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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现代性的文化精髓使之能够成为人类现代价值的一部分;而儒家文化与媒介文化的相似性.使之获得了在世界传播的特性。中国现代性的传媒复兴之路,应当借助政府、传媒资本和知识分子等力量。
论文关键词:大众传媒;中国现代性;媒介文化;复兴
在全球化和数字传播技术的语境下,中国现代性应当寻求复兴和向世界传播的路径。在此过程中,政府、传媒资本和知识分子均应承担起责任。
一、中国现代性的文化精髓
从中国现代性对人类的意义来看,非但不落后,而且更具“现代性”,至少,应该成为人类现代价值的一部分。德国学者卜松山认为,“中国传统中有一些具有世界性价值的因素。能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基本伦理的一部分。特别是‘仁’即人类之爱(人道主义)的思想,它既是天赋的条件,又需要后天的修养,以达到人与人、人与万物为一家的目的。”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并不断吸收其他文化思想的一种不断更新的文化。艾恺认为,“中国文化本就是个融合许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体,却同时又喜欢分门别类的文化。”在儒家独尊以前,各种文化就以外表不同,但又互相包容的型态共同存在。
儒家文化是在不断接受异质文化(道教、佛教、伊斯兰教、__等)的挑战并吸收其精华的过程中,丰富、完善自身体系的。也许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强大包容力.才使儒家文化显示出绵延韧性,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而且影响力涉及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论者认为,就人类发展的整体而言,“中国文明的连续模式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西方文明的断裂型发展才是人类历史的特殊现象。”亦即,以儒家文化为基本肌理的中国文化,因其连贯性和一致性,可以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基本模式之一。而恢复该模式的活力,保持其延续性理应是人类现代性发展的一个路向。
在梁漱溟看来,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特色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互以对方为重”。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儒家的“和谐”思想上:在自律个体的道德向度上,是以“仁”为核心的推己及人;在社会规范向度上,是以“礼”为中心的协调方式;在与自然相处的向度上,是以“天人合一”为精髓的非对抗方式;总体上。“儒教是一种关注人性和把正确的人际关系当做社会基础的哲学。”(尤姆)梁漱溟认为,“儒家说的话,说来说去,不离开人,它从来不离开人,连鬼神他都不大谈。”这种以人为中心注重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精神,相对于西方的现代性来说.体现出真正具有“现代”的面向。在哈佛学者艾恺看来,西方“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最大的缺陷在于“道德上的损失”。
正如中国文化的开放和延续一样.中国现代性应当包括中国的现代经验。它是总体上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并吸纳西方现代性的一个复合体。埃斯勒认为,“20世纪的中国所用的管理方式同两三千年前就出现的思想高度地一致。”这种高度的一致性,还表现在对西方现代体制的本土化改造上:“中共领导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形式下发展一种本土的意识形态,以对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一决定却为儒家价值和乡土观念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扮演一个有意义的角色开放了文化的空间。经历了现代中国历史的种种动荡不安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儒学反而从权力的陷阱、帝国政治体系以及压制性的权威主义这些冒犯了五四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东西中解放了出来。”
的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重新释放了儒学的活力,使中国现代性获得了生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的建设,正是这种生命力的体现,并试图以更为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中国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给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赋予新的内容,在现代的意义上对它作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新诠释.重新认识到其自身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内容。”
二、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
媒介日益加重对人类生活空间的渗透,形成有别于传统地缘和血缘文化的新型文化类别。在波德里亚看来,媒介将一种新型文化植入日常生活的中心,这是一种置于启蒙主义理智与非理性对立之外的新文化。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游离于现代/后现代范畴之外,却同样能够塑造人类生活的型态,制造某种新的认同。
这种新的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相似性,首先体现在对异质文化的亲和性。它们同样以一种相似性结构将与自身生活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事物进入日常生活当中,从而确立关联。“推己及人”或者“和而不同”:“儒家传统不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来定义人,也不从社会中心、人类中心来定义人。所以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即永远要对其异质的东西保持亲和感。儒家传统的智慧就显示了它的相合性和包容性。每一个具体的人不仅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个在特殊命际交互影响中活动、存在而发展的人。”电视转播、数字化影像传播、虚拟社区等非领土化扩张式的传播形式,都可以将那些被人为的社会分类方式区隔开的不同人群联系起来,将“他者”文化带人到家中,带人到日常生活体验之中。按照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观,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都可以被界定为非现代的,同时又可以被视为真正现代的。因为,它们是以经验性的、非理性的方式介入世界的,属于人性的本真范畴。
其次,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教化功能也是十分相似的。孔子“不知礼,无以立”、“思无邪”、“兴观群怨”等思想,以及此后与统治阶层合流的教化体系,都是通过对人生体验的感悟,获得人之为人的道德准则。同样.媒介文化在培育人们对社会认知和行为方式,即教人如何做人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力量。施拉姆在其早期电视研究时,即提出:“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晚近的研究表明,“电视以及其他媒体文化的形式在构建当代的认同性和塑造思维、行为等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与西方现代化过程提出种种抽象的理性自律条例不同,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都是通过可以感知的具体形象,作为模仿的对象,来确立行为标准。“开始时,媒体文化提供的是观众可以认同和效仿的图像和形象。接着。它又通过其角色模型、性别有洞察力及形形色色的主体性立场等。对某些行为和时尚的形式予以肯定,而对其他的类型进行贬低和丑化,从而获得了重要的社会化和使人适应文化的效应。”只是,儒家教化是一个由“小人”到“圣人”的人格理想化过程;而媒介文化则通过对各种“名流”的推崇,来树立认同对象。
此外,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均偏重时间。中国文化漠视空间,而将时间放在首要位置。
比如重视对祖先的崇拜,缺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以及体现在多个方面的“厚古薄今”思想。历史的沧桑感甚至形成了中国美学的重要质素。这一点同样与当今的非领土化扩张的媒介文化具有相似性。媒介体验压缩了人们的空间感。人与人的交流不再受到空间的限制。因而,那种以自然界限将人划分为不同种属的方式,显得缺乏合理性,而人们对“他者”文化的容忍、理解和接受将变得更为现实。就其对异质文化的包容力而言,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显示出巨大的相似性。
三、中国现代性复兴方略
在摆脱危机的历史使命下,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复杂的媒介文化下,仅仅看到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现代性复兴,还需要具备亨廷顿和伯杰所谓的“放射物”特性,需要政府与资本的干预,需要知识分子的介入,需要中国大众的参与。
“放射物”是亨廷顿和伯杰分析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的重要概念,指那些能够主导某个区域甚至全球的文化力量。“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要成为文化的放射物,就必须有足够的文化自我觉悟。它必须了解自己作为传播文化的实体拥有多大的潜力,同时必须了解自己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另一方面,从事某种文化放射的活动或者从事某种文化放射活动的国家.也受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支配,其中如:文化放射国在全球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可以提供多少劳动力和技术,从美学意义上在当时世界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它具有多么丰厚的文化资源。”
按照该逻辑,中国现代性如果要成为一种文化放射物,首先应当有充分文化自觉性。它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然后,才是政治、经济、美学、资源等条件。而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认同空间的位置不是财富的函数.甚至也不是所在的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的函数,而是位置中的变化方向的函数。”
中国现代性能否在未来文化格局中成为放射物,关键在于我们将其引向哪个方向。由此,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围绕大众传媒的中国现代性复兴方略:第一。由知识分子重新整理、开掘中国文化传统现代性的一面及其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利用大众传媒形式,使之形成符合媒介文化传播特性的文化形态。对内,引导大众建构民族一国家认同;对外,使“他者”充分接触该文化。进而认同、接受。其中的关键是重建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人类要由抽象的存在而成为具体的存在.兼不泯失其特殊性与普遍性,则舍将人与人之关系,化为互为真实存在之伦理关系,亦无道路。而中国社会之重建,其中最重要之事,亦即在对此传统思想中之伦理关系之价值。重新自觉的认取,而加以扩大推广,以使一切人与人之根本关系,皆成一意义之伦理关系。”第二,保持中国强政府强社会的传统。一方面,组织建设政治、经济,使之在世界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政策,保护传媒产业的健康成长,并推动向国外输出产品。第三,传媒产业充分发掘中国文化的丰富资源,将其美学理念融入符合国际流行标准的形式中。第四,由知识分子、政府和产业三种力量,共同引导大众建构民族一国家认同感。安托尼·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感的刻意建构,必定寄生于更深层次的集体认同感之上。这种认同感为居于一个特定地方的人们所共有,包括了感情和价值观,这是就某种连续感、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感而言的。”’而作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借助一些特殊事件,如北京奥运会,全方位展现是整个方略的突破口。
四、文化复兴须文化以外之力
东亚国家政府和资本的独特形式及其巨大能量,使世界看到了儒家文化圈层的潜力。实际上。文化建设必须由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介入。才能真正达到其现实目标。“文化未必非是许多社会里的核心整合机制,‘肩负着将大众整合纳入现代国家重任的’恰恰是‘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而不是文化势力’,‘文化即便其自身是紧密统一的,也不足以完成社会层次行为的一体化’。”
民族认同不仅受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欢迎,而且受到国家和资本的青睐。“因为它们在那些传统中感受到的不仅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方式。而且还有一种控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得成功的混乱的影响之手段,而后一种方式根本不去怀疑资本主义本身。它们的取向与大部分人(例如在中国就是如此)所感受到的面临文化全球化时对某种民族认同意识的紧迫需要相吻合,这种全球化也就是全球性的消费文化技术对本土文化的入侵。后者反过来更加强调作为全球市场策略之组成部分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从而甚至在把所有社会都引入看上去不可抵挡且无穷无尽的市场文化的漩涡时产生出一些种族的和民族的文化。”也就是说。在媒介帝国主义时代,国家不仅需要干预媒介。而且与资本携手。推动媒介的非领土化扩张。
首先。在数字化媒介时代,影视产品的国际贸易和传播为政府干预带来合法性。影视能够产生外部利益,即收看某种类型的国产影视片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缺乏补贴的生产单位可能忽视对社会有益的制作。因此,政府对影视进行干预就取得了合法性。然而.这种合法性可能由于政府行为的成本超过所获得的利益,导致政府干预的“失败”。使多数干预失去合理化。
在政府干预合法性理论支持下,国家对影视进行干预,促进影视外部利益(externalbenefits)的提升,同时影响利润最大化追求,削减了产业经济效益;当干预达到一定程度,外部利益也因整体产业效益减少;政府不得不减轻干预,重新平衡外部利益和经济效益。当政府对影视的干预行为进一步减轻,市场以自由竞争为主时,经济效益将快速攀升,同时带动外部利益回升。然而,如果政府干预减轻过快。可能造成外部利益的大量损失,进而破坏整体效益。政府这种干预合法化同样适应于其它大众媒介。
互联网络对理性自律个体以及民族认同感的颠覆性,同样赋予国家干预的合法性。互联网络从传播特质上,跨越了国家所设置的自然障碍,为不同国家的民众自由交流创造了可能性。然而。由于数字化媒介自身带有的颠覆质素,质疑一切既有的秩序。使整个世界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汪洋之中。这样后果有两种:一是媒介帝国主义趁机确立其统治地位,二是本国的民族一国家认同遭受侵蚀。因此。国家必须在媒介的场力中占有一定地位,通过制度化。引导媒介向聚拢认同感发展。
国家一方面通过制度法律来约束媒介。另一方面依靠媒介产业来实现干预。媒介资本渗透在国家的支持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动力。国家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为传媒产业提供了巨大市场需求空间,大众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传媒产业提供了消费和人才市场空间。媒介资本的对外扩张是这种强势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必然携带着文化的扩张。凤凰卫视掌门人刘长乐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向世界施加影响的时候了。”他所提倡的传播主体正是企业。
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日益推进,大众传媒产业的资本准入越来越高。面对国际传媒产业市场,长期以来形成的小而多的媒介组织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跨国传媒企业的资本渗透和市场竞争力不仅威胁到产业,而且将携带着强势文化。侵蚀中国人的认同基础。对此,人类学家Marsha11Sahlins的话。颇具意味:“晚期资本主义的2O世纪末有一个最令人惊叹的特点,那就是‘传统’文化并非必然与资本主义水火不相容,也并非必然是柔弱的被改造对象。这表明,金钱经济与传统生活方式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在找不到足够的金钱来维持传统生活的时候。才会出现大问题。”
传媒生产者应该在传统中寻找经济增长点,并反过来保护传统。这个过程。实际上正是中国传媒产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切入点。它不仅仅是民族精神,更是经营理念和民族才智的问题。能否认识到民族一国家统一体,以及如何维护和加强这个统一体的凝聚力,依靠这个统一体去实现经济目标?将是横亘经营管理者面前的一道关隘。民族一国家认同感符合媒介资本的利益,同样可以成为推动中国人认同的源动力。它不仅能够引导中国人走向民族现代性的复兴之路,而且带来自身利益的无限扩张。
中国现代性的复兴还要依靠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精神的回归与张扬。伯杰认为,“在中国,文化全球化的最重要使然因素则是知识分子和国家政府。”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是“士志于道”的精神。余英时认为,这是一种“内向的超越”Onwardtranscendence),即用“道”来“改变世界”,自始便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内向超越给中国知识人带来另一个显著特征,即重视个人的精神修养。这两种特征使中国知识分子带有强烈的人世精神,永远不超脱于世俗事务。
此外,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不同于西方的单一化精神,而是与中国文化一样,能够包容多种看似不容的思想。艾恺认为其精神源头在先秦:“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观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连,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运行不悖。”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精神,才能保证中国文化的方向,是在坚持自身特性的同时,吸纳、融合其他文化。但是,一般大众却缺乏这种文化的自觉性,必须由知识分子来引导。
在经过政治上的压抑、经济上的边缘化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应当重新定位,积极利用大众传媒重新树立自己的使命感。因为,他们理想在于改变世界。德里达指出:知识分子应该是最具有独立性并最具有理性思考和批判意识的社会群体,是社会进步的真正立法者。这恰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媒介文化日渐彰显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向超越”精神和强大的包容力,必将使他们在价值场域里占有一席之地,像布尔迪厄那样,主动利用大众传媒的特性,将大众文化引导向一个有意义的轨道。在中国现代性复兴中,知识分子必须以其知识的“权力”,为政府的复兴政策提供指向。为产业的复兴发展提供谋略,为大众的复兴共感提供批判资源。
数字化媒介技术人性化的发展趋势,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异质同构性,中国政府的持续强势干预,传媒产业的全球化扩张,中国知识分子全球化意识的凸显,
大众民族一国家认同感的强化,等等都为中国现代性走向全世界,铺垫了一条光明之路11920年代中期,梁漱溟预言:“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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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现代性的文化精髓使之能够成为人类现代价值的一部分;而儒家文化与媒介文化的相似性.使之获得了在世界传播的特性。中国现代性的传媒复兴之路,应当借助政府、传媒资本和知识分子等力量。
论文关键词:大众传媒;中国现代性;媒介文化;复兴
在全球化和数字传播技术的语境下,中国现代性应当寻求复兴和向世界传播的路径。在此过程中,政府、传媒资本和知识分子均应承担起责任。
一、中国现代性的文化精髓
从中国现代性对人类的意义来看,非但不落后,而且更具“现代性”,至少,应该成为人类现代价值的一部分。德国学者卜松山认为,“中国传统中有一些具有世界性价值的因素。能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基本伦理的一部分。特别是‘仁’即人类之爱(人道主义)的思想,它既是天赋的条件,又需要后天的修养,以达到人与人、人与万物为一家的目的。”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并不断吸收其他文化思想的一种不断更新的文化。艾恺认为,“中国文化本就是个融合许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体,却同时又喜欢分门别类的文化。”在儒家独尊以前,各种文化就以外表不同,但又互相包容的型态共同存在。
儒家文化是在不断接受异质文化(道教、佛教、伊斯兰教、__等)的挑战并吸收其精华的过程中,丰富、完善自身体系的。也许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强大包容力.才使儒家文化显示出绵延韧性,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而且影响力涉及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论者认为,就人类发展的整体而言,“中国文明的连续模式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西方文明的断裂型发展才是人类历史的特殊现象。”亦即,以儒家文化为基本肌理的中国文化,因其连贯性和一致性,可以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基本模式之一。而恢复该模式的活力,保持其延续性理应是人类现代性发展的一个路向。
在梁漱溟看来,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特色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互以对方为重”。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儒家的“和谐”思想上:在自律个体的道德向度上,是以“仁”为核心的推己及人;在社会规范向度上,是以“礼”为中心的协调方式;在与自然相处的向度上,是以“天人合一”为精髓的非对抗方式;总体上。“儒教是一种关注人性和把正确的人际关系当做社会基础的哲学。”(尤姆)梁漱溟认为,“儒家说的话,说来说去,不离开人,它从来不离开人,连鬼神他都不大谈。”这种以人为中心注重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精神,相对于西方的现代性来说.体现出真正具有“现代”的面向。在哈佛学者艾恺看来,西方“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最大的缺陷在于“道德上的损失”。
正如中国文化的开放和延续一样.中国现代性应当包括中国的现代经验。它是总体上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并吸纳西方现代性的一个复合体。埃斯勒认为,“20世纪的中国所用的管理方式同两三千年前就出现的思想高度地一致。”这种高度的一致性,还表现在对西方现代体制的本土化改造上:“中共领导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形式下发展一种本土的意识形态,以对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一决定却为儒家价值和乡土观念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扮演一个有意义的角色开放了文化的空间。经历了现代中国历史的种种动荡不安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儒学反而从权力的陷阱、帝国政治体系以及压制性的权威主义这些冒犯了五四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东西中解放了出来。”
的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重新释放了儒学的活力,使中国现代性获得了生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的建设,正是这种生命力的体现,并试图以更为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中国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给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赋予新的内容,在现代的意义上对它作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新诠释.重新认识到其自身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内容。”
二、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
媒介日益加重对人类生活空间的渗透,形成有别于传统地缘和血缘文化的新型文化类别。在波德里亚看来,媒介将一种新型文化植入日常生活的中心,这是一种置于启蒙主义理智与非理性对立之外的新文化。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游离于现代/后现代范畴之外,却同样能够塑造人类生活的型态,制造某种新的认同。
这种新的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相似性,首先体现在对异质文化的亲和性。它们同样以一种相似性结构将与自身生活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事物进入日常生活当中,从而确立关联。“推己及人”或者“和而不同”:“儒家传统不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来定义人,也不从社会中心、人类中心来定义人。所以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即永远要对其异质的东西保持亲和感。儒家传统的智慧就显示了它的相合性和包容性。每一个具体的人不仅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个在特殊命际交互影响中活动、存在而发展的人。”电视转播、数字化影像传播、虚拟社区等非领土化扩张式的传播形式,都可以将那些被人为的社会分类方式区隔开的不同人群联系起来,将“他者”文化带人到家中,带人到日常生活体验之中。按照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观,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都可以被界定为非现代的,同时又可以被视为真正现代的。因为,它们是以经验性的、非理性的方式介入世界的,属于人性的本真范畴。
其次,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教化功能也是十分相似的。孔子“不知礼,无以立”、“思无邪”、“兴观群怨”等思想,以及此后与统治阶层合流的教化体系,都是通过对人生体验的感悟,获得人之为人的道德准则。同样.媒介文化在培育人们对社会认知和行为方式,即教人如何做人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力量。施拉姆在其早期电视研究时,即提出:“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晚近的研究表明,“电视以及其他媒体文化的形式在构建当代的认同性和塑造思维、行为等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与西方现代化过程提出种种抽象的理性自律条例不同,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都是通过可以感知的具体形象,作为模仿的对象,来确立行为标准。“开始时,媒体文化提供的是观众可以认同和效仿的图像和形象。接着。它又通过其角色模型、性别有洞察力及形形色色的主体性立场等。对某些行为和时尚的形式予以肯定,而对其他的类型进行贬低和丑化,从而获得了重要的社会化和使人适应文化的效应。”只是,儒家教化是一个由“小人”到“圣人”的人格理想化过程;而媒介文化则通过对各种“名流”的推崇,来树立认同对象。
此外,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均偏重时间。中国文化漠视空间,而将时间放在首要位置。
比如重视对祖先的崇拜,缺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以及体现在多个方面的“厚古薄今”思想。历史的沧桑感甚至形成了中国美学的重要质素。这一点同样与当今的非领土化扩张的媒介文化具有相似性。媒介体验压缩了人们的空间感。人与人的交流不再受到空间的限制。因而,那种以自然界限将人划分为不同种属的方式,显得缺乏合理性,而人们对“他者”文化的容忍、理解和接受将变得更为现实。就其对异质文化的包容力而言,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显示出巨大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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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现代性复兴方略
在摆脱危机的历史使命下,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复杂的媒介文化下,仅仅看到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现代性复兴,还需要具备亨廷顿和伯杰所谓的“放射物”特性,需要政府与资本的干预,需要知识分子的介入,需要中国大众的参与。
“放射物”是亨廷顿和伯杰分析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的重要概念,指那些能够主导某个区域甚至全球的文化力量。“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要成为文化的放射物,就必须有足够的文化自我觉悟。它必须了解自己作为传播文化的实体拥有多大的潜力,同时必须了解自己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另一方面,从事某种文化放射的活动或者从事某种文化放射活动的国家.也受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支配,其中如:文化放射国在全球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可以提供多少劳动力和技术,从美学意义上在当时世界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它具有多么丰厚的文化资源。”
按照该逻辑,中国现代性如果要成为一种文化放射物,首先应当有充分文化自觉性。它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然后,才是政治、经济、美学、资源等条件。而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认同空间的位置不是财富的函数.甚至也不是所在的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的函数,而是位置中的变化方向的函数。”
中国现代性能否在未来文化格局中成为放射物,关键在于我们将其引向哪个方向。由此,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围绕大众传媒的中国现代性复兴方略:第一。由知识分子重新整理、开掘中国文化传统现代性的一面及其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利用大众传媒形式,使之形成符合媒介文化传播特性的文化形态。对内,引导大众建构民族一国家认同;对外,使“他者”充分接触该文化。进而认同、接受。其中的关键是重建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人类要由抽象的存在而成为具体的存在.兼不泯失其特殊性与普遍性,则舍将人与人之关系,化为互为真实存在之伦理关系,亦无道路。而中国社会之重建,其中最重要之事,亦即在对此传统思想中之伦理关系之价值。重新自觉的认取,而加以扩大推广,以使一切人与人之根本关系,皆成一意义之伦理关系。”第二,保持中国强政府强社会的传统。一方面,组织建设政治、经济,使之在世界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政策,保护传媒产业的健康成长,并推动向国外输出产品。第三,传媒产业充分发掘中国文化的丰富资源,将其美学理念融入符合国际流行标准的形式中。第四,由知识分子、政府和产业三种力量,共同引导大众建构民族一国家认同感。安托尼·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感的刻意建构,必定寄生于更深层次的集体认同感之上。这种认同感为居于一个特定地方的人们所共有,包括了感情和价值观,这是就某种连续感、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感而言的。”’而作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借助一些特殊事件,如北京奥运会,全方位展现是整个方略的突破口。
四、文化复兴须文化以外之力
东亚国家政府和资本的独特形式及其巨大能量,使世界看到了儒家文化圈层的潜力。实际上。文化建设必须由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介入。才能真正达到其现实目标。“文化未必非是许多社会里的核心整合机制,‘肩负着将大众整合纳入现代国家重任的’恰恰是‘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而不是文化势力’,‘文化即便其自身是紧密统一的,也不足以完成社会层次行为的一体化’。”
民族认同不仅受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欢迎,而且受到国家和资本的青睐。“因为它们在那些传统中感受到的不仅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方式。而且还有一种控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得成功的混乱的影响之手段,而后一种方式根本不去怀疑资本主义本身。它们的取向与大部分人(例如在中国就是如此)所感受到的面临文化全球化时对某种民族认同意识的紧迫需要相吻合,这种全球化也就是全球性的消费文化技术对本土文化的入侵。后者反过来更加强调作为全球市场策略之组成部分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从而甚至在把所有社会都引入看上去不可抵挡且无穷无尽的市场文化的漩涡时产生出一些种族的和民族的文化。”也就是说。在媒介帝国主义时代,国家不仅需要干预媒介。而且与资本携手。推动媒介的非领土化扩张。
首先。在数字化媒介时代,影视产品的国际贸易和传播为政府干预带来合法性。影视能够产生外部利益,即收看某种类型的国产影视片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缺乏补贴的生产单位可能忽视对社会有益的制作。因此,政府对影视进行干预就取得了合法性。然而.这种合法性可能由于政府行为的成本超过所获得的利益,导致政府干预的“失败”。使多数干预失去合理化。
在政府干预合法性理论支持下,国家对影视进行干预,促进影视外部利益(externalbenefits)的提升,同时影响利润最大化追求,削减了产业经济效益;当干预达到一定程度,外部利益也因整体产业效益减少;政府不得不减轻干预,重新平衡外部利益和经济效益。当政府对影视的干预行为进一步减轻,市场以自由竞争为主时,经济效益将快速攀升,同时带动外部利益回升。然而,如果政府干预减轻过快。可能造成外部利益的大量损失,进而破坏整体效益。政府这种干预合法化同样适应于其它大众媒介。
互联网络对理性自律个体以及民族认同感的颠覆性,同样赋予国家干预的合法性。互联网络从传播特质上,跨越了国家所设置的自然障碍,为不同国家的民众自由交流创造了可能性。然而。由于数字化媒介自身带有的颠覆质素,质疑一切既有的秩序。使整个世界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汪洋之中。这样后果有两种:一是媒介帝国主义趁机确立其统治地位,二是本国的民族一国家认同遭受侵蚀。因此。国家必须在媒介的场力中占有一定地位,通过制度化。引导媒介向聚拢认同感发展。
国家一方面通过制度法律来约束媒介。另一方面依靠媒介产业来实现干预。媒介资本渗透在国家的支持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动力。国家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为传媒产业提供了巨大市场需求空间,大众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传媒产业提供了消费和人才市场空间。媒介资本的对外扩张是这种强势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必然携带着文化的扩张。凤凰卫视掌门人刘长乐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向世界施加影响的时候了。”他所提倡的传播主体正是企业。
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日益推进,大众传媒产业的资本准入越来越高。面对国际传媒产业市场,长期以来形成的小而多的媒介组织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跨国传媒企业的资本渗透和市场竞争力不仅威胁到产业,而且将携带着强势文化。侵蚀中国人的认同基础。对此,人类学家Marsha11Sahlins的话。颇具意味:“晚期资本主义的2O世纪末有一个最令人惊叹的特点,那就是‘传统’文化并非必然与资本主义水火不相容,也并非必然是柔弱的被改造对象。这表明,金钱经济与传统生活方式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在找不到足够的金钱来维持传统生活的时候。才会出现大问题。”
传媒生产者应该在传统中寻找经济增长点,并反过来保护传统。这个过程。实际上正是中国传媒产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切入点。它不仅仅是民族精神,更是经营理念和民族才智的问题。能否认识到民族一国家统一体,以及如何维护和加强这个统一体的凝聚力,依靠这个统一体去实现经济目标?将是横亘经营管理者面前的一道关隘。民族一国家认同感符合媒介资本的利益,同样可以成为推动中国人认同的源动力。它不仅能够引导中国人走向民族现代性的复兴之路,而且带来自身利益的无限扩张。
中国现代性的复兴还要依靠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精神的回归与张扬。伯杰认为,“在中国,文化全球化的最重要使然因素则是知识分子和国家政府。”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是“士志于道”的精神。余英时认为,这是一种“内向的超越”Onwardtranscendence),即用“道”来“改变世界”,自始便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内向超越给中国知识人带来另一个显著特征,即重视个人的精神修养。这两种特征使中国知识分子带有强烈的人世精神,永远不超脱于世俗事务。
此外,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不同于西方的单一化精神,而是与中国文化一样,能够包容多种看似不容的思想。艾恺认为其精神源头在先秦:“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观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连,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运行不悖。”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精神,才能保证中国文化的方向,是在坚持自身特性的同时,吸纳、融合其他文化。但是,一般大众却缺乏这种文化的自觉性,必须由知识分子来引导。
在经过政治上的压抑、经济上的边缘化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应当重新定位,积极利用大众传媒重新树立自己的使命感。因为,他们理想在于改变世界。德里达指出:知识分子应该是最具有独立性并最具有理性思考和批判意识的社会群体,是社会进步的真正立法者。这恰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媒介文化日渐彰显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向超越”精神和强大的包容力,必将使他们在价值场域里占有一席之地,像布尔迪厄那样,主动利用大众传媒的特性,将大众文化引导向一个有意义的轨道。在中国现代性复兴中,知识分子必须以其知识的“权力”,为政府的复兴政策提供指向。为产业的复兴发展提供谋略,为大众的复兴共感提供批判资源。
数字化媒介技术人性化的发展趋势,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异质同构性,中国政府的持续强势干预,传媒产业的全球化扩张,中国知识分子全球化意识的凸显,
大众民族一国家认同感的强化,等等都为中国现代性走向全世界,铺垫了一条光明之路11920年代中期,梁漱溟预言:“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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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一种成功的经营模式和市场形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一个双边市场的简单定义,就是作为平台(platform)的企业,同时服务两组不同的消费者。比如,ebay、易趣网、淘宝网这类的电子交易中介平台,同时服务商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珍爱网、百合网这类婚姻介绍网站,同时服务男性和女性顾客;智联招聘、前程无忧这类的工作招聘网站,同时服务企业和求职者。
这种新兴的电子平台,成功的开发出新的双边市场,从而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例子还有很多。事实上,双边市场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是很早就出现的,那就是媒体产业,比如报纸和电视就同时服务观众和广告商。到底新兴的双边市场成功的原因何在?它与传统双边市场有什么区别?这种新兴的双边市场,对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又有什么启示呢?
二、双边市场相关理论研究。
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最早系统的研究双边市场的是Caillaud和Jullien (2001,2003),Rochet和Tirole (2003,2006)以及Armstrong(2006)。 Rochet和Tirole(2003)首先给出了粗略的定义:双边(更一般的说是多边)市场是通过一个或几个平台能使最终用户相互作用,并通过合理地向每一边收费试图把双方(或多方)维持在平台上的市场。双边市场中的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平台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加入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平台另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的数量。
在这样一个双边市场中,两组参与者之间存在着交叉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网络外部性是指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在双边市场中,这就表现为一种交叉网络外部性,也就是每个参与者从平台获得的效用或收益,与另一组参与者的总数量有关。一组参与者的总数量越多,另一组参与者得到的效用或收益越高,这就被定义为是正的网络外部性;反之,就被认为是负外部性的情形。
在传统双边市场中,往往表现为一边参与者对另一边参与者的网络外部性为正,反之,网络外部性为负。比如在媒体市场中,该媒体的观众越多,广告商投放广告的收益就越大;反之,广告商投放的广告越多,对使用该媒体服务的观众而言,造成的干扰就越多,获得的效用也就越低。
近年来,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把精力投入到对双边市场的研究中来,这也使得双边市场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国外的研究中,Caillaud和Jullien (2001,2003), Rochet和Tirole(2003,2006)以及Armstrong(2006)主要分析了在双边市场中的定价策略。研究结果都表明在双边市场中,定价策略不同于一般的单边市场。企业在定价上拥有更灵活的空间,完全可以通过对一边参与者的收费来补贴另一边,例如现实中有些报纸就选择完全免费发放给读者。还有些研究侧重于对市场失灵的分析,提出了媒体市场的这种交互网络外部性会导致媒体产品的同质性,产品不够多样性,从而减少社会福利。
在我国,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关注双边市场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双边市场理论以及定价策略的介绍和分析,以及对双边市场竞争的政府规制建议。主要实证分析也还是集中在媒体或银行卡市场这样的传统双边市场上。
事实上,近年来出现的许多新型双边市场的特征,并不同于传统双边市场,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是双边市场所服务的两组参与者之间的网络外部性不再是一正一负,而都为正的。例如,加入淘宝网的卖家数量越多,买家就越可能找到更便宜且更适合自己的商品;使用淘宝网的买家越多,卖家就可能卖出更多商品,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这种区别,主要来自于参与者对于信息的获取过程是不一样的。
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分析重点就是信息,因为现实中常常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为了做出最优决策,市场中的微观个体(企业和消费者等)需要为信息支付额外的成本。这个成本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交易成本,而这种成本有时可能很高以至于潜在的交易不会发生。我们再以传统媒体市场为例,阅读报纸的读者越多,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企业就可能卖出更多的商品,所以读者对企业的网络外部性为正。但当报纸中的广告越来越多时,必将占据刊登其他新闻内容的版面,读者阅读报纸所获得的效用会减少。值得注意的是,读者(潜在的消费者)在报纸上接受到的关于交易的信息,已经被报纸这个平台所限定,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的可能性很小。虽然不排除有部分读者因为广告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商品,但这个效应比因广告而造成的效用损失要小,所以在报纸这个平台上企业对读者的网络外部性为负。报纸能提供的关于另一组参与者的交易信息实在有限,交易成本没有被显着减少。而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兴双边市场中,因为有效而便捷的搜索手段,使得使用平台服务的任何一组参与者,都可以以非常小的成本迅速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另一组参与者的交易信息。原来因为潜在交易成本过大而没有发生的交易,在新兴的服务平台能够以比较低的交易成本发生,这对两组参与者,平台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这也是近年来新兴双边市场模式大获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兴的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双边市场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比较缺乏。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浅谈双边市场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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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在政治方面是个永恒的话题,那写好一篇民主主义的论文必然显得个人出色的能力,那么如何写好呢?下面请看下小编为您准备的一些优秀的民主主义论文范文。
“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
【摘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代替苏联登上了历史舞台。西化改革失败后,俄罗斯国力和国际地位日趋衰弱,以追求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并成为俄罗斯国内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潮。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有其深刻的根源。
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不仅对俄罗斯进行打击、遏制和孤立,同时为其国内的反政府力量提供政治和经济援助。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政府实行全盘西化政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在国际事务中完全丧失了二战后苏联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与其他大国的交往中,俄罗斯处处被动,不断让步。美国轻蔑地称其为第三世界国家,明确表示要遏制俄罗斯的帝国冲动。尽管俄罗斯一再表明自己的欧洲立场,但西方国家并没有因为俄罗斯有融入西方的愿望而对其“刮目相看”,真正平等地对待俄罗斯,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等事件中西方国家都采取了遏制俄罗斯的措施。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以赛亚·柏林讲过,“当一个民族感到持续的压力且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时,必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强力压制迟早会有反弹,压制不住的反弹,人们受够了强势国家高傲阶级的欺凌,迟早会发出民族主义之问:我们为什么要听从他们?他们凭什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为什么不?”西方国家的打压激起了对西方的愤怒,加强了俄罗斯民族的认同,刺激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其成为维护民族利益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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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大众传播的三种基本功能,并分析了其可能存在的负功能。这三种功能是:监视环境,协调环境以及文化传承。
文化也和其他的物质一样,具有向四周扩散的特性。只有被传播的文化才能称为有生命的文化,这是由文化的社会性决定的。根据文化传播的理论,文化的传播必须有载体。而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了文化传播最重要、最高效的载体,能够较为完整的承担文化的主要功能。
新词语以其快速反映社会现实变化的特性,适合了大众传媒及时传递社会信息和反映时代特色的需求,从而成为传媒广为选用的语言成分。传媒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大力推广了其语言载体的重要构成部分——新词语,使新词语的流传得以加速,变化发展的进程也随之缩短。因此,新词语从诞生到流行折射出了大众传播文化传承功能的得与失。
其积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众媒介强有力的渗透与覆盖,尤其是电视和网络的发展,让语言的创造越来越快。在上述例子中,一个新词的产生与传播几乎是同时的,较之以前的口耳传播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快速地满足了受众情感表达的需求。
其次,新词的形象与便利性特点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语言生活,使语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受众在表达情感时,可以选择简单而形象的词汇。比如上文中的“囧”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网友从这个词的构造出发,赋予了这个词新鲜的含义,随之受到年轻前卫的网民们的追捧。这些为数众多的网民们不仅活跃在网络上,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这样一来,网络语言就可以很轻易地迁移到现实生活中,网络语言与现实生活几乎是“零距离”贴近。所以,不多时“囧”便风行于现实生活,并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再次,正是有了大众传播,人们才可以更多地接触到其它的文化,从中吸取精华,改进并完善自己的文化。比如一些由外文音译来得词汇,晒客(share)指在网上分享信息的人,踹客(try)专指为一些商家试用产品的人,粉丝(fans)即崇拜偶像的群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007年的年度新词呈现出这些特点:一是多字词语占优势,其中三字词语36.61%,四字词语28.35%;二是大量使用词语模类推构词,词族化表现明显,运用较多的类后缀有“族”、“客”、“奴”、“友”、“门”、“吧”、“日”等;三是名词性词语最多,占91.33%;四是构成材料以汉字为主,兼有别样,254个新词语中有13个字母词;五是新词语来源于多个渠道,分布在不同领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生活、文化、科技和经济领域产生的新词语较多,占67.32%。
从以上第四和第五特点可以看到,新词汇覆盖的领域和表现的形式已不局限在本土,大众传播作为文化的载体正以无与伦比的力量将人类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极大加快,产生的碰撞也会愈加强烈。
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大众传播媒介的负面功能,在语言的传播上其所表现出来的失误值得我们去分析改正。
首先,信息传播中有的信息携带着错误的符号,当这些错误符号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影响受众的行为,使受众的行为标准发生偏离,做出错误的行为。因为网络追求实效快捷,拼音输入法的使用使错别字的流行不可避免,诸如“斑竹(版主)”、“瘟都死(windows)”、“酱紫(这样子)”等等,在某种程度上,网络书写助长了这种错误之风,然后因为某些错词流行面的广泛,就逐步发展为新词汇。
这些因网络产生的大众文化,以快餐的形式占据了人们的视野,而传统的经典的词汇受众却无暇顾及或者说在逐渐忘却。特别是针对这一代伴随着网络长大的受众,他们对于经典的认识恐怕将大打折扣。
其次,细观新词语,我们发现,大量的词汇来自网络。而最新调查报道,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可以算是大众的精英阶层,但是相较于近10亿其他民众,比重不大。这样问题就来了,由2.53亿网民认可的新词,10亿民众买账吗?不可否认,自从有了网络,各种流行文化以及政策方针能够及时传递到文化精英的视野之中,多少影响到文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但是如何对待当下流行的文化现象,除了在媒介中传播外,绝大部分新词在生活中人们同样普遍使用吗?
小编认为,新词语的定型需要传媒的检验,更需要普通大众的检验,毕竟传媒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观点。在现今的中国,网络的普及远不及发达国家,所以这些因为时尚或者新鲜而流行的词汇要想立足,还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因为,大众传媒在文化传承方面有导向功能,而没有决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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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学界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受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热潮的影响,近年,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政治哲学进行关注,甚至有学者断言政治哲学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门显学。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何应对等,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厘清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及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无外乎要分析清楚两个问题,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其次是如果有,那么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又如何。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可以先来看看中西方学者们的看法。西方学界有着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列奥·斯特劳斯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是与政治生活同步的,而政治哲学则产生于有文字记载的一种特殊政治生活,即古希腊的政治生活当中。”传统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哲学,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学说;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就如郁建兴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一种解释传统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理论。……另一种解释传统则直截了当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当然,也有一部分西方学者理性地分析了这一问题,如汉娜·阿伦特就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明显发端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我看来,有一个同样明确的终点,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她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颠覆了黑格尔,而且颠覆了思想与行动、沉思与劳作、哲学与政治的传统等级秩序。”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的看法比较一致,几乎都认为这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那就是政治哲学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唯一的分歧在于,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反思,首先以现实的社会为基础,但同时又以实现理想社会为目的,即同时涵盖了现实性维度与理想性维度两个层面。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为原型的,尽管提出了理想社会的美好前景,但对于现时代的中国来说,背景并不相同,我们应该构建适合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事实上,正如同国内学者认为的那样,关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本就无需讨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当做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而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就清楚了。谈过了政治哲学兴起的原因以及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再来谈一下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是如何有效地应对政治哲学兴起的,也就是采取何种方式研究或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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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5日,前苏联召开了最后一次最高苏维埃共和国会议,与会代表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苏联在法律上停止存在的决议。俄罗斯联邦代替苏维埃联邦登上了历史舞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进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轨过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它的兴起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在俄罗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比民族自豪感更重要。”俄罗斯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帝国时代的俄罗斯民族深信“帝国”的扩张就是俄罗斯救世使命的体现;苏维埃时代,尽管俄罗斯民族走上了一条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他们用自己的成就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特殊使命。俄罗斯民族对于自己的特殊使命一直深信不疑,其意识中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优越感始终没有改变过。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替代前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登上了国际舞台,但其综合实力已大不如以前。国家从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了世界二三流国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经济面临崩溃,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落差给民众心理带来了沉重打击,民族主义此时的兴起有利于填补国内意识形态真空,满足民众恢复传统寻求辉煌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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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代替苏联登上了历史舞台。西化改革失败后,俄罗斯国力和国际地位日趋衰弱,以追求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并成为俄罗斯国内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潮。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有其深刻的根源。
【关键词】苏联;俄罗斯;民族主义
1991年12月25日,前苏联召开了最后一次最高苏维埃共和国会议,与会代表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苏联在法律上停止存在的决议。俄罗斯联邦代替苏维埃联邦登上了历史舞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进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轨过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它的兴起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是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思想,但是它的产生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它是在俄罗斯联邦建立的过程中各种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填补了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的真空。从历史上看,俄罗斯的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会伴随着激烈的思想冲突和碰撞,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转型亦是如此。新俄罗斯联邦成立后,亲西方的俄罗斯政治家盖达尔,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推行大规模的自由化改革,但是西化改革并没有为俄罗斯带来复兴,相反却使自己的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国际声誉一落千丈,对国际重大事务影响力下降。俄罗斯社会思想领域出现了自由主义思潮、新欧亚主义思潮、左翼社会主义思潮、新斯拉夫主义思潮等思潮。这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对于仓促而行的改革没有做好心理和思想的准备,俄罗斯社会出现了思想认同危机。此时,处在经济低迷和心理失落双重困惑中的俄罗斯人只能转向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希望借助民族主义的信念和力量进行政治动员和文化整合,使俄罗斯早日走向富强之路。
“在俄罗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比民族自豪感更重要。”俄罗斯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帝国时代的俄罗斯民族深信“帝国”的扩张就是俄罗斯救世使命的体现;苏维埃时代,尽管俄罗斯民族走上了一条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他们用自己的成就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特殊使命。俄罗斯民族对于自己的特殊使命一直深信不疑,其意识中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优越感始终没有改变过。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替代前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登上了国际舞台,但其综合实力已大不如以前。国家从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了世界二三流国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经济面临崩溃,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落差给民众心理带来了沉重打击,民族主义此时的兴起有利于填补国内意识形态真空,满足民众恢复传统寻求辉煌的心理需求。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现实的产物。苏联解体后,虽然俄罗斯登上了国际舞台,但是国内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独立后,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西化改革的失败,使俄罗斯的经济更加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口危机带来的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社会问题;苏联的解体激发并鼓舞了俄罗斯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它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求获取更多的主权,甚至有部分少数民族提出脱离联邦,自建主权国家的要求,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严重,俄罗斯联邦面临着进一步解体的威胁等等。在此种情况下,俄罗斯民众产生了一种回到过去、缅怀过往的情绪,对于因社会转型而处于痛苦和绝望之中的俄罗斯民众来说,俄罗斯民族主义起到慰藉民心的作用。另外,民族主义统一全体民众的意识,凝聚国民力量,维护国家利益的作用也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具有很大的市场。
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不仅对俄罗斯进行打击、遏制和孤立,同时为其国内的反政府力量提供政治和经济援助。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政府实行全盘西化政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在国际事务中完全丧失了二战后苏联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与其他大国的交往中,俄罗斯处处被动,不断让步。美国轻蔑地称其为第三世界国家,明确表示要遏制俄罗斯的帝国冲动。尽管俄罗斯一再表明自己的欧洲立场,但西方国家并没有因为俄罗斯有融入西方的愿望而对其“刮目相看”,真正平等地对待俄罗斯,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等事件中西方国家都采取了遏制俄罗斯的措施。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以赛亚·柏林讲过,“当一个民族感到持续的压力且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时,必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强力压制迟早会有反弹,压制不住的反弹,人们受够了强势国家高傲阶级的欺凌,迟早会发出民族主义之问:我们为什么要听从他们?他们凭什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为什么不?”西方国家的打压激起了对西方的愤怒,加强了俄罗斯民族的认同,刺激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其成为维护民族利益的一面旗帜。
俄罗斯民族主义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国内影响深远的一种思潮,它主要指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围绕对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忠诚所形成的政治思潮。它的影响涉及到俄罗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客观上起到了凝聚整个民族,整合社会力量的功用,发挥了团结俄罗斯社会阶层,防止分离主义倾向进一步发展的作用。
[1] 陈黎阳.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
[2] 胡建龙, 张虹, 王翠荣.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迅速兴起的原因探析[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06,(9).
[3] __忠. 社会转型时期俄罗斯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J]. 俄罗斯研究, 2002,(3).
[4] 张振, 宋建章. 析当代俄罗斯国家民族主义对俄外交政策的影响[J]. 当代世界, 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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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哲学在思辨的大本营里崛起,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之势发展,而在实证的穷境里寻求喘息的理论心理学应从中获得哪些启示?着眼于理论心理学的困境,结合实验哲学的新发展,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实验哲学对现代理论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和启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实验哲学的兴起对理论心理学的意义与启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实验哲学的兴起对理论心理学的意义与启示
实验哲学是近年内在哲学学科领域内新兴起的一股研究浪潮,在哲学界反响强烈,提倡采用多学科融合的方法与视角去看待和探究古老的哲学问题,以期获得新的结论和启发。理论心理学与哲学同根同源,它保持着传统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因为该研究方法的非经验性,在发展的道路上受到非难与阻碍。哲学领域内出现了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反叛,这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的发展道路有何借鉴?本文旨在分析实验哲学运动的新发展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为理论心理学的发展引入新的研究契机。
近些年来,由一批年轻的分析哲学家所掀起的新兴变革运动正在哲学界兴起。他们脱离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再单纯依靠“扶手椅上”的单纯思辨方式继续形而上的哲学,而是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哲学研究,对于一些基本的哲学命题进行实验分析。同理论心理学的产生一样,实验哲学的发展壮大也是受到了哲学发展进程中内部局限与外部发展的矛盾相驱动。
内部局限是指哲学领域内的传统研究方法在其有效性上存在着很大限制,因为“我们存在于一个纷繁万变的世界中,人类创造的概念系统也是庞杂的,若不借助于外在的经验或物质条件,单凭有限的想象或逻辑推理,往往难以驾驭概念系统的复杂性”[1],因此哲学迫切需要方法的革新。于是哲学家们需要寻求一个更为综合的研究道路,凭借实证方法探究人类对传统哲学议题的真实想法的实验哲学就担负起了这样的使命,实验哲学家们结合了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试图探讨人类直觉问题背后的心理模式与认知机制。
外部发展是指其他学科发展带来的促动。哲学的研究内容很大部分是探索人自身问题,这些问题也受到了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关注,他们从技术层面对这些问题予以新的解释和突破对于哲学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就是一个促动。哲学需要保证其学科的竞争力就需要用更加整合的方法对趋势下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另外诸如概率论、统计决策论、博弈论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也为实验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工具土壤。
在诸多因素的促动之下,哲学家们开始使用科学的武器重新探索古老的哲学议题,以期脱离传统哲学研究沉寂的氛围。
近年来,实验哲学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现在美国及欧洲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都相应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实验哲学实验室――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哲学实验室有意大利Pavia大学哲学系的计算哲学实验室、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哲学系逻辑与体验哲学实验室、美国Arizona大学哲学系体验哲学实验室等,其研究课题也都颇具代表性[2]。如美国Arizona大学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认知直觉、规范学习、自我概念等议题的研究;耶鲁大学的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非道德问题的道德判断影响因素、自由意志的直觉等问题。
在上述代表性的实验哲学研究当中,是采集普通人所持有的直觉数据来统计分析问题答案,但哲学的探究并非是寻求关于事实到底“是什么”的答案,而是需要指出或纠正流行的谬误,寻找“应该是什么”的解答。统计数据只是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获悉事实,而这些事实经过一些转折,再对哲学探究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实验哲学的结果对哲学理论的影响是间接的,或者说是“黏合剂”与“指路标”的作用。
实验哲学在思辨的大本营里崛起,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之势发展,而在实证的穷境里寻求喘息的理论心理学应从中获得哪些启示?着眼于理论心理学的困境,结合实验哲学的新发展,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实验哲学对现代理论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和启示。
(一)方法论的转向
实验哲学的兴起,本质上来说是对哲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革新,是哲学与科学的进一步结合,体现的就是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转向。
面对一贯运用思辨方法、逻辑研究来论证,全凭直觉经验度日的传统哲学,实验哲学首先挑战的就是其对于直觉知识的过分依赖,通过实验分析对哲学思想有更深刻的洞察,使原本晦涩、模糊的哲学问题更加具体、清晰,正体现了实验方法的强大竞争力。也正是这种优势,促使了哲学家研究方法论的转向。
有鉴于此,理论心理学也正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心理学狭隘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不应是激进的相对主义方法,而是“在推进理论型知识的研究基础上,寻求理论的同一性。这是更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同的方法”[3]。具体来说就是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在当前的理论心理学,乃至心理学科的发展中:第一,须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评价体系;第二,重视学科间的综合,创建一种“整合的心理学模式”;第三,要不断的寻求和掌握新的方法技术,为研究提供新视域,新观点。
(二)探索融合之路
实验哲学作为一个方法论层面的变革运动,对其最大的争论也必定集中在哲学这个领域内这样的方法论改变是否必要和正确。有人质疑这样的变革是将“做哲学”变成了“做心理学”,是“越俎代庖”。但支持者认为,哲学并没有忘记它的终极使命,使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是寻求老的争执问题的新解,是启发新的问题去思考,它是一种对新时代发展和繁荣哲学的有益探索。这样的良性创新,提示我们重视在理论心理学的发展中探寻一条融合之路。
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向来存在着许多难以平衡的分歧争议,经由实验哲学发展的经验,我们看到这其中也隐含着某种建设性发展的可能性。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与新的研究范式存在着难以轻易跨越的鸿沟,但这些冲突、矛盾都是正常合理的,“对现实主义的多元论来说,冲突具有潜在的建设性意义,这些冲突通过共同分享的价值观而得到解决”[4]。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一方面,具体的工作需要依据充足的实验资料,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需要形成概括体系化的理论假设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也在逐渐面向那些经验性的工作中所蕴含的形而上问题。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现代心理学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具有深层次和高难度的特点。而无论是运用实证来研究还是借助理论来研究,多类型、多层次的研究主题都普遍面临着如何把研究深入持续下去的难题。这就要求心理学家不仅需要依赖实证的研究范式,更需要有理论的研究纲领来指导研究。理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目标是“促进心理学向譬如物理学中的理论物理学与实验物理学、经济学中的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那样的态势迈进”[5]。
心理学迈入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提升学科整体理论研究的新阶段。“现代心理学从来都不缺乏实验的资料,通过多年的发展,心理学已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素材、模型等,但如何将这些零乱的资源合理统筹起来,构建成可用的框架体系,正是理论心理学工作者需要努力的。”[6]
(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实验哲学的展开是为了寻求一致性的解答,为了更好地指导研究。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一种实践的要求。哲学是关于“应该是什么”学科,它在寻求关于人类本质“最好”的解答,而这种“最好”离不开对实际的讨论,什么样的“最好”对现实才有最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引入实证的方法是势在必行。
缺乏事实基础的理论,就像是沙滩上的建筑物一般容易倒塌;而缺乏理论依据的事实,则像是杂物间里凌乱的材料一般无法建造科学的大厦。纯粹的理论研究是空泛的,是没有说服力的。理论心理学家只有并重实践性的研究,才能以科学的精神,掌握到科学心理学的脉搏,才能客观的指导实证的研究。因此在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努力寻求关于实际的理论,希冀对实践的开展有所助益或指导。我们不断提出理论,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最终只为创立更好的理论。“好的理论应该是在社会实践中更有解释力,预测力和效力的理论,甚至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7]。
理论心理学的研究也与实践密不可分。从理论心理学的内容范围看,研究实践问题本就是理论心理学的分内之事。心理学理论既包括元理论,也包括与具体实践相关的实体理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理论心理学的最终发展目标应该是帮助人们解决实际应用性的问题。理论心理学研究者应当关注实践问题,更应当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理论研究,以使理论研究趋于完善[8]。
实验哲学运用实证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传统哲学问题,开拓了研究哲学问题的新契机,扩展了传统哲学研究的疆域,推进了当代哲学研究的变革与发展[9]。理论心理学如何参照实验哲学的经验,继续推进心理学理论研究的进步,促进心理科学的成熟?我们从实验哲学的兴起与发展中所能借鉴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学科整合范式融合的发展观念。我们相信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最终与理论的研究范式会走上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我们也期望在心理学界能够形成一种“理论的自觉”,营造一个是与心理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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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观预算即利润观起点论的预算模式,就是以目标每股收益或利润水平为起点,分别编制收入预算、成本预算,进行反复平衡,直到实现目标利润为止的预算编制模式。这种预算模式,不仅有助于提高所有者和经营者对公司计划和控制能力,改善经营管理来影响公司股价,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而且有利于解决公司委托代理问题,提高信息披露的有用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改进公司预算编制:“利润观”预算的兴起相关论文。文章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改进公司预算编制:“利润观”预算的兴起全文如下:
摘要:我国实务中运用的销售观起点论的预算编制模式在理论和实务上都表现出很大局限性,分析利润观起点论的预算编制模式的优越性和可行性表明,可通过利润观起点论的预算模式加以改进。
关键词:预算编制;销售观起点论模式;利润观起点论模式
预算管理是公司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实现内部控制,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搞好预算管理的关键在于确定预算编制的起点。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上世纪80年代从西方引入并运用的销售观起点论的预算模式在理论和实务上都表现出很大局限性,应通过利润观(或每股收益)起点论的预算模式加以改进。
以销售为起点的预算模式是指以销售预算的结果为起点,分别编制销售预算、生产预算、成本预算、利润预算、现金预算等的一种预算编制模式。这种模式以市场为导向,以销售为基点,适应市场状况,得到普遍采用。然而,这种模式在理论和实务上存在以下致命缺陷,不能达到强化公司内部控制效率,提高公司价值的预算管理目标。
(一)销售观起点论的预算模式所依据的假设不具有现实性
销售观起点论的预算模式隐含的两个假设是:(1)预算编制者具有强烈追求无限利润的动机———其唯一限制是销售;(2)销售与利润的增减变化具有一致性(于增彪,2002)。现代公司制度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契约、公司利润内涵都内生地决定了这两个假设都没有存在的现实土壤。
现代公司制的主要特征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双方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所有者关心的是投资的回报,而经营者则关心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如报酬、社会薪金、隐性福利等),一旦两者发生冲突,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理性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就有可能发生。
在预算编制上,公司所有者处于直接生产经营之外,经营者编制预算并执行;所有者当然追求利润,而经营者就不一定像所有者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去追求利润,他往往从自身当前利益出发进行管理决策。或者不计成本和风险,片面追求销售的增长,不正常扩大市场而导致利润下降,甚至亏本;或者在可以开拓市场增加利润时,极端保守,怕冒风险有损当前稳定报酬而对市场机会视而不见。可见,作为预算编制者的经营者具有强烈追求无限利润的动机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此外,将销售视为利润的唯一限制也不合理,至少利润目标须考虑销售与成本两方面因素。
公司利润的内涵内生地决定了销售与利润增减变化并非简单的一致性关系。从数量上看,利润=(销售)收入-成本,收入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利润的增长,须考虑对应的成本变化情况,过分追逐销售,造成对市场的过度开发,忽视对成本的管理,会因经营风险过大而陷入困境。山东秦池酒厂通过夺得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迅速占领国内白酒市场,但2亿元的广告成本却压得它销声匿迹。从质量上看,利润是否会带来净现金流量的流入是关键,否则,利润增加往往成为呆账、坏账,造成虚假繁荣的陷阱。最后,从利润与公司战略关系看,需要考虑不同的战略类型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对利润的影响,如市场竞争程度、规模经济、政府政策等,不仅仅是销售的问题。
(二)销售观起点论的预算模式所反映的经营观念的落后性
公司经营观念经历了产品经营和市场经营两个阶段,正处于向资产经营转变的时期。资产经营是指把企业拥有的一切有形和无形资产通过流动、裂变、组合、集中等方式进行有效地运转,以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本增值。它强调要考虑资产的机会成本,在社会范围内优化资产产能配置,使各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市场化,达到整体资产收益最大化。销售量决定生产数量的预算编制思路,使得公司内部在是否生产(或外包,公司产能转移),如何生产,生产多少决策上处于被动地位,不能主动从本部门资产实际产能出发,结合公司目标利润(或每股收益)进行成本效益考核和模拟市场核算,决定本部门资产收益最优化生产预算。
(三)销售观起点论的核算模式可分析的视角具有狭隘性
首先,这种预算模式与公司财务指标体系相分离,仅反映销售及相关的计划的执行情况,不能运用财务指标进行经常的预测、反馈、对比分析,为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提供资产运营、财务状况的及时信息,提高管理、决策质量。其次,这种预算基本上没考虑外部信息使用者,既不能通过预算信号向外部信息使用者发出企业现时和未来价值的信息,又不能通过外部相关市场的对管理者经营的施加约束,缓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委托代理治理困境。
利润观起点论的预算模式就是以目标每股收益或利润水平为起点,分别编制收入预算、成本预算,进行反复平衡,直到实现目标利润为止的预算编制模式。这种预算模式,不仅有助于提高所有者和经营者对公司计划和控制能力,改善经营管理来影响公司股价,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而且有利于解决公司委托代理问题,提高信息披露的有用性。
(一)利润观起点论的预算模式将所有者利益与公司的经营活动结合起来,从而将预算与企业的战略衔接起来追求利润是公司经营的基本目的之一,公司战略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持或增加公司的盈利能力。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所有者的利润追求不一定是管理当局的目的和方向;而利润观起点论的预算模式可以在目标一致的最大可能限度内保障管理当局的经营决策、对公司战略的设计和实施符合所有者的利益。
(二)利润观起点论的预算模式可以强化公司各个层次的经营管理
按照杜邦分析法的思路,每股收益综合而详细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状况。实际上,在杜邦分析法下给出的是投资报酬率,增加负债率就可以得到权益资本报酬率,进而得到每股收益数据;反之,从每股收益推出投资报酬率,该指标经过杜邦分析法的层层分解后,各指标所组成的体系就与公司经营的各方面息息相关,通过控制每股收益就可以控制整个公司的经营活动。通过对财务指标体系经常的预测、反馈对比分析,可及时为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提供资产运营、财务状况的反馈信息。
(三)利润观起点论的预算模式顺应资产经营的趋势
以每股利润为预算的起点,内在地强调公司经营结果必须达到资产提供者最低投资报酬率(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的要求,否则,所有者就会采取各种形式撤走资本。
(四)利润观起点论的预算模式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困境
在我国,公司的财务预算由董事会编制,由股东大会批准,由总经理为首的管理当局负责执行。预算管理涉及三方主体,且三方的利益考虑和掌握的信息都不同,管理当局有更大的管理内部信息,董事会次之。如何通过预算管理降低信息不对称, 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利润观起点论的预算模式提供了通过每股收益借助市场力量的思路。每股收益是证券市场的一个基础性的财务指标,它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的股票走势。股票价格的变动直接反映着公司执行预算,加强经营管理的效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管理当局的经营行为,对其造成外在的压力,促使其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勤勉管理。另一方面,管理当局也有通过每股收益引致股票价格变化表明良好经营的动机,这都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委托代理困境。
(五)利润观起点论的预算模式有利于与财务报告体系衔接,增强信息有用性
随着所有者对公司经营信息需求的增强,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的规范,财务预算的披露问题就十分突出。在证监会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均做盈利预测披露的情况下,对财务预算的信息需求不迫切;随着监督规范仅要求在配发、增发、发行可转债时强制披露盈利预测信息,财务预算的披露就显得格外突出。因为监管部门要求,凡在股东大会上提及财务预算的,也必须在股东大会决议中披露,这导致只在董事会上讨论财务预算成了普遍做法。
我们认为,将利润观起点论的预算公开披露,可以增强财务信息的前瞻性、及时性和明细化,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为外部决策者提供更有用的会计信息。在期初编制的预算报告中的三张预算报表所提供的信息显然有助于对公司年度经营情况进行预测,从而分析股票价格,决定是否购买或持有。在期中,将定期或适时取得的预算实际进度报告或实际的三张报表与预算比较,确认差异并予以公开披露,为实现预算提供了保障,为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了基于期初预算所做的决策的修正信息,从而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与此同时,这种预算的数据结构与公司的组织结构是一致的,每一层次的单位或个人都对应着一定的明确数据,与其权利和责任相联系,从而使财务报告明细化。
利润观起点论的预算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盛行,它给了决策者更大的决策空间和视角,有助于协调管理层和所有者的利益关系,促使公司经营活动与公司价值最大化相一致。在我国,一般是以销售为预算起点,且大都不太成功。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利润为起点的预算模式将更有适用性。实际上,邯钢经验就是一种利润观起点论的预算模式的成功运用。邯钢经验可概括为“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运用到推法确定目标成本,即单位产品目标成本=(市场价格-目标利润);在市价外在确定前提下,首先确定目标利润才可确定单位目标成本,在预算编制上实际就是一种利润观起点论模式。
利润观起点论的预算模式的基本思路是,预算编制从选择投资报酬率、利润水平或每股收益开始,且这种选择由所有者与经营者分别进行,通过既定的程序协调决定,增强其可执行性。经营者依据协调后的指标计算成本总额和产品数量,拓展为包括成本预算在内的利润预算,与现金预算、资本预算一起构成全面预算。
[1]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14号公告盈利企业分部报告[M].1976.
[2]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131号公告企业分部及相关信息的披露[M].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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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绪缨等。管理会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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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到1949年统称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近代民主革命),其间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近代中国是处一个半殖民地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领导四万万的中国人民去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何才能把先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之中,经过无数共产党员的共同努力,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关键词:国情 时代特征 民主革命
1939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和总路线的内容,1948年,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的表达了总路线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一大批的仁人爱国之士为之探索了几十年,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奋斗着,在无数次的探索之后,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全面的分析中国当前的革命。
(一)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
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性质的社会到鸦片战争的结束而发生了改变,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由原来的封建主义社会变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而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程度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一次又一次的入侵而加深。而这一切的开始就是软弱的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帝国主义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改变着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化。帝国主义通过一些武装入侵和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中国割占和强行租地,划分势力范围,驻扎军队等,让中国丧失了许多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同时还通过战争索赔、控制海关税收、倾销商品等其他方式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让中国逐渐丧失经济上的独立而不得不依赖和受制于帝国主义等等。例如:
中英《南京条约》中,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赔款2000万银元;割让香港岛;英国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中国需同英国进行商定等等。
中日《马关条约》中,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向日本赔款两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割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于日本;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设厂,增开通商口岸等。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入侵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中国民族资本有先天的不足,民族资本中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占有很大比例,工业的比重不高,没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技术设备等方面,由不得不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但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种种特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行排挤和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没有发展的占据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仍然没有建立一个如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国家。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便决定了近代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而这个最主要矛盾便决定了中国革命当前的根本任务就是推翻压倒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国强民富的国家。
(二)充分认清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便决定了中国的革命是资本主义的民主革
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程度上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巴黎会谈,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再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影响了中国的无产阶级。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同时也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也逐步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从此,中国共产党便领导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为了挽救这个灾难重重地民族和社会危机,无数的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等等,一大批的仁人志士探索着救国救民的新道路,虽然每次的失败而终,还是推动着中国民族的向前进步。
(三) 世界形势的新变化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觉醒,同时也唤醒了东方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的觉醒,并且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阶级者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的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不出动封建主义的根基,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完全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都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他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一个社会的发展必然是向共产主义奋斗的,而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走进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共产主义,所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必然。
摘 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具体的讲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文章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主要从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同时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两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革命 革命性质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依据中国革命的新形势和新经验,相继发表了一些著作,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作了完整概括:“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具体的讲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
第一,一场革命的性质都是由革命对象和革命任务所决定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持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始终,但由于各个时期革命形势和主要斗争对象的不同,决定反对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同的。封建地主阶级则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阻碍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因而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改变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第二,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反封,争取民主平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也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完成。
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化历史发展的主题。
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因此,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第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还有中国革命的其他环境,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其中,中国革命的其他环境,包括以下一些方面:(1)中国还没有开始选择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资产阶级革命已在世界范围暴露了其腐朽性;(2)外国帝国主义也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3)中国工农阶级也不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其深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4)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薄弱,发展不充分。而由于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以及和帝国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革命中经常表现出动摇和妥协。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第四,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反封争取民主平权,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必须解决的两大课题,无法超越,只能由新生的无产阶级来完成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但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基本的动力,而且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区别新旧民主革命的主要标志。中国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和优点决定的。总之,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只有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有远见、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任何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
第五,因此,从其根本性质来看,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由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此它又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对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下过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它应成为我们确定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内涵的重要依据。毛泽东也曾提出:“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是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了。”又说:“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 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1.6.2.
[2]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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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心理学是研究心理学根本性质理论的一个心理学分支,也称体系心理学。它以揭示各种心理现象之间以及心理现象与现实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为任务,不但可以解释、预测并有意识地支配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而且可定向指导心理学各局部分支学科的研究。是研究心理现象、探讨心理科学基本原理的一门学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实验哲学的兴起对理论心理学的意义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实验哲学是近年内在哲学学科领域内新兴起的一股研究浪潮,在哲学界反响强烈,提倡采用多学科融合的方法与视角去看待和探究古老的哲学问题,以期获得新的结论和启发。理论心理学与哲学同根同源,它保持着传统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因为该研究方法的非经验性,在发展的道路上受到非难与阻碍。哲学领域内出现了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反叛,这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的发展道路有何借鉴?本文旨在分析实验哲学运动的新发展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为理论心理学的发展引入新的研究契机。
一、实验哲学的兴起与新发展
近些年来,由一批年轻的分析哲学家所掀起的新兴变革运动正在哲学界兴起。他们脱离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再单纯依靠“扶手椅上”的单纯思辨方式继续形而上的哲学,而是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哲学研究,对于一些基本的哲学命题进行实验分析。同理论心理学的产生一样,实验哲学的发展壮大也是受到了哲学发展进程中内部局限与外部发展的矛盾相驱动。
内部局限是指哲学领域内的传统研究方法在其有效上存在着很大限制,因为“我们存在于一个纷繁万变的世界中,人类创造的概念系统也是庞杂的,若不借助于外在的经验或物质条件,单凭有限的想象或逻辑推理,往往难以驾驭概念系统的复杂性”,因此哲学迫切需要方法的革新。于是哲学家们需要寻求一个更为综合的研究道路,凭借实证方法探究人类对传统哲学议题的真实想法的实验哲学就担负起了这样的使命,实验哲学家们结合了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试图探讨人类直觉问题背后的心理模式与认知机制。
外部发展是指其他学科发展带来的促动。哲学的研究内容很大部分是探索人自身问题,这些问题也受到了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关注,他们从技术层面对这些问题予以新的解释和突破对于哲学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就是一个促动。哲学需要保证其学科的竞争力就需要用更加整合的方法对趋势下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另外诸如概率论、统计决策论、博弈论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也为实验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工具土壤。
在诸多因素的促动之下,哲学家们开始使用科学的武器重新探索古老的哲学议题,以期脱离传统哲学研究沉寂的氛围。
近年来,实验哲学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现在美国及欧洲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都相应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实验哲学实验室—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哲学实验室有意大利Pavia大学哲学系的计算哲学实验室、加拿大Simon Frase:大学哲学系逻辑与体验哲学实验室、美国Arizona大学哲学系体验哲学实验室等,其研究课题也都颇具代表性。如美国Arizona大学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认知直觉、规范学习、自我概念等议题的研究;耶鲁大学的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非道德问题的道德判断影响因素、自由意志的直觉等问题。
在上述代表性的实验哲学研究当中,是采集普通人所持有的直觉数据来统计分析问题答案,但哲学的探究并非是寻求关于事实到底“是什么”的答案,而是需要指出或纠正流行的谬误,寻找“应该是什么”的解答。统计数据只是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获悉事实,而这些事实经过一些转折,再对哲学探究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实验哲学的结果对哲学理论的影响是问接的,或者说是“薪合剂”与“指路标”的作用。
实验哲学在思辨的大本营里崛起,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之势发展,而在实证的穷境里寻求喘息的理论心理学应从中获得哪些启示?着眼于理论心理学的困境,结合实验哲学的新发展,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实验哲学对现代理论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和启示。
(一)方法论的转向
实验哲学的兴起,本质上来说是对哲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革新,是哲学与科学的进一步结合,体现的就是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转向。
面对一贯运用思辨方法、逻辑研究来论证,全凭直觉经验度日的传统哲学,实验哲学首先挑战的就是其对于直觉知识的过分依赖,通过实验分析对哲学思想有更深刻的洞察,使原本晦涩、模糊的哲学问题更加具体、清晰,正体现了实验方法的强大竞争力。也正是这种优势,促使了哲学家研究方法论的转向。
有鉴于此,理论心理学也正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心理学狭隘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不应是激进的相对主义方法,而是“在推进理论型知识的研究基础上,寻求理论的同一性。这是更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同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在当前的理论心理学,乃至心理学科的发展中:第一,须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评价体系;第二,重视学科问的综合,创建一种“整合的心理学模式”;第三,要不断的寻求和掌握新的方法技术,为研究提供新视域,新观点。
(二)探索融合之路
实验哲学作为一个方法论层面的变革运动,对其最大的争论也必定集中在哲学这个领域内这样的方法论改变是否必要和正确。有人质疑这样的变革是将“做哲学”变成了“做心理学”,是“越姐代危”。但支持者认为,哲学并没有忘记它的终极使命,使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是寻求老的争执问题的新解,是启发新的问题去思考,它是一种对新时代发展和繁荣哲学的有益探索。这样的良性创新,提示我们重视在理论心理学的发展中探寻一条融合之路。
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问,向来存在着许多难以平衡的分歧争议,经由实验哲学发展的经验,我们看到这其中也隐含着某种建设性发展的可能性。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与新的研究范式存在着难以轻易跨越的鸿沟,但这些冲突、矛盾都是正常合理的,“对现实主义的多元论来说,冲突具有潜在的建设性意义,这些冲突通过共同分享的价值观而得到解决”。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一方面,具体的工作需要依据充足的实验资料,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需要形成概括体系化的理论假设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也在逐渐面向那些经验性的工作中所蕴含的形而上问题。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现代心理学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具有深层次和高难度的特点。而无论是运用实证来研究还是借助理论来研究,多类型、多层次的研究主题都普遍面临着如何把研究深入持续下去的难题。这就要求心理学家不仅需要依赖实证的研究范式,更需要有理论的研究纲领来指导研究。理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目标是“促进心理学向譬如物理学中的理论物理学与实验物理学、经济学中的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那样的态势迈进”。心理学迈入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提升学科整体理论研究的新阶段。“现代心理学从来都不缺乏实验的资料,通过多年的发展,心理学已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素材、模型等,但如何将这些零乱的资源合理统筹起来,构建成可用的框架体系,正是理论心理学工作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实验哲学运用实证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传统哲学问题,开拓了研究哲学问题的新契机,扩展了传统哲学研究的疆域,推进了当代哲学研究的变革与发展。理论心理学如何参照实验哲学的经验,继续推进心理学理论研究的进步,促进心理科学的成熟?我们从实验哲学的兴起与发展中所能借鉴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学科整合范式融合的发展观念。我们相信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最终与理论的研究范式会走上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我们也期望在心理学界能够形成一种“理论的自觉”,营造一个是与心理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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