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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贡献给世界的一个普遍价值观,可以与西方文化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普遍价值观相提并论。中国的经典书籍《礼记》中,生动地描绘了“大同社会”的美妙与和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谐”理念最早的文字表述,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期。“大同社会”代表了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从此中国人民对和谐世界的探索与追求不断延续,直至今日。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本文就此简单探讨一下中国传统文化思考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以期合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做到古为今用,从而加快构建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儒家理论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认为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其主要内容简单说就是是仁和义。仁义的观念是儒家思想最为强调的观点,以前人们说某某人是伪君子,骂他“假仁假义”,就是说仁义观。其实儒家仁义观是一种高尚的个人道德情操观,他要求人们做事情必须符合道德标准。如果是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是“不义”的行为,用一个为孔子和后来儒家学者所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义”与“利”之间的辩论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热门话题。
其次,儒家理论强调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和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被儒家经典理论提倡的一个和谐社会的基本次序。“家和万事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直接影响社会的平安、和谐。儒家思想强调依靠道德的规范作用来实现家庭和谐,通过提炼、宣扬相应的伦理规范来调适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及和谐繁荣的道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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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平台是课程教育的延伸和扩展,要结合高校实际,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加强高校之间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学术研讨、课题研究、艺术展示、访问学者等方式,搭建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交流沟通平台,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其中。既强调学习交流,又注重发展创新,让学生在充分贴近吸收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寻找创作灵感源泉,探索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血液,中华文明在经历几千年的发展后,留给我们后人如此巨大的精神财富,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广大美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坚持民族化、本土化,融合国际化、全球化,美术教育一定能够更加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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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外来文化想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发展都必须根植于当地的本土文化,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当地文化发展中起作用,并且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力量来运用到实践中,对实践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虽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离开本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孤立的科学,就像一颗没有根基的大树,即使生命力在强,生长的在茂盛,也不会长青。
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开放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它要求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继承和发展相统一,具体与一般相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只有建立在优秀的本土文化之上才能发挥出其规律性、科学性的作用,从而形成指导性,来指导实践。同时,离开本土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就达不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更谈不上大众化。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形成的庞大的文化体系。在这个文化体系中包含了很多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建筑,自然风光,医学,各种文艺形式,传统观念,地方习俗,手工,服饰等等。每个中国人就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或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不断的受其熏陶,对人民大众的思想不断的进行渗透。比如孩子出生就受到父母的传统礼仪教育,小学生就会学到三字经,中学就会对儒家思想有很深的理解,我们平时打开电视也能看到各地的传统戏剧,节假日会去名胜古地旅游,几乎每个中国人从小就过的各种中国的传统节日。总之,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入人心,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实现大众化一定要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群众基础,及人民大众对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只有这样才能缩小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感,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畏惧的感,使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指导实践的理论,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在全面学习和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的研讨会上讲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习总书记强调了我们要发展传统文化,丰富传统文化的内容。他为我用,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现代化,使其具有时代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传统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变化的,只有这样传统文化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并为之而服务的。从中国的文化发展史看,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在不断的接纳新思想,新文化,新内容。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结合。大约在两汉时期佛教就已经传入到了我国,在两晋南北朝社会大动荡期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佛教思想中宣传的关于善恶因果与修行,和儒家思想有相同之处。例如佛教中的善之业因必有善之果报,恶之业因必有恶之果报,与儒家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佛教和儒家思想相互融合相互渗透,除此之外,佛教的经文,绘画以及雕刻艺术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后期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历史发展到今天,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的,因此,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就必须吸收其他优秀的文化的精华,而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优秀的文化,而且是科学的,辩证的,唯物的客观真理。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最有益的补充。
主席在《传统文化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中讲到:“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应该吸收和借鉴“人类所创造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来实现文化的科学化、现代化,为个人进步、国家发展、和创造美好的人类社会而服务。
首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世界化提供了途径和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经历几千年的历史,不断发展,不断演变,进入现代社会以前经历以渔猎为主的原始社会,以农业副业经为济基础的奴隶社会和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近百年来,中国社会聚变,传统文化已经很难适应中国社会的大发展、大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工农业的现代化,为了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的上层建筑,我们的文化业必须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并不是放弃历史放弃传统,而是要吸收优秀的文化,使传统文化现代化。
进入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当时最现代的思想,中国的无数的知识分子和革命人正是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强大性、科学性和现代性,坚定不移的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与传统文化相比,马克思主义显示出了文化的优势,而且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力的结合后,摒弃了自身的劣势和不足,接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本质的升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已经有力的证明了,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使传统文化摆脱了发展的困境,马克思主义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途径和方式。
其次,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世界性的科学理论,但是它的世界性必须得通过民族性才能体现出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仅政治经济全球一体化,文化的发展也在全球化。现在几乎没有哪一种文化是绝对的本土的,民族的文化,更不会有哪一种文化是凌驾在民族之上的绝对的世界性的文化。因此文化的发展就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所讲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世界性的,科学性的,它的普遍性、世界性要通过各个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它的科学性可以用来指导和把握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就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接收一切科学的优秀的文化,树立民族精神,继续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我要借鉴和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发展模式,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使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能够正确指导实践的理论。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要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世界性,使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正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世界的文化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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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与旅游的关系范本参考:
1、“中国”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夏朝(约公元前22世纪公元前17世纪),秦统一全国后,始称中国,沿袭至今。中国还有许多别称,如:“神州”、“中华”、“华夏”、“九州”等。
2、海内外华人都称为炎黄子孙。“炎”和“黄”是远古时代两个部落首领炎帝和黄帝,相传他们联合统一了华夏,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炎黄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右图为黄帝像。
3、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上,以禹为代表的夏后族起过重大作用。夏后族以华山作为自己的活动中心,所以又获得了华夏族的称号。今天,人们用“华夏”来代表中华民族。“华夏子孙”也是海外华人感到自豪的光荣称号。
4、爱国、爱乡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准则。为祖国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乃至献身,是最宝贵的品格。由此而产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中华民族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祖国统一始终是各民族的共同要求。
5、自强不息包含着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自主和自立,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顽强的生命力和百折不挠的开拓进取精神,使人们以积极、乐观、有为的态度对待人生,使勤劳刻苦成为中华民族的品格,从而维系着民族独立,推动着民族进步。
6、中华民族崇尚道德,认为个人品德的好坏是国家政治好坏的关键。因此人人都应恪守道德准则,以德才兼备为人生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伦理道德型的文化。
7、中国人历来重视实际,深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崇尚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追求人生理想,实现人生价值,这就是中华文化的 求真务实精神。
8、中华文化包含着宽容大度精神,主张各民族、各国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实现“协和万邦”。
9、《周易》,又称《易经》,简称《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著作和百科全书。它蕴涵的思想内容渗透在中国天文学、物理学、预测学、数学、医学、武术学等各个领域。
10、《周易》被国外看作是中国5000多年文化科学技术的源头活水,引起了西方众多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出现了世界性的 “易学”。
11、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社会经历了划时代的变革,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发表不同的主张,产生了儒、道、墨、法等各家学说,出现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局面,这就是“百家争鸣”。它对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2、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诸子指各派的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孔子、孟子,道家的老子等。百家指各学派,如儒家、道家等等。
13、 老子,名李耳,又称老聃,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末期的思想家,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后来被推崇为道家的始祖,道教的教主。
14、老子把“道”看作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最终根源。他的学说记录在《老子》(即《道德经》)一书中,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15、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人,儒家的创始人(左图)。他提倡“仁”,主张“克已复礼”,首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在政倡德治和教化。晚年编订《诗经》治上提、《尚书》、《春秋》等。
16、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孔子被尊为“圣人”。孔子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心理素质产生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以宽阔的胸怀,兼容并蓄,使各民族文化不断交流融合。
17、庄子,战国时期哲学家。他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主张通过“坐忘”达到逍遥自得的境界,提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观点。著作有《庄子》。右图为清任熊绘的《逍遥游》表现“庄生逍遥游”与“老子守元默”的情形。
18、孟子,名轲,战国时期人。他把孔子“仁”的学说发展成为“仁政”学说,阐述了儒家重民思想,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他的学说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影响很大,著作有《孟子》。
19、 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宣扬“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派。该派把“道”看作宇宙万物的本源,崇尚自 然。主要代表人物有 老子、庄子,所以又称“老庄之学”。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仅次于儒家思想。
20、 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尊奉孔子学说、崇尚“礼乐仁义”的学派。该派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提倡“忠恕”、“中庸”,宣扬“德治”、“仁政”。孔子为该学派创始人。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统治中国思想达2000年。
21、中国古代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方面,就用阴、阳这两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把阴阳交替看作宇宙的根本规律,用阴阳来比附社会现象,引申为上下、君民、夫妻等关系。
22、“五行”是把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看作构成万物的元素,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 样性的统一。后来人们根据 阴阳五行理论进行某些实际观察和经验总结,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化学、历算、医学等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23、“八卦”也称“经卦”。《周易》中的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每卦又 象征多种事物。《易经》六十四卦就是由八卦两两相重叠组成。这些抽象符号组合的原理在中国古代曾有不少具体的运用。
24、《莱根谭》是明朝(公元1368——1644年)洪应明晚年所写的一部语录体的说理劝世的作品,是一本论述修身、处世、待人、接物、应事的格言集。该书精彩论说了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的深刻道理。
25、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从南宋开始被称为“四书”,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依据。
26、汉武帝时设立“五经”,指《易》、《书》、《诗》、《礼》、《春秋》。四书五经保存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哲学思想,并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27、修齐治平是儒家用语,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简称。儒家主张由近及远,由已及人,从“修身”做起,以“平天下”为理想,形成伦理政治哲学的整个体系。出了农业社会的生活规律;节日活动中的 祭祖仪式和合家团圆之乐,带有祖先崇拜的 痕迹,体现了中国节日中的伦理特色;同时,中国的节俗追求 平安吉祥、 驱病灭灾,不少节日活动避凶就吉,反映了与古人禁忌的某些关系。
28、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之一,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统一,是中国古人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一致、和谐地共存共生的思想境界。
29、孝是中国古代的道德规范,主要指 孝顺父母,尊敬长辈。
30、“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北宋(公元960——1127年)范仲淹(左图)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表现了一种忧国忧民、先人后已、大公无私的高尚胸怀。
31、“慎独”是儒家用语,是指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 谨慎,符合道德标准。宋明理学家把“慎独”作为重要修养方法之一。
32、 道教是东汉(公元25——220年)时在中国民间兴起的一种宗教, 它来源于战国时的道家思想和神仙方术,崇奉黄帝和老子为教主。
33、儒教,也称“孔教”,是封建统治者把孔子神圣化,把孔子学说当成宗教,以维护自已的统治。它和佛教、道教并称为中国三大宗教。
34、佛教,在西汉(公元前206 ——公元25年)时传入中国,到隋(公元960——1127年)范仲淹(左图)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表现了一种忧国忧民、先人后已、大公无私的高尚胸怀。
31、“慎独”是儒家用语,是指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 谨慎,符合道德标准。宋明理学家把“慎独”作为重要修养方法之一。
32、 道教是东汉(公元25——220年)时在中国民间兴起的一种宗教, 它来源于战国时的道家思想和神仙方术,崇奉黄帝和老子为教主。
33、儒教,也称“孔教”,是封建统治者把孔子神圣化,把孔子学说当成宗教,以维护自已的统治。它和佛教、道教并称为中国三大宗教。
34、佛教,在西汉(公元前206 ——公元25年)时传入中国,到隋(公元581 ——618年)唐(公元 618 ——907年)时期达到鼎盛;宋朝以后,佛教的某些基本教义被儒家所吸收。佛教思想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35、朱熹,南宋(公元1127——1279年)哲学家、教育家(右图),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和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在哲学上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他从事教育50多年,强调启发式的教育方法。他的理学主张在明(公元1368——1644年) 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影响很大。
36、中国民族节日的产生与演变,跟远古农业生产、祖先崇拜和原始禁忌有密切关系。节日本身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生活规律,节日活动中的祭祖仪式和合家团圆之乐,带有祖先崇拜的痕迹,体现了中国节日中的伦理特色;同时,中国的节俗追求平安及想、驱病灭灾,不少节日活动避凶就吉,反映了与古人禁忌的某些关系。
37、中国最大、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是春节,是每年农历正月初一日。春节的各种活动从前一天除夕开始,有贴春联、放鞭炮、吃年夜饭、守岁、祭拜天地、祖宗、亲友间互相拜年等。
38、阴历正月十五放花灯,称为灯节,或称“ 元宵节”。这一天,人们有观灯和吃元宵的习惯。
39、清明节,一般在公历四月五日前后,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唯一同节气合一的节日。这一天人们常要扫墓祭祖, 郊外踏青。
40、阴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或五月节,据传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左图)演变而成的。人们在端午节有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
41、每年阴历七月初七,是乞巧节,又称“七夕”,起源于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中国特有的爱情节或情人节。
42、中秋节在阴历八月十五,这个节的习俗是赏月、吃月饼。人们还把它叫做“团圆节”。
43、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合称中国的三大传统节日。
44、重阳节,即阴历九月初九。古人以九为阳数的代表,二九相遇,故名“重阳节”。重阳的风俗主要是 登高、赏菊、饮酒,以避不祥。在中国大陆重阳节已演变为敬老节。
45、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属于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就有1000多个。节日多以歌舞、文体等娱乐活动为主,带有 祭祀、纪念和祝颂的性质。著名的少数民族节日有“泼水节”、“火把节”等。
46、泼水节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阿昌族等最大的节日。每逢傣历新年,人们都互相泼洒洁净的水,表示 除污秽,迎接吉祥幸福的新年。
47、火把节是白族、彝族、拉祜族、纳西族传统盛大节日。阴历六月二十四,人们在村寨中的空旷地带树起火把,大小火把一起点燃。人们除了围在一起唱歌跳舞外,还拿着小火把绕田埂行走,一边走一边往火把上投洒松脂粉。传说这样可以烧虫灭害,保证水稻丰收。48、在中国古代的信仰中,大都认为天地是最神圣的。天神称为“皇天上帝”、地神称为“后土地”,合称“ 皇天后土”。人们要想五谷丰登、避祸求福、安享康泰,就要对天地神灵顶礼膜拜。这就是人们的天地崇拜。
49、祖先是人类延续的根本。周代(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56年)初年形成宗法制,把祖先崇拜制度化。自那时起,不但帝王祭祖,官员百姓也祭祖。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祖先的太庙(右图)。
50、天地崇拜、祖先崇拜和君师崇拜被称为中国人的三大崇拜。“君师圣贤”实际上是指那些在历史发展中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君”指历代帝王,“师”是指那些可为万世师表的圣人,传统上多指孔子和关公两个人。
51、“妈祖信仰”在海峡两岸甚为流行,特别在台湾省,对妈祖的信仰历久不衰。“妈祖”也称“天妃”、“天后”、“天后娘娘”,两岸奉为海神。其实是宋代初年的一位女性,姓林,今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人,善观气象,可预知海上风浪,使当地渔民免除许多海难,死后被奉为神灵,祭祀烟火不断。
52、中国的婚姻制度在古代经历了相当长的演变和发展,才形成一夫一妻制。在旧社会,婚姻必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娶时须行“ 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53、中国古时候结婚时,新郎把新娘接回家后,举行结婚仪式,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然后夫妻 对拜,最后饮合卺酒,又称 交杯酒 。后来又发展成合鬓的仪式,即夫妻并坐,将两人一缕头束在一起,“结发夫妻” 一词由此而来。
54、在中国中南地区的哈尼族、傣族、佤族、布朗族、景颇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普遍流行一种叫做“串姑娘”的习俗,就是小伙子通过对歌、交谈等方式找姑娘谈情说爱,选择配偶。
55、近现代流行于佤族、傣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中的抢婚习俗,只是结婚的一种仪式,程序和 内容都是约定俗成的,也就是假抢。在此之前,双方早已换过婚礼,选定成亲日子,在迎亲那天,男方组织一帮人,把新娘“抢”回家去,新娘则大呼救命,女方家人假追一通。
56、云南的彝族、白族和湘西的土家族有“哭嫁”的习俗。新娘出嫁前由父母、伴娘或女友相陪哭嫁,实际上是带哭腔的对唱。一般表达的是对父母、女友以及家乡难以割舍的感情,或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谢。
57、龙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变化莫测的神物,使人感到神秘,同时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崇拜。封建帝王把它当作自己的化身,自称“真龙天子”;平民百姓把它当作神灵,表现出极大的虔诚。经过几千年的演变,龙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海内外的中国人都自称是“龙的传人”。
58、龙的形象被描绘成“角似鹿,头似骆(或头似马),眼似鬼(或眼似虾),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左图)。龙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精神象征,由此而产生内涵丰富、思想深遂,外形充满力感、动感和美感的“龙文化”。
59、凤是中华民族的祥瑞动物之一,凤凰是鸟图腾的丰富和发展, 也是由人们借助想象创造而成的,被看作是仁义道德、天下安宁的象征。
60、麒麟是中华民族的又一祥瑞动物,一般认为它是由鹿及其同类演变而来的,具有统一与太平的象征意义。后来,人们多以麒麟比喻杰出人物,称聪明的小孩子为“麒麟儿”。#p#副标题#e#
61、龟是实有的动物,以其能负重、能长寿、能预知吉凶而成为瑞兽灵物。汉代以来,以 “龟龙”比喻人中英杰,以“龟龄”比喻高龄。
62、在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喜欢将经冬不凋、葱绿常青的松、竹和傲雪凌霜、冲寒怒放的梅花,并称为“岁寒三友”(右图)。
63、饮茶的习惯发源于中国,茶至今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唐代陆羽著《茶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 陆羽 因此被尊称为“茶圣”、“茶仙”。
64、陆羽的《茶经》之旨在于品,即注重茶的意趣而不注重它的功用。这也是中国茶文化的灵魂所在。
65、茶叶的品种有很多。大的品种有红茶、绿茶、乌龙茶、花茶、白茶和紧压茶。
66、中国名茶相当多。红茶中以祁门红茶最出色;绿茶中以 西湖龙井、苏州碧螺春、黄山毛峰、六安瓜片等最著名;乌龙茶中以福建武夷岩茶为最佳;福建的茉莉花茶是花茶中的“魁首”;白豪银针是白茶中的上品。
67、中国饮食文化世界闻名。从中西饮食文化的比较来看,西方的烹调化身于天然,多从营养学的角度去考虑菜肴的结构和食品的成分;中国的烹调则化身于艺术,多从色、香、味、形去注重菜肴的外部表现和口感。
68、通常说中国的“ 八大菜系”是指:鲁(山东)菜、川(四川)菜,粤(广东)菜,湘(湖南)菜,闽(福建)菜,苏(江苏,主要指淮扬)菜,浙(浙江)菜,皖(安徽)菜,湘(湖南)菜。著名的“北京烤鸭”源于山东,“龙虎斗”是广东名菜,“佛跳墙”则出自闽菜。
69、中国人的姓名都是姓在前,名在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按照传统的习惯,中国人一般姓父亲的姓,但也有姓母亲的姓。名,代表一个人的符号,表示一种特定的含义或良好的愿望。
70、我国汉民族的姓氏有很多,在北宋时,有人对姓氏作了收集统计,编了一本《百家姓》,把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便于诵读和记忆,以后便广为流行,以致作为识字的课本。其实,《百家姓》并不止100个姓,这本书上共收了500多个姓。而实际上,中国人的姓多达数千个。
71、中国姓氏的来源相当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最早产生的姓,即真正意义上的姓,如 姚、姜; 二是以国邑为姓,如 鲁、宋;三是以官职为姓,如史、司马;四是以先辈的名或字为姓,如牛、关; 五是以 排行为姓,如孟、季;此外还有以爵号、谥号、居地、职业、事物、避讳和少数民族的称呼转 化而来的姓等。
72、中国历代工艺美术品制作精巧,具有优良的民族传统和地方风格,是中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如商、周的青铜器和玉石雕刻,春秋、战国的漆器,汉、唐的丝织,宋朝的刺绣,明清的瓷器和景泰蓝等,为国内人民所喜爱,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右图)
73、中国织绣工艺,品种繁多,绚丽多彩。刺绣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著名的品种有江苏苏州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广东的粤绣和四川的蜀绣,合称为“四大名绣”。
74、中国古代建筑从总体上说,是以木结构为主,以砖、瓦、石等材料为辅。它的主体结构是在前后木柱之上架设多层木梁,沿着梁垂直的方向再搭设木檩,在柱子上部、屋椽之下有一块“斗拱”,这是东方建筑所特有的构件。从外观上看,古建筑都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
75、中国武术在国外被称为中国功夫,是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攻防格斗等动作为素材,按照一定规律进行格斗,或编成徒手和器械的各种套路进行演练的民族体育项目。著名的徒手拳术有少林拳、武当拳等。
76、京剧是中国戏曲中诸多剧种的典型代表。京剧表演的艺术形式或艺术手段主要是 唱、念、做、打四种,组成一个十分和谐的整体。京剧的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京剧剧目非常丰富,有五千多个传统剧本。影响最大的有“三国戏”、“杨家将戏”、“红楼戏”。
77、 梅兰芳(左图)是中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 格并开创了影响深广的“梅”派。 和梅兰芳齐名的三个著名的旦角演员,即程砚秋(御霜)、荀慧生(令香)、尚小云(绮霞),合称为京剧“ 四大名旦”。
78、 相声是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形式,是具有戏剧风格的语言艺术。它博采其他艺术说、学、逗、唱之长,以说为主。相声艺术的特点就是笑,无笑就不能算相声。相声艺术的笑来自它特殊的艺术手段——抖“包袱”,就是让可笑的东西突然地出现在观众面前,使观众大笑。
79、 南戏是中国最早的正式戏剧。北宋末年诞生于商业繁荣的温州地区,由街坊小唱发展而成,逐 渐流传到南方广大地区。演唱形式有独唱、合唱等,舞台气氛比较活跃、热烈。
80、中国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粹之一。从艺术上讲,它和西洋画有根本的不同。中国画注重“神似”,以写意为主,注重表现画家所追求的 意境和情趣。中国画家经常以诗入画,以印入画,而以书法入画为最重要。
81、清朝乾隆时期有一批在扬州卖画的画家,他们主要以写意花卉为主,自由抒发性灵,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被当时“正统”派视为“偏师”、“怪物”。最具代表性的有八个人,即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 、郑燮、李方膺、罗聘,后人称他们为“ 扬州八怪”。
82、“扬州八怪”中影响较大的是郑燮,号板桥,诗、文、词、曲都写得很好,书法也很有特色,但以画最为有名。当时人们赞他有 “三绝”(画、诗、书)、“三真”(真气、真意、真趣)。郑板桥以画兰、竹和石头出名,他的画充分体现了思想与个性,形象丰富多样,极其生动。
83、中国古代的乐器,共分为 吹、拉、弹、打四大类,分别由金、石、土、木、匏、革、丝、竹等八种材料制成,史称“八音”。湖北省出土的著名的曾侯乙编钟,在八音系统中属金,是打击乐器,用大小不同的铜钟来显示音质。
84、中国有56个民族,都有各具特色的大量民歌,其中汉族的民 歌数量最多,分布是最广,主要可归结为号子、山歌、小调三类。 北方民歌以粗犷豪放见长,南方民歌以委婉秀美著称。而少数民族的民歌,更是五彩斑孄,美不胜收。
85、号子是在劳动过程中创作并演唱的、直接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民歌。一般具有简明、直接的表 现特点和坚实有力、粗犷豪迈的风格。其音乐节奏与劳动节奏相吻合,具有鲜明的律动性。如四川的《川江船夫号子》。 86、山歌是在山野劳动或生活场合中演唱的声调高亢、节奏自由的民歌。一般具有直畅的表现特点,旋律常上扬。如陕北的“信天游”、广东的“客家山歌”。
87、小调是在劳动之余休息、娱乐、节庆等场合中演唱的民歌。一般节奏较整齐, 旋律较曲折,表现较细腻,手法较丰富。如《茉莉花》、《绣荷包》。
88、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点是重视道德的培养,基本方针是教人怎样做人。
89、中国古人很重视家庭教育。史书上载有“孟母三迁”的故事,说的是孟母懂得环境对儿童教育的影响,她煞费苦心地把住处从墓地迁往商市,又从商市迁到学宫旁边,这时孟子才开始读书习礼,孟母高兴地说:“此真吾儿之所居也”。
90、隋朝(公元581——618年)开始采用考试方法选拔官吏,唐代继承、发展和完善了隋代开创的科举制。它的基本做法是设立科目,以考试举士,经过分科考试,依照成绩从中选用人才,授给官职。
91、北京故宫是明清两朝皇帝的宫殿。它是东方最大的古代宫殿,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
92、故宫所在地称皇城,亦称紫禁城。辛亥革命(1911年)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制度,这里才逐步开辟为接待广大群众的博物馆,称北京故宫博物院。
93、北京有许多名胜古迹,著名的有 芦沟桥、天安门、故宫、八达岭长城、 天坛、北海、颐和园、 雍和宫、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十三陵等。
94、长城始建于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是汉族统治者为抵御外族入侵而建造的防御工程,总长约7000公里,相当于14000华里,所以称万里长城。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是明代长城。
95、北京附近的八达岭长城是世界著名历史人文景观。
96、“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指的是苏州和杭州。
97、杭州西湖风景优美妩媚,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的游览胜地,周围有很多名胜古迹,如灵隐寺、岳飞墓等。“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小瀛州(三潭印月)是观赏湖光山色的佳处。
98、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是峰林状花岗岩高山构成的山岳风景名胜区。黄山美在奇松、怪石、云海、 温泉“四绝”,尤以 迎客松的美姿著名。
99、泰山位于山东省 泰安市。主峰1545米,常被喻为中华民族伟大崇高的象征。泰山是五岳之首,古称“东岳”,亦称“岱山”,“岱宗”(左图)。
100、敦煌在中国甘肃省西部,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 佛教经西域传到这里,使敦煌较早地融合了佛教的文化艺术。 敦煌 莫高窟千佛洞壁画,是中外闻名的艺术宝库。
101、桂林的山、漓江的水,一向以山青、水秀、洞奇、石美 而闻名世界,有“ 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称。
102、峨眉山在四川省乐山地区,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主峰金顶海拔3099米。登金顶可观云海、日出、“佛光”、“圣灯”四大奇观。
103、被称为“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的乐山大佛位于四川乐山市,是唐朝开凿的,佛像通高71米,头部宽10米,肩宽28米,脚背可围坐100多人,是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与山、水、寺、塔共 同组成一处蜀中胜景。
104、长江三峡是 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的总称,它西起四川奉节,东至湖北宣昌,如同一幅巨大的山水画卷,舒展在中国大地上。
105、北京颐和园(右图)始建于清代乾隆时期,原来的名字叫清漪园。是中国皇家园林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保留至今的最完整的一座皇家园林。颐和园面积4000多亩,主体是万寿山和昆明湖。
106、上海,简称“沪”或“申”,位于太平 洋西岸,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是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是中国经济、金融贸易中心。著名的浦东开发区即在这里。
107、西安古称长安,是陕西省省会。秦、汉、唐等10个朝代曾在此建都,作为都城的时间达1000多年,这在中国是唯一的。汉唐时期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就是以长安为起点的。
108、西安的名胜古迹主要有秦始皇陵、大雁塔、碑林、秦兵马俑等。
109、1974年在陕西省临潼县发掘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气势雄伟,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这些陶制的兵马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
110、承德 避暑山庄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建于1703——1792年,是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
111、普陀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素有“海天佛国”之称。
112、冰灯是哈尔滨市独创的一门艺术。每年1月5日是这座冰城的 冰雪节,以冰灯为核心,辅以各种冰雪活动、文化经济活动,吸引着海内外游客。
113、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面积35788平方公里,山青水秀,风光绮丽,名胜古迹很多,其中日月潭、阿里山最著名。
114、钱塘江潮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江潮。每年阴历八月十八日潮势最大,这一天世界各地游客纷纷来到浙江海宁观潮。
115、岳阳楼座落在湖南省岳阳市西门城楼上,毗邻湘北洞庭湖,风景优美。它是中国素负盛名的古建筑,与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齐名,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
116、天一阁在浙江省宁波市城西,建于明嘉靖40至45年(公元1561——1566),是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 藏书楼。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图书馆建筑,也是中国最早的私人图书馆,当时藏书数万卷。
117、布达拉宫(左图)坐落在西藏“日光城”拉萨的红山上。布达拉,梵语意为“佛教圣地”,是世界 上最高的宫殿,也是藏族文化艺术的宝库。
118、黄帝陵位于陕西省黄陵县西北,相传是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陵寝。黄帝陵周围古柏参天,庄严肃穆。
119、孔庙位于孔子的故乡山东省曲阜,占地22万平方米,庙中主体建筑大成殿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泰山岱庙天兄殿并称中国三大殿。
120、中山陵坐落于南京紫金山麓,是孙中山先生的陵墓。
121、苏州,又名 姑苏城,位于江苏省,是一座水城,苏州以园林众多著称于世,集中了中国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等,各具特色,著名历史古迹有 虎丘、寒山寺等。
122、美丽富饶的 西双版纳,是 云南南部傣族聚居区。“西双版纳”是傣语“十二千块田”的意思。古代称为“勐巴拉纳西”,意谓“美好、理想而神奇的乐土”。
123、黄龙寺九寨沟风景名胜区位于 四川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松潘县境内,自然景观奇特、原 始生态保存完好、具有重要科学和美学价值,是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之一,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保护遗产的名录。
124、 泉州在福建省东南,从唐代起,就以对外商贸驰名,元代时冠于全国,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最大贸易商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方。
125、江南水乡周庄,位于苏州城东南30公里处,环境幽雅,建筑古朴,仍完整地保存着原来水乡的建筑格局。著名画家吴冠中赞誉:“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
126、江西庐山是举世闻名的 避暑胜地,幽雅明秀,风姿卓绝。顶峰汉阳峰海拔1474米。
127、永定土楼在福建省境内,是独特的 客家山村民居建筑。土楼厚度大,隔热保温,是旧时客家人自卫防御的坚固楼堡。土楼是客家人的艰辛汗水与聪明才智的结晶。
128、武夷山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位于福建,武夷佳景,美不胜收,以九曲溪、一线天、虎啸岩、水帘洞等最有名(左图)。
129、位于湖北省的武当山,因自然风光、道教中心、建筑艺术、武术流派(武当拳术)而驰名中外, 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30、武陵源位于湖南省,石英岩峰林 峡谷很有特色,有许多古稀植物,被联合 国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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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的话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就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支系不同,互不统属,故称为“百越”。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中国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内容提要】 中国 是一个多民族、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密切。可持续 发展 的思想和战略是在寻求人文、资源和生态环境三者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 现代 化进程中,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功能,是一项应当深入 研究 的重要课题。
【摘 要 题】民族文化
【英文摘要】 China is of multi-ethnic,multi-eco-enviromental and multi-cultural.In China the etnic cultures have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environment. The idea and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e from the process of searching harmonious relations among humanity,resources and eco-environment.How to make us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function which is favorabl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now an important task worthy of deep research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关 键 词】民族文化 / 生态环境 / 可持续发展
ethnic cultures/eco-environmen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论文正文】
一、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元现象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由于地域辽阔,地理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各民族生活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在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概括说来从新石器 时代 起,在中国多民族文化中,就形成了下述几个主要的生态文化区:
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具有以细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文化遗址缺乏陶器共存,或陶器不发达,这体现出随畜迁徙的“行国”的特点。
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中游以仰韶文化及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后来发展为夏文化,下游以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后来的发展应为商文化。
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中游以湖南石门皂市下层、大溪文化及京山屈家岭文化为代表,文化的主人尚待进一步研究。下游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及良渚文化为代表,发展为百越文化。
以上三大文化区,除黄河中下游的旱地农业文化区为中原的华夏族——汉族所创造外,北方的畜牧业文化和南方的稻作文化,则分别为我国古代民族胡人和越人所创造,而且基于其 经济 、文化力量,各自形成了强大的 政治 力量。
此外,在我国南方尚有山地耕猎文化区,包括部分滇黔山区、湘桂山区及武夷山区的苗、瑶、畲等民族文化,垦殖山田,辅以狩猎,部分低平地区间种水稻,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康藏高原有以耐寒青稞为主要作物和畜养牦牛的农作及畜牧文化区,以藏族为主创造出独特的藏文化。在西北则有经河西走廊至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边缘的绿州灌溉农业区兼事养牲业的维吾尔、乌兹别克等族,创造出具有特色的绿洲文化。此外有西南山地火耕旱地农作兼事狩猎的文化区,包括分布在藏南、滇西北至滇南的横断山脉南段山区的珞巴、独龙、怒、傈僳、景颇、佤、基诺等民族,他们创造了适应亚热带山区环境,具有一定共性而又各具特点的文化。其他如海南岛五指山区的黎族和 台湾 的高山族,也都有各具特色的文化创造。
如上所述,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类型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处于类似生态环境的民族其文化创造虽各有特点,但却具有一定的共性,例如,傈僳、景颇、佤等族。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不同,处于相同或相似 社会 发展状况的不同民族,在适应和改造各自的 自然 环境过程中,却创造出不同特点的文化,例如藏族和傣族。当然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还受其他 历史 因素和民族关系等的 影响 ,以及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历史条件的作用,因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三大文化区即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和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在全国各地区中只有云贵高原才能较清楚地看到这三大文化共同存在。换言之,云贵高原是三大文化延伸、接触和交融的地区,犹如地壳上三大板块的接触和碰撞,从而形成云贵高原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原因在于:
第一,云贵高原是青藏高原到东南丘陵地区的过渡地带。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往东便下降到海拔 1000 到 2000 米的高原和盆地,是即云贵高原(主要指滇东及贵州等地)。云贵高原东缘一线往东是 1000 米的以下的丘陵和 200 米以下的平原。云贵高原总的说来北高南低,滇西北的横断山脉虽然海拔 3000 米以上,但怒江、澜沧江、沅江等由北往南纵贯其间,山势愈往南愈开阔,形成不少海拔较低的亚热带河谷盆地。由于这种独特的地形和地势,使云贵高原呈现出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具有热、温、寒三带景色,有的地区,主要是滇西北和黔西北宜于游牧 经济 的延伸,低平的河谷盆地则适宜于稻作文化的存在。甚至在同一地区因海拔高度不同,而垂直分布着不同的民族。
第二,由青藏高原东部南下的横断山脉诸山,山谷深切,形成纵贯南北的几条大江,由西往东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及岷江。这个六江流域地带,形成 历史 上纵贯南北的民族流动的走廊地带。
较早见于 文献 记载的有关这个地区的民族流动,是西北以游牧为业的羌族。战国时期羌族主要居住于今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位于上述民族走廊的北端,青藏高原东麓之间。秦兴起后势力向西扩张,部分羌人首领“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与众羌远绝,不复 交通 。其后子孙分别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 [3] 这些羌人即沿上述民族走廊南下,以后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这 自然 并不排除秦兴起之前,已有羌人游牧于走廊之南的一些地区。
云贵高原东缘乃是广西山地、丘陵和平原地区,地势低,气候湿热,自古就是百越民族分布的地区。《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的话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就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支系不同,互不统属,故称为“百越”。然而百越的分布尚不止此。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用武力平定岭南越人地区将其纳入郡县制度进行治理,在南越地区设立南海郡(今广东),在西瓯、骆越地区设立桂林郡和象郡。值得注意的是象郡的地域竟然包括了今贵州乌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把这块地区也视作越人分布区。这说明越人在稻作文化延伸的地区有所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百越民族及其文化是后来才迁移到云贵高原上去的。例如今贵州乌江以南和云南滇池地区,考古工作者都曾发现具有越人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这说明云贵高原的某些生态环境是适宜于百越文化延伸和扩展的。
至于属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汉文化,秦汉时期由于推行郡县制度,有利于华夏——汉文化向西南地区扩散。汉族移民、郡县官吏和商人,带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是封建制度和礼俗以及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产品。由于 政治 、经济和通婚等多种原因,汉族中融合了少数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中也融合了汉族成分,这些就形成了民族文化的交融。
总之,由于云贵高原地理生态环境的独特性,使前述 中国 三大文化得以在这里延伸、接触和交融,从而形成云贵高原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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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性主要表现在哲学和以人为本方面以及注重实践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精神是一致的。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探析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探析全文如下: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备受学术界重视,并得到一定程度的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相结合,在历史发展时期推动着我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实现具备科学发展特色的现代化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加适应中国发展国情的新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总结革命经验,实现马克思主义化。
《辞海》将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广义的层次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层次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思想、风俗等。中国传统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在中国大地上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相对于现时代而言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与文化成果。
(一)中国近代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需要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是我国近代民族危机和我国近代社会危机所需要的一种科学的社会理论依据。它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的变化标志着我国社会将步入一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社会发展局面,列强的入侵与凌辱,使我国社会的发展处于被动的发展境地。十月革命的成功,给我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这之后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我国的社会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通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性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在辩证法和唯物论方面的相通性。二是以人为本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视人为万物的中心,人的存在具有他物不可比拟和取代的地位及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精神是一致的。三是。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实践,把实践看成理论的来源和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实践观念在中国古代表现在对知行观及其关系的认识理解上。四是社会理想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同世界。这种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本质上虽不是等同意义的社会,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内在精神上存在着这些相通性,从而削弱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必须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很多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共同的发展特点,故此,两者在对我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和发展都具有推动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产物,与我国具体国情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就要求我们辩证地引进马克思主义,合理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形成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需要不断创新发展和不断辩证运用,过去需要创新发展、现在需要创新发展、将来也需要创新发展,创新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结合所产生的新兴事物,它合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着创新发展的原则,对中国才传统文化实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文化发展转变,建立一种适应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具体国情的新的社会发展意识形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使中国社会得到科学发展。从而形成了具有极强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促进
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时代性和阶段性更能表现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二者的融合度与对社会的促进作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历史发展阶段分析,我国近代社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与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在本质上大体相同,但是从根本社会形态来分析,又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主要取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时受到我国基本国情所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适应中国国情,具有科学发展意义的我国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发展提供科学的发展依据。同时使我国现当代文化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型马克思主义文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演进过程中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和相互渗透,使之建立一种合乎我国国情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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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的概念是与京派对立的,最初这两个名词是沈从文在上世纪30年代挑起的一场文学争论中提出的,上世纪30年代写实小说和抒情小说流派基本上分别被京派和海派所分割。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未必是上海人)。广义上的海派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新感觉派。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全文如下: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
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
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市,性爱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性爱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
于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
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1]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2]刘呐鸥.热情之骨[A].刘呐鸥.都市风景线[C].上海:水沫书店,1930.34-44.
[3]刘呐鸥.1926年11月10日致戴望舒信[A],孔另境.现代作家书简[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185-185.
[4]夏志清.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A].夏志清.爱情·社会·小说[C].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217-246.
[5]穆时英.黑牡丹[A].穆时英.公墓[C].上海:现代书局,1933.215-234.
[6]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A].流言[C].中国科学公司,1944.
[7]张爱玲.致《力报》编者的信[J].春秋,1944,(第2年)(2):74-74.
[8]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A].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39-145.
[9]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J].万象,1942,(4):13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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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左虫右缀去纟
@②原字左虫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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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发展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应该表现为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中的指导价值。这需要从认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所面临的问题出发,透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指导价值及其实现途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加剧,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有着深刻而科学的内涵,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分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而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作出相关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化软实力;对策思考
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提升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砝码,通过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关于文化的观点,这必将对解决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提升文化软实力有所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思想,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转变发展历程。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对文化批判的理论历史和文化历史的作用进行了一定的阐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是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的畏惧而造成了人们认为是宗教创造了人,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指出了是人创造了宗教,并进一步对宗教这种文化意识形式进行了总结性的文化批判。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虚幻反映,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了文化领域,确立了文化观的自然存在前提。马克思明确地论述了文化主体存在的自然前提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②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以人的存在方式为前提的自然存在物,其中重要的特点就是以自然存在为前提的文化创造,因此,文化与自然界是有直接关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理论,阐明了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中各种要素和关系的相互影响和发展运动的机制和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发展与完善。
“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而我国“软实力”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是源自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到都在不断地强调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要性,可见我国文化建设还面临着许多问题。
(一)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物化”危机。虽然中国5000多年的文化传承,流传下来了很多宝贵的文化资源,例如中医、天文历法、书法篆刻等传统文化,但是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上,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首先考虑的不是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而是它的经济作用。在一味追求物质的世界里,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正在面临着被“物化”的危机。更严重的是,在所谓西方现代化的侵袭下,我们漠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优秀文化,造成很多“去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产生,这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文化软实力建设中主体的缺陷。由于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自身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它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不高,严重影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吸引力。二是文化软实力建设人才严重不足,滞后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速度。三是文化事业教育工作者缺乏创新精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力。这些不良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当下人们的急功近利、诚信缺失、道德无下限等负面情绪的影响所致。
(三)文化安全问题亟待解决。这里所说的文化安全,主要指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本国和本民族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威胁。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浪潮不断席卷全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锋加剧,甚至出现文化霸权主义与意识形态参透等不良现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推出的“十条诫令”就是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最好佐证。“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新闻量占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五分之四。传播与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③可见显而易见,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在加速了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文化碰撞与冲突,甚至对我国文化构成严重威胁。
马克思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的理论基础,同时还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建构唯物史观的重要根据。因此,我们应该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实质,结合我国文化发展现状,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地制定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举措。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和灵魂,决定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我们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应该切实将它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同。
(二)加强文化软实力的主体――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来源于社会实践,又制约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实践的主体又是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因此,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的发展先进文化,提高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原则也是根本目的,更是检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基本指标。
(三)塑造传媒文化,提高我国文化传播力度。传播不仅是一种有效的交往形式,而且是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之一。通过媒介传播,可以将一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塑造传媒文化,提高我国文化传播力度,是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方面,我国可以结合本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策略。例如:举办中西方国家“中国年文化活动”、成立“孔子学院”、互派留学生等。另一方面,打造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要不断扩大公共外交的参与度。我们既可以发挥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的人际传播和交往的作用,又可以鼓励民间文化团体“走出去”,通过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传播中华文化。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而且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
总之,我国文化软实力资源丰富,但是发展速度滞后,国际影响力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立足当前实际,认真分析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状况,制定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科学对策。(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②马克思: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3.
③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报告[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第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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