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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教育部规定的各高职高专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本课程的教育教学目标是帮助高职学生树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献身的崇高理想信念,养成忠贞的爱国主义情操,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自我修养能力,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是从2006年在各高校开始建设的,该课程是高校政治理论课2005方案整合“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而重新设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该课程有助于高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大学新生的必修课程。该课程的精品课程建设相对于其他课程意义更加深远。通过笔者研究发现,在目前该学科的精品课程建设中存在着重视前期申报,忽视后期实际应用和推广;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运用不够;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后的持续改进不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中教师学术交流探讨不足四个方面的问题。
2003年4月,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2003]1号),标志着精品课程建设工作正式启动。精品课程建设是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品课程内容丰富,是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高校政治思想理论课2005方案整合“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而重新设置的一门课程,是大学新生必修的一门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该课程自2006年秋季开始在全国高校实施,精品课程建设随即开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相比其他课程来说建设起步晚、建设时间短。虽然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同样存在精品课程建设中的共性问题,也存在本课程建设中的特殊性问题。本文拟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建设建议方面进行简单思考分析。
精品课程建设的目的,是倡导教学方法的改革和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的运用,鼓励使用优秀教材,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是“质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的。但是从目前精品课程建设的情况来看,截止2010年,全国共有3693门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省级、校级精品课程建设成果更加显著。像清华大学、吉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走在了其他高等院校的前列。但是精品课程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内容方面涵盖了:教学队伍建设、教学内容建设、教材建设、实验建设、机制建设、教学方法和手段建设等,通过研究发现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重视前期申报,忽视后期实际应用和推广。目前全国各个高等学校普遍重视对精品课程的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一门公共基础必修课程精品课程建设更是重中之重。各高校之所以热衷于精品课程的申报,一方面可以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因此,在精品课程建设申报期各高校在财力、物力、人力上都给予大力的支持,使得前期的申报工作能够顺利完成。但是当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后,相当多的精品课程被束之高阁,只有参加申报的教师能够运用,没有及时进行推广;有的虽然进行了推广,但是由于教师水平和个人认知和接受程度的问题,教学思路教学方法没有全部推广出去。虽然精品课程得到了建设,但是没有落地、生根、发芽,违背了精品课程建设提高教学质量的初衷。
2.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运用不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是一门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涵盖内容丰富,可以运用的教育教学方法多样,但是精品课程的建设中,明显感觉,教师对网络等新的教学资源运用不够,通达式教学、情景式教学、探究式教学等教学模式运用较少。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高校推广不够,另一方面是教师的问题。有的教师单纯的接受教学方法,教学思路理解不够,难以掌握精品课程的精髓。有的教师对先进的教学仪器、教学方法,掌握不了,或不屑于掌握,影响了精品课程的推广。
3.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后的持续改进不足。目前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的教学中,发现一些申报成功的课程,过了三年五年还是申报成功时的状态,教学内容方法,没有丝毫改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频繁更新,各种新技术更是日新月异,一些新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已经走进了高校的课堂。有些地方精品课程更新不及时已经失去了“精品课程”的意义。
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中教师学术交流探讨不足。对一件事物的看法,可能百人有百样,更何况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内容比较多,单单依靠教师通过自身努力在教学思路、教学方法等方面达到百分百的掌握,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现实工作中,精品课程学习培训少,交流沟通少,主要依靠教师自己掌握,自己学习消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精品课程的建设效果。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是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突出教学特色,是集科学性、先进性、教育性、整体性、有效性于一身的主干课程,精品课程的建设意义重大。我认为要建设好,就要做好以下几点:
1.科学有效规划,严格全程监管。
精品课程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课程在建立之初就要从学科、学校的实际出发做好长期规划,注重实际效果、实际运用,以提高教学质量作为根本目标。在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后也要适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推广规划,使精品课程成为真正的精品,使更多高校大学生收益。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只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开始,而不是终结。精品课程建设政府部门要有规划、有目标,适时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学校在精品课程建设上要有计划、有步骤、有主管部门、有责任人,能够合理有效持续建设。精品课程建设要建立政府部门监督检查,学校自查,学生评定的有效动态管理机制。政府、高校要形成精品课程建设的全程监管和服务体系。
2.加强学习沟通,建设好教师队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是涉及思想道德、心灵深处问题的课程,内容涵盖广、意义深,不单纯是知识性的教学。教师要想将精品课程传授好、表达清,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地汲取好的教学方法、思路。在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学校、政府要提供一个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政府组织精品课程院校特别是国家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团队到各高校开展培训,组织各高校到精品课程院校学习。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技术交流活动,为教师提供学习提高的机会。另一方面,要在教师队伍中开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学习培训。学习是提高知识和教学能力最有效的手段。学习培训可以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教师要努力掌握新的学术信息,自觉的将学术研究新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拓宽教学深度和广度,丰富课程的学术内涵,使课程具有时效性和针对性。通过学术交流、培训学习,最终达到提高精品课程的含金量,使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到教学中,使教学形式更加生动、形象、鲜活,以期达到好的教学效果的目的。
3.有奖有罚,建立健全奖惩机制。
各高校要积极鼓励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积极参与到精品课程实施中,明确申报成功不是目的,充分有效运用到教学中,提高教质才是目的。各高校要结合学校实际,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立健全一套切实可行的奖惩机制,每年对课程进行课程评定和检查评估。检查该课程在建设过程中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教学到位与否,即在师资质量、教学理念、教学模式等方面是否与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相符,学生是否喜欢该课程,学生是否能从中获益,是否提高了理论素养,改善了行为习惯。在课程建设上要从师资准备、教材整合、教法创新、教学管理、成绩考核五个方面进行考评。对于考评合格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于不合格的要给予一定的处罚。通过奖惩来激励教师,不断提高改进,保持精品课程的先进性、科学性。
综上所述,精品课程建设是一项内容复杂、意义重大的系统工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是关系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的课程,有其特殊性,在课程建设上还面临着诸多任务。还要应对社会思潮的各种变化,还要面对新教师、新教材等问题,我们要加强对师资队伍的培养,充分挖掘教材的内涵,不断提高教学水平;我们要统筹规划,建立课程的创新发展长效机制,确保课程的先进性和有效性,最终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建设工作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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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实践教学过程与目标在于人生命价值的创造和完善,其整个过程是一种人格与精神的升华。因此,其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理论的应用,更重要的是思想道德和法制观的塑造。教育者首先应起到人生导师的作用,建构好实践教学的模式,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使正确的立场、观点逐渐内化成意识,并指导人生实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工学结合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的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对高职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工学结合”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研究尤为关键,要探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工学结合的实践教学,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工学结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实践教学
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作为大学思想政治理论的首始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课)的性质、目的和任务决定了它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工学结合”背景下“基础”课实践教学与专业实习有机结合的探索成为必然,要围绕“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这一高职教育培养目标,达到推动教学资源和教育力量的互补。
1.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高职院校教学活动中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设计和教学环节中占到1/3以上,与企业、行业有长期合作关系的校外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专业实训,同时也开拓了“基础”课实践教育资源,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基础”课实践教学也得到了加强。
2.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对高职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与企业员工素质的要求是相类似的,如职业信念、职业操守、职业道德及职业综合素质等,要改革和拓展“基础”课实践教学内容,针对行业、企业及学生的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的培养。
3.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学生在实习中产生了思想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因为两者的结合可及时、有针对性地得到引导,学生所学知识在实践中得到了增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提升,也解决了“基础”课实践教学在时间、资金等方面的教学资源不足。
1.工学结合模式下“基础”课实践教学的内容选择
在实践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注重两个结合:
第一,紧密结合教材内容和学生的实际。要考虑“基础”课知识的系统性,突出教学重点、难点,以实践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深化,充分考虑学生的思想实际,就他们关心的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
第二,紧密结合专业、职业发展的实际。特别是在专业调查研究、专业见习、专业实践时期,要把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等方面的培养与教育融入其中,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和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精神,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如第一学期,根据教学计划2013级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要到志愿者驿站、救助站等合作单位进行4周的认知、专业调研,在此期间思政老师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方面的职业道德、岗位的职责规定等方面的调查,最终形成调查报告。调查活动可增强学生对所学专业及未来所从事职业的认识,提高职业素养。与此同时,可通过与实习班级挂钩的方式,与相关专业教师、实习单位指导人员共同配合,适时地通过恰当的方式渗透到各种形式的实习、实训之中并发挥其作用,在实习前召开动员会,实习后结束后组织专门分享会,对工学结合期间的成果进行分享,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积极反思,并巩固取得的成果。
2.实施有效的“基础”课实践教学的考核
工学结合模式下“基础”课实践教学在考核方式上应当突出多元、开放的特点。一方面,设计考核内容要注重学生在平时的整体表现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践教学的考核成绩应由书面成绩和平时的整体表现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的整体表现成绩的比重占实践教学成绩的70%,书面成绩占30%。另一方面,书面考核侧重于比如与专业实习、企业有关的调查报告、专业实践心得、企业文化心得体会、职场热点评价等。平时的整体表现考核评价分值中,本班同学评价分值占20%,班主任的评价分值占10%,思政课教师的评价权限为30%,实习单位指导人员评价分值占40%。考核评价重要的是让学生在自评和他评中实现自身日常行为的恪尽职守、笃行慎独。
3.“基础”课实践教学运行的保障
保障包括必要的组织保障、条件保障、经费保障等,其中经费保障尤为重要。顶层设计和整体协调,要从上到下形成网络化的工作机制,在实践教学实施前做好各项准备,包括过程、师资与教学资源等各项安排,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实现资源互补和利益双赢,
综上所述,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为“基础”课实践教学的针对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基础”课应积极适应工学结合模式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内容、方法、考核及运行的保障上构建出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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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他对后世的教育活动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孔子的教育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充实。从他的教育思想中可以得到不少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孔子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孔子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的启示全文如下:
摘 要: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关于重视品德培养,引导学生笃信躬行;团材施教,注重循循善诱,发挥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主张博多思,学以致用等观念,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在深化德育、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高教改革;现实启示
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既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也带来了大学教育剧烈转型和深刻变化。要落实育人为本、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科学分析世情、国情和人的需求发生的变化,正视高等教育思想观念存在的偏差,从更新思想观念入手来开创高等教育的新局面。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对他的教育思想观念“温故而知新”,或许有益于我国高等教育界正在求索的改革创新。
一个新型社会当它步进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民族的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不可否认,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的教育思想观念有糟粕和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历史唯物的辩证思维方法,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社会人生精论和富有哲理的箴言,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获得借鉴和启示。
孔子教育思想的源点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他主张仁政德治,社会各阶层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以“和为贵”,促进人和、家和、国和、天地人和。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品德高尚、博学多才、和谐的人。他以“学而优则仕”、“有教无类”等理念,致力于育人,借以来推动社会的全面和谐。这种力主促进和谐的教育思想内涵丰富,本文只能针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作简要介绍。
1.德者本也,笃信躬行。
“德治”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强调道德教化,反对单靠政令刑罚治国。在育人上,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即学的原则在于发扬光明的德性,革新民心,达到完善。明确指出“大德者必受命”,“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德其名,必得其寿。”“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即只有品德高尚才能承担大任,得到地位、名利、人们的信任和长寿。这里显示出功利性,但只要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种功利追求是合乎人之常情的。
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的基础和前提。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指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是“刚、毅、木、讷(木意质朴,讷意谦虚)”,实践仁德的标准为“恭、谦、信、敏、惠”。达到仁德的方法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强调要以制度约束自己,以己推及别人。而道德的最高境界子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毛泽东指出:“孔子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但孔子仅从教育人的角度做了浅显的解释:“不偏于狂,不偏于狷(急躁)”,“择而两端”,“善则称人,过利称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对立面统一、联结、平衡、和谐。在品德修养上,孔子强调从自己做起,从所能接触的人和小事做起,要重视“修身”、“齐家”、“爱人”、“亲亲为大”、“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提出“益者三友”、“益者三乐”、君子有“三愆(过失)”、“三戒”、“三畏”、“九思”(《论语》季氏篇),以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都主张从自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这些思想对学者品德修养及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很有借鉴意义。
2.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他爱学生,“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哭得很悲痛,别人劝解时他说:“我不为这个人悲伤又为谁呢?”伯牛病了,他前去探望,握着伯牛的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特别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提倡“当仁,不让于师。”鼓励学生崇尚真理。和子夏讨论《诗》后,说:“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孔子问子贡:“是你行还是颜回行?”子贡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说:“我和你都不如他。”还认为“子路好勇过我。”联系“三人行必有我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种谦虚的态度,促进了师生互敬互学、教学相长。他很注意观察了解学生,掌握学生的秉性、特长,有针对性的施教。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在《论语》中和学生七次讨论“仁”,但回答每次都不同。樊迟问“仁”三次,先后回答是:“爱人”、“先难而后获”、“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司马牛问“仁”,回答是“其言也讱(说话笨一点)。”子张问“仁”,回答是:“恭、宽、信、敏、惠。”这些回答都有一定的针对性。《论语》中多处记载孔子与弟子平等友好地探讨学问,如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讨论治国的方法,孔子认为他们都没有谈到根本,仍然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各言其志也!”子路和冉有同样:“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这个问题,孔子回答完全相反,公西华感到疑惑,想问个明白。孔子说:“冉有总是退缩,故进之;子路好勇过人,故退之。”对个别学习有困难想打退堂鼓的人,孔子进行鼓励。冉求曰:“非不说(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批评他是自己划定界限,有畏难情绪。孔子对弟子也有严厉的批评,如讨论一个问题子路不服气,孔子说:“我讨厌花言巧语狡辩的人。”并对他讲应注意的六种品德、六种弊病:“好仁不好学,其蔽(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危害人);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说话尖刻);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从对子路的教育可见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
3.君子不器,博学多思。
“君子不器”是孔子重要的教育思想。君子是孔子心目中有理想人格高尚的人,他所追求的是培养担负治国平天下的人材。这样的人才应具有多方面的才干。孔子的六艺施教,本质上就是主张全面发展。礼、乐、射、御、书、数,大体上讲,礼是讲德,讲做人处世的规范;乐是讲美,讲陶冶情操;射、御是讲体,讲实用技能;书、数是讲智。综合起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打好基础、知识面要宽,要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他的教育内容十分广泛,强调学好基本内容,打好基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不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认为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对少数高材生才授之以“易”、《春秋》,“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孔子“五十以学易”,对于夏商周的礼仪规范要得到人们共识恪守需要论证,不能论证是“文献不足故也。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足,则吾能徵(证)之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学而不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挖掘研究,丰富和完善教学内容,非常可贵。
孔子在教育中把教育者看成有人性、有灵性的人,看成有丰富情感、有独特精神境界的人。他尊重人的内在因素,注重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他在施教中注重启发、引导、促进独立思考。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即不在苦苦思索想不通、道不明的时候,不去开导;举一例而不能类推三个道理,我不重复讲了。强调学习结合,主张“学而不思刚罔,思而不学则殆”,“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日知其所亡(每天学点自己不知道的知识),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重视精益求精,主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好乐之者”,“默而识之(踏踏实实地学),学而不厌”,高度称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在《论语》中,我们见到的是孔子对弟子优点的肯定、表扬,对不足之处的引导、规劝,促使其自觉,从而见贤思齐、扬长避短。总之,人情味很浓。
孔子的教育目标就是“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使国家“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对卫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孔子强调“富之”、“教之”。要求从政的弟子“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对子张谈从政他要求做到“尊五美,屏四恶”,其要点要:给百姓以恩惠,使百姓劳而无怨;不贪财,不傲慢,不凶猛。他不满意只学不致用的书呆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即不会处理政务,搞外交不能独立交涉,背的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而对一位叫冉求的学生当小吏时加重了赋税更不满,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这些表明孔子力行学以致用,用必坚持仁。尽管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以培养和谐的人才促进社会和谐的理念未能实现,但其学以致用、服务社会、造福百姓的教育仍是值得推崇的。除从政外,孔子鼓励学生治学育人,在学业上要“格物致知”、“一以贯之”、“孜孜不倦”,这也是儒学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们对孔子的褒和贬可以说都到了极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近几代人的绝大多数已经远离了孔子。在国际上正在兴起的“孔子院热”,促使我们应该理性思考:孔子与现实教育能否相联?如能,继承弘扬点该是什么?作者深知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而且由于孔子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加之当前高等教育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疑难较多,“启示”很难谈!只能从解放思想的角度,壮着胆子谈几点想法,作为精浅探索,有些看法可能不合时宜。
1.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所谓育人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
这个学问就是如何更好地做人,如何更好地做事,如何将做人与做事更好地结合起来。联系孔子的教育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当前高等教育在教会学生做人、做事、做学问以及科学处理三者的关系上,不同程度的存在某些偏颇。如,“立德为先”、“德育第一”是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反复强调的,可谓“深入人心”,但实践却体现、落实得很不理想。孔子的德育是紧密结合社会变革、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从规范日常言行、和谐处理人与人、人与家、人与社会、人与天的关系入手,培养做人最基本的品格,如孝、弟、礼、诚、信、忠、恕、荣、耻等。以此为基础,在实践磨练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当前高等教育的德育,体制是在党委领导下,组织政治工作干部、“两课”教师、辅导员实施内容以“两课”为主,辅以学生社团活动。由于“两课”过分强调“学科体系”,由于广大教师在德育方面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导致德育内容不能紧密结合实际,而且难以形成合力,大有“曲高和寡”之势。在智育方面,本科教育仍然是通识教育基础上专业教育,旨在打好必要的理论基础,培养创新意识和专业技能,以及学习方法,独立思考能力。“十年树本,百年树人。”真正能创新、创业并卓越有成就要靠学生今后再学习、苦实践。把大学培养目标定得过高,违背循序渐进原则,无异于“拔苗助长”。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人为分裂,不利于人的思维、灵感的培养和人对规律的认识。这样即使有知识也难以创新。对照孔子的教学内容“少而精”,育人重视打基础,强调博学、多思、终身学习,考试方法注重听其言、观其行,重在致用,借此谋划高等教育思想和培养模式的改革应有所启发。
2.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落实育人为本,在认识上应该说已经形成共识,但缺乏新举措,因而成交往难以乐观。究其原因可以道出若干条,如大学功能拓展在校学生急剧增加后,教学中心地位不同程度动摇;培养模式整齐划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教学资源整合力度不大,学科交融较以往更弱等。这里不想涉及过多,只想就孔子爱学生、注重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因材施教谈点看法。
育人为本,尊重个人兴趣、爱好、权利、尊严,重视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创造性,注重“导”,防止无原则地“控”和“压”。目前的高等教育,从总体上看,给学生的的自主空间太小,学制、专业、课程、教师都只能按学校规定的计划去做。评定学业优劣的主要是考试分数;习惯用固定思维去制造“标准模式”和“标准答案”,不喜欢甚至不容忍学生提出异议,民主式的平等探讨很难实现;管理制度重“管”而不重“导”,“为学生成才服务”难以付诸行动,学生民主参与教学管理尚仍几乎完全停留在口头上。联想孔子把“爱人”、“忠恕”等理念付诸于教育实践,与弟子平等探讨、亲密相处,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发展,启发学生自己刻苦学习,独立思考,学以致用,来思考当前教育方式和教学管理改革是有帮助的。
3.被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除学术是造诣高深外,其师德堪称万世师表。
在国家四分五裂、民生困苦的条件下,他兴私学,自动担当为“治国平天下”而培养有理想、有才能的人才的重任,不收学费(收牛肉干的事现有异议),过着难苦生活,无私地兢兢业业地育人。在学术上不断进取、创新,兼容百家,取其精华,使自己的学术更丰富更完善。在敬仰的同时,应当理性思考当前在师资建设上需要重视的问题:如何发挥教师在办学中的主体作用和在育人中的主导作用。在新形势,高校教师承担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繁重任务,培养创新人才对教师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因此在继续要求教师作蜡烛、人梯、园丁的同时,要重视对其实现个人价值的关怀。职称是教师社会地位、学术水平、经济利益的综合反映,具有导向性和吸引力,是教学管理工作的“牛鼻子”。
教师职称政策要加大教学工作力度,仅出学术论文、科研成果,不教学或不认真教学的不能聘为教授,成果突出的可聘为研究员;教研论文、精品教材、教学成果、教学名师等应与相应的科研业绩同等看待,加大“学生最满意意教师”、“教学名师”的奖励力度,对成绩卓巨的教学梯队带头人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精品教材的作者可以破格晋升。要承认开展探究式教学,辅导学习困难学生、课外关心学生全面成长等所付出的劳动,并给予应得报酬,还要大力宣传其成功经验和事迹。教师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05年底,作者所在学校35岁以下的占42.4%,45岁以下的占78.4%,大批学历高、朝气足、勇于开拓创新青年人加入教师队伍有利于学校长远发展,但要他们熟悉教学规律、热爱教学工作、教书得法、育人有方,还需要加强培训和老教师“传、帮、带”。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2]杨叔子:《文明以止,化民成俗》,《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第11期.
[3]邓晓芒:《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4卷,《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的比较》,2000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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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开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育,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对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应创新教学内容和手段,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增强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实践中开拓创新意识,以达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教学内容 创新
创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没有创新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才是一个国家创新体系当中最基本、最活跃的元素,培养创新型人才是每一个高校教育的根本任务。创新型教学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教师的思想、观念、策略和方法都在深刻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教师的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以及创新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培养创新型人才中的作用显得十分重要。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内容相对抽象而枯燥,又因为初进大学校门的学生学习意识较为松散,教师的引导就非常重要。如何创新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增强主动性和积极性,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专任教师着重思考的问题。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目的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的必修课程,对学生的成长和成才有着极大的帮助。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正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发展的时期,知识的学习和外部环境对他们的思想影响很大。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往往有些时候青年学生无法分辨好与坏、对与错,在面临疑惑的时候,也需要有人能答疑解惑,获得正确人生观的引导。有很多事例证明,缺乏正确思想的导向,沾染社会坏习气坏作风的大学生,做事做人的行为很可能会违反社会道德伦理,有的甚至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法规。
本门课程给大学生提供了人生思想原则上的指导和帮助,为在青年时期的大学生解决思想上的困惑,起着帮助、规范、引导的作用,意义非常重大。课程的主要任务是,针对大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想道德和法律问题,有效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引导大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养成良好的道德素质与行为规范,使大学生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创新
(一)教学内容创新的重要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涵括了深刻的哲学观、世界观、人生观,对大学生的思想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课程的内涵深刻、文字精炼。但也正是文字的精炼,年轻的大学生没有足够的社会经历和人生经验,对此难以深入理解,使得许多大学生觉得课本枯燥无味,往往在课堂之上没有太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教师将本是枯燥的课本内容转化成通俗易懂的故事,或者用贴近生活的语言讲述出来,让大学生易于理解和领会,这样对课本知识的消化吸收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课本阐述的内容和知识通过教师在课堂的讲授,学生们基本能懂得课本知识内容;但由于“懂得”和“理解、体会”不同,仅仅“懂得”知识内容是远远不够的;通过教师的创新教学手段,能使大学生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对课本内容真正领会于心,也真正实现了本课程的教学要求和教学任务。
(三)教学内容创新的实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所以在教学当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大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不能在课堂之上形成“一言堂”,不能与大学生生活实际脱离。教师要将理论教学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用真实、生动、丰富的内容来激发大学生的思维,用积极的方式引导大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以此来提升教学的质量以及效果。
1.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是指在实际教学中,借助古往今来的事例说明本课程结论的教学方式。它通过教师展示精挑细选的事例,让学生运用自己过去掌握的知识和方法分析,并发表意见和看法。在这一个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地允许和鼓励学生参与并积极发表感想。教师应做到和学生一起不断深入主题思想的内涵,不断加大提问的有效性,针对不同思维、不同理解、不同个性的学生加以引导;由于有事例的佐证,往往学生们对概念的理解和结论的产生有茅塞顿开的领悟,从而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专题讲座。专题讲座的特点在于灵活性和能动性。它的出现,不仅能弥补课堂教学的单一性,还能为实际的课堂知识与实际社会之间提供联动。通过专家的讲解,原本一知半解的学生能通过富有新意的不同角度,将完整的知识记忆在脑中。同时专家的评判会引起学生对理论与实际的研究的浓厚兴趣,为将来培养研究型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3.讨论教学。讨论教学侧重点在于场景的布置和刻意的命题,是对重点和难点知识讲解的一种创新教学手段。通过讨论教学,有助于发挥学生主体的作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讨论课程的安排可事先要求学生准备资料,查阅各方资料,并要求撰写论题讨论报告,以个人或者小组的形式展开讨论和辩论。在这个过程,学生不仅锻炼了思维组织能力和写作能力,而且还加强了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和师生关系,对培养学生全面的素质,有效激发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有极大的提升作用。
4.实地考察研究。为使大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教师可以把课堂搬到校外实习基地来开展,把校外实习基地作为第二课堂。通过实地的考察和观摩,学生能受到深刻的思想影响,能迅速有效扭转原有固化的错误思想观念。走进工厂、走进监狱、走进农田、走进交管部门都能使他们切实感受到课本知识的正确性,从而树立起为社会服务、为社会作贡献、为人民谋福利的正确思想观念。鼓励他们对感兴趣的事物进行长期的跟踪和调查,并不断总结事物的萌芽、发展的过程,使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并通过教师的引导作用,将课本知识和实际问题紧密结合。在形式上、在内容上,实地考察研究均具有最突出的作用。
总之,教师要深入研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创新工作,一切以大学生的成长为目的,积极为他们创造学习锻炼的机会,引导他们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自主探索能力、自主研究能力,将他们培养成为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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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秦 军,王爱芳.我国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教学研究,2009(4)
【摘 要】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课堂教学模式应针对存在的问题,采用调动学生积极性―参与式教学模式、发挥学生主体性―讨论式教学模式、增强教学实效性―实践教学模式,可以促进教学效果的全面提高。
【关键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教学;教学模式;探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 课是一门融思想性、政治性、知识性、综合性和实践性于一体的课程。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针对大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想道德和法律问题,有效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的教育,帮助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1]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课堂教学模式探究的必要性
《基础》课是一门塑造灵魂、培养大学生道德与法律品质的课程,在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乔伊斯和韦尔在《教学模式》一书中认为:“教学模式是构成课程和作业、选择教材、提示教师活动的一种范式或计划。”实际教学模式并不是一种计划,因为计划往往显得太具体,太具操作性,从而失去了理论色彩。将“模式”一词引入教学理论中,是想以此来说明在一定的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各种类型的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或框架,表现教学过程的程序性的策略体系。[2]在高校《基础》课的课堂教学环节中,课堂教学模式显得尤为重要,如何让学生在《基础》课中获取有益的知识,这就需要课堂教学模式强有力的支撑。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课堂教学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目前《基础》课的课堂教学中存在着一些让人担忧的情况。有些《基础》课老师在整个授课过程当中一讲到底,把学生当作知识的接收器。当然有些老师完全把课堂交给学生,看似充分地发挥了学生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可是老师这个角色却缺少了他原本应有的一种导向的作用,使课堂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使整个课堂教学脱离了对象的存在,没有了针对性。大多数学生认为传统的教学方法并不能满足现有的学习需要,对《基础》课的课堂教学方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当老师把理论知识和现有的学习生活实际相结合,才能让同学们更多地参与到《基础》课的课堂教学中来。
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1、调动学生积极性――参与式教学模式
参与式教学方法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大学教学中得到普遍采用,对提升教学效果有明显的帮助。我国学界对现代教育学意义上的参与式教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后逐年升温,至今方兴未艾。[3]在参与式教学中,同学们在各个环节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如课堂教学中的方案设计、实施、评价以及反馈等。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帮助大学生分析大学生活的特点,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大学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规定,做到学法、懂法、用法,依法办事,依法维护国家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课堂上应该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作用,学生可以参与教学方案的设计,也可以参与如何来实施这个方案,当然还可以让学生自行设计参与方案。要保障参与式教学设计目标的实现首先就应该科学合理地制定参与式教学方案,包括教学目的分析、受教育对象特征、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实施方式设计、实施条件、学时数安排、教学评价指标等环节。
2、发挥学生主体性――讨论式教学模式
讨论式教学模式就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围绕一个或几个问题交流信息,从而发挥群体的积极功能,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的学习活动。讨论式教学让学生从一种被动的听课模式转化为一种主动学习的模式,使预期的教学效果更易实现。老师在选取教学材料时,一定要紧紧围绕教学内容服务,既贴近学生实际,也贴近生活实际,以便更好地开展课堂教学工作。比如,在第一章讲到追求远大理想时,就可以结合大一新生的心理来展开,他们学习的热情很高,正怀揣着自己的理想等待一步步地实现,谈各自的理想就很好。在整个过程中,讨论是很重要的,但也不能缺少了老师的点评与指引,或许一句透彻的点评可以升华整个讨论的高度,让学生一下子就明白了个中道理,并彻底领悟。讨论式教学可以很好地增强整个课堂的教学效果,让学生很好地学会知识。
3、增强教学实效性――实践的教学模式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不仅仅是在传授道德知识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规范学生的行为,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4]。实践教学模式最核心的就是要敢于实践,勇于实践。同学们能够把自己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内化为自身的实际行动中。同学们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以塑造一个良好的自我。《基础》课如果仅仅是知识的灌输而没有真正的实践,就犹如空中楼阁,是没有现实的根基的。比如第四章中,我们知道道德理论知识非常重要,但只有与实践结合起来也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道德不是会背诵多少内容,而是我们实际生活中如何去践行它。实践教学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教学基地,也可以让学生利用寒暑假进行社会实践活动,也可以提高群众的思想道德和法律意识,让他们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并服务社会,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比如师范院校的支教活动等,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以及教学实际来进行实践教学,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 本书编写组.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2]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VLG-s2qG0OUzq7W4oY_my_twaE15evhGukrhBmxkYFmDFhsE2sbdrCVzKNfndXod.
[3] 鄢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参与式教学方法的设计原则[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3).
[4] 罗国杰.把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性质与特点,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J].北京教育(高教版),2006(10)63-64.
摘 要:呼伦贝尔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自“98”方案以来大体经历了“05方案”,呼伦贝尔学院2011年以考核方式为主的过程性教学改革和2015年以课时改革为主的教学改革,主要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挖掘教学改革的紧迫性,梳理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开展的一系列教学改革的历程、创新与不足,为课程教学改革提供模式。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教学改革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当中的一门重要学科,是对大学新生进行入学教育的主要渠道,对于大学生适应大学生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爱情观、法律观念具有非凡的意义。随着社会条件和时代环境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学生主体和课程教材处于不断的修订和变化当中,与此同时,呼伦贝尔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显得日益紧迫。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思修课程教学与其他三个公共必修课比较起来,因其是大一新生入学教学环节,新生进入大学后急切地希望从教师那里知道大学和大学生活的模样,纪律性沿袭高中,所以不存在各种违规问题,加之课程贴近大学生并且也不存在“毛中特”课程及学生不爱关注社会发展状况的现象,具有许多自身的独特性。
1.课堂教学与大班授课模式之间存在矛盾
公共必修课教学班级均为合班授课,不同的专业,超百人的授课规模给教学带来了许多局限性。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加之授课人数多很难关注到每个人的具体问题,教学主体容易游离在课堂教学和互联网之间。加之思修课程属于无感化教学,学生未体会到的人生,我们去引导、帮助学生思考人生问题。每位学生的内心变化需要教师去关注、去注意,教师一个人应对120人的内心变化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教师教学方法陈旧与互联网多元化体验之间存在冲突
互联网时代教师还沿用传统授课语言和方式与学生进行交流,同时课堂教学被赋予了太多功能,既要传授知识,又要树立学生思想,还要与学生互动,或者在课堂范围内展开实践教学,挤占理论授课时间。教师将思维仅局限在课堂教学中,之后就与学生没有关系了。这样的思想使得教师和学生的关注点不一致,教与学永远都是两条平行线。课堂教学容易成为低头族的天下,教师讲课与学生看手机两不耽误的局面时有发生。这样教学主体中的50%将游离于课堂之外,这部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会出现盲点。
3.师生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
课堂是教师与学生一起互动的环境,承载着教师与学生沟通和交流的重任。大一新生与教师交流的欲望很强,每每都主动向教师要电话号码或者用其他互联网方式进行联系。教师一人难以承载400多人的联系任务,需要更大的沟通平台的支撑。需要和供给之间的不和谐就使得教师拼命地赶时间讲,想要传授给学生知识,学生则拼命地听,但听不懂教师在讲什么,或者教师讲的问题并不是学生所关注的问题。课堂上因各自主观意愿的不同,没有学生主动提出交流和沟通,或者由于课堂教学时间受限,不能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公共必修课程教师没有自己的学生,与学生沟通的渠道只有课堂,师生在语言、沟通方式等各方面难以把握,促使学生与教师形同陌路,上一学期课程不知教师姓名,也不知道教师在讲些什么。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严重地影响着课程师生关系的良性发展。
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但这三个问题是思修教学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从教师出发到学生的这段距离,方式、方法、内容设计都要有新的思路。那就是以互联网为依托,建立能够承载更多人的大平台,实现增加课堂教学承载量,配套线下教学平台的进一步发展。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历程
呼伦贝尔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以下简称思修课程)主要历经三次重要转变。一是从单一理论教学向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转变。二是从以考核方式为主的评价向过程性考核方式转变。三是以课时改革为主的教学改革。
1.打破理论一言堂,开实践教学先河
从单一理论教学向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转变是2005年根据教育部出台的“05方案”进行的,该方案根据当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变化,教学主体的变化,果断提出实践教学的重要性,突出实践育人的功效。思修课程教学改革开启,理论学时减少,配套理论开展了一系列主题实践活动,例如,我的大学生活PPT制作演说、呼伦贝尔学院大学生社会公德状况调查报告撰写、法律小报制作等课外实践活动,充实了课堂教学,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深入知识领域、实践区域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转化,最后展现在广大学生和教师面前,集体团结精神和动手实践精神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2.弃一锤定音,体现过程的重要性
考核方式从笔试到机考,从结果性考核到过程性考核,以往一锤定音的期末考试变成了不同阶段考核的整合,以往笔试考核变为期末电脑考试,使整个考核主观性和客观性相结合,过程性和结果性相得益彰。2012年思修课程开启平时考核+阶段考核+期末机考三部分结合的考核模式,教师课堂注重心灵传授,知识点学习主要由学生自主完成。教师不再受书中具体概念的困扰,可以和学生交流心灵成长故事、关注学生的观念变化,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学生高贵品质的养成。学生开始关注课程学习过程,与教师进度步调一致。
3.打破一个教师一个班级的授课模式
2012年开始伴随着考核方式改革,思修课程对教师讲授方式进行了大胆革新。教师被分为思想道德修养教学和法律教学两支队伍,两个人教授一个班级,这使得学生能接触到不同教师的讲授风格,也使得教师在一个方向上科研成果猛增,对教学内容的掌握精度提升。例如,讲授思想道德修养教学部分的教师可集中精力开启绪论至道德结束部分的教学内容的研究、教学方法的探索和教学目标的精确。最近几年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研究的主题进行专题式讲授,教师的自主性和学生的接受能力都有所提高。思修课程教学属于无感教学,所以教师的作用就在于寻找与大学生生活结合的热点话题,将教材体系进行整合转化为教学体系,让学生在自身领域内思考人生、爱情、道德等相关问题。
4.课时改革,课堂教学得到优化
思修课程课时变化从40分钟三节连上到50分钟一节,周学时从2学时变为4学时,2015年一周4学时又变为2学时,同时理论教学时间加强,以往占课时的实践部分变为课下学生自主实践,学生学习的时间和内容大大增强,思修课程教学优化逐步合理。实践教学变革更为显著,例如,以往实践部分占课时,教师上两周课接下来进行实践教学,学生不在课堂,理论教学或者说课堂教学讲授部分实际上属于间断模式,等实践回来,再到课堂,学生和教师都要开始重新适应。课时优化后,理论教学连贯,一气呵成,课下学生自主实践相得益彰。
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创新与突破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改革在呼伦贝尔学院开展了四轮,几经寒暑,从侧重形式变化到侧重内容的改进,从教师主体到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思想的深入,从一考定终身到过程性考核体系的完善,有创新、有迂回,也有不足。
1.思修课教学改革围绕教材、教师、教学三个主体开展
实施专题讲授,打破教材固有模式,使得教材体系更加贴近学生生活与学习,创造性地实现了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从教师角度来讲,除讲授课程外教师侧重教学研究,打破以往一个教师一个班级的授课模式,将教师重新组队,分为思想道德修养队和法律队,基于两大部分知识进行资料搜集、备课、上课及科研,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提高了课堂授课的实效性。从教学方面讲,教学重视过程教育,突出学生参与性,思修课程重在关注学生内心,帮助学生与自己对话进行心灵梳理,使教学知识体系转化为学生的信仰与能力。
2.考核方式推陈出新侧重过程性,侧重考查学生主观与客观的全面学习景象
考核方式是验收一门课程学生接受和掌握知识程度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考核方式的变动势必会引起教学改革整体的变化。2012年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期末考试在全院范围内实行机考,这在自治区也是走在前列的,减轻教师期末压力,考查学生的客观题解题能力,顺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除期末采取机考外,在理论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学习状态、到课情况、思维形成、实践能力,采取了阶段性考核的方式,该方式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考勤、学习状态、主观题、实践教学等全方位地体现了教学的过程性特征,强调教师对过程的掌控。
3.网络平台教学仍是教学改革处女地
几次教学改革都未对网络平台教学进行真正的开发和利用,这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未来的方向。网络平台教学切合时代和学生生活习惯,是一个热门的领域,当前许多云平台、慕课、新媒体平台、微信平台的利用在各大学校油然而生,教师与学生开启无障碍链接模式。呼伦贝尔学院思修课程一直在走传统线下教学模式,师生沟通受到极大的空间和时间限制,教师必须形成线上专业发展意识,自己录制微视频让学生在线学习,增加线上平台在考核系统中的比例,形成更加多元化的考核体系。
实践永无止境,教学改革永远都在进行时。经过几年的教学改革探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已经从外围建立起了明晰的改革框架,为下一步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思修课程教学问题仍旧存在,为此思修课程教学改革的下一个重要出口应放在互联网移动教学上,将传统课堂教学与学生的手机终端进行有效的结合,这样既能使课堂教学成为知识传授的地方,减轻课堂教学负担,又能使教师和学生的沟通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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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1905.06.13-1995.04.10),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陈云决策思想的哲学基础与来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陈云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的诸多重大决策,并且许多重大决策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陈云创立了系统的科学决策体系,并在具体的决策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陈云决策思想,为我国的行政管理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实践典范。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的决策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内核的,是以批判继承我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是在中国现实国情上形成的。
陈云同志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而看问题特别准,特别远。他通过总结、概括领导经济工作、政治工作的经验,极为深刻地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一)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先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它强调认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认为人们的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反映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事求是就是这种能动的反映论的高度概括。
陈云决策思想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这最鲜明地体现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九个字中。陈云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 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1]陈云非常重视实事求是,把实事求是同决策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决策。”[2]
最能体现陈云坚持唯物认识论的是他在决策中坚持“国力原则”。1957 年,陈云发表了《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一文,认为必须注重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平衡,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要保持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这两大部类生产之间的平衡,从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部门来说,要保持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平衡。他认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有多大家底就做多大的事,只有从国力出发和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才能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薄一波对当时的情况评价如下:“我认为,周和陈云同志的这些意见,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指导计划工作和经济建设的生动体现。”
(二)坚持认识运动过程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它把辩证法贯穿于整个认识过程,坚持从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中考察认识活动,它认为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要经过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陈云决策思想不仅体现了他坚持认识的唯物论,还体现了他始终坚持认识的辩证法。他把这种辩证的认识方法归结为“交换、比较、反复”六个字。“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充分体现了陈云对认识的辩证规律的精辟理解。
在决策中,陈云重视认识的两次飞跃及其往复无穷的过程。他认为认识应该从对现实情况的深入调查开始,在取得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再进行分析。“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5]他十分重视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处理经济问题时处处都用数据说话,常以定量分析作为剖析经济活动的手段,从中发现问题,找出规律,他指出,经济工作既要算大账,也要算小账。而对于那些实际情况比较复杂,通过定量、定性分析预测仍难准确把握实施效果的重大决策,陈云强调使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通过试验进行验证。
他要求:“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陈云提出决策、检验、再决策、再检验的公式,正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识规律在决策工作中的运用。他认为,世界上从来不会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因而决策过程中必须做出个可供比较的方案,反复论证,择优选用。“从决策方法上说,他不仅提出八种方案和方法,而且逐一分析,反复论证,反复比较,最后定出可行政策。从决策程序上说,他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力求慎之又慎。”
(三)坚持实践真理观。人们的认识过程是探求真理的过程。真理的内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客观的社会实践,因而真理是客观的。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坚持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陈云的决策思想坚持了实践真理观,坚持了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其观点与陈云的思想不谋而合。对于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陈云给予了高度重视与支持,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非常赞赏,他三番五次地强调,毛泽东著作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陈云认为,坚持真理必须不计个人得失,不能搀杂个人好恶与私心。“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错误就是把客观看错了,结果也错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陈云决策思想的历史来源
陈云决策思想的形成除了具备以上理论来源之外,还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
陈云历来重视哲学的学习,有学者从哲学性格、哲学观、哲学贡献三方面对陈云哲学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和阐述,认为陈云的哲学性格可以概括为“实践性格”,表现在:从精神特质看,体现为应用哲学;从理论旨趣看,体现为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从思维模式看,体现为知行合一的致思趋向;从价值理想看,体现为以人民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这些在陈云同志的一些著作和讲话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就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全面、比较、反复”,作为认识真理和解决问题的一个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达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陈云的哲学思想是在吸收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纵观中国哲学史,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及其统一的传统。陈云在学习中国传统哲学的同时加以批判继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传统的继承。我国有“经世致用”优秀传统,认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强调学问要面向现实,关心现实,为现实服务。陈云在其领导决策中尤其强调务实性。1939年12月,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陈云强调指出,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老干部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来指导以后的工作。可见,陈云心目中的理论或哲学,决不是书斋中的学者出于追求纯理论的逻辑思辨而构筑出来的思想体系,而是产生于社会实践又反过来作用或服务于社会实践的有用的理论。
二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在中国传统“一分为二”的命题上,陈云的“用人的辩证法”做了很好的诠释。他指出,要用全面的观点看待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陈云认为了解人的时候,不能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这都是形而上学的静止的方法,“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包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总之,“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缺点的,所以我们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
三是对墨子、颜元、魏源等人关于认识来源于“行”并强调“亲知”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继承。在这一点上,陈云的名言是“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情况明了是研究解决问题和制订决策的前提和基础,而情况明了则是调查研究的直接结果。陈云经常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蹲点调查,亲自体验,并反复实践。
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从中找寻规律性是贯穿陈云决策思想的基点。陈云之所以能在我国经济困难之时多次力挽狂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深谙我国国情。陈云决策的诸多观点与主张,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关键在于从我国国情出发,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清醒地科学地分析和判断情况,从而使制定出来的政策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在“一五”计划期间,陈云根据我国经济基础差、底子薄、人口多的基本情况,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企业组织等提出了系统的正确意见,粉碎“_”以后,当中国人民刚刚迈开“四化”的步伐,个别领导人想靠引进搞“洋冒进”时,陈云又指出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实践已经证明,对客观存在的基本国情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把方针政策放在可靠的基点上,从而卓有成效地领导经济建设。陈云认为多年来,我们屡吃经济过热的苦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从实际存在的国情出发,单凭主观愿望,企图大干快上,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
陈云主张必须从我国现有的经济状况出发确定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早在五十年代,陈云就从经济工作一定要尊重国情的思想出发,针对已经出现过的“小冒”,高瞻远瞩地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象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适应,经济就稳定。”这一论断,意义极为深刻。他的这一主张,不仅指出了处理建设规模与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处理这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论,以及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经济管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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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管理即符合人们的心理要求或“以人为本”管理思想,也是管理者所追求的是一种管理艺术,即一种被管理者意识不到的正在接受的管理,而事实上他却正在接受管理的积极性,唤醒人的主体意识,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发挥人的主体能力。因此,民主管理又是一种群众参与下的多数人管理多数人的管理。应用写作能力是从事民主管理工作的必备素质。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民主管理的思想理念和制度建设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比较剧烈的社会转型,经济、文化、教育、政治诸方面的体制开始转型,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先后被提上议事日程。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综合发展等具体目标在内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五统筹”的基本思想;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口号,并要求政治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协调推进、整体实施;提出了构建人人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和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目标。
民主管理是现代制度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现代制度的基本要求。民主与集中是相互依存、相伴相生的。没有纯粹的民主,也没有纯粹的集中,只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以及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因此,现代的民主管理应该体现为一种管理上的意识和观念。
民主管理是绝对权威的管理方面相对于绝对服从。在“民主,公平的管理人员,公开”的原则,科学传播管理,一协调这些组织的各种行为来实现管理目标管理法。因此,民主管理,满足人们对“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或心理的要求,也是管理是一种管理艺术的追求,这是一种管理者不知道被接受的管理,但事实上他是积极接收管理,唤起人的主体意识,促进人类主要的精神,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民主管理是一种最广大群众参与经营管理。写作能力的应用是在民主管理工作必备的素质。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建立健全必要的、可行的、操作性强的管理规章体系,是依法治校的需要,是全方位加强管理的需要,也是避免行政处理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克服因时因人所造成的问题解答的差异问题,但是管理制度的建立,离不开民主的基础。现代制度的代表名词就体现在“民主”一词上。民主管理是现代制度框架下主要的内容,是建设现代制度的基本要求。当然,没有纯粹的民主,民主与集中是相伴相生,互相依存的。只有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2003年7月8-9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在上海召开了“基础教育现代制度研讨会”,指出从2003年秋季开始,要进行“现代制度”改革的实验。从报道的内容看,现代制度的关键就是权力下移,将自主权真正转移到一级。创建现代民主制度,这是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后的又一重大改革举措,值得我们去分析,研究并加以实验。
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在新世纪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基层民主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稳步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1.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与法制观念
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必须塑造与社会环境对民主和法治精神,努力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根据“四或五”普法工作规划,加大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力度,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从“人治”走向“法治”,从“村官治理”走向村民自治。要通过开展“法律进农村”和“创建百家民主法制建设示范村”活动,调动基层干群学法热情,逐步养成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自觉守法的良好习惯,提高广大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自觉性。
2.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正确处理好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关系,在农村地区提供人才保障民主管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关键在人。根据宪法,是加强党的领导,主动性,充分发挥村党支部,作用集中,民主。同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基层民主建设和选择好的,好的人才,保证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的领导核心,坚强的党性,能力,人才、有魄力的村民推上村组党员干部岗位,把书记主任中带头致富的能人推为省、市、县党代表或推荐为国家、省劳模,同时将35岁以下的有能力、有才干的村干部通过考试吸收为国家公务员,把党员中带头致富的能人推选为村书记主任,把群众中带头致富的能人吸收为党员,推选为村“两委”干部、村民组长、村民代表,为农村基层民主提供人才保证,并给予相当的空间,让他们自由发挥各自的才干,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3.以改革的精神,不断探索村级基层民主发展新路
积极稳妥地推进选举改革村书记和主任,农村领导阶层积极稳妥地推进选举改革的村书记和主任的探索,探索选择村领导的新途径。实施“海选,平等竞争,在村干部的选举法在“依法选举。一种机制,依靠干部“能上能下”群众的力量;2,在海中形成的竞争氛围;三,打破了以往的坐在“稳定”的惯性思维,使村干部承认“他任期届满,平淡自然,不为人下四,安全”;广大党员和人民民主选举权。儿子选了新路。实施“海选,平等竞争,在村干部的选举法在“依法选举。一种机制,依靠干部“能上能下”群众的力量;2,在海中形成的竞争氛围;三,打破了以往的坐在“稳定”的惯性思维,使村干部承认“他任期届满,平淡自然,不为人下四,安全”;广大党员和人民民主选举权。
即采取直接选举模式或公推公选模式,继续“四个提倡”,实行书记主任“一肩挑。
4.加强宣传教育,引进新观念,着力提高干部群众的素质
素质高、观念新,接受新事物才快。为提高干群整体素质,积极开展“农家课堂”工程,对基层党员干部进行培训,逐渐扩大到对群众进行培训,有效地发挥党员的“传、帮、带”作用,向农村党员群众宣传党的知识、党的方针政策、传授实用技术,按照“农民迫切需要,乐于接受”的原则,灵活设置课程。同时,我们要加大基层干部去经济发达地区挂职锻炼的规模和力度,打开眼见,培养和增强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将发展经验带回结合本地实际,将当地群众的观念向本地群众进行大力宣传,培养和增强群众的发展意识、致富意识、文明意识、法制意识等,进一步提高干群整体素质,为农村基层政治、经济、民主、文明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5.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提供物质和制度保障
当前,要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加快镇域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认真落实有关“三农”的各项政策,把握“多予、少取、放活”的总要求,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信息服务,转移剩余劳力,保护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村民收入,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通过发展经济,使村民解除物质生活的后顾之忧,激发政治热情,增强民主意识,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时刻向上级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促使村委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
总之,现代民主制度的建设已成为大势所趋,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传统的内部弊端也严重影响了效能的发挥,阻碍了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因此从宏观、微观环境来看,实现民主转型,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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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高职学生的一门基础素质课程,以学生的行为养成为目标,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意识。为使学生能够做到理论与行为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取得真正实效,就必须对旅游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检查和考核体系进行重新构建,既要对教学过程进行检查和考核,也要对学生的行为养成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高职院校思政类课程重要组成部分,课程考核评价是该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对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高职院校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考核评价体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考核评价是该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科学、合理的课程考核体系不仅有利于理论知识在课堂教学中的展开和拓展,更有助于提高教育、教学的实效性。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有助于增强教学效果的实效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以其理论性强,实践性高为突出特点。该课程要求教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能将教材知识与现实生活实践问题紧密结合,帮助学生找出理论与实际的契合点,以此提高学生认识理解社会、分析实际问题、提升实践分辨的能力,从而带动自身整体素质的提高。通过该课程评价体系的构建,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其积极投身于实践过程,促进学生将理论知识向自我修养的实际转化,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增强教学效果的实效性。
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可纠正学生“重学习成绩、轻行为践履”的倾向
该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可改变旧有的那种“上课记笔记,考试答笔记”的学习弊端,帮助学生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增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意识,有助于增强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更有利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目的和任务的完成,从而真正发挥该课程导向与检测作用。
3.“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能客观反映学生修养的实际情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考核评价体系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全方位的考核,是根据有关真实记录共同评定,这样得出的成绩是全面、客观、公正的,是具有可靠性和可信性的。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考核评价体系构建的原则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考核评价,实际上是对学生个体思想修养状况的综合评价,注重学生思想修养的实际和行为实际,应体现客观性、公正性和全面性。在制定过程中应遵循“四统一”的原则:
1.在考核方式上采取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的统一
与一般专业课程相比,“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更注重教学的实际效果。而实际效果的优劣需要学生根据具体表现来评定,可是实际表现单纯通过量化的考核办法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在构建考核评价体系过程中应根据大学生的特点、培养目标层次性的基本要求,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
2.在考核内容上实行理论考核和行为考核的统一
一方面,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道德内化和道德自律,直至约束自己的道德行为,而这一切的完成自然离不开道德认知作为基础,这也是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理论的目的所在。另一方面,道德实践更是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关键所在。因为道德实践是道德主体从他律向自律转化的桥梁,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受道德自律的支配和指导。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考核体系时,要充分考虑学生对理论的掌握和运用双方面的情况,考核体系指标既要包含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指标,又要包括对理论的实践程度指标,使学生做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人格发展。
3.在考核阶段上实行过程考核和期末考核的统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目标是提高大学生政治理论素养、思想品德修养、法律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综合能力素质。而这些素质的提高更强调的是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考核评价要真正发挥评价的诊断、激励功能,就必须重视过程性评价。只有这样,学生才不会出现“平时松、考前紧、考后忘”的情况,该课的教学目的才能够落在实处。因此,“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考核除了期末进行学业考核外,更要注重考查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特别是要将课堂外的日常道德和法律修养行为表现纳入到该课程的考核之中,在考核指标中应包含体现学生的日常上课情况、出勤情况、学习态度、完成各项活动、遵纪守法等指标内容,来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定。
4.在考核主体上实行教师考核与辅导员考核的统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是对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日常表现作出评定的重要主体。但是任课教师不可能对每一个学生平时的思想道德状况和法律行为进行全面、科学、准确的了解,这种单一的评价有失公允。因此,在进行考核评价过程中应听取和尊重辅导员的意见进行考评,这样有利于使本课程的教学与学生日常管理及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紧密的结合,增强本课程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促进和引导作用,也更有利于督促学生注重平时的一言一行,“积善成德”。
根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为了客观、公正地反映学生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学习情况,我们采取了334的层次化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评定,即30%日常教学活动考核,30%辅导员考核,40%期末成绩,从而体现该课程理论与实践考核、课内与课外考核、任课教师与辅导员考核的精神,见表1。
1.知识与行为的考核
1.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对学生知识方面的考核
(1)对学生参与日常教学活动、完成作业等具体情况进行的考核。目的是使学生对学习理论知识的重视。
(2)对学生在思想、道德、法律、政治等方面所掌握的道德、法律规范进行的考核,主要通过期末考试形式完成。期末考核遵循全面考核与重点考核相结合,基础知识考核与灵活运用考核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的方向发展的命题原则。在试题的编写上,基础知识的比例可占50%的比例,重点考察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二是从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的前提出发,重点对学生的创新能力的考察,紧密联系社会热点,特别是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给学生以自由发挥的思维空间,该部分考核占50%。实行开卷考试。按照统一阅卷标准,采取集体流水阅卷的方式,由1―2名教师批阅一类题型,以确保阅卷的公正性、一致性与准确性。[1] 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对学生日常行为操行的考核
这类考核主要是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性进行考察。该考核可采用内外结合的方式展开。课内考核的内容包括学生上课的出勤情况、上课具体表现、和学习态度等;课外考核的内容包括考察学生的道德品质、合作精神、参加校内外活动情况等。同时,该考核也可以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例如在每一项内容中设定具体的考察项目,可以量化的予以量化,不可量化的采取定性考核的方法。此外,还应对学生的各种道德行为予以奖励或惩罚。对于在道德实践方面表现突出者,如获优秀班干部、团干部、学生会干部、三好学生,或是在各校、院、系的各类学习竞赛中成绩优异者,以及有过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等好人好事行为者,可以给予适当加分鼓励,反之,如出现违反法律、校纪等行为时,则应予以减分惩罚。
2.任课教师与辅导员考核
1. 任课教师的考核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任课教师主要考核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程度,同时包括对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评价。成绩由授课教师进行评定,比例占总评成绩的70%(日常教学活动占30%,期末考试占40%),见表2。
2. 辅导员的考核
辅导员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促进者和指导者,相对来说与学生接触的时间和机会也更多,对于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也更有发言权。因此,要将辅导员对学生的意见纳入学生日常行为考核中,使得学生们在任课教师面前和辅导员面前的行为表现更加一致,也使更多的学生能更加主动积极地投入到院系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去,还有效地解决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工作和辅导员工作中存在的“两张皮”的问题,见表3。
由表3中可见,课程总成绩=授课教师考核成绩(70%)+辅导员考核成绩( 30%)。实现了学生在课堂内理论内容的学习、提高与在课堂外的养成与实践是紧密联系的;授课教师对学生在课堂内听课态度与参与教学完成教学任务的积极性的评定考核,与辅导员对学生在课堂外的表现的评定考核是密切相关的。这样,“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考核评价体系既能体现大学生掌握的理论知识,又能引导大学生应用知识积极投身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水平。因此,更能比较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律修养的实际情况,调动大学生进行自我修养的积极性。
在长期探索实践中,我们认为在构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因地制宜建立课程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考核评价,要结合学校实际和特点,确立符合学校实际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科学设置考核评价的具体内容和成绩评定办法,这样才能达到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目的。
2. 整合学校教育资源,科学落实考核评价体系
因为考核体系会涉及到学生日常操行的部分,所以为了保证考核结果的真实性和全面性,考核工作应整合学校的各种教育资源和群策群力,并与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学生工作相结合。从而保证考核结论的准确性。可以考虑聘请课程辅助教师,也就是聘请相关班级的辅导员作为课程辅助教师,帮助完成课程考核,如果辅导员条件具备,也可以直接由班级辅导员担任。
3. 结合实际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对学生操行行为的考核,要根据课程学习过程分阶段进行评定,对每个阶段应进行总结评价,注意观察学生行为变化实际,达到逐步改进提高的目的。
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有利于客观地评价学生学习效果,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帮助学积极投身到实践过程,促进思想修养的理论向思想修养的实际转化,从而促进学知识、促行动,达到“知行合一”,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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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以下简称“05方案”)的要求,将“98方案”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门课整合而成的一门新课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论文的题目。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 谈谈你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内涵的理解?
2、 结合自身实际,谈谈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
3、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为什么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4、 在当今的社会生活条件下,许多人都十分讲求“实际”,思考人生目的这样的大问题有意义吗?为什么?
5、 谈谈认识和实践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具体要求?
6、 联系实际谈谈大学生应当如何增强自身的公德意识?
7、 应当怎样认识爱情与人生?
8、 大学生应该如何增强法制观念,维护法律的权威?
9、 举例说明依照法律程序维护合法权益的意义?
10、2013年5月18日,武汉发生了轰动全国的
(1)认真分析上述事例,并结合所学法律知识,谈谈大学生应如何恰当处理权益冲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8、大学生是家庭的骄傲和国家的希望。然而,少数大学生却为了吃喝享乐无视法律,最终坠入犯罪的深渊,断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重庆沙坪坝区2008年有大专院校9所,电视大学、职工大学等10余所,在校大学生约7万余人。2000年至2008年10月,检察院共办理大学生犯罪案件51件66人,其中2000年9件15人,2001年11件15人,2002年12件15人,2008年1-10月就有18件21人。犯罪大学生涉及10所高等院校,其中4所重点大学就有43人。在犯罪中,以盗窃、抢劫等侵犯财产型犯罪居多,共有51人,占77.3%。这些大学生由于追求金钱、贪图享乐,当家庭经济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时,就不择手段进行盗窃、抢劫犯罪;作案地点大数发生在大学校园里,侵犯的对象也多是同班同学或同校学生;作案手段高明,有的采取事先探听同学的信用卡密码或存折密码的方法,趁其不备盗走信用卡或存折,将钱取出后又伪造不在现场的假象;暴力犯罪案件时有发生,有的大学生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优越感强,受不得丝毫委屈,一旦心理失衡,就用暴力解决问题。此外,个别女大学生追求物质享受,爱慕虚荣,看见别人用手机很时髦,在无钱满足自己欲望的情况下,就铤而走险盗窃同学的手机。
(1)认真分析上述事例,并结合所学法律知识,谈谈当代大学生应该如何加强法律修养,遵守法律秩序?
11、马加爵在广西宾阳县读高三期间成绩优异,被评为“省三好学生”;2000年至2004年就读于云南大学生化学院生物技术专业,在毕业之前杀死室友多名,2004年6月17日被执行死刑。他认为:“自己人生最大的最大失败就是没有理想。”与此相反,清华“馒头神”张立勇则有完全不同的经历。为帮家里还债,他18岁高中未读完就只身到广州打工。在一家中外合资的玩具厂,张立勇用英语词典当助手,对照着包装箱上的英文,再翻译出汉语。通过几年苦干帮家里还清了近万元债务后,他在清华大学第15食堂成了一名切菜工兼卖馒头,并将自己感兴趣的英语作为突破口,开始艰苦自学。上班后不久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份高三学生般残酷的作息时间表;即使同事不理解,他也不在意,总是匆匆扒完饭,把碗一推就“躲”起来背单词,平均每天只睡4个小时。通过刻苦努力,张立勇顺利通过了英语四、六级考试;在信心倍增下,他报名参加托福考试,竟然考了630的高分!之后,他拿下了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大专文凭、北大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文凭、以及传播学硕士学位;他出版了自传《英语神厨——我在清华打工》,被共青团中央授予“首届中国青年学习成才奖”,被《人民日报》评为 “中国十大年度新闻人物”,被招进清华大学后勤部门做起了行政工作,后来甚至成为“金头脑”英语传播公司中国分公司CEO。
(1)认真分析上述事例,并结合书本所学理论,分析大学新生应该怎样确立人生理想信念?确立理想信念之后,应该注意些什么?
12、2012年4月16日, 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当地时间4月16日在美演说时宣称,为守卫日本领土,东京将计划“购买”钓鱼岛,后来日本政府甚至试图将钓鱼岛“国有化”。在日本右翼势力抛出“购岛”言论后,我国全国各地掀起了爱国反日游行活动。不过,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冒充爱国青年混杂在游行、抗议队伍中进行打砸抢等活动,严重扰乱了各地治安和正常的抗议活动,对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
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称与一架波音777 - 200飞机与管制中心失去联系。失去联络的客机上载有227名乘客(包括两名婴儿)和12名机组人员。其中有154名中国人(其中中国大陆153人,中国台湾1人)。事故发生原因迄今仍在紧张调查之中。
(1)认真分析上述事例,并结合自身体会,谈谈如何在热爱祖国的同时热爱和保护我们的同胞。
13、陈斌强是浙江磐安县冷水镇中心学校初中语文教师。他9岁时父亲车祸去世,妈妈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长大。2007年,妈妈得了老年痴呆症,丧失了日常生活能力。一天,陈斌强的姐姐在无意中提到,妈妈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儿子住在一起。陈斌强回忆起多年来妈妈对自己的付出,他决定再困难也不会丢下妈妈。那时,陈斌强的儿子不到两岁,妻子建议他把妈妈送到养老院去,他说:“一个连儿子都不认识的老人,送到养老院,被欺负了怎么办?”为了照顾妈妈,他硬是把儿子提前一年送进幼儿园。为了能每天亲自照顾母亲,他每天用一根布条把母亲绑在自己身上,骑着电动车行驶30公里去学校上班。开始同事们都不太理解,说:“这样带在身边照顾,一两天倒可以,一年两年怎么吃的消?”可陈斌强做到了,一连五年,风雨无阻带着妈妈上班。照顾母亲的生活异常辛苦。陈斌强一天到晚连轴转:晚上9时,服侍母亲睡下;凌晨1时,准时起床抱母亲上厕所;清晨5时,闹钟响起,他要赶在师生之前起床,将母亲房间打扫干净,处理好母亲的大小便;早上7时喂过母亲吃饭后,开始学校一天的工作。尽管生活上的事儿很多,可是陈斌强的教学任务却一点也没落下,他教着两个班语文,负责教初一学生广播体操,总管学校体艺2+1活动。他总说:“我是跑着走的。”
(1)认真分析上述事例,并结合书本相关理论和自己亲身经历,谈谈大学生要如何行“孝”。
14.范美忠,男,199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在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当教师。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正在课堂讲课的范美忠先于学生逃生。张丽莉,女,28岁。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初三(3)班班主任,2006年从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任教。2012年5月8日,放学时分,张丽莉在路旁疏导学生。一辆停在路旁的客车,因驾驶员误碰操纵杆失控,撞向学生,危急时刻,张丽莉向前一扑,将车前的学生用力推到一边,自己却被撞倒了。车轮从张丽莉的大腿辗压过去,肉都翻卷起来,路面满是鲜血,惨不忍睹。被轧伤后她有时清醒有时昏迷,在送医院的途中,还对大家说:要先救学生。昏迷多天后,张丽莉醒来的第一句话是:“那几个孩子没事吧!”经过抢救,张丽莉被迫高位截肢。她的亲人和医护人员都不敢想象她知道真相的后果会是怎样,但张丽莉很快接受了事实,还反过
来安慰父亲说:“当时车祸的场景我还记得,很幸运,如果车轮从我的头碾过去,你们就看不到我了,我救了学生,也保住了命,今后一定会幸福的。”
(1)认真分析上述事例,并结合自身体会,谈谈大学生要如何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
15、中南大学软件工程学院大二学生莫天池出生才7天即罹患重疾,不幸成为脑瘫儿。但莫天池并没有怨天尤人。虽然只有2个指头可以敲打键盘,但他依然坚持完成所有的功课。“我最担心的是自己写字的速度太慢。”为加快写字速度,他在书桌上放了一个秒表计时器,做题时,他强迫自己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的题量,有的手指因太用力而被磨得通红。“我不希望在考试的时候得到什么特殊的‘照顾’,我要证明自己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学习。”在大一期末考试中,小莫的成绩在全院200余名学生中排名第6,并被院系授予“优秀学生”光荣称号。小莫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不仅是“学习很棒,编程很牛!”,而且是“性格开朗,乐于助人。” 他说:“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虽然我不富裕,但我一定会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同学。”班上一位宁夏籍的同学家境清贫,寒冬里也只穿着几件薄薄的秋装。见此情形,莫天池回到宿舍将别人送他的棉衣、棉裤装在袋子里,悄悄放到同学床上。上学期,而且,为让同学们尽快进入全新状态,小莫带头在班上成立了四个学习小组;组织了团日活动“一句话,温暖一颗心”,为身患进行性肌肉钙化症的同学滕明英筹集到了400多张写有温暖话语的卡片。小莫常说,他现在能够和大家一起学习,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如果自己不努力、不感恩,就对不起大家的爱心。
(1)认真分析上述事例,并结合所学知识和个人经历,谈谈大学生要如何应对逆境。
16、2014年3月4日11点左右,广州市地铁五号线西向行至西村站时,大量乘客突然从车位往车头挤去,到站后鱼贯而出。一名乘客表示,现场不少人鞋子被踩掉,行李跌落。另有乘客称,见到车厢尾部有烟雾。记者调查发现,在“五号线事故”中,至少8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其中4名乘客被送往荔湾区第二人民医院,一名57岁男乘客头部有2厘米伤口,医生表示需要缝针;另4名乘客被送市第一人民医院,其中一名老太太无法站立行走,正在接受检查。警方调查表明,具体原因是两名少年玩弄一瓶状物,该物发出刺激性气味,它属于浙江一厂家生产的女性防狼喷剂。
(1)认真分析上述事例,并结合自身体会,谈谈要如何维护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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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在《前言》中提出“思想政治课教学要着眼于当代社会发展和高中生成长的需要,强调对知识、能力、态度的有机整合”。这改变了过去一贯强调学科本位和知识本位的思想。但在实际教学中,一谈到思想政治课的学习和复习,人们首先提出的往往就是夯实基础,让学生背考点,而且偏好机械地记忆,课堂成了背书课、默写课。这反映出部分教师对“基础”的理解和强化存在着误区。
“基础”原意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起点。基础知识即指书本的基本概念、原理,意指知识的起点,如《经济生活》中涉及的“商品、货币、价值规律、消费观、效率和公平、经济制度、财政和税收、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全球化”,《政治生活》中涉及的“我国的国体、公民政治权利和义务、政府的性质和职能、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与人大代表的地位职权、我国政党制度、中共的性质、地位、执政方式、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我国的宗教政策、国际关系、当今时代主题、外交政策”,《文化生活》中的“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生活与哲学》中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社会历史观、人生价值观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可以说,各模块中像这样的基本概念、原理比比皆是,这也是人们习惯上理解的所谓“基础”。
各个科目都有自己的解题方法,像数学中的反证法和例证法、英语阅读中抓细节解题的方法等等。政治学科也不例外,像政治客观题的三审四排法,三审即审题枝、审题干、审问题,四排即排误、排异、排重、排乱等,主客观题解题方法的“三看”,即一看范围、二看题型、三看内容,答题时分要点,观点和材料相结合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平时解题过程中培养的。曾有这样一道高考题:“从认识论角度,分析‘鲜花和掌声’、‘审视和质疑’并存的原因”。在审题时紧紧抓住“认识论”这一范围关键词,就立即能够调取出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真理的具体性、条件性和认识的反复性、无限性和上升性三个主体知识。
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可能一蹴而就,是“慢工”、“细活”。有的学生拿到题目一看设问就开始动笔答题,这其实是很不好的习惯。要养成审题慢答题快的习惯,审范围思考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哲学中的哪个知识点;要认真地阅读材料,其中蕴涵着解题的提示。在平时要培养学生的思考习惯,对生活中的社会现象要能从经济、政治、哲学等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当然学好政治,要养成的良好习惯很多,像归纳总结、理解记忆、积累课外知识等都是学好政治所必需的。
高中政治课是改造思想、塑造灵魂、培养精神的课程,是一种人文学科课程。从课程性质而言,与一般文化课相比,政治课更多地承担着德育的任务,更注重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所以,它特别需要我们用“情”和“意”来学习,要用“心”和“脑”来思考,在一些是非善恶面前,要有自己的观点、看法,要能坚定自己的立场。如江苏一高考题:“综合运用经济、政治生活知识,以‘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优良发展’为主题写一篇时事评论”;全国卷:“结合学习冯洪钱的事迹,班级举行‘我的青春,我的梦’主题班会,请你以‘思想、奋斗、价值’为关键词拟定一份要点式发言提纲”。
学生如果没有明确的立场、正确的观点是做不好这些题目的。基本态度反映的不是像知识那样外化的、相对稳定的文本内容,而是内化的学生的内心体验,是渗透进学生的生活与行为之中的一种政治信念和信仰。
要避免把一个个基础知识孤立化,应试也并非简单地用考点去答题。因此,要把孤立的知识点放到特定的知识链条中,要能理清知识之间的联系,使知识系统化。一个不能准确梳理知识、科学整理知识的学生往往无法有效利用相关的知识来答题。现在高考的每一道题目,无论是选择题还是综合题,大多都会涉及相关内容的多个知识点,因此,教师应依据考纲要求,带领学生架构起知识框架。
以哲学常识为例,考纲将其分成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社会历史观、人生价值观五大块。唯物论围绕“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这样一个大问题展开,为此,学生应分解为三个小问题:①围绕“物质”应把握哪些知识点;②围绕“意识”应把握哪些知识点;③围绕“关系”应把握哪些问题。构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结构应如图1所示。
哲学的五大块可以构建五个大的体系,这样的知识体系放到《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一样适用。教师要能带领学生从宏观上把握基础知识,在大框架前提下再进一步细化、深化,让学生全面掌握所学基础知识,做到对每个具体知识点顺利同化、顺应,运用时信手拈来。
小角度整合就是从某一小知识点切入,对其进行立体分析。譬如《经济生活》中“货币”这一知识点,我们可以立足全书,形成这样一个知识小角度的整合,如图2所示。
正是在这种知识的并联、串联中,在知识的发散、聚合中,打通了基础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运用能力。
没有理解的记忆,仅抓住材料的外部联系或表面形式,简单重复地识记,是一种机械识记。这样记忆的缺点是识记之后很快就会遗忘。即使识记后也不能熟练地加以运用。高一《经济生活》中仅仅记住“价值是与社会劳动率成反比”,根本无法解决高考题中关于价值总量、单位商品价值量计算的题目;在《生活与哲学》中仅记住那些所谓的原理、方法,还是无法解决高考试题中的主观题。因为不理解这些原理,根本无法加以正确选择。所以,我们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应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所谓“理解”就是个体逐步认识事物的联系、关系、本质、规律的一种思维活动。要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应把孤立概念、原理建立在丰富的经验和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苏联心理学家鲁宾斯坦说:“任何抽象思维和理论,都是从分析经验材料开始的,思维从这个出发点出发,而后离开它,摆脱它。”要让学生记住抽象的概念原理,教师一定要善于创设教学情境,善于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组织教学,这样的基础知识才会是活化的能用来解决问题的知识。形象思维是驱散理论云雾的阳光,教师要借助形象思维让学生真正把握基础知识,真理解、会运用才是其真正掌握的标志。
从高考政治试卷来看,基础不仅仅表现为直问直答式的记忆类题目,这样的题目在试卷中所占比例极少。对知识的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对知识的综合比较,在具体情境中知识的运用等,都是灵活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表现。也就是说,高考在能力考查的基础上,考查学生对基础的把握程度。今天,我们要在改变传统的知识本位的基础上“重构基础”,从学生全面的、发展的角度,多方位地构筑基础的框架,要引导学生能够根据生活主题或思想主题灵活地汇聚知识,构筑更具活力的新知识体系。总之,要把“知识”和“能力”有机结合,在加强基础的同时,将能力要求潜藏卷底。像2014年江苏考题中要求学生对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人大代表和人大的权利、政府和政党知识的区分,都设置了特定的情境。
任何事情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我们对学生的基本方法、基本态度的培养都需要在平时强化,只有平时的细水长流,才会有高考的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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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政策的变迁都不是随意进行的,在其变迁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制约力量。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不是单一动力作用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政府、大学生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作为一个子系统,其“外围”有一个更大的系统,即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产生制约作用。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因此,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主导因素。政策作为人们“思想”的产物,自然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自建国以来,我国形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集中管理,高校被定位于政治之中。围绕政府意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只规定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旋律等意识形态教育。如1950年《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确定在高校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后,直至1976年的政策始终强调通过“学习毛泽东着作”、“选读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主旋律教育的规定来看,1950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规定了“反帝教育、土改教育、五爱教育”的工作重点。1961年《高教六十条》提出,要使大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高校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而拥有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拥紧现实而放逐理想,追逐功利而嬉戏道义,尊重自我而淡薄群体”的价值取向[2]。对此,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结束以阶级斗争为教育内容的时代,开始重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要。1986年《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要普及法律常识。199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校园文化”的教育途径。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推进网络化教育的开展。
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制定和实施的,“体制上容纳的可能性决定了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3]因此,对政策变迁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是政治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映在政策领域即以中央精神和领导指示作为逻辑起点。如1950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根据共同纲领文教政策”来规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重点”及其他方面。1970年《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指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培养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遵照胡启立同志关于“在全国各大学开设法律基础课”的指示开设法律基础课。
随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进程的到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中仍存在集权政治的“阴影”,但已不是“主流”。如1998年《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强调,根据十五大精神进行课程设置及有关工作。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政策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政策导向的变化,即开始关注大学生的道德、心理和生活需要,政策的文本表述由“引导”代替“应当”、“必须”。在制定政策时,政府也逐渐跳出“权力的圈子”,积极迎合学校、教师、学生的利益和需要。如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历时9个月的调研,涉及全国几乎所有高校,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宏观管理、教材建设等几个方面[4]。
文化的因子总会深入制度的具体规定和内在精神,成为决定政策变迁的重要变量。改革开放前,社会文化价值观高度同质,人们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和权威的意志作为价值尺度,绝对否定人作为个体自我的存在。这种文化价值观决定了社会的一切事务由政府直接决定,民众(包括大学生)无权利质疑政策或拒绝执行政策,即使政策发生方向性错误仍得到运行,进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错再错”。如1957年《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出台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左”,教育目标转向阶级斗争教育,教育内容转向对马列着作的学习,教育方式转向劳动改造,管理体制转向工农兵学员管理。1980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才逐渐“转轨”。
改革开放后,文化价值观多元突显,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价值观“迷失与缺失、多元与偏离”[5]等现象,使政府主动地变革政策。如《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价值观发展的教育内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个性需要的教育途径。在教育管理方面,1987年《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全党全社会都应当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教育制度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学校德育工作要有法制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中宣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胡锦涛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政策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群体。一项政策如果使目标群体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它就较容易被目标群体接受;反之,一项政策如果被目标群体视为对其利益的侵害和剥夺,那么它就难以得到目标群体的认可[7]。因此,大学生作为目标群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
50年代大学生对政治、马列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据回忆:当时同学间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体育、不是游戏、甚至不是学业,而是政治,大家都坚定地笃信马列主义[8]。因此,不论政策怎样学生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它,学生的表现促使政府沿着建国初期的政策走下去。从课程规定来看,1956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与1952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相比较,除增加马列主义基础外,其余保持一致。1957年后,部分大学生思想的波动状态才促使政府进行政策微调。如1958年《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规定,一律停开政治课,改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959后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60年代大学生共同拥有着“讲政治,不讲出身”的时代心理,对党、国家和毛主席表现出无限忠诚,拥有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追求。学生的表现使政策在延续的基础上向绝对服从于政府和社会的方向发展,以至于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如1961年《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1964年《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其目的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宣传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80年代大学生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搜寻”、“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奋斗”、“自我超越”,逐渐散去了对政治理论课的热情,认为“政治理论好像没有多少用处,是可有可无的。对于现在的功课不像入学时那么热心了。有时甚至想抛弃它,但又觉得束手无策,陷入痛苦的彷徨中。”[9]同时,少数学生中也出现了某些思想消极、混乱等现象,并多次发生学潮。学生的变化使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增设思想品德、法制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育内容。
90年代大学生思想动荡比较明显,如面对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感到迷茫和困惑,面对“脑体倒挂”现象和新的就业制度心理问题急剧增加。学生的变化使政府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如1995年、1998年分别形成“两课”改革的“95”、“98”方案。从课程改革来看,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道德教育得到提升。同时,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以“德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并整体规划学校的德育体系。这表明政府努力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科学化、规范化、生活化方向发展。
进入新世纪,独生子女、网络信息良莠混杂、人才双向选择、“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环境的出现,使大学生群体的问题愈加增多。有调查显示,“考试焦虑、不善于人际交往、就业焦虑、社交恐惧、梦境解析、网络成瘾、个人情感问题和强迫症八大问题”是困扰大学生的普遍问题[10]。学生的变化使政府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央领导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也着手对政策进行调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规划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教育途径、队伍建设、组织保证等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对课程体系、教育内容、管理方式进行了调整。
从上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来看,社会环境和大学生向政府输入“信号”,政府在接收“信号”后作出政策调整,实现了政策变迁。如此决策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政府的“被动”给人感觉就是“当消防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消解。从行动者来看,主要由政府、专业人士、大学生影响着政策变迁。由于专业人士与政府的利益一致,实际只有政府和大学生两个行动者。这是不科学的。约翰·金登认为,行动者应有“显见的参与者”和“隐身的参与者”之分。前者是指与政策直接相关的群体,如行政官员、民选议员、政党成员以及利益团体等,后者是指与政策间接相关的群体,包括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及与政策具有利益关系的社会大众[11]。因此,成立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才能推动政策有效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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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他的教育思想也被后人沿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孔子的教育思想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与传统课堂相比,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与推广,现代高校课堂增添了不少信息化技术手段,可以说教师授课更为便利,学生学习也更直观。然而,目前高校课堂教学仍然缺乏吸引力,导致学生出勤率不高。据全国10所高校1 000份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有20%专业课学生的出勤率不到80%;30%专业选修课出勤率不足75%;近50%的通识课程出勤率不足70%,很多学生根本不愿意去上课。扭转高校课堂教学的尴尬局面,也成为不少人关注的话题。尽管不少学者试图从古今中外的教学资源中获得灵感,也取得一些成就,但实际效果却并不明显。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教育课堂的资源,尤其是孔子的教学思想,或许能为当前课堂教学改革提供重要的参照。本文试从教师、学生、师生和知行等四方面进行简要论述,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学而不厌”思想对当代高校教师观的启示
教师仍是当前高校课堂教学的主导,教师的知识储备、学识水平及课程意识等自然决定一节课的成败。然而,由于授课教师的知识更新过慢、照本宣科现象严重及课程意识淡薄等因素,导致课堂教学的效果并不理想。以课程设计意识为例,有学者说:“教师的课程设计意识还存在着许多欠缺,包括缺乏对教学目标的深度解读和具体化步骤,盲目罗列知识点;在内容选择上对广度和深度的把握失衡;教学方式采用一成不变的讲授式教学,照本宣科;对教学效果的巩固和检测缺乏创新,失之简单,流于形式;实际课堂与教师的预设存在很大不同,教师心有余而力不足等。”[1]如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应从增强教师的学习意识开始。孔子的“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论语?述而》)思想对此或许有某种启示作用。
虽然孔子时代中国的教育没有像现代高校组织的各项技能培训、业务进修和学位研修等,更没有像现代高校教师要求的各类资格证书考试,但他却能自觉地沉浸于古典文化的学习中,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心态,历练成为“万世师表”。孔子曾自豪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的好学甚至还到了“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地步。对此,有学者解释说:“他一生勤学好问,不放弃一切学习的机会,郯国的国君到鲁国来朝见鲁公,谈论少昊氏何以以鸟名官,孔子听说后,便前往求教;孔子曾适周问礼于老聃;进入鲁国太庙时,遇有不明白的事情便一一询问请教;他还向师襄学琴,问乐于苌弘。”[2]123应该说,孔子虚心学习的积极心态,为传统社会乃至今天的教师都树立了典范。
当然,随着西方学科体系的传入与植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被打破。细致的学科分类和专业划分,不仅使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列传》)式的“通人达才”不复存在,而且像近代的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等“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也很难再现。同时,现代高校的招生、培养和就业模式,决定着教师只要经过课堂教学途径将掌握的知识传授出去就算完成任务,似乎也不需要“大师”。然而,高校课堂的确不需要通过“暗箱操作”,甚至靠“传播”功劳而获得美誉的“大师”[3],而真正需要的是像孔子那样具有对知识“学而不厌”、对问题“锲而不舍”的“名师”。这些“名师”可以对所教授课程、专业、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前沿成果和存在问题等都能进行不断学习与探究,力争做到知识融会贯通,使课堂教学具有深度、厚度和吸引力。
二、“因材施教”思想对现代高校学生观的影响
与中小学注重知识的传授不同,高校更注重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由于课堂教学是高校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教学质量自然倍受关注。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教育主管部门曾先后出台三类课堂教学评价体系,基本上都是从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技能、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效果等方面制定出3~5个一级指标,10~15个二级指标。然而,如有学者说:“目前尚无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课堂教学质量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往往是凭借经验来决定,这造成评价指标体系的随意性。”[4]然而,由于课堂质量评价体系的相对稳定,尽管有利于评估教师的教学水平,却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致使课堂主体相对“缺位”。其实,衡量课堂质量,既要考量教师教了什么?怎样教?更要考量学生基本素质提高的效果。而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似乎可以给当前高校课堂素质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
与官学面向“国之贵游子弟”(《周礼?地官司徒》)招生不同,孔子招收弟子的身份千差万别,只要行过“束■礼”(《论语?述而》),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子都可以跟着学习,其弟子差不多有三千人。当然,由于孔门弟子求学的时间先后、年龄大小、知识背景、家庭出身及性格特点等都有所不相同,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指导,成为孔子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从《论语》所记内容来看,虽然孔子未必对所谓的“三千弟子”都能了如指掌,但至少对登堂入室的“先进”弟子能如数家珍。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等,并形成相对集中的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当然,孔子的“因材施教”是以“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教育等素质教育为前提的。注重基本素质的教育,应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尽管“因材施教”概念是由朱熹提出的,但从孔子一生的教学实践来看,他的确做到了根据学生的特点适时地进行面对面的教育。《论语》中类似的事例很多,如《为政》记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四人“问孝”,孔子分别从“无违”、“疾之忧”、“敬”和“色”等四方面给予回答;如《颜渊》记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回等四人“问仁”,孔子分别从“爱人”、“其言也仞”、为政以及“克己复礼”等角度做出解释。当然,如有学者所说:“孔子不仅能做到因人施教,还能因时间、地点、环境的不同而施教,……更令人惊叹的是孔子还能根据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的不同特点而施教。”[5]实际上,孔子的令人惊奇之处,是能充分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其“因材施教”思想也对当前高校教师课堂授课提出深入学生群体、了解学生需求的要求。
三、“有朋自远方来”思想对当代师生观的影响
与基础教育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相比,当前高校课堂教学仍然是以教师台上滔滔讲授,学生台下默默聆听,学科本位、唯知取向、教师为中心。这种传统教学模式,主要是把教师或教材的知识直接强加于学生,自然缺乏师生间的平等交流,更谈不上师生间的心灵对话。在探讨课堂教学方式问题时,不少学者对孔子的对话型授课模式产生浓厚兴趣,如有学者说:“这种关系结成的主体间性体现着民主、平等、自由、理解、和谐,这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人的生存方式,才是教育中个体生命的一种诗意栖居。”[6]其实,在课堂教学中,唯有师生关系真正做到人格平等,老师才能体悟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的快乐,才有机会领悟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的心境,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由于孔子学说不为时代接受,他才有更多时间从事整理典籍与教学。孔子教授了多少弟子,虽然具体数目不得而详,但孔门师徒间却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关系。孔子是良师,当弟子身处险境时,他都会给予及时提醒和帮助;孔子是益友,当学生有问题时,无论他们身处何地都会设法向其咨询;而当孔子本人犯错误时,弟子也会及时地劝诫,如孔子违礼地去见南子,子路就很不高兴地去找他,孔子不得不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当然,这反映了孔子能坦率、真诚地面对学生,如有学者说:“‘当仁,不让于师。’这句至理名言,反映孔子虚怀若谷、襟怀坦荡的形象。人格上的平等,真诚的爱护,使孔子私学中的师生关系充满春天般的温暖。”[7]孔子师徒的关系无疑对当前高校课堂师生关系的改变具有启迪意义。
孔子不仅善于从其他处学习,而且也是“教学相长”的典范。以与学生谈论《诗》为例,当子夏体悟到“礼后乎”时,孔子感慨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当与子贡言《诗》,孔子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由此可见,在教学活动中,孔子真正体会到“有朋自远方来”的乐趣。当然,孔子有时还会忘情地说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话来,如在陈蔡绝粮,当颜回领悟到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的境界时,孔子便发出“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史记?孔子世家》)的感叹。应该说,孔子教学过程中朋友间心灵对话式的教学模式,是目前高校课堂教学的薄弱环节。如何构筑亦师亦友的对话型教学课堂,成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探寻的重要课题。
四、“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思想对知行观的影响
现代高校课堂学生的学习尽管还不能算上是“研究性学习”,但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素质,塑造知行合一的能力,却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甚至超过传授基本知识的权重。面对90后的大学生,如何让他们在学习中感受到乐趣,也是促进高校课堂改革的重要因素。如有学者说:“我们要鼓励大学生参加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把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学习……大学生在这样的途径中,既学习了知识,又开发了思维,而且乐在其中。”[7]应该说,近些年来,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受到社会重视,但其现状却也令人担忧,这也应是当前新升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的根本原因,高校课堂改革可谓势在必行。然而,如何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则成为摆在高校课堂改革道路上的一条拦路虎。而孔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思想,或许能为当前高校课堂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
孔子课堂教学首先注重的是德行修养,希望把弟子培养成为温文尔雅的君子,这是人们的共识。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孔子更注重培养弟子“知行合一”,却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其实,传世文献中类似的事例不少,足以证明孔子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思想。如孔子曾教导弟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当然,孔子本人也力行“知行合一”,这可以从《论语》首篇首章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得到启示。传统上此语通常被人们理解为“学习时常复习”,且作为孔子“好学”的标志。但是,我们认为将此语理解为“如果我的学说被社会普遍接受,在社会实践中加以应用它,那不是令人感到喜悦”[2]4应更为合适。即孔子时刻在能为社会所用做好前期工作,也是其培养学生的目标,无疑这也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
然而,人们由于受《礼记?乐记》所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的影响,自然认为孔子注重弟子的德行修养,轻视技艺的培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孔子弟子子夏曾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能正确处理与妻子、父母、国君和朋友间的关系,即便没有读过书,他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当然,尽管孔子强调“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但他更懂得“学有所成”的重要性。如子路以“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为由,推荐子羔担任费宰,孔子就严厉批评其“贼夫人之子”(《论语?先进》)。可见,孔子是在强调行为重、学为次,但如能做到“知行合一”就更完美,这也与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的目标基本一致。
总之,教师仍然是当前高校课堂教学的主宰者,此类教学模式的弊端越来越突显。如有学者说:“倘使高校课堂不进行深层次的、实质性的变革,所谓素质教育、全面发展,所谓创造性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都将是自欺之语、渺茫之语。”[8]就是说,高校教师必须由传统的关注“教”走向关注学生“学”的效果。为使课堂教学改革顺利实施,除注重学生个体、加强实训和培育师生情感外,教师应从孔子课堂教学中获得相应启示,努力提高课堂教学需要的基本素养,主动、持久地提高业务能力,摆脱学者所批评的“一些教师实施课堂教学改革的热情很高,但由于受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的限制,课堂上往往只能顾及到知识目标的完成,而对师生互动、学生能力的培养以及情感渗透等目标的完成,却时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9]的弊病,有效完成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的各项目标。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接受岁月磨砺和历史洗礼,经久不衰,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教育思想,说明他的思想富有时代性、实践性、生命力。当今世界各国掀起了学习儒学的潮流,孔子学院遍地开花,其思想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依然有必要去好好研究,为当代教育提供必要的指导。
一、有教无类,平等教育
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从两个方面对所处时代教育进行了颠覆。一方面,突破了“学在官府”的社会现实,实现教育平民化与普及教育。另一方面,学生自身素质无论优劣,都可接受教育,实现了教育的平等化。孔子认为不能以贵族阶层禀赋素质优于贫民阶层的错误观念为由拒绝对平民实施教育。即使学习者自身素质再不济,只要乐学好学,都应该对其实施良好的教育。
反观当今教育,教师对学生实行“差别化”对待的现象屡见不鲜,教育资源失衡现象颇为严重,优势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重点学校、重点班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教师可以自行到偏远、贫困地区帮扶教育,牺牲小我实现大我;其次,本着平等关爱每一个学生的心态,公平教育每一个学生,不因学生资质、性格、脾气、成绩好坏而施以不同的对待和不同的教育。
二、因材施教,发展个性
因材施教的前提是承认个体差异。通过对话及活动观察,分析学生的个体差异,并在统一的教育目标指引下,对学生进行差异化教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朱熹把孔子的这种思想概括为“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孔子作为因材施教的首创者,十分注重观察、了解学生,能一语道破学生的优缺点,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再如,根据学生年龄、志趣、爱好的不同发展学生的特长,从而达到长善救失、扬长避短的效果。
反观当今教育,教学模式千篇一律,不考虑教育对象的个体差异。教学评价体系一味重智育,轻德育。至此,当代教育工作者应该从以下几点着手:(1)课余时间了解学生,在教学与实践活动中观察学生,并对了解、观察到的信息加以分析,初步了解学生的各方面情况;(2)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智力水平、知识基础、年龄特征安排教学内容和选择教学活动;(3)实施分层教学,让优等生吃好,中等生吃饱,差生能吃下。
三、民主教学,师生互爱
在师道尊严的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经提出了教育民主的构想并积极实践,竭力营造平等互爱的师生关系。他的民主教学思想源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主张教师职能不在于操纵课堂,而在于营造一种宽松、自由、平等的教学氛围。
反观当今教育,教师作为知识的代表高高在上,专断独行、固执己见,更别说平等交流、良性互动了。在教学中教师对学生不关爱、不信任、不宽容。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作为教师我们应该:(1)热爱学生,关心学生,激发学生“亲师”情感;(2)尊重学生人格,对学生的过错不求全责备,而应怒而不弃;(3)转变教学观念,摒弃灌输式教学,实行多样化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把课堂交给学生;第四,教学中教师要秉承教学相长的理念,做到以教促学,以学定教。
四、授之以渔,指导学法
孔子很早就注意到学习方法比学习本身更重要。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体现了这一点。在实际的教学中孔子还主张:(1)温故知新。注重新旧知识的联系与融通,从而深化对知识的理解。(2)主张多听、多见、多问。(3)倡导学思结合,学思并重。第四,倡导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当学生处于“愤”“悱”状态时,老师对学生分别进行“启”“发”,深刻揭示了学生在思考过程中依次出现的两种思维困境,并进行循序渐进的思维引导。
反观当今教育,教师只重视知识的灌输,而忽视学法的渗透,使得教育仅成为一种单纯继承知识的行为,而没能培养出学生独立学习、自主思考的能力。为此,教师教学中应注重学法指导,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以不变应万变”。具体来讲:(1)教师应该督导学生对已学知识进行巩固;(2)提倡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贴近实际;(3)注重培养学生学思结合的品质,强调教学中学思并重;(4)善用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五、修己安人,诲人不倦
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提高自身修养,才可以去安抚别人、领导别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从侧面反映出教师自我修养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一方面,孔子认为教师应秉承“君子不器”的理念,不能把学习看成是一种功利化的行为,而应该自觉保持“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态度;另一方面,要有“诲人不倦”的精神,如果说“修己安人”是自觉,那么“诲人不倦”就是觉人,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对学生的学习实施引导,强调教师要有责任心,要把教育当成自己的事业。这种教育理念无疑与当下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不谋而合。
因此,就教师自身而言,要有“学而不厌”的精神。“学而不厌”反映在教师业务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则是不言其“博”,不厌其“精”。既不满足于自己已学习到的专业知识,也不满足于自己了解到的其他领域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时候,提供更加有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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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的生平和教育活动
孔子生在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家庭,先世为殷人,系宋微子的后裔。到五世祖木金父时,因其父孔父嘉在宫廷内讧中被杀,木金父亦被降为士,并“绝其世”,即被剥夺去卿大夫的世袭地位。为了区别公族,他便改姓孔。其三世祖孔防叔,畏华氏之逼逃亡鲁国(今山东)定居。孔子的父亲孔纥(字叔梁)是鲁国贵族孟献子属下一个“有力如虎”的猛士,因立两次战功,提升为陬邑(今山东曲阜南)大夫。孔纥大约六十几岁时同一个年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颜徵在成婚。年龄的差距,可以看出其阶级地位的悬殊。传说他夫妻俩因祈祷山神来不及回家,妻子就在山洞中生下孔子(此洞便以“坤灵洞”和“夫子洞”命名,今尚在。山即称“尼山”,位于曲阜城南)。?
孔子三岁时,先丧其父,十七岁时,又丧其母。孔子的家教中重视礼仪之教。生活贫困,促使他较早为谋生做事,学会多种本领,他自称:“吾少也贫,故多能鄙事。”他青年时期在季氏门下当过委吏(管理仓库),还当过乘田(管理畜牧),由此他接触到社会下层,了解到人民的一些愿望和要求。?孔子生长于当时的文化中心-鲁国,在周礼的熏陶下,六岁“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十五岁时,就确立了坚定不移的学习志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学习鲁国保存的中国古代文化,从中寻求治国救人之道。这一基本方向,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道路,形成了儒家的思想特点。?
孔子最大的抱负,是希望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施行仁政。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意思是,假使有人用我治理政事的话,一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三年就会大有成效。孔子约自30岁起,就奔走于齐鲁之间,希望通过从政来实现他的理想。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未获得统治者的重用。于是,他就招收弟子从事讲学活动。直到51岁,鲁定公任他为中都宰。
后来,他“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后因和鲁国执政大夫季桓子的矛盾激化而下野。在做官期间,他并未停止办学。见自己的政治抱负在鲁国不能实现,55岁时,他便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先后经过卫、曹、陈、宋、蔡、郑、楚等十几国,一面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一面坚持流动教学,68岁时返回鲁国。此后,他专门从事教育工作。
孔子在政治上虽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但在文化教育上却是成绩卓著的。孔子大约在30岁(前522年)左右时,从事创办私学活动,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他在鲁国从政和周游列国期间,不断广收弟子,随时随地讲学,前后从事教育工作达四十余年。他一生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从事着教育工作,这是他之所以获得教育成功的根本条件。孔子在教学过程中,搜集并整理出《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作为教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还通过教学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作了系统地论述,对后世的教育影响极大。《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有“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自己也说:“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他培养了这么多人才,可谓教育硕果累累,做了前人未做到的事。
公元前479年,一代教育家孔子病逝,其弟子以父母之丧礼之,皆服孝三年。“三年服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孔里。”
孔子的思想学说和他的事迹,弟子们各有记录,后来汇编成一本书,名为《论语》,这是研究孔丘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材料。
二、重视教育的作用
孔子认为教育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是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教育事业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通过冉有之问,孔子扼要地阐明了他的庶—富—教的施政大纲。从庶、富、教三者的排列关系上看,孔子已直观地认识到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有这三个条件。即劳动力、发展生产、进行教化和发展教育事业。
孔子对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持肯定态度。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指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天赋比平民高贵、优越的思想。这个较为科学的命题,既是孔子“有教无类”的理论基础,又是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结晶。
三、教育的对象比较广泛
提倡“有教无类”春秋以前是贵族之学,有资格接受教育的是王公贵族的胄子。作为平民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孔子创办私学后,首先在招生对象上进行了相应的革命,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这也是孔子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有教无类”,东汉马融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梁朝皇侃说:“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其本意就是: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为了实现这一原则,孔子在招收学生时表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诲焉。”只要本人愿意学习,主动奉送10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弟子。事实表明,他的弟子来自各个诸侯国,有齐、鲁、宋、卫、秦、晋、陈、蔡、吴、楚等国,分布地区广。
弟子的成分复杂,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大多数出身平民,如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卞之野人以黎藿为食的子路,穷困至于三天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参,居室蓬户不完上漏下湿之原宪,父为贱人家无置锥之地的仲弓。也有个别商人出身,如曾从事投机贩卖的子贡。还有少数出身于贵族的,如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宋国的司马牛等。孔子私学中,弟子品类不齐,各色人物都有,实是“有教无类”的活标本,当时有人对此不理解,产生种种疑问。南郭惠子讥笑性地问子贡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木隐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虽门下人品混杂,皆能兼收并蓄,教之成才,这说明教育家胸怀的宽大能容,教育艺术的高明善化。
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四、教育的目的
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道。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子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他的学生也颇有体会,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可见,教道和学道是孔门师生共同的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已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的,因为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所以孔子才能造就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来。
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学而优则仕”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孔子对实行“学而优则仕”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
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学习与做官有了密切的联系,他鼓励学生们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要担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识本领学好没有。弟子们受到此思想灌输,头脑中普遍存在为做官而学习的念头,既然已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子路心直口快说出“不仕无义”,这是有代表性的。孔子积极向当权者推荐有才能的学生去担任政治事务,但他在输送人才时也坚持一些原则:首先,学不优则不能出来做官;其次,国家政治开明才能出来做官,否则宁可隐退。孔子培养的一批弟子,大多或早或迟地参加政治活动,他们“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
“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五、教学内容
根据《论语》,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孔子的教学内容:一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以文学、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是指教学内容包括四个基本方面;二曰: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是指孔子教学的主要科目;三曰:《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书”,是奴隶主的文化典籍,是孔子所使用的基本教材。总之,可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应该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的培养等三个部分。这三个方面,从教育内容的结构,以及社会的需要和个人人格形成看,应该说是初步完整化了。这是孔子在教学内容发展史上的贡献。孔子对这三方面不是等量齐观的,他认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道德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为三者的重心,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
孔子改编的“六书”,是中国第一套较完整的教科书,从荀子的《劝学》篇开始尊为“经”,故后世称为“六经”,除《乐经》已亡佚,其他“五经”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学校中最基本的教材。“六艺”与“六经”的不同在于:“六经”偏重于文化知识,属于文的范围;“六艺”则偏重于才能和技术的训练。因“礼、乐”也具有这方面的性质,所以也列在“六艺”中,“射”是射箭,“御”是驾车,都属军事课程。
总的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有三方面特点:
其一,偏重社会人事。他的教材,都属于社会历史政治伦理方面的文化知识,注重的是现实的人事,而不是崇拜神灵。他虽不是无神论者,但对鬼神持存疑态度。他不谈“怪、力、乱、神”,不宣传宗教迷信思想,不把宗教内容列为教学科目,这种明智的态度,成为中国古代非宗教性教育传统的开端。
其二,偏重文事。他虽要求从政人才文武兼备,但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仍是偏重文事,有关军事知识技能的教学居于次要地位。
其三,轻视科技与生产劳动。他所要培养的是从政人才,不是从事农工的劳动者,他不强调掌握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他既没有手工业技术可传授,也没有农业技术可传授。他认为社会分工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与小人职责不同,君子不必参与小人的物质生产劳动,所以他从根本上反对弟子学习生产劳动技术,樊迟要学种田、种菜,他当面拒绝。
六、孔子的教学特点
(一)因材施教
孔子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并作为一个教育原则,贯穿于日常的教育工作之中。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运用因材施教者,也是他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因材施教”的命题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
施行因材施教的前提是承认学生间的个别差异,并了解学生的特点。孔子了解学生最常用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通过谈话。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他有目的地找学生谈话,有个别谈话,也有聚众而谈。如有一次有意识地向子路提出一个假定性的问题:“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字路并未说话,仅以高兴默认,孔子便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第二,个别观察。他通过多方面观察学生的言行举止,由表及里地洞察学生的精神世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单凭公开场合的表现作判断还有片面性,就要“退而省其私”;只凭一时的行为作判断还不够,还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就是要注意学生的所作所为,观看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的感情倾向,这就可以把一个人的思想面貌了解透彻了。他在考察人的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认为不同的事务不同的情境都可以考察人的思想品质。
(二)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在教学中,孔子把“学而知之”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他的“学而知之”就是说学是求知的惟一手段,知是由学而得的。学,不仅是学习文字上的间接经验,而且还要通过见闻获得直接经验,两种知识都需要。他提出“博学于文”、“好古敏以求之”,偏重于古代文化、政治知识这些前人积累的间接经验。他还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孔子重视学,也重视思,主张学思并重,思学结合。他在论述学与思的关系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反对思而不学,也反对学而不思。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还强调学习知识要“学以致用”,要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把学到的知识要“笃行之”,他要求学生们说话谨慎一些,做事则要勤快一些,“君子欲讷其言而敏于行”,应当更重视行动。
由学而思而行,这就是孔子所探究和总结的学习过程,也就是教育过程,与人的一般认识过程基本符合。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教学理论、教学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三)启发诱导,循序渐进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愤与悱是内在心理状态在外部容色言辞上的表现。就是说,在教学事必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已经思考相当时间但还想不通,然后可以去启发他;虽经思考并已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词表达出来,此时可以去开导他。教师的启发是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启发之后,应让学生再思考,获得进一步的领会。孔子在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的教学中常用的方法有三种,即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叩其两端,攻乎异端。
七、树立教师的典范
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敏而好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回答子贡的提问时说:“圣则吾不能,吾学不厌而教不倦也。”他也曾在学生面前评价自己说:“若圣与仁,则吾其敢。抑为(学)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也。”他为后世的教师树立了六个方面的典范:
学而不厌。教师要尽自己的社会职责,应重视自身的学习修养,掌握广博的知识,具有高尚的品德,这是教人的前提条件。
温故知新。教师既要了解掌握过去的政治历史知识,又要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认识当代的社会问题,知道解决的办法。
诲人不倦。孔子30岁左右开始办学,40多年不间断地从事教育活动,就在从政的5年间,也仍然从事传授,周游列国时,也随处讲学。有的学生品德很差,起点较低,或屡犯错误,他也不会嫌弃,耐心诱导,造就成才。“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对学生的爱和高度负责,是他有诲人不倦教学态度的思想基础。
以身作则。孔子对学生的教育,不仅有言教,更注重身教。通过严以责己,以身作则来感化学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教学相长。孔子认识到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不是单方面的知识传授,而是可以教学相长的。他在教学活动中为学生答疑解惑,经常共同进行学问切磋。不但教育了学生,也提高自己。
总之,孔子是一个“以德服人”的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教师的光辉典范,他所体现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已成为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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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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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正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孔子思想中的"权"的概念,是"仁礼"结合的理想人格实现途径。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要求"礼"的规范。"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p#分页标题#e#
我国著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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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是人最基本的感情联系,也是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它需要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维系。然而在网络环境下,许多大学生过分沉溺于网络交往,造成热衷于各种“网事”,“踏着铃声进出课堂,宿舍里面不声不响,互联网上大述衷肠”。这些沉迷于网络虚幻情感世界的同学对现实感情比较淡漠,他们游离在大学生的主流群体的边缘。由于对网络虚幻情感的沉迷,对近距离的关系反而疏远了的情况。特别是家庭的关爱对他们来说更是成为?一种束缚和负担。许多大学生宁愿在网吧不分昼夜地上网,也不愿意给父母打电话或是写信。还有些学生除了要生活费外,和父母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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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效果一直以来受到该课教师与相关专家学者所关注。要想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实效性,则实践教学是必不可少。实践教学最近被广泛的应用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过程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职高专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教学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特点的课程,通过开展实践教学,既可以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又可以课堂教学与校园活动、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还可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实践教学 探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是“05方案”规定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和主干课程,也是高职高专院校学生一入校就接触的政治课,该课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教育为重点,依据大学生成才的基本规律,教育引导大学生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的一门课程。《基础》课不仅仅是在传授道德知识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规范学生的行为。在对学生进行道德修养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同时,帮助他们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因此实践教学的开展将成为提高《基础》课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有效途径。高职高专院校以培养从事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工作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为根本任务。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课程教学必须以基本素质和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知识、能力、素质同步提升。公共政治课也不能例外,因此《基础》课实践教学的开展将有利于培养高职高专院校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虽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但并非所有高职高专院校都能有效的开展了实践教学,部分院校并没认识到开设实践教学课程的重要性,部分学生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不高,这些因素影响了高职高专《基础》课实践教学的开展。
第一,部分院校没有认识到《基础》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因为相对于高职高专院校开设的专业课而言,其实践教学内容主要是实践技能的操作,其操作性较强,学校较重视,学生也易掌握;而《基础》课所要求的道德规范及法律素养相对较难操作,学生的品德提升和法律意识的塑造相对时间较长。因此部分师生对《基础》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第二,部分院校实践教学流于形式而缺乏实质性内容
由于部分高职高专院校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包括《基础》课)实践教学目标认识较为肤浅,没有认识到其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导致实践教学在开展过程中往往流于形式,有的院校尽管将实践教学纳入到教学计划中,并制定了教学大纲,明确了教学学时、学分、内容、目标和考核方法,但并未付诸实施,仅仅是为了应付检查。
第三,部分院校实践教学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
《基础》课实践教学的开展必须强调针对性和实效性,高职高专院校的实践教学与本科院校的实践教学不能同日而语,各有各的侧重点,但总的来讲,必须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不能太抽象,更不能犯教条主义错误。有的院校实践教学往往是“抄袭”本科院校的内容和形式,生搬硬套,不注重发掘校本资源和利用本土资源,更脱离了高职高专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的实际,因此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四,部分院校实践教学内容较为单一,而且不够系统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理论教学内容非常丰富,教学案例也应该讲求鲜活,实践教学活动也不应例外。但部分高职高专院校《基础》课的实践教学内容较为单一,千篇一律的演讲、辩论、观看电影、模拟法庭等,缺乏当代气息,也不注重学生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的养成,不注重和校园文化建设、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的有机结合。
第一、根据教育部规定的专科学校《基础》课教学学时,把48个总学时分为理论学时36和实践学时12,理论学时为2个学分,实践为1学分,以保证实践教学的落实。
第二,依据《基础》课的课程内容和高职高专院校的现实,进行实践教学内容的设计和教学要求的部署,设计实践教学方案,实施项目教学法,设定每一个章节的实践教学内容和要求。
第三,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从学生本身的实际出发,区别对待,提出不同的实践要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第四,因地制宜,注重校本资源和当地文化资源的利用,从现有能够进行实践活动的实际条件出发,设计出具体的实践活动范围,努力做到物尽其用。
第一,凸显系统性的“三四”模式
在实践教学的路径和方法选取上的“三四”模式,即三个课堂、四个步骤。“三个课堂”是指教室为第一课堂,校园活动为第二课堂,校外实践活动为第三课堂。三个课堂构成了“课堂、校内、校外”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三个课堂”的实践教学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分别将起到不同的作用。在第一课堂中,主要形式有辩论、案例讨论、演讲、观看影片等。在第二课堂中,主要结合学生处、团委和各社团开展的校园文化活动及相关专题讲座、报告等。在第三课堂中,主要开展“三下乡”活动、假期社会调查、志愿者活动、参观访问、法庭观摩等。三个课堂侧重点不同,更有利于形成实践教学的有机整体。
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凸显教师的主体地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依据《基础》课程教学目的、内容拟定适当的主题,然后布置任务给学生,并进行实践方法的指导;第二步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要求学生自主选择合作伙伴,形成学生任务小组;第三步以学生小组为主体,选择感兴趣的实践课题,策划活动方案、分工,开展活动。第四步为师生互动环节,在此环节中,学习任务小组要向全班汇报实践教学活动情况,教师进行点评、总结,师生共同评定成绩。每个步骤环环相扣,任务明确,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实践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二,《基础》课实践教学评价模式
教学评价是教学活动的必要环节,《基础》课实践教学也必须要有相应的评价模式,建立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评价模式,对于促进学生的学习,教师的教学都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实践教学的评价应该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主导地位,同时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需要由学生和教师共同完成,根据实践项目内容的不同,教师和学生所赋予的权重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学生和教师的成绩评定分别占40%和60%,以此可以保障教学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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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伴随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劳动的不断进步日渐成熟,这在世界各民族的发展进程中都可以看到。世界上所有的古代文明创造了五彩缤纷、风格迥异的民族体育。但是其中惟有古希腊的体育真正完成了由实用体育向竞技体育的转化,亦即形成了有独立体系的体育,它最先把体育从娱乐、敬神、游戏、健身、巫术等活动中剥离出来,形成了一种以锦标为目的、以身体参赛为形式、有一系列完整的竞赛章程和规则作保证的竞技体育形式。
古希腊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民族文化,古希腊人在生存中形成的冒险和张扬的性格,形成了一种激烈竞争与对抗的传统体育,他们的每一个项目都充满着强烈的竞争与对抗,甚至带有血腥的色彩,比如摔跤、角斗、自由搏击等。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古希腊传统文化底蕴的孕育下,竞技场上肌肉健壮的运动选手将自己的技能充分发挥,成为酣畅淋漓的宣泄感情,张扬个性的竞技者。古希腊的特殊生存环境和历史氛围,造成了他们从小培养青少年精湛的体育技术和技能的需求。让他们从小就接受体育教育,发达的经济和较高的文化要求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完美结合。不仅要求有纯洁美好的心灵,还要培养人们健壮的体魄,而培养人们完美的身材就成了古希腊人一生的主要目的。在古希腊教育体系中,完人教育目标就成为了国家教育体系的基本原则的发点。身体运动之学与智慧之学在学校严格贯彻完人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中得到了充分地发展。
雅典城外的阿波罗神墙上铭刻着古希腊哲学家的一句名言:人啊,认识你自己。这句话清楚的体现出一种意识形态的出现,那就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体育。它的目的是让人意识到,体育和竞技中体会到的力量与欢愉源于人自身,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是这样来认识体育的。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著名的思想家。他的身世非常贫寒,在他的一生中参加过多次战争,从而感悟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他深感雅典的人民只注重表面的虚无,但对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并不重视。针对这种社会弊端,他反复提醒雅典人要重视体育锻炼,要不懈的提高身体素质。在苏格拉底眼中,没有健全的体魄,就不可能学好文化,也就更谈不到捍卫国家了。他对社会反复强调,在人的一生中做任何事都“离不开强健的身体和精神”,并极力主张努力去锻炼身体。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记录了苏格拉底有关终身体育的思想:“体育教育与音乐教育一样,应该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接受。而且,体育训练应该十分小心,并且要终其一生。”
在体育运动的实践上,柏拉图超过了自己的老师。他是一名体育健将,曾经做过角力手,在伊斯特摩运动会上取得过优异成绩。柏拉图说“音乐和体育联合的潜移默化,可以使两者(指理性与情感)和谐,因为他们以高贵的文字、榜样来强化、支持理性,并且用和谐与节奏来节制、抚慰和文明化感情的放荡不羁。”柏拉图提倡进行身体锻炼,并且身体锻炼要适度,运动形式简单明了,而不应该像职业运动员那样进行超出人们正常负荷的运动。他认为,适度的有规律的锻炼才可以起到教育的功能,像职业运动员似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有害于身体与心理健康的。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节制”、“勇敢”和“公正”这三种最重要的品质贯穿于他们的思想中。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欲获得幸福,人们就必须具备这三种最基本的品质。他明确指出,体育有助于“培养人的勇敢”,“勇敢”是诸多品质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勇敢”必须依靠体育,而依靠体育就离不开人们对人体及其力量的观察与思考。亚里士多德说:“如若(身体)状况良好是指肌肉的结实,那么,状况不佳必定是指肌肉的衰弱。要造成良好的身体,就在于肌肉结实。”可见亚里士多德对体育促进肌肉发达的原理很了解。根据他的认识和理解,亚里士多德对体育作了如下总结:“习惯上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即读写、体育、音乐和有些人加上的绘画。读写和绘画知识在生活中有许多用途,体育锻炼有助于培养人的勇敢。”他认为健康是基础,勇敢是品德,所以应该优先开展体育。
古希腊哲学家的体育思想在不同方面体现了古希腊体育的发展方向,阐述了体育的目的和意义,他们为古希腊体育的产生、发展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其中城邦制度、宗教信仰、神话传说和哲学思想等是其产生的重要基础。这些因素在共同的作用下把古希腊人的认识引领到一个自由、开放、平等和法治的现实世界中。人本身成为古希腊思想的核心所在,而竞技体育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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