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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以此为契机,在1956年双方又签订了《苏中文化合作协定》,目的是推动两国间广泛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在文化艺术领域中,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苏联音乐文化在中国建国初期时的传播与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立足于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的音乐文化,从音乐文化思想和传播在中国的苏联歌曲两个方面研究这一时期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苏联音乐文化;中国音乐文化;1950-1960
(一)社会主义在音乐上的创作:1933年的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词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称谓具有文学色彩。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民族主义形式方面的文化。诞生于文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手法变成了迎合时代的单一创作。强调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原则来创作音乐是有一定哲学理论思想基础的,可以保证音乐为无产阶级服务。
(二)批判资产阶级音乐:1950年,苏联代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争霸,形成了两极对垒的世界格局。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军事上、在经济上,甚至在文化上都视彼此为宿敌。苏联对20世纪出现的音乐――以勋伯格为代表的表现主义音乐、序列音乐、印象派音乐以及偶然音乐等现代音乐门类都进行批判。苏联音乐的创作目的决定了苏联音乐代表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音乐的对立面。
(三)对传统音乐风格的继承:苏联音乐要想发展,必须紧紧依靠传统民族文化,但只是在形式上的继承,而在内容上则是要以人民群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问题为主。对音乐创作的要求是要承认古典音乐文化遗产,尤其是俄罗斯音乐文化进步的作用,以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继续推广苏联音乐。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苏两国的交流,尤其是音乐文化交流也随之变化。首先,20世纪上半叶最显著的变化是两国友好的外交政策为两国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中苏两国亲密的关系以及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得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苏联热”,当时值得追捧的就是学唱苏联歌曲。其次,中国派遣了大量的专业音乐人才赴苏联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学习。他们肩负起了文化传习的责任,更承担起了文化传播的功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建立。
(一)中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苏联学习,留苏学生成为新中国成立时期各个领域的领头人,不仅对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且对文化交流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音乐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留学生对革命的热忱以及崇高的理想使他们愿意去接受苏联歌曲,在上山下乡期间,他们将苏联歌曲带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中。
(二)书刊、媒体等对音乐文化的推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51年,上海万叶书店出版了由涅斯契也夫撰写的《论苏联群众歌曲》,这是我国建国后的第一本介绍苏联歌曲的译著,介绍了苏联20世纪上半叶群众歌曲的发展情况。
(三)1933年,苏联歌舞团首次到上海表演新兴革命艺术,而这种形式在50年代更为常见。1952年,来访的苏联各文艺团体大多都要演唱苏联歌曲,特别是合唱类的。
(一)中国音乐美学中的“反映论”
“反映论”的观点阐述了音乐艺术体现的内容是客观与实际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各种音乐思想的基础,是现实的一切声音在人脑中的反映。1950年,中国在对苏联音乐的批评与译介中对“反映论”的观点已经悄然接受。斯大林在1936年1月17日的讲话中提到:苏维埃人民现实主义歌剧必须是社会主义题材、音乐语言必须是现实主义、歌剧中的角色从当代人中选取。从以上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50年代创作的《洪湖赤卫队》、《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歌剧受苏联“反映论”音乐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音乐的社会功能
苏联音乐非常注重其音乐的社会功能效用。其本质就是要利用音乐自身的教化功能构建一种异于资本主义音乐文化体系的思想统治工具来发展和巩固其社会主义政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百废待兴,此时的音乐所充当的角色同文字一样,都是呼吁和倡导建设祖国。
尽管在50年达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但外交关系上的急刹车并没有中断两国音乐文化思想的交流,中国依旧按着苏联音乐思想理论运行和发展着。整个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作为学生向苏联学习各种文化的一个时期,从苏联借鉴与融合来的音乐理想思想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理性中批判的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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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发展和新闻理念的变化,新闻媒体传播的信息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新闻媒体传播文化的社会责任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论文关键词】民生新闻 公共新闻社会责任
【论文摘要】民生新闻及公共新闻,因其“受众本位”核心,一直深受公众认可,而随着新闻传播渠道的延展,受众媒介素养提高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新闻传播理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新闻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入手,解析新闻媒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随着社会发展和新闻理念的变化,电视新闻的形态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趋势,其中包括最近几年引起关注和热议的民生新闻以及公共新闻。而科技的发展推动着媒介不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除了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网络、手机等新兴的传播媒介,也迅速发展起来,信息的传播力度和流动性大大增强。新闻类型和信息渠道的多样化,使得受众对新闻信息的风格、品位、讲述方式以及对生活的影响面,都有了更多的要求和期望,也赋予其更多意义。
“社会责任论”,在20世纪40年代末出现在美国,后来传到西欧和其他发达地区。这一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还要对社会负责。主张通过讨论来解决冲突,注重保护个****利和重大的社会利益。
民生新闻是关注人民生计、关注市民生活的新闻,即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取材,内容上锁定群众的生存状况、生存空间,关注群众的冷暖痛痒、喜怒哀乐,其基本原则是 “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本取向、民众话语。”而形式上则充分利用先进的传播手段,提高新闻的时效性和互动性,拉近电视与观众的距离,因而得到受众的欢迎和认可。
公共新闻理论于1990年左右在美国新闻界出现,我国学者孙旭培曾把“公共新闻”概括为:“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从国内一些电视新闻栏目的发展看,公共新闻是民生新闻从平民化走向公众化的升级版。
网络技术为“公共新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更新的天地,因为“读者和观众现在有更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闻来源渠道,他们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丧失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敬畏。”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从受众转变为传播者,主动地加入到传播活动中。2004年8月,美国“公共新闻网络”主席Leonard Witt教授正式提议,考虑将“公共新闻”与“参与式新闻”相结合,改称为“公共与参与式新闻”,强调公众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性。
无论是民生新闻、公共新闻还是公共参与式新闻,这类型新闻从诞生到发展核心都是人,它们所关注和打算传达到的人群、希望塑造和引导出来的群体也从平民提升到公众再提升到公民。这一步步的渐进过程无不彰显着新闻媒体的目标和志向,同时也意味着新闻媒体自身要承担更重要的社会责任。换句话说,这类型的新闻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它们将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力地促进和推动公众应享有的权利,这正是新闻媒体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
一、坚持真实报道,扩大公众知情权范围
新闻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有力载体,应反映公众意见,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维护公众利益,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并在满足人们新闻需求上推动政府的民主开放,促进公众知情权的进一步深入。这其中,记者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着名报人普利策曾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但是,当湖南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长面对媒体调查竟质问记者:“空饷吃的是地方财政,不是国家财政,关你记者什么事?公务员吃空饷的更多,你们记者怎么不去关注?”如此荒诞的言行、无知的举动实质是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
公众知情权赋予媒体采访权,但如果采访权使用不当,也会造成新闻侵权,或者陷入新闻监督的误区。2007年的“纸包子”事件成为滥用媒体公信力的恶劣范本。虽然当事人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也在业界和社会上身败名裂,但是不实的新闻、虚假的报道已严重侵害了公众的知情权。
新闻媒体报道及时、深入、全面、真实与否反映了一个政府的民主开放程度和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特别是在重大突发性事件面前。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由于新闻媒体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冲在了最前线,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均第一时间及时、充分地报道了地震的消息,充分体现了媒体的责任意识,这在建国以来突发性事件报道中有着诸多突破,意义重大。电视媒体更是借助本体优势在此次报道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追求事实真相、开放、透明地全方位报道,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增强了媒体的公信力。
二、反映民意,为受众提供表达平台
古人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就是意见和情况的表达和传播,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没有“言”,人也不成其为人了。尊重受众表达权是新闻的手段,为扩大受众表达权提供平台,也是媒体吸引读者眼球、增加亲和力的重要支撑。一直以来,民众的表达权大多是由主流媒体来代言的,这也符合社会参与论的主要观点,即“大众传播媒介应是公众的讲坛,而不是少数人的传声筒。”所以,较早出现的由北京电视台制作的代表民生新闻品质的电视节目《点点工作室》(后改为《元元说话》,至今叫《第七日》)备受欢迎,紧随其后的《北京特快》和成都电视台的《今晚8:00》也都呈现了典型的民生新闻特质。直到2002年,江苏电视台推出的《南京零距离》一度成为民生新闻的巅峰之作。不管这类新闻发展到哪个层次,“受众本位”,“民本取向”都是其核心,为观众设置热线、互动话题、短信平台、观众播报等环节,给受众意见的表达提供了平台和空间。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带给传统媒体近乎颠覆性的变革,这让民众表达权的代言者范围进一步扩大。论坛、个人空间、博客以及微博等新平台的出现,使得传播的门槛再次降低,碰碰键盘、点点鼠标,只要会上网就能将自己的观点、态度和情怀传播出去。从前几年的孙志刚事件、史上上最牛“钉子户”到最近几年的华南虎、躲猫猫事件、3Q大战以及方舟子微博打假,一系列关注民主、关注国家的事情经过了一个从“虚幻”的网络空间摆到各级政府桌面上的过程,普通受众拥有了表达权,人们发言、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
三、引导舆论,保障公众监督权施行
在当代新闻传播中,真正对新闻媒介握有生杀大权的,往往是广大的受众。新闻媒介在国家公共事务中真实、广泛、全方位的报道,使得公众的监督权在法治的轨道上日益发挥出规范公权、镜鉴政府的作用。而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制度、住房保障、金融秩序、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改革的每一阶段也都有新闻媒体进行追踪报道,这使得更多的民意被吸取,改革过程也更加公开透明。
同时,新闻媒体特别是新兴的网络媒体也是监督反腐的一股重要力量。由网民予以曝光的女检察长豪车事件,政府官员境外旅游、被停职的过错官员低调复出,“我爸是李刚”事件等等问题人物和事件逐渐由网络空间延伸至现实社会,不断扩大的社会影响和公众关注度最终使得这些不符合规定、常理的非制约并加以改正。
四、加强公民意识,提升公众的参与能力
进入“公共参与式新闻”层次后,新闻报道就不单单是反映事实本身,还包括提升公众对新闻事件及其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判断力,增加公众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和主观能动性。社会治理离不开公民权益的充分表达,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媒体来实现。目前人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很高,但在现实生活中能拿出精力、肯花时间来参与公共事务的情况还不常见。参与途径不多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公民意识还不太强烈,再加上共同利益诉求较为松散,不能很好传达公众诉求。因此,新闻媒体应加强这一方面责任感,认清自身在社会生活中最佳的参与方式,并通过引导公众,加强公民权利意识,促使公众参与到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中来,推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效维护公民权益,和平表达,逐步提升公众的“参与能力”。
参考 文献
①李舒、胡正荣,《“民生新闻”现象探析》,《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6)
②蔡雯,《美国“公共新闻”的 历史与现状》,《国际新闻界》,2005(1)
③邵培仁:《传播学》(修订版),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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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网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和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网络文化以其快捷、方便等特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而且网络技术的不断革新进步也为其传播提供了良好的传播渠道,促进了其传播速度的加快。但是网络文化的盛行对于高校大学生的思想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网络文化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地文化之间的交流。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之下,现代社会的空间距离相对来说大大缩短。并且在网络世界里面,不存在有边界,开放性的网络和比较高的自由度都为网络文化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网络也给大学生表达意见、发出声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因此针对这些新的情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及时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网络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自由发言的平台,网络文化的传播同样促进了学生的思想发展,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不用出门就可以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网络文化的盛行也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交融促进了网络文化的“百花盛放”,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学生的学习选择大大超过了前人。
(1)网络文化的多元化不利于大学生思想的正确发展。网络空间相对来说自由程度更加的高,网络世界的高度开放性使得网络文化良莠不齐。学生在接触网络文化的时候会接触到不同的意见观点。多元化的网络文化使得部分眼界不够的学生还不能从浩如烟海的文化之中找到真正的明珠。并且多元化的信息有时候会让学生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之中产生迷惘和恐惧的情绪。相比较于传统的被动式的接受信息来说,这种自由选择性更高的方式更加受学生的喜爱。但是这就给封建文化、落后文化等侵蚀大学生的思想提供改了可趁之机。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的难度系数就更大了。
(2)网络文化传播规范性不高。当前网络文化传播的规范性还比较低。而规范性比较低就让一些不法分子抓到了机会。并且随着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对我国进行思想宣传,网络的不断发展也为这些国家对我国进行思想攻势提供改了良好的条件。不少国家将一些落后文化、腐朽文化趁机传播到我们国家。这些文化和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必然会产生比较激烈的冲突。他们利用学生的探究欲望引导学生接触这些腐朽和落后的文化,混乱学生的思想认识。我国大学生的思想修养相对来说还比较低,在这样的思想攻势之下很难坚持住自己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还有价值观。因此网络文化传播的不规范使得学生的思想认识比较混乱,西方资本主义等一些观念和思想道德标准的进入让学生的认识产生了问题。这些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
(3)信息内容庞杂,良莠不齐。网络文化的信息内容庞杂,因此其内容就很难有比较高的保证。开放性的网络让每一个人都有上网发布信息的权利,因此网络信息良莠不齐,一些虚假、低俗和落后的信息纷纷通过网络世界进入到学生的视野,而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还没有到位,对于一些信息的辨别能力还比较差,且其心理相对来说也比较幼稚,这些不良信息的进入会使得学生的思想发展偏离正确的轨道。举例来说,黄色信息对于学生具有比较强的诱惑力,在有心人的操控之下这些信息很容易就会被大学生看到。而黄色信息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会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
(4)网络成为了大学生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现代大学生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基本上都和网络有关,因此当前大学生越来越多的将时间放在了网络生活上,其放在实际生活之中的时间相对来说也就越来越少。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得大学生的心理出现空虚、焦虑等情况。
(1)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面对良莠不齐的网络文化学生有时候会把持不住,因此我们应该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为网络世界信息的纯洁性把好第一道关。我国立法部门应该尽快出台专门的网络文化管理法案,针对网络文化传播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做出及时有效的处理。对于网络文化监督方面存在漏洞的地方要尽快采取措施进行弥补。简单来说就是要通过立法和执法的配合营造一个健康良好的网络环境,提高网络文化的整体质量。
(2)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网络文化的不断发展和传播也对学生的道德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网络世界之中同样存在着道德问题,而大学生因为阅历、生活经验等的不足往往会在这些问题上犯下错误。因此高校应该有针对性的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让学生正确的看待网络文化。
(3)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网络舆论在有心人的引导之下可能会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确保网络舆论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
(4)合理利用网络资源。网络资源的利用是一把双刃剑,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网络文化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对这些资源的正确使用可以对学生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高校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及时的调整教学计划,采取科学的教学方法帮助促进学生思想认识的正确发展。
总而言之,网络文化传播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高校应该对此给予积极的重视,及时的采取科学的方法帮助引导学生思想的正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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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之间自古就保持着比较好的人文交流。特别是在越南被称为北蜀的时期,越南和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从秦朝至北宋初年的一千一百多年之间,中国文化对于越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越南的文明程度。而在十九世纪法国殖民越南之前,越南也一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文化在越南国流行开来,并为越南人民所接受,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饮食文化。
历史上,中国南方人不断的迁往越南,这使得越南也接纳了云南、广东以及不少的客家人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使得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得到了很好的传播,深刻的影响了越南人的生活习惯,时至今日,越南街头仍旧能够看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子。
这里我们所说的地缘因素,主要包含了两国之间的地理条件,这为中越两国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越南和中国的南方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相似,而且与我国的西南两省相邻,中国和越南之间有着长达一千两百多公里的边境线,并且中越两国边境上没有高山大河和的阻隔。很中越边境的很多地方,两国人民隔路相望,除此之外,还有流经中国云南和越南的红河-元江水道,这为两国之间的物质交流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
越南和我国接壤的广西地区气候十分相近,雨量十分的充沛,并且预热之间的配合比较好,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特别适合一年多季的水稻种植,这些气候方面的相似之处,使得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更加容易进行传播。
汉文化对于古代生活在越南地区的人民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在北属时期之前,也就是距离现在三千多年前,中国的周朝时期,越南就已经有了原始部门的人类群落,但是在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文字形成。直到秦王朝建立之后,秦始皇正式将越南地区纳入到大秦帝国的统治范围之内,设置象郡,同时将中原地区的居民迁移到此地居住,那些开荒、戍边的人们就成为了越南地区最早的一批使用汉字的居民,使得汉语正式传入到越南地区。在汉朝统治时期,赵佗在越南一地建立南越国,将中原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体系完整的植入到了越南,正式的帮助当地的原始部落从原始社会转变为文明社会,这为后来汉文化深入的影响越南地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越南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广泛的使用汉字,在文学作品和官方文书等,都开始使用汉语。即便是在后期越南被法国占领的19世纪,汉字依然被看作是正统的文字。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将一些文字记录的美食也传入到了越南。
筷子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在古代筷子被称作是箸或筋,早在商朝时期人们就开始使用象牙制成筷子,一直延续至今。筷子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逐步的传入到了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此时筷子也传入到了越南地区,并成为了越南古代人们重要的饮食工具。现代越南语中将筷子称作是“
在越南有很多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小食品和小吃,比如豆鼓、烧麦、水饺、油条、馄饨等等,这些食品不仅仅和中国国内的食品做法相同,而且发音也十分相像,基本上和广东话一样。油条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小吃,相传古时候人们为了纪念岳飞,将秦桧的妻子模样捏成面放在油锅里炸了,然后把她吃进肚子中,以表达自己的愤怒之情。随着时代的演变,油条逐渐成为一种在我国南北方都比较受欢迎的食品,广东话将油条称作是油炸鬼”,越语直接取最后一个字叫“quáy”(越语发音为“鬼”)。这个例子足以看出中国饮食文化的对于越南的深刻影响。
茶文化是中国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都很大。在越南话中,茶被称作是“trà”或“chè”,这和广东话中的茶比较相似,仅仅从语言上就可以看出中国茶文化对越南有着深刻的影响。加上历史长,两广地区的居民大量的移居越南,这为中国茶文化在越南的普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越南饮食文化中,将中国阴阳调和的饮食方法应用的也比较到位。在越南的饮食制作中烹调比较讲究清爽和原味,只放少许的香料,其中青柠檬和香花菜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佐料,制作方法中主要以凉拌、蒸煮为主,在具体的食用过程中,即便是烧烤的菜肴也多会配上一些生菜或者是薄荷菜一同来食用,进而达到下火去油的作用。总体来讲,越南人认为咸味道属于阳,而酸或者是甜则属于阴,在菜品的制作中越南人讲究阴阳调和,将甜和咸进行调和与混搭,以达到最佳的饮用效果。
越南人不仅仅关心食品之间的阴阳调和,同时还留意食品和人之间的阴阳调和。当有人感冒的时候,越南人就会煮姜粥给她喝。如果有人中暑了,则会给他煮葱粥喝。除了这些,越南人还注重人和气候之间的阴阳调和,夏天阳气比较重,所以吃的时候多选择酸汤之类的东西,冬天的阴气重,则会选择烤肉一类的东西。
中国和越南之间比较地理位置上一衣带水,加上历史上中国南方地区多个省份都有居民前往越南居住,这不仅仅促进了越南地区的文明进程,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即便是今天,以油条等中国传统食品为代表的饮食仍然在越南受到欢迎,这足见中国饮食文化对越南的深刻影响。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用筷子、饮茶文化等在越南民众中影响深远,特别是在饮食的制作和饮用过程中,越南民众将中国阴阳协调的饮食方法进行应用,加上本地的一些食材,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可以在这些越南看到中国饮食文化的身影,这说明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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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也就是Twitter诞生的那一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你”(YOU)列为年度人物。在数码文化方兴未艾的今天,那些曾经被称为受众的人们变身成为信息生产的积极参与者。正如Bradshaw(2007)所言,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从一个公众必须依赖专业媒体获取信息的社会,变成一个“人们可以自己获取并且生产信息的社会”。《时代周刊》预言,为数众多的用户生产内容平台,如YouTube、MySpace、Wikipedia以及Twitter,“不仅会改变世界,而且还会改变世界变化的方式”(Grossman, 2006)。迅速变迁的媒体环境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挑战。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四大转型趋势。这四大趋势概括起来就是:学科融合,媒体融合,科技创新和理解生态。在当前几近相同的技术环境里,这四个方面不仅是西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课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思考的发展方向。今天,我想围绕这四大趋势,立足于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前沿,并结合浙江大学的探索,谈谈想法。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高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Reese Felts 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reesenews.org),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科罗拉多大学,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 Media Test Kitchen)的实验室,从新闻技术、技巧和商业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方面虽然整体上尚未起步,但也不乏开拓者。比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于2008年建成媒体融合未来实验室,并与多家媒体和IT企业开展了多种合作,初显“媒体硅谷”之势。浙江大学最近也利用学校投入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由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组成。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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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以下四大转型趋势:学科融合,大学需要优化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媒体融合,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帮助学生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报道新闻;科技创新,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应加强针对新媒体环境的应用性研究,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理解生态,只要我们身处的媒介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报道新闻的方式就没有理由不变,我们新闻教育的模式也没有理由不变。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新媒体;转型趋势;
2006年,也就是Twitter诞生的那一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你”(YOU)列为年度人物。在数码文化方兴未艾的今天,那些曾经被称为受众的人们变身成为信息生产的积极参与者。正如Bradshaw(2007)所言,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从一个公众必须依赖专业媒体获取信息的社会,变成一个“人们可以自己获取并且生产信息的社会”。《时代周刊》预言,为数众多的用户生产内容平台,如YouTube、MySpace、Wikipedia以及Twitter,“不仅会改变世界,而且还会改变世界变化的方式”(Grossman, 2006)。迅速变迁的媒体环境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挑战。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四大转型趋势。这四大趋势概括起来就是:学科融合,媒体融合,科技创新和理解生态。在当前几近相同的技术环境里,这四个方面不仅是西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课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思考的发展方向。今天,我想围绕这四大趋势,立足于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前沿,并结合浙江大学的探索,谈谈想法。
先说个案例。最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似乎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他们也许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校方“关闭”的新闻传播学院。当然,校方并不主张用“关闭”这个词,他们用的是“重组”。该校高层表示,现有的学院太小,太孤立,太受约束,以至于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新闻教育,也无法使教师从事他们所希望的教学和研究。在重组期间,新闻教育仍然以课程的形式继续,不过必须是双主修,或主修其他专业加辅修新闻专业。请注意,是辅修新闻专业。面对学院教师、学生和校友的质疑,校方强调此举将是提升该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契机,未来可能建立一所融合信息、传播、媒体和技术等多种相关学科和资源的新学院,并可望成为美国最好的。
科罗拉多大学或许只是个案,它有许多内因,如原来学院的内部管理比较混乱等等。但这一个案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面临每天都在改变的媒介环境,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也需要改变。在这个媒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人人都是媒介的时代,新闻(Journalism)和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本身的概念受到挑战,需要大大拓展。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新闻教育仅仅依靠新闻学院是否足够?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被重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校方认为它没有很好地与其他学院合作,从而无法提供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因此,如何优化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成为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一目标有不同的实现途径。科罗拉多大学是比较极端的一种。目前,浙江大学2+2的本科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新生进校都按人文或社科两大类划分,前两年打通培养,主要是通识教育,没有具体专业。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从第三年开始,学生进入自己确定的专业院系学习。用校方的话说,就是一种“宽专交”(拓宽基础、专业培养、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就弥补了原有单一化专业教育的不足。当然这一模式在新闻传播专业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大块的实习时间使得本来就被压缩的专业课程进一步压缩,导致学生感到在校受到的专业训练不足。进入专业较晚,也使学生难以找到专业感觉。头两年通识阶段选课太随性,有些课程感觉用处不大。总的来说,这种“宽专交”的培养理念是适合新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的,但具体模式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普尔教授提出。他认为,媒体融合就是传统上需要依靠多种媒介技术来提供的内容和服务被整合在一种媒介之上,而这种媒介通常就是数字网络媒介(Pool, 1983)。同样来自MIT的媒介融合研究专家、比较媒介研究专业的创始人杰金斯教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展开。他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三方面的整合:跨越多个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介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介受众的主动信息获取行为(Jenkins,2006)。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融合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包括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
媒体融合的大潮同样席卷中国。不论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网融合进程,还是每个媒体内部争先恐后规划的全媒体蓝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则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的压力。从前,报社记者只会写文字稿就行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被要求在新闻现场同时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的形式通过微博等方式发布新闻。一些记者为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而欢欣鼓舞,还有一些记者则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如埃里克?牛顿所言,“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Newton, 2010)”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面对日趋融合的媒介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传统新闻理论对于新闻现象的归纳和解释是否仍然准确?传统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前的融合新闻报道?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又该如何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高校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正的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课程。浙江大学也是如此。2011年上半年,浙大增设了《媒体融合》本科课程,我是主讲教师。在教师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融合新闻报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独立完成一项融合新闻报道任务。同学们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收获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课时太少,未能与实验课结合,发布平台不够完善等等。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高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Reese Felts 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reesenews.org),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科罗拉多大学,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 Media Test Kitchen)的实验室,从新闻技术、技巧和商业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方面虽然整体上尚未起步,但也不乏开拓者。比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于2008年建成媒体融合未来实验室,并与多家媒体和IT企业开展了多种合作,初显“媒体硅谷”之势。浙江大学最近也利用学校投入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由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组成。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
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我们所面对的人也不再是原来的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不论是新闻传播教学还是研究,都必须时刻把握不断变换的媒介环境,方能与时俱进。理解媒介生态的关键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人,理解那些我们曾经称之为“受众”的人们。新媒体环境下,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例如思维方式上,新媒体的出现使人们具有更强的批判能力,不再认为传统的主流媒体是唯一的、甚至可信的信息来源,对新闻的理解也不再是单一的、静止的;行为方式上,Web2.0的出现使人们不再是消极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也成为主动的参与者和生产者。同时,人们的习惯也发生了变化。例如,浅层阅读逐渐取代了过去印刷媒体时代的深度阅读;多任务(multitasking)逐渐取代人们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情,等等。面对变化的环境和其中的人们,新闻传播教育不能熟视无睹。我们要通过各种手段,弄清楚现在的人们究竟喜欢什么样的新闻。以情感为例,传统的新闻报道不能掺杂新闻人的任何情感,记者编辑必须冷静客观地报道新闻。但研究表明,带有情感的新闻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也更容易被人们记住。记者不隐藏自己的情感倾向,反而会使读者更愿意相信。而且,在博客、微博这样的新平台上,带有个人感情的报道更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称。第三人称毫无疑问是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但人们发现,用第一人称讲新闻,会使受众感到更有人情味,感到是在跟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媒介进行交流。当然,这些都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帮我们进行决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我们身处的媒介环境发生变化,我们报道新闻的方式就没有理由不变,新闻教育的模式也没有理由不变。
基金项目:本文是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微博动员信息的传播机制与效果研究”(G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韦路,男,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媒体传播研究。
[1] Bradshaw, P. (2007). A model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sroom[OL].
[2] Grossman, L.. You — Yes, You — Are TIME's Person of the Year
[3] Pool, I.. Technologies of freedom[M]. Cambridge, MA: Belkna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4] Jenkins, H.Convergence culture: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
[5] Newton, E. Four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rends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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