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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是中国与欧洲各国文化交流的鼎盛期,而法国则是欧洲各国中与中国联系最密切的国家。本文通过传教士这一直接媒介和其著作等间接媒介对其在法国的传播和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阐述中国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情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18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法国在欧洲国家中是与中国的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中国的哲学和艺术都大大地影响了法国文化的发展,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神父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突出贡献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撰写的《中国古今音乐考》成为了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珍贵的资料,详细地记录了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认识和研究。本文以来华传教士钱德明为视角,进一步探讨十八世纪中国的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情况以及影响。
十八世纪,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古玩等大量的物品都逐渐传入法国,当时的法国装饰艺术大多都浸透着东方的审美观,洛可可风格的装饰随处可见,此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艺术和文化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的浪潮,当然中国音乐文化也作为这股热潮中的一部分大量的传入了欧洲,为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欧洲人不再只是单纯的通过文字来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还可以通过中国的曲调和中国传统经典的音乐作品来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
十八世纪欧洲掀起的“中国热”包含了两个方面,即”中国的思想热”和“中国的风物热”。在音乐领域方面,“中国热”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对中国音乐文化大量的介绍,还包括创作一些与中国有关的音乐作品。另一方面是“洛可可”艺术风格的诞生,这种审美情趣成为了那个时代欧洲艺术和音乐方面共同的审美原则,对欧洲的艺术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介绍
十八世纪欧洲人开始大量的研究和介绍中国的音乐,与中国相关的大量的音乐创作、译作等也不断地涌现出来。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介绍大致分为著作和译作、曲调、乐器这三个部分。
(1)著作和译作方面。1754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翻译了《古乐经传》。随后又完成了著名的《中国古今音乐考》,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音乐文化,对中国的音乐发展史、律制以及乐器等都作了大量的介绍。1713年来华的传教士马若瑟详细地研究了《元人百种曲》,并翻译了《赵氏孤儿》;1735年,来华传教士杜赫德创作了《中华帝国全志》,这本著作详细的介绍论述了中国的乐器、乐理以及记谱法等音乐问题;来华传教士韩国英在1780年发表了论文《论中国的磬》,此文所论述的内容非常精湛,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2)曲调方面。1779年钱德明汇编了《中国乐曲集》,里面包含了五十四首中国的乐曲;1735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也列举了一些中国的乐曲;1768年由卢梭在《音乐辞典》里发表了一首中国的乐曲,这首乐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被德国的音乐家韦伯引用创作出了一首《中国序曲》。
(3)乐器方面。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神父把中国的许多著名的乐器都陆续的传入了欧洲,钱德明神父在其著作中对中国的乐器还做出了详细的介绍。在《中国游记》中巴罗刊布了四幅中国乐器的图版。
2、与中国相关的欧洲音乐作品
早在十七世纪,与中国相关的作品就已经出现,如1674年上演的英雄剧《中国之征服》、1692年的上演的喜剧《中国人》以及1692年上演的歌剧《仙后》等。到了十八世纪之后,与中国相关的音乐作品出现的更为频繁,但在这些作品中所存在的现象是,一部分作品标明的是中国音乐,展现出来的却不是中国的音乐风格,或者指明的是取材于中国的故事,但故事的情节却是欧洲式的。如《中国英雄》是由《赵氏孤儿》改编而成的,虽然在道具方面和舞台的布景方面都采用了大量的中国元素,但对原著进行了较大的改写,故事情节很大一部分都体现了欧洲剧情创作的手法,在《中国女子》这部歌剧中,作者用充满中国味的装饰和中国女子喝的茶等来体现中国风味,但剧情却采用了欧洲常见的歌剧片段。
3、洛可可音乐风格的形成
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最早出现在十七世纪末的法国,当时法国的建筑中所体现的用曲线花饰将那些方正规则和棱角分明的建筑的形式变柔和的建筑风格,就被成为“洛可可风格”。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是受到中国的园林艺术以及工艺美术的影响而产生的,洛可可风格将宏伟构造且具有立体感的设计重点转移到了建筑的室内装饰设计上,以曲线玲珑的趣味和自然写意的特色来展示室内装饰的艺术魅力。这种洛可可的艺术风格在欧洲的盛行也影响到了欧洲的音乐风格,被音乐领域称为“华丽风格”,主要是以法国的音乐家库普兰和拉莫为代表。在德国,洛可可风格则形成了一种独具德国特色的“情感风格”,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著名作曲家巴赫,此外在莫扎特、海顿等音乐家的作品中也偶尔能感受到洛可可风格的余音。洛可可音乐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中国风物以及洛可可美术风格的影响,音乐家们通过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感受,从华丽装饰和崇尚自然情趣的氛围中激发了音乐创作的灵感,中国的艺术风格以中国工艺品和中国园林艺术作为载体,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将洛可可的美术融合到了音乐中,由此影响了洛可可音乐风格的形成。
钱德明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对中国的社会背景和音乐文化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撰写《中国古今音乐考》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为了澄清他所翻译的法文译稿《古乐经传》在传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误读。《中国古今音乐考》是他在《古乐经传》的基础上又汇集了许多中国的音乐文献资料,并在此著作中融入了许多他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亲身体会和独到的见解,这部著作成为了欧洲人介绍中国音乐史最详实的一部音乐论著。
1、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
在《中国古今音乐考》这部著作中,第一部分的第一章详细地介绍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具体的阐述了中国的音乐是从公元220年,也就是在汉朝灭亡之后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并论述了汉朝到宋朝之间,中国音乐史变化和发展的历程。钱德明在这部分的写作中表明到“人”对于音乐发展史所起到的重要性,比如在阐述唐朝时期的音乐发展史时,他记录了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参与了下乐官对音乐文献的收集整理。
2、对中国乐律的研究
乐律在中国古代音乐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钱德明在此著作中的第三部分对律吕的生成以及律吕的度量等也做出了一些探讨,从整个探讨的内容中可以看出
中西音乐文化间差异的存在,中国的音乐体系在西方的音乐体系中是不能够直接体现出来的,钱德明通过一种从局内到局外的方式,以“融入到跳出”来进一步的解读中国音乐体系的独特性,这些阐述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欧洲人学习和了解中国的古代音乐提供了简洁的途径。
3、对中国乐曲的研究
钱德明除了对中国的乐律和中国的音乐史有较大的兴趣之外,还特别关注了中国的乐曲,在著作中收入了一首《先祖颂》,据陈艳霞的研究可知,这首《先祖颂》是当时钱德明的一位中国文人助理仿照古人的做法,用五音谱写成的,而这五音与钱德明所提供的音程关系是相同的。除了《中国古今音乐考》中收录的《先祖颂》之外,钱德明还汇编了中国的音乐曲集,该集里面共包含了五十四首乐曲,其中有十三首是根据中国的乐曲改编而成的天主教祷告曲,有四十一首乐曲,这本中国的音乐曲集后来被巴黎的国立图书馆所收藏。由此可见,钱德明在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对中国乐曲在法国的传播得到了后人的认可。
十八世纪在欧洲所产生的“中国热”的现象对欧洲的音乐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实质上也体现了欧洲对中国音乐文化失真性和片面性的认识。钱德明以来华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传教,他将欧洲的音乐和艺术文化传到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国的艺术和音乐文化传到了欧洲,使更多的欧洲人认识并了解了中国的音乐文化,进一步地推动了中西音乐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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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众多,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也是西方在初识中国时所产生的第一印象。对于这一印象,西方旅行者、商人、传教士以及学者等均多有阐述。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当然,这种认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在18世纪中期,西方对中国人口的看法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变化是同西方人口思想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总体来看,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的关系是18世纪人口问题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如何保持“均衡”,人口“增殖”是如何发生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当时讨论的焦点。18世纪以前的西方游记或书信在描述中国时。往往将土地幅员、物产丰富同人口众多联系在一起,其潜台词就是:“中国本身的财富就能养活自己。”这种人口与生活资料的相互适应实际上是人口“均衡”思想的早期萌芽。但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有关中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的看法逐渐发生改变,马若瑟神父认为:“尽管(中国)土地辽阔肥沃,却不足养活其居民。必须四倍于此的土地才能使他们生活如意。”这其中就明显含有“人口数量超过生活资料”的思想。而此种“增殖”思想正是魁奈在《中国的专制政治》中最早阐述了的。魁奈在考察中国人口状况的基础上,认为“无论在哪里都是人口多于财富……人口的增殖总是超过财富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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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音乐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第一首电影歌曲《寻兄词》电影《野草闲花》的插曲)问世以来至今已经有近90年的发展历史。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不论是在声音制作技术上,乐曲的配器使用上,以及人们的听视觉的审美观念上都在不断的进步。但是不论怎么发展变化,对于我国的电影音乐有一个灵魂主线是长久不变的,就是它的民族风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族风格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构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迅猛发展,区别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中国电影,不论是在量的积累还是质的提高,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发展状态,依附于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的电影音乐也区别于21世纪之前民族风格的单纯继承与纯粹阐释,将当下现代化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分别从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使用素材、艺术表现立足点、发展依据等方面来说明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
21世纪以来,随着电影表达艺术思潮的日益充沛,电影艺术类型的不断拓展,电影音乐这门独特的视觉与听觉的艺术综合体呈现出了蓬勃的发展局面。电影音乐的发展是电影艺术全面成长的意志体现。英国文艺批评学者佩特说过,“一切艺术到精微境界都求逼近音乐”。电影音乐的风格多种多样,21世纪以来的电影中不论是民族题材电影还是武侠、科幻等电影类型,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运用时常被创作者容纳,《卧虎藏龙》光从音乐本体的乐器使用上就充分的体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侠肝义胆,琵琶、鼓这些具有鲜明中国符号的乐器所演奏出来的民族韵调,比如玉娇龙窃剑逃走的那个部分,鼓点的快慢缓和、声部的起承转合等与画面相得益彰,使每一位观众都在浓郁的中国气息中充分的感受到中国武战的紧张氛围与畅快体验。“对民族风格音乐的运用是中国电影音乐的永恒主题,很多源自百姓生活、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音乐是影片引起观众共鸣、激发联想的最有力保障。人们在富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旋律中寻内心的希望,电影音乐也在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沃土中汲取营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带给观众美得享受。”然而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构成不仅仅只是依靠这些民族乐器的演奏而产生的,其中不同音乐艺术体裁和不同民族调式以及现代民族风格创造的运用,比如民歌、戏曲、民族文化元素、民族曲调的再创作、民族风格与西洋乐器的融合等也为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那么,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模式是如何构成的呢?
象征着中国音乐符号的乐器以及曲调有很多,比如:弹拨类的古筝、吹奏类的竹笛、拉弦类的二胡、打击类的锣、梆子、鼓,民歌的曲调、戏曲的曲调等等,这都在影片整个观赏中加入了深深的中国符号烙印。21世纪的民族风格模式构成不仅仅像是在80、90年代那样纯粹的使用以上元素,随着音乐创作视野的拓展,吸收国际电影音乐制作的先进技术,“洋为中用”的思潮基于中国元素的基础上被良好的运用在我国国产电影音乐的创作中。
比如在影片《英雄》中,传统的中国武侠一对一对决模式,长空与无名的决斗上,电影音乐创作为了模拟再现强烈的民族侠气风格,在乐器本体上选择了传统文化浓厚韵味的古琴以及西洋小提琴作为“对决”乐器,其配乐曲《棋馆古琴》,“以东西方不同的浪漫表现手法,获得了传说中的‘秦弦子’那如同马头琴、二胡、三弦结合的美妙音色。抑扬顿挫的弦音展现出高手过招如同于大音希声,有型似无形的神韵,达到了听觉与视觉画面的完美结合。”另外一部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运用在影片的开始部分,当人们被中国风格的“马头琴”音色带入哀怨怅惋、神秘东方的民族情景中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被这个乐器的音色所“欺骗”,这其实是由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用大提琴演奏的散板旋律片段,如谱例1:
谱例1:《卧虎藏龙》电影音乐片段
在这里,大提琴完全失去了西方的古典时期音色特征,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马头琴的苍凉悠长音调,表现出浓郁的中国韵味。民族的曲调特征与西方的乐器音色特征合二为一,在西洋乐器的音色中充分感受民族曲调的清新之风。《卧虎藏龙》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中“中西合璧”的代表性作品。该“音乐以西洋乐器大提琴等为主奏乐器,配器中以西洋管弦乐队做衬底,用中国有特色的民族乐器:葫芦丝、热瓦甫、琵琶、板鼓、中国鼓、竹笛、二胡等作为色彩乐器,在旋法上采用民族特色鲜明的民歌及戏曲旋律、节奏素材,尤其是中国民族打击乐的运用等手法,使整部电影音乐得以完美的诠释”。
电影音乐是电影艺术的综合有机组成部分,其音乐的创作和发展都要随着电影主题的发展而变化,电影音乐收益效果的接受者是听众,而听众同时也是观众,视觉传导在前,听觉感知在后,电影音乐要服务于电影本身。所以,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构成的生命体在于自身的电影主题表现,音乐会随着影像而体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从而在影像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音乐的文化风貌。
电影《一九四二》故事发生在河南,影片中浓郁的河南口音已经深深的烙上一种民族风格文化在其中,电影音乐在河南人、河南事、河南灾的故事基础上,作曲家赵季平运用河南当地的音乐元素和乐器为整部电影进行配乐,从听觉的效果上已经先入为主的阐释了这是发生在河南的历史性灾难,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而基于民族素材基础上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同时也具有电影音乐传导和渲染的一般共性,会让观众充分的感受到电影中无形的民族气息,加深观众的审美感受力。
2010年由徐克导演的《龙门飞甲》(又称《新龙门客栈》续集)中中国传统武侠英雄代表人赵怀安狭义非凡,与明朝恶势力抗争的狭义壮举等这些电影民族元素,都被相对应的民族乐器竹笛、琵琶等进行了详实的描述,身揣宝剑,牵马阔步行走在无际沙漠之中,表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高深义气,唯有竹笛、琵琶等民族乐器将其描述尽致。类似于这样的影片还有《十面埋伏》、《大兵小将》、《大闹天空》等。这些都是在已有的民族素材基础上进行再加工的艺术听觉表现,如果自身电影中的民族素材表现不强烈的话,比如在纽约的大都市画面中吹奏起国乐《百鸟朝凤》,那么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也就无法立足。
反之,在民族元素的基础上进行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渲染,那么就会加强电影自身的艺术表现力,也会促进观众对于电影音乐审美的自身需要。由此可见,“音乐的民族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由一个民族长期的风俗习惯、精神气质、语言体系、审美趣味、哲学思想形成的,有一定的凝聚性,又随着历史的前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表现着不同时代的民族的不同的人物和环境”。
21世纪随着电影视觉3D艺术效果的出现和发展,听觉艺术如果还只是停留在80、90年代的单纯叙事、抒情表达的话,那么科技和创作者的想象所带来的艺术冲击力会将电影音乐摒弃在后,会使得观众感觉审美体验的不统一性,从而影响到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那么民族风格的现代化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音响效果的现代技术制作。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比如民歌或者戏曲被单纯的全套的搬到荧幕中来会因强大的艺术本体审美而宣兵夺主,也会因为观众现代化的审美眼光在科技含量较高的电影中而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在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创作中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比如电影《智取威虎山》中,传统的京剧版本没有在电影中完全照搬,而是将戏曲主题进行了配器和旋律上的重新改编,其中电子效果器的运用使得3D效果的杨子荣与座山雕斗智斗勇显得更加惟妙惟肖,主题片段时而出现在斗志昂扬的情绪渲染处,当人们听到熟悉的电声效果圆号独奏时,既有过去经典京剧版本留下的故事印记,也有现代跟得上3D效果版本的时代步伐,让观众从听视觉感官上享受电影艺术的魅力。其次,民族风格歌曲的深刻的艺术再创作。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体现要素一个是民族音乐实物比如民族乐器、民族歌谱、民族演唱等,另一个是隐形的民族要素体现,比如曲调风格、歌词抒写、乐器配置等。当下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一方面是基于原歌曲要素素材上的再创造,另一个方面是基于民族要素基础上的再创造。不断的随着时代观众审美方式的变革而改变,才适应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
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电影中,为了使观众具有现代眼光来看待爱恨情仇、权力争夺的情感表现,由周杰伦创作的具有浓厚中国民族风格的《菊花台》便孕育而生,不论是歌词的抒发,还是旋律的哼唱,曲风的表述以及配器的使用等都充分的体现出民族风格的现代化特征。最后,民族音乐风格的世界性传播。有句话说的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下中国电影音乐能在国际上立足,被世界电影音乐所熟知,只有民族风格的体现才能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电影《冰雪奇缘》中主题曲《let it go》被世纪各国译为了多个版本进行演唱体验,而我国《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电影的成功也让世界各国听到了属于东方人的曲调风格、器乐属性、音乐特质等,从而了解到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
中国电影音乐的艺术根基在于民族风格的充分体现,21世纪的民族风格的模式构成除了“中西合璧、民族素材、现代化体现”之外,既需要有传统乐器的引入,也需根据电影表达效果有现代电声技术音色的融入,既需要有传统民族曲调的抒写,也需要有根据现代艺术审美改变的曲调编配,即需要有传统演唱技法的基调渲染,也需要有现代流行唱法的独特体现。总之,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基于民族文化基础、观众审美体验、科技发展进步等要素将会跟随时代前进步伐而不断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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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它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它是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的继承、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科学总结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基础上,创立并发展起来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毛概论文范文:走向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
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
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
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 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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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绘画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距今至少有七千余年的历史。最初的中国绘画,是画在陶器、地面、和岩壁上的,渐而发展到画在墙壁、绢、和纸上。使用的基本工具是毛笔和墨,以及天然矿物质颜料。在无数画家不断探索、创新的努力之下,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并有着自己独立的绘画美学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的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岭南画派具有特别的意义,它的革命性、创新性的特质,不仅为20世纪的中国画带来了新的面貌,而且在融合东洋画法方面的努力为融合西洋画法提供了成熟的经验,这之中难以忘却的有其开派大师,也有在这一派系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黎雄才则是与关山月相提并论的代表性画家。如果从1907年二高一陈赴日本留学开始算起,到2001年黎雄才去世,这几乎是一个世纪的岭南画学发展的历史,它见证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中国画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历史中,岭南的风格独秀于林,而黎雄才和关山月则成为岭南画派的终结者。
1926年,黎雄才拜高剑父为师,六年后,黎雄才和他的老师一样,赴东瀛留学。这种画学上的血缘关系,决定了黎雄才的未来发展方向。二高一陈和岭南的一些其他画家在20世纪上半叶塑造岭南风格方面的成就,使得岭南派和海派成了传统中国画发展的两翼,有了这两翼,传统中国画开始了现代化的旅程。岭南的地缘文化是岭南派发展的基础,东洋的或西洋的画法在这一基础上的结合,则是伴随着新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一个历史的机缘。黎雄才在早期所受到的教育,尽管也像同时代的许多拜师学艺的画家那样去临仿前人的画稿或古代的画谱,可是他更多的是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所以,在范本和写生方面兼而有之的努力,为他日后脱离范本进入生活状态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态势。因此,他从40年代初期开始,由川渝到西北的旅行写生,为他夯实了艺术大厦的基础。
正因为有了近20年行万里路的努力,1954年,黎雄才在厚积的基础上创作了《武汉防汛图》。对于黎雄才来说,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重要作品;而对于20世纪中国画发展史来说,这也是具有标杆性质的代表性作品。《武汉防汛图》的意义在于它证实了中国画在表现重大的现实题材方面的能力,这在50年代改造国画的具体要求中,所显现的求证的作用超过了艺术的本体。《武汉防汛图》所表现出的宏大的叙事结构,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复杂而耐人品读,所不同的是,《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盛世中的繁华景象,而《武汉防汛图》表现的则是悲情中的时代精神。《武汉防汛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成就,突出了岭南画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优长,使人们看到了新时代中新技法的用武之地,而这一新技法尽管来自旧社会就已经成型的岭南风格,也说明了新社会利用旧形式、改造旧艺术的成果。
《武汉防汛图》标志了黎雄才的绘画艺术进入到成熟期。在这件作品中透露了他40年代以来不断写生的成果, 而这一成果中所表现出的“黎家山水”中鲜活的生活气息,不仅是在选材上,而且在语言上,都在一个时代的风尚中成为引领潮流的人。
1959年5月,黎雄才的韶山写生也具有特别的意义,从他开始的对于韶山这一革命圣地题材的开发,为山水画在以后的发展中开拓了一个重要的题材。虽然他以纯正的岭南风格和精细的笔墨对毛泽东故居以及周边的一些重要场景作了精细的刻划,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作品只是在“写生”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现场感,或时代所倡导的写生的意义,所以,没有能够获得本来有可能属于他的历史地位。尽管如此,黎雄才还是在这一方面具有重要的美术史的意义。加上后来的《朱砂冲哨口》等一系列革命圣地和圣迹的作品,“黎家山水”的风范显露出来,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在岭南画派二高一陈所奠立的基本规范的基础上,“黎家山水”更重视中国传统的笔墨,这种历史性的回归表现在“黎家山水”中是墨重于色。而在浓重的笔墨关系中,“黎家山水”中原本属于基本构件的树石,有时被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以树石为主体的作品,这在黎雄才的后期作品中作为一种标志性的题材,被他反复描绘。黎雄才的晚年,还放大了山水中的松树,成为他最爱表现的题材之一,反映了他对松的君子品格的敬仰,因此,画松也就成了黎雄才在题材方面的另一方面的成就。黎雄才画松往往被人称道,这和20世纪的一些著名画家所专长的某一题材成为画家闻名于世的一个特点一样,如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关山月画梅等,黎雄才画松也忝列其中。
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继承和发展了岭南画派的艺术,并成为这一画派体系在20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坚人物;二、创作了像《武汉防汛图》、《朱砂冲哨口》等反映时代、代表时代的作品,为20世纪中国画成就的高峰增高;三、具有个人风格特点的绘画语言丰富了20世纪中国画的内涵,是20世纪画坛上不可或缺的样式;四、对于松的表现,成就独到,是20世纪个性化题材方面的重要一家;五、为教一生,为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培养了无数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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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国际商会成立于1988年,是由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产业的企业组成的民间商会组织,社团法人。主要任务是以企业为核心,以为企业服务为宗旨,充分利用商会的手段和渠道为企业提供广泛的国际商贸服务,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依照国际惯例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促进企业与国际经济接轨,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繁荣天津对外经贸事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究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天津商会的整顿改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国民党在推定商民运动之初,就对商会持有一种偏激片面的认识,认为商会是由买办等少数人操纵的旧式商会,不仅不支持革命,甚至还勾结军阀与贪官污吏反对革命,必须用严厉的方法加以整顿,希望由新的商人革命组织取代商会。
1924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商民部,并于当年底在广州成立了第一个商民协会。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确立了成立商民协会以取代商会的政策。所以,国民党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以自己成立的组织取代原有商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将整顿改组商会作为整理民众组织的重点。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国民党成为了执政党,认为原有的民众组织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对所有的民众团体进行整理,1928年6月7日国民党第144次中常会通过《各级民众团体整理委员会组织条例》,开始对包括商会在内的各民众团体进行整顿改组。
政府对商会的改组,导致了工商界与政府的矛盾。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完成政治统一后,开始整理财政经济秩序,试图控制经济,强化统治,增加财政收入。然而,晚清以来,商人群体逐渐成长为一支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与国家权力形成了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商人的势力开始受到挤压。
在天津,南京政府为了控制天津的盐税收入,试图通过逮捕天津长芦纲总的暴力方式,削弱商人势力、改组控制旧商会,进而控制天津的工商界及经济命脉。1928年10月19日,国民党当局突然逮捕了天津长芦盐纲公所首席纲总李赞臣、纲总王君直、杨丹忱、郭少岚、李少舫等5人,导致了震惊全国的“长芦五纲总被捕案”。最终,因案件查无实据,在社会各方的重重压力下,南京政府不得不于1931年3月2日对五纲总罚款50万元后释放。但是,案件发生期间,天津工商界的纷扰,为国民政府在天津改组商会、控制商人团体提供了机会。
为了进一步整顿改组商会,鮷南京国民政府在业公会法迅速改组,其余无同业公会组织的行业,凡同业商号满7家以上者,均遵照工商同业公会法迅速组织同业公会”,限制各公会一个月内办理完毕并呈报商会转呈政府立案。
事实上,改组同业公会的法令执行情况并不理想,1930年1月末,离天津商会规定的期限已过了将近一个月,天津社会局局长鲁荡平还在为旧行业公会改组备案的事情致函催促天津商会。
为了进一步促进各同业公会改组,国民政府规定了具体主管改组的政府部门、公会成立后制定章程的期限,甚至连公会的印章图记的尺寸和印文都做了要求。
直到1930年12月初,除去天津市银行公会另由财政部约束,尚在等候改组,天津芦纲公所因为特殊情形,暂缓改组,商会所属全部37个行业都已完成改组,天津市商会向市党部呈报了已改组各同业公会名单。
政府改组了同业公会后,又加紧了对商会自治权利的限制,国民政府颁布了《人民团体组织方案》,规定各同业公会在成立或改组前应向党部申请许可,但是各同业公会多在此方案颁布前已完成改组并向政府备案,为此,天津商会派员赴市党务整理委员会请求变通办理,最后委员会决定已备案的公会可以不计,此后新成立公会,都要遵照人民团体组织方案办理,此外,委员会还对帽业等16个行业公会章程逐一进行了修正。
两个月后,政府开始直接干涉天津商会选举。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会派人前往津商会,以指导选举为由,明令商会呈报选举日期、会员名录。
1931年,国民会议将于5月在南京召开,各地提前开始选举代表,国民政府严格限制商人的选举权,采取间接选举办法,导致“津市纱厂每厂工人恒在三四千人,而商以经理主体人并店员代表合计,则有选权者充其量不过仅四五人,不平孰甚。”天津商会主席张仲元就商民选举权事致电中央党部及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希望采取直接选举制,使同业公会和商店内的所有人员都有选举权。但却遭到了拒绝。
1931年11月,天津发生了便衣队暴动,天津商会为了安全起见,搬入意租界临时办事处,暂借席业公会会所办公。虽然商会负责人员曾一度辞职,但是经会议议决,除主席张仲元请假休养外,其余一概挽留,一切会务正常进行。但是,天津党务整理委员会却乘机挑动商会内部矛盾,怂恿茶食业同业公会告发商会“内部复杂,新旧不能一致,故屡次发生风潮。近者各执委又均纷纷辞职,所有各同业公会事项,该会以负责无人不能受理为辞,因之各业痛苦无人解除……”,茶食同业公会又在委员会授意下提出商会已名存实亡,影响地方商业“为解除各业痛苦,便利商人运动,计拟依据工商部颁布新商会法第八条之规定,由津市各同业公会联合呈请设立天津市商会分事务所,以资拥护党务进行,振兴党国精神。”可见,天津党务整理委员会希望趁机解散天津商会,重新设立由自己控制的天津商会分事务所。天津商会终于忍无可忍,予以回击,声明“本会内部复杂,新旧不能一致各节,悉属摭拾浮言,并非真相…… 现在一切会务进行如常,毫无停顿”。并将事实一一陈述,同时指责茶食公会不尽义务:“自加入商会后从未缴纳会费、出席会员大会及其他会员所应尽之义务云云……”最后依据商会法驳斥“该同业公会等所拟组织商会分事务所之程序,与商会法之规定显有不合,前已签呈在案”。最终,在天津商会的据理力争下,政府未能如愿解散商会。
政府虽未能解散商会,却依然对商会严加控制,一直明令天津各同业公会将章程呈报天津市党部市党部、社会局备案,而且章程必详细写明公会名称、经营内容、地址、会员条件、公会职员姓名、公会经费来源及征收办法……此外,各公会于“每年年度终了时,造具预算决算清册,并连同主要会务办理情形编印报告,分发会员公布,并呈报天津特别市党部、天津社会局备案。”以便控制各同业公会的所有活动。
伴随着对各同业公会活动的控制,政府开始对各同业公会逐步改组,将旧有的同业公会逐一重新选举并成立,从1933年5月11日至1934年5月27日,天津各同业公会都进行了重组,并向政府呈报了选举情况。所有同业公会完成改组以后,政府认为已经完全控制了各同业公会,天津商会不满权利被架空,就宣布暂停会务,并将“所有本会各部分已办、未办事项,一律暂行封锁,仍由各该原任人员妥慎负责保管,听候核办。”以示抗议。
政府也不甘示弱,随即授意新组成的各同业公会发表宣言,指责商会“结党营私、把持会务、蒙蔽官府、宰割会员,各业商人久已积愤难伸、怨声载道……”又召开联席会议,提出不信任案,要求“中央及党、政当局依法令饬该会职员即日停职,另由各同业公会根本选举负责职员,组织健全天津市商会……”天津商会和政府相持不下,双方矛盾达到白热化。
从1934年7月初直到9月末,矛盾持续两个多月,商会一直暂停活动,导致商人和政府都深受其害。会务停顿后,“芝加哥赛会征品以及签证海外贸易、辅助法院调查,并证明国货输运国产等事,均已尽行辍废……”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时营业税由商会代征。因商会停顿会务,政府改为直接派人征收,调查征收情况时“又未能依法由商会协助办理,以致税方之调查员等不谙商情,诛求估计”,结果“商民既感苦痛,官方亦觉掣肘。”最终,天津银行同业公会等致函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天津市党部、天津市社会局希望迅速解决商会改选纠纷。
迫于压力,政府有所让步,承认了天津商会的合法性,允许其继续行使职责,但对商会选举加以限制,规定“公会委员任期,依法均为4年,惟工年应改选半数,不得连任。”试图通过频繁的人员更迭,使商会和同业公会失去实际作用。导致从1935年年初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期间,天津商会及各同业公会人员变动频繁。1935年1月末,商会委员第二次选举完毕,当选委员名册被呈报给政府,其中“年光垚,职务:执行委员,年龄37岁,籍贯:保定,新选为旅栈业同业公会代表”;“蒋志林,职务:候补监察委员,年龄49岁,籍贯:天津,新选为转运业同业公会代表……”很多委员都是新人,共计选举:主席委员1人,常务委员4人,执行委员10人,监察委员7人,候补执行委员7人,候补监察委员3人,人员换了一半。1935年3月至1941年10月,各同业公会陆续进行改选补选,从《天津市各业同业公会选举改选补选情况简表》来看,情况与1935年1月的商会委员选举一样。
大部分同业公会反对过于频繁的人员更迭,1936年10月14日天津市社会局抄发训令,处理逾期未改选的各同业公会,认为“兹查历经依法改选者固有之,然逾期改选者实居多数。本局前曾迭经令饬从速改选去后,迄未遵办,似此故意延宕,殊属非是。更查现在会务停顿,负责无人,以及曾经令饬停止现无恢复工作之必要者,亦属不少,亟应彻底整顿,以资解决,而期健全……”,最终决定,市内共80个同业公会,除去银行业、保险业、轮船业、旅栈业、胶皮车业已经依法改选;酒业、棉业已经全部改选;报关业正在筹备改选;报馆业、胰皂化妆品业未到改选之期;电料业、磁业已经另案办理外,其余各业都彻底整顿:一、席业、麻袋业、叫卖业、洗衣业……等9业。会务无形停顿、负责无人、曾经停止活动,一律予以解散。二、转运业、兑换业、商栈业……等5业。成立后已满四年未曾改选一次者,一律予以解散。三、药业、米业、干鲜果品业……等45业。成立已满四年,曾经改选一次或二次,现又逾期未改选,一律停止行使职权,重新全部改选。四、茶食业、房产业、货栈业、玻璃镜业……等9业。成立未满四年,未进行第一次改选,一律停止行使职权,重新全部改选。这样一来,80个公会中有68个都要解散或重新全部改选。
限令大部分同业公会解散和重新选举后,天津市社会局又严格拟定了同业公会会员等级和各等级会员会费缴纳数额,会员定级为:“甲、公会会员:特等1000元以上按照1000万元以上者如银行公会。甲等一级1000元按照500万元以上者如钱业公会,二级900元。乙等一级800元,二级700元。丙等一级600元,二级500元。丁等一级400元,二级300元,三级250元。戊等一级200元,二级150元,三级100元。”;“乙、商店会员:特等100元以上,按照5万元以上者。甲等一级100元按照4万元以上者,二级90元。乙等一级80元,二级70元。丙等一级50元,二级40元,三级15元。戊等一级10元,二级8元,三级6元,四级4元。”会员会费数目:“丁种一级轮船业公会规定会费额400元,二级旅栈业公会300元……”,“戊种一级转运业公会200元……”,“戊种二级商栈业公会100元,货栈公会100元……”。
对于政府解散和重新选举公会、强行制定会员会费等级的行为,各公会会员采取了消极抵制。抵制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拒绝加入政府授意新成立的同业公会。导致公会会员锐减,从天津市各行业同业公会成立组织及备案情况表上可知一斑,“货栈业同业公会,民国23年1月(1934年1月)成立,会员家数17,于民国24年1月(1935年)在市党部、社会局、实业部立案”。天津市的货栈数量很多,可是加入公会的只有17家。二是拒绝缴纳商会会费。
1934年至1936年,各行业公会普遍出现了会员欠缴会费的情况,例如:“商栈公会会费原定额200元,转运业公会会费原定额500元,旅栈业公会会费原定额500元。23年、24年、25年均未缴纳会费”其他没加入公会的商人,也是这种情况。以货栈行业为例,很多商人在1936年10月政府解散旧的同业公会后,就没有加入新成立的公会:“晋记货栈会费原定额8元23年未缴费,24年缴费8元,25年未缴费。退会未能准。”,“同华茂棉花栈,会费原定额24元,23年未缴,24年缴费24元,25年未缴”。
对于商户消极抵制的行为,政府于1937年5月28日发出训令决定制裁不加入同业公会的公司和商号,强令各业商店均应依法加入本业同业公会,倘若于限期内仍不加入,即报由主管官署执行罚办,罚办后仍不入会者,请勒令停业。各商号听后惶恐万分,只好迎合政府说“查现代社会无论若何事业,苟无相当团结,恐难图存,”被迫请求恢复同业公会,还将准备加入公会的商号名称、负责人姓名、商号地址开列清单一份,转交社会局备案,请求社会局指定人员成立筹备委员会。
国民政府于1936年5月5日先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1937年7月公布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并开始国大代表选举。1937年6月28日根据修正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施行细则,天津特别市市长张自忠请津商会详细申报登记各同业公会会员以便参加国大代表选举,并于5日内登记完毕。
但是对于政府的要求,“各业公会对于填造表册多持观望”,这一方面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局紧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府一直对同业公会采取限制政策。直至7月8日上午仍未办理完毕,商会主席、亲赴市政府请示办法。得到指示,希望商会依然按照限期申报。几天以后,津商会汇总呈送各同业公会及商店会员登记表册至国民大会天津市代表选举事务所,表册上共等级有绸布棉纱呢绒业等54同业公会及永利化学公司等14商店的会员及职员名册。但是原定进行的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终因当时东北和华北沦陷区代表选举困难而搁浅。同时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至1937年期间,对工商界和商会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没有认识到商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重要影响与作用,对商会采取了比较偏激的举措。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以后,开始对商会进行种种限制,具体做法有:
1、颁布法令,控制商会及各同业公会的活动。
2、限制商人参加政治活动。
3、挑拨商会及各同业公会的矛盾,以便趁机插手商会内部工作,解散商会。
4、通过改组商会及各同业公会来架空商会,导致商会会务停顿。
5、干涉商会、同业公会内部选举,使其内部人员更迭过于频繁,从而使其不能顺利行使职能。
对于政府的种种干涉,商会及同业公会采取消极抵制的做法,具体说:
1、暂停会务,以示抗议。2、拒绝加入政府控制的同业公会,导致公会会员锐减。3、拒绝缴纳商会会费。
在商会及各同业公会的不断抗争下,整顿改组后的商会并未完全丧失作为民间商人社团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与政府还是既有合作又有对抗。而南京国民政府因为在限制商会的实际操作中遭遇了困难,不得不稍微采取了一点缓和措施,但是商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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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公布施行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近代民法典,是第一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和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民法典。它在1804年(甲子年)公布时的名称是《法兰西人的民法典》。1807年9月3日法律赋予它《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的尊称3。该法典有1804年、1807年、1816年3次的官方版本,特别以1816年的王政复古版留传下来。所以我国商务印书馆的译本中保留着"国王"和"王国"字样。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全文如下:
17世纪末至18世纪,法国受英美各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也爆发了工业革命,快速发展了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到18世纪中期,法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远远超过荷兰、德国,成为欧洲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但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受到原有的封建制度极大的阻碍。各个地方频繁设立关卡征税,征税体系混乱,人民受难深重;全国法律体系及法律制度极不统一,相互矛盾冲突的法例、法令较多;缺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安全极易受到侵害。这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废除封建法律制度并建立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新型法律制度。《法国民法典》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
(一)确立了近代资本主义民法的三大立法原则
《法国民法典》的立法原则可以被概括为:所有权原则、契约自治原则、自由和平等原则。
1、所有权原则。法典第544-546条给与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人以充分广泛的权利和保障。国家征收私人财产只能根据公益的理由,并以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补偿为条件。所有权的定义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人,都有权得到该财产所生产以及添附于该财产的一切物。这一规定使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时农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该法典还规定了对他人财产的用益物权和地役权,这对小农经济是重要的。
2、自由和平等原则。该法典包括两条基本的规定。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民事权利是指非政治性权利,包括关于个人的权利、亲属的权利和财产的权利。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1974年改为18岁),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这就是说,在原则上,每个人从成年之日起,都享有平等的民事行为能力,虽然关于这种能力的享有在法律上定有某些限制。
3、契约自治原则,或称契约自由原则。这条原则被规定在第1134条中,具体为:“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如果该契约没有违反该法典第6条所说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都具有法律效力。契约,又名合约,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之间为设立、变更或终止法律权利和义务而达成的协议。契约与其他协议的区别在于法院承认合约能够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一份契约包含一项或数项许诺。通常,契约责任是以契约自由原则为基础的。所以,契约自治,也称为当事人意思自治。该法典赋予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的意思表示的一致以等于法律的效力,来使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产生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从而改变其原有的法律地位。在《法国民法典》中有1000多条条文来规定契约之债,可见契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契约自治也是在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名义下实行的,并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则的逻辑结果。对于这个原则,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予以深刻的批判。
(二)法国民法典的资产阶级革命性与封建性相互妥协,在折中中制定和颁布
《法国民法典》是1789年的 法国大革命胜利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异常自下而上的革命,社会各阶层对其积极响应,具有比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的革命性。革命胜利以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拿破仑政权的当务之急是巩固革命胜利果实。他说:“我们已经结束了大革命的传奇,现在我们必须着手于它的历史了,只需要在运用革命诸原则中那些现实的、切实可行的东西,不要那些纯理论的、假设的东西。”我们可以推断出法典必将是革命和封建传统妥协的产物,因为根据拿破仑对革命和即将发生的民事立法变革的态度,法典一方面保持并体现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前一些进步改革,主要表现在民法典规定了近代民法的基础―所有权绝对和契约自由,并将封建的财产制度和封建性财产完全清除得干干净净。例如法典第537条第1款规定:“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处分属于其所有的财产。”第545条规定:“任何入不得被强判出让其所有权;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的补偿时,不在此限。”第1119条规定,“任何人,原则上仅得为自己接受约束并以自己名义订立契约。”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是民法典的革命性方面。
另一方面又摒弃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采取的一些具有革命性措施,返回到封建传统上,主要体现在家庭法和婚姻法规定上。大革命后在这方面的一些激进的、先进的法律――例如废除家父制度,准许协议的甚至单方面的离婚,长子继承制的废止,遗产的平均继承等――在法典中受到了限制或得到了缓和,有的甚至回复到“旧制度”的原样,以致有人说这是“对革命的反动的法典”。
正是这种妥协的特点,使得民法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够保持高度的稳定性。
(三)具有较强的立法语言、立法技巧上的先进性
《法国民法典》在立法语言上通俗易懂,简明规范,没有较多的弹性概念,避免了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当时的法国法学学术主张法典应该通俗易懂,大文豪伏尔泰认为,一切法律都应该是明了、统一和准确的;坚决对法律的解释,认为解释必然会把法律的立法原意丧失。孟德斯鸠也主张法律的体裁要精洁简约;主张直接的说法,反对深沉迂远的辞句;法律不要精微玄奥;它是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们制定的。第二,做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拿破仑要求民法典的语言要透明易懂,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对法典编纂具有很大的影响。 二、我国民法典制定和颁布面临的问题
编纂中国民法典是几代中国法学家的梦想。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足、民法典制定理念比较保守、立法技术等等原因,我国民法典仍然难以在短期内出台。
民法典的制定和颁布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我国民法典制定遭受前苏联旧意识形态的严重束缚。自1949年后,中国废止了旧中国的全部法律,以后数年里,中国全面彻底地引进了前苏联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法学知识体系。但这些旧制度旧原则严重束缚着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如:前苏联法不承认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把民法也当作公法;前苏联民法否定意思自治原则;不重视立法的技术和质量,强调民法典立法的政治宣教作用。
(2)民法典制定脱离中国实际,大都是专家学者埋头于书房而形成。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民法典立法方案,都是学者们在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的房子里编制出来,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方案,产生的方式大体也差不多。比如,现实中非法人团体非常多,而且越来越多,法院收到的关于非法人团体的诉讼不断增加,但中国法律只承认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民法主体。
(3)中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法律技术问题。中国近代民法改造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潘德克顿法学的立法模式,因为,潘德克顿法学给我们提供的民法知识系统都是其他民法知识系统不可以比拟的。在坚持潘德克顿模式的前提下,还有四个需要解决的立法技术层次的问题。债权法总则部分是否有必要保留在民法典中?债法总则在目前的立法方案中被取消,在理论界大家没有定论。人格权法具有什么立法意义?人格权法是否应该独立成编?侵权行为法应否编撰进法典中?如何处理定位知识产权法在民法典的固有体系之中的地位?
(4)目前在中国法典无相应资格的职业机构操作层面。
合理性的法律须由合理性的职业机构来操作,法典是一种工具理性,必须由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职业机构操作才能发挥实效。这类职业结构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它的管辖范围与其它机构范围由法律明确界定,机构内部的权力分布和每个职员的职位与责任由法律划分清楚,它保障每个人在法律面前获得形式上的平等。每个职员秉公执法,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排除个人的专断的偏好,他的判断是可计算、可预测的。这种机构把效率放在首位,以专业技术知识为基础操作法律,因而每位职员的选拔以受教育的水平和专业资格为标准。
唯有这样象机器一样的职业机构才能保证法典象机器一样运转。在中国的文官制、法官制没有完全改革,实现专业化、技术化、知识化、制度化以前,没有相应资格的职业机构操作法典。近讼在中国过去俗称,“打官司”现在改成“打关系”,这一方面说明由于法律不健全,法官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任意判决,不负责任,另一方面说明由于人的任意拘情的可能性存在,当事人或律师往往不信任法律而改向可能回护自己一方的感情因素求胜诉机会。如果这个现实障碍不克服,有法典也不能有效地运作。
1804年,《法国民法典》以其先进的立法思想和成果推动了近代各国民法典的编纂,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也有特殊的知道、借鉴意义。因此,在当前我国热议和准备编纂民法典之时,认真回顾和分析《法国民法典》的体例和特点,能够给我们许多启蒙性的思考。
(一)立足我国国情制定民法典
法国民法典脱胎于法国大革命,是新兴资产阶级制度代替旧制度的产物。我国民法典编纂应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结合我国的立法传统与现今时代背景来制定。当前我国编纂民法典的国情主要有:
(1)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每个民事主体都应具备私法理念,私法精神,对于私法中的平等、自由、公平的价值理念深深信服,熟练应用,从而使已经规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
(2)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时要考虑本国国情,制定基本法律要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符合宪法精神;
(3)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农业大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编纂民法典时,要考虑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是站在农民的立场,要综合考虑我国农村中的风俗习惯,以契合实际为目标来制定。
(二)对法典中保障人权、契约自由、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法律意识的借鉴
在当今日益强调以人为本和注重人权的现况下,中国的民事立法更应注重《法国民法典》体现的价值理性。《法国民法典》在制定之初就注重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确定了近代西方民法的基本原则,如契约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过错原则,对后世影响极大。我们可以轻易复制法国民法典的外在表现形式,但是很难移植者这些作为其灵魂的价值理性。立法者的理想是追求民事立法价值理性与形式合理的完美融合。我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封建文化影响的国家,“取义轻利”、“重利轻义”的思想,“厌讼”的司法文化传统,阻碍着人们对合法私有财产的追求。因此,在制定民法典时要坚决剔除传统文化中的阻碍因子,注重保障人民私有财产权利,发展和树立私法理念。
(三)我国民法典要注重有效性、实用性,避免概念的空洞和抽象,脱离我国国情
《法国民法典》的实用性表现在没有总则部分,没有过多的抽象概念和弹性概念,法典的编纂从实际使用方便出发,具有措辞简洁、法律语言通俗易懂的法律文风。注重实际运用是《法国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特点,虽然是法律门外汉,但拿破仑对《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讨论和修改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时具体参与某些法律条款的制定和修改。拿破仑作为注重实际的最高统治者,直接影响到法典的充分实用性。
另外,拿破仑任命的四个法典的起草者都具有长期和丰富的立法实践经验,他们在坚持法典实用性的基础上抽象概括,使法典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者更应当充分追求法典的实用性,要使普通百姓读懂和理解制定出来的民法典,而不能像德国民法典那样含义艰深、用语晦涩、结构的极端严谨,不然也只是一个花瓶。只有这样,民法典才能满足社会对民法日益旺盛的需求,承担起促进和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杠杆的作用。
(四)在立法语言、立法体例等立法技术上的借鉴
立法技术是指立法活动过程中所应体现和遵循的有关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和补充的技能、技巧规则的总称。其核心内容包括立法结构技术和立法语言技术。中国民法典的制定需要借鉴《法国民法典》先进的立法技术。首先,在立法理念上,要借鉴法国民法典的,注重吸收西方自然法、罗马法、普通法的先进理念,同时要汲取我国自土地革命时期便开始的立法经验和立法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实践经验,另外,要面向世界民法典立法趋势和潮流,做到现实和传统的结合、现在和未来的结合、外国先进经验与本土实践的结合、民法抽象理论和司法具体实践的结合。
其次,从法典体系上看,我国民法典要学习《法国民法典》,不能根据民法学者理论演绎法典的体例编排,更不能盲目套用外国的立法理论,而是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民事实践具体编排民法典各篇章,注重方便实际。例如:单独列人格权法、知识产权法、侵权行为法为一章。再次,在编排技巧方面,中国民法典要向《法国民法典》那样采取系统和列举并存的方式,篇下分章,章下分节,节下分目,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将人法放在物法前面,彰显对人权的保障。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虽然十分艰辛和曲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只要吸收《法国民法典》以及其他各国先进的民事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实践不断探索创新民法理论研究,终有一日人们会看到中国民法典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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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内外局势日趋紧张,罗斯福政府实施了中立政策;但这一政策往往被认为是妥协于孤立主义,而尤以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为代表;笔者通过对当时美国经济因素这一角度的分析,探讨罗斯福政府对外交政策最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以此论证当时美国的中立政策并非权宜之计。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中立政策的根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美国的中立政策贯穿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外交与内政政策的始终。中立政策使美国远离欧洲战事,保持和平的国内环境,并从战争中夺取大量财富提高了国际地位。它作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有着其深刻的根源。
关键词:中立政策;孤立主义 ;和平主义思潮
探讨三十年代美国“中立”政策的根源,我们往往会与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美国的“中立”政策起源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想。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的孤立主义,主要是指美国1787年建国后第一个世纪中对欧洲国家,采取“不干涉”、“不卷入”或中立的外交路线。结果,美国从欧洲各国的利益和武装冲突中获得利益,本国领土被扩大了,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托拉斯化帝国主义国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与上一世纪迥然不同,孤立主义已不合时宜。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美国已抛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而改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时代的终结。然而,孤立主义阴魂不散,在二十年代,特别是三十年代,所谓的孤立主义又粉墨登台,不过只是形似而神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孤立派打出传统的孤立主义大旗,要求保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美国的霸权计划。1920年到1932年为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自由行动”为特征的,即不受任何国际组织的约束,怎么合乎美国利益就怎么“行动”。[1]华盛顿体系的建立、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以及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巴黎非战公约)等都是美国“自由行动”的成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左右了美国的主流舆论。孤立派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中立法”,成为美国政府不得不遵守的对外政策准则,并一直贯彻在对内政策的制定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经历了1919年―1920年短暂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从1924年起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1925年欧洲工业产量恢复到1913年(战前的一年)水平并继续快速增长。虽然,这一时期的情况较稳定,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矛盾。[2]
首先,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截止1929年,富人的年均收入占了全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贫困户的全年平均收入只在2000美元左右。[3]其次,工业部门开工十分不足,大批的工人失去工作。再次,由于人们购买力下降,农产品、初级产品、工业产品大量囤积。最后,伴随着二十年代的繁荣,地产和股票投机狂热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安全性。这种不安全性产生的虚假繁荣泡沫轻易地引发了一场大危机。
正是上述种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必然会发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股票投机狂潮兴起,流传着“谁想发财,就买股票”[4]的口头禅。人们想要投机取巧成为大富豪,因此,疯狂的买进股票。1929年10月24日,股票价格大幅度跌落,很多人因此而破产。人们疯狂甩卖手中股票,人们把这一天叫做“黑色星期四”。美国从“柯立芝繁荣”的发展高峰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银行大批的倒闭,企业大批的破产,市场萧条不景气,生产骤减;失业人口增加,物质水平下降;必需品价格暴跌。一场规模空前巨大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全球,美国步入动荡年代。
美国制订了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的战债与赔款问题。战败国因无力支付赔款而赖债,欠美国战债的欧洲国家也拖债不还。赖债不还的情况引起了美国人民的不满情绪,人们强烈反对再次卷入欧洲事务,并且产生了反对战争的情绪。
同孤立主义一样,和平主义思潮也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是通过人们揭发一战实际情况,进而将得出的结论作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果。
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人们注意的焦点在国内危机上。比如,经济复兴情况,就业率,而对美国以外的事,尤其是欧洲各国的问题不感兴趣。
同时,战后他们有了时间来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利最多的是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军火商。人们普遍认为,军火商在利益的驱使下,采取不正当手段引导人民大众、舆论传媒和政府同意参加战争。在1934年,商业性杂志《财富》登刊了一篇名为《武器与人》的文章,获得极好的评价。随后,又有两本相关的著作出版,一为乔治?塞尔兹的《钢铁?鲜血与利润》,另一为赫尔姆斯?英吉布里奇和弗兰克?汉利亨合著的《死亡商人》。[5]这些书刊都在重复着一种观点,即美国参战是军火商们在其中运作的结果。 “一旦有了战争,则延长之;至于和平,则破坏之”[6]成为军火商的价值标准。结果,军火商名声很臭。因此,人们普遍讨厌军火商,讨厌战争。
人民群众的和平主义思潮和反战情绪高涨成为美国实施中立政策的重要因素。但是,和平主义思想过于理想化,不适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侵略者不断扩大侵略的时代背景。尽管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但是,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只有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才可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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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据时代为1895年至1945年之间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期,基于各种不同的观点,也有人称为日治时期、日本时代、日本统治时期或是日本殖民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密1949 年以来国内对日据时期台湾政治与涉外关系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原始资料难以获得,意识形态与政治宣传对学术的影响较大,加上日据时期台湾官方使用日语,日据台湾史研究成果数量与学术水准受到限制。随着学术交流与精通外语的史学工作者的增多,状况日益改善。2005 年,陈小冲的专书《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成为国内日据台湾史研究的一个代表作。该书在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系统性研究方面为大陆学界做出贡献,而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史料的开拓方面还有待加强。在推进系统性研究的同时,资料的发掘也取得进展,如对载有丰富日据初期海峡两岸关系史料的泽村繁太郎所著《对岸事情》一书价值的新发现。
日本据台初期,曾遭遇台民反抗、治理困难等重重困境,日本朝野上下曾有“台湾卖却论”,但终未付诸行动。1898 年后藤新平就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实施改革,使弃台言论逐渐销声匿迹; 同时,中国因连年战争,国力衰退,加之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债台高筑,即使当时日本有意售台,清廷也因国库将罄而无能为力。
1897 年后,台湾总督以陆海军大将充任,除拥有立法、行政及司法全权外,可兼任台湾军司令官。1918年及1920 年,日台当局两度修订官制,“台湾施行律令须以内地法则为原则”,但总督之律令权依然如故。台湾总督名义上受日本主管大臣管制,权力不及朝鲜总督,但在台湾岛内却是“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20 世纪40 年代,台湾即有人指出,这不过是“由外暴之奴化政策而转为内诈之同化政策”。近年来大陆学者对于台湾总督府的文官制度等具体问题又有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台湾总督府虽沿袭日本本土的文官制度,并深受日本本土政治影响,但同时又派生出独有的官僚体系。台湾总督府官僚不但与日本本土官僚享有同样官等,在薪金、住宿、服饰等方面比本土官僚还有更为优越的特权。此间,台湾政治社会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构造。在频繁的官制修订中,台湾总督府陷入了官僚人数膨胀和集团“惰性化”的怪圈。
台湾警察是权力的化身,在日本所有领土和殖民地中,台湾地区的警察密度最高。对于日据时期的警察制度,大陆研究者在大量日文原始资料基础上出版了专书。作者认为,日据台湾50 年的殖民统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警察政治”。日本警察在台湾“番地”的前20 年,是征服“番地”的讨伐者,而后30 年,则扮演着“番地”文明进程的监督者,及原生态文化野蛮破坏者的双重身份。有人指出,日本在台警察制度的运作极有效率。它没有简单移植日本国内的警察制度,而是结合当时台湾的社会经济生活现实,有效加以改进。保甲制度的完善可说是这种改进的一个典型例证。日本当局对其在台警察的监督“恩威并施”,大致说来并没有让在台警察“为所欲为”。
“同化”与“皇民化”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重要途径。在研究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扩张主义政策时,如何认识“同化政策”是个重要问题,但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各执己见。例如君岛和彦认为: “皇民化政策的特征,就是完全无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将其纳入日本的版图并强制推行日本化,不仅进行经济方面的掠夺,而且推行拥戴天皇,抹杀民族的皇民化政策。这就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黄新宪认为“皇民化是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是一种同化运动”,皇民化在同化的基础上形成,可被视为同化的一种“深入形态”。而冯玮指出,将“皇民化政策”等同于同化政策,并将其视为“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不仅客观上使日本殖民统治政策及其形式抽象化、空洞化,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统治的实态,更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本质。
日本推行同化政策的真实目的是竭力利用“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并寻求某种“共同性”,以维护特权,建立霸权,这也是日本整个殖民统治和扩张的特点。在另一篇文章中,冯玮指出政治“存异”,即强调日本和台湾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文化“求同”,即通过灌输“皇道主义”精神培养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意识”,是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是漫长的日本“西学”历程的政治结论,同时也是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国”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前导。
关于日本对台“同化政策”的效果,1990 年代初,有论者指出在台湾人民的强烈抗拒下,该政策“无疑遭到了根本的失败”。绝大多数台湾人民虽吸收了部分日本文化的优秀成分,譬如守法、敬业、卫生、礼貌等等,并不能证明某些学者所称台湾人已经日本化,或所谓日据时代台湾文化已与大陆形成差异性。也有观点认为日本对台湾民众的同化不可忽视。有论者以雾峰林家为例,指出二战时期在日本高压之下,部分台湾民众不得不改变前期刚性角色,逐步地、被动地沦为日本体制内顺从的“皇民”。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妥协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变节; 强权迫使下的屈从,并不意味着对固有民族和文化传统的背叛。然而,它却确乎是一道深刻的伤痕。有论者指出,日本的统治措施破坏了一部分台湾同胞的信仰和生活习惯,造成了他们对祖国文化传统的误解和偏见。经几十年的同化,民众心理的变化是复杂的,有对固有文化的坚持,也有对异族文化或多或少的接受或认同,更有对祖国情形的疏离感。国民党政权在1945 年接收台湾之前,对台宣传并未充分考虑到经过长期的同化后,台湾民众的心理与思想已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有效宣传的缺失是导致台湾光复后很快就浮现出种种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大陆学术界的早期研究认为,所谓“皇民化运动”,既是以暴力为主、欺骗为辅的手段强迫台湾同胞同化于日本,同时又是在“内台如一”的幌子下对台湾工农大众加紧奴役与掠夺。后来的研究则更为细致,认识到皇民化运动在不同时期侧重点的不同。1895 年日本殖民当局采取渐进措施,对台湾人进行“皇民”意识的培养;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以激进措施,企图在强化台湾人“皇民”意识基础上向其灌输“皇民奉公”观念,使台湾彻底成为日本帝国的南进基地。1941 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为将台湾人民训练成“皇民”,以使台湾不但在物资上成为日军南进基地,而且在人文上成为日军南进的支撑点和人才养成所。该会受到台湾民众普遍抵制。但也有部分人逐渐变成亲日情结相当浓厚的“皇民世家”。这批人以日本为奥援,谋取种种特权与好处。光复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没有采取妥当措施处理“皇民世家”问题,此成为光复初期岛内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一大因素。
有学者将“皇民奉公会”作为“皇民化运动”正式开始的阶段。有人提出异议,指出正式提出“皇民化”目标的,是海军上将小林跻造。1936 年9 月,小林被任命为台湾第十七任“总督”,上任伊始就提出“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大统治目标。到“皇民奉公会”成立时,“皇民化运动”已历经5 年余。“皇民奉公会”仅标示着“皇民化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目标看,前一阶段重在文化改造,后一阶段重在社会动员; 从实施手法看,前一阶段主要采取威逼高压手段,后一阶段改以强制与笼络、软化相结合; 从运作机制来看,前一阶段“皇民化”业务分解于各类不同行政系统,后一阶段则有专责机构与人员; 从作用对象看,前一阶段只针对台湾本土社会,后一阶段则强调“内台一如”,要求居住于台湾的日本人也要介入。
美国华裔学者荆子馨( Leo Ching) 认为,皇民化之下,“不当日本人是不行的”感觉成为压倒性的存在焦虑与政治欲望。因此,“‘皇民化’在日本殖民主义的一般倾向中,既不是‘同化’的逻辑延伸,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强化”。对于皇民化运动的效果,大陆学者则认为,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下,确曾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个运动是以失败告终的,台湾同胞以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精神有力地抵制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多数台湾人无论从表面的生活方式,还是从内在的文化思想上都没有变成‘皇民’,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台湾人民能顽强抵制“皇民化”运动有深刻的文化上的原因: “台湾人民与中华传统文化有一种牢不可解的文化情结”。当然,皇民化的影响还是有的,并且延续到现当代。大陆研究者对此亦有充分认识,认为“皇民化运动”虽然从总体上讲是失败的,然而也确实造就出一批心甘情愿充当“皇民”的人,其共同特点是以“皇民”自居,且以此为荣。“对日本感恩戴德的亲日情绪使他们心中有一个永难解开的‘日本结’,从而造成他们与普通台湾民众之间存在一条难以填平的沟壑。”
有关皇民化的研究主要是对皇民化运动的概念解读和框架展示。陈小冲利用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资料,展示了某些皇民化的具体面貌和实施细节,发现皇民化运动几乎囊括了人生从生老病死到居住、衣着、丧葬、信仰、仪式、娱乐等所有方面。在皇民化运动中,一切“都处于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操弄下,是以将台湾人改造成为大日本帝国臣民作为其终极目标的,即便是讲究卫生等等行为,也不能不染上殖民同化的浓厚色彩,因为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这就是台湾人在向日本靠拢,是台湾人日本化的具体体现”。但有论者认为殖民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建立天皇制政治意识的目的,只是想让台湾人遵循天皇至上、日主台从、日尊台卑的礼治秩序而已,并非真要让台湾人同化成日本人,提高台湾人身份,让台湾人平等地分享属于日本帝国“国民”应有的种种权益。
皇民化运动时期,日本兵中曾有一些台籍“志愿兵”。虽有小部分确是志愿加入,但仍有不少“非志愿”的、被强征的情况。皇民化运动确曾给台湾社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史学研究带有主观性,它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真实。原因不仅在于史料的限制,也在于人们从不同角度的解读。日据台湾史就是这样一段历史。近年来,台湾岛内有人片面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称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是台湾人的大幸”等等。据此,有人指出在“内地延长主义”招牌下,日本在台湾推行的其实是民族差别政策和民族歧视待遇。有人以教育为例,指出作为日本“本土中特殊地区”的冲绳与作为“海外殖民地中特殊地区”的台湾在所享受政策上的截然不同。当然,台湾学界也有学者认识到日本政府对日本人与台湾人的差别政策。之所以有不少学者正面评价日据历史,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措施确有欺骗性,如鸦片渐禁政策等。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实行鸦片渐禁政策。此间,当局曾对鸦片瘾者进行过三次调查,公布结果表明,瘾者人数呈递减趋势,日人借此在国际上作文章,宣扬其鸦片“治绩”。时至今日,仍有不明真相者认为日本将台湾视为新领土,视台人为“皇民”,确有诚意实施鸦片禁政。长期以来,大陆学界囿于资料的限制,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
1994 年,连心豪指出,伴随着近代以来两次侵华战争,日本精心策划了一场新的鸦片战争。其流毒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并不在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之下。日本对华贩毒手段狡黠,又为继起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硝烟所遮蔽,因此该问题长期被忽视。日本据台时期,以鸦片专卖制度作为治台重要工具,并以台湾为大本营,向对岸的闽南、潮汕、青岛、大连等地伸张、辐射贩毒网络,这是日本对华鸦片战争之张本。在20 世纪初开始的禁烟运动中,各地军阀成立各种禁烟机构,实际上明查暗纵、明禁暗倡,征收鸦片税捐,大饱私囊,闽南地区也不例外。
2000 年,朱庆葆研究指出,鸦片渐禁是出于占领的考虑,使台湾总督府一石二鸟: 日本标榜禁烟,可获国际同情; 出于所谓人道上的考虑,禁而不严,又可获台湾人认可。实际上,该政策早期为财政服务,为开发台湾提供助力; 晚期在战时体制支配下,有力配合了日军全面侵华。这种实行专卖的、宣称以禁绝为目的的鸦片渐禁政策,既能欺骗国际舆论,又可增加财政收入,被日本视为重要的“治台经验”,而将其推广到中国大陆。这与较前台湾著述的看法是一致的。1993 年,台湾出版的《日本过台湾者》一书,即认为鸦片渐禁是“明禁暗放”,渐禁政策表面上日本统治当局强调人道上的考虑,免得吸食者一时受不了禁烟之苦,实则有两项主要考虑因素: 一是如果采严禁措施,势必招来吸食者的抵抗; 二是若采渐禁而专卖制度,年收专卖利益可抵军费等各项开支。
徐振伟也认为,因日本不愿放弃鸦片专卖所带来的丰厚收入,后来虽然表面上采取严禁和断禁政策,但暗地里仍实行渐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台湾仍有8500 多注册烟民。直到台湾光复前夕,全岛尚有吸食者2000 多人。如果再加上秘密吸烟的人数,实际数字要远远多于上述数字。同时,他从周边国际因素方面加以考察,指出美国在菲律宾的禁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压力,迫使日本至少在表面上开始大张旗鼓地禁烟,为国际联合禁烟提供了契机。
最近的研究在继续论证、延伸上述观点。此外,李理指出,在日据台湾初期鸦片渐禁政策确立过程中,以水野遵为代表的台湾总督府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六三法”是日本据台初期的基本法,1896 年3 月由日本帝国议会以法律第63 号发布,其最大特点就是确认了委任立法制度,即台湾总督在其管辖区域内,可制定具有与日本法律同等效力的律令,不受日本帝国议会的牵制。“六三法”曾引发日本朝野及学界的热烈争论,也有人为之美化。李理指出,“六三法”争议的真正核心是谁有权来制定台湾的法律。“在整个的争议过程中,台湾人民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他们只是被统治的客体”。台湾总督发布的“紧急律令”的事后追认权要由天皇来敕裁,这意味着天皇对台湾的行政权因不受议会监督而更为有效。日本议会围绕“六三法”的争议,是政党势力与军方势力在台湾统治方针问题上的较量。政党所倡导的“以议会为中心主导台湾统治”的方针,不等于否定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更不等同于要把日本宪法实施于台湾。
此类论文还有许多,此处不赘。
对于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效果,不但日本方面多有美化,台湾地区也有不少美化倾向。譬如认为台湾的现代化是日本所奠基,日本人的“改良”使台湾在20 世纪初期逐渐由“化外之地”迈入“现代化”。简立欣撰文指出,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都对台湾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不能刻意忽略清朝在台湾的洋务运动对于日本殖民地经营的影响。台湾洋务运动虽未完全成功,但也为台湾社会及经济奠定了基础。
关于日据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即“理番政策”,是日本为维护殖民统治,掠夺山地资源,而对山地少数民族实行“剿抚兼施”的统治政策。概因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有关研究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理番政策”的残酷性与台湾少数民族的反映方面。殖民者对原住民在经济上残酷压榨,在精神与文化上严重摧残,激起民众激烈反抗。“雾社事件”后,虽然总督府对“理番政策”进行了调整,但其对山地的经济掠夺本质没有变化。日本的殖民掠夺与清代政府对原住民的经济保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半个世纪的殖民过程中,日本对台湾的“理番政策”根据情势变化有所侧重,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甘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在日本“理番政策”作用下,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文化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的调适与反应。
1945 年台湾光复后,台湾学者主导了台湾原住民的调查研究。1949 年以来,两岸隔绝,客观上限制了内地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系统调查。在此问题上厦门大学林惠祥开创了大陆地区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其学生陈国强著述亦丰。从成果的形式看,皆属整体、宏观概括,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原住民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近年来,台湾学者出现了片面强调台湾原住民与南岛语族的区域文化关系的错误倾向。大陆学者呼吁“以最新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多学科整合研究,重建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起源、历史与现状、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等重要课题,是新时期大陆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早期武装抗日的史料方面,1970 年代,台湾文献委员会开始对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档案进行整理翻译出版的工作,相继出版一系列档案史料,包括《台湾前期武装抗日运动有关档案》与《台湾北部前期抗日运动档案》等。前书收录了1895—1915 年台湾民族运动的前期———武装抗日部分除罗福星案与余清芳案以外的台民抗日史料档案。后书主要收录了1898 年、1999 年台湾北部前期的抗日运动档案。
日据初期,台湾抗日武装斗争之所以得以坚持和发展,是与它同福建省的密切联系及来自对岸的支持分不开的。台湾总督认识到: “欲收岛民统治之全功,其着眼点不唯在岛内之镇压与民心之收揽,必采取如下方针,即注意对岸福建省特别是厦门的民心,察其趋向,反过来谋求岛民之安堵,以达统治之目的。”这引发了总督府“对岸经营”的政策导向。
面对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者采取了镇压与招降等多种手段。对台湾抗日武装的安抚、诱降早在桂太郎、乃木希典总督时代已出现,那时是小范围试探性的实施。儿玉源太郎时期,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主持下,招降规模扩大。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虽为台湾史研究焦点之一,但盖为维护抗日义军的形象,早期抗日斗争中抗日武装集团的“归顺”问题在较长时期内被研究者忽略。
2002 年,有研究指出,大规模招降的实施主要是因为日本殖民当局的暴力镇压并未收到多大成效,它不但激起台湾人民的加倍反抗,也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导致日本国内对台湾总督府治台政策及相关官员能力的质疑。因此,儿玉、后藤面对台湾抗日武装集团提出的苛刻的归顺条件,也能照单全收。但这种让步并不意味着日本殖民者的损失,经历“归顺”后抗日武装内部情况被暴露,武装力量削弱。日本殖民者利用时机重新部署兵力,对“归顺”后的武装力量进行讨伐。1902 年林少猫被害,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告一段落。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在爱国与革命运动中遥相呼应、互相支持,但同时亦应注意到,革命党人不敢公开反对帝国主义,且对统治台湾的日本殖民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前台湾与大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明显地带有个别的自发的性质。不论是兴中会或同盟会,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在台湾开展革命活动的计划。革命党人对台胞的抗日虽十分同情,但不敢公开支持,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具体表现。
辛亥革命后,台湾以农民为主体的“驱逐日人”、“光复台湾”武装斗争的新高潮,是在大陆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促成。而罗福星起义,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直接领导的反抗运动。这与过去单纯自发的农民反抗斗争,已有所区别,是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早期国民党人中,除了孙中山外,还有人长期参加和关注台湾革命,但学界未予公正的研究。陈在正指出,林森在台十余年,并两次参加台湾的抗日活动,这段经历,对其以后的思想、行动都产生很大影响。
一战期间及以后,关于台湾同化会和议会设置运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阶级角度。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力的增长,地主资产阶级开始以改良主义者面貌出现,这是台湾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林献堂是其代表。初期台湾地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主要在他领导下展开。
对于台湾同化会,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长期流行,如认为: 板垣退助是殖民同化运动的元凶,台湾士绅参与同化会是一味附合日人,同化会是一个只会向日本殖民者磕头作揖的团体等等。对此,陈小冲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板垣倡导的同化是: 在使台湾人靠向日本的同时,也应当给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和待遇,这种观点并不为总督府所接受。板垣的同化论没有在台湾发生作用,说他是台湾同化运动的元凶并不符合实际。林献堂参加同化会目的是“希望日本政府对台人松弛压力,能放宽束缚,俾台人得减轻痛苦”。以林献堂等人为代表的部分台湾士绅及青年学生所追求的目标则与板垣大相径庭,这种“同床异梦”导致同化会很快被总督府所分化。
仅一个多月时间,总督府便寻借口将其解散。但1914 年末至1915 年初昙花一现的同化会开创了以合法手段争取政治权利的新的斗争方式,并诞生了台湾民族运动的新的领导者和骨干力量,为日后台湾民族运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同时,它促成了台湾民族运动总目标的确立。同化会的失败,使台湾士绅和青年知识分子意识到,总督专制统治和日本人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是台湾人受压迫的症结所在,而总督专制统治的法律依据即“六三法”,使台湾人丧失发言权。由此开始了以撤废“六三法”为近期目标,以设立“台湾议会”为长远目标的斗争。这些是同化会积极的影响。
在1927 年分裂前夕,台湾文化协会领导层内部大体分化为三种力量: 右翼以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为代表,站在改良主义立场,幻想在日本统治下实现其所谓“地方自治”; 左翼以连温卿、王敏川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主张进行阶级斗争,以彻底推翻日本统治; 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介于两者之间,主张以当时实行农工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为榜样,进行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其分裂不可避免。但陈小冲认为,文化协会的分裂并不是一两个人阴谋或篡权行为所导致,而是内部路线斗争的结果。
1927 年成立的台湾民众党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性质的政党,它曾经历一次大分裂,导致日本殖民者乘机将其取缔,使台湾民族运动受挫。陈小冲认为分裂原因,除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策略外,最根本的还在于民族运动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围绕台湾民族运动中要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一问题。该党成立之初主张阶级调和,但在台湾工农运动推动下,党的政策逐渐左倾,转而主张在民族运动中同时开展阶级斗争,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稳健派产生根本性冲突,最终导致分裂。
王晓波也指出,民众党成立后,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纲不明确,易遭任意解释而在运动中造成紊乱,于是有“党纲解释案”和“关于阶级问题的态度”之提出。但蒋渭水与彭华英的解释案对阶级问题的态度有根本立场的不同。蒋案认为民众党虽非农工阶级党但却是农工阶级的“代表”,彭案则认为民众党并不代表农工阶级但可“考虑”农工之利益。民众党最后通过了彭案。蒋渭水派为内部团结而在“解释案”上让步,但民众党的运动路线还是在蒋指导下蓬勃发展。此点不能见容于士绅地主阶级,彭为此而辞职,再次显示了林献堂派与蒋渭水派的路线矛盾。
台湾民众党主要人物———蒋渭水信奉中山学说,同时也受到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成长与抗争的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民族运动的历程,他舍弃富足生活,挺身领导救亡运动,并为之献身的经历验证了这样的历史: 参加民族运动的台湾各阶层人士无论出身、经历、思想有何不同,都在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探寻出路。这一时期为“日本统治确立后的_运动”,与此前“传统领袖领导下的地方性斗争”不同,这时台湾渐次出现新型领导人物,堪称是“进行整体台湾人民的斗争”。民众党曾展开鸦片反对运动,并通过各种途径使国际社会关注台湾的鸦片之害,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甚至为此派员到台湾调查,使台湾总督府不敢再一味因循消极放任态度,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矫正和治疗措施。
关于1920 初至1930 年代中期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钟安西指出,林献堂提议摒弃台湾自治的口号,而争取民族自治的实质内容———台湾议会的设置,真实意图是: “以停止撤废六三法来阻绝内地延长,以设置议会来削夺总督权力,在不刺激日本政府下,取得实际民族自治,含着意在言外,绵里藏针的意思”。因感于时势多艰,所期目标难以一蹴而就,须留有进退余地,不便在时机没有成熟时率尔托出真意,招致当局扼杀。请愿者仅在第八次请愿后某些比较有利的时机在舆论上明确提出要求设置独立的自治议会,其余时候均隐约其辞,带有弹性。此次台湾民众在特殊环境下以特殊方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治的爱国运动虽终告失败,却产生了不可抹杀的意义。
该运动从根本上说是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和部分上层人士要求实行民族自决、削弱以至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_运动,最终实现台湾民众回归祖国的愿望,“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必定要失败的结局”。有人不认同该运动民族自决的目标,认为该运动从本质上说,属于改良主义运动,即使他们的愿望实现,台湾人民仍摆脱不了受压迫的殖民地“二等公民”地位,充其量如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与真正的民族自治,还相距甚远。
有台湾学者分析参加议会设置请愿的签名问题,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提出怀疑。陈小冲提出不同见解,认为仅摘取几个孤立数字去判断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看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响应程度和群众对这项运动支持的“持续性”如何。
20 世纪20 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与日本大为流行,台湾受此影响,在社会文化界研究谈论社会主义之风亦盛,并进而影响社会与_运动的发展。1926 年至1931 年间以《台湾民报》及《台湾新民报》为战场,文化人陈逢源代表右派,求学大陆的许乃昌、蔡孝乾及台湾社会文化运动健将蒋渭水( 先右后左) 代表左派,在中国未来应该走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有过延续数年的辩论。
1928 年4 月15 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成为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相当时期内学界对于台共的研究并不深入。台共正式名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由于台湾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共产国际决定台共在组织上隶属于日共,接受日共领导。但因日共党组织屡遭日本政府破坏,台共和日共关系中断,台共实际上更多是在共产国际东方局和中共指导下开展活动的。不仅台共的成立、起落受到中共影响,其瓦解亦然。
1931 年,在陷于“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共影响下,台共开始犯“左”倾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羽毛未丰就过早地暴露,最终导致台共的瓦解。台共领导岛内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反帝反封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台共与中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台共解体固然受中共影响,而中共又受到共产国际在1930 年代急剧左倾的影响,如此链条作用促成台共斗争的失败。台共曾在政治大纲中提出“台湾民族”、“台湾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等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争论焦点和敏感问题。宋帮强指出,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并不能成立,它是日共忽视了台湾的特殊性而生搬硬套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独立”的真实内涵是指台湾摆脱日本统治的“独立”,先自我解放,然后再回归祖国。
台湾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台湾人民反日抗殖斗争不断发展的形势和时代的要求,也是台湾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形成的必然结果。虽然台共在台湾存续的时间短,但台共领导的斗争历史,使台湾经历了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洗礼,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经受了锻炼,对台湾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台籍精英不断寻求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途,曾谋求有限的台湾自治,而未能如愿。抗日战争爆发后,部分台籍精英投身祖国抗战,认识到台湾解放的出路在于回归祖国,因而发起复省运动,有文章探讨了其中的探索与转变过程。
关于台湾共产党,近20 年有不少著作问世,如陈芳明《谢雪红评传: 落土不凋的雨夜花》,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等。此类著作以传记、口述类较多,且多集中在对领导人物谢雪红、翁泽生等人的评述方面。大陆学者也有新研究,认为蔡孝乾与台共的关系尽管只维持了几个月,却影响到谢雪红与翁泽生的关系,加深了翁、谢之间在建党初期就已存在的误解和矛盾,是造成台共内讧的因素之一。1949 年以后,这些内斗严重影响了台盟的发展,伤害了在大陆的台湾同乡之间的感情,造成了长久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
与台湾民主国相似,日据时期部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曾为“先独立,后回归”而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台独”理论者出于意识形态需要,对反抗运动史进行片面的解读,认为台湾人追求“独立”的历史可追溯到20 世纪20 年代。他们认为日据时期台湾人与祖国的关系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荆子馨进而提出: “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不是想象的( imagined) 共同体而是幻想( imaginary) 的共同体”。对于此类论断,大陆学界提出不同看法。陈小冲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人开展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实际上是“殖民地人民反抗和谋求摆脱殖民宗主国统治的正义斗争”,是针对日本殖民者的,并且所谓的“台湾独立”仅仅是“走向与祖国相结合的一个步骤”而已。
在台湾历史上,曾出现过主张“台湾独立”、“台湾自决”的日据时期抗日自救运动,也产生了战后海外“台独”运动。鉴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及海外“台独”运动的有意混淆,有些人对两者关系产生模糊认识。研究者指出,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自救运动是台湾人民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无力援救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主张台湾“独立”、“自决”的正义解放运动。虽以“独立”、“自决”、“自治”为斗争目标,但始终坚持“中华民族主义”。“台独”运动虽借用抗日自救运动提出的“台湾独立”、“台湾解放”、“自立”、“自决”、“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等口号,但其谋求台湾脱离于祖国之外的意图是与日据时期抗日自救有着本质区别的,两者也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许维勤亦指出,台胞在大陆所倡导的“台湾独立”的抗日理念,严格地说是限定于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争取独立,而不是抽象的; 这种独立是与争取回归祖国相并列的,二者不可割裂。
另外一些通论性论文也佐证了上述观点,陈在正对台湾人民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英勇斗争进行了系统梳理。季云飞认为,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形式和内容,随着台湾岛内对敌斗争形势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受制于祖国大陆革命形势变化而变化。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争的成败与大陆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成败休戚相关。
台湾民众抗日史的通论方面,1987 年向山宽夫用日文写成《日本统治下における台湾民族运动史》,20世纪90 年代末由杨鸿儒等人翻译出版。该书认为虽然台湾的民族运动无法最终胜利,但“日本在台湾的统治之为殖民地统治,台湾人抗日民族运动之为殖民地民族运动,两者皆值得给予极高的评价”。大陆学者安然2005 年在台湾出版了《台湾民众抗日史》一书,继1990 年代薛军力、徐鲁航的《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①之后,再次全景式地展现了台湾民众“孤悬海外”的艰苦岁月,苦守“汉节”的赤子之心。它充分注意到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时刻与祖国命运连在一起,把回归祖国视为历史的必然归宿,这与此前成果的观点是一致的。
它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根源是日本的军国主义野心,日本对台湾的觊觎与其侵略扩张史同步,故该书上限始于14 世纪末,日本形成倭寇、侵扰中国沿海之时。下限为二战后台湾民众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做斗争为止。虽然该书主体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的反抗,但前后追溯达四百余年,从较高视野展现出日本侵台、台湾民众抗日等历史问题的历史背景和脉络。并对战后“保钓”运动、“慰安妇”索赔等台胞反抗日本的活动进行了论述。1992 年厦门出版的《李万居评传》是大陆研究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籍人物的代表性著作。此外,也有一些通论方面的文章。
由于地缘与历史传统关系,闽粤移民台湾的历史绵延数百年。1895 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住民被认定为所谓“日本国民”。该年日本颁布《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传统闽粤移民渡台的历史进程遭致中挫,台湾社会历史进入以内生性发展为主的新阶段。“日本对台湾的占领及伴随而来的台湾与大陆之被强制分离,很大程度上构成为台湾历史特殊性的原点。”
日据时期在大陆居留的日本籍台湾人,即台湾籍民。这些人大批移居福建,其类型主要有原台湾居民、“归化”籍民与新编入台籍者。关于台湾籍民,日本与台湾学者较早展开了研究,如中村孝志、梁华璜、戴国辉、林满红、后藤乾一等人。他们主要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务省记录》及台湾方面档案。大陆相关研究的展开则相对迟缓。
由于台湾籍民除少数散居粤、沪、浙、香港等地外,90%以上都在福建居住、经商,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据时期长期困扰闽台当局的棘手问题。日籍台民作为日本臣民,有别于原本即是日本人的所谓“内地人”,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但在中国大陆,他们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得到日本领事馆的保护,拥有特权。这不但诱发了部分台湾人在大陆的不良行为,还引起闽地不肖子弟的羡慕,千方百计去获取台湾籍,出现一批“假冒日籍台民”。
除了以非法途径取得的台湾籍民身份外,当然还有不少合法的“归化”者。光绪二十九年外务部档存有几则关于“归化”的史料,1992 年,这些史料被台湾史的研究者所发现和利用。当时,“归化”台湾籍民问题已相当严重,不能不引起福建当局高度重视。福建方面想要对光绪二十三年以来所有“归化”者进行清理,并透过中日交涉,确定此后该问题的原则。然而日方坚持独立处置权,对福建当局的建议,大多敷衍了事或干脆拒绝。当时的清政府危机四伏、软弱无力,对于因福建“归化”台湾籍民这种“交涉细事”只得“从缓商酌”。
1990 年代,林真对抗战时期福建的台湾籍民情况,闽台当局的措施、态度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在抗战前夕,厦门的台湾籍民人数为13,000 人左右,福州约2,000 人,加上漳泉地区数百人,全省台湾籍民在2 万—2. 1 万人左右。其中未登记者7,000 - 8,000 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成为交战国,作为“敌国国民”的日本籍台湾人在战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引起了关注。出于某种程度的不信任,这些往日特权人物成了日谍嫌疑,被押往内地监视居住。赵国辉《日据时期在厦台湾籍民的司法管辖》一文,指出由于日本从中国获取了领事裁判权,并在甲午战后将其改写成单方权利,加之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的缺失,日据时期厦门对籍民的司法权完全操控于日本股掌之中。
1937 年以前,由于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在福建的台湾籍民确有不少为非作歹者,给人们带来不良的印象。以来自崇安的台湾籍民为主组成的台湾义勇队,在李友邦领导下,开展一系列的宜传解释工作。有论者称“人们改变了对大陆台湾籍民的看法”,“使人们对台胞刮目相看,并冰释误会”; 也有论者称“抱持此看法的人究竟有多少,不无疑问”。陈小冲折中了前述两种观点,认为台湾义勇队的工作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台湾籍民的形象。但也应看到,台湾义勇队的活动仅限于浙东、赣南、闽北及闽西,其发行的刊物和丛书传播范围也不广,其影响力有限,尤其是台湾浪人活动最猖獗的厦门、福州地区,基本未能触及。
林真指出,造成台湾籍民整体不良形象的政治因素,实乃日本侵略手段产生的效果。台湾总督府为隔断台民与祖国的联系,蓄意制造闽、台人之间的矛盾,使之处于对立地位。抗战爆发后,日本“以华制华”,强征台民当兵,并充当前锋,将厦门华人产业强行拨给台民经营,按日、台、华三等分配口粮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加剧了闽、台人的矛盾,引起当地人民的恶感和仇恨,使大多数台湾籍民成为“中日矛盾中首当其冲的替罪羊”。
总之,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期间的畸形产物。虽然有些不法之徒在福建从事非法活动,但绝大多数的台胞与福建人民和睦相处。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密监视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与祖国人民一起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台湾义勇队即为例证。
台湾义勇队由李友邦集结散居于大陆的台胞组成,可被视为台湾籍民的一个特殊组织形式。大陆学界对于台湾义勇队的研究比较多,但多偏于通俗性论述,深度还有待挖掘。史料方面,《台湾义勇队档案》2007 年由福建档案馆整理出版。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处关于义勇队的资料亦有陆续发表。1939 年2 月,以台胞领袖李友邦为队长的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誓师。义勇队具有正规军编制,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旨,转战浙、皖、闽各省,是直接参加祖国抗战、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台胞抗日队伍。① 台湾义勇队在各地区的活动以及与朝鲜义勇队的关系亦有相关论述。
抗日义勇队一开始就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与政治上的帮助。李友邦本人始终拥护这一政策,接受中共帮助。中共浙江省委派遣党员在其内部落实党的指示,使中国共产党与台湾抗日义勇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义勇队的态度则是抱有戒心因而摇摆不定: 政治需要时,便予以支持; 否则便弃之不管,甚至取缔。
对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其他台胞抗日团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少年团、台湾革命同盟会②等组织。对其他组织,如台湾工作团、粤东工作团、闽台协会、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等,则很少涉及。日据时期旅居海外的台湾人国籍问题错综复杂。台湾总督府原本规定,1895 年5 月8 日至1897 年5 月8 日的国籍选择期限后,未离开台湾的台湾住民拥有日本国籍,离开者等于放弃日本国籍。但事实上情况极为复杂,如1898 年10 月28 日,台湾总督发布内训第49 号《有关台湾住民户籍处理案》,表明对于情节有“可斟酌之余地”者,可让其入籍。自此开启以漏籍名目申请入台湾籍的方便法门。
2008 年,《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由台湾文献馆组织翻译出版,为该项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往往受制于文字,因此时档案多以古式日文书写,明治、大正时期不少档案还是以毛笔行草书写,不易辨别理解,令研究止于表面。台湾文献馆为发掘整理更多档案,以利于学界,特拟计划,从1991 年甄选专人从事“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的翻译研究工作,到1996 年出版中译本11 册后,鉴于总督府档案浩瀚,难期竟功,决定选择专题翻译研究的方式,分为教育、涉外关系、邮政、原住民、官制、宗教、殖产、卫生等八项专题。《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即为总督府档案专题翻译中的一部,是《籍民与南进》之后的第二辑,收录了“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中有关籍民及国籍的史料,其中漏籍问题是其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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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创新就是根据营销环境的变化情况,并结合企业自身的资源条件和经营实力,寻求营销要素在某一方面或某一系列的突破或变革的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营销创新—21世纪中国企业营销的主旋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营销创新—21世纪中国企业营销的主旋律全文如下:
20世纪的中国企业营销,应该说走的是一条以模仿为主的道路。改革开放的20年来,西方企业营销理论与方法从引进传播到推广应用,多数企业基基本上是“照葫芦画瓢”。进入21世纪后,我国企业营销是仍然走以模仿为主的道路还是走以创新为主的道路呢?对此我国理论界和企业界都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营销创新,应该成为21世纪我国企业营销的主旋律。
我国企业在21世纪之所以要以营销创新为主旋律,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1、买方市场的形成
1996年是我国买方市场形成的关键年,由于经济“软着陆”的成功,我国市场开始出现 全面过剩现象。据国内贸易局提供的资料表明,1999年上半年,在605种主要商品中,供大于求的品种占72.2%,其佘的品种也基本利于供求平衡状况。不仅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过剩,甚至连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行业如电力、煤炭、交通等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铁老大”已没有了“老大”派头,“电老虎”也失支了昔日的威风,中国市场已由过去 的卖方市场进入到买方市场。在卖方市场条件下,总供给小于总需求,企业只要仿效别人的 生产和营销做法就能获利。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下,由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因而企业只是仿 效别人的生产和营销则难以成功,只有走创新之路,形成自己的营销特色,才能真正得以生 存与发展。21世纪的我国市场是一个长期的买方市场,坚持营销创新,是企业立足于买方市场之宝。
2、加入WTO
经过十几年的马拉松谈判,我国加入WTO指日可待。我国加入WTO后,会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和降低关税,这必然导致更多的国外企业和国外产品进入我国市场,从而使得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外企业一般实力雄厚,营销力强,国内企业欲与之抗衡,不仅应走联合之路,而且要加强营销创新。如果一味效仿国外企业的营销做法,那么在这场中外营销战较量中容 易败下阵来。中国家电市场曾一是洋产品的天下,长虹、海尔、小天 等一批民族企业奋起 抗争,勇于创新,终于夺回了市场。因此,我国加入WTO后,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况争和强 大的国外对手,唯有以营销创新方能取胜。
3、知识经济的挑战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它将逐步替工业经济成为国际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知 识经济作为一种创新型经济,强调创新应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 的竞争力大小取决于其创新力的强弱。企业创新力包括多个方面,营销创新力是其核心要素 之一,企业只有大力开展营销创新,才能更好地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
4、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面对世界绿色浪潮的蓬勃兴起,中国政府庄严承诺,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我 国经济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各个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旧辙,实行“洁净化”生产和营销,这就要求企业放弃传统的工业时代营销做法,探索新的营销做法,即进行营销创新。
我国企业在21世纪的营销创新可概括为十大方面: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市场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方法创新、策略创新、组织创新、人才创新、规则创新等。本文主要分析其中五大创新:
1、观念创新
观念创新是企业营销的先导。21世纪的中国企业,不能以树立市场营销观念为满足,而 应追求与21世纪相适应的新营销观念。我认为以下新观念应特别强调:
一、是亲情营销观念。20世纪的市场营销观念强调的核心是顾客至高无上,把顾客当“上 帝”。其实,世界上本没有什么“上帝”,而且上帝高高在上使人无法适从。亲情营销观念 强调把顾客当“朋友”或“亲人”而不是“上帝”,通过建立一种新型的亲情(鱼水)关系, 把企业与顾客之间的距离最大限度地缩短。通过与顾客做“朋友,而使顾客成为企业的永远 “朋友”。试想,当顾客成为企业的“朋友”时,还不会向企业的产品“投资”吗?这就叫 以企业的“感情投资”换取顾客的“货币投资”。
二、是全球营销观念。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趋势,现代化大生产本身 的客观规律必然要求实现全球化分工。在这一经济规律的趋动下,各国企业和产品纷纷走出 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发展机会,许多产品都已成为全球产品,许多支柱产业也已成为国 际支柱产业,而不是某一国的产品或产业。特别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早已把全球市场置 于自己的营销范围内,以一种全球营销观念来指导公司的营销活动。如可口可乐公司在世界 几十个国家布有生产据点和100多个国家拥有市场,成为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公司;空中汽车公司早已不是法国公司而是欧洲公司,并把营销触角伸向各国市场。这些公司都是把 眼光放在世界地图上开展全球营销活动。海尔是我国企业界较早具有这一意识的公司,他们 明确提出要实现“海尔的国际化和国际化的海尔”。所谓“海尔的国际化”就是通过大规模 出口和在境外设厂让海尔迅速走向世界各国。1998年,在我国出口严重滑坡的情况下,海尔。 出创口汇同比增长36%,今年1-3月份,猛增131%。所谓“国际化的海尔”就是让海尔在世界各国本土化。据报道,海尔首先在知识经济最发达的美国迈出这一步,美国海尔是海尔按照三位一体(即设计中心、营销中心、生产中心都在美国)原则成立的本土化海尔,而不是单纯的中国海尔,其设计中心设在波士顿,营销中心设在纽约,生产制造中心设在南卡罗林那州,让美国人来经营美国海尔,让美国资源来“养育”美国海尔。
三、是知识营销观念。21世纪知识经济不同于20世纪的工业经济,智力资本将成为第一资本,决定着企业面向未来的竞争优势。智力优势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最重要优势,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总额只有通用汽车公司资产总额的4%左右,而它的市场价值却相当于通用汽车市场价值的4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微软生产经营的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产品——电脑软件,而通用生产经营的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典型产品——汽车。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营销观念也要相应转变,即树立知识营销观念。知识营销观念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知识经济相适应的一种新营销观念。它高度重视知识、信息和智力,凭知识和智力而不是凭经验在日益激烈的市场营销战中取胜。为此,主要充分捕捉和利用市场信息,开发和生产科技含量高的产品,选择和运用现代化营销手册。
四、是绿色营销观念。自本世纪70年代初发表《人类环境宣言》拉开人类环境保护的序幕 以来,绿色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并席卷全球,将把21世纪变成一个绿色世纪。绿色浪潮的兴起带来绿色需求的迅速增长,推动绿色市场的蓬勃发展。据有关资料显示:1995年,世界绿色市场规模达4270亿美元;到2000年,可达6000亿美元,到2010年将增至12000亿美元。绿色市场规的不断扩大,必然要求企业以绿色营销观念为指导,尽力满足各国消费者的绿色需求。绿色营销观念强调企业在营销活动中要把市场需求与环境保护有机的合起来,大力开发绿色产品,尽量减少乃至消除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害。
2、市场创新
随着我国买方市场的出现,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步入“战国时代”,面对愈演愈烈的营销 战,企业是拼力争夺已有的市场还是去寻找消费者尚未得到满足的潜在需求,或创造一种新 的需求呢?有人把它形象地比喻为是去抢现有的“蛋糕”还是另做一块新的“蛋糕”。市场 创新不是去抢现有的“蛋糕”,而是去做新的“蛋糕”。有的企业面对强大的竞争压力,采 用“让利不让市”的低价位策略苦苦支撑已有的市场,结果往往得不尝失。高明的企业则把 视野投向新的市场。以洗衣机为例,城市洗衣机市场饱和了,海尔就拓展农村洗衣机市场, 当海尔总裁获知四川等地农民用洗衣机洗地瓜、土豆时,立马组织企业开发出能洗地瓜、土 豆的洗衣机,备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可见,消费者的多层性及其需求的多样化为市场创新 提供了广阔空间,这种市场创新主要表现在:新的区间市场、新的专业市场、新的群体市场 等。着眼于21世纪,企业应高度注重拓展下列市场:
一、是高科技市场。高科技市场是我国发展前景极为广阔的市场,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潜量,且涉及到许多个行业,大有拓展价值。美国的微软、中国的北大方正等著名企业,都是在拓展这一市场领域大获成功的。
二、是农村市场。我国约有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总数达9亿之多,由于城乡之间的差别,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与城市居民的消费大约相差10年,因而在城市市场已处饱和的 些 商品,如家用电器等,在农村市场仍有发展潜力。据有关资料表明,1997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拥有彩电27.3台、电冰箱8.8台、洗衣机21.9台,基本相当于1986年城镇居民27.4台、12.7台和59.7台的平均拥有水平。1997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5.1%,相当于城镇居民80年代初期的水平。当然,开拓农村市场也要适销对路,不能把城里人用的商品照搬到农村,应根据当地农村市场的需求搞好新产品的开发和现有产品的改进。
三、是旅游市场。旅游市场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据国际有关旅游组织分析预测,随着人 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外出旅游,不断增加旅游消费, 旅游产品将成为21世纪与钢铁产业并驾齐驱的重要支柱产业。该组织还认为,中国将在21世纪成为世界旅游消费大国。今年国庆节放长假带来的旅游消费热潮,正说明拓展我国旅游市场大有作为,我国有关企业应致力于这一新兴市场的开发和拓展。
四、是老年市场。据政府有关部门近期宣布,我国已提前进入老年化的社会,目前全国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约1.3亿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老年人将进一步增多。大量老年人的存在必然带来老年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老年食品、保健品等潜在的需求量极大,是企业应重点拓展的一个新群体市场。日本企业早在70年代就着手拓展老年市场,从吃穿用到住行玩开发出一系列新产品,现在老年市场已成为日本的一个重要市场。由于老年人具有生活阅历丰富、勤俭节省等独到的消费特点,因而拓展这一市场难度很大,企业应正视困难,制定和实施“攻坚”战略,坚持下去必有收获。
五、是文化市场。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度,文化资 源十分丰富。然而,我国一直未能充分重视发展文化产业和拓展文化市场,只是把它作为发 展市场经济的点缀物,所谓“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正是最好的写照。其实,文化市场同 样只有极大的开发价值,世界著名的好莱坞影城、迪思尼乐园等都是成为成功的范例。最近 举办的上海国际艺术节按市场营销方法进行操作,结果生意空前兴隆,财源大增。当然,在 拓展文化市场过程中,也要进行营销创新,不能机械地模仿,否则也会失利。例如,深圳“ 锦锈中华”微缩景观一举成功后,一家公司模仿其做法,在宜昌兴建了“三峡”微缩影观, 结果观都廖廖无几,原因就在于选择兴建地点的错误,试想一下,当真三峡近在咫尺时,谁 还会有兴趣去看假三峡呢?
3、产品创新
“产品常新,企业长青”,这是企业界流行的一句格言。它告诉我们只有不断进行产品 创新,才能永葆企业青春活动。国内外一些百年老字号企业之所以宝刀不老,就在于不断强 化产品创新。烟台“北极星”钟表公司的成功秘诀就是每年推出数十个新品种,新花色、新 样式。如果不坚持产品创新,企业发展则会潜伏重大危机。武汉长江音响曾嬴利7000多万元,当时领导者认为把这笔钱放在银行里拿利息也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因而未去投资开发新产品,不到几年时间,VCD取代了音响,长江音响的生产企业因失去市场而被迫关门。
产品创新应从产品整体概念出发,重点突出以下方面的创新:
一、是产品标准创新。企业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一方面应按照国家标准、国际标准进行创 新,符合ISO9000、ISO14000等国际认证标准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不宜机械地照搬某一标准 。而应以消费者要求为最终标准,力求使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需要。
二、是产品品种、花色、样式创新。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产品生命周期日趋缩短,产品 的流行色、流行式变化更快,因而企业必须不断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适时推出新品种、新 花色、新样式,以变应变。
三、是产品包装创新。包装创新要与产品的特性和价值相符,进行适度包装,防止过渡包 装和过简包装,包装材料的选用也要从有利于环保出发,尽量节约有限资源。目前,应注意 纠正社会上对“包装”的变异理想,防止“货卖一张皮”的现象蔓延。
四、是产品品牌创新。一方面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竞争的变化对品牌的设计和使用加以更 新,另一方面要根据企业的发展扩大品牌的知名度,争创全国名牌和国际名牌。
五、是产品服务创新。服务是有形产品的延伸,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利益和更好的满 足,因而越来越成为产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美国营销学家李维特教授所言:未来竞 争的关键,不在于企业能生产什么样的产品,而在于为产品提供什么样的附加价值:包装、 服务、用户咨询、购买信贷、及时交货和人们以价值来衡量的一切东西。著名的IBM公司在 广告中强调的“IBM就是服务”,正反映了该公司十分重视产品服务的思想。产品服务创新 就是强调不断改进和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推出新的服务项目和服务措施,力图让 消费者得到最大的满足或满意。
产品创新还要顺应国际大趋势,朝着多能化、多样化、微型化、简便化、健美化、舒适 化、环保化、新奇化等方向发展,并注重实施产品陈旧化战略。产品陈旧战略是企业根据市 场需求变化规律有意识地淘汰老产品、推出新产品的战略,通过企业自己对产品加以否定而 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使得企业成长曲线呈平稳上升态势。
4、方法创新
企业在营销实践中,一方面应敢于把国际先进的营销做法创造性加以应用,另一方面要 大胆提出和实施新的营销方法。营销方法创新主要体现在:
一、是柔性营销。即企业适时灵活地调整营销活动适应并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一种方法。采 用这一营销方法要求企业改变以往高度统一、程度标准化的集中管理,实行面向实际、灵活 性的分散管理;改变以往一条生产线只能生产一种标准化产品的生产方式,建立一种由计算 机设计、控制、管理诸子系统构成的,在一条生产线上可生产不同形状、规模、花色、款式 的各种产品;改变以往单纯依赖中间商中介的流通模式,建立以信息网络为中介的、生产者 与消费者密切联系的“外订内制”的产销模式。
二、是网上营销。即在互联网络上开展营销活动的一种方法。企业可通过国际互联网建立 网站,传递商品信息,吸引网上消费者注意并在网上购买。有人预计,网上购物将是21世纪人类最主要的购买方式。在我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网上选购,
三、是零库存营销,即采用先接订单后生产、库存为零的一种营销方法。采用这一方法的 关键是要争取到足够的订单,因而加强产前订货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网上营销将逐步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
四、是无缺陷营销。即在整个营销活动过程中不给顾客留下任何遗憾的方法。包括产品无 缺陷——100%的保证质量,销售无缺陷——100%的保证挑选,服务无缺陷——100%的保证满意。
五、是事件营销。即通过或借助某一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来强化营销、扩大市场的方法。长 虹公司借助柯受良驾车飞越黄河的重要事件来宣传产品、扩大市场,便是成功一例。开展事 件营销的前提是充分抓好和利用某一有影响的事件,并把它与企业营销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借助过海”、“借风扬帆”的目的。
5、人才创新
尽管营销创新的内容相当广泛,但关键是人才创新,没有人才创新,其它创新就是一句 空话。21世纪的营销人才不再是经营型的营销专家,而应是知识型的营销通才。其具有以下一些重要特征:
(1)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文化素养高;
(3)富有创新精神和进取心;
(4)科技通才与营销专才的完善结合;
(5)知识应用能力很强等。营销创新能否在21世纪成为我国企业营销的主旋律,关键就取决于是否拥有一批这类知识型的营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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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20世纪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而在新世纪视域下,为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应当坚持沿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路,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实践进行有机结合,以哲学方法论为立足点,对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做出相应的总结、概括,借此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新世纪视域下初探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基于新世纪视域下初探马克思主义哲学全文如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西方的人类学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其在不同路径得以丰富和发展,如第二国际和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善和发展。为此,在新世纪视域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研究时,必须从思想上具有宽容精神和时代精神,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地研究新变化和新问题。
首先,新世纪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要相互沟通、相互吸收,通过争论获取新见解,进而达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共识。纵观历史发展进程,一种哲学要想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就必须不断丰富其他哲学思想,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当运用发展的眼观,吸收和消化其他哲学理论。
其次,新世纪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重点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要不断扩展新的理论资源,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既要时刻关注当代哲学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包括现象学、实用主义、存在主义哲学、过程哲学、解释学等方面,又要关注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领域的重大突破,从而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解释当今新问题的实质。
再次,新世纪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关注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从西方哲学史上来看,诸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莱布尼斯、笛卡尔等哲学大师,也是著名的科学家,这充分说明了哲学与自然科学不可分割的关系。为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应当将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作为最佳切入点,积极吸收新鲜血液,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先进性。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
纵观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20世纪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而在新世纪视域下,为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应当坚持沿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路,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实践进行有机结合,以哲学方法论为立足点,对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做出相应的总结、概括,借此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我国而言,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在进行之中,民族复兴这一大业尚未完成,各种困难和问题仍然摆在国人眼前。
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我们要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由此可见,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并非朝夕能够实现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依旧任重而道远。所以,在当前的新时期,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二)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功能
一直以来,中国的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性的研究上存在片面性,由此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过于强调其政治功能,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某一部分人用于政治辩解的工具;
其二,它的一些原理被某些人用作对具体方针、政策进行辩论的根据,由此使其搞阶级的“武器”。正是因为这种错误的理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同时,也阻碍了人们对其科学价值的挖掘。从本质的角度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实践唯物主义,它的出现为哲学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为此,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绝对不能忽视其学术价值。但是,从近些年来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价值逐步被人们所淡化,若是继续任由其淡化下去,则很可能使它失去存在的价值。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进行实践
在新世纪视域下,想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以其内在精神作为立足点,但需要着重阐明的一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并且对时代的实践也可以有不同的把握。具体而言,每个人都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理解,对于这种理解正确性的判断依据并非是权威的,而是需要实践来进行验证的。故此,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态及其结构进行深入探讨时,不应当构建一个单一且封闭的体系,因为这样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精神严重不符,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释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以这种方式进行探讨,能够使彼此之间互相启发、相互补充,由此可以得出更加完整且具有建设性的结论,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适应生活实践的充分表现。就我国而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新形势下坚持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尝试,其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打破了以往的传统模式,它的可行性也在不断地实践过程中获得了验证。
(四)吸取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
从本质的角度上讲,哲学应当与其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基于这一观点,在新世纪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方向应当紧紧围绕时代的发展脉搏,并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予以足够的重视,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合理成分,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其想要在当代获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对人类的科学文化以及思维进行吸取,从而构建起一套具有当代中国化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同时,还应从哲学理论的视角,对现代和当代的新科学技术及其规律进行深入探索,尤其是要注意从当代哲学发展的关系之中,提炼并总结出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原则,并将之与辩证法进行有机结合,使两者融会贯通,以此来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应当对西方哲学发展的新成果及其合理的因素进行吸收,并且还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有些部分进行必要的丰富和发展,如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进行明确、对其内容进行适当补充、对其结构进行完善等等,以此来满足时代的发展要求。
(五)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普通大众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宣传都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由此产生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基本没有任何关联。虽然其在大众中获得了普及,但由于它并未与个人的生活紧密结合,从而没能起到改变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作用。换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并未成为大众的哲学,可见,它的中国化之路还很漫长。为此,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个人生活之间的有机结合,这样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一方面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予以充分地认识,使其能够在个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维、行为等方式相结合的途径。
总而言之,新世纪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路径,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与中国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合理吸收消化西方哲学以及相关领域的发展成果,从当前形势下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进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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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文化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何充分吸收先进国家优秀文明成果,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关注的重大历史课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对此作了艰辛的探讨,并且有许多的科学的论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对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跨越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俄国社会未来发展时提出的,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论述“跨越论”的主要内容和它对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俄国和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跨越论;俄国;中国;影响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以俄国的农村公社为出发点开始全面研究和分析俄国,重点研究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简称为“跨越论”。
一、马克思对“跨越论的”早期研究。第一,根据对当时俄国仍存在的农村公社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可以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进行发展。因为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出现在同一个时代,所以农村公社能够引以为戒。第二,农村公社具有二重性和两种发展情况。二重性指的是俄国公杜既有公有因素,也有私有因素,在公社内部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正是由于农村公社的二重性,所以它只有两种发展情况,一是私有制战胜公有制,二是公有制战胜私有制。第三,农村公社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力来改造自身生产方式,从而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辩证发展过程。俄国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农村公社,使农村公社成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出发点。第四,俄国必须通过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①马克思指出自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来,作为支点的俄国公社在非常态的经济环境下正面临着瓦解。因此,必须进行革命。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给农村公社创造正常条件,粉碎国家对农村公社的灾难性影响。
二、恩格斯晚年对“跨越论”的研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根据俄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变化,对“跨越论”作了补充。第一,俄国已经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避免。因为俄国农村公杜所有制“已经又向解体迈了一大步”,“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②第二,俄国农村公杜内部不具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③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④第三,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杜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⑤
二十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俄国和中国,它们都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实现了跨越,但是没有实现生产力上的跨越,所以它们没有完全实现了跨越,处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预备阶段。
一、“跨越论”对俄国的影响。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指出落后国家如果能把握历史赋予的革命时机,也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1、俄国对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探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这是俄国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决定性一步,使俄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证明了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上了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2、俄国由“直接过渡”转变为“间接过渡”:由于俄国在各方面发展都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俄国非常需要一个逐步过渡的阶段。但是俄国试图利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政策虽然从俄国社会跨越发展的角度看,是肯定和保证了跨越的历史价值,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但是它引起了俄国社会的广泛不满和全国范围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得初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挑战。
“直接过渡”失败后,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提出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只能“迂回过渡”。新经济政策使俄国经济迅速恢复,群众政治情绪稳定。但是,伴随列宁的英年早逝,新经济政策也结束了它的使命。后来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俄国始终没有正确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开创的建设道路也以失败告终。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忽视“跨越论”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跨越论”对毛泽东的影响:早在建党之初,毛泽东就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明确了中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引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实现了中国社会制度由封建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跨越,这是对“跨越论”的实践和发展。
2、“跨越论”对邓小平的影响:苏联解体,东欧一些国家重蹈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覆辙。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一次对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进行了准确定位,把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与马克思所指的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阶段区别开来。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要真正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一系列具体措施和途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使我国找到了正确的经济建设道路,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跨越发展,是东方社会跨越发展道路的一个成功典型实例,是“跨越论”在中国的实践发展。
第三章、正确认识“跨越论”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俄国和中国等落后国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的影响和自身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下,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是“跨越论”的完全实现,而是对“跨越论”的一种深化和发展的实现。因为这些落后国家在实践“跨越论”时,并不是完全具备“跨越论”中所规定的跨越条件,而且这些落后国家不仅仅只是以“跨越论”为指导,还是在对本国的实际情况的分析中不断摸索前进,灵活运用与创新了“跨越论”,这些国家实现跨越的第一步,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实现跨越的第二步,是要实现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肯定的文明成果,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既不能将现实社会主义的成绩全部归功与“跨越论”,夸大它的作用,也不能否定它的积极作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3-50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0-50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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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营销是一种能辨识、预期及符合消费的社会需求,并且可带来利润及永续经营的管理过程。绿色营销观念认为,企业在营销活动中,要顺应时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注重地球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以实现企业利益、消费者利益、社会利益及生态环境利益的协调统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市场营销相关毕业论文:21世纪的营销主流—绿色营销。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1世纪的营销主流—绿色营销全文如下:
内容概要:绿色营销,是指企业以环境保护观念作为其经营哲学思想,以绿色文化为其价值观念,以消费者的绿色消费为中心和出发点,力求满足消费者绿色消费需求的营销策略。通过绿色营销活动,协调了企业利益保护环境社会发展的关系,使经济的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至于对后代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和威胁,即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绿色营销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企业,绿色营销是企业的营销活动,绿色营销的策略主要是企业的一系列营销策略和方法构成的。21世纪将是绿色文明的世纪和绿色经济的时代,:绿色营销必将成为21世纪的经营理念。
关键词:绿色消费 绿色营销 绿色文化 绿色计划 绿色产品 绿色价格 绿色促销 绿色渠道 绿色管理
不断恶性化的今天,人们对环境和资源的忧虑逐渐转化为消费过程中的一种自律行为,更加倾向于适度、无污染、保护环境的消费,绿色需求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或正被逐渐唤起。这一点在经济发达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且已形成了绿色需求——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价格——绿色市场开发——绿色消费这种以“绿色”为主线的消费链条。因此,从根本上讲,是绿色需求决定了绿色营销的产生、规模、运作模式和发展趋势。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导致的绿色需求和绿色技术水平的差异,正越来越多地被发达国家利用来作为遏制他国对外贸易的壁垒,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绿色贸易壁垒(Green Trade Barrier)。
乌拉圭回合的《技术贸易壁垒协议》中规定:“不得阻止任何国家采取措施来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健康、保护环境。”这样,环境保护就成为不承诺相关的国际贸易规范的一种借口,而实际上确有一些发达国家借保护环境为名,行限制国外产品进口之实。西方国家设置绿色壁垒的主要目标,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创汇所主要依赖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而设置的,其结果将会使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产品逐渐退出国际市场。所以它将严重制约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恶化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困难处境及国际收支状况。
随着1999年1月1日欧元的启动,欧盟将更注重扶助区内较落后的国家,这势必也会导致绿色壁垒等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对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及早准备应对措施。绿色壁垒主要包括课征环境进口附加税、限制或禁止进口、绿色贸易制裁、绿色标志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等。由于其隐蔽性强、技术要求高、灵活多变的特点,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利用。由此可见,我国企业要想冲破绿色壁垒,进行绿色突围必须加强绿色营销,舍此别无他途。
绿色营销是在绿色消费的驱动下产生的。所谓绿色消费,是指消费者意识到环境恶化已经影响其生活质量及生活方式,要求企业生产、销售对环境影响最小的绿色产品,以减少危害环境的消费。所谓绿色营销,是指企业以环境保护观念作为其经营哲学思想,以绿色文化为其价值观念,以消费者的绿色消费为中心和出发点,力求满足消费者绿色消费需求的营销策略。
1.绿色消费是开展绿色营销的前提。
消费需求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绿色消费是较高层次的消费观念。人们的温饱等生理需要基本满足后,便会产生提高生活综合质量的要求,产生对清洁环境与产品的需要。满足绿色需求,是绿色营销的出发点。
2.绿色观念是绿色营销的指导思想。
绿色营销以满足绿色需求为中心,为消费者提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能有效防止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及损害健康的产品。绿色营销所追求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与可持续发展,重视协调企业经营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力求实现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发展。
3.绿色体制是绿色营销的法制保障。
绿色营销是着眼于社会层面的新观念,所要实现的是人类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必须有完善的政治与经济管理体制,制定并实施环境保护与绿色营销的方针、政策,制约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的短期行为,以全社会和全人类的共同努力,维护全社会和全人类的长远利益。
4.绿色科技是绿色营销的物质保证。技术进步是产业变革和进化的决定因素,新兴产业的形成必然要求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如背离绿色观念,其结果有可能加快环境污染的进程。只有以绿色科技促进绿色产品的发展,促进节约能源和资源可再生、无公害的绿色产品的开发,才是绿色营销的物质保证。
1. 绿色营销所倡导的绿色文明。
通过绿色营销活动,协调了企业利益保护环境社会发展的关系,使经济的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至于对后代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和威胁,即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绿色营销有利于企业占领市场和扩大市场销路。
随着消费者“绿色意识”的增强,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成为时尚和明智之举。
3. 绿色营销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和优化企业行为。
绿色营销促使企业采取防治和防止污染技术或使用无污染技术,在企业内部营造清洁和安全的工作环境,有利于企业职工的身心健康,在企业外部通过绿色营销,树立企业“绿色”形象,促进产品销售和企业发展。
1.制定绿色计划。
实施绿色营销战略和生产真正绿色产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适宜 绿色计划。在企业绿色计划中,应明确企业的环境事务的方针和方向,不仅要阐明企业自身应当承担的研制和营销绿色产品的义务,还要具体说明环保的努力方向以及如何尝试,并用以指导日常决策。此外,企业绿色计划还必须与企业长期战略计划相组合,保证资源的充分利用。
2. 绿色产品策略。
开发绿色产品,要从产品设计开始,包括材料的选择,产品结构、功能、制造过程的确定,包装与运输方式,产品的使用及产品废弃物的处理等都要考虑环境的影响。绿色设计是本阶段的关键,它强调对资源与能源的有效利用。在产品设计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材料选择、产品制造品牌、功能、包装、回收、无污染、安全等。绿色产品的生产过程应该是“一种清洁生产”,这是一种物料和能耗最少的人类生产活动的规划和管理,将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或消灭于生产过程之中。企业在给产品命名和选择品牌时,要符合绿色标志的要求,符合“环境标志”。而且绿色包装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应选择纸料等可分解、无毒性的材料来包装,并使包装材料单纯化,避免过度包装等。企业在产品或劳务满足绿色消费的同时,要考虑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性、可分解性,并搞好包装品及其废弃物的回收服务,以免给环境带来污染。
3. 绿色价格策略。
利用人们的求新、求异、崇尚自然的心理,采用消费者心目中的“觉察价值”来定价,而且消费者一般都认为绿色产品具有更高的价值,愿意为此支付较高的价格。二是根据“污染者付费”和“环境有偿使用”的现代观念,企业用于环保方面的支出应计入成本,从而成为价格构成的一部分。但是,绿色产品价格上扬的幅度不仅取决于绿色产品品质提高的幅度和环保费用支出的多少,而且还取决于消费者对绿色产品价格的理解。在工业发达国家,绿色产品价格上扬幅度较大,消费者也乐于接受。在我国,由于消费者的绿色意识较弱,绿色产品价格上扬幅度不宜过大,在大中城市市场价格可略高些。
4.绿色渠道策略。
绿色营销渠道的畅通是成功实施绿色营销的关键,既关系到绿色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定位,又关系到绿色营销的成本。因此,企业选择绿色渠道时:一是选择具有绿色信誉的中间商。如关心环保,在消费者心中有良好信誉的大中间商,借助该中间商本身的良好信誉,推出绿色产品。二是设立绿色产品专营机构,以回归自然的装饰为标志,招徕顾客。三是所选择的中间商应不经营相互排斥的、相互竞争的,而且相互补充的非绿色产品,便于中间商虔心地推销企业绿色产品。
5. 绿色促销策略。
绿色促销就是围绕绿色产品而开展的各项促销活动的总称。其核心是通过充分的信息传递,来树立企业和企业产品的绿色形象,使之与消费者的绿色需求相协调,巩固企业的市场地位。因此,绿色营销首先是一种观念。企业要通过宣传自身的绿色营销宗旨,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绿色形象;其次绿色营销又是一种行动。企业可以利用各种传媒宣传自己在绿色领域的所作所为,并积极参与各种与环保有关的事务,以实际行动来强化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最后,企业还应大力宣传绿色消费时尚,告诫人们使用绿色产品,支持绿色营销,本身就是对社会、对自然、对他人、对未来的奉献,提高公众的绿色意识,引导绿色消费需求。因此,制定绿色促销策略,应注意长远目标与现阶段任务相结合,要突出重点、切忌空泛。
6. 推行绿色管理。“绿色管理”就是融环境保护的观念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活动之中。这一思想可概括为“5R”原则:研究(Research):把环保纳入企业的决策要素之中,重视研究本企业的环境对策;减消(Reduce):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减少或消除有害废异物的排放;再开发(Rediscover):变传统产品为“绿色产品”,积极争取“绿色商标”;循环(Recycle):对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处理,循环利用;保护(Reserver):积极参与社区的环境整治,对员工公众进行环保宣传,树立绿色企业形象。企业只有在绿色管理原则下,才能加快向绿色企业发展转变,推动企业采用各种环保技术,实行清洁生产,生产出符合社会和消费者需要的绿色产品,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营销将成为21世纪营销的主流,这是因为:
1.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呼唤绿色营销。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指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同自 环境及社会环境相联系,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以保证社会实现良性循环发展的长远战略。然而,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在为社会创造巨大财富,给广大消费者提供物质福利及给企业带来巨额商业利益的同时,却严重地浪费了自然资源,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污染了环境,并造成恶劣的社会环境,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生存环境的良性循环。因此,保护自然环境,治理环境污染,解决恶劣的社会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势在必行。70年代,西方国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80年代是逐步树立环保意识的年代,被称为“环保崛起的十年”。90年代则将环保付诸于行动,称为“环境行动的十年”。
至今,世界各国,尤其经济发达国家掀起了制定“环保标志”,实施“环保意识”的战略及方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从宏观方面,要求政府重视制定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方针及具体办法;从微观方面,要求各类企业将营销活动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发展相联系,使企业营销活动有利于环境的良性循环发展,也就是说,要求企业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开展绿色营销。
2.21世纪的消费者趋向于绿色消费。消
费者趋向于绿色消费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在为社会及广大消费者谋福利的同时,造成恶劣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已直接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人们迫切要求治理环境污染,要求企业停止生产有害环境及人们身体健康的产品;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居民个人收入迅速提高,他们迫切要求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及高质量的消费,亦即要求绿色消费。
3.政府更加重视制定和严格实施规范企业营销行为的立法。
政府对企业立法调控行为日趋严厉,既囿于保护消费者利益运动及保护生态平衡运动的压力,同时,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熟,亦促使政府宏观调控手段更加成熟。
4.绿色营销是21世纪企业兴衰的根本。
21世纪的企业将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先是宏观环境的压力,诸如保护消费者利益运动和保护生态平衡运动的压力,以及政府规范化立法的压力,从而驱使企业必须树立环保观念,开展绿色营销;其次是广大消费者对绿色消费的需求剧增,企业必须顺应消费者的绿色消费需求,开展绿色营销,才能赢得顾客;最后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迫使企业改变经营观念,开展绿色营销,才能有力地对付竞争对手,不断地提高市场占有率。
5.传统经济为现代经济所替代,为企业开展绿色营销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传统经济只重视劳动力和资本在经营活动中的作用,而忽略了土地等自然资源的重要作用。过去,人们认为自然资源是无价值的,例如,在种植业中认为唯一成本是开发及耕种,而土地是无价格的。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甚至掠夺式开发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同早期市场营销理论一样,倾向于产品及生产导向,其发展的重点是物品数量及服务创造,而非生活的品味及消费者的满意度。如今,现代经济已取代传统经济,现代经济不仅重视劳动力、资本,而且同样重视自然资源在经营活动中的作用,强调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同环境相协调,从而为企业从传统营销转化为绿色营销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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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言:以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红高粱》则使他享誉文坛。天才般狂放的叙事和中国民间文化的奇妙结合,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
2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先锋代表作具有一种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精妙的叙事技能,尤其是后期作品,充满了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和朴素诚实的文风。
3孙犁:发表小说《荷花淀》等作品,受到广泛赞扬,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一位有风格的作家。浓郁的风情化,使他的作品饱浸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
4汪曾祺:《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简洁,朴素,诗意化与人性化交融在一起,令人回味无穷。
5北岛:朦胧诗派的创始人之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成为多数人的格言。对时代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洞见力。
6张承志:回族作家,代表作《黑骏马》、《金牧场》。对心灵的纯洁性和理想的诗意性从来不做丝毫的放弃。
7史铁生:《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等名作充满了受难意识,对生命的存在有着自身独特而尖锐的体悟。
8余光中: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一个不败的文化偶像,一个充满了感伤气息的文化表征。
9陈忠实:因为《白鹿原》而奠定了自身坚实的文学史地位。
10王安忆: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近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一个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的作家,一个总是要寻找的作家。
市场是不可掌控的,而它的不可掌控又是向低俗的方向倾斜下滑,优秀的作家埋头创作,无心也无精力打理市场,他们掉进市场,就像陷进了巨大的漩涡,沉浮听命于天。然而,在文学艺术这一精神领域遭遇市场冲击的时候,市场的价值是否就决定了作家的艺术价值?一位作家的走红程度是否决定了作家的创作影响力?
回过头看看,当代中国作家还算是幸运的,毕竟才掉进市场十来年功夫,在此前,他们有过一段相对美妙的时光:思想解放运动与艺术回归的名义重合,真善美三根指针千载难逢地几近并拢,自由的、突破禁区的创作。但是好日子转瞬即逝,作家们猛然间发现自己受到了市场的威胁,恐惧万分。其实稍微想一想,哺育当代中国优秀作家成长的西方大作家和我国现代作家基本上都是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许多艺术家的传奇生涯就是从获得市场承认开始的,像狄更斯或马克·吐温等,他们的被发现和走红就是市场的功劳,他们成功了,但是仍然对市场有诸多困惑和警惕,有的还把困惑写进了作品,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而这些作品居然大有市场。这里不能简单归功于市场的公正或趋炎附势,市场的反馈无论是即时的还是滞后的,它在复杂的精神产品的评判上都远不如对于物质产品的评判那般简易明了。
因此除了市场,艺术品同时还需要有另外一个评价体系,就是批评家和文学艺术界行家里手们多年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由于有深厚的传统和一大批专业人士维系,所以像普鲁斯特这样的奇特的作家,像《追忆似水年华》这样难啃的长篇巨制也能占有一定的市场。关于这一评价系统,法国当代一位大批评家布尔迪厄把它们称之为“场”,由于这样一个文学或艺术场域的存在,有某种传统和惯习,才使文学成为其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一方面它必须拿到市场上去叫卖,从市场获取回报,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并不以其畅销与否来决定,决定的力量就来自市场以外的场所。这些场所包括:展出场所(画廊,美术馆等)、神圣化或认可机制(学院,沙龙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再生产机制(艺术学院等)、专业化的各种代理人(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他们都是具有场域和特殊感知和欣赏范畴客观上要求的意向的人,这些特殊范畴是不能化约为普通用法的范畴的,而能够给艺术家及其产品价值附加某种特殊尺度。一旦画作通过画面单元、生产的持续时间、使用材料的数量和价格(如金色或群青)来衡量,艺术家画家和房屋油漆工并无差别。
其实说到底,艺术评价体系或艺术场域是带有浓烈的人情味的场所,就因为它涉及到了传统和维系传统的人,所以不会像物质产品那般计算精确。所谓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等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成长的,这些和艺术打交道的人既构成了某种人情圈子,又筑成了一道屏障,使得艺术品在进入市场前和市场后都受到一定的呵护,且与一般的商品拉开了距离,任何商品一旦拥有这些人所评价和认可的艺术品头衔,它就会受到特殊的关注,受到使用功能以外的审美观照,意味深长的审视和评析等等,而作家艺术家所渴望的社会评价就是来自这样一个圈子,光是金钱收益不能满足作家艺术家们的内心欲求,有人情味的评价是对他们的精神劳动的最佳慰藉,换句话说,市场上卖得好是一回事,还要叫得响,叫得响就是有人气。所以艺术评价体系与其说是以“真理化身”的面目来对抗市场法则,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它的“人情味”在发挥凝聚力量。如果说艺术自律的话,不是存在着一条永恒而独特的艺术规律,而应该是指维护艺术传统并且不断有所调整的人情环境,这一环境,是艺术家惟一能与市场的冷酷无情的计算相匹敌的依托。
对当代文学或当代作家来说,文学创作的困境不是市场的困境,尽管它是那么只讲效益不讲人情,尽管它是那么冷漠而又不识货。困境来自模拟评价体系,有时我们称之为“炒作”。模拟评价体系是指用金钱和其他利益手段来临时搭建一个场所,这一场所虽然没有传统的场域那么牢固和稳定,但是在形式上有场域的一切组成部分,也有批评家、有学者、有文学史家、有经济人,还有记者、编辑和大小媒体,这一体系运作的背后动力是金钱和直接利益,即它不是以文学作品本身为纽带组织起来的评价系统,而是以获取市场成功为目的的资本投入,是资本在打点各个方面。但是在表面上它和传统的艺术场域的运作方式惊人地相似,有着应景的人情味,有着权威的认可,还有批评家的批评和赞扬,学者的研讨和商榷,记者的采访和媒体的关注等,总之一切的一切都使人以为又有杰作登场。模拟评价体系虽然意在取得广告效应,但是由于它不是以广告的方式登场,所以颇能混淆视听。也就是说,人们没有办法只从形式上来区分模拟的评价和真实的评价,所以情形就更加糟糕。借助于模拟体系,资本的指挥棒就肆无忌惮地伸到了艺术场域之中。
模拟评价体系的可怕在于它和广告的合流,是披着批评外衣的广告,对此必须加以警惕。而作家艺术家必须经得住它的诱惑或造成的混乱,而辨别其中的真伪不须特别的火眼金睛,只要倾听内心的声音即可。模拟终究是模拟,一旦金钱的魔力退却,该体系便立即瓦解,长久的是人情的力量,人情虽然不那么客观,不中立,也不标准,但是在市场中它给人以温暖,就因为它来自另一场域。
当我在这样一个题目下发议论时,“市场”概念多少有一点邪恶的意味,因为市场是不可掌控的,而它的不可掌控又是向低俗的方向倾斜下滑,这对于有高尚文学理想的作家来说无疑有巨大的杀伤力,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曲高和寡的命运,这就是市场!这就是作家掉进市场的宿命。
不过仅仅是曲高和寡倒也罢了,有“曲高”在前,艺术价值还是能得到承认。市场的邪恶更在于,有时候它是在一批唯利是图的商家和掮客操纵之下,经常搞得鱼目混珠。所谓黄钟弃毁,瓦釜雷鸣,就是指这类情形,结果是推销技术顶替了价值判断,广告效果取代了艺术效果。如果是一般商品,本身的质量和产品功能是最后的检验标准,但是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或艺术情形就复杂得多,一时半会还真良莠难辨。所以从这一逻辑来看,作家遇到市场基本是一头雾水,优秀的作家埋头创作,无心也无精力打理市场,他们掉进市场,就像陷进了巨大的漩涡,沉浮听命于天。
不过,事情并不尽然,公认的艺术精品(如梵高、毕加索的画作等)在市场上占据王者的地位,说明操纵并不总是有效。市场有时也带来喜剧性效果,在顷刻之间成全艺术天才,至于赝品和次品的出现和走俏,只能说明市场受到市场以外的因素的干扰。
市场,按照比较经典的教科书上的说法,“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和交易的数量的机制”(见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一机制不仅调节着资源的配置和价格的高低,还表明市场本身是一个评价体系,市场的评价是代表一般消费者的评价,这一评价体系有其自身的运作的规律,它包含着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因为是相互作用,所以市场不是预先给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不是邪恶的,也不是公正的,而是在参与各方共同作用下不断变化的,这些参与因素有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也有的是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的,而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精神含量就是潜在的因素,很难得到物理功能方面的确认。
面对市场,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是痛苦的,他们居然要受市场的检验而不是缪斯女神的定夺,但是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真空般洁净的艺术环境等着艺术家的到来。在我们的教育和想象中应该有艺术自律的天堂,实际上这个天堂只是近三百年来美学家艺术家批评家们共同构筑的超级梦境,以替代宗教式微后留下的精神空白。然而不幸的是,艺术自律的过程和资本主义市场建立和扩展的过程正好有着历史的同步关系,也就是说艺术之成为艺术,艺术品与其他商品的分野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建立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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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由于受西学影响,朦胧地把知识分子与知识阶层区别开来。如称知识分子为“学界分子”,称知识阶层为“知识界”等。直至 1921 年(辛酉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上才正式用“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 两词。1933 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脑力劳动者”。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1949年知识分子的几种路向选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949 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一年。众所周知的结果,共产党在 1949 年 10 月1 日建立了新中国,而国民党不得不黯然退守台湾,再现了历史上的“金陵王气黯然收”.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历史的洪流裹挟下,个人不得不做出抉择。在改朝换代的易辙之际,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为了找到最终的安身立命之地,他们有的北上,有的南下,有的西行入川,有的东渡台湾,有的避居香港,有的漂流他国。大变局下的个人选择多种多样,个中原因因人而异。家国情感,主义理念,个人恩怨,道统气节,气质个性无不影响着他们的抉择。
本文试图归纳当时知识分子的几种路向选择,并探究选择背后复杂的原因。1949 年知识分子的路向选择是关乎一生的重要抉择,毫无疑问,他们必定反复权衡、多方思量,今天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再现他们抉择思考的过程,只能借助于有限的资料去还原那段短暂复杂于他们却是刻骨铭心的历史,但对他们的选择并不做任何评价。本文将 1949年知识分子的路向抉择分为五种情况,分别是留在大陆,迎接新政权;追随国民党,东渡台湾;避居香港;漂流海外;留在大陆,超然于政治,栖身于山野。1949 年前后知识分子在去留间的抉择颇为复杂,其间参杂的因素多种多样,本文不能全部涵盖,只是从总体上加以区分。
在去留之间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原因众多,但确有共同的原因,对故土的留恋,不愿意去父母之邦以及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和对国民党能够长期据守台湾不报希望。
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对国家民族抱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会舍弃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的。“但个人在时代的转折中怎样自处,仍然需要选择。特别是政权的交替,意味着胜利者将统治整个中国,如不愿接受这种统治,或对其存有疑虑,就必须选择流亡他乡异国。这对于与这片土地有着血肉联系的中国人,尤其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太难以接受的选择。”[1]
即便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怀有担忧恐惧,对他们的未来忧心忡忡,他们还是甘冒风险留下来。1948 年 12 月 20日,沈从文在写给朋友炳堃的信中又说:“时代突变,人民均在风雨中失去自主性,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过程中恐不免有广大牺牲,四十岁以上中年知识分子,于这个过程中或更易毁去。这是必然的。”[2]
沈从文的担忧直接来自于共产党文艺领导者郭沫若和邵荃麟对自己作品的批判。沈从文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一度神经失常,但还是留了下来,不过从此放弃了文学创作而转向中国服饰史的研究。即便是做过国民党中央委员、行政院长、中共宣布的战犯之一的翁文灏,1949 年出国到法国,1951 年几经辗转还是选择回到大陆,原因很简单,故土难离,不去父母之邦。
对于 1947 年转移到香港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 年是期待的一年。1948 年岁尾,他们乔装打扮,乘舟北上,赶往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这样,1948 年的年尾,中国的土地上,戏剧性地出现了南下与北上两股知识分子的人流,前者人员稀落,仓皇而绝望;后者浩荡而有序,充满了希望。”[3]
他们归途中或歌或唱,或饮酒或赋诗,那种兴奋、激动和对新政权的期待从徐铸成的回忆录和宋云彬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对于 1948 年底还在大陆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新时代的到来有自己的看法。知识分子大多对政治有一种超然的态度,他们也都明白改朝换代实属自然的道理。冯友兰当时的考虑代表了相当多人的心声。“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他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
不可忽视的是国民党统治的失败以及对民间言论的高压政策。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国民党统治后期,国民党更是加强对舆论的控制,为此,1948 年查封了多家报社杂志社,如《国讯》《时与文》《观察》等。为《观察》撰文的多是国内知名的自由主义教授,国民党勒令《观察》停刊极大地伤害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促使知识分子左转。国民党失败的统治的反向作用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的徘徊间最终选择了共产党,正如谢泳教授在评价储安平1949 年之际的选择所言:“1949 年之际,多数像储安平一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评价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为它还没有成为执政者。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常带有某种幻想和错觉,总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4]
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心态比较复杂,与共产党有着历史渊源的知识分子抱着迎接新政权的心态,与共产党有罅隙或者与国民党走得很近的知识分子则满心的担忧,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持观望的态度,静观其变。
这是留在大陆知识分子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类,他们超然于政治,既“不去父母之邦”,又远离政治中心,不管“城头变幻大王旗”,他们只是“躲进小楼成一统”,醉心于自己喜欢的学术事业。吴宓的西行入川和陈寅恪的南下广州便是此中的代表。
吴宓的选择动机很单纯,就是为了“保存、发扬中国文化”,述往圣之绝学。武汉解放前夕,吴宓辞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职务,西行入川,到私立学院讲学,研习佛学。这与吴宓的文化理想有关。
吴宓抱着保存、发扬中国文化之目的,认为中国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佛教为辅。故欲明晓中国的精神、道德、理想,必须兼通儒佛。据吴宓 1952 年 7 月8 日忠诚老实运动中所写交代材料所言,“但在当时,只觉得我为理想牺牲实际利益是对的”.可见,吴宓西行入川就是为了便于实践其“保存发扬中国的儒佛文化”的文化理想,这成了他唯一的考虑,为此他可以决绝地拒绝来自各方面的邀请。
在国民党抢救学人计划中,陈寅恪和胡适一起南下,1948 年 12 月 15 日,两人同机抵达南京。
只是陈一到南京,第二天上午便携家眷由南京悄然赴上海,一个月后又转赴岭南大学任教,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广州。陈寅恪之所以选择学术氛围相对自由的岭南大学是与其一贯抱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分不开的。这一点从 1953 年陈让弟子汪篯给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中可以管窥。“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真要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从答复中可知,陈并不关注政治,抱着与政治绝缘的态度。无论在何政权下,陈要做的是独立的学术研究,要争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加上并不反对共产党政权,这也就是陈留在大陆却始终待在广州,与政治中心保持距离的原因。
东渡台湾的知识分子多是当时或以后赫赫有名的文人,如胡适,傅斯年,毛子水,牟宗三,徐复观等。“去父母之邦”,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面临着吉凶福祸不确定的未来,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旁人难以体会。总结他们赴台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信仰上的差异。胡适、傅斯年等人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共产主义泾渭分明,这导致他们内心并不认同共产党政权。在应雷震所托所写的《〈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中,胡适更是毫不掩饰地攻击“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并幻想“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文化立场的差异。赴台知识分子相当多是国学大师,对民族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多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恪守儒家文化。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域外西方的文化,从文化立场出发,内心并不赞同甚至于反对马克思主义。如牟宗三,作为一名比较边缘化的学者,一直以来是跟政治绝缘的,不可能像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胡适、傅斯年一样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只会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考虑,凡是尊孔尊儒的都可以合作相与为善,凡是批孔贬儒的他必拼力而反击。相比于共产党政权高喊的反封建的口号,蒋介石一向标榜的忠孝仁义,对于那些持民族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更有吸引力。
与国民党政权渊源颇深,恐不见容于新政权。
胡适、傅斯年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自不待说,也正是因为此,淮海战役后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上胡适的大名赫然列在“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之首,在1949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所写《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一文中,对胡适、傅斯年、钱穆进行了点名抨击和唾骂。再如徐复观,作为国军少将、蒋介石曾经的随从秘书,虽然无缘“战犯”榜单,自忖留在大陆凶多吉少,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老师熊十力的留在大陆的劝告,随国民党撤退大军仓皇赴台,从此师生二人天各一方,终成永别。
从一而终的愚忠。蒋介石对傅斯年、徐复观等人多有知遇之恩,对胡适更是礼遇有加。士为知己者死,再加上忠臣不事二主的愚忠思想,尽管对国民党政权颇多失望,但还是不忍背弃。
对于既不赞成共产主义,又对国民党政权失望的知识分子,香港倒是可以考虑的选择。香港虽是殖民地,但还是属于中国的土地,文化上和大陆保持割舍不断的联系,无论是空间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离大陆本土较近。香港相对自由的文化空气,相对繁荣的文化氛围,一直就对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大陆战乱时期,香港就一直为许多处于各种为难境地的人们提供了一座安全的避风港。避居香港的着名知识分子有钱穆、唐君毅、崔书琴、张丕介等人。本文以钱穆为例,来探讨促使知识分子做出选择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学术门派导致的个人恩怨。
同是治史,钱穆和胡适、傅斯年在治学方法上截然不同。长期在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手下任职的李方桂谈及此事时说,钱穆搞的历史研究与我们不同,我们或多或少是根据史实搞历史研究,他搞的是哲学,是从哲学观点来谈论历史,因而跟我们搞的大不相同。胡适、傅斯年为首的“新考据派”对钱穆的态度由对钱穆的《国史大纲》的评价可见一斑。“越有年,《史纲》出版,晓峰一日又告余,彼在重庆晤傅孟真,询以对此书之意见。孟真言:向不读钱某人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6]
在《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对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新考据派”也颇有微词,毫不相让。在 1948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中,胡适、傅斯年推荐了政见不同的郭沫若,却无一人提名钱穆。由积怨颇深的傅斯年等主持的“抢救学人计划”,钱穆自然不在抢救之列。即便是自行去了台湾,在由新考据派占据的台湾史学界,钱穆还是没有发展的空间,只会继续遭受到因门户之见造成的谩骂、排挤和打压。这就是钱穆没去台湾而去香港的原因。
梅贻琦于 1948 年冬顶着解放军围城的炮火毅然乘机南下,先抵南京,然后转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国到美国。直到 1955 年才回到台湾,继而创办清华大学。
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是基于自身所持教育理念的执着和坚守。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为了保护学校而保护过共产党员的学生,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致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
梅贻琦主张学术自由,独立思考,他认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万难实现。梅贻琦的学生辈人物,清华校史研究者黄延复认为,梅贻琦离开大陆是他的文化立场和教育理念使然,是梅贻琦对自己的理念和为人原则的执着和坚守。
[1]钱理群。天地玄黄[M].北京:中华书局,2008:225.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8 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523.
[3]钱理群。天地玄黄[M].北京:中华书局,2008:233.
[4]谢泳。储安平与《观察》[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47.
[5]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2083.
[6]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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