展开。世纪初,人们注意的是西方艺术科学的“先进”的写实,批判的是传统绘画的不科学和不写实。三十年代前后,对传统关注起来了,但关注点也较多地是从世纪初的思路逻辑发展而来,即上述民族性特征,中西艺术的广泛比较,传统绘画的各种特征的总结研究,传统绘画的东方哲学的文化的性质等等,人们真的普遍忽略了笔墨。以著名的姚渔湘所编立达书局1932年《中国画讨论集》所收文章为例。这部书广泛收集当时人们关注中国画方方面面的有影响的讨论文章共二十九篇,除一篇《书画同源论》与笔墨相涉以外,竟无一篇笔墨——这个在世纪末竟被看成是中国画是否还可以是中国画之“本体”和“底线”的最要害问题——的专论。而此书所收文章决非随笔、杂感和访谈,那可是陈衡恪、胡佩衡、丰子恺、汪亚尘、邓以蛰、滕固、金原省吾一类大学者或学者型画家们的学术文章。遍查当时的中国画著作,也没有一本笔墨问题的专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或许有二:一是人们的思路还在西方艺术的冲击与回应之中,因此中西比较、民族特征、国民性问题乃至空间关系或许更为重要,而笔墨这种具体表现手段显然没有上述问题更引人关注;二是笔墨问题被认为是没什么可讨论的,它天经地义地就该是中国画的造型手段。也很少人对笔墨有能构成威胁的挑战。当时只有少数人,如徐悲鸿在1942年对笔墨有过不以为然之辞,以为“夫有真实之山川,而烟云方可怡悦,今不把握一切,而欲以笔墨寄其气韵,放其逸响,试问笔墨将于何处着落?”。(18)其他如傅抱石怀疑过线的功能,林风眠不滿过文人笔墨,而从宋人磁器画上找过线的感觉,但都没正式向笔墨挑战,因此这不是问题,自然也就没有人想关心这个问题。这种笔墨属天经地义的观念,我们还可以从二、三十年代中国画,不论山水、花鸟,大多仍属传统笔墨表现的大范围,与明清绘画大同小异——此即前述李金发“国画方面,……虽不曾有新的作风”——的基本状态上得到辅证。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即民国年间的这种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学术研究,国画社团活动也都持续到四十年代。甚至,连惨烈悲壮的八年抗日战争都未能让这股国学复兴思潮全然中断。抗战胜利后上海“中国画会”与广州“国画研究会”的重新登记,继续活动,成为让人慨叹的例证。二十至三十年代这段偏重于学术学理的国学研究风潮事实上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西比较的研究风气中出现了岭南派二高一陈、徐悲鸿;在对中国艺术精神和民族性的研讨中,出现了如齐白石、黄宾虹、阵师曾、刘海粟、张大千、潘天寿;在中西比较风气中专意于对民族艺术“系统”和“根本方法”的探讨,则出现了林风眠与傅抱石……民国时期中国画坛国学复兴的学术思潮带来了名家云集大师辈出的中国画坛真正复兴的大好态势。然此风气却在1949年后戛然终止。五十年代之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部分——例如占据明淸画坛主流的“文人画”、“南北宗观念”、“逸品”观念、道禅观念、佛学心学等宗教观念——一下子全成为“封建文化”,“地主阶级文化”、“唯心主义”而变成为“反动”或至少“落后”的东西,一度在全盘西化风强烈压迫下顽强崛起的蓬蓬勃勃的国学复兴运动突然中断,一度以西欧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再度以东欧苏联文化的又一模式卷土重来,民族文化的灾难重新开始,而至六十至七十年代““””达到“史无前例”的自虐自残自毁灾难之顶点。八十年代之后,西方文化之美国文化再以“全球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强势”态势第三次席卷中国,然这已是后话了。
我们总是说今天的画坛没有大师,倒是凭炒作的“大师”、“巨匠”有如过江之鲫,是否与今天民族文化自主自立自尊自信心态的总体性丧失,中国画坛国学研究的极度衰落有关呢?或者可以说,一个丧失了自我的民族也必然地丧失了产生大师的基础。这或许是我们回顾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国学复兴思潮应该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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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经历了数千年的社会变迁,依然保持着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论文,供大家参考。
通过学习学校开设的《中华传统文化讲坛》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养的意识。中华文化讲坛是在著名学者乾泉及其负责的国家知识更新工程国学专家团队倡导下,由国家级文化教育学术团队发起,以普及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使命,以开展中华文化学术研究、专家公益巡讲、系列国学讲座、中华文化产业整合和项目产品开发的公益性文化交流项目和资源平台。
中华传统文化包罗十分广泛,内涵极其丰富学习,特别是蕴含了丰富传统哲学,那些简短精悍的名言警句是古代闲人的人生智慧总结,这些有助于我们走好人生的路途,有助提高个人思想道德修养。例如老子和孔子做人的道理与为人处事的原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思考空间。
古人没有现代人的忙碌节奏,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思考未来思考那些我们现在可能觉得是疯子似的问题,他们之所以睿智,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用心的去观察了这个社会,我们被更多世俗的东西蒙住了眼睛,我们被局限到了一个自己的小世界里,我们无法认识更广阔的天地。假如我们思考问题只从自己出发,那么看到的都是很短期,肤浅的利益。那么为社会为他人牺牲更是无从说起。但是,如果把我们置于一个群体中,置身与我们大社会,我们就不会过多的注重自我的感受和个人的得失了。
文化是生活,是力量,是尊严,是灵魂,是信仰,是精神,是一切创新的源泉;弘扬中华文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国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文化之根干和精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文化强国战略,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体系,正本清源、扬清激浊、革故鼎新,积极探索现代国学教育、研究和普及新模式,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和国学智慧,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历史自觉意识,追本溯源,继往开来,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积极提升国民人文素养、创新素质和创业能力,打造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为此,在国家有关部委会、国家智库的大力支持下,由(教育部)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人社部)国家知识更新工程国学项目组、CEIC中国企业家投融资俱乐部、人文中国网、北京市劳动 人民文化宫、乾泉文化发展机构、西岳书院等,在中华国学教育工程基础上,联合发起举办“中华文化讲坛大师公益巡讲暨西岳书院计划”,成立大师公益巡讲团和相关专家课题组,按计划深入全国各地市开展中华国学教育工程国学志愿者行动。
云“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中华文化讲坛,秉承礼乐之文明,凝聚人文之力量,铸就中国之精神,举擎民族复兴之大业,携手缔造我中国梦。
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知乐,则几于知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是故“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
夫子问礼于老子,访乐于苌弘,颠沛潦倒,知其不可而为之,躬行克己复礼之仁,周成和乐里仁之美,叹望大同小康之愿„„后世欷歔景仰不已矣。综观世事沧桑,礼之兴废,乐之和同,风云变幻,损益失序,得失无度。于今,亟待礼闻之于天下,乐行之于天下,文化之于天下,近以资践和谐之理想,远以继创大同之中国。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 嗟夫,借太庙之胜地,开中华国学教育之工程,筑中华文化公益之讲坛,以引锵锵凤凰之鸣,以承皓皓礼乐之志,以固泱泱华夏之本,以启淳淳国民之风,以养凛凛大义之气,以明煌煌乾坤之德。
我想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那么心胸会开阔很多。文化是一个太深厚的主题,我无力探讨什么。但是以一个虚心学习者的身份,我觉得,将自己放在一个历史长河中,或是说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我们身后那么博大的文化,我们个人的恩怨情仇,大喜或大悲已是不值得一提了。人生无喜亦无悲,无欲亦无求,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境界呢?
因为我们的无知,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前人的知识与智慧。那么我们学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让我的心开朗了许多,就像突然遇见了太阳。能够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水平。
传统文化讲坛的定位
1.学习:学以致用,系统研修,终身学习;
2.生活:返璞归真,休闲养生,绿色身心;
3.顾问:择吉避凶,预知未来,调理运程;
4.情感:情感交友,婚姻家庭,心理咨询;
5.工作:职业能力,团队角色,择业定位; 6.事业:创业规划、管理咨询、投资顾问。
传统文化讲坛的核心价值
至尊——五岳独尊,我们的学术追求;执位至尊,君临天下;
奇绝——奇丽绝伦,我们的管理智慧;正合奇胜,醍醐灌顶;
秀美——秀色美仑,我们的价值理念,魅惑秀色,美轮美奂;
卓异——卓尔不群,我们的人格理想;苍凉伟岸,雄健大雅;
克峻——知难而进,我们的职业精神;冒险励志,克明峻德
儒家学问里有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要想成才,那么首要的是修身-----修身养性! 读书可以修身,但是读些怎样的书?怎样才算修身养性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懂的也不很多。但是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首先要把人做好了,才有资格谈能力。一个品德低下的人即使学富五车也是徒劳。这样的人于社会于他人也将是无所益处的。我们必须不断学习,以一颗真诚虔诚谦虚的心努力学习好我们炎黄子孙的文化精华,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将信息化为知识最终成为自己的智慧!我的心里渐渐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方向,我知道自己以后应该怎么更好地去学习。
特别喜欢《易经》中的那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经常用这句话去勉励自己,交给我们怎样去做一个人,做好一个强者、智者。我经常在想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两句就会是一个圣人,又想起温在上任时说的那两句话来勉励自己:“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摸索”。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精深的文化随便精研点就受用终生了。
现代的人多是浮躁的,甚至是一些研究古典文化的人也是如此,多想所有的人都去真的专心的去学习一些传统文化,让旷久的时间静默的历史浩瀚无声的文化来安静。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明天的太阳,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也必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在不忘记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才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地位
正文:
近日,我们通过对大中小学课本进行了大量的收集后发现:现在大中小学课本中,传统文化的分量和地位越来越重要。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是中华民族的根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是聪明智慧的民族,是开拓创新的民族经过长时间的淘漉和历史沉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精彩浓缩,记录风雨,贮藏丰碑,凝结精魂,激励后辈自从盘古开天地后,中华各民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不仅创造了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独具特色、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老祖宗的谆谆教诲,语重心长,句句箴言,滋润心田,教我做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之果,闪烁聪慧,展示魅力,开启脑力,启迪子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陈酿,历经沧桑,遗存华章,哺育华夏,福及人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断增值的民族资本,璀璨夺目,点墨是金,亘古常青,价值永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培育气度,激励自信,陶冶人格,塑造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精深厚重,传承文明,营养无限,永屹世林。
2、当今的大中小学生的文化底蕴和人格状况需要国学
八十后九十后的特点就是张扬个性,创新而丰富的文化底蕴是才培植个性培养创新不竭的源泉创新可以说是悟性和灵性的结晶,而悟性和灵性的根系却深植于丰厚的文化底蕴里因此,语文教育应充分重视文化意识的培养和文化底蕴的沉积,为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具有创新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1)积累文化底蕴,培植创新的悟性和灵性语文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情趣,在丰富生活阅历中不断积累文化底蕴;要在熟读的基础上,抓住有一定内涵的词句去感悟课文的整体美;要注意抓住课文耐人寻味处、意义深远点,发挥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去感悟课文的意境美、内涵美,体验文化美感;要引导学生涵咏富有人情味和浪漫情调、诗情画意的优美词句,领悟课文的艺术美、情感美,体验文化情趣,使学生的灵性和悟性如枝头上的嫩芽在春雨沐浴中焕发生命活力。
4、有助于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提高其文化品位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冲击下,功利主义思想泛滥,高职教育也难免受其影响,重实践轻理论、重技能轻人文,以致于不少学生对传统的记忆日渐淡漠,人文知识几乎一片空白“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的开设,为学生学习本专业领域以外的知识打开了一扇窗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生人文知识方面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丰厚,典雅高贵,意境深远自然与社会,形式与内容,往往表现为高度、美妙的统一„„不只是具有映入眼帘的外在形式上的艺术之美,更可贵的是格调高雅、陶冶情操的主导精神闪烁其中”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提高个人的文化品味大有裨益。
5、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关注,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人文精神是人文素质的核心内容。
大学生具有许多的优点和特点,如敢于挑战传统,乐于接受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关注时势,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注重实践,动手能力强,等等但是,在社会不良思潮的冲击下,部分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缺少对人生的正确认识和态度,缺少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民生的关爱因此,大学的素质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人文精神,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儒家注重涵养“君子”品格,倡导“仁爱”精神;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道家强调“无欲”、“无为”、“无争”这些思想主张,提倡人与人和谐相处,互爱互助,蕴涵了无尽的人文关怀,是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塑造健全人格的珍贵资源。
思考:
我想必须经过一番寒彻骨,中国传统文化最终还是要发展成一个主流趋势,在将来的发展中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我们如何在这股趋势中更好的发展自我?《中华文化概论》中说到:诵读国学文化经典应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必修课。
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培养良好品德,塑造健康人格国学经典中蕴涵着许许多多关于做人、做事、从政的道理,蕴涵着许许多多关于理想、志向、气概、胸襟、正气、情操、奉献、修身等哲理真理,只要少年儿童坚持从小诵读国学经典,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会慢慢发生深刻的变化,他们就会逐渐变成知书达礼,积极向上,行为规范,品德良好,人格健康的好孩子、好学生、好公民、好人才。
总结:
总之,通过学习国学文化经典,让学生切实打下扎实的文化功底,具有较好的人文素养,不再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出现断层现象,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张岱年等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2]龚红月等,《智圆行方的世界—中国传统文化新论》,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年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中华文明逐渐演变而成的。它是可以显现民族精神和风貌的民族的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中各种道理、思想、观念和文化的总体表现。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就要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结合新时代的条件,同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1]
高校学生思政教育旨在帮助在校生培养正确的思想道德品质,引导其正确的为人处世,协助高校为社会培养高质量的人才。纵观我们的优秀文化,会发现其与高等院校学生思政教育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共同点。在2014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其中也指出:构建弘扬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加强文化教育能够帮助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这段话很明显对高校在校生的思政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具有高人文素质的人才。[2]因此,如何响应国家政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中,以培养更加优秀的高素质、高科技人才是高等院校思政工作者需要重视的问题之一。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1、帮助大学生培养民族自信心
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具有民族自信心才能成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并且坚定的屹立在世界之林中。人民建立起了民族自信就会自觉地信赖、崇尚自己的文化。当自己民族的文化面临威胁时,人民会不约而同的、自觉捍卫自己民族的文化。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也曾指出:“必须正确理解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具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3]也就是说,充分学习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帮助大学生培养民族自信心。我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多民族文化在中华大地汇聚融合,自古诸子百家争鸣其思想不断传承,祖先用智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物质及非物质遗产。从战国时期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到保存至今的万里长城,从世界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到“四大发明”,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由此可见,高校引导大学生学习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能让其对我国文化产生敬佩之情,从而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2、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爱国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从古代到现在,中华儿女一直崇尚并且追求爱国精神。党的十八大也再次强调了爱国精神的重要性,高校要着重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精神为我们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提供了教学内容。从古至今,无数爱国之士为了民族的振兴鞠躬尽瘁,这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仁人志士的爱国情怀就表现在他们始终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强调为社会尽责,为天下人尽忠。我们民族的品质与风貌就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怀所塑造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培育出了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爱国人士,如团结民族、远去西洋的郑和、为国英勇舍己的戚继光、虎门销烟而勇赴国难的林则徐、变法献身的谭嗣同等。近现代的历史也孕育、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爱国精神,比如五四爱国精神、反侵略反压迫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精神等。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运用到高校在校生思政教育中能够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3、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大学生的思想与道德观念正值发展期,其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形成正是在这一时期。高校在校生的思想政治学习对其树立人生观影响极大。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道德思想,哲学道理、价值体现和人生信仰,这些文化思想能对大学生的生活给予帮助,并且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一直追求高尚的道德和远大的理想,重视个人刚正不阿的气节。如“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见沧海”,“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利与义的问题上,古代贤者并不排斥物质利益的追求,只是认为仁义与道德应在物质利益之上。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学生会接触到全国不同地方的思想,其中的不良思想与诱惑对其影响很大。我们更应该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中,让其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4、有助于大学生人格魅力的塑造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拥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其中的人文精神主要是现实人生的意义,提高自我修养,注重精神世界。[4]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都是教育我们如何做人,如何提升自我。这都能帮助大学生加强修养,塑造人格,完善自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角度所推崇理想人格是积极上进、重义轻利、修身治国、韬光养晦、刚正不阿的。这些内涵既能陶冶大学生的情操,同时还能帮助其领悟人生真谛。因此,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中有助于在校生修身养性,提升内在人格魅力。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1、目前大部分高校及学生不够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播
随着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压力的增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等院校在校生思政教育中运用越显不足。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在校学生关注更多的是实际技能的学习与实践,从而忽视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文化的特点就决定文化的学习不是一次性就可以完成的。文化修养是需要时间熏陶的,需要我们长期、持续的学习。而这一点常常被大学生与学校忽视,大多数都不接受学习,从而人文素养的培养在高校局限性很大。 高等院校教育模式的转变也使得学校忽视了在校生的思政教育。从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相关课程被专业化、技术化的课程所取代,很少有把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在学生的教育中,甚者还对传统文保持漠视的态度。当然,目前部分高校有在进行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课,但其所采取的教学方式太过陈旧,无法调动学生的兴趣,这也是导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运用不足的原因之一。
2、大量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快,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大量西方文化侵入我国,而我们自己的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了威胁。学校与社会联系密切,则在校大学生的思想也受到复杂的社会环境影响。这常常表现为大学生对西方节日、风俗了如指掌,但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全然不知。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1、引导大学生自我教育,发挥其主体作用
人的主体意识对其行为的支配影响极大。对于高校在校生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样要发展主体作用。在自我意识的推动下,可以调动大学生对于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这才能使其学习效果教较好。高校思教教育者应引导其开展自我教育,发挥主体作用以影响学习效果。与此同时,要注意其学习的方向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公正的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自觉学习与领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通过自我教育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感染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
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
校园是大学生生活的主要场所,学校的氛围作为一种学习环境,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校园文化环境的潜在教育作用,营造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氛围的校园。潜移默化的激励其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约束其不良行为。这也会使在校生自觉地与优秀的传统文化产生共鸣。
3、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改善相关课程设置
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作为思政教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修养,主动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文化的教育和传承方面也对教师提出了新要求,即要全面提升师资队伍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水平,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打造出一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骨干队伍。这就对高校思政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 老师的知识与能力有了提升,学生的教育工作将发展的更快。
高校思政教育者要不断研究,对自己的教育方法进行创新,从而更加有效的开展思政教育工作。不仅要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大学生思政教育理论课中,也要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在校生的实践活动中。可以开展理论学习研讨、社会实践、专家讲座、文艺活动、参观博物馆等活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拓展大学生素质与修养的重要内容。
4、加强大众传媒作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众传媒正以其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对大学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深在校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识。[6]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媒体方法开展工作,比如组织学生观看与中国传统文化影视作品,这样能够直观的提高大学生自身的文化内涵。也可以开设思想教育网站,借助网络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也可以在大学生常用的软件,比如微博、微信、QQ中建立公众账号,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用文字、图像、声音等形式传递给学生,让在校生用简便、贴近生活的方式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以提高在校学生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动性,自觉地学习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巨大。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能够教会我们如何为人处世,建立正确的道德思想观念。作为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我们有义务对我国的当代大学生进行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其健康成长,更好的发展,也让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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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跨越式快速增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国际政治形势论文,供大家参考。
2016年,在世界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西亚北非动荡和日本核事故两大热点问题对世界能源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西亚北非局势影响地区能源生产和运输安全,导致国际油价波动,对能源消费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日本核事故沉重打击了全球核能产业,对世界各国的核电政策造成不同程度影响。从长期看,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不可撼动,石油价格仍面临上涨压力,并因此为天然气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核能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但重拾发展信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相关国家针对南海、北极等潜在能源重要产地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
中国能源安全和产业发展也受到上述热点问题困扰。中国严重依赖西亚北非地区的能源供应,动荡引发的油价高涨也使中国面临更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中国尽管未放弃核能发展,但明显放缓了步伐。
一、当前世界能源的总体状况
能源一直是关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议题。当前,能源消费继续强劲增长,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化石能源在世界能源总体消费中占据主体地位。目前,世界大部分能源仍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其他能源尤其是新能源发展迅速,但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尚需时日。国际油价难以回到低位,价格波动对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都造成严峻挑战。
1、能源供需关系总体紧张
进入21世纪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能源供应趋紧。在这期间,尽管在世界范围内石油供需总体上保持平衡,供略大于求,但这一平衡十分脆弱。往往由于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局部战争、社会动乱、恐怖活动等原因,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某些季节或某一时间段、某些石油品种出现断档,致使某些国家和地区不时发生油荒、电荒等能源供应紧张局面。
总体看,能源生产能力增长缓慢,能源消费需求却快速上升。近2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新发现的油田越来越少,特别是特大油田。世界现有的四个超级油田中,墨西哥的坎塔雷尔、科威特的布尔干、中国的大庆油田产量早已开始下降,只有沙特阿拉伯的加瓦尔油田还保持高产。未来,俄罗斯位于西西伯利亚的重要油气田的产量也会下滑,除了要在传统的产能地区西西伯利亚发掘新产量,还需要开发基础设施落后的东西伯利亚地区甚至北极地区。俄罗斯能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开发投入,仍面临不确定因素。俄罗斯石油生产高峰时期,每天可达到1050万桶,但到2035年,日产量会下滑到970万桶。其他一些国家尽管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出于各种考虑限制开采。例如,美国在阿拉斯加北部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但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就地储备石油,长期限制开采。
随着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迅速增长,石油需求和消费量不断上升,上升幅度超过了产量的增长。尽管2016年经济危机爆发使石油需求自198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但2016年,石油消费再次转降为升。可见,石油供应的宽松是暂时的,供应紧张才是常态。
全面提速——
能源结构走向多元化
在当前国际金融风暴肆虐下,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外部需求大幅下降。这直接催生出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与管理体制上的新变化。
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核电首当其冲。2016年11月21日,中国第9座核电站——福建福清核电站一期工程开工;12月16日,总投资近700亿元的广东阳江核电站正式动工建设;12月26日,总投资260亿元的秦山核电站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项目开工。
至此,世界上最大的核电规划正在中国渐次展开。据了解,我国2020年前将在核电方面投下4000亿元左右的资金。
其次,2016年12月15日,总投资近400亿元的"宁东大型煤电化基地"正式启动,意味着煤炭资源整合的"前奏"响起。
第三,甘肃河西走廊、苏北沿海和内蒙古等地正在规划建设几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目前,甘肃酒泉地区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已全面启动。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中国围绕油气领域的对外合作进展不断加快:中国到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管道开通;中俄之间也确定将修建从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往中国的油气管道。
据透露,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已得到国家核准,不日将全面实施。这一总投资达930亿元的庞大工程,将与中亚天然气管道相连,是中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的大型管道工程,仅钢材就要400万吨,如考虑到沿线城市内管线改造与建设,共能拉动投资3000亿元。同时,库容达2680万立方米的石油储备二期工程也已规划完毕,成都千万吨级炼油厂不日也将开工建设。
张国宝表示,这些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实际举措,也说明中国的能源战略正在一步步实现。我们要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力度,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大能源企业的整合重组,建设现代、高效、稳定的能源工业体系。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表示,当前形势为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创造了一个好时机,将来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应该走多元化的道路。
节能降耗——
开源节流是治本之举
1月13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37、59美元。有人担心,低油价可能致使对新能源的投资放缓。
能源专家指出,不可再生能源的属性决定廉价时代将一去不返,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势在必行。
专家表示,对于中国这个耗能大国和人均资源小国来说,开源不节流,多元化的能源战略从长远来看也只是治标之举。能源危机、气候危机,21世纪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世界社会和经济的两大事件,让世界各国幡然醒悟,解决能源问题和气候问题,治本之策还在于节能降耗。
据估计,中国节能的潜力有60%在工业部门。中国石油利用的经济效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用油设备的效率也低于国外,节油潜力很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力在能源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据了解,2016年,国家将继续对传统煤电项目实施"上大压小",计划关停小火电机组1300万千瓦。相关数据显示,到2016年10月,小火电机组累计关停3210万千瓦,已实现"十一五"规划近2/3的目标。
深刻把握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新形势
能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目前国际能源格局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现有的能源生产消费格局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区域变化。从消费上看,能源消费重心正在从西方发达国家向亚太地区转移,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从生产上看,能源生产日益多元化,虽然欧佩克仍掌握着全球石油供给的主动权,但北海、非洲和墨西哥湾的石油勘探和开发也在加速进行中。即便如此,事实和研究结果仍表明国际石油生产的峰值时刻即将来临。
另一方面,新能源开发已展露黎明前的曙光,能源供给结构即将进入下一个能源替代的发展周期。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油砂、重油、煤层气、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油气资源,风能、太阳能、氢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等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前一个变化来源于国际范围内区域经济增长中心的转移,而后一个变化则来源于现有主导能源供给保障程度的下降和环境保护的压力。
这样一种能源格局的变化导致各国在世界范围内对能源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同时也加快了能源领域的技术开发步伐。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能源需求进入高增长时期,而中国的能源供给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不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根据Bp公司的能源统计数据,与世界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重较世界平均水平高出41、1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较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15、4和20、1个百分点。由于国内优质能源石油、天然气的供给保障能力低,目前我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已经接近50%。同时,能源消费(主要是煤炭)是导致中国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空气中约70%的二氧化碳排放、90%的二氧化硫排放和67%的氮氧化物排放来自于燃煤。几乎所有的烟尘排放也来源于此,占到总悬浮颗粒无污染(TSp)的一半以上。
这种相对落后的能源消费结构、高度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和能源消费的高污染,不但导致我国资产价值体系溃损,生产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等一系列严重问题,而且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遇到更大的压力,长期来看,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会产生制约作用。因此,千方百计解决国家能源安全这一具有长期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显得尤为紧迫。
在国际能源市场和国家能源供应保障体系中,能源企业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能源企业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格局变化的历史性机遇,不但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而且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起着重要的影响。以Bp、埃克森、壳牌等为代表的国际大石油公司凭借着资源、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不但在过去的近百年中主导着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而且近年来加快了进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步伐。
中国能源企业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在资源获取、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与上述大公司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如果再将企业资源投入新能源的开发有可能会更加力不从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格局的变化对于中国能源企业而言不仅仅是风险,更潜伏着巨大机遇。庞大的国内需求为企业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提高管理能力和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空间,新能源的开发缩小了国内能源企业与国际大公司的差距,因为这一领域处于起步阶段,技术水平差距相对较小,为我国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转被动为主动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时刻,被动应对只能意味着放弃发展的主动权,成为跨国能源公司的附庸甚至被淘汰出局,国家的能源安全无从谈起,经济命脉也将落入他人之手。反过来,主动应对则意味着在竞争中牢牢把握发展的机遇,将企业的竞争力建立在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上,这样的竞争力才是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能否主动、敏锐而准确地判断形势,进而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是抓住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作为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国家石油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提出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正是对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要求的积极回应。这一战略决策提高了企业关注世界能源发展趋势,顺应全球石油石化行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能力,有助于企业实现从传统石油公司向面向未来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能源公司转变,有助于为更好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一战略的巨大意义更具体地体现为:
首先,有利于提高中国石油集团的国际竞争力。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包含传统能源的支撑,能源供给结构变化,提高能源开发利用效率,供应能力的价值链开发,能源开发利用全球化和经营管理国际化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这一战略以技术进步、管理能力的提高和价值链的构造为手段,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有助于中国石油集团克服劣势,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竞争。
其次,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提升。能源是企业最基本的投入品,一个清洁、高效、低成本的能源供应体系,有助于中国企业降低提供物品和劳务的成本,这在竞争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对于企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石油集团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思路,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最后,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体现在有足够的能源可以利用,另一方面体现在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思路,有利于中国石油集团更好地参与传统能源资源和市场的竞争,也有利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提高能源长期供给结构的弹性。同时,能源的高效清洁利用和新能源的开发,有助于降低由于能源利用带来的环境污染,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
摘要:“一带一路”是党中央总揽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正式发布,获得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宣讲“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和路线图。“一带一路”的立体布局日趋清晰,同沿线国家发展规划的对接不断取得进展,特别是我国分别同俄罗斯、欧洲签署了发展规划对接的联合声明,使“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两个方向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一带一路”也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战略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作为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自贸区应抓住机遇,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在各个层面的经济合作。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重点。
正文:一、“一带一路”概念由来
2013年9月7日,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同年10月,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3月,主席在访问欧洲时表示,要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重大洲际合作倡议结合起来,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2014年5月21日,在亚信峰会上做主旨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2014年11月8日举行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主席强调,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
二、 “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这一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1、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需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投资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2014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一带一路”建设恰好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2、顺应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变的需要
中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可以说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面转型升级的重任。长期建设形成的一些产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却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难题。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就顺应了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1]
3、推动多边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将是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中日韩自贸区等国际合作的整合升级,也是我国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推进多边跨境贸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各种机遇
1、产业创新带来的机遇。
产业创新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等带来的红利。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一些优质过剩产业将会转移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因为市场供求变化,一些过剩的产业,也许在其他国家能恰好被合理估值;在国内,因为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使一些产业、产品失去了价格竞争力,也许在其他国家,较低的要素成本会使这些产业重现生机。在国内,因为产品出口一些发达国家受限而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也许在其他国家就能绕开这些壁垒,等等。此外,由于产业转移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更是机遇无限,比如技术改造、研发投入、品牌树造等等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无限机遇。
2、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流,巨量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我们已经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但这也只能解决部分资金问题,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一定会进行各种金融创新,包括发行各种类型的证券、设立各种类型的基金和创新金融机制等等,这其间的红利和机遇之多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3、区域创新带来的机遇
“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性区域经济的范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将引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创新,这包括区域发展模式、区域产业战略选择、区域经济的技术路径、区域间的合作方式等等,这其间的每个创新都蕴涵着无限的机遇。
结语:“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有机遇也充满了挑战,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并未雨绸缪。首先,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贫穷国家的资源开采项目上。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外资流入,对外投资也被引导到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的更为引人瞩目的项目上。五六年前,中国“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围绕着大宗商品,现在开始在一些实行竞标机制的国家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我们知道沿“带”沿“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投资,但由于其中一些国家政局并不是十分稳定,不同党派之间的理念差别很大,一旦一个党派下台,就会改变过去的对外政策,这必将给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带来巨大风险。因此,我们在具体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环境等进行仔细研究,在投资之前做好风险应对的预案,将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任何创新其实都会有潜在的风险,尤其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创新蕴含的乘数式风险,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 最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得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我们要看到,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大有可为。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需求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有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
参考文献:
[1] 剧锦文 经济日报[N]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5/4/2 第13版
[2] 王义桅 “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M] 人民出版社2015
[3] 冯并著 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M] 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看了“2017国际政治形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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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安全是当前和今后长时期内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心。当前中国海洋安全形势严峻,面临着海岛归属、海域划界争议、海洋资源争端、海上通道安全、台湾问题等一系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挑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海洋安全形势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挑战来自海洋,中国在以后的发展战略中必须将海洋利益放在关键的地位,只有当中国能够捍卫自己的海洋权益,威行海上,周边各国无一敢窥私,中国海上安全才能有保障,中国的周边安全才能有保障。
当今中国周边冲突最为激烈的一在钓鱼岛,二在南海。日本人最近在嚣张的上演全民出钱购买钓鱼岛的丑剧,而菲律宾则在自认为有美国撑腰的纸老虎皮下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叫板。二者都属于中国海洋利益,涉及主权问题,不容有一点闪失。当今中国所受威胁最大的也来自海洋:中国海洋开发能力不足,海军力量薄弱,美国拥有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强大海上力量,在海上对中国制造岛链封锁,限制中国海军发展。可以说海洋是中国的软肋之一,中国当前安全形势最大的挑战就在海洋,只有当海洋安全真正有了保障,中国的安全才能有保障。
中国当前海洋困境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海洋困境有其及深远的历史原因。而这种历史的惯性一直困扰中国人到现在。
中国是大河文明孕育的国家,与希腊截然相反。虽然创造了诸如郑和下西洋等史诗般的历史事件,但其不过是大河文明的补充物。自从秦始皇一统六国,亲海的齐楚灭亡,内陆的秦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奠定起中国两千年政治基础,也标志着中国大河文明对海洋文明的胜利。大河文明在经济上表现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封闭式的经济形态决定了中国封闭式的上层建筑,因此在政治上表现为中央集权,在文化上表现为文化思想专制、轻视个人特性,在军事则因为来自海上威胁较少,海军力量基本没有,而且自给自足的经济、崇尚礼教秩序的儒学还造成了中华民族求安逸,求和平,麻木忍让,惧怕冒险,固步自守的民族心态。这些也是近代中国无法赶上世界潮流的关键原因。反观希腊,先天不足的土地资源与周边广阔的海洋孕育了其灿烂的海洋文明。在经济上表现为发达的海上贸易,这种外向扩张型的商业经济孕育了其开放性的上层建筑,在政治上表现为民主,在文化上表现为自由开放,在军事上则因四面环海,海上威胁严重,海军力量强势,这些也形成了希腊人开放自由、乐于冒险、崇尚个人力量、视野开阔的民族特性。虽然也许其还局限在奴隶制度之内,但其精神却和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在这种文化惯性的影响之下,即使中国很长时间内海洋技术世界领先,但终归只能在小农经济范围内搞些宣扬国威、朝贡贸易的事,而无法创造像西方的伟大发现与进步。虽然南宋海洋商业极度繁盛,但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下却无法找到持久的经济动力,也造成了统治者对外界的恐慌。当封建主义在中国衰落,这种恐慌便会加重,于是便形成了明清的闭关自守。中国抛弃了海洋,海洋便抛弃了中国。
当明朝政府在将所谓的“海盗”王直处以极刑时,葡萄牙、西班牙政府正在鼓励海盗们向外扩张、追求财富;当中国还在用指南针看看风水、用火药放放鞭炮,西方正在用指南针在海上驰骋,用枪炮将一个又一个地方变成其殖民地;当中国还沉浸在小农经济的物产丰盈假象之中,西方已经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掠夺,建立起殖民体系。古罗马的战略家早就说过:谁控制了海洋就控制了世界。这在近代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而中国,这个抛弃海洋的民族,却只能在近代沦落到世界的末尾。
而近代当西方的枪炮从海上打来,中国真的开始清醒面对海洋了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等无一不以失败告终。西方科技、西方自由思想、西方开放性文化、西方民主政体等均是海洋文明的产物。而缺乏海洋基因的中国,在五千年大河文明的强大惯性下,无法在短短100年实现面对海洋的坦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妄图在封建集权之内开始,辛亥革命只形式上改变了制度,却远远没有触及封建势力的核心,而国民大革命更是在内部人员绞杀下失败,保守力量远比想象的要可怕。而最终社会主义在中国成功,而不是在中国奋斗了近百年的标榜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中国集权、封闭、蔑视个体的文化惯性对民主自由的抗拒,而社会主义则以其集体主义与专政体制迎合了中国的传统。
经历近代的战火,中国并没有意识到海洋的战略地位。这很大程度上由于冷战时期中国与外界的隔绝降低了对海洋战略的经济需求。按理当时海洋战略的军事需求应该是很强的,尤其面对台湾、面对美国的海上力量,但是相对较少的海上冲突却降低这种需要,再经历过“”的冲击,中国海军发展并不见迅速,海洋开发能力并不见显著提高,并且与西方国家差距拉大。如果有强烈的海洋意识与海洋战略眼光的话,海军应当放在军事发展的首位。但很遗憾,重陆轻海的思想一直没有改变,虽然建国后海军基础建立,但海军的发展并不能人满意。甚至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到1999年前,中国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海军上军费投入不多,中国海军基本没太大发展,基本处于设备维护状态,与发达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从此可见中国对海洋利益的轻视,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海权的重要性,中国依然是一个陆权国家,海洋意识薄弱。直到99年后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中国才如梦初醒,开始加大军费投入,海军这时才进入历史性的发展时期。如果中国能够早点重视起来,中国的海军必然已是另一番模样,还哪里容得小小越南、菲律宾在这里嚣张?
中国领导层一直缺乏强烈的海洋意识。比如南海白龙尾岛历来是中国领土。49年国民党败退之时,有残军退守于此岛,1955年解放军解放该岛,1957年为了支持越南反法战争,将该岛借于越南使用。—谁知这一借,就成了刘备借荆州。70年代后,越南以该岛位于108°03’13”以西、以及为越南实际控制为由,宣称其为越南领土。最后中越在北部湾划界谈判中,竟然将该岛划归越南,原因是这一方面是因为越南实际统治这个岛已愈30年,上面居民全部是越南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换取越南在其他方面的妥协。我想这真是让人无话可说,目测中国并不拿一个小岛当回事,是随便出租,租出去又不想花心思要回来,最后白白将岛拱手相让。这算什么呢?还有1994年<<联合国海洋公约>>颁布,中国甚至不加思索的便在公约上签了字,从此潘多拉的盒子打开,越南等国依仗着联合国海洋公约开始争夺南海,争夺所谓的专属经济区。而中国呢,一方面批准了海洋公约,一方面又坚持着自己的南海主权,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行为真是让人无话可说。而美国,这个传统海权国家,在联合国海洋公约法上则表现了十分谨慎的态度。至今国内仍在争论着联合国海洋公约对美国海洋利益是利大还是弊大的问题,国会至今也没有批准公约。从此可见,美国人的海洋意识是相当强烈的,反观中国,海洋意识则弱得多。记得我们小时候记得滚瓜烂熟的中国领土960万平方公里,这其实并不包括海洋领土啊,我们完全没有海洋领土的意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领土被我们漠然忽视,这种从小开始的领土教育真的是很让人担忧。
前面说过,中华民族本身就是轻视海洋的,相比与部分中央高层的薄弱海洋意识,普通民众对海权的漠视则更为可怕。中国很少有人知道中韩之间在东海还存在着苏岩礁之争,好好的没有争议的中国领土突然间就被韩国搞过去了,韩国在上面大兴土木,中国一句“不承认”了事。而中国民众对此很少知情。对于钓鱼岛问题,中国民众也只是不痛不痒的发泄点不满,很少有什么实际行动,一个保钓联合会实在影响力有限。对于南海,如果不是近期菲律宾自以为是的对峙行为,中国民众也很难去主动关注南海问题。甚至不知道南海岛屿已被蚕食大半,而且还经常在网上看到各种言论说“中国是不是太霸道了,把九段线都划到人家门口去了”。从此可见普通民众对南海问题并不了解,对中国海洋利益缺乏必要认识。
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薄弱是中国海洋安全的重要隐患。即使海军力量再强大,没有强烈的海洋意识也是没有用的。当然话说回来,没有强烈海权意识的民族,又如何能有强烈的欲望拥有强大的海军呢?所以我认为要想保障中华民族的周边安全与稳定,首要维护我海洋安全,欲维护我海权,必须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而在实现军事目标之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培养全民的海洋意识,通过从小的教育让整个民族树立起强烈的海权观,尤其对南海、东海等主权问题要深入透彻的教育,而不是浅尝辄止。除此之外,海洋科学与海洋技术的发展是我壮大海军力量、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对海洋没有了解,如何打造一流的海军?没有对南海的了解,你又如何说南海是中国的领土?然而当前我国海洋探测等技术与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各大院校开设的海洋专业很不够,人才培养不到位。而且中国大河文明下集权化集体化的科研形式对海洋科学研究很不利。《阿凡达》导演卡梅隆靠着自己几个人小公司研制的潜水器冒着巨大风险下潜10898米,而中国以国家名义搞的蛟龙号也就深潜7000米。其实我们在这里依然看到了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巨大差异。中国的政治文化体制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依然是集体主义式集权,而西方则更看重个体创造性,乐于冒险。这种体制正在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形成阻碍,虽然中央一直在喊政治变革,但无疑难度很大,可是不变是不可能的,历史人民不会答应,可以期待,未来不远的中国,中国将会迎来重大的变革。变革之时,也将是中国海权奠定之日!
当全民海洋意识逐渐强烈,海洋开发能力不断增强,中国海军力量自然会显著提升。只要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一切都将不在话下。当然要达到这一程度,还需时日。但现在对付一个菲律宾还是绰绰有余。个人认为虽然说现在南海问题已经逐渐国际化,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博弈。但中菲对峙事件中美国的含糊中立、东南亚各国的默无声息也反映出其纸老虎的本质,在南海问题上显得底气不足,并不敢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正面冲突。邓小平说“主权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当然这句话额的背后需要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撑。中国有实力,也应当有自信来强硬的喊出:南海问题没有谈判余地。当然外交政治手段还要使一使,一旦不行,立刻一战。中菲战争一旦开始,美国为了自己利益必然不会正面卷入战火,越南等国也不敢为协助菲律宾正面向中国宣战,菲律宾军事与经济实力均无法与中国抗衡,中国可以迅速结束战争,甚至趁机取得整个南海控制权。这之后就交给外交政治家处理了。只希望不要再像以往一样将战胜所得领土拱手相让。与此类似,钓鱼岛等问题可以一样解决。最重要的是中国在主权问题上不能丝毫让步,且必须拿出实际行动。该战即战,不应有所顾忌。
当前南海问题解决的好与不好必然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对日后中国周边形势走向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希望国家能妥善应付。
中国的社会依然在转型期。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真正走向海洋的开始,是海军走向世界舞台的开始,是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开始。而到现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海洋安全形势,面对越来越迫切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发展需要,面对国内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呼声,中国正处于关节点。中国还要像海洋深处进发,树立其更强烈的海洋意识,拥抱海洋,唯有如此中国海军才有冲破岛链走向深蓝的可能,中国的海上安全才能得到真正保障。
当今世界,海洋已经成为各国联系的纽带,是友好交往和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舞台,同时也是重要的利益交织点,海洋安全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突出焦点。 受当今时代潮流、世界力量消长、大国战略调整等全球因素影响,我国面临着较为复杂的海洋安全形势,如何构建有效的海洋安全体系,确保我国海洋安全,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海洋利益持续拓展期、国际海洋秩序深入发展期和海洋利益磨合期“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妥善处理海洋问题关系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战略机遇期,任务艰巨,使命重大。
我国在海洋上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包括南海的120多万平方公里。除了在北部湾南口和越南达成协定,解决了北部湾的划界。在海洋上,从北到南,从黄海、东海到南海,我国目前在海洋上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具体有:第一,海域被瓜分。传统的海域,比如黄海,我们传统渔场被瓜分。第二,岛礁被占领。如南海的岛礁被占领。比如东海的苏岩礁,南海则更多。第三,资源被掠夺。特别是南海地区,1986年后越南凭借从南海攫取的油气资源一举成为石油出口国。包括现在的钓鱼岛争端也是如此,据探测,由于钓鱼岛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且是良好渔场,所以背后包含着资源的掠夺。第四,安全受到了威胁。周边国家从海洋挤压中国,包括调整军事部署和把先进作战兵器投放到我国对面,比如在关岛和冲绳岛。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近海海上安全形势严峻,海洋安全对国家的影响会越来越来大,尤其对国家的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的影响越来越深。过去这几年在海洋方面,我国无论是南海和东海的近海海上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和复杂。“只能说我们是海洋大国,而不是海洋强国”,报告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这也说明我国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
报告“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章节提出,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不断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首度将海洋安全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层级。
对于我国近海安全形势,也有专家称我国近海安全形势严峻,增海洋话语权需先布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副院长王逸舟认为,要增加中国在海洋问题上的话语权,软实力就是要主动规划、谋略和设计,要有先手布局。当然软实力布局还应有硬实力做后盾,与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匹配,应该清晰的力行国家海洋战略和力量建设。近年来,中国海监频繁出海护渔和维权、中国海军亚丁湾定期护航,以及中国第一艘航母入列,深海载入技术不断突破,令国人在自豪的同时也多了一份安心。
在海洋安全形式的问题上,解放军代表也声称:军队应该担负起保卫的职责,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主权、领土完整,以便更好地保障我国各方面的和平发展。
看了“2017中国海洋安全形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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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事政治主要是指国内国外当前发生的热点性的、且非常有意义的新闻内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时事政治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和谐社会的话题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尽管人们对贫富差距所引发的关于效率与公平、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乃至贫富分化的合理性等问题仍有异议,但在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以及不同收入群体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在缩减贫富差距、均衡利益差别等问题上,已民心所向、势在必行。因此,应该从造成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和原因着手,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引导社会走向稳定,走向和谐。
关键词:
贫富差距 利益不均 差距 公平 和谐
三、我国目前贫富分化现状
1、比基尼系数
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究竟是否合理?对此,应当用多个标准综合来衡量,其中基尼系数属于综合性的指标。
自90年代深化改革阶段以来,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有研究表明,表征这一分化程度之一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0.3~0.4),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0.4577。到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45。这一数值比1983年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高出16个百分点,比1988年的估计之高出7个百分点。全国的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不断上升。 根据大多数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458以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0.49以上。即便是按0.458来算,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2、城乡分化
我国工业布局及社区建设,自1949年以来,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再分配格局中,以牺牲农业及农村发展为积累,使得持续发展的社区资源集中于城市,并形成了较大的城乡发展差距及较尖锐的城乡发展矛盾。另一方面,即使在城市社区,于资源配置上,也处于功能单一及权力分配的分割状态,从而使得城市发展亦出现了不平等格局:一是资源优势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且为边界封闭、简单消费的城市社区功能形态;二是其他中、小城市仅是服务于这几个大城市的单一功能单位--被中央计划指令性地要求向这几个大城市低价、甚至无偿地或提供某些稀缺资源,或供应某些特色商品,或输送大城市发展急需的掌握一技之长者,而他们自身的城市化发展则被置于准计划甚至计划外(所谓"自己找米下锅")的分配及发展状态下,且受制于中央计划中所谓一个个“五年计划"的政策规定。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来看,如果扣除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也计算进来,那么中国的城乡差距实际已经达到了5:1或者是6:1。这个数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
3、行业差距
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中国现在行业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北京市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1年全市86个大类行业中,最高工资行业与最低工资行业相差6.6倍,二者间的差距比2000年加大了1.9倍。
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有全部收入的51%以上,而20%低收入户只占4%左右。从主观感受方面来看,多数社会成员已认为贫富差距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首先,近年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有关,也与大量侵吞公有财产有关。而经济的“外向化”程度越高,从事这种违规致富行为的人就越大胆越方便,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推行所谓的走出去战略而让私人以私营公司名义用国家资金在国外注册企业,这极大地方便了许多见利忘义之徒侵吞国有财产——在国外注册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国家在自己注册企业中所拥有的财产,而中国政府甚至连向外国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
其次,为刺激出口所实行的不惜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税给予的暴富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单据以骗取出口退税本身成了某些“模范外向型地区”的一大赚钱机会。
再次,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也是当今贫富分化如此严重的一个原因。按照这种政策,为加工后出口的产品生产所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都免征关税和增值税,甚至还可以享受其它的政策优惠。这样一种政策鼓励了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切断与其国内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者的联系,它虽然有利于广东等少数沿海地区发展加工出口经济,却使广东的出口产业发展不再能带动内地的相关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由此而加剧了直接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和地区与其它行业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使广东的富裕与全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关联。
最后,“鲶鱼效应”的观念加剧了贫富分化。这种观念认为,进口的压力会使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活得更好,就象在长途贩运的活鱼中放入吃鱼的鲶鱼会激活贩运的鱼那样。而近几年的许多政策都是按照这种思路设计的。实际上即便是那些在开放进口的压力下生存下来的企业和个人,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福利也往往会大幅度下降,这会使贫者进一步贫穷,从而加大社会中的贫富分化。
五、缩小贫富差距,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现象,社会、企业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但是,随之而来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利益分配不能很好地进行调整,使分配严重不公,直接导致贫富悬殊直线拉大。一部分人收入越来越低,而另一部分人,也就是所说的“金字塔塔尖上的人”收入越来越高。更为可怕的是,个别在“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富裕起来的,而是通过一些不正当、不公平的手段实现了富裕的目的。这就让大多数人对一些“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那么信服。另外, 社会财富增加到了少部分人手中,改革的成果不能使大多数享受到,而且使大多数人相对贫困,这就违背了改革所要达到
的目的。如果这种贫富悬殊继续下去,如果相对贫困人口继续增加,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最终会引起社会动荡。
贫富差距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造成了十分有害的负面影响。党和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郑重承诺是“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明确宣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惠及十几亿人口”。鉴于此,我们不应回避贫富差距问题,更不能有意掩饰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只有正视这一问题,才谈得上全力以赴地解决这一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和谐社会的含义无疑是相当广泛的。建立和谐社会,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六、如何缩减贫富差距
在社会贫富分化亟待解决的情况下,在构建和谐社会理念已近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太大的问题就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从问题的发因着手。
第一,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不轻的。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另外,在个人收入所得税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还未形成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政府必须加大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同时考虑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和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还有就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正当手段富裕起来的,但是,也确实有个别人富裕的并不那么阳光。特别是一些人在淘“第一桶金”时,出现的问题较多。有人提出了不追究这批人的“原罪”的观点。其实,关键是看有没有罪,如果有罪,为何不追究,不追究就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公,对全体人民的犯罪。
第二,是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最后,加强公款消费的查处力度。一些暴富者是公款催生的,是公款消费推动的,中国的政府官员到外国去吃不饱肚子决不是一句笑话,剖析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在国内吃得太饱,以至于撑大了肚皮。必须对公款消费以及借公款消费之名为自己谋私利的行为进行打击和制约朝鲜问题是当今世界备受关注的国际问题之一,然而从根本上言,朝鲜半岛问题一方面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最终实现半岛统一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利用什么样的机制维护现实中半岛的和平、稳定局势的问题。
建立平衡,目的在“和”;打破平衡,本意为“战”。眼下的朝鲜半岛,各方都想“和”而不想“战”,所以谋求战略平衡是必然之举。
纵观各方战略博弈,有三种平衡关系至关重要,并且牵动全局。这就是中俄美关系、朝美关系和朝韩关系。“三个平衡”相对独立,相互影响,共同调节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走向。
第一个平衡:中俄美关系。这三个国家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但又都与朝核问题密切相关。朝鲜作为一个偏于一隅的小国,倘若没有把这三个大国搅和其间,也不可能闹出太大动静。所以说,朝鲜是站在大国的“肩膀上”,创造了小国玩转“大外交”的局面。然而,中俄美的平衡关系,却又是朝鲜“以小博大”的前提条件,如果这种平衡关系被打破,朝鲜也就失去了博弈的基础。试想,中俄美若是“一边倒”,朝鲜还能撑几天?反之,这三个大国若是“分庭抗礼”,朝鲜半岛也决无和平可言。正是因为中俄与美国保持了一种“合理距离”,朝鲜半岛才实现了战略平衡,才有可能在经历多次危机的险境中,避免了新的战争发生。 第二个平衡:朝美关系。朝鲜和美国既是对手,也是“欢喜冤家”,更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方。没有美国的威胁和打压,朝鲜不至于饿着肚子搞核武,此乃因果关系。美国需要保留朝鲜这样一个对手,以获得长期在东北亚保持军事存在的理由,但又不允许朝鲜对自己及其盟友造成重大威胁特别是核威胁,这是一种相互背离的矛盾关系。正因如此,朝美双方都希冀建立于己有利的战略平衡。朝鲜指望以核武为筹码,既能自保,也能换取美国的安全承诺,甚至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则意在剥夺朝鲜的核能力,使其重新成为处在弱势地位的对手,所以既不能和朝鲜走的太近,也要防止朝鲜把自己拖入一场新的战争。于是,朝美双方依托“六方会谈”,明争暗斗,讨价还价,甚至不惜各出难题,让“会谈”几度功败垂成。朝鲜和美国这种相战不易,相和更难的较量,正是朝核问题成为“死结”的根本原因。
第三个平衡:朝韩关系。朝鲜和韩国,虽是同一民族的两个国家,但彼此都有一统半岛的欲望,背后也不乏大国支持。北方统一南方已成历史,南方统一北方也谈何容易,双方即便宿愿难改,毕竟要面对现实。朝鲜敢战,却并无胜算,韩国惧战,但也有破釜沉舟的准备。从实际情况看,南北双方都不想再次陷入战火之中,表面上剑拔弩张,每到关键时刻却总能化险为夷。这不是偶然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双方的战略使然,在统一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朝鲜和韩国都乐于维系现在这种“对峙平衡”。朝鲜发展核武,是要弥补常规武器方面的劣势,而韩国坚决要求朝鲜弃核,目的也在于恢复以往的“军事平衡”。尽管如此,只要朝韩双方都不动手,朝鲜半岛就会依然保持危机频仍,但战事可休的局面。
就目前形势而言,以上“三个平衡”,第一个相对稳定,第二个正在发展,第三个在向稳定方面转化。近期盛传朝鲜要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与此同时美国也宣称要和朝鲜直接对话,无论其前景如何,都是朝美之间的较劲,双方都在继续寻找新的“平衡点”。朝美两国肯定要接近,舍此不足以解决朝鲜的安全顾虑,也很难让朝鲜重开谈判。但朝美也不可能走的太近,因为美国还需要保留这样一个对手,况且还有另外“两个平衡”的制约和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保持朝鲜半岛稳定及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这是多年来始终如一的立场,也完全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在建立半岛战略平衡关系方面,中国只可能在“第一个平衡”关系上发挥作用,对另两个平衡关系很难施加直接影响。笔者以为,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努力维护中俄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平衡关系,静观朝美和朝韩关系的发展。一旦后两个平衡关系难以建立,或者横生枝节,还是要通过中俄美的共同介入来解决问题,中国应当有这样的耐心。
随着新课标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德育教育引起了学校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高中阶段的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未定型的阶段,通过政治教学,是对想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式和手段,而政治教学效果好坏直接影响学生观念的形成。在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时事政治,让学生掌握与时俱进的思想和政治觉悟。
1.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作用
1.1 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围绕课本进行教学,导致教学内容非常单一和有限,学生掌握的知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时事政治是同时期内发生的政治事件,可以一定程度上反应当前国家和国际的局势。教师在政治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时事政治,有效使学生的政治学习脱离了课本,是学生课本知识学习的一种延伸,使政治教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因此学生也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可以将高中难以理解的政治内容和学生的实际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提高政治教学的实效性。
1.2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现代社会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仅仅掌握政治教材中的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这对学生能力的提高以及政治觉悟的提高都没有帮助。而将时事政治应用到政治教学过程中,将现阶段发生在国家和国际的重大政治事件贯穿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应用所掌握的知识对时事政治进行分析和理解,可以不断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从而更好的实现教学目标[1]。当教师融入时事政治的时候,还能够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的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从而扩展学生的思维,大大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2.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措施
2.1 转变教学观念,促进学生主动学习。随着新课标的改革,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而教师应该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而非主体作用。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依然充当课程的主人,发挥主体作用,导致学生对知识的学习都是被动接受的,从而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转变教学观念,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在教学过程中,为了体现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教师可以将时事政治融入到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对时事政治进行分析和理解,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2]。通过时事政治的使用,教师在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社会,加强政治教学和实际生活的联系,让学生主动的获取身边的时事政治,并且对身边的政治事件进行分析。教师在组织学生对时事政治进行分析的时候,可以采用探讨学习法、小组合作学习法、辩论法等方式进行教学,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2.2 提高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学习积极性。高中政治教材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对于现代社会下学生的发展并不适应,另外,政治课本身比较枯燥和乏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难提高注意力进行学习。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联系学生实际,增加时事政治的学习,同时提高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认识到政治教育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现阶段社会上的热点以及难点贯穿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通过所学习的知识解决社会问题,充分利用时事政治的教学优势[3]。
教师可以采用多种不同形式的教学方式来提高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学习,例如可以学生通过自己的QQ群、微信和微博等形式获取时事政治,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收集到的时事政治话题展现在全班学生的面前,对于有争议的话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在思想政治的教学过程中,还应该注重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生动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真正学会采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2.3 把握好时事政治融入课堂的时机。高中政治的内容本身理论性非常强,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一直处于学习文字知识、死记硬背各种理论的状态,因此不仅取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久而久之学生也失去了学习政治的兴趣。而通过时事政治的融入就可以改变这一状况,但是在融入时事政治的过程中应该把握好时机。在高中政治课堂中,一节课的时间有限,主要内容还是应该以课本为主,因此教师可以在上课后的5-10分钟或者临下课的10分钟内融入时事政治,在上课后5-10分钟融入时事政治是为了引出本节课需要讲解的政治知识,临下课的10分钟内融入时事政治是让学生运用本节课所学习的知识对时事政治进行分析,是对本节课知识的总结和归纳,从而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
3.结语
在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为了有效的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积极在课堂过程中融入时事政治,发挥时事政治的优势,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掌握知识的实效性,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在合适的实际融入时事政治,从而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现阶段,对学生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十分重要。学生无论在初中阶段还是高中阶段都会接触到关于时事政治方面的教育,这不仅是考试对学生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校园之中了解更多国家发生的重要事件、实施的政策,以及颁布的法律法规,让学生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国家时事。因此,政治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把握好时事政治热点新闻,并教育学生在学习时事政治热点新闻时结合所学知识找到事件产生的政治学依据。
对学生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初中阶段在中考政治中要考查的是简单时事问题所发生的时间或事件等;二是高中阶段在高考中要考查的是时事政治热点所涉及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哲学中的道理与知识。因此,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学会使用时事素材、正确地运用时事素材等不同方面进行教育。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正确处理时事政治素材与教材素材
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之中应该正确地处理好时事政治素材与教材素材之间的关系,把握好二者之间存在的基本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教于学生。对于时事政治素材来说,它一般都是来源于教材之外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消息等,它与国家社会联系比较密切,能够反映当下国家社会所出现的重要问题与突出问题。而学生积极了解时事政治新闻,能够丰富自身的阅历,能够联系实际和运用所学的知识来分析解决时事政治问题。而且时事政治新闻不仅包括国内的一些新闻,同时还包括国外的一些时事政治新闻。因此,时事政治新闻更好地体现了政治学科的重要性。
相比之下,政治教材之中的一些时事观点是理论化的、固定化的,意在以教育学生学习国家重要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之中固定的理论知识为主。尤其是高中生在掌握教材中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加入时事政治新闻,能够有效地填补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帮助学生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因此,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把握好时事素材与教材素材之间的关系,帮助学生更好地提升“政治修养”。
二、正确选择、运用时事政治素材
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教育学生正确地选择和运用时事政治素材。在政治教材中,每一个政治热点新闻都能够找到与它所匹配的理论知识。但时事政治热点新闻与理论知识的匹配并不是单纯的、唯一的,可能存在很多的情况。
例如,一个理论知识只能解释一个时事政治新闻、一个理论知识可以解释多个时事政治新闻、多个理论知识只能解释一个时事政治新闻等。因此,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教育学生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并熟练地运用时事政治素材。
三、要注重时事政治素材内容新颖性
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素材的新颖性,因为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时事政治问题发生。又因为这一阶段的学生对新事物比较敏感。因此,教师在选择时事政治素材的过程中应该选取最新的、中学生感兴趣的时事素材,避免使用一些过时的时事素材来进行举例。教师用这种方式进行教学有利于使学生提升对政治学科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找到解题的例子与突破点。所以,无论是对初中生还是高中生,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运用新颖的时事政治教育内容对学生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四、要关注利用时事热点
对于国家时事政治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强的时效性,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该让学生了解最新的时事政治大事,了解最新的时事政治素材,即便有些时事政治素材与当前教学内容无关。这便要求教师在教育学生时应该教会学生进行仔细的分析,使学生在关注时事素材的同时教会学生如何利用时事政治素材。把时事政治素材作为政治课的补充,引导学生利用时事政治素材学好政治学科,发挥出时事政治素材的优势,为丰富政治课堂打下坚实的基础,让学生找到学习政治的乐趣。
综上所述,时事政治素材对学生来说十分重要,在一些升学考试之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在这些考试之中有很多题需要结合时事政治素材来进行解决,因此,将时事政治新闻引入政治教学课堂,并在政治课堂中进行应用,可以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国家现阶段的一些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为学生了解国家、社会提供方便。因此,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之中应该善于引导,从学生的学习特点出发,让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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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政治小论文,是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地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好方法,也是对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政治小论文中国梦,供大家参考。
撰写政治小论文的特点和要求
1.特点:
第一,“新”。“新”有三层意思。一是立意要新。就是说文章要抓住现实生活中的新事物,议论富有时代气息的新课题。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二是见解要新。文章论述的角度要新,不落俗套,不照搬他人说法,防止“老生常谈”式的做法,力求以自己的独特见解给人以新启示。三是取材要新。文章所用的材料要从新近发生的各种社会现象中选取,特别是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热门话题,或能引发人们思考、但又不易并人们关注的给人以启迪的新材料。
第二,“精”。“精”有两层含义:一指选材要精。观点与材料统一,是写好一篇小论文的最基本要求。首先,所选用的材料要紧扣文章的观点,要反复推敲锤炼,力求精益求精;其次,材料要有典型代表性,选取那些能够深刻揭示事物本质,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充分说服力的典型生动材料,选取那些能及时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材料,这样才能深刻论证中心论点。二指文章要精。小论文力求精辟生动,论理透彻周密,把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增加小论文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第三,“小”。“小”的含义有三层:一指小论文文章要短小精悍,一事一议,事理交融,文中的每一句话,都要向主题聚焦,不能东拉西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二指文章题目要尽量选得小,论述角度要尽量小,涉及的内容范围要小,尽量避免选题“大”而“空”,但论理要尽量体现“小中见大”。三是指小论文的文字量要控制在1300-2000字之间,一般不宜超过2500字。文章太长不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和知识水平,同时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功课时间的安排,但文章又要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第四,“巧”。“巧”首先指标题要巧。标题是小论文的眼睛。一篇好的小论文需要新颖别致的标题,才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产生先声夺人、先入为主的“标题效应”。其次指小论文阐述的方法、角度、形式及文句表达要有技巧性。再次,小论文所选用的材料生动、形象、使文章产生吸引力,取得引人入胜的效果。 第五,“深”。“深”指文章论述要深刻。论述,就是运用精选的材料来阐述作者的观点。第一,论述要十分注意逻辑性。在文章的中心观点和小论文之间,观点和材料之间关系应是必然的,而不是勉强凑合的。第二,论述要力求事理交融,事理交融的基本要求是在摆事实中讲道理,把讲道理渗透在摆事实中,夹议夹叙,议述结合,却忌观点材料两张皮。第三,论述要有感情。在用语上要简洁明了,还可适当借助修辞语法,这样能够增强说理的效果。 第六,“实”。“实”指实事求是。小论文运用的材料,数据要真实可靠,准确无误,符合客观事实,为此,必须要学会从社会生活中摄取第一手材料,这样才能写出材料翔实、论据充分、具有说服力的好文章。
第七,“理”。“理”这里指理论功底。政治小论文不完全等同于语文的议论文,它要运用政治书本的观点、原理来分析现实问题,同时强调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撰写思想政治小论文不能卖弄词藻,也不能光兜圈子,必须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对所学的理论观点有深刻的见解,领会精神实质,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才能得心应手地分析实际问题,把理论和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写好小论文,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小论文中观点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否则,论证起来就会力不从心,还会影响分析论证的广度和深度,以至影响小论文的质量。在有了写作材料,有了对材料的认识之后,进入文章构思,就要围绕一个“理”字。用理论观点去统帅构思。这里有注意两点:①“理”要准确。② “理”要集中,一篇小论文最好只用一个理论观点去指导构思,抓住事物的一个侧面,理论观点多了,就会分散,往往驾驭不住,也有悖于“小”论文的要求。
第八,“论”。揭示主题,运用一个“论”字。这个“论”字不仅指理论,而且有“议论”之意,这是对写作的要求,文章写到一定的时候要注意用理论揭示主题,给文章“画龙点睛”。运用理论观点“画龙点睛”要注意三点:①对理论观点的叙述和议论,语言要自然、口语化、规范化,最好不要生搬硬套教材;②与上下文的衔接要自然,不要给人以“嵌进去”的感觉;③简明扼要,只用几句话就把理论观点准确叙述出来。第九,“活”。写作手法,讲究一个“活”字。“活”就是灵活,小论文属议论范围,离不开论点、论据、结论三要素。至于论点怎样提出,是放在文首,还是放在文中、文尾,根据文章要求而定。论证过程怎么组织,也要根据文章需要灵活安排。
学习没有界限,只有努力了,拼搏了,奋斗了,人生才不会那么枯燥无味。精品学习网为了帮助各位高中学生,整理了高一年级政治小论文:共筑中国梦,共享家乡美:
作为一名赛岐人,倘若你要问我最引以为傲的是什么?我会很肯定的告诉你,是赛江,是我们的母亲河。我热爱自己的家乡,我热爱家乡的母亲河。曾经,山峰树木围绕着她,小鱼小虾在她的呵护下成长,渔民在这儿泛舟捕鱼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她是赛岐的标志,是家乡之美,我们在赛江之滨享受江景之美,这个小镇在这里繁荣发展。
可是,在旁就有人说:“赛江?你看我们这条母亲河都变成什么样了?”她遍体鳞伤,江水浑浊不清,又黑又臭,河底泥沙淤积,河床抬高……这些种种现象都让我们的母亲河面目全非,不再是以前幽美的赛江了。
是啊!哺育了我们多少代赛岐人民的母亲河,如今却变得如此不堪入目了。我们的母亲河,曾经美丽的赛江之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让我陷入了沉思……
于是,我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希望看看人们是如何对待我们伟大的母亲河的。可谁知调查的结果会是如此不堪:
我首先来到了赛江,根据对沿江附近居民的调查中了解得知,以前赛江的水清澈见底,游鱼水藻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三五成群的孩子们在这里嬉戏、打闹。岸边杨柳依依,倒映在风平浪静的江面上,为赛江增添了许多生趣,犹如一幅浓淡相宜的风景画。那时候,赛江是居民们引以为豪的风景线。可如今的赛江早已失去了她美丽的外衣,被无知的人们强迫换上了一套丑陋的外衣……
根据居民的描述和我的一番观察,我总结得出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根据外貌调查所知,在福安上游和穆阳上游有部分的金属铸造场和农药制造场,由于所排的工业废水和废弃物不经过专业的处理,就直接排入赛江,造成水污染的现象。而部分沿岸居民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种植蔬菜和瓜果,也严重污染了水源。受污染的水如果不经过处理,是不能作为饮用水的。
二是,人们往往为了图省事,在赛江大桥上游玩时把垃圾随手扔进赛江里,使江水变脏、变臭,形成又黑又臭的江水。严重污染了周围的环境,带来许多损失。甚至有人还随意把一次性饭盒、一次性塑料杯和塑料袋,往江里随手一扔,一走了之。只要有风刮起,这些塑料制品就四处乱飞,刮到水里或树枝上,往往就动不了,造成了白色污染,日积月累,里面的污染物就会渗透到深水里,水质受到污染。
三是,赛江的上游有许多树木,许多人没有环保和法律意识,私自乱砍乱伐,造成了上游的水土流失严重。而在赛江的下游,则有许多船只进入赛江,那些船只上的人们会经常在江里挖取河底的泥沙,造成了河床下陷,水土流失,加剧了母亲河的创伤。
面对这些种种破坏母亲河的行为,我感到无比痛惜。如果还不制止这些行为,不去保护我们的母亲河,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不仅会给我们赛岐这个小城镇的文明形象减分,更会给我们当代赛岐人的道德素养减分。我们不能让这些不可取的行为阻挡文明的步伐,让廉耻被出卖,使我们城镇文明程度提升受阻,对外文明形象打折,成为城镇环境的硬伤,这是多么不好的啊!
时下正赶上赛岐被列为福建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的重要发展期,要让我们的家乡更美,发展得更好,我们不能再怠慢了,我们应该要有危机意识。作为赛岐人民的一分子,我们更应该提高环保意识,积极保护环境。
所幸的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已切实把保护环境列入政府的主要议事日程,结合赛岐镇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污染物控制实施方案,认真落实环境保护任期目标责任制。赛岐镇环境保护工作也以建设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建设镇为契机,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工作目标,推进“六大举措”,即坚持环境综合整治和污染防治,积极改善人居环境,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增强环境管理能力,发展循环经济,保障环境安全。这些举措无疑能为我们赛岐镇的居民带来福音。
而作为中学生的我们,也应努力学习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应向他人、社会宣传环保知识,让人人都参与到保护赛江活动中来。当我们面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时,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坚决斗争。
此时此刻的我,真希望赛江——我们的母亲河,能够尽早地恢复到原来多姿的美貌。让我们的赛岐的文明形象加分,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共享美好的家园。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共同来保护我们的母亲河——赛江吧!创造出属于我们的舒适生活环境。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家乡梦,为了我们的家乡美,更是为了共筑我们的中国梦!
爱赛江,爱赛岐,爱我们的家乡梦,爱我们的中国梦!我们爱的,远远不止这些,我们要保护的也不止这些。
为了我们的家乡梦、中国梦,我们需要去做的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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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是当前国内外发生的热点,引人注目,且有重大意义的新闻。2017时事政治论文范文有哪些呢?本文是小编整理2017时事政治论文范文的资料,仅供参考
“就”“招”交手,谁执牛耳?
又是一年毕业季,校园里满是穿着学士服合影留念的学长学姐们。大四,学术生涯的又一转折点,面临着考研、出国等多种选择,但更多大学毕业生的第一志愿自然是迈向从校园到社会的第一步——就业。
先来看这样一组数据,2001年,114万;2002年,145万;2003年,212万;2004年,280万;2005年,338万;2006年,413万;2007年,495万;2008年,559万……一直到2012年的680万,这是全国大学应届毕业生人数的统计。然而,目前的招工市场可归结为四个字——“杯水车薪”,对与众多与硕博、海归相竞争的本科生无异于火中送炭,自然招致社会问题。就业难,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相关资料显示,每年有近50%因无法就业转而继续深造,或是迫于无奈转行,更有甚者待业在家。先不论国家人才资源闲置带来的发展滞后,对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也是不小的考验,不仅影响其就业积极性,引发“读书无用论”,对社会和谐的危害也是不容小觑的。
人才资源供过于求,是不是意味着招聘方拥有绝对的主动权呢?中小型企业纷纷表示,空有岗位招不到人。这类企业往往有如下特点:底薪低,发展前景有限,内部管理有待规范„„如果说因为企业本身缺乏竞争力,在五花八门的招聘会上难以吸引求职者倒也不足为奇,但不少大型企业也表示,耗费了大量精力物力换来的候选人,却常常招来的员工物非所值,变成了企业负担。
一方面公司想花最少的钱、聘最好的人、干最多的活,另一方面应聘者想找待遇佳、环境好、工时少、压力小的工作,所以,招聘单位和员工的矛盾公诸于众。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招聘市场现状如此尴尬被动呢?简单归结有以下四点:
如今大部分企业也很注重知识掌握的程度,而且越是普通员工,就越注重知识能力——除了专业知识,还有语言运用能力、数字能力、分析统计的能力、学习的能力等等。但学校的考察还仅仅停留在对书本知识的掌握和趋于形式化的实习,但往往得不到学生的重视。
面对市场经济影响下的企业要求的全面型人才,高等教育在教学观念和专业设置上必须进行改革;要清醒的认识到,不能一厢情愿的按自己的理念办学,忽视社会需求;要彻底改变只顾灌输知识、忽视人才培养,只顾学生成绩、忽视综合素质的模式。对于人才不合格的情况,应与各大企业多进行沟通交流,适时发现问题并在输出人才之前,予以解决。
二. 本科生择业期望值过高大学生毛概论文范文家庭对于高等教育成本较高,大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学生的理想是找一份体面环境好收入高的工作。但这样的工作毕竟是少数,而且更新换代速度远不及每年各大高校输出的应届毕业生。
再者,渗透十多年的排名思想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也得到体现,他们习惯性的相互攀比,于是,再次抬高了择业期望值。实际上,现今大学生找到工作并不难,难就难在不肯低就。现今大学生都是家里的掌上明珠,生活费充足,就业时,当底薪与生活费相差无几,他们便难以接受。因此,种种原因,眼高手低、就业心态浮躁、一味追逐大城市大企业,造就了宁可待业或考研也不愿低就的困境,也造成了人才与劳动力的囤积和浪费。
首先,企业在选拔人才时,最注重的是以往的工作经验,以过去的经验作为重要因素来评价求职者能否胜任新的工作。不得不说,这对于初出社会的大学毕业生非常不公,苦读四年,还不如一个高中文凭却有四年工作经验的人就业条件好。
其次,考核方式过于单一,短短面试过程根本无法体现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换言之,表达能力出众并不一定代表应聘者具备岗位所需的能力,不是所有的职位都是市场营销,尤其对于一些不对外的技术性部门,单靠优秀的表达能力并不能很好的完成工作。
另外,目前我国企业对员工专业知识掌握较为看重,的心理测试重视程度很低,在管理层的选拔上,对应聘者进行心理测验的不足三分之一,普通员工中,仅有18.09%的企业会对其进行心理测试。这样的后果往往是应聘来三种人:其
一,高分低能的书呆子。学习成绩优异,各种学术奖章硕果累累,但很遗憾,工作和书本知识的学习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模式,结果自然大失所望。其二,夸夸其谈的言论家。这类人往往擅长说服他人,却缺乏真才实干。其三,缺乏韧性的浮躁者。做事往往三分钟热度,不能持久保持最初的工作激情,遇到困难易退缩。其四,满腹优越的自负者。也许他很优秀,但这种人往往以自我为重心,没有团队协作精神,听不进别人的提议与批评,难以与他人共事。企业在对候选人进行选拔的时候,没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测试体系,随意性比较大,这是目前企业在招聘中存在着的普遍缺陷。
招工与就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府则是维持动态平衡的主心骨。要解决人才供需双方的平台问题,国家应多建立高效务实的人才中介机构,而不是形式化的档案存放局,要提倡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开办官方的常年存在的人才交易会,为人才交流提供更好的平台。此外,国家应采取颁布城市就业排行榜等政策,鼓励各大城市创造顺畅的就业渠道。
当然,对于任何事物的分析都有它的两面性,招聘单位与求职者的矛盾,既有害,也有利。显而易见,因为企业与人才的对接成功率太低,浪费社会资源,造成经济损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正是由于企业与人才的相互挑剔,招聘双方都需要改变自己,提升自己,互相适应,而不能一味要求与苛责。不管是企业也好,个人也好,你都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站在行业的高度看待问题。只有这样,你才会发现自身的问题并及时改之。试想,如果企业或者个人中某一方处在绝对优势地位,那么企业难以发展,人才也不会成长。道理很简单,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虽然很残酷,但不得不承认,逆境往往造就质的飞跃。只有招聘单位和求职人员都在进步,社会才能发展。
时事政治教育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对最新时政新闻展开深入分析的一种教育方式,在师生互动之间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致、提高其综合素质,并且能够以敏锐的政治视角去分辨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与各方利益之间的博弈,对其今后走向社会发展而言具有深远的影响作用。为此,强化高中思想政治课中的时事政治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因而,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以为相关研究提供帮助。
(一)时事政治时事政治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某个时间段内发生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时政新闻,是基于国际局势视角之下能够总揽全局、概括性较强的时政新闻事件。在该时政新闻时间背后,往往能够直观的体现出一个国家执政党、社会集团以及各方利益主体在国家治理以及国际关系处理上的方针政策。就我国当前时事政治而言,主要是由社会生活之中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来决定其对国家政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因而,针对时事政治进行分析对于掌握政治及舆论前行方向具有重要的价值及意义。
(二)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性1.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保障时事政治教育通过分析不同时政新闻事件可以明确判断出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之下的国际关系,从而促使高中学生了解及掌握未来国家发展的前行方向以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方针政策,继而不断提高自我分辨能力,在西方自由主义、金钱主义思潮冲击之下能够保持一个情形的思想认知,正确传承及弘扬我国先进的历史文化,将和谐思想融入于日常生活之中,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添砖加瓦。2.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及动力的有效手段传统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按照课本内容千篇一律的向学生灌输枯燥乏味的内容,使得学生课堂学习效率降低的同时,还会产生逆反心理,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将时事政治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之中,通过最新新闻动态来吸引学生关注目光,并通过该时政新闻将思想政治内容有机结合,不仅提高了学生阅历,同时推动了知识的正迁移,可谓一箭双雕之举。
(一)开展时事政治教育自主探究活动时事政治是某个时间段所发生的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新闻事件,具有典型的时效性特征。而传统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所采取的“教师整理时事政治事件相关内容→课堂之中教师照本宣科式讲解→学生死记硬背”教学模式显然无法体现时事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因而课堂教学质量及成果自然而然较低。所以在新时期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背景之下,在课堂教学工作中着重强调学生的自主性,从而概念传统教学观念,通过开展时事政治教育自主探究活动,构建“学生资助搜集感兴趣的时事政治资料及内容→课堂开展分组讨论→总结梳理多元化结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师从旁辅导”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更多的参与到教学工作中,在充分培养高中生思维发散能力的同时,可以促使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课堂教学中事半功倍。如:2013年10月2日有我国发起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ianInfrtructureInvestmentBank,AIIB),其成员遍布世界五大洲,并且其他国家和地区今后仍可以作为普通成员加入亚投行来共同承担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以此来促进亚洲社会经济发展。此时,高中政治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开拓思维,通过新闻时政事件表面来仔细分析其对于我国、亚洲国家地区以及国际贸易的交流与发展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作用,并结合其他学科内容展开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讨论与分析,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高考乃至今后走向社会从事实际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二)定期组织专题讲座活动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时政新闻发生之后,高中思想政治教师都应该及时组织相关的专题讲座活动,以具体实例的形式来深度解读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内涵。如:2013年9月和10月期间,中国国家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该新闻事件背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和品崛起的愿景,也是我国人民为之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此时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应充分利用自身专业性知识,结合新闻事件内容向学生传递出尊重历史文化的传承,贯彻合作共赢理念以及和谐包容的发展原则,正确理解主席所提出的构建“亚洲人的亚洲”核心思想,从心目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观,做一个勇于担当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三)构建多媒体数字化平台,拓展时事政治教育内容转播范围步入到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后,互联网技术得到了普遍的推广使用,极大地丰富了高中生日常生活内容,使得其获取新闻资讯的渠道日益多元化。对于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德国价值教育论认为,教育内容必须传递精神信仰,促进信仰的树立。但是具备良好的科学取向并不是教育或者教学工作的唯一标准,伦理教育同样重要。所以,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中,要想与时事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全面锻炼并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正确掌握社会伦理,促使其日常行为与社会公序良俗相吻合,必须利用多媒体数字化平台,不断拓展时事政治教育内容转播范围,有效发挥其实践育人的功用。而为了实现此目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自主进行时事政治新闻的采集、撰写,成为高新技术的推广者与享用者,在全面锻炼与提升高中生沟通理解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基础上正确引导其度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强化其是非辨别能力及善恶观念。此外,通过多媒体数字化平台还可以有效宣传党和国家的执政方针理念,弘扬我国文化传承的主旋律,传递社会正能量,坚守高中生的精神高地,辅助引导高中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
综上所述,时事政治教育对于高中生树立正确的认证关、价值观、世界观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而需要在今后工作中着重强化此方面工作。同时,希望本文提出的开展时事政治教育自主探究活动、定期组织专题讲座活动以及构建多媒体数字化平台,拓展时事政治教育内容转播范围能够为当前我国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开展时事政治教育、弘扬文化传承的主旋律、全面提升高中生综合素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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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决策与政党执政以合法性的过程。为此,要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改革开放35年来,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变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民主法治建设、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公民社会发育、民主意识与文化的形成,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等。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同时面临着诸多挑战。而协商民主理论,作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最新发展,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党的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明确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对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等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协商民主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笔者结合有关协商民主的阐述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作一粗浅探讨。
国内学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无论是在译介和引入西方成果方面,还是在推进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实践探索方面,无疑陈家刚教授是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学者之一。根据陈家刚教授的研究,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学术热潮。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M. Bessette)首次提出“协商民主”概念,尔后众多的西方思想家都介入了对协商民主的讨论。根据陈家刚教授对国外研究进展的梳理,国外的协商民主研究一直以来都伴随着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研究成果非常丰富。1996年,圣露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教授出版了《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7年博曼和威廉姆?雷吉(William Rehg)合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 )主编的《协商民主》,200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约翰?德雷泽克(John S. Dryzek )教授推出了《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2002年南非开普敦大学哲学教授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 发表了《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2006年德雷泽克发表了《全球协商政治》,而后2007年,马克?沃伦发表了《设计协商民主:英属哥伦比亚公民大会》,2012斯科特?威尔士出版了《夸张的民主表象:协商理想是如何削弱民主政治的》,等等。
这一段时期内是国外研究协商民主走向成熟并且成果不断丰富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开始广泛关注并且译介外国著作,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展开了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从陈家刚教授对国内研究成果的梳理来看,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对滞后,但是2000年以后,学术界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敏感的热点问题,从译介相关著作开始,努力跟进。2003年,俞可平教授发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从四个维度解读了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发表《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思考》,通过分析协商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协商民主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可行性;2004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开辟专栏,从理论解释、基本概念、实践价值等方面介绍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随后,陈家刚教授的译文集《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学术研讨会”文集《协商民主的发展》相继出版。此后,可以说协商民主纳入了中国学界视野并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峰期。2006年,俞可平教授主编并出版了“协商民主译丛”。2007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译丛等成果不断涌现,2005~2008年,各类基金设立的协商民主课题研究也相继出现,比如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各省政协成立的研究会以及它们的研究成果、各类期刊和网络上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不断增多。
概括起来,已有研究文献中,陈家刚教授已经从政府形式、宪政体制、决策形式、治理模式[1]等方面来分析和厘定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内涵,针对对于协商民主的多维理解,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粗浅地做了以下几方面的梳理来进一步理解协商民主的内涵与范畴。
1.作为政府组织形式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的内涵,“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毕塞特认为,协商民主的现实体现就是美国建国者设计的代议民主体制。美国政府体制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建立的,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的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梅维?库克则突出了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过程,即“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1]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2]也就是说,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政府组织形式。
2.作为宪政体制的协商民主。从起源来看,协商民主是源于对美国宪政体制的思考的结果。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毕塞特竭力为“美国宪法的民主特性”辩护。“在1787-1789年间的美国人看来,制宪者观点的两个方面――既需要限制大众多数,又要使多数原则有效――是一致的。调和这些看似矛盾的倾向的关键,存在于制宪者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明确意图之中。”通常情况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具有否决权的总统、高等法院以及选举和分权制衡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特别在美国历史以及当代的西方政治实践已经成功证明了立宪者的设计理念中就包含了宪政制度的内涵。 3.作为政府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一般认为,政府决策只有在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实施。协商民主能够通过讨论、审议等过程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戴维?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作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3]在协商民主模式中,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理性讨论的结果:“在协商民主中,公民运用公共协商来作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协商民主的吸引力源于其能够形成具有高度民主合法性决策的承诺。”[4]协商民主要求决策者要广泛吸纳每个利益相关的公民的建议、实现参与的实质性经济政治平等,实现利益相关者在决策方法和确定议程上与政府决策者的平等、自由权利,并在政府与决策相对人之间实现信息公开并赋予其协商的充分理由。
4.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有学者指出,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5]现代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多元化。社会舆论场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公民社会的碎片化、分散化。作为国家理念的协商民主,就是要以公共利益为取向,通过利益主体间的民主协商对话来形成合作共识,进而作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公共决策。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原则的现代民主体制,其中,自由平等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的对话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和执政党以起码的合法性。其基本要义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治理形式。
5.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1987年,伯纳德?曼宁在《政治理论》第15期上发表了《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所谓合法性基础,即在政府作出特定决策、或者政党上台执政获得合法性认同之前,必须经过听取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观点并相互比较、借鉴、加工并优化的过程,通过比较借鉴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平等合作。这种协商合作过程既体现在集体层面的共商,也吸纳少数甚至是个人的建议,使得最后的政府决策与执政党执政获得多数认同和理性的支持。政治协商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不应该排斥任何人参与和民主协商的权利,以及有效行使这种权利所必须的充分自由。这样,合法性协商民主为政府组阁和政党执政提供了一种尽可能合理的、广泛的和理性的社会支持与认同。正因如此,科恩指出:“我们有理由确定,作为合法性基础的不是他们业已确定的意志,而是他们决定他们意志的过程。这就是协商的过程。”[6]即,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是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多数人授权的结果,这种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在于将民主协商作为达成共识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对特定的政治正当性提供了共同的价值支撑,而这种共同体的价值正当性是在价值主体间的民主性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
综上所述,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民主治理形式。正如陈家刚指出的:协商民主的这一本质性规定使得“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本身隐含了多元化的理论思路,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既体现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上,也吸收了共和主义的精神内核,同时把批判性与建构性理论统一起来。”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协商政治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正如陈家刚指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变革双重背景,辗转变迁于内生市场化改革和意识形态变革、社会转型与自治能力增强、制度化分权与基层民主并进、历经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党内与党外、政府与民间、组织与个体的互动推进的艰难过程,形成了自身特色模式并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给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以新的深刻启示。
(一)从国家层面看,协商民主已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党的报告从三个层面系统对中国当代协商民主进行了全面定位:第一,从性质定位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第二,从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上进行了规范,即“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第三,从我国政党制度性质和人民政协功能定位上界定了协商民主的广泛内涵,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治发展的目标设计,同时也是对协商民主实践的全面概括。 从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特别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人民政协充分地发挥了人民政协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即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以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联系广泛、代表性强、包容性强,在政治、组织(34界别)、制度(宪法、章程等)、职能(反映社情民意、开展协商对话、参与政治决策、加强权力监督),以及人才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与条件。可以说,人民政协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从国家制度层面到基层治理领域,体现着人民政协丰富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包括政治协商制度、听证会、社区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公共网络论坛等等。这些协商民主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绩。
客观地讲,这些制度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协商民主的特征。以人民政协在推动协商民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例,中国的当代政治发展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从人民政协这个角度来看,报告中提出“协商民主”,一方面是对人民政协在我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的高度肯定,另一方面意味着将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民政协将担负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更为重大的使命,也使得协商民主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二)从地方治理看,以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实践
正是在全国人民政协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并取得重大成效和积累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近年来,包括广东省在内的许多地方人民政协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主渠道功能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协商民主向广度和深度领域探索。早在2008年,广东省委在政协提案督办会上特别强调了政治协商的重要性,并提出广东要率先研究制定政治协商规程。201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颁发试行,2011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规程》的推出,不仅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而且通过近两年的努力实践,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经验和成效。
第一,从制度层面和程序设计上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真正纳入了决策程序。可以说,《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是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一大突破,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规程》从试行到正式颁发实施,其生命力在于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设计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是人民政协“软法”机制建设中的重要实践和突出成果。《规程》明确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细化了政治协商的具体内容,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考核指标,首次明确将省委、省政府是否重视政治协商,能否发挥好政治协商的作用作为检验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要求省委领导牵头,建立政治协商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并每年组织对政治协商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根据广东的实践过程,首次适时地提出“中共广东省委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重要文件”、“拟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要地方性法规(草案)”、“省委或省委、省政府联合作出的有关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大局的重要决议、决定、意见”。这就不仅从制度上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也从实践上强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操作程序。
第三,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即,中共广东省委同广东省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民主协商会、谈心会、专题座谈会、通报会、书面建议等5种;省委在省政协同省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9种,包括省政协全体会议、书面协商等。无论是从政策制度层面看,还是从协商民主的实践成效看,广东已经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及其重要地位。
第四,统一并规范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要程序。即,制订协商计划、做好协商准备、开展政治协商、汇总协商成果、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等5个程序。客观来讲,《规程》的有效实施更加注重行为激励机制而不依赖法则法律和国家强制力,但这种“软机制”不等于不需要“硬约束”,恰恰相反,它应当有一定的“硬约束”来保障,否则难以发挥“软法”作为法律重要组成部分的实际效力。为此,广东省委是较早将政协提案办理作为实现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形式,要求全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和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都要亲自督办政协提案,并将其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切实实现了“从‘关心协商’到‘必须协商’,从‘可以协商’到‘程序协商’,从‘软办法’转变为‘硬约束’”,真正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
第五,大力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2012年12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黄龙云专门召开会议,就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的提议向省委提出了具体方案,并与广东省委党校达成共识,制定具体设施方案,顺利将人民政协理论纳入省委党校干部培训课堂。
从成效来看,广东用两年多的时间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全国第一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在广东诞生绝非偶然,广东也必将率先从《规程》中受益。这一点也被近两年来广东各级政协的工作实践所证明:在提案办理方面,截至目前,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和121个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已经全部牵头督办政协重点提案,42个省直单位的主要领导也自行确定本单位的重点提案进行牵头领办,实现了“一把手”督办政协重点提案的全覆盖。只要被列入重点提案,所提的意见建议一定能够被落实,已经成了广东各级政协委员的共识。在民主监督方面,广东省政协采用明星委员个体监督与媒体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形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理性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检视
从理性的角度来反思,在看到协商民主推进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地方推进以协商民主为目标的地方治理创新取得了成效的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中国的政治协商实践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不给予正面应对,也将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障碍,为此,笔者在此做一简要的实践检视。
第一,人民政协具有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理论挑战和实践难题。同时人民政协自身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性质及定位问题,目前在制度定位与机构性质之间没有清晰界定,导致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二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作为重要的协商民主形式,人民政协尚未在《宪法》、《组织法》及相关法律保障上得到应有的体现;三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制度规范不健全,相关条例、办法及实施细则极不健全甚至缺失。四是推进人民政协广泛协商的体制机制建设滞后,相关机制的可操作性程序设计(比如广东的“政治协商规程”)离现实实践尚有距离,加上人民政协本身能力与意愿的差距及其机构民主政治文化因素,极大地制约了协商民主的深度推进。
第二,从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看,仍然还有一个过程。2004年中央提出“必须坚持把人民政协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部署和推进。”在完成改革开放这一崇高使命的伟大实践中,“人民政协应该也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2005年、2006年,中共中央两度发文,明确指出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2007年,“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写入十七大报告,“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和内在要求。”这些论述本身表明,完成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仍然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三,从地方治理创新的现实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同其他改革一样,这一制度化过程同样需要磨合期,要真正实现协商民主从“程序公开”到“细化规则”也势必在实践摸索中不断完善。从广东来看,人们最关心的是广东的《规程》可以走多远?会不会因为换届等因素而弱化?客观讲,广东跟全国一样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社会结构等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通过制度安排调整利益关系、规约权力运行,扩大民主参与,既要重视单项制度的针对性,尤其要着力研究制度体系结构的合理科学,制度措施的匹配协调。因此,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是由性质及定位问题,导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这一矛盾导致了协商主体的主动性还不够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参政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同为协商主体,两者的主动性都存在一些问题。同时民主协商的反馈力度不够,政协的一些协商成果报送到党委、政府以后,没有后续信息和处理结果,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政协规程的有效实施和完善。
二是由于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使得协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随意性大、有关程序执行不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践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知识和民主习惯。因此,在全社会建立和形成浓厚的民主风气、民主氛围,对推进“制度化”建设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就现阶段而言,广东乃至全国面临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三是人民政协由于协商活动尚缺乏法律支持,除《宪法》对人民政协的地位、作用有所提及外,关于政协的组成及职责、权限仍无专门的法律规定,政协的所有活动几乎无法可依,而这直接影响了政协协商民主的过程、结果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效力。
四是《政协规程》的一些条文太原则,操作难度大,而且,在涉及“三化”建设的具体问题上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因此,体制机制建设的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从上到下对政协履行职能还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的支持。
以上分析说明,无论是从协商民主已作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看,还是从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着眼,抑或从理性地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及其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问题来检视,我们都无法否认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客观逻辑,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利益冲突也日渐突出。为提高我国政治体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尽可能将民间的参政需求和民主冲动纳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来有序释放,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就必须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协商民主理论的引入,为我们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设计。体现在:协商民主有助于推进“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 有机统一的民主机制建设;有助于制衡行政权的膨胀,推进法治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助于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重构,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促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有助于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奠定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有助于构建健康政治文化,形成理性的民主对话氛围。
为此,本文就健全协商民主形式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精神,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党的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协工作的目标设计。
第二,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政策性协商本质上是一种“咨询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政策进行调整的;而制度性协商则是一种“程序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以及程序等都是由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调整的。从本质上说,政协规程的实施推进的政治协商依然是一种政策性协商,协商的组织、形式、内容乃至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的政策进行规范的,导致作为协商的制度载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上并没有被纳入国家机构的序列。某种意义上说,政策性协商一方面体现和适应了中国的实际需要。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转型期,政协的性质、职能等都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为此,政策性协商的模式也应当相应地转变为制度性协商的模式,通过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来健全制度性协商。
第三,切实创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拓展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协商的内容和方式,这也是政治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核心问题。目前存在两种非常接近、但又不尽相同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
商,另一种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不少地方在谈到政治协商时,都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协商混为一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政治协商功能的有效发挥。其次,要深入探索民主协商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社会界别的分类与引导方面深入研究,提高界别划分的科学性及其参与的实效性。在专题协商中,要针对关涉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广泛的调研,就重大问题进行专题协商并提出有约束力的协商建议。
再次,强化社会对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工作的积极有序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质是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要发挥人民政协在统一战线、协商机关这一国家政治机构的制度层面上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优势,推动建立党委、政府重大事项协商信息公开制度,发动组织社会公众全程参与和监督重大事项的协商;建立公民参与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提案制度等,动员组织公民以各种形式参加政协履职活动;建立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鼓励支持政协委员运用微博、博客、电子信箱等现代技术手段,通过深入所在社会组织、界别,加强与公民的沟通。
第四,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能力和质量。
面向未来,不断加强人民政协自身建设是提高民主协商能力的关键。以广州为例,为了做好政治协商工作,广州市政协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强化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其中,加强区、县级市政协机构建设成为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解决区、县级市政协“编制缺、人员少”等突出问题,试行各区县级市专职主席会议成员和专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的编制在地方行政编制中单列,不占机关编制,将这部分编制用于增加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同时,广州还探索了推进人民政协的基层组织建设,着眼于推进协商民主的创新发展,提高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和水平,加大提案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无疑,这些措施必将为政治协商的广州实践带来强大的后劲,也可以作为经验供其他地方进行借鉴。
第五,建议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
协商民主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平等理性讨论为途径,求得共识,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在政协这个平台上,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观点可以在公开、公正的程序中进行平等的协商、探讨、交流。为了使各方利益、各种观点得到充分表达,就应当引入辩论机制和程序,从而改变长期以来政治协商和民主评议的实际运作中,党委先有倾向性或实质性意见,然后通过协商赋予党委意见合法性与民意基础的做法,在具体事务的协商过程中有效引入公开辩论程序和听证机制,尽量做到协商程序的公开、透明,通过辩论,进行不同意见和观点的沟通与交流,最终达成妥协,形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意见,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这正是协商政治的基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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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音乐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第一首电影歌曲《寻兄词》电影《野草闲花》的插曲)问世以来至今已经有近90年的发展历史。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不论是在声音制作技术上,乐曲的配器使用上,以及人们的听视觉的审美观念上都在不断的进步。但是不论怎么发展变化,对于我国的电影音乐有一个灵魂主线是长久不变的,就是它的民族风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族风格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构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迅猛发展,区别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中国电影,不论是在量的积累还是质的提高,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发展状态,依附于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的电影音乐也区别于21世纪之前民族风格的单纯继承与纯粹阐释,将当下现代化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分别从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使用素材、艺术表现立足点、发展依据等方面来说明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
21世纪以来,随着电影表达艺术思潮的日益充沛,电影艺术类型的不断拓展,电影音乐这门独特的视觉与听觉的艺术综合体呈现出了蓬勃的发展局面。电影音乐的发展是电影艺术全面成长的意志体现。英国文艺批评学者佩特说过,“一切艺术到精微境界都求逼近音乐”。电影音乐的风格多种多样,21世纪以来的电影中不论是民族题材电影还是武侠、科幻等电影类型,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运用时常被创作者容纳,《卧虎藏龙》光从音乐本体的乐器使用上就充分的体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侠肝义胆,琵琶、鼓这些具有鲜明中国符号的乐器所演奏出来的民族韵调,比如玉娇龙窃剑逃走的那个部分,鼓点的快慢缓和、声部的起承转合等与画面相得益彰,使每一位观众都在浓郁的中国气息中充分的感受到中国武战的紧张氛围与畅快体验。“对民族风格音乐的运用是中国电影音乐的永恒主题,很多源自百姓生活、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音乐是影片引起观众共鸣、激发联想的最有力保障。人们在富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旋律中寻内心的希望,电影音乐也在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沃土中汲取营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带给观众美得享受。”然而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构成不仅仅只是依靠这些民族乐器的演奏而产生的,其中不同音乐艺术体裁和不同民族调式以及现代民族风格创造的运用,比如民歌、戏曲、民族文化元素、民族曲调的再创作、民族风格与西洋乐器的融合等也为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那么,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模式是如何构成的呢?
象征着中国音乐符号的乐器以及曲调有很多,比如:弹拨类的古筝、吹奏类的竹笛、拉弦类的二胡、打击类的锣、梆子、鼓,民歌的曲调、戏曲的曲调等等,这都在影片整个观赏中加入了深深的中国符号烙印。21世纪的民族风格模式构成不仅仅像是在80、90年代那样纯粹的使用以上元素,随着音乐创作视野的拓展,吸收国际电影音乐制作的先进技术,“洋为中用”的思潮基于中国元素的基础上被良好的运用在我国国产电影音乐的创作中。
比如在影片《英雄》中,传统的中国武侠一对一对决模式,长空与无名的决斗上,电影音乐创作为了模拟再现强烈的民族侠气风格,在乐器本体上选择了传统文化浓厚韵味的古琴以及西洋小提琴作为“对决”乐器,其配乐曲《棋馆古琴》,“以东西方不同的浪漫表现手法,获得了传说中的‘秦弦子’那如同马头琴、二胡、三弦结合的美妙音色。抑扬顿挫的弦音展现出高手过招如同于大音希声,有型似无形的神韵,达到了听觉与视觉画面的完美结合。”另外一部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运用在影片的开始部分,当人们被中国风格的“马头琴”音色带入哀怨怅惋、神秘东方的民族情景中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被这个乐器的音色所“欺骗”,这其实是由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用大提琴演奏的散板旋律片段,如谱例1:
谱例1:《卧虎藏龙》电影音乐片段
在这里,大提琴完全失去了西方的古典时期音色特征,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马头琴的苍凉悠长音调,表现出浓郁的中国韵味。民族的曲调特征与西方的乐器音色特征合二为一,在西洋乐器的音色中充分感受民族曲调的清新之风。《卧虎藏龙》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中“中西合璧”的代表性作品。该“音乐以西洋乐器大提琴等为主奏乐器,配器中以西洋管弦乐队做衬底,用中国有特色的民族乐器:葫芦丝、热瓦甫、琵琶、板鼓、中国鼓、竹笛、二胡等作为色彩乐器,在旋法上采用民族特色鲜明的民歌及戏曲旋律、节奏素材,尤其是中国民族打击乐的运用等手法,使整部电影音乐得以完美的诠释”。
电影音乐是电影艺术的综合有机组成部分,其音乐的创作和发展都要随着电影主题的发展而变化,电影音乐收益效果的接受者是听众,而听众同时也是观众,视觉传导在前,听觉感知在后,电影音乐要服务于电影本身。所以,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构成的生命体在于自身的电影主题表现,音乐会随着影像而体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从而在影像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音乐的文化风貌。
电影《一九四二》故事发生在河南,影片中浓郁的河南口音已经深深的烙上一种民族风格文化在其中,电影音乐在河南人、河南事、河南灾的故事基础上,作曲家赵季平运用河南当地的音乐元素和乐器为整部电影进行配乐,从听觉的效果上已经先入为主的阐释了这是发生在河南的历史性灾难,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而基于民族素材基础上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同时也具有电影音乐传导和渲染的一般共性,会让观众充分的感受到电影中无形的民族气息,加深观众的审美感受力。
2010年由徐克导演的《龙门飞甲》(又称《新龙门客栈》续集)中中国传统武侠英雄代表人赵怀安狭义非凡,与明朝恶势力抗争的狭义壮举等这些电影民族元素,都被相对应的民族乐器竹笛、琵琶等进行了详实的描述,身揣宝剑,牵马阔步行走在无际沙漠之中,表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高深义气,唯有竹笛、琵琶等民族乐器将其描述尽致。类似于这样的影片还有《十面埋伏》、《大兵小将》、《大闹天空》等。这些都是在已有的民族素材基础上进行再加工的艺术听觉表现,如果自身电影中的民族素材表现不强烈的话,比如在纽约的大都市画面中吹奏起国乐《百鸟朝凤》,那么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也就无法立足。
反之,在民族元素的基础上进行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渲染,那么就会加强电影自身的艺术表现力,也会促进观众对于电影音乐审美的自身需要。由此可见,“音乐的民族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由一个民族长期的风俗习惯、精神气质、语言体系、审美趣味、哲学思想形成的,有一定的凝聚性,又随着历史的前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表现着不同时代的民族的不同的人物和环境”。
21世纪随着电影视觉3D艺术效果的出现和发展,听觉艺术如果还只是停留在80、90年代的单纯叙事、抒情表达的话,那么科技和创作者的想象所带来的艺术冲击力会将电影音乐摒弃在后,会使得观众感觉审美体验的不统一性,从而影响到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那么民族风格的现代化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音响效果的现代技术制作。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比如民歌或者戏曲被单纯的全套的搬到荧幕中来会因强大的艺术本体审美而宣兵夺主,也会因为观众现代化的审美眼光在科技含量较高的电影中而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在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创作中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比如电影《智取威虎山》中,传统的京剧版本没有在电影中完全照搬,而是将戏曲主题进行了配器和旋律上的重新改编,其中电子效果器的运用使得3D效果的杨子荣与座山雕斗智斗勇显得更加惟妙惟肖,主题片段时而出现在斗志昂扬的情绪渲染处,当人们听到熟悉的电声效果圆号独奏时,既有过去经典京剧版本留下的故事印记,也有现代跟得上3D效果版本的时代步伐,让观众从听视觉感官上享受电影艺术的魅力。其次,民族风格歌曲的深刻的艺术再创作。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体现要素一个是民族音乐实物比如民族乐器、民族歌谱、民族演唱等,另一个是隐形的民族要素体现,比如曲调风格、歌词抒写、乐器配置等。当下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一方面是基于原歌曲要素素材上的再创造,另一个方面是基于民族要素基础上的再创造。不断的随着时代观众审美方式的变革而改变,才适应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
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电影中,为了使观众具有现代眼光来看待爱恨情仇、权力争夺的情感表现,由周杰伦创作的具有浓厚中国民族风格的《菊花台》便孕育而生,不论是歌词的抒发,还是旋律的哼唱,曲风的表述以及配器的使用等都充分的体现出民族风格的现代化特征。最后,民族音乐风格的世界性传播。有句话说的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下中国电影音乐能在国际上立足,被世界电影音乐所熟知,只有民族风格的体现才能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电影《冰雪奇缘》中主题曲《let it go》被世纪各国译为了多个版本进行演唱体验,而我国《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电影的成功也让世界各国听到了属于东方人的曲调风格、器乐属性、音乐特质等,从而了解到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
中国电影音乐的艺术根基在于民族风格的充分体现,21世纪的民族风格的模式构成除了“中西合璧、民族素材、现代化体现”之外,既需要有传统乐器的引入,也需根据电影表达效果有现代电声技术音色的融入,既需要有传统民族曲调的抒写,也需要有根据现代艺术审美改变的曲调编配,即需要有传统演唱技法的基调渲染,也需要有现代流行唱法的独特体现。总之,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基于民族文化基础、观众审美体验、科技发展进步等要素将会跟随时代前进步伐而不断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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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佼佼者,肩负着人民的希望,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国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梦”作为一个新的时代口号,不仅占据了电视、报纸等传统的新闻舆论媒体的阵地,也充斥着微博、微信等新兴的社交媒介。中国梦经历了百年沧桑,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把“中国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民族也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到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关于“中国梦”的阐述,这一阐述既内在的蕴含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传统精髓,又体现了当今科学发展的新理念,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新任务。把“中国梦”的教育融入到思想政治及教育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也能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梦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行奋进的灯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的梦想。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集体参观《复兴之路》的展览时说:“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集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1]
中华民族曾经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人类进步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到了近代,中国却逐渐走向衰落,并屡次遭受屈辱,历经了各种各样的磨难,甚至面临着继续生存的危机。鸦片战争170多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实现“中国梦”一定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经过党和人民的不断努力,我们找到了这条科学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相应地,“中国梦”也呈现出这个阶段的诸多重要时代特征。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实力特征”。“中国梦”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三是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来不断延续、传承至今的文明,但要体现现代文明色彩,就必须超越数千年来创造的农耕文明形态;四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中国梦”具有多个维度,而其价值维度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民族自强是中华儿女心中惊心动魄、跌宕起伏而又波澜壮阔的“中国梦”。中国梦历经沧桑,经受了火与血的洗礼;中国梦印刻着中国的屈辱与自尊,中国梦承载着整个民族伟大复兴的意愿。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生力量,即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用中国梦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确保大学生坚定有力的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谓是任重道远。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大学时期又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当代大学生具有思想开放、善于表现、视野开阔、创造性强的特点,但是他们又是自我意识强,喜欢捕捉新思想、新潮流,能够迅速地接受新事物。这些又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挑战,因此,把“中国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梦”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是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它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可以激励人们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克服种种磨难。当每个人将自己的梦想与“中国梦”相结合,那么“中国梦”也就有了实现的奋斗力量。“中国梦”的学习和讨论可以在大学生中形成一种信念,只要为了梦想不断努力奋斗,就可以获得成功,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样就有了一种精神动力,它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用自己的勇气、智慧和创造精神去争取美好的生活。在学校里,学习和践行“中国梦”,可以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在这样的氛围渲染下,广大学生就会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有了积极的人生态度就不怕他们不会去努力了。
其次,中国梦具有一定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刚刚接触到复杂社会的大学生难免会被这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所吸引,如果不及时对他们加以引导就会形成各种偏离主流文化的影响。“中国梦”的教育学习可以让他们对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进行思考,同时也会引起他们的共鸣,在追求中国梦的过程中会不断地涌现出一些先进的人物和事迹,这些都是对广大青年大学生的一种引导和规范,我们不能忽视榜样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梦”还是一种价值观念,观念的东西得到大学生认同后,就会激发出巨大的力量,激励着大学生去追求真理、探索科学,在学校内形成优良的学风。[3]
最后,“中国梦”还具有凝聚功能。“中国梦”形成的凝聚力,促使大学生向着共同的目标迈进,从而形成核心竞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个人的奋斗发展与全民族的奋斗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让人民群众自己当家做主实现自己的发展,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梦”能够满足大学生追求进步的精神欲望,从而在大学生群体中形成一种向心力,也就是凝聚力。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国梦”的途径选择
(一)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体地位
课堂教学仍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充分发挥其主体地位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中国梦”的教育也不例外,在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国梦的教育是主要的途径。大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有着强烈的期待,对大学生进行“中国梦”的教育不仅可以让他们深入了解“中国梦”的深刻内涵,还会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和生活态度。大学生具有活力,他们有勇气不怕失败,所以会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不断地努力。在课堂教学中,老师要让学生深刻理解自己与“中国梦”的关系,了解其内涵,让他们明白“中国梦”就是他们自己的成才梦、创新梦和报国梦。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和学生一起探讨我国的发展成就,让他们能都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大必须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共同强大。让他们坚信:我们有着正确的理论指导,有着强大的思想动力,也有着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实现“中国梦”不会只是纸上谈兵,我们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合理利用校园媒体的宣传作用
高校都有着各具特色的媒体,如校报、校园广播、校园网、海报宣传栏,进行“中国梦”教育时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宣传平台,加强校园舆论宣传。我们可以通过校报、海报、校刊等刊登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形象生动的展示“中国梦”的现实性,也可以利用周末或者班团活动的时间来观看一些记录片,让大学生受到熏陶和感染。此外,还可以通过校园网,微博等社交方式组织学习讨论,增强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让他们在讨论中学到知识,在讨论中深化理解。
(三)大力推进“中国梦”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
“中国梦”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在学校内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让广大学生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组织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如:征文比赛、演讲比赛、摄影大赛、主题班会、以“中国梦我的梦”主题的班团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当然,还要将“中国梦”的时代内涵展现在校园网、校园海报、宣传橱窗、宣传横幅中,利用丰富详实的图片资料和优美的文字表述,通过健康的信息传递,提升校园文化品质,提升大学生对“中国梦”的认同感。[4]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国梦”主题校园文化活动,实现“中国梦”教育的形象化、生动化、生活化,增强大学生对“中国梦”的亲近感和信任度,引导大学生自觉地把“中国梦”与自己的梦结合起来,激励学生自觉加强专业学习,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去。
(四)积极开展社团活动,发挥其重要的辅助作用
高校学生社团在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社团开展的活动也是高校第二课堂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梦”与社团活动的结合可以充分发挥社团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辅助作用。学生们积极参与各种社团活动,不同类型的社团中可以开展不同的活动,在社团中可以进行“中国梦”的理论的学习,也可以通过社团活动深刻体会到中国人民为了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前赴后继不断拼搏,这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唤醒他们的主体意识,增强其责任感和使命感。学校应该重视社团的建设和发展,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成立新的社团,一些专门进行理论研究的社团也是很必要的,用中国梦引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并融入到大学生的社团活动中去。
(五)大力弘扬先进典型,发挥其积极的模范作用
我们不能忽视榜样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榜样的力量是强大的,可以通过这些先进典型传递正能量。在大学生中进行“中国梦”教育,要培育和树立先进典型,以期起到积极的模范作用。通过学生会、学生社团等学生组织,自觉培育树立践行“中国梦”的先进典型,一方面可以传播放大立德树人的正能量,用“中国梦”凝聚强大精神能量,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等活动;另一方面可以激励广大学生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引导学生聚精会神学本领,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负重任的栋梁之材,[5]引导学生坚信“中国梦”,积极投身“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
“中国梦”的提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创新,是理想信念教育体系的重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6]实现“中国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不断奋斗,需要全体中国人扎扎实实埋头苦干,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需要每一个人胸怀理想、脚踏实地、奋起拼搏,需要每一个人用勤劳双手创造未来,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然而,用中国梦引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实践命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浅谈“中国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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