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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交利”说是墨家政治伦理的核心理念。墨子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墨家一直倡导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利,为此他反对功伐和杀戮,并且期待着统治者能听从自己的主张,为天下百姓创造一种安居乐业的社会政治局面。“尚贤尚同”说是墨家为了实现“兼爱交利”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设定的基本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国家混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墨子·鲁问》)显然,墨子认为“尚贤尚同”是实现国家政治清明和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条件。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并把尚贤提升至为政之本,要求君主“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劈颜色。贤者举而上之,福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中》)墨家倡导贤人政治,非常重视执政伦理建设,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所谓执政伦理,主要指的是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伦理,是政府工作过程中的伦理,也就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墨家的执政伦理思想的核心是针对执政主体;即在权力运行和行使过程中,统治者必须具备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要求。对墨家和谐社会执政伦理的研究,可以为当今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借鉴。
在墨子的十大主张中,“尚同”就是墨家为了实现自己和谐社会主张而提出的政治手段。“尚同”的意思是一切有关善恶、是非的意见都必须统一、服从于上级,下级臣民对天子惟令是听。总的来说,“尚同”大体上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思想的统一;二是政治的统一。思想统一要求人们在思想上采纳同一标准,不能一人一义。政治集中则要求人们在行动上和上级保持完全一致,不准自行其是。
由于思想的统一是政治集中的前提,所以墨子特别强调要“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据《墨子·尚同中》记载,墨子认为远古原初状态,人们都以自己为标准,一人一义,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这种原初形态的“义”,不是天下公义,而属于私义。人越多,义就越多。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义是正确的,别人的义是错误的。于是,人们之间互相攻击、互相怨恨、互相损害,致使人与人不能和睦相处。这正是天下祸乱之源。因此,墨子提出,只有统一是非观念、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确立同一之义,一切祸乱才会消弭,才能最终实现政治的和谐。
墨子的“尚同”思想主张下级服从上级,同时,下级也可以“规谏”上级的过错。另外,下级服从上级的前提是上级是贤者,如果是不贤、不仁者,可以由上级把他们撤职或惩处。在墨子的“尚同”过程中,除天子由上天监督外,下级政长都是由上一级的政长所任命。而上级政长之所以任命下一级政长,是因为自己的智慧和精力不足以独自统治,需要有贤能的人来帮助治理,统一人们的思想。因而,墨子认为选拔各级政长的标准是他们的才能,一同天下之义的天子应该是天下最大的贤人。
墨子主张“尚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使上下通情国家和谐、百姓得利。对此,詹剑峰认为,“墨子的‘尚同’原则开商鞅、韩非等法制的先路。其提出尚同一义的政治,目的是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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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兼爱思想有自身的特点和价值,但也有缺陷,总的来说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墨子的“兼爱”思想不同于儒家的“仁爱”。儒家的“仁爱”主要提倡的是有差别的爱,这种爱是根植于宗法血缘之上,是有着“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由亲到疏的爱。因而,儒家“仁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贵族利益,维护着上下有别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而墨家的“兼爱”主张没有差别的爱,没有等级的爱,彼此爱,相互爱,由外及内,由人及己的爱。墨家兼爱思想意在通过宣扬无差别无等级的爱使不同等级的人都具有爱人之心,人人相爱相利,和谐相处,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因而,这种兼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小生产者的利益要求,谴责了等级歧视和等级压迫。所以,墨家提出“兴天下之利,出天下之害”的口号。墨家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可以说一种社会乌托邦,但反映出了一种道德期盼,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要求平等互爱的心声。
其次,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体现了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交相利是以利他为前提的利益的相互交换,注重了道德和利益的相互联系。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里阐述过功利是墨子的社会生活原则,但墨子的功利思想有别于现代伦理学意义上的功利主义,“现代功利主义的箴言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墨子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投桃者首先不是从利己出发的。”这说明了墨子的爱人不是从自爱出发;利人也不是从自利出发。因此,“墨子把功利原则作为评判人的道德行为的尺度,这为后来正确的理解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提供了前提,是对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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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一种伦理原则,要求人们相爱相利,不要相恶交别,要利他人,利天下。兼爱出发点是兴利除害,兴利的具体途径是交相立。与儒家仁爱思想不同,墨家的兼爱思想主张无差别的爱,具有功利主义的特点。探讨墨家兼爱思想的内涵和价值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墨子;兼爱;和谐社会
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兼”有不分彼此之意。“爱”是关爱,相爱,行爱的意思。“兼爱”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
首先,“兼爱”就是社会中的人要彼此相爱,相利。倡导无差别、无等级的爱。墨子认为,人人应该“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这就是说,要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把别国,别人,别家当作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亲人,自己的身体来看待和爱护。从而人人相爱,达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的社会状况。墨子认为,兼爱就是社会和谐,民众融洽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因此,墨子指出,天下之人应不分身份、地位、等级都要对他人施以爱。这表达了“爱无差等”的思想,凸显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墨子的“兼爱”思想不同于儒家的“亲亲有术”,“爱有差等”的“爱人”原则,否定了亲疏有别的宗法观念。同时,墨子认为人是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要以“兼以易别“来处理各种关系,他指出,“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因此,兼爱成了墨家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其次,墨子把“兼相爱”和“交相利”联系在一起,倡导舍小利取大利,以大多数人(广大小生产者)的利益和幸福为标准,指出其出发点就是兴利除害。爱人是以利人为目的的。交相利必须以兼相爱为前提,其中兴利是墨子的主旨,而兴利就要除害,害起主要是不相爱。利是由兼相爱生。“大夫各家爱而不爱易家,故乱易家以利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相反,如果兼相爱,大夫诸侯均从爱出发,通过爱的传递,“国都不想攻伐,人家不相乱贼。”爱必言利,以爱启利,以利寓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墨子认为,爱人就要关心他人利益的实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才者免一分人,又道者劝以教人。”在墨家看来,利人利天下就是义,主张牺牲小利去获取大利,“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只有“兼爱交利”才能消除社会的祸患,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墨子还主张舍小利取大利,在尊重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可以使得自身的利益得到满足。墨子并不反对爱自己,但反对只爱自己,反对只顾个人利益,倡导人们应把立足点放在他人利益和幸福上。其实反应的就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在当个人利益和别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做出自我牺牲,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应以集体利益为重。
墨家兼爱思想有自身的特点和价值,但也有缺陷,总的来说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墨子的“兼爱”思想不同于儒家的“仁爱”。儒家的“仁爱”主要提倡的是有差别的爱,这种爱是根植于宗法血缘之上,是有着“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由亲到疏的爱。因而,儒家“仁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贵族利益,维护着上下有别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而墨家的“兼爱”主张没有差别的爱,没有等级的爱,彼此爱,相互爱,由外及内,由人及己的爱。墨家兼爱思想意在通过宣扬无差别无等级的爱使不同等级的人都具有爱人之心,人人相爱相利,和谐相处,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因而,这种兼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小生产者的利益要求,谴责了等级歧视和等级压迫。所以,墨家提出“兴天下之利,出天下之害”的口号。墨家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可以说一种社会乌托邦,但反映出了一种道德期盼,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要求平等互爱的心声。
其次,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体现了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交相利是以利他为前提的利益的相互交换,注重了道德和利益的相互联系。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里阐述过功利是墨子的社会生活原则,但墨子的功利思想有别于现代伦理学意义上的功利主义,“现代功利主义的箴言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墨子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投桃者首先不是从利己出发的。”这说明了墨子的爱人不是从自爱出发;利人也不是从自利出发。因此,“墨子把功利原则作为评判人的道德行为的尺度,这为后来正确的理解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提供了前提,是对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一大贡献。”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墨子的兼爱思想蕴含了丰富的和谐理念,对建设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墨子“兼爱”思想倡导人人彼此相爱相利,主张“兼以易别”利人、利己、利天下,这对处理和谐社会中的人我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体现了谐社会建设中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理念。当前我国提出的和谐社会是覆盖社会各利益阶层和各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但当前社会中存在着一定的不和谐因素,各种社会矛盾如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逐渐显露出来,人际间的关系日趋复杂,特别是网络的介入,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趋生僻。在墨子看来这些不和谐是源于人之间的不相爱,此时应以“兼相爱,交相利”思想来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应互爱互利,和谐处理人际间利益关系,在充满爱意的氛围里考虑他人利益,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通过首先爱他人来创造一个处处充满爱的社会。墨子的这种思想同样对现阶段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着借鉴意义。只有和平共处,才能稳定发展,才能和谐安康。但同时我们也因准确的理解和对待兼爱,这里的兼爱是积极的协调,而不是全盘的否定差异与矛盾。按照辩证法的观点,统一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我们要在坚持以人为本,兼爱原则的同时,要正视差异,以积极的态度求得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
其次,墨子兼爱思想主张“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倡导舍小利取大利,这种大利和小利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这对于和谐社会建构中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有着借鉴意义。如何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以墨子兼爱思想为借鉴应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又不排斥个人合理利益,努力使二者有机结合。必要时要舍得牺牲小利换取大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舍小利取大利并不是绝对的取舍,履行社会责任与尊重个人正当利益是辩证统一的,既要避免个人利益中心化,又要避免集体利益绝对化。同时墨子还主张以“兴利除害”作为“兼爱”的出发点,主张要兴利就要除害,指出当今害之起的主要原因就是不相爱。怎样相爱?就是要交相利,这就是倡导做事情要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根本,这与和谐社会建设中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谋而合。这就对为政者和作为个体的人民提出了要求,因此,墨子的兼爱思想对良好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墨家的兼爱思想具有积极的内涵和价值,兼爱思想内含了丰富的和谐理念,对现今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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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次大规模会战,到武汉会战结束,基本稳定了战局。进入相持阶段后,又先后与日军进行了十多次会战,并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速战亡华的迷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论文范文:毛泽东怎样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世界上任何大规模战争,对立双方必定都有自己的总战略,或者叫基本战略。 众所周知,中国抗日战争的总战略是持久战。 这个总战略,是由毛泽东提出并加以系统论证的;持久战略也确实贯穿抗日战争始终。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这个历史过程是怎样的?
在国民党没有抗战总战略情况下毛泽东思索了这个问题1931 年日本侵占东北后 , 即逐步向华北蚕食,建立伪政权。 日本全面占领华北的野心已经十分明显。但当时蒋介石仍把通过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放在第一位,对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妥协和不抵抗政策,用蒋介石当年的话说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因此,当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方面签订了 《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等一系列丧权辱国协定, 而根本没有考虑抗日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制定抗日战争总战略了。
1937 年七七事变后 , 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仍然没有提出抗日战争总战略。 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强敌,蒋介石当时的基本打算是:调动部分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上以单纯防御来对付日军,迟滞日军进攻,等待国际支援。 可是,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侵华采取了所谓"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客观上姑息和纵容了日本侵华,也打破了蒋介石的美梦。 在国际援助期望落空后,蒋介石仍然没有拿出一个抗日战争总战略。他向北调动数量多于进攻之日军并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 但很快就被日军击溃,没能阻止日军向南进军。
淞沪抗战中,蒋介石调动数量占优势、装备也较好的中国正规军与日军对抗,结果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 接着,蒋介石继续组织中国正规军与日本军队作战。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虽取得小胜,但并没有改变全国战场的被动局面。 上海沦陷后,接下来南京失守、太原失守、武汉失守…… 日军一步步侵占了国民党统治核心区,蒋介石不得不迁都重庆,退守西南。蒋介石抗日,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抗日战争已经全面打响后,仍没能确定一个正确的抗战总战略。
在此情况下,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 胸怀中日战争全局的毛泽东,对中国抗战总战略, 进行了认真思索,并且以超前预见性,最早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总战略。
早在 1936 年 7 月, 即抗战全面开始前一年,毛泽东就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 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 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又说,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1937 年 8 月 22 至 25 日 , 中 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 人 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 他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 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 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实行抗日的军事、抗日的政治、抗日的财政经济、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通过并于8 月 25 日发表了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决定》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1937 年 11 月 太原失守 ,中国北方几乎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但在南方一线,日军进军虽然迅速,中国军队虽然被动、退却,并有大片国土沦陷,但日军在进攻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日军的设想已经化为泡影。毛泽东细心观察全国战局,在深入思考中进一步认识中国的抗战规律,对于自己早就形成的抗日战争持久战总战略更有信心,他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 正面战场的抗战,也肯定是长期的、持久的。
1938 年 5 月 19 日 , 日 军占领徐州。此时,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 10 个月了,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可以进一步认识战争规律性的东西了。毛泽东开始静下心来分析时局的变化。 那段时间,毛泽东会客少了,他集中精力收集研究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中国持久战略的基本要点进行深入思考,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那段时间, 毛泽东白天在院子里踱步,常常因深入思索某个问题而忘记了其他。晚上,毛泽东阅读各方面的来电,研究全国的军事局势,经常彻夜不眠。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泽东对抗日持久战的总战略进行了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的思考,最终形成了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总的战略思想体系。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总战略进行了系统论证在包括国民党军队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抗战前景迷茫,中国还没有一个抗战总战略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把自己考虑成熟的抗日战争总战略写出来。
1938 年 5 月 底, 毛泽东开始动笔写作《论持久战》。 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性质加以系统论述。 一开始,毛泽东主要是针对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感到有必要系统地回答,因此便动笔写作了。 他在写作过程中,主要是针对人们提出的问题以及各种疑虑,一个接一个地分析,一层一层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后竟然积累起数万字的一部着作,后来定名为《论持久战》。 据当年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十分投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在那里思考、写作。 有时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在屋子里走动几步,然后很快又坐下来写作。
夜深了,毛泽东饿了,就叫卫士送来一块烤红薯,吃完了继续写作。有一次,毛泽东写作入了神,他的脚挨上了炭火盆,但他竟然毫无察觉。 直到炭火把鞋子烤焦了,满屋子弥漫着焦煳的气味,被卫士们发现,赶紧提醒他,毛泽东这才发觉。 卫士们帮他换了一双鞋子之后,他又继续写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写作,《论持久战》终于完稿了。 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用了近 10 天的时间,讲解《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他在《论持久战》中开宗明义地说: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毛泽东首先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认为持这两种论调的人 "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毛泽东的结论是:
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抗日战争不能速胜,而是持久战。 他提出这个论断的根据来自对中国和日本两方面情况的科学分析:日本方面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上的寡助。 中国方面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比较弱,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支援中国的。
中日双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接着,毛泽东又引用中外的大量材料,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道理:敌强我弱这种情况没有产生基本变化,在战争一定阶段上, 敌人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我坚持抗战、 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使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在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虽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这也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 只能是持久战。
毛泽东还论述了持久战的 3 个阶段。 他说:"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 3 个阶段之中。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 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备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3 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和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 '流年'来; 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出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 中论述了实现持久战的总方针。
这个总方针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 毛泽东指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而第三阶段中,则是战略反攻战,主要任务是收复失地。 收复失地,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但也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论述了游击战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道理。
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略成为中国抗战总战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总战略的正式形成。 它的发表,不仅提高了人们坚持抗战的信心,而且使毛泽东在共产党内、 在人民群众中、在包括国民党高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中,赢得了广泛的钦佩和尊重。 在共产党内,就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称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 据当年担任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组长的邓力群回忆,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大家都感到,毛泽东英明、高明。
《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国民党上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正确,并且据此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抗战部署,制定基本军事方针,实际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当年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秘书的程思远,曾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他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 白崇禧深为赞赏, 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据程思远回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还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略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国民党高级军官们也对《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十分信服,对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十分赞叹。
应该指出,国民党方面对毛泽东提出并系统论证的抗日战争总战略,不可能有全面深刻的理解,而且在许多重要方面有误读。 例如,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略误读为"以空间换时间",因而以大片国土沦陷的代价来推迟日军进攻;将持久战略误读为"积小胜为大胜",却不采取毛泽东提出的积极作战方针,而采取被动防守、节节抵抗的作战方针,中国军队付出巨大牺牲的代价却没能打几场胜仗;只考虑使用正规军作战,根本不考虑发动、组织、武装民众打人民战争,因而正面战场一再溃败,等等。 但是,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否定对日持久作战这个总战略,这是中国的全面抗战能够坚持 8 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更应该强调的是,毛泽东制定抗战持久战总战略,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最高的也是最正确的战略指导。 事实上,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持久战略的预料发展的。 在经历了毛泽东所指出的 3个阶段后,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 100 年来,第一次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
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制定抗日战争总战略后,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一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 》发表后 ,不管是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论持久战》印刷出来后不久,周恩来就从武汉把书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 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进行翻译。 经过宋庆龄等人的一番努力,《论持久战》被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 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特意为英文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 毛泽东的这一期望变成了现实:《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英文版的《论持久战》,斯大林的案头上也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 《论持久战》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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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道德观 ,系统地阐述了集体主义伦理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及正确处理同志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准则 ,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加强公民的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伦理道德观评述及运用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伦理与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基本因子,是指评价人类行为善恶的社会价值形态,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表现为一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形成了功利主义、权利至上、公平公正、社会契约、推己及人等伦理道德观。任何社会任何组织要想长期生存,不仅需要遵守法律,同时还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观。如何正确理解、把握、运用这些伦理道德观,有效指导、规范人们的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有着特殊的管理学意义和重大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伦理道德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并不对伦理与道德加以区分,但在严格的学术话语中二者却并不完全相同。西方文化中,伦理的最初意义指灵长类生物的持久居留地。人作为万物之灵,在本性中存在一种悖论:既是群居的动物,又有个人自由意志。如何协调群体性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使人的行为既合理而又可以预期,从而持久地居留,便产生了伦理。于是,伦理的原初形态或自然形态就是风俗习惯。在一定的风俗习惯下形成的个人的品质气质就是道德。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用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话说,“德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
中国文化中,“伦理”就是关于“伦”的理性和原理。用最简洁的话语诠释,伦理就是“人理”;道德就是“得道”。伦理,是人之所以为人,即单个的人成为一个具有共同体本质的人,用管理学的话语说,就是单个的人成为“组织人”的理性与原理。这些理性与原理,当走出思维与意识,而具有意志与行为的意义时,便是所谓的“道德”。得到了“道”,便具有了“伦理上的造诣”,也就有了“德”。可见,东西方文化对伦理、道德的定义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处。
理解了伦理与道德,结合中国文化与实际,对于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必须正确把握和灵活运用。发扬其优点,克服其缺点,权衡利弊,有的放矢,对建设节能环保、富强、高效、和谐的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具有核心价值功能和长久指导作用。
1.功利主义伦理道德观。这种观点认为能给行为影响所及的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才是善的。这是一种完全根据行为结果即所获得的功利来评价人类行为善恶的道德观。中国民间流行的一句谚语可以非常生动地描述这种道德观的基本精神,即“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2.权利至上伦理道德观。这种观点认为,能尊重和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才是善的。基本权利就是人权,只要是人就应当平等地享有人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权、受教育权、医疗保障权、生存权、工作权等)。这些权利不是某个权威赐予的而是人与生俱有的。政府法律和各级管理者应当尊重和保护人权,这是是否真正贯彻“执政为民”思想的试金石。
3.公平公正伦理道德观。这种观点认为,管理者不能因种族、性别、个性、国籍、户籍等因素对部分员工歧视,而那些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和公平公正的标准向员工支付薪酬的行为是善的。所谓公平公正主要是指支付薪酬的依据应当只是员工的技能、经验、绩效或职责等因素,而不是其他各种似是而非的因素。
4.社会契约伦理道德观。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按照企业所在地区政府和员工都能接受的社会契约所进行的管理行为就是善的。这种道德观实际上是功利主义道德观的变种,能大幅度降低企业人力资源的成本,增加企业的利润。
5.推己及人的伦理道德观。这种观点所追求的结果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无怨”的“和为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合作”、“和谐”、“双赢”的结果。老百姓经常说的“仁者爱人”、“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该观点的集中体现,是儒家道德观的高度概括。
1.功利主义。
当今社会,持有这种道德观的人不在少数,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功利主义道德观有其合理的一面,对于该观点存在的问题和要义,我们得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灵活运用的目的。
(1)我们得考虑到:为了实现最大利益,可能采用了不公平、不道德甚至损害了他人或社会利益的手段。
(2)只是规定了对(下转297页)(上接289页)大多数人有利,而没有规定所得利益如何在相关人员中分配,很有可能产生利益分配的不公。
(3)所谓“最大利益”是“最大福利”,如果将利益理解为财富,那么它们便不是一般的物质财富,而是能带来幸福的财富,因此,那些可能会导致财富指数和幸福指数矛盾甚至相悖的利益,不是“功利”的目标和内容。
(4)功利主义的核心是“有用性”。它不只是对象对主体或者财富对个人或社会的有用性,同时还指个人对组织和社会的有用性。个人在有用性中发现自己的价值,将自己与社会相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功利主义道德观的正面力量。
2.权利至上。
尊重人权当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思想。但保障的程度必然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过高的保障期望也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我们着重理解运用以下两个方面:
(1)“权利”是从西方文化中移植的概念,在英语中,权利即是“right”。“right”传到日本,被翻译和理解为“权利”,中国文化从日本移植了这个概念,它的基本意义是“正确”和“正当”。
(2)权利是相互的,“肯定自己是人,并尊敬他人为人”,是“法”的绝对命令,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构成“权利”的基本内涵,否则权利会演化为自私自利和任性放任。
3.公平公正。
这种观点理论上完全正确,但在实践中问题十分复杂。例如农民工、临时工、非正式工以及种族、性别、国籍歧视的问题,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更重要的是,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虽然相关联,但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片面地以政治公正的要求取代经济公正,会导致政治上权利关系的公正与经济上义务关系的不公正,甚至可能使企业经济运行陷入困境。片面强调基于简单平等的公正公平,会导致事实上的不公正,并可能重新回到历史上的“大锅饭”。
4.社会契约。
美国公司在中国的雇员,与美国本国的同等技能、同等绩效或同等职责的员工相比,工资待遇差别可能有5~10倍之多。但这些行为通常并不被认为不道德,而视为正常至少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这充分说明了社会契约的深刻局限性。该观点具有很强的情景特征,在很多场合是利益博弈的结果,与合理性无关。而且,契约的对象必须严格限制,哲学家已经多次指出,许多东西,比如人格、道德、婚姻家庭是绝对不可以契约的。契约主义的泛滥,会导致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
5.推己及人。
中国儒家的道德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流传了几千年,具有与时俱进性和鲜明的民族时代特点,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人民大众中影响极其深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人人皆知的做人道理和绝大部分人自觉遵守的行为规则。许多成功的管理者在决定管理行为时,都学会了“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考虑问题。他们十分重视对上级的“忠诚”,对下属的“仁爱”,对朋友的“义气”和“诚信”以及各方面关系的“和谐”。
在实践中,由于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伦理道德观的运用不可能“从一而终”、“一成不变”。组织或个人必须根据具体事情和具体情况综合运用,挑选高道德素质的员工,建立道德守则和决策规则,充分发挥伦理道德观的正面教育和引导作用,规范组织、个人的行为,才能进一步提高生产经营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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