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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被动结构的几个典型方面的比较论述来分析和比较英汉被动结构。
【关键词】被动结构 英汉被动结构对比
被动结构是语言表达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结构,不论是在英语表达中还是在汉语表达中,被动结构都占有其一席之地。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英语和汉语的被动结构进行简单的分析和比较。
一、应用的广泛程度比较
在英语中被动结构用的要比在汉语中广泛,尤其是在科技英语中,被动结构的使用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同一个语境,同样的含义,英语往往用被动语态表达,汉语却习惯于用主动语态,主要原因是英文考虑的重点是事情,即受动者,而汉语考虑的重点则是人,即施动者。虽然汉语中有“被”字可用来表示被动,但是在更多情况下我们并不执着于主语与谓语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因而一般使用主动形式。比如,我们时常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我们从来不说“人不可被貌相,海水不可被斗量”,因为我们知道动作的执行者是人。而英文要说:As a person cannot be judged by his appearance , so can the sea not be measured with a bushel.
英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广泛,汉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少. 英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广泛主要是因为不必说出主动者、不愿说出主动者、无从说出主动者或便于连贯上下文等原因。汉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少, 是由于汉语往往将宾语提前作为说话的主题, 而在动词上暗示被动语气, 即用词汇的手段表示被动, 从而呈现为意义被动句。另外, 汉语使用结构被动句时,大多数情况下要求施动者同时出现, 否则用主动句结构。
二、时态比较
英语被动语态有时态的变化, 是时态清晰句, 它的时态主要体现在助动词to be 的不同变化形式中。汉语是时态模糊句, 即汉语在“被”字句中, 没有特定的时态变化形式, 它的时态关系主要靠时间副词或上下文来体现。例如:
我没有被邀请, 但我还是来了。
I wasn’t invited, but I’ve come anyway.
英语时态很清楚“我”是过去(wasn’t) 没被邀请的, 但“现在”我已经来了。汉语句的时态就不如英语句那样清楚了, 只能根据句义: 既然已经来了,“没被邀请”肯定发生在过去。
三、语义含义比较
汉语中“被”是从“承受”“、遭受”的含义演变而来,因而曾经被认为是“不幸语态”(ineffective voice) ,主要用以表达对主语而言是不如意或不希望的事, 如“被捕”、“被剥削”等。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这种含义已逐渐淡化,“被”字句也可用来表达主语所希望发生的事情, 如“她被评为三好学生”。尽管如此,大多数情况下被动意义仍然不使用“被”字句, 按照汉语的习惯, 如果句中无须指出施事,主动意义与被动意义又不致发生混淆, 一般就不用结构被动句,而用当然被动句。试比较:
It was done. 这件事已做了。
It was well done. 这件事做得好。
It was poorly done. 这件事做得不好/ 这件事搞坏了/ 这件事被弄坏了/ 这件事给弄糟了。
英语中,以上三个句子都可用被动句来表达,但汉语却可以用主动式,只有第三种意义才用被动句式。与汉语相比,英语中的被动语态几乎没有情感意义上的限制,它所注重的是形式上的合乎规范。英语的主动句和被动句所表达的是对同一件事的两种看法,强调受事者,使它处于中心位置,但并不涉及说话人和当事人对整个事件的评价和受事者是否遭遇不幸。例如:
John ate three apples just now.
Those apples are eaten by John just now.
第一个句子侧重的是当事人的动作和状态,它是对“What happened to John just now ?”这一问题的回答“, 约翰刚吃了三个苹果”,而第二个句子的信息重点就发生了转移,它应该是对“What happened to those apples ?”这一问题的回答,询问的重点是苹果的状况,“苹果刚被约翰吃了”,只是在讲述一个客观事实,并不夹杂说话者的主观感情。
四、翻译上的比较
一些英语学习者在做英汉互译时,往往认为汉语中带有“被、遭、受、由”等字的句子,应该译成相应的英文被动句;而英文的被动句则应译成汉语的被动句,但实际并非如此。英汉互译时未必都与其相应的形式来表示,这是因为中英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模式) 不同。试比较下列句子:
Ⅰ 汉语被动句译成英语的主动句
① “把”、“将”句型译成英文的祈使句
把门关上。
不说The door is closed.
而说Close the door.
②“把”句型译成英文的SVO 结构
小王把衣服洗了。
不说The clothes have been washed by Xiao Wang.
而说Xiao Wang has washed the clothes.
③ “把”、“受”、“被”句型译为英文的其他主动句型
他应该受到责备。
不说He is to be blamed.
而说He is to blame.
Ⅱ 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的主动句
① 英语被动句中的主语在汉语译文中做主语
He was fully occupied in writing letters.
他被写信充分占据了。(直译)
他忙于写信,一点空儿也没有。(意译)
② 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的无主语句
Nothing can be done without money.
没有钱就无法做事。
③ 英语被动句译成加主语的汉语主动句,如:“有人、大家、我们、人们??”
A woman was heard moaning after midnight.
有人听到一名女子午夜后呻吟。
④ 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带“希望、据报道、据推测??”等字的无主语句
It’s reported that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were seen over our town last night.
据报道,不明飞行物昨夜在我市上空出现。
⑤ 将英语被动句中的主语译作汉语译文中的宾语
He was advised by the doctor to take up golf.
医生建议他打高尔夫球。
五、结论
本文通过论述及列举实例,对英汉被动结构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与对比。英语与汉语的被动结构之间既存在着相同的方面,也有着不同。作为英语学习者,只有熟悉和掌握两者的异同,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掌握两种语言。
参考文献:
[1]章振邦. 新编英语语法教程[M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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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消费主义逐渐蔓延于世界各个角落。许多学者把消费主义当作金融危机的诱因进行反思,后危机时代重新审视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出现了反对消费主义扩大化现象,甚至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所提出的正常性刺激消费政策误解为在提倡消费主义。究竟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的区别标准是什么?本文试图理清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的区别,着重研究消费主义内涵与特征及消费主义与正常消费的区别标准。
关键词:消费主义 正常性消费 区别
消费主义(consumerism)始于19世纪,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使西方资本主义告别短缺经济进入了过剩时代,生产对消费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消费不仅决定着生产,而且更决定着生产循环和再生产。刺激消费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促销花样手段不断翻新,使得19世纪末以美国为代表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步入消费社会,作为一种主流价值取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登峰造极地步,遍及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消费主义逐渐蔓延于世界各个角落。20世纪80年代,随着各种西方思潮涌入,消费主义逐步开始影响我国,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论文下载。
消费主义宣扬“消费是人生的终极目标”的文化思想,视消费为自我满足的根本途径,把自身愉悦建立在无节制地花钱、追求物质消费的奢华上,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新潮和前卫。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往往通过消费的高低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大小。然而,高消费并不一概都是消费主义,不能一概反对和限制。高消费是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继续扩大所产生的一种现象。由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然而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两级分化已是不争事实,社会分层因此而加剧。社会经济结构多层次化决定了消费群体的多层次化,而消费群体的多层次化又必然表现为消费水平、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的多层次化。#p#分页标题#e#
高收入阶层(这里指诚实劳动获得合法收入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高于中、低收入阶层,其消费水平自然也高于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高消费是很正常的行为。对这种高消费不仅不应当反对和限制,而且要给以鼓励和支持,积极为他们拓宽高消费的领域和空间,根据他们的需要提高各种消费的档次。有需求就可以供给,要供给就必须生产、扩大再生产和生产创新。这样做,既增加了就业,又扩大了需求。必须区分高消费与消费主义,应该把握正常消费与消费主义“度”,在适度合理消费需求引导下,符合自身消费力情况下的消费,即使高于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只要属于正常性消费,而不应一味地反对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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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都是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典型人物形象,也是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人物,在世界文坛上具有相当高的声誉和极广的传播度。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无论从精神特质、性格特征还是从心理特点、人文情怀,都具有可资研究差异性和同一性的价值,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也有益于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深入体悟。
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的代表者,具有极高的道德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污浊的社会现实都有过激烈的反应,为了捍卫自我尊严,面对恶俗势力,他们都表出了非常的勇气。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物都是追寻理想的孤独者,在现实社会中,他们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特立独行、格格不入的。哈姆雷特是一位孤独的王子,他所挚爱的母亲在父王死后便与他的叔叔迫不及待地上演了乱伦事件;他所热恋的奥菲莉娅也只不过是她家人、她父亲手中的棋子;他身边的朋友、周边的朝臣,也都是些见风使舵、真心难留的权谋争利之徒;即使有霍拉旭这样一位可以交谈的朋友,但也只能是可与之交谈、不可与之交心之人。哈姆雷特的孤独是现实与精神双重失落的孤独。相较之,堂吉诃德的孤独似乎更带有一种悲凉的意味。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不同,他的现实生活平静而友爱,他身边的人都是真心爱他,无论桑丘还是外甥女,无论神父还是参孙学士,无论管家婆还是尼古拉斯理发师,他们的爱是主仆之爱、亲情之爱、朋友之爱,独独缺乏了精神理解之爱,堂吉诃德周边的人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理解他的理想和追求,即使天天侍奉在旁的桑丘也无法触及堂吉诃德理想追求的高度,无法给予其精神的支持和鼓励,他们都是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人。孤独成为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共有的精神特征,正因为如此,两位人物在精神追求深陷困窘时,都选择了关闭心门,不再试图通过各种努力与世俗世界沟通,而是以自我特立之精神、孤独地追求理想之路。而在外在表现上,他们也都呈现出了所谓“疯癫”“疯狂”的一面。哈姆雷特是装“疯癫”的,但是他自己明白,没有谁比他更清醒,更明了,“疯癫”是哈姆雷特被迫为自己伪装的保护面纱。而堂吉诃德,表面看来是因骑士小说而“疯”,实质是为追求他心中的骑士精神而“疯”,这已然上升至一种精神境界。二人的命运都充满了悲剧性。
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人物哈姆雷特,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始终在怀疑中徘徊、延宕,但实际上他并非是一个缺乏行动力的人,是政权暗涌、亲情失落、爱情终逝等各方面因素捆绑、牵绊了他的果断。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对理想的追求有一种固执的态度,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一种信念的力量。堂吉诃德始终忠诚于他的理想,甚至为了理想愿意承受苦难,牺牲性命。两相对照,哈姆雷特更显示出了利己主义的一面,他谈不上有信念,对自我也充满了怀疑,他奔忙前后的出发点是基于自我的处境,这既是他行为的出发点,亦是其所审视的对象,哈姆雷特始终在进行自我怀疑、自我审视和自我内省。此外,两位人物形象在对待女性和面对爱情的方面,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征。堂吉诃德爱的对象是一个“虚构性”的女性——杜尔西内娅,一个不存在的人,但堂吉诃德的爱是真诚纯洁的,他从来不去怀疑他所爱的人是不存在的。与堂吉诃德不同,哈姆雷特的恋人奥菲莉娅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只要哈姆雷特愿意,他们随时都可以见面,但奥菲莉娅却并不是哈姆雷特精神世界的分享者和交流者,所以哈姆雷特始终不免孤独与落寞。
总体而言,作为宫廷王子的哈姆雷特本身是一个悲剧形象,其性格中充满了悲观、忧郁、怀疑的特质,思考过多而致行动迟缓延宕,给人以冷酷、难以亲近之感,他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而作为乡村没落贵族的堂吉诃德本身是一个喜剧形象,其性格中充满了乐观、积极、进取的特质,但大多时候却显得不合时宜,且不重思考而行动过快,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让人哭笑不得,他是行动上的巨人,思想上的矮子。在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身上,几乎呈现出了两种性格极端,前者彷徨不决,后者坚定不移。但是在这相对立的性格特征中,两个人物性格的某些方面又有其极高的相似维度,即尽管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身处社会境况和现实环境不同,但他们都共有地存在着孤独的心境,有着孤独的性格共性。
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分别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两种心理特征,前者是怀疑主义,后者是理想主义,这正是知识分子心理的两个极端。
作为怀疑主义者的哈姆雷特,当得知父王死亡真相后,急不可待地决心报仇雪恨,但当面对现实时,他却变得犹豫,变得彷徨,开始怀疑人生与爱情,怀疑报仇的成效,以致当杀死叔父的机会来临时,哈姆雷特却没有果断行事,而是在不停地思考当下的报仇是否成熟,下一个机会是否更适合,这些思维的波动和内心的思辨使他的行动被一次次地延宕,致使报仇之事难成定势。哈姆雷特不仅对报仇效果持怀疑态度,他对生命也开始思索与怀疑:“生还是死,是一个问题。”这已成为亘古绵延的话题,也是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拷问。哈姆雷特在复仇的过程中不断思考,不停怀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惧怕生命消亡的,而是害怕死亡可能引起会是另一个未知的苦难。此外,哈姆雷特还怀疑社会制度,在丹麦,饮酒狂欢是传统制度,但在他眼里,这一传统制度让人生厌,“与其遵守它,不如破坏它”,以此可以免去其他国家对这一制度的诋毁,也可以让人重获尊严与荣誉。哈姆雷特对爱情也是怀疑的,这主要源于母亲对于父王的背叛和与叔父的不伦之情,父王死去不到两个月,母亲就投入了叔父的怀抱,这让哈姆雷特对于爱情深陷质疑,以致也间接导致了他爱情的悲剧。哈姆雷特对于报仇、生命、制度、爱情都持有怀疑的心理,这也是每一个知识分子会去思考和反思的问题。
作为理想主义代表的堂吉诃德,每时每刻都在追求骑士精神,都在幻想能像骑士一样救人危难、行侠仗义,并受到贵妇人的爱慕。在这种“疯狂”的幻想中,堂吉诃德身披旧铠甲,头戴破头盔,跨着一匹瘦马便开始了他的骑士之行。他把路经的旅馆想象成了城堡,把风车当成了巨人,把路人想象为强盗,堂吉诃德的每一次骑士式的战斗都吃了不少苦头,受到了别人的嘲笑。但堂吉诃德没有放弃,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认为自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来到世上便是要为上帝维护正义,除暴安良,而战斗与吃苦正是需要自我付出的。堂吉诃德的信仰追求是理想主义的,他的爱情追求也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堂吉诃德幻想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杜尔西内娅,这一名字也是堂吉诃德所取的,是贵妇的名字,在他的想象中,杜尔西内娅是一个端庄美丽的贵妇人,出身高贵、知书达理,是一个完美的女性,而他从来也不去怀疑他幻想的真实性,只是单纯而执着地为着他的贵妇人战斗,享受着恋人对他的钦慕。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表面看来有些可笑,但从心理层面来看,是一种对信仰与美好的执着。
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都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典型代表人物,但二者对人文情怀的诠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前者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高扬,而后者则昭示着人文主义的缺憾。当然这个差异仅仅是从某种显性的层面来讲的,实质上两个人物身上都深刻地阐释了人文主义情怀,而二人悲剧性的结局也寓意性地昭示了人文主义的失败。
哈姆雷特的身上有着非常耀眼的人文主义的光辉,作为人文精神高扬的代表人物,他对自身、对生命、对未来都满怀信心,他认为人具有高贵的理性,拥有无上的智慧,人是万物之灵,宇宙之精华。在戏剧中,莎士比亚是有意要将哈姆雷特塑造成为英雄形象的,他有策略有心计有胆略,在敌强我弱的不利环境下,他不惧对方势力,敢于与敌人针锋相对地斗争,戳穿了波罗涅斯与罗斯克兰企图监视自己的把戏,让母亲良心发现,再用掉包计将叔父身边的侍卫铲除,使叔父的阴谋破产,并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将毒酒给了叔父,一场场阴谋与明争暗斗中,哈姆雷特一一击破了叔父设下的圈套,而他的英雄形象也在情节的发展中被塑造了起来。当然,哈姆雷特并非高大上的完人,一如前文所述,在他身上,也存在着一些性格弱点,如他虽善于思考,但却犹豫不决,这些弱点让他不仅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还连累其他一些直接或间接的人失去了生命,也没能完成扭转乾坤的重任。但总体而言,哈姆雷特并非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悲剧人物,而是一个英雄式的悲剧人物,他以人文主义为其精神支柱,勇敢地与罪恶力量做斗争。我们可以从其身上看到人文主义的革命力量与精神,同时也可以从他的忧郁中看出社会的矛盾,看到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他的斗争正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高扬。
而在堂吉诃德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文主义的缺憾。堂吉诃德是一个充满骑士幻想的理想主义者,他以幻想和想象来代替现实的生活,他将生活中的现实存在都幻想成了他脑海中构建的场景和人物,在自我构建的情节中继续着他扶困救危的骑士情结,但现实与幻想的错位,使他所执着的事业成为了世人眼中的笑柄。但是,堂吉诃德仍拥有着可贵的品质,他真诚善良、正直专一、道德高尚,以捍卫真理为己任,以自我理想的实现为人生目标,他还尊重妇女,倡导自由爱情,尊重他人的选择,他还痛恨专制和暴政,同情劳苦人民,向往自由的生活,渴望以己之力平除世间不平之事,并为之坚持不懈,不惧困难,不惧嘲笑,在四处碰壁后依然执着理想,直到最后一刻,当他终于从幻想中醒来,他的生命也走向了终点。所以,堂吉诃德不是一个疯子,他的身上闪烁着人文的光辉,他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实践者,是人文主义力量的传播者,但却生不逢时,所执着的理想相当不合时宜,最终成为了一个可笑的悲剧性人物,而他所经历的一切也昭示了文艺复兴时期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缺撼。
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身上所具有的人文主义精神均以二人的死亡昭示了失败,二人的悲剧性人物形象也由此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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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中日韩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现状以及贸易竞争力指数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总体上高于日韩,但从分行业看来,中国的贸易竞争优势集中于设计和工艺品等传统文化创意产品,新媒体等新型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竞争力也有显著提升,贸易结构有待升级和优化。日本近年来虽然处于贸易逆差,但其贸易结构合理,视听、出版物的贸易竞争力优势明显。韩国的设计和新媒体贸易竞争力较强,贸易结构渐趋合理。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正以新兴产业的姿态高速发展着,规模不断扩大,效益不断增加,已成为当前国际贸易中最具市场活力和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之一,也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鉴于现有文献对文化创意产业贸易研究的不足,笔者采用UNCTA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建立的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方法,利用UNCTAD数据库中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的相关数据,建立多种贸易指标,对2003―2012年中日韩三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进行实证和比较分析,以期为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的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UNCTAD对文化创意产品的分类为:工艺品(地毯、庆祝活动、纸制品、植物制品、纱制品、其他)、视听(电影、CD、DVD)、设计(建筑、时尚、玻璃制品、内部装饰、珠宝、玩具)、表演艺术(乐器、音乐印刷品)、新媒体(数码、视频游戏)、出版(书籍、报刊、其他)和视觉艺术(古董、绘画、摄影、雕塑、其他)[1]。这种分类方式基本涵盖了各国文化创意产品的定义,笔者为统一数据的口径,一致采用了此种分类方式。
在世界文化创意产品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同属东方文化体系的中日韩三国的文化创意产品贸易,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见表1)。
由表1可知,2003―2012年,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额从381.8亿美元增长到1511.8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7.14%;进口额从29.91亿美元增长到141.9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3.66%,因此,中国一直是贸易顺差,是文化创意产品的输出国。日本文化创意产品出口额从38.32亿美元增长到77.2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3.96%;进口额从127.8亿美元增长到234.2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7.19%,因此,日本一直是贸易逆差。韩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额从39.67亿美元增加到57.6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4.9%;进口额从21.88亿美元增加到60.1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5.72%。尽管韩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三国中是最小的,但10年里韩国从文化创意产品贸易输出国变成了输入国,贸易逆差逐年增大。
由表2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创意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三国中最高,从2003年的17.06%上升到2012年的31.91%,提高了14.85个百分点。2003―2008年变化幅度不大,上升幅度缓慢,从2009年以后,国际市场占有率上升速度非常快,2012年已经超过30%,可见其出口规模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即使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占有率仍然保持正增长。日韩的文化创意产品由于出口贸易总额较小,因此国际市场占有率也较低。日本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国际市场占有率呈波动上升的趋势,2006年达到最高,为3.14%,经济危机之后由于受到出口下降的影响,国际市场占有率有所下滑,2012年较2007年下降1.44个百分点。韩国与日本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接近,但总体水平低于日本,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变化趋势是下降的,2012年较2003年下降了0.55个百分点,同日本相同的是,2006年和2007年韩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近10年中最高,但2008年起,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是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由表3可以看出,中国的TC指数最大,大都在0.8~0.9之间浮动,表现出比较强的贸易竞争力。日本贸易逆差的存在使其TC指数值较低,一直在-0.5左右,因此,文化创意产品总体的贸易竞争力比较弱。韩国的TC指数在2003―2006年之间基本保持在0.1~0.3之间,但从2007年以后TC指数变为负数,这是因韩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所致,因此,韩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是逐渐减弱的。
由表4可以看出,在工艺品上,中国和韩国表现出比较强的贸易竞争力,中国的TC指数从0.78上升到0.85,韩国则从0.81上升到0.82,接近于1,因此工艺品是两国的优势出口产品,日本工艺品的TC指数均小于0。在出版物上,中韩的TC指数明显高于日本,中国的TC指数从0.26上升到0.46,韩国的TC指数则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日本的TC指数大多数年份都为负数,说明日本出版物贸易竞争力水平较低。
在设计上,中国的TC指数始终保持在0.9以上,日本的TC指数都在-0.55以下,韩国的TC指数自2005年起变为负数,近年来一直保持在-0.5左右。在新媒体上,中国的贸易竞争优势明显高于日韩,中国的TC指数虽然呈下降趋势,从0.92下降到0.75,但依然保持较高的贸易竞争水平,日本在新媒体上劣势较明显,近几年一直浮动在-0.5上下,可见其贸易竞争力不足。在表演艺术上,中国的贸易竞争力明显高于日韩两国,中国的TC指数浮动在0.8~0.9之间,韩国的TC指数在2003―2006年大于0,但是在2007之后变为负数,并且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在视觉艺术上,中国的贸易竞争力水平也明显高于日韩,贸易竞争力水平非常高。在视听上,中韩两国的TC指数均小于0,说明两国的视听贸易竞争力较弱,日本的TC指数则呈现出比较高的竞争优势,虽然2003―2006年其TC指数小于0,但从2007年开始,日本视听产品巨大的贸易顺差使其TC指数上升趋势迅猛,贸易竞争优势明显。
总体来看,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最强,韩国次之,日本最弱。分行业来看,中国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竞争优势集中在工艺品、设计、视觉艺术等传统文化创意产品上,这类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是中国一直以来的贸易强项。日韩之间的贸易竞争力差距也在逐步拉大,日本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在逐步减弱,此外,日韩与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仍有很大的差距,在文化创意产品贸易上,中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由表5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创意产品RCA指数明显高于日本和韩国,可见中国文化创意产品总体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中国的RCA指数近10年来一直在2.5以上,说明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贸易比较优势十分显著,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从波动趋势来看,中国在2006―2009年有小幅的下降趋势,从2010年起,RCA指数又有了回升,到2012年升至3.21,可见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比较优势是稳步增加的。而日本和韩国的RCA指数大部分年度均低于0.5,说明两国的文化创意产品比较优势不显著,贸易竞争力较弱。从RCA指数波动趋势来看,日本在2007年有小幅的升高,但随之却一直下降,韩国近10年来则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贸易竞争力逐步降低。
由表6可知,在工艺品上,中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RCA指数从3.98升至4.31,贸易竞争力很强,韩国虽然RCA指数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但仍保持在1.25以上,而日本的RCA指数则在0.3上下浮动,贸易竞争优势不显著。在设计上,中国的RCA指数近10年来一直在3.7以上,贸易竞争比较优势非常明显,日韩则基本停留在0.5以下,尤其是韩国RCA指数一直呈下降趋势,贸易竞争力较弱。在视觉艺术上,中国则具备非常明显的比较优势,RCA指数从2.79上升至3.16,贸易竞争力非常强,而日韩的RCA指数均在0.5以下,贸易竞争力非常弱。在新媒体上,中国仍然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RCA指数基本稳定在3.0以上,日本则在0.8左右浮动,比较优势不显著,贸易竞争力很弱,韩国近几年新媒体贸易优势有所增加,已具有中度贸易竞争力水平。在视听上,日本的贸易竞争力明显高于中韩,RCA指数从0.29上升至1.75,呈现出较强的比较优势。在表演艺术上,中日两国都具有非常显著的贸易竞争优势,RCA指数均在2.5以上,而韩国则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RCA指数从2.12下降到0.57,贸易竞争力已变得非常弱。在出版物上,中日韩三国的比较优势均不是太明显,RCA指数低于0.8,贸易竞争力较弱,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优势。
总的来说,中国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最显著,贸易竞争力最强,韩国和日本的RCA指数相差不大,呈现出比较弱的贸易竞争力。从分行业来看,中国在工艺品、设计、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和新媒体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日本在视听上贸易竞争力非常强,在出版物上三国均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
产业内贸易指数也称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用来反映规模经济内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由表7可以看出,中国的GL指数很低,近10年来一直在0.2以下,说明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方式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形成产品的单向流动,出口方式多为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日本的GL指数在0.5~0.7之间浮动,总的来说是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即在文化创意产品上,日本既有大量出口也有大量进口,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深度较大。韩国的GL指数最高,2009年为0.99,几乎是完全的产业内贸易,可见韩国在文化创意产品上已经达到国际水平分工状态,文化创意产品通过本国的外部市场与内部市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形成了双向流动。
从表8可以看出,在工艺品上,日本的GL指数明显高于中韩,中韩的GL指数近10年基本保持在0.2以下,日本的GL指数基本保持在0.5以上,贸易则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在设计上,韩国的GL指数明显高于中日,近年来一直在0.6以上,可见韩国的设计以产业内贸易为主,日韩GL指数均在0.5以下,两国的设计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在视听上,中日韩三国的GL指数都比较高,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GL指数都上升得比较迅速,产业内贸易占据主导地位。在出版物上,三国的GL指数都在0.5以上,以产业内贸易为主,日本在出版物上较中韩具有更高的国际分工地位。在新媒体上,中日韩三国在2007年之后GL指数均呈现上涨趋势,日韩则已经超过0.5,产业内贸易占主导,中国仍在0.5以下,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在表演艺术上,日韩的GL指数明显高于中国,在0.6~0.8之间浮动,产业内贸易占主导,中国GL指数在0.2以下。在视觉艺术上,日韩两国的GL指数要高于中国,2007年之后,两国的GL指数浮动在0.7~0.9之间,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而且较中国有更高的国际水平分工地位,中国的GL指数在0.1以下,几乎是完全的产业间贸易。
总的来说,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是比较低的,大多数的产品GL指数均在0.5以下,说明产业间贸易多于产业内贸易,国内市场开发程度高于国际市场开发程度。日本文化创意产品中的表演艺术、出版物和视觉艺术的GL指数非常高,几乎完全是产业内贸易,国际市场比较成熟,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占有主导地位。韩国的文化创意产品在产业内贸易上发展十分迅速,是中日韩三国中发展势头最好的一个国家,产业内贸易化程度比较高,国际市场成熟,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优势地位,贸易竞争力显著提高。
通过分析中日韩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现状和贸易竞争力水平,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发展十分迅速,进出口额逐年增加,贸易顺差也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但进出口结构不是很合理。设计、新媒体和工艺品一直占有较高的出口比重,但是包含丰富创意元素和创新思维的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竞争力仍然比较低。
第二,日本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竞争力相对较强,贸易进出口额逐年增加,贸易结构比较合理,但贸易逆差趋势明显。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视听、出版物和表演艺术等,注重产业链的衔接和加深,在亚洲地区的贸易竞争力处于优势地位。
第三,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政策,大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逐步开拓国际市场,虽然从贸易顺差变为逆差,但贸易结构渐趋合理化,设计、新媒体和工艺品的发展最迅速,贸易竞争力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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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天然气采暖的目的就是解决燃煤锅炉采暖的污染问题,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只有NOX,SO2、烟尘、CO和CO2,没有煤灰、煤渣和运煤造成的污染物。烟尘浓度主要来自空气和燃烧过程中产生微量细尘,三种方式燃烧单位体积/产生的烟尘基本相同,总量区域采暖最多,分散锅炉次之,家用锅炉最少。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天然气锅炉采暖方式的比较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本文对燃气锅炉采暖三种方式的投资、运行费用、单位面积采暖耗气量和污染物排放量进行了全面的比较。比较结果表面对居民采暖用户应优先选用壁挂燃气锅炉,公共建筑和商业建筑应优先采用模块式燃气锅炉采暖,区域燃气锅炉采暖有宜推广,这样天然气耗量最省,污染物排放量最少,运行费用最低。
天然气锅炉采暖方式的比较分析
一、概述
随城市能源结构的调整,天然气已经成为采暖的一种重要能源燃气锅炉采暖。分为以下三种形式:家用燃气锅炉单户采
暖、分散燃气锅炉采暖、集中区域燃气锅炉采暖,一般都采用热水采暖。
二、单户然气采暖
家用燃气锅炉采暖就是以每个住户为单位,采用家用燃气锅炉采暖。家用燃气锅炉可用于取暖、洗澡和生活用水,属于多功能型燃气用具。
1 特点
优点:家用燃气锅炉效率高、功能多。一家一户自成系统,同时解决采暖和热水供应问题。单户燃气热水采暖具有很大的调节灵活性,使用完全独立,采暖温度可以自主调节,采暖时间可自行控制,各个房间温度可自如的控制,无锅炉房和外热网热损失,节省外网建设投资。符合按热量收费的原则,可准确计量耗气量,用气量可由用户自主控制,加上这种供热系统的效率高(一般在90%以上),避免了集中供热按面积收费造成的能源过渡浪费,因而能促进节约燃气,从而为推广使用优质洁净燃料创造了条件。同时采暖循环的动力消耗低,节省电能,提高燃气管线的利用率和使用经济效益。
存在问题:目前家用燃气炉在推广使用中,质量标准不统一,售后服务不完善,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烟气一般是无组织排放,产生局部污染;部分燃气炉的运行噪音大;在寒冷北方地区用户长期外出防冻比较麻烦;人们还对其安全性有担心。
2 耗热量
家用燃气锅炉单户采暖效率主,无热浪费现象。根据对北京、天津的抽样调查统计,单户采暖的耗气指标为7~8m3/m2。建筑耗气指标的主要影响原因有室内温度、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和密封性、建筑的外墙面积大小、采暖系统运行调节方式以及锅炉的热效率等,耗气量低于其他两种燃气采暖方式。
3 用途
这种采暖方式对宅区非常适合。在运行过程中,用户根据自己的要求控制采暖温度和运行时间,能进行分户计量,节约燃气,同时可提供卫生热水,减少污染物排放量,降低运行费用。
三、分散燃气锅炉采暖
分散燃气锅炉采暖分为模块化采暖和分散集中采暖,一个建筑单元、一个建筑使用一个燃气锅炉房采暖称为模块采暖(也称为单元式燃气采暖)。多个相邻室的使用性质相同建筑使用一个燃气锅炉房采暖称为分散式集中采暖,特点是有一次热网直供。
1 特点
优点:建设灵活,燃气锅炉集中管理,方便维修。每个系统供热面积小,便于调节和控制。对于使用性质相同的建筑,特别是学校、办公楼等公用建筑,采用这种采暖方式根据建筑的使用特点,来调节控制采暖温度和采暖时间,特别是不需防冻或防冻时间短的地区,根据作息时间控制采暖时间非常有效。在节假日或无人的夜间可降低采暖温度或停止采暖,节约燃气和运行费用。外网规模小,无中间换热站,热损失或动力消耗小,易克服水力失调,节约能源,综合采暖效率一般在80%~90%间,属于分散采暖,在欧、美是一种广为流行的采暖方式。烟气可集中排放。
缺点:占用单独的锅炉房,锅炉及锅炉房散热损失不能利用。对住宅楼不能直接实现分户计量,末端无调节装置,当室内过热时,用户开窗散热面不是关小暖气,有部分热量损失,一般8%~15%,但低于区域燃气锅炉采暖,供热效率低于单户采
暖,高于区域锅炉采暖。锅炉数量多,管理分散。NOX的排放总量高于家用燃气锅炉采暖。
2 耗热量
由于有外网的热损失,平均的采暖温度也高于家用燃气锅炉单户采暖,目前一般不设有末端控制装置,产生一定的热量损失。根据抽样调查北京是分散采暖的耗气指标为9-12m3/m2。建筑耗气指标的主要影响原因有室内温度、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和密封性、建筑的外墙面积大小、外网的热损失、采暖系统运行调节方式以及锅炉的热效率等。
3 用途
这种采暖方式对公共建筑、商用建筑采暖和集中住宅区非常适合。在运行过程中,根据建筑的使用情况控制采暖温度和采暖时间,节约燃气,减少污染排放量,降低运行费用。
四、区域采暖
1 区域供热
一个小区或几个小区的多个建筑共用一个燃气锅炉房采暖,采用二次热网,设有中间换热站,外热网规模较大。采暖面积可达数百万平方米,烟气高空排放。
2 特点
优点:锅炉投资较分散采暖省,可实现集中管理,方便维修和用户,对污染物可实现高空排放。对煤改气项目,可利用直接原有的供热管网系统和锅炉房附属设备,节省初投资。
缺点:锅炉热效率相对较低,外网和换热站热损失和热媒输送动力消耗大,污染物排放总量大,系统调节不灵活,外网投资大,不能直接解决热计量问题。在建设初期系统利用率低。集中供热系统末端无计量和调节手段。统一按照供热面积收费。因水力失调造成部分用户采暖温度过高,当室内过热时,用户一般采用开窗散热法调节室温,造成8%~15%的热损失。特别是不同使用性质的建筑混在一起,按同一水平供热,由于无调节手段,办公楼、学校等夜间和假期照常供热,宾馆有人无人照常供热,浪费能源。
3 耗气量
由于外网的热损失大于分散燃气锅炉采暖,平均的采暖温度也高于家用燃气锅炉单户采暖,北京地区采暖的耗气指标10-14 m3/m2。耗气量比其他两种方式高的原因主要因外网和换热站的热损失大,水力失调严重,不同使用性质的建筑混在一起供热造成的。
4 用途
在污染物落地浓度要求较严格时,分散采暖排放污染物暖落地浓度超标时,可采用集中采暖。但对烟囱高度有要求,须经过计算确定。在欧美地区很少采用燃气锅炉进行区域集中供热,一般都是热电或冷电联供。前苏联地区也逐步的把燃气过度集中供热,改为分散供热,以节约能源。
五、各种采暖方式的比较
1 投资
本投资分析是根据北京市部分燃气炉采暖的调研结果得出的,以100m2的采暖建筑面积作为分析单位。分析过程中锅炉及附属设备考虑备用,表1为投资分析结果。
表1 三种天然气锅炉采暖方式的投资分析 单位:元
项目 | 家用锅炉 | 分散锅炉 | 区域锅炉 |
面积(m2) | 100/户 | 100 | 100 |
锅炉房 | 1000-2000 | 1000-1500 | |
锅炉 | 3500-6500 | 1500-2000 | 1000-1500 |
设备 | 1000-1500 | 500-1000 | |
外管网 | 1000-1500 | 1500-2500 | |
合计 | 3500-6500 | 4500-7000 | 4000-6500 |
平均 | 5000 | 5750 | 5250 |
注:不包括室内客网投资,本文认为三种方式的室内投资基本相同。
2 运行费用
本运行费用分析是根据对北京市的部分燃气锅炉采暖调研结果得出的,以100 m2的采暖建筑面积作为分析单位。分析过程中天然气的热值按8500Kcal/m3,表2为运行费用分析结果。
表2 三种天然气锅炉采暖方式的运行费用分析 单位:元
项目 | 家用锅炉 | 分散锅炉 | 区域锅炉 |
面积(m2) | 100/户 | 100 | 100 |
燃气费 | 1368元/760 m3 | 1638元/90m3 | 1980元/1100 m3 |
电耗 | 78.3元/150度 | 104.4元/200度 | 156.6元/300度 |
水耗 | 32元/10 m3 | 192元/ 60m3 | 256元/80 m3 |
盐费 | 3.4元/10kg | 5.1元/15kg | |
维修费 | 150元 | 100元 | 150元 |
人工费 | 200元 | 130元 | |
合计 | 1628.3元 | 2133.4元 | 2397.7元 |
注:不包括折旧费、利润和税收。
3投资与运行费用分析
三种采暖方式的投资相差不大,家用锅炉略低。家用锅炉可是实现分户热计量和室温自动控制,每户节省分户计量表及温度自动调节阀2000元左右。家用锅炉可是实现供卫生水,节约电热水器或煤气热水器投资1000-1500元/户。综合比较家用锅炉采暖投资比其他两种方式低得多,分析结果适用于京津地区。家用燃气炉采暖费用最底,分散锅炉采暖居中,区域锅炉最高,且各种采暖方式相差较大。
4污染物分析
利用天然气采暖的目的就是解决燃煤锅炉采暖的污染问题,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只有NOX,SO2、烟尘、CO和CO2,没有煤灰、煤渣和运煤造成的污染物。烟尘浓度主要来自空气和燃烧过程中产生微量细尘,三种方式燃烧单位体积/产生的烟尘基本相同,总量区域采暖最多,分散锅炉次之,家用锅炉最少。烟气中SO2浓度取决于天然气中的硫量,一般天然气的经过脱硫,含硫量很低,三种方式燃烧单位体积燃气产生的SO2相同,排放总量是区域采暖最多,模块锅炉次之,家用锅炉最少。CO2的排放量是主要取决于于各种采暖方式的单位面积耗气量,三种采暖方式的排放量家庭采暖:分散采暖:区域采暖之比为:
1:1.25:1.45。
NOX排放量主要受燃烧方式影响,目前燃气锅炉采用的燃烧器都不是专门设计的低NOX燃烧器。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NOX量主要与炉膛燃烧温度有关,燃烧温度高,产生的NOX量越大,燃烧温度越小,产生的NOX量越小。表3为抽样测试的三种采暖方式燃气锅炉的NOX排放量,由表可以看出NOX排放量主要受燃烧方式和过剩空气量的影响。鼓风式燃烧由于火焰集中,燃烧温度高,所以NOX生成量比燃烧温度低的大气式燃烧大,对同一种燃烧方式,过剩空气系数越大,燃烧温度越低,NOX生成量就越少。
表3 三种采暖方式燃气锅炉的NOX排放量
燃气锅炉类型 | 燃烧方式 | 过剩空气系数 | 炉膛最高温度(℃) | NOX(PPm) |
壁挂家用锅炉 | 大气式 | 1.5~2.5 | 800~950 | 5~35 |
容积式家用锅炉 | 鼓风式 | 1.4~3.6 | 900~1100 | 21~70 |
模块化锅炉 | 鼓风式 | 1.3~2.1 | 1000~1200 | 45~110 |
区域锅炉 | 鼓风式 | 1.2~1.8 | 1100~1300 | 60~130 |
本研究以一个1500m×1500m的居民小区为研究对象,总建筑面积为450万m2,总建筑面与总占地面积之比为2:1。用面源模型根据测试结果,对单户采暖、分散锅炉采暖和区域集中采暖多排放点和无组织低空排放进行估算,结果见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单户采暖排放的NOX在大气中所产生的浓度最低,分散采暖排放的NOX在大气中产生的浓度高于单户采暖,区域采暖排放NOX在大气中产生的浓度取决于排放高度,当排放高度低于30米,在大气中产生的NOX浓度高于单户采暖和分散采暖,当排放高度低于50米,在大气中产生的NOX浓度低于分散采暖,与单户采暖基本相同。
六结论
1采用分户小型燃气热水炉,可一家一户自成系统,同时解决了采暖和热水供应问题。这一方式在欧、美、日本是一种流行的采暖方式。从节能、降低采暖费用和减少大气污染的观点看,高效壁挂燃气炉单户采暖是居民用户直接采暖的最佳方
式。由于天然气质优价廉,采用单户分散采暖的平均运行费用与集中营供暖的费用相关不太多,是居民家庭能够承受的。存在的问题随技术发展,都会被解决。
2公共建筑和商业建筑的使用性质相同,采用燃气采暖应优先采用模块采暖,根据建筑的使用特点来调节控制采暖温度和采暖时间,节约燃气和运行费用,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3由于采用区域燃气锅炉采暖由规模较大的外网,热损失大,不便于调节。投资、运行费用和耗气量都高,污染物排放量大,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不宜推广。对已具有较大热网的区域,对污染物排放要求高的区域,经过经济技术论证,才能可采用区域采暖,但应逐步向分散采暖过度。
4在调查中发现冷风渗透量对燃气量影响很大,由于燃气采暖成本高,减少采暖燃气耗量是降低采暖关键。对密封不严和保温效果不好的窗户应更换,最好采用密封和保温效果好都好的双层塑钢玻璃窗,可节省10%到20%的燃气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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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将循环型社会定义为:通过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费、防止或减少废物产生,促进产品适当的循环利用,妥善处理不可循环利用的资源,最大程度减少环境负荷的社会。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日构建循环型社会指标的分析与比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日本实施物质循环型社会(SMC)基本计划在实现从循环型经济到循环型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计划致力于构建物质循环型社会、低碳社会,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和经济高速增长期,伴随着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垃圾围城和生态环境退化问题,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已居世界首位。2010年中国政府在“十二五”发展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日本的这一富有特色的物质流量指标与努力指数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循环型社会;低碳经济;物质流动指标;努力指数。
论文正文:
中日构建循环型社会指标的分析与比较
构建循环型社会的理念已经深深的根植于日本个人、企业和社团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之中。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也曾面临经济高速增长,生态快速恶化的问题。基于规模生产和大量消费的日本传统社会,每年产生4.7亿吨废弃物,碳生产排放和消费排放居高不下,城市为大量的废弃物所包围,最终使得环境保护成为空谈,生态退化和气候变化为日本社会发展敲响警钟。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从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1972年的《自然环境保全法》、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到2000年的《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实现了从公害对策管理向环境负荷管理的转变。《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在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除基本法之外还有两部综合性的法律《废弃物处理法》、《再生资源促进法》以及《容器包装品的分类回收及再商品化促进法》、《特定家用电器的再商品化促进法》、《建筑废材再资源化法》等单项法。
在基本法基础上,日本政府先后提出构建循环型社会第一和第二基本计划,明确发展循环型社会操作目标和政策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凝聚了社会共识,并取得一定效果。为了推动循环型社会建立,第一基本计划中提出了物质流动指标(MaterialFlow Indicators)和努力指数(Effort Indices),并基于指标、指数的监测结果确定了具体实施目标。第二基本计划考虑了资源减少、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以及社会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吸取了国际组织、产业界的意见,以2015年为目标期,增加了部分反映环境和气候变化新要求的指标,致力于构建物质循环型社会(Sound Material-Cycle Society)、低碳社会(Low Carbon Society),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Societyin Harmony with Nature)。
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城镇化速度保持了较高水平。“十一五”期间年均GDP增长率达到10.5%,1978-2000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约1.1857%,即每年城镇约增加1574.6万人。2008年底,中国城镇化率水平已达到45.7%。按照2000年以来的速度,采用线性趋势外推法,2029年中国城镇化率会达到70%,在这一过程中,城镇人口将增加3.3亿人。由于城乡资源能源消耗存在差异,仅城镇化一项,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按照2008年数据计算,每年1574.6万人进入城市,全社会生活能耗会增加247.8万tce,全社会生活用水量增加约6.49亿立方米。在CO2排放量方面,按照世界能源署(IEA)测算,1990到2007年,中国CO2排放量增加了170.6%,2007年CO2排放量60.7亿吨,约占全球CO2排放量的21%,位居世界第一。2008年我国城镇生活垃圾高达1.47亿吨,由于人多地少,全国范围很多地方出现了垃圾围城现象,各种社会矛盾也相伴而生。一些地方对循环经济实施方法的理解有偏差,焚烧没有经过正确分类的垃圾,对环境造成损害,引发社会公共事件。
在此背景下,本文简述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的特色指标和实施目标,并与中国相关指标、目标进行对比。对于中国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各地制定“十二五”发展规划,实现从循环经济向循环型社会的整体跨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将循环型社会定义为:通过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费、防止或减少废物产生,促进产品适当的循环利用,妥善处理不可循环利用的资源,最大程度减少环境负荷的社会。最大限度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一方面要防止原材料成为废弃物,即要提高资源的生产率,另一方面要减少产品向废弃物的转化,主要通过尽可能延长产品使用寿命来实现。循环利用包括再使用(reuse),再生利用(reclamation)和热回收(heat recovery)。该基本法明确要求从技术和经济性综合权衡决定可循环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处置,并要求政府制定《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计划》,采取整体和系统性的政策、措施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形成。
在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第二基本计划》中,为了推动循环型社会形成,依据基本法中关于循环型社会的基本原则,分别设计了物质流动指标和努力指数,并明确了具体的实施目标。
(一)物质流动指标及目标。
与第一基本计划相同,第二基本计划采用资源生产率、循环利用率、最终处理量三个指标分别反映社会实物流动的三个方面,根据日本经济结构变化和环境变化,补充了金属矿物生产率、和CO2减排两个指标,规定了2015年这五个指标的目标值,这些指标值均可以通过构建全社会物流图计算获得。
1、资源的生产率=GDP/自然资源输入。近年来,整体来说,日本资源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但也存在新的问题,随着高技术产品为代表的新应用的需求增长,岩土资源输入显著下降了,原油和金属资源的输入量有所增加,由于这部分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约束,导致工业废弃物数量上升。在第二计划中,设定2015目标值达到42万日元/吨,达到1990年的两倍。
2、循环利用率=循环利用量/(循环利用量+资源输入量)。日本2015年目标为14%~15%,比1990年的8%提高约80%。
3、废弃物最终处理量。2004年就日本全国而言,最终处理场工业废弃物的剩余处理容量仅能维持7.7年,在大城市区仅剩下3.4年。因而,废弃物处理量成为一项关键指标,第二计划设定2015年目标为0.23亿吨,比1990年的1.1亿吨下降了80%。
4、金属矿物资源的资源生产率。即在自然资源输入中除去非金属矿物计算出的资源生产率。
设定的目标为77万日元/吨,比2000年的59万日元增加了30%。
5、CO2减排目标。用以测度循环型社会和低碳社会整合发展的实现情况。废弃物和化石燃料的温室气体减排,可以通过废弃物转换为原料燃料,废弃物发电实现。2010年在废弃物方面,预计实现二氧化碳减排780万吨。
除上述指标以外,第二基本计划其他指标未设定实施目标,仅用于监测变化,识别所需要采取的行动。
(二)努力指数及目标。
构建循环型社会不仅仅需要科技、制度和策略的更新,更重要的是生产、消费观念的转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努力指数同样分为两大类,一是用于设定实施目标的部分,二是用于监测变化情况的指数。前者测度包括减少废弃物数量、思想和行动改变、促进循环企业发展、实施个人循环利用法案四个方面。
1、减少废弃物数量。
减少市政固体废弃物数量。城市家庭和商业活动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是不同的。因而,该计划有针对性的设定了三个努力指数。首先是,全社会(包括公众和商业机构)每人每天垃圾排放数量,2015年比2000年下降10%;其次,为了评价公众减少垃圾数量和参与分类收集的努力水平,设定2015年家庭每人每天垃圾排放数量(不含回收利用量)比2000年下降20%的目标;第三,对于商业活动排放的废弃物总量,则要比2000年下降20%。减少工业废弃物数量,2015年工业废弃物最终处理量,比2000年的8900万吨减少60%,比1990年减少80%。
2、思想和行动的改变。
通过调查问卷来测度构建SMC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改变。该计划的目标设定为:90%的回答者会选择倾向于减少垃圾排放,重复利用现有产品和购买绿色产品,而且有50%会采取切实的行动。调查问卷的问项充分考虑到生活方式转变,例如增加了互联网使用、自行携带购物袋等方面的内容,在问卷调研中也利用网络等媒介使得整个过程更为便利和有效。
3、促进循环企业发展。
促进绿色采购。设定目标为:50%的地方政府、上市企业(东京、大阪、名古屋证交所一板或二板市场上市企业),30%的非上市企业(非上市,而且雇员数500以上)在组织范围内实施了绿色采购。提升企业环境管理水平,鼓励开展ISO14001认证。拓展循环企业的市场规模。2015年循环型企业市场规模达到2000年的两倍,循环企业雇员数也在考虑范围内。
4、持续实施针对个别项目或企业类型的循环利用法案和计划。
其他指数则用来获取变动情况的量化信息,找到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方法。
(一)指标设定的法律依据。
中国没有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明确提法,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实现与环境和谐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实现目标,散布于中国政府各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中。
为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2008年8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自2009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关于循环经济的立法还体现在《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管理办法》等政策性文件中。
如前所述,日本推动循环型社会的法律体系,由一部基本法、两部综合法和六部单项法组成,除此之外由政府定期制定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基本计划。
(二)物质流动指标。
2007年6月,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利用现有的数据信息基础,针对宏观层面和工业园区分别编制。宏观评价指标由资源产出指标、资源消耗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指标和废物处置降低指标五大部分构成。其中,资源产出率指标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与一次资源消耗量之比,为了具有可比性,这里的GDP是以不变价计算。一次资源利用效益越高,该项指标比率越高;资源消耗率指标主要描述单位产品或创造单位GDP所消耗的资源,可反映减量化的实现情况;资源综合利用指标主要反映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城市生活垃圾、农业秸秆等废物的资源化利用程度;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指标,主要反映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状况,体现了节约使用资源、循环利用资源的要求。废物排放降低指标,主要描述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最终排放量减少的程度。
由上可知,中国的循环经济指标关注重点在于循环性“经济”而非循环型“社会”,循环型经济的评价指标主要集中于工业领域,缺少对全社会的统计。在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中,尚未纳入二氧化碳减排方面的指标。
(三)评价体系。
基于对循环型经济的侧重,中国重视对循环经济最终成果的事后评价,尚未建立针对循环型社会主要相关群体: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参与循环型社会构建的努力程度的测度指数,缺少进行努力程度的过程控制。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指标包括对结果的评价,也包括对过程中态度、努力程度的评价。
(四)实施目标比较。
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资源产出率提高15%的目标,同时提出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3。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2%的目标。尚未纳入循环利用率、最终处理量以及废弃物排放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等约束性目标。同时,中国未对个人、企业、地方政府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努力程度设定实施目标。
三、对中国构建循环型社会的借鉴意义。
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属于《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规定的实现立法目标的重要手段,致力于整合发展循环经济、构建低碳社会和与环境友好三个方面。其基本计划每五年进行一次修订,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计划增加了废弃物处理方面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
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面临能源、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的严峻压力,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战略新兴产业。
在经济发展方面,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这一发展阶段,从关注“经济”向更加关注“社会”,从发展循环型“经济”向构建循环型“社会”是应有之义。
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指标体系对公民、社团、商业机构和地方政府在推动循环型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均给予重视,采用努力程度指标,反映各相关实体在构建循环型社会过程中的态度、努力程度。即不仅考虑结果,而且评价其努力过程。对于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政策措施,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具有较大的意义。通过定期修订事后评价和过程评价指标和不断付诸实践,能够形成明确的舆论导向和氛围,提高社会公众对循环型社会的认知度,增强相关群体在构建循环型社会中的责任感和参与度。
日本过程评价中所采用的一些相对灵活的量化方法值得借鉴。例如,采用调研问卷测度利益相关实体对于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态度。个人对于产品过度包装的拒绝意向,自带购物袋的比例等;对地方政府则用其为发展循环型社会制定的计划数目来测度其积极程度。对企业来说,定量指标包括了购买绿色产品的比例和环境体系认证的数量。
(三)建立完善单项法律法规。
中国虽然在《循环经济促进法》和一些环境法律法规中规定了推进循环经济的内容,但是《循环经济促进法》作为一部总纲性质的法律,条文不够全面,尤其缺乏日本类似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的实施文件和《容器包装回收利用法》、《家用电器回收利用法》、《建筑材料回收利用法》等专门法律。
精细化管理不仅为日本企业家所擅长,其精髓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循环型社会构建方面,精细化管理既反映在计划条文规定的细致入微,又表现在实际操作中的周到考虑方面。
例如,在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中,对商业机构、个人垃圾的减排量都有明确的量化规定,要求市民把垃圾区分开并放在设计好的位置。实际生活中,日本垃圾分类细致科学,垃圾分为可燃垃圾、金属陶器及玻璃制品、可再利用资源类垃圾(塑料、纸制品等)、大型垃圾(如家电)四大类。垃圾不能擅自随意处理,在日本已经深入人心。作为租房者会收到房东提供的介绍详细垃圾分类回收时间、方法的手册,每个家庭在丢弃生活垃圾前要按照要求对垃圾进行初步处理,例如,可再生的塑料瓶要清洗干净、报刊杂志要用绳子捆扎,干电池等有害垃圾必须装入不同垃圾袋与可再生垃圾分开等等。
中国关于城市居民和商业活动的垃圾排放方面的指标,尚未纳入到我国经济社会的规划目标中去。建城2010[63]号文已明确提出:“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综合利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促进生活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发展”。应当把具体量化指标和实施指标纳入到规划中去。
日本在构建循环型社会方面的统计比较完善,因而其实施目标中有较多量化指标。在日本统计年鉴第24章,针对可再生容器回收情况就进行了统计,统计项目涉及无色玻璃容器、纸制容器包装、塑料包装和容器等,分别统计了期望收集数量、实际收集数量,涉及的市政当局数和人口比例,年内再商品化量和再商品化率等项目。
由于中国现有统计数据指标、统计调查方式限制,前述一些指标尚未纳入到实施目标中。中国现有的统计系统、制度方法和调查渠道主要是反映经济社会活动方面的,对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相对不太健全。从3R原则来看,其基本思想就是资源的循环、高效和减量利用。建议在后续的循环经济统计中考虑加入其他物质流动指标,把废弃物处理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统计调查范畴,并明确物质流动的调查统计组织方法,把循环利用率、最终处理量在内的物质流动目标纳入循环经济专项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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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债实行多级托管体制,其中美联储的全国债券簿记系统(NBES)负责登记托管存款类交易商的国债,存款类交易商负责登记托管客户(包括非存款类交易商和一般投资者)的国债,非存款类交易商也对自己客户的国债进行登记托管。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欧美国债市场做市商制度分析与比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考察国外债券市场发展的实践,我们发现做市商制度是活跃国债市场不可缺少的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虽然也存在做市商制度,但是有行无市的困扰一直存在,形同虚设。本文重点对美国国债市场和欧洲MTS市场的做市商制度进行介绍,以期对我国国债市场做市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美国国债市场做市商制度
论文正文:
欧美国债市场做市商制度分析与比较
从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发行第一期国债算起,美国国债市场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并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国债市场之一。截至2004年底,美国未偿还国债余额75961.44亿美元,占其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117350亿美元的64.7%.全部未偿还国债余额中,可交易国债39597.82亿美元,占52.13%,不可交易国债36363.62亿美元,占47.87%;政府机构持有国债31877.55亿美元,占41.97%,社会公众持有国债44083.89亿美元,占58.03%.
美国国债既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也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但由于国债投资者以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大机构为主,国债交易具有大宗交易特点,这就使国债交易集中在场外市场,场内交易量很小。2003年,纽约股票交易所全部上市债券(包括国债和公司债等)的每天交易量仅996.7万美元,年交易量为25.02亿美元。相比来说,场外市场的国债交易量则大的多,仅一级交易商的国债日均交易量就高达4276.12亿美元,是纽约股票交易所债券年交易量的171倍。
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是股票的场外交易市场,也采用报价驱动的做市商交易制度,但与美国国债场外市场相比差异很大,主要表现在报价信息的分散程度上。1971年,纳斯达克市场采用了NASDAQ自动报价系统,使其从传统分散的柜台交易市场发展成为集中报价、集中交易的场所。而美国国债场外市场仍保持传统的分散柜台交易市场的格局,没有集中的报价系统,是投资者、经纪商和交易商通过电话、电传和计算机联系起来的分散的无形交易网络。
美国国债实行多级托管体制,其中美联储的全国债券簿记系统(NBES)负责登记托管存款类交易商的国债,存款类交易商负责登记托管客户(包括非存款类交易商和一般投资者)的国债,非存款类交易商也对自己客户的国债进行登记托管。这种多级托管体制促进了美国国债市场的层次化发展:一是投资者和交易商之间的零售市场,二是交易商之间的批发市场。投资者进行国债交易,必须在交易商开立账户。交易商为扩大客户群,增加差价收入,会自愿进行国债双边报价,为特定区域的中小投资者或中小经纪商提供买卖服务。此外,美联储规定,由其认可的一级交易商必须对所有可交易国债进行双边报价,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并将二级市场做市好坏作为考核一级交易商的重要指标。交易商之间的交易,则主要通过交易商的经纪商(IDB)进行。每个IDB都拥有一定数量的会员,主要是一级交易商和规模较大的交易商。IDB在对会员买卖报价进行后,通过自己的信息发布系统向会员公布最优报价和数量,但不公布报价方名称。会员获得市场最优报价后,可以方便的通过IDB与其它交易商进行匿名交易。
美国国债市场受1986年《政府债券 法》和1993年《政府债券法修正案》的规范。法案授权财政部制定国债市场的相关规章制度,并对国债交易商的资本要求、大额头寸报告和交易记录等进行规定。国债交易商市场行为的监管则由对口监管部门负责,其中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负责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联邦储备理事会(FRB)、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按照职责分工负责不同类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此外,所有国债交易商都是全国交易商协会(NASD)的会员,接受NASD的自律管理。
为促进国债市场协调发展,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缺位,1992年,成立了由财政部、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联合组成的监管办公室,负责国债市场的协同管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具体负责国债市场的日常监控工作,每天对国债交易商,特别是一级交易商的资金、债券头寸及市场交易行为进行实时跟踪,发现异常情况后立即报告监管办公室,由监管办公室对其进行进一步调查和处理。
美国全国交易商协会(NASD)5000多家会员中,2000多家注册为国债交易商,对美国国债进行自愿做市。交易商注册为国债交易商,必须满足《政府债券法》的有关资本充足要求。第一,流动资本(liquid capital)与风险准备(haircuts)的比例不得低于120%.流动资本指可以随时用于变现满足支付需要的净资本,风险准备包括信用风险准备和市场风险准备两部分。根据国债交易商交易对手的信用级别以及其持有债券的期限不同,分别规定了不同的风险准备提取比例,国债交易商必须按比例足额提取风险准备,并实时保证流动资本高于风险准备的120%.第二,根据交易商管理客户资金账户和债券账户的不同方式,将国债交易商分为四类,其扣除风险准备后的流动资本不得低于2.5万、10万、17.5万或25万美元中的相应规定。
如果国债交易商的资本充足不符合有关规定,或存在违规行为,财政部、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四部门联合组成的监管办公室将暂停或取消其国债交易商资格。国债交易商也可主动申请注销资格,除非监管部门特别声明,自提出申请60天后其国债交易商资格自动注销。国债交易商资格注销后,将不得从事与国债有关的交易业务。
1991年5月,美国财政部进行2年期国债招标时,索罗门兄弟公司通过预发行交易、远期交易及虚造客户委托投标等方式,实际控制了该期国债发行额的94%,造成市场严重扭曲。为此,1993年通过的《政府债券法修正案》,授权财政部在认为必要时,可要求国债交易商提供大额头寸报告和相关交易记录。国债交易商在持有某只债券超过20亿美元(包括其自有账户和客户账户两部分)后,必须保持相应交易记录,并做好随时提供大额头寸报告的准备。如果财政部认为某只国债过度集中、流动性降低以至影响市场效率、增加财政筹资成本时,或者为配合监管部门进行市场监管,财政部可要求持有某只国债头寸超过20亿美元的国债交易商向财政部和对口监管部门提供大额头寸报告和相关交易记录。
国债交易商自愿进行双边报价时,报价价差和报价数量等不受限制,可以根据市场情况随时调整。但由于美国国债市场是一个流动性好且高度竞争的市场,国债交易商为扩大客户群,赚取买卖差价,都会积极报价,且报价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数量规模。同时,由于二级市场做市好坏是评价一级交易商的重要指标,那些希望成为一级交易商的国债交易商会非常积极地进行做市,与一级交易商共同构成国债做市商的主体。此外,国债交易商报价还受NASD相关规则的制约,一旦报价就有法律约束力,客户点击或询价委托时,国债交易商必须按照报价或更优价格与其成交,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国债交易商做市的最大风险是存货风险,为使债券头寸快速恢复到合意水平,国债交易商除了通过调整买卖报价吸引客户委托流外,还大量通过IDB与其它交易商进行大额交易来调整存货。美国国债市场上,共有6家IDB为交易商提供中介服务,他们对会员的买卖报价进行后,通过信息发布系统向会员公布最优报价和数量,但不公布报价方名称。不同IDB的会员范围不同,有的将会员限定为一级交易商,有的则除一级交易商外,还包括一般的国债交易商,但投资者无法通过IDB获得市场最优报价,这就使得国债交易商较一般投资者具有较强的信息优势,有利于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买卖报价,为国债交易商做市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造成市场信息的不透明。为此,随着国债市场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1991年,四家IDB联合市场主要交易商共同创立了实时信息发布和报价系统GOVPX,市场主要报价都通过GOVPX实时发布,一般投资者也可注册为GOVPX的会员,获取市场最优报价信息。这就使美国国债市场的透明度大大提高,并逐渐从分散报价和交易的传统柜台市场向集中报价和交易的场外市场发展。
美国发达的国债衍生产品市场也使国债交易商可以很好地管理存货。通过回购市场,国债交易商可以随时进行融资或融券,通过远期、期货等衍生产品,可以充分地对冲市场风险,这为国债交易商积极做市提供了保障。同时,美国国债清算公司GSCC为国债交易提供日终净额结算服务,减少了资金和债券的结算需求,降低了结算成本,提高了结算效率。而且,美联储还为存款类国债交易商提供日间透支便利,并收取一定的费用。透支的国债交易商当日必须还款,否则将支付非常高的惩罚性透支费。存款类国债交易商对自己的客户也有类似的日间透支便利安排,这就为国债交易结算提供了最后的资金保障。
美国国债市场上,由美联储认可的一级交易商是国债义务做市商,承担对所有可交易国债积极做市的义务,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一级交易商制度最初建立于1960年。为便利货币政策公开市场操作,并获取及时准确的国债市场信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国债交易商中选择了18家财务状况良好、债券业务结算量大、市场表现活跃且做市积极的机构作为一级交易商,充当公开市场操作对手。1988年,一级交易商数量最多达到46家。随后,由于金融机构兼并重组,一级交易商数量不断减少,2004年底,减少至22家。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一级交易商的相关资格及义务进行了规定:首先,必须满足一定的资本充足要求。商业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在满足《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大于8%、核心资本大于附属资本规定的前提下,核心资本绝对数不得低于1亿美元;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净资本不低于5000万美元。第二,有能力且愿意连续参加美国国债发行和公开市场操作投标,且投标价格合理。第三,定期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报告其现金和债券头寸及融资状况,提供及时有用的市场信息和研究报告,为其制定货币政策操作提供参考依据。第四,必须在国债二级市场积极做市,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一级交易商的做市行为进行严格考核。
首先,必须保证报价合理、准确。
第二,必须具有一定的投资者基础,满足投资者交易需求。1992年以前,每个一级交易商与一般投资者的交易额(不包括一级交易商之间的交易额)占所有一级交易商与一般投资者交易额的比例不少于1%,这就迫使一级交易商报价要准确合理,尽量缩小价差,否则投资者不会与其进行交易。随着美国国债市场流动性不断提高,1992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取消了1%的绝对比例限制,但与一般投资者的交易额仍然是考察一级交易商做市能力的主要参考指标。
第三,一级交易商的国债交易量必须与其国债承销量相匹配,大量承销国债后直接持有到期的机构只是投资者,不适合做一级交易商。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每天面向一级交易商进行证券借贷(security lending)招标,为其提供融券便利。每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其公开市场操作账户(SOMA, System Open Market Account)所持债券的种类和数量,便于一级交易商安排融券需求。具体的招标数量、投标规则、结算安排及违约处理等都有相应规定。每天中午十二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采用券券互换(bond-vs-bond)的形式进行证券借贷招标,期限1天。一般说来,一级交易商的融券需求都能通过回购市场满足,向纽联储进行证券借贷只是最后的融券保障,但这为一级交易商积极做市、合理安排存货等起了很大的作用。
财政部为鼓励一级交易商做市也采取了很多措施。
首先,1992年以前,只有一级交易商可以参加国债发行和招投标,赋予了其直接承销国债的便利。但索罗门事件发生后,财政部和美联储共同开发了新一代远程招标系统,所有投资者(包括个人)都可以直接参加国债招投标。
第二,一级交易商具有优先开展新业务的权利。1985年财政部启动本息拆离(STRIPS)计划时,只有一级交易商可以参加。目前,所有国债交易商都可以从事国债的本息拆离业务。
一级交易商制度建立初期,为鼓励和发展该制度,美联储和财政部都对其进行了严格规定,并赋予了其一定的权利。但随着国债市场不断发展完善,一些强制规定和优先权利开始逐步取消。而且,就一级交易商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之间的关系来看,也只是单纯的交易伙伴关系,而不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1992年,纽联储郑重声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只是负责国债市场的日常监控,不负责机构监管,一级交易商的监管由对口监管部门负责。
从交易伙伴关系出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一级交易商每年重新考核一次,不符合资本充足要求、国债发行和公开市场操作中投标不积极、二级市场做市能力差的机构将暂停其一级交易商资格6个月,并要求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以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相关要求,否则将取消其一级交易商资格,且一年内不再重新受理其申请。对存在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处罚的机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征求监管部门意见后可以永久取消其一级交易商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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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我国国债规模国际比较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规模急剧膨胀。本文引用国际上国际上公认的衡量国债规模的四项指标,并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指标状况,对我国的国债规模进行了理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关于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一些基本结论。
【论文正文】
我国国债规模国际比较分析
自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国债规模进一步膨胀,因此,不免使人们产生了一些担心:现有的国债规模是否过度了?这样的国债规模是否会造成沉重的偿债负担从而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发展?这是学术界和实际决策部门普遍关注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对此作出理性而准确的回答,不但要对中国现在的财政经济状况及其未来的走势作出准确的分析,还要通过对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下面,本文就通过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来分析一下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及合理走势。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
(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
(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
(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
(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
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
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
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
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
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二)、对借债率的比较。
国债借债率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当年GDP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借债率一般在3%…10%,而中国的借债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与借债率较低的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国的年度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存在一定的空间的。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1994年起,中国的国债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大体在25%--30%,远远超过了GDP8%左右的增长速度,所以,借债率这一指标肯定还将不断攀升。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指标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状况,维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国和西班牙等少数财政陷入困境和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在90年代初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三)债务依存度的比较。
国债依存度是任何一个国家考核国债规模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值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为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财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义看,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公债的。这样,依靠国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国债依存度这一指标对中央财政才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在作比较分析时,实际上是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与西方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来作对比。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高达29.65%和71.12%,几乎高出日本、英国和美国的3-10倍。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间,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也不过37%。显然,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不仅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长此以往,恐怕难以维继,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各国的财政体制和预算编制方法不同,在对国债依存度进行比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
第一,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这个计算指标中,“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仅包括政府预算内支出,而在当前政府收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占相当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离在政府预算之外,保守的估计,预算外收支至少占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预算在整个政府预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是被低估了,具体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被高估了。
第二,我国的财政预算编制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债务利息的规模已越来越大,但尚未编列在预算支出中 ,使帐面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小一块。又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就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严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压缩国债规模的结论。但不管这个指标被怎样高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引起警觉,绝不能掉以轻心。
(四)偿债率的比较。
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债务收入的有偿性,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因此,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适当的水平上。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是8-10%,我国在1994年以前,由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不大,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债务支出的也就不多,偿债率较地,如1990年不过是6.5%。但从1994年起,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由此导致的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国债偿债率从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
通过以上对四个指标的对比分析,关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
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西方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以美国为例,1993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有4398亿元人民币。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
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以发行中长期(10-20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
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
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
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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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Hamlet)》是由威廉·莎士比亚创作于1599年至1602年间的一部悲剧作品。戏剧讲述了叔叔克劳狄斯谋害了哈姆雷特的父亲,篡取了王位,并娶了国王的遗孀乔特鲁德;哈姆雷特王子因此为父王向叔叔复仇。
《苍蝇》(1943)是萨特根据古希腊神话故事改编的一部存在主义悲剧。作者借用这出浓郁的古代神话悲剧的诗意,艺术地破除了人对自然之谜的惶惑感,传递出人能战胜“上帝”,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现代意识。
《哈》与《蝇》的创作背景和题旨是完全不同的,但二位主人公的生存境遇与自我选择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哈姆雷特》与《苍蝇》之比较研究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哈姆雷特》与《苍蝇》之比较研究全文如下:
摘要:《哈姆雷特》与《苍蝇》的问世,在时间上相隔三百多年,但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却表现出多方面的惊人相似:第一,二者的生存境遇,自我选择,复仇模式相似;第二,二者都兼有思想家、救世主、孤独者的思想特征;第三,二者的使命一致,结局相同。
关键词:人生选择;思想特征;超人
1601年,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以下简称《哈》)发表,1943年,萨特的悲剧《苍蝇》(以下简称《蝇》)发表。虽然两部悲剧的题旨情境各不相同,但两个主人公所作的人生选择以及复仇模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个主人公个性、信仰不同,思想特征却相同;两个作家所属的文化语境不同,但他们对人的生存状况的认识以及对社会罪恶提出的疗救方案相同。
(一)
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这是人文主义者的政治理想。在莎翁看来,明君代表秩序即“治”,暴君代表无常即“乱”,克劳狄斯弑君篡位意味着正常秩序的颠倒与混乱。要剪除奸雄,由“乱”而“治”,这是莎翁坚定的政治理想,同时也是《哈》剧的题旨之一。题旨之二,是作者的道德理想。克劳狄斯不仅是政治的奸雄,也是人伦的败类,他的杀兄娶嫂同样是伦理的纲常的颠倒混乱,所以哈姆雷特(以下筒称哈)对克劳狄斯的斗争就有了双重的意义:代表人文主义的进步力量与反动封建政权较量;要代表善良的道德力量与邪恶势力斗争。哈的悲剧,是政治与道德理想幻灭的悲剧。
《蝇》的问世比《哈》晚了近三个半世纪,当时法国正处于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之下,大难当前,是坐以待毙,还是奋起反抗,法国人民面临严峻的选择。为了唤起民众,萨特选择了写作《蝇》这种当时唯一可行的抗敌形式干预生活.他以古代王子的故事借古喻今,号召人民为保家卫国而战。
《哈》与《蝇》的创作背景和题旨是完全不同的,但二位主人公的生存境遇与自我选择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首先,哈与俄瑞斯忒斯(以下简称俄)都是国王的独子,都有一个伟大的父亲,美貌的母亲和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其次,都有王位被篡夺,父亲被谋杀,母亲改嫁凶手的遭遇,因而也都面临着大义灭亲,为父复仇的重任。第三,两个王子复仇的模式相同。哈接受鬼魂嘱托后,迟疑跌宕,总因无力主动出击而一再遭敌人暗算,直到临终前才被迫刺死克劳狄斯。哈的杀父之仇、丧权之辱就发生在昨天,因而有切肤之痛,俄却离这罪恶很远。十五年前的他太年幼,既没有目睹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没有感受丧权丧父之悲哀,加之养父家庭条件优裕,所以开始时他对杀父丧权之事表现得较为冷漠。是厄勒克特拉的刻骨仇恨点燃了他心头复仇之火,使他肩负起复仇重任,一举杀死仇人。因个性与生活环境的差异俄与哈的复仇情节有细微的差异,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生存境遇大致相同,他们的向强权与邪恶复仇的人生选择相同。
(二)
哈与俄是生活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的人物,因而二者在宗教信仰与个性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文艺复兴时代,科学还不能否定鬼神的存在,因此,生长在封建帝王之家的哈笃信天堂地狱的存在,而披着古装的俄则诞生在本世纪四十年代,缔造他的萨特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所以即使面对众神之神,俄也敢公然宣称:“朱庇特,你是岩石、群星之王,你是大海波涛之王,但你不是人间之王[1]”宗教信仰的差异,是导致两位王子个性差异的原因之一。因宗教观念的羁绊,哈总是优柔寡断,患得患失,而俄百无禁忌,所以他果敢决断,一下决心,便雷厉风行,干得干净彻底,一口气就收拾了两个仇人。
然而,这两位个性与信仰方面如此不同的王子在思想特征方面却有很大的同一性:
第一,思想家的特征。
哈与俄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都有很强的思想能力。哈博学多才,长于思考,俄“深思熟虑”,“才智超群”,并且都把思考的焦点对准“人”。哈追求的是人文主义理想,看重的是人的尊严、价值、力量。他认为人是一件“了不得的杰作”,人因有高贵的理性、无穷的智慧而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俄信奉的是存在主义哲学,强调的是人本质上的自由,他认为:“我是自由的人”,“我就是我的自由”。“我命中注定除了我自己的意愿以外,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2]。从这些道白中,我们感到哈像一位热情洋溢的诗人,而俄却像一匹横空的天马,但二者思考的特点是一致的,思考的结果也是一致的,这便是对人文精神的认同。
人文主义与存在主义都是一种以人与人道为核心的人本哲学。虽然它们在对世俗生活与宗教神权的关系方面,在对人的生存状况与政治、法律、道德等社会规范的关系理解方面存在许多差异,但它们对人的肯定,对人生存状况的关注却是相同的。人文主义强调的是人性的回归以及人从宗教桎梏之下的解放,因而在刚摆脱中世纪恶梦的文艺复兴时代,哈高唱的是人的赞歌,呼唤的是人的理智、尊严,而存在主义则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更深一层地思考人本体的存在状况,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人怎样才能获得本体自由以及面向未来时人所应该选择的最佳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所以俄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言人,他为人的自由和建树摇旗呐减。同是以人为对象,俄的思考比哈进了一步。应该说,这是人类思想史的进步。
欧洲戏剧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不计其数,但思想家的形象较少,而像哈与俄这样努力探索人生真谛的人文思想家形象更是寥若晨星。他们的可贵在于,在既有的价值体系面前,他们能够自甘寂寞,清醒而深刻地思考着全新的价值标准,并以自己的实践惊醒世人,展示他们独特的价值选择。
第二,救世主特征。
哈与俄同为国王的独子,是王位的当然继承者,因而总以真命天子自居,俄动辄称“我的臣民”、“我的土地”,俨然是阿尔戈斯的主宰。哈虽慑于克劳狄斯的淫威,不敢公然称孤道寡,但也决不甘心于丧失王位,他曾明确表示,他郁闷不乐的原因是没有嗣位掌权[3],在奥菲丽姬的葬礼上他竞自称“丹麦王哈姆莱特”。可见,两位王子虽然没有登基即位,但国王的感觉是到了位的。这种感觉使他们人虽不在王位,却时刻心系子民百姓,也使他们在乾坤颠倒时自觉行使救民于水火的救世主权力,在他们的时代,君权神授,子孙世袭,不可妄为,谁悖逆了神旨,谁便触犯了天条,克劳狄斯与埃奎斯托斯弑君篡位,不但为人伦不耻也为天理不容,面对大逆不道,谁来替天行道,铲除罪恶?当然是博学多才又富于责任感的王子,更何况,他们还有与凶手的深仇大根呢?于是哈与俄的复仇就是两全其美、公私兼顾的选择了,当然。他们也曾犹豫,但最终他们的救世主情结使之意识到自己的重大使命,子报父仇与除暴安良,于私于公都是天经地义的,但要实现这个目标所需代价又使两位王子深感焦虑。
哈曾叹息:“这是一个颠倒与混乱的年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重任。”俄也曾呻吟:“我肩负的命运对于青春年少的我过于沉重,把我的青春都压毁了”。力不从心但知难而进,两个王子都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坚毅。但如果他们置复仇于不顾,是否会要减轻焦虑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那对于他们也是一种痛苦。哈说:“如果我不去剪除一个害天性的蝥贼,让他继续为非作恶,岂不是该受天谴吗?”俄也认为,从前自己是“苟活于世”,因此“必须用一个重大的罪行作为我的压舱之物”。这样,复仇就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了。复仇是手段,拯救自己与国民是目的。为拯救而复仇,以复仇来拯救,手段与目的、个人恩怨与国民利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正因为如此,悲剧才摆脱了通常意义上子报父仇的老调重弹,放射出崇高悲壮的理性光芒。
救世主是欧洲文学史上一系列以拯救为题旨的文学形象,从《奥德赛》到《俄狄普斯》,到《伊尼特》、《贝欧沃夫》,再到《哈》与《蝇》,其主人公要么是国君,要么是王子,他们有的带领臣民战胜自然灾害,有的孤军奋战为国人消灭人妖鬼魅,但除哈与俄以外,其他人都不具备思想家的特征。思想家的智慧加救世主的责任感,使这两位王子的形象在他们的同类中卓尔不群,分外醒目。
第三,孤独者的特征。
考察一个人是否孤独,首先要看他的生存环境是否使他孤独,哈与俄都曾是快乐的王子,但随着父王的暴死,权力的转移,生存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母亲的改嫁使他们不再拥有家庭的温暖,奸王的狠毒使他们生命受到威胁,朝臣的势利、朋友的反目使他们无依无靠,据此,我们可以认定王子所处的生存环境是孤独的。但王子本人的主观意愿也是造就这种环境的不可忽视原因。哈完全可以争取奥菲丽娅作同盟军,改变他的孤独处境及孤军奋战的局面,但他不但不争取,反而以一种孤傲把自己包裹起来,跟外界隔绝,成了纯粹的孤家寡人。当然霍拉旭是他的好朋友,但哈从来都只请他守密,而不请他参与谋划与战斗,直至斗争的最后阶段,还拒绝他的劝阻[2]。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哈自己选择了孤独。与哈相比,俄似乎要幸运些,有姐姐一同报仇,当然不是孤军奋战。但俄的不幸在于,他姐姐唤醒了他,又抛弃了他。厄勒克特拉在报仇后因悔恨而背叛,投向了朱庇特与“苍蝇”的怀抱并怨恨他,诅咒他,称他为盗走她平静与梦幻的“贼”。痛定思痛,俄是否比哈更痛苦更孤独?
我们界定孤独的第二要素是当事人有无孤独感。如果仅仅是当事人生存环境恶劣、无子无朋而缺乏孤独感的话,我们不能断定他为孤独者。那么哈与俄是否有孤独感呢?在戏中戏前哈明确地说:“现在我只剩下一个人了”,孤独感很明显,正因如此,他一再把唯一可信赖的朋友霍拉旭推开[3],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孤独而拒绝友情,又因拒绝友情而更感孤独。俄的孤独感似乎更明确更充分:“我是孤单一人”,“直到死我都是孤零零的”,“除了我自己,不能再依靠别人。”
人的存在中,孤独感常伴随着思想、文化等较高层次的素养而来,并且,文化底蕴越丰厚,思想越深遂的人往往越孤独。智慧越高,越不合群。在这个意义上,王子的孤独便具备了一种“超人”的意义。
(三)
“超人”本是尼采的英雄。尼采指出,这些“超人”有高贵的血统,受过良好的教育,品格高尚,性格孤傲,有超群的智慧与精力;大难当头,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大多数人的幸福。尼采所谓“超人”,就是哈与俄这种兼有思想家、救世主、孤独者特征于一身的出类拔萃之辈。
“超人”是尼采们献给乱世的一剂良药。莎翁经历了伊丽莎白统治末年的乱世,尼采经历了“上帝死了”的信仰废墟,萨特经历了连绵的战火,他们都期盼在乱世中杀出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而这个英雄不是别人,就是尼采的“超人”,莎翁的哈,萨特的俄。当然,他们所经历的乱世,无论是矛盾的性质、动乱的起因,还是动荡的程度都不能同日而语,但莎翁和萨特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王宫为背景,以篡位娶后为情节开端,这当然不是巧合,这说明处于两种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作家关于罪恶的起源的思考结论是一致的:从古至今,权势与美女是种种争斗、角逐、冲突的焦点,有二者存在,便会有罪恶产生。在此基础上,“超人”的使命也是一致的:铲除罪恶,拯救苍生。
于是,“超人”就成为负重的人,焦虑的人,他因他的使命而痛苦。常人只要拯救自己,“超人”却既要拯救自己又要拯救他人,于是这以双重拯救为目的的自我选择就给他们带来超常的焦虑。在实施选择前,他们会顾虑重重(哈就为责任的重大,对手的强大而忧心仲仲)。实施选择后,他们又会因承担选择的后果而焦虑(俄就为同盟的分化、道义的责难而格外沉重)。应特别指出的是,哈与俄事后都承受了一份不该承受的道义责难。他们为父复仇,为民除害,却使自己陷入了道义的泥淖,因为在民众眼里,他们不过是重复了一次犯罪。他们为自己选定的目标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消灭了罪恶同时也伤害了自己。哈与俄是深明此理的。这也就注定了他们的焦虑和成为悲剧人物的必然性。
“超人”可能会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或许有太多的清高孤傲疑虑踌躇;太缺乏斗争经验与谋略等等,但他们有崇高的理想,也有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就不失为高尚的人了,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哈》与《蝇》的发表,是其作者以悲剧的形式向自己的理想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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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以实现国家公共财政职能为目的,基于政治权力和法律规定,由政府专门机构向居民和非居民就其财产或特定行为实施强制、非罚与不直接偿还的金钱或实物课征,是国家最主要的一种财政收入形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税收与政府收费的比较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对税收与政府收费的比较分析全文如下:
在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进程中,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对政府行为的要求,我国的财政理论、财政实践和财政管理体制一直处在一个重新认识和不断调整的变化过程中,这必然会造成某些政府行为由于缺乏规范性的制度约束而出现随意性。特别是在经济运行机制由集中命令决策方式向分散自主决策方式转化的总体趋势诱导下,许多政府机构似乎觉得自己也可以像非政府市场主体一样去自由地追逐利益,其中过多过滥的政府收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目前这种收费已严重地侵害了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人们对此深恶痛绝,进而认为一切政府收费都是不合理的,应该全部被取消%或全部实行费改税&。然而,这种看法并不足取。实际上,税收和政府收费都是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形式,由于它们各自在收入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是各有其特殊作用的,是不能够相互替代和相互混淆的。
税收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以无偿和强制的方式取得的一种收入。由于政府在税种的设计上可以对课税主体、课税客体以及课征程度等税收要素进行不同的选择和搭配,因而使得税收的内容丰富多彩,税收制度也日趋复杂。政府收费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中的一些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在向社会提供管理服务或事业服务时,以管理者或供应者的身份向被管理对象或服务的消费者收取的费用。税收与政府收费虽然都是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方式,但它们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首先从税收的性质和特点来看:
1.收税机构的集中性。由于税收是对社会成员的一种强制的征收,因而课税权力只能由作为社会公共权力代表的政府来享有。政府为了合法而有效地去行使这一权力,就必然要建立集中性的税务征管机构来统一收税并处理相关的税务问题。税务机构只是政府课税权力的执行机构,它所收取的税收是一种集中性的财政收入,是必须交入国库由政府进行统一安排的
公共资源,因此税收收入的多少与税务部门的利益是不相关的。
2.收税机制的无偿性。税收从其征收的过程来看完全是一种单方面的价值转移过程,纳税人的交纳是没有任何东西作为回报的。在决定向什么人课税;向什么东西课税和课多少税时,政府通常不用去考虑特定的纳税人在今后的公共支出中可能获得的受益程度因此收税是将公共服务的消费与费用的交纳相分离的。
3. 征收程度的固定性。正因为税收是政府对社会成员的一种强制无偿的征收,为了防止这种权力的滥用,必然要求通过立法的方式对政府征税的程度进行约束。因此政府征收的每一个税种都必须对纳税人、课税对象和征收程度以及征收方式进行明确的规定并经由立法机构审议批准以形成规范化固定化的税法。这样,尽管各国的税制都很复杂,但其征收的程度却是十分明确和固定的,税收的征纳双方都是十分清楚的并且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
其次,从政府收费的性质和特点来看:
1.收费主体的分散性。
政府收费的主体是政府下属的各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收费的依据是这些单位的具体管理职能和服务内容。这就使得政府收费的收取主体具有分散性的特点。如果在管理上又直接将其作为收费单位的支出补偿,则这类收入就会首先表现为各收费单位的收入,而与收费主体的利益直接相关,收费越多单位可支配的资金也越多。
2.收费机制的有偿性(交易性 )。
政府向什么人收费,这主要同社会成员对政府提供的相关服务的需求相关。比如,当教育要收费时,则只有那些愿意接受教育的人会为此付费。这种以社会成员个人对政府服务需求选择为前提的收费,使收费带有很强的交易性和
有偿性。这同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是不同的,也是同税收将人们对公共品的消费和对公共品的付费相分离的收入——— 支出机制完全不同的。行政管理性收费虽然带有强制性,但它仍然直接与交费者的行为选择相关。比如,要想进入特许行业就要交纳特许费,违反了某种法规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交纳罚款&。专项收费虽然将受益的时间与交费的时间相分离,但无论从付费的主体来看,还是从分担费用的程度来看都是直接与其今后的消费相联系的。因此,可以说政府收费更多地体现的是财政收入分担的受益原则。
3.收费订价的垄断性。
由于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事业服务单位都具有相当的垄断性,特别是行政管理机构,对社会而言基本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样,政府的行政事业服务对社会而言就必然具有垄断性特征其收费的订价通常是没有竞争的,是由政府部门单方面来确定的,消费者对于政府收费的价格也没有选择余地。
正是由于税收与政府收费的不同特点因而决定了它们各自在一国社会经济中的不同作用和影响。
(一) 税收的作用和影响
1.为公共支出筹资。
公共支出主要是指由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国防安全部门和公共事业部门在履行各自的职责时所耗费的开支。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包括国防和外交&涉及的范围虽然十分广泛,但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建立规范而公平的竞争机制和安定而公正的社会环境。因此,政府为管理而建立的各种行政部门,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政策选择来看都应具备充分的社会性和公正性,其管理提供的服务应被作为纯公共品的方式向社会供应。也就是说,行政管理性服务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应是完全平等的,而决不能以人们的支付能力大小为转移。由此可知,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是决不能以收费方式来筹集资金的,其资金来源只能是强制、无偿和集中征收的税收。
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提供事业服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对某些领域供应的不充分和无效率。一般来讲,凡市场能够充分有效供应的都应尽量让市场来供应,因此政府供应的事业服务就主要集中在教育、卫生、文化、科研、基础设施等领域。既然政府提供的事业服务多是按市场原则不能充分有效提供的,因此政府事业服务的提供方式显然就只能是公共(免费)或半公共(部分免费)的。这也就决定了政府事业部门的绝大部分支出的补偿也只能依靠税收来筹资。
2.有利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调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收入活动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获取收入上,它同样可以被政府用于调节经济和改善社会状况。而后一种作用的发挥则需要更多地运用形式多样的税收来实现,需要政府调节和改善的社会经济问题越多,税收的作用就越大。比如,调整国民收入初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改善资源配置状态以及稳定经济等等,税收都有其独特的作用。
3.有利于规范政府的收入行为。
现代税收所特有的固定性特征,要求政府的税收活动必须置于法律的制约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如将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就可以使得政府的收入行为变得更加规范和透明,从而减少政府财政收入活动的随意性。
正是由于税收所具有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特征和它对政府、社会经济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影响,使它必然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集中性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当然税收这一财政收入形式也有它固有的缺陷,其最大的缺陷就是税收过程所必然产生的福利与效率损失。首先是税收这种将公共品消费与公共支出的分担相分离的收入机制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其次是在政府为贯彻社会公平目标而选择量能负税的征收方式时所增加的超额税收负担;最后是政府为了实现多重目标的要求而使税制日趋复杂时,又必然不断增加征税的成本。
(二)政府收费的作用与影响
1.进行特殊的管理。
首先,一个社会为了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为了社会的安定和平,必须建立约束人们行为的各种制度法规。这些制度一经确定就应成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因此当某些社会成员不遵守这些规范时,政府的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就必须对这些行为进行管理和纠正,处以罚款就是经常使用的行政管理手段之一。其次,政府为了保证某些行业的经营质量和最佳规模,也会通过行政管理的方法来限制经营者的数量,控制经营者的质量(特殊的技能需要)。这种限制最终会造成这类行业的超额利润,因此通过收取特许费的方式可适应这种管理的需要。
2.抑制人们对政府供应的某些半公共物品的过度消费。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除了向社会供应纯公共品外,也都会向社会提供许多公共性并不充分的物品,如教育、医疗、图书馆、公路、桥梁等。当政府完全以公共产品的方式向社会供应这些物品时,这类物品常常会出现过度消费的情况,其中公费医疗中的医药品过度消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收取使用费的方式来抑制这类物品的过度消费。
3.增进社会福利、降低筹资成本。
正如前面所说,在政府为社会提供的物品与服务中,有许多并不具备充分的公共品性质。因而,人们对这些物品的需求就可以通过自愿付费的方式表达出来,即:愿意付费则表示其有消费需求。因此,从理论上讲,政府供应的物品,凡能通过收费来供应的,采用收费的方式是最能增进社会福利的,因为它将社会成员对政府服务的需求同他们对政府支出费用的分担联系起来了,可以使政府供应物品的效用最大化,使人们在费用分担上的个人福利损失最小。同时由于收费弥补单位支出的直接性也可以减少在税收。支出机制下的管理过程和管理成本,因此,收费方式对政府而言,也是一种成本较低的筹资方式。
正是由于政府收费对社会经济有着上述几个方面的正面效应,因此各国财政收入中始终保持了政府收费这种形式。然而,政府收费除了能产生一定的正面效应外,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这些负面效应主要是由于政府收费主体的分散性和订价的垄断性所造成的。由于政府收费的主体不是专门从事收入活动的税务部门而是政府下属的各行政事业单位,因此,收费收入通常被表现为单位的收入。
同时,政府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又往往在管理上将这类收入交给收费单位自收自支,这样就必然造成收费单位出于自身利益而增加收费项目,随意制定收费标准的情况。如果国家在财政资金供应相对紧张而放松对单位收费的管理,或是默许各政府单位以收费来补充资金来源时,那么就不仅是那些在技术上可以收费的机构会向社会收费,就是那些从理论上和政策上讲都以公共产品方式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机构,也会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行政权或垄断权强制地去向社会收费。这样的收费状态必然会对社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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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译词是以读音相近的字翻译外族语言而形成的单纯词,还有的是从外族(包括国外其他民族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借来的词。自近代以来,大量的音译词涌入中国,但大部分因为不如日源外来词好理解而消失。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台湾和大陆对英语音译词的比较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台湾和大陆对英语音译词的比较分析全文如下:
大陆和台湾都是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同文同种,都是用汉语,因此在翻译外来词时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由于英语和汉语分属不同的语音系统,同时台湾和大陆由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历史原因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对于外来词的翻译也有所不同。
1.大陆在翻译时强调读音的相似性,故尽量把英语的每个音节都译出来,不仅是把英语的每个音节译为一个汉字,而且还把不构成单独音节的辅音也译成一个汉字,而台湾对音节的保留没有大陆翻译保留得多。台湾在翻译时往往舍弃英语音节中的中间或者末尾的辅音。这在造成大陆和台湾翻译不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例如Kenya大陆译为“肯尼亚”,台湾译为“肯亚”,其中中间的辅音音位?n?被省略了; Adidas大陆译为“阿迪达斯”台湾译为“爱迪达”省略了词尾的辅音音位?s?。Beckham大陆译为“贝克汉姆”,台湾译为“贝克汉”,省略了词末辅音音位?m?。Frank大陆译为“弗兰克”,台湾译为“法兰”,省略了词末的辅音音位?k?。
2.英语的音标不同于汉语拼音中字母和字音一一对应的关系,同时由于发音习惯的问题,大陆和台湾在发音时对于发音的轻重音或者停顿也有所不同;又由于英语和汉语拼音很相似,所以大陆在翻译外来词时,受汉语拼音的影响很大。例如:在翻译人名的时候:Van Gogh大陆译为“梵高”,台湾译为“梵谷”,台湾翻译时更注重了“gh”所发的轻音Nicohs Cage大陆译为“尼古拉斯凯奇”,台湾译为“尼可拉斯凯吉”,也是在翻译“c”这个音时,由于汉语拼音的影响?k?这个音无法和“o”连读,所以大陆在翻译这个音时按照拼音的发音习惯将“k”滑向“g”这个音,故译成“古”这个音。
3.大陆和台湾在翻译外来词的时候,也会根据自己的发音习惯和接受能力进行适当的意译。例如: Chocolate大陆译为“巧克力”,台湾译为“朱古力”,台湾在译这个词时,考虑其颜色,所以选择了“朱”这个代表颜色的字。Vitamin大陆译为“维生素”,台湾译为“维他命”,Vitamin从外国引入中国是指维系人生活的基本要素,所以大陆按照其指的功能译为“维生素”,而台湾直译为“维他命”。Hacker大陆译为“黑客”,台湾译为“骇客”,Hacker指的是黑进别人电脑的人,所以大陆常称这种人为“黑客”,台湾根据英语直译为“骇客”。
4、大陆和台湾在对待外来词翻译时,都会按照自己地域说话的方式对音译词的音节适当的加音,例如OPEC这是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的缩写,大陆译为“欧派克”,台湾译为“欧佩克”,根据汉语的发音规则,台湾面对这个缩写的时候将“e”的音转为“ei”故译成了“佩”。
台湾属于闽方言区,所以台湾对外来词进行翻译时受闽南话影响。从语音学的角度说,普通话声母24个,闽南语14个,普通话韵母38个闽南语有83个之多,普通话有4个声调闽南语有7个或8个。没有?f?,塞擦音和擦音中只有 “z”和“ch”和“s”,并把普通话里的一些“zh”和“ch”一些字读成“d”、“t”。
台湾作为中国固有领土,因曾被日本侵占几十年,后又与中国大陆长期隔离,故汉语音译词形成其特色。这里音译词形式中多流行的是音义兼译的谐音音译词。大陆使用音译词都附加了符合汉民族审美心理的词义选择。译名直接或间接的“音义密合”皆鲜明地体现了音译词力图“汉化”外来词的努力倾向;大陆“音译词”在选用作为音译符号角色的汉字时,尽量运用那些接近原借词所指称事物或概念的形象之字眼,从而使读者由作为音译符号角色的几个汉字字面意义上,迅速把握原借词指称事物或概念的形象特征,进而联想而知原借词所指称的概念内容。
1.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同音字、近音字,而不同地区又由于文化发展的差异,形成了对外来词所用汉字的不同偏好。因此从客观上说,难免会出现发音相同或相近而所用汉字不同的音译词。例如:Margaret Thatcher英国的前首相,大陆译为“撒切尔夫人”,台湾译为“佘契尔夫人”,因为“佘”是一个姓氏,且在台湾更为常见,大陆不是很常见的一个姓氏,大陆严格遵循音译为主的原则,所以台湾为使本土更容易接受这个外国人得名字,故将译名首字冠以汉姓
2.外来词的引入,大陆和台湾在翻译过程中,会结合本土对于词的理解,翻译成更适合本土人理解的字。例如Blog大陆译为“博客”,台湾译为“部落格”,Blog指的是网上交流的一个平台,台湾人在面对这个词时,认为Blog就是志同道合的人在网上相互交流的媒介,可以认为是一个部落,所以译为“部落格”。Hollywood大陆译为“好莱坞”,台湾译为“荷里活”,因为这是个地名,而“坞”在汉字中指的是山谷之间的平地,正是结合了Hollywood的地貌特征。
两岸外来词存在差异是历史的必然,但同时,差异的存在将产生很多不利的影响。如不利于两岸交流沟通,不利于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与标准化,不利于世界汉语教学,同时也不利于汉语自身的发展等。因此面对这样的差异,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来减少差异带给我们的不利影响,而对两岸外来词的深入了解与研究,将是大陆与台湾进一步加强交流与沟通的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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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地位平等,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受到重创, 在汉武帝为维护专制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思想钳制后兴起。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初中思想品德教研相关论文:儒家与基督教之比较的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儒家与基督教之比较的分析全文如下:
在伦理道德的层面,儒家和基督教对于人类心灵和人格的影响及塑造都是巨大的。近年来中外学术界屡有将这两者进行比较分析的尝试。本文想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异同(尤其是它们之间的差异),目的是想从中引申出一些对当代情境之中的道德实践的有益思考。[1]
康德曾经明确表示,关于道德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种学问,一种是研究道德论证的学问,另一种是道德原则如何与经验结合的学问。前者是康德所谓的纯道德哲学,后者属经验知识,康德称之为实践人类学,相当于今天的心理学。当然,康德主要关怀的是道德论证。而且我们看到,在康德的伦理学中,道德原则的论证基本上独立于道德心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不牵涉对人的感情方面,例如情感和喜好的哲学假定,更确切地说是刻意排除这些假定。
当然,康德的道德论证本身或许也可以说是蕴涵了对道德心理的某种预设,因为对康德来说,已经论证为合理的道德原则意味着这些道德原则就是道德主体有相应的能力去实践的原则。但即使如此,这种心理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人的情感和内在性情,而是从理性的义务概念中引申出来的“道德”心理。从康德的道德观念中,人们或许不难找到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影子。但实际上,从掌握关于道德的知识到道德实践的转化,这一过程并不是自动发生的,中间显然还隔着一条或深或浅的鸿沟。因此,对道德心理问题的深入探讨显然是有实践意义的。我们这里所讲的道德心理,主要是指促成人们将道德知识或道德原则转化成实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的心理动力机制,即情感上愿意去实践和追求某一道德、意志上有持之以恒的能力的机制,其中包括某一道德学说本身对道德心理的明确或暗示性影响。
毋庸置疑,在道德心理的层面,儒家和基督教中都存在丰富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心理是儒家伦理学的核心,例如孟子的性善论几乎同时承担着两个主要的化理任务——道德论证和道德实践动机(心理激励)。总体而言,儒家的性善论概念架构循着这样一条思路:上天赋予人类的天性中有一类是特殊的情感性反应(道德论证),这些情感能力促成人之为人的本性和使命的实现(道德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因素和天的因素相互作用,但儒家着力强调人的责任。
道德心理学在儒家伦理学中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儒家强调情感在伦理学中的作用。根据儒家的观点,伦理生活其实就是一种情感生活,而情感的缺陷往往意味着性格的缺陷。[2]因此,儒家不仅重视情感的实践威力,即在道德实践过程中,重视行为者的动机因素,强调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乐”;而且将情感当做其有自在的道德重要性的素质来加以珍视和培值。因此,在儒家看来,离开一定的情感因素,行为就不能证明其自身的道德价值;而由于有了情感的投入,道德实践基本上不是一个内心冲突和挣扎的过程,而是内心原有的喜好的善的天性的自然流露和发展过程。[3]这就是儒家的性善论对于道德实践的深刻意义之所在。由此可见,儒家所讲的道德心理如何有力地促成儒家道德理想的实现。也正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
在基督教中,道德的论证源于上帝,因为上帝被认为是一切善的源头,[4]而人之所以能够实践善,最终原因是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5]因此,在基督教那里,道德论证和道德动力也是统一的,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亦难解难分。在这一点上,基督教部分地分享了儒家伦理学的结构性特征,即都诉诸超越性的“天”或“上帝”作为道德论证的终极资源。两者的道德心理都可归为一种目的论(teleology),儒家是为了通过道德修养而完全实现天赋人性,以致“与天地参”;基督教则是为了实现上帝的创世计划以及上帝对每个个体的计划。不同的是,在道德实践中,儒家更独立于“天”而基督教却时刻强调上帝的主动性地位。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儒家和基督教都有力地推动了它们所倡导的价值理想的实践,下面我们来做一些具体的分析。
作为伦理体系,儒家与基督教之间的差异几乎是一目了然的。最根本的差异是:前者是此世道德;而后者是有神论道德,其中此世的道德取决于对彼世的预设。具体而言,前者对人性较为乐观,主张“人性善”;后者对人性较为悲观,主张“人生来有罪”;前者的爱是“人更爱自己的父兄”的基于血缘的差等爱,后者的爱是“上帝爱世人”的普遍爱……不一而足。在道德心理的层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差异。
1.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表现形式
儒家重人作为“类”的本质之实现,因此儒家很典型地讲“人禽之辨”[6]。换言之,在谈到人的本质特征时,儒家是从人与动物之别的角度来谈的。同是,儒家按照人的德行水平而把人分成不同层次:圣人,贤人,君子,善人,大丈夫,大人……小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的道德是精英式的道德。虽然孔子曾经表达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但这是针对“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7]的君子而言的。作为一种俗世伦理,儒家坚持在人君中寻找道德完善的典范,并深信某些先王已经作为这样的典范,对大众的道德追求产生过吸引和示范作用,激励人们不断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努力达到道德完满的境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儒家确实因此而造就了许多的道德理想人格。
儒家重视人的价值,认为人是万物中最可珍贵的,孔子在“厩焚”时问“伤人乎不问马”的片段,也被公认为儒家重视人的价值的经典表达,[8]这一点经常被看做是儒家人道主义(或曰人文主义)优越于宗教道德“神道主义”之处,这些都难以否认。然而与此相关的是,儒家伦理所讲的“人”更多地指涉“人”的伦理身份,而较少指涉个体的独特性;而且,儒家更强调的是“自重”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爱”。这些主张可能暗示了:个人的独一无二性以及个人就其作为“人”而言的内在价值不具有伦理相关性或重要性。
基督教同样重视作为整体的“人”概念,在《旧约》中,以色列人就是作为一个民族整体而得到描述和关注的,所不同的是,基督教主要不是从“人禽之辨”的角度,而是从“人神之辨”的角度来谈论人的。因此,基督教不将人按其德行的高低来进行划分,而是认为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分享了同样一个身份——人人有罪,无一幸免。[9]诚然,有些人的德行较高《圣经》称这类人为义人,例如《旧约》中的挪亚和约伯),但在上帝的圣洁面前,这些差别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自我谦卑、回归上帝也才是普遍适合每个人的惟一出路。这样,基督教将道德完满的可能性及其实现都归属到超越的上帝那里。
虽然基督教重视人作为“类”的特点,但在基督教中,个人的观念似乎更明显,每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更突出。《新约》重视个人灵魂的得救,因此,对信徒而言,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更准确地说是“我”的救主,因而得救的成果只属于个人,不能转让给他人。[11]在基督教中,上帝造人及对各人的计划都是个别的,这被认为是上帝珍视和肯定每个人都在他面前的价值的表现。在使人产生自我肯定的心理的同时,又使个人失去以自我为中心的资格和意愿,反而效法上帝,“爱人如己”,套用康德的术语,这时的人们就好像生活在“目的王国”里。心理学告诉我们,没有正面自我形象的人,很难有爱人的能力。从基督教基本教义中所引申出的对自我和他人的肯定和尊重心理和实践威力是巨大的。我们看到,在近代民主和公民道德观念的兴起当中,清教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其中对人的内在价值的重视,对个人作为理性和有良心的存在及其自我管制能力的信赖,正是公民道德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
2.道德的目的
儒家是此岸世界的,为道德而道德的,既有康德的道义论色彩,即不是为了道德以外的目的而道德,又有被归结为目的论之一的品德伦理学注重品德和性格的特点,即伦理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和论证某些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使整个人(包括人内心的情感和喜好)都得到修养,以整合的自我为伦理学关注的对象。与此同时,儒家伦理学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不强调“德”与“得”之间的同步性,而是单方面地强调“德之修”的重要性。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因此,儒家伦理学很难说是一种幸福论,由于没有任何外在获得的暗示和鼓励,因此,在儒家那里,道德完满的难度大,因为道德的酬报就在于道德自身,儒家伦理学既不承诺今生的快乐,更不承诺来生的幸福。换言之,在儒家那里,除了自我激励以外,别无激励机制。儒家伦理学不但追求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而且由于不诉诸任何外在激励,这就需要有志于道德的人将道德看做生命和事业来追求并为此不惜一切。
基督教的伦理虽然以道义论的形式出现,但比儒家伦理更具目的论色彩。它所倡导的当然也是一种舍弃的伦理。[16]由于舍弃的论证来自上帝,而且上帝还有承诺——例如永生、心灵的安宁以及上帝的同在等等,因此,舍弃在基督教的框架里被转化成乐意的、理所当然的。换言之,基督教倡导的是一种超越性的“德一得”一致,它要求人们在价值之间进行优先次序的排列,并选择那至关重要的东西。而且舍弃以后,人不是变得一无所有,反而是在生命上越发加增。[19]虽然是超越性的“得”,即所得的可能在彼世,而且行善的目的不是为了“所得”,但这种承诺却可能使人心得到宽慰和平衡,加上上帝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示范,使得行善有可能是不计代价的。另一方面,基督教并不将此世与彼世完全隔开,也不主张禁欲主义,[20]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基督教在现代社会并没有消退或灭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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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人力资源、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日益显著,并成为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引擎。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人力资源强省视角的省市比较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人才现如今已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全面发展的核心。建设人力资源强省已经成为我国各个省市的奋斗目标。论文首先阐述了人力资源强省的相关概念,构建出适用于人力资源强省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级指标的权重,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收集整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个指标数据,将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运用综合评价法得出各个人力资源强省的综合排名,并通过聚类分析将其分为三类,验证评价结果,使各个省市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重点的提升人力资源竞争力。
人力资源竞争力被认为是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直到党的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并要求“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人力资源强省是人力资源强国理论在新形势下结合地区本身特点所进行的创新和发展。当前对人力资源强省内涵的确定范式基本有两种:一是把人力资源强省作为一个比较、动态的概念。即辩证地认为人力资源强省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具有隶属的关系;它与外省相比是相对的,与过去相比是动态的;人力资源强省具有素质高、能力强、规模大、结构优化、适应需求、流动容易、均衡成长的标准要求;具有工资福利、科技投入、人才培养、外商投资、区域形象和人才流入的高低等外在特征。二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观点。即王成利在研究中认为,一个省人力资源在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上能够充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就业充分合理,并使人力资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推动力,那么该省就是人力资源强省。
本研究比较赞同人力资源强省是竞争状态中的综合能力的观点。基于此,一个较为合理、完善的人力资源强省概念至少要包括:①人力资源强省的最终目标是推动区域经济稳固发展;②人力资源强省建设是以提升经济实力为核心,以人口素质投入、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心任务,同时注重提供公平的就业环境;③人力资源竞争力视角的人力资源强省,是一种动态的包含潜在竞争力的观点;④人力资源强省同时也是省域地区的人力资源被整合聚集、优化配置的结果。
1.1 人力资源强省指标体系建立
现有的关于人力资源强省的研究比较少,而人力资源强省归根结底是人力资源竞争力的综合表现。有关人力资源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的文献有:Ramsuoair(1998)指出人力资源竞争力是一国或地区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应该从存量和质量方面来分析其竞争状况[1]。李晓园等(2004)构架了中国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人才竞争力进行了测度[2]。李宝元(2011)等人构建了四个维度来评价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经济支柱、教育投资开发、市场的配置和健康保障的维护,用综合评估的方法对中国在内的34个国家2004-2007年的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有效的评价[3]。王成利(2011)在以山东省为例的人力资源强省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提出人力资源强省是一种集合概念,它的决定因素包括数量、质量、结构和效益四个维度;其中数量体现人力资源的规模;质量体现人力资源的开发水平;结构体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益体现人力资源的利用程度[4]。李从欣,张再生(2011)将人力资源竞争力设置为12个指标进行评价分析:就业人员中本[5]。林枚等(2013)以天津市为研究对象,从总量指标、投资指标、收益指标三个角度对其人力资源竞争力进行评价分析[6]。王文波,赵青华(2014)将人力资源竞争力构建成4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12个三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包括人力资源供给数量、人力资源供给质量、人力资源供给结构、畅通的人员和岗位对接渠道和机制保障[7]。唐珂,李琨(2014)以PSR指标框架为依据,从压力-状态-响应三方面出发,指出了20个具体指标构建人力资源竞争力评价体系[8]。 本研究在王成利的基础上,参考以上有关人力资源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划分,结合本论文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就从业人员数量、素质与结构、开发利用、环境竞争力及绩效彰显力五个方面构建人力资源强省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2 指标量化方法
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通过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从影响人力资源强省的因素构成的准则层开始,对于上一层目标层即人力资源强省评价指标进行分析,结合1-9比较尺度构造判断矩阵,进行分析,通过一致性检验计算一级指标的权重,以此类推,计算二级指标权重,结果如表2所示。
2.1 指标无纲量化方法
本研究中各个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均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9]中获取(2015年才能出2014年统计年鉴,因此,该数据是最新数据),当指标值都是客观数值时,一般来说应该用均值化方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由于本文中的数据全部是由国家统计年鉴中得出,属于客观数据,故采取均值化法对指标进行无纲量化。
均值化法计算方法:均值化法=X/X的均值
本研究中人力资源强省评价指标中包括18个正向指标,2个反向指标(包括成人文盲率、人口自然增长率),运用均值化法对所有指标进行无纲量化处理。对反向指标正向化方法应为Xij=-Xij,这种线性变换不会改变指标值的分布规律,是比较好的变换方法。
2.2 建立评价模型
根据总的20个二级指标无纲量化后的数值乘以各自的权重得出单个指标的数值,根据各项指标的权重由低级到高一级计算每一层指标的数据得分。即从第三级指标数据开始,乘以相应权数,加和得到第二层指标得分;第二层指标的得分乘以相应权重相加和得出第一层指标得分;再将第一层各指标得分乘以其相应权重进行加和,得出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强省的整体得分。
F=∑?茁?(∑?琢i?Xij)
其中, ?茁为一级指标权重系数;?琢为二级指标权重系数,Xij表示第i项指标的第j个省的无量纲化后数据值。
应用这种方法计算出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得分,正向指标相加,反向指标相减。综合指数得分越高表示该省、市、自治区的人力资源竞争力综合水平越强。
3.1 人力资源强省综合指数排名
全国人力资源强省一级指标得分及综合指数排名如表3所示。据以上统计,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人力资源强省综合指数最高的是广东省,达2.30,在全国遥遥领先,综合指数在1.6以上有四个省,分别为广东、江苏、山东、北京;综合指数在0.9到1.5之间有11个省,分别为浙江、上海、河南、辽宁、湖北、湖南、河北、四川、福建、安徽、天津;综合指数在0.9以下的有16个省,基本为中西部城市,从地区分布上看,很明显,人力资源竞争力综合指数是从东部地区到中部地区再到西部地区逐渐降低的。从各个省的一级指标得分上可以针对性地分析自己的短板,重点加强弱势方面提高人力资源强省竞争力。
3.2 人力资源强省聚类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数据统计结果,运用SPSS软件进行系统聚类分析(hierarchical method),把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力资源竞争力综合指数按照相似性和差异性分成三个层次[7],如聚类图2所示,不同的城市和省份,由于其自身人力资源的竞争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聚类的结果如表4所示,广东、江苏、北京、山东分为一类、上海、浙江、湖南等省市因其人才、经济、政策、地理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归为一类,剩下一些地区由于其人才匮乏、经济发展缓慢、地理位置的劣势及环境差等被归为一类,和我国目前各地区的人力资源竞争力现状基本相吻合。从区域角度来看,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其人力资源综合指数是逐渐减弱的。与此同时,证明了该指标体系科学、合理、完整并且客观地反映了各区域目前的人力资源竞争力状况[10]。
本研究通过层次分析法与聚类分析对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力资源强省的状况进行评价分析,两种评价结果显示一致,基本符合现阶段的各个人力资源强省的状况。 针对本次评价结果,我们不再笼统的根据东部、中部、西部的划分方式来界定各个人力资源强省的竞争优势,而是综合考虑将其分为三类:
第一类: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北京市人力资源强省竞争力最高。
这四个地区人力资源强省综合指数均在1.6以上,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由于这类区域人口密集,人力资源数量庞大,素质与结构分布均匀,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大,强大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人力资源绩效彰显力,因此,综合的人力资源强省竞争力具有明显优势。
第二类:人力资源强省竞争力较高的地区。
这部分地区人力资源强省综合指数在0.9-1.5之间。其中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属于东部地区,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属于中部地区。相对的除浙江省、河南省外,其余地区的人力资源数量没有明显优势,并且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一般,环境竞争力不足,虽然河南省和浙江省人力资源数量庞大,但导致这部分地区人力资源强省竞争力不强的直接原因是人力资源绩效彰显力水平较低。因此,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加强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理念、多层次的构建人力资源培训与教育、提高大专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推动人力资源开发的产业化与市场化,加快第一二产业人力资源向第三产业转变的步伐是重中之重,以此使人力资源素质与结构分布均匀,提高技术市场成交额及发明专利数量,增强人力资源绩效。
第三类:人力资源强省较弱的地区。
人力资源强省综合指数在0.9以下的地区。其中: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江西省属于中部地区,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属于西部地区。这类区域人才匮乏,人力资源基数薄弱,人力资源素质结构分布不均匀,不太注重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环境竞争力没有优势,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各个竞争力方面均不占优势的前提下,人力资源绩效水平低下,因此,综合人力资源强省竞争力较弱。这部分地区需要增加人力资源数量,在政府鼓励、高等教育、市场资源配置及机制的保障引导城乡人力资源的合理分布[11],引导人力资源从农村转向城镇,加大城镇就业人员数量,调节人力资源结构分布,同时培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加大投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提高人力资源绩效彰显力,综合提高人力资源强省竞争力。
在总体的分类情况下,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表3,发现各自的弱项,找到影响其竞争力的根本所在,分析相应的对策以便提高各省人力资源竞争力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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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作为企业管理学科中成长性最快的一个分支,对项目的实施提供了一种有力的组织形式,对管理实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项目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1项目管理的内涵
下面从项目管理的四个特性来对项目管理内涵进行简要分析。
1.1目的性
项目管理的核心就是要实现整个项目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完成。通常来讲,管理的目标可有限制的也可是无限的。例如,把企业发展好作为管理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就是没有终点的;而每个具体项目管理的目标,由于受项目范畴的限制,其表现形式也是明确的,当整个项目的目标实现后项目管理也就随之结束。
1.2行动性
所谓行动性就是要围绕着项目的目标而采取相应的行动。项目管理中最主要的行动就是要落实相关责任,确定整个项目的管理负责人,并由他负责组织、研究和分析整个项目的目标、任务安排、项目实施等一系列活动。
1.3约束性
项目的约束包括广义上的约束和狭义上的约束两个方面,其中广义上的约束是指项目所存在的大环境中的环境要求、法律规定、民俗公约,以及各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各类资源的约束;而第二类狭义上的约束是指随着项目的产生而产生的,针对这一特定项目的考核约束、责任约束、信息通报约束等项目约束。广义上的约束是每个项目都必须遵循的,而为了确保整个项目的顺利实施,要求项目的各部门尽量遵守第二类约束的相关规定。
1.4规律性
不同项目的项目管理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例如,针对每一个项目的管理,其理论核心都是系统工程学;每一个项目管理都有严格的责任落实制度;每一个项目管理都具备全过程、全范畴管理的特色;每一个项目管理都应充分发挥团队的整体作用;每一个项目管理都离不开周密的计划等,这些都是每一个项目管理都必须遵循的规律,只有遵循这些规律,项目管理才能顺利完成,项目才能顺利实施。
2项目管理的最佳运行环境
2.1在量化的工作环境中充分提高项目管理的效率
项目管理的量化分析,可为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提供充足的事实依据和数据保障,是提高整个项目管理效率和质量的有效手段。在项目初期的策划阶段,项目管理者可通过总结以往项目中有关经费、周期、进度等方面的历史数据,对要实施的项目进行科学估算。事实证明,历史数据越丰富,在科学的统计方法的支持下,对当前项目的相关数据估算就会越客观、准确。在项目的实施初期,只有对项目的资源配备、工期等方面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做出合理的安排和计划。在项目的进行过程中,管理者只有在量化的环境中,才能顺利完成风险控制、净值法、资源负荷图等各种有关项目控制的图解工作。当项目面临收尾时,对整个项目的相关资料进行归档和保存,也是项目管理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资料归档既是对本项目的归纳和总结,也是为以后项目积累经验、提高决策科学性的过程。总之,项目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必须在量化的工作环境中才能科学、有效地进行。
2.2有效的计划管理是项目管理的实施基础
计划是管理约束中的一个关键约束子集,只有对项目中的各个环节都做出详细的计划并要求在实施过程中按计划完成,才能确保整个项目在约束的范围内完成。具体来说,项目目标的数量、时间、完成形式,资源的分配、使用,经费、责任人、流程等因素都属于计划约束中重要的子集。在整个项目管理过程中,设置多个计划约束子集可起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对项目目标实现的具体途径进行优化和决策;对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风险进行预测和控制;避免不必要的行动和资源使用,集中一切力量、优化配置资源,实现项目目标。因此,无论多优秀的项目管理者都离不开具体的项目计划约束子集。
2.3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激发项目人员的积极性
项目管理的顺利运行离不开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作为管理的一个重要导向和技巧,激励机制是项目管理组织结构和管理特性的必然要求。为了充分激发项目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落实项目管理责任之时,要充分给予项目经理考核和奖惩项目工作人员完成项目目标的权利,让他们有权利对本项目工作人员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考核、提出相应的奖惩意见。如果在一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只有职能部门才能对项目工作人员进行考核和奖惩,那么项目经理就失去了一种充分激发和调动项目工作人员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手段,将不利于整个项目管理的顺利实施和进行。因此,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也是项目管理中既灵活又科学的一种方式。
3结语
每个单位依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其项目管理都具有独特的形式和具体的实施制度。然而,概括来说,每一个项目管理的顺利实施都离不开量化的工作环境、有效的计划管理和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只有具备了良好的运行环境,整个项目管理才能更科学、有效地进行和完成。
一、科技项目管理系统研究的内容
通过该系统地研究和实施,能及时、快捷地提供各类统计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和定期总结,完成科技项目的投入和产出、科技项目领域和行业分布情况等信息的研究报告,直接为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的出台提供决策支持。
二、科技项目管理系统总体设计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是在充分利用已有的数据资源、应用资源、硬件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设计科学、合理优化的集中业务中心数据库;建成全局统一的业务信息系统应用支撑平台,在其基础上,建成全局统一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管理的业务应用系统;建成一个全面灵活的综合查询统计分析系统;建成一个通用的数据应用支撑平台及一个与其他已有系统的数据互通、信息共享所需的标准外部接口支撑平台。
三、科技项目管理系统功能研究
1、科技项目管理系统包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人员、文件、过程等方面的管理
1)文件管理主要指发布相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项目的管理办法、通知和管理条例,申报企业、省级管理员、分类管理员、专家等能够对文件进行浏览、查询及下载。
2)通讯管理主要指系统中各角色之间可以进行站内信发送、手机短信发送及邮件往来,流程处理中重要操作步骤的提醒,建立各管理角色和企业之间的联系。
3)立项管理立项管理主要指项目立项时期的管理,包括两个工作流程,分别是立项申报的工作流及名称修改的工作流。专家在认为项目的名称宽泛或不合适的情况下,可以建议申报单位进行名称的修改。
4)中期管理主要是对跨年项目提交中期汇报的报告,并由负责该项目的管理者进行审核,监督企业申报的项目进展情况。在项目实施过程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相关变更,变更包括三部分内容:研究单位和合作单位的变更、项目的延期申请以及其他情况所需要的变更。企业提出申请中期变更申请后,由各级管理者进行审核。
5)验收管理验收管理主要包括验收申请和验收证书、成果登记。
6)专家管理专家管理主要包括对专家的用户名、密码、姓名、证件号码、手机号和工作单位等基本信息管理及设置,并对专家的工作过程进行相应的管理。
7)用户管理主要是对项目承担单位进行管理,管理内容包括注册企业、注册企业的审核、注册单位的管理、各级管理者的管理,包括各级管理员身份内容的添加、列表的展示、密码重置、启用、禁用和删除等功能。
8)项目统计项目统计主要指对项目管理过程中涉及项目以及管理者的数据进行相应的统计。有立项统计、中期汇报统计、验收统计等。在统计功能的研究过程中能根据项目类别,项目的所属管理机构,所属年份,等三个维度进行不同的统计,并根据所处的列表生成图表和导出Excel文件。
2、科技项目管理应用支撑平台研究
科技项目管理应用支撑平台应满足的基本功能要求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应用支撑平台位于整个系统的中间层,各类系统终端和公众用户不再与业务处理系统的服务端直接相联,而必须经过应用支撑平台服务端的认证与授权才能进入业务系统服务端。建立以数据交换为核心的体系,支持不同处理业务、不同软硬平台、不同结构数据的捕获、分类、整合、管理、传送等交互操作的协同工作机制。另一方面,应用支撑平台具有不同业务信息共享和不同工作流程相配合的功能,能够将应用系统的基础结构改造、完善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从而有效地整合已有的应用系统,并为接纳新的应用系统清除障碍。对于新的应用系统,直接在应用支撑平台上进行开发,同时,无需限制新应用系统的操作规则,无需限制新应用系统的数据库类型和结构,无需为实现数据互通而为新应用系统编写接口。应用支撑平台可以识别、抽取、输出多种文件格式的数据。通过预设业务规则,应用支撑平台可依据系统条件或相关数据库状态自动启动数据处理操作。应用支撑平台包含了统计分析、数据交换、日志管理等功能。
四、结语
科技计划管理系统的研究和实施是对科技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也是对项目管理过程中纸质文档的电子化的一个过程。系统的研究和实施将是对科技项目管理所涉及的项目申报、立项评审、中期管理和验收等环节的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加大了管理的透明度,保证了专家评审的公平公正性,提高项目管理水平。系统的研究和实施也将使科技项目管理部门在科学决策中有一定的量化的数据作支撑,为解决管理部门对科技项目管控、学科领域专家搜索、人员科研状况分析问题提供辅助决策支持。是用信息化的手段对政府工作体制改革的一种创新,也是信息化规范行政体制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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