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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在学术知识方面尤为重要,那写好一篇论文必然显得更加重要,那么如何写好一篇论文呢?下面请看下小编为您准备的一些优秀的论文范文。
CPA,是指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并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人员,英文全称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简称为CPA,指的是从事社会审计/中介审计/独立审计的专业人士,CPA为中国唯一官方认可的注册会计师资质,唯一拥有签字权的执业资质。
财政部成立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简称财政部考委会),组织领导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工作。财政部考委会设立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简称财政部考办),组织实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工作。财政部考办设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被验资方为了应对注册会计师的验资,也可能会从其他单位借来机器设备、材料等冒充自己的实物资本,并借用该单位的发票进行篡改复印,或者直接伪造发票,并且伪造相应的入库单、账簿以及盘存表等相关资料。与此同时,一般以材料物资作价出资的,大多都是先购买后出资,而且发票等都是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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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际法?国际法有什么作用,对于写好一边国际法的论文十分重要,那么该如何来写好这篇国际法论文呢?
国际法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国际法又称国际公法,以区别于国际私法或法律冲突,后者处理的是不同国家的国内法之间的差异。国际法也与国内法截然不同,国内法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它调整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及其他法律实体的行为。
论文摘要:针对近年来海盗劫持船舶现象对国际航运安全所造成的严重威胁,由船东支付赎金换取船货获释成为了当前为应对海盗行为、保障船货安全所采取的最不得已但同时也是最行之有效的通行措施。由于支付赎金是船东在其应尽的法定义务之外所遭受的损失,因此基于对船东利益的保护,由船货双方分摊海盗赎金成为了航运实务发展的趋势;而船货双方分摊海盗赎金的理论依据则在于海盗赎金的法律性质应当被定性为共同海损。
就一般学理而言,有权作出共同海损决定的主体应当是船舶的船长;但在海盗劫持船舶的特殊情况下,船长与其他船员连同船舶和货物一起遭到海盗的劫持,因此就无法再根据其判断作出是否支付海盗赎金的决定。并且,在具体实践中,海盗往往通过相关中介或媒体直接向被劫持船舶的船东索取赎金。因此,在船舶遭遇海盗劫持的特殊情况下,船东作为船舶所有人和船长的雇主,应当被视为作出支付海盗赎金决定的有权主体,而这一点亦应当不影响将海盗赎金列为共同海损进行分摊的成立。
至于对支付海盗赎金的行为是“有意的”的理解,有学者认为,所谓“有意”是指船方明知所采取的措施会产生某种后果,但为了避免船货的共同危险而不得不采取的行为;亦有学者认为,“有意”应当是指人为的、自愿的,旨在引起某种后果的一种积极的作为,并且“自愿”应当是“有意”的应有之义,故构成共同海损即要求船方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自愿的。对此,笔者认为,对于支付海盗赎金的行为是“有意的”的理解应当采纳第一种观点,即不以作出共同海损的决定是“自愿”的作为共同海损的构成要件。这是因为,船方作出共同海损的决定总是基于面临真实危险的前提,而这真实的危险本身就并非是船方自愿遇到的。因此,在危急状态下,无论采取怎样的共同海损的措施,均是船方因为外在的压力或胁迫而别无选择所作出的决定,故不存在所谓船方根据其自由意志自愿地作出共同海损决定的情理。所以,将“有意”限定为“自愿”并以此作为共同海损的构成要件并无实际意义。
如前所述,在海盗劫持船舶事件发生时,由于无法得到政府公权力的充分保护和缺乏其他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被劫持船舶的船东选择支付海盗赎金以自救的做法合乎情理,故支付海盗赎金的行为本身是合理的。至于船东向海盗支付的赎金的数额是否合理,则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应当交由受诉的法院或仲裁庭进行裁决。在此,笔者认为有一点需要着重指出,即尽管共同海损措施的合理性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与保全的船货价值的比例是合理的,对于超出合理限度造成的损失则不能要求受益方分摊,但这并不影响船方所采取的措施的合理部分成立共同海损,因为共同海损的分摊并不影响共同海损的成立。因此,应当根据被劫持船舶所处的环境以及船货的价值判断所支付的海盗赎金的合理性。而在具体实践中,船东支付的海盗赎金通常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船货双方的损失,其具体金额亦大大低于船货的实际价值。例如,“天狼星”号船东通过谈判最终支付的赎金为300万美元,远远低于索马里海盗勒索的2500万美元赎金,更低于高达2.5亿美元的船货总值。因此,在判断海盗赎金金额是否合理时,应当充分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况进行通盘考虑,不能因为海盗赎金高于一般绑架案件的赎金而断然将其排除于共同海损之外;并且,就具体实践情况看,海盗赎金的金额往往是合理的,是能够达到尽可能保护船货双方利益的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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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统计学?统计学有什么作用,对于写好一边统计学的论文十分重要,那么该如何来写好这篇统计学论文呢?
统计学是通过搜索、整理、分析数据等手段,以达到推断所测对象的本质,甚至预测对象未来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其中用到了大量的数学及其它学科的专业知识,它的使用范围几乎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
【论文关键词】统计学;统计思想;认识
【论文摘要】所谓统计思想,就是在统计实际工作、统计学理论的应用研究中,必须遵循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统计思想主要包括均值思想、变异思想、估计思想、相关思想、拟合思想、检验思想等思想。文章通过对统计思想的阐释,提出关于统计思想认识的三点思考。
2.1 统计思想的形成
统计思想不是天然形成的,需要经历统计观念、统计意识、统计理念等阶段。统计思想是根据人类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开展各种统计实践、统计理论研究与概括,才能逐步形成系统的统计思想。
2.2 比较常用的几种统计思想
所谓统计思想,就是统计实际工作、统计学理论及应用研究中必须遵循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统计思想主要包括:均值思想、变异思想、估计思想、相关思想、拟合思想、检验思想。
2.3 统计思想的特点
作为一门应用统计学,它从数理统计学派汲取新的营养,并且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数学方法,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但在统计思想的体现上与通用学派相比,还有着自己的特别之处。其基本特点能从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1)统计思想强调方法性与应用性的统一;(2)统计思想强调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3)统计思想强调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4)统计思想强调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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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统计学?统计学有什么作用,对于写好一边统计学的论文十分重要,那么该如何来写好这篇统计学论文呢?
统计学是通过搜索、整理、分析数据等手段,以达到推断所测对象的本质,甚至预测对象未来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其中用到了大量的数学及其它学科的专业知识,它的使用范围几乎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
有些单位的统计人员长期不参加业务培训,有的尚没有专职统计员,致使统计队伍业务素质不高,工作不熟练,使统计数据出现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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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企业目前是我国国产手机行业中的佼佼者,华为的企业文化又是怎么样的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华为企业文化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企业从一次创业进入到二次创业,需要寻找二次企业的内在支撑,华为二次创业的内在支撑在于华为的组织建设与文化建设。华为文化之所以能发挥使员工凝聚在一起的功能作用,关键在于华为文化的假设系统,也就是隐含在华为核心价值观背后的假设系统。如“知识是资本”的假设,"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创造的主导要素"的假设。再如学雷锋的文化假设是:雷锋精神的核心本质就是奉献,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奉献,踏踏实实地做好了本职工作的精神,就是雷锋精神。而华为的价值评价与价值分配系统要保证使这种奉献得到合理的回报。正是这种文化的假设系统使全体华为人认同公司的目标,并把自己的人生追求与公司的目标相结合,帮助员工了解公司的政策;调节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团队之间、个人与公司之间相互利益关系。从而形成文化对华为人的行为的牵引和约束。
华为文化最终要通过华为的价值评价体系、价值分配体系来发挥其功能。华为的文化功能最终决定华为人的识别系统特征是什么?谁是真正的华为人,确定每个人在组织中的身份和地位的标准是什么?组织成员如何获得机会、职权和待遇,什么是华为的英雄行为和有害行为?而企业家的职责就是创建和驾驭文化,并在二次创业中不断升华,提炼企业的文化假设系统,实现对全体管理者和员工的系统思想传递,使企业具有在市场经济大海中航行的导向和牵引。
二、管理思想的进步推动华为文化的“生生不息”
企业文化说到底是为管理服务的,任何文化不能脱离管理的目的。同时,又是理念和思想层次上的管理。企业文化的发展必然遵从管理者的思想脉络而生生不息。管理者的管理思想通过文化这种形式,与下属员工沟通和交流,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实现企业家的精神和抱负。
从华为文化的特点来看,其来源有三:一是国内外著名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三是现有华为企业家创造性思维所产生的管理思想。其中,华为企业家群体的管理思想是华为文化的主流,它不断创新,使得华为文化“生生不息”。?
然而,并不是管理者所有的管理思想都能融入华为文化之中,我们在进行华为文化建设时,必须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次创业与二次创业的文化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公司文化与部门文化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要处理好这两个关系,我们就要反对固步自封,要继续坚持开放式地吸纳国内外先进企业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但同时,我们要防止社会上不良文化和价值观对我们已有的优良文化的稀释与侵扰;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二次创业公司大了,部门大了,部门工作性质差别太大,业务评价标准、内容、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都可在一次创业公司文化中找到经过实践验证为正确的价值评价"公理",因此我们要在坚持已有的核心价值观的同时,鼓励各部门逐步形成适合各自工作特点,有利于推进部门工作的特色文化。具体地说,公司要抓好组织行为和干部行为的价值评价工作;部门要抓好员工个人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价值评价工作。
我们要重视华为人与准华为人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差异,要加强华为文化的宣传教育工作,把是否认同华为文化,看成是判别准华为人是否转化为真正华为人的尺度和标准。总之,管理者要抓文化建设,尤其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要创建和管理文化,并提高自身驾驶企业文化的能力。
三、运用文化来构建华为管理机制,以此推动华为管理的改良与提高?
华为文化就像企业的"魂",推动着华为管理改进与提高。
管理制度和规范是在华为文化中酝酿而成的,任何管理制度和规范的制定都不能脱离华为的文化背景。企业的管理制度和规范不可能千篇一律,也不可能照搬其它企业制度。制定华为公司的管理制度和规范,必须从实际出发,反映自身文化特色和业务特点,才能为员工所接受和认同。因为华为文化是华为经营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华为的管理制度和规范也应该是华为文化中具有相对稳定的,符合华为公司核心价值观的并可再次通过实践检验为正确的东西用条文的形式加以固定化,通过试行反复证明,并在员工中达成共识后,经过正式签发和颁布,为员工共同遵守。实际上只有与华为人的文化背景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和规范,才能与华为的实际相符合,才具有执行力。目前,华为公司的管理制度和规范已摆脱了生搬硬套的形而上学管理模式,走上了在自身文化氛围中借鉴成功企业先进经验来酝酿和构建具有华为特色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规范的道路。《华为公司基本法》的起草、讨论以及将要采取的定稿方式,无不反映了华为企业家管理思想认识水平的升华。市场部干部集体辞职,表明华为公司干部任用制度从华为文化中走向成熟。
我们应该看到,管理者的管理思想、经营理念、员工的价值观念是与工作中客观事物联系在一起。客观事物的变化引起管理者的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以及员工价值观念的变化与提升,这种变化首先会在各种文化场合,如会议、问题研讨与磋商中表现出来,要求达成新的共识和认同。属于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规范的不完善或与变化了的管理事务不相适应的东西,一旦达成共识就需要重新制定或加以修订。?
管理机制是靠文化来推动的,文化是华为公司管理机制产生效力的润滑剂。各项管理者都必须认同华为企业文化,并科学灵活地运用文化建设来推动、改善华为管理。管理机制是由组织、岗位职责及其管理制度和规范等构成,它具有刚性。它脱胎于企业文化,同时又是构建在企业文化的基础之上,靠企业文化来推动和润滑使其运转。当一个管理者,尤其是中高层管理者,只精通业务,而不懂得如何抓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就无法实施管理,实际上不适合做管理者。
当一个中高层管理者,只抓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而不搞文化建设时,它的组织职能难以发挥,组织制度难以实施,这样的管理者是不称职的管理者。当一个中高层管理者,脱离华为文化背景去抓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时,就是搞山头主义,在华为管理机制中形成逆向反馈,妨碍华为事业的发展,这样的管理者就是心术不正,这样的管理者是离心离德的管理者。当一个中高层管理者,以华为公司核心价值观去营造部门文化,去抓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就能推动华为事业的发展,这样的管理者就是焦裕禄式的合格的管理者。华为的文化建设实际上是要树立起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同事之间的敬业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和奉献精神。在具体的管理事务中,企业文化是推动管理的润滑剂。日常管理实际上是在职责范围内按制度和规范进行工作沟通、协调与合作。然而沟通、协调与合作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相互之间的敬业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及奉献精神,取决于管理者抓文化建设的努力和能力。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的融合,是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的体现。
四、将华为企业文化建设扎根于华为日常管理之中
强化8小时之内的企业文化与管理,将企业文化建设融入华为的日常管理活动之中,将企业“魂”凝聚在企业产品质量、信誉、品牌和市场竞争力之中,体现于企业各级管理者的日常管理行为之中。?
8小时之内的企业文化就是实施企业管理。那么8小时之内企业文化活动是什么?是对管理制度和规范的酝酿与推行,是对个人组织行为的考核评价活动。员工之间管理思想的交流与沟通,管理制度、规范的酝酿与推行以及员工个人组织行为的考核与评价,都是在构筑一个企业“魂”,这个构筑过程就是文化的过程。管理是这一文化过程的外在表现,是把企业"魂"凝聚在企业产品质量、信誉、品牌和市场竞争之中。?
作为管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要有管理制度和规范。“法”从何来,如何制定管理制度和规范?“法”来自于管理思想,通过管理制度和规范表现出来,而“法”的制度化过程就是文化的过程。管理者通过文化的形式,学习讨论,相互交流,统一认识,制定出大家认同的管理制度和规范,作为考核评价员工个人组织行为的标准、尺度和准绳。管理制度和规范一旦为员工接受和认同,对员工组织行为就具有“法”的效力,就具有强制性。任何违背公司管理制度和规范的个人组织行为都是违章行为,都为华为文化所不容。
其次,华为管理还必须“有法必依”,必须“依法办事”,任何个人组织行为都必须符合管理制度和规范的要求。管理制度和规范是铁面无私的,违背管理制度和规范就将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妨碍公司事业的发展,因而是要受到处罚的,可采取辞退、降级降薪等形式。但是公司的管理制度和规范,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一个建立、健全和完善的过程,员工有权利和义务以文化的形式通过正常渠道去完善它,就像管理制度规范的酝酿和建立的文化过程一样。但任何人没有权利在个人组织行为上去违背它,每个员工都要维护管理制度和规范的尊严。
事实上,从理念到法和制度有一个缓冲阶段,有一个时间差。对那些管理制度规范尚未涉及或无法涉及的领域,当不干预又将危及和影响公司的事业和管理时,我们更多的要通过文化的形式,加以引导。在这一领域,要依理办事,强调自觉自愿,要善于发挥伦理道德的威力和作用,通过批评教育的形式分清是非,对于工作中涉及到个人人身权利、生活权利的行为只有通过文化(如行为准则)等来约束或评价,如危及他人利益,可采取罚款等形式处罚。
在8小时之外,华为公司努力丰富企业文化与生活,增强员工之间的情感沟通,提高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和思想境界,从而进一步提高8小时之内员工工作的协作精神和创新意识。华为公司认为。
8小时之外,企业有组织的文化活动应该是对个人才能、才华自发培养和评价的活动,或者说,是对个人组织行为和情感的培养以及个人组织行为能力以外的其它智能和体能的评价活动,公司提供一个释放和评价个人能量的场所。通过8小时之外的文化活动,使员工生活丰富多彩、身心得以休息、放松,恢复体力和脑力,修整队伍,调节生活。同时,在文化活动中有意识地培育员工的参与意识和乐观向上的企业家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团结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陶冶公司提倡的高尚情操与情感,鼓舞员工去创造丰富多彩和积极的人性,如我们要提倡缺乏合作精神的人去踢足球,多参加一些集体项目;要提倡缺乏创新精神的人多参加一些探险活动;要提倡没有奉献精神的人多参加一些义务劳动等等。8小时之外的企业文化生活是为提高8小时之内的工作能力和情感服务的。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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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对前苏联及东欧流行的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了“批判性考察”,他所构想的主要是审美形式的法则。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当代文论语境中的布迪厄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当代文论语境中的布迪厄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体系之中,意识形态理论是作为灵魂与基石存在的,而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一般性的哲学与社会学原理向文学理论的最终生成,其内在的转换机制必须是经由文学形式,而后形成具有主体性的文艺理论与美学话语。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意识形态理论遗产中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原理,已经为主要作为民间话语形态存在的文学分析与研究打开了广阔的语言与形式分析空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后,马尔库塞、詹姆逊、巴赫金都是在这个广阔空间进行语言与形式分析的大师。本文则围绕马尔库塞最重要的美学思想与概念进行微观的剖析。
严格地从美学诸分支学科来看,内容美学与形式美学的划分属于音乐美学的领域,19世纪汉斯立克在《论音乐的美》中,针对18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情感美学或者内容美学而提出了“音乐的美体现于乐音的运动的形式”的形式美学观念。但是由于各自媒介本身特性的差异,把文学作品划分为内容与形式没有音乐作品的划分那样具有明晰性,内容美学与形式美学的划分也显得相对缺乏明晰性。当然,在美学与文学场里,不同势力之间的文化压抑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出两者之间的迂回与冲突。 内容美学强调艺术作品的内容重于形式。黑格尔对美的经典表述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在这个命题中,感性显现的对象是理念,艺术的主宰是作为内容的理念。
虽然,黑格尔认为艺术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的统一,但是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是很明显地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在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中,艺术并未获得自己的独立价值,它的价值仅仅在于感性地显现理性。这种观念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那儿就被极端化了,他甚至认为:“艺术作品在任何时候都不及显示的美或伟大”,[1](P91)作为艺术形象的形象“只是现实的一种苍白的而且几乎总是不成功的改作”。
在这样一种艺术观中,形式是处于被动的消极的屈从地位的。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中,由于革命实践与斗争的需要,他们对艺术形式的论述不可能非常充分,如前所述,马克思在意识形态理论中只是天才地做出了在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一论断,而对于作为经济基础的现实权力在政治、法律、道德、艺术诸话语空间的具体现实实现,以及其中的内在机制是如何运作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尤其对文学艺术领域内权力话语与被压抑话语之间的艺术性的实现缺少范本性的操作文本,这就是说,马克思在美学与文艺理论领域开创了意识形态分析的全新学派,并且给后世的继承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具体表现在两个纬度,即对现存肯定性文学艺术作品的分析与对作为现存现实的异在力量的否定性文学艺术作品的分析。
如果不去对上述内在机制做合乎学理的深究,那就只能用直白的社会话语粗暴地代替文学理论与美学话语,离走向庸俗社会学只是一步之遥。 针对片面强调艺术的意识形态内容,把形式仅仅理解为包装的手段这一流行于苏俄的倾向,马尔库塞提出了他的审美形式论。
他认为:“一件艺术品的真诚或真实与否,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容(即是否‘正确地反映了社会环境’),也不取决于它的纯粹的形式,而是取决于它业已成为形式的内容。”[2](P212)也就是说,艺术的特质在于内容成为形式,艺术并不以必然地正确地反映现实为己任,相反,艺术作品通过审美形式使内容,更正确地说是使直接的粗糙的材料摆脱了虚假的外貌,从而成为展现人的自由与美好的理性的审美世界。还认为,艺术的自律存在于其审美形式,并且通过审美形式,艺术成为既存现实的异在力量。在此可以看到,马尔库塞正是在马克思所预留的空间里进行着如前所说的合乎文艺特质的内在机制的思考。
马尔库塞对马克思所言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与意识形态在艺术领域中体现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结合了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因为在社会现实中统治思想与被统治思想的关系与个体心理中意识对无意识的压抑是同构的,而且弗洛伊德引入了语言是无意识本质却无形式显现的观念,这为马尔库塞如何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对立面的艺术作品中分离出异在的内容提供了最直接的津梁。
他认为,艺术的异在与革命有几种含义,艺术风格与技巧的变化虽然可以说是革命的,但是纯粹技法的变化并非革命的本质所在。艺术革命的本性在于艺术作品借助审美的形式变换,在构成官方意识形态本质之维的语言及其结构上,艺术作品挣脱并打破了僵化的社会结构的既成语言,他说:“(艺术的革命)倾覆着知觉和知性方式,控诉着既存的社会现实,展现着自由与解放的图景。”[2](P208)这与庸俗的社会美学仅仅要求“革命的内容”相比,不仅显示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在学术素养上的高下,更透露出庸俗的社会美学学者正是马克思所要揭露和刃之所指的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对前苏联及东欧流行的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了“批判性考察”,他所构想的主要是审美形式的法则,第一,在艺术的政治功能上,他认为艺术的政治功能在于艺术本身与艺术本性。他首先考察了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意识形态论上的观点,他们认为,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受制和决定于经济基础,是经济基础的直接决定物。马尔库塞认为,这样一种观念“实质上并不符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辩证构想,而是被人纳入一种僵化的框架之中”,[2](P205)这样就必然在政治上低估了非物质的力量,尤其是个体的价值与力量,以及他们的政治功能。第二,艺术的政治功能在于审美形式,艺术的本性在于审美形式。
马尔库塞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由于只关注分析艺术被生产关系、阶级地位所决定的程度,并没有对艺术的一般性给以反思性的追问,是什么特质使得艺术作品超越了历史而保留了自身的价值?他认为,这样一种艺术经典特有的超越时空的“永恒”性只能从艺术作品表达了永恒的人性上找到答案,从构成每一个作品内容的历史背景的生产关系出发显然是谬误的。
第三,艺术的自律性与主体性是通过审美形式建立的,艺术要保持自身的自律才能不被现实同化、抑制、消弭,而“社会内容”在艺术作品中的体现,在马尔库塞看来,“主要是作为审美原料进入到作品的”,[2](P219)而且“艺术与实践的疏离与异在的程度就构成了它的解放价值……在那些与实践截然对立的艺术作品中,表现的特别明显”。[2](P210)在总的倾向上,马尔库塞的审美形式观是要求艺术在自律的前提下,以自身特有的语言构成方式去构筑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异的内容,即新的体验方式与新的幻象世界。
在西方美学的源头,亚里士多德《诗学》开篇的第一段话就是形式主义美学的总的纲领,其后在古希腊与中世纪以来的美学传统中,一直侧重从艺术作品的结构、质料、语言、符号等形式因素来探究艺术与美的本体意蕴。
而康德在其“美是无关功利的快感”命题中所隐含的“审美形式”概念则为实证主义以及内容美学的终结提供了哲学意义上的依据,同时也为20世纪形式美学的滥觞开启了思路。正如威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所说,俄国20世纪初的一批年轻的形式主义文学研究学者开创了文学自律研究的时代。如果说18世纪鲍姆嘉通试图通过建立作为感性科学的美学,并使得美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那么,20世纪初美学与文艺学研究出现的形式主义思潮与之相比毫不逊色。
就20世纪形式主义美学学者所擅长的研究领域,可以把他们分为三类:一是侧重于绘画与音乐艺术研究的,如克奈夫·贝尔、阿·恩海姆等,二是侧重于文艺学与叙事学研究的,如雅各步森、什克洛夫斯基、巴尔特等,三是侧重于对社会现实中文化符号特性的分析的,如包括马尔库塞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思想家等等。而从20世纪形式主义美学纵向的历史进程来看,形式美学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波折与形态转变,第一次是对内容美学的反拨,力图在结构与形式的纬度重构审美的力量;第二次则是在自身合乎逻辑的运动中又在更高的起点回到文化批判层面。
马尔库塞的审美形式论基本上与形式美学在知识形态上保持一致,形式美学试图把形式从传统的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中解放出来,从而赋予审美形式以本体论的决定意义,把艺术品的所谓“内容”看成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质料”,认为“质料”只不过是构成形式的并不具有特别意义与地位的一个因素,并且在马尔库塞的审美形式论当中还凝聚了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弗洛伊德的“压抑”与“反压抑”,当然主要还是马克思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等观念,这样一种凝聚并不是随意的杂凑,而是围绕语言本质论这一轴心来进行的,通过对语言内在运作机制的分析,最终还是把目的落定在社会文化分析与批判的内容美学之上。
总的来说,马尔库塞认为,审美形式的独立与自律是艺术实现其异在功能的唯一可能性,审美形式作为组织疏离与拒斥力量,在潜隐之中打破着惯常的感知方式,颠覆着由刻板的意识形态所策划的内在的语言与结构,并在最后达到“新感性”的全面胜利。 相对于形式美学较多关注纯粹的结构因素而言,马尔库塞对审美形式的理解做了很大程度的超越。
俄国形式主义者及其在布拉格、巴黎的追随者有意斩断了艺术与接受者之间的信道,即是把艺术作品绝对地客体化,在发现审美形式价值并对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作出革命性分析的同时,却没有看到艺术作品与“世界”之间在语言结构上有内在的一致与关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马尔库塞的形式美学称为第三条道路,也就说,从研究方法而言,马尔库塞避开了传统内容美学的实证主义与急进的功利性,也避开了20世纪以来形式主义美学愈来愈深陷其中的琐碎性与过多的语言学色彩,但是同时,他在审美形式上的观念又保持了基于深层的审美结构阐释之上的内容美学方法,这既是审美形式研究方法上的立异,也是他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所特有的经世致用精神的体现。
相对于形式美学较多关注纯粹的结构因素而言,马尔库塞对审美形式的理解做了很大程度的超越。俄国形式主义者及其在布拉格、巴黎的追随者有意斩断了艺术与接受者之间的信道,即是把艺术作品绝对地客体化,在发现审美形式价值并对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作出革命性分析的同时,却没有看到艺术作品与“世界”之间在语言结构上有内在的一致与关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马尔库塞的形式美学称为第三条道路,也就说,从研究方法而言,马尔库塞避开了传统内容美学的实证主义与急进的功利性,也避开了20世纪以来形式主义美学愈来愈深陷其中的琐碎性与过多的语言学色彩,但是同时,他在审美形式上的观念又保持了基于深层的审美结构阐释之上的内容美学方法,这既是审美形式研究方法上的立异,也是他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所特有的经世致用精神的体现。
马尔库塞在形式美学上所走的第三条道路有其内在的逻辑构成,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第三条道路不仅在审美的形式显示上看出自身所携带的东西,而且在形式显示引导下进行考察之时,却并未把任何预设的观念带到问题之中。审美的形式化活动作为一种赋形过程,是不受有待规定的对象的特定的“所在”与“所为”的限制的,审美形式化规定一下就转离了对象的事实性内容,它只针对对象的被给予的这一方面来看对象;对象被规定为被把握者,被规定为合乎审美形式化活动的所朝向之处。
具体来看,马尔库塞关于形式美学的第三条道路是在两个纬度上展开的,一是他认为,艺术所具有的美学形式保障了艺术的自主性,而艺术之所以具有对于现实的批判功能,也在于它具有美学形式,他肯定艺术具有绝对的自主性,重视艺术中的美学形式,并且主张透过艺术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与不随波逐流的另类思考。
他说:“美学形式将艺术自阶级斗争的实际中移开,……美学形式构成了艺术的自主性,而与‘既存者’ (thegiven)相对。然而,这种分离并非产生‘错误意识’(falseconsciousness)或是幻觉,而是产生一种‘反对意识’(counterconsciousness):对于现实主义服从者心灵的否定。”[2](P221)另一个纬度则是在前一个纬度的所树立的逻辑前提之上综合与借鉴了弗洛伊德的“压抑”、“意识”、“无意识”、“爱欲”等命题与概念,把审美形式看作是受压抑的无意识与爱欲,看成是对意识与压抑的反抗,并进而提出“新感性”的理论命题,把第三条道路的价值目标放在对“大众文化”的分析与批判上。
而在这两个纬度当中,作为桥梁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正是上面所说的内在的语言本质结构。马尔库塞不仅分析了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语言暴政,而且还对艺术领域中存在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的隐蔽性及其构成、形态,作出了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的阐释,也就是说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与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间压抑与被压抑在艺术表现上更为“秘密”。
他对本雅明对爱伦·坡、波德莱尔、瓦莱里等人作品分析的能力大加赞赏,本雅明认为他们的艺术作品都表现了一种“危机的意识”,也就是“表现了一种在腐败和毁灭中的快慰,在罪孽中的美丽,在自私与颓废中的赞颂。这种意识就是资产阶级对本阶级的秘密反抗。……人们由此角度去研究波德莱尔,一定会比那种用无产阶级观点研究他收益更大”。
总的来说,马尔库塞的形式美学是对20世纪形式美学的继承与发展,他把形式美学中“审美形式本体论”对内容美学的颠覆又推向对内容美学的全新的提升,也就是,如果失却了审美形式的本体论意义,那么审美活动就会变成患有肌体无力症的瘫子,就只能是丧失自己特征的阉割了。
在对马尔库塞关于内容美学与形式美学思想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这两种美学思潮都有相当的超越,其原因就在于他是兼取艺术自律与艺术的社会文化功能的,而且他把这样两个层面凝聚在语言的内在结构的运作之上。就此而言,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标志着文学社会学的一种崭新形态的产生。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作为文学社会学来存在并获得自身不可取代的地位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文学与艺术具体作品及其现象个案的阐释,并没有给后人留下可操作性极强的案例,当然,这绝对不能成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美学价值与地位的借口,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美学建树就在于在世界观与美学哲学的角度上,开创了文学社会学学派所具有的基本原则与知识形态,而且这样一种开创主要是在文学社会学的宏纲要旨及最主要的原则之上。这不仅为后继者留下了可供发展发挥的广阔余地,同时也为庸俗社会学的美学与文学理论的产生与泛滥埋下了伏笔。
因为,在艺术与文学领域之内,艺术作品的形式与语言并不是直接沿用了社会现实中意识形态语言规则的,艺术作品的内容及其所传达的意蕴与主旨与社会现实中意识形态的关系也就必然不是直接对应的关联,不管是文以载道的艺术品还是与社会意识形态相斥相对立的艺术作品。在内容与形式这两个范畴之间错综的关系上,以及在内容与形式如何相互转换生成上,就是探究马尔库塞在何等程度上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学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
内容决定形式的命题带有浓郁的黑格尔哲学色彩,一般来说,这个命题在文学理论中有其合理之处,我们可以从两个具有终极意义的角度来认识,第一,形式是社会历史实践的结晶,艺术形式的产生经过了较为长期的过程,如同马克思所说:人的五官的感觉都是以往全部历史的产物。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当下物品的极细微的线条与形状都是凝聚和积淀了人类数千年形式感受的能力的结果;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形式与媒介日益复杂与多变起来,比如影像与超文本形式在当代艺术与文学上的体现。第二,只是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其产生先后顺序无疑是内容居前,但是在这里我们最好还是准确地把“内容”称作“材料”。
如同诗人屈原在《九问》中所问:“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也就是说,除了考虑材料在形式之前外,更要考虑到一个成熟的事物相对于处于混沌时的材料而言,形式就具有了本质与存在的意义了。 我们还可以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来看内容与形式的不同表征。就宏观来看,形式所具有的赋形作用对于审美的创造与审美经验的获得来说,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其他领域的任何事物,在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不看作是一般性的哲学原理,而是看作是具有特殊性的局域命题。
就微观来看,内容与形式在审美活动当中还是一种互逆互动的相互征服与相互融和的关系,内容的变化往往是变动不居的,而没有形式变化参与的内容变化则不可能成为现实与物化形态。形式作为感性的秩序的变化则相对缓慢,而且它赋予内容的只能是现实的既成形态的“陌生化”形式,在这样一种审美形式之中,作为“材料”进入的形式化了的内容,与社会生活以及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是存在的,即便是什克洛夫斯基在晚年也说:“不向艺术作品中注入意义是一种懦夫的行为”。
这样两个层面正是文学社会学的逻辑出发点,也是马尔库塞在美学与文学社会学上对以“苏俄”为代表的思潮的一次脱胎换骨。也就是说,传统的文学社会学在内容与形式上完全是割裂的,无法在审美形式的内在语言与结构中衍生出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映射。
在马尔库塞对内容美学与形式美学的双重超越中,一种新的文学社会学的形态在产生,或者说,他是这种新形态主要的代表之一。 当然,马尔库塞关于文学社会学的见解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实主义原则是否定的,其原因就在于没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内在地包括了语言的审美原则,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时流行的苏俄式的文学社会学完全地等同起来,在他的眼中,现实本身不许诺希望,不存在美的事物,只有自由创造的艺术才在自律的名义下创造着美。
但是,在马尔库塞拒斥了现实的同时,也就抽空了艺术的社会根基,漠视了现实作为材料进入审美形式的可能性,所以审美形式就会成为在某种程度上的悬置物,所以,他反对政治内容进入艺术作品,认为政治纬度的直接性会侵蚀和损害元政治的纬度———艺术形式,这样创作的选材取境及其作品的内容就被大大缩小,同时,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吸收是较为激进的,那么以性爱、幻想、非攻击性、创造性等为基础的个人主观经验就成为艺术的主要领地,嘘声与笑声取代了巴掌与加农炮。
显然,在这块领地上受制于审美形式,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马尔库塞打破了二者之间的对立,以形式统领内容,这也必然造成审美形式的专制与内容的失重,简化了内容与审美形式互相融合与征服的关系,在这个方面,他的文学社会学应该说又是有缺陷的。但是从整体上说,马尔库塞在文学社会学以及在美学的社会批评上对于陷于沉疴的流行的文学社会学与美学而言,无疑是开创和树立了新的研究方法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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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要求扼要地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研究方法和最终结论等,重点是结论,是一篇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短文,根据内容的不同,摘要可分为以下三大类:报道性摘要、指示性摘要和报道指示性摘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医学英文论文摘要的写作方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The function of the abstract of a scientific paper is to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e paper so that the readers know the main story and a few essential details of your work without reading the hole text of the paper. The abstract should make sense both when read alone and when read with the paper.” – URMSMJ
摘要分为两大类:通报性或指示性摘要(indicative abstract)和报道性或资料性摘要(informative abstract)
1) 指示性摘要:只通报论文主题,不介绍研究的材料、方法和结果,一般用现在时表述。许多专业杂志在其目录页的标题下都有一个指示性摘要,特别是编者认为较重要的一些文章标题后。如:Free transfer of two undamaged fingers from a non-replantable left arm to a mutilated right hand in a 16-month-old boy is reported. (本文报道将一无法再植的左臂上的两个未受损伤的手指移植给一16岁男孩被切断的右手。)
1) 资料性摘要:告诉读者研究的总体情况,使他们了解研究的目的、材料、方法、结果、结论以及存在的问题。资料性摘要分为传统型或非结构式(non-structured)和结构式(structured)两大类型。无论何种形式的摘要,都应包含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1)主题(Main topic as in title)
2)目的(Purpose of research)
3)方法(Methodology)
4)材料(Materials)
5)结果(Results)
6)结论(Conclusions)
非结构式摘要:段落不明,给编辑、审稿、阅读及计算机处理带来诸多不便。
1)全结构式(full-structured)摘要:
1974年4月,加拿大McMaster 大学医学中心的Dr R Brian Haynes首先提出建立临床研究论文的结构式摘要。在 Dr Edward J Huth创导下,美国《内科学记事》(Annuals of Internal Medicine)在国际上率先采用了全结构式(full-structured)摘要。
Haynes所提出的全结构式摘要包含8个要素:
1.目的(Objective):说明论文要解决的问题
2.设计(Design):说明研究的基本设计,包括的研究性质
3.地点(Setting):说明进行研究的地点和研究机构的等级
4.对象(Patients' participants or subjects):说明参加并完成研究的病人或受试者的性质、数量及挑选方法
5.处理(Interventions):说明确切的治疗或处理方法
6.主要测定项目(Main outcome measures):说明为评定研究结果而进行的主要测定项目
7.结果(Results):说明主要客观结果
结论(Conclusion):说明主要结论,包括直接临床应用意义与非结构式摘要相比,全结构式摘要观点更明确(more explicitness),信息量更大(more information),差错更少(fewer errors),同时也更符合计算机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要求。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烦琐、重复、篇幅过长' 而且不是所有研究都能按以上8个要素分类的。于是更多的杂志扬长避短,采用半结构式(semi-structured)摘要。
1)半结构式(semi-structured)摘要:半结构式摘要也称为四要素摘要,包括:目的(objective/purpose/aim)、方法(methods)、结果(results)和结论(conclusion)采用何种摘要形式要根据各杂志的具体要求而定。目前国内许多杂志正从非结构式摘要向半结构式摘要过度。
我们在Unit One 讨论了论文中时态应用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摘要的写作中。1)目的部分:背景介绍:一般现在时或现在完成时目的说明:一般现在时/现在完成时,或一般过去时2)材料、方法和结果部分:除指示性说明外,一律用一般过去时。过去完成时只用于说明研究前的情况或研究中某一点时间之前发生的情况' 上文半结构式摘要示例中“At the end of pregnancy' the hypothysis had increased 2.6mm in vertical' anteroposterior' and transverse dimensions'…” 便是一例。3)结论部分:凡陈述研究的材料、方法和结果时,一律用过去时;分析结果或发现的原因时,或者提出结论性意见时,如果作者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可用现在时;如果作者认为自己的分析或结论只限于本研究范围或者仅是一种可能性,则用一般过去时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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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论文,是以语文教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论文。就语体学的分类而言,语文教学论文属于科学研究论文的范畴。语文教育教学论文是语文教学发展的基础与缩影。特别是在课程执行到今天,广大语文教师积极投身教育改革的实践和研究,并把实践中的感性素材,通过归纳整理、概括提炼,使之系统化、理论化,这样既有助于先进的教学思想的传播,新的教学方法的推广,又有助于教师自身的教育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提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语文论文相关格式写作技巧。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语文教学论文,是以语文教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论文。
就语体学的分类而言,语文教学论文属于科学研究论文的范畴。但是教学论文与一般的科研论文、学术论文又有所不同。学术论文可以是纯理论、纯学术的研究;而教学论文除了具有一定的学术性、理论性之外,还应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因为“教学”本身是一个实践活动。比如,就汉语语音问题来说,用音位学理论来分析现代汉语语音成分,分析单元音a及韵母ia,ai,ian中的a有什么不同,zhi和zi中的元音的发音特点如何,这样的语文论文属学术论文;而分析汉语拼音怎样教,有介音(韵头)的音节是三拼法好还是两拼法好,两拼法中是“声韵”相拼(如j+ian)好还是“声介合母/后随成分”相拼 (如ji+an)好等等,这样的语文论文属语文教学论文。又如,研究句式是语法学方面的语文论文,研究句子在中小学怎样教则是语文教学论文。语文教学论文不能只是理论分析,而应该有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实践性材料来加以证明,必须以教学实践为基础,是教学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它应该对人们的教学实践有指导意义。
这就是说,教学论文与一般学术论文的不同,是它具有突出的实践性,是针对教学实践来写的论文。
教学论文虽然来自教学实践,是对教学实践的总结和提炼,但教学论文又不同于一般的教学总结。
语文教学论文与教学总结属于两个不同的文体范围。前者属科学研究论文范畴,后者属工作报告范畴。因此,二者具有不同的特点。
教学总结是对某个教学阶段、某个教学范围中教学工作情况的总结,它的内容主要是对教学实践的一种说明。教学论文则是一种理论联系实践的文体,它除了具有实践的说明之外,还应该有理论的分析和一些学术性的探讨.当然,教学论文是在总结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因此,它与教学总结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好的教学总结经过加工和提炼就可以成为一篇教学论文。但从文体上说,二者毕竟有区别。教学总结中当然也可以有一些理性的分析和理论的探讨,但这不是必需的;教学论文则必须具有理论的探讨,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升华为理论,必须以规律的总结和提炼为目的,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教学实践作法的表述上。
通过以上说明,我们认为写语文教学论文首先要把握住这种文体的基本特点:既注重实践性,又注重理论性和学术性。既要以教学实践为基础,总结实践经验(包括自己的,或别人的;正面的,或反面的),又要在此基础上运用有关的理论(如教育学理论、心理学理论、语言学理论等等)加以分析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归纳出带规律性的东西;而这些规律又要能对教学实践有指导意义,具有可操作性。
不注意这一点,就难以写好语文教学论文,要么只阐述某种观点,不提出有现实针对性的实践依据,泛泛而论,不解决实际问题;要么只说自己怎么做怎么教,不分析为什么这样做这样教,其中有什么值得认真研究的地方,这就和一般的教学工作总结没有什么不同。
写语文论文,可以写也就是说可以研究的东西很多,研究的题目也可大可小。大到研究语文教学的原则理论,小到研究一篇课文甚至一句话、一个字词的读法教法。研究题目的大小,本身并不决定文章的优劣,大题目不见得好,小题目也不见得不好,关键在于自己的研究是否有针对性,分析是否深入,总结出的规律是否有指导意义。
从目前语文教学研究情况看,语文论文中针对教材和教法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的情况比较多,比如某一篇课文如何教,某一类课文如何教,识字课如何教,拼音课如何教,作文课如何教,看图学文课如何教……等等。有一些“传统课文”(中小学都有)人们研究了几十年,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教法。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当然还可以再研究.因为教法本身是一门富有活力的艺术,而不是死板的模式。一个高水平的教师教同一篇课文,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针对不同的学生,他的教法绝对不会是一样的。因此同样的教材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可以有不同的教法。我们可以针对人们还没有注意到的具体环境、具体情况再进行研究,提出不同于别人的见解。
不过,如果我们研究的眼光只盯住教材中某一课、某一类课文、某一个知识点的教学,这样就局限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不容易找到有突破性、创新性价值的研究题目,写出的语文论文就往往会缺乏新意,难得有独到的见解。因此,我们应该把视野再扩大一些,从传统研究中着重对教材教法的研究拓展开去,寻找新的研究范围、研究题目的语文论文。比如说,我们 写语文教学论文的思路可以向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个是课程方面的语文论文,即对课程设置、课程性质目的、课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人们在基础教育即小学、中学阶段都要学语文课。解放前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解放以后叫“语文”。语文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课,为什么要学语文、教语文,怎样教、怎样学才算达到这门课的目的,这些问题虽然专家们已经谈论甚至争论得很多,但并不是每一个教语文的人都了然于胸.吕叔湘先生说:“我认为每一个做教学工作的人必须首先认清他教的是什么。”语文教师每天教的“语文”究竟是什么?这门课究竟应该让学生学些什么,学会什么?这样的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很多有识之士都指出过,几十年来我们国家的语文课教学是不成功的。
吕叔湘曾说:“讲到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首先我们肯定它有问题……教学时间很多,效果并不理想……”吕先生这话是20年前讲的,现在的情况也未必有多大好转。只要看看目前社会公民的总体文化水平、语文水平的低下(商店、报刊、电视,到处写错字,读错字,到处是不通的句子,学校中很多老师说不了普通话,板书极糟……),就可以知道学校语文教学从总体来说是低效益的,甚至是失败的。叶圣陶先生曾经指出语文教学三大弊病,其中之一是读书作文不是为了增长知识、发表思想、抒发感情,而是为了应付考试。这一点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是愈演愈烈.从这个角度看,语文教学的成败问题,自然也不仅仅是语文教学本身的问题,它还受到教育体制的影响和限制。不过,就语文教学自身而言,如何正确认识这门课的性质和功能,从而自觉自主地(而不是仅仅为完成上面规定的教学内容、教学计划)去上好这门课程,这里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拿叶圣陶先生的观点来说,语文课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因为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县.语文课和语文老师要做的事情,就是指导和培养学生学会使用这个工具.有的学生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发电报不会拟电报稿,十个字八个字可以说清楚的用了二三十个字还说不清楚,这就是没掌握好这个人生日用的工具.从教的这一面检查,就是语文课或语文老师还没有尽到职责。语文课既然是“帮助”培养学生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那么如何“帮助”就大有文章可做。时代不同(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同以前就不同)、地域不同(比如大城市和小地方不同,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学生的情况不同(总体素质,经济文化环境等不同),教师“帮助”的方法就可以大有不同。处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在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这个问题上比专家教授更有发言权,很可以通过教学实践总结出一些东西来,充实甚至改写我们目前的语文课程教学法理论。
当然,涉及课程性质目的等方面的问题,是比较大的问题,把语文课的性质、目的任务作为研究题目甚至语文教学论文的题目,往往不容易做好。不可能人人都来做这样的大题目。但是,如果我们善于把自己研究的小题目与这些大问题联系起来,虽然是微观的研究,但却包含宏观的思考,这样的研究,就可能站得高一些,分析问题说得透一些。
另一个是教语方面的语文论文,即对教师教育教学用语的研究。教语是教师教育工作中的主要工具。一方面,它自身有它的规律值得研究;另一方面,它作为讲授教材、体现教法的主要工具和载体,与教材教法有密切的关系。目前师范院校都开设有各科教学法课。除了讲授一些教学理论、课程性质等问题之外,着重研究的是教材及相关的教法。所以,有的干脆叫“教材教法”课。这门课本应是最具有针对性、最实用、最有可操作性的课,可惜它的现状却不能令人满意。从师范院校毕业出来教书的老师,没有几个承认是从这门课学会教法的。造成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过去这门课往往脱离实际。
这些年来,人们日益注重到对教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教学语言的研究。实践证明,离开了对教学语言的研究,教学法的研究是难以深入的。现在国家教委已正式下达文件,把教师口语作为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的必修课列入师范院校的教学计划。在语文教学研究中,过去对教材研究较多,对教法的研究要薄弱一些,而对“教语”,过去的研究很少涉及。在今后的语文教学研究中,必然会形成“教材.教法.教语”这样的新格局。其中“教语”的研究基本上是刚开垦的生荒地,语文教师大可以把自己的眼光投向这片土地,搞出一些研究成果来。
教学语言的研究范围是宽广的。比如:教学语言作为一种语体,它有什么特征?它与一般口语有什么不同?教师口语中课堂语言和课下语言有什么不同?中学阶段或小学阶段教师口语分别有什么共性特征?对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使用的教师口语有什么区别?这些区别与学生的语言认知能力和心理因素等有什么关系?课堂教学中导入语、讲授语、提问语、交谈语等有什么特点?等等.结合地区特点,我们还可以研究对落后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教学时使用教师口语的具体情况,在双语教学情况下教师口语的使用情况,以及在落后地区如何提高教师自身口语水平等问题。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些方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在很多问题上都大有文章可做,我们的研究就可以不步人后尘,不人云亦云,甚至可以发前人所未发,开拓新领域,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提供新经验。
语文教学论文是教学研究的成果体现,教学研究是语文教学论文的实践基础,不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教学改革的探索,不可能写出像样的语文教学论文来。教学有两种:常规式的教学和试验性、改革性的教学。只进行常规式的教学,它所提供的素材只能写教学总结,即使勉强写成教学论文,也往往是没有创见的,低水平的。只有在教学中认真进行一些试验和改革,才会给教学论文提供具有独到之处的鲜活素材,才有可能写成有创见、高水平的教学论文。如果平素在教学中缺乏独到的思考、独到的作法,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老生常谈,泛泛而论,无甚新意。
教育者都有一个自身受教育的问题。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困,就要再学、再受教育。按照现代社会学、教育学的理论,一个人在社会立足应该终生受教育,读到大学毕业、研究生、博士后毕业,也还要继续受教育。继续教育、终生教育是世界大趋势,是时代的特点。但从中国国情来说,尤其从我们所处的落后地区的条件来说,国家和社会不可能为大家提供很多次再受教育的机会,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在职进修,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作为教师,时时处处注意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不间断地坚持教学改革和研究,是提高自己业务能力和教学艺术水平的最好途径。
研究性文章不同于文学创作,不可能摊开稿纸搞“即兴”。因此在平素的教学中就要做研究、写文章的有心人。平时教有所得,要勤动笔记录在案。日积月累,自然会形成某个观点,体悟到某个规律,形成某个经验,慢慢就会自然地找到写文章的题目。确定了研究的题目之后,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要明确自己研究的这个问题别人研究过没有,结论是什么,要尽量多找有关的文章、著作来看看,对自己会有所启发。凡是参考过的文献,应在白己文章后面列出书名和篇名。这是一种认真负责的治学态度。在文章的写法上,同样也要体现这种态度,力求做到朴实平易。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写学术论文要平易、平易,第三个还是平易……”
语文教学论文题目的确定,与平素研究的课题自然是相关的,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平时的研究课题代表的是研究方向,不妨大一些;而写语文论文时的题目最好不要过大,它是把自己平时研究范围之内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看法的那一个问题写出来。比如教语问题,如果把它作为平时研究的题目,那么不管是教语方面的活材料(口头实践材料)、死材料(著作、文章中已经刊登的有关论述)都可以注意搜集.但写文章时,可以只从里边选择一个点来做文章.这就是说,研究题目无妨大一些,便于扩大视野;论文题目则最好小一些,便于论述深入。小题目如果写得深入、写得充实,也可以成为大文章;反之大题目如果没有东西装,也会写成小文章,甚至不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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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儒林传下·服虔》:“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现在说的文论不是古代的文论。现代说的文论,狭义上是指文学研究的理论,广义的泛指文化研究的理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和文论的现代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当代是西方有史以来“叙事”最受重视的时期,也是叙事理论最为发达的时期。尽管流派纷呈、百家争鸣,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构成了当代叙事理论的主流。国内学界一直聚焦于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后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理论的新发展,出现了多种跨学科的研究派别。本文重点评析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揭示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多层次对话,并简要评介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其他一些特征和发展趋势。
主题词:后经典叙事学跨学科新发展多层次对话
叙事理论(尤其是叙事学、叙述学)(1)已发展成国内的一门显学,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研究存在一个问题:有关论著往往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90年代以来的西方后经典叙事学。(2)正是因为这一忽略,国内的研究偏重法国,对北美较少涉足,而实际上90年代以来,北美取代法国成了国际叙事理论研究的中心,起到了引领国际潮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西方学者面对叙事学在解构主义和政治文化批评夹攻之下的日渐衰微,预言叙事学濒临死亡。就法国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研究确实走向了衰落。但在北美,叙事学研究却被“曲线相救”,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复兴,并在21世纪初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3)
究竟是什么力量拯救了北美的叙事学研究?笔者认为这一拯救的功劳首先得归功于“女性主义叙事学”。(4)顾名思义,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将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文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两者几乎同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但也许是因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属于形式主义范畴,而女性主义文评属于政治批评范畴的缘故,两者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各行其道,几乎没有发生什么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是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她是搞形式主义研究出身的,同时深受女性主义文评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使她摆脱了传统叙事学批评的桎梏,大胆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兰瑟于1986年在美国的《文体》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宣言性质的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5)该文首次采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并对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之作。(6)在笔者看来,这些论著在20世纪80年代问世,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知道,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文论在西方文坛风行了数十年。但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各派政治文化批评和后结构主义的日渐强盛,形式主义文论遭到贬斥。
在这种情况下,将女性主义引入叙事学研究,使其与政治文化批评相结合,也就成了“曲线拯救”叙事学的一个途径。同时,女性主义批评进入80年代以后,也需要寻找新的切入点,叙事学的模式无疑为女性主义文本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叙事学成了美国叙事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有关论著纷纷问世;在《叙事》、《文体》、《PMLA》等杂志上可不断看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文。在与美国毗邻的加拿大,女性主义叙事学也得到了较快发展。1989年加拿大的女性主义文评杂志《特塞拉》(Tessera)发表了“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专刊,与美国学者的号召相呼应。1994年在国际叙事文学研究协会的年会上,加拿大学者和美国学者联手举办了一个专场“为什么要从事女性主义叙事学?”,相互交流了从事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经验。《特塞拉》杂志的创建者之一凯西·梅齐主编了《含混的话语:女性主义叙事学与英国女作家》这一论文集,并于1996年在美国出版。论文集的作者以加拿大学者为主,同时也有苏珊·兰瑟、罗宾·沃霍尔等几位美国学者加盟。
就英国而言,虽然注重阶级分析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势头强劲,但叙事学的发展势头却一直较弱。英国的诗学和语言学协会是国际文体学研究的大本营,该协会近年来较为重视将文体学与叙事学相结合,(7)出现了一些兼搞叙事分析的文体学家,但在英国却难以找到真正的叙事学家。法国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发祥地,女性主义文评在法国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女性主义叙事学在法国却未成气候。这可能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法国女性主义文评是以后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与叙事学在哲学立场上互不相容。(2)法国女性主义注重哲学思考,而叙事学注重文本结构。
女性主义叙事学有两个目的:(1)将叙事学的结构分析模式用于女性主义批评,从而拓展、改进和丰富女性主义批评;(2)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女作家的作品为依据来建构叙事诗学,从而使叙事诗学性别化和语境化。纵观女性主义叙事学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第一个目的大获成功,但第二个目的却可以说是徒劳无功。女性主义叙事学家旨在改造脱离语境、男性化(研究对象主要为男作家的作品)的叙事诗学(或叙事语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聚焦于女作家作品中的叙事结构,以为可以借此考虑源于性别的结构差异,改变女性边缘化的局面。但叙事诗学(叙事语法)涉及的是叙事作品共有的结构特征,这跟通常的语法十分相似。
就拿大家熟悉的主语、谓语、宾语之分来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写的句子,句子中的主语、谓语、宾语都是无需考虑语境和性别差异的结构位置。叙事结构或叙述手法也是如此,对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的区分,“间接引语”与“自由间接引语”的区分等等都是对叙事作品共有结构的区分,这些结构与语境和性别无关。为了将叙事诗学性别化,兰瑟于1995年在美国《叙事》杂志上发表了《将叙事性别化》一文,该文对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在身上书写》进行了分析,分析聚焦于叙述者的性别与主题意义的关系。以此为基础,兰瑟建议将“性别”作为一个结构成分收入叙事诗学。她认为“我们可以对任何叙事作品的性别进行一些非常简单的形式描述”:
叙述者的性别可以是有标记的(marked)也可以是无标记的。倘若是有标记的,就可以标记为男性或是女性,或在两者之间游移……虽然在异故事叙述[即第三人称叙述]的文本中,叙述者的性别通常没有标记,然而在大多数长篇同故事叙述[即第一人称叙述]和几乎所有的长篇自我故事叙述[即“我”为故事的主人公]的文本中,叙述者的性别是明确无疑的……我们可以根据性别标记和标记性别的方式(究竟是明确表达出性别还是用一些规约性的方式来暗示性别)来区分异故事叙述和同故事叙述的作品。(8)
在具体文本、具体语境中,“性别”可谓充满了意识形态内涵。但在兰瑟的这种区分中,“性别”却成了一种抽象的结构特征,既脱离了语境,也与意识形态无关,只是成了一种“区分异故事叙述和同故事叙述的作品”的“形式”特征。这毫不奇怪,因为只有脱离千变万化的语境,才有可能建构叙事作品共享的叙事诗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家通过研究女作家的作品发现了一些女作家常用的叙事结构或叙述手法。若这些成分已进入叙事诗学,那么这些研究对叙事诗学就不会产生影响。只是在作品阐释中,我们可以追问究竟出于何种政治文化原因,(特定时期的)女作家更为常用某一结构或手法。但倘若这些成分在以往的叙事诗学中被忽略,那么就可以将其收入叙事诗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对现有叙事诗学的一种补充而已。
实际上,绝大多数叙事结构或叙述手法都是男女作家的作品所共享的。尽管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强烈批判经典叙事学无视性别,脱离语境,但他们在分析中却大量采用了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叙事结构具有双重意义:(1)脱离语境的结构意义(就像“主语”总是具有不同于“谓语”的结构意义一样,“异故事叙述”也总是具有不同于“同故事叙述”的结构意义);(2)叙事结构在具体历史语境中产生的语境意义(不同句子中的主语或不同作品中的“异故事叙述”都会在交流语境中产生不同的意义)。叙事诗学关注的是第一种意义,而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关注的是第二种意义,但第二种意义是一种语境中的附加意义,要了解它首先需要了解第一种意义。正因为如此,叙事诗学为女性主义叙事学提供了技术支撑。笔者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对叙事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展示了脱离语境的叙事诗学如何可以成为政治文化批评的有力工具。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多种跨学科派别之一。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派别是修辞性叙事学。(9)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中期以来的叙事形式分析有两条主要发展轨迹,一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性叙事研究,二是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叙事学。(10)但在笔者看来,这两者并非像80年代中期之前的女性主义文评和(结构主义)叙事学那样构成平行发展的两条轨道,而是出现了多方面的交融:(1)叙事学界将关注情节结构的亚里士多德视为叙事学的鼻祖。(2)叙事学家对叙述视角和叙述距离的探讨总是回溯到柏拉图、亨利·詹姆斯、珀西·卢伯克和韦恩·布斯等属于另一条线的学者。(11)(3)热奈特的《叙述话语》这一叙事学的代表作在叙述规约的研究上继承和发展了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的传统;布斯所提出的“隐含作者”、“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等概念也被叙事学家广为采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不少学者的论著中,这两条线倾向于交融为一体,形成“修辞性叙事学”。
在《叙事/理论》一书中,戴维·里克特提出了“结构主义叙事学”与“修辞性叙事学”的对照和互补的关系,认为前者主要关注“叙事是什么”;而后者关注的则是“叙事做什么或者如何运作”。(12)在提到“修辞性叙事学”时,里克特是在广义上采用“叙事学”这一名称,泛指对叙事结构的系统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在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而里克特的“修辞性叙事学”始于4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R·S·克莱恩有关叙事的“修辞诗学”。这种用法恐怕过于宽泛。然而,我们不妨借用里克特的措辞来界定我们所说的“修辞性叙事学”:它将研究“叙事是什么”的叙事学的研究成果用于修辞性地探讨“叙事如何运作”。
1990年,具有叙事学家和修辞学教授双重身份的西摩·查特曼的《叙事术语评论:小说和电影的叙事修辞学》一书面世,(13)其最后一章为修辞性叙事学的发展作了铺垫。1996年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出版,(14)该书发展了费伦在《解读人物、解读情节》(1989)中提出的理论框架,成为美国修辞性叙事理论的一个亮点。1999年,迈克尔·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一书问世,(15)该书很有特色,但同时也不乏混乱。笔者对这些著作均已另文详述,(16)在此不赘。总的来说,修辞性叙事学具有以下特征:(1)聚焦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2)采用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来探讨修辞交流关系,同时发展自己的结构分析模式,如费伦的“主题性、模仿性、虚构性”三维度故事分析模式、拉比诺维茨的四维度读者分析模式(见下文)。(17)(3)可能是受布斯的“隐含作者”的影响,修辞性叙事学很少关注作者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因此与十分关注真实作者之意识形态创作动机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形成了对照。但修辞性叙事学家一般关心实际读者和作品接受时的社会历史语境。
另一个关注作品接受过程的跨学科派别为认知叙事学。(18)它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目前发展势头最为旺盛的后经典叙事学分支之一。认知叙事学将叙事学与认知科学相结合,以其特有的方式对叙事学在西方的复兴做出了贡献。认知叙事学之所以能在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固然与其作为交叉学科的新颖性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对语境的强调顺应了西方的语境化潮流。认知叙事学论著一般都以批判经典叙事学仅关注文本、不关注语境作为铺垫。但笔者认为,认知叙事学所关注的语境与西方学术大环境所强调的语境实际上有本质不同。就叙事阐释而言,我们不妨将“语境”分为两大类:
一是“叙事语境”,二是“社会历史语境”。后者主要涉及与种族、性别、阶级等社会身份相关的意识形态关系;前者涉及的则是超社会身份的“叙事规约”或“文类规约”(“叙事”本身构成一个大的文类,不同类型的叙事则构成其内部的次文类)。为了廓清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看言语行为理论所涉及的语境:教室、教堂、法庭、新闻报道、小说、先锋派小说、日常对话等等。(19)这些语境中的发话者和受话者均为类型化的社会角色:老师、学生、牧师、法官,先锋派小说家等等。这样的语境堪称“非性别化”、“非历史化”的语境。诚然,“先锋派小说”诞生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但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并非该时期的社会政治关系,而是该文类本身的创作和阐释规约。
与这两种语境相对应,有两种不同的读者。一种我们可称为“文类读者”或“文类认知者”,其主要特征在于享有同样的文类规约,同样的文类认知假定、认知期待、认知模式、认知草案(scripts)或认知框架(frames, schemata)。另一种读者则是“文本主题意义的阐释者”,包括拉比诺维茨率先提出来的四维度读者:(a)有血有肉的实际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受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世界观的影响;(b)作者的读者,即作者心中的理想读者,处于与作者相对应的接受位置,对作品人物的虚构性有清醒的认识;(c)叙述读者,即叙述者为之叙述的想象中的读者,充当故事世界里的观察者,认为人物和事件是真实的;(d)理想的叙述读者,即叙述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完全相信叙述者的所有言辞。在解读作品时,这几种阅读位置同时作用。不难看出,我们所区分的“文类认知者”排除了有血有肉的个体独特性,突出了同一文类的读者所共有的认知规约和认知框架,因此在关注点上也不同于拉比诺维茨所区分的其他几种阅读位置。绝大多数认知叙事学论著聚焦于“文类认知者”对于(某文类)叙事结构的阐释过程之共性”,集中关注“规约性叙事语境”。
在探讨认知叙事学时,切忌望文生义,一看到“语境”、“读解”等词语,就联想到有血有肉的读者之不同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联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批评框架。认知叙事学以认知科学为根基,一般不考虑读者的意识形态立场,也不考虑不同批评方法对认知的影响。我们不妨看看弗卢德尼克在《自然叙事学与认知参数》中的一段话:
此外,读者的个人背景、文学熟悉程度、美学喜恶也会对文本的叙事化产生影响。譬如,对现代文学缺乏了解的读者也许难以对弗吉尼亚·吴尔夫的作品加以叙事化。这就像20世纪的读者觉得有的15或17世纪的作品无法阅读,因为这些作品缺乏论证连贯性和目的论式的结构。(20)
从表面上看,弗卢德尼克既考虑了读者的个人特点,又考虑了历史语境,实际上她关注的仅仅是不同文类的不同叙事规约对“叙事化”这一认知过程的影响:是否熟悉某一文类的叙事规约直接左右读者的叙事认知能力。这种由“(文类)叙事规约”构成的所谓“历史语境”与由社会权力关系构成的历史语境有本质区别。无论读者属于什么性别、阶级、种族、时代,只要同样熟悉某一文类的叙事规约,就会具有同样的叙事认知能力(智力低下者除外),就会对文本进行同样的叙事化。就创作而言,认知叙事学关注的也是“叙事”这一大文类或“不同类型的叙事”这些次文类的创作规约。当认知叙事学家探讨狄更斯和乔伊斯的作品时,会将他们分别视为现实主义小说和意识流小说的代表,关注其作品如何体现了这两个次文类不同的创作规约,而不会关注两位作家的个体差异。这与女性主义叙事学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十分关注个体作者之社会身份和生活经历如何导致了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如何影响了作品的性别政治。虽然同为“语境主义叙事学”的分支,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的是社会历史语境,尤为关注作品的“政治性”生产过程;认知叙事学关注的则是文类规约语境,聚焦于作品的“规约性”接受过程。
认知叙事学在发展过程中,建构了多种叙事认知研究模式,对此笔者已另文详述,(21)在此不赘。
世纪之交,西方学界出现了对于叙事学发展史的各种回顾。尽管这些回顾的版本纷呈不一,但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认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已经死亡,“叙事学”一词已经过时;第二类认为经典叙事学演化成了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第三类则认为经典叙事学进化成了以关注读者和语境为标志的后经典叙事学。尽管后两类观点均认为叙事学没有死亡,而是以新的形式得以生存,但两者均宣告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已被“后结构”或“后经典”的形式所替代。在当今的西方叙事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后经典叙事学家都认为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但在分析作品时,他们往往以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为技术支撑。
在教学时,也总是让学生学习经典叙事学的著作,以掌握基本的结构分析方法。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将于2005年出版《叙事理论百科全书》,其中大多数辞条为经典叙事诗学(叙事语法)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可以说,编撰这些辞条的学者是在继续进行经典叙事学研究。这些学者以美国人居多,但在美国,早已无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经典叙事学家”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因为“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已跟“死亡”、“过时”划上了等号。这种舆论评价与实际情况的脱节源于没有把握经典叙事学的实质,没有廓清叙事诗学与叙事批评之间的关系。(22)
经典叙事学主要致力于建构叙事诗学,而后经典叙事学则在很大程度上将注意力转向了批评实践。如前所述,叙事诗学必须脱离语境来建构,而对作品进行的叙事批评则应考虑社会历史语境。当学术大氛围要求考虑语境时,向批评的转向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就叙事批评而言,确实出现了从脱离语境的经典批评到考虑语境的后经典批评的演变进化。但就叙事诗学而言,则可以说后经典叙事学是换汤不换药。上文探讨了兰瑟力图将“性别”收入叙事诗学的努力。若想进入叙事诗学,像“性别”这样的因素都难以逃脱抽象化、形式化和超出语境的命运。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叙事诗学模式都是脱离语境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模式,从实质上说只是对经典叙事诗学的一种补充而已。通观后经典叙事学和经典叙事学,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三种主要的对话关系:
(1)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结构模式与经典叙事学的结构模式之间的互惠关系:后者构成前者的基础(经典叙事学对“同故事叙述”和“异故事叙述”的区分就构成了兰瑟之“性别”模式的基础),前者是对后者的补充。
(2)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结构模式与他们的批评实践之间的互惠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技术支撑,后者使前者得以拓展(通过批评实践来发现一些以往被忽略的形式结构)。由于这些结构模式是对经典叙事诗学的补充,这一关系也可视为经典叙事诗学和后经典叙事批评之间的互惠关系。
(3)当后经典叙事学家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模式来展开批评时,也就出现了更为直接的经典叙事诗学和后经典叙事批评之间的互惠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技术支撑,后者使前者在当前的应用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后经典叙事批评对经典叙事诗学的大量应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7年再版了米克·巴尔《叙事学》一书的英译本;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也于2002年秋再版了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在此之前,该出版社已多次重印这本经典叙事学的著作。2003年11月在德国汉堡大学举行的国际叙事学研讨会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如何将传统的叙事学概念运用于非文学性文本。不难看出,其理论模式依然是经典叙事学,只是拓展了实际运用的范畴。
既然存在这样多层次的对话,应该说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非演进替代,而是互补共存。叙事诗学毕竟构成后经典叙事学之技术支撑。若经典叙事学能健康发展,就能推动后经典叙事学的前进步伐;而后者的发展也能促使前者拓展研究范畴,更新研究工具。这两者构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想简要探讨一下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其他一些特征和发展趋势:
1. 关注文字以外的叙事
经典叙事学尽管在理论上承认文字、电影、戏剧、舞蹈、绘画、照相等不同媒介都具有叙事功能,但实际上聚焦于文字叙事,不大关注其他媒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叙事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媒介的叙事,转向了文字叙事与电影等非文字叙事之间的比较,转向了同一作品中文字叙事与绘画、摄影叙事的交互作用。美国《叙事》杂志2003年第2期登载了斯图尔特写的一篇专门评论“画中读者”的论文,(23)该文对西方绘画史上各种有关阅读的绘画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不少表面上静止的绘画暗示着过去和未来,构成一种令人过目不忘的叙事。
2. 关注(经典)文学之外的叙事
受文化研究和政治批评的影响,不少后经典叙事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妇女、黑人、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转向了传记文学叙事和大众文学叙事。此外,在西方当代叙事研究领域,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倾向:将各种活动、各种领域均视为叙事的“泛叙事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后经典叙事学家关注非文学叙事,如日常口头叙事、新闻叙事、法律叙事、心理咨询叙事、生物进化中的叙事,如此等等。这有利于拓展叙事研究的领域,丰富叙事研究的成果。然而,这种泛叙事研究往往流于浅显,真正取得了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的仍然当首推小说叙事研究。
3. 对经典概念的重新审视
后经典叙事学家倾向于重新审视经典叙事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叙事性”、“叙事者的不可靠性”、“情节”、“叙事时间的本质”、“叙述声音”、“叙述过程”,如此等等。这些探讨有利于澄清概念,拓展和深化理论研究,但也出现了一些偏颇和混乱。(24)
4. 利用国际互联网进行学术探讨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网上对话成了西方叙事理论研究者日益喜爱的学术交流手段。(25)在NARRATIVE@ctrvax.Vanderbilt.Edu网站上,只要一位学者发表一点看法,提出一个问题,一般马上会得到多位学者的回应,而且往往一个话题会引向另一个话题,不断激活思维,拓宽视野,使讨论持续向前发展。在讨论中出现的偏误,也能在众多眼睛的监督下,及时得到纠正。网上对话是信息时代特有的交流手段,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学术研究方法的重要转变。从传统研究在故纸堆里爬梳到后现代时期的网上无纸笔作业,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形象的叙事进程。不过,互联网上的探讨难以替代书面论著,就目前的情况看,只是构成了对书面论著的一种补充。
2000年美国《文体》杂志夏季刊登载了布赖恩·理查森的如下判断:“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高级和更为全面的层次。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批评范式(paradigm)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模式(model)正在奋力兴起,叙事理论很可能会在文学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26)理查森所说的“叙事理论”主要指涉后经典叙事学,根据这几年的情况来看,理查森的预言很有道理。无论在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上,后经典叙事学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当今更是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值得国内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1)国内将“narratology”(法文的“narratologie”)译为“叙事学”或“叙述学”。“叙述”一词与“叙述者”紧密相联,宜指话语层次上的叙述技巧,而“叙事”一词则更适合涵盖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这两个层面。笔者曾将自己的一本书命名为《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001,2004),旨在突出narratology与聚焦于文字表达层的文体学的关联。
(2)国内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不少与西方叙事(述)学相关的著作,但一般均聚焦于经典叙事学,未关注后经典叙事学。进入新世纪以来,情况依然如此。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在与人合著的一部新作中(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著:《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将于2005年出版),集中对90年代以来北美的后经典叙事理论展开了探讨。
(3)正是由于这种发展趋势,纽约和伦敦的Rout-ledge出版社将于2005年推出国际上第一本《叙事理论百科全书》(由美国学者David Her-man, Marie-Laure Ryan和德国学者ManfredJahn主编);牛津的Blackwell出版社也将推出国际上第一本《叙事理论指南》(由美国学者James Phelan和Peter Rabinowitz主编)。两本书的撰稿人员均以北美学者为主。
(4)有关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评的差异以及女性主义叙事学对结构主义叙事学之批评的偏误,参见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有关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话语分析模式,参见申丹:《“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
(5)Susan S. Lanser,“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Style 20 (1986): pp.341-363, reprinted in Feminism:An Anthology,edited by RobynR. Warhol and Diane Price Herndl, pp.610-629(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1).
(6)影响较大的著作之一为Robyn R. Warhol,Gendered Interventions: Narrative Discourse inthe Victorian Novel,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
(7)参见申丹:《小说艺术形式的两个不同层面》,《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2期。
(8)Susan S. Lanser,“Sexing the Narrative: Propriety, Desire, and the Engendering of Narratology,”Narrative 3 (1995), p.87.
(9)“修辞”一词在当代西方文论中是个含义十分复杂的词。在解构主义学者的手中,“修辞”几乎成了“解构”或“颠覆”的替代词;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修辞”又转而指涉权力或意识形态关系的运作。后结构主义、后现代语境下的“修辞”一词十分强调语境对话题(内容)之选择的决定作用。但修辞性叙事理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修辞”内涵,主要指涉作者与读者进行交流的方式或技巧。
(10)(12)参见David H. Richter,“Preface,”in David H. Richter ed.,Narrative/Theory,New York:Longman, 1996, p.IX。
(11)参见申丹:《视角》,载《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
(13)Seymour Chatman,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Michael Kearns,Rhetorical Narratology,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9.
(16)申丹:《修辞学还是叙事学?经典还是后经典?———评西摩·查特曼的叙事修辞学》,《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申丹:《多维进程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申丹:《语境、规约、话语———评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1期。
(17)Peter J. Rabinowitz,Before Reading,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9-141; 215-218.
(18)(20)详见申丹:《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学评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9期。
(19)参见Mary Louise Pratt,Towards a Speech Act Theory of Literary Discours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Sandy Petrey,Speech Acts and Literary Theory,London: Routledge, 1990.
(21)Monika Fludernik,“Natural Narratology and Cognitive Parameters,”in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ed.) David Herman,Stanford: CSLI, 2003, p. 262.
(22)参见申丹:《经典叙事学究竟是否已经过时?》,《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该文对将解构主义视为“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尽管由于哲学立场上的对立,我们不能将解构主义视为一种“叙事学”,但在叙事批评实践中,解构主义和叙事学有可能呈现出某种互补关系,参见申丹:《解构主义在美国》(《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以及《〈解读叙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23)Garrett Stewart,“Painted Readers, Narrative Regress,”Narrative 11 (2003), pp. 125-176.
(24)参见申丹:《“故事与话语”解构之“解构”》,《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25)参见申丹:《究竟是否需要“隐含作者”──叙事学界的分歧和网上的对话》,《国外文学》2000年第3期。
(26)Brian Richardson,“Recent Concepts of Narrative and the Narratives of Narrative Theory,”Style 34 (2000), p.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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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对教育、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翻译介绍以及人们日渐增多的对国外大学教学理念与方式的了解,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文艺教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二十多年来,文艺学专业已经涌现出了许多的教学成果,出版了许多有特色的文艺学教材,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进行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不仅要分析其与19世纪文学理论思潮的内在承继关系以及其与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关系,以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工作平台;而且要进行20世纪时代精神的基本分类,即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性”西方文学理论精神,进而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西学精神的转型,分析其“后现代性”产生播撒的内在原因、基本形态、价值转向等问题。同时,还需审理世纪末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文学中的“后殖民性”———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并对这一多元文学批评的正负面效应加以阐释。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特征,表征出现代性艺术精神向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偏移的重要趋势。这一研究涉及的流派众多,人物思想芜杂,问题面广,更具有多语种特征,使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同样,面对19世纪末的“近代”文论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论批评、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世纪末的“后殖民”文论批评,问题出现的周期短,转型快,牵涉面大,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流派和科学分析流派形成的对峙中,当代文论研究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诸如:如何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加以整合,对当代语言学、社会学、美学成果加以吸收;如何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模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专家的眼光重新看待和分析20世纪西方文论批评中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并以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加以验证,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流派打下基础;如何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现代西方文论,同时,通过对现代西方文论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建设和话语言说的方式,进行价值重建,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去认真审理。
20世纪是文化解构与重建的时代。面对神性的坍塌,人类必得重新认识自己,而且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避这一自我身份重塑的历史节点。20世纪的文艺不断更新变幻、愈演愈烈;20世纪的文论不断推演创新、流派迭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不断创新求变的背后有何深刻意义?它标明了人类怎样一种处境?它指涉出诗学的反思担当了何种使命?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断花样翻新、不断发生话语转型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往深处思考。事实上,从中国立场审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话语转型和重建意义:
其一,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是在文化互动中的中西前沿思想对话。这意味着,不应仅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着手,因为这一研究不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论评头论足;相反,从生态美学上看,这种西方文论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中西文论的真实意义在当前时间中呈现出来。对当代西方诗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现代文化的高度看待西方文化美学困境和诗学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己文论和美学还因袭着传统的重负,还未能达到真正的反思。这种文艺理论研究的反思和自省,不是要通过比较来贬扬某一文论。这种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去更深一层探问人类审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因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只能以相互启示、相互生发为共同基础。只有去除了自身的遮蔽状态,只有将探索人类审美文化的真实意义作为共同的尺度,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达到对西方诗学的深刻洞悉。
其二,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而应采用具体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我们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我们真正把握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真实意义,真正领悟了当代文论下潜藏的存在本体论的意义之时,我们的知识型将有全新的结构。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深层,涉及一个更为深邃而且相当重要的问题,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因为,诗学研究不仅涉及诗意的思维方式(诸如改变
思维模式,引进新方法论等),更重要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存在的重新确立,是人生审美化(即生命的审美生成)问题。因此,建立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必须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诗学的主要趋势与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诗学的“文化灵魂”,同时也认清了我国文艺理论亟待革故鼎新的方面,才能取长补短、扬优弃劣。
其三,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政治正确”意向中,中国文论界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时,往往强调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和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差异化。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近年来正走红的西方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这种观点备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中为什么要将尊重差异性看成非此不可的?事实上,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的时代,这一多元化的过程相当漫长。
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认为到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语;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质化了,多元的历史终结了。相反,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得话语成为可以“分享”的、理论成为可“旅行”的、价值标准成为可以“互补”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和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处理全球问题,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发展惟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谵妄,有着不可或缺的纠偏功能。
全球化时代为中国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一种东西方知识分子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不断创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传播自己新思想的途径。新思想、新观念的含量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上的位置。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家生产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当新时代需要新的阐释时,全球学术话语“文化链”一端的波动,会使得处于另一端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的思想命脉与西方“他者”紧密相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是一个亟须改变和超越的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
其四,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方面文论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矢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等等。可以说,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这些问题值得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梳。
一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消融的过程;二是“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属于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后学新思维,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新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地植入后现代的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因此,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当从更高价值理论层面加以分析: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待如今同时态呈现在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价值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作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其五,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后殖民主义的引入,使得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反权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并使中国文论界共时性地遭遇到如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的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尚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中国与知识的买办化批评,等等。
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中国文论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面对这种后学大面积的思想消解性活动,在传统价值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通过后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思考,在获得自身的个体独立性中,将对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与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赛义德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传的事物,而又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为了某系统或方法服务的机制。”[1](P90)我坚持认为,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因而,从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就是重新创造自我身份,并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时代做一个真实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许是对新世纪中国思想知识增长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我看来,在当代文论转型与文化重建中,只能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成分,才有可能组成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和新文艺理论体系。
[1]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London: Vintag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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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就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其集中体现是: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简而言之,人文,即重视人的文化。《辞海》中这样写道:“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类或者一个民族、一个人群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及其规范。符号是文化的基础,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而规范,包括习惯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则是文化的主要内容。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科学与人文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提要: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是“自由”,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所以科学一开始就是西方的人文,是自由的学问。近代发展出来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传统可能背离“自由”这个古典的人文理想。近代科学的笛卡尔传统和培根传统分别强调了内在理性和外在经验,但最终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于过份分科的教育体制,但分科化正是技术筹划的必然后果。“唯人主义”和“技术理性”信守共同的时代精神。今天弘扬科学精神,不必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层面上突出科学的特异性,而应该在科学与人文合一的层面上,检讨我们时代的通病,重审自由和理性。
这个题目来自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困境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需要。人们将这个困境称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1]之间的分裂和日趋紧张的对立局面。但是,关于这个困境的种种述说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种种方案设计倒是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所谓的“两种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分裂的?我们不是都承认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吗?那它就该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人文;我们不是也使用“人文科学”这样的术语吗?那就表明人文也是一种科学。还有,“两种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沟通和弥合的,如果它们真的能够的话?
为了缓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将科学与人文沟通起来,必须先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说清楚。借着这个区别,我们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之所在;借着这个联系,我们寻找沟通它们的可能性。
通过考察科学与人文的二分对立,我们进入对更基本问题的分析,即重审由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结成的现代性。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文”一词里都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一是“文”。一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一是为了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前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性”(Humanity)等同,后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文学科”(Humanities)等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意思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有着内在的关联:学科意义上的人文总是服务于理想人性意义上的人文,或相辅相成。“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2]
英文的Humanities直接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而拉丁文Humanitas继承了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一段话成了Humanitas的经典定义:
那些说拉丁语以及正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赋予Humanitas一词以一般以为具有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谓的philanthropia,一种一视同仁待人的友爱精神和善意。但是,他们赋予humanitas以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或者“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性。因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因此,它被称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3]
按照希腊人的想法,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所以,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一些与“人文”相关的词组就是由“自由”的词根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文科(liberal art)等。
汉语的“人文”一词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同样一方面是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是强调礼乐仪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把理想人性规定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两者互训互通。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呢?克已复礼为仁!礼是实现仁的教化方式。
“人文”中“人”的方面和“文”的方面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强调,其作为“文”的方面、文科课程的方面得到更多的强调的时候,人文被等同于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特别是文史哲教育、文科教育。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人文的第一方面的“人”的理念向来是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方面。
正是为了强调这个更重要的方面,才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说法。人文精神这个词是个地道的中文词,很难有对应的西文词,它与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相关。它既不是指人文教育(Humanities),也不是指西方的人文主义(Humanism),虽然与它们相关。我的理解,当人们使用“人文精神”这个词的时候,或多或少是在诉求一种人的理念,特别是“自由”这个西方人文的核心理念。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针对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下实利主义的泛滥、理想的泯灭而开展的,这里要求弘扬的并不单纯是文科教育,而是对人之为人的重新反思,其批判的矛头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学者和文学艺术家,所抨击的往往是中国的人文学界和人文领域里人文精神的失落。所以,人文精神应该看成是一种建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简而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
人文是个本地词,而科学却是个外来词。毫无疑问中国人有自己的人文,但要说有自己的科学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费半天口舌才行。
当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起初一直译为“格致”,后来受日本影响译为“科学”。1897年,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引进了这个词。日本人用这个词表示西方分科的学问与中国不分科的儒学相对应,这个理解被20世纪初年的中国知识界所接受。1915年,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刊物取名为《科学》,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科学”一词成了science的定译。[4]
英文的science一词基本上指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但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scientia类似,涵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
今天我们讲科学,首先当然是指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首先又是指近代自然科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近代科学并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而且诞生之后又处在发展之中。因此值得追问的是,它何以能够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扩展?它又是如何植根于希腊和中世纪的“学问”和“知识”传统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近代科学的母体不仅孕育了近代科学,而且也保证了近代科学能够由自然领域向社会和人文领域延伸,这个母体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一句话,是科学(哲学)的传统。
这里所谓的科学传统就不是特别针对近代科学而言,而是用来刻划希腊-欧洲人的一般存在方式的。这个传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也是胡塞尔要着力弘扬和重建的理性传统。哲学和科学在希腊时代是合二为一的,就是到了今天,西方哲学依然是广义西方科学的某种特定形态(胡塞尔的理想是把哲学建设成最严格的科学)。黑格尔之所以能够称哲学为哲学科学,是因为西方哲学本来就属于西方的科学传统。为了理解这个传统,我们需要从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谈起。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我们从希腊的哲学和文学戏剧华章中,到处可以见到对“自由”理想的赞颂和追求之情。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够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的人,如何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呢?希腊哲学家发现,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达成这样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
如果说,中国的儒家的“人-文”是由“仁-礼”构成的,那么古典希腊人与之相对应的“人-文”在我看来就是“自由-科学”。也就是说,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些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5]
希腊哲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第一个样本,它其中的自然哲学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直接先驱。[6]希腊的哲学(philosophia)是爱(philo)智(sophia)的意思,爱智又意味着什么呢?爱智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的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一句话,“爱智”就是与世界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有大量关于科学作为一种自由的探求的论述。他提到“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981b25),提到“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982b1),提到“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982b22),最后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7]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哲学,亚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不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够找到,在他以前的柏拉图、苏格拉底那里同样能够找到。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
哪些科目被古典希腊人认定为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呢?苏格拉底以来的雅典教育四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声学)、天文,均是广义的数学学科。对柏拉图而言,还有更高级的学科是辩证法(不只是辩论术,主要是善的科学)。此前,智者学派曾把“辩论术”做为一门重要的教育课程。
罗马上流社会只关心军事和政治,只关心有实用目的的知识。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r Elder,前234-前149)在论儿童教育时,只提到了讲演、医学、农业、军事、法律等实用技术,而对希腊式的纯科学教育持反对态度,很类似斯巴达人。此后,罗马人逐渐把文法和修辞做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学科。与老加图略晚的罗马人法罗(Varro, 前116-前27)在其《教育九卷》(Disciplinarum Libri novem)中讨论了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算术、天文、音乐、医学和建筑九大学科。从公元四世纪起,前七门学科被称作“七艺”,成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课程。[8]七艺中的四艺是数学学科,其中的辩证法则越来越多的指逻辑。所以七艺中的五艺应属科学学科。
中世纪希腊理性精神的弘扬特别体现在经院哲学上。原始的____因信称义,强调信仰淡泊知识。12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重新流行起来,对逻辑和推理的崇尚逐渐改变了基督____的形态,出现了极为偏重推理和逻辑的经院哲学,我们应该恰当地把它称为一种科学形态的神学:它是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为教义辩护,而不是单纯强调信仰。作为对比我们可以注意到,希腊的科学理性同样影响了阿拉伯文化,但却没有在伊斯兰教中产生类似的成熟的“经院哲学”,虽然12世纪的确有杰出的回教哲学家阿维罗伊(1126-1198)曾为此做过努力。当时的哈里发发表了一道有象征意味的布告说:上帝已命令为那些妄想单凭理性就能导致真理的人备好地狱的烈火。[9]
怀特海在追溯近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10]因为经院哲学的逻辑把严格确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里,这种习惯即使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流传下来,就是伽利略,“他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11]
今天我们使用“人文”一词更多的与“近代”西方特有的人文传统相关联,这就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出现并在日后发展起来的Humanism(德文Humanismus)传统。这个词有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所指,中文分别译成“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
Humanism这个词虽然直到19世纪早期才出现[12],但主要用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a)的一般思想倾向,因而直接来源于它。15世纪后期使用的Humanista(人文主义者)一词又来源于更古老的“人文学习与课程”(studia humanitatis)。[13]中世纪后期,随着大翻译运动出现了不少远远超出传统七艺的学科,如神学、罗马法和教会法、医学、天文学与占星术、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等。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通才教育,尽管他们的“人文学习与课程”着力于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五科(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习称的文史哲),有些人文主义者可能还对五科之外的学问持抵制态度(如彼特拉克),但总的来说人文主义者带来了新的知识(通过翻译希腊和拉丁古典)和新的眼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兴学问与传统学问之间的融合。[14]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文主义者深化了得自希腊而被中世纪马虎对待的传统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除了强调通才教育外,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美德和教育青年热爱生活,所以把伦理学(道德哲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各科都服务于美德的增进。人的修养、人的自我培育、自我丰富和全面发展,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
鉴于Humanism的文艺复兴来源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教养的强调,汉语将之译成“人文主义”,与中文的“人文教化”相衔接。
人文主义运动至少有两个后果。第一是确立了既有别于传统的神学又有别于新兴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导致了今天人们所说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第二,铸成了一个新的信念体系,即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复兴的是一种与宗教神学不同的世俗的知识(希腊、拉丁学术),但同时包含着对“人”之地位的一种重新的审视和思考。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在《论人的高贵的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借神圣的创造者的嘴对人类说:“其他一切生物受制于我们为它们立的法,但是,你不受任何约束,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我们已经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因此从那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环视其中的一切。”[15]这里,人开始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进一步道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主题:“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6]当然,把人确立为世界的中心的思想也有其希腊来源。智者普罗泰哥拉曾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但是总的看来,人的地位问题在希腊时代还没有以这种方式、摆到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因为从根本上说,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思想是与智者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苏格拉底强调,只有神而不是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因为只有神才是最完美的,而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善 而非“人”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原初复兴古典文化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似乎不足以表达这个意思,于是Humanism又被译成“人道主义”。但这个译法也有问题,因为中文的人道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即主张对一切人都要仁慈都要讲爱,因此也被称为博爱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Humanitarianism的中译(来源于希腊文的philanthropia)。所以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Humanism译成“人道主义”极易招误解,极易看成一个道德规范,而忽视它的形而上学意义。有人译成“人类中心主义”[17],这是对Humanism的学理上的解释,是把Humanism解释成anthropocentrism,但它字面上并没有“中心”的意思。最准确的似应译成“人的主义”,但汉语不太顺。王若水先生仿照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译法译成“唯人主义”[18],是很不错的译法,但可惜没有流传开来。本文有时从俗译成人道主义,但更多的采用“唯人主义”的译法。
这样,Humanism一词就有三种意思: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作为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作为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最高价值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唯人主义与欧洲人文理想的关系:唯人主义符合从而实现了欧洲自由人的理想吗?这是一个极富有挑战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人”的问题就如同“科学”的问题一样,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作为一个正在渴望现代化的弱势民族,中国人渴望弘扬唯“人”的精神和唯“科学”的精神,因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恰恰就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还清楚的记得80年代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如何作为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旋律,而且这场启蒙运动到了今天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对唯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检讨,与启蒙精神本身拥有相同的思想来源从而享有同样的正当性,那是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启蒙是开启一个明亮的场地,是去蔽,但任何去蔽都同时带来新的遮蔽,对启蒙的批判就是去掉这新的遮蔽,同样是去蔽。
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者,意思是说它“让”一切存在者成其所是。当然,首先,人们把这种自由理解成“让”人这种存在者成其所是,即人是人自身的创造者。它强调人的本质是由人自己塑造、培育和发展的,强调这种自我塑造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理念引导了近代唯人主义的人文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抓住了“人的自我创造”这个主题。但是,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本质化即获得其规定性的过程,本身也是人对自由的背离的过程:人的本质化是对人的无本质即无固定的规定性的背离。[19]人的本质化,必损害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关系,因为这种自由的关系只有在人持守他的无本质时才有可能。
人与世界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而是一个听之任之的“看护者”和欣赏者,所以也有人把这种自由的关系说成是审美的关系。但是,近代唯人主义在将人本质化的过程中破坏了人与世界之间这种自由的关系。唯人主义首先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为阿基米德点的价值天平中,从而最终把世界变成利用和消费的对象。世界的对象化的结果是人同时被对象化即本质化,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了一种既定的、给定的、固定的关系。
唯人主义把人置于某种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之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然反过来损害人对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消费和利用的关系一旦成型也就是本质化,无论以理性的名义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来规定这种本质,人都会沦落为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须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反应。他在近代极度“自由地”展开的世界几乎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可能性。这是当代思想家纷纷质疑“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了自由。
我们在第二节指出广义的科学指的是希腊文明传给欧洲的一份精神遗产,即把理性和知识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习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是服务于自由理想的。但是,我们今天使用“科学”一词更多指的是近代科学所造就的科学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搞清楚,近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继续保持其为“科学”,同时,它作为“近代”科学有哪些新的特征。
近代科学有两种形象: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分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宣言。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两种科学的形象是恰当的。
近代科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这种继承性体现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笛卡尔的“我思”突现的是那种理性奠基的精神,而作为近代科学之肇始的自然数学化运动应该正确的看成是理性奠基运动,即把作为自然科学之对象的自然界彻底理性化的运动。与16、17世纪自然的数学化同时的其他重要的理性化工作还有:培根归纳法和笛卡尔演绎法等方法论问题的提出以及被科学家群体的消化,从此科学以其方法论而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围的分门别类,从此专业化、分科化成了科学事业扩张的基本线索。
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其理性化过程,并构成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其经典之作《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中将之概括为四个: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这四条精神气质(ethos)是对希腊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注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自由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公有性是自由发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无私利性是不计利害只求真理的精神;普遍性也就是普遍理性精神,把理性的能力和可能性做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发挥到了希腊人远未达到的地步。
近代科学不光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暂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恩说:“新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通过科学改善当时的日常生活。寻求科学真理的一个真正目的必然对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起作用。这种信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一直在发展,以后越来越强烈而广泛地传播,构成了新科学本身及其特点。”[20]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科学形象的代言人,他强烈的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些空洞的论证和言词游戏。他因此批评希腊人的科学大部分只是些“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他们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这样看来,从现行哲学的源头和产地看到的一些迹象是并不好的。”[21]培根倡导经验论、归纳法,尽管并未为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运用。但他在《新大西岛》中设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罗门宫,成了后来英国皇家学会的建设兰图。
意欲对自然有所图谋的培根纲领之重视外在经验是顺理成章的,但这里的经验也应该是完全新型的经验,它是对自然有所行动之后看看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不是被动的观看。在这一点上,培根本人提出的比较被动和静止观照的经验论并不能真正实现他的纲领。近代科学延着他的思路发展出来的经验论是操作主义的实验经验论。可严格控制可重复操作的实验,是近代科学理论得以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和启发性因素。
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有时也被概括成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22]。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侧重不同的传统。但是总的看来,近代科学的形象是由这两种科学形象合成而来的。经验加理性、实验加数学,通常就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两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科学形象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相反,也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对立构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张力。它们相互制约,维持微妙的平衡。
但是希腊的基因总在顽强的发挥作用。我们确实可以隐约从近代科学史中看出一条理性论的主线,这些主线上的科学巨匠们总是更多的偏爱数学理性的内在力量。他们中杰出的一位,爱因斯坦,虽然也同时强调了这两大要素,称它们是“内在的完备”和“外部的证实”[23],但在他的内心,科学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经验数据,科学本质上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24]。据说当爱丁顿的日全食考察队证实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时,他不动声色的说:“我知道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当一位学生问他假如他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该怎么办,他回答说:“那么我只好向亲爱的上帝道歉了――那个理论还是正确的。”[25]
这个故事显示了笛卡尔科学理想的顽固性。如果说“外部的证实”应该屈从于“内在的完备”,那么在一颗古典的科学心灵看来,科学真理本质也应该是超越功利的。但是这样的古典理想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实现,特别在今天,由于越来越深地卷入工业和军事政治,科学家们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秘密和军事秘密的要求,而破坏自由探索和自由发表的公有原则;由于耗资越来越大,他们也不得不越来越取悦于拨款人的功利好恶,而破坏无私利性原则。当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之间非常明显的冲突,往往使人产生如下的疑问:近代科学究竟是怎样协调这两大传统的?它们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引导近代科学的发展的?我的看法是,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两大传统事实上合流了。它们共同的受着一种新的理性形式――我愿称之为“技术理性”――的支配和控制,而这种新的技术理性与希腊的理性已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前者确实来源于后者,但已经渐行渐远。
技术理性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服务于“力量”(power)的要求,允诺“无限”(infinite)的可能性,是技术理性的两大要素。希腊的理性服务于“善”的要求,而且只允诺有限的可能性。人因为有理性而趋向善、热爱神,人在这种追求善的过程中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希腊理性中不包含“控制”和“统治”的内在要求,恰如其份的理解人与上帝、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为是真正的理性行为,所以,“理解”(comprehension)而非“力量”(power)是希腊理性的要义。值得指出的是,许多近代科学的创建者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接受培根的“力量”纲领,相反还是坚持古老的理想,即把科学的主要目的看成是理解人类的处境,特别是为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服务。例如牛顿,他多次表白,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教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由于服务于力量的控制和运用,近代科学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并把它作为一个根本的边界条件。培根本人也曾说过:“欲征服自然,必先服从自然”[26]服从自然现在被认为是服从自然的规律,而自然的规律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界的可预测性。
对自然可预测性的要求最终是通过自然的数学化来实现的。希腊的演绎科学――数学是可预测性的典范,有着勿庸置疑的可靠性,但那时数学被认为是通往善的一个必经阶梯。[27]自然的数学化以及近代数学本身的迅速发展,事实上均来源于对有效预测的要求。这种要求使得近代科学创造了一个纯粹“量”的世界,发展出了一套“计算”的方法论。因此,尽管近代科学和希腊科学都使用数学,但数学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具相同的意义了。近代数学已经受雇于预测和控制的要求,服务于“力量”的意志。
不仅如此,近代以数学化为核心的科学理性还因其对“无限”性的允诺,而区别于希腊科学。希腊数学基本上限定在有限性的范围之内,对无限“敬而远之”。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并未给出一个均匀平直无限的三维欧氏空间:这个空间恰恰是19世纪才被最后规定出来的。[28]近代的无限性首先发端于哥白尼革命,起始于一个谨小慎微的天文学改革,结果却导致了“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29]的革命性变革。与宇宙论的无限化相伴随的是无限数学的出现。牛顿微积分的发明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它是无限数学第一次服务于近代科学,并帮助安排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模型。
近代无限理性最终表现在对理性之无限“力量”的肯定。技术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如果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科技还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和负面的影响,那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也还是得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发展的无限能力的信念首先表现为科学家的“无禁区”的自由探索。由于近代科学事实上的深刻的“功利化”“权力化”,任何超越功利的不计后果的“无禁区”探索,都可能事实上造成恶劣的后果。核物理学发展初期,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因为忧虑核能量会被纳粹所掌控,曾建议各国的核物理学家暂缓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个所谓的“自我出版检查制度”是空前的,“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都是为自由交流思想而斗争,所以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持有与此相反的原则。他们自己就是极端自由的忠实信徒,并且是军国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但是,现在他们感觉到,国际舞台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从西拉德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科学家们对科学进步所寄托的希望,竟然由于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而变得害怕科学向前发展了。写信的人好象竟希望实验失败。”[30]这个案例充分显示了,由于科学成为一种力量(权力、能量)的象征,自由探索的精神遭受了怎样深刻的挑战,科学家们面临着一种怎样的二难处境。
在回顾了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和科学传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近代科学与人文事实上存在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愈演愈烈,人文学科的阵地激剧萎缩,在教育体制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互相隔绝;另一方面,以唯人主义为标志的近代人文传统和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近代科学传统事实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正是现代性所要求的专业分工和力量意志,导致了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裂,以及人文学科的严重危机。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表现在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近代并不是两个旗鼓相当的阵营之间的分裂,而是作为传统知识主体的人文学科日渐缩小成一个小的学问分支。文理科的发展极度不对称,理工农医科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人文学科越来越小。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科学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压倒了人文教育。
第二,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近代以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即社会科学日渐兴起,它们进一步挤占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地盘。人文学科甚至到了只有栖身在社会科学这个牌子才有生存机会的地步。社会“科学”的概念取代了“人文”的概念,“功利”的概念取代了“理想”的概念。在一个科学化的时代,为了争得在学术殿堂中的位置,人文学界也出现了“人文科学”的说法。这个词组的用意并不是想阐明科学本质上就是人文――就象我们在第一二节所阐明的那样――而是说,人文也是一种象近代科学那样的“力量型”的学问,借以在科学时代合法地谋得一席之地。
第三,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的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和隔绝。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谈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时心中想的,正是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中严重的文理分科现象。这种分科现象在西方各国的教育史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但都没有象当代中国这样突出。分科化、专门化和专家化与教育理念有关,凡重专才教育,则专科化倾向较严重;凡重通才教育者,则专科化倾向就比较淡化。在专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理工科学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难以有一个宽阔的视野和深谋远虑的计划。正象许多教育家所指出的,如果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用自己学科的内部标准去判断事物,那就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真正的高等教育应该培养学生既掌握内部标准,也能够用其他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即“外部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学科,能够看出自己学科的优点和局限。[31]
第四,自然科学自许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关怀。与之相关的是近代哲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这种二分将科学置于澄清事实的范围,而不涉及价值问题。皇家学会的干事长胡克为学会草拟的章程时写道:“皇家学会的职责是:通过实验改进自然事物的知识,以及所有有用的技艺、制造业、实用机械、工程和发明的知识,同时不干预神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文法、修辞学或逻辑。”[32]科学家们也许并不反对博爱善行的人道主义,而且更深的认同唯人主义的“力量原则”,但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经验发生冲突时,他们有可能毫无犹豫的牺牲后者。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体现在科学对人文传统的轻视,特别是当这种人文传统不合技术理性的逻辑时。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根源于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而知识的专科化又源于什么?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近代科学与人文合流的方面: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的合流。很明显,知识的专科化来自技术理性,来自那种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所以,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技术筹划的必然结果。力量型科学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今天对科学与人文之分裂的反省,最终应该导向对力量型本身的反省。
技术理性就在这个意义上与唯人主义合流。它们都是相信“力量”(power)的乐观主义。在唯人主义看来,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人有理性这种无限的能力。为了解决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技术理性广泛地行使它的威力。唯人主义得到弘扬的地方,也就是技术理性大展宏图的地方,因为它们相互确认。这种相互确认并不简单是人作为目的,技术作为手段,相反,手段和目的在这里混成一体,因为技术理性正是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确立为价值中心的唯一根据和保证。许多技术批判主义者批评技术的发展违背了人性的目标,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其实,“技术违背了人性”,却不见得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因为正是唯人主义本身推动了技术的这种违背人性的倾向。唯人主义陷入一个自我拆台的怪圈之中。
这里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唯人主义因着技术理性而自命不凡,而把自己确立为价值原点和世界的中心,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这里,对人的自我崇拜就自然而然的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如果我们要求自然屈从于技术,那么我们也在要求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屈从于技术;如果我们认为技术产品优于自然的产品,那么同样,我们的创造物就会被认为优于作为自然产品的我们自身。由于我们人类注定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唯人主义注定要遭受技术的异化:本来是用以确立人之地位的,最终却被用来贬低人类自己。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劳动的权利(所谓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这是唯人主义深刻的困境。
今天到处都能听到弘扬科学精神的呼声。但这个有待弘扬的东西究竟指的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弘扬科学精神的要求,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不同的动机和要求,想弘扬的东西就不会是一样的。
总的来看有两种思路。一个广泛持有的思路是,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意义上,特别的张扬科学的优越性。这种思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基本上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方法,因为科学之区别于非科学、科学之特别的有效用,就在于科学方法;第二部分,主张把在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有效用的科学方法,不仅不折不扣的运用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而且要运用到更广泛的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中去。我把这样的主张定义成科学主义:主张在科学领域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可以而且应当在非科学领域普遍使用[33]。科学主义自然有强有弱,但科学方法的超(科学)范围运用是它的基本主张。按照这种定义,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就可以概括成: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就是弘扬科学主义。
在这种思路下人们对“什么是科学精神”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关于“什么是科学方法”的总结概括。由于都是从各人的私人经验出发,得出的结论各各不同。但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普遍适应的科学方法。“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家都承认,像逻辑主义那样建立一个严格的超历史的形式方法论以符合科学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任何方法都是具体的、历史的。”[34]因此,一般的谈论科学方法可能是舍本逐木。对一个想尽快进入研究前沿尽快出产研究成果的科学研究者而言,多多浸淫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氛围之中,比到处打听科学方法论更有益处。熟能生巧,习惯成自然,科学方法的习得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
对于一个非科学家,或者对于一个正处在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家来说,有没有必要把科学的方法也同时运用起来呢?弘扬科学主义的人所希望的正是这个。“让科学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句广告词彰显的就是这种科学主义的理想。然而,科学主义的实施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无条件的强的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就算想取也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对所有的对象一视同仁,忽略掉它们的特质,从而用数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处理,这是典型的科学方法。但是,忽略掉个体的特质,肯定不是没有缺陷的,特别用在人与人交往的领域。教育学里有一个原则叫“因材施教”,如果培养学生像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一样,那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法。
还有,对所有的对象,只注意它表现出来的东西,不关注它表现不出来的东西,这也是典型的科学方法,或称黑箱方法,因为科学要求一种可操作性,追求一种有效处理问题的能力。但是,如果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的话,那人际之间的许多问题就不是能够用黑箱方法解决的。
还可以提出一种人们可能最不赞同的科学方法: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效率的观点、从目标管理的观点、从操作的观点看,这确实是可接受的。而这些观点,又恰恰是科学方法所必须采纳的。但是,离开科学研究的比较单纯的境域(context)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境域中,某种科学方法就变得太荒谬而不可取了。胡适当年评论科玄论战的“科”字方时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都没有端出一个“科学的人生观”来,原因是,他们虽然抽象的承认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却不愿公然认同那具体的“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显然,没有人会认同“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放原子弹、做核试验”,虽然其方法是高效的。希特勒手下的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如何高效的毒死犹太人和高效的焚化犹太人的尸体,他们确实很讲科学方法的。
科学的方法由于服务于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所以其基本的逻辑是强权的逻辑、力量的逻辑。这种逻辑用于社会问题上,给出的必定是一个严密控制和高效统治的社会方案,它最好的使用对象是一个奴役的社会。这正是我们要对科学方法在社会领域的运用保持警惕的地方:科学主义的社会理论充分运用的地方有可能是一个极权社会。
科学主义的限度不仅在于它在非科学领域的实际运用有可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不能够”无条件的运用,而且在于那种“应该无限扩张”的原始动机是可疑的。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们都深深地意识到科学的有限性,反对科学的“无限扩张”。爱因斯坦在对加州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中说:“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35]在1949年8月20日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酷爱正义,并竭尽全力为改善人类境况而奋斗,但这些同我对科学的兴趣是互不相干的。”[36] 1931年10月19日祝贺大法官布兰代斯的信说:“人类真正的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赖于像布兰代斯这样的人的良知良能。”[37] 1937年9月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38]
无限扩张的动机实际上是一种无根据的动机,是虚无主义的意志。怀特海说得好,“科学从来不为自己的信念找根据,或解释自身的意义”[39],它的根据和意义必得从更一般的人类思想中找寻。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的一个必然产物,而是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伟大的科学家们都不是科学主义者,他们深知科学的限度。
我已经指出了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的种种缺陷,但我还是赞成弘扬科学精神的提法,因为还有第二种思路。
第二种思路是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思路。这里弘扬的不是与人文相对立的意义上、更具优越性的科学的方法,而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讨论过的“自由”精神。它与第一种思路的效用的精神、权力意志的精神、科学至上的精神相对立。在中国,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充分意识到了,科学的“精神”之高出具体“科学”的地方就在于“追求真理”。竺可桢说:“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40]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桢概括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不计利害”对于一个崇尚实用理性的民族来说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这正是我们缺乏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因。“不计利害”包含着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包含着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包含着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自由的精神。弘扬科学精神,首先是弘扬自由的精神。
为什么要弘扬科学精神?因为在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自由的精神反而面临着威胁和危险。“算计利害”而非“不计利害”成了压倒性的时代精神,令自由的心灵感到窒息,这是90年代的有识之士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真正动机。弘扬科学精神轻而易举地走上了第一种思路,更表明“不计利害、但求是非”的自由精神已处在遗忘的边缘。
[1] 参见C. 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
[2] 拙著“技术与人文”,《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3] 《雅典之夜》(Attic Nights)13.17.1,转引自D. Goicoechea, eds., 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rometheus Books,1991, p.42
[4] 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5] 类似的学问由于服务于不同的人性理想,在西方为“科学”,在中国则为“礼”。以关于天象的学问为例,希腊人发展出了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中国人则发展出了以占星为主题的天学(astrology)。中国天学并非对天象本身而是对天象所象征的东西感兴趣,它的基本功能是为制定“礼”服务。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之论述。
[6] 近代以来很长时间,基础科学、理论科学还被称做自然哲学,比如牛顿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光之波动说的复兴者托马斯·杨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讲义》(1807),拉马克的进化论的代表作是《动物哲学》(1809)。
[7] 参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8] 参见博伊德《西方教育史》,任宝祥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9] 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19页。
[10]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页。
[11] 同上,第12页。
[12] 德国人J. T. Miethammer于1808年在辩论古典文化的重要性时第一次使用这个词,1859年,George Voigt在《古典文化的复兴或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Antiquity or The First Century of Humanism)一书中,将这个词用于文艺复兴。参见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94-95。
[13] 按照克利斯特勒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姚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说法,studia humanitatis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罗马作家的古老用词,而humanista可以追溯到15世纪后期,16世纪开始通用。(第182-183页)
[14] 参见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27页。
[15] 转引自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27
[16] 《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卷第327页。
[17] 宋祖良在其《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把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译成《论人类中心主义的信》。
[18]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2页。
[19] 参见拙文“技术与人文”
[20] 科恩:《牛顿革命》,颜锋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1] 培根:《新工具》第一卷第七十一节,许宝騤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49页。
[22] 库恩就曾提出物理学发展中的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的对立,参见《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23] 爱因斯坦:“自述”,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0-11页。
[24] 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的方法”,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14页。
[25] 参见科恩:《牛顿革命》,第168页。
[26] 《新工具》第一卷第三节
[27]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的大数学家大哲学家怀特海视为自己最终哲学观点的讲演正是《数学与善》。
[28] 参见拙著《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第八章,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9] 著名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er Koyre)的名著《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极好的描述了这场革命的实质。
[30] 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何纬译,原子能出版社1966年版,第48页、第50页。
[31] Ronald Barnett, The Idea of Higher Educati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65.
[32] 转引自汉伯里·布朗:《科学的智慧》,李醒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33] 这其实正是《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里关于“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定义:the principle that scientific methods can and should be applied in all fields of investigation。
[34] 拙著《追思自然》,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页。
[35]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3页。
[36] 杜卡斯编:《爱因斯坦谈人生》,高志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37] 《爱因斯坦谈人生》,第75页。
[38] 《爱因斯坦谈人生》,第61-62页。
[39]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6-17页。
[40] 竺可桢:《看风云舒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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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是指人类文化中的先进的、科学的、优秀的、健康的部分。广义讲,泛指文化;狭义讲,专指哲学,特别是美学范畴。“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贲(bì)”(六十四卦之一)卦,“文明以止,人文也。”指修饰。修饰出美,故曰“美在其中”。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技术与人文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人文学科首先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这样的人(性)被称为Humanitas,对这样的人的培养希腊时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学Pedagogics和Pedagogy一词来源于此)。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什么知识内容,还在其次。或者说,学习什么知识内容、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
如果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取决于“人的理念”,那么“人的理念”又如何规定和选取?一般来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看法很多,似乎具有某种相对性和多样性。是否基于不同的人文理念可以造成不同的人文学科呢?如果我们准备把人培养成听话合用的工具,培养成大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或者有专长和技艺的专家,那么也存在一个相应的人文学科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人文学科具有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关于理想人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在这里,多样性总是服务于统一性。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今天,人文学科总是能够相对的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人的理念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希腊人的“自由人”概念贯穿始终。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最后持守的东西。一切人的价值、尊严、理想、美德,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为自己”的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26)什么是自己呢?如何达到自己?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也许一切“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其物质组成属于这个古老的宇宙,其社会行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若是把人当作一件物进行分析,那就确实找不到什么独特的“自己”。要达到自己首先要具有一种悬搁的能力。自由正就是这样一种悬搁。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
向着“无”回归,便同时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与向着无回归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回事。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无的持守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无”本质,因为人确实没有本质。对无的持守也就是永远保持一种超越的姿态,不限定在任何既有的格局之中,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
向着无穷的可能性展开、向着过去和未来伸展,这正是时间性的根源。自由就是时间性。正像只有人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拥有时间,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历史。反之,人在也只有在他的历史性中持守着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学科的根本原因。
人没有自己的本质。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人的基本的悖论: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人文学科的目的就在于唤醒人们身上的这个最原始的本性,即回归“无”的本性。人的无本质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它没有固定的本质――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第二,它的本质的构成是一种向着“无”的,受着“无”的规定的构成,这里的“无”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
一方面是无固定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出现: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us)神话。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讲述了这个神话故事。大意是说,从前有一个时候只有神没有生物,神们用土和火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来塑造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赋与每一种生物种种特有的品质。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位神界兄弟负责分配事务,前者管分配,后者管检查。结果爱比米修斯给有些生物配上了强大的体力但没有给予敏捷,有些柔弱的生物则配给了敏捷。身体小的配上翅膀,身体庞大的则配上各种保护装置。
总之都是采用取长补短的办法,以防止每一种类陷入灭亡的境地。“艾比米修斯如此一一作了安排,可是由于他不够聪明,竟忘记自己已经把应当分配的性质全都给了野兽之类了――他走到人的面前,人还一点装备都没有呢,于是他就大感窘困了。正当他无法可施之际,普罗米修斯前来检查分配的情况,他见到别的动物全都配备适当,唯有人还是赤脚裸体,既没有窝巢,也没有防身的武器。轮到人从地下出世的规定时刻即将来到了;普罗米修斯不知道怎样施行援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冶炼技术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战争、农业和各种生产技术的女神)的制造技术,同时又偷了火(没有火是不能取得和使用这些技术的),送给了人。……这一来人就具备了维持生命的手段了。可是普罗米修斯据说就由于艾比米修斯的过失后来被控犯了盗窃罪。”(《普罗塔哥拉篇》320D-322A)[1]
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人不是那种靠先天禀承的“本质”特性而能够稳定生存下去的生物;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义举则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这样的思路对一切简单的反技术主义者是当头一棒:卢梭所谓的技术对于原始人性的背离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这样的原始人性只是一个抽象。理性也好,主体也好,时间也好,都只能从技术中找到根据。
如果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如果说技术就是人的(无)本质,那么,技术必然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空间,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自由。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代技术为着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的表现了技术的后一方面。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在技术为人挣得自己本质过程中,第一步是为人建立了一个“家”,一个天然的“处所”。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个“处所”、“居所”是城市、村庄、墓地、房舍。但从哲学上讲,这个“处所”首先是语言。海德格尔因而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否是人通过技术挣得的?如何挣得的?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人类学的证据。因为这里所谓的技术并不能归结为考古中发掘出来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工具、器皿可以看成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人类的集体劳动,有预见性的有规模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但技术不能归结为它们。事实上正好相反,它们被称为技术的东西,是因为技术已经以某种方式先行驻留。这种方式就是语言。在类人猿的集体捕食成为人类的劳动生产之前,在动物的代具成为人的工具之前,语言已经先行在发生作用。正是语言使劳动成为人的劳动,使工具成为人的工具。因此,语言应该正确的看成是技术的原初形态。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汇聚”。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最基本的名词都指的不只是一个特定的东西,“桌子”一词指的并不是某一个桌子,而是所有的桌子。在“桌子”这个词里,汇聚了所有的桌子。命名并不能简单地解释成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的符号,因为是否对应,用什么符号来对应,都是问题。相反,命名应该恰当的理解成为某一类物的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开场”,因为有了这个公开场,所有这类物突现出来成其所是,并共同分有这个名字。所以,语言的功能不是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相符合的符号,而是展开一个物以类聚、物成其是的“场所”,从而物分有这个名字。因此,命名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创造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壮举。命名即是开辟一片天地,让那些被命名的物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家,因为一切存在者都必定“住”(驻留)在语言之屋里。
被今人理解成“理性”的希腊词logos本作“说话”解,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本应该理解成“人是说话的动物”,但什么又是“说话”呢?其实,logos更原始的含义是“采聚”、收集、汇聚。把事物收拢来,使其结成一体,这是使物成其所是的过程。古希腊人阿那里西米尼论世界的本原是“气”的时候,曾经留下了这样的残篇:“我们的灵魂是气,将我们结合起来并支配着我们”,这种结合的力量是灵魂的本质。Logos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灵魂”。这里,词源上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说话本来就是一个汇聚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说话首先是一种召唤,把被召唤者聚拢前来。
技术思想家芒福德正确的意识到,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语言的进化比武器和工具的进化更原始更具先导作用,一切工具的进化都以特定的语言进化为前提。工具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许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在人类出现之前做出了大量的工具意义上的技术发明。看看它们复杂的巢窝:海狸做的坝、蜜蜂几何状的蜂窝、城市般的蚁丘和白蚁窝,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但是人类首先是说话的动物,或者说是“听”得懂话从而能够说话的动物。听得懂话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相互展开又相互连结的领域,从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双手的活动就不只是“单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相互联结起来:它产生有意义的手势,它在舞蹈中表达强烈的感情,它抚摸爱人的身体,等等。从发生学角度看,手语以及身体语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语言,而最原始的技术都是身体方面的技术。最原始的语言与最原始的技术同一。
把语言只是理解成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与现代人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偏差直接相关。为着实现外在目的而起作用的工具,只是技术的一种堕落形态。工具性的语言也是本真语言的一种堕落,它是语言之召唤和汇聚能力的一种遗忘和丧失。
时间作为存在自身开显的领域,应该看成是技术的一个必然结果。时间性的出现要求未来对于现在的先行和过去向现在的驻留,也就是说,在现在中聚集着现在、过去与未来三种形态。差异是它们的先决条件,因此,德里达恰当的把时间性称之为相关差异(différance)。但是,在人的“无”本质中并不存在差异,是技术带来了这种相关差异。
人是有时间意识的动物,意思是说人是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死亡的“先行”或者向死而生是时间性的基本原则,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这种“先行”呢?一切技术都含有预测的因素,因而都预示着未来,是向未来的先行。前面说过,技术是把自由由潜在化成现实,技术也就是现实性本身。因而也可以说,技术是那种实现了的时间。
普罗米修斯的原则(先行)和爱比米修斯(遗忘)的原则共同构成了技术的原则,而技术的原则也是时间的原则。普罗米修斯所盗取的火种是一个“先行”的因素,它在一片无差异的“黑暗”之中引入了差异――在火光之下,“他物”渐次出现;光明带来希望,因为它开启了未来。但是普罗米修斯所盗得的火种如何保存?如果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知识的传播,因而也就没有对火这种最原初的开启者的维护。勿庸置疑的是,语言作为最原始的技术形态,包含着对过去和未来的揭示,以及对这种揭示的维持。
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原则也是技术的原则,这意味着技术在实现“开启”作用的同时也起遗忘作用。遗忘是时间性的一个内在因素。从语言到文字的技术进化,就曾被柏拉图敏锐的意识到是一种遗忘过程。在《斐德罗篇》中,他先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字的古代传说。传说埃及的塞乌司发明了文字,以此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聪明,但国王萨玛斯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文字只会使人们容易依赖外在的书写符号,而慢慢丢弃其内在的记忆力,所以反而使人们容易忘记。柏拉图发挥说,文字只提供死的图象,而丧失了活泼泼的生命,既不能对话,也易遭误解。(274C-275E)自从人类有了文字的历史,鲜活的历史就成了被遗忘的历史。
计算技术也是如此。计算从另一个方面构造了时间,并掌握了人们通常所具有的时间意识。我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把这种时间称为测度时间,其要害在于计算。但是计算带来的是遗忘。我们可以注意到,严格的说,钟表并不指示过去和未来,它永远只指示现在。它在描绘一个线性的数字系列时,悄悄地褪除了时间性,把时间还原成了一个非时间性的系列。当计时器械沿着计算的路线进一步前行的时候,所得到的是只是某种“遗忘”的时间。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把时间说成是对永恒的一种摹仿,而且是以数的方式进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时间规定成运动的数目。他们都强调了时间的数的方面,计算的方面,从而把“遗忘”的动机深深的注进了西方思想的血脉之中。
按照上面的分析,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技术与人文(人之本质)根本就是一回事:技术构成了人文学科的诸核心学科如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哲学基础。然而,我们也表明,作为人文之哲学基础的技术是两面的:一面是时间性的实现,一面是对时间的遗忘;一面是人的潜能的自我实现,一面是人性的自我毁灭。今天我们使用技术一词,更多的指的技术的后一方面,它的计算、预测和控制的方面。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一个片面发展了的计算型的工具系统,因而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技术与人文的对立。事实上,技术的更早的形态是技艺(technics),而技艺又被认为合乎人文法度。技术与人文的这种双重关系,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很好的表述。
通常认为庄子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其著名的反技术主义篇章是《庄子·天地篇》:“子贡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跌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为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与这里对“投机取巧”的不屑相反的是,庄子十分推崇庖丁解牛一类的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认为它们“游刃有余”、“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道之会”。他在《天地篇》里还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与道可以相通,这对于今天陷于技术与人文对立之泥坑的现代技术而言,是一个得救的福音。为了达成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沟通,我们需要回溯技术的技艺的层面,打破现代社会所赋与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局面。
匠人和匠心今天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现代技术的恶名也殃及了传统的技艺。高超的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在这种有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技术并没有片面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他们所生产的技术产品勿宁说是附产品,而他们的工艺活动成了他们的存在方式,在制作过程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因此,古代的许多工匠、艺人,其所操持的手艺并非单单为养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
“文化”一词印证了技艺与人文的同一性。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耕作(colore),是原始的农业技术;而在中文中,“文”来自“纹”,是“装饰”,“文”又通“艺”,艺则本来指农事稼穑之技。可见,技术在原始意义上是与文化、艺术同一的。它们都起“揭示”作用,一方面把世界带出来,一方面把人带出来。技术正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
下面要进入对现代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分析。与传统技术(technics, craft)相比,现代技术(technology)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现在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e)和商业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起来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现代技术支配着今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今天的技术与人文话题,也更多的是从现代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方面切入的。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现代技术对人文都有哪些背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离?技术时代人的自我拯救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现代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征,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术从根本上是成就和实现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但是,技术在成就自由的同时又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这个两面性是基本的,因而维持这种基本的张力也是技术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匠心即是对这种基本张力的维持。但是现代技术打破了这种基本的张力,片面的放大了“成就”的方面,而掩盖了对自由的“威胁”这一方面。
“成就”的片面放大集中体现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概念里蕴涵着新的“目的”概念,新的“工具”概念,新的“时间”概念,理性和计算从此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构成原则。
目的因在希腊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于处处充满着生命的希腊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也是变化的动因,因为目的以一种榜样的力量,唤发事物内部的动力。事物朝着目的的运动和变化,是一种自然的事情。种子总要长成植物,一棵树的种子目的是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不可“拔苗助长”,因为其生长的速度都有着内在的根据。但是,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里所蕴涵的“目的”不是内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标。内在的目的肯定可以达到,而且应该达到,但必定是在自身规定的时间内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达到。外在的目的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而且达到目的的方式并无一定之规,因此才会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说法。目的成了目标,外在性的目标只是人类“权力意志”的一种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确定的。重要的是目标的“实现”,也即权力意志的实现,而非目标本身。而“实现”要求一种单纯的手段,于是出现了对纯粹手段的偏好。
对手段和工具的重视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等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而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些关于“道”的格言。对器的重视甚至片面强调,来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随着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隐,“手段”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因此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对“方法”的崇拜和颂扬[2]。技术时代的人们特别渴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掌握了这种方法,就保证了“效率”。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方法”。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挥它的“带出”和“去蔽”作用。今天“器”脱离“道”的单纯的、独立的片面发展,事实上使得“技术”那种原初的创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丧失。传统上,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方案被制定出来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本身是受制于方案和目的的。今天,由于找到了一般方法,人们便不再有提出新鲜目标的能力。所以,现代技术造就了工人以及全体消费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标准化作业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全都千篇一律的傻瓜化操作。
对普遍方法论的追求、技术的工具化,与自然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相辅相成,计算成为对世界进行筹划的主要方式。数学化的基本原则是把质的特异性、多样性还原成量的普遍性和纯一性,一切经过数学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学化的东西则被排除在认识的可能性范围之外。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单纯而片面的世界,但有利于实现那种普遍的“控制”和“预测”。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整体上坠落为普遍合用的工具,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所包含着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技术被广泛的认同为“中性的”工具,据说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什么人使用,如何使用。技术成了人类实现其“权力意志”的驯服的工具。
与技术的工具化相适应的是,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交流的工具。现代人将语言与它的思想内容剥离开来,把语言降格为一种单纯的传递思想内容的工具,而思想据说也可以最终还原成信息,因此,语言不过是信息传递、转换、加工的工具。今天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就是以语言的工具化为前提的。专家们想把语言的内容与其形式剥离开来,发展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并最终把一切语言还原为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这里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语言与人性的最根本的关联之处:语言不是用来传递什么的单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构造实在的能力,是意义的来源。如果说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那么“为什么要传递信息、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工具”的问题也得由语言本身来说明和解释。语言和语言的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语言框定,语言总是能够逃脱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结构本身不是自主的。语言的计算机化之所以停滞不前,问题就在这里。
语言的工具化是技术与人文相分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个同样突出的表现是时间的钟表化。效率的规定性首先来自时间的可计量化:一切效率均可以定义成单位时间的最大利用,而“时间单位”必须事先被规定出来。计时是技术,而且是最原始的技术,但这种最原始的技术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日出月落、斗转星移是时间的计量尺度,沧海桑田是时间的尺度,花开花落、万物的生长盛衰,也是时间的尺度,对于农民而言,母猪下崽,稻子结穗,也都是时间的尺度。前现代时期,正像文化保持多样性一样,时间的尺度也保持其多样性。然而,时间的钟表化使得时间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计量体系,时间开始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
“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3]时间的钟表化是现代技术的核心因素,曼福德一语道破天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4]钟表是一切机器之母,而借助钟表,现代技术得以全方位的占据着统治地位。在钟表的指挥下,现代人疲于奔命,受制于技术的律令。技术的异化通过时间的暴政表现出来。
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权力意志表面看来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堕落。自由意志(free will)变成了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这正是技术时代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真相。今天的权力不是由恐惧和威胁来维持,而是由理性和逻辑来支撑着。理性和逻辑是一张无缝之网,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瓮中。海德格尔称这样的瓮为“座架”(Gestell, enframing)。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把一切都归入了一个无“差异”之中,从而使现代技术彻底成为一种“非技术”的东西,原始技术那种保持“差异”于“缝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丧失。
技术、语言和时间在现代遭遇着同一命运。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技术与人文(自由)处在一种原始的矛盾之中:既成就它又毁灭它。任何一个已经实现了的自由,或者成为实现新的自由的条件,或者成为扼制新的自由的条件。今天,现代技术开始对人的自由构成全面的威胁,通过发展和改进现代技术本身,并不能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相反,反对一切技术也是一种幻想,因为的人的(无)本质正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
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温原始技术,回忆我们作为人的所是(存在)。这里不仅包括对工匠手艺、艺术家的作品的重温,也包括对语言和时间的重温。20世纪的哲学相继把思想的焦点会聚在“时间”和“语言”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为技术时代的救赎准备条件。也许通过语言的运用,通过对“天时地利”的领悟,通过生活技术的恢复,人们可以从现代技术的魔力下解放出来。
[1] 译文引自戴子钦译《柏拉图对话七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0页。
[2] 我在《现代化之忧思》(三联书店1999年版)中把方法称为“技术时代的旗帜”,参见该书第116页。
[3] 《现代化之忧思》第128页。
[4]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34,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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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是专门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研究政治行为的理论和考察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政府、政党、集团或个人在国家事务方面的活动以及治理国家施行的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文学与政治关系论述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大都认为文道与政道通,把文学当作政教工具,上层以文学进行教化,下层以文学干政、“美刺”,视文学为政治的附庸。
关键词:先秦汉魏六朝文论 文学 政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一个敏感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不仅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会对现实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就来梳理一下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内容,看古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古人认为文道与政道通。《荀子?乐论》载:“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认为“文章匿而采”是“乱世之征”,认为文章是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所以通过文章便可反观现实政治的治乱。《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认为乐可通过心的中介与现实政治建立对应关系,考察乐的不同风格即可得知政治的治乱兴衰,这便是儒家的审音知政说。
古人还认为文学对政治可产生巨大影响并主张用文学来为政治服务。
古人重政教,往往把文学当作政治教化的工具。传说中就有“献诗”活动:“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到了后代,这种制度又被描述为“采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汉书?艺文志》)“献诗”、“采诗”是直接为现行政治服务的。
《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读书不仅可以给统治者施政以借鉴,还被他们用来教化子弟,为自己培养接班人。为什么能用文学来进行教化呢?《荀子?乐论》给出了答案:“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统治者利用乐能感人心的特点“教平民好恶”,“善民心”,通过乐对心灵的陶冶来节制人的感情,规范人的思想行为。在这一点上,乐和礼、刑、政一样,都是进行教化、维护统治的工具。
裴子野《雕虫论》:“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劝美惩恶”是为政者所需要的,也是政教的内容之一,是王化之所本。在萧统的眼里,连陶渊明的诗都可以有助于教化:“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萧统《陶渊明集序》)
除了教化之外,统治阶级也需要用文学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王充《论衡?须颂》:“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文学的宣传功能对政治的巨大促进作用,政治对文学有极大的依赖性。帝王德业的彰显,有待于文学之士的“润色鸿业”。
教化主要是从君、从在位者的角度来说的。其实,这种认识也影响臣下甚至普通民众。臣下或普通民众也想通过文学来“干政”,来影响政治。这主要就是“刺”,即以文学(主要是诗)对统治者、对上层进行讽刺,进行劝诫。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家父作诵”是为了述说王身边的小人及王的罪过,以化其心,最终达到“畜万邦”的政治目的。《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怨”,按照《论语集解》所引孔安国注,认为“怨”即“怨刺上政”,即批评不良政治,孔子主张学诗贵在应用,“怨刺上政”即其应用之一。用于干预政治,这也是“事君”的一种形式。
荀子就曾高呼:“天下不治,请陈诡诗”(《荀子?赋》),即主张写讽刺诗。《毛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在这里,诗在上下之间起着微妙的协调作用,一方面,上层以诗风化下民,另一方面,下民以诗刺谏上层,上下之间互动得很自然和谐,这当然是一种很理想化的状态。
下层干政还有另一个方面:“美”。“美”即下层为了迎合统治阶级,迎合上层而自觉用文学(主要是诗)来歌功颂德,对统治者进行褒美。“……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郑玄《诗谱序》)。
当然,在他们看来,“刺”的重要性远远胜过“美”。
古人也有认为文学对政治可能产生消极影响,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法、墨两家。
《墨子?非乐上》:“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认为儒家大力提倡音乐,这助长了贵族奢侈享乐的生活。他斥责统治阶级欣赏音乐就是“巧夺民衣食之财”,认为音乐“不中圣王之事,不中万民之利”。
《商君书?勒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商鞅反复申说《诗》《书》之害,礼乐、《诗》《书》被列为六风之首,为富国强兵必须首先去除。先秦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鼓吹加强王权,奖励耕战,因而对儒家经典文献及学说一一加以排斥。虽然这样,但出于政治需要还是主张思想文化方面的专政。《商君书?勒令》:“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法去法,以言去言。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他强调“以言去言”,即主张用以歌颂耕战政策为内容的文艺去代替儒家的诗书礼乐。
作为法家思想集大成的韩非强烈抨击“儒以文乱法”,“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韩非子五蠹》)他主张“言行者,以功用为之得毂”(《韩非子?问辩》)其“功用”当然是有利于其思想的推行,有利于其制度的实施,同样的,他还是主张文艺为现行政治服务。由此可见,无论是墨家还是法家,他们所反对的都只是儒家具体的文艺主张,而对于文艺本身并不反对。他们也主张用文艺来为自己的政治制度服务,也还是政教功用主义文艺观。
执虞《文章流别论》批评汉赋“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 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认为文辞过于夸张、虚美会有害于政教。
《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认为“变风”、“变雅”的出现乃是由于社会变化、政治变迁的原因。
执虞《文章流别论》:“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着,嘉美终而诔集。”论述颂、铭、诔等文体出现的原因,认为那都是随帝王功业的兴起而兴起,随其功业的结束而结束。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较为系统地论述政治社会对文学的影响,得出结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古人还注意到政治人物的提倡对文学的直接影响。郑玄《诗谱序》:“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班固《两都赋序》:“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於郊庙。”统治阶级重视、提倡文艺,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综上所述,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有关政治与文学关系论都是以政治为本位视文学为其附庸,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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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问题自产生以来备受西方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那么美国的女权主义又是怎么样的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美国的女权主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一部电影能够反映一种心声,女权主义题材影片就是其中一种,它像一匹黑马杀入美国电影中。本文就从“女权主义”的出现入手,从影片分析的角度来阐述不同题材影片所具有的核心内涵,以当代美国电影为研究对象,结合具体的作品探讨美国电影中所折射出的女权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成因。希望通过分析电影中表现出的多种角色形象,反思得出,在整个由男性主导的电影系统中,作为主体的女人也不再缺席。
[关键词]美国电影;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意识;女性形象
看过美国电影《末路狂花》的观众,肯定无法忘怀当家庭主妇塞尔玛和酒吧女招待露易丝在墨西哥大峡谷被大批警察围攻时,二人宁死不屈抗然拒捕,开车冲下万丈深谷的那一幕。她们死得是如此潇洒自如,就像飞翔的鸟儿,仿佛她们是要去往天堂。
一、影片中“女权主义”的出现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女性作为社会的主体,恐怕只是在那短暂的母系氏族了。除此之外,女性都是作为男性的主体依附罢了。从亚当与夏娃的浪漫开始,女性似乎就处于弱势地位。几千年来,从未真正、彻底的改变过。但这一切在影像世界里却得以实现。从80年代开始至今,电影世界可以说是一个绚丽多姿的世界,一个多极化的众声喧嚣的时代。该时期的美国影片中,娱乐片仍是独占鳌头,但变化却已发生。影像世界已悄然开始突破戏剧化的窠臼模式,向现实主义转型。不同题材、不同敏感程度的社会话题,在影片中都已开始陆续被提及。涉及的内容繁杂,形成了多元化格局,其中“女权主义”题材就是其中涉猎的一部分。“女权主义”一词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文艺理论界掀起的一股学说思潮。这股思潮的掀起,是在性别文化中碰撞产生的,受此影响,电影、喜剧等领域也都纷纷刮起了不同程度的“女权风”。提到女权,我们就要提到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想到她的经典之作《第二性》,也想到了她是作为倡导女权运动的先驱人物。在波伏娃笔下,女权主义可以说是在内心深处的一次“反叛”运动,它是蓄积在大量“男性压迫”背景下产生的,在西方“礼仪”社会中,歧视女性的现象也没能被掩盖住。女性为了自己的权益,试图通过女权运动来改善。然而这一切就如同浮云掠过上空,并没有真正地对她们产生过什么助益。因此,在电影界为了弥补了这样一种缺憾,出现了这样一批作品,它们大多是由女性导演拍摄,或女性作为剧本编剧,当然也不乏男性,只不过占少数而已。这些女性导演或编剧用她们独有的女性眼光、女性体验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发起冲击,她们将向来被视为客体的女性角色转变为主体角色的书写模式,用女性的情感触角挖掘出女性真正的社会价值、自我价值,它是在性别表象下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二、“女性”一词的建构
何为女性?在一本同名书籍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托莉・莫娃著)书中的女性理论中包含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在《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娃著)这本书中我们或许也可以得到启示。书中从生物学、心理学、宗教等诸多方面对女性进行分析,得出了一个明确的充满女性主义的观点:“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的,是被变成女人的。”从生理到心理,她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这是抛却“社会化角色”的客观主义的探讨。但在男权社会中,人们对于性别的词汇建构是带有主见特性的。女性往往被标注为温柔、软弱、非理性等气质。这是一种规范化,是社会所建构出来的“女性”一词。是几千年来占据强势男性地位的一种强权显现。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一句著名的话:“你到女人那里去吗?不要忘了带着你的鞭子!”这是对女人何等的蔑视。这是由来已久的症结所在,是传统意识形态对于女性的整体忽略。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体,她有她自己的需求,有她自己的价值和生命意义。正如女性主义论者莫莉・海斯柯回答弗洛伊德“女人要什么”的提问一样,“女人要的只不过是要有和男性一样多元丰富的选择罢了”。
三、美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一)强悍的反抗
美国电影中女权主义标签标注得最为鲜明的就是1991年上映的《末路狂花》了。这部电影以女性自身为出发点,反传统地以强势姿态出现在屏幕上。女主人公们试图通过自身的奋斗来改变在这个社会上的认同,想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找回那个本应属于女性的快乐的自我,没有想到的是却被逼迫着走向了逃亡之路。在这条路上,女性开始蔑视男性,男性开始惧怕女性。
女性主义学者安奈特・孔指出:“在电影中,女性通常被社会结构成男性主导世界的‘他者’或‘圈外人’。女人无法说自己的故事,因为影像是被男性控制。”“在这里,女性是被作为性客体的,唯有美貌和性吸引力才有价值。她们的功能着重在支持男性。”尽管在不同年代的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影片中,女主人公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不论是性格还是形象,但她们已经摆脱了作为客体的“依附性”。她们是作为主体出现的,像其他男性角色一样,有了自己的判断,有了自己的抉择,塑造出了极具女权主义的银幕形象,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女性对于自己获得平等与解放所作出的努力。
在影片《末路狂花》中,女主角强悍、肆意,对挑逗她们,企图对她们无礼、猥亵的一群男人作出终结的审判。将两个原本善良温和的女人,一步步推向杀人的游戏中,她们在杀人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自由,感受到了快乐。影片一经推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影片中塞尔玛和露易丝在逃亡过程中所散发出来的“野性”,召唤出了人们对于女权的再次推崇,表现出了女性对于自身权利的一种维护心理。
(二)隐忍的反抗
1985年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紫色》和2002年史蒂芬・戴德利导演的《时时刻刻》,剧中的女主角都是“温柔的”,她们面对不公的生活境遇,没有像《末路狂花》中的塞尔玛和露易丝一样,直接用自己的行动对男性进行抗议,用无法回头的杀戮行为对男权社会进行报复。相比之下她们是“平静的”。她们似乎接受了或安于在这样的生活中了,只是在内心深处怀有抗争的情绪和向往自由的愿望。她们在痛苦的环境中沮丧,甚至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无望的生活而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她们没能去主动地抓住生活,却依然向往着自在的生活,这是支撑她们生存的原因。她们也在伤痛中醒悟到,女人的自我觉醒才是重生的开始,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要和男人一样有同等的自由和权利。 (三)“梦想”的回归
女权的本质并非要和男权去进行两败俱伤的碰撞,在某种程度而言,她们更渴望女性“梦想”的回归。正如凯瑟琳・哈德威克导演的《暮光之城》一样,里边细腻、柔美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女主角贝拉和金发帅哥爱德华之间。这样缠绵悱恻的爱情是多数女性的梦想,通过爱情这条主线,我们感受到了女主角贝拉的成长,她由一个被动地等待救赎的小女孩儿,成长为为自己的命运而拼搏的主宰者。在这里,男女之“情”被导演推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爱情不再存有可疑的世俗偏见,爱情是温暖的,是让人奋不顾身的。在影片温情、细腻的叙事中,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原来在为颠覆男权的成长经历中,女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主动者去追寻那份值得自己主动的美好。在这里,无所谓主客体,只在乎享受爱情所带来的深刻体验。
四、女权下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从根本上说,所谓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她所追求的是个体尊严的体现程度。追寻的是两性统治结构中的平等性,不论是在肉体上(性欲),还是在精神上。女权运动的开始,社会的转变,已经让女性开始学会了从隐性的男权压迫中挣脱,并开始尝试自主作出选择。研究女性的作家们将以一个女性的视角对女性作品重新审视,并做出全新的解读。将原本根固在男权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彻底改变,摒除女性一贯的温柔、软弱、贞洁的标签形象,揭穿这类对女性形象的歧视与扭曲。
(一)自在的存在
美学家萨特认为,人的存在在于自由。自由在人的本体论上具有深刻的含义。当然电影艺术也是如此,电影中的女权主义之所以会吸引我们的关注,首先在于它通过影音画面本身的形式,能引起我们内心深处的触动。因此,女权主义的影片导演总是在重点强调女性影像的“美感”,这里的美感并一定是外在的感官上的舒适,而是作用在心灵上的美不胜收。波伏娃的主张在女性主义大阵营中属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理性、公正、机会均等和选择的自由。如由杰拉德・达米亚诺导演的《深喉》,影片在1972年上映。正值西方性解放运动的鼎盛时期,而这部情色影片,完全迎合了“性解放”的主题。它以“性”作为主题和依托点,以这样的角度来对女性进行心理、情感的探讨。通过性爱的表现,对男权文化和社会状态进行反思。在片中,女主人公为了迎合自己的需求,主动地选择了护士这门行业。在性爱的行为中主动地出击,1973年,《纽约时报》发表报道,将之称为“色情风潮”。这股风潮所带来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也让剧作家兼导演杰拉德・达米亚诺声名远扬,名留影史。
(二)追寻自我
在影片中,不论是《本能》中的凯瑟琳举起冰锥进行杀戮,还是《末路狂花》中的塞尔玛和露易丝开枪射杀那些丑恶的男人,这些镜头下的女人不论出自何因,画面总是暴力的。但这种暴力是可谅解的,是带有人性化的。凯瑟琳最后因为爱,放下了手上的冰锥。塞尔玛和露易丝为了防止“被伤害”才展开了有来由的杀戮。影片中的她们是暴力的,却还是弱势的。她们为了追寻那个自我而战。敢于和命运相抗争。没有哪个女人是天生凶悍的,也没有哪个女人甘为“奴役者”。当一个女人甘心为一个男人所付出,并成为附属品的时候,根源应该是出自爱,而不是被某种力量所“逼迫”。女人要追寻自我,而不是主体的迷失,男女间的区别应是“先天的”,而不是“后天的”。所以说,女人要珍惜自我,追寻自我,使自己变为一个“强者”。
(三)独立的力量
女性的独立在于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权利。女性不应该只是男性的依附体,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在历史环境下,女性的独立被男权社会所压制。如《末路狂花》中的塞尔玛和露易丝,她们是在传统意识中解放出来的两位女性,她们用她们灿烂的笑容、真诚的人生态度,结束了这场革命性的旅程。她们超越了世俗,超越了男性,她们为了内在的自尊性,为了真正的解放,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选择了独立地去战斗。虽然在影片中,塞尔玛和露易丝最终未能逃脱失败和面临死亡的厄运,但她们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反抗,她们在寻找自我,独立自我。她们作为女性,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典范。她们都为自己作出了选择,也勇敢地承担起了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她们真正平等地与男人“交接”过,却不会再让自己沉沦为男性的“奴隶”。
五、结语
作为一个存在多元文化的国家,美国的男女平等意识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还是较好的。女权意识在美国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解放。应该说,在美国的电影发展中,女权主义作品还是比较多的,尽管有些并非以鲜明的旗帜性而存在,却是已经渗透着对女性地位、女性自我、女性自在及两性关系方面的思考。即便是情色片之中,也不乏对女性觉醒意识的流露。
总之,美国电影构建了一种多样化表现的女性意识形态,它既有“强悍的女人”,也有“隐忍的女人,还有男女对等成长的存在。这些影片,都在用影像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宣告女性主义的立场,是努力实现对女性自我的超越与升华的影片,是与男性共享权利与责任的最好诠释。
[参考文献]
[1] 南野.影视作品解读[M].北京:金盾出版社,2007.
[2] [美]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3] 应宇力.女性电影史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 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
[5] 娄新艺.女性电影的美学代表――谈简・坎皮恩的影片[J].前沿,2012(22).
摘要 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借鉴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的方法,从自然和女性的角度来研究文学领域中自然与女性的关系。在美国文学中,薇拉・凯瑟的边疆小说反映了自然与女性的和谐关系;托尼・莫里森的黑人小说反映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精神污染;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歌则体现了现代社会生态环境的破坏对女性健康的影响。这些女性文学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生态女权思想的基本特点,旨在证明只有把妇女与自然从被动、从属的地位解救出来,才能使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建立平等和谐的关系。
关键词:生态女权主义 美国文学 薇拉・凯瑟 托尼・莫里森 西尔维娅・普拉斯
生态女权主义这个名称首先出现于法国作家弗朗西娃・德奥博纳(Francoised Eaubonne)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e la Mort》,1974)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Ecologie Feminisme:Revolution ou Mutation》,1978)。弗朗西娃因此被视为西方生态女权主义观点的重要先驱。但是生态女权主义的主要运动及主要批评思想的形成却是在美国。早在1962年,美国生态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生物学家雷切尔・卡尔逊(Rachel Carlson)女士就以作品《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此后,生态女权主义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它的宗旨在于提示在人类思想领域和社会结构中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把反对压迫、妇女解放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当作自己奋斗目标。美国生态女权主义具有下列基本观点和特征:第一,美国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第二,美国生态女权主义者们普遍认为,人类对于自然的侵略等同于男性对于女性肉体的侵略;第三,美国生态女权主义要求对西方现代科学进行反思和批判;第四,美国生态女权主义对现代工业和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第五,美国生态女权主义认为宇宙万物是没有什么等级制度的。生态女权思想在文学作品中主要表现在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托尼・莫里森、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作品中从不同的侧面突出了生态女权主义思想的基本特点。本文通过这三位女作家及其作品,探讨了美国女性文学中的生态思想和环境意识。
一 自然与女性的和谐:薇拉・凯瑟边疆小说中的生态女权思想
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 ,1879-1947)以擅长描写西部拓荒者生活而著名,也是美国最早的生态女权思想家之一。她的小说《啊,拓荒者》(1913)、《云雀之歌》(1915)和《我的安东尼亚》(1918)被称为“草原三部曲”。这三部作品均以内布拉斯加草原为背景,以女性拓荒者的生活为题材,反映了女性坚强独立的精神,探索了女性与自然的亲密关系,集中体现了薇拉・凯瑟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其作品中所致力于表现的女性与自然的他者地位、女性与自然的言说、女性、自然、艺术的关系,足可以使读者对薇拉・凯瑟的生态女权主义窥见一斑”。《啊,拓荒者》的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是凯瑟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拓荒者形象之一。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及困难的生活面前,亚历山德拉不退缩不妥协,以乐观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念最终帮助家人和邻居渡过了难关,并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起自己的农庄,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小说真实而生动地书写了女性的独特价值,其中的一些描写很好地体现了亚历山德拉与故土的亲密关系和深厚感情,也充分体现了她在征服自然后的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以前她从未意识到这里对她意味着什么,深草中昆虫的卿卿声就像甜美的音乐;千鸟们、野鹑们和其它一些小东西在阳光下低吟轻唱,她觉得自己的心和它们留在了草地的某一处。狭长起伏的山脊下,她看到未来在骚动着。”自己的命运和土地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大自然赋予了女性以力量,而女性又通过征服自然而回馈自然。“这土地起伏着,就像亚历山德拉的身体,迎向阳光。”此时的亚历山德拉已经与自然融为一体,女性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就不言而喻。凯特・苏博(Kate Soper)在《自然化的女人和女性化的自然》中将自然与女性联系起来,认为女性更接近大自然。海伦娜・西苏也认为女性更接近自然,与自然有一种亲和力。在男性中心文化中,女性与自然都被看作“他者”。在《啊,拓荒者》中,女主人公从弱小到强大的个人成长与自然从贫瘠到富饶的变化是休戚相关的。喻示着女性与自然开始摆脱“边缘”“他者”的地位,打破了“人――自然”、“男――女”的二元对立模式,表达了作者欲使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向着更加和谐、更加理想化的关系发展的美好愿望。
二 父权制社会女性的精神污染:托尼・莫里森黑人小说中的生态女权思想
托尼・莫里森是当代美国文坛最重要的黑人女作家之一,代表作有《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宠儿》等。她于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裔美国作家。莫里森的作品始终以表现黑人的历史和命运为主题,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黑人女性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人们为处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妇女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作为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以其独特的视角探索了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在自然描写中蕴含着深刻的精神内涵:“……黑奴吊在世界上最美丽的梧桐树上。她只记得喃喃细语的梧桐,却怎么也想不起那些黑奴,这使她感到羞愧。她努力去回忆人,但每当孩子们刚要露脸时,就被梧桐的沙沙声赶跑了。”(《宠儿》)在小说中,原本美丽的梧桐却成了凶残的刽子手,自然则象征着死亡。而另一方面,莫里森在作品中又把自然描写成黑人快乐的源泉。在她的笔下,荒野、河流、花草、树木、雨水、雷电等自然现象大多具有象征意义,大自然给人们带来了无比的愉悦,成为了人们心灵的依托。如在《秀拉》中有这样的环境描写:
“Then summer came.A summer limp with the weight of blossomed things. Heavy sunflowers weeping over fences;iris is curling and browning at the edges far away from their purple hearts…”
这段具有诗歌韵律和抒情性质的语言生动地反映出了大自然勃勃的生机和人们平和安宁的心境。莫里森作品对自然生态的细腻的刻画实际上反映出她对于黑人女性精神生态的深切关注。在夹缝中挣扎的黑人妇女,在强大的父权制文化和白人文化面前表现出无助和无奈。黑人传统及母性本能在强势文化的压迫下已被异化。“莫里森小说中‘被物化、被统治、被操纵’的美国黑人女性这一边缘体在面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甚至阶级压迫的‘多重危险’中,其精神被污染的程度是最严重的。”如《最蓝的眼睛》中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母亲;《宠儿》中亲手割断自己两岁女儿喉管的赛丝,她们身上的母性都被扭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她们的行为实际上反映出了作为父权制社会牺牲品的黑人女性的精神危机。美好的自然与善良的人性一旦遭到破坏,受到扭曲,势必会呈现出狰狞的面目,对社会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可估量的。
三 生态环境的破坏与女性的健康:西尔维娅・普拉斯诗歌中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
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和生态环境保护活动家雷切尔・卡尔逊于1962年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提出了滥用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给自然生态和人类健康带来的灾难性后果。1963年初,美国当代著名的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发表了《榆树》、《侦探》、《高烧103度》等著名诗作。普拉斯的这些诗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卡尔逊及其《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创作于1962年的《侦探》涉及生态环境问题。诗歌的叙述者是一名福尔摩斯式的侦探。他在调查一名女子被谋杀的过程中,发现案件和家用有毒化学物质有关。普拉斯在给她母亲的信中曾提到:“有相当比例的未出生的孩子已注定要遭到放射性尘埃和日益加重的污染效应的危害”。诗中的侦探描述了被害女子肉体所遭受的损伤,而这些损伤造成的后果与那些可能由辐射或化学毒害导致的后果极为相似。例如,诗中描述的女性受害者“乳汁开始是黄色的,/后来变成了蓝色而有甜味的水,/不停吮吸的双唇,却把两个孩子/喂养得瘦骨嶙峋”。
哺育生命的母亲的乳汁在受到辐射或化学毒害后变得不再有营养,反而在危害着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在《高烧103度》中,普拉斯流露出对精神与身体、宗教与性爱失落的痛苦:“如此且阴郁的烟雾/自己衍生出元素。它们不会上升,只是绕着地球流动/使年老和虚弱的人窒息……”叙述者告诉她的情人,“亲爱的,整个晚上/我都闪烁不定,暗,明,暗,明”;随后,她又问:“我的热度没有吓坏你吗?还有我的光”。在男权社会中,作为附属物的女性不得不依靠毁灭性的科技来取悦男性而生活。发着高烧、经历着婚变打击的诗人既沉溺于核辐射的噩梦中,又沉溺于神话式的宗教拯救的幻想中,她在死亡的世界中努力走向自我净化。
四 结语
薇拉・凯瑟、托尼・莫里森以及西尔维娅・普拉斯在作品中表现出了美国女作家的生态智慧与女权思想。她们以创作实践表明:妇女、自然和文学三者之间似乎有着天然的密切的联系:女性与自然同样具有哺育功能,自然是女性最亲密的朋友,生态的保护与女性的健康休戚相关。离开了女性,生态的平衡与保护就无从谈起。因此,具有大自然般丰富情感和妇女写作体验的女作家们为生态批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卓越的贡献。大多数环保主义者都认为,导致当代的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但是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导致种种生态灾难的深层原因应当是“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而非宽泛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借鉴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的方法,从自然和女性的角度来研究文学领域中自然与女性的关系,揭露文学作品所反映出的两种压迫的联系,并以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标准来关照文学中的道德伦理问题。妇女与自然同遭男权思想的奴役与压迫,只有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人―自然”、“男―女”的二元对立模式,消除性别偏见和歧视,把妇女与自然以及弱势群体从从属、被动的地位解救出来,才能使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建立平等共存、互相支撑的全新的和谐关系。
参考文献:
[1] 肖巍:《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景观》,《清华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2] 朱新福:《美国文学中的生态思想研究》,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 朱丽:《女性与自然的言说――从〈花园小屋〉中透视薇拉・ 凯瑟早期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4] Willa Cather.24Stories,Selec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harono’Brien[M]. New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87.
[5] 陈晓兰:《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6期。
[6] Toni Morrison.Beloved[M].New York:The Penguin Group,1987.
[7] Aurelia Schober Plath Ed.Letters Home[M].London:Faber and Faber,1975.
[8] Plath,Sylvia Ed.The Collected Poems[M].London:Faber and Faber,1981.
[9] 朱新福:《在寂静的春天里创作的普拉斯》,《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
[10] 罗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 周丽艳:《〈啊,拓荒者〉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摘要:美国作家赛珍珠一生关注父权制文化下的妇女命运,孜孜不倦地为女性群体著述、演讲。由于种种原因,她对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贡献被尘封已久,其《男与女》一书蕴含女权主义意识,应将《男与女》一书置于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去观照。
关键词:赛珍珠;《男与女》;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性别
赛珍珠一贯抵制别人给她的“女权主义者”的头衔,她也的确没有参加过任何妇女解放运动组织。但是,终其一生,无论是从她的实际行动,还是从她对妇女问题的书写与论述中,都不难看出其明显的女权主义意识。由于种种原因,赛珍珠对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贡献被尘封已久,尤其是凝聚了她对性别关系之思考的《男与女》一书更是少有人问津,即使是赛珍珠研究者也几乎把它遗忘了。本文结合赛珍珠本人的经历,着重分析《男与女》一书所蕴含的女权主义意识,并将其置于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去观照,从而证明赛珍珠之女权思想的前瞻性。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一位终生处于东西方文化边缘的精神放逐者,赛珍珠始终对父权制文化下的妇女命运保持敏感,她孜孜不倦地为女性群体著述、演讲。在为其带来声誉的中国题材作品中,她对中国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进行了客观揭示,对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与前途进行了探究和展望。1934年回美国定居之后,她便积极投身于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中。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赛珍珠通过多种形式为争取男女平等和妇女权利大声疾呼。她关心妇女在当代世界中的作用,分别于1938年8月和1939年7月在《哈泼斯》杂志发表了两篇著名论文——《美国的中世纪妇女》和《美国的火药式妇女》。即使是在战争年代,赛珍珠也从未停止过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她敏锐地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妇女解放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妇女问题专家。在1940年美国妇女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斗争一百周年纪念之际,她呼吁女同胞们为争取男女平等而不屈不挠地斗争,要为赢得同工同酬而战,为争取已婚妇女的工作权利而战,为那些职业女性和一切被性别压迫所害的女性而战。1923年即提出的《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又名《男女平权修正案》)在20世纪40年代初陷入了支持和反对的大范围论辩中。女权主义运动领袖阿尔玛·鲁兹以朋友身份恳请赛珍珠站出来说话,公开支持修正案。赛珍珠发表了声明,宣称平权修正案对于拓展妇女的机会不可或缺,并且是使一个民主制国家公民得以自尊自爱的基础。1940年2月,赛珍珠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妇女党第十次双年度会议,做了“妇女在民主中的位置”的重要讲话,斥责那些叫嚷妇女安居家中的美国人实际上成了家庭法西斯思想的工具。1941年1月,赛珍珠参加了一个由《纽约时报》召集的专题讨论会“妇女的下一步”,与会者包括罗斯福夫人、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和女权领袖卡雷·查普曼·凯特。赛珍珠态度鲜明地提出美国妇女没有平等,美国社会陷入了中世纪的性别泥沼,改变必须靠妇女自己争取。
1941年,赛珍珠对美国参战前夕的性别关系进行了透彻而冷静的分析,发表了论性别问题最长的宣言书——《男与女》(of Men and Women)。遗憾的是,这部书不仅在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运动中鲜有影响,在学术界也少有人问津,即使是赛珍珠研究者也几乎把它遗忘了。《男与女》由九篇论文组成。在《前言》中,赛珍珠申明了撰写该书的缘由:她曾长期生活在中国,回美国近七年间,她发现男女之间互相不满,生活缺乏乐趣。循着这个问题,赛珍珠对美国的性别压迫进行了深入思考,呼吁妇女应该获得平等和完整的自主权,这也是美国民主继续存在的关键所在。
赛珍珠指出,美国社会仍然抱着妇女只能守在家里的传统不放,就像当代妇女生活在中世纪一样。即使妇女外出工作,她们所能得到的也不过是一些男人们不屑一顾的辅助性工作,即使是受到良好教育的女子,也很难在自己选择的领域里实现自己的抱负。最为严重的是,那些习惯了从属地位的普通妇女也不愿意看见她们的同类冲破传统的束缚而取得成就。赛珍珠把美国妇女分成三类:一是科学界和艺术界那些天才女性,把自己的精力全部集中在职业上,所占百分比极小;二是满足现状的家庭主妇,把自己捆在家庭琐事上而乐此不疲;三是数量最大的一群,有多余时间、精力和才能又不知如何利用的“火药式妇女”。赛珍珠认为,火药式妇女需要被激励从而为美国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潜力。她清醒地意识到,父权制文化标准不仅具有一种强制性,而且还有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妇女会逐渐将它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因此,社会上只存在一种男人的价值标准。在本书的第六章《天使般的女人》(women as angels)中,赛珍珠剖析了那种故意把女人奉为道德楷模的虚伪,指出“天使”在政治生活和现实生活中都没有位置,而妇女需要的是在各个领域的争取成功抑或失败的平等机会。赛珍珠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产阶级的妇女一方面为自己的舒适和既得利益沾沾自喜,一方面又默许自己的渺小,让自己的灵魂在无所事事、斤斤计较、冷漠惰性中锈蚀。赛珍珠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分析与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伍尔夫曾将这种把男性标准内化为自身要求的妇女称作“房间里的天使”,由于经济上依赖男人,这些“天使”在生活和精神上向男人献媚,并且自觉地接受低人一等的观念,形成阻碍自身创造力也阻碍其他妇女创造的一种“反面的本能”。
时隔22年之后,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以纪实的手法对美国中产阶级妇女的生存状况作了剖析:她们受过教育,却被赶出工作地点,又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性别定义的粗暴对待,深陷于家庭角色之中而极度苦闷。与她们的生活现实极为不符的是社会上渲染的所谓“女性的奥秘”——“幸福家庭主妇”形象。这是病态社会的严重问题,教育家、商家和各种传媒推波助澜,使这种意识强化并且深入人心。遵从了“女性的奥秘”的女人完全丧失了自我,事业型的妇女则因此感到窘困不安,以为自己正在丧失女性特征。弗里丹敏锐地指出,由厨房、卧室、性、孩子、家组成的,使妇女感到心满意足的世界是妇女舒适的集中营,是对妇女最有效的压迫方式。妇女们有必要认定自己是独立的、积极的、与男人平等的人。《女性的奥秘》吹响了向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挑战的号角,启发了美国妇女对男权社会意识的强烈不满和质疑,开启了被称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运动。其实,在赛珍珠的《男与女》中,就已经可以听到这种反叛的足音了。1963年,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出版,赛珍珠曾被邀请为这本书撰写护封上的介绍,为其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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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它所带来的便捷。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计算机科学技术论文,供大家参考。
实际上,办公信息系统不管是在科学技术或是社会属性表现方面都与众不同,需要配合计算机操作系统,进行社会、经济、知识工程等专业内涵解析,并且在最近一段时期,办公信息系统开始向计算机科学制定更多挑战性课题方案,相应地令计算机科学技术开发人员始终不敢产生任何懈怠心理。
1办公信息系统内涵机理以及具体服务对象论述
所谓的办公信息系统,实质上就是利用电子会议进行信息传输的行为模式。涉及此类体系架构内部必备设备资源主要包括:计算机硬件与软件、文字处理媒介、印刷设备等,当中计算机终端被视为核心支撑引导单元。此类系统基本上长期围绕人类行为、计算机系统、通信技术学科等内容加以灵活穿插,并且作为一类人际交互式调节资源,其对于各类数据、软件等保留高度依赖特性,但是最终决定权始终维系在办公人员素质、技能层面之上。截止至今,其所调试的数据内容,已经开始透过以往单纯样式的文本,朝着语音、图像、视频等多媒体形态过渡延展,借助以往国际办公自动化主题研究会议结论对比论证,如今此类系统分析职务会在地理空间、人类行为科学和网络通讯等现代科学项目方面投入适当探究精力,相信至此过户,一类以综合业务管理和辅助决策水准提升为动机的人机交互式系统必将大展身手。需要注意的是,此类系统内部指导思想主导地位不可忽视,否则涉及一切硬件、软件维护和系统管理应用工作都将难以顺利开发延展。在探究此类系统具体服务管理对象期间,相关工作人员开始主动整理以往信息搜集、存储以及高效传输工作经验,发现以往创造的各类社会、经济效益,都不可脱离办公人员信息服务单元而独立扩展疏通。实质上,办公信息系统自从全面推广沿用过后,一时间使得各类办公机构以及内部业务流程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结果,尤其在内部人员技能和素质规范方面更提出前所未有的限定要求,相对地更是一场全新的就业机遇。归结来讲,此类系统架构具体服务对象,基本上包括一般性业务管理人员、技术操作主体、秘书和不同层级领导等,其中单位较高层级的领导始终承接内外战略化发展决策制定和公布职务,也就是说其核心注意力始终投射在宏观信息分析结构之上;而特定机构领导在内部战略决策上发挥着独特引领功效,其往往关心本机构的管理信息内容;一般性业务管理人员则是进行各自业务调节与管制;最终秘书与技术操作主体负责监管办公信息系统下层的事务操作环节。
2目前我国办公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技术控制应用状
况研究截止至今,我国大部分企业都已经在各自小局域网内部布置运行各类样式的办公信息自动化系统,并且内部主体程序始终沿用ASP(ActiveServerPage)与数据库技术交接而成。透过目前此类事务规划发展状况解析,相关技术人员决定配合WindowsXPServer+IIS(InternetInformationSystem)+ASP予以协调改造,确保有关网页查询、数据添加以及删除功能得以顺利实现。其基本操作理念就是借由后台数据库客户端进行服务器请求信息发送,之后利用服务器终端设备及时接收并精确处理各类用户请求,并将最终处理结果直接下载到客户端浏览器,最终客户、服务器终端交互操作流程也算告一段落。
1)网络信息传输途径改造层面我国社会已经全面步入计算机信息科技时代,不同事业发展期间对于信息资源系统化开发和多元化利用需求不断增大,尤其是在计算机、通讯技术细致交接背景下,使得处于分散空间的数据库集中化检索功能变得更加完善。透过国外相关实践操作经验观察解析,计算机网络提供的信息服务市场已经飞速发展,特别是利用HTML语言作为媒介的WWW技术广泛沿用过后,使得信息服务在国际化反应热潮处于急剧澎湃之势,并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会朝着多媒体模式方向过渡延展。相对地,我国在计算机技术专属应用研究起步时间不是很早,自从实现网络TCP/IP连接指标过后,有关全国范围内的计算机信息网络项目开始自由启动,当中包括北京地区的ChinaOnline,上海地区的公共信息网,以及广州的视聆通等,开始向社会基层大众提供各类信息精确查询、电子邮件快速发送与接收等多项业务。对于各类办公用户来讲,其只有保留计算机以及网络内外传输媒介,就可以透过入网手续办理享受当中特定服务功能。需要注意的是,经过长期实践调查,发现技术人员在进行ISP期间经常会出现以下突兀性问题:首先,服务中继线选取不够精细,经常会令办公人员登录期间浪费大量时间精力。其次,不同ISP单位在对应服务费和网络用量计费方式上都所有区分,需要办公主体在沿用前期多加审核。
2)远距离信息传输通讯软件开发与补充层面现如今我国办公市场内部提供的通讯软件种类繁多,包括WINFAX、QuickLink等软件,布置沿用期间一旦产生任何瑕疵迹象,就会使得既有应有界面变得不够友善,再就是因为内部资源设备配置环境过于复杂,加上办公人员操作技能水准的低下现象制约,都会令既定办公信息系统深度应用功能难以顺利呈现。之后经过相关部门验证调节过户,有关BitWareforWindowsVersion3.24F/D软件程序得以覆盖拓展,经过一定时间考察研究过后,发现尽管其隶属于英文软件,但是综合控制实效相对稳定,对于今后计算机在办公自动化事务中的科学沿用成就提升来讲,支撑辅助意义极为重大。这里所陈述的BitWareforWindowsVersion3.24F/D软件,主要是由美国CHEYENNE公司在Windows操作系统内部开发完善的远程通信媒介,其最大特征便是不会对计算机设备资源提出过于严苛的规范要求,并且远程通信功能设置上十分齐全,使用方式上也相对简易一些,可以提供给我国办公用户更为理想友好的操作交流界面。归结来讲,此类软件安装工序不是十分复杂,办公人员只要确保自己的计算机内部保留SETUP.EXE运行程序,就可以根据上部提供的向导信息进行自主安装调试。
3)办公信息系统计算机技术运行控制环境层面目前此类程序已经针对办公信息自动化系统提供一下辅助功能,包括传真高速传输、灵活接收,以及EDI功能等。首先,传真发送功能调试层面。主要便是应用Windows程序进行word、excel文档直接发送,并且可以借助BITWARE附加传真封面概述信息。如若因特殊状况,要将同分资料一起发布给不同接收主体,则可以利用软件赋予的接收者小组自由定义功能,进行传真发送时间确认过后,等待自由传输。再就是存储文件格式一般被定义传真文件,这样能够进一步确保后期转发、浏览和打印工作的流畅化交接结果。其次,传真接收功能控制层面。其实就是将BITWARE置于接收传真状态后,继续你在其他WINDOWS应用程序的工作,当有传真来时,可自动接收传真。之后拔出电话来接收传真,如果有一电话接在FAX/MODEM上,就可自己拔出电话并用手动接收功能来接收传真。这种功能貌似多余,但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还不得不用此功能。第一,接收传真前需要与发送者交谈。第二,对方电话是由接线生接转的分机。第三,接收来自“后台传真”服务的传真。最后,EDI功能补充调试层面。涉及EDI技术,实际上便是BWV3.24F/D最实用的功能,也是在未入网的情况下实现远程文件交换的一种有效而简单的方法,它传输的文件可以是电子数据表格、WOERD或其他格式文本,甚至是应用程序。利用BWV3.24F/D实现远程文件传输指标包含多种调节途径。第一,两台计算机之间实现远距离文件传输。初始阶段便是与远程计算机建立连接,单击“TELEPHONEBOOK”,选择想呼叫的远程计算机的号码后,单击“DIAL”即开始呼叫远程计算机,自动应答后,即建立连接,此后双方可用键盘“对话”,当在屏幕上看到对方输入的信息后,说明已建立连接。之后等待接收方准备接收文件。第二,以主机模式实现远距离文件传输。主要是借用BWV3.24F/D设置为主机模式后,在离开计算机后,如果有远程计算机呼叫时,机器可自动建立连接,远程计算机可以显示“欢迎信息”并要求输入口令(如果在主机模式上设置了要求输入口令的话)。此后,远程计算机可以对主机进行UPLOAD(发送文件)或DAWNLOAD(接收文件),发送或接收的文件只能在BFPROXFER目录下。
3今后我国办公信息系统内部各项计算机技术科学调试策略内容解析
1)覆盖和实施串联式的计算机系统架构单元透过我国现代化企业核心办公区域基本形态观察,始终延续着总部-基层排列规则,尽管说当中异质化单位关联特性较强,但是在处理特定事务上还是会清晰划定职责范畴,避免一切冲突事件的重复上演。也就是说,如今大部分办公活动会主动选取DBA集中化管理方案,其核心指标便是运用最新技术手段将分散在不同区域角落的数据资源细致搜集整理,确保当下全局都将得以共享。毕竟此类数据样式冗杂,无法全面迎合办公信息系统协调发展需求,就算是将全局计算和后期管制难度因素加以忽略,想要在较短时间范围内主动贯彻办公信息系统多样化环境改造指标也是不现实的。随后,有人立即提出联邦式系统架构设计理念,并且经过长期开发试用过后,的确为办公信息系统成功转型做出协调支撑贡献。其旨在有效沿用输入、输出数据端口,使得下层不同用户都可以结合当下实际发展需求进行其余单位数据吸纳共享;并且依照其余单位输出数据类型,开创本单位独特形式的输入数据渠道,配合联邦系统标准化语言协商机制,进行自主化发展和协作项目灵活架设,尽管全程不存在统一性控制系统单元,但是创新时代背景下的办公规范特征却表现得淋漓尽致。
2)各类多媒体信息科学管制、调试手段的精确设定如今信息技术狂潮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使得我国既定办公区域和设备资源样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结果,各类管制单元可以随时借助计算机科学技术进行声音、图像等材料传输、接收,一时间为日后办公信息流程安定和谐秩序做出优异疏导贡献。现如今办公文件资料样式五花八门,需要技术人员根据音频、视频资料特性加以精细化存储和灵活抽取沿用。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多媒体信息资料在物理表示形态上没有固定规范要求,但是单纯凭借以往数据模型格式化处理手段加以调试,又很难彰显时代科技多元化发展特征。因此,需要主动围绕办公市场和科学技术灵活发展诉求,进行内部处理人员技能和素质有机培训拓展,督促其在进行信息整理期间,在精细分解抽象数据前提条件下,进行日常办公机制内容捆绑搭接,规避以往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任何突兀状况。客观来讲,其在规划理念上始终不存在创新性突破成就,长期以来仍旧沿用信息封闭式管制方式,其实就是借助抽象形态将已经整理的信息内容向社会大众公布,使得特定用户在进行筛选沿用期间,能够事先将内部数据操作过程或是任何不须用户注意的信息屏蔽,必要情况下委派信息整合单位进行现场资料存储单元维护。此类手段可以有效克制以往用户信息沿用期间冲突性问题广泛衍生迹象,同时经过办公信息系统开发市场有机发展背景影响,使得各类商品化信息能够第一时间呈现在客户眼前。相信此类结构单元经过合理开发和改造过后,有关内部一切面向对象的数据库管制系统,都将顺利过渡成为办公室内部信息精确处置的核心手段。
3)通信技术工作质量的进一步改善目前我国社会处于多元化改革发展前端,市场竞争氛围十分激烈。企业在与洽谈合作项目期间,不可避免地需要针对自身库存状况加以精细化查询,但是如若流程交接速率过于缓慢,合作另一方便会考虑另觅其他协议,这不单单会令该类企业损失一单生意,同时会直接落于市场竞争下风。由此看来,办公信息系统内部的通讯质量控制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开展此类通讯改造工作期间,技术人员需要尽量稳固信息完整特性,避免一时大意而令企业最终落入竞争失败困境。关于细致化应对策略,就是在确保通信内容完整性前提下,主动运用最新技术手段,克制信息整合漏洞迹象,为企业经济效益全数获取提供高效指导经验。4结语综上所述,现如今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对于市场竞争氛围产生更加强烈的牵引作用,各类企业如若想要在其中保留自身独特的发展空间,就必须主动开展自身业务办公信息系统细致化改造活动。事实证明,唯独稳固计算机技术整体创新改造效率,才有可能在今后的办公信息精确化处理竞争项目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笔者经过上述内容系统化论证过火的由衷感言,希望能够得到相关办公信息系统规划工作人员的关注和灵活引用。
21世纪以来,社会科技领域的发展给计算机科学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创造了可能,计算机科学技术逐步在教育领域中凸显其应用价值,尤其是在计算机教育中的应用。目前,计算机科学技术已经逐步取代传统教学,成为教育领域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和工具,可以有效促进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水平,教学效果更佳。同时,作为一门渗透力强大的新型教学方式,计算机科学技术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操作实践能力,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技术型人才。
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双重角度辅助应用
步入21世纪新时代以来,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发展和科技知识创新的水平,因此,国家始终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推行教育改革,大力提倡以素质教育为主教育改革,为社会新发展全面提供新型人才。新课程改革形势下,素质教育理念要求教育以生为本,面向现代化,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更加关注学生自学意识的培养和终身学习观的形成。在计算机教育中,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可以很好地贯彻这一要求,帮助学生自主学习,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最终促使学生养成终身学习观。目前,随着全球信息化的发展,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新型科技的发展,世界逐步成为“地球村”,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给学生的学习和交流创造一个信息量更加丰富、知识体系更加新颖、眼界更加开阔的区域界线不复存在的平台,可以对学生进行教学辅导、科普知识传播、思想道德文化的现代化教育,以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在计算机教育中,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从双重角度辅助计算机教育教学,即从教师和学生的双重角度以及教学手段和工具的双重角度发挥作用。当前,计算机科学技术可以从教师的角度辅助教师进行日常管理工作,提供更加丰富的计算机教学内容,给学生的计算机学习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料;同时,计算机科学技术也可以从学生角度辅助学生的学习,以终端工具和使用工具的形式给学生的计算机作业操作提供平台,辅助学生完成并检查计算机作业,并将学生的学习情况反馈给教师,辅助其进行学生学习的评价和指导。例如,在计算机作为学习工具的时候,计算机可以提供数据库处理软件、文字处理软件、绘图处理软件等多种学习实用软件,辅助学生进行相关学习的测验和检评操作,计算机教学质量便能得以保障和提升。
二、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教学管理开发应用
(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教学管理应用。
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效果是计算机教学预期效果的必要保证,这就依赖于教师在计算机教学程序上的管理工作,包括对学生计算机学习的统一管理、对学生计算机学习质量的统一测评管理以及对班级计算机教学的日常管理。通常情况下,这些教学管理工作由班主任完成,其管理的繁琐程度大大增加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相互理解、共同交流的预期效果,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教师教学管理创作性的发挥。因此,在计算机教学管理中应用计算机科学技术,利用计算机相关软件进行教学管理工作,可以有效降低教学管理的繁琐程度,减轻班主任的教学管理工作量,给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创造更多地时间和机会,交流效果更加理想,计算机教学质量也能得以提升。
(二)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教学远程开发应用。
就计算机教育的发展现状而言,利用网络通信技术等的计算机科学技术进行计算机远程教育是其核心,也是计算机教育和网络通信技术整合的综合性体现,是计算机教学的远程开发应用。目前,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的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逐步引人关注;其中,作为计算机教学的创新发展,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进行计算机教学的远程开发教育是教育界关注的焦点。相比于传统的计算机电视教学,利用科学技术开发的远程教学实时性更高,适时交流效果更为理想。在这种远程教学中,计算机可以将生成的图像和声音呈现给学生,帮助学生进行多种信息转换工作,学生可以适时适地查询到自身想要查询的计算机相关知识,学习资料更加丰富便捷,学习进度更加灵活,计算机教学质量更加高效。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教育就是要面向所有学生,要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为一个个真正可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并且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我们不仅要将高新科技应用到教育工作之中,并且需要进一步地应用于企业中新技术的开发,助其得到广泛的应用,促进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这场技术革命的风暴中,生产领域突飞猛进的行业是计算机行业。社会生产也需要我们能够培养出可以接受新兴科学技术的知识人才出来,从计算机教育的广泛实施可以看出,我们的拥有计算机技术的人才也越来越多,也就越有利于社会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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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根据我国的教育体制,初中语文教学是整个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和小学语文教学的升华。作为整个初中教学阶段的核心课程,初中语文教学肩负着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发扬中华文化的重担。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初中语文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语文教学是初中的重要课程,可使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有全面的发展。在新课改背景下,对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完善自己的教学方式,为高效课堂的构建奠定基础,以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
关键词:初中语文;高效课堂;构建
目前,新课改实施的如火如荼,教学改革的内容也逐渐深入,各科教师都将高效课堂作为了自己对教学工作追求的目标。我国具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而语文则是人类文化中一个非常耀眼的部分,它不仅具有人文性,还具有工具性。只有学好了语文,提高了理解能力,学生在学习其他课程时才能更加轻松,也会使学生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为他们的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对自己的教学理念进行革新,完善自己的教学方式,为高效课堂的构建奠定基础,以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目前,语文教学的状况不算太好,教师经常为教学效率的低下而感到苦恼。为了实现高效课堂,我们应该在教学过程中采取怎样的措施呢?在多年的初中语文教学中,笔者总结了一些相关的经验,现对此进行一些浅显的研究与论述。
一、教师的教学观念要不断更新,实施探究式教学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努力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的探究进行和合作精神进行培养。以往,我们的教学都是以教师为主,学生所能做的就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的传输。这种教学模式有着很大的弊端。我们要通过教学观念的改革促进探究式教学模式更好、更快地实施,使学生具备探究的精神和能力。而学生的自主探究才能使我们的教学迎来高效。如进行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的学习时,为了使学生对本文能有一个整体的感知,我对学生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1)文章利用“说”和“做”两个方面对闻一多先生进行描写,作者是怎样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2)通过作者的描写,你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闻一多先生?(3)文章中描写“说”部分有哪些?描写“做”的部分有哪些?(4)文章的开头是用闻一多先生的两句话引入课文的,这样写有什么好处?(5)在文中,作者引用了唐代诗人杜甫在晚年时的“一月不梳头”的典故,为什么要这样引用呢?作者的用意为何呢?随后,我让学生结合这些问题在自主阅读的基础上对本文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可以与同组的同学进行讨论,也可以去请教教师,要努力在阅读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学生会对文章内容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感知,他们的探究活动不仅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够让学生的主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们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就能够由此得到更好的体现。在这种学习模式下,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入,感知力也会加强,课堂教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实现高效课堂的构建。
二、为学生创设适当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兴趣,引起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关注
要想使教学效率得到有效提升,为学生构建高效课堂,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使学生对知识的学习有了期待,有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样,我们的课堂教学也能实现高效,收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逐渐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利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措施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能够对学习内容充满兴趣,积极地完成知识的获取,主动去对知识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以饱满的热切和昂扬的斗志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如进行《爸爸的花儿落了》的学习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感受文章的意境,我没有采取以往那种平铺直叙的讲述方法,而是为他们创设了一定的情境,利用情境的力量来激发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的兴趣,使学生的心神全都融入当时的情境之中。具体做法如下:我在进行课堂导入时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了一首经典名曲———《送别》。悠扬婉转的歌声轻轻响起,时时回荡在学生的耳畔“: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在歌声中,学生感受到了知己相交的珍贵,一种淡淡的忧伤涌上心头。学生的情绪会随着这首歌而产生起伏,不用教师再做过多的铺垫和引导,也不用对教学进行多么精心的设计,学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文章的意境之中,并主动进行阅读和探索。利用音乐的力量,我为学生创设了与课文中的情感和体会大致相似的情境。这样做不仅能够使学生在教师所渲染的情境下顺利地进入文中所描绘的场景,体会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促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使他们对新知识的学习充满了兴趣,还能帮助学生对本文的主题产生更加深刻的感悟。所谓“以景促情”,即指适当的情境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思想情感,为课堂教学的高效提供更加坚实的保证。
三、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情感教育的渗透,激发学生的情感,使学生具备语文素养,形成良好的品德
学生道德方面的建设并不只是依靠德育教师来完成的。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方面的引导和培养,使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明确自己肩上所承担的责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将书面知识的传授作为了教学的重点,忽视了学生情感方面的教育与道德的培养,这种做法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弊端,道德素质跟不上,成绩再好也是枉然。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我们的教学改革也包括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情感教育的渗透,利用语文学习完成思想道德的培养,并帮助学从中获得语文素养。比如,在学习七年级下册第六单元《斑羚飞渡》这篇课文时,我首先通过运用朗读法,让学生对课文进行反复的阅读,以深切感受老斑羚从容镇定、牺牲自我的精神,然后再利用情景设置法,利用多媒体软件为学生播放斑羚跳过悬崖时的幻灯片,使学生自然融入课文的意境中去,与文章作者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利用这两种教学方法可使学生深刻体会到文章真切细腻的描写所蕴含的强烈情感,从而促使学生学习老斑羚那种从容镇定、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进而学会关爱动物,能够善待其他的生命,珍惜每个生命的存在,并珍爱自己的人生,达到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的目的,为初中语文高效课堂的构建提供有效的条件。
综上所述,初中语文高效课堂的构建工作并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完成的,我们需要对此付出长期的努力和探索。我愿意和广大语文教师一起,共同研究和总结符合初中阶段学生学习特点的教学策略和措施,使初中语文课堂在我们的带领和学生的配合下,获得高质量、高效率、高收益的课堂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蔡先锋.构建初中语文高效课堂的探究与探索[J].现代阅读:教育版,2012(21).
[2]胡范伟.新课标背景下初中语文高效课堂构建探究[J].中国校外教育旬刊,2013(S1):284.
[3]潘德会.初中语文教学构建高效课堂的方法讨论[J].读写算:教育教学研究,2015(17).
[4]熊依帆.初中语文高效课堂构建方法[J].读写算:教育教学研究,2014(28).
摘要:作文教学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教学的重点内容之一。要想提高作文教学效率,教师应积极挖掘课本资源,开发和利用课本中的优美语句、生活事例以及写作方法,帮助学生积累写作词句、写作素材、人生经验和写作技法,从而使学生的写作水平得到提高。
关键词:活用;渗透;积累;强化
初中语文活用课本资源的写作策略研究是指教师使用课本中的资源,挖掘作文资源指导训练学生写作的研究。课本资源主要是指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还包括课文中的文境、作者常识、课前导语部分、课后研讨与练习、课文中的插图、课文中的“空白”,教材第一页起的彩图,每个单元的目标,综合性学习,名著导读等。在语文教学中,课文教学和作文教学往往相对成课,各自精彩。如何利用课堂,有效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对活用课本资源进行指导和训练学生写作,进行了尝试。
一、在备课中渗透
教师在备课时应以新课程标准为纲,弄清本单元的学习目标和作文指导方向,弄清所教的内容在单元、整册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弄清课本中的作文点,利用课本,充分挖掘利用课本资源,找准、找好教与写的结合点。以七年级上册为例,全书六单元,单元编排依次为“亲情“”青少年学习生活“”写景诗文“”人生、生命“”科学探索”“想象作品”。解读七年级上册单元作文写作指导课,内容按单元顺序有“:从生活中学习写作“”说真话抒真情“”文从字顺”“突出中心“”条理清楚“”发挥联想和想象”,归结起来就是记叙文的选材、构思和语言表达。《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写作要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拟七年级上册的写作指导策略为:训练学生写好记叙文,写“生活真情作文”,把好选材与语言文字关。每堂课教学目标的设计都要让学生通过学习课文,至少能把握文章如何选材的问题,挖掘其独具匠心的语言,进行作文教学渗透是备课的方向。莫怀戚的《散步》是描写幸福和谐的家庭,尊老爱幼的美德,中年人的责任感和生命的礼赞。作者围绕“散步”这平凡的小事来写,通过一家在田野散步的分歧,田野的风光来展现。我在备课时,抓住文章选材的“生活”味、“以小见大”的写法进行解读。语言,需最欣赏它的浓墨重彩。“我们在田野散步: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不仅凝练点题,开门见山,而且意味深长,就能让人读出此散步的不同寻常,非常干净。我预设当堂作文“难忘的一件事”。纵观学生作文:有写父母的爱,如放学时雨中送伞,早饭准备,生日、生病时的父母的陪伴;有写友情的;有写学习生活,如老师的教诲,难忘一堂课,考试,读一本好书,毕业的那一天;有写童年生活的,如摸鱼、抓虾、玩游戏、放风筝;有写成长的,如学会做饭、炒菜,学会骑自行车、游泳、下棋。还有些学生很会捕捉,就以自己刚刚结束的入学军训为素材,写出了军训的苦与乐。读着学生的作文,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最后,我布置课后作业:修改“难忘的一件事”作文,要求:运用《散步》“以小见大”、围绕中心选材的写法;修改开头和结尾,语言简洁,扣题点题。
二、在阅读中积累
活用课本资源进行写作策略的研究,一个有效的途径是阅读、积累课本资源。课文是一篇篇很好的阅读、训练的范本。每篇文章都有其出彩的地方,教师可以让学生有选择地进行积累。我是这样指导的:让学生对课后“读一读、写一写”的词语进行理解,或造句,或仿写。研读,是对文章中好词好句的品味推敲、语段的赏析。学生通过阅读交流,可以感受到语言的妙处,这是每篇课文必做的积累。如《春》这篇文章的语言很美。我们可以对“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这句话中的“钻”字进行推敲,用换字法,让学生探讨改为“长“”探”好不好。学生思考讨论“:长”只写出动作,没有神韵,显得死气;改成“探”字,加了“调皮劲”,有生机;但“钻”字最能体现小草对春天的渴盼,有破土而出的挤劲,最能突出小草顽强的生命力。对于每一幅春天的图画,在比较中揣摩,在体味中涵咏,培养了学生欣赏景物的角度,学习了描写景物的方法。又如,《福楼拜家的星期天》这篇文章,我利用课本中的插图,引导学生根据课文的人物描写,找出图中人物,并指导学生在人物对号入座的同时,抓住人物描写的句子,品读人物,尝试语言表达形式,把握动作描写、神态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外貌描写等几种人物描写方法,积累有关人物描写的方法。这样,学生在读中感悟、理解语言,内化、运用语言,可领悟到这几种细节描写方法的作用,并在写作中去运用它们,就能让作文生动、具体起来。
三、在训练中强化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写作的训练在乎多作,应用从阅读得到的写作知识,认真地作。写作和阅读比较起来,尤其偏于技术方面。凡是技术,没有不需要反复训练的。”因此,教师在把握课本资源中的写作点时,应当堂进行训练强化,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如端木蕻良的《土地的誓言》是一篇写作语言指导的好素材。作者在文中选取了“碧绿的白桦林、奔流似的马群、蒙古狗、红布似的高粱、金黄的豆粒、黑色的土地、斑斓的山雕、奔驰的鹿群”等东北特有的物产,大量运用了富于鲜明感情色彩的词语,并运用排比、比喻修辞等表达加强情感的冲击力。作者还在文中用第三人称“她”,而不用“它”。随着情感的越趋激荡,作者又将她改成第二人称“你”,“呼告”直接倾诉对故土的感情,非常直接,强烈。在学完之后,我当堂布置课堂练笔,写“我的家乡”,要求用文中的写法写一段话。学生写得特别好。又如,《风雨》中的侧面描写的写法非常突出,文中不见“风雨”却时时感受到“风雨”的存在。于是,我当堂布置让学生完成一篇练笔“:夏天的烈日”片段作文,用侧面描写的写法写。有的学生写出了“整个像烧透了的砖窑,使人喘不过气来。汗大得似雨帘遮住了眼睛”的妙语。作文的修改训练不容忽视,我始终都坚持。“养成修改自己作文的习惯,修改时能借助语感和语法修辞常识,做到文从字顺。能与他人交流写作心得,互相评改作文,以分享感受,沟通见解”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这为教师的指导指明了方向。因此“,扣住题目选材“”叙述的具体生动“”开头入题、结尾扣题说点道理”一直是我训练的重点。学生在修改文章时也注意内容选择是否恰当,表达是否完善。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写写改改、改改写写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不断进步,从而真正提高写作能力。
综上所述,活用课本资源进行写作研究,只要找准两者的契合点,作文教学的天地会更宽延。
参考文献:
[1]周晓美.活用课本资源,丰富议论文写作素材[J].作文成功之路旬刊,2015(1):20.
[2]陈燕香.活用语文课本资源辅助中考作文复习[J].新课程学习:下旬,2014(12).
[3]赵亚萍.活用教材资源,促进有效写作[J].新课程研究:教师教育,2008(12):165-166.
[4]鹿玲.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初中语文教材写作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实践与探究[J].教育实践与研究,20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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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管理是企业围绕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这一经营目标,筹集资金、有效投放资金,并监督控制财务的一系列管理活动,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财务管理目标范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电子信息技术在此种社会经济背景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络为基础的电子商务行业最为显著。当前阶段的市场经济中行业竞争非常激烈,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为此,笔者在文中简单的探讨了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如何有效的开展财务管理工作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电子商务财务管理策略当前阶段,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得到的迅猛的发展,并随着它们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以及工作、学习带来了比较大的方便。电子商务环境也逐渐有了全新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并充分为企业的实际经营带来了诸多的便捷。最近这几年来,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企业的实际经营带来了比较大的挑战。
一、电子商务环境下的财务管理工作的实际发展现状
就当前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电子商务在各个行业中的现实价值和地位更在逐年上升。为此,工作人员必须要重视电子商务行业的核心发展。但是在实际的财务管理工作中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相关的财务管理工作系统不完善由于社会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工作的系统不完善,严重的导致了企业内部诸多的财务管理工作和资金核算工作,无法十分规范系统的进行操作。在工作人员在进行实际操作过程中,企业内部财务账目出现一系列违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的财务管理工作的问题。即主要在财务经费、数据、资金凭证及报表上弄虚作假等[1]。大部分的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工作,只是在部分的财务报表没有十分细致和精准的记录,描述企业各项财务工作中的所有数据和信息,为此,企业内部的财务管工作严重缺乏其实用性。
(二)在进行实际财务管理工作过程中工作效率有待提高当前阶段,经济市场中的企业内部稳定的财务工作,主要是利用企业自身独有的流动资金链条进行的。企业内部这部分的资金专属于企业的总资产。为此,电子商务背景下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工作人员,必须要及时提高自身对于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重要性的认识。但是大多数的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工作,仍然不够十分的统一完整。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比较差,与之相关的管理机制也并不完整以及财务信息真实性全部有待考证等问题。
(三)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当前阶段中的电子商务背景下诸多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这一问题严重制约了部分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发展进程。除此之外,企业的法人代表负责制和财务管理工作系统守旧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地位和工作能力,在企业内部发展过程中没有得到完全的重视。与此同时,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人员在进行实际财务管理工作过程中,其工作意识和工作理念等方面比较薄弱,导致财务管理工作系统的运行效率不高。
二、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财务管理工作具体的工作策略
(一)企业需要及时进行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工作的相关系统和制度。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经济市场中的各个企业需要及时的进行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工作的相关工作制度和机制,进而从根本上有效的指导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工作正常的运作。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工作系统,作为企业在实际运营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物质基础和事实依据,同时也是企业在当前竞争十分激烈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占据常胜地位的秘密武器[2]。与此同时,企业在进行实际财务管理过程中,还需要依据经济市场的实际发展趋势和企业运营的实际发展状况,进而进行制定具有可行性和实效性的管理制度。只有这样,才可以真实有效的帮助企业提高其实际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而提升企业运营的经济影响力。
(二)需要不断创新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工作的工作观念
(1)不断创新经济市场内的企业合作的竞争观念。由于当前阶段市场经济中的各企业在进行实际使用信息的过程中,为了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运用最短的时间进行信息之间的传递工作,这也使得经济市场中的各个企业之间的商业交流与合作活动变得更为便捷。为此,经济市场内的各个企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通过商业共赢的企业经营理念进行实际看待商业合作,并一直运用此种经济发展思维去有效的进行协调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以此来确保企业与其合作企业全部都可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高度统一。
(2)不断在企业风险观念方面进行创新。企业在进行实际经济运营过程中,不仅需要自主的承担一定的财务风险,同时还需要不断进行创新与二次发展,其互联网终端的网络技术的实际应用也会随之带来部分全新的财务管理的风险。为此,企业在进行实际财务管理工作过程中,必须要深刻的认识到自身必须要承担的财务风险。不断进行改变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人员自身的风险意识,转变风险承担各项工作的理念。在电子商务的环境下,必须要求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工作人员,在面对可能发生的财务风险,及时做出科学全面的预测,并灵活的应用各种各样的经济风险防范的措施,以此来确保将可以将财务风险降到最低值。
(三)不断提升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工作相关部门,需要根据当前阶段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进行科学的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进而不断的提升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与此同时,还需要让财务管理工作人员全面的掌握当前阶段经济市场中最新的财务管理的观念。通过不断加强工作人员在实际财务管理工作的操作能力,从根本上提高起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进而使其可以逐渐满足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企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企业还要不断加强对于优秀管理人员的吸收,以提升个人的工作质量来进行全面提升财务管理整个团队的工作质量。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必定会对经济市场内的各个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提出越来越多的发展要求,企业不可以对此问题持回避的态度,而是需要直面这一经济发展趋势,进而从企业内部实际财务管理的发展情况出发,不断创新出最适宜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工作的方法,使电子商务可以更为高效的各个企业实现自身的经济发展目标而服务。
参考文献
[1]钱玲玲.电子商务环境下的财务管理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2015.13:59-69.
[2]崔桂芳.电子商务环境下的财务管理创新[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1:96-97.作者简介:陈洪吉(1994-),汉族,女,江苏省盐城人,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2012级在读全日制本科,财务管理专业。
摘要: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下,不同行业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其中铁路运输行业也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在营改增这种税收体制的改革之下,对铁路运输企业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在这种政策改革中,企业的财务管理方面会面临比较多的问题,需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特色,完善自身的管理模式,促进企业的长久进步。
关键词:营改增;铁路运输企业;财务管理
在营改增政策之前我国的铁路运输企业普遍需要缴纳营业税,在这一政策实施之后,缴税形式也会发生变化,这也是现阶段铁路运输企业所共同面临的改革问题,在铁路运输企业的发展中,财务管理方面的工作受到营改增的影响最明显,在改革之前的税务活动比较简单,不会涉及进项扣除的问题,在改革之后则需进行销项税与进项税的管理,财务工作更加复杂。
一、营改增对铁路运输企业财务管理形成的影响
1、对铁路运输企业的经营成果的影响对于铁路运输企业,全网联运是其生产经营的主要特点,在此基础上铁路运输企业的相关运输营业收人会全额上交到总公司,总公司再对确认的收人统一清算,并将其作为企业的营业收人[1]。在企业现阶段实行的会计准则的规范下,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这一项目所代表的是企业含税的营业税收入,而在营改增执行后,相同的会计科目之下进行核算的时候将不会再有增值税的税后金额这一内容,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铁路运输企业的营业收入会产生很大程度的下降,对于企业自身的工资总额等各个方面的清算工作都会造成影响。在对铁路运输企业进行成本分析之后可以显示出企业的进项税降低了,而且企业中的固定资产在新的税收政策的影响下不能再进行抵扣,这也会一定程度的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综合这些方面的变化来看,营改增的实施会增加铁路运输企业的纳税压力,对企业的原有的经济效益是一种消弱。
2、营改增对铁路运输企业的会计核算与票据管理的影响铁路运输企业在实施营改增这一税收政策之后,其会计核算、企业会计报表列报等多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将营改增与企业的实际管理相结合,进行增值税相关会计科目的设立[2]。比如在企业的发展中沿用原有的营业税的管理方式以及缴纳标准,而企业的主营业务增值税则由总公司进行汇总管理,在会计业务之中还需要继续增加会计明细清算科目的设立。同时,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也会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列报工作产生影响,企业在新的税务政策下需要对以前的会计核算与税务管理方式进行科学的规划、整改,逐渐使其自身的会计核算流程得到改善和发展。另外,在铁路运输企业的票据管理方面的工作也会受到营改增的影响,因为在新政策下铁路运输企业成为了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在以前使用的客票、货票等都要改为使用增值税票,这种形式的发票的使用各个环节的管理规则都更加严格,对于其中出现的违规使用、伪造等情况都会进行严厉的查处,这也对企业整体的票务管理产生了影响。
二、铁路运输企业的财务管理应对营改增的策略分析
1、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获得税收政策的更大支持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应积极的采取对策加强自身的全面预算管理,提升统筹规划工作的完成标准与成效,按照实际的企业发展需求进行自身营业结构的改革,与此同时,对相关的企业转型工作也需要进行合理的规划调整,在财务管理方面,铁路运输企业需要对其组成结构进行提升,加强企业经营成本的管理水平,对于财务管理中的相关票据加强监控,对于企业内部可能会发生的风险进行有效的预防与规避。另外,对于国家出台的一些相关政策也需要很好的进行利用,对营改增相关的内容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探讨,然后结合自身企业的情况提出可以从中获得国家政策支持的一些方案,比如向国家争取税收补贴、申请降低税率等,可以有效的降低企业的税收压力,确保企业在政策实施的试用阶段可以维持自身的正常经营,实现良好的过渡,因此铁路运输企业需要与相关的国家管理部门加强交流与沟通,争取获得更多的优惠与支持政策,促进铁路运输企业的持续发展与进步。
2、提高铁路运输企业财务管理人员专业技能对于铁路运输企业来讲营改增改革尽管名义上只是税种变化,但从实质上讲营改增涉及的面非常广,牵扯的会计科目较多,对于铁路运输企业的整个会计核算都会产生影响[3]。面对这种实际的改革状况,企业的相关会计核算的工作要求会不同程度的提高,这对于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的自身专业素质以及职业技能是一种挑战。所以,铁路运输企业要想对营改增进行灵活的运用,减轻自身的纳税压力,就需要对企业中的财务管理人员进行税收以及财务能力等方面的培训,不断提升他们的财务管理水平与专业运用能力,为今后的铁路运输企业营改增的执行与正确实施提供技术知识的保障。
三、结束语
营改增的实行是我国税收制度的一次大规模是变革,这也是我国的税收领域逐渐向国家化的方向发展的标志,铁路运输企业需要积极的对其进行响应与执行,发挥自身行业的发展优势,提升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完善税务管理体系,不断增强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操作技能与工作素质,减少企业的税务负担,促进铁路运输行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徐红艳.“营改增”对铁路运输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J].财经界(学术版),2014,22:257+259.
[2]许雯霞.“营改增”给铁路运输企业财务管理带来的影响分析[J].财经界(学术版),2015,11:340.
[3]邓相超.“营改增”对铁路运输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之我见[J].财经界(学术版),2014,12:264+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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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是综合利用各种知识、技能、工具和方法,对项目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以实现项目目标的过程。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项目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1项目控制的理论研究
各类控制工作都是技术很强的工作,而且要有理论的支撑。管理控制是靠决策、计划、组织、程序、过程等环节来实现的,理想状态是达到刚性目标,故对项目控制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就显得十分重要。
1.1项目是可以控制的
项目是否可控,既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项目实施所面临的问题。无数成功的项目实施案例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项目是可按预定目标进行控制的。人们一般的认知是再难的工作总是可以控制的,项目经理更要认识到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项目是可控的,是可以达到预期目标的。
1.2控制的可能性空间
控制论的黑箱方法是研究项目管理的有效工具,这也为研究项目控制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思想和方法。对于项目的具体实施者来说,力求将可控空间也就是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变成一个“白箱”。“白箱”是对该事物的了解已经达到了全知全能的境界。相反,若对一个研究的事物全无所知,那么它就是“黑箱”。专业人员对项目进行结构分解,使项目结构层次化、透明化,项目的各方面情况和组成明确、清晰,这对于项目管理层和专业人员来说就接近于白箱。若对研究的事物不是十分了解,则称之为“灰箱”。对于众多的项目参与者及利益相关者,了解项目的概况,但对项目具体情况,如项目构成与设计、实施技术、管理过程等又非全部了解,这就呈现出灰箱的特点。对于非专业人士的项目业主、投资者和客户等,投入资金,得到和享有项目的最终成果,这基本上就接近于黑箱。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其关键是构建项目的可控性空间,可控性空间越小,标志着所需要的控制能力就越强。
1.3管理控制
项目控制具有过程控制、多目标控制、控制对象具有可分解性、多种控制模式并用、控制具有相关性等特点。项目控制既包括控制人,也包括控制物。故管理控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维纳的《控制论》是研究生命体、机器和社会的内部或彼此之间的控制的科学。而人的控制,即参与者行为的控制是项目控制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管理控制要关注的重要方面。项目控制是复杂而综合的,不是纯粹的机械装置控制,不是刚性的,在黑箱理论、反馈理论和比较理论三种控制技术并用的基础上,还必须要辅之以管理控制。
2项目控制的机理
控制思想的产生和控制技术的运用由来已久,而将控制技术运用于管理来研究,其历史并不长,应用于项目管理则是人们近几十年才重视起来的问题。
2.1项目控制是整个项目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保证
项目控制是指项目管理者根据跟踪项目所提供的信息,对比原计划(或既定目标),找出偏差、分析成因、研究纠偏对策、实施纠偏措施的全过程。有效的项目控制应落实到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即项目前期策划、中期实施和后期运营等。在此基础上,借助进度、质量、费用和风险等控制机制对项目进行有效管理。
2.2项目控制是人员、过程和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
项目控制的实施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执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员和技术共同发挥着作用。人员是根本,技术不可或缺。集中控制的程度越高,就越不合个人的口味,越需要各级人员来筹划、来实施。技术则包括了几层含义,既有控制技术和相关的科学技术,还应包括体现在管理过程中的管理技术,这三个技术共同作用而完成控制任务。技术方案、施工工艺等方面有问题,无论管理人员再努力,控制措施多么完善,质量、成本、进度等仍然会失控。同样,再完美的技术方案,没有人员来实施管理,或没有实施系统的控制职能,项目照样会失控。例如,项目产出物的质量是靠项目的工作质量保证的,而项目的各项工作都是依靠人来完成的。同时,技术控制的强度越高,通过个人酌情处理的灵活性就越低。大量的规则、制度和措施可能使人与组织两者都产生机能失调的后果。
2.3项目控制的关键是进行人的管理和控制
项目的实施以人为本,人是第一要素。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项目参与者的行为是决定项目成败的重要因素。项目的技术层面是可以模仿的,如项目策划过程、实施过程和实施方式等,但效仿一支知识水平和工作积极性较高的项目团队是极为困难的。很多项目的成败差异都表现出这一点,即是否拥有高素质的项目参与人员,对项目参与者的管理和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有效的人员管理会对项目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起到积极的正向作用;与此相反,不当的人员管理必定会使整个项目产生极大的负效应。在控制人的基础上,同时也要对项目的技术进行有效控制。控制的基本任务,是要在理论上找到技术系统与生物系统之间在某些功能上的相似性、统一性,以便在技术上研制出模拟人的行为和功能(尤其是智能)的技术装置。不管是对人的控制还是对技术的控制,制订项目实施方案时,都必须结合项目的实施情况,从技术、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分析,选择适当的方法技术,力求项目方案技术达到可行性强、经济合理、操作方便、成本低廉的目的。项目控制是对人与技术的共同控制,这样的作用机理表明,项目控制最重要的是实施对项目参与人员的控制,使项目参与者的行为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其次才是技术控制。对于一个项目是否成功,起决定性因素的是人的控制,即对参与者的行为控制。
2.4实现项目的控制必须具有更广阔的视角
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包含很多内容,其控制范围有文化、管理、技术、行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对项目控制的探究离不开项目参与者对项目的认知、自身的态度和价值观,文化是在人观念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文化层面是项目管理与控制的底蕴,是整个项目的基础;对于管理层面,以项目管理知识体系中十大知识领域和管理科学中的职能与方法为基础,目的在于规范项目管理人员的管理行为;技术层面的特点在于科学技术是项目实施的支撑,很多项目的实施过程,都包含了项目参与者的知识和技能,技术层面在控制中主要在于规范项目参与者操作的规范性,即行为的规范;行为层面是整个项目实施时的具体体现,文化、管理和技术最终都要体现在行为上,即项目的实现归根结底是靠人的行为来完成和实现。
3控制方法与控制系统
3.1功能模拟方法在项目控制中的应用
在维纳的控制论体系中,基本方法有三种,即黑箱方法、功能模拟方法、反馈方法。一般研究工程控制、项目控制的文献中多分析、探讨反馈的方法。本文试图对功能模拟方法在项目控制中的应用做初步分析。
3.1.1模拟方法的发展历史控制论把模拟方法发展到功能模拟的新阶段。功能模拟方法是模拟方法的高级形式,它集中体现了控制论的思想特点。功能模拟方法既是控制论的基本方法,又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科学研究方法。所谓功能模拟方法,简单地说,就是以功能和行为相似为基础,用模型模仿原型的功能和行为的一种方法。模拟方法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入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模拟方法的具体形式,从人类认识的不同阶段中产生,在不同的条件下应用,并在生产和科研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维纳等人大胆地抛弃了把动物和机器相等同的观点,保留了动物和机器相类比的旧形式。借助这一形式,抛开机器和生命机体不同的物质基质和结构,只在行为和功能方面寻找二者的统一性和相似性,从而创立了控制论这门新科学。控制论的创立,基于传统类比和模拟方法,又在功能模拟上达到了新的突破。
3.1.2功能模拟方法的特点功能模拟强调模型和原型在行为、功能上具备相似性,且重在模拟有目的性的行为;功能模拟源自传统模拟,而又有质的增进,传统模拟在于认识生物原型本身,而功能模拟要求在认识生物原型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类似生物目的行为特征的机器;功能模拟使用黑箱方法,不需要透彻分析系统内部的运行机制,也无需强迫模型与原型在结构上完全相同,重在确保模型系统整体上的功能有效。
3.1.3功能模拟方法的意义功能模拟方法使模拟由单纯认识原型的手段,发展成为改造世界的直接手段,这一点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以功能模拟方法的创造为起点,人们开始借鉴模仿生物行为。控制论运用功能模拟方法,将相应的生物行为与机器行为联系在一起,通过模仿生物行为,创造高新技术,由此奠定了仿生学的科学基础。其次,功能模拟为人工智能的研究提供了有效方法。智能是高度发达的物质—人脑的特殊机能,它集中表现为记忆、判断、推理、选择、演算等思维活动。最后,功能模拟的发展必然带来认识和实践手段的新飞跃。随着功能模拟向智能模拟发展,智能机器的不断完善和广泛运用,必将带来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手段与方法的质的飞跃。智能机器作为人脑的自然“延长”,不仅在认识活动的感性阶段充当人工认识器官,而且已经跨入人类认识的理性阶段,并无限地逼近人类智能。它带来人类认识能力的突破性发展,使人类认识跃进到现代科学认识的新阶段。功能模拟方法基本原理和特点的几点启发,一是模型和原型在功能和行为上需具备相似性,这是功能模拟方法的基础。这里的功能,可以理解为原模型的功能,也可以理解为已完成项目的管理功能。行为易于理解,项目控制就是要规范参与者行为。在理解了功能和行为相似之后,可以设想一种项目管理过程的模拟思路,即借鉴以往成功控制项目的管理经验,成功的方面保持并发扬,不足的地方予以改进。二是这一方法和黑箱方法有内在的联系,一般地说,采用功能模拟方法是因为不认识或完全不认识研究对象的结构,才从功能研究入手。这对于理解和应用这两种控制方法大有裨益。三是可以探索一种项目管理综合管理系统。这要以项目管理系统为平台,借鉴功能模拟方法,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同时结合组织学、心理学、行为学的研究成果,结合项目管理十大知识领域和五个具体过程,来提高大型项目的管理水平和控制能力。
3.2项目控制系统与实施过程
3.2.1对控制系统的认识对控制系统的认识,有一个前提,即要分析清楚控制系统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很多项目控制系统是与项目管理组织、各级项目管理负责人、各种管理与技术指标、各种管理规章制度交织在一起的。大型的、重要的项目,其控制系统必须是有形的,是有意建立的。它包括了赋予项目有关管理部门或小组以明确的任务,包括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及监控体系,各任务小组分项、分类控制措施,即建立一个全面的控制体系,形成控制系统。而中小型项目,其控制任务则包括在管理职能中,是半显性或是隐形的,但其功能始终存在。
3.2.2项目控制系统的运行项目控制是一项复杂的、综合的工作。现代大型项目的基本特征是所需资源量大且成本不断增加,技术条件复杂,涉及的人员、机构和职能相互依存的程度高、风险大。构建一个能对项目信息和活动进行管理和控制的系统,是项目成功的关键。项目的控制工作主要通过控制系统完成,控制系统有三大要素,即措施、信息和反馈。这一控制系统就是项目组织为了满足项目周期、预算和质量的目标要求,而建立的运用时间、资金、人力、材料和信息等资源来规范项目实施的保障体系。
3.2.3项目控制的基础是知识体系经过半个多世纪逐渐建立起来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和项目管理实施的固定模式就是为了规范项目实施的具体过程。也就是说,凡是被称为“项目”的任务、工作,就可以“套用”项目实施的规范动作。正是有了知识体系,项目控制的实施,控制系统的运行才有了一个完整的框架,控制过程与项目实施过程才能融合,控制的目标与项目的目标才能一致,控制的指令、体系、措施才能落到实处,才能使项目实施一步步走向成功。
3.2.4项目控制要着眼全局项目控制的实施是一个全方位的、全过程的任务。对于一些极度复杂的项目而言,如大型化工厂的建造或新型武器系统的研制等,往往需要更为周密而系统的控制。控制论着眼于从控制系统与特定环境的关系来考虑系统的控制功能。也就是说,控制系统的控制功能是在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这里的环境自然包括了项目实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项目实施控制是一个积极的、持续改进的过程。控制的目标不仅仅是监督和责任落实,而是为了持续改进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新的控制,包括采用新措施,开展持续的项目监督。具体的项目控制中,容易陷入控制系统及技术系统,关注各类数据、报表。这种局面也要防止,要胸怀项目整体目标和项目实施的方方面面,要有大局观。
4结语
要进行有效的项目整体管理,项目经理首先需要分析清楚项目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和整体情况,特别是要对项目主要的关系人进行分析和管理。其次,要设计好项目的控制系统,包括项目的组织架构、项目变更控制系统、冲突处理系统。最后,要按照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的项目整合管理的规范过程来对项目进行整体管理。只有这样,项目控制的目的才能成功实现。
1信息安全技术的应用
1.1系统安全
系统安全主要包括操作系统安全和数据库系统全。操作系统是网络系统的基础,数据库是应用系统的核心。在项目管理的实施过程中,从采购应用系统到实施调试运行的过程中要进行全面检查和正确的安装配置。尽可能避免缺省安装,对缺省用户、账号配置进行全面更改,防止黑客利用缺省账户进行攻击。在系统维护过程中,要做到6个定期:定期更改口令、定期清除不存在的用户、定期按照工作实际需求管理用户权限,定期更新系统的补丁,定期对系统进行备份,这样才能保障系统安全。系统安全是信息安防技术中最基础的安全,系整个技防体系的基石,也是我们在项目管理中必须做到的。
1.2网络安全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经常需要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传递,所以,一定要采取形式对信息进行加密,保证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安全。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网络边界处采取入侵检测措施。对于重要的涉密信息系统集成项目,必须采取两个网络物理隔离措施,保证涉密信息不被泄漏,进一步采取访问控制措施保障网络层的安全;同时,还需要我们定期对网络设备的漏洞进行扫描和弥补。
1.3应用安全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最经常用E-mail的方式来进行信息的传递。如何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可靠性,必须对E-mail的账号口令进行严格管理,定期更新口令,拒收来历不明的邮件,对E-mail的邮件进行备份。Web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当前各种应用系统是采用Web浏览器的方式进行访问,既是最热门的安全领域,也是黑客经常攻击的领域。首先,门户网站、应用系统,定期进行安全评估和加固;其次,是加强内容安全,应用系统安全。各种应用系统都有自己的漏洞,需要我们及时发现弥补这些漏洞,利用审计访问控制措施提高Web访问的安全性。
1.4数据加密
对于重要的项目管理数据和业务系统数据,我们要积极采用硬件加密和软件加密措施。软件加密是经济有效的一种措施,但是对于要求比较高的场合,我们必须采取国家许可的硬件加密措施来进行加密,确保数据的保密性和安全性。
1.5认证和授权
在项目管理活动中既需要对外进行信息保密,又要对内进行安全防控。当前,内部威胁正在增加,内外勾结成为企业泄漏经济情报以及核心机密的重要源头。加强信息的可用性、保密性、完整性就要对各类系统的口令进行严格管理。采用CA/PKI数字认证方式,有效的保证身份的真实性、完整性、保密性和抗抵赖性。对项目管理可以构建良好的信任环境,支持信息安全的交互,也是最安全的方式之一。这对于保护企业的核心利益是非常重要的。
1.6访问控制
访问控制策略是网络安全防范和保护的主要策略,其任务是保证网络资源不被非法使用和非法访问。它是保证网络安全最重要的核心策略之一。采用访问控制列表的方式合理的配置防火墙和路由器,有效的协调入网访问控制策略、操作权限控制策略、目录安全控制策略、属性安全控制策略、网络服务器安全控制策略、网络监测、锁定控制策略和防火墙控制策略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全方位的保障项目管理活动中访问控制的安全。
1.7审计跟踪
在项目管理活动中,企业内部和内外勾结的威胁占到安全事件的70%~80%。强化内部审计要从网络层、数据库层、应用层全面进行。对所有系统采用入侵检测方式进行攻击检测,对访问日志进行合理配置,记录最重要的安全事件,以利于日后进行审计。如果发生了重大的安全事件,积极联系公安部门进行辨析取证;同时,保护好事件现场以利于追朔。
1.8网络病毒防护
网络环境中积极采用单机防病毒产品和网络整体防病毒体系,发现感染病毒的机器,能够在第一时间内检测到并立即断网隔离,阻止向网络其他用户传播。定期更新杀毒软件和相关网络设备,对资料和引导区的信息定期备份,及时发布漏洞信息,提醒用户下载修补。确保病毒发生事件的降低。
1.9灾难恢复和备份
项目管理中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是贯穿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灾难恢复建设是业务持续性的保证,有效的进行灾难恢复和备份是业务持续性的保证。遵循灾难恢复的规范与标准,制定备份计划,并进行恢复演练,提高灾难恢复水平,降低灾难带来的影响。
2结语
项目管理是企业统筹各项业务的重要手段,贯穿于各个项目的生命周期中。信息的安全与否都决定着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在项目实施的安全性和易用性之间寻找合适的平衡点。将涉及到信息化建设的各个层面的技术身份认证、授权于访问控制、PKI、防火墙、、安全扫描、入侵检测与安全审计、系统增强等技术联合起来,协同发挥各自的优势,为企业的项目管理保驾护航。保障项目的管理水平在信息化技术的依托下朝着高效、安全、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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