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从目前的就业形势出发,大学生就业难会给人力资本的投资造成影响,人力资本与大学生就业具有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作用。相关资料表明,大学生就业难属于普遍性趋势,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个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本,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合理性也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原因。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多元化,可以减轻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就业难对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当下,大学生的教育投资是否有价值可言,职业教育是否胜过大学教育,家庭教育投资又当何去何从?本文在大学生就业难的社会现状下,以家长投资主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将资助孩子上大学看成是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通过问卷设计,以实证分析来清楚的展示家长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就业难是否影响了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高校扩招政策实施后,高校毕业生逐年增长,大学生数量的剧增打破了原有的“物以稀为贵”局面,就业难成为时代焦点,“脑体倒挂”现象随处可见,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不对等,于此同时,职业教育迅速崛起,白领不如蓝领,上大学不如当技工的报道更是层出不穷。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主要表现在家长资助孩子上大学,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有当家长认为教育投资会带来预期收益的时候,家长才会资助孩子上大学。而大学生就业难会影响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自从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资本学说起,教育问题成了众多专家学者探讨的话题。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主要形式和内容,不但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更关系着国家人力资源的整体发展。而大学生就业形势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是不可分割的。对于个体投资者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主要以就业为表现依据。现今,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意味着损失了投资收益。因而,要将我国国情下的就业环境和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收益两者合二为一,透过就业困境研究个体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以此对大环境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1.1 研究假设
家庭投资意愿取决于家长对教育的预期收益,本文从家长对教育的投资情况出发,通过家长对不同阶段孩子上学的支持程度来作为家长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衡量指标。家庭在“就业难”责任应由谁承担的问题中,由于信念影响行为,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不同影响了投资意愿。由此,我们假设以下几点:
假设1:个人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越强。
假设2:社会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越弱。
假设3:学费与人力资本投资呈负相关。
假设4:专业认可程度与人力资本投资呈正相关。
假设5:学校认可程度与人力资本投资呈正相关。
1.2 检验研究假设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S13=a+a1S6+a2S7+a3S8+a4S9+a5S10+a6S11+a7S12+a8S14+a9S15
本文的因变量是家庭的投资意愿,即家庭在对投资收益进行预估后,资助孩子上大学的投资行为。
自变量是家庭承担“大学生就业难”责任的意识(S9、S10、S11、S12)和客观条件变量(S14、S15、S7、S6)。对于家庭承担“大学生就业难”责任的意识这个自变量我们又从家庭责任(S11)和社会责任(S9、S10、S12)两个维度进行衡量。社会责任是指在大学生就业难的环境之下,责任主要有政府、学校还是大学生个人来承担。本文选择的社会责任变量为公众责任(包括政府、学校、企业)、私人责任(大学生自己);而客观条件变量主要包括学费、专业认可程度、学校认可程度,表示在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这些客观因素对家长投资意愿的客观影响状况。
在对模型进行检验后发现模型的Durbin-Walson值为1.957,接近2,说明在此模型中,数据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模型完全具有实用价值。
为了避免受学校、专业、年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选取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2011界会计专业的学生家长为此次研究的主要对象,主要从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客观条件三个维度去深入,探究家庭在大学生就业难形势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问卷170份,其中2份问卷无效,有效问卷有16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4%。数据处理和估计均采用SPSS20完成。
2 实证结果和分析
对于研究假设的检验,我们在运用模型之前,首先要对问卷的代表性进行检验,再对全样本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大致了解我们所获得的数据的分布状况。接下来要对相关变量做相关分析,检验相关程度,最后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假设,得出结论。
2.1 问卷信效度分析
2.1.1 信度分析 Cronbach Alpha系数、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以及“项已删除的Cronbach Alpha值”的检验结果表明,问卷的信度良好。Cronbach Alpha系数为0.931,大于0.7.表明问卷内部一致性极佳。“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最小为0.583,都高于0.4,而“项已删除的Cronbach's Alpha 值”,都不高于0.931。表明问卷总体信度也符合标准。
2.1.2 效度分析 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存在共线性问题。Sig.为000、KMO数值为0.906,大于0.7。根据KMO度量标准可知,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和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值大于1为原则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后抽取出1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特征值为6.195,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948%,表示该因子可解释整体61.948%的信息,达到60%的最低标准。同时,题项的因子载荷最小为0.651,都大于0.5,说明所提取的因子可以被接受。可见,本研究的量表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2.2 描述性统计
如表1所示,调查研究对象当中年龄在43-60范围之间,教育水平也分布在初中到硕士以上之间,从调查对象我们可以发现家长的学历基本集中在大专和本科,而这些家庭在孩子上学期间的经济状况相对稳定。
本研究各变量如表2所示,父母在选择孩子深造的问题上深造的问题上,均值为3.45和3.77,主观上普遍认为孩子无论是否考上好学校,都会让孩子继续读书。就业难到底应该由谁负主要责任,从调查分析显示,政府和高校均值都低于3,政府缺乏相应好的政策,高校没有及时调整专业安排,没能与市场需求相接轨,家长认为孩子难找工作,政府和高校负主要责任。孩子上大学的必要性,极小值为4,很肯定地表明家长都是很希望孩子上大学的。在学费问题上,父母都会尽自己所能,尽力送孩子上大学。即使客观条件受限,也动摇不了大部分家长对孩子美好未来的寄托,希望他们有一个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2.3 相关变量的相关分析
由表3研究可知,家庭在“就业难”的责任到底有谁承担的问题中,政府要承担责任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负的,这说明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学校要承担责任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负的,这说明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家长要承担主要责任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负的,这说明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由此假设2:社会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越弱得到验证。同样,学生自己要承担主要责任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正的,这说明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由此,我们假设1:个人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越强得到验证。
由表4研究可知,学校的认可程度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负的,说明两者之间是负相关,也就是说孩子考不上好学校,家长选择弃读的越多,家长的投资意愿越弱,由此假设5:学校认可程度与人力资本投资呈正相关得到验证。同样,专业认可程度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负的,说明两者之间是负相关,那么孩子进不了好专业,家长选择考研或出国的越多,家长的投资意愿越弱,由此假设4:学校认可程度与人力资本投资呈正相关得到验证。
由表5研究可知,家里能够承担起孩子上学的学费状况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正的,说明两者之间是正相关的。在家长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是愿意支持孩子上学的,而Pearson值-0.153表明当高等教育的学费提高时,家庭投资意愿却越弱,由此假设3:学费与人力资本投资呈负相关得到了验证。
2.4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表6列示了大学生就业难对于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从表中我们分析可知:
①a2、a4、a7的回归系数为正,这表明专业认可程度越强,人力资本投资意愿也越强;政府以及个人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也越强 。a1、a3、a5、a6、a8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孩子考不上好学校,家长选择弃读的越多,家长的投资意愿越弱。社会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越弱。当高等教育的学费提高时,家庭投资意愿降低。
②从标准化系数这一栏中,我们可以发现家庭认为“就业难”责任应由大学生自己来承担这一自变量的作用比其他自变量都要大。而从Sig来看a6、a8、a10、a12的值都小于0.05,说明对学校及专业的认可程度、大学生就业难责任由学校和个人承担问题的研究是具有很大的统计意义的。
③大学生就业难与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之间有着相关关系。家长通过对教育投资收益的预估,来做出是否资助孩子上大学的决策。在就业难的社会背景下,家长投资意愿也随之发生改变,一般而言,个人责任意识越高,其投资意愿也越强。而社会责任意识却与之相反。
④在社会责任意识当中,政府责任尤为凸显,政府责任意识越强,家庭的投资意愿越弱,家庭把主观希望都寄托在政府上,政府的支持力度,为家庭教育投资减轻了一定的压力。
⑤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影响到为了孩子上学而能提供的学费,当学费需要自付,且超过或者与家庭收入状况持平时,家长的投资意愿会减弱。
⑥学校的知名度和专业的热门程度也会影响家长的决策,学校的知名度越高,即使在就业难的状况下,总体就业情况会比一般学校要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支持热情也会提高,同样,专业的情况也是一样。
首先,教育在人们形成正确投资价值观的过程中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要坚信教育的普及能够促进全民素质的提高。家庭作为社会的组成单元,在积极倡导学习的社会大环境下,家庭也会在这样的风潮中积极主动的接受教育。客观做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因此,政府作为制度改革的指挥者,要始终带领队伍向前沿靠近。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完善教育政策,统筹分配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开展教育进社区,教育进村落的全民教育活动,让全民参与教育,与时惧进,形成正确的教育投资价值观。
其次,家庭经济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教育费用的上升,制约了民众扩大投资教育行为。由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依旧要坚定不移的发展经济,挺高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同时要把经济带来的福利回馈给广大民众,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另外,要适当控制学费的上涨幅度,对农村家庭及贫困家庭提供经济补助,鼓励他们投资教育,调动这些人群的投资积极性。
最后,要明确各方社会责任,有计划地为学生提供学习的平台。从学校角度来说,学校要打造自身的教育优势,特定培养优秀的某专业人才,以独特的专业优势来吸引学生。同时,学校要扩大热门专业的招生人数,根据市场需求按比扩招。积极寻求企业帮助,联合企业,开展校企培养模式。从个人角度来说,大学生个人要有足够的自我责任意识,积极寻求职业指导,有合理的职业目标,结合自身优势和学校教育平台,主动学习,培养自身能力。从政府角度来看,出台政策鼓励高等教育投资,鼓励校企联合,促进大学生就业。从家庭来看,要理性看待教育投资,虽然教育收益在就业难的情况下,与原先相比是有所下降的,但是要相信教育的投资和收益是呈现正相关的。知识改变命运依旧是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教育改变的不只是现状,更是对未来的一种超越。
通过本文的调查问卷分析,我们发现大学生就业难与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在就业难的情况下,家长通过对教育投资收益的预估,如果估算出的收益相对较低,则其投资的意愿就会降低。从总体上看,在这个社会面临就业难的形势下,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意愿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一结论也给当前社会会各界带来一定的警示作用。即把学习贯彻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能帮助个人投资者深入了解投资行为,从而对教育投资做出理性的判断,及时纠正片面的教育观,提升自我人力资本,增强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效用。让每个人学有所用,促进全民素质提高,利于形成结构合理的社会人才储备,以此满足社会主义发展的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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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入世对我国外商投资结构的影响及相关效应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关键词:WTO 外商投资 效应
入世对我国外商投资结构的影响及相关效应分析
加入WTO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两方面。外商投资结构,将出现一些合理的变动趋势,并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某些有利的效应。
三次产业引资结构的变化及效应:外商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将大幅增加,对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投资比重将逐步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相对偏低。在外商协议投资中,1979一1990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为60.3%,第一产业的比重只有2.9%,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6.8%;1991一1998年,外商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上升为65.4%,其中工业的比重高达62.4%,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为1.7%,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降低为32.9%。在外商实际投资中,1997-1998年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70.4%,其中工业的投资比重高达66.6%,而第一产业的比重只有1.4%,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只有28.2%。在1998年底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外方注册资本,第二产业的比重为64.1%,其中工业的比重为61.3%,而第一产业的比重只为1.5%,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4%。显然,外商投资结构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倾斜的特征很突出。
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与我国产业的对外开放度有关。随着我国加入WTO之后第三产业开放领域的扩大,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将增长较快,投资比重将逐步上升,而对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投资比重将相应下降,从而引起三次产业投资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十五”期间将明显地表现出来。
从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看,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自80年代以来迅速上升,第三产业的投资在国际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中的比重由70年代的不足30%提高到90年代以来的50%~60%。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大体稳定在20%,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由70年代的55%以上下降为90年代以来的不够50%,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由低于25%上升到高于30%。也就是说,与全球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一样,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第三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大幅度高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外资增长率也高于第二产业,其中工业或制造业的外资比重和相对增长率都明显降低。可见,我国第三产业外商投资比重上升而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外商投资比重下降的发展态势,也是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十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要求,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提高其比重,相应地降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比重。从这个角度看,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变动态势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是一致的,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的推进。
工业引资结构的变化及效应: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引资上升,制造业引资比重相应下降;原料工业引资上升,加工业引资比重下降;技术密集的加工业引资上升,一般加工业引资比重下降
至今为止,外商对我国工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对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电力、煤气和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投资比重很低。1996-1998年,在外商对工业的协议投资中,制造业的平均比重为88.9%,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9%和9.1%;在外商对工业的实际投资中,1997-1998年,制造业的比重也为88.9%,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比重分别为2.5%和8.7%;在1998年末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外方注册资本,制造业的比重为93.3%,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比重只有0.9%和5.9%。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在“十五”期间,外商将较大幅度增加对采掘业的电气水部门的直接投资,对这两个领域的投资比重将逐步上升,相应地,对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将有所下降。
在制造业中,外商投资企业至今主要分布在加工工业,对原料工业的投资至今相对较少。从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据看,从1993年到1998年,外资工业占轻加工业的增加值比重和产品销售收入比重分别由13.3%和13.0%,上升到29.0%和33.1%,占重加工业的比重分别由9.9%和9.7%上升到27.0%和29.2%;而占原料工业的同样比重只由0.3%和3.1%上升为10.2%和9.6%。可见,外资工业对我国加工工业的投资和影响远远大于原料工业。加入WTO之后,外商对原料工业的投资比重会较快上升,影响将明显增大,从而引起对加工工业与原料工业的投资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化。
外商企业在制造业的投资中,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深加工行业占有较高比重,但同时在一些一般性加工工业的比重也较高。一般来说,外资工业中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多数为国外跨国公司或大型企业的投资,而一般加工工业则大部分为港澳台的中小企业所投资。加入WTO之后,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将较快增长,其投资比重将持续上升,同时外商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也将获得较好的条件,因而会导致外商对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的迅速增长及其比重的较大幅度提高,相应地,外商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会逐步下降。
外商对采掘业、电气水部门、原料工业、以及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投资比重的上升,将对这些技术水平、经营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较低的产业以及其中的民族工业带来较大的冲击。同时有利于促进包括多数民族工业在内的整个行业较快提高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率,较快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外商对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投资比重的上升和对一般性加工工业投资比重的下降,符合我国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要求,将对我国工业结构升级的进程起明显的推动作用。
第三产业引资结构的变化及效应:房地产业和一般服务业的引资比重下降,其他许多亟待发展的服务业引资上升
目前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而对其他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十分突出。在外商对第三产业的协议投资中,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80年代为60%左右,90年代以来上升到约70%;从外商对第三产业的实际投资看,1998年房地产业占47.4%,社会服务业占21.9%。在1998年底登记注册的第三产业外商投资企业中,外方注册资本中房地产业占了53.6%,社会服务业占了18.9%。
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高度倾斜,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对外开放度的差别有很大关系,除了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目前的对外开放度仍较低。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外商将较大幅度增加对目前投资比重很低的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部门的外商投资比重在“十五”期间将明显上升,相应
地,外商对房地产业和一般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时间内,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过度倾斜的状况会明显改变。
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变化,将产生以下效应:
第一,改变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过度倾斜,可以减少由此带来的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周期性波动。
外商直接投资过度集中于房地产业和一般服务业,导致了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比重的较大波动。在我国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一般服务业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往往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我国经济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一般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收缩,则导致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降低。例如,在外商协议投资中,房地产业和一般服务业的比重由1991年(治理整顿时期)的12.6%上升为1993年(经济高速扩张时期)的39.3%,就使外商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由16.7%提高到49.5%,而到1996年(经济紧缩之后),房地产业和一般服务业的比重降低为17.5%,则使外商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下降到26.8%。而在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结构的过度倾斜逐步改变之后,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的周期性波动会明显减小,由此带来的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相应下降。
第二,外商增加对很多目前发展滞后的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我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
第三,外商对一些薄弱的第三产业部门增加投资经营将给这些部门带来较大的冲击,但同时也有利于促进这些部门经营效率的较快提高。但挑战本身也是一种机遇,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国有非国有经济的较多进入,将逐步打破这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从而将带动这些产业相对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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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转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手段。然而学术上对其研究要么局限于直接投资的研究,要么局限于间接投资的研究,而对从两者关系的角度研究的则未见也。本文分析了二者的互补性,发现两者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提出二者并举的政策建议。
[关健词] 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间接投资 互补性
对外投资是指资本突破国家界限在国外的投资,按照投资主体是否拥有对投资企业的实际管理权,可以把对外投资分为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与对外间接投资(FPI)。前者指投资者以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后者主要是指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投资,以及中长期国际信贷。本文所指直接投资是指外商在华注册登记的三资企业,而把股票投资和对外借款及其他外商投资作为外商间接投资。
学术上关于FDI的论著主要集中在解释成因和讨论影响两个方面。早期的FDI理论主要从微观或宏观层面出发,重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原因。微观层面如海默(1960)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垄断优势理论,雷蒙德·维农(1966)建立在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产品周期理论,巴克莱和卡逊(1976)等建立在科斯定理基础之上的内部化理论,以及约翰·邓宁(1977)建立在产业组织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折衷理论(OLI);宏观层面如日本小岛清(1978)的比较优势理论。近期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宏观(即国家层面)上,主要讨论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以及提出政策建议,多为实证研究。
FPI的理论主要是证券投资理论,大都从微观层面即从投资者层面论述如何规避风险,提高投资效益,如上世纪50年代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60年代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及70年代史提夫·罗斯的“资本资产套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 Theory)”等。近期也开始有宏观即国家层面的论述。如有学者(于永达,2000)在分析FPI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应力主FPI的健康发育、有序流动及相关法规的严密健全, 趋利避弊。”也有人(马全军1996)考查FPI对东道国的影响。
关于国际投资的文献尽管很多,但基本上都是要么从直接投资的角度,要么从间接投资的角度去论述,而对于FDI与FPI二者关系角度去论述的则鲜有也。本文拟就FDI与FPI的互补性作一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FDI与FPI的互补性
1.从其作用来看,FDI和FPI各有所长,具有互补性。FDI对东道国的正面作用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引进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即技术溢出效应);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产业发展(主要是通过竞争及企业间的纵向或横向联系来带动;提高东道国的国际竞争力。其负面的影响是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背离东道国的产业及战略规划。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华实际直接投资数据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趋势,其中制造业接近70%,而且大都投资在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而对国家扶持的第一产业,则不到2%,对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则仅占22%多一点,且呈下降趋势,从投资地域来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2001年和2002年东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外商直接投资份额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资份额分别为3.09%和2.69%。可见外商投资也不考虑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还容易造成垄断及技术依赖性等缺点。
FPI包含对外借款和证券投资,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国外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其优点是资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战略的实施。其缺点是造成一定的债务负担,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国内资金高,对国际收支平衡也有较大的影响。后者的发展则不仅有利于利用外资,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和公司治理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如Summers(2000)认为,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有助于降低资本成本、增加投资和提高产出。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若开放不当,又会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国金融危机。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进。FDI对FPI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设施,客观上刺激东道国对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的竞争力,促进东道国制度的不完善和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使外商投资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国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筹集大量的资金,这从实质上来说增加了国间接投资的流量。而FPI对FDI的拉动作用则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资国筹集大量资金,改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吸引FDI的竞争力。
二、对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1.政府要加深对国际投资的认识,转变观念。国际投资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许多政府官员只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而忽视其消极作用的一面,认为吸引外资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资的数量当作自己的政绩来看待。政府应该从根本上转变观念,首先必须认识到引进外资只是我们发展的经济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资的引进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同样,对政府官员吸引外资的考核也应该以此为标准,重在引资质量,而不是单纯地看其引资数量。
2.吸引FDI与FPI并举,重点在吸引直接投资。FDI和FPI二者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一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提高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也需要巨额资金,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目前的负债率并不高,有较大的引资空间。因此,可吸收FPI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
3.转变引资措施,从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向改善投资环境转移。我国利用外资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对外资实行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的,使外资税赋很低。而中国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税赋极不平等。这造成了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使本来就弱小的国内企业在竞争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剌激了假外资的盛行,这实质上和引进外资的根本目标(发展中国经济的一种手段)是背道而驰的。一国吸引外资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政策法规、经济运行状况和社会及政治状况等软硬环境。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并不强,我国作为亚洲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东道国,主要是由于地缘、文化、和民族关系,即许多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于华人。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我国实际利用港澳台华商直接投资份额占52.7%;合同金额占全国的52.7%。从地域来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主要在亚洲,而在亚洲的投资来源中,中国港澳台地区在大陆的投资占较大比重。而港澳台的投资中,近一半投资在广东和福建两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个省与港澳台有较近的地缘及文化习俗等密不可分(其中港商喜欢在广东投资,而台商则更愿意在福建投资),而并非仅仅因为优惠政策。
4.由对外资优惠转向对产业、地域优惠,并对某些行业的外资进行必要的限制,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由于对外资的税赋优惠,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使国内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同时也刺激了假外资的盛行。另一方面,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应把对外资的优惠转移到对产业、对地区的优惠,给予内外资同等待遇,把引资的优惠政策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发展战略联系起来,真正达到利用外资增强国力,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同时,对有关国家安全的产业,也禁止外资的涉入,如航空、通讯、军事等。对民族工业冲击应适当限制,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或者本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的产业要限制。
参考文献:
[1]于永达:国际间接投资超前发展论析[J].世界经济,2000(6),pp57
[2]马全军:国际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J].世界贸易,1996(7),pp31
[3]杨丹辉:第五次并购浪潮的回顾:特征、成因与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04(4),pp18
[4]王桂芝 李 丁:对利用外资的几点看法[J].中国流通经济, 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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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是VC,在中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其实把它翻译成创业投资更为妥当。广义的风险投资泛指一切具有高风险、高潜在收益的投资;狭义的风险投资是指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投资。根据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一种权益资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简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全文如下:
摘要:风险投资从本质上来说,是风险投资机构为了获取高新技术产业因技术研发等原因所带来的垄断前景,并且凭借这一垄断市场的前景获得几倍于投资额的利润而展开的投资活动。 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正是对这一垄断前景的维护,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风险投资的资本规模以及投资能否成功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风险投资规模、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研究对象,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风险投资;垄断;知识产权保护。
1985 年 9 月, 中国大陆成立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自此以后,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迅速发展,90 年代初期我国风险资本总量达到 20 多亿元, 至 2011 年, 我国已有风险投资机构百余家, 风险资本总量1694.85 亿元。 本文将尝试通过简要分析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了解我国风险投资迅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这较大失败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以期成功后取得高额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具有两个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风险投资是一项蕴藏着较大失败风险的商业投资行为。 因为其投资周期长、资金回收慢, 一般的风险投资都要经历 4 到 5 个发展阶段、3 至 7年的变化,在整个投资期间需要面对来自于金融市场、产品供求市场、国际经济环境、政府政策、公司内部风险控制等各种外在条件变化的威胁,因而投资成功率也是非常低的,据美国一些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专家介绍,在他们投资的项目中只有不到 1/3 能够成功。 关于这些因素,之前有许多学者都已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说明,本文将不再赘述。
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其高额的收益性,这种收益的根本来源在于技术创新。因为创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可以为市场带来一定程度的垄断,在新技术还没有被广泛推广时,掌握这项技术的企业往往能通过卖方市场的特征快速的回笼资金甚至盈利。 邵同尧、潘彦曾对风险投资和创新因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和创新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垄断的创新技术水平才是发展的源泉,是风险投资项目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保障创新企业的技术垄断地位,保护这些企业的技术专利权是风险投资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 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风险投资的成功与否,最终影响我国风险投资的整体发展规模与质量。 下文将具体分析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
由上文分析,可知当一国的知识产权水平较高时,人们对于风险投资会产生更高的热情,风险投资资本的规模也会呈现上升的趋势,即风险投资规模应该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正相关。
下面将用实证数据从风险投资受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影响关系的角度探讨我国这些年风险投资的发展变化。 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加入了以下指标:
①风险投资资本规模 Capital。 因为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较晚,数据记载不够系统全面。 关于近些年风险投资的机构数量、注册资本、组织形式以及风险投资的资本规模都没有进行长时间的记载,本文选择对于《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可查询到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得到从 1994~2010 年我国风险投资机构的平均管理资本规模数据,作为考察我国当年可用于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投资的资本实力。
②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Pro。 一国的知识产权水平是否发达,和该国的科学研究水平、信息分享渠道建设、法律完善以及法制维持等等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本文所选择的数据是从孙旭玉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获得的。 在该文中,作者参考国际先进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计算方法,例如 Rapp和 Rozek 的 RR 指数 5 等级划分、Ginarte 和 Park 的五类别计算方法等,在结合中国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执行力度不高的现实的考虑之下,参考韩玉雄、李怀祖等人的使用执法力度因子完善G-P 指数的思路, 经过大量的数据搜集所计算得到的更加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数据。
③其他控制变量指标,即除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意外其他影响风险投资规模的一些因素。 从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中,我们已经清楚,风险投资的发展规模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企业家的素质、政府资金以及政策的支持、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完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速度、居民需求的变化等等。在这里,我们选择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GDP、每年毕业生中研究生人数 Edu、我国综合税率 Tax、 当年上市公司数量 Dn 这几个指标来反映风险投资机构在进行筹资以及投资的内外环境影响水平以及居民的需求变化,PGDP 反映了被投资企业面临的整体经济状况,Edu 反映风险投资机构就业人员素质,Tax 代表风险投资机构与被投资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时的税负成本,而当年上市公司数量 Dn 可以体现出当年风投企业通过被投资企业上市而实现资本退出的难易程度。 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各年数据,其中综合税率是通过计算我国税务收入同 GDP 之间的比例所得。
为降低数据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设立模型如下:
lnCapital=lnPro+ln PGDP+ln Edu+lnTax+lnDn。
通过 stata 软件进行回归运算,可以得到表中的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风险投资资本规模确实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现显著相关性, 这从实证的方面证实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考虑到我国整体经济环境、金融环境、以及风险投资机构内部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后,我国风险投资规模和知识产权保护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这与我们的分析是不符的。 对于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首先,数据不足。 《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关于风险投资规模最早的记载就只有到 1994 年,期间只有 17 组数据,使得我们的回归必然会出现很大的误差。 而且由于一些数据记载不完全,在分析中只能选择相近指标进行回归,比如关于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 对于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结构数据的记载最早从 2003年开始,并且期间数据没有持续录入,这会对回归分析造成影响,因而本文选择的全国毕业生中的高学历人才所占的比例来侧面反映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水平,这必然会使得回归呈现不严谨的一面。
其次,受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实际情况的影响。与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水平处于明显的低位。 2007年修正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 3.12,仅仅同美国在 1960 年、德国在 1980 年的水平持平, 而中国人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更是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这与我国不断高速发展的经济与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不符的。这样的事实也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科技人才的研究热情, 最终的结果会影响到我国高新技术的整体创新性,最终导致出现大量学术模仿研究出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当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时,因为抑制了这样的学术模仿反而对高新技术行业产生负的作用。
本文从理论分析、数据验证两方面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风险投资的重要性。 由本文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建设、还是对于风险投资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我国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知识产权保护不加以完善,不仅将对风险投资造成影响,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也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而我国的风险投资,不论是投资机构的制度建设,还是风险投资项目的评判选择以及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完善,或者风险投资全程的资金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旭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理论学刊,2010,(07):54-59.
[2]邵同尧,潘彦。风险投资与创新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1,(01):19-26.
[3]韩玉雄,李怀祖。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03):377-383。
[4]曾瑜。影响风险投资的资本供给因素探析[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07):44-45.
[5]肖锋。钱 “烧 ”完了———前导软件公司下坡记[N].每周电脑报 ,1999-12-13.
[6]王浩。 风险投资的本质特征及其实践印证启示 [J]. 学理论 ,2010:108-110.
[7] 刘艳琦 , 钟思远 . 中国风险投资的实证研究 [J]. 天府新论 ,2004,(06):67-70.
[8]王海生。对我国风险投资财务管理的思考[J].银企信用 ,2007,(05)。
[9]赵振兰,高志敏。中国风险投资年鉴[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7.
[10]赵振兰,高志敏。中国风险投资年鉴[M].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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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校的扩招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凸现 ,结构不平衡、政策性障碍、供需信息不畅、就业观念陈旧等。这是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在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 ,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过度教育影响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来看,自扩招以来我国的确实现了高等教育精英式向大众化的转变,但是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我国又出现了过度教育的现象,然而在过度教育的同时大学生又面临就业困难的局面,二者并不是谁决定了谁,而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文章从过度教育的视角下对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与对策。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ces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we indeed realized the higher education from elite to mass since the enrollment expansion. But accompanied with that, excessive education appeared.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college students faces employment difficulty. The former doesn’t determine the latter. They influence each other.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difficul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education and proposes some solu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过度教育是指:从宏观层面来说,教育的供给超过了它的需求导致了一个社会吸收不了那么多受教育的群体,即教育的投资回报率相比之前降低了。就业能力是指:国内学者陈薇静认为:“就业能力是人们从事某种工作所具备的的能力,包括特殊就业能力和基本就业能力。”截止2015年,期刊网上有关于过度教育的文献仅有130余篇,且大多是基于过度教育的原因,影响,测量,辨析等角度分析的,将其与大学生就业问题相联系的文献仅不到10篇。因此,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文章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过度教育与大学生就业的相互关系着手,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我国目前教育其实整体是不足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只占总人口比例的3.6%,每十万人口中只有3611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而美国同期的该项数据是60%,日本和韩国的该项数据约是30%,印度也有16%。此外,分析教育的毛入学率发现,尽管我国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2007年已经有了23.3%的毛入学率,然而该项数据的达成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但局部上却有一定程度的过度教育的现象,在北京有报告显示以用人单位为标准估算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为47.61%,以个人判断为标准估算出过度教育率为54.92%,这显然不是一个小的比例,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与此同时,带来的影响之一便是大学生就业问题。“2001年重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处于比较理想的状态,其初次就业率为82.75%,一般院校初次就业率为68%,高等专科学校初次就业率仅为41.23%。2002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80%,有近30万毕业生未能就业,2003年是我国高校扩招后的第一次就业高峰,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了212万人,其平均就业率为70%,将近64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到2004年,大约有75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正因为如此,有一部分人选择继续深造,读研,由此掀起了一场考研热,表面上似乎是缓解了大学生就业的压力实际上是把过度教育带入了更高的层次。
2.1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上来说,人们投资教育能获得相应的回报。由于教育投资能够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自身的生产能力,部分学者认为,教育与工作经验和工作培训之间是可以相互补偿或相互替代的。也就是说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工作培训才能使其符合职业要求,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需安排较少时间的工作培训即可上岗。“因此可以将过度教育看作是职业发展和晋升而储备的人力资本”。
2.2 从筛选理论的角度上来说,在大多数劳动力市场上,用人单位很难在短时间全面了解求职者的各项信息,也就很难准确判断求职者的技能和能力,这是大多数用人单位的判断依据都是受教育水平。教育本身并不能提高一个人的能力,但却可以被应聘者用来向雇主“示意”自己是能力高的人,而雇主就凭借这一信息来筛选、区别能力不同的人,因此,求职者为了获得更高的职位,会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
2.3 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上来说,劳动力市场理论把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具有高工资、工作条件更好、就业稳定、安全性更好等特点,往往属于大企业、大公司的工作岗位。相反二级市场常常是低工资、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安全性差等特点,往往是一些小企业、小公司的就业岗位。劳动者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进入一级市场,而那些接受教育少的人只能进入二级市场,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宁可选择再次深造,提升自己的教育水平也不愿意选择进入二级市场,这便加剧了过度教育。
2.4 从高等教育的社会结构上来说,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①学科专业层次。部分学科的毕业生常常供不应求,很难实现就业;而有的学科的毕业生很容易就找到相关工作,市场需求旺盛。②层次结构的问题。整个社会对各级人才的需求呈“金字塔”型。但是我国,随着高校的扩招,比列开始失衡,我国过分的注重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这样的趋势使得众多高校竞相提高办学层次,但是各层次的毕业生又达不到应有的质量,在就业市场上就出现了“挤占效应”,从而导致了过度教育。③区域结构层次问题。我国经济发达的城市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以及中部地区,从而导致人才大量的涌向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常常出现人才过剩的问题。而我国西部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对于人才的需求常常又不足。 2.5 从制度上来说,“目前我国还未形成统一的竞争、流动的市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引起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城市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再加上我国对于户籍制度的管理,一旦留在偏远地区或农村就业,要想回到发达地区就业就会有很高的转换成本大学生毕业后都是涌向沿海发达的地区,而那些地方本身竞争就激烈,从而导致这些城市的人才供过于求。
3.1 从个人方面来说,大学生要转变自己的就业观念,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科学选择职业,同时制定职业生涯规划。许多过度教育的发生正式由于初次就业专业不匹配的情况。范皑皑在她的研究中指出:“在专业与工作匹配的毕业生中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为27.08%,而在专业不匹配的大学生中发生率为30.96%。”因此,大学生在选择就业时应尽可能的找准自己的专业。同时也要努力学习好自己的专业知识,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自身的能力,增强自己应对劳动力市场风险的能力。
3.2 从高校方面来说,要使人才培养的方向与、社会需求保持一致,要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来设置专业,提高专业质量。例如现阶段法律专业是中国最大的“红牌专业”即失业率最高,但同时,又有专家指出在中国20万律师中,从事高端业务的律师不到20%,许多国际案件中,中国企业不得不高新聘请外国律师。为了避免此类尴尬局面,我国高校更应该遵循学科自身发展逻辑与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相结合为原则,调整学科和专业结构考虑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就业率为必要的参考尺度,利用各学科专业大学生就业反馈及时掌握市场信号,提高某些学科和专业。
3.3 从用人单位方面来说,用人单位应该改变以往用人的观点,要克服“过度学历化倾向”的不理性用人观,要正确看待学历和文凭,适才而用,加强在职人员的岗位培训。 “美国,如果一份工作可以由本科生来任职,雇主就不会需要雇佣研究生,因为工资标准是按照本科生来付的,即使研究生愿意接受这个工资,也不会安心工作。”因此,用人单位一定要转变观念,实事求是,不能只以文聘为依据。
3.4 从政府方面来说,政府要放松对高校专业设置的,监管给予高校真正的专业设置自主权,充分发挥高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中的积极性,要加大对专业评估和检查的力度,从而保证专业教学的质量不会因为量的增加而降低。同时,应取消城乡二元结构,改变目前的户籍管理体制,避免人才区域发展不平衡。
过度教育与大学生就业困难其实是互为因果,因此,我们应该关注二者的联系。要解决过度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要从大学生自身观念着手,对自己要有清楚的认识做好职业规划。其次,学校对于人才的培养一定不仅仅是量的提高,更是质的飞越。再次,用人单位必须转变陈旧的用人观念,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最后,政府在对教育的投入上应该进一步加大并且保证高校自主权。只有在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下,才能缓解这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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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决策的风险主要由于缺乏信息和决策者不能控制投资项目的未来变化等原因造成,所以任何投资决策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决策风险。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云会计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云会计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
一、大数据、云会计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
决策效率、决策质量以及决策成本是评价投资决策的几个重要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基于云会计平台进行决策相关大数据分析,能够为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提供科学、全面、及时的数据支撑。
(一)提高企业的投资决策效率
在经济全球化、企业规模化背景下,固定投资决策越来越频繁,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影响也越来越大。过去,由于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技术的各种限制,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决策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对比,并且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实地考察、调研,这使得投资决策往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决策效率相当低下。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企业基于云会计平台可以直接取得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相关的财务和非财务数据,同时通过使企业的业务流程、财务流程以及管理流程相结合,能够避免部门之间数据的孤立以及传递过程中的缺失和时间拖延。通过企业各分子公司的业务系统以及管理系统与云会计平台无缝对接,能够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提供海量的数据,这样大大节约了投资决策的数据获取时间。同时,采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海量决策相关数据的整理、对比和分析,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效率。
(二)保障企业的投资决策质量
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案一方面会利用有限的数据资料,另一方面依靠投资决策者以往的经验来决定,其中主观因素导致的投资风险比较严重,决策质量较低。基于云会计平台,企业通过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连接,收集企业投资决策所需的财务与非财务数据,经由后台的数据模型进行数据整合、清洗、处理,使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有更加科学、准确、全面的数据支撑,进而减少主观判断依据,保障企业的投资决策质量。固定资产投资由于其投资变现能力相对较差,所以企业持有的资产风险相对较大。固定资产投资面临着债务风险、投资总额变动风险、投资期变动风险以及估算风险等诸多风险,由于固定资产回收期长、流动性差等特点,因此在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中风险可控性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基于云会计平台,企业不再仅仅是单纯地进行财务数据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的分析,而是对企业自身的财务状况、负债比重、现金流量、技术支持、人员配置等要素以及外部环境的国际货币状况、市场营销情况、政府政策、投资环境、市场发展、消费者偏好等一切与投资决策相关的数据进行收集、挖掘,进而对比、分析得到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有价值的信息。云会计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不但使投资决策更具有科学性,而且能够通过数据支撑,使风险控制在最小。
(三)减少企业的投资决策成本
企业固定资产的新建、扩建与改良一般涉及到销售部门、库房存储部门、财务部门、生产制造部门等,传统的投资调研主要通过实地考察、纸质资料收集和整理、电子邮件、电话等途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基于云会计平台,企业按需购买软件服务,通过互联网和数据端口与所有部门以及子公司相连接,减少了硬件和设备的成本,而且企业无需派大量的调研人员对市场和周围环境进行实地考察、评估。通过云会计平台,企业产品的市场销售情况、投资环境、消费者偏好、相似产品的市场占有量等结构化数据和包括产品相关图片、视频、音频、文本、文档等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都能够方便地被企业收集、整理和分析。企业基于云会计平台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相关大数据分析,不但可以减少企业投资决策中过多的人力成本,还可以减少相关硬件设备的购买、维护和后续修理费用。
二、大数据、云会计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中的应用价值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新建生产设备,往往由于投资回报时间较长,资金占用量较大,关系到企业未来的发展与生死存亡,所以在投资决策前期需进行大量的调研和数据分析,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投资决策的风险主要由于缺乏信息和决策者不能控制投资项目的未来变化等原因造成,所以任何投资决策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决策风险。固定资产的新建、扩建与改良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形式,由于其投资变现能力最差,所以投资风险也相对最大。然而一旦投资风险带来的损失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企业只能停止经营,宣告破产。基于云会计平台,决策者可以通过数据分析而得到可靠的信息,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原因和后果进行细致的分析、估算,利用大数据的信息资源不断调整战略目标和投资方向,从而将决策风险导致的损失减少到最小。在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中,由于决策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等主观因素以及市场环境和生产设备技术要求等客观因素都不可避免地使投资决策面临诸多风险。从主观因素来看,企业投资决策者的目标是单一、绝对的,利益最大化是企业投资的最终目标。
但是,企业往往由于过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战略、地方环境要求以及企业自身的财务状况等因素,投资项目在运行中的资金变化和投资期变动等都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投资风险。从客观因素来看,在经济全球化下,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直接决定着消费者的购买力。采取可行的办法使企业的投资风险减少到最小程度是企业在投资决策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基于云会计平台,将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社会化网络等多种媒介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对企业面临的债务风险、估算风险、市场风险等多种投资风险进行控制。
企业内部的现金流量、负债状况、融资方式以及银行的贷款利率,税收部门的征税情况等数据,在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时通过云会计平台进行分析,减小投资决策的估算风险、负债风险等财务风险。在投资决策实施中,通过云会计平台,企业将实际的现金流量与收益和预期的现金流量与收益进行对比,找出差异,分析差异存在的原因,作出相应的投资调整。企业应用云会计平台实现各个信息系统的无缝衔接后,数据能够及时共享与传递,一旦出现工程质量、工程进度或者现金流量不足等问题,可以及时调整投资项目的目标方向和工程的施工时间,调整、中断或者放弃该投资项目,降低投资总额和投资期变动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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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介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证券投资基金对银行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并提出商业银行发展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策略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商业银行;影响;策略
一、证券投资基金对银行业的影响分析。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对商业银行同样具有双向影响效应,一方面,它促进商业银行业务创新与中间业务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造成冲击,进而影响到我国的金融稳定。
1.证券投资基金对商业银行业务创新和利润增长有积极影响。
一方面,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中有利于组织低成本的存款。无论是基金开户还是基金投资前的沉淀,基金的存款都是低成本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且不论基金是商业银行通过为基金提供销售、交易服务,在银行系统内部十分简便地以低成本直接将存款划转为基金,这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也为自己扩大了客户源。另一方面,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可以收取基金托管费,获取中间业务收入。由于证券投资基金是发起、管理、托管三权分立的机制,根据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基金托管业务必须由商业银行担任。但基金托管要求托管人有熟悉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而且要具备安全保管基金资产的条件,托管人必须有安全、高效的清算、交割能力,以保证基金发行、运营、赎回与清算的效率和质量,目前主要由国有商业银行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来担任,一些资本实力雄厚而且业务能力强的股份制银行也加入这一行列,所以基金托管业务将是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业务,具体见下表。从证券投资基金历年托管费收入来看,托管费收入上升速度很快,已经从1998年的1600万元上升到2006年的10.53亿元。商业银行通过介入基金托管业务,既可以改善其自身的资产结构,促进商业银行中介业务的发展,增加无风险业务收入,改善业务收入结构,也可以促进新型商业银行业务人员素质提高与知识结构的改善,为商业银行现代资本市场金融业务发展拓宽空间。
2.证券投资基金对银行业的消极影响。
首先,证券投资基金对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业务带来了冲击。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品种,具有强大的专业理财功能,它的出现顺应了降低资源配置成本的需要,使得投资者和融资者都愿意通过直接融资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出现存款“脱媒”
现象,使得商业银行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转型经济国家的一般特征,正在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间接融资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在短期内迅速削弱其传统业务,中间业务又无法迅速跟上,银行的不稳定性增加,将会对我国的金融稳定产生冲击。进而将直接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其次,证券投资基金对央行的货币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投资基金的发展和变化,对传统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制度下的货币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货币政策中的M1、M2、M3等形式的货币定义不断发生变化。毫无疑问,证券投资基金对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增加了货币控制的难度,对央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提出了新的考验。此外,由于证券投资基金带来的低风险高盈利效应,银行同业竞争加剧,对银行的服务和管理水平也提出了挑战。
二、商业银行发展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对策。
①发挥商业银行优势,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鉴于证券投资基金对商业银行带来的积极影响,大力发展基金托管业务势在必行。一方面,要加强基金托管业务的市场开拓,不断增加托管基金的数量和资产总量;另一方面,要加强银行代理基金销售业务的市场开拓,目的是将代理销售的基金按照代理协议的要求推介出去、销售出去。要运用现代技术手段销售基金,顺应潮流尽快开通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便利投资人投资的方式,让投资者享受安全、高效、便利的基金代销服务。还可以借鉴美国筹建类似于“基金超市”网站,销售各个基金公司旗下的基金。也要充分考虑银行卡在基金销售中的作用,还可以通过电话银行销售基金,给投资者带来便利。
②商业银行争取在政策指导下成立银行系基金,开展多元化经营。2005年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联合公布了《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4月6日,确定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为首批直接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试点银行。交银施罗德、建信基金、工银瑞信等银行系基金应运而生。到2008年底,这3家基金公司的排名大幅上升,管理规模逆势增长,其中交银施罗德排名12位,建信基金排名20位,工银瑞信成为2008年规模增长最快公司,而且赢得市场和不俗的业绩。商业银行可以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对银行业带来了新机遇,不仅有利于在分业框架下推动金融机构的多元化经营,而且有助于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商业银行的储蓄和资产的多元化。大量的储蓄资金将有可能通过购买银行基金的方式,间接进入证券市场,有效转化为投资性基金,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渠道。因此,各家商业银行要积极争取尽快尽早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减少存差,促进储蓄———投资的转化。一旦今后政策允许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银行就可以转换角色,成为基金管理人,直接管理经营基金业务。
③向开放式基金提供融资便利,进行业务创新,为混业经营创造条件。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规定中允许基金管理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条件,向商业银行申请短期融资,这使证券业与银行业合作又增加了一个途径。由于开放式基金可能面临非正常巨额赎回压力而产生流动性需要,往往需要借助于银行的短期资金支持,在当前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条件下,银证合作的前景十分看好。这也是商业银行积极进行业务创新,为将来实现混业经营创造有利条件。
④为证券投资基金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托管业务服务。基金托管要求银行在财务核算系统软件、清算网络、监控手段、整体服务水平等方面进行改进和提高,提供快捷、便利、周到的基金销售和服务。商业银行庞大的储蓄网点、丰富的储户资源、先进的网络设备、良好的信誉等软硬件条件,不仅为基金提供了理想的基金销售平台,而且商业银行拥有完善的清算结算网络系统、丰富的财务管理经验和完善的系统结构,完全可以承担基金托管人的职责。在基金托管业务服务过程中,一定要采用先进的技术,发挥银行的优势,为证券投资基金提供全方位的高质量服务。
⑤加强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目前基金托管业务存在的很大问题是商业银行托而不管,过分注重基金的清算交割和保管功能,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职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监督管理基金规范运行,避免发生风险,影响金融稳定性,同样是商业银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⑥加强银行基金业务人员的培训,在基金销售过程中进行专业化的服务。由于基金是新业务,在分业经营的体制下,商业银行人员难免对基金业务产生陌生感,对基金业务销售和托管过程中需要具有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因此加强岗前培训、人才引入和员工业务素质学习才能保证证券基金业务的顺利开展。□参考文献:
[1]罗松山。投资基金与金融体制变革[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2]应展宇。储蓄———投资转化中的资本市场:功能视角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年鉴2007[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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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和人口就业的关系是一个异常重要,却少有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新疆少数民族职业教育与就业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新疆经济的不断发展,要充分发挥新疆的资源优势,吸取先进技术及文化,完善少数民族的职业教育体系,促进少数民族均衡的就业发展,更好地带动新疆经济飞跃发展培养大批的专业实用型人才。
关键词:新疆少数民族;职业教育;就业;对策
新疆自古以来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主要民族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汉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等13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经济发展特点和民族本身特有的文化,少数民族职业教育就是新疆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因素,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新疆正在处于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所以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新疆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新疆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现状
在近几年的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新疆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法和职业教育规划纲要,围绕社会经济发展及提高的大局,把发展少数民族职业教育作为了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切实要抓紧落实好,并从中取得了相应的成效。少数民族职业院校学生比例也在不断的上升。要大力发展少数民族职业教育,就要不断地提高少数民族家庭孩子的双语能力。要以就业为目的,加强职业技术方面的教育,对未就业的少数民族毕业生实现职业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在校学一手技能,走上社会后实现就业梦想。坚决落实少数民族职业教育,强力推动新疆职业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黄金期。
(二)新疆少数民族职业教育政策
1、对口援疆政策。近几年来,对口援疆省市支援新疆职业教育发展成效显著,新疆先后有32所县级中等职业学校,(其中南疆地区18所)实施了校舍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工程,改善了受教育环境,稳步推进与援疆省市在少数民族就业岗位的支援。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财政补助工程。为扩大的中等职业教育解决了资金问题,中央财政及自治区财政安排资金,对职业学校11万余名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生中对农村学生和城市涉农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免除学费。对南疆四地州和其他的边境县及贫困县中职学生给予住宿费和教材费的补助,共有30余万职教生受益。
3、定向培养免费师范生。新疆大力培养免费师范生解决少数民族就业,定向免费师范生将享受免学费、住宿费、教材费的优惠政策,可享受国家助学金。据统计2010年以来新疆1769名定向免费师范生在新疆农村基层学校教师岗位任教。
(三)新疆少数民族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1、职业教育师资队伍薄弱。职业学校引进高学历年轻的教师,绝大多数教师有理论知识基础,缺少实践操作。随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上的不断调整,专业门类不断增加和现代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职业教育在迫切地需要基础理论扎实、实践技术过硬的“双师型”教师。
2、少数民族职校生的操作技能训练得不到有效的提高。职业学校培养目标是既有文化素质又有较强职业能力的技术人员,而这个目标在多数职校难以得到落实。原因是学校缺乏与专业相匹配的技能培训基地;缺少相应的训练资金;没有与技能训练相关的指导教师队伍。许多少数民族职校学生的技能训练往往难以落实到行动上。
3、教学管理及模式不完善。很多民族职业学校尚未形成完善的教学管理体系,实践教学内容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规范。依然存在大量课程采取传统教学模式,实训内容由教师决定,使职校生无法自主选择和创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受到了大幅度的限制。
就业是新疆稳定发展的政策之一。新疆少数民族就业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还关乎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和少数民族自身素质能力的提高,关乎党的民族政策及民族区域自治国策的成效,更关乎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的大问题。
(一)少数民族职业教育对就业的作用
1、能有效增加少数民族就业途径和形式。职业教育对象的多样性和教学内容的技术性、实践性决定了其教学方法是灵活的、多种多样的。职业教育往往打破了传统教育教室与讲台的“课堂”教学方式,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采取有实效性的教学,多角度、多方法地去培养学生的知识与技能。
2、能有效调动少数民族多方面就业的积极性。职业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是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职业教育是特殊产业,是产业就强调效益。要考察其投入与产出,职业教育投入与产出的循环周期较短。职业教育的效益体现得较直接,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性。不论是高等职业教育,还是针对性强的中等职业培训,其受教育和培训的个人都能很快地把学到的技能运用到生产实际中去。因此能够提高少数民族对就业的积极性,实现少数民族生活水平和经济的提高。
3、能有效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创业和就业能力。职业教育通过与企业联手,不断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教学过程的社会性,一方面有利于职业教育及时把握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适度超前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学生的创业教育,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有效增加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有利于让培训者在直接参加岗位训练的同时还能了解产业和岗位需求,从而增强对未来产业发展和岗位的适应能力,提高自身创业和就业的能力。
新疆少数民族职业教育及就业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从当前来看,必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从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出发,通过政府协调及多方努力下,在保持高等教育稳步发展的前提下深化少数民族职教育的改革,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增强就业。因此提出自己几点建议:
(一)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提高综合素质。加强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是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关键之一。把老师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使教师力量最大化,团结与合作,教育学生,传授知识,培养技能,只有提高了老师和学生的综合素质,才能充分的体现出一个学校的综合素质,才能有利于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指导少数民族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注重教育学生“先就业,后择业”的理念。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毕业时只抱着所学专业不放,一定要找专业对口的工作。然而现实的需要不是专业对不对口所,是由没有能力完成工作任务。要教育学生把个人愿望与市场需求相结合,引导他们自觉地把个人择业与社会的需要联系起来,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寻找自身的发展。
(三)完善少数民族就业工作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就业学生跟踪管理制度,着力推进少数民族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工作。毕业生刚步人工作岗位的一段时间内,学校应主动积极地与学生个人和用工单位密切联系,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使学生安心工作;全面了解职业学校教育教学的质量水平,为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用而科学的依据。
今天的学习是为了明天的就业。加快少数民族职业教育,促进少数民族就业,促进新疆的和谐发展。培养更多的少数民族人才,为新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增加一份强有力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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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生命在于流动,风险投资的活力就是资金的循环流动,一旦高收益难以变现,资金就无法继续流动,风险投资就失去了其能够赖以生存发展的动力,也就无法继续发展。 风险投资退出在风险投资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与风险投资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风险投资的成功退出是其获得投资收益,持续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前提。文章重点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角度出发,在分析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股权转让、清算三种退出方式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影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选择的各种因素,最终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关键词:风险投资 创业企业 IPO 股权转让 清算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又可以称为创业投资,是指对高科技创业企业的资本支持,同时为其提供相应的非金融服务,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从而获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风险投资的发展带来了活跃的资金,为中小创新型企业注入生命力,有利于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实现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两轮驱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风险投资的运作经历融资、投资、管理、退出四个阶段,退出是此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决定风险投资是否成功,能否获得高额风险收益决定性的一步。据估计,风险投资的20%-30%是完全失败的,60%是受挫的,只有5%~10%是可能成功的(张树中,2001)。而成功的风险投资能够促进我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快速发展,孙少青(2002)对不同国家发展风险投资行业的经验进行了国际比较,认为完善的退出机制和畅通的退出渠道是推动风险投资业不断发展的基础。
本文从我国风险投资退出现状入手,先后探讨了三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优劣,并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着手分析影响风险投资退出决策的因素,最终对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方式作出评价和建议。
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一般可以分为四种: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并购、回购和清算。本文为方便研究,依据其性质将并购和回购统一称为股权转让方式。
(一)首次公开发行
首次公开发行(IPO)是指通过创业企业股份公开上市,风险投资机构将其拥有的私人股权转换为公共股权,交易后实现资本增值。股份公开上市一致被认为是风险投资最理想的退出方式,通过良好的证券市场,风险资本家可以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但风险投资经验表明,风险投资机构所投资的创业企业中,只有少数企业能够成功上市并获取巨额利润,大约有1/3的创业企业是亏损甚至无法收回投资的,而另外1/3只能收回初始投资额。(黄大柯,2015)
图1给出了2006年~2013年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上市概况,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实现首次公开上市(IPO)的数量和融资额大体呈上升趋势,2007年和2010年分别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转折点,但在2008年和2011年却大幅回落。IPO个数和融资额在2007年的大涨幅是受当时大牛市的影响,IPO个数较2006年增加了250%,融资额增加了1264.23%。而2010年的大涨幅是受IPO重启和创业板的带动,IPO个数增幅为380.30%,融资额增幅为595.34%。2008年和2011年IPO个数和融资额骤跌分别是受到金融危机股市震荡下调和IPO市场低迷的影响,可见股市的活跃度以及金融危机均会影响风险投资选择IPO方式退出。
(二)股权转让方式
股权转让方式有两种形式,分别是股份出售和回购。股份出售最常见的形态是企业并购(M&A)。风险投资并购方式退出可以实现双方获益,一方面风险投资可以取得现金或可流通证券,从创业企业中迅速撤出,只需要付出搜寻买方和谈判的成本;另一方面战略并购者能快速有效控制相关领域的新技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并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同时由于并购者希望独享被并购企业的企业价值,通常愿意高价全部并购,风险投资能以一个较高的价格实现退出。但对创业企业而言,并购后就失去了独立性,受限于并购方的战略计划,难以维持自身的发展目标,这是创业企业家不愿意接受的退出方式。
除了企业并购,股权还可以转让给其他投资机构,多为另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即第二期收购。第二期收购是风险投资机构被迫采用的一种退出方式,是投资失败的一种表现。风险投资周期长,投资到产出需要较长时间,同时还会面临未知的风险及障碍,因此当风险投资机构错误预测投资周期时,会面对投资基金到期要退出的压力。这迫使风险投资机构将自己持有的创业企业股份转让给其他风险投资公司,由其他风险投资公司接手二期投资。此时风险投资公司议价能力弱,并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退出价格,是较劣势的一种退出方式。
回购则是指创业企业家本人或管理层出资购买风险投资机构手中的股份,可细分为原股东(创业者)回购和管理者收购。回购退出方式一方面可以使创业者或管理者获得创业企业的全部股份,有利于发挥其自主性,避免风险投资机构干涉创业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它是风险投资机构为防止创业企业在后期发展受限,资金被无效占用,无法收回投资回报而签订的一种保障性措施,保障其仍能收回全部或部分投资。
图2列示了我国2006~2013年风险资本股权转让退出方式的细分结构,从图中可以看出原股东回购是主要的股权转让形式,占比30%-60%,尤其是2009年从41.38%上升到62.28%,增幅为51.51%,这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关。金融危机导致创业企业发展受限,同时风险投资者很难从其他渠道收回投资,故采取回购方式。这进而表明回购是风险投资企业的备用退出方式。管理层收购占比在2009年骤降到3.51%后于2011年再度回升到17.31%,但2013年又有所回落。企业并购占比在2008年、2009年和2012年均处于8%的低位,其余则处于20%左右的占比,并不是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方式。转让给其他投资机构即第二期收购的占比较高,2010年最高占比达到33.04%,仅次于原股东回购方式,可见我国风险投资机构投资效率不高,以较为不利的方式退出。我国暂时还没有形成多层次完善的资本市场,风险投资通过IPO退出障碍颇多,故股权转让尤其是原股东回购是我国占绝对性主导地位的退出方式。
(三)清算
清算是在风险投资不成功或创业企业经营不善,受到市场和大环境的不利影响或无法顺利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时所采取的一种退出方式。虽然此种方式将带来部分损失,但可视其为沉没成本,为避免更大的损失,风险投资应从不成功的创业企业中撤离。通过破产清算,风险投资还能收回部分初始投资,再将其投入到下一个有潜力的项目中去,实现资本增值,弥补亏损。
图3反映了我国2006~2013年风险资本退出方式分布,从中可以看出清算方式退出的比例极低,仅占6%以下,不是我国风险投资主要的退出方式。
(一)内部因素
1.创业企业的发展阶段。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资金的需求量、需求结构、运作效益都是不同的,因此作风险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创业企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相应地选择合适的退出方式。若企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则外界会看好创业企业未来发展前景,因此市场会追捧从而促使其股价上涨,此时最有效的退出方式便是IPO。若企业处于成熟期,发展稳定,股权转让将是有效地退出的方式,尤其是股份回购。由于内部人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股份回购不仅能降低谈判成本,还能使双方达成满意的价格,不仅使创业企业收回控制权,还能使风险投资机构收回资金流的同时获得高额利润回报。
2.风险基金存续期。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是基金的组织形态,同时管理几只风险投资基金,因此为了保持资金的流动性,需要合理选择投资项目,错配基金到期时间。当一只基金的存续期届满清算时,资金将会注入到新的基金中继续进行投资循环。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受到基金时间长短的影响,若基金将终止,即使风险投资运行良好,将来会带来持续收益,还是需要考虑退出。此时为了比较快速高效地实现退出,风险投资机构会选择股权转让方式退出。
3.风险投资机构的独立性。我国的风险投资业主要由政府支持和推进,风险投资机构大致可划分为政府、民营、外资及混合型四种形式,其中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机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出资,直接介入资本市场成立风险投资机构,成为主要的投资人,此时会面临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没有分开,没有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难以实施高效的投资计划;另一方面缺乏独立性,投资决策受到政策的制约,需要兼顾各方利益,往往缺乏效率,影响风险资本退出的效益。
4.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良好的声誉对风险投资机构而言是一项重要的资本,拥有良好声誉的风险投资机构容易吸引高质量的创业企业,从而降低投资的风险。在风险投资退出时,良好的声誉可以使其投资的创业企业得到市场认可,不仅退出渠道畅通而且可以以较高的价格退出,获得更高的投资溢价。IPO是风险投资最优的退出方式,高声誉的风险投资机构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关系网络,熟悉IPO的退出流程,能以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审查,实现上市目的。而且高声誉会带来投资者的追随,从而可以减轻IPO折价,以较高的股价实现风险资本的退出。
(二)外部因素
1.经济景气程度。经济景气程度会影响资本市场的活跃性从而影响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经济处于繁荣时期时,资本市场活跃,资金充裕且投资者信心增强,此时风险投资选择IPO退出成功率高,而且能获得较高投资收益;当经济不景气时,资本市场低迷,投资者会持观望态度,此时风险投资以IPO方式退出风险较大,因此大部分风险投资会选择股权转让形式退出。部分创业企业受到经济不景气影响会使得其产品滞销,发展受阻前景暗淡,此时风险投资只能选择以清算方式退出,宣告投资失败。
2.资本市场制度限制。IPO退出方式对企业的资质限制较多,尤其是主板市场的上市条件比较严苛,一般的风险企业大多属于中小型高科技企业,难以达到上市要求,只能寻求条件相对宽松的创业板的支持。而股权转让方式所依赖的产权交易市场没有诸多限制条件,只需有明确规范的产权界定规则,企业间的并购就可以在投资银行等中介组织的协助下完成。当企业的资质达不到主板和创业板的上市条件时,只能以股权转让这一次优方式退出。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多层次完善的资本市场,使更多的风险投资能够以IPO的方式退出。
3.信息不对称。由于创业企业没有和上市公司一样严格的信息披露机制,故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外部投资者由于缺乏对创业企业产品和市场的认识会低估企业价值,从而产生IPO折价问题。股权转让退出方式中,由于交易双方对创业企业的了解深入,能够真实评估创业企业的价值,故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风险投资企业达成一个合理的转让价格。如战略收购者和创业企业同属一个行业或同一个产业链,管理层和创业者属于内部人,充分掌握创业企业的真实信息,所以都能以专业的眼光评判创业企业价值。因此,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购买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否能够很好地解决。
4.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没有针对风险投资形成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通过《公司法》、《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约束,且对股权转让退出和清算退出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如《公司法》相关条例禁止公司回购自身股票,堵住了风险投资回购退出方式的口子。《证券法》针对上市公司的收购也有相关限制条例,增加了风险资本通过并购来实现退出的成本。另外目前《破产法》不适用于大部分企业,众多创业企业只能采用民事诉讼来解决破产问题,阻碍了风险投资通过破产清算来实现退出。
本文对我国风险投资三种退出方式分别作了分析,从现状入手研究风险投资退出决策的影响因素,为增强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的畅通和多样化,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多样化的退出渠道。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主板市场、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新三板市场和地方股权交易市场。虽然创业板上市门槛较主板低,但大部分创业企业仍然无法达到上市条件,IPO退出渠道不通畅。针对这一问题,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在筹备战略新兴板,拟实行差异化上市条件和制度,为暂时达不到要求的新兴产业企业、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降低门槛,为风险投资退出拓宽渠道。同时,证券市场现行股票发行核准制也将改革,转变为注册制,减少监管机构的种种限制,为风险投资实现IPO退出减少障碍。我国应在现行改革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上市门槛,加强监督,根据创业企业的需求设计资本市场,使得更多的风险投资能通过IPO这一有效方式退出。同时应大力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降低股权转让的成本,提高效率,促进股权转让方式的进一步发展。
(二)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
我国缺少对风险投资的法律保障,为使风险投资更好地运作,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使风险投资业务有法可依。如完善《公司法》对创业企业股权回购的限制条款,以及《证券法》中对风险投资股份限售的条例。同时对创业企业的破产清算,应制定相应法律措施,保障各方的利益,尽可能为风险投资创建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风险投资机构的利益。
(三)增强风险投资机构独立性
政府应减少对资本市场的干预,以确保风险投资机构的独立性。政府投资基金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应分开,由专业的投资管理人来市场化运作风险投资基金。同时政府作为引导者,不应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基金中,而应最大限度地集合公众投资人,集合社会资金来发展风险投资业。
(四)风险投资机构自身建设
风险投资机构应提高声誉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增加所投创业企业的市场估值,提升投资回报率。同时风险投资机构应提高合理安排基金存续期的能力,以减少投资失败的几率,尽量避免以第二期收购方式退出。在投资决策方面,风险投资机构要完善甄别和挑选创业企业时所用的评估体系,确保所投创业企业有较高市场潜力,从而在将来能有更多的退出渠道选择及较高议价能力。
[基金项目:杭州市软科学重点项目“杭州市‘十三五’知识产权发展规划编制研究”(20140834M-203)成果之一。]
[1] 2014中国风险投资年鉴[M].深圳: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2014
[2] 张树中.美国创业资本市场的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 孙少青.美国和德国的风险投资[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9)
[4] 戴国强,王国松.信息不对称和风险资本退出[J].财经研究,2002(2)
[5] 王晓东,赵昌文,李昆.风险投资的退出绩效研究――IPO与M&A的比较[J].经济学家,2004(1)
[6] 黄大柯,李象涵.创业投资退出渠道与退出决策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5(1)
[7] 刘晓明,胡文伟,李湛.风险投资声誉、IPO折价和长期业绩:一个研究综述[J].管理评论,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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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的基金本质就是集合众多分散资金,使这些分散资金能够有效融合起来成为大额资金,属于投资理财的一种融资工具。其规模较大,具有诸多优势。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
自我国金融行业发展以来,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价依旧处于薄弱发展的阶段,其发展的时间较为短暂,分析机制不够完善、健全;绩效评价分析的指标来源较为单一,主要来源于投资基金每周的资产净值报表,仅通过报表当中投资基金的净值增长率及其单位净值、累计单位净值等三项数据展开分析。利用这三项指标进行评价、分析,虽然投资人员能够容易进行比较及判断,但是,这种方式确也存在了一定的不足。投资人员基金经纪人的变动会导致投资策略产生变化,从而增加了基金风险。基金经纪人的变动是投资人员难以预料的,所以往往会给投资人员带来较大的资金损失。不但如此,这种简单的绩效评价无法显示基金在流动性、规模变化、资金集中配置等几方面所受的影响,从而导致投资人员对基金的预期、判断等受到影响,很难从实质上发挥出绩效评价的作用。
1.绩效评价数据的选择。
投资基金数据处于长期变化的过程中,所以,在选择基金绩效评价的数据过程中需要建立一个大范围的时间跨度来作为分析、研究的样本,再实施具体的评价与分析。无论投资基金是否取得收益,还是存在风险,不管是在风险条件下进行的收益调整,还是持续基金绩效,都和投资基金综合绩效息息相关,此外,基金经纪人的控股、投资时间等选择也是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基金绩效评价过程中,需要选择一定的市场投资组合,通常情况下是以某一标准来衡量基金绩效,并以此作为衡量基准然后再进行数据的分析。基金绩效数据变化不存在相似性,因而缺乏综合性较强的一个衡量基准来衡量基金绩效标准。按照绩效评价的综合数据,在评价的具体工作中对现有的部分数据进行选取,然后利用评价公式运算得出基金绩效的基准收益。
2.分析基金收益及风险指标。
第一,基金收益和基金风险指标之间的关系。基金的累计单位净值和设立的顺序有着直接关系,基金风险指标主要受到标准差和半标准差的影响,另外,β系数和风险价值对基金绩效评价造成的影响亦不容忽视。通过基金风险指标进行综合分析,计算基金净值的增长率和单位净值、累计净值等相关数据之后,基本上就可以客观反映基金收益的情况,但是,这种分析方式在反映基金的绩效变化方面依旧存在不足。第二,基金绩效评价风险指标产生变化下的基金收益分析。风险调整期的收益分析属于基金绩效评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相关数据调查,国内的一些基金收益率比大盘的收益还要高,这就意味着基金风险收益的水平较高。
3.基金经纪人和基金收益的分析。
基金经纪人的选股能力及对基金收益的分析对基金绩效评价有极大的影响,基金收益的相关指标是根据不同的基金经纪人选股能力来进行数据选择的,一般来说,选股水平比市场基准组合水平要高,而选股能力越高的经纪人越能获取较高的基金收益,有利于基金收益的绩效评价。
4.基金的持续绩效分析。
对基金的持续性收益绩效分析是以基金收益盈利来作为分析指标,对基金的持续性绩效水平进行分析。从我国2005至2011年这一时间段期间,证券投资的样本基金都表现出了持续性的盈利,其表现和证券市场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同时,样本基金和股票市场变化也存在相应的关系。所以,证券基金的绩效评价分析不仅和证券市场变化有关,而且还受到股票市场的影响。不同市场影响下,证券的样本基金就会体现不同的变化,也就是说市场上涨,证券基金就会表现出持续性的收益增长;而市场出现下跌,那么持续性的收益将会降低。
1.基金的规模变化。
证券投资的基金本质就是集合众多分散资金,使这些分散资金能够有效融合起来成为大额资金,属于投资理财的一种融资工具。其规模较大,具有诸多优势,例如:降低成本、分散风险、专业理财特点。若基金的规模变大时,极有可能因为交易量变大而获取较高的经济费用,且资金充裕使得投资公司资金配置的空间变大,同时,其他固定费用也会因为基金的规模变大而降低了平均成本。所以,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越大其收益风险就越小,取得的利益回报就会越高、收益率越好,可见,基金规模对基金绩效会产生正面影响,基金规模越大绩效越好。
2.基金资产配置集中度。
基金资产配置的集中度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于某时间点,对某支股票或在某个行业中持有的比例,这也体现了投资基金经纪个人的投资风格与风险控制的能力,更是体现基金经纪人对证券投资市场的有效把控。如果基金资产大多数集中在某支股票或某行业中,那么,这个行业或股票之间的波动也会对基金收益产生巨大的影响,简单说来就是风险与利益成正比,两者属于同时增大的关系;相反,如果基金资产分散在多个股票与其他行业中,就分散了基金风险,同时也降低了基金收益。可见,基金资产的配置集中度通过对证券投资基金收益风险的影响来影响基金绩效。
3.基金经纪人的能力。
基金经纪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管理投资资金,这项工作对基金业绩的影响作用极大。一般来说,基金经纪人对基金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基金经纪人的特性会对基金投资风格造成影响;其二,基金经纪人的基金管理能力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基金经纪人个人特性包括了经纪人的性格、实际管理经验和能力以及学历等,简单说来,经纪人的个人能力越强、经验越足,其管理能力越高。
4.基金的流动性。
基金规模的大小能够对绩效造成多方面影响。不同的基金管理会根据不同规模的基金实施不同的策略,而规模不同的基金在流动性与管理成本上不相同。比如:中小型的基金操作较为灵活、策略较多,能够迅速对股票的仓位、行业结构等进行调整,有利于降低基金损失,但是,正由于基金规模小,反而提高了基金管理的成本,从而影响总体收益。反之,对于一些国模较大的基金管理,其流动性良好,自然降低了基金管理成本。但是,正因为基金的规模大,所以遇到基金市场骤变时无法及时进行调整,此时就与基金经纪人的择时能力相关。
5.基金经纪人的变动。
专业能力过硬的基金经纪人对基金业绩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基金经纪人如果转投到其他基金单位或者有升职、人事调动等情况发生,那么,就会形成变动。然而由于基金经纪人直接管理基金,所以经纪人的人事变动会对基金投资造成影响。
本文针对基金的绩效评价进行研究,并分析了有效评价的相关因素,以期更好的进行基金绩效评价。总之,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价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基金经纪人作为基金的直接管理人员,应当积极采取相关措施控制影响基金绩效评价的因素,从而更好地展开评价。同时,基金管理人员应当不断学习更多基金风险控制的技术与知识,促进基金绩效的全面评价,以此促进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持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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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偏好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有着显著的影响。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影响家庭风险资本市场投资决策的因素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影响家庭风险资本市场投资决策的因素研究
家庭是社会重要的微观主体,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对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越来越大,投资组合日益多样化。为了实现家庭财富的增值,许多家庭开始投资于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风险资产。不同的家庭,由于收入、风险态度、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不同,在各种资产的持有比例方面存在着“异质性”。研究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主要关注点是风险态度和受教育程度两个因素,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验证了“风险偏好者更偏好风险资产”这一理论;二是尝试探讨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否会对家庭投资风险资产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关于家庭资产投资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不少文献积累:Gollier(2001)研究发现,居民风险偏好程度的不同,会导致其持有的金融资产组合有所不同;Fratantoni MC(2001)研究表明,房产的价格风险对于股票持有具有挤出效应,特别是对于那些金融资产净值低的投资者来说更为明显;史代敏和宋艳(2005)运用微观数据建立了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TOBIT模型,得出可供家庭选择的金融资产品种较少,从而使得家庭金融投资受限的结论;陈莹等(2014)基于probit模型,利用江苏某银行提供的13000个客户的详细资料,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样本家庭的资产配置存在显著的家庭生命周期效应;还表明,我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有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财富、年龄、收入、房贷等多种因素;魏先华等(2009)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基于2009 年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居民对社会的信任度和满意度的提高能增加居民家庭对金融资产的投资的结论;何兴强等根据2006 年中国9 城市“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收入风险高及拥有商业或房产投资的居民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概率更低,享有医疗社会保险或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居民的投资概率更高,风险规避程度对其投资概率没有显著影响;吴卫星等(2011)运用资产参与和资产分配模型,分别讨论健康状况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的健康状况不显著影响其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决定,但影响家庭的风险资产投资在总财富中的比重,健康状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况不佳会导致这一比重较低;吴卫星和齐天翔(2007)以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得出替代效应、生命周期效应、财富效应以及住房投资的挤出效应等在我国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一)模型选择和指标设定
本文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来估计各个解释变量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与否及参与度的影响,总共有两个方程:
riskasset=α1+β1educ+β2riskattitude+∑βiZ+ε
riskasset_canyu=α2+β3educ+β4riskattitude+∑βjZ+ξ
其中α表示常数项,Z代表各个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金融资产总量、经济预期、利率预期、房价预期、物价预期、是否拆迁、农村与否、地域范围、房屋价值等变量,educ表示受教育程度,riskattitude表示家庭的风险态度,ε表示扰动项。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分别为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和参与程度。这里的风险资产是指股票、基金、衍生品、黄金和不包括国债的债券。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用riskasset表示,0代表没有参与风险资产投资,1代表参与风险资产投资;风险资产参与度用riskasset_canyu表示,指风险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在0-100%之间。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1年采集的CHFS数据,该数据涵盖了25个省、市、区,最终收集到有效家庭样本8443个,并且样本分布均匀,既包括贫困地区,也包括富裕地区,保证数据有效。
(三)变量说明
性别:采用虚拟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为0;受教育程度:采用虚拟变量,受教育水平为小学时赋值为1,其他为0,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采用同样的赋值方法;年龄及年龄的平方:分别使用户主的年龄及其平方;婚姻状况:采用虚拟变量,已婚赋值为1,其他为0;家庭收入:采用家庭总收入;金融资产:采用家庭总金融资产持有量;家庭规模:采用家庭总人数;风险态度:采用虚拟变量赋值,风险偏好赋值为1,风险厌恶赋值为0;经济、房价、物价预期分别使用家庭对未来三者的预期衡量;拆迁:采用虚拟变量赋值,拆迁过赋值为1,否则赋值0;家庭户口:采用虚拟变量,农村赋值为1,否则为0;地域分布采用虚拟变量赋值,中部时赋值为1,其他为0,西部参照同样的赋值方法;房屋价值:使用家庭房产的总价值。
在实证前首先用Stata对各个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过程略),分析得出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家庭共有1023家,占总样本的12.13%;在教育程度上,样本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水平上,初中和高中共计占比50%左右;在风险态度上风险厌恶的家庭占比61.82%,风险偏好的家庭仅占38.18%。
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对各因素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和参与程度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第一列可以看出,年龄以及年龄的平方对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存在显著的影响,年龄平方的系数是负数,说明年龄对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呈倒U型,可以说在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生命周期现象。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预期、家庭户口、房屋价值都对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户主性别、家庭规模、是否拆迁、家庭所处地域对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没有显著的影响。
风险偏好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有着显著的影响。相比于风险厌恶的家庭,风险偏好型家庭更愿意参与风险资产,这是因为当家庭是风险偏好者时,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大,为获得更高的收益,他们倾向于投资风险资产;当家庭是风险厌恶时,家庭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小,他们倾向于不参与风险资产投资。
受教育程度表现在家庭成员学历的高低上,学历的高低对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在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相比较于文盲,学历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但在高中以上学历中,学历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高中及以下学历所获得的知识基本都是通识知识,没有关于金融的专业知识,而高中以上的学历接触专业知识的可能性就大很多,对风险资产的了解也越多,所以他们更可能投资于风险资产。博士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博士的数据较少所造成的偏差。
通过对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度的Tobit模型分析结果反映在表1第二列中。与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一致,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预期、家庭户口、房屋价值对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度也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年龄存在着“倒U型”的影响。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对风险资产参与度有显著的影响,这里金融资产总量的影响是反向的,可能是被解释变量的分母是金融资产总量,所以才会有负向的影响。而户主性别、家庭规模、是否拆迁对风险资产参与程度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另外,相比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对风险资产参与度有反向的影响。风险态度对风险资产参与深度有显著的影响,即当家庭是风险偏好时,家庭倾向于更多的参与风险资产;当家庭是风险厌恶时,倾向于减少风险资产或者不参与风险资产。受教育程度,即学历的高低对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度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在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相比较于文盲,学历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但在高中以上学历中,学历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影响。
本文根据2011年的CHFS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从影响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因素来看,我国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受到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风险态度、预期、家庭户口、房屋价值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其中风险态度对风险资产的参与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风险偏好者更可能投资于风险资产。在教育程度上,高中以下学历对风险资产参与不存在显著的影响,高中以上学历对风险资产参与决策会产生显著影响。
从影响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因素来看,我国居民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受到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风险态度、预期、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家庭户口、房屋价值等因素的影响。地域差别不明显,仅仅能确定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更不倾向于股票投资。性别也不存在显著影响。其中风险态度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正相关的影响,风险偏好者倾向于更多的投资于风险资产,而风险厌恶者会少投资或者不投资风险资产。教育程度对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在高中以上学历影响显著,在高中以下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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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清单计价规范既是一种计价的技术规范,又是一种管理规范。该规范对于承发包双方来讲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从发包商的角度来讲,要承担因工程量的误差带来的风险,从承包方的角度来讲,要承担由于计价的疏漏或者错误而带来的风险。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清单计价模式对财政投资项目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清单计价模式对财政投资项目的影响
财政投资项目主要是指为了满足社会公共的需要,由政府部门通过财政投资、债券等方式而兴建的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公益性固定资产投资的项目。财政投资的项目通常具有投资额度高、建设规模大、影响面广等特点。
按照现行2013工程量清单计价的规定,对于财政投资的项目必须使用工程量清单计价。13清单计价规范的公布实施,有利于规范建设财政投资项目,有利于工程管理和落实资金的使用情况,同时也对财政投资评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该文结合13清单计价模式的特点,分析其对财政投资项目的造价以及财政评审工作的影响。
13版清单规范于2013年7月实施,是工程计价规范继08清单计价规范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新计价规范与以往的旧规范相比,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1.1 13计价规范既是融技术与管理为一体的统合性规范
原有的规范更多的侧重于计价技术,是一种技术规范,其核心是规范工程量清单的计价行为。与旧规范相比,新规范是融计价技术和工程管理为一体的规范。新规范包涵了工程从招标投标阶段至竣工结算阶段的全过程计价技术和管理措施,使工程的各个计价环节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规范工程计价行为的有效机制,是一本更综合、全面、实用性更强的规范。
1.2 13计价规范的专业划分更精细、责任划分更明确
在专业划分方面,与08清单相比,13规范将原有的六大专业进行了细化,新增了“构筑物”、“爆破工程”和“城市轨道交通”三个专业,同时合并了08规范中的建筑与装饰专业,调整为现行的九个专业。
在责任划分方面,与08清单相比,13规范对于承、发包商双方之间的责任做了更为明确的划分。同时将原有规范中比较模糊的内容做了明确的界定、阐释。例如对暂估材料等的处理方式做了详细的阐述。另外13计价规范对于计价的风险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和补充。
2.1 明确了财政投资项目的评审依据
13清单计价规范不仅明确的规范了项目的计价行为,而且从招标控制价、索赔与现场签证、工程款价款调整、竣工结算和争议处理等方面,从工程项目的招投标阶段开始一直到工程项目的竣工结算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有利于规范财政投资项目的评审行为,有利于监督财政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有利于项目的管理,有利于财政投资项目的评审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2.2 增强了评审工作的操作性
13清单规范在项目特征的描述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这样可以避免因清单项目特征不全面而造成招标人与投标人之间信息不对等的问题,有利于建立统一的报价平台,更加合理的明确政府投资项目的招标控制价以及最终的竣工结算价,从而实现招投标过程的公平性,确保结果的合理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单价纠纷的解决提供了较有力的依据,增强了财政项目投资评审工作的可操作性。
2.3 对项目的评审提出更高要求
13清单计价规范既是一种计价的技术规范,又是一种管理规范。该规范对于承发包双方来讲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从发包商的角度来讲,要承担因工程量的误差带来的风险,从承包方的角度来讲,要承担由于计价的疏漏或者错误而带来的风险。作为中间环节的评审工作,应公平、公正,评审工作既要保证业主的利益不受损失,也要维护投标单位的权益。
13清单报价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标底给招投标工作造成的不良影响,规范了招投标工作,净化了市场环境。同时13清单计价的实施,也规范了评审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为操控的现象。因此,在财政投资评审中,应根据图纸仔细地核实清单工程量,明确项目的特征,掌握相关市场的价格,并适当地考虑企业的合理利润,科学合理地确定财政投资项目的招标控制价,规范价款调整,同时要依法、依规处理产生的争议,提高财政投资项目评审工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加强对财政投资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
随着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建设项目代建制的逐步推广,财政投资评审工作应当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将评审的关口不断前移,尽量尽早的介入建设项目实施的相关评审中,重点加强事前评审,以审为重点,尽早掌握建设项目评审工作的主动权。同时应当重视事后评审,以评为重点,主动参与项目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的评价工作中,针对建设项目评审阶段的重点,具体量化评审指标,不断地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管理和造价控制。
清单计价模式下,应将造价控制贯穿于财政投资项目的整个过程,应从事前、事中、事后三阶段对财政投资项目进行造价控制。
3.1 事前控制
事前控制主要从设计阶段和招投标阶段着手。设计阶段是工程造价确定和生成的主要阶段,设计方案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工程的造价。研究表明,设计阶段对造价的影响占工程造价的75%以上,因此应加强设计阶段的造价控制,同时要实施限额设计,提高设计人员对造价控制的主动性,将造价控制的目标贯穿于设计的全过程中。招投标阶段是项目审核中的重要内容,为了有效使用资金,营造公正、公平的市场秩序,保证工程质量,应当规范招投标工作,加强招投标阶段的控制力度。
3.2 事中监督
审核人员应根据工程施工的进度定期对工程的进度进行审核和验收,同时在工程施工的全过程实施投资跟踪,将工程的实际支出和目标值相比较,认真分析出现偏差的原因,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纠偏,防止资金浪费,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
3.3 事后审核
在工程项目的竣工阶段,审核部门应从工程质量、工期以及工程投资三个方面对工程进行逐一审查。在审查中应重点审核工程的结算,根据图纸及相关资料,认真核算工程量,同时要认真审查工程结算书的编制是否合乎规定、工程的相关取费标准是否正确、材料的价差和用量是否正确以及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签证单是否合理等。
在13清单的实施过程中,要使财政评审部门尽早介入工程项目的实施中,做好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审核、控制工作,使造价控制由被动变为主动,更好的发挥财政投资项目的资金效益。
综上,13清单计价模式有利于规范财政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利于规范财政投资项目的相关评审工作,应将13计价规范更好的贯彻在实践中,使财政投资更加规范化、科学化,提高财政投资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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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离岸外包;职住外移;工作外包;国际产业调整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外包为何会在作为推动自由贸易发展主力的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吸引政府、民众和媒体的广泛注意,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本文从外包概念的兴起及发展出发,讨论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外包业务发展特点和趋势,分析离岸外包对美国就业市场的影响。
美国高科技咨询机构——ForresterResearch的报告称:“美国服务经济领域在经过了3O多年的持续扩张后,离岸外包将成为美国从追求发展速度向追求效率转变的一种催化剂。”
2004年6月10日,联邦劳工部宣布,2004年第一季度,美国因业务外包而损失的就业机会比例为2.5%。约有2/3的职位流动源自制造业,在第一季度的失业者中,制造业工人占1/4。这是该部门首次对外包所导致的就业机会损失量做出评估。
外包近来在美国引起的争议还远不止这些,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政府、民众和媒体对外包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呢?本文尝试从外包概念的兴起,其近年来在美国的发展特点和趋势,来分析它对美国就业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影响。
一、外包概念的兴起与离岸外包的发展
企业总是根据市场需求、竞争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其组织的构造和边界。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福特汽车公司所倡导的“垂直一体化”战略所带来的所有权优势、规模效应、对供应链和市场的控制力,随着科技和通讯技术的发展、顾客需求的多样化和市场竞争的白热化而逐渐黯淡。由C.K.Prahalad和GaryHamel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第一次提出的“外包”(Outsourcing)概念在过去的l5年间一跃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企业经营趋势。
所谓“外包”,指的是在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企业专注于其核心业务,并借助企业外部的专业机构的资源完成企业内部非核心的、次要的或辅助性的功能或业务,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种经营方式。其实质在于强调企业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有助于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业务上,而把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交给外部专业的服务供应商,获得成本和效率优势。
作为一种经营手段,外包的历史可追溯到200年前,但它在80年代开始才得以广泛应用,并从无价值增值的辅助性功能(如清洁、保安、餐饮供应),发展到关键的支持和增值性功能(如人力资源管理、审计IT技术、制造、营销、物流),甚至延伸至研究与开发等领域。
伴随着更经济的运输方式的出现,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和通讯技术的变革,企业信息传递的成本降低,效率和质量得以显著提高,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在此之上建立的企业组织形式可以更加灵活地在市场和企业自身,在网络和一体化组织之间进行选择,从而使跨国界的离岸外包成为可能。
二、美国外包业务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就规模而言,外包从一种企业控制成本的手段,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业务模式只不过经历了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邓百氏公司在(《1998年全球业务外包研究报告中称:相比1997年23%的升幅,l998年全球年营业额5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中,业务外包的支出上升了27%,1998年全球业务外包的总支出增加至2350亿美元。米切尔·F·卡伯特联合有限公司于2002年6月发表的《2002年全球外包市场》的调查报告中指出,2001年全球企业对14.8%的日常运营业务进行了外包;全球外包业务正在以每年l9.6%的速度增长,美国占到了全球外包市场的2/3,其特点和趋势表现为:
1.大公司首当其冲。中小企业紧随其后从主体而言,外包已经成为众多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取得竞争优势、配合全球化资源配置而采取的经营战略。外包市场的2/3由大公司消费构成,1996年,美国年销售额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公司中有25%选择了外包。2000年,年销售额l000~5000万美元的中小企业也很快加入到外包行列,选择外包的中小企业数量与1999年相比增长了约25%。外包不是企业能力弱的标志,相反,它为中小企业创造机遇,使其得以利用外包商在某一方面的专业化优势和规模效应,配合发挥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位于美国中西部的IT企业就早大公司一步,率先将部分业务外包至印度。
2.离岸外包服务的领域不断拓展从外包活动实施的地域而言,当今的信息技术环境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企业寻求最佳外部资源的可能性,外包突破国界、地域的限制从本土扩展到海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据美国葛特纳机构的估计,2004年,有超过80%的美国企业考虑离岸外包美国的IT工作,其中40%的美国企业将完成某些类型的外包,或者从非美国本土的服务供应商那里获得IT服务。
在制造业,离岸外包已经从单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手工制品、纺织品、轻工和化工产品),发展到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如汽车、飞机的重要零部件)。
离岸外包逐渐向价值链的上、下游拓展。为了节约研发成本,规避研发风险,处于价值链前端的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技术离岸外包逐渐兴起。据美国EIU(TheEconomicIntelligenceUnit)1993年对50多家世界级大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企业承认,它们在90年代,接近或超过一半的技术竞争力来源于企业外部。外包的技术也从企业的非核心技术、容易购买的成熟技术、标准化技术转变为决定企业未来技术竞争优势的研发项目外包。另外,欧美很多企业将客户服务中心或售后服务的电话支持系统转移到了印度,又创造了售后服务外包的可能性,如AT&T就将电话交换中心搬到了印度。
三、离岸外包对美国就业市场的效应分析
在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沃尔夫和另外两位经济学家合作的《减员在美国:现实、起源和后果》中归纳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就业市场:减员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新创造的职位数目长期而言远远高于失去的旧职位数目。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创造的职位达到2400万个,同期失去的旧职位只有800万个。外包所引发的美国就业机会流失,特别是近来由高技术和服务为主的外包所导致的情况与90年代相比存在显著的差异。
首先,虽然长期而言新创造的职位仍将远远超过失去的旧职位,然而短期来看,外包在过去几年新创造的职位并不比失去的旧职位多多少。按照美国经济研究机构的估算,2001年l1月,美国经济应开始由低谷回升,而到2003年底,就业机会却减少了大约70多万个,形成了与90年代高增长、高就业率相对应的“失业型复苏”。而且,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失去岗位的员工为了适应新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更为复杂,其间所经历的过渡期必然更为困难。
其次,外包为美国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必须指出的是,即便是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员工也从外包中获得了利益。制造电器和电子产品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在美国雇佣了6.5万名员工。仅在新泽西州,索尼公司就雇佣了2000人。全球主要图像公司之一、比利时的AgfaGevaert集团也在美国雇佣了5000人。西班牙TerraLycos公司也在美国雇佣了4l8人,这仅仅是一些例子。拥有微软、IBM等美国IT大厂会员的美国信息技术协会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公司业务外包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因此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报告说,去年美国净增加了9万份工作。报告预测,到2008年,公司通过业务外包将在美国创造出317000份新的工作机会。
第三,白领工作蓝领化,美国知识型服务岗位向具有智力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转移已成定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近的调查表明,占全美白领工作l1%的大约140万个工作机会,面临“外包”的威胁。那些无需与客户进行面对面交流且与信息密切相关的工作首当其冲,像电脑编程、软件开发、医嘱转录、会计和税务、技术写手、建筑绘图、初级法律和投资研究、保险索赔处理等。同样的工作,一个中国工程师每月工资大约为500美,印度为700美元,美国则是4000美元。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劳动力素质的结合,使得美国外包至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机会,从制造业向技术含量提高的软件设计和售后服务发展。虽然劳动力成本同美国达到同一水平的时间可能比预期的要短,但外包使美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国际人力资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第四,外包带来的岗位流失,从本质上必须依靠自身优势,通过创新制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来解决。ForresterResearch最近的报告预言,在外国设有分公司的美国高科技企业雇用的外国工作人员将从目前的40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330万人。而在未来的12年中,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将把300多万个工作迁移到其他国家去,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和菲律宾。另一家咨询机构加特纳资讯科技服务公司的资料表明,300万个工作机会占全美工作机会的2%。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工作机会一旦被外包到国外,几乎再也不可能回到美国国内。多余劳动力转向相应的高增长行业的难度也增加了。因此,通过再培训等方式的继续教育,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同时,必须利用美国企业的优势制造新的就业机会。70年代制造业大举向国外转移引发的反对声浪,就是通过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带来的新的就业机会化解的。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补偿现在在高端制造业和软件开发业务上流失的工作机会。需要指出的是,据美国商务部门统计,目前美国信息技术人才短缺34.6万名,到2008年,缺口还会扩大到130万名。尽管美国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但每年毕业的有充分劳动技能的工人还是不足,应当引起美国教育系统的反思。
第五,就业市场疲软不能完全归咎于外包,后者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影响范围有限。美国信息技术协会报告承认,在美国总共失去的372000个高科技工作中,由于外包使美国流失的大约只有104000个。美国失业率上升除了外包,还与经济不景气、网络泡沫消失以及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因素相关。美国当前的失业率是5.7%,相比一些欧洲国家要低得多。近年来,无论是外包低技术、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的蓝领工作,还是标准化或初级技术为主的白领工作。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的产品,特别是高级咨询、高层管理工作仍然留在了美国。外包的工作机会是那些美国企业根本无法同国外同行业竞争的岗位,符合国际贸易寻求比较利益的原则。
外包对某些行业的美国企业冲击比较大,但就整体而言,不会造成太大冲击。目前全美非农业就业机会是1.3亿个。在过去10年里,即便有过经济衰退,每年增加的就业机会也平均在300万个左右。而70%的美国经济根本不会因外包而受影响,比如像饭馆、商店、医疗和其他服务行业等。在教育、医疗、法律、科技,甚至是制造业中的高端专业领域的岗位仍无法被外包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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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外商投资在我国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集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本文以浙江平湖光机电产业为例,在区位视角下从成本因素、市场因素、政策因素、环境因素、集聚因素这五大主要因素对外商投资集聚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完善设施、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加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等相关建议。
关键词:外商投资集聚 区位 成因 平湖光机电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日益完善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达到68.3万家,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9454亿美元。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税收、出口分别占全国的28%、22.7%和55.9%,直接吸纳的就业达到4500万人。从以上数据中可以得出,外商投资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对我国对外贸易、产业升级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等多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推动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经过30多年的发展,外商投资在我国已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尤其是高科技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的装备制造业,如东莞IT产业中的台资企业聚集,昆山电子产业中的台资企业集聚、平湖光机电产业的日资企业集聚,等等。促成外商投资集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通过对一些成功发展的外商投资集聚地研究,影响外商投资的主要因素有区域效应、集聚效应、规模经济、产业优势、产业外部联系性、空间成本等,本文将以浙江平湖光机电产业为例,来分析外商投资集聚的成因。
浙江省平湖市作为一个县级市,经过最近10多年的发展,不仅成为了全省县级市中最大的日商投资基地,而且在利用外商发展光机电产业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从1999 年开始,在工业立市的战略下,平湖市光机电产业年快速发展,到2004 年,全市光机电规模企业工业总产值达67.41亿元,同比增长64%,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4.9%。到2008年,规模以上企业拥有142家,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17.5%,实现工业总产值142.47亿元,同比增长14.4%,产值占规模以上经济总量的22.07%,光机电规模以上企业产值在短短的10年里增加了20倍多,成为平湖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并形成了以微电机、精密机械及其装备、光电子、智能仪器仪表等产业为代表的外商投资集聚现象。近年来,平湖光机电产业充分发挥外商投资的集聚效应,不断扩大产业群、延伸产业链,已明显呈现出外商投资光机电产业的集聚现状,并成为浙江省唯一的光机电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国家科技部批准的国家火炬计划平湖光机电产业基地。
区位理论学派认为,外商投资倾向于流向那些靠近原材料、市场容量大、劳动力丰富和产业集聚的区域。外商投资比其他生产方式在空间形式上更密集,易使投资形成地区性集聚。有研究表明,外商来华投资动机依次为生产投入与市场动机、生产服务动机、文化联系和感情动机、利用优惠政策与降低风险动机、竞争动机以及出口动机。又有研究表明,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条件和制度环境(包括教育条件、研究条件、地方金融发展条件和开放程度)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地方金融对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正的影响。同时,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集聚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看出,市场因素,政府的相关政策,交易成本,经济环境、基础设施条件、地方金融等都是影响外商投资集聚的重要因素,本文将从成本因素、市场因素、政策因素、环境因素、集聚因素这五大方面进行分析。
一般认为,生产成本是影响外商来华投资的主要因素,厂商通常会选择最低成本的生产区位,这种成本通常包括劳动力成本、交通运输成本等。平湖地处长三角经济发展最活跃的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四大城市菱形对角线交叉点,距四大城市均只有1小时左右车程,属黄金地带,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平湖拥有浙北地区唯一的海河联运航线乍嘉苏航道,将乍浦港码头与黄浦江和京杭运河等主要内河航线连接,为货物运输提供了低成本的便利通道。如此得天独厚的交通运输条件,节省了运输的时间和成本,吸引了大批的外资企业,促进形成了以光机电产业为核心的日商投资集群现象。
外商在决定对一地方进行投资时,往往会非常注重市场因素。因为市场的大小决定了企业数量和规模,同时也是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平湖市地处中国经济最发达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圈。这一地区以全国10%的人口却创造了全国22.1%的国内生产总值和28.5%的进出口总额,世界500强企业已有400多家在此落户。从这一系列数据中可以看出,这一地区市场容量很大,而且随着中国近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对于高新技术的产品需求是越来越大,这对于光机电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同时,平湖致力于的外向型经济会带动更大的海外市场。
市场机制的好坏和成本的高低对于外商投资形成集聚起到关键作用,而政策因素却有着很大的引导作用。平湖的光机电产业之所以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吸引众多日商投资并快速发展,这与当地政府的相关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平湖政府立足“招商、富商、安商",以优惠的政策,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外商提供最好的服务。平湖设立了“一局两中心”,即招商服务局,行政服务中心和市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为外商提供全方面的服务,同时还为外商设有海关和出入境检验检疫乍浦办事处,可直接受理货物报关业务。外汇结算类齐全,已加入全球SWFT结算系统。与此同时,对于落户平湖的外商投资项目,政府将依其投资的规模,科技的含量及产业的层次给予建设项目的土地出让价和标准厂房租赁价格的优惠。针对在平湖投资的日资企业较多这一现象,平湖政府听取各方建议,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例如,在人才方面,为了培养日商急需的日语和相应的技术人才,地方政府和日商合力办学;在营造适宜的人文环境方面,为了让日商更好地适应平湖的环境,政府专门建设了日本风情一条街、成立日商投资企业协会等。以上种种政策因素,对于吸引外商投资集聚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投资的环境对于外商投资形成集聚有着很大的影响,一般投资环境可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主要指市政基础设施,软环境主要指研发资源和人才资源、中介服务体系(如金融、会计、培训、法律等)。平湖市政基础设施完善,人才资源丰厚,现有技工学校、职业中学等多所职业教育中等学校,能为企业培养高素质的一线员工。现有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万余名,每年还从各类大中专院校引进专门人才千余名。同时,平湖地处长三角,离上海、苏州、杭州、宁波等城市较近,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可以为平湖提供相当数量的高质量人才,给高新光机电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集聚因素对外商在中国投资集聚有很大影响,主要包括同源地集聚和产业集聚。平湖的光机电产业有着很明显的聚集效应,其中大部分企业是日资企业,且投资的领域集中于光机电产业。以日本电产集团为例,它自1999年4月在平湖设立第一家日本电产芝浦(浙江)有限公司以来,由于集聚效应,在短短几年内,14家外资公司陆续在此设立,总投资约5亿美元,合同外资约2.5亿美元;14家企业2009年实现销售收入55.3亿元。由于日本电产集团的“龙头效应”,使平湖经济开发区形成了以微型电机、半导体制造设备、精密检测装置、激光扫描仪、压力传感器、微型摄像头、数码相机、光纤通讯用无源器件、液体动压轴承、光电基础件为主的光机电特色产业优势,形成了产业的集聚,并已发展成为开发区支柱产业。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成本因素、市场因素、政策因素、环境因素、集聚因素的对外商投资形成集聚区位选择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前落后的地区可以浙江平湖为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可知,外商投资区位选择往往看重地方区域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资本等优势。地方政府应立足区域的产业特色,并结合本土的天然优势来吸引外商投资流入到自己的经济区域中。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不单单是一般生产所需的设备设施,更应结合产业的特色,根据产业所需来配套完善设施,从而打造一个基础设施完善、政策优惠的投资环境。
营造积极良好的投资环境其最主要的是政策上的优惠。我国对引进外资的政策近年来优惠引资的空间在减小,利用外资方式由全面引进向选择性吸引转变。各地方政府应及时了解国家政策,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当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特色产业,选择性地吸收对本地方产业和经济发展有利的外资,从而达到一种相容互助的发展模式。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外商投资的前提,也是保障。
随着各地政府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强,地理位置、基础设施、政策优惠带来的诸多优势会逐渐弱化,而配套能力带来的成本优势则成了企业选择投资地点的重要依据。产业配套能力主要包括产业体系的完整性、物流配送体系的完善性以及技术服务能力等。所以,地方应完善本区域的交通和物流体系,在空间和时间成本上为外商投资提供一个很好的优势点,同时,相关产业的技术服务和人才必须跟上产业的发展,满足其需求。产业配套能力的提升能给外商投资带来很多便利之处,也是吸引外资,发展当地经济的一个重点。
在利用外商投资来带动整体区域的经济发展时,应加快整个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一改旧模式、旧体制、旧政策,利用体系的创新来加强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使本土企业更好地融入到外商投资的网络中,从而让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相互协作,以互利双赢的态势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区域应以开放、协调、整合、有序为原则,改革制约体系,创造有利的环境,以达到外商投资和本区域协调发展。
集聚效应对于外商投资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注重以产业集聚方式对外招商引资。地方政府要在市场化与专业化招商引资基础上,不断强化产业集聚意识,以产业集聚方式对外引资,提高对外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并且以产业集聚方式引资能防止招商引资被其它地区截和。因此,要根据区域行业结构与产业发展方向,明确招商引资的方向,确定好相关产业,通过集聚效应断扩大产业优势,形成投资的集聚性, 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何雄浪,李国平,杨继瑞.我国产业集聚原因的探讨 [J].南 开经济研究,2007(6).
[2]魏后凯,贺灿飞,王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动机与区位因 素分析——对秦皇岛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01(2).
[3]金相郁,朴英姬.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城 市数据[J].南开经济研究,2006(2).
[4]杨先明.国城市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吸引力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2004(2).
[5]臧新,邹梦楠. 农业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模式及原因的比较[J]. 华东经济管理,2009,23(9).
[6]李娜.东亚投资集聚与福建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J]. 北方经贸,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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