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孔子在思想方面提出了什么学说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摘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发展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联系观;“叩其两端”、“执两用中”的矛盾观。孔子的辩证法思想属于唯心辩证法,并且带有很大的直观性和猜测性。
关键词:孔子;辩证法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思想。这主要散见于《论语》一书的各篇中,虽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化的理论形态,但不失为辩证思维的花朵。本着实事求是和“扬弃”的态度,探析孔子的辩证法思想,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发展观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个大变动的时代。当时,奴隶制在新起的封建势力面前逐渐衰败,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迅速扩大。新生事物与旧有势力之间的斗争极其复杂,整个社会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局面。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从小就“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以下引语凡是出自《论语》的,只注篇名)。他认为,宇宙间诸种事物都处在不断运行和变化之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在这里,孔子下了一个明确的论断:天并未说什么,可“四时”照样运行,“百物”照片生长。可见,孔子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自然界的“四时”之“行”和“百物”之“生”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有其内在规律性,不受“天”的干扰。因此,当他站在河边,面对流动的河水,不禁感慨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时间的流逝也如河水流动一样,昼夜不停。
在孔子看来,不仅自然界的事物是运动变化的,人类自身也是如此。人类的认识是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的发展着的过程。在他自述为学之路时说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从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并且“不逾矩”,说明人的认识、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勤学多积累,是可以加以改变的。那么,这就和他所说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相矛盾。如何理解呢?应该承认,孔子是肯定“生而知之”的人,但他同时也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因此,孔子十分重视学习,提倡“学而时习之”(《学而》)、“学而不厌”(《述而》),认为“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并立志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孔子一生就十分勤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所以,我们对“生而知之”及“我非生而知之”的合理解释只能是:孔子承认“生而知之”并且视之为上等的,但他在实际活动中处处以“学知”为重,强调“学”和“习”。正是由于“学”的作用,才使他的知识、认识沿着从“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这样的轨道逐渐地增多、深化和发展。对于人类自身,孔子还提出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的命题,认为人的天性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由于后天“习”的作用才发生显著的差别。显然,孔子认识到人性并非天生不变,而是可变的。
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孔子没有作过非常明确的论述,但这方面的思想痕迹却是客观存在的。他在回答子张关于“十世可知也?”的问题时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殷因于夏礼,所损益,
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关于孔子的这段话,笔者认为,一方面,它确实反映了孔子在鼓吹改良主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变化发展思想。正因为孔子看到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了,所以他主张对前代之“礼”作一些“损益”。无论怎么说,孔子没有把社会历史看作是凝固不变的,否则,他就无法提出“损益”的主张来。
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联系观
《论语》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意即孔子杜绝了四种毛病:主观武断、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如果我们抛弃其阶级属性,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衡量,孔子的这种态度和方法至今仍有其闪光之处。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和现象既普遍联系又相互区别,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处理问题时,不能就事论事,不可单独、孤立地看待某个事物或某个问题,而必须用联系的观点,全面地、客观地看问题,避免主观武断和一麟半爪,这样,方能使问题处理得准确、恰当。可以说,孔子提出的“四毋”是一种朴素的联系观,它自发地遵循了辩证思维的路线。孔子在其一生的实践活动中自觉地坚持了“四毋”这种朴素联系观,这从他的许多言论中便可得知。如:“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这就是说,对待一个人,不能因为他某一句话说得好就提拔,也不能因为他是坏人就废弃他的好言论,而必须长期地从“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正反两方面加以考察,如此,对一个人的认识方为全面。又如:“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过则勿惮改。”(《子罕》)“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子罕》)“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这里孔子说得很明白:对人不能求全责备;人是会犯错误的,犯了错误就不要“惮改”,对于那些严肃而合乎原则的话(“法语之言”)必须接受,以“改之为贵”;如果“过而不改”,那就是真正的过错了。在孔子看来,那种“不善不能改”的人,是令人担忧的(“不善不能改,是君忧也”(《述而》))。可见,孔子对待犯错误的人,并不局限于他的过去(“既往不咎”)而着眼于其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这体现了孔子力避主观性、片面性的态度。
三、“叩其两端”、“执两用中”的矛盾观
孔子时代,整个社会在各种矛盾交织的局面中艰难地前进着。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思想家、哲学家,孔子对于这一切不可能熟视无睹。透过对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特别是道德领域中种种矛盾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孔子提出了以“叩其两端”、“执两用中”为核心的“中庸”思想,并把它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论语》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致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孔子明确地告诉人们“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并且缺失了很长时间。在孔子看来,“中庸”的道德境界就是“允执其中”(《尧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过犹不及”。(《先进》)如何达到“中庸”这种境界呢?孔子提出要“叩其两端”:“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同时还要“执两用中”:“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的“中庸”思想,学术界看法殊异。笔者认为,它虽然是在道德层面上提出来的,并且留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痕迹,但透过这个道德外壳,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着矛盾存在的思想、矛盾解决方法的思想。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孔子所说的“两端”也就是矛盾着的双方,“叩其两端”、“执其两端”就是解决矛盾的重要方法。
孔子承认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法。同时,他也注意到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所犯错误也不相同。他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人)矣。”(《里仁》)可以从某个人所犯错误来推知他是怎样的人。特别是在教育实践中,孔子更注意针对各个学生不同的特殊情况进行施教。如同是“闻斯行诸?”的问题,他给予不同的回答。对于子路,他说:“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对于冉有,他却说:“闻斯行之”。为何有别?因冉有退缩,“故进之”;而子路兼人,“故退之”。(《先进》)此类记载,《论语》中还有很多。诸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四人同是“问孝”,孔子的解释却不一样(《为政》);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同是“问仁”,孔子的回答并不雷同(《颜渊》)。这些都说明孔子对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了解得较多,因此,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此外,孔子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矛盾意义的哲学范畴,如“故”与“新”、“质”与“文”、“言”与“行”、“学”与“思”等,并且初步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故”与“新”是相矛盾又相互联系的,“温故而知新”(《为政》),“故”的积累可以“知新”。“学”与“思”也是相矛盾的,不可有所偏废。如果“学而不思”,就会迷惘;如果“思而不学”,就会变成空想(《为政》)。孔子自己也有过教训:“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对于“言”与“行”,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可见,孔子要求将“言”与“行”统一起来作辩证的考察。
孔子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其辩证法思想只能是唯心辩证法。在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下,孔子虽然看到事物的变化发展,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认识到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本源泉;他虽然承认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矛盾的“中庸”方法,但过分强调了矛盾的同一性,忽视了矛盾的斗争性,未能认识到缺乏矛盾双方的斗争就不会有事物的真正突破和实质性飞跃。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孔子的辩证法思想还带有很大的直观性和猜测性,缺乏完备的科学基础。所以,我们研究孔子的辩证法思想只能依据现存史料加以恰如其分的分析、概括和评价,既不能故意拔高,也不能人为压低。
参考文献
【1】谷峰,黄玉臻,《孔子辩证思想探析》,河北学刊,1996(3)
【2】姜金锡,《孔子辩证法思想浅析》,贵州社会科学,2001(3)
【3】杨然,《浅析孔子辩证思维的特征》,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4】王乾成,《我对孔子学说中一些辩证思想因素的认识》平原大学学报,2004(1)
【5】彭彦华,《孔子辩证法思想探赜》,学术界,2004(6)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论文摘要:“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的构成涉及到血缘基础、心理基础、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和实践理性等因素,具有利弊共存的特征,对后世的中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孔子伦理思想中“仁”的建构进行分析。也是对“仁”的形象予以立体还原的一种较好办法。
论文关键词:孔子;伦理;仁;孝悌;礼;
一、“仁”的结构因素
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仁”是由五个方面的因素组成.诸因素相互依存、渗透或制约.从而具有自我调节、相互转换和相对稳定的适应功能。正因为如此.它就常常能够或消化掉或排斥掉外来的侵犯干扰.而长期自我保持延续下来.构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在塑造汉民族性格上留下了重要痕迹.而构成这个思想模式和“仁”结构的因素分别是血缘基础、心理基础、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和实践理性。
1、血缘基础。孔子心目中的“仁”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孝”、“悌”通过血缘从纵横两个方面把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构造起来。这是远古到殷周的宗法统治体制即“周礼”的核心。这也是当时的政治.“是亦为政”.亦即儒家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春秋时代和当时儒家所讲的“家”.不是后代的个体家庭或家族.而是与“国”同一的氏族、部落。所谓“平天下”,指的也是氏族——部落(诸侯)——部落联盟(天子),整个系统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孔子所谓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意思,它们都是要恢复原有的氏族部落国家。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以维护氏族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反对“刑”、“政”从“礼”、“德”中分化出来.都是在思想上缩影式地反映了这一古老的历史事实。恰如恩格斯所说:“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
2、心理基础及人道主义。“礼自外出”。“礼”本是对个体成员具有外在约束力的一套习惯法规、仪式、礼节、巫术,包括“人则孝.出则悌”等等,本也是这种并无多少的道理可讲的礼仪。例如.为孔盂所强调的“天下之通丧”、“三年之丧”,可能便是一种由来已久、要求人们遵守的礼仪传统。从而,在“礼坏乐崩”的时代浪潮中.很自然地发生了对这套传统礼仪亦即氏族统治体制的怀疑和反对。当时.对“礼”做新的解释的浪潮已风起云涌.出现了各种对“礼”的说明。
孔子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把“礼”的基础直接诉之于心理依靠。这样.既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这就把“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柬解说成人们心中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神秘性的东西变为人情日常之用,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溶为一体。“礼”由于取这种心理学的内在依据而人性化.因为上述心理原则正是具体化了的人性意识。由“神”的准绳命令而变为人的内在欲求和自觉意识.由服从于神变而为服从于人、服从于自己.这一转变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并没有高深的玄理,也没有神秘的教义。孔子对“礼”的规定解释.更平实地符合日常生活.具有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在这里重要的是。孔子没有把人的感情心理引导向外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把它消融满足在以亲情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而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大厦。这一点与其他几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使儒学既不是宗教。又能替代宗教的功能.扮演准宗教的角色。
这一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仁”是与整个社会(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亦即大夫——诸侯——(国家)——天子(天下)的利害关联相互制约着,而成为衡量“仁”的重要准则。
在上述礼坏乐崩、周天子也无能为力、原有外在权威已丧失其力量和作用的时代,孔子用心理原则的“仁”来解说“礼”.实际就是把复兴“周礼”的任务和要求直接交给了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到、积极地去这一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孔子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远乎矣,我欲仁,斯仁至矣;”“当仁不让于师;”“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等等.表明“仁”即非常高远又切近可行。而这一切外在的人道主义、内在的心理原则以及血缘关系的基础,都必须落实在个体人格塑造上。
3、个体人格和实践理性。儒家强调“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固然仍是要求保持氏族首领遗风.同时却又把原来只属于这种对首领的要求推而广之及每个氏族贵族.从而.也就使所谓“制礼作乐”不再具有神秘性质.“礼”不再是原始巫师等的专利.而成为成员均可承担的历史责任和至上义务。这当然极大地高扬了个体人格.提高了它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历史责任感。而所谓的“实践理性”,作为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与当时无神论、怀疑论思想的兴起是一致。孔子对“礼”作出"C-”的解释.在基本倾向上符合了这一思潮。不是某种神秘的狂热的压迫,能够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不是禁欲或纵欲式地放任情感,而是用理智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不是对人对己的虚无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是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上取得某种均衡。对待传统的宗教鬼神也是如此.不需要外在的上帝的命令.不盲目服从非理性的权威.却仍然可以拯救世界(人道主义)和自我完成(个体人格和使命感),不厌弃人世,也不自我屈辱.一切都放在实用的理性的天平上加以衡量和处理。
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践的特点.即它不存在理论上去探讨、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不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辩的抽象。重要是在生活中如何妥善处理它。所以.儒学才如此现实。
如前所述,作为结构,部分之和并不等于整体。五因素机械之和不等于“仁”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具有由五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反过来支配它们的共同特性。
#p#副标题#e#
二、孔子伦理思想中“仁”的特征
1、“爱有差等”。是孔子“仁”的第一个特征,对传统的超越必然要求对传统的清理。“爱有差等。这是儒家伦理思想中最荒诞、最黑暗的思想。”孔子的“仁”推崇的是那个有差等的、不可普遍化的爱.是“一种特殊的爱”。“亲亲互隐”只是“亲亲”间的“互隐”,绝对不会“隐”到“亲亲”之外去。也即说不可能推及每个人,否则“亲亲互隐”就没有意义了。“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小人”是没有资格成为“仁人”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阳货》)女子也不可能成为“仁爱”的对象的.或去“仁爱”别人的:甚至于“夷狄”连人都算不上.大概想“杀身成仁”的可能都没有。
2、无违关系伦理,是“仁”的第二个特征。所谓“无违”.在下者对在上者的爱,往往表现为对后者的顺从,孝顺便是如此:而在上者对在下者的爱,则往往被看成是恩惠,所谓恩从上来。“养民也惠。”(《公冶长》)普遍的仁爱原则受到“爱有差等”的阻隔,血缘关系的亲情至上压抑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的博爱思想,“为仁由己”的自由意识演变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的强制。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所谓的“人情”实际上是关系伦理的作恶运用.不得不说.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行为是与之有关的。李泽厚先生在他的《论语今读》的前言中这样讲到:“孔子和儒学一直强调以‘亲子之情’(孝),作为最后实在的伦常关系以建立‘人’——‘仁’的根本,并由亲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五伦’关系辐射交织而组成和构建各种社会性——宗教性情感”。
3、维护等级制度的人性之爱。是“仁”的第三个特征。儒家的仁”是一种人性的,道德的爱.并且不象__那样是神性的博爱.“仁”是具有现世意义的。“人皆可为尧舜”.成名成圣的途径是可以通过完善道德来实现的。这样.就鼓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死于儒学的祭台。举个例子.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氛围中.若公公和媳妇私通.作为儿子。即使知道自己的妻子是被逼迫的,但也要牺牲妻子,为其父隐。这。就是儒家的伦理!儒学不具备普世伦理.其所宣扬的“仁”爱亦是有局限性的。尽管孔子提出了“四海之内,的博爱。在孔子那里.爱人是有亲疏、厚薄、远近之分的。首先,便要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及其家族,所以。与耶稣所主张的要离间父子之爱等亲情之爱来实施人人平等的博爱不同。“仁”是维护氏族等级制度的。是带有阶级性的。
儒学的宗教信仰不是全民性的.做错事的时候首先要对祖先忏悔.中国人以人学代替神学.以祖先崇拜代替上帝崇拜。儒家崇拜生殖,在《易》和《礼》里,发挥得很详尽。他们认为天地是宇宙问之最伟大的阴阳两性;天地之所以值得崇拜。不在天地单独或分离存在时之“体”。而在天地合作时之“用”,即所谓的“生生”,用应同一的理由,所以儒家主张祖先崇拜,因为祖先无异与吾人的天地。所以孔子的“仁”以“孝”为先务.“孝”是修“仁”的入门方法。儒学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而它所关注的是现实意义上的。西方人向上帝追求真理以弥补自己的有限和不足.而儒学从血缘代代相传(更具现实意义)来突破人类自身生命的有限而达到无限。同时。祖先崇拜强化了宗法制的社会结构.有利于专制主义的实行。造成中国人的一种奴性性格。
4、服务于政治的非宗教文化。是“仁”的第四个特征。何谓“宗教”?宗教之“宗”。乃心灵的归依。“教”乃“教化”的意思。宗教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产物而非迷信.宗教世界观要求人们过着禁欲生活,物质欲望是罪恶之源。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尽管许多的学者或从民族主义的情绪出发提出了儒学即儒教的观点。
但是,我们认为研究事物的本质状态,必须不带一丝主观色彩。虽然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宗教明显的特征就是具有普遍伦理。普遍伦理强调人人平等,关注人人都关注的问题,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无可厚非,西方的__和印度的佛教具备这一特征__的教堂象征神圣的理想天国.佛教的庙宇象征庄严的西方净土.与西方和印度从人类以外追求真理(西方人从自然中做文章.印度人转向了灵魂与肉体)不同,中国人从自身出发.建立了一套“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孔子的“仁”思想成为一种文化信仰,尽管既无教堂又无庙宇.连“慎终追远”的祖先也和“民德归厚”的社会价值相提并论.而这种文化信仰的创始人孔子也与宗教之主的命运不同.耶稣在__里是上帝的独生子.人类的救世主,永恒生命、绝对真理、唯一道路的赐予者;释迦牟尼在佛教里是惟我独尊的圣人.是体现一切生灵的最高智慧的觉者,揭示四大真谛的如来。相形之下.孔子只不过是个忠信的饱学之士,说到底也只是个凡人而已。然而,自西周时周公做《礼乐》以德服四方而成王之后,中国文化便融人政治中,中国人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局限于政治领域.与统治者的治术相联系。中国两千多年的哲学问题均是由政治中衍生出来的.为其服务。“仁”作为一种道德以及一种施政理念.正是从意识层面服务于政治.只不过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人们信仰的文化。
三、“仁”对中国的影响
孔子而后,儒分为八,以后有更多的发展和变迁.例如。曾子也许更着重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使他在《论语》中的形象极端保守和愚鲁。颜回则似乎更看重追求个体的人格完善.“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终于发展出道家庄周学派。然而道家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始终是作为儒家的对立的补充物有其强大的生命力的。苟子突出发挥“治国平天下”的外在方面,使“仁”从属于“礼(理)”。直到法家韩非把这套片面发挥到极致,从而走向了反面。而又在汉代为“仁”这个母结构所吸收消化掉。子思孟子一派明显地夸张原则,把“仁”、“义”、“礼”、“智”作为先天的人的“本性”和施政理论:“仁.人心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并以此为基础,既重视血缘关系,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道原则。以及“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行,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类的理想人格,这就比较全面地继承和阐发了孔子的思想.成为孔门“仁”之正统。孔孟后世并称也就不是偶然。但所有的这些派别,无论孟、苟、庄、韩,又都共同保持着对人生的一种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就是说。他们都保存了孔学的实理理性的基本精神。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物、关系和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它经历了某种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特征.它有其不完全不直接服从、依赖于经济、政治变革的相对独立性和自然发展的规律性。一方面。它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非历史的先验结构.而历史地建筑在和制约于农业社会小生产的经济基础上.这一基础虽然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各个阶段而并未遭受重大的破坏.宗法血缘关系及其相应的观念体系也长久保持下来这正是使孔学这一文化心理结构长久延续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它既已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就具有不适应于各种不同阶级内容相对独立的功能和作用.否认这一点,是很难解释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思想、艺术具有的继承性、共同性种种问题。历史主义固然不能脱离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阶级观念又并不能等同或替代整个历史主义.阶级性并不能解释历史现象的一切.有些东西特别是文化现象(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包括语言等),尽管可以有某种非阶级、超历史的性质,它们仍然是~定社会历史的产物.虽然并非某个阶级或某种阶级斗争的产物。孔子的“仁”范畴诞生在氏族统治体制崩毁的时期,它所提出的具体的经济、政治方案,是不合时宜的保守主张。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民族民主遗风、原始人道主义和氏族崩毁后才有可能出现的个体的人格追求.又是具有合理因素的精神遗产。
后代人们由其现实的阶级利益、需要和要求出发。各取所需,或夸扬其保守方面.或强调其合理性的因素。来重新解说、建造和评价它们,以服务于当时的阶级的、时代的需要。于是。有董仲舒的孔子。有朱熹的孔子,也有康有为的孔子。有“绌周王鲁”、“素王改制”的汉儒公羊学的孔子.也有“人心唯危.道心唯微”的宋明理学的孔子。孔子的面貌随着时代阶级不同而变异。离原型确乎大有差距或差离。孔子明明“述而不作”.却居然被说成是“托古改制”:孔子并无禁欲思想,在宋儒那里却变成“存天理灭人欲”。但所有的这些偏离又依然没有完全脱离那个“仁”的母体结构。以实践理性为主要标志的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状态始终延续和保持下来。
正是这个君主主义、禁欲主义、等级主义的孔子,是封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人格化的总符号.它当然成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直到今天.也仍然有不断地彻底肃清这个封建主义的孔子余毒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正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孔子思想中的"权"的概念,是"仁礼"结合的理想人格实现途径。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要求"礼"的规范。"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p#分页标题#e#
我国著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理想国的教育体现了文化专制主义精神,城邦里的教育都被纳入了政治轨道。教育的工作的第一项就是对原有的教育内容进行审查与删改,描写战争的恐怖的情节,会对培养公民的勇敢美德产生消极影响,所以要删掉。统治者要制定出规则来。凡是对塑造公民勇敢的“无用的”都禁止和消灭。柏拉图称这是“净化城邦”。客观上是在禁锢文化、扼杀艺术。
在那百家争鸣的岁月,孔夫子自己并没有明确提出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类似主张。作为一名学派的创始人,他周游列国,游说诸侯采用自己的主张,也不能说明他就是排斥其他文化的。相反,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话,提倡博学多闻。也相传他向老子问过礼,这都说明,孔子是不反对文化多元化的。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亲情是人最基本的感情联系,也是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它需要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维系。然而在网络环境下,许多大学生过分沉溺于网络交往,造成热衷于各种“网事”,“踏着铃声进出课堂,宿舍里面不声不响,互联网上大述衷肠”。这些沉迷于网络虚幻情感世界的同学对现实感情比较淡漠,他们游离在大学生的主流群体的边缘。由于对网络虚幻情感的沉迷,对近距离的关系反而疏远了的情况。特别是家庭的关爱对他们来说更是成为?一种束缚和负担。许多大学生宁愿在网吧不分昼夜地上网,也不愿意给父母打电话或是写信。还有些学生除了要生活费外,和父母无话可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正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孔子思想中的"权"的概念,是"仁礼"结合的理想人格实现途径。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要求"礼"的规范。"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
我国著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1]王连龙.论孔子与"权"[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5).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论语》中有很多讨论君子与小人的章节,从其性格、为人、处事等多方面作比较,凸现出 君子与小人的本质不同。“和而不同”便是其中的一项。孔子及弟子们重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一方面是希望自己做君子,不做小人;另一方面是希望与君子交。“和而不同”,在儒家看来是区分君子与小人本质的标准之一。简单的说“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从而在本质上达到相近或相似。
“和”与“同”的区别,最早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国语》和《左传》中记载了史伯与晏子对“和”与“同”的看法,史伯的话很典型。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他”有“不同”的意思,在不同中找相同相近的事物或道理,也就是找“和”的过程。史伯进一步阐述了五行变化与具体事物的变化,提出五行变化与具体事物变化不同,虽然五行变化相同,但形成具体事物有可能不同,反之,具体事物表象相同,五行变化不一定相同。史伯和晏子从自然物与五行上来讲“和”与“同”,孔子把它引申到“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当中。何晏《论语集解》说:“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则同,然各争利,安得而和?”这样便把“和”与“同”彻底地归于人的不同上来,君子的看法相同,但他们所做的不一定都一样,如在教化上,有些人认为要出仕做官,有些人认为要教书育人等等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为了教化。小人看似相同,那是为了利益,如果同伴中损伤了他们的利益,很容易生成内讧,如鸟兽散。宋儒十分注重义利之辩,一般地认为义和利是水火不容的。在北宋文人党争和南宋党锢之患中经常为文人所用。宋儒结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用“义”和“利”解释了“和而不同”,认为君子的“和”是“义”的结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驱使。这种解释一直影响到清末,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和因义起,同由利生。”
以前,我也解释过“和而不同”,是从儒家的辩证法上来讲的,认为儒家尤其是理学家在动静问题上,是主静的,从而导致在处理矛盾时,以“统一”为第一位,而不是“对立”为第一位。“和而不同”正是体现了这种辩证关系。“和”就是要求在纷乱当中寻求到共同的、统一的属性。这样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不是孔子原来的意思。孔子讲“和而不同”重在揭示君子与小人对事物的看法不同。君子在内心求取相同的内容,而小人求的是表象的相同,这也就是君子与小人追求的理想不同,处事的态度不同。在我看来,君子首先要“立乎大者”,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如果坚持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永不到,也便是“和”;至于如何来实现,便不必只守一条道,需要开辟新途径,探索如何能事半功倍。宋儒提出的“义利之辩”很有启发性。儒学中的“义”是起指导、节制、贯串作用的,任何一德,必须服从义的指导,接受义的节制,为义所贯串,而后始能长保其价值,不至转成恶德。孔子思想中的“仁”与“礼”的具体表现就是“德”,分门别类的德有好多中,义便是在其中起连接作用的。
“和而不同”也可以这样理解,“和”是抽象的,“同”是具体的。从史伯到宋儒清儒都在不同程度地讲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讲,学习儒学,有时也学习史学、道家思想、佛学等,都是要找“和”,这样找,一方面就是读书明理,另一方面就是在实际中体会玩味,不断改造自己看法。从尽信书到无书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创新,把所得知识容入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去的过程,把这些知识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些知识便不再是书上的了,而是自己的,也便无书了。书本只能提供抽象的知识,如史书,其中的人与事不可能完全重演,需要自己从中得到认识,这种认识也是抽象的。“求同存异”和“和而不同”是有区别的。“求同存异”是要找其中相同相近的部分,可以是道理深处的,也可以是事物表象的,达到一定的共识;“和而不同”主要是找其中道理深处的相同相近的部分,不在乎实现途径的不同。与人交往既要“求同存异”,又要“和而不同”,需要认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也需要认识到别人本质上与自己的共同点,无论是道理上,还是在处事途径上可以找到其共同处,促进互相发展。
总而言之,无论是什么样的道理,都需要去体悟,使之成为自己的认识,“和而不同”也不例外!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孔子日“不学礼,无以立”。孔子培养学生,是从教学生修礼开始的。要学生通过学礼,来规范行为,美化形象,养成良好的习惯,最后达到高尚的人格。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孔子伦理道德思想对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启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孔子的道德思想体系博大精神,特别是其道德范畴与修养方法,代表了东方传统伦理精神与道德文明的特殊方向与价值取向,滋养了二千多年的华夏文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斯,曾于1988年1月在巴黎演讲时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从孔子那里寻求智慧。孔子在世界上的思想地位可见一斑。作为当代大学生,如何在人际交往中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应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寻求启迪。
关键词:伦理;道德;人际交往;当代意义
论文正文:
孔子伦理道德思想对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启示
伦理道德范畴,是指那些反映和概括人类伦理道德的现象与本质,体现一定的道德要求并对人们行为发生影响的基本概念。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在我国流传了两千年,其伦理道德范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仁
《吕氏春秋•不仁篇》曰:“孔子贵仁”。“仁”是孔子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中的中心范畴和最高准则。孔子所倡导的“仁爱”精神,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宗旨与根本,是立身处世、为政治国的指南与规范,为中华民族璀璨的文化揭示了人性的灵光,提升了人生的价值,展示了人格的伟大,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普遍意义。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下引同书,只注篇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另一方面,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所以,“仁”包含“忠”、“恕”两个方面,其本质就是推己及人地爱人。
(二)孝
“孔子以孝统摄诸行”(蔡元培:《中国伦理史》第20页)“孝”乃人伦之始。它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孔子首创私学,设帐授徒,最强调“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学而》)他认为“孝乎维-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孔子认为爱人的道德感情首先是从孝顺父母开始的。因此,他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三)礼
孔子日“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礼仪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孔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礼仪促进人际和谐。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孔子培养学生,是从教学生修礼开始的。要学生通过学礼,来规范行为,美化形象,养成良好的习惯,最后达到高尚的人格。礼作为对人的行为的一系列外在规定,是具体而周详的。但在行为中只重礼的末节形式,必会导致虚伪,所以孔子在实施礼教时特别注重强调礼的内在精神和人的内心的真诚。孔子认为“礼”是达到“仁”的条件,即所谓“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四)信
孔子对“信”更是高度重视。孔子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主张“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有信”(《学而》)孔子认为,人们只有遵守“信”的道德规范,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使自己的行为取得满意的效果;否则,如果不讲信用,虚伪欺诈,就会寸步难行。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
大学是人际关系走向社会化一个重要转折期,大学生作为这个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正值思想活跃,精力旺盛,兴趣广泛,对人际关系的需要也极为强烈的时期,他们渴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中得到激励、自信和归属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大学生人际交往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自我为中心
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其一大弱点是依赖性强,独立性解决问题能力差,再加上应试教育的弊端,因而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交往能力。在与同学的相处中,有些人容易过分强调以自我为中心,过高评价自己,妄自尊大,孤芳自赏。习惯于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一味地要求别人理解尊重自己,对别人期望过高,要求过严,难以认同、宽容、理解别人,缺乏与人合作的观念和换位思考的能力,经常以自己的思想、情感和需要为出发点,不顾及别人的感受,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态度,给他们的人际交往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亲情的疏离
亲情是人最基本的感情联系,也是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它需要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维系。然而在网络环境下,许多大学生过分沉溺于网络交往,造成热衷于各种“网事”,“踏着铃声进出课堂,宿舍里面不声不响,互联网上大述衷肠”。这些沉迷于网络虚幻情感世界的同学对现实感情比较淡漠,他们游离在大学生的主流群体的边缘。由于对网络虚幻情感的沉迷,对近距离的关系反而疏远了的情况。特别是家庭的
关爱对他们来说更是成为?一种束缚和负担。许多大学生宁愿在网吧不分昼夜地上网,也不愿意给父母打电话或是写信。还有些学生除了要生活费外,和父母无话可说。
(三)礼仪的缺乏
礼仪是人际交往中的无声名片。然而,今日的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的礼仪知识方面极度缺乏。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大学生乱穿马路,争相挤乘电梯,随地吐痰、乱扔杂物。在大学校园里,有的同学说话夹枪带棒,敲敲打打;有的出语尖酸刻薄,言外有意,或者冷言冷语,冷嘲热讽。在仪容方面,许多大学生不会打扮自己,穿衣奇形怪异、头发五颜六色,衣着不分场合。女生为追求所谓的“新潮”、“潇洒”而穿着暴露,男生衣着不整,穿背心、短裤、拖鞋进出教室、图书馆、食堂。在求职中,许多学生更是饱尝不懂礼仪的苦果。
(四)诚信的缺失
诚信一个人与外界更好交往的基石。在人际交往中,大学生作为一个整体,给人的印象应该是有朝气、讲诚信,体现着较高的素质和良好的个人修养。但是,一些学生在人际交往中不再把诚实守信、相互信任、信守承诺作为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欺诈、虚伪、狡猾等丑恶现象被部分同学奉为圣明。认为自己要有这种本事,才能适应社会成为人上人。经常表现出的是冷漠、高傲、盛气凌人,迟到、早退习以为常,承诺的事情,经常是不能兑现,不了了之。
人际关系在一定的群体内起着调节工作或学习效率的功能。大学生只有善于与人相处,才能体验到生活的快乐。而孔子伦理道德思想中的“仁”、“孝”、“礼”、“信”等,内含着人际交往基本原则的思想精华,是当代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可以汲取的思想源泉。
(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际交往中的仁爱之心
天地间“我”不能独存,“人字的结构需要相互支撑”。而“仁爱”的真谛就是尊重、理解、善待他人,与人平等交往。因此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学应该会正确认识自我,更应该学会以开放的胸襟接纳他人,不以恶意猜测人,勿求全责备。崇人之德,扬人之善,师人之长。应该培养宽厚待人的作风,尽已为人,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将心比心。那种一心只为自己的人最终会被识破并远离,只有拥有一颗仁爱的心,才能冲破个人狭小的圈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为个人发展带来更多的条件,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
(二)事父母,能竭其力——人际交往中的孝悌之心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亲情是人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汛爱众”。人道孝为先,“孝”是建立在对父母等亲人的自然情感基础上的,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孝心和孝情。这种亲亲之爱是可以扩展和延伸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有这种爱心的人,必然会爱他人、爱社会、爱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当代大学生不应使自己最亲最近的人慢慢变成自己最熟悉的陌生人。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爱,不会爱,又怎能会爱别人,怎能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呢?只有发扬中华民族特有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才能更好地发扬扶弱济困、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三)不知礼,无以立——人际交往中的礼让之心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知礼”,是一个人自处于社会的一个行为准则。“礼”的在内在精神是“情”、是“爱”、是“敬”,是人格的“尊严”。在人际交往中,“知礼”自然是大学生必备的素质之一。一个“知礼”的学生,应该为人谦恭,虚心礼让,不自满,不盛气凌人。应该有敬畏之心,遵守社会的基本规范和秩序,懂得去尊重别人。应该恰当地修饰白己的容貌,扬长避短,注意在不同场合下选择样式和色彩符合白己的服装,形成自己独特的气质和风度。应该注意追求外在美和内在关的协调一致,真正做到“诚于中而行于外,慧于心而秀于言”。
(四)言必信,行必果——人际交往中的诚信之心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证》)在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中,“诚信”是维持朋友关系最重要的纽带,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和从事道德修养的前提,更是大学生为学和立业的根本。讲诚信的人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无诚则无德,无诚则事难成。只有作到诚,才能感动他人,取得他人的理解和信任,增进彼此问的团结和友爱。步入大学,大学生的人际关系要较以前复杂很多,开始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新朋友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经历,如何与别人建立和保持友好的人际关系,有很多客观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是朋友间的相互信任。
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是古代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包含着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和方法态度,对于大学生的人际交往着积极的调节、启导、借鉴和教育作用。当代大学生应该应该坚持“古为今用”和批判继承的原则,从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中汲取营养,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掌握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方法,增强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努力建立一个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他的教育思想也被后人沿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孔子的教育思想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与传统课堂相比,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与推广,现代高校课堂增添了不少信息化技术手段,可以说教师授课更为便利,学生学习也更直观。然而,目前高校课堂教学仍然缺乏吸引力,导致学生出勤率不高。据全国10所高校1 000份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有20%专业课学生的出勤率不到80%;30%专业选修课出勤率不足75%;近50%的通识课程出勤率不足70%,很多学生根本不愿意去上课。扭转高校课堂教学的尴尬局面,也成为不少人关注的话题。尽管不少学者试图从古今中外的教学资源中获得灵感,也取得一些成就,但实际效果却并不明显。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教育课堂的资源,尤其是孔子的教学思想,或许能为当前课堂教学改革提供重要的参照。本文试从教师、学生、师生和知行等四方面进行简要论述,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学而不厌”思想对当代高校教师观的启示
教师仍是当前高校课堂教学的主导,教师的知识储备、学识水平及课程意识等自然决定一节课的成败。然而,由于授课教师的知识更新过慢、照本宣科现象严重及课程意识淡薄等因素,导致课堂教学的效果并不理想。以课程设计意识为例,有学者说:“教师的课程设计意识还存在着许多欠缺,包括缺乏对教学目标的深度解读和具体化步骤,盲目罗列知识点;在内容选择上对广度和深度的把握失衡;教学方式采用一成不变的讲授式教学,照本宣科;对教学效果的巩固和检测缺乏创新,失之简单,流于形式;实际课堂与教师的预设存在很大不同,教师心有余而力不足等。”[1]如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应从增强教师的学习意识开始。孔子的“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论语?述而》)思想对此或许有某种启示作用。
虽然孔子时代中国的教育没有像现代高校组织的各项技能培训、业务进修和学位研修等,更没有像现代高校教师要求的各类资格证书考试,但他却能自觉地沉浸于古典文化的学习中,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心态,历练成为“万世师表”。孔子曾自豪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的好学甚至还到了“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地步。对此,有学者解释说:“他一生勤学好问,不放弃一切学习的机会,郯国的国君到鲁国来朝见鲁公,谈论少昊氏何以以鸟名官,孔子听说后,便前往求教;孔子曾适周问礼于老聃;进入鲁国太庙时,遇有不明白的事情便一一询问请教;他还向师襄学琴,问乐于苌弘。”[2]123应该说,孔子虚心学习的积极心态,为传统社会乃至今天的教师都树立了典范。
当然,随着西方学科体系的传入与植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被打破。细致的学科分类和专业划分,不仅使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列传》)式的“通人达才”不复存在,而且像近代的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等“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也很难再现。同时,现代高校的招生、培养和就业模式,决定着教师只要经过课堂教学途径将掌握的知识传授出去就算完成任务,似乎也不需要“大师”。然而,高校课堂的确不需要通过“暗箱操作”,甚至靠“传播”功劳而获得美誉的“大师”[3],而真正需要的是像孔子那样具有对知识“学而不厌”、对问题“锲而不舍”的“名师”。这些“名师”可以对所教授课程、专业、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前沿成果和存在问题等都能进行不断学习与探究,力争做到知识融会贯通,使课堂教学具有深度、厚度和吸引力。
二、“因材施教”思想对现代高校学生观的影响
与中小学注重知识的传授不同,高校更注重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由于课堂教学是高校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教学质量自然倍受关注。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教育主管部门曾先后出台三类课堂教学评价体系,基本上都是从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技能、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效果等方面制定出3~5个一级指标,10~15个二级指标。然而,如有学者说:“目前尚无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课堂教学质量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往往是凭借经验来决定,这造成评价指标体系的随意性。”[4]然而,由于课堂质量评价体系的相对稳定,尽管有利于评估教师的教学水平,却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致使课堂主体相对“缺位”。其实,衡量课堂质量,既要考量教师教了什么?怎样教?更要考量学生基本素质提高的效果。而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似乎可以给当前高校课堂素质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
与官学面向“国之贵游子弟”(《周礼?地官司徒》)招生不同,孔子招收弟子的身份千差万别,只要行过“束■礼”(《论语?述而》),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子都可以跟着学习,其弟子差不多有三千人。当然,由于孔门弟子求学的时间先后、年龄大小、知识背景、家庭出身及性格特点等都有所不相同,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指导,成为孔子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从《论语》所记内容来看,虽然孔子未必对所谓的“三千弟子”都能了如指掌,但至少对登堂入室的“先进”弟子能如数家珍。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等,并形成相对集中的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当然,孔子的“因材施教”是以“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教育等素质教育为前提的。注重基本素质的教育,应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尽管“因材施教”概念是由朱熹提出的,但从孔子一生的教学实践来看,他的确做到了根据学生的特点适时地进行面对面的教育。《论语》中类似的事例很多,如《为政》记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四人“问孝”,孔子分别从“无违”、“疾之忧”、“敬”和“色”等四方面给予回答;如《颜渊》记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回等四人“问仁”,孔子分别从“爱人”、“其言也仞”、为政以及“克己复礼”等角度做出解释。当然,如有学者所说:“孔子不仅能做到因人施教,还能因时间、地点、环境的不同而施教,……更令人惊叹的是孔子还能根据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的不同特点而施教。”[5]实际上,孔子的令人惊奇之处,是能充分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其“因材施教”思想也对当前高校教师课堂授课提出深入学生群体、了解学生需求的要求。
三、“有朋自远方来”思想对当代师生观的影响
与基础教育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相比,当前高校课堂教学仍然是以教师台上滔滔讲授,学生台下默默聆听,学科本位、唯知取向、教师为中心。这种传统教学模式,主要是把教师或教材的知识直接强加于学生,自然缺乏师生间的平等交流,更谈不上师生间的心灵对话。在探讨课堂教学方式问题时,不少学者对孔子的对话型授课模式产生浓厚兴趣,如有学者说:“这种关系结成的主体间性体现着民主、平等、自由、理解、和谐,这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人的生存方式,才是教育中个体生命的一种诗意栖居。”[6]其实,在课堂教学中,唯有师生关系真正做到人格平等,老师才能体悟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的快乐,才有机会领悟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的心境,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由于孔子学说不为时代接受,他才有更多时间从事整理典籍与教学。孔子教授了多少弟子,虽然具体数目不得而详,但孔门师徒间却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关系。孔子是良师,当弟子身处险境时,他都会给予及时提醒和帮助;孔子是益友,当学生有问题时,无论他们身处何地都会设法向其咨询;而当孔子本人犯错误时,弟子也会及时地劝诫,如孔子违礼地去见南子,子路就很不高兴地去找他,孔子不得不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当然,这反映了孔子能坦率、真诚地面对学生,如有学者说:“‘当仁,不让于师。’这句至理名言,反映孔子虚怀若谷、襟怀坦荡的形象。人格上的平等,真诚的爱护,使孔子私学中的师生关系充满春天般的温暖。”[7]孔子师徒的关系无疑对当前高校课堂师生关系的改变具有启迪意义。
孔子不仅善于从其他处学习,而且也是“教学相长”的典范。以与学生谈论《诗》为例,当子夏体悟到“礼后乎”时,孔子感慨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当与子贡言《诗》,孔子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由此可见,在教学活动中,孔子真正体会到“有朋自远方来”的乐趣。当然,孔子有时还会忘情地说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话来,如在陈蔡绝粮,当颜回领悟到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的境界时,孔子便发出“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史记?孔子世家》)的感叹。应该说,孔子教学过程中朋友间心灵对话式的教学模式,是目前高校课堂教学的薄弱环节。如何构筑亦师亦友的对话型教学课堂,成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探寻的重要课题。
四、“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思想对知行观的影响
现代高校课堂学生的学习尽管还不能算上是“研究性学习”,但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素质,塑造知行合一的能力,却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甚至超过传授基本知识的权重。面对90后的大学生,如何让他们在学习中感受到乐趣,也是促进高校课堂改革的重要因素。如有学者说:“我们要鼓励大学生参加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把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学习……大学生在这样的途径中,既学习了知识,又开发了思维,而且乐在其中。”[7]应该说,近些年来,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受到社会重视,但其现状却也令人担忧,这也应是当前新升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的根本原因,高校课堂改革可谓势在必行。然而,如何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则成为摆在高校课堂改革道路上的一条拦路虎。而孔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思想,或许能为当前高校课堂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
孔子课堂教学首先注重的是德行修养,希望把弟子培养成为温文尔雅的君子,这是人们的共识。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孔子更注重培养弟子“知行合一”,却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其实,传世文献中类似的事例不少,足以证明孔子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思想。如孔子曾教导弟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当然,孔子本人也力行“知行合一”,这可以从《论语》首篇首章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得到启示。传统上此语通常被人们理解为“学习时常复习”,且作为孔子“好学”的标志。但是,我们认为将此语理解为“如果我的学说被社会普遍接受,在社会实践中加以应用它,那不是令人感到喜悦”[2]4应更为合适。即孔子时刻在能为社会所用做好前期工作,也是其培养学生的目标,无疑这也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
然而,人们由于受《礼记?乐记》所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的影响,自然认为孔子注重弟子的德行修养,轻视技艺的培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孔子弟子子夏曾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能正确处理与妻子、父母、国君和朋友间的关系,即便没有读过书,他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当然,尽管孔子强调“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但他更懂得“学有所成”的重要性。如子路以“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为由,推荐子羔担任费宰,孔子就严厉批评其“贼夫人之子”(《论语?先进》)。可见,孔子是在强调行为重、学为次,但如能做到“知行合一”就更完美,这也与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的目标基本一致。
总之,教师仍然是当前高校课堂教学的主宰者,此类教学模式的弊端越来越突显。如有学者说:“倘使高校课堂不进行深层次的、实质性的变革,所谓素质教育、全面发展,所谓创造性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都将是自欺之语、渺茫之语。”[8]就是说,高校教师必须由传统的关注“教”走向关注学生“学”的效果。为使课堂教学改革顺利实施,除注重学生个体、加强实训和培育师生情感外,教师应从孔子课堂教学中获得相应启示,努力提高课堂教学需要的基本素养,主动、持久地提高业务能力,摆脱学者所批评的“一些教师实施课堂教学改革的热情很高,但由于受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的限制,课堂上往往只能顾及到知识目标的完成,而对师生互动、学生能力的培养以及情感渗透等目标的完成,却时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9]的弊病,有效完成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的各项目标。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接受岁月磨砺和历史洗礼,经久不衰,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教育思想,说明他的思想富有时代性、实践性、生命力。当今世界各国掀起了学习儒学的潮流,孔子学院遍地开花,其思想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依然有必要去好好研究,为当代教育提供必要的指导。
一、有教无类,平等教育
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从两个方面对所处时代教育进行了颠覆。一方面,突破了“学在官府”的社会现实,实现教育平民化与普及教育。另一方面,学生自身素质无论优劣,都可接受教育,实现了教育的平等化。孔子认为不能以贵族阶层禀赋素质优于贫民阶层的错误观念为由拒绝对平民实施教育。即使学习者自身素质再不济,只要乐学好学,都应该对其实施良好的教育。
反观当今教育,教师对学生实行“差别化”对待的现象屡见不鲜,教育资源失衡现象颇为严重,优势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重点学校、重点班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教师可以自行到偏远、贫困地区帮扶教育,牺牲小我实现大我;其次,本着平等关爱每一个学生的心态,公平教育每一个学生,不因学生资质、性格、脾气、成绩好坏而施以不同的对待和不同的教育。
二、因材施教,发展个性
因材施教的前提是承认个体差异。通过对话及活动观察,分析学生的个体差异,并在统一的教育目标指引下,对学生进行差异化教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朱熹把孔子的这种思想概括为“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孔子作为因材施教的首创者,十分注重观察、了解学生,能一语道破学生的优缺点,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再如,根据学生年龄、志趣、爱好的不同发展学生的特长,从而达到长善救失、扬长避短的效果。
反观当今教育,教学模式千篇一律,不考虑教育对象的个体差异。教学评价体系一味重智育,轻德育。至此,当代教育工作者应该从以下几点着手:(1)课余时间了解学生,在教学与实践活动中观察学生,并对了解、观察到的信息加以分析,初步了解学生的各方面情况;(2)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智力水平、知识基础、年龄特征安排教学内容和选择教学活动;(3)实施分层教学,让优等生吃好,中等生吃饱,差生能吃下。
三、民主教学,师生互爱
在师道尊严的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经提出了教育民主的构想并积极实践,竭力营造平等互爱的师生关系。他的民主教学思想源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主张教师职能不在于操纵课堂,而在于营造一种宽松、自由、平等的教学氛围。
反观当今教育,教师作为知识的代表高高在上,专断独行、固执己见,更别说平等交流、良性互动了。在教学中教师对学生不关爱、不信任、不宽容。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作为教师我们应该:(1)热爱学生,关心学生,激发学生“亲师”情感;(2)尊重学生人格,对学生的过错不求全责备,而应怒而不弃;(3)转变教学观念,摒弃灌输式教学,实行多样化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把课堂交给学生;第四,教学中教师要秉承教学相长的理念,做到以教促学,以学定教。
四、授之以渔,指导学法
孔子很早就注意到学习方法比学习本身更重要。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体现了这一点。在实际的教学中孔子还主张:(1)温故知新。注重新旧知识的联系与融通,从而深化对知识的理解。(2)主张多听、多见、多问。(3)倡导学思结合,学思并重。第四,倡导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当学生处于“愤”“悱”状态时,老师对学生分别进行“启”“发”,深刻揭示了学生在思考过程中依次出现的两种思维困境,并进行循序渐进的思维引导。
反观当今教育,教师只重视知识的灌输,而忽视学法的渗透,使得教育仅成为一种单纯继承知识的行为,而没能培养出学生独立学习、自主思考的能力。为此,教师教学中应注重学法指导,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以不变应万变”。具体来讲:(1)教师应该督导学生对已学知识进行巩固;(2)提倡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贴近实际;(3)注重培养学生学思结合的品质,强调教学中学思并重;(4)善用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五、修己安人,诲人不倦
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提高自身修养,才可以去安抚别人、领导别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从侧面反映出教师自我修养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一方面,孔子认为教师应秉承“君子不器”的理念,不能把学习看成是一种功利化的行为,而应该自觉保持“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态度;另一方面,要有“诲人不倦”的精神,如果说“修己安人”是自觉,那么“诲人不倦”就是觉人,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对学生的学习实施引导,强调教师要有责任心,要把教育当成自己的事业。这种教育理念无疑与当下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不谋而合。
因此,就教师自身而言,要有“学而不厌”的精神。“学而不厌”反映在教师业务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则是不言其“博”,不厌其“精”。既不满足于自己已学习到的专业知识,也不满足于自己了解到的其他领域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时候,提供更加有效的指导。
#p#副标题#e#
一、孔子的生平和教育活动
孔子生在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家庭,先世为殷人,系宋微子的后裔。到五世祖木金父时,因其父孔父嘉在宫廷内讧中被杀,木金父亦被降为士,并“绝其世”,即被剥夺去卿大夫的世袭地位。为了区别公族,他便改姓孔。其三世祖孔防叔,畏华氏之逼逃亡鲁国(今山东)定居。孔子的父亲孔纥(字叔梁)是鲁国贵族孟献子属下一个“有力如虎”的猛士,因立两次战功,提升为陬邑(今山东曲阜南)大夫。孔纥大约六十几岁时同一个年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颜徵在成婚。年龄的差距,可以看出其阶级地位的悬殊。传说他夫妻俩因祈祷山神来不及回家,妻子就在山洞中生下孔子(此洞便以“坤灵洞”和“夫子洞”命名,今尚在。山即称“尼山”,位于曲阜城南)。?
孔子三岁时,先丧其父,十七岁时,又丧其母。孔子的家教中重视礼仪之教。生活贫困,促使他较早为谋生做事,学会多种本领,他自称:“吾少也贫,故多能鄙事。”他青年时期在季氏门下当过委吏(管理仓库),还当过乘田(管理畜牧),由此他接触到社会下层,了解到人民的一些愿望和要求。?孔子生长于当时的文化中心-鲁国,在周礼的熏陶下,六岁“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十五岁时,就确立了坚定不移的学习志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学习鲁国保存的中国古代文化,从中寻求治国救人之道。这一基本方向,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道路,形成了儒家的思想特点。?
孔子最大的抱负,是希望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施行仁政。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意思是,假使有人用我治理政事的话,一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三年就会大有成效。孔子约自30岁起,就奔走于齐鲁之间,希望通过从政来实现他的理想。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未获得统治者的重用。于是,他就招收弟子从事讲学活动。直到51岁,鲁定公任他为中都宰。
后来,他“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后因和鲁国执政大夫季桓子的矛盾激化而下野。在做官期间,他并未停止办学。见自己的政治抱负在鲁国不能实现,55岁时,他便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先后经过卫、曹、陈、宋、蔡、郑、楚等十几国,一面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一面坚持流动教学,68岁时返回鲁国。此后,他专门从事教育工作。
孔子在政治上虽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但在文化教育上却是成绩卓著的。孔子大约在30岁(前522年)左右时,从事创办私学活动,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他在鲁国从政和周游列国期间,不断广收弟子,随时随地讲学,前后从事教育工作达四十余年。他一生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从事着教育工作,这是他之所以获得教育成功的根本条件。孔子在教学过程中,搜集并整理出《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作为教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还通过教学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作了系统地论述,对后世的教育影响极大。《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有“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自己也说:“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他培养了这么多人才,可谓教育硕果累累,做了前人未做到的事。
公元前479年,一代教育家孔子病逝,其弟子以父母之丧礼之,皆服孝三年。“三年服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孔里。”
孔子的思想学说和他的事迹,弟子们各有记录,后来汇编成一本书,名为《论语》,这是研究孔丘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材料。
二、重视教育的作用
孔子认为教育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是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教育事业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通过冉有之问,孔子扼要地阐明了他的庶—富—教的施政大纲。从庶、富、教三者的排列关系上看,孔子已直观地认识到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有这三个条件。即劳动力、发展生产、进行教化和发展教育事业。
孔子对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持肯定态度。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指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天赋比平民高贵、优越的思想。这个较为科学的命题,既是孔子“有教无类”的理论基础,又是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结晶。
三、教育的对象比较广泛
提倡“有教无类”春秋以前是贵族之学,有资格接受教育的是王公贵族的胄子。作为平民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孔子创办私学后,首先在招生对象上进行了相应的革命,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这也是孔子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有教无类”,东汉马融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梁朝皇侃说:“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其本意就是: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为了实现这一原则,孔子在招收学生时表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诲焉。”只要本人愿意学习,主动奉送10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弟子。事实表明,他的弟子来自各个诸侯国,有齐、鲁、宋、卫、秦、晋、陈、蔡、吴、楚等国,分布地区广。
弟子的成分复杂,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大多数出身平民,如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卞之野人以黎藿为食的子路,穷困至于三天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参,居室蓬户不完上漏下湿之原宪,父为贱人家无置锥之地的仲弓。也有个别商人出身,如曾从事投机贩卖的子贡。还有少数出身于贵族的,如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宋国的司马牛等。孔子私学中,弟子品类不齐,各色人物都有,实是“有教无类”的活标本,当时有人对此不理解,产生种种疑问。南郭惠子讥笑性地问子贡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木隐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虽门下人品混杂,皆能兼收并蓄,教之成才,这说明教育家胸怀的宽大能容,教育艺术的高明善化。
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四、教育的目的
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道。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子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他的学生也颇有体会,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可见,教道和学道是孔门师生共同的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已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的,因为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所以孔子才能造就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来。
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学而优则仕”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孔子对实行“学而优则仕”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
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学习与做官有了密切的联系,他鼓励学生们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要担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识本领学好没有。弟子们受到此思想灌输,头脑中普遍存在为做官而学习的念头,既然已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子路心直口快说出“不仕无义”,这是有代表性的。孔子积极向当权者推荐有才能的学生去担任政治事务,但他在输送人才时也坚持一些原则:首先,学不优则不能出来做官;其次,国家政治开明才能出来做官,否则宁可隐退。孔子培养的一批弟子,大多或早或迟地参加政治活动,他们“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
“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五、教学内容
根据《论语》,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孔子的教学内容:一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以文学、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是指教学内容包括四个基本方面;二曰: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是指孔子教学的主要科目;三曰:《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书”,是奴隶主的文化典籍,是孔子所使用的基本教材。总之,可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应该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的培养等三个部分。这三个方面,从教育内容的结构,以及社会的需要和个人人格形成看,应该说是初步完整化了。这是孔子在教学内容发展史上的贡献。孔子对这三方面不是等量齐观的,他认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道德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为三者的重心,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
孔子改编的“六书”,是中国第一套较完整的教科书,从荀子的《劝学》篇开始尊为“经”,故后世称为“六经”,除《乐经》已亡佚,其他“五经”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学校中最基本的教材。“六艺”与“六经”的不同在于:“六经”偏重于文化知识,属于文的范围;“六艺”则偏重于才能和技术的训练。因“礼、乐”也具有这方面的性质,所以也列在“六艺”中,“射”是射箭,“御”是驾车,都属军事课程。
总的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有三方面特点:
其一,偏重社会人事。他的教材,都属于社会历史政治伦理方面的文化知识,注重的是现实的人事,而不是崇拜神灵。他虽不是无神论者,但对鬼神持存疑态度。他不谈“怪、力、乱、神”,不宣传宗教迷信思想,不把宗教内容列为教学科目,这种明智的态度,成为中国古代非宗教性教育传统的开端。
其二,偏重文事。他虽要求从政人才文武兼备,但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仍是偏重文事,有关军事知识技能的教学居于次要地位。
其三,轻视科技与生产劳动。他所要培养的是从政人才,不是从事农工的劳动者,他不强调掌握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他既没有手工业技术可传授,也没有农业技术可传授。他认为社会分工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与小人职责不同,君子不必参与小人的物质生产劳动,所以他从根本上反对弟子学习生产劳动技术,樊迟要学种田、种菜,他当面拒绝。
六、孔子的教学特点
(一)因材施教
孔子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并作为一个教育原则,贯穿于日常的教育工作之中。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运用因材施教者,也是他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因材施教”的命题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
施行因材施教的前提是承认学生间的个别差异,并了解学生的特点。孔子了解学生最常用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通过谈话。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他有目的地找学生谈话,有个别谈话,也有聚众而谈。如有一次有意识地向子路提出一个假定性的问题:“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字路并未说话,仅以高兴默认,孔子便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第二,个别观察。他通过多方面观察学生的言行举止,由表及里地洞察学生的精神世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单凭公开场合的表现作判断还有片面性,就要“退而省其私”;只凭一时的行为作判断还不够,还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就是要注意学生的所作所为,观看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的感情倾向,这就可以把一个人的思想面貌了解透彻了。他在考察人的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认为不同的事务不同的情境都可以考察人的思想品质。
(二)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在教学中,孔子把“学而知之”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他的“学而知之”就是说学是求知的惟一手段,知是由学而得的。学,不仅是学习文字上的间接经验,而且还要通过见闻获得直接经验,两种知识都需要。他提出“博学于文”、“好古敏以求之”,偏重于古代文化、政治知识这些前人积累的间接经验。他还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孔子重视学,也重视思,主张学思并重,思学结合。他在论述学与思的关系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反对思而不学,也反对学而不思。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还强调学习知识要“学以致用”,要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把学到的知识要“笃行之”,他要求学生们说话谨慎一些,做事则要勤快一些,“君子欲讷其言而敏于行”,应当更重视行动。
由学而思而行,这就是孔子所探究和总结的学习过程,也就是教育过程,与人的一般认识过程基本符合。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教学理论、教学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三)启发诱导,循序渐进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愤与悱是内在心理状态在外部容色言辞上的表现。就是说,在教学事必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已经思考相当时间但还想不通,然后可以去启发他;虽经思考并已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词表达出来,此时可以去开导他。教师的启发是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启发之后,应让学生再思考,获得进一步的领会。孔子在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的教学中常用的方法有三种,即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叩其两端,攻乎异端。
七、树立教师的典范
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敏而好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回答子贡的提问时说:“圣则吾不能,吾学不厌而教不倦也。”他也曾在学生面前评价自己说:“若圣与仁,则吾其敢。抑为(学)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也。”他为后世的教师树立了六个方面的典范:
学而不厌。教师要尽自己的社会职责,应重视自身的学习修养,掌握广博的知识,具有高尚的品德,这是教人的前提条件。
温故知新。教师既要了解掌握过去的政治历史知识,又要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认识当代的社会问题,知道解决的办法。
诲人不倦。孔子30岁左右开始办学,40多年不间断地从事教育活动,就在从政的5年间,也仍然从事传授,周游列国时,也随处讲学。有的学生品德很差,起点较低,或屡犯错误,他也不会嫌弃,耐心诱导,造就成才。“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对学生的爱和高度负责,是他有诲人不倦教学态度的思想基础。
以身作则。孔子对学生的教育,不仅有言教,更注重身教。通过严以责己,以身作则来感化学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教学相长。孔子认识到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不是单方面的知识传授,而是可以教学相长的。他在教学活动中为学生答疑解惑,经常共同进行学问切磋。不但教育了学生,也提高自己。
总之,孔子是一个“以德服人”的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教师的光辉典范,他所体现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已成为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就是孔子。上个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一位学者在排列人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一百位名人时,把孔子排在第五位,仅次于耶稣和释加牟尼等人。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孔子的影响力恐怕要排在第一位。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孔子学说的影响。 孔子是中国儒学的创始人。两千余年来,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政治、文化等方面,也体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之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实践是评判孔子学说的唯一标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历史实践是评判孔子学说的唯一标准全文如下:
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汉代成为定于一尊的官方哲学后,孔子教义不仅深刻影响看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走向,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国民精神。因此,对孔子功过是非的评判,一直是中国的一个文化难题。二千余年来,虽不乏振聋发聩的批孔之论,却又丝毫不曾动摇他的“素王”之尊,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正处社会转型的历史巨变之际,近20年来对孔子的推崇和颂扬却愈来愈甚,而对孔子的批判声浪也愈来愈高。如何评判孔子功过,是以历史实践为唯一标准,还是以“六经注我”的字面意义为据?这也是文化研究者绕不开的历史难题。
孔子原本是宋国子姓后裔,在他的远祖孔父嘉时,因五世亲别于公族,失去贵族身份后而改姓孔,家道自此衰微,从曾祖辈起便举家迁居鲁国。孔子生于鲁长于鲁,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鲁国度过的,鲁文化对他的濡染是非常深厚的。
周族完成翦商之大业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便在东方封建诸候“以藩屏周”。 鲁国是姬姓贵族建立的宗亲方国,地处泰山之阳、汶泗沂沭之滨,较为封闭;国民以农为业,不事渔、商。封建鲁国不仅是为了大启疆宇、“为辅周室”,曲阜是商奄旧地,居住着文化较为先进的前朝遗民,就更需要加强对东夷诸族的镇抚和文化征服。因此始封地位很高的周公为鲁君,周公因辅佐成王并未就国,而是由其长子伯禽继承。于是鲁国成为周王室的代理人以控制这个地区。
鲁立国之初,周王室的封赐极为丰厚,“分之上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定公四年》)等,各种礼器典籍几乎应有尽有。《礼记*明堂位》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鲁国享有天子器物服饰、奏天子礼乐的政治特权,鲁国虽小而地位之尊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从分封之日起,鲁国就是个宗周文化的方国。“用即命于周,是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左传*定公四年》)。由此也就决定了鲁的治国方略是以推行周礼周俗为既定方针,伯禽对殷民实行“变其俗,革其礼”,正是这一治国方略的体现。久之成习,凡是必遵祖训和谨守周礼,周初开始完善起来的宗法礼乐制度,便铸就成了鲁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治国方略将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我们可以与鲁国同时分封的齐国作一比较。
《汉书*地理志》: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齐鲁二国始封时地皆不过百,可以说是在同一水平上起步,而鲁在政治资源和文化上还要优于齐。齐国“举贤而上功”,不当“凡是”派,广纳贤才,因地制宜,富国强兵,使齐国土扩展到方园二千里,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齐国提倡学术自由发展,不排拒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因此就有了一时儒法道墨诸家云集稷下,形成著称于史的稷下之学。鲁从立国到被楚灭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以“宗周”为准绳,压制不合周礼的一切思想和文化,不思进取,人才匮乏,积贫积弱,国土虽曾扩展到五百里,仍是小国寡民之邦。“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鲁国可圈可点的历史成就仅此而已。
齐国的改革性、开放性、民主性与鲁国的保守性、封闭性、落后性形成鲜明对比。孔子儒学就是在鲁国这种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孔子则按周文化的面貌将鲁文化系统化、 理论化、政治化、世俗化,可以说周、鲁文化尽在孔子儒学之中。例如,鲁国崇尚周礼,孔子则“吾从周”;鲁有讲习周礼周乐的传统,孔子则“立于礼,成于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鲁以“尊尊而亲亲”为既定国策,孔子则将其弘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王室训令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则主张“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只要稍加对读,我们就会发现孔子教义与周文化有很强的对应关糸,这说明孔子是全面继承了周文化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季,其时天下“礼崩乐坏”,这本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的一次大冲击,应视为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孔子教义中,我们并未发现他对进步的讴歌,有的却是对尊礼者的赞美,对越礼者的诅咒,对“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寄予乌托邦式的响往。这也说明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并未汲取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不曾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
孔子死后颇受恩宠,与他生前“累累若丧家之犬”的景况形成鲜明对比。他首先被鲁哀公诔之为尼父,汉武帝将孔儒定为一尊,司马迁作《史记》以“世家”许之,与王者并列;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唐太宗尊他为先圣,唐玄宗封他为文宣王,元武宗加孔子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英宗还特意加封孔裔为衍圣公……。自汉以后不分夷夏,凡入主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尊崇孔子,并且抬到吓人的高度。一 黄土,一冢枯骨,何以能亨有“素王”之尊?我们可从孔子理论体系与帝王利益关糸中找到因由。
孔子说过:“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成公二年》);又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孔子主张帝王唯我独尊,亨有至高无上特权,这与韩非子主张帝王树立绝对权威有惊人相似之处。孔子维护封建帝王最根本的绝对利益,理所当然会受到封建帝王们的尊崇。孔子传人孟子仅说了句“民为贵,君为轻”,就被朱元璋撵出了孔庙,若稍有不合帝王心意就会落得这般下场。《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孔子为封建帝王们设计的一套贵贱有序、上下有别的政治制度,如果等级名分错位就不合孔子所规定的“礼”。
而“礼”是无所不包的,如制度、仪式、婚丧、风俗等等都包涵有等级名分。凡不合“礼”处就要“正名”,何谓“正名”?何晏《集解》释为“正百事之名”,即在方方面面都要维护帝王专制统治的政治秩序,这是颇合帝王心意的。再则是孔子很善于为尊者讳。《史记*孔子世家》:“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历史真相是:晋文公欲会诸侯讨卫、许,担心诸侯不奉命,于是便召来周襄王,以天子名义会诸侯,史称“践上之会”。孔子在编《春秋》时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闹剧曲讳为周天子“巡狩”,保全了周王的面子。孔子很会揣摩帝王心理,如何不受帝王尊崇呢!如果说孔子身后的显赫是帝王们感情上接受了孔子的话,那么,叔孙通说的“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则是帝王们逻辑地接受了孔子儒学。孔子教他们以“儒术治国”,可保持独裁专制统治,一家天下可代代相传。
儒术治国的形象说法是“半部《论语》治天下”(《鹤林玉露》卷7)。此说始见于南宋,据称是北宋权臣赵普所言。然而,与其说是赵普之言,不如说是约定俗成之论,它认定这样的历史“事实”,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基本实行的是儒术治国。那么以“儒术治国”的各代王朝是否国运亨通呢?
汉武帝虽“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仅还仃留在口头提倡上,并未认真实行。如所用之臣或是文法酷吏如张汤、杜周之流,或以经术润饰吏事如董仲舒、公孙弘之辈,绝非纯儒。汉章帝白虎观会议正试确立了儒术治国,其时社会危机四伏,儒术治国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儒术治国是救世良方吗?汉章帝至汉灭国仅144年,其后几个统一王朝,晋为154年,隋101年,唐289年,宋319年,元108年,明276年,清267年。儒术治国何曾园过帝王们的家天下传之万世的美梦!尽管孔子设计了一套封建社会的乌托邦蓝图,以“仁”、“中和”、“孝”等政治设计限制帝王们的权力于一个“度”内,这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呓语。历史上一些开国之君或中兴之主只是鉴于前朝的颠覆所有所收敛而已,他们给人民一点好处就大力宣扬,而榨取人民时却不露痕迹。这便是《管子》中为他们总结出的一套“仁政”-----“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频繁,恰恰证明了孔子设计的那套“自我调节机制”只徒具文字意义,对任何一位封建帝王都无约束力。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儒术治国每每留下失败的记录。
儒术治国使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保守落后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因此,所形成的历史惰性,使任何改革、那怕是改良都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如王安石、张居正以及戊戍变法等等。马克思曾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指出:“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然而出自中国的这三项伟大发明,并未率先将中国由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推进到资产阶级社会,倒是将火药普及为焰火炮竹,罗盘成为风水先生的法器,而印刷术普及后,结伴而至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
“半部《论语》治天下”究竟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一部廾五史足以为世昭鉴!
孔子儒学是在周鲁文化孕育下生长出来的,鲁国国民的精神状态如何?我们从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曹刿论战》中可窥见一斑。
《左传*庄公十年》载,齐将伐鲁,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鲁国虽不乏象曹刿这样的俊杰之士,然而故事却反映了当强敌压境、国难当头时,宗室权贵居然束手无策,而众多乡人则以“肉食者谋之”、事不关已的心态置国是而不理。二百年后孔子称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正是对乡人的那种不良心态的赞许和肯定吗!鲁人、甚至其后的中国人“只扫自家门前雪”的不良风尚的形成也是由来己久的,经孔子的误导,其影响的恶劣和严重后果,我们又岂能低估!当下许多中国国民对国运民生、改革大业的漠不关心,对诸多社会丑恶现象的熟视无睹,麻木不仁,难道不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误导造成的恶果吗!
然而二千余年来孔子教诲下的国民又果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做到“思不越位”吗?如其能按等级名位去思考去行事,历史上又何以会发生许多不在其位而夺其位的宫庭政变、或以血与火的手段让江山易主呢?又何以会有那么多的官吏极不安分,为加官晋爵或谄谀媚上曲邀恩宠,或卑身贱体卖身投靠…..。这与孔子设计的“理想人格”岂不是相违悖的吗?又如孔子教导国民要“谋道不谋食”,可谓圣洁高蹈,然而国民们口中念着圣人教诲,私下里却放胆设租寻租,贪污受贿。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换一个视野去看廾四史,“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有资格进入贪污史、奸佞传的国民,又有几人没有读过孔孟之书的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孔子儒学哺育下的中国国民,己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吗?人格分裂又造成人性的虚伪,其最典型的特征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言行不一。
孔子儒学中没有为中国人提供枳极的进步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孔子强调“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把国民的思想禁锢在等级名分的“礼”的范围内,使国民的思想思维得不到充分的伸展。中国长期的保守落后与孔子儒学的保守落后密切相关,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德国。德国人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在科技、生产力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能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迅速恢复,应归功于黑格尔、康德这些哲学家把德意志民族的思维能力提高了。哲学是能真正改变人的思维和思想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强盛的民族总有强盛的哲学,而强盛的哲学一定能滋养出强盛的民族!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积贫积弱、保守封闭,这也说明了孔子儒学不是“强盛的哲学”,它又怎能滋养出一个强盛的民族来呢!又怎能哺育出千千万万个“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强盛的个体呢!
孔子儒学在其伦理学说中为国民提供了一种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国民持这种认识论,每每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例如国家政治本是极复杂的糸统,我们竟简单化为清官贪官、善政弊政等等;又将官僚队伍分为清流浊流,而正邪两方又水火不同器,冰炭不同炉,于是便形成朋党,互相对立,激化了许多社会矛盾,也毒化污染了政治空气。这种认识论无视价值中立原则,不允许国民持中间立场,这势必使国民的思维容易情绪化、情感化,同时也造成说假话的风行。
孔子儒学曾为国民设定了一种理想人格,修齐治平是理想人格的实践和完成过程。如果按这种设定来教化、塑造我们的国民精神,二千余年来我们的国民早已是谦谦君子了;那么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危机何以总是伴随着道德危机?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总要伴随着艰难的道德重建呢?国民的伦理道德为什么竟脆弱得这样不堪一击呢?道德危机的周期性,难道不是孔子儒学在道德教化方面失败的记录吗!孔子儒学的伦理教化有很大的消积作用。
孔儒以僵化落后甚至违反人性的规范束缚人的自由选择,造成个人自我意识的淡化和萎缩,使人的社会角色类型化,个人创造性受到压抑。长期的历史积淀,国民养成了一种普遍的权威性人格,以及信仰、畏惧、依附权威的文化心态,养成了因循守旧、恪守传统、拒绝创新、随波逐流的内倾型民族性格。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创建儒学之始便摈弃了宗教崇拜,转向于对帝王的政治权力崇拜,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至今不衰的“官本位”文化观念。国民在“权力崇拜”的愚弄和鼓惑下,对权力的痴迷及对官位的追求己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不言自喻,权力和官位的背后是巨大的廉价财富和利益!孔子儒学主张以内省式的修身、通过“灵魂深处闹革命”来塑造自我道德形象。道德的自我形象欲求导致国民重虚名而不务实际的行为特征,鲁迅先生称为是“面子”问题,而面子问题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对孔子儒学文化品格的虚伪性,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人早有观察和认识。《庄子*外物》有“儒以诗礼发冢”的故事,揭露儒家“彬彬有礼”地掘墓碎尸,夺人珠宝,儒家人格分裂竟达如此!这篇小品对儒家标榜名义、欺世盗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李贽语)的虚伪人格给予了辛辣的批判。人格的分裂必然导致人性的虚伪,它对国民、尤其是对官僚群体心灵和精神的毒害是十分严重的,造成了多少官吏夤缘投机、趋炎附势、媚狡谄伪、畏强凌弱、因循苟且,他们在“达则兼济天下”的旗帜下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这说明孔子儒学不仅需要虚伪,而且不断地制造虚伪。当虚伪盛行时,社会上必然兴起伪善之风;伪善之风起必然导致信仰危机和世风衰败。
今年是孔子诞辰2550周年,恰逢又是世纪之交,据报导国内将要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我们将如何评说孔子,如何解开这道文化难题呢?孔子教义中确有一些有价值的成分,有的甚至至今还有生命力。然而孔子儒学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两个相互对立的哲学体系,尽管他的教义中有些是颇有价值的,但绝不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永恒真理。二千余年来儒术治国虽每每留下失败的记录,但仍有不少人鼓吹只有儒学才能救中国,只有儒学才能拯救世界。儒学创立之初,其文化品格就是以“法先王”为政治导向的,所追求的乌托邦社会,在本质上是与时代潮流相互错位的。儒家们的理想存在于过去,而不在于未来;他们生活在现实之中,却孜孜以求在未来中实现“过去”。因此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常表现出“今不如昔”的病态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已成为一种社会弊病,而且与社会总体发展的趋向和进程相背离。如果说儒学这个非常封建、保守、落后的学说能够救中国,五四运动的锋芒何以要指向孔子及其学说?许多自幼曾受过孔子儒学熏陶的革命志士和先驱者们,何以还要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呢?
孔子的人格是高尚的,他的学识是十分渊博的,他对他的事业的追求也是十分执着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司马迁的话代表了历史上无数知识分子对孔子的敬仰;“我爱孔子,我尤爱真理”,蔡尚思先生的话则代表了古今无数知识分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心声!在孔子华诞之际,若能对孔子儒学进行认真的、科学的选择、批判、改造、吸收和消化,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于国于民幸莫大焉!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他对后世的教育活动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孔子的教育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充实。从他的教育思想中可以得到不少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孔子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孔子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的启示全文如下:
摘 要: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关于重视品德培养,引导学生笃信躬行;团材施教,注重循循善诱,发挥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主张博多思,学以致用等观念,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在深化德育、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高教改革;现实启示
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既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也带来了大学教育剧烈转型和深刻变化。要落实育人为本、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科学分析世情、国情和人的需求发生的变化,正视高等教育思想观念存在的偏差,从更新思想观念入手来开创高等教育的新局面。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对他的教育思想观念“温故而知新”,或许有益于我国高等教育界正在求索的改革创新。
一个新型社会当它步进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民族的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不可否认,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的教育思想观念有糟粕和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历史唯物的辩证思维方法,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社会人生精论和富有哲理的箴言,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获得借鉴和启示。
孔子教育思想的源点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他主张仁政德治,社会各阶层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以“和为贵”,促进人和、家和、国和、天地人和。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品德高尚、博学多才、和谐的人。他以“学而优则仕”、“有教无类”等理念,致力于育人,借以来推动社会的全面和谐。这种力主促进和谐的教育思想内涵丰富,本文只能针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作简要介绍。
1.德者本也,笃信躬行。
“德治”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强调道德教化,反对单靠政令刑罚治国。在育人上,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即学的原则在于发扬光明的德性,革新民心,达到完善。明确指出“大德者必受命”,“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德其名,必得其寿。”“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即只有品德高尚才能承担大任,得到地位、名利、人们的信任和长寿。这里显示出功利性,但只要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种功利追求是合乎人之常情的。
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的基础和前提。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指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是“刚、毅、木、讷(木意质朴,讷意谦虚)”,实践仁德的标准为“恭、谦、信、敏、惠”。达到仁德的方法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强调要以制度约束自己,以己推及别人。而道德的最高境界子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毛泽东指出:“孔子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但孔子仅从教育人的角度做了浅显的解释:“不偏于狂,不偏于狷(急躁)”,“择而两端”,“善则称人,过利称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对立面统一、联结、平衡、和谐。在品德修养上,孔子强调从自己做起,从所能接触的人和小事做起,要重视“修身”、“齐家”、“爱人”、“亲亲为大”、“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提出“益者三友”、“益者三乐”、君子有“三愆(过失)”、“三戒”、“三畏”、“九思”(《论语》季氏篇),以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都主张从自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这些思想对学者品德修养及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很有借鉴意义。
2.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他爱学生,“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哭得很悲痛,别人劝解时他说:“我不为这个人悲伤又为谁呢?”伯牛病了,他前去探望,握着伯牛的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特别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提倡“当仁,不让于师。”鼓励学生崇尚真理。和子夏讨论《诗》后,说:“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孔子问子贡:“是你行还是颜回行?”子贡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说:“我和你都不如他。”还认为“子路好勇过我。”联系“三人行必有我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种谦虚的态度,促进了师生互敬互学、教学相长。他很注意观察了解学生,掌握学生的秉性、特长,有针对性的施教。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在《论语》中和学生七次讨论“仁”,但回答每次都不同。樊迟问“仁”三次,先后回答是:“爱人”、“先难而后获”、“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司马牛问“仁”,回答是“其言也讱(说话笨一点)。”子张问“仁”,回答是:“恭、宽、信、敏、惠。”这些回答都有一定的针对性。《论语》中多处记载孔子与弟子平等友好地探讨学问,如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讨论治国的方法,孔子认为他们都没有谈到根本,仍然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各言其志也!”子路和冉有同样:“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这个问题,孔子回答完全相反,公西华感到疑惑,想问个明白。孔子说:“冉有总是退缩,故进之;子路好勇过人,故退之。”对个别学习有困难想打退堂鼓的人,孔子进行鼓励。冉求曰:“非不说(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批评他是自己划定界限,有畏难情绪。孔子对弟子也有严厉的批评,如讨论一个问题子路不服气,孔子说:“我讨厌花言巧语狡辩的人。”并对他讲应注意的六种品德、六种弊病:“好仁不好学,其蔽(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危害人);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说话尖刻);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从对子路的教育可见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
3.君子不器,博学多思。
“君子不器”是孔子重要的教育思想。君子是孔子心目中有理想人格高尚的人,他所追求的是培养担负治国平天下的人材。这样的人才应具有多方面的才干。孔子的六艺施教,本质上就是主张全面发展。礼、乐、射、御、书、数,大体上讲,礼是讲德,讲做人处世的规范;乐是讲美,讲陶冶情操;射、御是讲体,讲实用技能;书、数是讲智。综合起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打好基础、知识面要宽,要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他的教育内容十分广泛,强调学好基本内容,打好基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不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认为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对少数高材生才授之以“易”、《春秋》,“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孔子“五十以学易”,对于夏商周的礼仪规范要得到人们共识恪守需要论证,不能论证是“文献不足故也。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足,则吾能徵(证)之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学而不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挖掘研究,丰富和完善教学内容,非常可贵。
孔子在教育中把教育者看成有人性、有灵性的人,看成有丰富情感、有独特精神境界的人。他尊重人的内在因素,注重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他在施教中注重启发、引导、促进独立思考。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即不在苦苦思索想不通、道不明的时候,不去开导;举一例而不能类推三个道理,我不重复讲了。强调学习结合,主张“学而不思刚罔,思而不学则殆”,“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日知其所亡(每天学点自己不知道的知识),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重视精益求精,主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好乐之者”,“默而识之(踏踏实实地学),学而不厌”,高度称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在《论语》中,我们见到的是孔子对弟子优点的肯定、表扬,对不足之处的引导、规劝,促使其自觉,从而见贤思齐、扬长避短。总之,人情味很浓。
孔子的教育目标就是“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使国家“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对卫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孔子强调“富之”、“教之”。要求从政的弟子“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对子张谈从政他要求做到“尊五美,屏四恶”,其要点要:给百姓以恩惠,使百姓劳而无怨;不贪财,不傲慢,不凶猛。他不满意只学不致用的书呆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即不会处理政务,搞外交不能独立交涉,背的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而对一位叫冉求的学生当小吏时加重了赋税更不满,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这些表明孔子力行学以致用,用必坚持仁。尽管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以培养和谐的人才促进社会和谐的理念未能实现,但其学以致用、服务社会、造福百姓的教育仍是值得推崇的。除从政外,孔子鼓励学生治学育人,在学业上要“格物致知”、“一以贯之”、“孜孜不倦”,这也是儒学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们对孔子的褒和贬可以说都到了极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近几代人的绝大多数已经远离了孔子。在国际上正在兴起的“孔子院热”,促使我们应该理性思考:孔子与现实教育能否相联?如能,继承弘扬点该是什么?作者深知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而且由于孔子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加之当前高等教育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疑难较多,“启示”很难谈!只能从解放思想的角度,壮着胆子谈几点想法,作为精浅探索,有些看法可能不合时宜。
1.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所谓育人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
这个学问就是如何更好地做人,如何更好地做事,如何将做人与做事更好地结合起来。联系孔子的教育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当前高等教育在教会学生做人、做事、做学问以及科学处理三者的关系上,不同程度的存在某些偏颇。如,“立德为先”、“德育第一”是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反复强调的,可谓“深入人心”,但实践却体现、落实得很不理想。孔子的德育是紧密结合社会变革、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从规范日常言行、和谐处理人与人、人与家、人与社会、人与天的关系入手,培养做人最基本的品格,如孝、弟、礼、诚、信、忠、恕、荣、耻等。以此为基础,在实践磨练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当前高等教育的德育,体制是在党委领导下,组织政治工作干部、“两课”教师、辅导员实施内容以“两课”为主,辅以学生社团活动。由于“两课”过分强调“学科体系”,由于广大教师在德育方面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导致德育内容不能紧密结合实际,而且难以形成合力,大有“曲高和寡”之势。在智育方面,本科教育仍然是通识教育基础上专业教育,旨在打好必要的理论基础,培养创新意识和专业技能,以及学习方法,独立思考能力。“十年树本,百年树人。”真正能创新、创业并卓越有成就要靠学生今后再学习、苦实践。把大学培养目标定得过高,违背循序渐进原则,无异于“拔苗助长”。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人为分裂,不利于人的思维、灵感的培养和人对规律的认识。这样即使有知识也难以创新。对照孔子的教学内容“少而精”,育人重视打基础,强调博学、多思、终身学习,考试方法注重听其言、观其行,重在致用,借此谋划高等教育思想和培养模式的改革应有所启发。
2.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落实育人为本,在认识上应该说已经形成共识,但缺乏新举措,因而成交往难以乐观。究其原因可以道出若干条,如大学功能拓展在校学生急剧增加后,教学中心地位不同程度动摇;培养模式整齐划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教学资源整合力度不大,学科交融较以往更弱等。这里不想涉及过多,只想就孔子爱学生、注重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因材施教谈点看法。
育人为本,尊重个人兴趣、爱好、权利、尊严,重视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创造性,注重“导”,防止无原则地“控”和“压”。目前的高等教育,从总体上看,给学生的的自主空间太小,学制、专业、课程、教师都只能按学校规定的计划去做。评定学业优劣的主要是考试分数;习惯用固定思维去制造“标准模式”和“标准答案”,不喜欢甚至不容忍学生提出异议,民主式的平等探讨很难实现;管理制度重“管”而不重“导”,“为学生成才服务”难以付诸行动,学生民主参与教学管理尚仍几乎完全停留在口头上。联想孔子把“爱人”、“忠恕”等理念付诸于教育实践,与弟子平等探讨、亲密相处,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发展,启发学生自己刻苦学习,独立思考,学以致用,来思考当前教育方式和教学管理改革是有帮助的。
3.被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除学术是造诣高深外,其师德堪称万世师表。
在国家四分五裂、民生困苦的条件下,他兴私学,自动担当为“治国平天下”而培养有理想、有才能的人才的重任,不收学费(收牛肉干的事现有异议),过着难苦生活,无私地兢兢业业地育人。在学术上不断进取、创新,兼容百家,取其精华,使自己的学术更丰富更完善。在敬仰的同时,应当理性思考当前在师资建设上需要重视的问题:如何发挥教师在办学中的主体作用和在育人中的主导作用。在新形势,高校教师承担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繁重任务,培养创新人才对教师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因此在继续要求教师作蜡烛、人梯、园丁的同时,要重视对其实现个人价值的关怀。职称是教师社会地位、学术水平、经济利益的综合反映,具有导向性和吸引力,是教学管理工作的“牛鼻子”。
教师职称政策要加大教学工作力度,仅出学术论文、科研成果,不教学或不认真教学的不能聘为教授,成果突出的可聘为研究员;教研论文、精品教材、教学成果、教学名师等应与相应的科研业绩同等看待,加大“学生最满意意教师”、“教学名师”的奖励力度,对成绩卓巨的教学梯队带头人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精品教材的作者可以破格晋升。要承认开展探究式教学,辅导学习困难学生、课外关心学生全面成长等所付出的劳动,并给予应得报酬,还要大力宣传其成功经验和事迹。教师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05年底,作者所在学校35岁以下的占42.4%,45岁以下的占78.4%,大批学历高、朝气足、勇于开拓创新青年人加入教师队伍有利于学校长远发展,但要他们熟悉教学规律、热爱教学工作、教书得法、育人有方,还需要加强培训和老教师“传、帮、带”。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2]杨叔子:《文明以止,化民成俗》,《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第11期.
[3]邓晓芒:《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4卷,《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的比较》,2000年第1版.
浏览量:5
下载量:0
时间:
矛盾理论关于静止的概念:为相对于与其宛物体不产生单方面,或双方面联系的物体,则它相对于不产生任何联系的物体是静止的。由止可见,静止与运动,都具备有绝对、相对;有条件、无条件;永恒的、暂时的一面。矛盾中的统一性与斗争性,都具有绝对的和相对的一面。矛盾双方能站在一起战斗,证明矛盾双方之间有某种“联系”,有“联系”,证明它们之间有统一的一方面。马克思理论者毛泽东、列宁并不能站在这样一个高度看待矛盾。矛盾对立的双方没有哪一方是绝对的、哪一方是相对的理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毛泽东矛盾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贡献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中国化的集大成者,其有关矛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科学揭示了矛盾学说的精髓、具体阐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提出了解决矛盾的基本原则三方面,其思想价值在当代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力。
【关键词】毛泽东矛盾思想;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贡献
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他积极吸收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关矛盾思想的精华,理论与实施相结合、古今中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矛盾新思想。毛泽东矛盾思想继承、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
1.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整个世界处于普遍联系当中,在联系、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矛盾,矛盾不是只存在于个别事物中,而是普遍的存在于世界万物中,这是矛盾的普遍性。普遍存在的矛盾还具有特殊性,由于事物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矛盾也有所差别,不会千篇一律。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普遍性可以由特殊性归纳出来,特殊性是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二者缺一不可。
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生动论述为人类开展实践活动,深化认识提供了基本准则即: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的总结归纳个性事物体现出来的特征,上升为一般理论指导,然后再将具有共性特征的理论应用于个性事物,帮助人类去认识开发以前未能涉及的领域和未能认识的事物。而今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矛盾学说的精髓,把握好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
2. 矛盾发展不平衡观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首次提出矛盾发展不平衡的观点。整个世界都是发展运功的,事物的矛盾自然也在发展变动,随着矛盾双方力量的博弈,矛盾一直处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动态变化之中。所以,矛盾不肯能一直处于平衡状态暂时的平衡孕育促使新的不平衡产生的力量。
矛盾发展不平衡论要求我们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事物发展中存在多种矛盾,其中必有一种矛盾处于主导支配地位,其他处于次要地位,这就需要掌握好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要求我们区分好主流支流,强调两点论。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必须重点突出、有主有次、反对一刀切,同时还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古语有云:“相反皆相成也”。毛泽东充分借助众所周知的古语来阐释相对深奥的哲学观点,通俗易懂。
“相反”古语中是指相对立的两方面。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相反”与哲学中“矛盾的斗争性”是一致的。矛盾的斗争性也是矛盾双方相互排斥、对立的,这种斗争性贯穿于事物发展始终,只要事物存在这种斗争就会一直存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相成”古语中是指相互联系、相互扶持的两方面。哲学中的相成即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对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最具创新性的发展。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斗争性存在于同一性中,同一性也由于双方的力量博弈而紧密相连,当达到一定条件,矛盾的统一体就会破裂,演变成新的事物,矛盾双方处于新的同一体中。
中国五千年来一直追求“和”,和气、和谐、和睦,国家层面即追求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实现要求我们必须有效化解社会发展中的各类矛盾早在1957年,毛泽东主席就为我们处理矛盾提供了参考准则。
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矛盾,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的观点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完善自然得到解决。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正确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按矛盾的特殊性的方法论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矛盾不同,化解矛盾的方法自然也不同。毛泽东明确指出,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以批评教育为主,不能采取过激的暴力对抗;对于敌我矛盾以非对抗性方式不能解决的,必须付诸暴力性的对抗方式。
首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辩证法。毛泽东在《矛盾论》的第一节就详细全面阐述了两种宇宙观: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辩证法为人类处理社会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它主张全面、发展、联系的看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辩证法,将自身置于全球化的范畴之中,加强与外界的联系沟通,吸收消化国外发展有益成果,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
其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弊病也日益凸显,社会问题频繁多发,如:道德失范、信仰危机等等。这些社会矛盾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和谐社会的建设,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瓶颈。中国共产党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者,必须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毛泽东有关处理社会矛盾的基本准则,把握好处理矛盾的方法,积极化解社会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和谐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何在各个子系统中形成一种和谐状态,从而达到整体和谐的目的。和谐管理的要旨是组织为了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为手段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其中和谐主题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在人与物要素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核心组织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孔子和谐思想对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意义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文化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愈渐重要。孔子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一种普遍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国家乃至我们每个人。
关键词:孔子思想 和谐 思想政治教育
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强调了国家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及到了如孔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一些思想对我国国民的影响。孔学的一些思想和原则,不仅为中国的传统教育提供了学习的精华,同时也被他国所珍视并加以借鉴。在韩国孔子思想被众人熟知,韩国儒教权威机构“成均馆”馆长崔昌圭说:“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韩国有80%的人受到过儒学思想的熏陶”。孔子和谐思想阐述了人、社会、自然的相处之道,对于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物质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很多社会现象反而呈现一种“道德滑坡”的状态。人们越来越多地为了己利而去伤害他人,这种现象的产生大多是因为人们在追求物质满足的时候忘记了伦理的教育和精神世界的升华,而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孔子的教育中得到有效弥补。孔子的教育是对人文的教育,在孔子的理想和谐社会中人们都应是博爱的,老有所依、壮有所长、幼有所养、各司其职,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奉献国家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
首先,是言传身教。孔子被称为万世师表,对于教育学生他有简单而合理的原则。孔子很注重学生的德行身心教育,教导他人如何提高自己的内涵和道德修养。他一直推崇高尚的道德和人格修养,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用心去注重道德修养,那么他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就能像圣人一样得到他人的尊重和敬佩。自己的一言一行如果端正的话,就算不强调命令和要求,事情依旧可以继续推进,运用于教学中就是言传身教,教师用自己的行为去感化影响学生,为学生树立榜样力量。
其次,是注重礼节。在《左转?昭公二十五年》中的记载季平子为人狂妄,在组织舞乐的时候设置了八佾(八个人为一佾)的大型舞乐队,当时的宫廷制度是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孔子十分愤怒,便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可见孔子对于“礼”地位定义的极其重要。孔子对于弟子的教育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礼是我们必须遵从的规章制度,人们共同遵循的行事原则。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准绳,在追逐名利的时候要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礼法规范,恪守自己的礼和社会的规范。再次是以德服人,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如果只是单纯的采取政治手段去约束治理百姓,人民只会因为恐惧惩罚而不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但内心往往相反;而如果对人民进行精神的教化使其有正确的价值观,人民就会真正的拥有羞耻之心从而真心顺从。德是对人身心的一种要求,是一种至善至美的高尚品质,是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对待他人的关怀体谅的一种态度。最后是和而不同,这是一种宽容,是一种融入,也是孔子所倡导的君子之道。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一种人们在处理一切事物应该遵循和重视的一项重要准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事物的看法观点出现异议的时候不能随波逐流、盲目附和,而应该尝试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取长补短。
首先,要重视教育。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重视,教育也不可以亘古不化,而应该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有所更新,从多方面出发使受教育者在获得丰富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才能之外还具备符合道德标准的良好品质。教育者的言行直接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成长,所以一定要做到言传身教,提升自己的言谈举止,努力成为学习者的榜样。
其次,要克己重礼。一个人的内在素养的提升离不开自身的积极进取和努力。“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不要因为是在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而放松自我要求,也不要因为是细小的事情而不拘小节,即使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谨言慎行,自觉地把道德规范当做发自内心的道德约束力,即便在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也可以遵循正确的道德标准并能够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如果人们都可以认真的以礼约束自己的行为,对礼真正的诚挚无妄,那么人的价值追求和礼的作用意义就可以相互统一。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人必须具有礼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应以礼待人,克制自己的不好的对他人有坏的影响的想法和行为,按照社会规范社会制度做人做事,让人们可以做到自我的约束真正的做到和谐的发展。
再次,要与人为善、以德服人。只有这样才可以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教育是对人心和精神的教育,所以应该以德育人,前提就是教育者必须具有较好的德行去感化学生,让学生有自己的精神榜样。孔子本人就是教育的成功践行者,所以孔门弟子对孔子的无限追崇都源于孔子自身较好的德行,和谐的教育关系可以更好的影响人的发展和道德的提升。
最后,是存异相合,承认有差异的相互融合。一滴水无法汇聚成海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现今的社会是多元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应该接纳、融合不同的元素,鼓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加以整合构成有包容性的完整社会。教育不能闭塞学生的思想,而应该是开拓的宽广的,学生的学术研究应该在互相探讨和切磋并共同创新的环境下有序进行,那样才能够有新理念和观点的形成,研究才可以永无止境。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坚持对立中的统一,只有矛盾才可以推动事物的发展,所以教育也要兼容并包,兼收并蓄。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和谐教育直接影响着我们对和谐社会的探索和建设。所以,我们应该注重教育的力量,认真研究并加以借鉴孔学的精华,使其在新的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和发展,从而转化成中国教育事业的财富,同时结合当今时局的变化开展创造性的工作,使思想政治教育这项工作可以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服务现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核心思想和精神实质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传统文化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扩充了教学思想,教师应充分发挥其在教学中的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道德方面的优越性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出发点,落脚点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尤其是在思想道德方面提出:仁、义、礼、智、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思想历经时代的考验,留下了饱蕴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的灿烂遗产。但是在当下,我国高等教育普遍存在传统文化教育弱化的现象,因此如何将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联系,系统的阐述我国传统文化在思想道德方面的优越性就显得迫切和必要。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总体性概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中最根本的一条。《易传?文言》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归结到人的身上,“天人合一”反映的是一种既能认识自然规律又能顺应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的人格操守。
(一)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国人生存态度上的集中体现,它标志着传统文化中人的主体能动性和高度自觉性,也是对中华民族整体人格状态的历史概括。《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中“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体现的都是这种精神。
(二)重视伦理纲常和道德教化
重视伦理纲常和道德教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素以人为本位,所以伦理道德受到特别的重视和提倡,而中西方在伦理与道德之间又有着巨大的差异。西方人的伦理思想建立在以个人为根本的基础上,而中国人的伦理思想建立在以家庭为根本的基础上。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人与人的关系素有“五伦”之说,也就是五种人际关系,即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这五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家族关系。在五种关系中,家族关系占了三种,而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扩大,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扩大,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即反映了朋友关系和兄弟关系间的联系。
(三)理想人格
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理论是从儒家文化中凝结和升华出来的,以中国儒家哲学为中心的基本传统价值观中,其所传播的价值信念即为一个君子人格在现实世界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承担精神和责任意识。在这种精神背后隐藏的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对“人”这一群体的普遍关爱,即仁爱的情怀,它是在长远的中国历史社会发展下的产物,它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坚定明确的社会集体意识:公而忘私、讲风骨、重气节。儒家道德的特点是:富于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实践理性精神,它追求自我完美,力图通过提高道德塑造理想人格。
诚如《易经》所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当以一颗宽厚仁慈的爱心来对待世间万物。中国传统文化中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向外输出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也对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起着推动作用。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小,相互之间联系的更加紧密,传统的坐井观天、盲目排外只会自取灭亡,只有谋求共同发展,倡导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精神互补才能真正实现双赢。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春秋时期的孔子周游列国,著书立说鼓励人们为了国家、民族而奋斗;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强调国人要居安思危;战国时期的屈原曾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满腔的救国壮志至死不渝;汉朝的苏武出使匈奴为求战争平息,被迫在荒芜的草原牧羊几十载无怨无悔;西汉时期贾谊为国家强大而主张改革,被贬长沙仍余心不改;范仲淹、陆游、岳飞、顾炎武、林则徐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置生死于不顾,哪里还会去考虑自己的祸福得失呢?封建社会的中国,无论是处于太平盛世抑或是遭受外族入侵,国难当头时总有人能为了国家兴亡奔走呼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甚至不惜以一己之力挺起民族的脊梁。
中国传统文化包容并蓄、一脉相承,在实践中不断吸收先进文化来充实自身,从而汇聚成灿烂的华夏文明而源远流长。近年来部分高校已经开始实行国学教育,核心价值体系正在逐步建立。但仍需注意的是传统文化当中仍有许多不尽科学合理的地方,当下国人在取其精华的同时要去其糟粕。只有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并将其发扬光大,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的世界大一统。
相关文章: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