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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他对后世的教育活动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孔子的教育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充实。从他的教育思想中可以得到不少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孔子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孔子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的启示全文如下:
摘 要: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关于重视品德培养,引导学生笃信躬行;团材施教,注重循循善诱,发挥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主张博多思,学以致用等观念,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在深化德育、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高教改革;现实启示
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既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也带来了大学教育剧烈转型和深刻变化。要落实育人为本、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科学分析世情、国情和人的需求发生的变化,正视高等教育思想观念存在的偏差,从更新思想观念入手来开创高等教育的新局面。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对他的教育思想观念“温故而知新”,或许有益于我国高等教育界正在求索的改革创新。
一个新型社会当它步进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民族的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不可否认,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的教育思想观念有糟粕和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历史唯物的辩证思维方法,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社会人生精论和富有哲理的箴言,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获得借鉴和启示。
孔子教育思想的源点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他主张仁政德治,社会各阶层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以“和为贵”,促进人和、家和、国和、天地人和。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品德高尚、博学多才、和谐的人。他以“学而优则仕”、“有教无类”等理念,致力于育人,借以来推动社会的全面和谐。这种力主促进和谐的教育思想内涵丰富,本文只能针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作简要介绍。
1.德者本也,笃信躬行。
“德治”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强调道德教化,反对单靠政令刑罚治国。在育人上,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即学的原则在于发扬光明的德性,革新民心,达到完善。明确指出“大德者必受命”,“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德其名,必得其寿。”“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即只有品德高尚才能承担大任,得到地位、名利、人们的信任和长寿。这里显示出功利性,但只要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种功利追求是合乎人之常情的。
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的基础和前提。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指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是“刚、毅、木、讷(木意质朴,讷意谦虚)”,实践仁德的标准为“恭、谦、信、敏、惠”。达到仁德的方法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强调要以制度约束自己,以己推及别人。而道德的最高境界子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毛泽东指出:“孔子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但孔子仅从教育人的角度做了浅显的解释:“不偏于狂,不偏于狷(急躁)”,“择而两端”,“善则称人,过利称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对立面统一、联结、平衡、和谐。在品德修养上,孔子强调从自己做起,从所能接触的人和小事做起,要重视“修身”、“齐家”、“爱人”、“亲亲为大”、“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提出“益者三友”、“益者三乐”、君子有“三愆(过失)”、“三戒”、“三畏”、“九思”(《论语》季氏篇),以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都主张从自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这些思想对学者品德修养及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很有借鉴意义。
2.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他爱学生,“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哭得很悲痛,别人劝解时他说:“我不为这个人悲伤又为谁呢?”伯牛病了,他前去探望,握着伯牛的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特别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提倡“当仁,不让于师。”鼓励学生崇尚真理。和子夏讨论《诗》后,说:“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孔子问子贡:“是你行还是颜回行?”子贡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说:“我和你都不如他。”还认为“子路好勇过我。”联系“三人行必有我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种谦虚的态度,促进了师生互敬互学、教学相长。他很注意观察了解学生,掌握学生的秉性、特长,有针对性的施教。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在《论语》中和学生七次讨论“仁”,但回答每次都不同。樊迟问“仁”三次,先后回答是:“爱人”、“先难而后获”、“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司马牛问“仁”,回答是“其言也讱(说话笨一点)。”子张问“仁”,回答是:“恭、宽、信、敏、惠。”这些回答都有一定的针对性。《论语》中多处记载孔子与弟子平等友好地探讨学问,如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讨论治国的方法,孔子认为他们都没有谈到根本,仍然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各言其志也!”子路和冉有同样:“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这个问题,孔子回答完全相反,公西华感到疑惑,想问个明白。孔子说:“冉有总是退缩,故进之;子路好勇过人,故退之。”对个别学习有困难想打退堂鼓的人,孔子进行鼓励。冉求曰:“非不说(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批评他是自己划定界限,有畏难情绪。孔子对弟子也有严厉的批评,如讨论一个问题子路不服气,孔子说:“我讨厌花言巧语狡辩的人。”并对他讲应注意的六种品德、六种弊病:“好仁不好学,其蔽(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危害人);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说话尖刻);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从对子路的教育可见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
3.君子不器,博学多思。
“君子不器”是孔子重要的教育思想。君子是孔子心目中有理想人格高尚的人,他所追求的是培养担负治国平天下的人材。这样的人才应具有多方面的才干。孔子的六艺施教,本质上就是主张全面发展。礼、乐、射、御、书、数,大体上讲,礼是讲德,讲做人处世的规范;乐是讲美,讲陶冶情操;射、御是讲体,讲实用技能;书、数是讲智。综合起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打好基础、知识面要宽,要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他的教育内容十分广泛,强调学好基本内容,打好基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不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认为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对少数高材生才授之以“易”、《春秋》,“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孔子“五十以学易”,对于夏商周的礼仪规范要得到人们共识恪守需要论证,不能论证是“文献不足故也。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足,则吾能徵(证)之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学而不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挖掘研究,丰富和完善教学内容,非常可贵。
孔子在教育中把教育者看成有人性、有灵性的人,看成有丰富情感、有独特精神境界的人。他尊重人的内在因素,注重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他在施教中注重启发、引导、促进独立思考。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即不在苦苦思索想不通、道不明的时候,不去开导;举一例而不能类推三个道理,我不重复讲了。强调学习结合,主张“学而不思刚罔,思而不学则殆”,“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日知其所亡(每天学点自己不知道的知识),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重视精益求精,主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好乐之者”,“默而识之(踏踏实实地学),学而不厌”,高度称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在《论语》中,我们见到的是孔子对弟子优点的肯定、表扬,对不足之处的引导、规劝,促使其自觉,从而见贤思齐、扬长避短。总之,人情味很浓。
孔子的教育目标就是“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使国家“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对卫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孔子强调“富之”、“教之”。要求从政的弟子“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对子张谈从政他要求做到“尊五美,屏四恶”,其要点要:给百姓以恩惠,使百姓劳而无怨;不贪财,不傲慢,不凶猛。他不满意只学不致用的书呆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即不会处理政务,搞外交不能独立交涉,背的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而对一位叫冉求的学生当小吏时加重了赋税更不满,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这些表明孔子力行学以致用,用必坚持仁。尽管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以培养和谐的人才促进社会和谐的理念未能实现,但其学以致用、服务社会、造福百姓的教育仍是值得推崇的。除从政外,孔子鼓励学生治学育人,在学业上要“格物致知”、“一以贯之”、“孜孜不倦”,这也是儒学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们对孔子的褒和贬可以说都到了极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近几代人的绝大多数已经远离了孔子。在国际上正在兴起的“孔子院热”,促使我们应该理性思考:孔子与现实教育能否相联?如能,继承弘扬点该是什么?作者深知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而且由于孔子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加之当前高等教育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疑难较多,“启示”很难谈!只能从解放思想的角度,壮着胆子谈几点想法,作为精浅探索,有些看法可能不合时宜。
1.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所谓育人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
这个学问就是如何更好地做人,如何更好地做事,如何将做人与做事更好地结合起来。联系孔子的教育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当前高等教育在教会学生做人、做事、做学问以及科学处理三者的关系上,不同程度的存在某些偏颇。如,“立德为先”、“德育第一”是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反复强调的,可谓“深入人心”,但实践却体现、落实得很不理想。孔子的德育是紧密结合社会变革、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从规范日常言行、和谐处理人与人、人与家、人与社会、人与天的关系入手,培养做人最基本的品格,如孝、弟、礼、诚、信、忠、恕、荣、耻等。以此为基础,在实践磨练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当前高等教育的德育,体制是在党委领导下,组织政治工作干部、“两课”教师、辅导员实施内容以“两课”为主,辅以学生社团活动。由于“两课”过分强调“学科体系”,由于广大教师在德育方面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导致德育内容不能紧密结合实际,而且难以形成合力,大有“曲高和寡”之势。在智育方面,本科教育仍然是通识教育基础上专业教育,旨在打好必要的理论基础,培养创新意识和专业技能,以及学习方法,独立思考能力。“十年树本,百年树人。”真正能创新、创业并卓越有成就要靠学生今后再学习、苦实践。把大学培养目标定得过高,违背循序渐进原则,无异于“拔苗助长”。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人为分裂,不利于人的思维、灵感的培养和人对规律的认识。这样即使有知识也难以创新。对照孔子的教学内容“少而精”,育人重视打基础,强调博学、多思、终身学习,考试方法注重听其言、观其行,重在致用,借此谋划高等教育思想和培养模式的改革应有所启发。
2.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落实育人为本,在认识上应该说已经形成共识,但缺乏新举措,因而成交往难以乐观。究其原因可以道出若干条,如大学功能拓展在校学生急剧增加后,教学中心地位不同程度动摇;培养模式整齐划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教学资源整合力度不大,学科交融较以往更弱等。这里不想涉及过多,只想就孔子爱学生、注重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因材施教谈点看法。
育人为本,尊重个人兴趣、爱好、权利、尊严,重视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创造性,注重“导”,防止无原则地“控”和“压”。目前的高等教育,从总体上看,给学生的的自主空间太小,学制、专业、课程、教师都只能按学校规定的计划去做。评定学业优劣的主要是考试分数;习惯用固定思维去制造“标准模式”和“标准答案”,不喜欢甚至不容忍学生提出异议,民主式的平等探讨很难实现;管理制度重“管”而不重“导”,“为学生成才服务”难以付诸行动,学生民主参与教学管理尚仍几乎完全停留在口头上。联想孔子把“爱人”、“忠恕”等理念付诸于教育实践,与弟子平等探讨、亲密相处,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发展,启发学生自己刻苦学习,独立思考,学以致用,来思考当前教育方式和教学管理改革是有帮助的。
3.被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除学术是造诣高深外,其师德堪称万世师表。
在国家四分五裂、民生困苦的条件下,他兴私学,自动担当为“治国平天下”而培养有理想、有才能的人才的重任,不收学费(收牛肉干的事现有异议),过着难苦生活,无私地兢兢业业地育人。在学术上不断进取、创新,兼容百家,取其精华,使自己的学术更丰富更完善。在敬仰的同时,应当理性思考当前在师资建设上需要重视的问题:如何发挥教师在办学中的主体作用和在育人中的主导作用。在新形势,高校教师承担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繁重任务,培养创新人才对教师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因此在继续要求教师作蜡烛、人梯、园丁的同时,要重视对其实现个人价值的关怀。职称是教师社会地位、学术水平、经济利益的综合反映,具有导向性和吸引力,是教学管理工作的“牛鼻子”。
教师职称政策要加大教学工作力度,仅出学术论文、科研成果,不教学或不认真教学的不能聘为教授,成果突出的可聘为研究员;教研论文、精品教材、教学成果、教学名师等应与相应的科研业绩同等看待,加大“学生最满意意教师”、“教学名师”的奖励力度,对成绩卓巨的教学梯队带头人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精品教材的作者可以破格晋升。要承认开展探究式教学,辅导学习困难学生、课外关心学生全面成长等所付出的劳动,并给予应得报酬,还要大力宣传其成功经验和事迹。教师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05年底,作者所在学校35岁以下的占42.4%,45岁以下的占78.4%,大批学历高、朝气足、勇于开拓创新青年人加入教师队伍有利于学校长远发展,但要他们熟悉教学规律、热爱教学工作、教书得法、育人有方,还需要加强培训和老教师“传、帮、带”。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2]杨叔子:《文明以止,化民成俗》,《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第11期.
[3]邓晓芒:《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4卷,《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的比较》,2000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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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通过网络实现的教育教学过程,不要求教师和学生在时间和空间上严格不同步,客观造成教学交互性差。学生对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地向教师提出,教师也不能实时给予清楚明晰的解答。尽管网络教学过程中广泛使用了增强交互性的BBS、MSN等技术,但与传统教学过程中师生面对面的沟通相比,其效果要逊色好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远程教育看孔子学院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从远程教育看孔子学院发展全文如下:
论文摘要:孔子学院承载着向世界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的使命。但随着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也遇到了许多瓶颈问题,如师资不足、办学场地不足,以及学生分散等问题。本文试图从远程教育的特点看其在孔子学院发展中将起到的重要作用,希望能给孔子学院的发展带来帮助。
论文关键词:孔子学院 现代远程教育 文化传播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需要通过文化传播方式得以实现。中国目前的文化传播仍然处于“文化逆差”的状态,如何加快文化交流,有效传播中国的声音和形象成为当务之急。我国政府借鉴英、法、德、西等国家语言推广的经验,从2004年开始在海外支持设立了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公共机构——“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ConfuciusInsittutelip孔子学堂。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大学是不一样的,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是在国外设立的一个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公共机构,由外方申办中方批准,是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机构。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机构。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孔子学院的宗旨和使命是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
自2004年l1月21日世界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到2009年,已在81个国家建立了256所孔子学院和58所孔子课堂。孔子学院的发展相当迅速,这一点从孔子学院的数量上足以证明。孔子学院受到各国当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正在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园地、中外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和加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但随着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在教育部、国家汉办就“孔子学院发展情况”答问中,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女士说:根据原来既定的且标,2010年应该是达到500所。许琳女士还说目前师资问题是孔子学院发展的一大瓶颈。
我们可以预见:到2010年孔子学院的数量达到500所,对汉语教师的需求将会更大,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培养出这么多对外汉语教师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同时还有办学场地不足以及学生分散也会制约孔子学院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新的教学方法来应对这些问题。随着计算机、信鼠技术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的一些特点和优势更加凸显出来,如交互性、自主性、全球性等。可见远程教育将在孔子学院以后的发展中大有用武之地。
现代远程教育是以计算机、多媒体、现代通信等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将信息技术与现代教育思想有机结合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和传统的教育相比较,现代远程教育由于以计算机、多媒体、现代通信等信息技术作为手段使其打破了传统教育体制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破了以教师传授为主的教育方式,有利于个性化学习,扩大了受教育对象的范围。现代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方式,如果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对正在高速发展中的孔子学院将会有很大帮助。现代远程教育和传统的面授教育有很多不同,由于其借助的教学媒体的特点也使其有很多自身的特点,如开放性、交互性、自主性等特点。
1、开放性,即不同于传统教育中教师和学生在时间上、空间上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如在一个教室中,在现代远程教育中学生和教师而是相对分离的。我们知道孔子学院的学习者在空间上来说是不可能处于同一个教室的,因为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在时间上来说他们具有不同的职业,时间上取得统一也是有难度的,可见如果完全采取传统的授课方式是不现实的,对这样的学生来说,实行常规的面对面的班级授课制有很大难度。远程教育的开放性打破了学生物理的(如场所、社会的(职业、地位障碍,使“有教无类”和“按需学习”成为可能,学习者可以自由地选择时间、选择地点。可见这一特点对在孔子学院报名的学习者(包括在校的学生、商人等在时间,空间上的学习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选择性。
2、交互性。面对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我们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是主要问题。我们的宗旨是办一所就要办好一所,质量是孔子学院的生命线,所以我们要大力提高孔子学院的办学质量。面对匮乏的师资,欠完善的教材,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学习者,教师和学习者之间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将会对教学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势必会影响孔子学院的继续发展。现代远程教育交互性的特点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现代电子技术的支持下,现代远程教育有了突破性进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远程教育集成了许多新的技术,如卫星、交互视频、语音复答机、计算机网络、电子邮件和WWW技术等,实现了师生间实时或非实时地以文本、图形、图像、音频或视频等形式进行交互式教学活动,如通过BBS、网络聊天、E—mail以及电话等进行网络交互。交互即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或“交流”,它是信息传播与信息接受者的双向交流。现代远程教育的交互性,缩短了远程教育与“面对面”教育的差距,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师生间如果缺乏交流、缺乏信息反馈,必然导致其教学质量低、效果差。公务员之家
3、自主性。2005年世界上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人,随着汉语学习热潮的不断升温,目前海外通过不同途径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突破4000万人,而孔子学院的学习者数量也是很庞大的,职业更是不同,有在校学生、商人、企业主管、中国文化的爱好者等。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孔子学院的学习者主要是工商界人士和外交使节,而伦敦商务孔子学院与金融经贸界开展密切合作,学习者主要是许多大型企业的高管。面对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学习体,需要一种可以让学习者发挥自主性的学习方式,而现代远程教育是实现主体化,让个体充分、自由发展的教育。现代远程教育是一种灵活开放的、自主性学习的个别化学习方式。在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学习环境中,学生是学习的中心,他可以通过网络数据库寻找自己需要的课程和感兴趣的信息,并下载自由组合,然后在最适合自己的时空中自由学习。个别化自主学习方式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个体的不同需求,使自我规划、自我调整的独立学习变得更容易。这样,每个学习者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要求和能力进行学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组配知识结构,制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内容,安排学习场地,从而构建自身的知识技能结构,完善和发展自我。
4、全球性。从孔子学院的分布来看,目前,全世界已有81个国家建立了256所孔子学院和58所孔子课堂,已经在全球落户。2010年将达到500所,可以说分布在我们“地球村”的每个角落。面对这样一个分散的局面,对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教学手段来面对学习者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情况。现代远程教育全球性的特点正好切合在全球安家落户的孔子学院的发展,必将为孔子学院又快叉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帮助。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在我们的生活学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互联网是个连接着世界各地的巨大网络,任何学生无论身处何地,只要通过网络就能获得所需信息,真正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诚然,作为一种教学手段,不可能完美无缺,没任何问题,现代远程教育也不例外,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有些地方网络还不够健全,学习者的计算机操作不够熟练,在教学中学生的问题可能不能及时反馈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基础理论研究与网络教育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完善。在我们国家的文化品牌——孔子学院的发展中,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现代远程教育的优势,取长补短,为孔子学院的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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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都指的是政权组织或者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理位置的确立。历史上各个朝代选址尤其讲究,譬如古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偏南。北临渭河,南依终南山,东有潼关之固,西有散关之险。其地理位置优越,军事防备好,气候宜人,是块风水宝地,易于建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后期建都论战的重新审视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伊始就受到时人的非议,加上抗战开始不久南京即告沦陷,南京的国都地位备受质疑。因此,抗战后期,各方学者围绕战后的首都选址展开了一场持续5 年之久的媒体笔战,时人称之为建都论战。学界对此已经做了初步研究。① 本文试图围绕理想首都的基本要素、主要城市的优劣分析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探寻其背后所蕴涵的社会思想意义。
建都的理想条件是论战的核心话题。由于理论根据与研究方法不同,各方所得出的建都理论也不尽相同。总的来看,形成了四个焦点问题: 安全论与要塞论的对立; 沿海论与内地论的对立; 南方论与北方论的对立; 工业化中心论与东南富源论的对立。在这四组对立关系中,工业化中心论往往与北方论协调一致; 东南富源论与南方论互为表里; 安全论与内地论常常能相互协调,而要塞论与沿海论则存在更多共鸣。南方论与北方论则更多着眼于中国的人文地理格局。
第一,国防安全论。1936 年版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定都于南京,但南京在抗战开始五个月后即告沦陷。南京迅速陷落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遭到多方质疑,人们对南京的首都地位是否适宜重加讨论。国人痛感南京在国防上的脆弱性,到1941 年下半年已出现不少迁都的意见。李旭旦指出,“最近数月来( 1941 年12 月) ,国都位置成了问题,国内贤达纷纷立言,大都主张迁弃,或言武汉,或言北平,或言西安,甚至有言长春者,而很少人提起还都南京的话,一若南京已经注定是被迁弃的了。”②
人们对南京的质疑首先表现在对它国防地位的质疑上。王维屏1941 年在中央政治学校演讲时讲到应“于国防安全地带建都”,提出战后建都武汉。③他认为,在海军尚未建立,海洋安全无法保证时,中国应放弃滨海的南京,迁都武汉,国防安全更有保证。无独有偶,同一时间张君俊也表达了同样看法: “既无海军,我们就不配建都海滨”④。龚德柏比张氏走的更远,他认为武汉为万吨巨舰所能直达,易受国际海军之威胁,西安较武汉为优,⑤提议将国都迁到深居内陆的西安。
再者,建都论战中,人们还对战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做出推测。一时间,战后中国的国防漏洞在北不在南,成为知识界的广泛共识。1943 年《大公报》发表的社论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怀想战后的国际关系,我们的主要外交对手是美英苏日四国。美英苏是我们的朋友,日本是我们的敌国,且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战后外交是从海上接受英美的资本与技术,在大陆上与苏联合作,以防日本的再起。由关系国家安危的国防观点上看,我们战后军事外交的重心是在北方大陆上,所以我们的首都应建在北方。⑥傅斯年、双寅、高节文、吴景敖、洪悫、胡秋原等知名学者也提出了与《大公报》相同的见解,不一而足。还有人指出中国向来有天子守边关的历史传统,首都宜近边而不可远边。⑦在部分人看来,北方是国防中心,南京并非国防要冲,偏安一隅,作为首都显然是不适合的。而这也正是建都论战发起的主要原因。
第二,东南富源论。随着建都论战的深入,南京作为首都的经济价值也开始被人们重新评估。各种建都理论应运而生。各派建都观点背后所隐藏的国家发展蓝图也日渐清晰,远远超过了论战之初紧扣南京国防安全的讨论范围。
力主建都西安的丘良任把论战主题从国防安全拉到对经济中心的争论上。丘氏1943 年9 月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建都》一文,详细介绍了其地理几何中心论的择都观点。丘氏认为:一国的政治首府,建立在国土中心,对于内政的统一,维持经济的均衡发展,都有很大的关系。世界各国,如法、德、波兰、西班牙、土耳其,其首都皆略当全国的中心。莫斯科在欧俄部分,也居中心。……中国几何中心为甘肃凉州,将来收复台湾,则西安适当全国的中心。战后复员问题,以及内政的整理,工业的建设,皆需通盘筹划,因势建置。⑧但是,丘良任地理几何中心说遭到了地理学家陈尔寿的回击,他在《国都位置与地理中心》一文中列举了人口、农户、耕地、田赋等十六项数据,借以说明“地理中心与几何中心难以合一”,认为距离我国人文地理中心最近之都市为武汉,并非西安。⑨陈氏人文地理中心学说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对建都论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建都论战中第一次出现了完整的择都理论,论战的角度也愈发全面。
此后主张还都南京者多以南方的富庶为依据,第一次做出了有力的回击。如李旭旦放眼东南之富庶,指出应以东南的财富给养全国⑩; 金祖孟认为,决定首都的主要依据是人口的分布,物博才会人众,才是我国的“精华所在”; 沙学浚从农业角度立言曰: “畜牧在西北为原始的,粗放的,而现代高级生产之乳酪业,则以东南为宜,南京的周地之富,亦甲于全国”; 张其昀论及南京建都亦云: “扬子江之于中国,犹人身之有大动脉”。其实,不论如何表述,如“最重要的区域”、“中央地位”、“精华所在”亦或“大动脉”,持建都南方论者始终着眼于东南的富源,在他们看来,南方的财富才是中国立国的根本。
第三,工业化中心论。陈尔寿的经济中心说一出,地理几何中心说逐渐被摒弃。持建都北平论者也找到了他们的依据———工业化中心论。
战后中国的远景是工业化。工业建设将是战后建国大业的第一重要工作,必须由政府全力加以领导和推动。齐植璐指出: 工业化开始以后,上海的重心地位是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华北实为全国的中心区域。舆论界权威《大公报》在社评中指出: 战后的建国工作,必然要通过工业化的大路,与齐氏之论略同。傅斯年的论述更为具体: 建都最适宜的地方,应当是可以为最大工业化区域的中心。中国之工业原料,尤其是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煤、铁、石油等资源都集中在北方。若是东三省、北七省工业化起来,农牧改进起来,经济重心自然在北不在南。他批驳建都北平会失去对东南富源控制的论点,指出工业中心在华北而不在上海,上海不过是一个国际市场,所以更不成问题。很显然,在持北方建都论的学者心中,全国经济中心已非“富甲全国”的东南地区。在他们看来,实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才是未来的中心课题,而北方十省自然成为了工业化的经济中心。
第四,北方论。随着建都论战讨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国自古以来长期存在的南北关系问题浮上了论战的讲坛。中国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关于南北的建都气象,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写道: “建都于黄河流域者,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当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当磅俊英执,有俊开盘云、横绝朔漠之概。建都于扬子江流域者,除明太祖外,大率创业未就,或败亡之余,苟安旦夕者,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稳,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书舫缓歌轻舞之概。”?
在论战中,许多钟情于建都北方的学者都认为,北方民风彪悍,易于养成强悍之国家,而南方民风柔弱,不利于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可见梁氏所述历史现象对建都论战的学者们有一定影响。此外,民国时期南北的新形势也在深深地影响着他们。民国时期,中国南北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越发严重。清朝灭亡后的数十年间,中国再未出现足以号令全国的政府。洋行买办一定程度上操纵了中国的现代经济。拥有大量工业资源的北方长期贫困落后,而英美等西方国家渗透较为深入的东南地区尤其是上海一带却呈现出畸形的繁荣。痛感北方落后的学者自然把这种情怀注入到建都论战之中。沙学浚对此有经典的表述: 自从民国建立以后,南方繁荣,北方衰落; 南方活跃,北方凝滞; 南方进步,北方保守,成为明显的对比。因此在精神上、心理上、物质上,中国处于一种半边麻痹的状态。此非仅北方之痛苦,亦南方之不幸。沙氏总结道: 移都北平之根本理由是解决重大问题———均衡南北发展。今后中国应以大部分力量加强北方之建设,以使北方与南方并驾齐驱。还有人担心,如果首都仍在南京,政府仍不免偏重东南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激化了南北关系,而在这背后更深刻的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隔阂与对立。对此,身为北方人的傅斯年在痛感北方落后之余,对当时中国的南北地域观念有一段描写: “北方诸省人,心中有一个‘北人’的自觉,是明显的事实。……新教育之发达,在南方比在北方先; 与外国接触也如此。加之明清两代长江流域经济与人文都比黄河流域发达,遂形成了今天北人稍稍落后的事实。这个事实,反而助长北人之地域感觉。如此说来,若把首都放在南方,南人的地域性不会发展下去,因为今后几十年中任何政府,总不免南人占绝大多数。在南则北人或以为‘他是他’,在北则南人总以为‘他是我’”。
傅斯年的这段话饱含恳切之情,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鲜活图景。清末以降,由于国家分裂,军阀割据,地方主义甚嚣尘上。一时间,南方、北方、南方人、北方人在民国短短三十七年间好几次势同水火。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两次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大大小小原因错综复杂的文争武斗,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南北争斗的烙印,南北地域观念之强烈远非今人想象。南方论与北方论的对立自然成为建都论战的中心内容。在1946 年的制宪国大上,曾有人感叹: 就讨论的热烈程度言,则无有更过于建都南北之争者。
第五,沿海论。与前文所述主张迁都内陆的学者相同,持建都滨海主张的学者也同样亲历了南京沦陷的切肤之痛。可是,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理解使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们认为,抗战教训的主要点之一是不能制海者弱而败。
比之内地论者,海洋论者更重视海洋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张其昀认为,“海病”是中国近代的病源,而战后中国建都滨海的意义在于“向着海洋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同时,海洋论者还指出,当今世界已不是中古时期的概念,中国必须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吴寿彭就感叹道: 地圆之实状更改中国之大一统遗传,海空的发展更改中国大陆性的优胜地位。海洋如此重要,所以应该树立与滨海共患难、共安危的思想,首都选址仍以临近海洋为宜。
对于海军建设,沙学浚一反既无海军根本不配建都海滨的观点,指出首都在滨海,逼得非兴海军不可,因为“必要”可以产生“进步”与“创造”。其余学者正面论及海军建设者虽少,但从他们重视海权的观点来看,其海军观念也应与沙氏无差。在海洋论者看来,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应偏重于大陆; 中国未来的军事建设也不应秉持陆军的用处比海军的用处更为频繁的大陆思想,而应该追求海陆空的平衡发展,以首都来统摄海陆之防务。
建都论战进行到1944 年,前文中所介绍的几个焦点话题都出现了一边倒的论调。总的来看,工业化中心论压倒了东南富源论; 北方论压倒了南方论; 沿海论压倒了内地论。就国都选址而言,北平、长春、沈阳、济南、洛阳、西安、兰州、武汉、长沙、南京等十座都会都有人提及。然而,各派学说中以北平论与西安论最盛。
1. 西安论。“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曾临时迁都洛阳。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国民党曾一度关注西北开发。1942 年,蒋介石第二次视察甘宁青诸省,再次表达了他对西北地区的关注: “吾国抗战基础在西南,建国基础在西北。”政府的态度对建都论战产生了巨大影响,迁都西安说、迁都兰州说、迁都洛阳说等着眼于西北开发的主张应运而生。1942 到1944 年间,主张迁都西安的言论占据各大报章的很多版面。1943 年沙学浚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建都论战之批判》一文,对当时的论战情况做了简单概括: “有人认为赞成西安的最多,而舆论界权威的《大公报》却主张北平第一西安第二。此外主张武汉的亦不少。主张南京的文章较少,事实上大有人在。”支持迁都西安的人数之众、声音之强可见一斑。
西安地处北方,所在地工业原料丰富,获得了不少北方论者和热心工业化建设人士的支持。丘良任对西北轻重工业的发展条件做了细致分析: 中国铁的储藏量辽宁省最多,占全国的87%。煤储藏量则山西、陕西最富,山西约占51%,陕西占29%。石油矿则甘肃玉门开采已有成效,陕西延长也是有名的油铁区域。陕西为全国最大的棉产地,将来西安可成为棉纺业重心。甘宁青为羊毛产地,兰州可成为毛纺织业重心。此外,西安深处内陆居于中国国土的中心位置,国防上十分安全,对于重视首都安全的学者也很有吸引力,但封闭的大陆性亦使其备受诟病。
钱穆是迁都西安的积极拥护者,在他看来,中国是多民族组成的人文国家,建都的首要考虑因素是人文精神,而建都西安恰恰可荫袭汉唐的强盛基因,改变近代以来的极弱形势。钱穆还指出,中华文明发展的原动力来源于连续不断的外部刺激与挑战,而如今的国家形势大陆防御最为紧要,西北尤为重心,建都西安顺理成章。可以说,西安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比崇高的。周立三在对比北平与西安时曾说: 北京除明季以外,多为北方外族所建立的统治中心,历史意义不如长安。就连力主建都北平的洪绂也难掩心中对西安的留恋之情,在建议迁都北平的同时,提议设立西安为陪都,并表示“西北能够复兴,西安一定有一天再做中国的首都”。由于在国防安全、工业化条件上具有明显优势,加之无与伦比的人文价值,西安成为建都论战中的热门城市之一。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发展的现实,迁都西安实际上明显缺乏可行性。1946年制宪国大上支持迁都西安者寥寥,已不复前些年笔战时那番光景。
支持建都西北的学者以《思想与时代》杂志为重要阵地,主要成员有钱穆、丘良任、龚德柏、吴景敖、朱文长、张君俊、仇鳌、柯璜、张恨水、郑励俭等。
2. 南京论。建都论战中主张还都南京的学者相对来讲是最少的,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也较小,但凭借既定国都的天然优势,南京论的主张也不可小觑。
总的来说,南京的国防安全、工业化条件、偏处东南的地理位置都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唯有濒临大洋出海便利稍稍能引起知识界的共鸣。于国防安全而言,南京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傅斯年试图用战后的国际形势来化解这个难题。他认为,日本战败后中国在海洋之上再无敌国,海上强国英美都是中国的盟国,故而中国之海祸将自鸦片战争起至抗战胜利终。由此来论证南京国防上的安全性。但这种说辞带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在独立自主呼声渐趋高涨的当时,并未被广泛接受。南京所在的东南地区虽然富庶,但是工业原料缺乏,且从全国来看,东南之地偏于一隅,对于开展工业化建设和实施对全国的有效管辖都很不利。国民参政会上王普涵所提议案的名称就颇能说明问题,王的议案为: 请政府对于本会历次大会关于建都北平之建议案重加考虑迅予执行以促成国家真正统一案。着眼点就是首都对全国的管辖是否便利。在论战不利的情况下,以张其昀为代表的南京论者频频引用孙中山《建国大纲》中的语言作为依据。这一点在张其昀与钱穆的书信往来中看得尤为真切。1941 年10 月11 日,钱穆致信张其昀,讨论战后建都问题,信中写道,人言孙中山主张首都必须设在南京,“不知有何明文证据”? 并说“颇闻党中有熟稔中山先生之某君言谓中山先生在世时却并无国都必在南京之意”,向张发难。张其昀于1941 年10 月21 日回信答复钱穆。全文洋洋五千余言,以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为依据,同时还援引孙中山《实业计划》中称南京“在世界之大都市中诚难觅如此佳境也”之语,证明孙中山确有建都必在南京之意。但是,对孙中山教条的遵守并未在当时起到多少号召作用。虽然南京最终保住了首都的地位,但是南京论者在建都论战中却是失败的。
支持建都南京的学者以国民党党报等政府刊物为主要阵地,其主要成员有叶青、张其昀、李旭旦、荣贞固、万鼎祥、吴寿彭、孙甄陶、雷海宗等。
3. 北平论。主张建都北平的学者人数最多,影响也最大。一时间,迁都北平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以至于1946 年元旦前后,重庆曾流传过迁都北平的传闻,闹得人声鼎沸。在制宪国大上,北平也脱颖而出,成为最受青睐的首都之选。
北平之所以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原因很多。首先,北平以其自身的优越条件,自然是工业化中心的不二之选,而能帮助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是时人公认的重要择都标准。傅斯年如是评价北平: “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北四省,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应该说,傅氏之言是怡当的。其次,北平被认为是国防要冲。建都论战中,学者们对中国战后所处的国际环境做了展望。大体上看,时人仍以日本为中国战后的最大威胁,视美国为中国最坚定的盟友,对苏联虽有所警惕,但大多还是视为朋友。金兆梓在比较北平与西安孰适于建都时的表述,颇能说明时人的心态: “其实西北之重要,犹未必专限于开发之当务。东北固近边,西北又何尝远边乎? 编者之所以舍西北而置重于东北,则固以东邻丧其朋而西北则得其朋也。”所谓“东邻丧其朋”即指中日交恶; “西北则得其朋”即指中苏友好。胡秋原更认为,世界各国之中,日本为中国唯一根本敌国。战后中国应“远交朋友,近防敌人,和苏联,防日本”。?在这一观念指导下,北平自然是国防的中心地区。
再者,北平地处北方,赢得了北方论者的欢迎。加之北平虽距离海岸不远,但是防卫安全却比南京要好得多,兼顾了海洋论者和主张大陆安全论学者的要求。正是由于上述种种优点,北平最终在建都论战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多数人赞同的择都地点。在国民大会上,有一位北方代表夸口说: “建都北平提案,北方代表几无一不签名其上,可谓代表二万万华北同胞作此呼吁。同时,中国五大民族中,蒙藏两族国大代表全体签名者亦多,甚至台湾代表亦表赞同,据此估计,至少可代表三万万人口。”?虽不免夸张,但仍可见其声势之大。
《大公报》和《时兆月报》都明确表示支持建都北平,它们也是支持建都北平学者们的重要阵地。其主要成员有沙学浚、傅斯年、双寅、陶孟和、洪绂、季文达、金兆梓、翁文澋、庄泽宣、悫士、葛存畲、齐植璐、纪文达、贺昌群等。
建都论战中,主张迁都北平的声音最强,但并没有影响国民政府的决策。1946 年5 月5 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实际上已向国人表明了国民政府的定都立场。此后,为了平息迁都的议论,制宪会议并未将首都选址写入宪法,以迁延的办法暂时中止了讨论。两年之后,国民政府日薄西山,建都论战最后无疾而终。建都论战发生的年代,恰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题是挽救民族危亡,这也注定了建都论战成为这一时代主题的附属品。通过对它的考察,可以大略了解到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社会的风貌。
第一,高涨的政治参与意识。
钱穆在这次论战中表现得十分活跃,纵观他在抗战时期的活动记录,如此积极地参加到一次政论活动中的情况并不多见。毫无疑问,建都论战激发了钱穆的政治参与热情。和钱穆有相似情况的人还有很多。建都论战除了是一场学术大讨论之外,更是发生在特殊时期的一次全民议政运动。各大报章都留下了论战的火热印记。例如,《大公报》于1943年9 月发布建都问题社论,《新中华》杂志于1943 年12 月号刊发战后建都问题特辑,《新使命》月刊编辑了中国战后建都问题特辑,1944 年1 月《国防杂志》刊发了战后建都问题专辑,《华侨先锋》杂志在1944 年出版的第6 卷第5 期上发布了建都论战专辑。国民大会开幕之际,有社会团体编辑小册子,提议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建都北平。可见,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中国知识阶层表现出了对政治、国家的高度关注和对民族命运无比忧心的担当意识。建都论战除了表现出浓厚的学术气息外,同时也反映了民国学人以“学统”影响“治统”的抱负。
第二,政治界与知识界的互动。
因为论战对政府决策并未产生影响,又鲜有政府要员涉入其中,因此此前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论战中知识界和政界的互动情况。实际上,此次论战直到1946年制宪国大结束才真正落下帷幕,片面地认为政府并未涉入是不准确的。在国民参政会上,迁都之议已是不绝于耳。在1946 年的国民大会上,迁都问题竟然成了会议讨论最为热门的议题。亲历国民大会的俞振基记述: 本届国大有三幕精彩场面: 就重要言,以党派之争为第一; 就兴趣言,以男女之争为最甚; 然就热烈程度言,则无有更过于建都南北之争者。蒋介石在制宪会议第一读会结束后对国都问题发表意见的演讲中也透露出很多信息: “当草拟宪法草案的时候,兄弟的意见,国都没有列入宪法草案的必要……现在第一审查委员会对定都有许多意见,而且决议定都北平。各位代表诸君,我以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不容有一点个人的感情,或者有一点地方的观念,应该以国家为前提。所以全部宪法要使大家都满意,我们就不该有一点感情用事,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因此,我重提我过去的主张,宪法内不必规定国都的地点。”
第一读会后,制宪会议审查委员会对国都问题、各民族问题、蒙藏自治问题和妇女当选名额问题做了说明。国都问题位列第一,且由蒋介石亲自起草意见,可见国民政府高层并没有忽视社会上要求迁都的呼声。国民政府最终并没有按照国民大会上的代表投票结果迁都北平,而是执意定都南京,对社会舆论使出了一贯敷衍的套路。可见,国民政府始终没有动过迁都北平的念头,在蒋介石心中,还都南京是没有问题的。竺可桢曾应国防设计委员会之邀,撰写战后首都选址的文章,但最后因提议建都北平而未能发表。可见政府所需要的不过是找出一些在学术界有声望的人士为还都南京站脚助威罢了。国民党的这一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它与知识界的联系及隔阂。
第三,浓烈的政治批判与政治改革意识。
建都论战的兴起最初源于国人对南京国防地位上的质疑。然而不久之后论战的范围就很快扩散到了国家未来发展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人们争论首都选址的同时,更是在争论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这种思维上的快速扩散,生动地反映了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知识界浓烈的政治批判意识。
建都论战中,学者们对南京的批判隐藏着他们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情绪。热心于民族再造的张君俊就对国民政府难掩失望之情: “我国当年由北平迁南京,其中理由之一便是北平过于官僚腐化及与帝国主义过于接近,故大家赞成迁都南京,以新天下耳目。其实南迁之后,一方并未脱离帝国主义之威胁,一方所谓官僚腐化仍未减少,反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沙学浚在主张迁都北平的同时,更是将政府钟情南京的真实理由做了一番毫不留情的分析。在他看来,政府建都南京事实上是为了接近力源———华侨之财力,江浙之财力,南方之人力物力。?这表面上是阐述迁都的理由,实际上毋宁说是在抒发对政府的强烈失望情绪。面对当时国家政治的颓废现状,建都论战中不论是主张还都南京还是主张迁都他处的学者,都以改变国家现状为出发点。金祖孟强调,首都选址应便于中央政府领导全国以防止出现地方割据。?吴景敖则将抗战后的首要任务认定为“加强国族团结而使成为健强之整体”?。
《大公报》为战后中国开出的药方则是实现工业化。作为国民政府基层官员的孙甄陶则提出: 首都所在之地不一定要物质的环境臻于美善,而一定要政治精神的环境臻于美善。不难看出,防止地方割据、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国家工业化、整顿吏治……凡此种种都是针对当时国民政府的病根提出的。参与论战的学者寄希望于通过迁都来刷新政治,振作精神,实现民族的复兴,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批判意义。
建都论战激发了知识界强烈的政治变革意识。抗战虽然胜利,但是放眼战后的中国,严峻的形势又摆在眼前。抗战的胜利并没有改变中国附庸于英美帝国主义的事实,经济学家齐植璐对此有很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过去中国没有重工业,而只有“模仿工业”和“买办工业”,在不能自主的经济环境下也只有在沿海,特别是上海发展。上海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可以说,都是由外资的力量所促成的。有感于兹,张君俊不无偏激地指出“东南之繁荣,不是民族之福”?。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依附于帝国主义昏昏沉沉度日发出了气愤的呐喊。通过建设完全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实现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独立,成为建都论战中知识界的一股强烈愿望。
丘良任更是将建设独立自主国家的命题和迁都的迫切性联系在一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殊不知上海为资本主义对华侵略的大本营,上海的繁华完全建筑在洋行买办阶级上,如果我国财政不能脱离对上海的依存关系,就永无自力更生的机会。主张于苏北择地建设新都的庄泽宣也特别指出,之所以营建新都是为了“未来的新首都不应是工商业中心,尤非路过码头,以减少市侩气”?。显然,庄氏力主营建新都明显是针对南京、上海的腐化堕落而言的,与丘良任所说的“上海的繁华完全建筑在洋行买办阶级上”并无不同。他们都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现状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就连力主还都南京的陶孟和在面对上海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时也无奈地说: 如建都南京,而让上海依然是有些人所说的中外新旧万恶荟萃之区,则国都建设的连带责任还应该清除上海,使它成为一个健全的拱卫国都的都市。?瑔瑠在他们对买办工业的口诛笔伐中,国人对战后中国实现独立自主不再受制于人的期望已经表露无遗。
20 世纪40 年代对于中国可谓多事之秋,思想界随着国运沉浮不断地剧烈变动,异彩纷呈。建都论战在这一历史大潮中并不显眼,但是,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建都论战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所产生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建都论战这一主题从诞生之日起就在社会中不断扩散、发酵,在向下传播过程中,其讨论范围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强,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集体记忆,也沉淀为今人的宝贵历史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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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就是孔子。上个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一位学者在排列人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一百位名人时,把孔子排在第五位,仅次于耶稣和释加牟尼等人。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孔子的影响力恐怕要排在第一位。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孔子学说的影响。 孔子是中国儒学的创始人。两千余年来,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政治、文化等方面,也体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之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实践是评判孔子学说的唯一标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历史实践是评判孔子学说的唯一标准全文如下:
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汉代成为定于一尊的官方哲学后,孔子教义不仅深刻影响看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走向,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国民精神。因此,对孔子功过是非的评判,一直是中国的一个文化难题。二千余年来,虽不乏振聋发聩的批孔之论,却又丝毫不曾动摇他的“素王”之尊,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正处社会转型的历史巨变之际,近20年来对孔子的推崇和颂扬却愈来愈甚,而对孔子的批判声浪也愈来愈高。如何评判孔子功过,是以历史实践为唯一标准,还是以“六经注我”的字面意义为据?这也是文化研究者绕不开的历史难题。
孔子原本是宋国子姓后裔,在他的远祖孔父嘉时,因五世亲别于公族,失去贵族身份后而改姓孔,家道自此衰微,从曾祖辈起便举家迁居鲁国。孔子生于鲁长于鲁,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鲁国度过的,鲁文化对他的濡染是非常深厚的。
周族完成翦商之大业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便在东方封建诸候“以藩屏周”。 鲁国是姬姓贵族建立的宗亲方国,地处泰山之阳、汶泗沂沭之滨,较为封闭;国民以农为业,不事渔、商。封建鲁国不仅是为了大启疆宇、“为辅周室”,曲阜是商奄旧地,居住着文化较为先进的前朝遗民,就更需要加强对东夷诸族的镇抚和文化征服。因此始封地位很高的周公为鲁君,周公因辅佐成王并未就国,而是由其长子伯禽继承。于是鲁国成为周王室的代理人以控制这个地区。
鲁立国之初,周王室的封赐极为丰厚,“分之上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定公四年》)等,各种礼器典籍几乎应有尽有。《礼记*明堂位》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鲁国享有天子器物服饰、奏天子礼乐的政治特权,鲁国虽小而地位之尊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从分封之日起,鲁国就是个宗周文化的方国。“用即命于周,是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左传*定公四年》)。由此也就决定了鲁的治国方略是以推行周礼周俗为既定方针,伯禽对殷民实行“变其俗,革其礼”,正是这一治国方略的体现。久之成习,凡是必遵祖训和谨守周礼,周初开始完善起来的宗法礼乐制度,便铸就成了鲁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治国方略将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我们可以与鲁国同时分封的齐国作一比较。
《汉书*地理志》: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齐鲁二国始封时地皆不过百,可以说是在同一水平上起步,而鲁在政治资源和文化上还要优于齐。齐国“举贤而上功”,不当“凡是”派,广纳贤才,因地制宜,富国强兵,使齐国土扩展到方园二千里,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齐国提倡学术自由发展,不排拒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因此就有了一时儒法道墨诸家云集稷下,形成著称于史的稷下之学。鲁从立国到被楚灭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以“宗周”为准绳,压制不合周礼的一切思想和文化,不思进取,人才匮乏,积贫积弱,国土虽曾扩展到五百里,仍是小国寡民之邦。“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鲁国可圈可点的历史成就仅此而已。
齐国的改革性、开放性、民主性与鲁国的保守性、封闭性、落后性形成鲜明对比。孔子儒学就是在鲁国这种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孔子则按周文化的面貌将鲁文化系统化、 理论化、政治化、世俗化,可以说周、鲁文化尽在孔子儒学之中。例如,鲁国崇尚周礼,孔子则“吾从周”;鲁有讲习周礼周乐的传统,孔子则“立于礼,成于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鲁以“尊尊而亲亲”为既定国策,孔子则将其弘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王室训令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则主张“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只要稍加对读,我们就会发现孔子教义与周文化有很强的对应关糸,这说明孔子是全面继承了周文化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季,其时天下“礼崩乐坏”,这本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的一次大冲击,应视为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孔子教义中,我们并未发现他对进步的讴歌,有的却是对尊礼者的赞美,对越礼者的诅咒,对“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寄予乌托邦式的响往。这也说明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并未汲取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不曾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
孔子死后颇受恩宠,与他生前“累累若丧家之犬”的景况形成鲜明对比。他首先被鲁哀公诔之为尼父,汉武帝将孔儒定为一尊,司马迁作《史记》以“世家”许之,与王者并列;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唐太宗尊他为先圣,唐玄宗封他为文宣王,元武宗加孔子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英宗还特意加封孔裔为衍圣公……。自汉以后不分夷夏,凡入主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尊崇孔子,并且抬到吓人的高度。一 黄土,一冢枯骨,何以能亨有“素王”之尊?我们可从孔子理论体系与帝王利益关糸中找到因由。
孔子说过:“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成公二年》);又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孔子主张帝王唯我独尊,亨有至高无上特权,这与韩非子主张帝王树立绝对权威有惊人相似之处。孔子维护封建帝王最根本的绝对利益,理所当然会受到封建帝王们的尊崇。孔子传人孟子仅说了句“民为贵,君为轻”,就被朱元璋撵出了孔庙,若稍有不合帝王心意就会落得这般下场。《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孔子为封建帝王们设计的一套贵贱有序、上下有别的政治制度,如果等级名分错位就不合孔子所规定的“礼”。
而“礼”是无所不包的,如制度、仪式、婚丧、风俗等等都包涵有等级名分。凡不合“礼”处就要“正名”,何谓“正名”?何晏《集解》释为“正百事之名”,即在方方面面都要维护帝王专制统治的政治秩序,这是颇合帝王心意的。再则是孔子很善于为尊者讳。《史记*孔子世家》:“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历史真相是:晋文公欲会诸侯讨卫、许,担心诸侯不奉命,于是便召来周襄王,以天子名义会诸侯,史称“践上之会”。孔子在编《春秋》时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闹剧曲讳为周天子“巡狩”,保全了周王的面子。孔子很会揣摩帝王心理,如何不受帝王尊崇呢!如果说孔子身后的显赫是帝王们感情上接受了孔子的话,那么,叔孙通说的“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则是帝王们逻辑地接受了孔子儒学。孔子教他们以“儒术治国”,可保持独裁专制统治,一家天下可代代相传。
儒术治国的形象说法是“半部《论语》治天下”(《鹤林玉露》卷7)。此说始见于南宋,据称是北宋权臣赵普所言。然而,与其说是赵普之言,不如说是约定俗成之论,它认定这样的历史“事实”,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基本实行的是儒术治国。那么以“儒术治国”的各代王朝是否国运亨通呢?
汉武帝虽“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仅还仃留在口头提倡上,并未认真实行。如所用之臣或是文法酷吏如张汤、杜周之流,或以经术润饰吏事如董仲舒、公孙弘之辈,绝非纯儒。汉章帝白虎观会议正试确立了儒术治国,其时社会危机四伏,儒术治国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儒术治国是救世良方吗?汉章帝至汉灭国仅144年,其后几个统一王朝,晋为154年,隋101年,唐289年,宋319年,元108年,明276年,清267年。儒术治国何曾园过帝王们的家天下传之万世的美梦!尽管孔子设计了一套封建社会的乌托邦蓝图,以“仁”、“中和”、“孝”等政治设计限制帝王们的权力于一个“度”内,这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呓语。历史上一些开国之君或中兴之主只是鉴于前朝的颠覆所有所收敛而已,他们给人民一点好处就大力宣扬,而榨取人民时却不露痕迹。这便是《管子》中为他们总结出的一套“仁政”-----“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频繁,恰恰证明了孔子设计的那套“自我调节机制”只徒具文字意义,对任何一位封建帝王都无约束力。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儒术治国每每留下失败的记录。
儒术治国使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保守落后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因此,所形成的历史惰性,使任何改革、那怕是改良都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如王安石、张居正以及戊戍变法等等。马克思曾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指出:“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然而出自中国的这三项伟大发明,并未率先将中国由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推进到资产阶级社会,倒是将火药普及为焰火炮竹,罗盘成为风水先生的法器,而印刷术普及后,结伴而至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
“半部《论语》治天下”究竟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一部廾五史足以为世昭鉴!
孔子儒学是在周鲁文化孕育下生长出来的,鲁国国民的精神状态如何?我们从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曹刿论战》中可窥见一斑。
《左传*庄公十年》载,齐将伐鲁,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鲁国虽不乏象曹刿这样的俊杰之士,然而故事却反映了当强敌压境、国难当头时,宗室权贵居然束手无策,而众多乡人则以“肉食者谋之”、事不关已的心态置国是而不理。二百年后孔子称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正是对乡人的那种不良心态的赞许和肯定吗!鲁人、甚至其后的中国人“只扫自家门前雪”的不良风尚的形成也是由来己久的,经孔子的误导,其影响的恶劣和严重后果,我们又岂能低估!当下许多中国国民对国运民生、改革大业的漠不关心,对诸多社会丑恶现象的熟视无睹,麻木不仁,难道不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误导造成的恶果吗!
然而二千余年来孔子教诲下的国民又果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做到“思不越位”吗?如其能按等级名位去思考去行事,历史上又何以会发生许多不在其位而夺其位的宫庭政变、或以血与火的手段让江山易主呢?又何以会有那么多的官吏极不安分,为加官晋爵或谄谀媚上曲邀恩宠,或卑身贱体卖身投靠…..。这与孔子设计的“理想人格”岂不是相违悖的吗?又如孔子教导国民要“谋道不谋食”,可谓圣洁高蹈,然而国民们口中念着圣人教诲,私下里却放胆设租寻租,贪污受贿。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换一个视野去看廾四史,“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有资格进入贪污史、奸佞传的国民,又有几人没有读过孔孟之书的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孔子儒学哺育下的中国国民,己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吗?人格分裂又造成人性的虚伪,其最典型的特征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言行不一。
孔子儒学中没有为中国人提供枳极的进步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孔子强调“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把国民的思想禁锢在等级名分的“礼”的范围内,使国民的思想思维得不到充分的伸展。中国长期的保守落后与孔子儒学的保守落后密切相关,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德国。德国人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在科技、生产力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能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迅速恢复,应归功于黑格尔、康德这些哲学家把德意志民族的思维能力提高了。哲学是能真正改变人的思维和思想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强盛的民族总有强盛的哲学,而强盛的哲学一定能滋养出强盛的民族!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积贫积弱、保守封闭,这也说明了孔子儒学不是“强盛的哲学”,它又怎能滋养出一个强盛的民族来呢!又怎能哺育出千千万万个“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强盛的个体呢!
孔子儒学在其伦理学说中为国民提供了一种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国民持这种认识论,每每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例如国家政治本是极复杂的糸统,我们竟简单化为清官贪官、善政弊政等等;又将官僚队伍分为清流浊流,而正邪两方又水火不同器,冰炭不同炉,于是便形成朋党,互相对立,激化了许多社会矛盾,也毒化污染了政治空气。这种认识论无视价值中立原则,不允许国民持中间立场,这势必使国民的思维容易情绪化、情感化,同时也造成说假话的风行。
孔子儒学曾为国民设定了一种理想人格,修齐治平是理想人格的实践和完成过程。如果按这种设定来教化、塑造我们的国民精神,二千余年来我们的国民早已是谦谦君子了;那么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危机何以总是伴随着道德危机?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总要伴随着艰难的道德重建呢?国民的伦理道德为什么竟脆弱得这样不堪一击呢?道德危机的周期性,难道不是孔子儒学在道德教化方面失败的记录吗!孔子儒学的伦理教化有很大的消积作用。
孔儒以僵化落后甚至违反人性的规范束缚人的自由选择,造成个人自我意识的淡化和萎缩,使人的社会角色类型化,个人创造性受到压抑。长期的历史积淀,国民养成了一种普遍的权威性人格,以及信仰、畏惧、依附权威的文化心态,养成了因循守旧、恪守传统、拒绝创新、随波逐流的内倾型民族性格。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创建儒学之始便摈弃了宗教崇拜,转向于对帝王的政治权力崇拜,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至今不衰的“官本位”文化观念。国民在“权力崇拜”的愚弄和鼓惑下,对权力的痴迷及对官位的追求己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不言自喻,权力和官位的背后是巨大的廉价财富和利益!孔子儒学主张以内省式的修身、通过“灵魂深处闹革命”来塑造自我道德形象。道德的自我形象欲求导致国民重虚名而不务实际的行为特征,鲁迅先生称为是“面子”问题,而面子问题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对孔子儒学文化品格的虚伪性,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人早有观察和认识。《庄子*外物》有“儒以诗礼发冢”的故事,揭露儒家“彬彬有礼”地掘墓碎尸,夺人珠宝,儒家人格分裂竟达如此!这篇小品对儒家标榜名义、欺世盗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李贽语)的虚伪人格给予了辛辣的批判。人格的分裂必然导致人性的虚伪,它对国民、尤其是对官僚群体心灵和精神的毒害是十分严重的,造成了多少官吏夤缘投机、趋炎附势、媚狡谄伪、畏强凌弱、因循苟且,他们在“达则兼济天下”的旗帜下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这说明孔子儒学不仅需要虚伪,而且不断地制造虚伪。当虚伪盛行时,社会上必然兴起伪善之风;伪善之风起必然导致信仰危机和世风衰败。
今年是孔子诞辰2550周年,恰逢又是世纪之交,据报导国内将要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我们将如何评说孔子,如何解开这道文化难题呢?孔子教义中确有一些有价值的成分,有的甚至至今还有生命力。然而孔子儒学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两个相互对立的哲学体系,尽管他的教义中有些是颇有价值的,但绝不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永恒真理。二千余年来儒术治国虽每每留下失败的记录,但仍有不少人鼓吹只有儒学才能救中国,只有儒学才能拯救世界。儒学创立之初,其文化品格就是以“法先王”为政治导向的,所追求的乌托邦社会,在本质上是与时代潮流相互错位的。儒家们的理想存在于过去,而不在于未来;他们生活在现实之中,却孜孜以求在未来中实现“过去”。因此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常表现出“今不如昔”的病态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已成为一种社会弊病,而且与社会总体发展的趋向和进程相背离。如果说儒学这个非常封建、保守、落后的学说能够救中国,五四运动的锋芒何以要指向孔子及其学说?许多自幼曾受过孔子儒学熏陶的革命志士和先驱者们,何以还要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呢?
孔子的人格是高尚的,他的学识是十分渊博的,他对他的事业的追求也是十分执着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司马迁的话代表了历史上无数知识分子对孔子的敬仰;“我爱孔子,我尤爱真理”,蔡尚思先生的话则代表了古今无数知识分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心声!在孔子华诞之际,若能对孔子儒学进行认真的、科学的选择、批判、改造、吸收和消化,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于国于民幸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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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后期制作基本上是初剪-正式剪辑-作曲选曲-特效录入-配音合成这样一个流程。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后期编辑在电视新闻节目制作中的重要性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键词:后期编辑电视新闻节目
新闻节目作为电视媒体的重要传播形式,在众多电视节目中尤其的重要,电视节目每个部分地展现都体现了新闻节目的真实性和严谨性。在电视新闻节目的制作中,后期编辑对于新闻节目前期工作的表现尤其的重要,直接决定了后期最终的节目效果。如果编辑手法纯熟便会为节目效果增色不少,耐人寻味,相反可能会导致节目效果平淡无味,没有亮点,不能引起观众的性质。新闻节目制作主要有三个特点[1]:真实性、时效性、敏感性。真实性是指新闻必须真实地还原事情的真相,减少制作人员主观态度对于新闻真实性的干扰。要保证新闻的真实性,需要保证新闻事件内容真实、时间真实、原因也真实,不能纯粹为了节目的效果而故意渲染,虚假报道,牺牲真实性。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时效性,现阶段新闻会比较直接地报道每天当下发生的社会事件和重大新闻,并通过网络等形式进行传播,非常快速,因此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报道新闻的媒体有很多,一旦失去了报道的最佳时机和视角,新闻内容就失去了新意,因此新闻要强调时效性。敏感性,在制作新闻的过程中,需要从大量的素材中聚焦到能代表新闻本质的素材上,彰显新闻的主题,因此需要新闻拍摄具有很强的敏锐性。要制作好的新闻,不仅仅前期的工作需要很好地体现出这些特点,后期的工作也要按照这些原则进行,下面主要从后期工作的三个方面,即文字编辑、画面编辑和声音编辑来谈谈怎样通过后期编辑体现出这些特点,以及后期编辑在新闻制作过程中的重要性。
根据新闻节目的制作流程,后期编辑拿到相应的工作任务之后就需要进行剪辑的工作,不同于一般的文字编辑工作,节目的文字编辑不仅仅需要就处理部分文字,还需要包涵画面和声音的处理,这些会成为后期编辑的依据,文字编辑首先需要对节目的内容和立场做出准确的理解和阐述,奠定后期编辑的基调[2]。
后期编辑是节目制作的最后一环,会影响节目最终地呈现效果,可以说是这个新闻部的灵魂和核心。新闻内容包含国家最近出台的一些方针政策,也包含一些社会热点和重大事件。编辑部门首先要明确报道新闻的目的和价值,确定需要报道的内容,然后指定相应的报道流程和方案,通过对国家大事、社会热点的报道引导舆论的导向。后期编辑对新闻的关注点需要跟上当下的发展动向和形式,如果一旦把握不好这一点,新闻节目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新闻节目的文字编辑必须要把握好基本的立场和意图,具备扎实的发展理念,并把其作为后期编辑的核心。同时后期编辑不应该单单把工作范围限定在后期上,还需要了解并融入到其他的环节中去,例如新闻例会、新闻策划、新闻录制等等环节。后期制作融入各个环节有益于新闻节目工作的整体性,把握好新闻报道的轻重和细节部分,这对于新闻节目制作的效果意义重大。同时,文字编辑中精致的声音素材和画面效果保障了后期制作的整体性,给顺利完成整个后期制作铺平了道路,最终呈现出优良的新闻作品。
对于人类来说80%的信息是通过视觉接受的,因此生动的画面信息会给人最真切和直观的感受。画面主要包括画面的构成、主客体的位置记忆画面的色彩和亮度等等。画面是新闻内容最后直接的体现,因此,在后期编辑中如何利用画面来传递感觉尤为关键。画面编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了解记者采访制作的声画素材,对资料画面的积累以及搜集材料的多种渠道[3]。
制作新闻节目的材料大部分是由记者进行收集的,有后期编辑进行处理,后期编辑承担着把记者的工作成果良好地展现出来,呈现出精彩的画面与感人的情节的责任。后期编辑在新闻节目的最终呈现效果中担当了指点和策划的重任,往往为了呈现良好的画面效果需要在节目寻找素材的时候选好场地并做好相应的标识,如果发现素材不尽如人意或呈现效果不佳时需要及时提出应对策略并尽快解决[4]。除此之外,后期编辑在制作节目的资料收集上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在一些大型新闻的节目制作中,需要较多的节目材料,包括一些过去的有关史料和背景资料,因此,后期的编辑需要对以往的材料进行整理和保存,以便在以后的节目中可以加以利用。最后,在搜集资料方面,除了要注意加以保存,还需要扩宽收集资料的方法和思路,从多种角度收集资料,例如:从正反两方面收集资料、从过去情况和现在现状收集资料、或者从国内国外在某个问题上不同之处收集资料,一方面保证了节目制作需要的素材,丰富了节目的内容,产生了良好的对比效果使得主体更加鲜明;另一方面,又为节目策划提供了便利,使节目在策划的过程中更加的游刃有余。
声音也是人类接受信息的重要渠道,良好的声音编辑配合良好的画面编辑,可以是节目想要的效果完美的呈现出来。声音表达的是发言人的所思所感,对事物的态度,它是承载表达者的内容的重要载体[5]。它的真切表达能让收听者受到感染,被传达的内容所感动。声音的表达效果很微妙,它的音调音色和排列顺序等等细微之处都展现了媒体工作者的思想情感,如赞同什么和反对什么。声音所表达的情绪思想会对人潜移默化地进行感染,引起共鸣或者抵触,因此声音编辑在对声音的处理上需要非常的谨慎[6]。声音编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对音乐、音效素材进行收集整理,按照其在节目中体现的效果和作用进行分类归纳,保存后使用。除了记者在录制过程中的现场声、同期声和主持人的配音之外,现有相应的音乐和音效,来烘托出节目所需要营造的气氛。后期编辑在新闻节目的制作中往往需要根据新闻的需要加入一定的背景音乐和某些适当的音乐和音效,使得新闻在转场、强化、节奏方面更加自然流畅,有层次感和突出。声音编辑通画面编辑一样,需要对于收集的素材归纳整理方便调用,是新闻在制作时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合适的音效。
后期编辑是新闻制作最后一个环节,更是不可小瞧和忽视的环节,对于节目效果的呈现和节目制作的成败至关重要。需要清楚地认识和重视后期编辑在节目制作中的作用和重大意义,认真学习后期编辑的技巧和理论来应用于后期编辑工作之中,提高最终节目整体效果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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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认为,个人的灵魂只有“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时,人的心灵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城邦中三个阶层的公民只有“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且“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这样城邦才会实现正义和理性之治;希腊世界亦是如此,唯有良好国家约制恶劣国家,希腊世界才会实现理性和谐。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孔子与柏拉图理想秩序观差异性比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试析孔子与柏拉图理想秩序观差异性比较全文如下:
论文摘要:基于对孔子与柏拉图相关文本的解读,本文拟以秩序为切入点,综合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层次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孔子与柏拉图中西方两位先哲的秩序观进行梳理和比较研究,以期从文明发轫期窥探和挖掘出中西秩序理念的分歧。
论文关键词:孔子 柏拉图 秩序
基于彼时华夏地区与古希腊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形态等基本要素,本文拟对孔子与柏拉图的秩序观进行差异性比较,以期较为系统清晰地展现出文明发端时中西文化差异的某些印迹。
长期以来,华夏地区与古希腊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分别形成了农耕与商业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并呈现出不同的文明形式——大陆农耕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
华夏地区以陆地为主,依托土地而发展的农业为其主要经济形态,农耕文明即为华夏文明的本源。因“周人是以发展农业而强盛的氏族,他们认了农神后稷为始祖。从国王起‘卑服即康功田攻’,就因这样才得灭商而有天下”,故西周建国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由于土地的固定性,大量从事农耕的农民就被牢牢束缚到土地上,以家族为单位长期在一个地区繁衍生息,除非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一般不会有太大变动,农业的属性决定了华夏人思想上保守、仁爱、安天命的特性。
相应,华夏地区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家文化”,即敬宗法,以宗亲血缘为中心来判定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亲,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分封制即是这种文化在政治上的体现。古希腊位于地中海沿岸,以半岛、海洋为主,依托海洋而发展的商业贸易为其主要经济形态,故商业文明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本源。希腊城邦内的居民首先是商人,主要从事海上经济贸易,人口流动较大,商业的属性决定了希腊人思想上冒险、理智、崇尚人自身力量的特性。相较华夏地区的“家文化”,可以说古希腊所形成的是一种“海洋文化”,重个人权利,追求平等与自由,政体的选择上亦旨在实现公民的良好发展和城邦正义,显得灵活多样。柏拉图所在的雅典,为古希腊典型的海上强国,商业贸易发达,并曾以其强大的海军实力城邦希腊,造就了希腊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可以说,彼时中西方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及文化特性直接影响了孔子与柏拉图对其理想社会秩序的构建。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而孔子与柏拉图恰如其中的“仁者”与“知者”,在不同的地理经济背景下,各自设计出了不同的秩序模式,预示着今后中西思想文化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孔子与柏拉图对人性的假设不同,分别侧重于人性“家庭性”与“理性”两个不同方面。
孔子的理想秩序观以“家庭性”为逻辑起点。孔子视血亲伦理为人与生俱来的最重要情感,为人性之本,故尤为注重人的家庭属性,往往把人首先置于一家之中予以考虑。正如赵汀阳所述“传统中国意义上,‘人性’和‘家庭性’便在理想条件下是被认为是一致的。就儒家思想传统而言,家庭性几乎构成了对人性的完全充分论证。”
由于孝、悌为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孔子亦把孝悌视为个人修养之根本,并主张予以推而广之,“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只有这样才会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犹一家的“大同”境界。故孔子是以“家”来理解社会、国家、乃至天下,认为只有良好的伦理修养,和睦的家庭关系,国家才会安定有序,天下才会太平。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人性的理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柏拉图重理性,认为宇宙、国家、个人皆天然被赋予了理性,“理想国”即是基于灵魂三分(理智、激情、欲望)及其理性假设而层层构建起来的。
柏拉图认为,个人的灵魂只有“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时,人的心灵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城邦中三个阶层的公民只有“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且“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这样城邦才会实现正义和理性之治;希腊世界亦是如此,唯有良好国家约制恶劣国家,希腊世界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因而,可以说是理性支撑起了柏拉图理性世界的大厦。
从中西方政治发展的脉络来看,“家庭性”与“理性”可谓中西思想文化的基底,左右着中西方政治、秩序、及文化的走向。西周以来,中国政治越来越走向与伦理相结合的道路,伦理政治成为古代中国的主要特色;相较,西方自古希腊即注重节制与理性,轻伦理,而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则标志着西方伦理与政治的彻底分离,现实政治则成为其主要特色。而这种趋向从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逻辑起点就可见一斑。
“仁”、“礼”为孔子思想的精髓,作为基本原则理念贯穿于孔子秩序观的始终。“仁”为“礼”的内核与灵魂,“礼”为“仁”的外在制度框架,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推进,共同维系着孔子理想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仁者,“爱人”,它根植于血亲伦理之情,重自身内在之修养,推崇仁爱众人之心。“仁”集中了孔子对个人行为道德教训的精髓,为个人道德修养的题义。“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视为仁之本,亦为做人之根本。“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以孝悌为支撑,整个社会将形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和谐状态。
“礼”缘仁情而作,以仁、德为内核,“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作为外在的制度框架,“礼”亦根植于宗亲血缘,通过规范行为来加强内心修养,以促使德性内化。“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只有再以“礼”约束之,才不会离经叛道,故“不知礼,无以立也”。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表现了“仁”与“礼”互为支撑的关系,亦突出了“礼”的道德内化作用。无论国家,抑或天下,孔子皆主张施以“礼”治之。这样“依于仁”,“立于礼”,内修仁,外循礼,“仁”、“礼”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则天下有治自然成矣。
理性分工与法律分别为柏拉图中期与晚期秩序观的核心理念,维系着其“理想国”的有序运行。“理想国”中,柏拉图主张通过理性分工实现个人、城邦、乃至希腊世界的有序和谐:灵魂三分中突出理智的节制作用;城邦三个阶层公民有序分工中突出哲学家的理性治理;城邦间分工合作中注重发挥良好国家的理性约制。
简言之,“理想国”即是一种基于自然禀赋的理性分工秩序。晚期,柏拉图以神性论证了法律的理性,开始注重法律在实现城邦理性之治的效用,并着重探求城邦走向强盛的法律之道。柏拉图认为和平时期应制定法律,保证每个公民定期进行军事训练,不管天晴下雨,“一个月至少留一天(如果当局认为合适,可以超过一天)用来进行军事演习”,制定娱乐规划时应包括“战争游戏”等。不过,柏拉图对法律的意图作了限制,认为法律的本质在于“人们之间的和平与善意”,故政治家“只有当他把他所制定的有关战争的法律当作和平的工具,而不是他的关于和平的立法成为战争的工具时,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立法者。”因而,晚期柏拉图在城邦理性之治中融入法律,即“杰出的人那儿获得真理,并以法律的形式配合它去管理国内事务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具现实性与可行性。
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亦有不同:孔子的“大同社会”涵盖天下间的一切地区与国家,是一种天下逻辑;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外延仅限于古希腊地区及城邦,为“民族/国家”(城邦)逻辑。
孔子秩序观的逻辑为“家庭→国家→天下”,国家之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更高的政治单位——天下,“天下有道”亦为其秩序的最终归结点。在孔子看来,国是家的延伸,“天下”为最大的家,正所谓四海为一家。赵汀阳认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把天下看成是最高级的政治分析单位,而且同时是优先的分析单位。这意味着,国家的政治问题要从属于天下的政治问题去理解,天下的政治问题是国家的政治问题的依据。政治问题的优先排序是‘天下-国-家’”,这在儒家创始人孔子身上更是有明显体现。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以“天下”观天下,其最终追求的亦是一种顺应宗法秩序,天、地、人皆归于有道的天下秩序,有一种天下主义的意识倾向。故“天下”构成了孔子秩序观的外延。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个人→城邦→希腊世界”为框架而层层构建起来,秩序的最高层次是达于希腊世界,带有浓重的希腊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色彩。作为古希腊的基本政治单位,城邦一直为柏拉图思考的主题,城邦的正义或理性之治更是柏氏穷尽一生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于孔子的天下主义,柏拉图以“民族/城邦”为基本单位看待世界,无论是哲学家治国,抑或城邦法治,皆旨在探究城邦正义及希腊世界下希腊民族的团结与和平。而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上,柏拉图又带有极强的民族与文明优越性,对希腊民族与非希腊民族采取分而视之的态度,视希腊人为文明人,而非希腊人为蛮族、敌人,“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是属于内部的,自家人的;希腊人与蛮族之间的关系是属于外部的,敌对的”。因而,柏拉图的秩序观仅限于希腊世界内部,并未把非希腊世界包含在内,希腊民族/城邦即构成了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纵观西方发展史,国家间往往充斥着严重的民族/国家意识倾向,这从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亦可窥出一斑。
位于人类文明的发端,彼时华夏地区与古希腊精神文化大发展,并奠定了此后中西文明发展的精神基础。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公元前800至前200年间)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
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孔子与柏拉图的秩序观根植于中西方独特的物质文化土壤,故能在比较中显现出中西思想文化基因的差异。在新时期的中西交往中,我们应正视彼此间的内在差异,合理进行扬弃,消弭分歧,避免误会与冲突,在“和而不同”中实现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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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他的教育思想也被后人沿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孔子的教育思想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与传统课堂相比,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与推广,现代高校课堂增添了不少信息化技术手段,可以说教师授课更为便利,学生学习也更直观。然而,目前高校课堂教学仍然缺乏吸引力,导致学生出勤率不高。据全国10所高校1 000份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有20%专业课学生的出勤率不到80%;30%专业选修课出勤率不足75%;近50%的通识课程出勤率不足70%,很多学生根本不愿意去上课。扭转高校课堂教学的尴尬局面,也成为不少人关注的话题。尽管不少学者试图从古今中外的教学资源中获得灵感,也取得一些成就,但实际效果却并不明显。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教育课堂的资源,尤其是孔子的教学思想,或许能为当前课堂教学改革提供重要的参照。本文试从教师、学生、师生和知行等四方面进行简要论述,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学而不厌”思想对当代高校教师观的启示
教师仍是当前高校课堂教学的主导,教师的知识储备、学识水平及课程意识等自然决定一节课的成败。然而,由于授课教师的知识更新过慢、照本宣科现象严重及课程意识淡薄等因素,导致课堂教学的效果并不理想。以课程设计意识为例,有学者说:“教师的课程设计意识还存在着许多欠缺,包括缺乏对教学目标的深度解读和具体化步骤,盲目罗列知识点;在内容选择上对广度和深度的把握失衡;教学方式采用一成不变的讲授式教学,照本宣科;对教学效果的巩固和检测缺乏创新,失之简单,流于形式;实际课堂与教师的预设存在很大不同,教师心有余而力不足等。”[1]如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应从增强教师的学习意识开始。孔子的“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论语?述而》)思想对此或许有某种启示作用。
虽然孔子时代中国的教育没有像现代高校组织的各项技能培训、业务进修和学位研修等,更没有像现代高校教师要求的各类资格证书考试,但他却能自觉地沉浸于古典文化的学习中,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心态,历练成为“万世师表”。孔子曾自豪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的好学甚至还到了“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地步。对此,有学者解释说:“他一生勤学好问,不放弃一切学习的机会,郯国的国君到鲁国来朝见鲁公,谈论少昊氏何以以鸟名官,孔子听说后,便前往求教;孔子曾适周问礼于老聃;进入鲁国太庙时,遇有不明白的事情便一一询问请教;他还向师襄学琴,问乐于苌弘。”[2]123应该说,孔子虚心学习的积极心态,为传统社会乃至今天的教师都树立了典范。
当然,随着西方学科体系的传入与植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被打破。细致的学科分类和专业划分,不仅使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列传》)式的“通人达才”不复存在,而且像近代的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等“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也很难再现。同时,现代高校的招生、培养和就业模式,决定着教师只要经过课堂教学途径将掌握的知识传授出去就算完成任务,似乎也不需要“大师”。然而,高校课堂的确不需要通过“暗箱操作”,甚至靠“传播”功劳而获得美誉的“大师”[3],而真正需要的是像孔子那样具有对知识“学而不厌”、对问题“锲而不舍”的“名师”。这些“名师”可以对所教授课程、专业、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前沿成果和存在问题等都能进行不断学习与探究,力争做到知识融会贯通,使课堂教学具有深度、厚度和吸引力。
二、“因材施教”思想对现代高校学生观的影响
与中小学注重知识的传授不同,高校更注重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由于课堂教学是高校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教学质量自然倍受关注。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教育主管部门曾先后出台三类课堂教学评价体系,基本上都是从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技能、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效果等方面制定出3~5个一级指标,10~15个二级指标。然而,如有学者说:“目前尚无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课堂教学质量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往往是凭借经验来决定,这造成评价指标体系的随意性。”[4]然而,由于课堂质量评价体系的相对稳定,尽管有利于评估教师的教学水平,却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致使课堂主体相对“缺位”。其实,衡量课堂质量,既要考量教师教了什么?怎样教?更要考量学生基本素质提高的效果。而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似乎可以给当前高校课堂素质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
与官学面向“国之贵游子弟”(《周礼?地官司徒》)招生不同,孔子招收弟子的身份千差万别,只要行过“束■礼”(《论语?述而》),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子都可以跟着学习,其弟子差不多有三千人。当然,由于孔门弟子求学的时间先后、年龄大小、知识背景、家庭出身及性格特点等都有所不相同,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指导,成为孔子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从《论语》所记内容来看,虽然孔子未必对所谓的“三千弟子”都能了如指掌,但至少对登堂入室的“先进”弟子能如数家珍。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等,并形成相对集中的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当然,孔子的“因材施教”是以“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教育等素质教育为前提的。注重基本素质的教育,应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尽管“因材施教”概念是由朱熹提出的,但从孔子一生的教学实践来看,他的确做到了根据学生的特点适时地进行面对面的教育。《论语》中类似的事例很多,如《为政》记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四人“问孝”,孔子分别从“无违”、“疾之忧”、“敬”和“色”等四方面给予回答;如《颜渊》记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回等四人“问仁”,孔子分别从“爱人”、“其言也仞”、为政以及“克己复礼”等角度做出解释。当然,如有学者所说:“孔子不仅能做到因人施教,还能因时间、地点、环境的不同而施教,……更令人惊叹的是孔子还能根据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的不同特点而施教。”[5]实际上,孔子的令人惊奇之处,是能充分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其“因材施教”思想也对当前高校教师课堂授课提出深入学生群体、了解学生需求的要求。
三、“有朋自远方来”思想对当代师生观的影响
与基础教育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相比,当前高校课堂教学仍然是以教师台上滔滔讲授,学生台下默默聆听,学科本位、唯知取向、教师为中心。这种传统教学模式,主要是把教师或教材的知识直接强加于学生,自然缺乏师生间的平等交流,更谈不上师生间的心灵对话。在探讨课堂教学方式问题时,不少学者对孔子的对话型授课模式产生浓厚兴趣,如有学者说:“这种关系结成的主体间性体现着民主、平等、自由、理解、和谐,这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人的生存方式,才是教育中个体生命的一种诗意栖居。”[6]其实,在课堂教学中,唯有师生关系真正做到人格平等,老师才能体悟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的快乐,才有机会领悟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的心境,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由于孔子学说不为时代接受,他才有更多时间从事整理典籍与教学。孔子教授了多少弟子,虽然具体数目不得而详,但孔门师徒间却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关系。孔子是良师,当弟子身处险境时,他都会给予及时提醒和帮助;孔子是益友,当学生有问题时,无论他们身处何地都会设法向其咨询;而当孔子本人犯错误时,弟子也会及时地劝诫,如孔子违礼地去见南子,子路就很不高兴地去找他,孔子不得不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当然,这反映了孔子能坦率、真诚地面对学生,如有学者说:“‘当仁,不让于师。’这句至理名言,反映孔子虚怀若谷、襟怀坦荡的形象。人格上的平等,真诚的爱护,使孔子私学中的师生关系充满春天般的温暖。”[7]孔子师徒的关系无疑对当前高校课堂师生关系的改变具有启迪意义。
孔子不仅善于从其他处学习,而且也是“教学相长”的典范。以与学生谈论《诗》为例,当子夏体悟到“礼后乎”时,孔子感慨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当与子贡言《诗》,孔子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由此可见,在教学活动中,孔子真正体会到“有朋自远方来”的乐趣。当然,孔子有时还会忘情地说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话来,如在陈蔡绝粮,当颜回领悟到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的境界时,孔子便发出“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史记?孔子世家》)的感叹。应该说,孔子教学过程中朋友间心灵对话式的教学模式,是目前高校课堂教学的薄弱环节。如何构筑亦师亦友的对话型教学课堂,成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探寻的重要课题。
四、“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思想对知行观的影响
现代高校课堂学生的学习尽管还不能算上是“研究性学习”,但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素质,塑造知行合一的能力,却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甚至超过传授基本知识的权重。面对90后的大学生,如何让他们在学习中感受到乐趣,也是促进高校课堂改革的重要因素。如有学者说:“我们要鼓励大学生参加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把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学习……大学生在这样的途径中,既学习了知识,又开发了思维,而且乐在其中。”[7]应该说,近些年来,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受到社会重视,但其现状却也令人担忧,这也应是当前新升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的根本原因,高校课堂改革可谓势在必行。然而,如何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则成为摆在高校课堂改革道路上的一条拦路虎。而孔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思想,或许能为当前高校课堂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
孔子课堂教学首先注重的是德行修养,希望把弟子培养成为温文尔雅的君子,这是人们的共识。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孔子更注重培养弟子“知行合一”,却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其实,传世文献中类似的事例不少,足以证明孔子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思想。如孔子曾教导弟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当然,孔子本人也力行“知行合一”,这可以从《论语》首篇首章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得到启示。传统上此语通常被人们理解为“学习时常复习”,且作为孔子“好学”的标志。但是,我们认为将此语理解为“如果我的学说被社会普遍接受,在社会实践中加以应用它,那不是令人感到喜悦”[2]4应更为合适。即孔子时刻在能为社会所用做好前期工作,也是其培养学生的目标,无疑这也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
然而,人们由于受《礼记?乐记》所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的影响,自然认为孔子注重弟子的德行修养,轻视技艺的培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孔子弟子子夏曾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能正确处理与妻子、父母、国君和朋友间的关系,即便没有读过书,他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当然,尽管孔子强调“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但他更懂得“学有所成”的重要性。如子路以“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为由,推荐子羔担任费宰,孔子就严厉批评其“贼夫人之子”(《论语?先进》)。可见,孔子是在强调行为重、学为次,但如能做到“知行合一”就更完美,这也与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的目标基本一致。
总之,教师仍然是当前高校课堂教学的主宰者,此类教学模式的弊端越来越突显。如有学者说:“倘使高校课堂不进行深层次的、实质性的变革,所谓素质教育、全面发展,所谓创造性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都将是自欺之语、渺茫之语。”[8]就是说,高校教师必须由传统的关注“教”走向关注学生“学”的效果。为使课堂教学改革顺利实施,除注重学生个体、加强实训和培育师生情感外,教师应从孔子课堂教学中获得相应启示,努力提高课堂教学需要的基本素养,主动、持久地提高业务能力,摆脱学者所批评的“一些教师实施课堂教学改革的热情很高,但由于受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的限制,课堂上往往只能顾及到知识目标的完成,而对师生互动、学生能力的培养以及情感渗透等目标的完成,却时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9]的弊病,有效完成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的各项目标。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接受岁月磨砺和历史洗礼,经久不衰,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教育思想,说明他的思想富有时代性、实践性、生命力。当今世界各国掀起了学习儒学的潮流,孔子学院遍地开花,其思想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依然有必要去好好研究,为当代教育提供必要的指导。
一、有教无类,平等教育
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从两个方面对所处时代教育进行了颠覆。一方面,突破了“学在官府”的社会现实,实现教育平民化与普及教育。另一方面,学生自身素质无论优劣,都可接受教育,实现了教育的平等化。孔子认为不能以贵族阶层禀赋素质优于贫民阶层的错误观念为由拒绝对平民实施教育。即使学习者自身素质再不济,只要乐学好学,都应该对其实施良好的教育。
反观当今教育,教师对学生实行“差别化”对待的现象屡见不鲜,教育资源失衡现象颇为严重,优势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重点学校、重点班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教师可以自行到偏远、贫困地区帮扶教育,牺牲小我实现大我;其次,本着平等关爱每一个学生的心态,公平教育每一个学生,不因学生资质、性格、脾气、成绩好坏而施以不同的对待和不同的教育。
二、因材施教,发展个性
因材施教的前提是承认个体差异。通过对话及活动观察,分析学生的个体差异,并在统一的教育目标指引下,对学生进行差异化教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朱熹把孔子的这种思想概括为“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孔子作为因材施教的首创者,十分注重观察、了解学生,能一语道破学生的优缺点,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再如,根据学生年龄、志趣、爱好的不同发展学生的特长,从而达到长善救失、扬长避短的效果。
反观当今教育,教学模式千篇一律,不考虑教育对象的个体差异。教学评价体系一味重智育,轻德育。至此,当代教育工作者应该从以下几点着手:(1)课余时间了解学生,在教学与实践活动中观察学生,并对了解、观察到的信息加以分析,初步了解学生的各方面情况;(2)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智力水平、知识基础、年龄特征安排教学内容和选择教学活动;(3)实施分层教学,让优等生吃好,中等生吃饱,差生能吃下。
三、民主教学,师生互爱
在师道尊严的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经提出了教育民主的构想并积极实践,竭力营造平等互爱的师生关系。他的民主教学思想源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主张教师职能不在于操纵课堂,而在于营造一种宽松、自由、平等的教学氛围。
反观当今教育,教师作为知识的代表高高在上,专断独行、固执己见,更别说平等交流、良性互动了。在教学中教师对学生不关爱、不信任、不宽容。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作为教师我们应该:(1)热爱学生,关心学生,激发学生“亲师”情感;(2)尊重学生人格,对学生的过错不求全责备,而应怒而不弃;(3)转变教学观念,摒弃灌输式教学,实行多样化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把课堂交给学生;第四,教学中教师要秉承教学相长的理念,做到以教促学,以学定教。
四、授之以渔,指导学法
孔子很早就注意到学习方法比学习本身更重要。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体现了这一点。在实际的教学中孔子还主张:(1)温故知新。注重新旧知识的联系与融通,从而深化对知识的理解。(2)主张多听、多见、多问。(3)倡导学思结合,学思并重。第四,倡导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当学生处于“愤”“悱”状态时,老师对学生分别进行“启”“发”,深刻揭示了学生在思考过程中依次出现的两种思维困境,并进行循序渐进的思维引导。
反观当今教育,教师只重视知识的灌输,而忽视学法的渗透,使得教育仅成为一种单纯继承知识的行为,而没能培养出学生独立学习、自主思考的能力。为此,教师教学中应注重学法指导,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以不变应万变”。具体来讲:(1)教师应该督导学生对已学知识进行巩固;(2)提倡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贴近实际;(3)注重培养学生学思结合的品质,强调教学中学思并重;(4)善用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五、修己安人,诲人不倦
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提高自身修养,才可以去安抚别人、领导别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从侧面反映出教师自我修养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一方面,孔子认为教师应秉承“君子不器”的理念,不能把学习看成是一种功利化的行为,而应该自觉保持“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态度;另一方面,要有“诲人不倦”的精神,如果说“修己安人”是自觉,那么“诲人不倦”就是觉人,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对学生的学习实施引导,强调教师要有责任心,要把教育当成自己的事业。这种教育理念无疑与当下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不谋而合。
因此,就教师自身而言,要有“学而不厌”的精神。“学而不厌”反映在教师业务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则是不言其“博”,不厌其“精”。既不满足于自己已学习到的专业知识,也不满足于自己了解到的其他领域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时候,提供更加有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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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的生平和教育活动
孔子生在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家庭,先世为殷人,系宋微子的后裔。到五世祖木金父时,因其父孔父嘉在宫廷内讧中被杀,木金父亦被降为士,并“绝其世”,即被剥夺去卿大夫的世袭地位。为了区别公族,他便改姓孔。其三世祖孔防叔,畏华氏之逼逃亡鲁国(今山东)定居。孔子的父亲孔纥(字叔梁)是鲁国贵族孟献子属下一个“有力如虎”的猛士,因立两次战功,提升为陬邑(今山东曲阜南)大夫。孔纥大约六十几岁时同一个年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颜徵在成婚。年龄的差距,可以看出其阶级地位的悬殊。传说他夫妻俩因祈祷山神来不及回家,妻子就在山洞中生下孔子(此洞便以“坤灵洞”和“夫子洞”命名,今尚在。山即称“尼山”,位于曲阜城南)。?
孔子三岁时,先丧其父,十七岁时,又丧其母。孔子的家教中重视礼仪之教。生活贫困,促使他较早为谋生做事,学会多种本领,他自称:“吾少也贫,故多能鄙事。”他青年时期在季氏门下当过委吏(管理仓库),还当过乘田(管理畜牧),由此他接触到社会下层,了解到人民的一些愿望和要求。?孔子生长于当时的文化中心-鲁国,在周礼的熏陶下,六岁“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十五岁时,就确立了坚定不移的学习志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学习鲁国保存的中国古代文化,从中寻求治国救人之道。这一基本方向,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道路,形成了儒家的思想特点。?
孔子最大的抱负,是希望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施行仁政。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意思是,假使有人用我治理政事的话,一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三年就会大有成效。孔子约自30岁起,就奔走于齐鲁之间,希望通过从政来实现他的理想。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未获得统治者的重用。于是,他就招收弟子从事讲学活动。直到51岁,鲁定公任他为中都宰。
后来,他“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后因和鲁国执政大夫季桓子的矛盾激化而下野。在做官期间,他并未停止办学。见自己的政治抱负在鲁国不能实现,55岁时,他便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先后经过卫、曹、陈、宋、蔡、郑、楚等十几国,一面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一面坚持流动教学,68岁时返回鲁国。此后,他专门从事教育工作。
孔子在政治上虽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但在文化教育上却是成绩卓著的。孔子大约在30岁(前522年)左右时,从事创办私学活动,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他在鲁国从政和周游列国期间,不断广收弟子,随时随地讲学,前后从事教育工作达四十余年。他一生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从事着教育工作,这是他之所以获得教育成功的根本条件。孔子在教学过程中,搜集并整理出《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作为教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还通过教学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作了系统地论述,对后世的教育影响极大。《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有“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自己也说:“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他培养了这么多人才,可谓教育硕果累累,做了前人未做到的事。
公元前479年,一代教育家孔子病逝,其弟子以父母之丧礼之,皆服孝三年。“三年服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孔里。”
孔子的思想学说和他的事迹,弟子们各有记录,后来汇编成一本书,名为《论语》,这是研究孔丘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材料。
二、重视教育的作用
孔子认为教育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是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教育事业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通过冉有之问,孔子扼要地阐明了他的庶—富—教的施政大纲。从庶、富、教三者的排列关系上看,孔子已直观地认识到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有这三个条件。即劳动力、发展生产、进行教化和发展教育事业。
孔子对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持肯定态度。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指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天赋比平民高贵、优越的思想。这个较为科学的命题,既是孔子“有教无类”的理论基础,又是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结晶。
三、教育的对象比较广泛
提倡“有教无类”春秋以前是贵族之学,有资格接受教育的是王公贵族的胄子。作为平民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孔子创办私学后,首先在招生对象上进行了相应的革命,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这也是孔子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有教无类”,东汉马融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梁朝皇侃说:“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其本意就是: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为了实现这一原则,孔子在招收学生时表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诲焉。”只要本人愿意学习,主动奉送10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弟子。事实表明,他的弟子来自各个诸侯国,有齐、鲁、宋、卫、秦、晋、陈、蔡、吴、楚等国,分布地区广。
弟子的成分复杂,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大多数出身平民,如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卞之野人以黎藿为食的子路,穷困至于三天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参,居室蓬户不完上漏下湿之原宪,父为贱人家无置锥之地的仲弓。也有个别商人出身,如曾从事投机贩卖的子贡。还有少数出身于贵族的,如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宋国的司马牛等。孔子私学中,弟子品类不齐,各色人物都有,实是“有教无类”的活标本,当时有人对此不理解,产生种种疑问。南郭惠子讥笑性地问子贡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木隐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虽门下人品混杂,皆能兼收并蓄,教之成才,这说明教育家胸怀的宽大能容,教育艺术的高明善化。
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四、教育的目的
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道。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子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他的学生也颇有体会,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可见,教道和学道是孔门师生共同的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已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的,因为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所以孔子才能造就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来。
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学而优则仕”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孔子对实行“学而优则仕”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
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学习与做官有了密切的联系,他鼓励学生们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要担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识本领学好没有。弟子们受到此思想灌输,头脑中普遍存在为做官而学习的念头,既然已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子路心直口快说出“不仕无义”,这是有代表性的。孔子积极向当权者推荐有才能的学生去担任政治事务,但他在输送人才时也坚持一些原则:首先,学不优则不能出来做官;其次,国家政治开明才能出来做官,否则宁可隐退。孔子培养的一批弟子,大多或早或迟地参加政治活动,他们“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
“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五、教学内容
根据《论语》,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孔子的教学内容:一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以文学、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是指教学内容包括四个基本方面;二曰: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是指孔子教学的主要科目;三曰:《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书”,是奴隶主的文化典籍,是孔子所使用的基本教材。总之,可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应该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的培养等三个部分。这三个方面,从教育内容的结构,以及社会的需要和个人人格形成看,应该说是初步完整化了。这是孔子在教学内容发展史上的贡献。孔子对这三方面不是等量齐观的,他认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道德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为三者的重心,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
孔子改编的“六书”,是中国第一套较完整的教科书,从荀子的《劝学》篇开始尊为“经”,故后世称为“六经”,除《乐经》已亡佚,其他“五经”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学校中最基本的教材。“六艺”与“六经”的不同在于:“六经”偏重于文化知识,属于文的范围;“六艺”则偏重于才能和技术的训练。因“礼、乐”也具有这方面的性质,所以也列在“六艺”中,“射”是射箭,“御”是驾车,都属军事课程。
总的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有三方面特点:
其一,偏重社会人事。他的教材,都属于社会历史政治伦理方面的文化知识,注重的是现实的人事,而不是崇拜神灵。他虽不是无神论者,但对鬼神持存疑态度。他不谈“怪、力、乱、神”,不宣传宗教迷信思想,不把宗教内容列为教学科目,这种明智的态度,成为中国古代非宗教性教育传统的开端。
其二,偏重文事。他虽要求从政人才文武兼备,但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仍是偏重文事,有关军事知识技能的教学居于次要地位。
其三,轻视科技与生产劳动。他所要培养的是从政人才,不是从事农工的劳动者,他不强调掌握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他既没有手工业技术可传授,也没有农业技术可传授。他认为社会分工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与小人职责不同,君子不必参与小人的物质生产劳动,所以他从根本上反对弟子学习生产劳动技术,樊迟要学种田、种菜,他当面拒绝。
六、孔子的教学特点
(一)因材施教
孔子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并作为一个教育原则,贯穿于日常的教育工作之中。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运用因材施教者,也是他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因材施教”的命题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
施行因材施教的前提是承认学生间的个别差异,并了解学生的特点。孔子了解学生最常用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通过谈话。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他有目的地找学生谈话,有个别谈话,也有聚众而谈。如有一次有意识地向子路提出一个假定性的问题:“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字路并未说话,仅以高兴默认,孔子便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第二,个别观察。他通过多方面观察学生的言行举止,由表及里地洞察学生的精神世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单凭公开场合的表现作判断还有片面性,就要“退而省其私”;只凭一时的行为作判断还不够,还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就是要注意学生的所作所为,观看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的感情倾向,这就可以把一个人的思想面貌了解透彻了。他在考察人的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认为不同的事务不同的情境都可以考察人的思想品质。
(二)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在教学中,孔子把“学而知之”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他的“学而知之”就是说学是求知的惟一手段,知是由学而得的。学,不仅是学习文字上的间接经验,而且还要通过见闻获得直接经验,两种知识都需要。他提出“博学于文”、“好古敏以求之”,偏重于古代文化、政治知识这些前人积累的间接经验。他还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孔子重视学,也重视思,主张学思并重,思学结合。他在论述学与思的关系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反对思而不学,也反对学而不思。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还强调学习知识要“学以致用”,要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把学到的知识要“笃行之”,他要求学生们说话谨慎一些,做事则要勤快一些,“君子欲讷其言而敏于行”,应当更重视行动。
由学而思而行,这就是孔子所探究和总结的学习过程,也就是教育过程,与人的一般认识过程基本符合。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教学理论、教学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三)启发诱导,循序渐进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愤与悱是内在心理状态在外部容色言辞上的表现。就是说,在教学事必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已经思考相当时间但还想不通,然后可以去启发他;虽经思考并已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词表达出来,此时可以去开导他。教师的启发是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启发之后,应让学生再思考,获得进一步的领会。孔子在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的教学中常用的方法有三种,即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叩其两端,攻乎异端。
七、树立教师的典范
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敏而好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回答子贡的提问时说:“圣则吾不能,吾学不厌而教不倦也。”他也曾在学生面前评价自己说:“若圣与仁,则吾其敢。抑为(学)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也。”他为后世的教师树立了六个方面的典范:
学而不厌。教师要尽自己的社会职责,应重视自身的学习修养,掌握广博的知识,具有高尚的品德,这是教人的前提条件。
温故知新。教师既要了解掌握过去的政治历史知识,又要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认识当代的社会问题,知道解决的办法。
诲人不倦。孔子30岁左右开始办学,40多年不间断地从事教育活动,就在从政的5年间,也仍然从事传授,周游列国时,也随处讲学。有的学生品德很差,起点较低,或屡犯错误,他也不会嫌弃,耐心诱导,造就成才。“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对学生的爱和高度负责,是他有诲人不倦教学态度的思想基础。
以身作则。孔子对学生的教育,不仅有言教,更注重身教。通过严以责己,以身作则来感化学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教学相长。孔子认识到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不是单方面的知识传授,而是可以教学相长的。他在教学活动中为学生答疑解惑,经常共同进行学问切磋。不但教育了学生,也提高自己。
总之,孔子是一个“以德服人”的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教师的光辉典范,他所体现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已成为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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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正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孔子思想中的"权"的概念,是"仁礼"结合的理想人格实现途径。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要求"礼"的规范。"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p#分页标题#e#
我国著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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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是人最基本的感情联系,也是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它需要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维系。然而在网络环境下,许多大学生过分沉溺于网络交往,造成热衷于各种“网事”,“踏着铃声进出课堂,宿舍里面不声不响,互联网上大述衷肠”。这些沉迷于网络虚幻情感世界的同学对现实感情比较淡漠,他们游离在大学生的主流群体的边缘。由于对网络虚幻情感的沉迷,对近距离的关系反而疏远了的情况。特别是家庭的关爱对他们来说更是成为?一种束缚和负担。许多大学生宁愿在网吧不分昼夜地上网,也不愿意给父母打电话或是写信。还有些学生除了要生活费外,和父母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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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依一定目标对社会体系进行变革的社会运动。它包括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两种形式。社会改革的途径可能是自上而下、也可能自下而上地进行。社会改革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改革。社会改革一般发生在原有社会体系矛盾尖锐、各要素之间的不适应和不协调已严重影响社会正常运行的时候。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战国变法与古希腊罗马社会改革之比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战国变法与古希腊罗马社会改革之比较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文章论述了中西方早期社会变革异质特点、产生的主要原因,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
【关 键 词】战国/古希腊/社会变革
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与古希腊雅典城邦、古罗马共和国前期,都发生了国家建立早期的社会改革运动。战国变法至秦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此前,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已经走完了它的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而同时,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政治改革的社会发展阶段。古代中西方社会通过改革各自选择了极为不同的政治道路,这一历史选择过程,给各自社会的政治制度铺奠了完全异质的基石,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从而对此后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
古希腊罗马的改革与战国变法都属于一种国家建立早期出现的社会转型现象,是在氏族血缘组织解体或宗法血亲制度崩溃的前提下,由于社会阶级和权力结构需要重新组合而进行的重要改革运动。由于两者社会结构和各方面基础条件的不同,尤其是改革的主导力量有别,而使两者在运作过程中表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的基本权利诸核心问题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公元前594年,希腊雅典的梭伦改革,颁布“解负令”,取消公私债务,恢复债奴的公民身份,并永远禁止把雅典公民沦为奴隶。公元前367年,罗马通过李锡尼法案,缓解了平民的债务问题,到公元前326年,又通过波提利乌斯法案,正式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李维的《罗马史》写道:“这一年似乎是罗马平民自由的新开始,因为债务奴役被取消了……这样,被奴役的人遂获得了解放,就是在以后也禁止奴役债务人。”(注:李维:《罗马史》第8卷,转引自于信贵《古代罗马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法律禁止将公民沦为奴隶,从而在外籍奴隶与本国公民之间建立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不得奴役本国公民的理念上升为国家制度,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民制度,从而使平民与贵族逐渐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阶级。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处在于从野蛮的奴隶社会中开辟出“文明”之路,开始将“奴隶”与“人”基本分开,而后罗马法“人格权”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仅是民众对平等权利追求的初步胜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公元前五世纪后期,魏国李悝变法,其《法经》规定:“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注:[明]董说:《七国考》卷12引桓谭《新论》。)“籍其家”就是将其家人全部沦为奴隶。此类法律为当时各国普遍采用,如云梦《秦律》中有关各式罪犯之家人籍为奴隶的条文不少。公元前361年,秦国商鞅变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更将从事工商业或贫穷的民众都沦为奴隶,而官僚集团则按军功爵秩分配“臣妾”(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说明官府是如何蛮横地侵犯着民众的人身权。《商君书·错法篇》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说得十分坦然。《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
裘锡圭也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各类生产上普遍使用,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的问题(注: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总之,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也更普遍,乃至秦、汉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一直到清代,统治者也根本没有保护本国民众基本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触目皆是,人们始终不懂得什么是“人格权”!(注:参阅拙作:《论罗马法“人格”与秦汉律“名籍”问题》,《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战国变法“重农”,奖励耕织,其目的何在呢?《商君书·农战篇》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所以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要求农民“治田勤谨”。商鞅变法规定“lù@①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即上缴官府粟帛多者,可以免除徭役,而其重视农业生产的目的,并非是考虑农民的权益,出发点主要在于稳固君主统治和扩军备战。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使民无得擅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诸措施(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便是其最好的注释。
工商业经济政策方面也同样如此。雅典梭伦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经济,保护新兴工商业者的政策措施,如提倡学习手工技术,欢迎外邦手工艺人的移民,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等。直到伯里克利执政,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工商业主,更主张积极发展工商业。罗马法逐步确立的自由权、私产权等内容,是古罗马工商业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条件,“航海家和商人们活动的蓬勃发展早在罗马统治扩张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它一直伴随着并且最终超越了罗马的扩张,商业繁荣自然而然地导致形成一系列体现着商品经济现实的法律关系。”(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古希腊罗马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鼓励发展工商业,保障民众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权利。
而战国变法则采取严厉的抑商政策,《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变法实施的“平籴法”,就是将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完全由官府控制粮食的籴、粜渠道与价格,以此措施来稳定国家的经济统治秩序。其实质上就是不允许粮食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以排斥商人打击商业,与商鞅的“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措施一致。商鞅变法还要求“壹山泽”,由国家垄断山泽之利,“重关节之赋,则农恶商”,“废逆旅”,“无得取庸”(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更为残酷的是立法将工商业者沦为奴隶。战国变法摧抑私营工商业,不给人们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权利,其目的在于打击影响其统治稳定的因素,以加强专制统治,根本无视民众生存择业的基本权益问题,从而也完全排斥了市场对国民经济的激励机制。
再看打击旧贵族势力,平等分配政治权利的问题。雅典梭伦改革将人民按财产分为四个等级,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以分贵族会议之权;并设立陪审法庭,由公民充任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到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改革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地区,每个地区选50人,建立五百人会议,其重新划分选区的目的在于抽掉一些贵族势力的基础,“以便让更多数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中来”(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6页)。
公元前487年的执政官选举方式改革,将原来被选者大多为氏族贵族首领的公民直接选举,改为根据人口数量按比例先行用抽签方式选出一定的候选人,而后再从中选出9名执政官。抽签选举虽有很大的盲目性,然而它强调了每个公民都有被选举的平等权利,打破了贵族操纵选举和大大削弱了贵族垄断高级官职的局面。到公元前480年,又废除了一切关于行政官职任选的财产限制,规定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公元前462年,民主派领袖厄菲阿尔特改革,剥夺了贵族会议的绝大部分权力,此后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可废立法律条文及表决议案、选举官吏、制定政策等;陪审法庭成为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审理重要案件,考核政府官员;五百人会议成为最高行政机关,它是公民大会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国家行政与财政事务;十将军委员会除率兵作战外,开始处理行政事务,权力逐渐扩大;而贵族会议则从国家权力的峰巅跌落下来。同时,执政官不再兼任法官,原享有的大部分行政权力亦被剥夺。至此,雅典的民主政体基本完成(注:参阅顾銮斋:《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古罗马在公元前494年,平民通过“神圣约法”,选出数名保民官,参与国家行政、立法活动,并能对执政官的权力行使否决权,保民官非但自己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也保护平民的基本权益不受贵族的侵犯。到公元前471年,平民通过斗争,又取得创设平民大会的权力,进一步抑制了贵族的势力。公元前445年通过法案,废除了平民不得与贵族通婚的限制。公元前367年通过保民官李锡尼·绥克斯图法案,在两名执政官中必须有一人为平民。期间,平民又陆续获得担任军政官、财务官和独裁官、监察官的资格。公元前286年,通过的《霍布滕西法案》规定:平民大会决议对全体罗马人民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至此,平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以取得基本胜利而告一段落。
战国变法也严厉打击旧贵族,然而其目的与结果全然不同。公元前390年左右,楚国吴起变法,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之缘故,“使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甚至“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注:《韩非子·和氏篇》、《吕氏春秋·贵卒篇》。),目的是要改变旧的分封制权力结构以加强君主的国家集权统治。商鞅变法“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在剥夺旧贵族特权的基础上,将臣民的等级爵秩完全纳入军事轨道,以增强国家军事力量。当然在打击旧贵族的过程中,部分平民得以进入军功官僚集团,但其缘故与结果决非是为平等政治权利和提高整个基层民众的社会地位,而主要着眼于收取旧分封贵族的权力,以完成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之政体。
战国变法还讲究整顿吏治,如“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滑稽列传”、“田世家”。)。齐威王“赏一人,诛一人”,“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滑稽列传”、“田世家”。)秦国“其大夫出于其门,人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私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注:《荀子·强国篇》。)要求官吏一心奉“公”,即完全投入于事奉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公务中。尤其是韩国申不害讲究君主统治权术之改革,就是为了禁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而主张“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最后,“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注:《群书治要·申子·大体篇》。)。《商君书·修权篇》宣言:“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做到群臣乃至全国都跟着君主一人运转。其中心问题都在于如何使“吏治”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体系之中,这样新兴军功官僚集团很快堕落为君主的驯服工具,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
我们看到,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改革,其核心内容主要围绕平民的基本权利问题而展开,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平民与贵族的平等化进程得以初步实现;在平等权利的理念指导下,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法案,出现了民主共和制度的雏形。而战国变法,其核心则基本围绕在加强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方面,进一步剥夺本国民众的基本权利,还包括燔诗书、禁游学诸文化政策。其强国兴邦与进行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张国土和增固君主的权力,而西方古典古代社会有关人民取得平等权利的改革内涵,在战国变法中完全找不到相应的影子。二
为什么中西上古时代社会改革的核心问题会产生如此迥然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追寻探究而发人深省的课题。它与两者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也有着当时社会权力结构与经济、法律诸方面基础条件的区别等等缘故。然而表现出来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两者社会改革的主导力量完全不同:古希腊罗马社会改革的主导力量是平民阶级,而战国变法的主导力量却是各国君主,及其代表极端君主派的法家人物(注:参阅拙作:《战国法家代表地主阶级吗》,《学术月刊》1991年第3期。)
在古希腊雅典,平民与贵族矛盾不断加剧,阶级关系极度紧张,下层平民甚至到处酝酿起义,而促发了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数十年之后,人民起来推翻僭主统治,随后又与联合斯巴达王实行寡头统治的贵族斗争,取得胜利而推选克利斯提尼进行改革。又在一系列与贵族的较量中,迎来了厄菲阿尔特改革的成功,然而民主派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其最卓越的领袖厄菲阿尔特遭贵族暗杀。最后,伯里克利当选为首席将军,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雅典的民主政治进一步推向繁荣。其中,这些领袖人物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平民的要求,权衡利弊、因势利导,以凌驾于平民与贵族阶级之上的身份,平衡两对立阶级的权益以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而采取一系列缓和矛盾、改制立法的进步措施,进行了一场又一场大刀阔斧而较为公正的社会改革,它实际上都是平民的阶级力量及其斗争成果的反映。
罗马的平民人数众多,且大量集中于城市,更便于组织与行动。特别是许多平民参加军队,构成罗马军团的主力,在战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元前494年,平民由于不堪忍受贵族的债务奴役而发生骚动,随即与军队中的平民战士一起撤到离罗马五公里的圣山上安营扎寨,当时罗马国家正大敌压境,一下子失去了大部分军事力量,贵族在惊恐中不得不与平民谈判和解。公元前451年,贵族与平民共同组成十人立法委员会,执掌最高权力,编制与颁布了《十二表法》。然而当阿庇·克劳迪领导的十人委员会暴露出专制的意图,扼杀民众的自由呼声时,人民只得又起义,推翻十人委员会,重新任命了执政官与保民官。据有关史料记载,到公元前287年,取得平民会议决议对全体罗马公民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胜利之际,一共进行了五次这样的撒离斗争,虽然道路跌宕起伏,但每次斗争平民最终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罗马平民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参加斗争,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曾经在阿芬丁山上建立一个公社组织,其中有希腊商人参加,他们带来了其母邦平民斗争的历史经验。同时,罗马平民在与外界的接触中,更吸收了许多有关政治改革的新思想,学习过希腊的一些成文法典。他们已能意识到怎样才能争取到平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从而目标较为明确,策略进退有序,表现出极其智慧的斗争艺术。古罗马的平民斗争顽强坚持了两个多世纪,许多杰出人物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艰苦卓绝的精神、波澜壮阔的画面,都让人感叹不已!
那么,战国时期的民众为什么不可能像西方平民阶级那样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艰苦的政治斗争呢?其原因似乎是多方面的,然而最根本的因素是两者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之中:西方的平民阶级处于已经颇为发达的私有制经济之中,大多数公民都是一定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者;而战国时的民众则处于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之中,绝大多数人民只是国家共同体的附庸(注:参阅拙作:《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要知道,财产私有权不仅是民众个人的经济权利,更是一种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是人们进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社会活动的核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前提,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财产权,那么其他权利都将是空谈,同时也使人们的权利意识极为淡漠。
中国古代从三皇五帝的酋邦制度,发展出夏、商、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其礼制等级森严的千余年统治,把人们的头脑与视野局限于一种以君主所有制与贵族等级分享制为基础的经济框架中。到春秋战国时期,君主进一步收夺贵族的权利,走向诸侯国所有制的历史道路。它一方面使根深蒂固的君主制走向更为残暴且加重奴役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基本不知道自己应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权利需要维护,就是说既没有天赋人权的平等意识,更不懂得如何去争取其应享有的各种生存权利。就是在所谓“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中,依然反映出当时人们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存在的一系列局限。(注:参阅拙作:《论先秦政治思想的主要局限与影响》,《学术月刊》1996年第7期:《论中西早期法律思想的异质内涵》,《法学》2000年增刊。)
我们知道,战国时的秦、魏、齐、楚诸国都普遍实行授田制,学术界已有许多论述。《银雀山汉简·田法》所反映的齐国授田制最为典型:“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谓国家授农民之田,三年更换一次;因田分上、中、下三品,故十年方“毕易田”,其中美恶之田均得授耕一遍。(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755页。)同时,国家的官营工商业也占据着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注:参阅拙作:《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生活,人民在获得其生存的物质资源上必然只能仰国家之鼻息,造成个人对国家的过度依赖,无法培养出根源于保护个人私产权益,从而发展出政治方面的平等权利意识,也就不可能为此进行艰苦而有效的法权斗争。
战国时代的平民只是一个相当松散的阶级构成,约可分为国家自耕农、私营工商业者和士人诸阶层,在君主统治体制之中,各阶层有着各自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目标,很难形成一个有统一斗争目标的整体力量。自耕农从属于国家,土地由授田制而来,《汉书·食货志》中对其生活状况算有细账,还有其他杂赋、徭役也相当沉重,既然日子艰难,便出现一些农民放弃本业,流入城市转入工商行业,少数有条件者开始走文学、游说、军功、游侠之路。所以,自耕农的上层出现一种分流的趋势,主要从上述几个方面去寻求出路。
私营工商业者从春秋后期开始出现,战国时期已相当活跃,随着从业人数的增加,可以说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私营工商业阶层。其利用当时社会转型统治松弛之机,发展商品经济,应该说已积累起一定的经济实力。其代表人物虽然在纯经济理论方面已达一定水准,乃至自成体系,但在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下,政治方面始终缺乏参与意识,也没有产生有关商品经济秩序、保护私有产权,以及为本阶层民众要求平等政治权利的思维概念,其局限是相当明显的(注:参阅拙作:《东周秦汉私营工商阶层述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2期。)。
士人即文学、游说、军功之辈,可分“正身之士”与“仰禄之士”,前者虽或有“从道不从君”的理念,然往往很难得到君主的重用,时或颠沛流离,坎坷一生。后者追求荣华富贵,不择手段地讨好君主,以谋取私利,这种人占了士人中的大多数。然而他们并非新兴的地主阶级,“军功官僚基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私有经济,其经济来源主要是国家分发给的俸禄及一系列特殊待遇,……该集团的经济只在国家财政统筹运转模式中处于附属地位。其经济地位,更加强了它对君主的依附性。”由此更进一步出现了“食其禄者死其事”这一誓死效忠君主的观念,使其逐渐成为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驯服工具(注:参阅拙作:《试论战国军功官僚集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
当西方古典古代的平民阶级在为争取平等权利而与贵族进行了艰苦卓绝、坚持不懈的政治斗争之际,战国时代的平民却还根本没有这种平等的权利意识,为了寻求出路,其上层佼佼者往往投向君主的怀抱。而当诸侯国君主要求加强专制集权统治之时,极端君主派的法家人物和军功官僚集团便成为其变法的中坚力量与社会基础,他们虽然也与旧贵族进行斗争,但其目的却只在维护以君主为首的一小撮统治者的利益。两者改革的目的和性质既然南辕北辙,其内容、成果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深远意义便自然也大相径庭。三
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改革给人类留下宝贵的遗产:主要是其民主共和制度的雏形及其运作实践,及以民法为其精华的罗马法的不断丰富。“民主”这个词的起源,是古希腊人用来形容自己国家政治制度的,从古典作家的用法来看,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以及给予人民以最高权力。这一付之实践的理想来自二三千年前的西方古典古代的民众,确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大事。当然,其民主共和制度初创之时,存在许多缺陷与局限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正确评价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般认为,由于奴隶、外邦人与妇女都没有政治权力,所以它只是在少部分居民中实行民主,同时上层阶级享有比一般民众更多的权利。如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有人口约31万,其中奴隶有11万,外侨3万不到,公民有17万余人,公民中妇女和儿童不享有政治权利,这样享有民主权利的成年男子才4-6万人左右,仅占全部人口的1/6。所以国内的一般教课书与世界通史之类,大多仍以此而取各种批评态势。其实无须对古人过于苛求,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城邦国家中,能有占1/6人口的数万公民得到民主的政治权利,便已是一个十分伟大的事业!张中秋指出:“如果考虑到历史的因素,那么这个比例在古代世界中当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占有总人口1/6的人享有了民主权利,才使雅典国家与古代其他特别是东方的国家严格区别开来,也才使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法具有了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它已在思想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石。”(注: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古典古代政体的特点是尽量排除个人独裁专权。雅典五百人会议的主席团,每年由十个选区轮流组成,主席团设主席一人,相当于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每天早上抽签决定,任职一天,不得延长,不得连任,以至于有人说雅典每年有三百个元首。克里斯提尼时代,公民大会实行的“贝壳放逐法”,规定对于危害公民自由和现行制度的人要予以放逐,主要即用于防止个人专权的措施。亚里士多德称:“制订此法是由于对当权的人发生怀疑而起,……也被用来驱逐任何其他威势太大的人”(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6-27页。)。并逐步出现一整套相互制约的政治权力机构,雅典甚至已经出现了三权分裂政体模式的雏形。
在雅典,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在罗马,则往往是元老院拥有最高权力,就民主程度来说,罗马要逊于雅典。罗马政治机构中最具个人权力色彩的官职是在特殊紧急情况下设立的独裁官,他实际上是从两名执政官中产生,由元老院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集军事与行政权力于一身,但这种职位是临时性的,一旦紧急情况结束,其职权即告终止,任期一般不得超过半年。只是到了罗马帝国形成的前夕,独裁官的权力才急剧膨胀起来。总之,就罗马共和国整个政治结构而言,没有个人专权,平民也基本取得与贵族较为平等的权利。尽管元老院权力很大,毕竟“百人团民众会议、部落民众会议和平民部落会议具有三重性质:选举、立法和司法。”(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尤其是决议对全体罗马人都有约束力的平民会议。所以罗马共和国完成的是一种被摩尔根称为“半贵族政治、半民主政治”的国家制度(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6页。)。
虽然选举制往往被贵族操纵,尤其在古罗马“财富在百人团民众会议中占有决定性分量。”“虽然一切具备条件的市民均可以要求取得官职,但实际上这些官职都势必只在有限的家庭中沿袭,这些家庭逐渐形成一个狭窄的领导阶层,形成一种新的贵族政治。”然而,重要的是国家官员必须由民众会议直接选举,且受民众监督与对民众负责这一系列制度的滥觞。伯里克利时代,实行了官吏公职津贴制,使下层公民被选上官职由“可能”变为“现实”,得以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亚里士多德说:“因为人民有了投票权利,就成为政府的主宰了。”(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2页。)话虽说得漂亮了一些,但至少选举制度所反映的社会进步,这在古代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
对官吏的监督制度也颇为严密。在雅典,官吏从当选到卸任,总共不过一年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他首先要接受资格审查,以执政官为例,其任职资格先由五百人会议审查,发现问题,就要提交法庭裁决。其二是信任投票,在五百人会议的每一个主席团任期内,公民大会都要对执政官和将军举行信任投票,看其是否称职。如果多数公民对某一官员投不信任票,他就得去法庭接受审理。由于主席团为十个选区轮流组成,任期各为一年的十分之一,所以一年中就有十次这样的信任投票。最后是卸任检查,每个官员任职期满,都由专人(查帐员和助理员)对其在职期间的行政活动和经济帐目进行审查,如发现有违法行为,就送交法庭裁决。在罗马,“执政官在任职期间是不可侵犯的,但在任职结束后,他重新成为普通市民并对他担任执政官职务期间的行为负责,对他所做的侵害私人权利或国家权利的事负责。”(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
雅典的最高法庭叫陪审法庭,其审判官叫陪审员,由三十岁以上公民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大部分是中、下层公民,每五百人组成一个审判庭,共有十个审判庭。至于每个人到哪一个审判庭,审理哪一个案件,都由临时抽签决定,最后投票表决当事人诉讼的胜负。这样的法庭运作较为廉洁公正,因为陪审员评判案件,除本城邦的法律外,就主要凭自己的良心,而无须慑服任何其他权威。古罗马有“向民众申诉”制度,或称上诉权法,如果对执法官的判决不服,公民可以向民众大会上诉,最后由民众大会作出有关裁决。它“使执法官治权中固有的处罚裁量权受到限制”,“被罗马人视为对市民自由权的最高宪法保障”(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当然,其司法民主制度初创时期也演绎出一些冤案,但无须以此来全盘否定此司法民主制的历史意义。
虽然说,要求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力上一律平等的理想是难以做到的(按:就是在今天也做不到),但西方古代社会毕竟将它作为理想提了出来,且在付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一些有关制度与法律,不管其民主制完善程度如何,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它还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创造出灿烂的多元文化成果。古典古代的民主政体也一直在相当艰苦地与僭主、寡头政治相抗争,道路极为坎坷,如雅典出现过四百人政府和三十僭主的残暴统治,最后还是被强权所摧折,罗马共和国也终被帝国取代,但它的生命力终将至近代重放光芒!
在战国变法中我们看到,魏文侯在改革中能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以翟璜为上卿,李悝为国相,西门豹为邺令,吴起为西河守,乐羊为大将,……使国势蒸蒸日上,一时雄冠海内。齐威王在改革时也同样重视各式人才,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淳于髡主客,孙膑为军师,尤其是设立稷下学宫,招揽饱学之士,使其进退自由,一时“群臣进谏,门庭若市”,也使国力激增,强于诸侯。它给后人留下了在君主“人治”统治模式下一些颇为诱人的景色,这种“人治”经验虽也可套以“开明”、“仁政”之桂冠,然其不存在丝毫的“民主”制度之内涵,而终被纳入专制统治的轨道,成为其特定时期的一种补充,只能昙花一现而没有多少生命力。在逐步建立起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中,君主开始独揽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司法、监察等大权,直接导致秦代“皇帝”制度的产生。皇帝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专断一切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主要由皇帝任命,并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皇帝,按皇帝的命令办事,而皇帝却几乎不受任何权力、法律的监督或约束。以皇帝独裁专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持续了二千余年漫长岁月的稳定的统治结构模式。
在君主专制日益残酷统治之下,民众不要说批评君主,就是议政的权利都是被剥夺的。考核官吏的“上计”制度,也只是向君主负责,决非受民众监督,更无须民众的信任投票。朝廷专门设置的有关监督机关,监视的是全国民众乃至百官,直至进行残酷的杀戮。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主要为皇帝的爪牙,震惊天下的坑儒惨案,便是由御史一手承办的,实质上成为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在法家实行“轻罪重刑”统治政策之后,民众完全被残酷的法网所控制。
战国变法以完备君主专制政体为其主要宗旨,在宗法等级的基础上进一步用峻法酷刑贬压民众的社会地位,不存在一星一点的民主共和制度的有关因素,从而中国古代没有一个人懂得什么叫“民主”!所有的人,只要一生下来就是君主的子民,非但没有独立的人格,且其人性被专制统治极大地扭曲,个人的创造力被不断限制与扼杀,在统治松弛的缝隙中产生的私有工商业和市场经济因素,也不时受到残酷的打击与取缔。以后出现的所谓汉唐盛世,主要是吸取乱世教训,采取调整部分统治政策的结果,这类调整是浅表性的,“盛世”也是短暂的,根本不能扭转它一步步走向专制深渊的发展趋势。
中西上古社会完全不同的政治改革道路,不但反映出各自社会组织、政治技术诸方面的殊途,而且还显露出人们价值取向、人格神韵方面的迥异。在古典古代社会残酷的奴隶制表象之下,旋转着一个承认“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合理内核,人们开始追求每个自由民平等地位的社会理想,实践中采用民法(罗马法)进行统治与调节;而中国古代社会在强化国家共同体的号召之下,以君主为轴心的统治者为至高权威,决不允许有些微的违忤与怀疑,通过不断放大刑法的残酷性来维护其专制统治,走向一种普遍的奴隶制。这一段早期历史道路,其所创制度中所隐含着的精神文化内涵,给两者社会日后漫长的发展历程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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