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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发展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联系观;“叩其两端”、“执两用中”的矛盾观。孔子的辩证法思想属于唯心辩证法,并且带有很大的直观性和猜测性。
关键词:孔子;辩证法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思想。这主要散见于《论语》一书的各篇中,虽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化的理论形态,但不失为辩证思维的花朵。本着实事求是和“扬弃”的态度,探析孔子的辩证法思想,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发展观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个大变动的时代。当时,奴隶制在新起的封建势力面前逐渐衰败,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迅速扩大。新生事物与旧有势力之间的斗争极其复杂,整个社会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局面。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从小就“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以下引语凡是出自《论语》的,只注篇名)。他认为,宇宙间诸种事物都处在不断运行和变化之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在这里,孔子下了一个明确的论断:天并未说什么,可“四时”照样运行,“百物”照片生长。可见,孔子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自然界的“四时”之“行”和“百物”之“生”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有其内在规律性,不受“天”的干扰。因此,当他站在河边,面对流动的河水,不禁感慨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时间的流逝也如河水流动一样,昼夜不停。
在孔子看来,不仅自然界的事物是运动变化的,人类自身也是如此。人类的认识是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的发展着的过程。在他自述为学之路时说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从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并且“不逾矩”,说明人的认识、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勤学多积累,是可以加以改变的。那么,这就和他所说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相矛盾。如何理解呢?应该承认,孔子是肯定“生而知之”的人,但他同时也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因此,孔子十分重视学习,提倡“学而时习之”(《学而》)、“学而不厌”(《述而》),认为“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并立志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孔子一生就十分勤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所以,我们对“生而知之”及“我非生而知之”的合理解释只能是:孔子承认“生而知之”并且视之为上等的,但他在实际活动中处处以“学知”为重,强调“学”和“习”。正是由于“学”的作用,才使他的知识、认识沿着从“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这样的轨道逐渐地增多、深化和发展。对于人类自身,孔子还提出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的命题,认为人的天性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由于后天“习”的作用才发生显著的差别。显然,孔子认识到人性并非天生不变,而是可变的。
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孔子没有作过非常明确的论述,但这方面的思想痕迹却是客观存在的。他在回答子张关于“十世可知也?”的问题时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殷因于夏礼,所损益,
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关于孔子的这段话,笔者认为,一方面,它确实反映了孔子在鼓吹改良主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变化发展思想。正因为孔子看到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了,所以他主张对前代之“礼”作一些“损益”。无论怎么说,孔子没有把社会历史看作是凝固不变的,否则,他就无法提出“损益”的主张来。
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联系观
《论语》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意即孔子杜绝了四种毛病:主观武断、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如果我们抛弃其阶级属性,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衡量,孔子的这种态度和方法至今仍有其闪光之处。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和现象既普遍联系又相互区别,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处理问题时,不能就事论事,不可单独、孤立地看待某个事物或某个问题,而必须用联系的观点,全面地、客观地看问题,避免主观武断和一麟半爪,这样,方能使问题处理得准确、恰当。可以说,孔子提出的“四毋”是一种朴素的联系观,它自发地遵循了辩证思维的路线。孔子在其一生的实践活动中自觉地坚持了“四毋”这种朴素联系观,这从他的许多言论中便可得知。如:“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这就是说,对待一个人,不能因为他某一句话说得好就提拔,也不能因为他是坏人就废弃他的好言论,而必须长期地从“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正反两方面加以考察,如此,对一个人的认识方为全面。又如:“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过则勿惮改。”(《子罕》)“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子罕》)“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这里孔子说得很明白:对人不能求全责备;人是会犯错误的,犯了错误就不要“惮改”,对于那些严肃而合乎原则的话(“法语之言”)必须接受,以“改之为贵”;如果“过而不改”,那就是真正的过错了。在孔子看来,那种“不善不能改”的人,是令人担忧的(“不善不能改,是君忧也”(《述而》))。可见,孔子对待犯错误的人,并不局限于他的过去(“既往不咎”)而着眼于其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这体现了孔子力避主观性、片面性的态度。
三、“叩其两端”、“执两用中”的矛盾观
孔子时代,整个社会在各种矛盾交织的局面中艰难地前进着。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思想家、哲学家,孔子对于这一切不可能熟视无睹。透过对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特别是道德领域中种种矛盾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孔子提出了以“叩其两端”、“执两用中”为核心的“中庸”思想,并把它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论语》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致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孔子明确地告诉人们“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并且缺失了很长时间。在孔子看来,“中庸”的道德境界就是“允执其中”(《尧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过犹不及”。(《先进》)如何达到“中庸”这种境界呢?孔子提出要“叩其两端”:“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同时还要“执两用中”:“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的“中庸”思想,学术界看法殊异。笔者认为,它虽然是在道德层面上提出来的,并且留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痕迹,但透过这个道德外壳,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着矛盾存在的思想、矛盾解决方法的思想。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孔子所说的“两端”也就是矛盾着的双方,“叩其两端”、“执其两端”就是解决矛盾的重要方法。
孔子承认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法。同时,他也注意到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所犯错误也不相同。他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人)矣。”(《里仁》)可以从某个人所犯错误来推知他是怎样的人。特别是在教育实践中,孔子更注意针对各个学生不同的特殊情况进行施教。如同是“闻斯行诸?”的问题,他给予不同的回答。对于子路,他说:“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对于冉有,他却说:“闻斯行之”。为何有别?因冉有退缩,“故进之”;而子路兼人,“故退之”。(《先进》)此类记载,《论语》中还有很多。诸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四人同是“问孝”,孔子的解释却不一样(《为政》);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同是“问仁”,孔子的回答并不雷同(《颜渊》)。这些都说明孔子对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了解得较多,因此,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此外,孔子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矛盾意义的哲学范畴,如“故”与“新”、“质”与“文”、“言”与“行”、“学”与“思”等,并且初步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故”与“新”是相矛盾又相互联系的,“温故而知新”(《为政》),“故”的积累可以“知新”。“学”与“思”也是相矛盾的,不可有所偏废。如果“学而不思”,就会迷惘;如果“思而不学”,就会变成空想(《为政》)。孔子自己也有过教训:“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对于“言”与“行”,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可见,孔子要求将“言”与“行”统一起来作辩证的考察。
孔子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其辩证法思想只能是唯心辩证法。在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下,孔子虽然看到事物的变化发展,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认识到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本源泉;他虽然承认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矛盾的“中庸”方法,但过分强调了矛盾的同一性,忽视了矛盾的斗争性,未能认识到缺乏矛盾双方的斗争就不会有事物的真正突破和实质性飞跃。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孔子的辩证法思想还带有很大的直观性和猜测性,缺乏完备的科学基础。所以,我们研究孔子的辩证法思想只能依据现存史料加以恰如其分的分析、概括和评价,既不能故意拔高,也不能人为压低。
参考文献
【1】谷峰,黄玉臻,《孔子辩证思想探析》,河北学刊,1996(3)
【2】姜金锡,《孔子辩证法思想浅析》,贵州社会科学,2001(3)
【3】杨然,《浅析孔子辩证思维的特征》,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4】王乾成,《我对孔子学说中一些辩证思想因素的认识》平原大学学报,2004(1)
【5】彭彦华,《孔子辩证法思想探赜》,学术界,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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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的构成涉及到血缘基础、心理基础、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和实践理性等因素,具有利弊共存的特征,对后世的中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孔子伦理思想中“仁”的建构进行分析。也是对“仁”的形象予以立体还原的一种较好办法。
论文关键词:孔子;伦理;仁;孝悌;礼;
一、“仁”的结构因素
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仁”是由五个方面的因素组成.诸因素相互依存、渗透或制约.从而具有自我调节、相互转换和相对稳定的适应功能。正因为如此.它就常常能够或消化掉或排斥掉外来的侵犯干扰.而长期自我保持延续下来.构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在塑造汉民族性格上留下了重要痕迹.而构成这个思想模式和“仁”结构的因素分别是血缘基础、心理基础、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和实践理性。
1、血缘基础。孔子心目中的“仁”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孝”、“悌”通过血缘从纵横两个方面把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构造起来。这是远古到殷周的宗法统治体制即“周礼”的核心。这也是当时的政治.“是亦为政”.亦即儒家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春秋时代和当时儒家所讲的“家”.不是后代的个体家庭或家族.而是与“国”同一的氏族、部落。所谓“平天下”,指的也是氏族——部落(诸侯)——部落联盟(天子),整个系统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孔子所谓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意思,它们都是要恢复原有的氏族部落国家。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以维护氏族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反对“刑”、“政”从“礼”、“德”中分化出来.都是在思想上缩影式地反映了这一古老的历史事实。恰如恩格斯所说:“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
2、心理基础及人道主义。“礼自外出”。“礼”本是对个体成员具有外在约束力的一套习惯法规、仪式、礼节、巫术,包括“人则孝.出则悌”等等,本也是这种并无多少的道理可讲的礼仪。例如.为孔盂所强调的“天下之通丧”、“三年之丧”,可能便是一种由来已久、要求人们遵守的礼仪传统。从而,在“礼坏乐崩”的时代浪潮中.很自然地发生了对这套传统礼仪亦即氏族统治体制的怀疑和反对。当时.对“礼”做新的解释的浪潮已风起云涌.出现了各种对“礼”的说明。
孔子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把“礼”的基础直接诉之于心理依靠。这样.既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这就把“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柬解说成人们心中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神秘性的东西变为人情日常之用,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溶为一体。“礼”由于取这种心理学的内在依据而人性化.因为上述心理原则正是具体化了的人性意识。由“神”的准绳命令而变为人的内在欲求和自觉意识.由服从于神变而为服从于人、服从于自己.这一转变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并没有高深的玄理,也没有神秘的教义。孔子对“礼”的规定解释.更平实地符合日常生活.具有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在这里重要的是。孔子没有把人的感情心理引导向外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把它消融满足在以亲情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而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大厦。这一点与其他几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使儒学既不是宗教。又能替代宗教的功能.扮演准宗教的角色。
这一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仁”是与整个社会(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亦即大夫——诸侯——(国家)——天子(天下)的利害关联相互制约着,而成为衡量“仁”的重要准则。
在上述礼坏乐崩、周天子也无能为力、原有外在权威已丧失其力量和作用的时代,孔子用心理原则的“仁”来解说“礼”.实际就是把复兴“周礼”的任务和要求直接交给了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到、积极地去这一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孔子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远乎矣,我欲仁,斯仁至矣;”“当仁不让于师;”“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等等.表明“仁”即非常高远又切近可行。而这一切外在的人道主义、内在的心理原则以及血缘关系的基础,都必须落实在个体人格塑造上。
3、个体人格和实践理性。儒家强调“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固然仍是要求保持氏族首领遗风.同时却又把原来只属于这种对首领的要求推而广之及每个氏族贵族.从而.也就使所谓“制礼作乐”不再具有神秘性质.“礼”不再是原始巫师等的专利.而成为成员均可承担的历史责任和至上义务。这当然极大地高扬了个体人格.提高了它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历史责任感。而所谓的“实践理性”,作为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与当时无神论、怀疑论思想的兴起是一致。孔子对“礼”作出"C-”的解释.在基本倾向上符合了这一思潮。不是某种神秘的狂热的压迫,能够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不是禁欲或纵欲式地放任情感,而是用理智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不是对人对己的虚无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是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上取得某种均衡。对待传统的宗教鬼神也是如此.不需要外在的上帝的命令.不盲目服从非理性的权威.却仍然可以拯救世界(人道主义)和自我完成(个体人格和使命感),不厌弃人世,也不自我屈辱.一切都放在实用的理性的天平上加以衡量和处理。
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践的特点.即它不存在理论上去探讨、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不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辩的抽象。重要是在生活中如何妥善处理它。所以.儒学才如此现实。
如前所述,作为结构,部分之和并不等于整体。五因素机械之和不等于“仁”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具有由五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反过来支配它们的共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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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子伦理思想中“仁”的特征
1、“爱有差等”。是孔子“仁”的第一个特征,对传统的超越必然要求对传统的清理。“爱有差等。这是儒家伦理思想中最荒诞、最黑暗的思想。”孔子的“仁”推崇的是那个有差等的、不可普遍化的爱.是“一种特殊的爱”。“亲亲互隐”只是“亲亲”间的“互隐”,绝对不会“隐”到“亲亲”之外去。也即说不可能推及每个人,否则“亲亲互隐”就没有意义了。“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小人”是没有资格成为“仁人”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阳货》)女子也不可能成为“仁爱”的对象的.或去“仁爱”别人的:甚至于“夷狄”连人都算不上.大概想“杀身成仁”的可能都没有。
2、无违关系伦理,是“仁”的第二个特征。所谓“无违”.在下者对在上者的爱,往往表现为对后者的顺从,孝顺便是如此:而在上者对在下者的爱,则往往被看成是恩惠,所谓恩从上来。“养民也惠。”(《公冶长》)普遍的仁爱原则受到“爱有差等”的阻隔,血缘关系的亲情至上压抑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的博爱思想,“为仁由己”的自由意识演变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的强制。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所谓的“人情”实际上是关系伦理的作恶运用.不得不说.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行为是与之有关的。李泽厚先生在他的《论语今读》的前言中这样讲到:“孔子和儒学一直强调以‘亲子之情’(孝),作为最后实在的伦常关系以建立‘人’——‘仁’的根本,并由亲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五伦’关系辐射交织而组成和构建各种社会性——宗教性情感”。
3、维护等级制度的人性之爱。是“仁”的第三个特征。儒家的仁”是一种人性的,道德的爱.并且不象__那样是神性的博爱.“仁”是具有现世意义的。“人皆可为尧舜”.成名成圣的途径是可以通过完善道德来实现的。这样.就鼓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死于儒学的祭台。举个例子.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氛围中.若公公和媳妇私通.作为儿子。即使知道自己的妻子是被逼迫的,但也要牺牲妻子,为其父隐。这。就是儒家的伦理!儒学不具备普世伦理.其所宣扬的“仁”爱亦是有局限性的。尽管孔子提出了“四海之内,的博爱。在孔子那里.爱人是有亲疏、厚薄、远近之分的。首先,便要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及其家族,所以。与耶稣所主张的要离间父子之爱等亲情之爱来实施人人平等的博爱不同。“仁”是维护氏族等级制度的。是带有阶级性的。
儒学的宗教信仰不是全民性的.做错事的时候首先要对祖先忏悔.中国人以人学代替神学.以祖先崇拜代替上帝崇拜。儒家崇拜生殖,在《易》和《礼》里,发挥得很详尽。他们认为天地是宇宙问之最伟大的阴阳两性;天地之所以值得崇拜。不在天地单独或分离存在时之“体”。而在天地合作时之“用”,即所谓的“生生”,用应同一的理由,所以儒家主张祖先崇拜,因为祖先无异与吾人的天地。所以孔子的“仁”以“孝”为先务.“孝”是修“仁”的入门方法。儒学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而它所关注的是现实意义上的。西方人向上帝追求真理以弥补自己的有限和不足.而儒学从血缘代代相传(更具现实意义)来突破人类自身生命的有限而达到无限。同时。祖先崇拜强化了宗法制的社会结构.有利于专制主义的实行。造成中国人的一种奴性性格。
4、服务于政治的非宗教文化。是“仁”的第四个特征。何谓“宗教”?宗教之“宗”。乃心灵的归依。“教”乃“教化”的意思。宗教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产物而非迷信.宗教世界观要求人们过着禁欲生活,物质欲望是罪恶之源。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尽管许多的学者或从民族主义的情绪出发提出了儒学即儒教的观点。
但是,我们认为研究事物的本质状态,必须不带一丝主观色彩。虽然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宗教明显的特征就是具有普遍伦理。普遍伦理强调人人平等,关注人人都关注的问题,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无可厚非,西方的__和印度的佛教具备这一特征__的教堂象征神圣的理想天国.佛教的庙宇象征庄严的西方净土.与西方和印度从人类以外追求真理(西方人从自然中做文章.印度人转向了灵魂与肉体)不同,中国人从自身出发.建立了一套“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孔子的“仁”思想成为一种文化信仰,尽管既无教堂又无庙宇.连“慎终追远”的祖先也和“民德归厚”的社会价值相提并论.而这种文化信仰的创始人孔子也与宗教之主的命运不同.耶稣在__里是上帝的独生子.人类的救世主,永恒生命、绝对真理、唯一道路的赐予者;释迦牟尼在佛教里是惟我独尊的圣人.是体现一切生灵的最高智慧的觉者,揭示四大真谛的如来。相形之下.孔子只不过是个忠信的饱学之士,说到底也只是个凡人而已。然而,自西周时周公做《礼乐》以德服四方而成王之后,中国文化便融人政治中,中国人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局限于政治领域.与统治者的治术相联系。中国两千多年的哲学问题均是由政治中衍生出来的.为其服务。“仁”作为一种道德以及一种施政理念.正是从意识层面服务于政治.只不过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人们信仰的文化。
三、“仁”对中国的影响
孔子而后,儒分为八,以后有更多的发展和变迁.例如。曾子也许更着重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使他在《论语》中的形象极端保守和愚鲁。颜回则似乎更看重追求个体的人格完善.“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终于发展出道家庄周学派。然而道家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始终是作为儒家的对立的补充物有其强大的生命力的。苟子突出发挥“治国平天下”的外在方面,使“仁”从属于“礼(理)”。直到法家韩非把这套片面发挥到极致,从而走向了反面。而又在汉代为“仁”这个母结构所吸收消化掉。子思孟子一派明显地夸张原则,把“仁”、“义”、“礼”、“智”作为先天的人的“本性”和施政理论:“仁.人心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并以此为基础,既重视血缘关系,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道原则。以及“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行,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类的理想人格,这就比较全面地继承和阐发了孔子的思想.成为孔门“仁”之正统。孔孟后世并称也就不是偶然。但所有的这些派别,无论孟、苟、庄、韩,又都共同保持着对人生的一种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就是说。他们都保存了孔学的实理理性的基本精神。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物、关系和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它经历了某种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特征.它有其不完全不直接服从、依赖于经济、政治变革的相对独立性和自然发展的规律性。一方面。它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非历史的先验结构.而历史地建筑在和制约于农业社会小生产的经济基础上.这一基础虽然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各个阶段而并未遭受重大的破坏.宗法血缘关系及其相应的观念体系也长久保持下来这正是使孔学这一文化心理结构长久延续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它既已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就具有不适应于各种不同阶级内容相对独立的功能和作用.否认这一点,是很难解释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思想、艺术具有的继承性、共同性种种问题。历史主义固然不能脱离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阶级观念又并不能等同或替代整个历史主义.阶级性并不能解释历史现象的一切.有些东西特别是文化现象(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包括语言等),尽管可以有某种非阶级、超历史的性质,它们仍然是~定社会历史的产物.虽然并非某个阶级或某种阶级斗争的产物。孔子的“仁”范畴诞生在氏族统治体制崩毁的时期,它所提出的具体的经济、政治方案,是不合时宜的保守主张。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民族民主遗风、原始人道主义和氏族崩毁后才有可能出现的个体的人格追求.又是具有合理因素的精神遗产。
后代人们由其现实的阶级利益、需要和要求出发。各取所需,或夸扬其保守方面.或强调其合理性的因素。来重新解说、建造和评价它们,以服务于当时的阶级的、时代的需要。于是。有董仲舒的孔子。有朱熹的孔子,也有康有为的孔子。有“绌周王鲁”、“素王改制”的汉儒公羊学的孔子.也有“人心唯危.道心唯微”的宋明理学的孔子。孔子的面貌随着时代阶级不同而变异。离原型确乎大有差距或差离。孔子明明“述而不作”.却居然被说成是“托古改制”:孔子并无禁欲思想,在宋儒那里却变成“存天理灭人欲”。但所有的这些偏离又依然没有完全脱离那个“仁”的母体结构。以实践理性为主要标志的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状态始终延续和保持下来。
正是这个君主主义、禁欲主义、等级主义的孔子,是封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人格化的总符号.它当然成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直到今天.也仍然有不断地彻底肃清这个封建主义的孔子余毒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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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正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孔子思想中的"权"的概念,是"仁礼"结合的理想人格实现途径。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要求"礼"的规范。"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p#分页标题#e#
我国著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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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是人最基本的感情联系,也是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它需要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维系。然而在网络环境下,许多大学生过分沉溺于网络交往,造成热衷于各种“网事”,“踏着铃声进出课堂,宿舍里面不声不响,互联网上大述衷肠”。这些沉迷于网络虚幻情感世界的同学对现实感情比较淡漠,他们游离在大学生的主流群体的边缘。由于对网络虚幻情感的沉迷,对近距离的关系反而疏远了的情况。特别是家庭的关爱对他们来说更是成为?一种束缚和负担。许多大学生宁愿在网吧不分昼夜地上网,也不愿意给父母打电话或是写信。还有些学生除了要生活费外,和父母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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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关怀的概念是近代西方思想家提出来的,但终极关怀之意却存在于一切文化系统中。张岱年先生把古今中外关于终极关怀的思想划分三种类型:
1.归依上帝的终极关怀;
2.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
3.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
无论何种类型的终极关怀都与关注人的具体和直接利益的初级关怀不同,它指向人的生存之根本和最高意义,是人的精神归宿。故此,终极关怀使人安心地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它,甚至情愿为之献身。在这层意义上讲,终极关怀与人的死亡有着天然的勾连。
一
孔子思想说到底是教人成君子、做圣人,成就个人道德。这是孔子从人之为人处对人基本特质的规定,也是他认定和倡导的人生之道,是他所主张的终极关怀,其核心内容是实现“仁德”。这实际上是从人生哲学的意义上确定了“仁德”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终极本体”,即是人的存在和意义的终极源头。而求仁立德也就成为人特有的对象性活动,表达出以人自己的行为构造人自己的生命的原则,彰显了人对仁德的终极性关系。正唯如此,孔子谈及生命活动之终结的死亡总是与仁德相联,是以道德为中心,阐发了对社会各种死亡现象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带有鲜明的道德色彩。
在孔子思想中具有中心意义的仁,孔子谈论最多,却没有作概念性说明,针对不同情况,仁的解释各有不同。但视孝为仁之本则是确定的,有子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的主张完全符合或代表孔子的思想。儒家对孝的内容有许多规定,其中最具概括性的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礼和仁都是古己有之,把二者联系起来却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孔子意识到仁与礼在道德实践中互为手段、互相促进,礼是个人实现仁德所必需的外在途径。就是个人要获得仁德,必须接受礼的约束和监督,一方面由礼约制个人私欲,另一方面在按礼之规定行事过程中,礼所蕴涵的仁道就会逐渐深入人心,内化为仁德。实际经验证实持久的“他律”,有助于人们较普遍地形成道德觉悟,促成自觉的自我约束。
孔子认为,临丧必哀,是丧礼的最本质的内容,“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对临丧不哀表示很大的气愤。《论语》阳货篇有段孔子与弟子关于“三年之丧”的对话,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孔子的观点与主张孝不只在物质上的“能养”一样,所看重的是人类所特有的超生物的道德情感。孔子把临丧而哀这种具有本能性的自然心理,赋予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内容时,是希望临丧而哀由一种本然的心理状态,升华为充分自觉的道德观,转化为主动的道德行为,是以道德改造和转变人的自然本性。此外,对死者的丧礼做得尽善尽美,是强化了亲子相爱之情;祭祀先祖的祭礼竭尽尊敬、真诚去做,是以超越时空方式来维系和扩大亲子相爱关系。可见,“慎终,追远”(《学而》)之教,具有使人心趋于仁的教化功效。儒家注重丧祭之礼,另一个原因是丧祭活动可以体现和维护社会等级。儒家坚信社会等级的存在天经地义,如果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去选择符合自己身份的礼,则无论贫富贵贱皆能各守其份而不淆乱,自然会相安无事,从而社会自然会井然有序了。因之,孔子容忍不得违礼的行为,孔子知道违礼就是违背仁德。“仁”从其爱人的表现形式看,似乎是一个情感问题,其本质则充分展示着理性的光辉。孔子在论述“仁”显然对情感有清楚的意识,他所强调的是人的道德情感,道德情感虽然是心理性的情感,但不是自然情感,而是对理性价值认同所产生的情感,具有精神性。现实生活中人的本体境界,总是与现象世界有所关联,总要与表象存在相沟通。于是,人就离不开能够在实际层面起指导作用的理性意识形式对情感予以的整治和提升。这样,孔子的立论就具有了合理性和普遍意义。
尤有可言者,孔子维护社会等级以及差等之爱等主张,只是在强度上或顺序上,而不是在根本上高于仁爱的基本精神。“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表明孔子把人作为一个类同其它物类区别开来,更表达出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人与物相比都是最宝贵的普遍仁爱的思想,这是非常伟大的人类之爱,是对人类生命无条件的肯定。春秋后期,统治者仍在任意摧残杀戮人命。孔子从其仁爱精神出发,也基于实际施政方面的考虑,坚决反对草菅人命,就是对以俑殉代替人殉也是怒不可遏,为改变对人任意宰割的概念作出了贡献。
二
能够思考终极关怀的人认识到死对生一定是相干的,它不仅是生命过程不可逾越的界限,重要的是它的存在构成生命内在的张力,压迫人们以构成方式思索生命价值和意义这一人生根本问题。在现实生命活动中这一问题外化为强烈的人生紧迫感。这种根源于个体生命有限性的紧迫感促成孔子关注人生时,充满了“忧患意识”。孔子忧患意识的实质是生命主体面对生命有限性自己应尽责任的觉悟,其内涵可概括为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讲的“君子忧道不忧贫”。“忧贫”意指世俗的初级关怀,“忧道”则表达出儒家的终极关怀。具体说来,孔子是围绕“仁德”这一人生之道,提出了一系“忧患”。正因为孔子之忧患所指是忧“德”,从而避免和消除忧患之道就是修德进业,成为仁者,所谓是“仁者不忧”。(《子罕》)
在《论语》中我们看到孔子的死而后已的“君子有终身之忧”(《孟子·离娄下》)的观念,“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即便是已意识到“道之不行”的时候也还坚持继续为弘道行仁奋争不止,尽力而为,反映出孔子所为已突破现实因果限制,看重的是符合“仁德”的理性要求。特别是在实行仁德与求生发生矛盾二中必取其一时可以牺牲性命去成全仁道,而不能因求生而损害仁德,“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这一生死选择凸现仁德价值高于生命,并明示生命的最高价值在其道德意涵。在现实情境中,这种为“仁”而死的“死”负载了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人生所能做的最大的德行,与仁德完全融为一体,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所以要远远高于仅仅是肉体的生命存在。这也表明孔子在倡导承担死亡的同时,也主张积极选择死亡的方式。从世代传承的角度看,人之如何死亡的方式,就是人如何参与后来的方式。“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孔子以强烈情绪化方式传达,人死不是像动物的死是一个终结,从社会历史延续存在的意义上它恰恰是一个起点,故人要对死后的“未来”负责,就是把“好名声”留存于后世。这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战胜死亡恐惧的积极方式。对死的恐惧主要来自于死亡意味着虚无或不存在,即死是生的全部毁灭的观念。人类历史上超越死亡的尝试证明,企图从物理的角度使人的活性肉体长存是完全不可行的,而只有人的各种具有社会价值的创造物,即孔子所言的“好名声”,是真正具有超越性的东西,可永存于世。在这里我们看到,孔子把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同一个永恒的存在整体(仁道)连接在一起,为人的有限存在找到了一个稳定的根基。人生的有限性,总是针对生命个体而言主,现实中的死亡就是具体某个人的逝去。如果仅从人与自身的关系来解读个体的生存,结果只能是分外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短暂性的痛苦。孔子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把人从感性个体层面的存在,提升为体现理性无限的仁德性的存在,造成人的感觉和思考的重点都发生了转向。人在这样高远的位置上思考个人的存在就与无限性的仁道融为一体,由此完成了终极关怀所追求的对生存问题的终极解决。孔子的死亡意识的实质是讲“生”,正视死亡、研究死亡、借助死亡,树立正确的死亡意识旨在服务于现实人生,或者干脆说是为“现时”服务。故此渴望现实生命,对死亡进行不息的抗争、推延死亡时间是孔子死亡意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孔子老年特别希望生命的延长。不过孔子不是单一地为长寿而“畏死”,而是他的社会使命感使然。孔子大半生为实行仁道奔走四方,到了老年发现自己的“仁”、“义”等主张,都能在《周易》中得到更深层次的支持,于是孔子感叹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以求尽可能最大限度地穷尽自己的生命能量,在生命中穷尽生命。
孔子的死亡意识通过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立法与创造,高扬人的生命强力,以抵抗和战胜死亡带来的虚无和无意义,打造人生自立自足的品性,具有很多深刻的思想,值得去学习和探究。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应该清醒注意到的与现代社会不相容乃至对立的思想和倾向。比如缺乏个体性原则,存在着对感性存在的个体生命的轻视倾向。要记住把孔子学说及其后学变成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专制杀人的利器的历史,警觉孔子死亡意识中某些倾向在现今社会的任何的异化。最后以孔子的学生评价孔子的话来结束本文,“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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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人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也在塑造着人。但,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实质是什么?这既是一个争论不休而又歧义层出的当代哲学问题。马克思主要从实践角度认识文化及文化现象,认为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针对这一点,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指出了什么是文化,“所谓的世界历史不外乎是人通过劳动而产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世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生物”。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即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文化本质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却不能简单地认为即是马克思对文化本质的界定。总而言之,马克思虽然没有对文化本质以界定,但却在不同地方表示出自己对文化的基本看法,即文化是劳动的创造物,文化发展的最根本动因在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这即是说,实践是我们理解一切人类现象(包括文化现象)的基石和出发点。用实践的观点理解文化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是马克思足以文化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关于文化部分的主要特征。
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观的创新性成果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是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慢慢地形成与发展而来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于1979年提出了,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务。邓小平在1983年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指导思想的提出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江泽民真正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首次把文化建设同政治建设一起并列为党的基本纲领和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为党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继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要在实践中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2011年,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基本确定了未来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第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坚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第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的文化;第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服务于人民、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第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内容。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必须重视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建设。
当前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我们不但需要积极转变观念;同时,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推动社会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作用。而如何落实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并以其为理论依据使其在历史进步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关键问题所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关于文化的观点组成了指导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方法论。
当今文化具有产业与意识形态两种基本属性。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我国第一次正式提出,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以“解放与发展文化生产力”为重点的发展方向。 坚持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统筹兼顾。并在可持续发展的建设过程中,正确地处理好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经济建设的关系;并加强其于政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联系。明确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加快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主要举措;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发展,使文化生产力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同时,坚持以人为本,使文化建设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为提高人民群众的工作与生活质量产生更积极的作用。
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经过全方位的数据统计得出的上年财政支出中用于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经济指标。通过系统的数据分析得出了,以实现文化产业化为目的发展,有助于将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集中整合,进而实现由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核心发展目标。
坚持文化创新对于快速提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建立文化创新型国家,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坚持文化创新的根本是坚持勇于打破传统思维模式,并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做到与时俱进。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文化传统,要用发展的观点解决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实现文化创新的过程中,要着眼于时代发展的前沿,通过“广收集—突重点—深挖掘—破传统”的方式实现从文化核心基础,到文化推广手段以及文化体制与机制的多方位创新。
在实现文化创新的过程中,要做到引导与发挥广大文化产业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扬人民群众在工作中的勇于创造精神。同时,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引领人民群众积极融入到文化创新建设的活动中去。使文化产业人员在思想上,既要大力发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能够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多元化的文化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我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在世界与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上写下辉煌的诗篇。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通过对中国传动文化思想的批判与继承而建立起来的。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思想文化的侵蚀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建立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有这个时代的需求而形成起来的。而科学的实践是建立这个体系的基础。实现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作为一个划时代的体系建设,其核心内容是建立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之上。脱离了这个基础,其建设与发展的方向将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理论依据,并以解放与发展文化生产力实际手段,通过坚持文化创新,最终实现建立起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化强国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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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正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孔子思想中的"权"的概念,是"仁礼"结合的理想人格实现途径。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要求"礼"的规范。"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
我国著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1]王连龙.论孔子与"权"[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5).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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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的思想一直备受关注,其研究颇多。本文主要是从孔子社会的价值观入手,分别从社会支承点、社会的基本原则、重要条件、主要宗旨四个方面解读孔子治世应世思想,并阐述了孔子的社会价值观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孔子 社会 价值观 精神
儒家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影响极为深远。而价值论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 那么儒家道德价值论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之主导,而孔子的思想却是儒家思想之原典、源头所在。孔子的思想经孟子、荀子继承和发展,董仲舒等弘扬和尊独,宋明理学各派的阐释和复兴。孔子的思想一直被统治者奉为正宗学派,作为统治思想,孔子本人也被推崇为“大成至圣先师”。
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诸侯混战的时代,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天下征战自诸侯出”、“八佾舞于庭” (《论语•季氏》)的环境。而孔子又是一个博学多才、畅怀大志的“弘道”之人,面对乱世,他主张道德、经济、政治等价值相结合,以达到复礼的地步。而他在社会价值观上一系列的观点思想影响是深远的,其提出的仁义道德对于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统治人民的价值功能思想;提出关于仁义道德是维持人类社会的根据,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以道德作为社会的支撑、以正名作为社会的原则、以“庶、富、教”作为社会的条件、以“修己安人”作为社会的宗旨。这一系统的社会价值观在当时虽没有被统治者所充分利用,但其思想价值却是深远而重大,这一思想也被后世一直继承发展并推崇。其其中的意蕴很值得我们反思。
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需要内在的动因和外在的动力的结合并促动支撑的。而其社会的发展无外乎需要四个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军事力量以及精神文化。正是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存在发展的支承点。离开这四个支承点,一个社会很难得以维持和发展。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始终存在的理念就是把道德与政治相结合,以道德来指导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的贯彻。孔子在这点上是这一思想的发创也表现尤为突出。在孔子的思想里,社会存在发展必然需要经济、军事、制度以及的道德的支撑,并认为道德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支承点,也是核心和主导。
《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在孔子看来,任何人的生存、任何社会的维持、任何国家的存在,是需要先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生活资料的,“足食”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同时作为一个国家尤其是在战乱纷争的时代,要想不被欺凌和侵略还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足兵”是维持最基本的存在;再加上拥有一套完善的社会制度,“使民以时”,在中国这样的以农立国的农业大国,其国家经济就是农业经济,而其发展的条件是必须要具备一个完善的制度来保证“使民以时”的,从而促使人民安定生产而粮食充足。
但在孔子心目中,认为一个社会、国家光具有丰富的经济基础、强大的军事力量、完备的社会制度仍然不够,而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核心、主导是“信”,是“仁”之贯彻,即是仁义道德要在社会生活得以贯彻、得以普遍。只有这个核心之支撑才能让一个社会、国家真正得以生存与发展。
孔子认为只有道德才能够做到“尚贤”,只有统治者具有仁义道德才能表率、感召人民,才能更好的统治,才能“子欲善而民善之”,“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只有道德作为社会的原则才能治国平天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只有道德才能使“民信之”,只有道德原则的贯彻,才能够是整个社会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颜渊》)。社会才能安定、稳定。
在孔子的社会价值坐标中,仁义道德是高于其他社会支承点的,高于一切价值。道德高于生产、经济、利益、军事、艺术、宗教等等。早整个价值体系里,仁义道德是处于最高的层次,居于最上的地位。
孔子身怀救世之情怀,一方面为社会的存在发展寻求到其支承点的所在,认为社会的存在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基础、军事力量、社会制度以及道德精神之上的,而且在另一方面还同时把道德做为社会的最根本的支承点。这一思想具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也是以后的统治者当作统治国家的思想发扬广大。
孔子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让孔子感到一个社会的存在发展需要有支承点之外,还需要正名定分,认为“政者,正也”。他目睹当时各种制度的崩坏且人伦失常,他认为当时各国之所以出现“子弑父、臣弑君”、“天下征战之诸侯出”的状态,是因为名分不正、人伦不常,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要“正名”,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
《论语•季氏》中记载“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 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 有道,则庶人不议。”认为如果“名不正则言不顺”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导致一个社会的崩溃。所以应该要“克己复礼”以正名。
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应该需要一个明确贯穿于整个社会领域的原则,孔子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是认为这个原则就是“正名”。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只有正名,才能挽救秩序的崩溃,促进周礼的复兴;也只有正名,才能恰当的运用刑罚,制止邪说暴行的产生和流行;只有正名,才能使得一个社会得以正常的发展。
在孔子的理想中,一个美好的社会应该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伦有常的,应该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论语•公冶长》)的社会,而贯彻这样的社会的最重要的原则就应该是“正名”。通过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来使得整个社会处于“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状态,使得每个社会成员能够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各敬其事,做到“在其位谋其政”。
孔子这一思想也是给后世之影响深远且重大,后来被董仲舒等发扬广大,且一直被后世的统治者作为治世的重要原则。另这一思想对于人们的正常人伦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给人伦的正位提供重要的原则。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面,一个社会的良好模式莫过于人口众多、生活富裕、道德文化发达。而这把人口众多、人民生活富裕、人们道德高尚三者并重是孔子。
在春秋时代,儒墨道法等都在寻求着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模式,而其中大多都认为人口是十分重要的资源,因为在当时,无论是作为生产力最重要的主体还是作为军事力量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人口众多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强盛的标志之一。孔子也看到这一点,并认为社会存在和发展、国家兴盛和强大,首先应该要惠政于民以发展人口。而在当时发展人口有两条途径:一是使本国人民安居乐业,生儿育女,从而繁殖人口,另一个就是通过本国的各项惠民政策使得其他地方民众来到自己的邦国以增加力量。而在孔子看来对于发展人口的具体举措就是《论语•子路》中记载: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近者悦是因为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活蒸蒸日上;远者来是因为声名远扬,吸引外地人才。朱熹说得好:“被其泽则悦,闻其风则来。然必近者悦,而后 远者来也。”(《论语集注)卷七)所以,首先是要为人民谋幸福,增强国力,使“近者悦”。使得本国的人口得以安居乐业。其次就是广开言路,知人善用以“尚贤”,使得外地人才闻风而至。
孔子在看到人口因素的重要性外,还主张应该惠民爱人,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富裕起来,因为在孔子思想里一个社会真正的兴盛不是作为君王和官员的富裕,而应该是百姓人民之富裕。《论语•颜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是孔子弟子有若答鲁哀公所问“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时所言。也即是发挥孔子“政在使民富”(《说苑政理》)的儒家思想。孔子认为,民富在于薄税敛“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同上)。 孔子认为一个社会要想长足发展必须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择其可劳而劳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要仁民、富民,主张限制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应该使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富裕起来,这样一个社会才真正谓之发展,一个国家才得以有强大的民众基础。
在注重人口因素和人民生活的问题上孔子还看到了精神文明和教育的重要性。物质生活的丰富固然能够带来精神文化的进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子•牧民》);但同时在另一方面物质生活的丰富往往也伴随着道德的沦丧,“饱暖思淫欲”,随着物质财富、享受欲望在不断积累和增加,“无耻者富,多信者显”,贪婪无耻,自私狡诈,阴险毒辣等现象也随着增多 。孔子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在“富”的基础上发展精神文化的建设和对人民的“教之”。在这一点上,孔子可以说极其睿智、眼光长远的,极大地超出了当时各家学派有识之士的思想。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培养出众多之人才,他深深的看到了精神文化的塑造、教育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择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 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 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认为作为统治者应该要加强精神道德的塑造,要进行对人民教育宣传,要使得“民信之”。
而且孔子把“德”与“礼”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认为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要做到以“礼“统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以说孔子是有机地把社会发展的三个基本条件:人口因素、生活水平和精神信仰结合统一起来。他看到了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往往会伴随着道德沦丧的现象,这就需要进行道德文化建设。这一思想也值得我们今天所借鉴。
孔子一生中以君子具有“仁“之品德是为“成人”。而“仁”的内容却包含多重,但无论是“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还是“忠恕”之道,映射到社会领域那就是“修己安人”的价值观。
《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怀着“修己安百姓”的终极情怀,而落实这“修己安人”的社会宗旨。在他看来,通过”修己“而达到“安人”的目的,进而起到改变社会的作用。“安人”是经世之道、治世之道。可以说安人之道体现了孔子的强烈社会历史责任感。
在孔子的思想中,济世救民的社会最高宗旨是子贡所提出的:子贡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博施於民而能济众”是最高的社会宗旨,是达到“仁”的最高境界“圣”了。在孔子肯定“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为圣境的同时并认为其落实到社会生活层面上就是“修己安人”。而“修己安人”这一社会宗旨是通过“为仁由己”从而“能近取譬”般推己及人,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落实的。
孔子认为“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十分重视主体的作用,通过自我修养,“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自律的方法,来大到”仁“的境界。然“为仁”、“修己”的内省、自律截是为“立人”、“达人”进而到“安人”的目的。孔子带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舍生成仁之信念,怀着“博施於民而能济众”的终极情怀,把“修己安人”作为社会存在发展的最主要的宗旨,并认为通过“内省”自律达到“修己”进而“立人”、“达人”、“安人”,实现“老者安之,友者信之,少者怀之”的价值理想。
孔子这一思想后来在《大学》中被进一步发展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思想。也说明了孔子这一社会价值观对后世影响深远并被后世发扬成重要的社会宗旨。
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脉,礼乐文明的重要依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 而孔子一生对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其社会价值观为后世治国治世提供了重要标准和规范,也是值得我们现在探索和寻思的。
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必然离不开其系统的社会支承点结构;也离不开社会本身各项条件的存在;另作为人与人所结成的社会必然要有重要的原则和主要的宗旨,而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个体发展,另一方面又同时要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助,而这就需要既要明确人伦,使得各得其位,还要人际关系是互利双赢,从而使得一个社会得以正常健康有序的发展。
而目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时期。一方面社会发展迅速并取得一定的成绩,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物质资料得到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另一方面,目前社会问题还比较众多,矛盾还比较突出,金钱至上、信仰缺乏、精神空虚、职责不分、权责不清等等一系列现象尚存在严重,而这些都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正常健康有序的运行和发展。这也就需要我们既要从现实状况寻找原因,同时还要充分寻求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尤其孔子的社会价值观来匡正人心的迷失、精神的迷乱、信仰的缺失,要充分发扬其中的理念和经验来为我们社会的发展所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1 赵馥洁 著:《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赵馥洁 著:《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赵馥洁 著:《价值的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张岱年 著:《中国伦理思想研究》,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 匡亚明 著:《孔子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钱 穆 著:《孔子传》, 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
7 王恩来 著:《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
8李中华 主编:《中国人学思想史》, 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9齐冲天等 编译:《论语》,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
10【美】•顾立雅 著 高专诚 译:《孔子与中国之道》,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
赵馥洁著:《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第2页
道德高于一切价值问题详见赵馥洁教授所著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一书中关于儒家道德价值论的阐述。
(朱熹注为:“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贫。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论语集注》))
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80,183页
王恩来著:《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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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他的教育思想也被后人沿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孔子的教育思想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与传统课堂相比,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与推广,现代高校课堂增添了不少信息化技术手段,可以说教师授课更为便利,学生学习也更直观。然而,目前高校课堂教学仍然缺乏吸引力,导致学生出勤率不高。据全国10所高校1 000份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有20%专业课学生的出勤率不到80%;30%专业选修课出勤率不足75%;近50%的通识课程出勤率不足70%,很多学生根本不愿意去上课。扭转高校课堂教学的尴尬局面,也成为不少人关注的话题。尽管不少学者试图从古今中外的教学资源中获得灵感,也取得一些成就,但实际效果却并不明显。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教育课堂的资源,尤其是孔子的教学思想,或许能为当前课堂教学改革提供重要的参照。本文试从教师、学生、师生和知行等四方面进行简要论述,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学而不厌”思想对当代高校教师观的启示
教师仍是当前高校课堂教学的主导,教师的知识储备、学识水平及课程意识等自然决定一节课的成败。然而,由于授课教师的知识更新过慢、照本宣科现象严重及课程意识淡薄等因素,导致课堂教学的效果并不理想。以课程设计意识为例,有学者说:“教师的课程设计意识还存在着许多欠缺,包括缺乏对教学目标的深度解读和具体化步骤,盲目罗列知识点;在内容选择上对广度和深度的把握失衡;教学方式采用一成不变的讲授式教学,照本宣科;对教学效果的巩固和检测缺乏创新,失之简单,流于形式;实际课堂与教师的预设存在很大不同,教师心有余而力不足等。”[1]如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应从增强教师的学习意识开始。孔子的“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论语?述而》)思想对此或许有某种启示作用。
虽然孔子时代中国的教育没有像现代高校组织的各项技能培训、业务进修和学位研修等,更没有像现代高校教师要求的各类资格证书考试,但他却能自觉地沉浸于古典文化的学习中,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心态,历练成为“万世师表”。孔子曾自豪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的好学甚至还到了“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地步。对此,有学者解释说:“他一生勤学好问,不放弃一切学习的机会,郯国的国君到鲁国来朝见鲁公,谈论少昊氏何以以鸟名官,孔子听说后,便前往求教;孔子曾适周问礼于老聃;进入鲁国太庙时,遇有不明白的事情便一一询问请教;他还向师襄学琴,问乐于苌弘。”[2]123应该说,孔子虚心学习的积极心态,为传统社会乃至今天的教师都树立了典范。
当然,随着西方学科体系的传入与植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被打破。细致的学科分类和专业划分,不仅使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列传》)式的“通人达才”不复存在,而且像近代的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等“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也很难再现。同时,现代高校的招生、培养和就业模式,决定着教师只要经过课堂教学途径将掌握的知识传授出去就算完成任务,似乎也不需要“大师”。然而,高校课堂的确不需要通过“暗箱操作”,甚至靠“传播”功劳而获得美誉的“大师”[3],而真正需要的是像孔子那样具有对知识“学而不厌”、对问题“锲而不舍”的“名师”。这些“名师”可以对所教授课程、专业、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前沿成果和存在问题等都能进行不断学习与探究,力争做到知识融会贯通,使课堂教学具有深度、厚度和吸引力。
二、“因材施教”思想对现代高校学生观的影响
与中小学注重知识的传授不同,高校更注重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由于课堂教学是高校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教学质量自然倍受关注。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教育主管部门曾先后出台三类课堂教学评价体系,基本上都是从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技能、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效果等方面制定出3~5个一级指标,10~15个二级指标。然而,如有学者说:“目前尚无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课堂教学质量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往往是凭借经验来决定,这造成评价指标体系的随意性。”[4]然而,由于课堂质量评价体系的相对稳定,尽管有利于评估教师的教学水平,却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致使课堂主体相对“缺位”。其实,衡量课堂质量,既要考量教师教了什么?怎样教?更要考量学生基本素质提高的效果。而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似乎可以给当前高校课堂素质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
与官学面向“国之贵游子弟”(《周礼?地官司徒》)招生不同,孔子招收弟子的身份千差万别,只要行过“束■礼”(《论语?述而》),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子都可以跟着学习,其弟子差不多有三千人。当然,由于孔门弟子求学的时间先后、年龄大小、知识背景、家庭出身及性格特点等都有所不相同,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指导,成为孔子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从《论语》所记内容来看,虽然孔子未必对所谓的“三千弟子”都能了如指掌,但至少对登堂入室的“先进”弟子能如数家珍。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等,并形成相对集中的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当然,孔子的“因材施教”是以“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教育等素质教育为前提的。注重基本素质的教育,应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尽管“因材施教”概念是由朱熹提出的,但从孔子一生的教学实践来看,他的确做到了根据学生的特点适时地进行面对面的教育。《论语》中类似的事例很多,如《为政》记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四人“问孝”,孔子分别从“无违”、“疾之忧”、“敬”和“色”等四方面给予回答;如《颜渊》记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回等四人“问仁”,孔子分别从“爱人”、“其言也仞”、为政以及“克己复礼”等角度做出解释。当然,如有学者所说:“孔子不仅能做到因人施教,还能因时间、地点、环境的不同而施教,……更令人惊叹的是孔子还能根据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的不同特点而施教。”[5]实际上,孔子的令人惊奇之处,是能充分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其“因材施教”思想也对当前高校教师课堂授课提出深入学生群体、了解学生需求的要求。
三、“有朋自远方来”思想对当代师生观的影响
与基础教育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相比,当前高校课堂教学仍然是以教师台上滔滔讲授,学生台下默默聆听,学科本位、唯知取向、教师为中心。这种传统教学模式,主要是把教师或教材的知识直接强加于学生,自然缺乏师生间的平等交流,更谈不上师生间的心灵对话。在探讨课堂教学方式问题时,不少学者对孔子的对话型授课模式产生浓厚兴趣,如有学者说:“这种关系结成的主体间性体现着民主、平等、自由、理解、和谐,这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人的生存方式,才是教育中个体生命的一种诗意栖居。”[6]其实,在课堂教学中,唯有师生关系真正做到人格平等,老师才能体悟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的快乐,才有机会领悟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的心境,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由于孔子学说不为时代接受,他才有更多时间从事整理典籍与教学。孔子教授了多少弟子,虽然具体数目不得而详,但孔门师徒间却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关系。孔子是良师,当弟子身处险境时,他都会给予及时提醒和帮助;孔子是益友,当学生有问题时,无论他们身处何地都会设法向其咨询;而当孔子本人犯错误时,弟子也会及时地劝诫,如孔子违礼地去见南子,子路就很不高兴地去找他,孔子不得不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当然,这反映了孔子能坦率、真诚地面对学生,如有学者说:“‘当仁,不让于师。’这句至理名言,反映孔子虚怀若谷、襟怀坦荡的形象。人格上的平等,真诚的爱护,使孔子私学中的师生关系充满春天般的温暖。”[7]孔子师徒的关系无疑对当前高校课堂师生关系的改变具有启迪意义。
孔子不仅善于从其他处学习,而且也是“教学相长”的典范。以与学生谈论《诗》为例,当子夏体悟到“礼后乎”时,孔子感慨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当与子贡言《诗》,孔子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由此可见,在教学活动中,孔子真正体会到“有朋自远方来”的乐趣。当然,孔子有时还会忘情地说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话来,如在陈蔡绝粮,当颜回领悟到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的境界时,孔子便发出“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史记?孔子世家》)的感叹。应该说,孔子教学过程中朋友间心灵对话式的教学模式,是目前高校课堂教学的薄弱环节。如何构筑亦师亦友的对话型教学课堂,成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探寻的重要课题。
四、“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思想对知行观的影响
现代高校课堂学生的学习尽管还不能算上是“研究性学习”,但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素质,塑造知行合一的能力,却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甚至超过传授基本知识的权重。面对90后的大学生,如何让他们在学习中感受到乐趣,也是促进高校课堂改革的重要因素。如有学者说:“我们要鼓励大学生参加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把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学习……大学生在这样的途径中,既学习了知识,又开发了思维,而且乐在其中。”[7]应该说,近些年来,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受到社会重视,但其现状却也令人担忧,这也应是当前新升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的根本原因,高校课堂改革可谓势在必行。然而,如何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则成为摆在高校课堂改革道路上的一条拦路虎。而孔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思想,或许能为当前高校课堂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
孔子课堂教学首先注重的是德行修养,希望把弟子培养成为温文尔雅的君子,这是人们的共识。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孔子更注重培养弟子“知行合一”,却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其实,传世文献中类似的事例不少,足以证明孔子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思想。如孔子曾教导弟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当然,孔子本人也力行“知行合一”,这可以从《论语》首篇首章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得到启示。传统上此语通常被人们理解为“学习时常复习”,且作为孔子“好学”的标志。但是,我们认为将此语理解为“如果我的学说被社会普遍接受,在社会实践中加以应用它,那不是令人感到喜悦”[2]4应更为合适。即孔子时刻在能为社会所用做好前期工作,也是其培养学生的目标,无疑这也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
然而,人们由于受《礼记?乐记》所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的影响,自然认为孔子注重弟子的德行修养,轻视技艺的培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孔子弟子子夏曾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能正确处理与妻子、父母、国君和朋友间的关系,即便没有读过书,他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当然,尽管孔子强调“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但他更懂得“学有所成”的重要性。如子路以“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为由,推荐子羔担任费宰,孔子就严厉批评其“贼夫人之子”(《论语?先进》)。可见,孔子是在强调行为重、学为次,但如能做到“知行合一”就更完美,这也与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的目标基本一致。
总之,教师仍然是当前高校课堂教学的主宰者,此类教学模式的弊端越来越突显。如有学者说:“倘使高校课堂不进行深层次的、实质性的变革,所谓素质教育、全面发展,所谓创造性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都将是自欺之语、渺茫之语。”[8]就是说,高校教师必须由传统的关注“教”走向关注学生“学”的效果。为使课堂教学改革顺利实施,除注重学生个体、加强实训和培育师生情感外,教师应从孔子课堂教学中获得相应启示,努力提高课堂教学需要的基本素养,主动、持久地提高业务能力,摆脱学者所批评的“一些教师实施课堂教学改革的热情很高,但由于受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的限制,课堂上往往只能顾及到知识目标的完成,而对师生互动、学生能力的培养以及情感渗透等目标的完成,却时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9]的弊病,有效完成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的各项目标。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接受岁月磨砺和历史洗礼,经久不衰,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教育思想,说明他的思想富有时代性、实践性、生命力。当今世界各国掀起了学习儒学的潮流,孔子学院遍地开花,其思想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依然有必要去好好研究,为当代教育提供必要的指导。
一、有教无类,平等教育
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从两个方面对所处时代教育进行了颠覆。一方面,突破了“学在官府”的社会现实,实现教育平民化与普及教育。另一方面,学生自身素质无论优劣,都可接受教育,实现了教育的平等化。孔子认为不能以贵族阶层禀赋素质优于贫民阶层的错误观念为由拒绝对平民实施教育。即使学习者自身素质再不济,只要乐学好学,都应该对其实施良好的教育。
反观当今教育,教师对学生实行“差别化”对待的现象屡见不鲜,教育资源失衡现象颇为严重,优势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重点学校、重点班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教师可以自行到偏远、贫困地区帮扶教育,牺牲小我实现大我;其次,本着平等关爱每一个学生的心态,公平教育每一个学生,不因学生资质、性格、脾气、成绩好坏而施以不同的对待和不同的教育。
二、因材施教,发展个性
因材施教的前提是承认个体差异。通过对话及活动观察,分析学生的个体差异,并在统一的教育目标指引下,对学生进行差异化教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朱熹把孔子的这种思想概括为“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孔子作为因材施教的首创者,十分注重观察、了解学生,能一语道破学生的优缺点,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再如,根据学生年龄、志趣、爱好的不同发展学生的特长,从而达到长善救失、扬长避短的效果。
反观当今教育,教学模式千篇一律,不考虑教育对象的个体差异。教学评价体系一味重智育,轻德育。至此,当代教育工作者应该从以下几点着手:(1)课余时间了解学生,在教学与实践活动中观察学生,并对了解、观察到的信息加以分析,初步了解学生的各方面情况;(2)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智力水平、知识基础、年龄特征安排教学内容和选择教学活动;(3)实施分层教学,让优等生吃好,中等生吃饱,差生能吃下。
三、民主教学,师生互爱
在师道尊严的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经提出了教育民主的构想并积极实践,竭力营造平等互爱的师生关系。他的民主教学思想源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主张教师职能不在于操纵课堂,而在于营造一种宽松、自由、平等的教学氛围。
反观当今教育,教师作为知识的代表高高在上,专断独行、固执己见,更别说平等交流、良性互动了。在教学中教师对学生不关爱、不信任、不宽容。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作为教师我们应该:(1)热爱学生,关心学生,激发学生“亲师”情感;(2)尊重学生人格,对学生的过错不求全责备,而应怒而不弃;(3)转变教学观念,摒弃灌输式教学,实行多样化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把课堂交给学生;第四,教学中教师要秉承教学相长的理念,做到以教促学,以学定教。
四、授之以渔,指导学法
孔子很早就注意到学习方法比学习本身更重要。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体现了这一点。在实际的教学中孔子还主张:(1)温故知新。注重新旧知识的联系与融通,从而深化对知识的理解。(2)主张多听、多见、多问。(3)倡导学思结合,学思并重。第四,倡导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当学生处于“愤”“悱”状态时,老师对学生分别进行“启”“发”,深刻揭示了学生在思考过程中依次出现的两种思维困境,并进行循序渐进的思维引导。
反观当今教育,教师只重视知识的灌输,而忽视学法的渗透,使得教育仅成为一种单纯继承知识的行为,而没能培养出学生独立学习、自主思考的能力。为此,教师教学中应注重学法指导,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以不变应万变”。具体来讲:(1)教师应该督导学生对已学知识进行巩固;(2)提倡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贴近实际;(3)注重培养学生学思结合的品质,强调教学中学思并重;(4)善用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五、修己安人,诲人不倦
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提高自身修养,才可以去安抚别人、领导别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从侧面反映出教师自我修养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一方面,孔子认为教师应秉承“君子不器”的理念,不能把学习看成是一种功利化的行为,而应该自觉保持“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态度;另一方面,要有“诲人不倦”的精神,如果说“修己安人”是自觉,那么“诲人不倦”就是觉人,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对学生的学习实施引导,强调教师要有责任心,要把教育当成自己的事业。这种教育理念无疑与当下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不谋而合。
因此,就教师自身而言,要有“学而不厌”的精神。“学而不厌”反映在教师业务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则是不言其“博”,不厌其“精”。既不满足于自己已学习到的专业知识,也不满足于自己了解到的其他领域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时候,提供更加有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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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的生平和教育活动
孔子生在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家庭,先世为殷人,系宋微子的后裔。到五世祖木金父时,因其父孔父嘉在宫廷内讧中被杀,木金父亦被降为士,并“绝其世”,即被剥夺去卿大夫的世袭地位。为了区别公族,他便改姓孔。其三世祖孔防叔,畏华氏之逼逃亡鲁国(今山东)定居。孔子的父亲孔纥(字叔梁)是鲁国贵族孟献子属下一个“有力如虎”的猛士,因立两次战功,提升为陬邑(今山东曲阜南)大夫。孔纥大约六十几岁时同一个年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颜徵在成婚。年龄的差距,可以看出其阶级地位的悬殊。传说他夫妻俩因祈祷山神来不及回家,妻子就在山洞中生下孔子(此洞便以“坤灵洞”和“夫子洞”命名,今尚在。山即称“尼山”,位于曲阜城南)。?
孔子三岁时,先丧其父,十七岁时,又丧其母。孔子的家教中重视礼仪之教。生活贫困,促使他较早为谋生做事,学会多种本领,他自称:“吾少也贫,故多能鄙事。”他青年时期在季氏门下当过委吏(管理仓库),还当过乘田(管理畜牧),由此他接触到社会下层,了解到人民的一些愿望和要求。?孔子生长于当时的文化中心-鲁国,在周礼的熏陶下,六岁“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十五岁时,就确立了坚定不移的学习志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学习鲁国保存的中国古代文化,从中寻求治国救人之道。这一基本方向,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道路,形成了儒家的思想特点。?
孔子最大的抱负,是希望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施行仁政。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意思是,假使有人用我治理政事的话,一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三年就会大有成效。孔子约自30岁起,就奔走于齐鲁之间,希望通过从政来实现他的理想。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未获得统治者的重用。于是,他就招收弟子从事讲学活动。直到51岁,鲁定公任他为中都宰。
后来,他“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后因和鲁国执政大夫季桓子的矛盾激化而下野。在做官期间,他并未停止办学。见自己的政治抱负在鲁国不能实现,55岁时,他便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先后经过卫、曹、陈、宋、蔡、郑、楚等十几国,一面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一面坚持流动教学,68岁时返回鲁国。此后,他专门从事教育工作。
孔子在政治上虽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但在文化教育上却是成绩卓著的。孔子大约在30岁(前522年)左右时,从事创办私学活动,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他在鲁国从政和周游列国期间,不断广收弟子,随时随地讲学,前后从事教育工作达四十余年。他一生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从事着教育工作,这是他之所以获得教育成功的根本条件。孔子在教学过程中,搜集并整理出《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作为教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还通过教学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作了系统地论述,对后世的教育影响极大。《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有“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自己也说:“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他培养了这么多人才,可谓教育硕果累累,做了前人未做到的事。
公元前479年,一代教育家孔子病逝,其弟子以父母之丧礼之,皆服孝三年。“三年服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孔里。”
孔子的思想学说和他的事迹,弟子们各有记录,后来汇编成一本书,名为《论语》,这是研究孔丘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材料。
二、重视教育的作用
孔子认为教育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是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教育事业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通过冉有之问,孔子扼要地阐明了他的庶—富—教的施政大纲。从庶、富、教三者的排列关系上看,孔子已直观地认识到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有这三个条件。即劳动力、发展生产、进行教化和发展教育事业。
孔子对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持肯定态度。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指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天赋比平民高贵、优越的思想。这个较为科学的命题,既是孔子“有教无类”的理论基础,又是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结晶。
三、教育的对象比较广泛
提倡“有教无类”春秋以前是贵族之学,有资格接受教育的是王公贵族的胄子。作为平民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孔子创办私学后,首先在招生对象上进行了相应的革命,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这也是孔子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有教无类”,东汉马融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梁朝皇侃说:“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其本意就是: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为了实现这一原则,孔子在招收学生时表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诲焉。”只要本人愿意学习,主动奉送10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弟子。事实表明,他的弟子来自各个诸侯国,有齐、鲁、宋、卫、秦、晋、陈、蔡、吴、楚等国,分布地区广。
弟子的成分复杂,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大多数出身平民,如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卞之野人以黎藿为食的子路,穷困至于三天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参,居室蓬户不完上漏下湿之原宪,父为贱人家无置锥之地的仲弓。也有个别商人出身,如曾从事投机贩卖的子贡。还有少数出身于贵族的,如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宋国的司马牛等。孔子私学中,弟子品类不齐,各色人物都有,实是“有教无类”的活标本,当时有人对此不理解,产生种种疑问。南郭惠子讥笑性地问子贡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木隐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虽门下人品混杂,皆能兼收并蓄,教之成才,这说明教育家胸怀的宽大能容,教育艺术的高明善化。
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四、教育的目的
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道。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子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他的学生也颇有体会,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可见,教道和学道是孔门师生共同的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已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的,因为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所以孔子才能造就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来。
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学而优则仕”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孔子对实行“学而优则仕”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
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学习与做官有了密切的联系,他鼓励学生们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要担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识本领学好没有。弟子们受到此思想灌输,头脑中普遍存在为做官而学习的念头,既然已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子路心直口快说出“不仕无义”,这是有代表性的。孔子积极向当权者推荐有才能的学生去担任政治事务,但他在输送人才时也坚持一些原则:首先,学不优则不能出来做官;其次,国家政治开明才能出来做官,否则宁可隐退。孔子培养的一批弟子,大多或早或迟地参加政治活动,他们“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
“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五、教学内容
根据《论语》,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孔子的教学内容:一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以文学、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是指教学内容包括四个基本方面;二曰: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是指孔子教学的主要科目;三曰:《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书”,是奴隶主的文化典籍,是孔子所使用的基本教材。总之,可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应该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的培养等三个部分。这三个方面,从教育内容的结构,以及社会的需要和个人人格形成看,应该说是初步完整化了。这是孔子在教学内容发展史上的贡献。孔子对这三方面不是等量齐观的,他认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道德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为三者的重心,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
孔子改编的“六书”,是中国第一套较完整的教科书,从荀子的《劝学》篇开始尊为“经”,故后世称为“六经”,除《乐经》已亡佚,其他“五经”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学校中最基本的教材。“六艺”与“六经”的不同在于:“六经”偏重于文化知识,属于文的范围;“六艺”则偏重于才能和技术的训练。因“礼、乐”也具有这方面的性质,所以也列在“六艺”中,“射”是射箭,“御”是驾车,都属军事课程。
总的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有三方面特点:
其一,偏重社会人事。他的教材,都属于社会历史政治伦理方面的文化知识,注重的是现实的人事,而不是崇拜神灵。他虽不是无神论者,但对鬼神持存疑态度。他不谈“怪、力、乱、神”,不宣传宗教迷信思想,不把宗教内容列为教学科目,这种明智的态度,成为中国古代非宗教性教育传统的开端。
其二,偏重文事。他虽要求从政人才文武兼备,但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仍是偏重文事,有关军事知识技能的教学居于次要地位。
其三,轻视科技与生产劳动。他所要培养的是从政人才,不是从事农工的劳动者,他不强调掌握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他既没有手工业技术可传授,也没有农业技术可传授。他认为社会分工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与小人职责不同,君子不必参与小人的物质生产劳动,所以他从根本上反对弟子学习生产劳动技术,樊迟要学种田、种菜,他当面拒绝。
六、孔子的教学特点
(一)因材施教
孔子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并作为一个教育原则,贯穿于日常的教育工作之中。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运用因材施教者,也是他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因材施教”的命题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
施行因材施教的前提是承认学生间的个别差异,并了解学生的特点。孔子了解学生最常用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通过谈话。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他有目的地找学生谈话,有个别谈话,也有聚众而谈。如有一次有意识地向子路提出一个假定性的问题:“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字路并未说话,仅以高兴默认,孔子便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第二,个别观察。他通过多方面观察学生的言行举止,由表及里地洞察学生的精神世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单凭公开场合的表现作判断还有片面性,就要“退而省其私”;只凭一时的行为作判断还不够,还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就是要注意学生的所作所为,观看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的感情倾向,这就可以把一个人的思想面貌了解透彻了。他在考察人的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认为不同的事务不同的情境都可以考察人的思想品质。
(二)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在教学中,孔子把“学而知之”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他的“学而知之”就是说学是求知的惟一手段,知是由学而得的。学,不仅是学习文字上的间接经验,而且还要通过见闻获得直接经验,两种知识都需要。他提出“博学于文”、“好古敏以求之”,偏重于古代文化、政治知识这些前人积累的间接经验。他还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孔子重视学,也重视思,主张学思并重,思学结合。他在论述学与思的关系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反对思而不学,也反对学而不思。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还强调学习知识要“学以致用”,要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把学到的知识要“笃行之”,他要求学生们说话谨慎一些,做事则要勤快一些,“君子欲讷其言而敏于行”,应当更重视行动。
由学而思而行,这就是孔子所探究和总结的学习过程,也就是教育过程,与人的一般认识过程基本符合。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教学理论、教学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三)启发诱导,循序渐进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愤与悱是内在心理状态在外部容色言辞上的表现。就是说,在教学事必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已经思考相当时间但还想不通,然后可以去启发他;虽经思考并已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词表达出来,此时可以去开导他。教师的启发是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启发之后,应让学生再思考,获得进一步的领会。孔子在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的教学中常用的方法有三种,即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叩其两端,攻乎异端。
七、树立教师的典范
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敏而好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回答子贡的提问时说:“圣则吾不能,吾学不厌而教不倦也。”他也曾在学生面前评价自己说:“若圣与仁,则吾其敢。抑为(学)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也。”他为后世的教师树立了六个方面的典范:
学而不厌。教师要尽自己的社会职责,应重视自身的学习修养,掌握广博的知识,具有高尚的品德,这是教人的前提条件。
温故知新。教师既要了解掌握过去的政治历史知识,又要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认识当代的社会问题,知道解决的办法。
诲人不倦。孔子30岁左右开始办学,40多年不间断地从事教育活动,就在从政的5年间,也仍然从事传授,周游列国时,也随处讲学。有的学生品德很差,起点较低,或屡犯错误,他也不会嫌弃,耐心诱导,造就成才。“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对学生的爱和高度负责,是他有诲人不倦教学态度的思想基础。
以身作则。孔子对学生的教育,不仅有言教,更注重身教。通过严以责己,以身作则来感化学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教学相长。孔子认识到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不是单方面的知识传授,而是可以教学相长的。他在教学活动中为学生答疑解惑,经常共同进行学问切磋。不但教育了学生,也提高自己。
总之,孔子是一个“以德服人”的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教师的光辉典范,他所体现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已成为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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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认为,个人的灵魂只有“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时,人的心灵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城邦中三个阶层的公民只有“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且“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这样城邦才会实现正义和理性之治;希腊世界亦是如此,唯有良好国家约制恶劣国家,希腊世界才会实现理性和谐。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孔子与柏拉图理想秩序观差异性比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试析孔子与柏拉图理想秩序观差异性比较全文如下:
论文摘要:基于对孔子与柏拉图相关文本的解读,本文拟以秩序为切入点,综合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层次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孔子与柏拉图中西方两位先哲的秩序观进行梳理和比较研究,以期从文明发轫期窥探和挖掘出中西秩序理念的分歧。
论文关键词:孔子 柏拉图 秩序
基于彼时华夏地区与古希腊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形态等基本要素,本文拟对孔子与柏拉图的秩序观进行差异性比较,以期较为系统清晰地展现出文明发端时中西文化差异的某些印迹。
长期以来,华夏地区与古希腊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分别形成了农耕与商业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并呈现出不同的文明形式——大陆农耕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
华夏地区以陆地为主,依托土地而发展的农业为其主要经济形态,农耕文明即为华夏文明的本源。因“周人是以发展农业而强盛的氏族,他们认了农神后稷为始祖。从国王起‘卑服即康功田攻’,就因这样才得灭商而有天下”,故西周建国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由于土地的固定性,大量从事农耕的农民就被牢牢束缚到土地上,以家族为单位长期在一个地区繁衍生息,除非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一般不会有太大变动,农业的属性决定了华夏人思想上保守、仁爱、安天命的特性。
相应,华夏地区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家文化”,即敬宗法,以宗亲血缘为中心来判定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亲,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分封制即是这种文化在政治上的体现。古希腊位于地中海沿岸,以半岛、海洋为主,依托海洋而发展的商业贸易为其主要经济形态,故商业文明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本源。希腊城邦内的居民首先是商人,主要从事海上经济贸易,人口流动较大,商业的属性决定了希腊人思想上冒险、理智、崇尚人自身力量的特性。相较华夏地区的“家文化”,可以说古希腊所形成的是一种“海洋文化”,重个人权利,追求平等与自由,政体的选择上亦旨在实现公民的良好发展和城邦正义,显得灵活多样。柏拉图所在的雅典,为古希腊典型的海上强国,商业贸易发达,并曾以其强大的海军实力城邦希腊,造就了希腊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可以说,彼时中西方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及文化特性直接影响了孔子与柏拉图对其理想社会秩序的构建。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而孔子与柏拉图恰如其中的“仁者”与“知者”,在不同的地理经济背景下,各自设计出了不同的秩序模式,预示着今后中西思想文化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孔子与柏拉图对人性的假设不同,分别侧重于人性“家庭性”与“理性”两个不同方面。
孔子的理想秩序观以“家庭性”为逻辑起点。孔子视血亲伦理为人与生俱来的最重要情感,为人性之本,故尤为注重人的家庭属性,往往把人首先置于一家之中予以考虑。正如赵汀阳所述“传统中国意义上,‘人性’和‘家庭性’便在理想条件下是被认为是一致的。就儒家思想传统而言,家庭性几乎构成了对人性的完全充分论证。”
由于孝、悌为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孔子亦把孝悌视为个人修养之根本,并主张予以推而广之,“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只有这样才会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犹一家的“大同”境界。故孔子是以“家”来理解社会、国家、乃至天下,认为只有良好的伦理修养,和睦的家庭关系,国家才会安定有序,天下才会太平。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人性的理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柏拉图重理性,认为宇宙、国家、个人皆天然被赋予了理性,“理想国”即是基于灵魂三分(理智、激情、欲望)及其理性假设而层层构建起来的。
柏拉图认为,个人的灵魂只有“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时,人的心灵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城邦中三个阶层的公民只有“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且“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这样城邦才会实现正义和理性之治;希腊世界亦是如此,唯有良好国家约制恶劣国家,希腊世界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因而,可以说是理性支撑起了柏拉图理性世界的大厦。
从中西方政治发展的脉络来看,“家庭性”与“理性”可谓中西思想文化的基底,左右着中西方政治、秩序、及文化的走向。西周以来,中国政治越来越走向与伦理相结合的道路,伦理政治成为古代中国的主要特色;相较,西方自古希腊即注重节制与理性,轻伦理,而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则标志着西方伦理与政治的彻底分离,现实政治则成为其主要特色。而这种趋向从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逻辑起点就可见一斑。
“仁”、“礼”为孔子思想的精髓,作为基本原则理念贯穿于孔子秩序观的始终。“仁”为“礼”的内核与灵魂,“礼”为“仁”的外在制度框架,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推进,共同维系着孔子理想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仁者,“爱人”,它根植于血亲伦理之情,重自身内在之修养,推崇仁爱众人之心。“仁”集中了孔子对个人行为道德教训的精髓,为个人道德修养的题义。“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视为仁之本,亦为做人之根本。“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以孝悌为支撑,整个社会将形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和谐状态。
“礼”缘仁情而作,以仁、德为内核,“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作为外在的制度框架,“礼”亦根植于宗亲血缘,通过规范行为来加强内心修养,以促使德性内化。“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只有再以“礼”约束之,才不会离经叛道,故“不知礼,无以立也”。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表现了“仁”与“礼”互为支撑的关系,亦突出了“礼”的道德内化作用。无论国家,抑或天下,孔子皆主张施以“礼”治之。这样“依于仁”,“立于礼”,内修仁,外循礼,“仁”、“礼”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则天下有治自然成矣。
理性分工与法律分别为柏拉图中期与晚期秩序观的核心理念,维系着其“理想国”的有序运行。“理想国”中,柏拉图主张通过理性分工实现个人、城邦、乃至希腊世界的有序和谐:灵魂三分中突出理智的节制作用;城邦三个阶层公民有序分工中突出哲学家的理性治理;城邦间分工合作中注重发挥良好国家的理性约制。
简言之,“理想国”即是一种基于自然禀赋的理性分工秩序。晚期,柏拉图以神性论证了法律的理性,开始注重法律在实现城邦理性之治的效用,并着重探求城邦走向强盛的法律之道。柏拉图认为和平时期应制定法律,保证每个公民定期进行军事训练,不管天晴下雨,“一个月至少留一天(如果当局认为合适,可以超过一天)用来进行军事演习”,制定娱乐规划时应包括“战争游戏”等。不过,柏拉图对法律的意图作了限制,认为法律的本质在于“人们之间的和平与善意”,故政治家“只有当他把他所制定的有关战争的法律当作和平的工具,而不是他的关于和平的立法成为战争的工具时,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立法者。”因而,晚期柏拉图在城邦理性之治中融入法律,即“杰出的人那儿获得真理,并以法律的形式配合它去管理国内事务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具现实性与可行性。
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亦有不同:孔子的“大同社会”涵盖天下间的一切地区与国家,是一种天下逻辑;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外延仅限于古希腊地区及城邦,为“民族/国家”(城邦)逻辑。
孔子秩序观的逻辑为“家庭→国家→天下”,国家之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更高的政治单位——天下,“天下有道”亦为其秩序的最终归结点。在孔子看来,国是家的延伸,“天下”为最大的家,正所谓四海为一家。赵汀阳认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把天下看成是最高级的政治分析单位,而且同时是优先的分析单位。这意味着,国家的政治问题要从属于天下的政治问题去理解,天下的政治问题是国家的政治问题的依据。政治问题的优先排序是‘天下-国-家’”,这在儒家创始人孔子身上更是有明显体现。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以“天下”观天下,其最终追求的亦是一种顺应宗法秩序,天、地、人皆归于有道的天下秩序,有一种天下主义的意识倾向。故“天下”构成了孔子秩序观的外延。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个人→城邦→希腊世界”为框架而层层构建起来,秩序的最高层次是达于希腊世界,带有浓重的希腊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色彩。作为古希腊的基本政治单位,城邦一直为柏拉图思考的主题,城邦的正义或理性之治更是柏氏穷尽一生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于孔子的天下主义,柏拉图以“民族/城邦”为基本单位看待世界,无论是哲学家治国,抑或城邦法治,皆旨在探究城邦正义及希腊世界下希腊民族的团结与和平。而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上,柏拉图又带有极强的民族与文明优越性,对希腊民族与非希腊民族采取分而视之的态度,视希腊人为文明人,而非希腊人为蛮族、敌人,“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是属于内部的,自家人的;希腊人与蛮族之间的关系是属于外部的,敌对的”。因而,柏拉图的秩序观仅限于希腊世界内部,并未把非希腊世界包含在内,希腊民族/城邦即构成了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纵观西方发展史,国家间往往充斥着严重的民族/国家意识倾向,这从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亦可窥出一斑。
位于人类文明的发端,彼时华夏地区与古希腊精神文化大发展,并奠定了此后中西文明发展的精神基础。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公元前800至前200年间)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
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孔子与柏拉图的秩序观根植于中西方独特的物质文化土壤,故能在比较中显现出中西思想文化基因的差异。在新时期的中西交往中,我们应正视彼此间的内在差异,合理进行扬弃,消弭分歧,避免误会与冲突,在“和而不同”中实现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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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就是孔子。上个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一位学者在排列人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一百位名人时,把孔子排在第五位,仅次于耶稣和释加牟尼等人。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孔子的影响力恐怕要排在第一位。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孔子学说的影响。 孔子是中国儒学的创始人。两千余年来,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政治、文化等方面,也体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之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实践是评判孔子学说的唯一标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历史实践是评判孔子学说的唯一标准全文如下:
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汉代成为定于一尊的官方哲学后,孔子教义不仅深刻影响看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走向,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国民精神。因此,对孔子功过是非的评判,一直是中国的一个文化难题。二千余年来,虽不乏振聋发聩的批孔之论,却又丝毫不曾动摇他的“素王”之尊,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正处社会转型的历史巨变之际,近20年来对孔子的推崇和颂扬却愈来愈甚,而对孔子的批判声浪也愈来愈高。如何评判孔子功过,是以历史实践为唯一标准,还是以“六经注我”的字面意义为据?这也是文化研究者绕不开的历史难题。
孔子原本是宋国子姓后裔,在他的远祖孔父嘉时,因五世亲别于公族,失去贵族身份后而改姓孔,家道自此衰微,从曾祖辈起便举家迁居鲁国。孔子生于鲁长于鲁,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鲁国度过的,鲁文化对他的濡染是非常深厚的。
周族完成翦商之大业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便在东方封建诸候“以藩屏周”。 鲁国是姬姓贵族建立的宗亲方国,地处泰山之阳、汶泗沂沭之滨,较为封闭;国民以农为业,不事渔、商。封建鲁国不仅是为了大启疆宇、“为辅周室”,曲阜是商奄旧地,居住着文化较为先进的前朝遗民,就更需要加强对东夷诸族的镇抚和文化征服。因此始封地位很高的周公为鲁君,周公因辅佐成王并未就国,而是由其长子伯禽继承。于是鲁国成为周王室的代理人以控制这个地区。
鲁立国之初,周王室的封赐极为丰厚,“分之上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定公四年》)等,各种礼器典籍几乎应有尽有。《礼记*明堂位》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鲁国享有天子器物服饰、奏天子礼乐的政治特权,鲁国虽小而地位之尊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从分封之日起,鲁国就是个宗周文化的方国。“用即命于周,是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左传*定公四年》)。由此也就决定了鲁的治国方略是以推行周礼周俗为既定方针,伯禽对殷民实行“变其俗,革其礼”,正是这一治国方略的体现。久之成习,凡是必遵祖训和谨守周礼,周初开始完善起来的宗法礼乐制度,便铸就成了鲁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治国方略将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我们可以与鲁国同时分封的齐国作一比较。
《汉书*地理志》: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齐鲁二国始封时地皆不过百,可以说是在同一水平上起步,而鲁在政治资源和文化上还要优于齐。齐国“举贤而上功”,不当“凡是”派,广纳贤才,因地制宜,富国强兵,使齐国土扩展到方园二千里,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齐国提倡学术自由发展,不排拒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因此就有了一时儒法道墨诸家云集稷下,形成著称于史的稷下之学。鲁从立国到被楚灭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以“宗周”为准绳,压制不合周礼的一切思想和文化,不思进取,人才匮乏,积贫积弱,国土虽曾扩展到五百里,仍是小国寡民之邦。“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鲁国可圈可点的历史成就仅此而已。
齐国的改革性、开放性、民主性与鲁国的保守性、封闭性、落后性形成鲜明对比。孔子儒学就是在鲁国这种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孔子则按周文化的面貌将鲁文化系统化、 理论化、政治化、世俗化,可以说周、鲁文化尽在孔子儒学之中。例如,鲁国崇尚周礼,孔子则“吾从周”;鲁有讲习周礼周乐的传统,孔子则“立于礼,成于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鲁以“尊尊而亲亲”为既定国策,孔子则将其弘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王室训令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则主张“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只要稍加对读,我们就会发现孔子教义与周文化有很强的对应关糸,这说明孔子是全面继承了周文化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季,其时天下“礼崩乐坏”,这本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的一次大冲击,应视为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孔子教义中,我们并未发现他对进步的讴歌,有的却是对尊礼者的赞美,对越礼者的诅咒,对“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寄予乌托邦式的响往。这也说明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并未汲取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不曾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
孔子死后颇受恩宠,与他生前“累累若丧家之犬”的景况形成鲜明对比。他首先被鲁哀公诔之为尼父,汉武帝将孔儒定为一尊,司马迁作《史记》以“世家”许之,与王者并列;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唐太宗尊他为先圣,唐玄宗封他为文宣王,元武宗加孔子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英宗还特意加封孔裔为衍圣公……。自汉以后不分夷夏,凡入主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尊崇孔子,并且抬到吓人的高度。一 黄土,一冢枯骨,何以能亨有“素王”之尊?我们可从孔子理论体系与帝王利益关糸中找到因由。
孔子说过:“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成公二年》);又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孔子主张帝王唯我独尊,亨有至高无上特权,这与韩非子主张帝王树立绝对权威有惊人相似之处。孔子维护封建帝王最根本的绝对利益,理所当然会受到封建帝王们的尊崇。孔子传人孟子仅说了句“民为贵,君为轻”,就被朱元璋撵出了孔庙,若稍有不合帝王心意就会落得这般下场。《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孔子为封建帝王们设计的一套贵贱有序、上下有别的政治制度,如果等级名分错位就不合孔子所规定的“礼”。
而“礼”是无所不包的,如制度、仪式、婚丧、风俗等等都包涵有等级名分。凡不合“礼”处就要“正名”,何谓“正名”?何晏《集解》释为“正百事之名”,即在方方面面都要维护帝王专制统治的政治秩序,这是颇合帝王心意的。再则是孔子很善于为尊者讳。《史记*孔子世家》:“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历史真相是:晋文公欲会诸侯讨卫、许,担心诸侯不奉命,于是便召来周襄王,以天子名义会诸侯,史称“践上之会”。孔子在编《春秋》时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闹剧曲讳为周天子“巡狩”,保全了周王的面子。孔子很会揣摩帝王心理,如何不受帝王尊崇呢!如果说孔子身后的显赫是帝王们感情上接受了孔子的话,那么,叔孙通说的“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则是帝王们逻辑地接受了孔子儒学。孔子教他们以“儒术治国”,可保持独裁专制统治,一家天下可代代相传。
儒术治国的形象说法是“半部《论语》治天下”(《鹤林玉露》卷7)。此说始见于南宋,据称是北宋权臣赵普所言。然而,与其说是赵普之言,不如说是约定俗成之论,它认定这样的历史“事实”,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基本实行的是儒术治国。那么以“儒术治国”的各代王朝是否国运亨通呢?
汉武帝虽“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仅还仃留在口头提倡上,并未认真实行。如所用之臣或是文法酷吏如张汤、杜周之流,或以经术润饰吏事如董仲舒、公孙弘之辈,绝非纯儒。汉章帝白虎观会议正试确立了儒术治国,其时社会危机四伏,儒术治国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儒术治国是救世良方吗?汉章帝至汉灭国仅144年,其后几个统一王朝,晋为154年,隋101年,唐289年,宋319年,元108年,明276年,清267年。儒术治国何曾园过帝王们的家天下传之万世的美梦!尽管孔子设计了一套封建社会的乌托邦蓝图,以“仁”、“中和”、“孝”等政治设计限制帝王们的权力于一个“度”内,这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呓语。历史上一些开国之君或中兴之主只是鉴于前朝的颠覆所有所收敛而已,他们给人民一点好处就大力宣扬,而榨取人民时却不露痕迹。这便是《管子》中为他们总结出的一套“仁政”-----“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频繁,恰恰证明了孔子设计的那套“自我调节机制”只徒具文字意义,对任何一位封建帝王都无约束力。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儒术治国每每留下失败的记录。
儒术治国使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保守落后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因此,所形成的历史惰性,使任何改革、那怕是改良都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如王安石、张居正以及戊戍变法等等。马克思曾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指出:“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然而出自中国的这三项伟大发明,并未率先将中国由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推进到资产阶级社会,倒是将火药普及为焰火炮竹,罗盘成为风水先生的法器,而印刷术普及后,结伴而至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
“半部《论语》治天下”究竟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一部廾五史足以为世昭鉴!
孔子儒学是在周鲁文化孕育下生长出来的,鲁国国民的精神状态如何?我们从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曹刿论战》中可窥见一斑。
《左传*庄公十年》载,齐将伐鲁,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鲁国虽不乏象曹刿这样的俊杰之士,然而故事却反映了当强敌压境、国难当头时,宗室权贵居然束手无策,而众多乡人则以“肉食者谋之”、事不关已的心态置国是而不理。二百年后孔子称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正是对乡人的那种不良心态的赞许和肯定吗!鲁人、甚至其后的中国人“只扫自家门前雪”的不良风尚的形成也是由来己久的,经孔子的误导,其影响的恶劣和严重后果,我们又岂能低估!当下许多中国国民对国运民生、改革大业的漠不关心,对诸多社会丑恶现象的熟视无睹,麻木不仁,难道不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误导造成的恶果吗!
然而二千余年来孔子教诲下的国民又果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做到“思不越位”吗?如其能按等级名位去思考去行事,历史上又何以会发生许多不在其位而夺其位的宫庭政变、或以血与火的手段让江山易主呢?又何以会有那么多的官吏极不安分,为加官晋爵或谄谀媚上曲邀恩宠,或卑身贱体卖身投靠…..。这与孔子设计的“理想人格”岂不是相违悖的吗?又如孔子教导国民要“谋道不谋食”,可谓圣洁高蹈,然而国民们口中念着圣人教诲,私下里却放胆设租寻租,贪污受贿。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换一个视野去看廾四史,“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有资格进入贪污史、奸佞传的国民,又有几人没有读过孔孟之书的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孔子儒学哺育下的中国国民,己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吗?人格分裂又造成人性的虚伪,其最典型的特征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言行不一。
孔子儒学中没有为中国人提供枳极的进步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孔子强调“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把国民的思想禁锢在等级名分的“礼”的范围内,使国民的思想思维得不到充分的伸展。中国长期的保守落后与孔子儒学的保守落后密切相关,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德国。德国人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在科技、生产力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能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迅速恢复,应归功于黑格尔、康德这些哲学家把德意志民族的思维能力提高了。哲学是能真正改变人的思维和思想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强盛的民族总有强盛的哲学,而强盛的哲学一定能滋养出强盛的民族!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积贫积弱、保守封闭,这也说明了孔子儒学不是“强盛的哲学”,它又怎能滋养出一个强盛的民族来呢!又怎能哺育出千千万万个“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强盛的个体呢!
孔子儒学在其伦理学说中为国民提供了一种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国民持这种认识论,每每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例如国家政治本是极复杂的糸统,我们竟简单化为清官贪官、善政弊政等等;又将官僚队伍分为清流浊流,而正邪两方又水火不同器,冰炭不同炉,于是便形成朋党,互相对立,激化了许多社会矛盾,也毒化污染了政治空气。这种认识论无视价值中立原则,不允许国民持中间立场,这势必使国民的思维容易情绪化、情感化,同时也造成说假话的风行。
孔子儒学曾为国民设定了一种理想人格,修齐治平是理想人格的实践和完成过程。如果按这种设定来教化、塑造我们的国民精神,二千余年来我们的国民早已是谦谦君子了;那么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危机何以总是伴随着道德危机?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总要伴随着艰难的道德重建呢?国民的伦理道德为什么竟脆弱得这样不堪一击呢?道德危机的周期性,难道不是孔子儒学在道德教化方面失败的记录吗!孔子儒学的伦理教化有很大的消积作用。
孔儒以僵化落后甚至违反人性的规范束缚人的自由选择,造成个人自我意识的淡化和萎缩,使人的社会角色类型化,个人创造性受到压抑。长期的历史积淀,国民养成了一种普遍的权威性人格,以及信仰、畏惧、依附权威的文化心态,养成了因循守旧、恪守传统、拒绝创新、随波逐流的内倾型民族性格。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创建儒学之始便摈弃了宗教崇拜,转向于对帝王的政治权力崇拜,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至今不衰的“官本位”文化观念。国民在“权力崇拜”的愚弄和鼓惑下,对权力的痴迷及对官位的追求己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不言自喻,权力和官位的背后是巨大的廉价财富和利益!孔子儒学主张以内省式的修身、通过“灵魂深处闹革命”来塑造自我道德形象。道德的自我形象欲求导致国民重虚名而不务实际的行为特征,鲁迅先生称为是“面子”问题,而面子问题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对孔子儒学文化品格的虚伪性,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人早有观察和认识。《庄子*外物》有“儒以诗礼发冢”的故事,揭露儒家“彬彬有礼”地掘墓碎尸,夺人珠宝,儒家人格分裂竟达如此!这篇小品对儒家标榜名义、欺世盗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李贽语)的虚伪人格给予了辛辣的批判。人格的分裂必然导致人性的虚伪,它对国民、尤其是对官僚群体心灵和精神的毒害是十分严重的,造成了多少官吏夤缘投机、趋炎附势、媚狡谄伪、畏强凌弱、因循苟且,他们在“达则兼济天下”的旗帜下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这说明孔子儒学不仅需要虚伪,而且不断地制造虚伪。当虚伪盛行时,社会上必然兴起伪善之风;伪善之风起必然导致信仰危机和世风衰败。
今年是孔子诞辰2550周年,恰逢又是世纪之交,据报导国内将要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我们将如何评说孔子,如何解开这道文化难题呢?孔子教义中确有一些有价值的成分,有的甚至至今还有生命力。然而孔子儒学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两个相互对立的哲学体系,尽管他的教义中有些是颇有价值的,但绝不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永恒真理。二千余年来儒术治国虽每每留下失败的记录,但仍有不少人鼓吹只有儒学才能救中国,只有儒学才能拯救世界。儒学创立之初,其文化品格就是以“法先王”为政治导向的,所追求的乌托邦社会,在本质上是与时代潮流相互错位的。儒家们的理想存在于过去,而不在于未来;他们生活在现实之中,却孜孜以求在未来中实现“过去”。因此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常表现出“今不如昔”的病态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已成为一种社会弊病,而且与社会总体发展的趋向和进程相背离。如果说儒学这个非常封建、保守、落后的学说能够救中国,五四运动的锋芒何以要指向孔子及其学说?许多自幼曾受过孔子儒学熏陶的革命志士和先驱者们,何以还要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呢?
孔子的人格是高尚的,他的学识是十分渊博的,他对他的事业的追求也是十分执着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司马迁的话代表了历史上无数知识分子对孔子的敬仰;“我爱孔子,我尤爱真理”,蔡尚思先生的话则代表了古今无数知识分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心声!在孔子华诞之际,若能对孔子儒学进行认真的、科学的选择、批判、改造、吸收和消化,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于国于民幸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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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通过网络实现的教育教学过程,不要求教师和学生在时间和空间上严格不同步,客观造成教学交互性差。学生对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地向教师提出,教师也不能实时给予清楚明晰的解答。尽管网络教学过程中广泛使用了增强交互性的BBS、MSN等技术,但与传统教学过程中师生面对面的沟通相比,其效果要逊色好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远程教育看孔子学院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从远程教育看孔子学院发展全文如下:
论文摘要:孔子学院承载着向世界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的使命。但随着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也遇到了许多瓶颈问题,如师资不足、办学场地不足,以及学生分散等问题。本文试图从远程教育的特点看其在孔子学院发展中将起到的重要作用,希望能给孔子学院的发展带来帮助。
论文关键词:孔子学院 现代远程教育 文化传播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需要通过文化传播方式得以实现。中国目前的文化传播仍然处于“文化逆差”的状态,如何加快文化交流,有效传播中国的声音和形象成为当务之急。我国政府借鉴英、法、德、西等国家语言推广的经验,从2004年开始在海外支持设立了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公共机构——“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ConfuciusInsittutelip孔子学堂。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大学是不一样的,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是在国外设立的一个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公共机构,由外方申办中方批准,是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机构。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机构。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孔子学院的宗旨和使命是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
自2004年l1月21日世界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到2009年,已在81个国家建立了256所孔子学院和58所孔子课堂。孔子学院的发展相当迅速,这一点从孔子学院的数量上足以证明。孔子学院受到各国当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正在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园地、中外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和加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但随着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在教育部、国家汉办就“孔子学院发展情况”答问中,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女士说:根据原来既定的且标,2010年应该是达到500所。许琳女士还说目前师资问题是孔子学院发展的一大瓶颈。
我们可以预见:到2010年孔子学院的数量达到500所,对汉语教师的需求将会更大,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培养出这么多对外汉语教师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同时还有办学场地不足以及学生分散也会制约孔子学院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新的教学方法来应对这些问题。随着计算机、信鼠技术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的一些特点和优势更加凸显出来,如交互性、自主性、全球性等。可见远程教育将在孔子学院以后的发展中大有用武之地。
现代远程教育是以计算机、多媒体、现代通信等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将信息技术与现代教育思想有机结合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和传统的教育相比较,现代远程教育由于以计算机、多媒体、现代通信等信息技术作为手段使其打破了传统教育体制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破了以教师传授为主的教育方式,有利于个性化学习,扩大了受教育对象的范围。现代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方式,如果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对正在高速发展中的孔子学院将会有很大帮助。现代远程教育和传统的面授教育有很多不同,由于其借助的教学媒体的特点也使其有很多自身的特点,如开放性、交互性、自主性等特点。
1、开放性,即不同于传统教育中教师和学生在时间上、空间上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如在一个教室中,在现代远程教育中学生和教师而是相对分离的。我们知道孔子学院的学习者在空间上来说是不可能处于同一个教室的,因为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在时间上来说他们具有不同的职业,时间上取得统一也是有难度的,可见如果完全采取传统的授课方式是不现实的,对这样的学生来说,实行常规的面对面的班级授课制有很大难度。远程教育的开放性打破了学生物理的(如场所、社会的(职业、地位障碍,使“有教无类”和“按需学习”成为可能,学习者可以自由地选择时间、选择地点。可见这一特点对在孔子学院报名的学习者(包括在校的学生、商人等在时间,空间上的学习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选择性。
2、交互性。面对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我们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是主要问题。我们的宗旨是办一所就要办好一所,质量是孔子学院的生命线,所以我们要大力提高孔子学院的办学质量。面对匮乏的师资,欠完善的教材,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学习者,教师和学习者之间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将会对教学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势必会影响孔子学院的继续发展。现代远程教育交互性的特点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现代电子技术的支持下,现代远程教育有了突破性进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远程教育集成了许多新的技术,如卫星、交互视频、语音复答机、计算机网络、电子邮件和WWW技术等,实现了师生间实时或非实时地以文本、图形、图像、音频或视频等形式进行交互式教学活动,如通过BBS、网络聊天、E—mail以及电话等进行网络交互。交互即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或“交流”,它是信息传播与信息接受者的双向交流。现代远程教育的交互性,缩短了远程教育与“面对面”教育的差距,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师生间如果缺乏交流、缺乏信息反馈,必然导致其教学质量低、效果差。公务员之家
3、自主性。2005年世界上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人,随着汉语学习热潮的不断升温,目前海外通过不同途径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突破4000万人,而孔子学院的学习者数量也是很庞大的,职业更是不同,有在校学生、商人、企业主管、中国文化的爱好者等。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孔子学院的学习者主要是工商界人士和外交使节,而伦敦商务孔子学院与金融经贸界开展密切合作,学习者主要是许多大型企业的高管。面对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学习体,需要一种可以让学习者发挥自主性的学习方式,而现代远程教育是实现主体化,让个体充分、自由发展的教育。现代远程教育是一种灵活开放的、自主性学习的个别化学习方式。在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学习环境中,学生是学习的中心,他可以通过网络数据库寻找自己需要的课程和感兴趣的信息,并下载自由组合,然后在最适合自己的时空中自由学习。个别化自主学习方式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个体的不同需求,使自我规划、自我调整的独立学习变得更容易。这样,每个学习者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要求和能力进行学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组配知识结构,制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内容,安排学习场地,从而构建自身的知识技能结构,完善和发展自我。
4、全球性。从孔子学院的分布来看,目前,全世界已有81个国家建立了256所孔子学院和58所孔子课堂,已经在全球落户。2010年将达到500所,可以说分布在我们“地球村”的每个角落。面对这样一个分散的局面,对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教学手段来面对学习者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情况。现代远程教育全球性的特点正好切合在全球安家落户的孔子学院的发展,必将为孔子学院又快叉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帮助。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在我们的生活学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互联网是个连接着世界各地的巨大网络,任何学生无论身处何地,只要通过网络就能获得所需信息,真正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诚然,作为一种教学手段,不可能完美无缺,没任何问题,现代远程教育也不例外,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有些地方网络还不够健全,学习者的计算机操作不够熟练,在教学中学生的问题可能不能及时反馈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基础理论研究与网络教育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完善。在我们国家的文化品牌——孔子学院的发展中,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现代远程教育的优势,取长补短,为孔子学院的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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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他对后世的教育活动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孔子的教育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充实。从他的教育思想中可以得到不少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孔子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孔子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的启示全文如下:
摘 要: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关于重视品德培养,引导学生笃信躬行;团材施教,注重循循善诱,发挥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主张博多思,学以致用等观念,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在深化德育、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高教改革;现实启示
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既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也带来了大学教育剧烈转型和深刻变化。要落实育人为本、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科学分析世情、国情和人的需求发生的变化,正视高等教育思想观念存在的偏差,从更新思想观念入手来开创高等教育的新局面。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对他的教育思想观念“温故而知新”,或许有益于我国高等教育界正在求索的改革创新。
一个新型社会当它步进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民族的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不可否认,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的教育思想观念有糟粕和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历史唯物的辩证思维方法,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社会人生精论和富有哲理的箴言,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获得借鉴和启示。
孔子教育思想的源点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他主张仁政德治,社会各阶层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以“和为贵”,促进人和、家和、国和、天地人和。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品德高尚、博学多才、和谐的人。他以“学而优则仕”、“有教无类”等理念,致力于育人,借以来推动社会的全面和谐。这种力主促进和谐的教育思想内涵丰富,本文只能针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作简要介绍。
1.德者本也,笃信躬行。
“德治”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强调道德教化,反对单靠政令刑罚治国。在育人上,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即学的原则在于发扬光明的德性,革新民心,达到完善。明确指出“大德者必受命”,“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德其名,必得其寿。”“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即只有品德高尚才能承担大任,得到地位、名利、人们的信任和长寿。这里显示出功利性,但只要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种功利追求是合乎人之常情的。
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的基础和前提。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指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是“刚、毅、木、讷(木意质朴,讷意谦虚)”,实践仁德的标准为“恭、谦、信、敏、惠”。达到仁德的方法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强调要以制度约束自己,以己推及别人。而道德的最高境界子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毛泽东指出:“孔子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但孔子仅从教育人的角度做了浅显的解释:“不偏于狂,不偏于狷(急躁)”,“择而两端”,“善则称人,过利称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对立面统一、联结、平衡、和谐。在品德修养上,孔子强调从自己做起,从所能接触的人和小事做起,要重视“修身”、“齐家”、“爱人”、“亲亲为大”、“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提出“益者三友”、“益者三乐”、君子有“三愆(过失)”、“三戒”、“三畏”、“九思”(《论语》季氏篇),以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都主张从自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这些思想对学者品德修养及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很有借鉴意义。
2.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他爱学生,“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哭得很悲痛,别人劝解时他说:“我不为这个人悲伤又为谁呢?”伯牛病了,他前去探望,握着伯牛的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特别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提倡“当仁,不让于师。”鼓励学生崇尚真理。和子夏讨论《诗》后,说:“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孔子问子贡:“是你行还是颜回行?”子贡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说:“我和你都不如他。”还认为“子路好勇过我。”联系“三人行必有我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种谦虚的态度,促进了师生互敬互学、教学相长。他很注意观察了解学生,掌握学生的秉性、特长,有针对性的施教。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在《论语》中和学生七次讨论“仁”,但回答每次都不同。樊迟问“仁”三次,先后回答是:“爱人”、“先难而后获”、“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司马牛问“仁”,回答是“其言也讱(说话笨一点)。”子张问“仁”,回答是:“恭、宽、信、敏、惠。”这些回答都有一定的针对性。《论语》中多处记载孔子与弟子平等友好地探讨学问,如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讨论治国的方法,孔子认为他们都没有谈到根本,仍然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各言其志也!”子路和冉有同样:“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这个问题,孔子回答完全相反,公西华感到疑惑,想问个明白。孔子说:“冉有总是退缩,故进之;子路好勇过人,故退之。”对个别学习有困难想打退堂鼓的人,孔子进行鼓励。冉求曰:“非不说(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批评他是自己划定界限,有畏难情绪。孔子对弟子也有严厉的批评,如讨论一个问题子路不服气,孔子说:“我讨厌花言巧语狡辩的人。”并对他讲应注意的六种品德、六种弊病:“好仁不好学,其蔽(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危害人);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说话尖刻);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从对子路的教育可见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
3.君子不器,博学多思。
“君子不器”是孔子重要的教育思想。君子是孔子心目中有理想人格高尚的人,他所追求的是培养担负治国平天下的人材。这样的人才应具有多方面的才干。孔子的六艺施教,本质上就是主张全面发展。礼、乐、射、御、书、数,大体上讲,礼是讲德,讲做人处世的规范;乐是讲美,讲陶冶情操;射、御是讲体,讲实用技能;书、数是讲智。综合起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打好基础、知识面要宽,要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他的教育内容十分广泛,强调学好基本内容,打好基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不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认为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对少数高材生才授之以“易”、《春秋》,“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孔子“五十以学易”,对于夏商周的礼仪规范要得到人们共识恪守需要论证,不能论证是“文献不足故也。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足,则吾能徵(证)之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学而不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挖掘研究,丰富和完善教学内容,非常可贵。
孔子在教育中把教育者看成有人性、有灵性的人,看成有丰富情感、有独特精神境界的人。他尊重人的内在因素,注重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他在施教中注重启发、引导、促进独立思考。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即不在苦苦思索想不通、道不明的时候,不去开导;举一例而不能类推三个道理,我不重复讲了。强调学习结合,主张“学而不思刚罔,思而不学则殆”,“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日知其所亡(每天学点自己不知道的知识),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重视精益求精,主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好乐之者”,“默而识之(踏踏实实地学),学而不厌”,高度称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在《论语》中,我们见到的是孔子对弟子优点的肯定、表扬,对不足之处的引导、规劝,促使其自觉,从而见贤思齐、扬长避短。总之,人情味很浓。
孔子的教育目标就是“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使国家“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对卫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孔子强调“富之”、“教之”。要求从政的弟子“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对子张谈从政他要求做到“尊五美,屏四恶”,其要点要:给百姓以恩惠,使百姓劳而无怨;不贪财,不傲慢,不凶猛。他不满意只学不致用的书呆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即不会处理政务,搞外交不能独立交涉,背的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而对一位叫冉求的学生当小吏时加重了赋税更不满,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这些表明孔子力行学以致用,用必坚持仁。尽管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以培养和谐的人才促进社会和谐的理念未能实现,但其学以致用、服务社会、造福百姓的教育仍是值得推崇的。除从政外,孔子鼓励学生治学育人,在学业上要“格物致知”、“一以贯之”、“孜孜不倦”,这也是儒学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们对孔子的褒和贬可以说都到了极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近几代人的绝大多数已经远离了孔子。在国际上正在兴起的“孔子院热”,促使我们应该理性思考:孔子与现实教育能否相联?如能,继承弘扬点该是什么?作者深知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而且由于孔子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加之当前高等教育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疑难较多,“启示”很难谈!只能从解放思想的角度,壮着胆子谈几点想法,作为精浅探索,有些看法可能不合时宜。
1.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所谓育人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
这个学问就是如何更好地做人,如何更好地做事,如何将做人与做事更好地结合起来。联系孔子的教育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当前高等教育在教会学生做人、做事、做学问以及科学处理三者的关系上,不同程度的存在某些偏颇。如,“立德为先”、“德育第一”是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反复强调的,可谓“深入人心”,但实践却体现、落实得很不理想。孔子的德育是紧密结合社会变革、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从规范日常言行、和谐处理人与人、人与家、人与社会、人与天的关系入手,培养做人最基本的品格,如孝、弟、礼、诚、信、忠、恕、荣、耻等。以此为基础,在实践磨练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当前高等教育的德育,体制是在党委领导下,组织政治工作干部、“两课”教师、辅导员实施内容以“两课”为主,辅以学生社团活动。由于“两课”过分强调“学科体系”,由于广大教师在德育方面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导致德育内容不能紧密结合实际,而且难以形成合力,大有“曲高和寡”之势。在智育方面,本科教育仍然是通识教育基础上专业教育,旨在打好必要的理论基础,培养创新意识和专业技能,以及学习方法,独立思考能力。“十年树本,百年树人。”真正能创新、创业并卓越有成就要靠学生今后再学习、苦实践。把大学培养目标定得过高,违背循序渐进原则,无异于“拔苗助长”。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人为分裂,不利于人的思维、灵感的培养和人对规律的认识。这样即使有知识也难以创新。对照孔子的教学内容“少而精”,育人重视打基础,强调博学、多思、终身学习,考试方法注重听其言、观其行,重在致用,借此谋划高等教育思想和培养模式的改革应有所启发。
2.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落实育人为本,在认识上应该说已经形成共识,但缺乏新举措,因而成交往难以乐观。究其原因可以道出若干条,如大学功能拓展在校学生急剧增加后,教学中心地位不同程度动摇;培养模式整齐划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教学资源整合力度不大,学科交融较以往更弱等。这里不想涉及过多,只想就孔子爱学生、注重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因材施教谈点看法。
育人为本,尊重个人兴趣、爱好、权利、尊严,重视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创造性,注重“导”,防止无原则地“控”和“压”。目前的高等教育,从总体上看,给学生的的自主空间太小,学制、专业、课程、教师都只能按学校规定的计划去做。评定学业优劣的主要是考试分数;习惯用固定思维去制造“标准模式”和“标准答案”,不喜欢甚至不容忍学生提出异议,民主式的平等探讨很难实现;管理制度重“管”而不重“导”,“为学生成才服务”难以付诸行动,学生民主参与教学管理尚仍几乎完全停留在口头上。联想孔子把“爱人”、“忠恕”等理念付诸于教育实践,与弟子平等探讨、亲密相处,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发展,启发学生自己刻苦学习,独立思考,学以致用,来思考当前教育方式和教学管理改革是有帮助的。
3.被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除学术是造诣高深外,其师德堪称万世师表。
在国家四分五裂、民生困苦的条件下,他兴私学,自动担当为“治国平天下”而培养有理想、有才能的人才的重任,不收学费(收牛肉干的事现有异议),过着难苦生活,无私地兢兢业业地育人。在学术上不断进取、创新,兼容百家,取其精华,使自己的学术更丰富更完善。在敬仰的同时,应当理性思考当前在师资建设上需要重视的问题:如何发挥教师在办学中的主体作用和在育人中的主导作用。在新形势,高校教师承担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繁重任务,培养创新人才对教师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因此在继续要求教师作蜡烛、人梯、园丁的同时,要重视对其实现个人价值的关怀。职称是教师社会地位、学术水平、经济利益的综合反映,具有导向性和吸引力,是教学管理工作的“牛鼻子”。
教师职称政策要加大教学工作力度,仅出学术论文、科研成果,不教学或不认真教学的不能聘为教授,成果突出的可聘为研究员;教研论文、精品教材、教学成果、教学名师等应与相应的科研业绩同等看待,加大“学生最满意意教师”、“教学名师”的奖励力度,对成绩卓巨的教学梯队带头人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精品教材的作者可以破格晋升。要承认开展探究式教学,辅导学习困难学生、课外关心学生全面成长等所付出的劳动,并给予应得报酬,还要大力宣传其成功经验和事迹。教师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05年底,作者所在学校35岁以下的占42.4%,45岁以下的占78.4%,大批学历高、朝气足、勇于开拓创新青年人加入教师队伍有利于学校长远发展,但要他们熟悉教学规律、热爱教学工作、教书得法、育人有方,还需要加强培训和老教师“传、帮、带”。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2]杨叔子:《文明以止,化民成俗》,《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第11期.
[3]邓晓芒:《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4卷,《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的比较》,2000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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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发展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应该表现为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中的指导价值。这需要从认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所面临的问题出发,透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指导价值及其实现途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加剧,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有着深刻而科学的内涵,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分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而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作出相关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化软实力;对策思考
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提升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砝码,通过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关于文化的观点,这必将对解决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提升文化软实力有所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思想,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转变发展历程。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对文化批判的理论历史和文化历史的作用进行了一定的阐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是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的畏惧而造成了人们认为是宗教创造了人,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指出了是人创造了宗教,并进一步对宗教这种文化意识形式进行了总结性的文化批判。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虚幻反映,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了文化领域,确立了文化观的自然存在前提。马克思明确地论述了文化主体存在的自然前提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②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以人的存在方式为前提的自然存在物,其中重要的特点就是以自然存在为前提的文化创造,因此,文化与自然界是有直接关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理论,阐明了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中各种要素和关系的相互影响和发展运动的机制和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发展与完善。
“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而我国“软实力”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是源自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到都在不断地强调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要性,可见我国文化建设还面临着许多问题。
(一)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物化”危机。虽然中国5000多年的文化传承,流传下来了很多宝贵的文化资源,例如中医、天文历法、书法篆刻等传统文化,但是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上,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首先考虑的不是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而是它的经济作用。在一味追求物质的世界里,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正在面临着被“物化”的危机。更严重的是,在所谓西方现代化的侵袭下,我们漠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优秀文化,造成很多“去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产生,这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文化软实力建设中主体的缺陷。由于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自身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它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不高,严重影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吸引力。二是文化软实力建设人才严重不足,滞后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速度。三是文化事业教育工作者缺乏创新精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力。这些不良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当下人们的急功近利、诚信缺失、道德无下限等负面情绪的影响所致。
(三)文化安全问题亟待解决。这里所说的文化安全,主要指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本国和本民族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威胁。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浪潮不断席卷全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锋加剧,甚至出现文化霸权主义与意识形态参透等不良现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推出的“十条诫令”就是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最好佐证。“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新闻量占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五分之四。传播与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③可见显而易见,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在加速了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文化碰撞与冲突,甚至对我国文化构成严重威胁。
马克思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的理论基础,同时还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建构唯物史观的重要根据。因此,我们应该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实质,结合我国文化发展现状,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地制定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举措。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和灵魂,决定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我们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应该切实将它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同。
(二)加强文化软实力的主体――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来源于社会实践,又制约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实践的主体又是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因此,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的发展先进文化,提高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原则也是根本目的,更是检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基本指标。
(三)塑造传媒文化,提高我国文化传播力度。传播不仅是一种有效的交往形式,而且是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之一。通过媒介传播,可以将一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塑造传媒文化,提高我国文化传播力度,是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方面,我国可以结合本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策略。例如:举办中西方国家“中国年文化活动”、成立“孔子学院”、互派留学生等。另一方面,打造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要不断扩大公共外交的参与度。我们既可以发挥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的人际传播和交往的作用,又可以鼓励民间文化团体“走出去”,通过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传播中华文化。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而且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
总之,我国文化软实力资源丰富,但是发展速度滞后,国际影响力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立足当前实际,认真分析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状况,制定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科学对策。(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②马克思: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3.
③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报告[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第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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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人民对于民主、公平、正义的呼声越来越高,只有以正确的权力观为导向,才能建立一个令人民满意和拥护的政府。我们国家已经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60多年的风风雨雨,从新中国诞生的千疮百孔,到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中国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为指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及其现实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指南。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深刻揭示了文化的起源、文化的本质、文化的特征和文化的类型,并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构建了新型的文化理想。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多维度的,应该从文化全球化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层面进行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当今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确定了未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党的报告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因此,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推进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强国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认为,文化起源于人类劳动。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给文化下定义,但他从分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入手探讨了与文化相关的概念,比如“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化的自然”、“人类学的自然”等。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就是自然存在物,一方面,人具有自然力和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同世界其它事物一样是受动的自然存在物。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人是有激情的存在物,强烈地追寻自己的本质力量。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己本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的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1]107人类正是在自己的劳动中,在改造对象世界中确证了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整个世界
。文化实际上就是“人化”,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种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体现在自然的对象化过程中。自然界不是人的对立面,而是人的活动的一部分,是人的第一个改造的对象,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人类在同自然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劳动等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活动将自然史改造成人类史或文化史。人由“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
自然界与社会是统一的关系,人的创造性的对象性活动创造了“人化自然”――人类社会。自然界在人类的生产劳动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人也在其所创造的对象性世界中直观自身,并创造了人化的文化世界。马克思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人的本质通过对象化世界表现,人实现了对象化世界的人化,创造了人化的世界。
文化具有阶级性、历史性和多样性。文化的阶级性表现在文化充当着具体的阶级和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职能,由他们创造并为其服务。马克思认为,一个除了自己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和文化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没有生产资料,依附于资本家,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从而沦为资本家和资本的奴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衰落,工人的贫困更加严重。“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的压迫特别沉重是由于自己所处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的一般压迫则是社会状况。”[1]工人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枷锁下丧失了自由,也丧失了对文化的追求与掌控。“资本主义的文化只为资本家压迫工人和自我享受服务,只有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工人阶级才能实现创造性,才能实现资本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型。”[3]
文化的历史性表现在文化是人有目的的活动,是人创造性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是人本质力量的反映。人的本质力量是在改造自然界和创造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中体现和发展的,“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1]这种生成过程必然是历史的,文化也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积淀而成的。文化的多样性是指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宗教、政治、艺术等。“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1]文化的多样性正是人的本质力量丰富性的体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重点揭示了两种文化:科技文化和生态文化,这两种文化统一于人的创造性的对象性活动中。
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1]因为人们迄今全部的活动都是劳动,劳动是异化的,工业作为劳动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处于一种异化状态,在这种异化状态下,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都通过异己的、异化的形式展现出来。这表现在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劳动者和劳动活动本身之间的异化、劳动者和自己的类本质之间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这其中包括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人与人的世界、人的全部历史的割裂、现实与历史的阻隔,因而是主体和客体的倒置、目的和手段的颠倒、文化纽带的人为肢解等。科技文化强调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流水线作业,将工人当作机器而不是自由创造的人。“工人的结局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1]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资本扩大工业生产,导致科技文化的异化,科技文化的异化导致工人的身体与心理的分裂,扭曲了人的本质,使人成为病态的和单向度的人。
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人的肉体和精神都离不开自然界,对自然界的破坏也即是对人自身的破坏,对人生存和发展的破坏。另一方面,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具有能动的创造性,人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的和意识的对象,会改造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对象性世界,使其为人服务。自然界的意义只有在人类能动的改造对象性世界的活动中才能产生,因此,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文化是统一的。共产主义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实现,“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
马克思指出,人的异化和文化的异化导致人丧失了批判精神,人的创造性被遮蔽,人的本质力量无法彰显,而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因此,克服文化的异化只能消除私有制和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1]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是纯道德的,而是建立在对人类以往创造的文化成果基础之上。它同人的本质的确证是同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类本质回归、人的创造力极大释放、劳动实现解放、人类迎来了真正的人类史和文化史,开启了自由解放的大门。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思想文化成果都是一定时代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反映,都具有历史局限性,因此应该采取批判继承的方法和态度。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哲学(我们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5]没有一种文化是完美无缺和不需要丰富的,每种新的文化总是建立在其传统文化成果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不能迷信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否则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中。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化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6]无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是在批判继承人类文化遗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7]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既吸收了资本主义文化中的自由、平等、民主等合理要素,又揭露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实质是金钱文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只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8]这些文化形式充当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职能,是为资本主义统治服务的。社会主义已经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从根本上消除了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是人的异化和文化异化的克服,是自然、社会和人的最终解放。恩格斯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9]人不断地生产社会、发展文化、创造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本性不断丰富和发展,文化也不断沉淀积累。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已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第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化观为指导,不断开辟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新篇章。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植根于生动的社会实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建立在‘新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文化观是为了实现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群众的精神解放的,因此,必然是群众的文化观。”[10]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必须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要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的多样性需求,坚持文化的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和便利性。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移风易俗,抵制封建迷信。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推进廉政文化建设。要联系和谐社会建设的实际,以和谐文化建设为突破口,培养和谐的家庭关系、社区关系、集体关系等。
第二,要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为此,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坚持和谐文化的建设方向,推进分配制度和所有制改革,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最终目标。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文化生产的最终动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文化生产发展必须依靠文化消费增长来拉动。”[11]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是相辅相成的,既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又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必须创造各种条件,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丰富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要推进文化产业的升级换代,提高文化的创新力。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提高社区文化、村镇文化、
乃至政治文化优秀成果的汲取。要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文化的全球化越来越凸显其价值,但文化的全球化不是文化的西方化和“单向度化”,也不是文化的断裂和丰富性的丧失。文化全球化实质是文化现代化的过程,是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要以实现中国梦为目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凸显文化建设在中国“五位一体”建设中的地位,将文化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碰撞和文化融合,在保持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融入文化全球化的潮流,在国际层面发展中国文化,壮大中国文化,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和综合国力。
要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和内容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包含着科技文化和生态文化。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要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用,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积极、健康向上的先进文化,严厉打击各种落后、腐朽的文化。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科学技术,营造科技创新和服务的氛围,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凸显生态文化的重要性,积极引导人民群众践行健康、节能、环保的绿色生活,推进中国人民的思想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升。
平台,优化文化产业结构等服务作用。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要立足于人民群众的需求,要最大限度地促进人民群众的参与,要打造精品会展品牌和文化产品。此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的文化消费和生活中,全方位提升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和修养,营造自由、民主、和谐的社会风气,创造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总之,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和文化的贫困同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是物质和文化都富足的统一体。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发展文化,才能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紧密相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
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及其现实启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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