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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发展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联系观;“叩其两端”、“执两用中”的矛盾观。孔子的辩证法思想属于唯心辩证法,并且带有很大的直观性和猜测性。
关键词:孔子;辩证法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思想。这主要散见于《论语》一书的各篇中,虽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化的理论形态,但不失为辩证思维的花朵。本着实事求是和“扬弃”的态度,探析孔子的辩证法思想,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发展观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个大变动的时代。当时,奴隶制在新起的封建势力面前逐渐衰败,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迅速扩大。新生事物与旧有势力之间的斗争极其复杂,整个社会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局面。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从小就“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以下引语凡是出自《论语》的,只注篇名)。他认为,宇宙间诸种事物都处在不断运行和变化之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在这里,孔子下了一个明确的论断:天并未说什么,可“四时”照样运行,“百物”照片生长。可见,孔子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自然界的“四时”之“行”和“百物”之“生”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有其内在规律性,不受“天”的干扰。因此,当他站在河边,面对流动的河水,不禁感慨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时间的流逝也如河水流动一样,昼夜不停。
在孔子看来,不仅自然界的事物是运动变化的,人类自身也是如此。人类的认识是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的发展着的过程。在他自述为学之路时说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从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并且“不逾矩”,说明人的认识、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勤学多积累,是可以加以改变的。那么,这就和他所说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相矛盾。如何理解呢?应该承认,孔子是肯定“生而知之”的人,但他同时也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因此,孔子十分重视学习,提倡“学而时习之”(《学而》)、“学而不厌”(《述而》),认为“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并立志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孔子一生就十分勤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所以,我们对“生而知之”及“我非生而知之”的合理解释只能是:孔子承认“生而知之”并且视之为上等的,但他在实际活动中处处以“学知”为重,强调“学”和“习”。正是由于“学”的作用,才使他的知识、认识沿着从“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这样的轨道逐渐地增多、深化和发展。对于人类自身,孔子还提出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的命题,认为人的天性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由于后天“习”的作用才发生显著的差别。显然,孔子认识到人性并非天生不变,而是可变的。
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孔子没有作过非常明确的论述,但这方面的思想痕迹却是客观存在的。他在回答子张关于“十世可知也?”的问题时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殷因于夏礼,所损益,
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关于孔子的这段话,笔者认为,一方面,它确实反映了孔子在鼓吹改良主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变化发展思想。正因为孔子看到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了,所以他主张对前代之“礼”作一些“损益”。无论怎么说,孔子没有把社会历史看作是凝固不变的,否则,他就无法提出“损益”的主张来。
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联系观
《论语》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意即孔子杜绝了四种毛病:主观武断、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如果我们抛弃其阶级属性,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衡量,孔子的这种态度和方法至今仍有其闪光之处。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和现象既普遍联系又相互区别,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处理问题时,不能就事论事,不可单独、孤立地看待某个事物或某个问题,而必须用联系的观点,全面地、客观地看问题,避免主观武断和一麟半爪,这样,方能使问题处理得准确、恰当。可以说,孔子提出的“四毋”是一种朴素的联系观,它自发地遵循了辩证思维的路线。孔子在其一生的实践活动中自觉地坚持了“四毋”这种朴素联系观,这从他的许多言论中便可得知。如:“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这就是说,对待一个人,不能因为他某一句话说得好就提拔,也不能因为他是坏人就废弃他的好言论,而必须长期地从“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正反两方面加以考察,如此,对一个人的认识方为全面。又如:“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过则勿惮改。”(《子罕》)“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子罕》)“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这里孔子说得很明白:对人不能求全责备;人是会犯错误的,犯了错误就不要“惮改”,对于那些严肃而合乎原则的话(“法语之言”)必须接受,以“改之为贵”;如果“过而不改”,那就是真正的过错了。在孔子看来,那种“不善不能改”的人,是令人担忧的(“不善不能改,是君忧也”(《述而》))。可见,孔子对待犯错误的人,并不局限于他的过去(“既往不咎”)而着眼于其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这体现了孔子力避主观性、片面性的态度。
三、“叩其两端”、“执两用中”的矛盾观
孔子时代,整个社会在各种矛盾交织的局面中艰难地前进着。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思想家、哲学家,孔子对于这一切不可能熟视无睹。透过对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特别是道德领域中种种矛盾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孔子提出了以“叩其两端”、“执两用中”为核心的“中庸”思想,并把它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论语》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致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孔子明确地告诉人们“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并且缺失了很长时间。在孔子看来,“中庸”的道德境界就是“允执其中”(《尧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过犹不及”。(《先进》)如何达到“中庸”这种境界呢?孔子提出要“叩其两端”:“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同时还要“执两用中”:“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的“中庸”思想,学术界看法殊异。笔者认为,它虽然是在道德层面上提出来的,并且留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痕迹,但透过这个道德外壳,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着矛盾存在的思想、矛盾解决方法的思想。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孔子所说的“两端”也就是矛盾着的双方,“叩其两端”、“执其两端”就是解决矛盾的重要方法。
孔子承认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法。同时,他也注意到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所犯错误也不相同。他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人)矣。”(《里仁》)可以从某个人所犯错误来推知他是怎样的人。特别是在教育实践中,孔子更注意针对各个学生不同的特殊情况进行施教。如同是“闻斯行诸?”的问题,他给予不同的回答。对于子路,他说:“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对于冉有,他却说:“闻斯行之”。为何有别?因冉有退缩,“故进之”;而子路兼人,“故退之”。(《先进》)此类记载,《论语》中还有很多。诸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四人同是“问孝”,孔子的解释却不一样(《为政》);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同是“问仁”,孔子的回答并不雷同(《颜渊》)。这些都说明孔子对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了解得较多,因此,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此外,孔子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矛盾意义的哲学范畴,如“故”与“新”、“质”与“文”、“言”与“行”、“学”与“思”等,并且初步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故”与“新”是相矛盾又相互联系的,“温故而知新”(《为政》),“故”的积累可以“知新”。“学”与“思”也是相矛盾的,不可有所偏废。如果“学而不思”,就会迷惘;如果“思而不学”,就会变成空想(《为政》)。孔子自己也有过教训:“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对于“言”与“行”,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可见,孔子要求将“言”与“行”统一起来作辩证的考察。
孔子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其辩证法思想只能是唯心辩证法。在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下,孔子虽然看到事物的变化发展,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认识到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本源泉;他虽然承认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矛盾的“中庸”方法,但过分强调了矛盾的同一性,忽视了矛盾的斗争性,未能认识到缺乏矛盾双方的斗争就不会有事物的真正突破和实质性飞跃。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孔子的辩证法思想还带有很大的直观性和猜测性,缺乏完备的科学基础。所以,我们研究孔子的辩证法思想只能依据现存史料加以恰如其分的分析、概括和评价,既不能故意拔高,也不能人为压低。
参考文献
【1】谷峰,黄玉臻,《孔子辩证思想探析》,河北学刊,1996(3)
【2】姜金锡,《孔子辩证法思想浅析》,贵州社会科学,2001(3)
【3】杨然,《浅析孔子辩证思维的特征》,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4】王乾成,《我对孔子学说中一些辩证思想因素的认识》平原大学学报,2004(1)
【5】彭彦华,《孔子辩证法思想探赜》,学术界,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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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孔子强调士人要积极出仕,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强调统治者为政以德,主张德治。他认为统治者必须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同时以仁政,富民、利民等政治伦理思想为统治思想。以这些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依然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论文关键词:积极出仕:为政以德;政治伦理:现代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受多种因素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影响太大。学者更多的谈孔子关于个人修养问题,也就是说更多的关注孔子个人伦理的论述.而很少关注孔子关于社会伦理的论述.这其中就包括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未被充分挖掘。本文就试图粗略谈一下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
一
孔子的儒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了“出仕”而用.因此在他与弟子的言论中有很多涉及到政治伦理的问题。现简要论述如下:
第一.君子要积极出仕.要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职责的政治伦理思想。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积极人世者.在“仕”与“隐”的态度上.孔子主张为人臣者应出来辅君治国,不应避世隐居。这样方合乎礼法伦常,他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如与长沮、桀溺的对话:长沮、桀溺耦而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援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日:“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阿。子路回来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听后,发了一番感叹,对子路说,我们总不能和飞鸟走兽一起生活吧。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分子.如果天下太平,我才不会去求改变呢。在《论语》中,类似的章节还有好几处。例如与晨门的对话,与荷藤丈人的对话,与楚狂接舆的对话等。这些人都不同意孔子“知其不可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多种因素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影响太大。学者更多的谈孔子关于个人修养问题,也就是说更多的关注孔子个人伦理的论述.而很少关注孔子关于社会伦理的论述.这其中就包括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未被充分挖掘。本文就试图粗略谈一下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孔子的儒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了“出仕”而用.因此在他与弟子的言论中有很多涉及到政治伦理的问题。现简要论述如下:
第一.君子要积极出仕.要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职责的政治伦理思想。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积极人世者.在“仕”与“隐”的态度上.孔子主张为人臣者应出来辅君治国,不应避世隐居。这样方合乎礼法伦常,他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如与长沮、桀溺的对话:长沮、桀溺耦而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援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日:“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阿。子路回来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听后,发了一番感叹,对子路说,我们总不能和飞鸟走兽一起生活吧。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分子.如果天下太平,我才不会去求改变呢。在《论语》中,类似的章节还有好几处。例如与晨门的对话,与荷藤丈人的对话,与楚狂接舆的对话等。这些人都不同意孔子“知其不可法使被统治者懂得犯罪是可耻的因此.这方面需要以道德来进行,只有道德能使人自觉地不去犯罪,懂得耻辱。从而使人心归附。进而,孔子强调以道德为中心.进行德.治。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日:“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日:“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是列道德力量的比喻用“风”和“草”来比喻“君子之德”和“小人之德”,当风吹过来时,草必然会倾倒。也暗示高尚的道德力量必战胜邪恶的“小人之德”.从而显示巨大的力量。这也是孔子反对使用杀戮的手段.主张为政以德的理论根据。
同时,孔子强调统治者自身必须加强道德修养.对臣民起表率作用。孔子的德治思想首先是针对统治阶级的上层提出的。他认为,要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天下太平.统治者自身必须就有高尚的道德.从而为民众树立榜样。让民众仿效之。那么统治者如何正身起表率作用呢?
首先.统治者应追求高尚的人格.对高尚道德的追求甚于对生命的追求。所以,孔子强调要做“志士仁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因此,统治者要十分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并且.要经常进行内心反省。子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才能对百姓其表率作用。其次.统治者应该为政清廉.要“见利思义”。孔子并不是一般的反对“利”,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而是要求正确处理好义利关系,应该以义制利或以利从义,反对“见利忘义”的贪利行为.即所谓的“见利思义”和“君子义以为上”。第三.统治者应该勤政。统治者食俸禄,就必须时刻想着为老百姓办事。绝对不能懈怠政事。因此.孔子强调要“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敬事而信”等对统治者的政治伦理要求。
第三,统治者应该行“仁政”,选贤任能,富民利民,教化百姓.最终实现“大同”的政治理想。“仁”是孔子伦理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谈“仁”,据学者统计,有109次之多。在不同的地方,针对不同的学生提问。针对不同的环境。孔子对仁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但是.“仁”的最基本含义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因此。统治者要怀着爱人之心去管理老百姓。同时,孔子认为,国君要想治国平天下,举贤任能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子日:“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最理想的统治就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的“无为而治”。而舜能“无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因为有禹、皋陶这样的贤能之士的辅佐.因此.具体的施政行为只有通过贤士能人才能贯彻执行,只有这样,国君才能“无为而治”。孔子还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以此论证了举贤任能的重要性贤士选出来之后.就需要他们以仁德来教化百姓,从而实现天下大治,实现“大同”理想。
孔子认为.为政者治国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说:“使民如承大祭”.他还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多次赞扬管仲相齐使“民到于今受其赐”。从理论说.孔子的爱民、利民思想是他“仁者爱人”思想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同时.孔子认为要给百姓施仁德,教化百姓,首先就需要让百姓富庶。“子适卫,冉有仆。子日:庶矣哉!冉有日:既庶矣,又何加焉?日:富之。日:既富矣,又何加焉?日:教之。”闭这就是孔子要求统治者管理民众的三部曲:庶、富、教。也就是说,要想教化百姓,首先就需要让老百姓富裕,这与《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相通之处。
所谓教民.首先使老百姓做到“富而无骄”、“富而好礼”闭。然后.让老百姓在道德境界上也要提高一步.达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君子和而不同”。总体上来看,孔子认为,通过对老百姓的道德教化,这是促进个人完善与社会完善,促进人格高尚.社会和谐的需要
二
孔子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有很多都是经过两千年的实践检验。在中国这片国土上还是非常富有生命力的.就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今天依然有很深的启示意义
第一,孔子强调出仕思想对当代士人(知识分子)依然有很强的鞭策与鼓舞作用。《论语》中的名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意思是说做官如果有余力就去学习.学习如果有余力就去做官“学优则仕”是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所以“士”和“大夫”总是连在一起.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同时。还要明白,“学优则仕”不是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而是为了使知识分子个体的人生价值、终极关怀被导入“济世救民”、“同胞物与”的方向,实现在尘世建立“天国”的社会理想,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终生追求的目标对于真正的士人来说,出仕绝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家庭的发达.而是为了实现自孔子以来的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理想这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不正是一个鞭策吗?做官是要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单独为了荣华富贵,升官发财。领导干部应该时刻记住范仲淹的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才是儒家所提倡的出仕的真谛。同样.对于当代的士人(知识分子)要记住“君子不器”思想。这实际上涉及到士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嚣子不器”这句话.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说士大夫作为“社会的脊梁”.不是也不可能和不应该成为某种专业人员他们读书做官和做人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其职责是存维系和指引整个社会的存在就是在今天的工业化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依然应该记住“君子不器”这句话,要始终记住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感.要清楚自己不同于非知识分子之处.那就是为了维系和指引整个社会的存在的职责。
第二.孔子“为政以德”思想对当代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孔子是中国德性论伦理学的代表.其以道德为中心治理国家的思想对影响中国两千余年.从理论到实践.甚至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孔子传下来的德性论思想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孔子及其儒家批判甚多,同样孔子的以德治国也被抛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在提倡依法治国,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影响太深了.德性论对中国影响太深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以德治国,这是中国的特色。中国老百姓不喜欢打官司,那样会撕破脸,以后见面会变成仇人的因此。中国需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需要调解。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就是传统影响的显现。同样.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的政府也更加注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了。江泽民同志就提出:“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其中。所谓的“以德治国”就是在全民教育中.加强道德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当然。要真正贯彻以德治国,首先必须以德治吏。孔子当年提出的“为政以德”,也是针对官吏的。就现代来说。领导干部作为国家以及我们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担负着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官员的~言一行在网络信息特别发达的今天.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领导干部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道德的国家,他们的言行往往具有社会导向作用.
对社会的思想、言行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老百姓都会呼唤“包青天”.赞扬那些秉公执法的官员.而唾弃那些贪污腐化。生活作风严重有向题的官员。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以自己良好的行为作出表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然后才能以道德教化人民。这才是孔予“为政以德”的真正内涵
第三.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及富民利民教民思想对当代中国干部政绩观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孔子明确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传统上解释都是把“君子”解释为统治者、贵族阶级。“小人”解释为·普通老百姓.从而批判孔子蔑视体力劳动.瞧不起老百姓。孔予带有一定的阶级色彩是肯定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理论去强求两=年前的古人孔子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恰恰是对统治阶级或者说政府官员的种更高的道德要求.统治者不能仅仅追逐于利,而应追求更高的“道”——天道、人道、治国平天下之道等。只有这样统治者才能成其为统治者.才能成为普通老百姓的表率这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孔子对官员.对整个统治阶级提出的个更高的道德规范米对其进行约束.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政府官员不是更合适码?要谋“道”、谋“义”,而不是某“食”,谋“利”。一旦党政干部失去了对“道”、“义”的追求。而只知道追逐“食”、“利”,社会风气就会败坏。孔子很少讲“利”,“子罕言利”.但是,孔子并不是不讲“利”,而足让“君子”少追逐“利”,那么对于小人(即普通老百姓)呢?孔子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而且还明确提出对老百姓教化的三部曲:庶、富、教。
以上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政治伦理建设有很大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利益。我们的领导干部始终要记住:领导干部除了拥有自己的政党利益外。不能拥有任何特殊利益。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领导干部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首先应该想到的是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应该记住孔子的话.要做到“见利思义”.而不能总想着搞自己的“特殊利益”.要知道“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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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的构成涉及到血缘基础、心理基础、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和实践理性等因素,具有利弊共存的特征,对后世的中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孔子伦理思想中“仁”的建构进行分析。也是对“仁”的形象予以立体还原的一种较好办法。
论文关键词:孔子;伦理;仁;孝悌;礼;
一、“仁”的结构因素
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仁”是由五个方面的因素组成.诸因素相互依存、渗透或制约.从而具有自我调节、相互转换和相对稳定的适应功能。正因为如此.它就常常能够或消化掉或排斥掉外来的侵犯干扰.而长期自我保持延续下来.构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在塑造汉民族性格上留下了重要痕迹.而构成这个思想模式和“仁”结构的因素分别是血缘基础、心理基础、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和实践理性。
1、血缘基础。孔子心目中的“仁”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孝”、“悌”通过血缘从纵横两个方面把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构造起来。这是远古到殷周的宗法统治体制即“周礼”的核心。这也是当时的政治.“是亦为政”.亦即儒家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春秋时代和当时儒家所讲的“家”.不是后代的个体家庭或家族.而是与“国”同一的氏族、部落。所谓“平天下”,指的也是氏族——部落(诸侯)——部落联盟(天子),整个系统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孔子所谓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意思,它们都是要恢复原有的氏族部落国家。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以维护氏族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反对“刑”、“政”从“礼”、“德”中分化出来.都是在思想上缩影式地反映了这一古老的历史事实。恰如恩格斯所说:“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
2、心理基础及人道主义。“礼自外出”。“礼”本是对个体成员具有外在约束力的一套习惯法规、仪式、礼节、巫术,包括“人则孝.出则悌”等等,本也是这种并无多少的道理可讲的礼仪。例如.为孔盂所强调的“天下之通丧”、“三年之丧”,可能便是一种由来已久、要求人们遵守的礼仪传统。从而,在“礼坏乐崩”的时代浪潮中.很自然地发生了对这套传统礼仪亦即氏族统治体制的怀疑和反对。当时.对“礼”做新的解释的浪潮已风起云涌.出现了各种对“礼”的说明。
孔子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把“礼”的基础直接诉之于心理依靠。这样.既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这就把“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柬解说成人们心中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神秘性的东西变为人情日常之用,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溶为一体。“礼”由于取这种心理学的内在依据而人性化.因为上述心理原则正是具体化了的人性意识。由“神”的准绳命令而变为人的内在欲求和自觉意识.由服从于神变而为服从于人、服从于自己.这一转变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并没有高深的玄理,也没有神秘的教义。孔子对“礼”的规定解释.更平实地符合日常生活.具有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在这里重要的是。孔子没有把人的感情心理引导向外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把它消融满足在以亲情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而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大厦。这一点与其他几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使儒学既不是宗教。又能替代宗教的功能.扮演准宗教的角色。
这一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仁”是与整个社会(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亦即大夫——诸侯——(国家)——天子(天下)的利害关联相互制约着,而成为衡量“仁”的重要准则。
在上述礼坏乐崩、周天子也无能为力、原有外在权威已丧失其力量和作用的时代,孔子用心理原则的“仁”来解说“礼”.实际就是把复兴“周礼”的任务和要求直接交给了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到、积极地去这一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孔子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远乎矣,我欲仁,斯仁至矣;”“当仁不让于师;”“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等等.表明“仁”即非常高远又切近可行。而这一切外在的人道主义、内在的心理原则以及血缘关系的基础,都必须落实在个体人格塑造上。
3、个体人格和实践理性。儒家强调“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固然仍是要求保持氏族首领遗风.同时却又把原来只属于这种对首领的要求推而广之及每个氏族贵族.从而.也就使所谓“制礼作乐”不再具有神秘性质.“礼”不再是原始巫师等的专利.而成为成员均可承担的历史责任和至上义务。这当然极大地高扬了个体人格.提高了它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历史责任感。而所谓的“实践理性”,作为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与当时无神论、怀疑论思想的兴起是一致。孔子对“礼”作出"C-”的解释.在基本倾向上符合了这一思潮。不是某种神秘的狂热的压迫,能够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不是禁欲或纵欲式地放任情感,而是用理智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不是对人对己的虚无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是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上取得某种均衡。对待传统的宗教鬼神也是如此.不需要外在的上帝的命令.不盲目服从非理性的权威.却仍然可以拯救世界(人道主义)和自我完成(个体人格和使命感),不厌弃人世,也不自我屈辱.一切都放在实用的理性的天平上加以衡量和处理。
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践的特点.即它不存在理论上去探讨、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不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辩的抽象。重要是在生活中如何妥善处理它。所以.儒学才如此现实。
如前所述,作为结构,部分之和并不等于整体。五因素机械之和不等于“仁”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具有由五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反过来支配它们的共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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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子伦理思想中“仁”的特征
1、“爱有差等”。是孔子“仁”的第一个特征,对传统的超越必然要求对传统的清理。“爱有差等。这是儒家伦理思想中最荒诞、最黑暗的思想。”孔子的“仁”推崇的是那个有差等的、不可普遍化的爱.是“一种特殊的爱”。“亲亲互隐”只是“亲亲”间的“互隐”,绝对不会“隐”到“亲亲”之外去。也即说不可能推及每个人,否则“亲亲互隐”就没有意义了。“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小人”是没有资格成为“仁人”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阳货》)女子也不可能成为“仁爱”的对象的.或去“仁爱”别人的:甚至于“夷狄”连人都算不上.大概想“杀身成仁”的可能都没有。
2、无违关系伦理,是“仁”的第二个特征。所谓“无违”.在下者对在上者的爱,往往表现为对后者的顺从,孝顺便是如此:而在上者对在下者的爱,则往往被看成是恩惠,所谓恩从上来。“养民也惠。”(《公冶长》)普遍的仁爱原则受到“爱有差等”的阻隔,血缘关系的亲情至上压抑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的博爱思想,“为仁由己”的自由意识演变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的强制。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所谓的“人情”实际上是关系伦理的作恶运用.不得不说.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行为是与之有关的。李泽厚先生在他的《论语今读》的前言中这样讲到:“孔子和儒学一直强调以‘亲子之情’(孝),作为最后实在的伦常关系以建立‘人’——‘仁’的根本,并由亲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五伦’关系辐射交织而组成和构建各种社会性——宗教性情感”。
3、维护等级制度的人性之爱。是“仁”的第三个特征。儒家的仁”是一种人性的,道德的爱.并且不象__那样是神性的博爱.“仁”是具有现世意义的。“人皆可为尧舜”.成名成圣的途径是可以通过完善道德来实现的。这样.就鼓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死于儒学的祭台。举个例子.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氛围中.若公公和媳妇私通.作为儿子。即使知道自己的妻子是被逼迫的,但也要牺牲妻子,为其父隐。这。就是儒家的伦理!儒学不具备普世伦理.其所宣扬的“仁”爱亦是有局限性的。尽管孔子提出了“四海之内,的博爱。在孔子那里.爱人是有亲疏、厚薄、远近之分的。首先,便要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及其家族,所以。与耶稣所主张的要离间父子之爱等亲情之爱来实施人人平等的博爱不同。“仁”是维护氏族等级制度的。是带有阶级性的。
儒学的宗教信仰不是全民性的.做错事的时候首先要对祖先忏悔.中国人以人学代替神学.以祖先崇拜代替上帝崇拜。儒家崇拜生殖,在《易》和《礼》里,发挥得很详尽。他们认为天地是宇宙问之最伟大的阴阳两性;天地之所以值得崇拜。不在天地单独或分离存在时之“体”。而在天地合作时之“用”,即所谓的“生生”,用应同一的理由,所以儒家主张祖先崇拜,因为祖先无异与吾人的天地。所以孔子的“仁”以“孝”为先务.“孝”是修“仁”的入门方法。儒学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而它所关注的是现实意义上的。西方人向上帝追求真理以弥补自己的有限和不足.而儒学从血缘代代相传(更具现实意义)来突破人类自身生命的有限而达到无限。同时。祖先崇拜强化了宗法制的社会结构.有利于专制主义的实行。造成中国人的一种奴性性格。
4、服务于政治的非宗教文化。是“仁”的第四个特征。何谓“宗教”?宗教之“宗”。乃心灵的归依。“教”乃“教化”的意思。宗教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产物而非迷信.宗教世界观要求人们过着禁欲生活,物质欲望是罪恶之源。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尽管许多的学者或从民族主义的情绪出发提出了儒学即儒教的观点。
但是,我们认为研究事物的本质状态,必须不带一丝主观色彩。虽然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宗教明显的特征就是具有普遍伦理。普遍伦理强调人人平等,关注人人都关注的问题,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无可厚非,西方的__和印度的佛教具备这一特征__的教堂象征神圣的理想天国.佛教的庙宇象征庄严的西方净土.与西方和印度从人类以外追求真理(西方人从自然中做文章.印度人转向了灵魂与肉体)不同,中国人从自身出发.建立了一套“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孔子的“仁”思想成为一种文化信仰,尽管既无教堂又无庙宇.连“慎终追远”的祖先也和“民德归厚”的社会价值相提并论.而这种文化信仰的创始人孔子也与宗教之主的命运不同.耶稣在__里是上帝的独生子.人类的救世主,永恒生命、绝对真理、唯一道路的赐予者;释迦牟尼在佛教里是惟我独尊的圣人.是体现一切生灵的最高智慧的觉者,揭示四大真谛的如来。相形之下.孔子只不过是个忠信的饱学之士,说到底也只是个凡人而已。然而,自西周时周公做《礼乐》以德服四方而成王之后,中国文化便融人政治中,中国人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局限于政治领域.与统治者的治术相联系。中国两千多年的哲学问题均是由政治中衍生出来的.为其服务。“仁”作为一种道德以及一种施政理念.正是从意识层面服务于政治.只不过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人们信仰的文化。
三、“仁”对中国的影响
孔子而后,儒分为八,以后有更多的发展和变迁.例如。曾子也许更着重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使他在《论语》中的形象极端保守和愚鲁。颜回则似乎更看重追求个体的人格完善.“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终于发展出道家庄周学派。然而道家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始终是作为儒家的对立的补充物有其强大的生命力的。苟子突出发挥“治国平天下”的外在方面,使“仁”从属于“礼(理)”。直到法家韩非把这套片面发挥到极致,从而走向了反面。而又在汉代为“仁”这个母结构所吸收消化掉。子思孟子一派明显地夸张原则,把“仁”、“义”、“礼”、“智”作为先天的人的“本性”和施政理论:“仁.人心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并以此为基础,既重视血缘关系,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道原则。以及“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行,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类的理想人格,这就比较全面地继承和阐发了孔子的思想.成为孔门“仁”之正统。孔孟后世并称也就不是偶然。但所有的这些派别,无论孟、苟、庄、韩,又都共同保持着对人生的一种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就是说。他们都保存了孔学的实理理性的基本精神。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物、关系和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它经历了某种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特征.它有其不完全不直接服从、依赖于经济、政治变革的相对独立性和自然发展的规律性。一方面。它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非历史的先验结构.而历史地建筑在和制约于农业社会小生产的经济基础上.这一基础虽然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各个阶段而并未遭受重大的破坏.宗法血缘关系及其相应的观念体系也长久保持下来这正是使孔学这一文化心理结构长久延续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它既已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就具有不适应于各种不同阶级内容相对独立的功能和作用.否认这一点,是很难解释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思想、艺术具有的继承性、共同性种种问题。历史主义固然不能脱离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阶级观念又并不能等同或替代整个历史主义.阶级性并不能解释历史现象的一切.有些东西特别是文化现象(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包括语言等),尽管可以有某种非阶级、超历史的性质,它们仍然是~定社会历史的产物.虽然并非某个阶级或某种阶级斗争的产物。孔子的“仁”范畴诞生在氏族统治体制崩毁的时期,它所提出的具体的经济、政治方案,是不合时宜的保守主张。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民族民主遗风、原始人道主义和氏族崩毁后才有可能出现的个体的人格追求.又是具有合理因素的精神遗产。
后代人们由其现实的阶级利益、需要和要求出发。各取所需,或夸扬其保守方面.或强调其合理性的因素。来重新解说、建造和评价它们,以服务于当时的阶级的、时代的需要。于是。有董仲舒的孔子。有朱熹的孔子,也有康有为的孔子。有“绌周王鲁”、“素王改制”的汉儒公羊学的孔子.也有“人心唯危.道心唯微”的宋明理学的孔子。孔子的面貌随着时代阶级不同而变异。离原型确乎大有差距或差离。孔子明明“述而不作”.却居然被说成是“托古改制”:孔子并无禁欲思想,在宋儒那里却变成“存天理灭人欲”。但所有的这些偏离又依然没有完全脱离那个“仁”的母体结构。以实践理性为主要标志的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状态始终延续和保持下来。
正是这个君主主义、禁欲主义、等级主义的孔子,是封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人格化的总符号.它当然成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直到今天.也仍然有不断地彻底肃清这个封建主义的孔子余毒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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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孔子行政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讲求德政仁治,重视伦常,提倡和谐,追求安定是其总体特征,行政伦理的本质上独具宗法性、行政道德的修养方面注重“实践”性、行政人格具有双重性、行政伦理规范上突出“情感”性、行政伦理体系中尽显人文性等是其鲜明特色。这些特点初步奠定了儒家行政伦理文化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孔子;行政伦理;德政仁治;为政者
人类历史上“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恩格斯在分析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殊道德时曾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可见任何思想道德的理论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孔子行政伦理思想也不例外,它陷于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历史背景之下,在继承和发展前人行政伦理思想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
一、行政伦理的本质上独具宗法性
孔子行政伦理思想继承了西周政治制度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成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宗法伦理,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以孝悌为根本,维护亲亲、尊尊的等级制度。这一特点可追踪到孔子的弟子有若的原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从中可见“仁”的最低标准是不“犯上作乱”,用于维护统治秩序,“仁”的根本是“孝弟”,用于维护家庭秩序,是维护宗法秩序的根基。孔子本人也说:“孝慈,则忠”OMT为政可见他把“孝”作为忠于国家的前提,这样就把维护统治秩序和家庭秩序统一到维护宗法秩序的轨道上来了。《礼记·丧礼》曾载:“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礼记·祭义》曾载:“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礼记·曲礼》也载:“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可见仁是合同的,礼是别异的,用仁爱团结内部,用礼节区别嫡庶、长幼、尊卑。这就是孔子提倡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意识形态化的表现。《国语·晋语》中也明确提出“爱亲之谓仁”。这些均说明仁爱始于爱亲,孔子的仁爱思想遵循“亲亲有术,爱有差等”的原则,仁爱首先是爱“亲”。他认为只有亲近自己的亲人,才是可尊崇而靠得住的人,见“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学而,也只有爱“亲”,仁爱才能在民众中推广开来,体现于“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可见孔子行政伦理思想中“仁”的功能性目标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强调尊卑必分、长幼有序,防止“犯上作乱”,促使人人安分守己,从而达到社会和谐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这一思想曾受到当时墨子“兼爱”思想的猛烈抨击。孔子行政伦理思想的宗法性还表现在《礼记·坊记》中曾托名孔子说:“天无二日,地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君主,一个权力中心,这在价值标准和思维模式上就赋予了君权天授的观念。孔子本人也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才合天下之“义”。还有孔子关于平民与小人的论述,如“小人学道则易使”、“唯上知下愚不移”、“民可使其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观点,这些除了是在继承原有的宗法等级观念基础之上对平民的蔑视之外,同时也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统治方法披上合理的伦理外衣。此外,孔子还主张延续“贵贱不懑”的等级制度,反对庶人议政,轻视生产劳动,过分强调尽孝、守孝和祭祀等。这些都带有浓厚的宗法色彩。针对孔子伦理思想的宗法性特点,“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它,在当时被部分人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曾言:“儒家‘孝弟’二字为二千年专制政治和家族制联结之根干。其流毒不亚于洪水猛兽。”此批判虽值得商榷,但也道出了其宗法性本质的影响之深。
二、行政道德的修养上注重“实践”性
孔子行政伦理思想强调为政者“志于学、志于道”,把“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作为其处世准则,处处约之于“礼”,时刻不忘“克己复札”,视弘“道”和天下归“仁”为己任。其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坚信“为仁由己”、“吾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把追崇的“仁”和弘扬的“道”努力躬行,致力付诸“实践”(指为政者个人行政道德修养方面的践履、笃行)。孔子特别注重为政者的个人修养、主观践履,主张为政者应努力学习和加强自身修养,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为政治国,出仕的宗旨是为了弘“道”、践“仁”和行“义”。孔子曾言:“士不可以不弘道”《泰伯》、“学而优则仕、不仕无义、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微子、“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而且他强调对行政伦理和道德的认识应努力在为政治国的过程中自觉的躬行,认为只说不做、言行脱节、知而不行,只是道德虚伪,毫无实际的道德价值可言。体现于孔子所说:“君子耻于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世家。孔子还提出了“修己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的躬行主张,把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和安人、安百姓的政治使命紧密结合起来。孔子虽把学与思作为重要的修养方法,提出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但他更强调学的重要性,不是将人引向智者的思辩,而是要求:“君子学而志其道”子路即通过学习把握“道”,修身养性以行其“道”,去推行他的济世抱负:“仁以为己任。”泰伯就连培养弟子的落脚点也是为政治实践服务的,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可见,孔子认为书读得再多,如排不上为政的用场,这样的学习是无用的。再有教育方法上也注重“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颜渊对孔子教育方法的评价也是“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述而可见孔子注重“行”,提倡“躬行君子”,反对夸夸其谈、阿谀奉承。认为这种人没有仁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主张“言必信,行必果”子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他选拔人才的原则也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他要求的“士志于道”、“志于仁”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均可见其反对消极避世,提倡积极用世,以“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的执著态度去推行自己的济世主张。并进而提出了“杀身成仁”卫灵公的豪言壮语,既体现出愿为实现其道德原则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又把“仁”的意识落实到了行政实践上。在践行社会规范——“礼”上,他也要求为政者日日“克已复礼”,处处约之于“礼”,努力把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纳入“礼”的轨道,使自己成为“立于礼”、“知礼”、“事礼”、“崇礼”的君子典范。从而奠定了他的“实践”性行政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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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人格具有双重性
孔子伦理思想中的理想行政人格多指君子人格,它是智、仁、勇三者的结合,因为孔子认为“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罕,可见它是一种道德化的人格。他在《里仁》篇中反复说:君子“志于道”、“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这些是他对君子人格的希望和要求。孔子对行政人格强调两点:一是行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即所谓“为仁由己”、“吾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讲道德自律,讲人对道德的能动作用。他认为行政人格的塑造须经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行己有耻”,这是道德自律的前提。其次,注重内在的修养,强调学和思结合,只有“内省不疚”,方能“何忧何惧”!再次,在道德实践中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不惜为“仁”舍生忘死,表现出封建士大夫的一种深沉而崇高的行政人格。关于行政道德人格的主体性部分,是孔子行政伦理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子罕》篇载:“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这些关于行政人格的名言警句,曾作为一种极大的精神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和培育了多少重气节、有骨气、富有牺牲精神的志士仁人,谱写了许多道德力量的悲壮赞歌。二是行政主体的客观制约性。孔子在提倡行政人格的主体性的同时,又主张对它进行框范和限制。他主张君子处世“度于礼”哀公十一年、“约之于礼”泰伯《礼记·表记》曾载孔子谨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因此他恪守:“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日用“天命”、“大人”、“圣人之言”和“礼”来约束行政人格,最终使行政人格窒息在“道德”的压抑之下,使之成为“道德”的牺牲品,到后来朱熹把它发展为“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行政人格的制约性,根源于孔子行政伦理中“礼”对“仁”的制约,如《颜渊》指出“克己复礼为仁”,并强调只有视、听、言、动等一切言行都不违背礼才称得上是“仁”。就连作为“仁之本”的“孝”也是受礼的约束的:“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这些都反映了宗法专制对行政主体的控制。行为上的节制和精神上的压制,促成了孔子行政人格的双重性。作为“道”的倡导者和理想政治的代言人,孔子表现出了崇高的精神境界,有着“天生德于予”述而,以致“杀身成仁”的强烈使命感,可心灵深处又保持着对君主深沉的敬畏和眷念。《孟子·滕文公下》曾载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孔子行政伦理思想力求“道”与王权的统一,但实际上却导致了对王权的服从和恭顺。《水浒传》中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因“忠义”两字的束缚而最后接受北宋王朝的“招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这些人的身上可以也看到孔子行政人格中对君主的敬畏和顺从的缩影。
四、行政伦理规范上突出“情感”性
从现代行政伦理学的角度讲,行政伦理的规范作用,是由外在的道德评价作用于行政人员内在的道德情感来实现的。孔子行政伦理思想中也有强调道德规范和自然情感统一的一面,它突出道德规范的“情感”性,而且“凸”到了亲情大于一切。如《阳货》篇中谈到“三年之丧”时说:“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故“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样一来把对君子“三年之丧”的伦理规范看成是“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情感的外化,视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亲子之情的自然表达。这种孝敬的精神固然可敬,但这种“家事”重于“政事”、“孝”重于“忠”的价值取向,浪费为政者的为政时间姑且不说,造成荒废政事的损失则不可估量。在论述孝顺父母和忠于君王的关系时,他指出:“孝慈,则忠。”为政“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这样就把行政人员的家庭伦理规范政治化了。像“父母在,不远游”,为了尽孝,为政者到远处为政任职也是有损“孝”道的,这样就把人束缚在固定的区域和人群中,限制了其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在论证道德与情感的关系时,孔子输人了一个“直”的观念,来沟通二者的关系。《子路》曾载:孔子对“子证父攘羊”的事例大为不满。日:“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里的“直”相当于“孝”,是一种道德品质,又是一种自然情感,是父子亲情相融的情感。这种盲目的“孝”为孔子所赞同,,其道德评价标准是“亲亲为大”、“孝,仁之本也!”属于典型的“情”大于“法”的范例,父子相隐,是维护社会法制秩序和维护家庭人伦关系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即我们所说的情与法的冲突。孔子认为子为父隐是“孝”,主张为了维护人伦关系而可牺牲法制秩序。这一特点直接影响后来孟子称道舜为包庇犯罪的父亲而放弃帝位,背着其父逃到海边隐居起来的事例,也初步奠定了后世“父为子纲”伦理基础,也影响到当今某些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感情用事,亲情至上,以致践踏社会公正,亵渎法制的严肃性。这种情感化的道德规范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法制是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道德倡导的是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国法”重于“家规”。当然孔子的“孝”也有一定的分寸,并非对父母盲目的“唯命是从”,他还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l2里仁。可见孔子认为尽孝是绝对的、无条件,高于忠君,臣对君只要以道尽忠,不听规劝还可辞职,对父母的孝则是无选择的。这一特点也初步奠定了后世“百行孝为先”的伦理基础。
五、行政伦理体系中尽显人文性
孔子行政伦理思想继承了周文化“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的传统,表现出了对人生哲学的浓厚兴趣和刻意追求。从“为政以德”,为政“仁人”等行政伦理观,经行政人格的培养和锤炼、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的从政宗旨,再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的从政理想状态,无不体现出是对人世的思考、对人文的关怀。其行政伦理学说归根结底是重视民生疾苦,期待为政者实施德政仁治,强调人际伦常,提倡社会和谐,追求天下安定。可以说一部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讲的是“人道”、是人和人事活动,讨论的是现实生活中人的道德问题,探究的是怎样成就人等问题,强调的是“仁人”、“安人”、“济人”、“知人”、“立人”、“达人”、“举贤人”等现实主义原则,体现的是对民本的关怀、对人的肯定、对人事活动的重视、对人生价值的弘扬。就连对待他敬畏的鬼神也是从人道的现实出发的,他曾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也可见他清醒理智地把自己的伦理学说与宗教划清了界限,淡化了宗教意识,为建立人的价值观念开辟了先河。在这一点上,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高度称赞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认为在孔子的影响下,中国人具备了完备的道德,他本人也很崇拜孔子,言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以德报怨”是超过西方__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对于神,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同样是着眼于“祭神”的现实功效。从中可见,讲求现实的孔子对鬼神之事表现出的是一种空前豁达的态度:鬼神说它存在就存在吧!反正它对行政道德的推行有益无害。伦理和宗教有其共同点,它们都旨在推行一种社会道德。所不同的是,在进行道德说教时,宗教所借助的是外部的“神灵的力量”,而伦理则诉诸与社会现实的规范和人内在的自觉。以此来分析孔子的行政伦理体系,不难发现孔子十分强调“礼”的规范和“仁”的内在自觉对为政者的效应,即要求为政者坚信“人能弘道”、“吾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进而做到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从而否定了“福善祸淫”的宗教效应:“子日: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当子路问“死”时,子日:“未知生,焉知死”先进,也说明关注的不是宗教的生死轮回,而是现实人生。由此可见孔子行政伦理思想是人文的而非宗教的。在这点上黑格尔也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的智者,”孔子的行政伦理思想中的一系列“重民”、“安民”、“宽民”、“教民”、“惠民”、“富民”等民本观点也充分体现了其人文性这一特点。
综上所述,孔子行政伦理思想的以上特点,开创了儒家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先河,对后世的行政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难怪北宋宰相赵普宣称:半部《论语》治天下。夏曾佑先生也说:“孔子的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一身,中国的历史,即孔子一人的历史。”确实,孔子文化博大精深,其精华部分还待进一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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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正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孔子思想中的"权"的概念,是"仁礼"结合的理想人格实现途径。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要求"礼"的规范。"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p#分页标题#e#
我国著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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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的教育体现了文化专制主义精神,城邦里的教育都被纳入了政治轨道。教育的工作的第一项就是对原有的教育内容进行审查与删改,描写战争的恐怖的情节,会对培养公民的勇敢美德产生消极影响,所以要删掉。统治者要制定出规则来。凡是对塑造公民勇敢的“无用的”都禁止和消灭。柏拉图称这是“净化城邦”。客观上是在禁锢文化、扼杀艺术。
在那百家争鸣的岁月,孔夫子自己并没有明确提出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类似主张。作为一名学派的创始人,他周游列国,游说诸侯采用自己的主张,也不能说明他就是排斥其他文化的。相反,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话,提倡博学多闻。也相传他向老子问过礼,这都说明,孔子是不反对文化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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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是人最基本的感情联系,也是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它需要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维系。然而在网络环境下,许多大学生过分沉溺于网络交往,造成热衷于各种“网事”,“踏着铃声进出课堂,宿舍里面不声不响,互联网上大述衷肠”。这些沉迷于网络虚幻情感世界的同学对现实感情比较淡漠,他们游离在大学生的主流群体的边缘。由于对网络虚幻情感的沉迷,对近距离的关系反而疏远了的情况。特别是家庭的关爱对他们来说更是成为?一种束缚和负担。许多大学生宁愿在网吧不分昼夜地上网,也不愿意给父母打电话或是写信。还有些学生除了要生活费外,和父母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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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正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孔子思想中的"权"的概念,是"仁礼"结合的理想人格实现途径。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要求"礼"的规范。"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
我国著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1]王连龙.论孔子与"权"[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5).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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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有很多讨论君子与小人的章节,从其性格、为人、处事等多方面作比较,凸现出 君子与小人的本质不同。“和而不同”便是其中的一项。孔子及弟子们重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一方面是希望自己做君子,不做小人;另一方面是希望与君子交。“和而不同”,在儒家看来是区分君子与小人本质的标准之一。简单的说“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从而在本质上达到相近或相似。
“和”与“同”的区别,最早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国语》和《左传》中记载了史伯与晏子对“和”与“同”的看法,史伯的话很典型。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他”有“不同”的意思,在不同中找相同相近的事物或道理,也就是找“和”的过程。史伯进一步阐述了五行变化与具体事物的变化,提出五行变化与具体事物变化不同,虽然五行变化相同,但形成具体事物有可能不同,反之,具体事物表象相同,五行变化不一定相同。史伯和晏子从自然物与五行上来讲“和”与“同”,孔子把它引申到“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当中。何晏《论语集解》说:“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则同,然各争利,安得而和?”这样便把“和”与“同”彻底地归于人的不同上来,君子的看法相同,但他们所做的不一定都一样,如在教化上,有些人认为要出仕做官,有些人认为要教书育人等等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为了教化。小人看似相同,那是为了利益,如果同伴中损伤了他们的利益,很容易生成内讧,如鸟兽散。宋儒十分注重义利之辩,一般地认为义和利是水火不容的。在北宋文人党争和南宋党锢之患中经常为文人所用。宋儒结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用“义”和“利”解释了“和而不同”,认为君子的“和”是“义”的结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驱使。这种解释一直影响到清末,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和因义起,同由利生。”
以前,我也解释过“和而不同”,是从儒家的辩证法上来讲的,认为儒家尤其是理学家在动静问题上,是主静的,从而导致在处理矛盾时,以“统一”为第一位,而不是“对立”为第一位。“和而不同”正是体现了这种辩证关系。“和”就是要求在纷乱当中寻求到共同的、统一的属性。这样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不是孔子原来的意思。孔子讲“和而不同”重在揭示君子与小人对事物的看法不同。君子在内心求取相同的内容,而小人求的是表象的相同,这也就是君子与小人追求的理想不同,处事的态度不同。在我看来,君子首先要“立乎大者”,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如果坚持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永不到,也便是“和”;至于如何来实现,便不必只守一条道,需要开辟新途径,探索如何能事半功倍。宋儒提出的“义利之辩”很有启发性。儒学中的“义”是起指导、节制、贯串作用的,任何一德,必须服从义的指导,接受义的节制,为义所贯串,而后始能长保其价值,不至转成恶德。孔子思想中的“仁”与“礼”的具体表现就是“德”,分门别类的德有好多中,义便是在其中起连接作用的。
“和而不同”也可以这样理解,“和”是抽象的,“同”是具体的。从史伯到宋儒清儒都在不同程度地讲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讲,学习儒学,有时也学习史学、道家思想、佛学等,都是要找“和”,这样找,一方面就是读书明理,另一方面就是在实际中体会玩味,不断改造自己看法。从尽信书到无书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创新,把所得知识容入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去的过程,把这些知识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些知识便不再是书上的了,而是自己的,也便无书了。书本只能提供抽象的知识,如史书,其中的人与事不可能完全重演,需要自己从中得到认识,这种认识也是抽象的。“求同存异”和“和而不同”是有区别的。“求同存异”是要找其中相同相近的部分,可以是道理深处的,也可以是事物表象的,达到一定的共识;“和而不同”主要是找其中道理深处的相同相近的部分,不在乎实现途径的不同。与人交往既要“求同存异”,又要“和而不同”,需要认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也需要认识到别人本质上与自己的共同点,无论是道理上,还是在处事途径上可以找到其共同处,促进互相发展。
总而言之,无论是什么样的道理,都需要去体悟,使之成为自己的认识,“和而不同”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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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最起码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一是孔子有没有思想体系?二是如何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的构成是怎样的?三是用那些材料来证明或“复原”这个思想体系?首先应该说明,我们现在常说的“思想体系”或“学说体系”是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认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其思想必然是成体系的,研究他的思想,重要的就是完整、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体系。然而事实上对哲学家、思想家本人来说,他不一定都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体系建构的,在很大程度上说,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是后来研究者进行“复原”或“重构”的结果。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的研究来说,尤其存在这样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也无可厚非。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学术界的研究习惯,我们仍然可以认定孔子各个方面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个前提下,来相对地理解他的思想观点。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体系的构成,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形成多种说法:如以仁为中心说,以礼为中心说,以中庸为中心说,以仁义为中心说,以仁义礼的统一为核心说等等。特别流行的是仁核心说和礼核心说。两说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绝对对立。仁核心说排斥礼,礼核心排斥仁。我认为,这种“中心说”、“核心说”从大的方面讲都是习惯了孔子以后二千年大一统政治体制及其相应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也是当代社会既定思维模式定向制约的结果,是迫切需要摆脱的;从小的方面讲,人们往往容易抓住一个概念、范畴当作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而忽视它的整体性,自然互相矛盾。
另外,西方学者由于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把握不够,对孔子思想评价多有误解,最典型的就是黑格尔。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①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细节的把握。另外,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对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的道路却缺乏同情的理解,也许潜意识中还有日尔曼人所惯有的那种偏见和傲慢。
今天,对孔子思想体系要深入、全面地把握,集中探讨其核心是完全必要的,但又是很不够的。笔者无意消解中心,也不想另立中心,只是想实实在在地对孔子整个思想进行深入其内的细心研习以后,再出乎其外,不带任何思想偏见和既定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构成,并尽力展示其原状,以实事求是地把握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西周乃至上古文化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以平治天下为已任,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对他来说是奢侈的,他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样,如果要说他有什么思想体系的话,那也是他在不自觉的、开放的思维方式中构建了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与历史现实水乳交融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而且最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等等。我们今天的研究可以从不同方面了解和“复原”这个思想体系。
要探讨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础认识,孔子的思想学说有集大成的性质。孔子展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上古文化在西周是一个集大成,但在这是制度意义上的集大成,到了孔子可以说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集大成。关于这方面古来人们都有认识,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赵岐注:“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者也,故能金声而玉振之。振,扬也。故如金声之有杀,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也。”朱注:“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金,钟属;声,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终,终之也。条理,犹言脉络,指众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盖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独奏一音,则其一音自为始终,而为一小成。犹三子之所知偏于一,而其所就亦偏于一也。八音之中,金石为重,故特为众音之纲纪。又金始震而玉终诎然也,故并奏八音,则于其未作,而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宣以始之,收以终之。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戴震亦释此句云:“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条)《孟子·公孙丑上》中有人欲比较伯夷、伊尹与孔子,孟子直截了当地答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朱子语类》卷第五十八还载:当有问朱熹何谓“集大成”。朱熹回答说:“孔子无所不该,无所不备,非特兼三子之所长而已。但与三子比并说时,亦皆兼其所长。”
张载对孟子的话有深刻的理解,“孟子所谓始终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与!”(《正蒙·大易篇》)
《释氏稽古略》说明孔子的集大成是集古代圣王遗教的大成:“圣人生于鲁,集大成于古帝王之教也,甚矣!”
王夫之尝谓,“孔子之术,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见《读通鉴论》卷三)
刘师培说:“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①
王国维论孔子的集大成云:“孔子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其圆满之智如海。又多才多艺,至其感化力之伟大,人格之完全,古今东西,未见其比。”②
综上所述,古今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学术上集大成的认识主要有这么几个含义:一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这样的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二是孔子既圣且智,孟子通过所谓金声玉振,始终条理来比喻和说明;三是集三代及其以上圣王德业的大成;四是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
孔子思想体系大致由两个层面构成:
这方面历来就有误解,《论语·公冶长》云:“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段著名的文字,曾被《史记·孔子世家》、《汉书·眭宏夏侯胜传赞》、《汉书·外戚传》师古注、《后汉书·桓谭传》等引用,后儒也进行了阐释,影响相当之大。
《史记·天官书》云:“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正义》云:“待,须也。言天道性命,忽有志事,可传授之则传,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不须深告语也。”认为天道性命,“大指微妙,自在天性”,所以不传;也有可能是传而不告。《天官书》此语,使孔子罕言性与天道的问题带有几分神秘色彩。
《汉书·外戚列传》引颜师古曰:“谓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学者误读,谓孔子之言自然与天道合,非唯失于文句,实乃大乖意旨。”在《汉书·眭宏夏侯胜传赞》颜师古还解释了孔子不言的原因:“性命玄远,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
《后汉书·桓谭传》注引郑玄《论语注》:“性谓人受血气以生,有贤愚吉凶。天道,七政变动之占也。”钱大昕承郑氏之说,认为“古书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祸福而言。”①故圣人难言之。刘宝楠《正义》云:“集解释天道,本易言之,与郑氏之据春秋言吉凶祸福者,义皆至精,当兼取之。”但程树德批评郑氏之说:“郑氏兼学谶纬,其以吉凶祸福解天道,亦为风气所囿。”②程说很有道理。
《汉书·艺文志》在论述了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而有的一系列特点以后,还特别强调儒家“于道最为高”,即把道看成是其思想的最高追求。
皇侃引太史叔明云:“六籍即有性与天道,但垂于世者可踪,故千载之下,可得而闻也。至于口说言吐,性与天道,蕴藉之深,止乎身者难继,故不可得而闻也。”③顾炎武继续其论,他说,对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有人怀疑是不是有什么隐衷,而“不知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义,尊天王,攘戎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为圣人性命之文。”④这样的解释也不够周详,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么孔子的“礼”也一以贯之于六籍及文行忠信之中,子贡为何没有“不可得闻”之叹?可见其说不可从。
又,太史叔明以子贡之言乃是“夫子死后,七十子之徒,追思曩日圣师平日之德音难可复值”⑤。所谓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当是孔门后学颇喜讨论性与天道,子贡乃追思孔子生平言论,发觉夫子罕有言及,故发此议论。这样的说法是不尽符合事实的,孔子生前也曾提及性或天道。关于性,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在回答鲁哀公“君子何贵乎天道”之问时,孔子说:“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礼记·哀公问》)天笼照大地,哺育万物,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它昼夜交替,寒往暑来,具有不可逆转的力量。是为孔子的天道观。但弟子们确实是很少听说过的,这样就给其后学留下了很大的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所以作为七十子之一的子思,最早在《中庸》中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著名的心性论命题。性与天道又恰恰是郭店楚简最重要的话题。《性自命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所表述的思想与《中庸》所论完全相同。可见性与天道,是子思学最先派着力开拓的思想领域。子思学派从两个方面对孔子的天道观作发展:其一,认为天不仅是宇宙的主宰,而且是万物之“道”的渊源。“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郭店楚简·语丛一》)“圣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德也。”(《郭店楚简·五行》)天道无所不在,天道形诸于地,即为地道;形诸于水,即为水道;形诸于马即为马道;形诸于人,即为人道。因此,人性得自天命,人性即是天性。其二,是将性与天道相打通,不仅说明了人性的来源,而且为人性说取得了形而上的依据,尽管其中有玄学的成分,但却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可能正是孔子思想所未曾涉及之处。
检阅文献,孟子、荀子以及大小戴《礼记》,无不谈性与天道,当是子思影响之所及。
如大小戴《礼记》,发现有关性与天道的论述甚多,《礼记·大传》云:“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大戴礼记·礼三本》云:“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礼记·祭义》云:“是故君子合诸天道。”《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云:“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礼器》云:“天道至教,圣人至德。”《礼记·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事,协于分艺。……故礼义也者,……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宝也。”朱子说《中庸》立言之旨在说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中庸集注》)可谓深得其要。根据彭林先生的研究,大小戴《礼记》主体部分的撰作年代,与郭店楚简大致相当①,而郭店楚简又主要是思孟学派的作品。②这样,思孟学派有大量谈论性与天道的思想,到了宋明理学,其学术的主旨就是性与天道了,只不过宋儒把天道换成了天理而已。
朱熹《论语集注》卷三云:“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题本体,其实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论语集注》卷四朱熹引程子曰:“若性与天道,则有不可得而闻者,要在默而识之也。”程朱认为是子贡从孔子那里知道的晚,所以发出了由衷的赞叹。特别是他们强调性与天道“要在默而识之”,倒是揭示了孔子为何罕所言及的原因,是因为性与天道关键在于自我生活的经验和直觉的体悟,在表达上就“大道难言”的问题,所以,最重要的是“默而识之”。
戴震出入释道,于是对儒家性与天道有自己的独特理解,“所谓性与天道者,及从事老、庄、释氏有年,觉彼之所指,独遗夫理义而不言,是以触于形而上下之云,太极两仪之称”③,这样就不难理解孔子的弟子“不得闻”了,孔子一生并没有坐在书斋里进行纯粹的思想体系的建构,他是在人生的、社会的实践经验中表达深化和完成其思想体系的。由于性与天道的形而上性,孔子一般不抽象地谈性与天道,这就是所谓不离事言道,所以他的弟子就很难听到了。这也成为日后中国思想的特点。
戴震还认为孔子性与天道之学主要在《易经》之中,他说:
读易,乃知畜性与天道在是。周道衰,舜、禹、汤、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焕乎有文章者,弃为陈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诸制度礼乐,是以为之正本溯源,使人于千百世治乱之故,制度礼乐因革之宜,如持权衡以御轻重,如规矩准绳之于方圜平直。言似高远,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实言前圣所未言;微孔子,孰从而闻之?故曰“不可得而闻”。是后私智穿凿者,亦警于乱世,或以其道全身而远祸,或以其道能诱人心有治无乱;而谬在大本,举一废百;意非不善,其言只足以贼道。①
由于古代典籍的散失与撺乱,我们没有直接而确切的证据来说明孔子是否真的作了《易传》,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孔子确实读过、乃至认真研究过《周易》,因此他晚年应该有通过《周易》的研读而获得的对于性与天道的更深入的认识。这些认识也许没有几乎机会普遍的讲出来或者写出来,但他晚年的弟子一定有所耳闻,并在孔子的影响下开始重视易学的研讨,这就自然与子思学派多谈性与天道衔接上了②。
关于《周易》,传统上主要被作为卜筮之书,主要作用也是用来占卜吉凶,过去乃至现代学界易学研究的主流看法仍然认为是卜筮性的。对此,今天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质疑③,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我这里对这个问题不可能进行全面探讨,只是想说明孔子在卜筮基础上对《易传》人文意义的开发。卜筮本是原始社会巫术文化的遗存,作为巫术中的重要内容,西周以后逐渐被人文理性精神所超越,特别是孔子及其后学“序传解经”,扬弃了《周易》的卜筮性质,对《周易》的《经》《传》思想了“一以贯之”的推定。帛书《易传•要》云:
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显然,在祝卜尚流行的时代,孔子主导思想是“复其祝卜”以“观其德义”。在当时,他与史巫是“同途”的,但是他的最终目标则是“求其德而已”——是“殊归”的,他只是把卜筮作为圣人寻求德义的手段之一。因此,他认为君子应该通过德行仁义求福祗求吉利,而把祭祀和卜筮放在次要的位置,并尽量减少祭祀和卜筮。这样,孔子就使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祝巫卜筮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被赋予了道德实践工具的新意义。从此,《周易》摆脱了原始巫术形态,成为合《经》《传》为一体的“一以贯之”的“易学”体系,容纳和体现了先民在上古文明创造活动中焕发出来的哲学智慧、道德理想与神圣意识。这三者三位一体,两两相对相关,且在历史的运动和思潮的激荡中彼此互为消长,发挥其不同的文化功能,体现为不同的文化风貌。#p#副标题#e#
当然,孔子对易道的阐发如果只是停留在一般的道德层面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孔子也没有停留在这里,正如有论者所说:“以道德的角度阐扬易理,不是孔子的发明,孔子作《易传》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此。”“孔子作《易传》,为道德的合理性提供了最终的形而上学依据,并因之确立了深邃、严密的贯通天人的‘性命’(尽性至命)修养学说。”④这一点,章太炎先生早就看出来了:
孔子赞《易》之前,人皆以《易》为卜筮之书。卜筮之书,后多有之。如东方朔《灵棋经》之类是。古人之视《周易》,亦如后人之视《灵棋经》耳。赞《易》之后,《易》之范围益大,而价值亦高。《系辞》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大道,如斯而已者也。”孔子之言如此。盖发展社会、创造事业,俱为《易》义所包矣。此孔子之独识也。①
今天,也有学者推定“尽性知命”为“性与天道”的理论形式主要体现在《周易·说卦传》和《中庸》之中,并且开辟了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路对这方面思想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对《周易》“形而中者之谓卦”到“形而中者之谓人”再到“形而中者之谓神”进行了贯通的推定,认为“道”与“器”的关系,是以“卦”承诺形而中的主体,以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之主体者,人也。故以“卦”承诺的主体可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也就是说,形上和形下统一于形而中之主体,形式为卦,承诺和推定者是人。在这里,“形”作为主体推定的基础,以形而中者谓之卦作为承诺和推定的形式,从而推定形上和形下,构成形上、卦、形下统一的哲学体系,使《周易》的哲学模式得以外化,再现了中国哲学的独特体系。《周易》哲学具有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完全不同的体系性,就在于以其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形而中论哲学体系,推定和承诺了主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科学价值。这就使《周易》成为哲学性及科学性统一的思想形式。②①
总之,由于 “尽性知命”的“性与天道”之学的高深和需要悟证,孔子确实没有进行“普及”,而是与颜回这样有“中人以上”素质的学生进行过探讨,于是在庄子里面便出现了孔子的“心斋”和颜回的“坐忘”之说,其他“中人以下”素质的学生自然就“不可得而闻也”。这说明,孔子“性与天道”之说是子贡得未曾闻,并不是孔子得未曾言。至于子贡得未曾闻也许有许多原因,其中比较重要的应该是怕他的素养不高的学生会误解这方面的思想,损害了思想本身,更有可能使学生误如歧途。在中国思想史上,由于在《论语》中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和曾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再加上后儒把儒学纳入治国之术(汉代)和心性学的发展(宋明理学),遗落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形上基础。
这一层面是这样结构的: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与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被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中和论”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修己是治人的前提和条件,治人是修己的目标和归宿;而修己和治人两大部分思想内容的构建又是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和”是完成整体构建的方法论原则和标准。
1.1 孔子对执政者提出了“正己”的要求,孔子认为,在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执政者与臣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而在二者当中,孔子又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认为执政者的好坏决定了社会治理的好坏。因此,他对执政者的政治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是“正”。当季康子问政与孔子,孔子对 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这就是说,执政者必须从端正自身开始,通过其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去治理民众(正人)。这样,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的秩序社会。这就是古代的所谓“典范政治”的基本要求。执政者正,便可不令而行,风行雨施,及与下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推论,认为政治过程是一个由修己到治人的连续过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在孔子看来,修己为为政之本。安,就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稳定。社会何以能稳定?不是靠压迫和欺诈,而是要在“修己”基础上建立社会的正义和规范——礼乐刑政一整套东西。朱熹注云:“圣贤之道,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而已矣。”可谓深得圣贤旨意。
1.2 孔子还对以执政者为主体的社会各阶层提出了“克己”的要求。这就是有名而也有误解的那句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这句话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纲要,涉及到了礼、仁,而以“克己”作为复礼归仁的实践要求。对于“克己”的“克”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释为“胜”、“克制”,一是释为“能够”、“堪能”。从《论语》的有关论述看,把“克”解释成“克制”似乎更符合孔子的本意。其实,孔子自己对“克己”自有一套论述的。
在他看来,“克己”的一种方式是“约”,即约束。《里仁》云:“以约失之者鲜矣。”朱注:“谢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谓约。尹氏曰:凡事约则鲜失,非止谓俭约也。”这就是说,能够自我约束不放纵就可以少犯错误。他又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朱注:“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颜渊》)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朱注:“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可见孔子是从学与礼的相反相成中来谈的,学要博,礼要约。“约之以礼”与“克己复礼”是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以礼来克制、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
“克己”的另一种方式是“自戒”。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自戒便是自爱,便不会走入人生的误区。孔子在回答樊迟问如何“辨惑“时,讲的不是分辨是非之道,而是自戒。他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克己”还要自省、自责、自讼。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朱注:“思齐者,冀己亦有是善;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恶。”前者是积极的向善,后者是消极的自防。曾子还更明确地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朱注:“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是说曾子注重内在修养,事事反求诸己。反省,是人的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经常反省,有错改之,无错则免。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但一般人很少有自责精神,孔子感慨地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
孔子“克己”最彻底的要算“不争”、“无争”了,这与道家思想甚为接近,是早期儒道关系还不紧张时手道家的影响,也说明儒道思想的有同一的一面。子曰:“君子矜而不争,当而不群。”(《卫灵公》)这是辨证而正面的要求。又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可见,不争也不是绝对的任何如何竞争,而是认为应有正当的符合礼乐文明的“争”。
1.3 孝悌是修己的又一基本内容。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是中国古代处理家族内部两大关系的基本要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由于当时的家族组织与行政这关系密切,在家能孝悌者,在政治上必定能敬重君主、公卿,所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因为孝悌与政治相通,因此当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时,孔子回答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在孝悌中间,孔子更重视孝,认为这是“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朱注:“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孝悌成为仁民爱物的根本。那么,如何做到孝呢?一是合礼。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生前死后都能以礼待之,便是孝。二是真情实感。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上)即就是说,赡养父母要有敬重的感情,不然,与对待犬马就没有分别了。
1.4 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与人关系时要爱人。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爱人。”(《颜渊》)历来对仁的解释众说纷纭,然而爱人是其基本的精神,是修己之学的根本。这里的“人”是一种泛称,是一个类概念,是超越了阶级、种族的局限。
孔子认为“爱人”的具体表现和方法就是“忠恕”。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所谓“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样由己及人,人己对待。对己,要求“克己”;对人,要求“爱人”。二者统一于“仁”之中,是修己之学的两个支点。
1.5 以“仁”的精神,贯彻于政治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做到尊五美、屏四恶。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这些是对君子从政的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要求,是以“中和”为原则,融道德与政治为一体,混修己与治人为一团,是其后儒家修齐治平的先导,对中国士人政治思维影响既深且巨。
关于修己方面还有忠、信、智、勇、恭、宽、敏、直等,可以说与前面所述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构成了由个体出发的人生道德的一极,但这一极绝不是封闭的,纯粹的,而是开放的,与下面要讲的另一极——治人是相通相连的。
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实际上就是孔子的治国思想。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
2.1 孔子对周礼抱着很尊敬的心态,而在实际上又有所损益。在继承中创新,目的是为了救世。孔子是十分崇尚“周礼”的,在《论语》中多次谈到自己对西周礼乐的向往。子曰:“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这态度谈和感情毕竟是有一定的保守性的,因为周礼再好,也只是代表一个逝去了的时代,尽管那个时代曾经确实是辉煌的。
如果孔子果真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一味地维护周礼,那他肯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守派。但是,事实上,他对周礼也有许多不满之处,并在推崇周礼的前提下,对周礼进行了许多“损益”。如“周礼”重视祭祀鬼神,而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子路问事鬼神的问题,孔子明确地告诉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他的弟子都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重人事轻鬼神,革新了“周礼”的基本精神。又如“周礼”规定的宗法制、世袭制在孔子这里也被打破了,他提出了的“举贤才”(《子路》)打破了亲亲尊尊,主张“学而优则仕”(《子张》),向社会打开了取士的大门。
孔子通过对周礼的损益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思想,使之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制高点,并与“礼”配合,在修己的同时治人,在人的伦理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良好秩序。
2.2 孔子继承西周德治思想,总结春秋德礼思潮,提出了“德化”、“礼治”的治国思想。
孔子不满当时“天下无道”,动荡不安的社会,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情怀,奔游列国,汲汲以求,倡导“德化”、“礼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他提出“为国以礼”(《先进》),集中表达了他对礼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除了重视德、礼,孔子也没有忽视政、刑在治国理民过程中的重要性,他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朱注:“道,犹引导,谓先之也。政,谓法制禁令也。齐,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从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而无所羞愧,盖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礼,谓制度品节也。言躬行以率之,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可见,孔子认为在治国理民过程中,德、礼与政、刑都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在这四者当中他是有先后的,这就是德、礼为先,政、刑为后。
孔子先德、礼,后政、刑的思想还体现在下面几个关系上: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他主张先经济后政治,也就是先富后教。冉有问为政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孔子回答是民富起来,而后再进行教化。又子贡问为政,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同样把足食放在首位。
在惠与使的关系上,他主张先惠后使。孔子认为使民是必然的,但不能无条件地使,应该是先惠而后使,“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在教与杀的关系上,孔子提出以直正枉,先教而后杀。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为政》)孔子回答:“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季康子问政与孔子,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
3.3 孔子认为“治国以礼”既要注重形式,又要注重精神实质。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认为玉帛、钟鼓是礼乐所不可少的,但只是限于形式上是不够的,要注重礼的精神。
礼的精神主要体现为“仁”、“恭”、“敬”、“让”、“情”等方面。“仁”是礼的最根本的精神内容。孔子是:“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意谓不仁的人,怎么能谈得上礼乐呢?援仁入礼,以仁充礼,为孔子构建学说体系的最关键环节。
“恭”是对人的庄重和顺。孔子主张“居处恭”(《为政》),“貌思恭”(《季氏》)但反对过分做作的恭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因此,要做到恭,必须依礼而行。有若说:“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学而》)
“敬”是对人严肃、真诚,以礼相待。孔子主张敬父母,在孝养父母的同时要有敬,只养不敬不是真正的孝;敬上,赞扬子产“其事上也敬”(《公冶长》);敬友,赞扬晏子“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同上)。他自己也在行为上表现了以礼而行的恭敬,如“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乡党》)等等。
“情”这个字虽然孔子没有直接讲过,但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是主张行礼必须灌注以真情的。当他的学生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时间太长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精神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在祭祀中,他也一直强调一种虔敬之情,“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八佾》),而并不在乎鬼神的有无。
4.4如何实现以礼治国?孔子把“正名”作为起始。当他与学生游卫时,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有些不解,孔子接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一主张要落实在政治上,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为此,在君臣关系上,他强调君臣之间要以礼相待,“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至于父子、兄弟、朋友之间,一句话,各种社会关系都要以礼为准则,甚至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孔子倡导的礼,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该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不能“自诸侯出”,更不能“陪臣执国命。”(《季氏》)由于法治与礼治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是有对立的,所以孔子站在维护礼治的立场上反对晋铸刑鼎,这说明孔子确实有保守倾向。
“中”和“庸”的观念在孔子以前已经有了,而“中庸”合称,成为一个基本范畴则始于孔子。《雍也》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里说了两层意思,一是说中庸是最高的品德修养和认识原则,二是说中庸之德起源很早,中断已久,在当时已经很罕见了。中庸与“允执其中”意思相同。“允执其中”见于《尧曰》,是尧留给舜的政治遗嘱的核心内容,这一点虽未必十分可靠(因尧、舜、禹本身的情形尚无定论),但执中是相当古老的思想无可怀疑,《尚书》、《诗经》某些篇章都明确地把“中”作为一个政治道德概念来使用。“中庸”也就是“用中”。
从《论语》有关记载可以看出,孔子把礼视为“中”,执中、用中是依存于礼的,执中即是执礼,中庸意即谨守礼制,不偏不倚,不激不随,恰当适中。《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礼的基本作用是治中,中的最大社会意义就是守礼。
执中、中庸的观念与“仁”也有密切关系。孔子还以“射”来作比喻,说明“中庸”,认为“射”的“中”与“不中”的关键在自己主观方面,必须“反求诸其身”(《礼记·中庸》)己心正则己身正,己身正在则矢无不正,射无不中。这里谈“中”,谈怎样才能“中”,实际上已经揉进了“仁”的观念。换句话说,“执中”应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应成为君子的自觉追求,而内心的“执中”就是仁。“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礼记·射义》)正己好比仁,射中好比礼,仁是内在修养,礼是外在标准,仁是前提,礼是目的,二者之联结,便是中庸之道。
孔子对“中庸”原理的实际应用,是在极端中寻求平衡。求“中”之方,首在于通过考察事物对立双方的连接点来确定,一求双方在更高层次上的平衡。如孔子认识到当时社会贫富的对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然而怎么来解决贫富之间的矛盾呢?他既不是简单地站在求富的立场,又不是简单地设法去贫,而是提出了一个“义”字,用“义”作为调整贫富矛盾的一个标准,对双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寻求双方更高层次的统一。
其次,避免“过”与“不及”。“过”与“不及”是事物趋于极端的表现,必须通过“执中”来维持事物的平衡。因此,孔子提出要避免过与不及。子贡问师商两人,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师比商是否更好一点,孔子答:“过犹不及。”(《先进》)在政治行为上,更要避免过与不及。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泰伯》)
第三,不可则止。处理事情要注意分寸,不要使行动突破质的规定性。为此,孔子提出不可则止。如孔子主张进谏,但认为不必强谏,谏而不听,臣应适可而止或退以洁身。他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在止。”(《先进》)“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对于朋友也是一样,“忠告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
第四,无可无不可。在《论语·微子》中,孔子把自己同一些逸民进行比较。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连有些灵活性,“降志辱身矣”,但仍“言中论,行中虑,废中权”。这三类人有高低之分,各有自己的行动原则是“无可无不可”。朱注云:“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所谓无可无不可也。”#p#副标题#e#
“和同之辨”是当时思想家们思考和争论的一个话题。孔子之前已有史伯和晏婴关于“和”、“同”、“平”等概念的讨论。孔子继承了他们的思想,把“和同之辨”推进了一步,他首先就如何在处理社会关系来展开这一论题,“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群而不党”(《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卫灵公》),“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可见,孔子把“和而不同”已发展为一种普遍原则,其实质便是追求一种多样性的统一。
他还就君子独立人格的养成来探讨这一问题。如何才能“和而不同”呢?孔子认为关键在于造就君子人格,而君子人格的养成,必须从仁智两方面入手。因为惟其成为仁者,才可能勇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才能有宽容的心态去兼容不同的意见;也惟其成为智者,才能对事物有独到的见解,才能鉴别不同意见的不同价值。为此,孔子还特别提出“狂狷”人格来反对“乡愿”(《子路》),因为后者是典型的“同而和”者,而前者只是与君子尚有距离。
在社会政治思想中贯彻“和而不同”的原则。在政治上,孔子的主导思想是“为政以德”,但又主张恩威并施,德刑兼备,宽猛相济,认为这样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和”。在经济上,孔子从“保民”出发,抱着实现社会良好秩序的愿望,反对各国君主对百姓增加赋敛,过分压榨,提倡发展生产,节俭财用。在文化上,孔子以“和而不同”的观念整理西周礼月文化遗产,又广泛吸收、改造春秋时代各种学问、思想观念,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
孔子对“和”的标准问题十分关注,强调以“中”来建“和”。他是通过“和”与礼的关系来展开讨论的。在《学而》中,他的学生有子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辨异”,即区分贵贱尊卑社会等级。但是,如果过分强调礼的分别辨异功能,就可能使社会中各方面粘合力不强,容易产生一种结构性的离散。因此,很有必要引进一个平衡性原则,这就是有子是说“和为贵”。其实,在西周礼乐文明中“乐”作为一种和谐血缘情感,协调“礼”所涉及的各种关系的手段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礼乐的崩坏,在春秋礼治思潮中,孔子和他的学生把礼的功用直接加以拓展,提出了“和为贵”的命题。这一命题的首要意蕴是指礼的终极目的是要实现社会和谐。事实上,不仅是礼,仁也追求平衡和谐,以“和”为贵。《论语》中的“仁”是一个包容了人伦、道德、政治为一体,撮己、人、家、国为一贯的复杂多义的观念体系,但笼统地说不外乎两个层次,一是“仁者,人也”,即在各类社会关系中来把握并规定人的本质,并求得关系平衡基础上的社会和谐。二是“仁者,心也”,即“仁”是内在的品德,是主观的自觉修养状态,是内在心理和道德和谐、完善的最佳状态。
那么,如何实现“和”呢?《中庸》云: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尔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有用其中于民。”这里,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便是求“和”的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和”就是“中”。所以,正是在孔子这里,初步实现了“中”与“和”的融合,形成了“中和论”。到了《中庸》,把“中和论”推到本体论高度,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中是天下的本根状态,和是天下的最终归宿,达到中和是一切运动变化的根本目的,天地各得其所,万物顺利生长。
综上所述,通过对孔子思想体系构成的探讨,我们可以基本上把握孔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和细节,全面、深刻地理解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由于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基本性质、功能,所以,对孔子思想体系的结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思想体系的性质、功能,理解为什么孔子成为其后儒家学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为什么儒学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如此显赫而居中制衡,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并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如此巨大、持久、广泛的影响?今天,即使作为儒学存在的经济土壤、社会条件、政治制度已不复存在,而作为思想文化现象的儒学仍然引起中国乃至世界广泛的关注和浓烈的兴趣,儒学研究依然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这值得深思。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19-120页,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①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第3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②《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10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① 《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天道》。
②《论语集解》卷九,《公冶长》。
②《论语集解》卷九,《公冶长》。
④《日知录》卷七,《夫子言性与天道》。
⑤《论语集解义疏》卷二,皇疏引。
① 彭林:《郭店楚简与〈礼记〉的年代》,《中国哲学》第21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② 李学勤先生认为郭店儒简是属于儒家《子思子》的,李学勤:《荆门郭店楚间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庞朴先生也认为儒简属思孟学派著作,是早期儒家心性学说的重要文献,补足了孔孟之间思想链条上的缺环,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③《孟子字义疏证·卷中天道》。
①《孟子字义疏证·序》。
②郭沂先生认为孔子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由礼学而仁学而易学,这三个阶段分别属于孔子的晚年、中年和晚年。这个说法有点机械,我认为,礼学仁学作为经验性很强的学问,孔子是终生都在进行理论思考和期待实践的,而与此同时孔子也就逐渐地体悟到了天道性命这些形而上层面的东西,只不过到了晚年他有时间深入地研读《周易》,一方面对自己过去体验的有了理论上的证明,另一方面也深化和定型了自己的认识。
③鞠曦:《易道元贞》第2-10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④朱翔飞:《孔子与<易传>——论儒家形而上学体系的建立》,《周易研究》,2002年第1期。
①章太炎:《国学讲演集》第6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鞠曦:《易道元贞》第98-103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③朱熹《论语集注》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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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日“不学礼,无以立”。孔子培养学生,是从教学生修礼开始的。要学生通过学礼,来规范行为,美化形象,养成良好的习惯,最后达到高尚的人格。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孔子伦理道德思想对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启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孔子的道德思想体系博大精神,特别是其道德范畴与修养方法,代表了东方传统伦理精神与道德文明的特殊方向与价值取向,滋养了二千多年的华夏文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斯,曾于1988年1月在巴黎演讲时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从孔子那里寻求智慧。孔子在世界上的思想地位可见一斑。作为当代大学生,如何在人际交往中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应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寻求启迪。
关键词:伦理;道德;人际交往;当代意义
论文正文:
孔子伦理道德思想对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启示
伦理道德范畴,是指那些反映和概括人类伦理道德的现象与本质,体现一定的道德要求并对人们行为发生影响的基本概念。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在我国流传了两千年,其伦理道德范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仁
《吕氏春秋•不仁篇》曰:“孔子贵仁”。“仁”是孔子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中的中心范畴和最高准则。孔子所倡导的“仁爱”精神,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宗旨与根本,是立身处世、为政治国的指南与规范,为中华民族璀璨的文化揭示了人性的灵光,提升了人生的价值,展示了人格的伟大,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普遍意义。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下引同书,只注篇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另一方面,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所以,“仁”包含“忠”、“恕”两个方面,其本质就是推己及人地爱人。
(二)孝
“孔子以孝统摄诸行”(蔡元培:《中国伦理史》第20页)“孝”乃人伦之始。它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孔子首创私学,设帐授徒,最强调“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学而》)他认为“孝乎维-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孔子认为爱人的道德感情首先是从孝顺父母开始的。因此,他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三)礼
孔子日“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礼仪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孔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礼仪促进人际和谐。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孔子培养学生,是从教学生修礼开始的。要学生通过学礼,来规范行为,美化形象,养成良好的习惯,最后达到高尚的人格。礼作为对人的行为的一系列外在规定,是具体而周详的。但在行为中只重礼的末节形式,必会导致虚伪,所以孔子在实施礼教时特别注重强调礼的内在精神和人的内心的真诚。孔子认为“礼”是达到“仁”的条件,即所谓“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四)信
孔子对“信”更是高度重视。孔子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主张“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有信”(《学而》)孔子认为,人们只有遵守“信”的道德规范,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使自己的行为取得满意的效果;否则,如果不讲信用,虚伪欺诈,就会寸步难行。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
大学是人际关系走向社会化一个重要转折期,大学生作为这个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正值思想活跃,精力旺盛,兴趣广泛,对人际关系的需要也极为强烈的时期,他们渴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中得到激励、自信和归属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大学生人际交往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自我为中心
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其一大弱点是依赖性强,独立性解决问题能力差,再加上应试教育的弊端,因而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交往能力。在与同学的相处中,有些人容易过分强调以自我为中心,过高评价自己,妄自尊大,孤芳自赏。习惯于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一味地要求别人理解尊重自己,对别人期望过高,要求过严,难以认同、宽容、理解别人,缺乏与人合作的观念和换位思考的能力,经常以自己的思想、情感和需要为出发点,不顾及别人的感受,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态度,给他们的人际交往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亲情的疏离
亲情是人最基本的感情联系,也是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它需要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维系。然而在网络环境下,许多大学生过分沉溺于网络交往,造成热衷于各种“网事”,“踏着铃声进出课堂,宿舍里面不声不响,互联网上大述衷肠”。这些沉迷于网络虚幻情感世界的同学对现实感情比较淡漠,他们游离在大学生的主流群体的边缘。由于对网络虚幻情感的沉迷,对近距离的关系反而疏远了的情况。特别是家庭的
关爱对他们来说更是成为?一种束缚和负担。许多大学生宁愿在网吧不分昼夜地上网,也不愿意给父母打电话或是写信。还有些学生除了要生活费外,和父母无话可说。
(三)礼仪的缺乏
礼仪是人际交往中的无声名片。然而,今日的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的礼仪知识方面极度缺乏。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大学生乱穿马路,争相挤乘电梯,随地吐痰、乱扔杂物。在大学校园里,有的同学说话夹枪带棒,敲敲打打;有的出语尖酸刻薄,言外有意,或者冷言冷语,冷嘲热讽。在仪容方面,许多大学生不会打扮自己,穿衣奇形怪异、头发五颜六色,衣着不分场合。女生为追求所谓的“新潮”、“潇洒”而穿着暴露,男生衣着不整,穿背心、短裤、拖鞋进出教室、图书馆、食堂。在求职中,许多学生更是饱尝不懂礼仪的苦果。
(四)诚信的缺失
诚信一个人与外界更好交往的基石。在人际交往中,大学生作为一个整体,给人的印象应该是有朝气、讲诚信,体现着较高的素质和良好的个人修养。但是,一些学生在人际交往中不再把诚实守信、相互信任、信守承诺作为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欺诈、虚伪、狡猾等丑恶现象被部分同学奉为圣明。认为自己要有这种本事,才能适应社会成为人上人。经常表现出的是冷漠、高傲、盛气凌人,迟到、早退习以为常,承诺的事情,经常是不能兑现,不了了之。
人际关系在一定的群体内起着调节工作或学习效率的功能。大学生只有善于与人相处,才能体验到生活的快乐。而孔子伦理道德思想中的“仁”、“孝”、“礼”、“信”等,内含着人际交往基本原则的思想精华,是当代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可以汲取的思想源泉。
(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际交往中的仁爱之心
天地间“我”不能独存,“人字的结构需要相互支撑”。而“仁爱”的真谛就是尊重、理解、善待他人,与人平等交往。因此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学应该会正确认识自我,更应该学会以开放的胸襟接纳他人,不以恶意猜测人,勿求全责备。崇人之德,扬人之善,师人之长。应该培养宽厚待人的作风,尽已为人,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将心比心。那种一心只为自己的人最终会被识破并远离,只有拥有一颗仁爱的心,才能冲破个人狭小的圈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为个人发展带来更多的条件,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
(二)事父母,能竭其力——人际交往中的孝悌之心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亲情是人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汛爱众”。人道孝为先,“孝”是建立在对父母等亲人的自然情感基础上的,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孝心和孝情。这种亲亲之爱是可以扩展和延伸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有这种爱心的人,必然会爱他人、爱社会、爱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当代大学生不应使自己最亲最近的人慢慢变成自己最熟悉的陌生人。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爱,不会爱,又怎能会爱别人,怎能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呢?只有发扬中华民族特有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才能更好地发扬扶弱济困、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三)不知礼,无以立——人际交往中的礼让之心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知礼”,是一个人自处于社会的一个行为准则。“礼”的在内在精神是“情”、是“爱”、是“敬”,是人格的“尊严”。在人际交往中,“知礼”自然是大学生必备的素质之一。一个“知礼”的学生,应该为人谦恭,虚心礼让,不自满,不盛气凌人。应该有敬畏之心,遵守社会的基本规范和秩序,懂得去尊重别人。应该恰当地修饰白己的容貌,扬长避短,注意在不同场合下选择样式和色彩符合白己的服装,形成自己独特的气质和风度。应该注意追求外在美和内在关的协调一致,真正做到“诚于中而行于外,慧于心而秀于言”。
(四)言必信,行必果——人际交往中的诚信之心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证》)在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中,“诚信”是维持朋友关系最重要的纽带,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和从事道德修养的前提,更是大学生为学和立业的根本。讲诚信的人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无诚则无德,无诚则事难成。只有作到诚,才能感动他人,取得他人的理解和信任,增进彼此问的团结和友爱。步入大学,大学生的人际关系要较以前复杂很多,开始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新朋友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经历,如何与别人建立和保持友好的人际关系,有很多客观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是朋友间的相互信任。
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是古代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包含着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和方法态度,对于大学生的人际交往着积极的调节、启导、借鉴和教育作用。当代大学生应该应该坚持“古为今用”和批判继承的原则,从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中汲取营养,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掌握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方法,增强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努力建立一个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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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他的教育思想也被后人沿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孔子的教育思想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与传统课堂相比,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与推广,现代高校课堂增添了不少信息化技术手段,可以说教师授课更为便利,学生学习也更直观。然而,目前高校课堂教学仍然缺乏吸引力,导致学生出勤率不高。据全国10所高校1 000份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有20%专业课学生的出勤率不到80%;30%专业选修课出勤率不足75%;近50%的通识课程出勤率不足70%,很多学生根本不愿意去上课。扭转高校课堂教学的尴尬局面,也成为不少人关注的话题。尽管不少学者试图从古今中外的教学资源中获得灵感,也取得一些成就,但实际效果却并不明显。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教育课堂的资源,尤其是孔子的教学思想,或许能为当前课堂教学改革提供重要的参照。本文试从教师、学生、师生和知行等四方面进行简要论述,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学而不厌”思想对当代高校教师观的启示
教师仍是当前高校课堂教学的主导,教师的知识储备、学识水平及课程意识等自然决定一节课的成败。然而,由于授课教师的知识更新过慢、照本宣科现象严重及课程意识淡薄等因素,导致课堂教学的效果并不理想。以课程设计意识为例,有学者说:“教师的课程设计意识还存在着许多欠缺,包括缺乏对教学目标的深度解读和具体化步骤,盲目罗列知识点;在内容选择上对广度和深度的把握失衡;教学方式采用一成不变的讲授式教学,照本宣科;对教学效果的巩固和检测缺乏创新,失之简单,流于形式;实际课堂与教师的预设存在很大不同,教师心有余而力不足等。”[1]如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应从增强教师的学习意识开始。孔子的“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论语?述而》)思想对此或许有某种启示作用。
虽然孔子时代中国的教育没有像现代高校组织的各项技能培训、业务进修和学位研修等,更没有像现代高校教师要求的各类资格证书考试,但他却能自觉地沉浸于古典文化的学习中,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心态,历练成为“万世师表”。孔子曾自豪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的好学甚至还到了“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地步。对此,有学者解释说:“他一生勤学好问,不放弃一切学习的机会,郯国的国君到鲁国来朝见鲁公,谈论少昊氏何以以鸟名官,孔子听说后,便前往求教;孔子曾适周问礼于老聃;进入鲁国太庙时,遇有不明白的事情便一一询问请教;他还向师襄学琴,问乐于苌弘。”[2]123应该说,孔子虚心学习的积极心态,为传统社会乃至今天的教师都树立了典范。
当然,随着西方学科体系的传入与植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被打破。细致的学科分类和专业划分,不仅使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列传》)式的“通人达才”不复存在,而且像近代的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等“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也很难再现。同时,现代高校的招生、培养和就业模式,决定着教师只要经过课堂教学途径将掌握的知识传授出去就算完成任务,似乎也不需要“大师”。然而,高校课堂的确不需要通过“暗箱操作”,甚至靠“传播”功劳而获得美誉的“大师”[3],而真正需要的是像孔子那样具有对知识“学而不厌”、对问题“锲而不舍”的“名师”。这些“名师”可以对所教授课程、专业、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前沿成果和存在问题等都能进行不断学习与探究,力争做到知识融会贯通,使课堂教学具有深度、厚度和吸引力。
二、“因材施教”思想对现代高校学生观的影响
与中小学注重知识的传授不同,高校更注重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由于课堂教学是高校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教学质量自然倍受关注。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教育主管部门曾先后出台三类课堂教学评价体系,基本上都是从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技能、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效果等方面制定出3~5个一级指标,10~15个二级指标。然而,如有学者说:“目前尚无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课堂教学质量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往往是凭借经验来决定,这造成评价指标体系的随意性。”[4]然而,由于课堂质量评价体系的相对稳定,尽管有利于评估教师的教学水平,却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致使课堂主体相对“缺位”。其实,衡量课堂质量,既要考量教师教了什么?怎样教?更要考量学生基本素质提高的效果。而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似乎可以给当前高校课堂素质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
与官学面向“国之贵游子弟”(《周礼?地官司徒》)招生不同,孔子招收弟子的身份千差万别,只要行过“束■礼”(《论语?述而》),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子都可以跟着学习,其弟子差不多有三千人。当然,由于孔门弟子求学的时间先后、年龄大小、知识背景、家庭出身及性格特点等都有所不相同,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指导,成为孔子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从《论语》所记内容来看,虽然孔子未必对所谓的“三千弟子”都能了如指掌,但至少对登堂入室的“先进”弟子能如数家珍。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等,并形成相对集中的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当然,孔子的“因材施教”是以“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教育等素质教育为前提的。注重基本素质的教育,应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尽管“因材施教”概念是由朱熹提出的,但从孔子一生的教学实践来看,他的确做到了根据学生的特点适时地进行面对面的教育。《论语》中类似的事例很多,如《为政》记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四人“问孝”,孔子分别从“无违”、“疾之忧”、“敬”和“色”等四方面给予回答;如《颜渊》记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回等四人“问仁”,孔子分别从“爱人”、“其言也仞”、为政以及“克己复礼”等角度做出解释。当然,如有学者所说:“孔子不仅能做到因人施教,还能因时间、地点、环境的不同而施教,……更令人惊叹的是孔子还能根据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的不同特点而施教。”[5]实际上,孔子的令人惊奇之处,是能充分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其“因材施教”思想也对当前高校教师课堂授课提出深入学生群体、了解学生需求的要求。
三、“有朋自远方来”思想对当代师生观的影响
与基础教育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相比,当前高校课堂教学仍然是以教师台上滔滔讲授,学生台下默默聆听,学科本位、唯知取向、教师为中心。这种传统教学模式,主要是把教师或教材的知识直接强加于学生,自然缺乏师生间的平等交流,更谈不上师生间的心灵对话。在探讨课堂教学方式问题时,不少学者对孔子的对话型授课模式产生浓厚兴趣,如有学者说:“这种关系结成的主体间性体现着民主、平等、自由、理解、和谐,这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人的生存方式,才是教育中个体生命的一种诗意栖居。”[6]其实,在课堂教学中,唯有师生关系真正做到人格平等,老师才能体悟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的快乐,才有机会领悟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的心境,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由于孔子学说不为时代接受,他才有更多时间从事整理典籍与教学。孔子教授了多少弟子,虽然具体数目不得而详,但孔门师徒间却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关系。孔子是良师,当弟子身处险境时,他都会给予及时提醒和帮助;孔子是益友,当学生有问题时,无论他们身处何地都会设法向其咨询;而当孔子本人犯错误时,弟子也会及时地劝诫,如孔子违礼地去见南子,子路就很不高兴地去找他,孔子不得不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当然,这反映了孔子能坦率、真诚地面对学生,如有学者说:“‘当仁,不让于师。’这句至理名言,反映孔子虚怀若谷、襟怀坦荡的形象。人格上的平等,真诚的爱护,使孔子私学中的师生关系充满春天般的温暖。”[7]孔子师徒的关系无疑对当前高校课堂师生关系的改变具有启迪意义。
孔子不仅善于从其他处学习,而且也是“教学相长”的典范。以与学生谈论《诗》为例,当子夏体悟到“礼后乎”时,孔子感慨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当与子贡言《诗》,孔子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由此可见,在教学活动中,孔子真正体会到“有朋自远方来”的乐趣。当然,孔子有时还会忘情地说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话来,如在陈蔡绝粮,当颜回领悟到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的境界时,孔子便发出“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史记?孔子世家》)的感叹。应该说,孔子教学过程中朋友间心灵对话式的教学模式,是目前高校课堂教学的薄弱环节。如何构筑亦师亦友的对话型教学课堂,成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探寻的重要课题。
四、“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思想对知行观的影响
现代高校课堂学生的学习尽管还不能算上是“研究性学习”,但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素质,塑造知行合一的能力,却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甚至超过传授基本知识的权重。面对90后的大学生,如何让他们在学习中感受到乐趣,也是促进高校课堂改革的重要因素。如有学者说:“我们要鼓励大学生参加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把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学习……大学生在这样的途径中,既学习了知识,又开发了思维,而且乐在其中。”[7]应该说,近些年来,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受到社会重视,但其现状却也令人担忧,这也应是当前新升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的根本原因,高校课堂改革可谓势在必行。然而,如何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则成为摆在高校课堂改革道路上的一条拦路虎。而孔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思想,或许能为当前高校课堂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
孔子课堂教学首先注重的是德行修养,希望把弟子培养成为温文尔雅的君子,这是人们的共识。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孔子更注重培养弟子“知行合一”,却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其实,传世文献中类似的事例不少,足以证明孔子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思想。如孔子曾教导弟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当然,孔子本人也力行“知行合一”,这可以从《论语》首篇首章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得到启示。传统上此语通常被人们理解为“学习时常复习”,且作为孔子“好学”的标志。但是,我们认为将此语理解为“如果我的学说被社会普遍接受,在社会实践中加以应用它,那不是令人感到喜悦”[2]4应更为合适。即孔子时刻在能为社会所用做好前期工作,也是其培养学生的目标,无疑这也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
然而,人们由于受《礼记?乐记》所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的影响,自然认为孔子注重弟子的德行修养,轻视技艺的培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孔子弟子子夏曾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能正确处理与妻子、父母、国君和朋友间的关系,即便没有读过书,他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当然,尽管孔子强调“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但他更懂得“学有所成”的重要性。如子路以“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为由,推荐子羔担任费宰,孔子就严厉批评其“贼夫人之子”(《论语?先进》)。可见,孔子是在强调行为重、学为次,但如能做到“知行合一”就更完美,这也与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的目标基本一致。
总之,教师仍然是当前高校课堂教学的主宰者,此类教学模式的弊端越来越突显。如有学者说:“倘使高校课堂不进行深层次的、实质性的变革,所谓素质教育、全面发展,所谓创造性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都将是自欺之语、渺茫之语。”[8]就是说,高校教师必须由传统的关注“教”走向关注学生“学”的效果。为使课堂教学改革顺利实施,除注重学生个体、加强实训和培育师生情感外,教师应从孔子课堂教学中获得相应启示,努力提高课堂教学需要的基本素养,主动、持久地提高业务能力,摆脱学者所批评的“一些教师实施课堂教学改革的热情很高,但由于受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的限制,课堂上往往只能顾及到知识目标的完成,而对师生互动、学生能力的培养以及情感渗透等目标的完成,却时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9]的弊病,有效完成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的各项目标。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接受岁月磨砺和历史洗礼,经久不衰,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教育思想,说明他的思想富有时代性、实践性、生命力。当今世界各国掀起了学习儒学的潮流,孔子学院遍地开花,其思想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依然有必要去好好研究,为当代教育提供必要的指导。
一、有教无类,平等教育
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从两个方面对所处时代教育进行了颠覆。一方面,突破了“学在官府”的社会现实,实现教育平民化与普及教育。另一方面,学生自身素质无论优劣,都可接受教育,实现了教育的平等化。孔子认为不能以贵族阶层禀赋素质优于贫民阶层的错误观念为由拒绝对平民实施教育。即使学习者自身素质再不济,只要乐学好学,都应该对其实施良好的教育。
反观当今教育,教师对学生实行“差别化”对待的现象屡见不鲜,教育资源失衡现象颇为严重,优势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重点学校、重点班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教师可以自行到偏远、贫困地区帮扶教育,牺牲小我实现大我;其次,本着平等关爱每一个学生的心态,公平教育每一个学生,不因学生资质、性格、脾气、成绩好坏而施以不同的对待和不同的教育。
二、因材施教,发展个性
因材施教的前提是承认个体差异。通过对话及活动观察,分析学生的个体差异,并在统一的教育目标指引下,对学生进行差异化教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朱熹把孔子的这种思想概括为“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孔子作为因材施教的首创者,十分注重观察、了解学生,能一语道破学生的优缺点,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再如,根据学生年龄、志趣、爱好的不同发展学生的特长,从而达到长善救失、扬长避短的效果。
反观当今教育,教学模式千篇一律,不考虑教育对象的个体差异。教学评价体系一味重智育,轻德育。至此,当代教育工作者应该从以下几点着手:(1)课余时间了解学生,在教学与实践活动中观察学生,并对了解、观察到的信息加以分析,初步了解学生的各方面情况;(2)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智力水平、知识基础、年龄特征安排教学内容和选择教学活动;(3)实施分层教学,让优等生吃好,中等生吃饱,差生能吃下。
三、民主教学,师生互爱
在师道尊严的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经提出了教育民主的构想并积极实践,竭力营造平等互爱的师生关系。他的民主教学思想源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主张教师职能不在于操纵课堂,而在于营造一种宽松、自由、平等的教学氛围。
反观当今教育,教师作为知识的代表高高在上,专断独行、固执己见,更别说平等交流、良性互动了。在教学中教师对学生不关爱、不信任、不宽容。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作为教师我们应该:(1)热爱学生,关心学生,激发学生“亲师”情感;(2)尊重学生人格,对学生的过错不求全责备,而应怒而不弃;(3)转变教学观念,摒弃灌输式教学,实行多样化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把课堂交给学生;第四,教学中教师要秉承教学相长的理念,做到以教促学,以学定教。
四、授之以渔,指导学法
孔子很早就注意到学习方法比学习本身更重要。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体现了这一点。在实际的教学中孔子还主张:(1)温故知新。注重新旧知识的联系与融通,从而深化对知识的理解。(2)主张多听、多见、多问。(3)倡导学思结合,学思并重。第四,倡导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当学生处于“愤”“悱”状态时,老师对学生分别进行“启”“发”,深刻揭示了学生在思考过程中依次出现的两种思维困境,并进行循序渐进的思维引导。
反观当今教育,教师只重视知识的灌输,而忽视学法的渗透,使得教育仅成为一种单纯继承知识的行为,而没能培养出学生独立学习、自主思考的能力。为此,教师教学中应注重学法指导,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以不变应万变”。具体来讲:(1)教师应该督导学生对已学知识进行巩固;(2)提倡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贴近实际;(3)注重培养学生学思结合的品质,强调教学中学思并重;(4)善用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五、修己安人,诲人不倦
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提高自身修养,才可以去安抚别人、领导别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从侧面反映出教师自我修养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一方面,孔子认为教师应秉承“君子不器”的理念,不能把学习看成是一种功利化的行为,而应该自觉保持“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态度;另一方面,要有“诲人不倦”的精神,如果说“修己安人”是自觉,那么“诲人不倦”就是觉人,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对学生的学习实施引导,强调教师要有责任心,要把教育当成自己的事业。这种教育理念无疑与当下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不谋而合。
因此,就教师自身而言,要有“学而不厌”的精神。“学而不厌”反映在教师业务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则是不言其“博”,不厌其“精”。既不满足于自己已学习到的专业知识,也不满足于自己了解到的其他领域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时候,提供更加有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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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的生平和教育活动
孔子生在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家庭,先世为殷人,系宋微子的后裔。到五世祖木金父时,因其父孔父嘉在宫廷内讧中被杀,木金父亦被降为士,并“绝其世”,即被剥夺去卿大夫的世袭地位。为了区别公族,他便改姓孔。其三世祖孔防叔,畏华氏之逼逃亡鲁国(今山东)定居。孔子的父亲孔纥(字叔梁)是鲁国贵族孟献子属下一个“有力如虎”的猛士,因立两次战功,提升为陬邑(今山东曲阜南)大夫。孔纥大约六十几岁时同一个年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颜徵在成婚。年龄的差距,可以看出其阶级地位的悬殊。传说他夫妻俩因祈祷山神来不及回家,妻子就在山洞中生下孔子(此洞便以“坤灵洞”和“夫子洞”命名,今尚在。山即称“尼山”,位于曲阜城南)。?
孔子三岁时,先丧其父,十七岁时,又丧其母。孔子的家教中重视礼仪之教。生活贫困,促使他较早为谋生做事,学会多种本领,他自称:“吾少也贫,故多能鄙事。”他青年时期在季氏门下当过委吏(管理仓库),还当过乘田(管理畜牧),由此他接触到社会下层,了解到人民的一些愿望和要求。?孔子生长于当时的文化中心-鲁国,在周礼的熏陶下,六岁“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十五岁时,就确立了坚定不移的学习志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学习鲁国保存的中国古代文化,从中寻求治国救人之道。这一基本方向,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道路,形成了儒家的思想特点。?
孔子最大的抱负,是希望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施行仁政。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意思是,假使有人用我治理政事的话,一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三年就会大有成效。孔子约自30岁起,就奔走于齐鲁之间,希望通过从政来实现他的理想。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未获得统治者的重用。于是,他就招收弟子从事讲学活动。直到51岁,鲁定公任他为中都宰。
后来,他“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后因和鲁国执政大夫季桓子的矛盾激化而下野。在做官期间,他并未停止办学。见自己的政治抱负在鲁国不能实现,55岁时,他便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先后经过卫、曹、陈、宋、蔡、郑、楚等十几国,一面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一面坚持流动教学,68岁时返回鲁国。此后,他专门从事教育工作。
孔子在政治上虽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但在文化教育上却是成绩卓著的。孔子大约在30岁(前522年)左右时,从事创办私学活动,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他在鲁国从政和周游列国期间,不断广收弟子,随时随地讲学,前后从事教育工作达四十余年。他一生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从事着教育工作,这是他之所以获得教育成功的根本条件。孔子在教学过程中,搜集并整理出《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作为教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还通过教学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作了系统地论述,对后世的教育影响极大。《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有“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自己也说:“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他培养了这么多人才,可谓教育硕果累累,做了前人未做到的事。
公元前479年,一代教育家孔子病逝,其弟子以父母之丧礼之,皆服孝三年。“三年服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孔里。”
孔子的思想学说和他的事迹,弟子们各有记录,后来汇编成一本书,名为《论语》,这是研究孔丘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材料。
二、重视教育的作用
孔子认为教育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是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教育事业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通过冉有之问,孔子扼要地阐明了他的庶—富—教的施政大纲。从庶、富、教三者的排列关系上看,孔子已直观地认识到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有这三个条件。即劳动力、发展生产、进行教化和发展教育事业。
孔子对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持肯定态度。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指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天赋比平民高贵、优越的思想。这个较为科学的命题,既是孔子“有教无类”的理论基础,又是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结晶。
三、教育的对象比较广泛
提倡“有教无类”春秋以前是贵族之学,有资格接受教育的是王公贵族的胄子。作为平民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孔子创办私学后,首先在招生对象上进行了相应的革命,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这也是孔子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有教无类”,东汉马融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梁朝皇侃说:“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其本意就是: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为了实现这一原则,孔子在招收学生时表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诲焉。”只要本人愿意学习,主动奉送10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弟子。事实表明,他的弟子来自各个诸侯国,有齐、鲁、宋、卫、秦、晋、陈、蔡、吴、楚等国,分布地区广。
弟子的成分复杂,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大多数出身平民,如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卞之野人以黎藿为食的子路,穷困至于三天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参,居室蓬户不完上漏下湿之原宪,父为贱人家无置锥之地的仲弓。也有个别商人出身,如曾从事投机贩卖的子贡。还有少数出身于贵族的,如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宋国的司马牛等。孔子私学中,弟子品类不齐,各色人物都有,实是“有教无类”的活标本,当时有人对此不理解,产生种种疑问。南郭惠子讥笑性地问子贡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木隐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虽门下人品混杂,皆能兼收并蓄,教之成才,这说明教育家胸怀的宽大能容,教育艺术的高明善化。
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四、教育的目的
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道。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子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他的学生也颇有体会,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可见,教道和学道是孔门师生共同的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已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的,因为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所以孔子才能造就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来。
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学而优则仕”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孔子对实行“学而优则仕”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
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学习与做官有了密切的联系,他鼓励学生们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要担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识本领学好没有。弟子们受到此思想灌输,头脑中普遍存在为做官而学习的念头,既然已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子路心直口快说出“不仕无义”,这是有代表性的。孔子积极向当权者推荐有才能的学生去担任政治事务,但他在输送人才时也坚持一些原则:首先,学不优则不能出来做官;其次,国家政治开明才能出来做官,否则宁可隐退。孔子培养的一批弟子,大多或早或迟地参加政治活动,他们“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
“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五、教学内容
根据《论语》,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孔子的教学内容:一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以文学、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是指教学内容包括四个基本方面;二曰: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是指孔子教学的主要科目;三曰:《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书”,是奴隶主的文化典籍,是孔子所使用的基本教材。总之,可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应该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的培养等三个部分。这三个方面,从教育内容的结构,以及社会的需要和个人人格形成看,应该说是初步完整化了。这是孔子在教学内容发展史上的贡献。孔子对这三方面不是等量齐观的,他认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道德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为三者的重心,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
孔子改编的“六书”,是中国第一套较完整的教科书,从荀子的《劝学》篇开始尊为“经”,故后世称为“六经”,除《乐经》已亡佚,其他“五经”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学校中最基本的教材。“六艺”与“六经”的不同在于:“六经”偏重于文化知识,属于文的范围;“六艺”则偏重于才能和技术的训练。因“礼、乐”也具有这方面的性质,所以也列在“六艺”中,“射”是射箭,“御”是驾车,都属军事课程。
总的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有三方面特点:
其一,偏重社会人事。他的教材,都属于社会历史政治伦理方面的文化知识,注重的是现实的人事,而不是崇拜神灵。他虽不是无神论者,但对鬼神持存疑态度。他不谈“怪、力、乱、神”,不宣传宗教迷信思想,不把宗教内容列为教学科目,这种明智的态度,成为中国古代非宗教性教育传统的开端。
其二,偏重文事。他虽要求从政人才文武兼备,但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仍是偏重文事,有关军事知识技能的教学居于次要地位。
其三,轻视科技与生产劳动。他所要培养的是从政人才,不是从事农工的劳动者,他不强调掌握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他既没有手工业技术可传授,也没有农业技术可传授。他认为社会分工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与小人职责不同,君子不必参与小人的物质生产劳动,所以他从根本上反对弟子学习生产劳动技术,樊迟要学种田、种菜,他当面拒绝。
六、孔子的教学特点
(一)因材施教
孔子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并作为一个教育原则,贯穿于日常的教育工作之中。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运用因材施教者,也是他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因材施教”的命题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
施行因材施教的前提是承认学生间的个别差异,并了解学生的特点。孔子了解学生最常用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通过谈话。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他有目的地找学生谈话,有个别谈话,也有聚众而谈。如有一次有意识地向子路提出一个假定性的问题:“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字路并未说话,仅以高兴默认,孔子便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第二,个别观察。他通过多方面观察学生的言行举止,由表及里地洞察学生的精神世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单凭公开场合的表现作判断还有片面性,就要“退而省其私”;只凭一时的行为作判断还不够,还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就是要注意学生的所作所为,观看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的感情倾向,这就可以把一个人的思想面貌了解透彻了。他在考察人的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认为不同的事务不同的情境都可以考察人的思想品质。
(二)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在教学中,孔子把“学而知之”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他的“学而知之”就是说学是求知的惟一手段,知是由学而得的。学,不仅是学习文字上的间接经验,而且还要通过见闻获得直接经验,两种知识都需要。他提出“博学于文”、“好古敏以求之”,偏重于古代文化、政治知识这些前人积累的间接经验。他还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孔子重视学,也重视思,主张学思并重,思学结合。他在论述学与思的关系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反对思而不学,也反对学而不思。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还强调学习知识要“学以致用”,要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把学到的知识要“笃行之”,他要求学生们说话谨慎一些,做事则要勤快一些,“君子欲讷其言而敏于行”,应当更重视行动。
由学而思而行,这就是孔子所探究和总结的学习过程,也就是教育过程,与人的一般认识过程基本符合。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教学理论、教学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三)启发诱导,循序渐进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愤与悱是内在心理状态在外部容色言辞上的表现。就是说,在教学事必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已经思考相当时间但还想不通,然后可以去启发他;虽经思考并已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词表达出来,此时可以去开导他。教师的启发是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启发之后,应让学生再思考,获得进一步的领会。孔子在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的教学中常用的方法有三种,即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叩其两端,攻乎异端。
七、树立教师的典范
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敏而好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回答子贡的提问时说:“圣则吾不能,吾学不厌而教不倦也。”他也曾在学生面前评价自己说:“若圣与仁,则吾其敢。抑为(学)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也。”他为后世的教师树立了六个方面的典范:
学而不厌。教师要尽自己的社会职责,应重视自身的学习修养,掌握广博的知识,具有高尚的品德,这是教人的前提条件。
温故知新。教师既要了解掌握过去的政治历史知识,又要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认识当代的社会问题,知道解决的办法。
诲人不倦。孔子30岁左右开始办学,40多年不间断地从事教育活动,就在从政的5年间,也仍然从事传授,周游列国时,也随处讲学。有的学生品德很差,起点较低,或屡犯错误,他也不会嫌弃,耐心诱导,造就成才。“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对学生的爱和高度负责,是他有诲人不倦教学态度的思想基础。
以身作则。孔子对学生的教育,不仅有言教,更注重身教。通过严以责己,以身作则来感化学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教学相长。孔子认识到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不是单方面的知识传授,而是可以教学相长的。他在教学活动中为学生答疑解惑,经常共同进行学问切磋。不但教育了学生,也提高自己。
总之,孔子是一个“以德服人”的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教师的光辉典范,他所体现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已成为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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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作品的表现特征带有民族地域特色,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中可以看到,地域的繁荣时期,地域的衰落时期,代表作品有《诗经》和《楚辞》,表现出两种不同时期文化背景的古代文化形式。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国学与古代文学思想的关系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国学与古代文学思想的关系
古代文学思想又被称为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古代的文学创作、理念、当时作者的思想境界。古代文学思想与现代的文学思想存在着时空的差距,具体表现在语言、理念、社会背景等方面。国学是将儒家思想作为研究和发展的基础,国学主要目的是宣传和发扬古代的文学思想精髓。
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全面的了解古代作家思想,将文学作品与理论思想有效的结合;二是不仅要有逻辑性的归类,还要展示出古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进程;三是找出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史真正原因。这就需要研究者对古代文学思想的历史背景有深入的了解,文学思想作品反应了作者当时创作的历史背景和意境,只有了解和掌握创作作品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才能切身的体会到作品的真正含义。
对于具有专用性的研究古代文学思想的学者来讲,史学知识面一定要广。例如:古代元曲的兴起和发展,原因很复杂,由于元代的疆域宽广辽阔,在当时社会经济繁荣富强,人们的生活安居乐业,为元曲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元曲带动了民族诗歌的发展,对繁荣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元曲的出现,显现出文学艺术的生命力,抒发了文人永志的情怀。元曲的代表作品,表现出当时的社会背景。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
古代文学作品的表现特征带有民族地域特色,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中可以看到,地域的繁荣时期,地域的衰落时期,代表作品有《诗经》和《楚辞》,表现出两种不同时期文化背景的古代文化形式。在古代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的广大区域文学思潮非常的发达;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文学思潮的中心开始向南移动,变成了以金陵地区为文学思潮的中心,导致了北方文学思潮的衰落。到了古代的唐朝,以都城长安为中原文化的发展中心,古代文学开始繁荣发展起来。到了五代时期,出现了以南唐和西蜀为古代文学圣地的发展中心。到了北宋则是以沛都和洛阳为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文化中心。南宋以来,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中心又开始向南移动,以杭州作为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中心。明清时期的文学思想,在江浙地区集中体现出来。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与当时的历史政治背景密不可分。
(一)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相互渗透
通过对国学的研究和学习,对建立健全各个学派统一思想作出了良好的铺垫工作,推动了对古代文学史发展的研究和学习。通过对古代文学思想的学习也可以帮助更好的了解国学的内涵,促进国学事业的发展。
(二)客观公正地评价国学有利于对古代文学思想的认识
运用评判标准和原则对古代文学进行有效的评论,既是所谓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对于国学的评论,没有相应的标准和原则,对国学的本质含糊不清,价值取向,发展方向,对社会的具体贡献等。
(三)国学可以更好地凸显古代文学的主要思想和观念
在对古代文学作品的作家进行解析的同时,使我们可以更加广泛的认识和了解作者在进行创作时的思想境界,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政治。例如:北宋的政治学家、文学家欧阳修,大多数人关注的是他的文学成就,而欧阳修所在时期的政治背景却很少有人注意。
综上所述,通过对国学的研究,可以提升人类自身的文化素质教育。古代文学的思想带动了国学事业的发展,使我们通过对经、史、子、集等古代文学作品的欣赏和学习,了解和掌握了作品的时代背景。通过对古代文学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增强了自身文化的素质修养,和国学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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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他对后世的教育活动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孔子的教育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充实。从他的教育思想中可以得到不少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孔子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孔子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的启示全文如下:
摘 要: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关于重视品德培养,引导学生笃信躬行;团材施教,注重循循善诱,发挥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主张博多思,学以致用等观念,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在深化德育、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高教改革;现实启示
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既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也带来了大学教育剧烈转型和深刻变化。要落实育人为本、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科学分析世情、国情和人的需求发生的变化,正视高等教育思想观念存在的偏差,从更新思想观念入手来开创高等教育的新局面。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对他的教育思想观念“温故而知新”,或许有益于我国高等教育界正在求索的改革创新。
一个新型社会当它步进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民族的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不可否认,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的教育思想观念有糟粕和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历史唯物的辩证思维方法,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社会人生精论和富有哲理的箴言,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获得借鉴和启示。
孔子教育思想的源点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他主张仁政德治,社会各阶层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以“和为贵”,促进人和、家和、国和、天地人和。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品德高尚、博学多才、和谐的人。他以“学而优则仕”、“有教无类”等理念,致力于育人,借以来推动社会的全面和谐。这种力主促进和谐的教育思想内涵丰富,本文只能针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作简要介绍。
1.德者本也,笃信躬行。
“德治”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强调道德教化,反对单靠政令刑罚治国。在育人上,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即学的原则在于发扬光明的德性,革新民心,达到完善。明确指出“大德者必受命”,“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德其名,必得其寿。”“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即只有品德高尚才能承担大任,得到地位、名利、人们的信任和长寿。这里显示出功利性,但只要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种功利追求是合乎人之常情的。
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的基础和前提。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指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是“刚、毅、木、讷(木意质朴,讷意谦虚)”,实践仁德的标准为“恭、谦、信、敏、惠”。达到仁德的方法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强调要以制度约束自己,以己推及别人。而道德的最高境界子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毛泽东指出:“孔子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但孔子仅从教育人的角度做了浅显的解释:“不偏于狂,不偏于狷(急躁)”,“择而两端”,“善则称人,过利称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对立面统一、联结、平衡、和谐。在品德修养上,孔子强调从自己做起,从所能接触的人和小事做起,要重视“修身”、“齐家”、“爱人”、“亲亲为大”、“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提出“益者三友”、“益者三乐”、君子有“三愆(过失)”、“三戒”、“三畏”、“九思”(《论语》季氏篇),以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都主张从自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这些思想对学者品德修养及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很有借鉴意义。
2.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他爱学生,“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哭得很悲痛,别人劝解时他说:“我不为这个人悲伤又为谁呢?”伯牛病了,他前去探望,握着伯牛的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特别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提倡“当仁,不让于师。”鼓励学生崇尚真理。和子夏讨论《诗》后,说:“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孔子问子贡:“是你行还是颜回行?”子贡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说:“我和你都不如他。”还认为“子路好勇过我。”联系“三人行必有我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种谦虚的态度,促进了师生互敬互学、教学相长。他很注意观察了解学生,掌握学生的秉性、特长,有针对性的施教。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在《论语》中和学生七次讨论“仁”,但回答每次都不同。樊迟问“仁”三次,先后回答是:“爱人”、“先难而后获”、“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司马牛问“仁”,回答是“其言也讱(说话笨一点)。”子张问“仁”,回答是:“恭、宽、信、敏、惠。”这些回答都有一定的针对性。《论语》中多处记载孔子与弟子平等友好地探讨学问,如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讨论治国的方法,孔子认为他们都没有谈到根本,仍然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各言其志也!”子路和冉有同样:“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这个问题,孔子回答完全相反,公西华感到疑惑,想问个明白。孔子说:“冉有总是退缩,故进之;子路好勇过人,故退之。”对个别学习有困难想打退堂鼓的人,孔子进行鼓励。冉求曰:“非不说(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批评他是自己划定界限,有畏难情绪。孔子对弟子也有严厉的批评,如讨论一个问题子路不服气,孔子说:“我讨厌花言巧语狡辩的人。”并对他讲应注意的六种品德、六种弊病:“好仁不好学,其蔽(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危害人);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说话尖刻);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从对子路的教育可见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
3.君子不器,博学多思。
“君子不器”是孔子重要的教育思想。君子是孔子心目中有理想人格高尚的人,他所追求的是培养担负治国平天下的人材。这样的人才应具有多方面的才干。孔子的六艺施教,本质上就是主张全面发展。礼、乐、射、御、书、数,大体上讲,礼是讲德,讲做人处世的规范;乐是讲美,讲陶冶情操;射、御是讲体,讲实用技能;书、数是讲智。综合起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打好基础、知识面要宽,要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他的教育内容十分广泛,强调学好基本内容,打好基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不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认为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对少数高材生才授之以“易”、《春秋》,“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孔子“五十以学易”,对于夏商周的礼仪规范要得到人们共识恪守需要论证,不能论证是“文献不足故也。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足,则吾能徵(证)之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学而不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挖掘研究,丰富和完善教学内容,非常可贵。
孔子在教育中把教育者看成有人性、有灵性的人,看成有丰富情感、有独特精神境界的人。他尊重人的内在因素,注重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他在施教中注重启发、引导、促进独立思考。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即不在苦苦思索想不通、道不明的时候,不去开导;举一例而不能类推三个道理,我不重复讲了。强调学习结合,主张“学而不思刚罔,思而不学则殆”,“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日知其所亡(每天学点自己不知道的知识),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重视精益求精,主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好乐之者”,“默而识之(踏踏实实地学),学而不厌”,高度称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在《论语》中,我们见到的是孔子对弟子优点的肯定、表扬,对不足之处的引导、规劝,促使其自觉,从而见贤思齐、扬长避短。总之,人情味很浓。
孔子的教育目标就是“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使国家“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对卫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孔子强调“富之”、“教之”。要求从政的弟子“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对子张谈从政他要求做到“尊五美,屏四恶”,其要点要:给百姓以恩惠,使百姓劳而无怨;不贪财,不傲慢,不凶猛。他不满意只学不致用的书呆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即不会处理政务,搞外交不能独立交涉,背的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而对一位叫冉求的学生当小吏时加重了赋税更不满,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这些表明孔子力行学以致用,用必坚持仁。尽管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以培养和谐的人才促进社会和谐的理念未能实现,但其学以致用、服务社会、造福百姓的教育仍是值得推崇的。除从政外,孔子鼓励学生治学育人,在学业上要“格物致知”、“一以贯之”、“孜孜不倦”,这也是儒学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们对孔子的褒和贬可以说都到了极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近几代人的绝大多数已经远离了孔子。在国际上正在兴起的“孔子院热”,促使我们应该理性思考:孔子与现实教育能否相联?如能,继承弘扬点该是什么?作者深知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而且由于孔子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加之当前高等教育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疑难较多,“启示”很难谈!只能从解放思想的角度,壮着胆子谈几点想法,作为精浅探索,有些看法可能不合时宜。
1.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所谓育人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
这个学问就是如何更好地做人,如何更好地做事,如何将做人与做事更好地结合起来。联系孔子的教育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当前高等教育在教会学生做人、做事、做学问以及科学处理三者的关系上,不同程度的存在某些偏颇。如,“立德为先”、“德育第一”是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反复强调的,可谓“深入人心”,但实践却体现、落实得很不理想。孔子的德育是紧密结合社会变革、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从规范日常言行、和谐处理人与人、人与家、人与社会、人与天的关系入手,培养做人最基本的品格,如孝、弟、礼、诚、信、忠、恕、荣、耻等。以此为基础,在实践磨练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当前高等教育的德育,体制是在党委领导下,组织政治工作干部、“两课”教师、辅导员实施内容以“两课”为主,辅以学生社团活动。由于“两课”过分强调“学科体系”,由于广大教师在德育方面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导致德育内容不能紧密结合实际,而且难以形成合力,大有“曲高和寡”之势。在智育方面,本科教育仍然是通识教育基础上专业教育,旨在打好必要的理论基础,培养创新意识和专业技能,以及学习方法,独立思考能力。“十年树本,百年树人。”真正能创新、创业并卓越有成就要靠学生今后再学习、苦实践。把大学培养目标定得过高,违背循序渐进原则,无异于“拔苗助长”。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人为分裂,不利于人的思维、灵感的培养和人对规律的认识。这样即使有知识也难以创新。对照孔子的教学内容“少而精”,育人重视打基础,强调博学、多思、终身学习,考试方法注重听其言、观其行,重在致用,借此谋划高等教育思想和培养模式的改革应有所启发。
2.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落实育人为本,在认识上应该说已经形成共识,但缺乏新举措,因而成交往难以乐观。究其原因可以道出若干条,如大学功能拓展在校学生急剧增加后,教学中心地位不同程度动摇;培养模式整齐划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教学资源整合力度不大,学科交融较以往更弱等。这里不想涉及过多,只想就孔子爱学生、注重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因材施教谈点看法。
育人为本,尊重个人兴趣、爱好、权利、尊严,重视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创造性,注重“导”,防止无原则地“控”和“压”。目前的高等教育,从总体上看,给学生的的自主空间太小,学制、专业、课程、教师都只能按学校规定的计划去做。评定学业优劣的主要是考试分数;习惯用固定思维去制造“标准模式”和“标准答案”,不喜欢甚至不容忍学生提出异议,民主式的平等探讨很难实现;管理制度重“管”而不重“导”,“为学生成才服务”难以付诸行动,学生民主参与教学管理尚仍几乎完全停留在口头上。联想孔子把“爱人”、“忠恕”等理念付诸于教育实践,与弟子平等探讨、亲密相处,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发展,启发学生自己刻苦学习,独立思考,学以致用,来思考当前教育方式和教学管理改革是有帮助的。
3.被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除学术是造诣高深外,其师德堪称万世师表。
在国家四分五裂、民生困苦的条件下,他兴私学,自动担当为“治国平天下”而培养有理想、有才能的人才的重任,不收学费(收牛肉干的事现有异议),过着难苦生活,无私地兢兢业业地育人。在学术上不断进取、创新,兼容百家,取其精华,使自己的学术更丰富更完善。在敬仰的同时,应当理性思考当前在师资建设上需要重视的问题:如何发挥教师在办学中的主体作用和在育人中的主导作用。在新形势,高校教师承担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繁重任务,培养创新人才对教师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因此在继续要求教师作蜡烛、人梯、园丁的同时,要重视对其实现个人价值的关怀。职称是教师社会地位、学术水平、经济利益的综合反映,具有导向性和吸引力,是教学管理工作的“牛鼻子”。
教师职称政策要加大教学工作力度,仅出学术论文、科研成果,不教学或不认真教学的不能聘为教授,成果突出的可聘为研究员;教研论文、精品教材、教学成果、教学名师等应与相应的科研业绩同等看待,加大“学生最满意意教师”、“教学名师”的奖励力度,对成绩卓巨的教学梯队带头人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精品教材的作者可以破格晋升。要承认开展探究式教学,辅导学习困难学生、课外关心学生全面成长等所付出的劳动,并给予应得报酬,还要大力宣传其成功经验和事迹。教师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05年底,作者所在学校35岁以下的占42.4%,45岁以下的占78.4%,大批学历高、朝气足、勇于开拓创新青年人加入教师队伍有利于学校长远发展,但要他们熟悉教学规律、热爱教学工作、教书得法、育人有方,还需要加强培训和老教师“传、帮、带”。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2]杨叔子:《文明以止,化民成俗》,《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第11期.
[3]邓晓芒:《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4卷,《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的比较》,2000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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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何在各个子系统中形成一种和谐状态,从而达到整体和谐的目的。和谐管理的要旨是组织为了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为手段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其中和谐主题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在人与物要素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核心组织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孔子和谐思想对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意义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文化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愈渐重要。孔子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一种普遍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国家乃至我们每个人。
关键词:孔子思想 和谐 思想政治教育
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强调了国家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及到了如孔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一些思想对我国国民的影响。孔学的一些思想和原则,不仅为中国的传统教育提供了学习的精华,同时也被他国所珍视并加以借鉴。在韩国孔子思想被众人熟知,韩国儒教权威机构“成均馆”馆长崔昌圭说:“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韩国有80%的人受到过儒学思想的熏陶”。孔子和谐思想阐述了人、社会、自然的相处之道,对于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物质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很多社会现象反而呈现一种“道德滑坡”的状态。人们越来越多地为了己利而去伤害他人,这种现象的产生大多是因为人们在追求物质满足的时候忘记了伦理的教育和精神世界的升华,而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孔子的教育中得到有效弥补。孔子的教育是对人文的教育,在孔子的理想和谐社会中人们都应是博爱的,老有所依、壮有所长、幼有所养、各司其职,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奉献国家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
首先,是言传身教。孔子被称为万世师表,对于教育学生他有简单而合理的原则。孔子很注重学生的德行身心教育,教导他人如何提高自己的内涵和道德修养。他一直推崇高尚的道德和人格修养,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用心去注重道德修养,那么他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就能像圣人一样得到他人的尊重和敬佩。自己的一言一行如果端正的话,就算不强调命令和要求,事情依旧可以继续推进,运用于教学中就是言传身教,教师用自己的行为去感化影响学生,为学生树立榜样力量。
其次,是注重礼节。在《左转?昭公二十五年》中的记载季平子为人狂妄,在组织舞乐的时候设置了八佾(八个人为一佾)的大型舞乐队,当时的宫廷制度是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孔子十分愤怒,便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可见孔子对于“礼”地位定义的极其重要。孔子对于弟子的教育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礼是我们必须遵从的规章制度,人们共同遵循的行事原则。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准绳,在追逐名利的时候要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礼法规范,恪守自己的礼和社会的规范。再次是以德服人,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如果只是单纯的采取政治手段去约束治理百姓,人民只会因为恐惧惩罚而不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但内心往往相反;而如果对人民进行精神的教化使其有正确的价值观,人民就会真正的拥有羞耻之心从而真心顺从。德是对人身心的一种要求,是一种至善至美的高尚品质,是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对待他人的关怀体谅的一种态度。最后是和而不同,这是一种宽容,是一种融入,也是孔子所倡导的君子之道。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一种人们在处理一切事物应该遵循和重视的一项重要准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事物的看法观点出现异议的时候不能随波逐流、盲目附和,而应该尝试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取长补短。
首先,要重视教育。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重视,教育也不可以亘古不化,而应该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有所更新,从多方面出发使受教育者在获得丰富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才能之外还具备符合道德标准的良好品质。教育者的言行直接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成长,所以一定要做到言传身教,提升自己的言谈举止,努力成为学习者的榜样。
其次,要克己重礼。一个人的内在素养的提升离不开自身的积极进取和努力。“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不要因为是在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而放松自我要求,也不要因为是细小的事情而不拘小节,即使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谨言慎行,自觉地把道德规范当做发自内心的道德约束力,即便在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也可以遵循正确的道德标准并能够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如果人们都可以认真的以礼约束自己的行为,对礼真正的诚挚无妄,那么人的价值追求和礼的作用意义就可以相互统一。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人必须具有礼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应以礼待人,克制自己的不好的对他人有坏的影响的想法和行为,按照社会规范社会制度做人做事,让人们可以做到自我的约束真正的做到和谐的发展。
再次,要与人为善、以德服人。只有这样才可以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教育是对人心和精神的教育,所以应该以德育人,前提就是教育者必须具有较好的德行去感化学生,让学生有自己的精神榜样。孔子本人就是教育的成功践行者,所以孔门弟子对孔子的无限追崇都源于孔子自身较好的德行,和谐的教育关系可以更好的影响人的发展和道德的提升。
最后,是存异相合,承认有差异的相互融合。一滴水无法汇聚成海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现今的社会是多元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应该接纳、融合不同的元素,鼓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加以整合构成有包容性的完整社会。教育不能闭塞学生的思想,而应该是开拓的宽广的,学生的学术研究应该在互相探讨和切磋并共同创新的环境下有序进行,那样才能够有新理念和观点的形成,研究才可以永无止境。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坚持对立中的统一,只有矛盾才可以推动事物的发展,所以教育也要兼容并包,兼收并蓄。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和谐教育直接影响着我们对和谐社会的探索和建设。所以,我们应该注重教育的力量,认真研究并加以借鉴孔学的精华,使其在新的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和发展,从而转化成中国教育事业的财富,同时结合当今时局的变化开展创造性的工作,使思想政治教育这项工作可以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服务现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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