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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组织因基层政权的委托,享有一定行政管理权,但行政权本身具有侵益性,村民自治组织常常僭越其公共事务管理的职权而代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致使绝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独立发挥作用,缺乏良好的运行机制,缺乏正常运行所必需的自主决策、经营管理及监督维护机制,无法正确行使财产管理权和经营权,许多地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2010年10月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一方面明确了村委会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职能,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经济活动自主权,但另一方面却规定村委会管理本村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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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针对地方当权者的民众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逐渐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随着这种转型,城市街区也爆发了越来越多针对工商企业或基层政府机构的市民维权运动。本研究旨在探索这些社区运动的动力机制。个案研究发现,较之于其他街区,有些街区的居民由于善于运用关系网络为“武器”,因而在维权运动中表现更为积极,并取得更大成功。因此,关系网络是影响城市基层社会维权运动发生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它之所以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目前国家的体制结构使然:一方面,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国家;但另一方面,当前的行政体系又处于一种相对“分裂”状态。正是这一点使得维权市民有必要并且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促进其集体行动。在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这些以维权为目的基层社会运动不仅保护了公民权益,促进社会空间发育,而且在实际上增强了国家权威和合法性。
关键词:关系网络社会运动维权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并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之后,城市基层管理体系已经从以垂直性的单位制为主转变为由基层政府主导的社区制为主(Wu , 2002 ; 华伟,2000) 。因此,街区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商业组织和市民等各方利益竞争的一个重要场地。但这些行动者的关注点存在很大区别:国家和高层政府力图保持地方稳定;其职能部门则关心自己的权威在基层是否受到尊重。由于地方政府得到更多的授权以参与当地经济活动,并且其政绩主要以当地的“硬件”如GDP 发展来衡量,所以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当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产生经济效益,以及如何实施自己的发展计划。地方上的商业组织,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则专注于在街区开发中追逐利润。普通市民们也越来越关心街区政治,因为其房产的价值、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地位越来越紧密地和他们所在街区的环境联系起来(注1)。
因此,为达到各自目的,这些行动者可能会相互合作、竞争乃至冲突。在当前,由于地方分权以及伴随而来的相对微弱的上级监管,有些基层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往往结成联盟,联手剥夺当地资源。随着经济改革和近些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更新,这种地方性的官商联盟已经成为普遍性现象(如Wank ,1995) ,并发展成为类似上个世纪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垄断地方开发的“增长机器”或利益集团( growth machine , 参见Domhoff ,1986 ; Jonas &Wilson , ed , 1999) ,并常和市民产生利益冲突。
近年来城市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拆迁事件(如湖南嘉禾事件等) 就是这种“增长机器”和市民间日益扩大的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当前市民们对于地方当局(包括基层政府及其支持下的开发商等) 侵权的反应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事实上,自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和农村地区一样,城市基层政治场域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针对地方当局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如戴星翼&何慧琴,2000 ;Cai , 2002) 。这种集体抗争与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运动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一定区别。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目的都是“要求矫正基层政府或代理机构导致的一般性不公正行为或寻求补偿”而开展的集体抗争(Pei ,2000 :p25) 。它们一般都以“维权”为目的和口号,大多局限于社区层次上的集体抗争,且都鲜有抽象的政治诉求如民主、自由等。
因此,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同于那些具有政治目的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但单纯由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抗争一般聚焦于相当具体的经济问题(如农民抵制不合理税费征收、下岗工人要求工资补偿等) 。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对象包括各种阶层的公民,并且强调运动目标的“公民性、生活性和利益的普适性”(刘能,2004 :p65) 。这种抗争有时比农民和工人“维权”运动诉求的问题更为广泛;除了经济问题外,它们可能还涉及一些社区问题如要求保护绿化、阻止房地产商建造高楼阻挡本居民区的阳光等等。在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来,除了基本的经济权利外,他们还要争取财产权、环境权(包括绿化权、阳光权) 等公民权利。
目前已经有很多经验研究考察了当代中国群众性维权运动。这些研究认为,导致集体抗争兴起的重要因素包括“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忍等、市民领袖或抗争行动组织者的出现、社区成员的支持、市民权益意识的增长以及集体记忆的促进(应星,2001 ;O’Brien , 1996 ; Li & O’Brien , 1996 ; Cai , 2002 ; Pei ,2000 ;Read , 2003 ;Lee ,2000) ,等等。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农民和工人等弱势群体“维权”运动。在新的治理背景下城市街区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发生的动力机制尚不清楚。一方面,有关西方抗争政治的研究认为“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是导致集体抗争发生或兴起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结构变迁有助于集体抗争的成功( Tilly , 1978 ; Kitschelt , 1986 ; Tarrow ,1994) 。有关中国农民和工人维权运动研究则指出新形势下的国家法律和政策为维权群众提供了对抗强权的武器(O’Brien , 1996 ; 李连江&欧博文,1997 ;于建嵘,2004) 。这些“政治机会结构”和“以法抗争”(注2)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市民维权运动;但是,它们不能解释在相同的体制、法规和经济文化条件下,为什么有些城市街区的居民在维权运动中比其他面临着相同问题的街区表现得更为积极和成功。
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认为社会网络是集体动员的一个重要依托( Snow ,Louis&Sheldon ,1980 ; Klandermans &Oegema , 1987 ; Dieter & Gern , 1993 ; Passy & Giugni , 2003) 。然而,大多数此类研究聚焦于检视市民抗争者之间水平网络的作用,而忽视了有些抗争者从国家或高层政府得到的支持。因此,人们无从得知为什么有些市民抗争者成功地从国家获取支持,而其他人无法做到这一点。戴慕珍曾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公开的参与和利益诉求渠道十分稀缺,这使得普通群众不得不通过与上级之间的个人垂直网络来追求自己的利益(Oi ,1989 :8) 。那么,据此类推,市民抗争者也可能利用与熟识的高级政府官员之间的私人垂直性关系来帮助他们进行针对地方当局的维权运动。因此,探索这种可能的垂直网络在集体抗争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由于街区已经变成国家施行日常治理的主要场所,为了理解这种治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城市政治秩序,非常有必要研究街区层次上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因此,本文关注下列与城市社区运动有关的问题:较之于面临着相似维权问题的其他街区,为什么有些街区的居民更为积极地诉诸于集体抗争,并且在行动中更为成功?市民抗争者如何通过自己与他人、组织之间横向性的或垂直性的关系网络来组织集体行动?
我将通过研究发生在中国大城市A 市一个居住街区(我称之为绿街(注3)) 中的社区维权运动个案来增进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下文将首先介绍方法论和简要描述运动史。其后,本文将展示对立双方的斗争策略,并总结关系网络在市民维权运动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揭示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的制度背景,并探讨与当代中国城市维权运动相关的理论问题。
本文力图揭示关系网络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联。为此,和其他当前的个案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将采用比较个案研究方法(comparative case study) 。一方面,为了揭示当代中国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复杂博弈过程和动力机制,本研究将采用“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 方法(注4)比较全面地描述和分析本运动个案的全过程,以更清楚地解释关系网络是如何在社区运动中发挥作用的。另一方面,采用比较方法控制“多余”变量可以建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联(Bennett ,1999) 。由于这个运动是发生在绿街中两个建筑形态、人口结构都十分相似而且相连的居住小区里,所以我也将比较这两个小区关系网络的区别及其居民在运动中的作用差异。通过这种比较,我们会更加清楚关系网络在城市集体行动中的重要性。总之,采用比较个案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增加研究结论的效度。
集体抗争行动在当代中国常被看作“不稳定”的标志,故而相对敏感。一般而言,无论地方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市民都不愿对不太熟悉的“外人”谈及当地发生的集体行动。我在2000 年初因进行硕士论文研究而居住到这个运动发生的街区(我称之为绿街) 。在长期的田野研究中,我逐渐和当地官员及普通居民熟识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把我当作“自己人”,很自然地和我谈论起这个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但却鲜为“外人”探究的社区运动。在运动各方看来,自己的做法都无可非议。他们之所以愿意和我谈论这个个案,多是希望和我讨论解决此类“社区矛盾”的方法。
为了研究这个运动个案,我开展了大量开放式访谈,以理解和运动有关的各方行为和动机。在过去的五年里,我的深度采访先后共达九十多人次,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官员、媒介记者、社区组织领导人、社区运动积极分子以及普通居民等。我还获准参与观察了当地政府和社区的一些相关会议。此外,我还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运动的文字资料。
绿街新村位于A 市N 区绿街街道办事处辖区内,于上世纪80 年代末经市政开发而成。绿街一村小区和绿街二村小区构成了绿街新村的北区,分别归一村居委会和二村居委会管辖。每个小区的居民数量大约都在3500 人左右,结构也比较类似,其中包括各阶层人士。这两个小区之间建有十二幢二十多层的居民楼。在这些高楼中间,一块8000 平方米的空地被规划用作公共绿化带和街区中心绿地;规划中的中心绿地大部分位于绿街二村。随着N 区于90 年代开始的大开发,地理位置优越的绿街街区土地价值也迅速上涨。这使得许多当地当权者垂涎街区中心绿地这块土地。结果,从1993 年到2003 年,绿街北区的居民们发起了社区护绿运动以保护街区中心绿地,运动断断续续长达十年之久。这个运动主要分成两大阶段:前期针对房地产开发商;后期则针对当地政府。
早在1993 年,绿街的一个房产开发公司(系A 市市政府所有) 企图在尚未建成的街区中心绿地上插建一幢26层的商品房出售以谋取暴利。项目开工后,绿街二村居民高女士认为这幢正在建设的高楼不但占用了绿化面积,而且将会遮挡住自己和周围邻居房屋的阳光。因此,她决意抵制这个项目建设。她设法结识了以前并不认识的居民,动员他们参与保护社区环境。他们集体到有关政府部门上访,要求他们制止该项目。面对居民抵制,该房产公司假意和高老师秘密谈判,然后又在街区中散布谣言说高同意和他们私下妥协并收受其“好处”。由于居民们最初对高老师的熟悉和信任程度就有限,他们相信了房产公司的说法,对高老师的“背叛”十分愤慨,拒绝再参与其组织的行动。自此,绿街二村停止了集体行动。
鉴于上述教训,仅剩的几个抗议积极分子认识到一个能干而且可靠的领导人对于抗议的成功至关重要。在此情况下,一个居住在绿街一村JZ 高层居民楼的老积极分子推荐了一个他十分信任的老邻居沈先生来担此重任。沈当时是一个商场的中层管理人员。这个积极分子和沈先生以及本楼的很多居民以前就是多年的老邻居,并由政府集体动迁到他们现在所居住的JZ大楼。他之所以推荐沈,是因为沈在“”期间曾参与多次集体行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沈当时在单位负责基建工作,对建筑规划也比较熟悉。而且,沈交游广泛,在各行各业乃至一些政府部门都有很多朋友;他的这些网络在居民将来的维权行动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这些居民的劝请下,沈同意接替组织维权运动;他因而成为街区护绿运动新的领袖。“”的经历使沈意识到“师出有名”的重要性。他认为,要阻止房产商,必须要有更充足的理由和证据。通过自己的经验以及和其他居民的商讨,沈等发现该项目从建设布局上看似乎不符合有关法规。当时国家为推动法制建设,已在强化“二五”普法宣传,“法治”成为官方的主流话语。沈先生意识到法律和政策在维权上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国家强调“法治”的“大形势”下,只要能够抓住这些有权的房产公司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的证据,就有可能要求高层政府对其进行惩治(注5)。既然他发现房产商的建设项目很可能在法律上有问题,沈等积极分子就打算利用相关法规政策来抗争。于是,他想方设法通过各种私人关系搜集证据。另一方面,“”经历使沈先生也认识到拥有众多的参与者对于抗争的重要性:和个体抗争相比,采取集体性行动会给希求地方稳定的国家施加压力,从而使国家在其容忍的限度内尽量满足市民的要求。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运用国人常用的关系网络实现动员。正如沈后来在总结自己斗争经验时所说:“(法律和公关) 这两样是比较重要的东西。在(地方当权者) 不违法的情况下,咱们通过公关来解决;当(他们) 要达到违法的时候,就要靠法律来解决。”(注6)在此后的运动史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利用法律和关系网络是沈赖以组织维权运动的两大主要武器。
在正式领导维权运动后,沈号召居民在他所住的JZ大楼聚会。在他的鼓励下,很多居民,尤其是居住在本大楼的老邻居们,同意参与维权运动;其中一部分人在此后长达十年的运动中成了沈的坚定支持者。此外,在一个高级政府官员的私下帮助子下,沈得到了绿街街区正式规划图。他发现,该房产公司正在建设的项目违背了正式规划图的规定,因而是非法的。通过A 市一名人大会副主任的一个朋友,沈向其呈交了上访信和相关证据。这个人大副主任批示要求N 区规划部门查处。但由于该房产公司是市政府所属企业,区政府规划部门反而为其项目作辩护。在此情况下,沈等意识到不能再完全依赖上级政府部门来“主持公道”,居民自己必须采取更激进的手段直接与房产公司进行面对面的抗争。1994 年6 月15 日晚,沈等维权积极分子利用扩音器广播等方式告知街区居民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并号召居民捣毁了房产公司的地基。
其后, 为防止该房产公司卷土重来, 沈等“趁热打铁”。一方面,维权积极分子多方向媒体求助,请它们对房产公司的违反规划占用绿地的行径予以曝光。9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有了一定程度的放松。媒介开始关注一些时弊并在高层政府容忍的范围内予以报道,这些报导甚至直指一些地方政府的问题。媒介的曝光可以形成公共舆论压力,因而可能使得高层政府不得不处理违规的地方政府部门以维护政体合法性。有些隶属于高层党政部门的媒体甚至有权要求地方政府配合调查影响重大的社会事件,并在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参”或“情况汇报”上予以刊登以引起后者的关注。因此,这些官方媒介常被民众看作一种特殊的权力机构。在当前,当市民群众遇到不公正对待时,往往到媒介上访,这样使问题更容易得到政府部门重视和解决。在A 市,作为市政府机关报的《W报》在地方政治上具有重要影响。它甚至建立了专门的“群众工作部”接待市民信访。沈因此极力向《W报》等传媒呼吁。由于A 市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绿化建设,《W 报》因而调查了此一“毁绿”事件。7 月初,该报和其他媒介连续对该房产公司毁绿事件进行曝光。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有关政府部门再对他们的上诉问题采取“拖而不决”的做法,沈开始采用“缠”的办法来对高层政府施加压力。通过与一些官员的朋友关系,沈得知A 市规划局的工作地点和日常安排。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组织居民每天轮流到市规划局的几个重要部门去申诉该房产公司的违规行为。市规划局被绿街居民的连续上访搅得鸡犬不宁,最终不得不表示“房子不会再造了,按规划法规确定的办。”(注7)
虽然房产公司打算像对付高女士一样来败坏沈先生的声誉,但沈并不接受他们提出的私下谈判要求;大多数居民也不相信关于他的流言。在居民和媒介的压力下,A市规划局很快于七月中旬就吊销了该项目的建设许可证。该房产公司不得不停止项目建设。至此,凭借邻里横向网络的支持,官员、媒介垂直性网络的帮助,沈先生终于领导居民赢得了针对房产公司的集体抗争胜利。
经过此阶段的社区运动,一套维权积极分子的非正式网络在绿街北区逐渐形成。在空地周围几乎每一幢高层居民楼内,都出现了一些维权积极分子。从职业身份上看,这些积极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工程师、企业白领、普通政府干部和工人、家庭主妇以及退休的老年人等。就政治身份而言,这些积极分子不仅有普通群众和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共产党员(注8)。这些积极分子维权意识强烈,并且愿意服从沈的领导。这些非正式网络的存在使得沈能够轻易动员居民参与集体维权行动。尤其在沈所居住的JZ大楼,积极分子非常之多。当1996 年A 市政府号召已购买住房产权的居民选举代表组建业主委员会时,沈先生因为胜利领导护绿运动的影响以及维权积极分子的支持,被选作JZ大楼业委会主任。
尤其重要的是,在上访过程中,富有“公关”技巧的沈先生逐渐和一批政府官员以及记者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垂直的联系在该社区此后的维权过程中继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沈等居民呼吁和媒介报导压力下,N 区按照规划建成了街区中心绿地。此后,这块8000 平方米的大型公共绿地成为该区一个抢眼的生态亮点。
由于其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优美的生态环境,绿街中心绿地又引来了新的侵权者。1997 年底,区政府和绿街街道办事处决定在中心绿地中“划拨”1300 平方米土地,建造N 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并由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项目建设。此前,街区中心绿地内曾有一座占地面积为135 平方米的供本街区老年人使用的活动中心。当地政府的计划是推倒这个活动中心,在此基础上建造专供老干部使用的休闲中心。但是,当此项目开工时,周围的居民们大为不满。首先,这个项目占用了很大一部分中心绿地,会有损于街区的环境以及当地的房产价值。其次,周围居民无权使用在自己街区内建造的公益设施,这对于他们来说很不公平。再次,居民们担心,一旦该项目将来被用于商业目的,很多顾客将进出于社区,由此带来的各种噪音和污染将干扰本街区居民的生活。对于那些运动积极分子尤其是沈来说,这个街区中心绿地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开发商手中保护下来的,当然不甘心自己深以为豪的成果被掠夺。
因此,沈和以前的一些维权积极分子马上相互联络,决心抵制当地政府建造老干部活动中心。一开始,他们直接向街道办事处抗议。但后者声称中心绿地土地属于国家,而基层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有权决定如何使用土地。他们还警告说阻碍该项目建设者将被视作扰乱社会秩序,会受到严厉惩处。维权积极分子们终于认识到此次他们所面对的是富有权力的当地政府(注9),任何考虑不周的抗议行动都会给自己招至危险。然而,过去的胜利鼓舞了沈等积极分子的信心,沈的个人性格也使他不甘心轻易放弃。
由于针对的是声称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维权积极分子们必须为自己的抗争找到尽可能多的“过硬”的理由,才有可能成功维权。抵制房产公司的“辉煌”经历使沈先生再次把目光投射到法律武器上。经过研究,他发现地方政府的项目不仅有悖于A 市规划法规,而且违反了关于公共绿化和房产物业法规。有了上述法律依据,沈等维权积极分子相信,如果他们在今后的抗争行动中策略运用得当的话,己方是有可能赢得针对地方当局的维权性集体抗争的。
沈等意识到,维权面临着的第一个任务是反驳地方政府的说法,以赋予集体抗争合法性。为此,他们需要发明一套维权“说法”。鉴于国家控制非常严厉,这套“说法”绝不能冒犯国家权威。相反,它不仅要起到动员普通居民参与维权运动的作用,而且要尽可能迎合国家的主流“说法”以获取国家权威的支持,并使地方政府抓不住自己的“把柄”。在此前的运动历程中积累的法律知识和经验等人力资本使得沈等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对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没有“当真”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法规阐释,沈建构了一套“法律代表国家,要依法护绿以维护居民合法的环境权益”的“说法”;或者说,他由此建构了法律话语和市民权益话语并以之对抗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话语(注10)。
为了在街区内传播自己这套“说法”以压制人们心目中固有的对地方“父母官”的盲从,沈等在街区中发布了很多上书“依法护绿”的横幅和标语。通过这些宣传,维权积极分子的这套“说法”迅速得到了很多居民的认同,为下一步进行社区动员推动维权运动制造了有利的公共舆论。
当时,连同沈担任主任的JZ业委会在内,绿街街区已经成立了九个业主委员会;其中六个在绿街一村,组织相当健全。为避免维权运动被当地政府攻击为“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沈决定利用这些依据有关法规批准成立的正式的居民组织。于是,他亲自登门拜访了这些业委会的主要成员。由于他作为ZJ 业委会主任的身份以及过去领导社区护绿运动的成功经历,沈成功地说服他们一起参与抗争。自此以后,在这些业委会之间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联盟,它们的负责人经常聚会商讨维权策略;沈自然地成为联盟的“发言人”。
有了其他业委会的支持,沈通过以前结识的关系向A市媒介寻求帮助。他再次向《W报》等媒介揭露了地方政府这一违法项目,并提交了上述九个业委会联名签署的上访信。后者迅速调查了这一项目,并于1998 年2 月份向市政府领导报送了“情况汇报”。考虑到这一事件影响到当地稳定,一些A 市市政府的主要官员相继批示地方当局暂停建造老干部活动中心,“缓和与群众的矛盾”。随后,A 市市园林局下属部门迅速对此项目进行了调查,准备制止地方当局侵占绿地的行径。
由于媒介报道和市政府的干预,绿街街道办事处不得不于1998 年4 月和九个业委会进行了谈判。双方初步达成妥协:同意街道建造一个市民休闲中心;但其必须同时向老干部和社区居民开放,且占地面积不得超过650 平方米。然而,即便如此,区政府也不同意这一协议:因为协议规定建筑的用途和占地面积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区政府于是和街道重新议定了建设计划,决定新建的设施只对老干部开放,且把占地面积扩大到1960 平方米。但是地方当局并没有将此决定通报该街区的居民。直到1999 年4 月,沈等维权积极分子从街道工程队开挖的地基面积和深度判断该建筑面积和高度将远远超过业主委员会和街道的协议规定。他们遂通过与当地一些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打探消息,得知基层政府建造的仍是老干部活动中心。
受骗的维权积极分子们十分愤慨。他们一面到上级政府部门上访,一面向新闻媒体反映基层政府的欺诈行为。在社区居民连续上访和新闻媒体曝光的压力下,绿街街道不得不提出和业主委员会再行谈判。沈先生要求先停工再谈判。但街道拒绝了这一要求。过去的经验使沈等意识到,如果一味采用上访等“软”方式,是无法让地方政府与他们进行对等谈判的;而如果采用冲击工地等激烈形式,就有可能造成上级政府最关心的“安定团结问题”,从而逼迫地方政府就范。于是,在地方当局拒不执行上级政府停工指令的情况下,维权积极分子们于1999年5 月25 日晚捣毁了工地地基。
对于冲击街道施工现场的行为,沈等事前经过了慎重的斟酌。他先就自己的行动方案向区公安局的一位重要官员(也是他的朋友) 征求了意见,对方向他交代了一些躲避法律惩处的策略和界限问题(如不能毁坏机械设备等) 。在实际行动中,维权积极分子们在沈的约束下严格遵守了上述公安局官员所建议的策略,没有毁坏施工机器(注11);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并无超越高层政府所容忍的“限度”,地方当局无法找到过硬的把柄来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
冲击工地事件发生后,绿街街道办事处要求绿街一村、二村居委会对组织居民、党员以及运动积极分子的家属进行“再教育”,声称JZ 业主委员会组织的集体行动是动乱和破坏行为。他们扬言警方要因此逮捕沈等积极分子。
在此情况下,沈等认为地方政府不会给他们一个公道;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引起上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于是他们商议决定到市政府集体上访。沈意识到要充分发挥上访效果,需要精心设计行动方案。为此,他和一些政府部门的朋友就此进行了商讨。朋友们告诉他,上访时机的选择十分重要:既要能引起市政府高度重视,又不能过分伤及其颜面。因此,沈等积极分子选择一个相对敏感的时间—6 月1 日晚上—到市政府进行集体上访。
这种给高层政府“保全面子”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A 市市政府信访部门接待了这些集体上访的居民后,随后向N 区地方当局作了通报,要求其妥善解决问题。鉴于当时时间节点的敏感性,地方当局对沈等“捅漏子”行为十分恼怒。次日,街道一面委派干部带领当地民警和居委会书记对沈等几个运动领袖进行家访,警告他们不得再去市政府;一面派人到沈等工作单位“告状”。然而,在警察陪伴下的家访和“告状”均受到沈等积极分子及其单位的谴责和敷衍。为防止维权积极分子再去市政府,高度紧张的地方当局又组织街道干部、民警和居委会干部在沈所居住的JZ大楼和市政府门口“三班倒”连续值班监视“动静”,以阻止可能再度发生的上访行动。
由于这些集体行动都是在以沈为首的业委会的名义下组织进行的,地方当局由此声称业委会组织良好,并且奠基于市民们的根本利益之上,正在成长为威胁基层政府权威乃至国家治理的“第三种”势力。他们声称,业委会将比“”组织更危险。但是,在沈等呼吁下,《W报》调查了这次冲突。绿街街道办事处不得已,只好向其提交情况说明,承认建造的是老干部活动中心。《W 报》于1999 年6 月15 日在“情况汇报”中将冲突经过和相关证据报告给A 市政府,明确提出错在基层政府。因此,高层政府要求地方当局克制。此后,整个事件处于僵局。
在后一阶段运动中,在沈等连续奔波和呼吁下,有些市政府部门如市规划局和市园林局都同情维权的居民。由于N 区政府被授予特殊权力,常常在其辖区内无视上述政府部门的规章,导致这些部门的权威受损。因此,后者对N 区地方政府多少存在一些不满和愤恨。通过和一些官员朋友的交往,沈充分意识和利用了这种嫌隙(注12)。因此,市规划局和市园林局等部门对维权积极分子们给予了有力帮助。
2000 年2 月,鉴于沈先生在保护街区中心绿地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市园林局一位和其关系良好的领导提议授予沈“A 市群众性爱绿护绿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A市一些重要的媒介也因此对沈的事迹和社区护绿运动进行了广泛的报导,并称沈为“绿化卫士”。市园林局和媒介的支持大大激励了沈和其他积极分子,并赋予了社区运动更大的合法性。
沈在社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使其成为维权积极分子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当地政府相信,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瓦解人们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抗争行动就会自然平息。因此,地方政府的“摆平”措施主要指向沈本人。他们不但通过请客送礼等方式拉拢了一些记者和运动积极分子,而且利用居委会极力挑起其他业委会和居民对沈的反感,以瓦解沈的支持网络。
这些摆平手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在一村居委会书记的个人影响下,大多数以前和沈先生“结盟”的业委会主任都拒绝继续公开支持他。由于绿街街道封闭了整个中心绿地,以至社区居民长期缺乏锻炼、活动场所。很多居民迁怒于沈,认为他给整个社区生活制造了很大麻烦。一些积极分子的亲属也阻止他们参与沈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少数运动积极分子,其中包括沈所在业委会的副主任,都转而公开支持地方政府的立场。其中有人甚至将沈的行动计划泄露给地方当局。至2000 年9 月,情势的严峻使得沈忧心忡忡:“我现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一败涂地了!”
尽管对以上情形很失望,但沈并没有放弃斗争。他认为如果自己放弃并导致抗争失败,地方当局就会进一步把他们的维权运动定性为非法破坏。这样一来,不但自己个人名声受损和“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且他的支持者们,包括其他维权积极分子和一些官员、记者,都会因此而受到连累。他觉得自己应该坚持下去赢得胜利以报答他的支持者们。和最先领导运动的高老师不同的是,即便在情势最恶劣的时候,沈身边也还有十多个对他十分忠诚的维权积极分子;一些官员、记者也自始至终支持他的维权活动。因此,沈决定继续抗争。
鉴于业委会联盟已经被地方当局所瓦解,沈设法通过其他非正式关系组织网络反击。首先,他极力揭穿街道办事处的“谎言”。通过其官员朋友垂直网络的帮助,沈秘密搜集到几乎所有的当地政府关于本项目的内部文件资料。他向媒介记者和居民展示了这些材料,从而揭穿了街道办事处“建设此项目是为居民办实事”的欺骗性说法。他声称自己作为业委会主任有责任有义务依法维护居民合法权益,呼吁居民应根据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威来判断是非并参与维权运动。他还声称该项目是“代表着一小撮地方官员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己组织抵制并非挑战国家的权威,而是维护国家的法律尊严。因此,他呼吁上级政府支持居民的维权行动。沈的反击十分有力。结果,一些以前倾向于地方当局立场的媒介记者在了解事实真相后转而支持沈的抗议活动,并如实就此事作了报道。这使得地方政府感到十分尴尬。一些居民也因此对地方当局十分不满,他们声称街道和居委会欺骗了他们;沈所在的ZJ 大楼的居民们对居委会尤其愤恨,以至于居委会对该居民楼无法再进行日常管理。
其次,沈等积极分子加大了“缠”访的力度。尽管失去了其他业委会的支持,沈仍于2000 年9 月份凭借积极分子网络召集到200 多居民签署了上访信。他把这些积极分子分成几批,分别“承包”一些相关的政府部门,带着上访信和相关的法律文本前去“反映情况”。这些已经熟知政府内部运作状况的积极分子经常蜂拥到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吁请其“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这些“缠”访使得这些政府部门和负责人不胜其烦。但由于维权积极分子有理有据,他们也无法发作。沈等还警告有关规划部门,如果他们再违规给基层政府发放施工执照的话,居民将依据有关法律对规划部门进行起诉。
再次,沈还通过关系直接求助于中央权威。通过一些熟识的媒介记者介绍,沈结识了新华社A 市分社的资深记者。该记者迅即调查了此事并相信了沈的说法。他通知A 市主要领导人,如果市政府再不严肃查处此事,他就将此事向中央汇报。沈还通过关系向中央递交了上访信和相关证据。其后,中央有关部门将沈的投诉转发A市政府,要求其尽快解决问题。
在这些压力下,A 市各级政府从上到下再也无法采用“拖”的办法回避绿街维权积极分子所反映的问题。2000年10 月,市政府领导人要求市规划局和园林局认真查处该项目。于是,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到N 区与其党政负责人会谈。后者虽然同意取消该项目,但仍想方设法拖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事情一直处于僵持状态,沈又两次被市园林局授予“绿化卫士”的荣誉称号。至2003 年,对立双方均感到疲累不堪。在高层政府的干预下,地方当局和沈等维权积极分子终于达成妥协,基本上按照后者要求重建了被毁的街区中心绿地,缩小了休闲中心的占地面积,并对全体居民开放。至此,绿街居民护绿运动最终胜利。
通过以上描述,读者可能对这些维权积极分子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抗争印象非常深刻。下文将总结关系网络在威权体制下的城市社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这个社区运动是围绕着保护绿街一村、二村两个小区之间的中心绿地而发生的。但是,这两个小区的居民在社区运动中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实际上,绿地的大部分位于绿街二村小区,因而关乎到更多绿街二村居民的利益。但是,大部分维权积极分子是绿街一村的居民,他们是维权运动的主力和核心。
运动史显示,尽管是绿街二村居民最先发起维权运动的,但其后不久,运动的中心和领导权就转移到绿街一村。由于缺乏密切的关系网络,绿街二村的运动发起人高女士和普通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并不稳定。因此,他们的抗争行动被房产商轻易瓦解。在沈先生领导运动时,房产商和绿街街道办事处也先后对绿街一村的维权积极分子使用了相似的瓦解策略,但最终都遭致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绿街一村很多居民系集体动迁,因而本来就有更多的关系网络“存量”。沈先生和主要支持者之间由于长期交往而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信任。另一方面,由于绿街一村居民之间高密度的相互交往,在该小区存在很强的社区参与规范。正是小区存在的这些稳固的非正式网络和参与规范造成了其与绿街二村不同命运的最大区别。
其次,这两个小区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绿街一村有着很多组织良好的业主委员会,而绿街二村由于居民之间合作的稀缺而导致业委会发育不良。我们仍旧记得,在运动第二阶段针对地方政府时,业委会联盟最初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个联盟最终被依附基层政府的居委会瓦解,但沈仍旧能够利用自己JZ 业委会主任的头衔组织抗议。也就是说,这种正式的民间组织大大增强了维权运动的合法性。
第三,和绿街二村早期发起运动的高老师相比,沈凭借个人网络更成功地获取了很多政府官员和媒介记者的支持。如前所述,这种垂直联结对集体抗争的成功至关重要。
总之,和绿街二村相比,绿街一村本来就有更多的关系网络“存量”;其主要维权积极分子建构关系网络的能力也更强,因而在维权运动中建构了更稠密的横向和垂直网络。横向网络和参与规范导致了更高程度的内部团结以及居民间更多的信任和合作,这些是集体行动动员的基本条件。由于有垂直网络为基础,绿街一村能够从代表国家权力的市政府以及主要媒介获取支持,这种支持也反过来给了运动积极分子和普通参与者更大的信心。正是这些区别使得两个小区的居民对于运动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并发挥了截然不同的作用。
在本社区运动中,正如一些运动积极分子所强调,没有沈的领导,他们很难赢得胜利。然而,沈最初之所以愿意领导维权运动,一个重要因素是邻居的推荐和劝导。因为在当代中国,要发起集体行动,组织者通常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钱财乃至承担很大风险。鉴于过去的生活经历,沈充分认识到这些代价,但他不愿因此而使他的邻居和朋友们失望。如果他不愿领头或者半途而废,无疑将失去他们的信任,进而丧失自己的关系网络。或者说,由于绿街一村社区网络和参与规范的存在,处于网络核心的居民领袖反过来也承担了带头捍卫社区公共权益的压力。
沈之所以坚持不懈地领导社区运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有信心赢得胜利。这种信心来自于他以前拥有的关系网和建构新的关系网的能力。正是这些关系网络以及由此动员的社会资源使得沈愿意领导这个社区维权运动。换言之,关系网络发挥了动员运动领导人的作用。以前的研究已经发现了社会网络在动员普通参与者参加集体行动方面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沈接替成为运动领导人时,他利用了与老邻居的非正式网络和业委会的正式网络动员了大批参与者,并在维权积极分子中募集了运动经费。进一步,媒介的支持和高层政府部门的支持也给维权积极分子增加了信心,激励其中一部分人坚持到底。
在当前的中国政治场域,虽然国家在相关领域设立了很多正式规则和法规,但行政机构很少能做到“依法行政”。因而,对于那些求助于国家权威者,在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就本个案而言,沈确实先后和多位律师商讨过通过法庭起诉当地政府的可能性,但他最终意识到几乎不可能通过这种正规渠道赢得大权在握的N 区政府。更何况,如果通过司法诉讼途径失败的话,他们就丧失了进一步通过上访进行抗争的合法性(注13)。于是,沈等充分利用了他们与政府官员和记者之间的个人关系。首先,他们利用这种私人关系来接近国家权威,如诉诸市规划局和其他市政部门等。其次,他们利用这些关系来探知集体行动的边界。在当今中国,尽管各级政府对于集体行动都有一定的容忍度,但仍然有很多界限不容跨越。一旦行动被认为越过了这些界限,就会遭致镇压。
因此,对于组织集体行动的市民来说,探知这样的边界并充分加以利用,也就是俗话说“踩线不越线”,对维权行动成功非常重要(参见应星等,2000 ;应星,2001 ;Cai , 2002) 。但这些界限根据情势的不同而变动不拘(注14)。在本运动中,由于很多官员朋友的帮助和建议,沈得以认识到各种情况下政府容忍的边界。因此,尽管维权积极分子捣毁了街道工地并集体上访,但他们没有使高层政府“丢面子”。因此,这些地方政府的眼中钉并没有因采取“暴力”抗争而受到什么严厉惩处。第三,这些垂直性私人网络也被用于加强市民抗争的合法性。在运动中,沈通过他的官员朋友推荐,三次被市政当局授予“绿化卫士”荣誉称号。这使得他能够“合法地”组织护绿运动。正如当地政府承认,正因为沈拥有高层政府授予的荣誉称号,他们不敢对沈采取逮捕等强硬措施。总之,正是私人性垂直网络使得市民抗争者获得国家权威的支持。
社会网络还被用于打击地方政府的声誉和削弱其影响。在本运动中,沈等维权积极分子利用他们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私人关系以收集各种针对地方当局的证据和信息。这些材料使得沈能够及时向公众揭露房产商和地方政府项目的不合法性质。沈的揭露成功地打击了地方当局的声誉,给维权运动带来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威权主义国家和“分裂”的行政体系:关系网络运行的制度背景
本研究展示了关系网络在中国城市社区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读者可能对关系网络何以能够发挥上述作用尚有疑惑之处。实际上,正如武考克所假设的那样,社会网络的运作与其所嵌置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国家的作用密切相关(Woolcock ,2001) ,而这一点却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因此,本研究认为关系网络之所以发挥上述作用,主要是因为中国威权主义政体和相对“分裂”的行政体系所致。这种制度背景使得普通市民运用关系网络进行抗争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对于相对无权的市民来说,关系网络对于他们组织集体行动是必要的。由于威权化的国家本质,法律体系无法得以正常运行。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地方掌权者违背法规,很少会依法受到相应惩处。因此,在本运动中,当面临着侵犯居民利益的地方当局时,无权的市民无法通过正规的法律诉讼渠道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市民需要利用关系网络建构抗争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正如以前的研究者发现,虽然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的国家,但是其行政体系并非浑然一体的。由于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力范围和利益出发点不同,整个行政系统中存在很多相互冲突和“裂痕”。这些包括上下级矛盾、条条矛盾、块块矛盾以及条块矛盾等(Lieberthal & Lampton , 1992 ; Lu , 1997 ;应星,2001) 。在改革开放时代,由于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此类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地方政府利益和关注点并不一定和高层政府职能部门一致,甚至会相互冲突,尤其在前者的发展项目违背职能部门规章时更是如此。这种相对“分裂”的行政体系则为市民利用关系网络抵制地方当局侵权提供了空间。正如本个案所展示,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的“裂痕”和媒介的初步开放都成为被维权积极分子利用的“政治机会结构”。也就是说,相对无权的市民可以利用高层职能部门的支持来制约作为国家另一部分的地方当局侵权行为。
然而,并非所有的市民维权者都能利用这种机会结构,因为要么它们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要么市民抗争者即使知道其存在但却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因此,市民维权运动者需要某些渠道获取这样的信息并学习如何利用这种机会。本个案展示了这一点。实际上,在A 市,有些市政府部门和N 区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很多矛盾;前者对于后者的特权很不满,因为后者损害了自己的权威。和其他社区集体行动组织者不同的是,绿街一村的维权积极分子通过与各级政府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网络了解到这种“裂痕”,而且在其官员朋友的建议下,他们充分利用了这种机会。在运动第二阶段开始时,由于N 区的特殊地位,市政府有关部门不愿与当地政府公开发生冲突。但是,沈和其他维权积极分子有意识地不仅向市园林局、规划局、媒介等汇报当地政府的违法项目,而且向这些市级机构报告地方当局对其权威的轻视态度。本来就对地方当局不满的园林局等部门因此倾向于更公开地支持市民维权运动并借以维护自己的权威,这种支持最终导致了地方当局的失败。
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针对地方当权者的民众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本研究检视了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动力机制。
本研究发现,“政治机会结构”的存在是当前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发生的前提条件。当前促使集体抗争爆发的“政治机会结构”则有三个主要面向:行政体系的相对“分裂”、媒介的初步开放以及法规政策的逐步完善。媒介的开放、法制的进步使得群众的权益意识有了明显增强,并开始学习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政体的相对开放导致了业主委员会等社区性NGO 的出现,为群众性维权活动提供了组织依托。
但是,这种结构性机会的显现以及“以法抗争”策略的运用都不能充分解释市民维权运动何以能够发动以及发动之后的结果。因为在面对同样的机会结构和侵权问题时,有些街区发起抗争并获得成功,有些虽然发起了抗争但却失败了,更多的街区则缺乏任何集体行动。因此,本研究主张以关系网络这一因素来解释这种差异。换言之,在当代中国,除了法律政策外,维权积极分子还必须运用关系网络作为集体抗争的重要武器,才有可能获取国家权威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以抵制地方当局的侵权行为。
实际上,在跨阶层的城市居住街区,关系网络是促进社区内部团结和动员不同阶层的人群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其重要性的上升本身也是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反映。在上世纪90 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以单一阶层为基础的“单位”(大多数成员具有相似的收入和地位) 。当时绝大多数市民由国有单位集中管理,因而其集体行动往往以单位为基础。然而,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和社区建设的兴起,街区越来越关系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而越来越多的集体行动开始以跨阶层(市民分散于不同单位和职业) 的街区为行动单元。关系网络因此便成为促进社区团结和在横向上动员普通市民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因素。
此外,本文还揭示了垂直性关系网络对于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它是普通市民动员国家支持的重要工具。实际上,比起那些纯粹由工人和农民等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运动,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包括了各个阶层人士甚至包括一些社会精英,其组织者和积极分子便更有可能建构垂直网络以促进集体行动。因此,这些横向和垂直关系网络的存在与否、性质如何和强度高低,决定性地影响了街区层次上市民维权运动的出现及其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关系网络是个双刃剑,既可能为维权市民所用,也可能为侵权的地方当局所用。本案例说明,只有在保证其维权活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普通市民才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获取成功(注15)。换言之,关系网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对关系网络尤其是垂直网络与社区运动之间关系的检视将促进我们对当前中国城市政治的理解。
本研究发现,尽管作为市民维权的主要方式的信访渠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解决问题(注16) ,但却为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的安全阀作用。正如本个案所示,虽然法律已经成为民众抗争的重要武器,但司法体系本身并不足以承担群众维权的重任。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还受地方行政权力制约。在此情况下,无权的市民实际上无法利用司法部门来抵制地方当局的侵权(注17) 。因此,在司法体制本身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信访体系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和群众权益上目前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的存在对于弱势的维权市民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权力资源。
对上访技术和时机的精确把握和应用可以使弱势市民生产出社区权力以和地方行政权力相抗衡。在大多数遭遇地方当局侵权的百姓看来,信访渠道是他们唯一的得以表达冤屈和诉诸国家权威的垂直网络,并让其抱有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这条垂直网络的存在使得群众一旦在遇到基层政府侵权时,不至于便立即对整个政治体制丧失信心,从而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在本案例中,一些核心维权分子表示,如果A 市市政府不能解决问题的话,他们就将集体到北京上访。这说明:正是由于上访渠道的存在,这些维权积极分子坚持在不触犯法律的框架之中行动,而一直没有采取真正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过激行为。如果失去了信访渠道,群众因为遭受侵权而无法申诉会导致不满情绪的累积,最终可能引发大范围的社会不稳定。
本研究也发现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本文展示的城市市民维权运动在当前中国并非是独一无二的个案。和其他地区相比,A 市无论高层政府还是地方当局都要相对“文明”的多。在本案例中,无论是开发商还是基层政府,即使在和居民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也没有和其他地方一样真正对维权的市民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打压手段。而近两年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广州“孙志刚事件”、湖南嘉禾拆迁等大量公开出来的事件说明地方当局侵权和市民抗争现象在当代中国其他城市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结合这些事件,我们可以推断出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形成了以地方当局为核心的地方性“增长机器”(开发商、政府、工程队等联盟) 。这些利益集团片面强调自己的发展计划和集团利益,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政策贯彻和普通市民权益。更严重的是,因为这些侵权行为往往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导致了目前很多地方基层政府和民众之间互信的缺失(注18) ,以致引发了大量的集体抗争。结合上述有关研究,我们发现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在政治环境上,它们都面临着法规政策的完善、政府一定程度的容忍、“分裂”的行政体系、大众媒介的开放等“政治机会结构”。在行动目的上,它们主要聚焦于维护具体的社区公共利益,但开始有追求社区民主权益的迹象。在抗争对象上,和西方“新社会运动”(注19)不同的是,它们不但不直接挑战国家权威,反而利用其抵制侵权的地方当局和工商组织。在行动策略上,它们不但利用现代法律作为武器,而且利用传统的关系网络进行动员。在行动单位上,它们主要以各自的社区为行动单位,但目前已经在更大范围上出现了扩展和联合趋势。
在组织依托上,它们不仅在维权积极分子中建立了紧密的非正式网络,而且开始利用业主委员会、村民议事会等合法的群众性组织。在运动领导上,它们都有一些相对稳定的群众领袖和精英小组,这些群众领袖在农村中和同辈相比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和更丰富的阅历,在城市中则表现为具有更高的维权“热情”和更广泛的关系网络。在参与对象上,它们的参与者主要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但目前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表明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成员也开始参与集体抗争。在行动后果上,虽然它们不像西方“新社会运动”一样成为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的动力,但它们确实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善地方治理秩序。
此外,从上述几个引起高层关注并最终得到处理的案例中可以发现,这些成功的“维权”事件都遵循着相似的博弈轨迹:地方当权者对普通市民施加不法侵害,后者不得不利用媒介等非官方渠道来诉诸高层政府,由高层政府对地方当局的不法行为进行干预。在这些事件中,新闻媒体作为比较中立的舆论监督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工具;或者说,逐渐发展的大众媒介作为垂直性社会网络发挥了链接国家和普通民意的作用。因此,正如本个案和这些事件所揭示的,在目前阶段,中国市民社会运动的方向,不是所谓反对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而是要利用信访渠道、新闻媒体等垂直性网络联合国家对地方“增长机器”进行监督和制约。只有如此,市民权益和国家权威才有可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注释:
* 本文是基于我2001 年初完成的关于本运动个案的民族志写就的。上海大学董国礼副教授、中山大学朱健刚博士当时就此个案和我进行了很多探讨。特此感谢这两位先生在我早期研究中所给予的支持。本文于2003 年9 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ARI ,NUS) 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A/ P Chan , Ching Selina ,A/ P Khondker , Habibul Haque ,Professor Zou Keyuan , Professor Chua Beng Huat , A/ P
Hadiz , Vedi Renandi , Dr. Cai Yongshun ,Dr. Yang Der - Ruey , Miss. Nah Han Yuong Alice Maria , Mr. Kumbamu Ashok and Mr. Ruan Hengfu 都对本文各稿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评论。在此特向以上各位以及其他在此研究上给予我帮助的人士表达诚挚的谢意。
注1:在本个案的研究地中国南方大城市A 市,由于环保宣传工作的普及和深化,各种组织和市民的环保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实际上,街区的绿化环境当前已经被社会各界视作该地“档次”的一个重要指标,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房产价格。
注2:在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维权运动时,李连江、欧博文(1997) 和于建嵘(2004) 先后提出了“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实际上,这两者都指农民利用国家的法律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侵权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于建嵘认为,“依法抗争”是指农民主要依靠上级政府和国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很少直接挑战侵权的基层政府;“以法抗争”是指农民以法律为武器直接挑战违规的地方当局,而以诉诸国家为辅(参见于建嵘,2004) 。换言之,较之于“依法抗争”策略,“以法抗争”采用更多形式激烈的集体行动。
注3:为保护当事人利益,本文所有地名、人名等都作了技术处理。
注4:参见Bennett & George (2000) , Case Studies and Process Tracing in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 Similar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ci 。
注5:当然,沈并不是相信一旦居民发现并向上报告开发公司的违规证据,高层政府就会自动依据这些证据惩处后者。他是单位中层管理人员,和各级政府经常打交道。他很明白,在实践中,很多政府官员和民众都把法律和政策看做“官面文章”,而基层政府也往往在执行政策时实行“变通”之策,或实际上执行各自的“土政策”。高层政府有时候也了解基层机构有违规或“变通”行为。但一般情况下,只要基层机构“变通”不太过分,或不引起其他人的抗议,上级政府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当前行政体系中的“潜规则”,即所谓“民不举官不究”。但是如果群众抓住了当权者违规的证据,就可以要求政府严格“依法办事”而不能“变通”。正如应星(2001) 在农村研究中发现,一旦群众搬出法律和政策条文要求有关政府部门严格执行时,至少在正式场合,没有官员敢于冒政治风险否认“依法办事”的正式规则,并不得不承诺按法规办事。丰富的社会阅历以及和官员朋友的交往使得沈很了解这些游戏规则。沈等认为,采用上述策略一方面可以给上级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出面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让居民的维权行动显得“合法”,从而使自己掌握主动权。从实质上看,这些市民维权者的策略就是以法律和政策为武器的抗争,类似于其他研究者所指出的“依法抗争”(李连江与欧博文,1997) 和“以法抗争”(于建嵘,2004) 策略。
注6:沈所谓的公关,是指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或私人渠道动员抗争力量,这些关系包括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和上下级关系等。在沈等积极分子看来,如果动员这些私人关系是为了社区公益的话,那些做法就是正当的。为了提高自己的斗争技巧,沈在此后几年一直坚持自学公共关系学和法律,并参加了相关专业文凭的考试。他指出,要用法来维权,“ ……首先自己要学法、懂法,才会用法。”。
注7:应星在对农村上访的深入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高层政府和上访民众之间“拖”与“缠”的博弈。他发现,对于大量涌现的民众上访,高层政府通常采用“拖延”策略来“过滤”出“真问题”。而有经验的上访者就采用连续的密集地上访主要领导的办法来寻求问题的尽快解决(应星,2001) 。
注8:按照党纪规定,中共党员不准参加上访活动。对此,曾经多次参加上访的维权运动骨干、党员刘先生对我说:“共产党员也是公民,因此也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共产党是代表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的忠实代表,站在党的立场上要考虑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因此共产党员也有权利和义务采用合法的方式维护群众的利益。”可见,对于这些党员维权积极分子来说,公民权益比党的纪律更加重要。
注9:N 区在A 市具有特殊地位,享受类似于“特区”的待遇。它被赋予了比A 市其他区大的多的权力,其最高负责人同时担任A 市副市长。因此,在N 区辖区,地方政府常被赋予“特区特办”的便利。
注10:这些维权积极分子指出,“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土地确实是国家的,但国家是老百姓的。人民是通过党的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来制定法律法规以体现自己意志的。党中央提出要依法行政,就是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可街道办事处没有按照绿化条例办,没有按照物业条例办,没有按照规划条例办,就是背叛党,背叛人民;他们实际上代表的是少数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和意志……因此,国家的真正代表是法律而不是基层政府。有关法规规定公共绿化不得非法毁损。所以我们百姓要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这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威信。”。
注11:那位官员指出,在高层政府看来,毁坏机器意味着“打砸抢”和“搞破坏”。如采用这种“干扰性”策略,正如应星和景军(2000)所指出,就可能超过了国家容忍限度而导致“引火烧身”。
注12:有一次,沈发现在街区中心绿地的施工告示上,地方政府使用词语不当,有损市规划局权威。沈把这个告示牌拍成照片,并随即报告了市规划局。后者对此十分不满,立即派出官员到场检查并向地方政府抗议;后者不得不更换了告示牌。沈等也声称他们采取集体行动抵制地方政府,也有利于维护上述部门的权威。
注13:沈认为,中国法制建设落后。N 区地位特殊,其负责人是A市副市长。地方司法机构根本不可能制约区政府。他说,“从法律上说,它(区政府) 肯定是不对的;但从权势来说,它肯定比你(司法机构) 大!”所以,沈相信只有通过上访诉诸高层政府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注14:比如,在一般时候,中央容忍群众去北京上访。但在有些敏感时期如国庆节等,这种行动就被严格控制,因为它可能使中央政府难堪或“丢面子”。这种“敏感时期”就是一种界限。然而,这样的边界往往并不明显和确定。很多集体运动组织者和参与者因无法把握边界问题而导致失败和危险。
注15:正如沈先生指出,一些政府官员之所以支持他领导的护绿运动,一方面固然有个人关系的缘故,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护绿运动是居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正义行为”。
注16:根据有关报道,在目前中国群众诉诸国家信访机构的大量问题中,实际通过上访成功解决的只占0.2 % ( 参见赵凌,2004) 。
注17:这一点也为大量相关调查所证实(参见包永辉等,2004) 。
注18:如前所述,在本案例中,绿街居民自沈先生展示基层政府违规证据后,就对后者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心理。虽然目前事情已经解决,但这种不信任气氛仍然存在。在应星(2001) 的调查中,他也发现当地老百姓总是认为“山阳的天黑暗着呢!”。
注19:所谓“新社会运动”,是指60~70 年代在西方爆发的女权、环保和反战和平运动等。这些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文化和国家(参见Habermas , 1981 ; Mamay , 2001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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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转移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农村现代化、和谐社会和我国小康建设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大问题。而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教育培训是促进农村人力资源转移的根本,高等教育也应该面向农村及县域经济服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开放大学建设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互动关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开放大学建设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开放大学建设为农村人力资源的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另一方面,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为开放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注入新活力。基于两者的互动关系,提出两者良性互动发展的政策建议既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推动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开放大学;人力资源;互动关系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办好开放大学”的战略部署,2012年国家开放大学、北京、上海、江苏、广东、云南开放大学相继成立,但开放大学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它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来不断调整、完善。
开放大学是在原广播电视大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大学,它的办学宗旨就是大力推进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为更多人提供更多提升自己的机会,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远程教育,通过自由灵活的办学模式实现时时可学、处处可学、人人可学的目标。开放大学具有开放性、网络性、灵活性等特征。所谓开放性就是说开放大学的大门对所有想继续学习的人群都是开放的,没有入学的门卡限制。所谓网络性就是说开放大学的教学手段主要基于网络来开展,学员与授课教师在网络上共同完成教学任务。所谓灵活性就是指开放大学对学员的上课时间地点没有任何限制,只要在规定的时间段完成教学任务即可,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时间空间限制,这样为学员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一)农村人力资源素质低下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以中小学文化层次为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仅占总劳动力的13%,而文盲半文盲则占总劳动力的8%。在偏远山区,还依然存在饮水困难、住房条件紧张、卫生医疗设备缺乏的情况,这一切严重影响农民身体素质的提高,进而影响农村发展。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民思想落后、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缺乏创新精神和适应能力。随着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和社会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农村人力资源问题日益凸显,严重阻碍农村经济与时俱进,据2013年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农村各类技术人才仅占农村劳动力的0.9%。
(二)农村人力资源结构配置不合理
当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产业结构分布不均衡,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过剩,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占有比例偏低;第二是劳动力地区分布结构不合理,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边远地区优秀人才分布比例严重失衡;第三是行业分布失衡严重,由于受历史因素影响,从事农业的技术人员远远少于从事其他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农村人力资源投资较少
人力资源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劳动力迁移支出等费用,其中教育投资占有的比例最多。近年来,我国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资,但仍然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村教育经费投资低于城市,农村教师素质、教学设备、教学环境、教学条件不如城市,农村升学率低于城市入学率,因此导致很多农民产生“读书无用论”的观念,形成恶性循环,不愿在教育领域投资来提高自己,最后导致农村陷入“保守现状、安于现状”的僵局,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
(四)农村成人教育及培训比较薄弱
我国农村的成人教育及培训严重不足,本来就已经很落后的农民仅仅靠经验从事农业生产,没有动力没有机会接受实践性实效性较强的培训,与发达国家的成人教育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当前随着科技的普遍推广,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农业对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仅仅依靠经验的传授和积累是无法满足农业现代化需要的,也无法与其他行业和地区竞争。
(一)开放大学的建设为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提供了平台
1.开放大学的建设适应了农村教育发展现状
开放大学是利用网络、多媒体技术实行远程教育。农村多数交通不便,从事农业生产时间非常紧张,很难抽出时间到专业学校进行完整的学习。开放大学的灵活授课,灵活听课的教育形式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农民可以通过网络、电视等了解农业科学技术、农业政策法规、管理技能、市场信息、接受专家学者的培训,从而提高自身的综合技能。
2.开放大学建设为农村劳动力向智能型转变提供可能
开放大学教育本身具有开放性、多样性、灵活性等特征,基于网络开展教学,集录音、视频资料、广播、电视、课件、光盘等多媒体资料与一体,打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使农民随时随处都可以学习。开放大学教育正迎合了农民的需求,深受农民的欢迎,有利于推动农民整体向智能型的转变。
(二)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为开放大学建设指明了方向
开放大学是适应社会新形势而实施的教育战略调整。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培训是开放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农村人力资源具有无限的潜力,为开放大学的发展提供了生机和活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成果将进一步推动开放大学向前深入持续发展。农村人力资源的需求就是开放大学建设的方向,农村人力资源的现状正是开放大学规划建设的依据之一。
开放大学应该瞄准农村人力资源的市场,而农村应该以开放大学的建设为契机,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不断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强化农村人力资源的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人才基础和智力保障。基于此,开放大学教育要发挥其自身的优势,为农村人力资源提升贡献价值。
(一)设置丰富多彩的办学形式
开放大学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它的办学形式非常灵活,在为城市提供职业教育培训、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的基础上,更应该将目标对准农村市场。农村可开发的人力资源有务农的初中生、高中生、农村技术员、农业管理员等,他们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但是他们所需要的培训内容、专业特长及发展方向是有区别的,这就要求开放大学要有针对性地开展适合农民需要的、形式多样、种类齐全、内容丰富的培训。首先可以采用订单式培训并不断扩大规模,这种培训要以知名的有生机的企业为依托,按照企业需求的技术人员为标准,深入开展实用型培训,最后进行回收,解决农民的培训后的就业问题。其次,可以与农村的农业培训机构合作办学,为其提供师资、教学资源、管理资源等,利用农民的农闲时节联合开展短期培训。
(二)开设与市场紧密衔接的专业
开放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为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这就要求其专业设置要突破传统教育模式,要挖掘市场、研究市场,将市场的发展前景与农民的需求与专业设置紧密衔接,专业设置要具有市场性、前瞻性、地域特色性。教学内容要贴近市场、贴近农民、贴近社会,要把教学内容与农业实践、农村服务、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结合起来,重视农业实践和技术能力的培养,把课堂搬到田间,把讲台移到农村。此外,要开设一些符合地方实际的特色培训项目,让农民在短期内学到真本领,真能带来经济收益。
(三)积极构建适宜农村的教学网络渠道
开放大学的特色在于其开放性,其优势也在于开放性。在农村进行开放大学的教育也应该充分发挥其开放性。应该通过多种教育渠道来实现其价值。第一,可以依托乡镇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建立网络教学点,利用农闲时间集中培训。第二,可以将培训内容制成集声音、图片、动画、文字于一体的VCD盘,发给农民,便于农民自学。第三,可以和当地广播、电视等媒体联合,通过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宣讲农业管理、经营等实用性理论,激发农民的学习兴趣,开通农民咨询热线。第四,可以为开通互联网的农村提供网络资源,针对爱好上网青年,提供通俗易懂的理论知识,将管理经验、经营技术等做成有趣的动画等,让农民在娱乐中学到知识,学到本领技术,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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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存在的不足基层民主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发展基层民主,有利于使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我国农村的最广泛实践,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中之重。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既是关系到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所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公民素质培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民主制度。村民自治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农村基层管理方式有待改进、村民的民主素质不高是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普遍存在的不足。公民素质培养作为人生观教育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保证,同时又是发展基层民主,实施民主监督的基本途径。
村民自治没有得到真正落实。2011年发生的“乌坎事件”可以说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村民自治没有得到真正落实的一个典型事例。“乌坎事件”的发生,除了其特定的直接原因外,还有着普遍性的根源,即村民自治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在乌坎,村民自治只是一种形式,一种过场,取而代之的是村民被治。普通村民没有实现当家做主,而所谓的村支书或者存在却成了实际权力的拥有者。这种权力“霸占”暴露的是权力结构的高度集中而非权力结构的制衡。权力一旦被某些人或者集团把持,往往诱发腐败现象,侵犯群众利益,严重者将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农村基层管理方式有待改进。农村基层管理方式与村民自治存在矛盾和冲突,这成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又一重大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党政不分的历史惯性思维下,发展基层民主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和阻力,总是不由自主地混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导致农村基层管理方式过于粗放,不够科学。想通过党的领导直接或间接替代村民自治,这就必然造成人为干预选举、操控选举、破坏选举等损害村民自治的不良现象。这样一来,村干部的权利就脱离了村民的监督和制约,从而诱发村级腐败现象的发生。
村民的民主素质不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素质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综合素质还有待提高,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不强,基层民主建设的整体水平较低。这一现状就造成了村民对基层民主重要性的认识不强,对村民自治的信任弱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乌坎村民潜意识里形成了对村干部的“依赖”,这种“依赖”也是对村干部所拥有权力的“依赖”。这种“依赖”行为就纵容了村干部的专横与贪腐。说到底,这种依赖根源于村民没有形成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根据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论述,我们从哲学的角度考量“公民”内涵时,就必须从个体所处的各种现实社会关系入手,把其当作一个关系范畴,统筹考虑。那么什么是“公民素质”呢?公民素质的内涵可以从广义和侠义两个方面来界定。从广义上讲,公民作为一个自然和社会人所应该具备的各种素质,如德智体美劳等。从侠义上讲,在民主社会,公民作为民主社会的成员之一,在各项公共事务中能够正确履行和承担权利与义务,并能够独立自主的处理与他人、社会、国家的各种关系,使其成为一个与自己身份和地位相适应的一个具有品性、态度和德行的个人。如前所述,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存在村民自治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农村基层管理方式有待改进、村民的民主素质不高等不足。公民素质培养作为人生观教育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村民当家作主的保证,是发展基层民主实施民主监督的基本途径,是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现实需要。
公民素质培养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民主制度,它是基层群众的自治性组织,村民有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众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本组织内的各项事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最终推动农村民主建设的健康发展和农村的社会进步。而村民是否具备公民素质则极大影响着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村民公民素质的培养,首先就要保证其地位和身份的独立性,使其更够最大限度的有序的进行政治参与。而当今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迫切需要对村民进行公民素质教育,提高其对自身主体性地位的认同,增强其对村务参与、决策、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意识,使其在村务管理中真正发挥主体性地位,正确履行权利和承担义务,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健康发展。
公民素质培养是村民当家作主的保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而民主的实现不仅仅靠政治制度的支撑,同时还需要合格的民主政治主体―――公民素质培养作为基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要对村民进行公民素质培养,使村民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真正实现其当家作主的地位,真正实现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众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真正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本组织内的各项事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公民素质的内涵决定了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村民的责任和义务所在,那就是在村务事物管理中能够正确履行和承担权利与义务,并能够独立自主的处理与他人、集体的关系。如此才能保证村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才能推进农村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公民素质培养是发展基层民主,实施民主监督的基本途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价值诉求就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真正实现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最终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而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就需要对村民进行公民素质培养,着重培养其主体精神,对其主体精神和主体地位所需的相关素质和能力进行培养,也就是需要其公民意识教育和民主实践的共同体现。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要想真正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除了法规制度的健全之外,更需要广大公民具有监督意识和法治精神,而监督意识和法治精神的培育正是公民素质培养的内在要求。
广义上的公民素质是指公民作为一个自然和社会人所应该具备的各种素质,如主体意识、科学文化素质、政治参与素质等。这些素质的培养对于建设具有高水准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同时能够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亿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那么,公民素质如何培养呢?本文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加强主体意识教育,提高村民公民意识。主体意识就是一个主体对自身的定位和对自我的认识。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村民主体意识主要体现在:主体如何看待自身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在村民自治中自身作用的发挥,能否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集体利益的关系,能否正确看待自己在村务管理中的权力与责任等。这种主体意识的培养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也就是说要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对村民进行主体意识教育,增强其对权利、权力、责任、义务的区分和认识,使其在基层事务管理中增强主体的规范意识和实践意识,继而提高村民的公民意识,如此才能最大限度的遏制“一言堂”,才能推动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
村民主体意识的培养,不仅有利于提高村民的公民意识,同时有利于促进村民养成正确的参与村务事务管理的价值观念。明确了村民的主体意识,也就把握住了村民自治的核心和关键。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村民主体意识教育,除了主体自身的自识和反思之外,更需要形成能够使主体在个人与集体、理论与实践、制度与思想层面的一种外在机制――农村政治社会化。
推动农村政治社会化,提高村民政治参与能力。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在《当代比较政治学》中说:“政治社会化也就是一代人把政治标准和信仰传给下一代,这个过程叫做文化传送。” 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要把公民作为政治社会化推动的主导力量,公民除了接受政治知识、政治理念、政治信仰、政治素质、政治模式之外,更要发挥自身的主体性,既公民在政治学习的过程中有意识、有目的的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活动对习得的政治知识进行强化,并形成正确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过程。推动农村政治社会化,提高村民政治参与能力,必须扩大村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为村民参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条件,保障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真正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本组织内的各项事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实现农村政治社会化,重构农村地区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教育,重建农民的政治素养和政治意识,这样既可以形成社会公平意识,又有利于农村地区文化和道德秩序的构建,使其形成正确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从而在深层次上提高农村的乡风文明、政治文明,维护社会公正。同时,重构农村地区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教育,实现农村政治社会化又与农村基础教育和村民科学文化素质息息相关,村民是否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政治素养和政治意识的提高,影响着农村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提高村民科学文化素质。科学素质是指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参与科学活动所具备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科学观念、科学精神等一系列判断处理各种事物的能力。文化素质是指人们在文化方面所具有的较为稳定的、内在的基本品质。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的整体素质状况,因此,在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提高村民科学文化素质。据统计,在全国5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0%,高中以上的只占12%,全国92%的文盲半文盲在农村。
农村基础教育的薄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培养一批懂技术、有文化的高素质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首先,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经费投入,建设一批惠民的教育工程,切实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其次,要推动城乡教育的均衡投入和发展,以城镇教育带动农村教育,以农村教育推动城乡教育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再次,要在农村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和观念、破除封建迷信的禁锢,形成积极向上的农村精神风貌。最后,要发展和繁荣农村文化,要在农村地区建设一批文化站点和文化基础设施,培养一批农村演艺剧团和队伍,同时要对乡镇文化管理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调节乡镇文化管理,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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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一直重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一直将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广泛的民主权利作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没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就没有整个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问题及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对培养农民民主意识、增强民主观念、创造民主文化氛围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在分析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相关制约因素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具体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农村经济;民主监督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报告指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程度既关系到我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关键所在。
(一)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培养农民民主意识、增强民主观念、创造民主文化氛围的重要举措。一个国家的民主是否完善的重要衡量标尺就是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主张主权在民,认为在社会治理中应该实行直接民主。从亚里士多德到布莱斯,民主理论家们都强调民主的维持靠公民的积极参与。我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农业大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得农民参政意识较为淡薄,至今为止农村人口普遍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程度依然不高。把民主政治建设的着眼点放在农村,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农村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提高其参与管理本地方事务的积极性,提高民主参与水平,增强民主意识是我们的正确选择,也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成就。
(二)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当前依法治国战略虽然已经在我国农村得到广泛推广,但是由于综合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基础民主建设过程中依然存在缺乏民主经验、民主习惯、不善于行使民主权利、法律意识淡薄等现象。良好的法治是民主实现的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扩大基层民主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的必经之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
(三)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一国民主化的程度与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相一致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层民主程度还不太完善,但是中国农村市场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规模,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可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增强农民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有力地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实现社会安定,国家繁荣的有力保障。俗话说“国泰民安”,对于国家来说,农村基层民主的实现,有利于农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实现国家繁荣。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原有的格局被打破,经济利益呈现多元化的趋向。加上基层民主建设不完善,导致民众上访、集访等群体性事件出现,给社会安定带来诸多不利因素。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为群众提供合法的参与渠道,有利于化解内部矛盾,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国家的繁荣。
近年来,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虽取得了长足进步,广大农民的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有了极大地提高,但是目前还存在许多制约民主发展的因素,分析研究这些问题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探讨农村基层民主发展路径。
(一)村委会与乡镇政府职责关系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从立法来说,基层国家机关与村民委员会不存在隶属关系,乡镇政府只能对村民委员会给予支持、指导和帮助,然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一些乡镇政府把村委会当作自己的直接下属单位,控制村委会的人事权,对经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干部随意调动,对于村委会自治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横加干涉。
(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其民主化进程息息相关,其民主化的程度、方式往往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美国学者科恩曾说:“使公民体力情况恶化并迫使他们主要或完全关心自己或家庭生存问题的经济条件是不可能产生有生气的民主的”。贫困地区的农民首先关心的是生存的问题,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参与政治活动,由此产生了贿选、弃选等问题。
(三)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政治权利以及参政议政意识薄弱。列宁说:“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在我国农村,受过高等教育的多留在城里,不愿回乡;留下来的大多文化程度不高,而我国村民自治需要农民具有相应的文化知识水平,从留下来的人员中所选出的村干部也难以胜任基层民主建设的职责要求。
(四)强大宗族势力的干扰。家族势力一直是农村过去和现在实际存在的强大力量,在选举中往往可以干预选举,借助人情关系网直接干预村集体事务的决策,往往形成牺牲大多数村民的基础上实现少数人的利益的局面,这是不符合村民自治的初衷的。
(五)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保障,虽然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的民主监督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是仍然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为农民对于信息的掌握,既没有量的保证,也没有质的保证;社会监督制约机制缺乏,监督如同虚设,没有约束力,村干部经济犯罪现象突出,村务财务公开难等都是当前农村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明确政府职责,充分发挥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两级组织的职能和作用。乡镇党委和政府要加强正确的领导和指导,还政于民;其次提高乡镇人大的地位,充分发挥其监督权、罢免权,对村委会予以工作上的支持、指导和帮助;再次要科学划分职权,处理好两委的关系,处理好党的领导和具体事务之间的关系。村党支部作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职责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管理好党务工作和村党支部自身建设工作,这就决定了村党支部不能代替村委会直接管理具体事务。
(二)大力发展包括农村集体经济在内的农村经济。经济欠发达地区,集体经济薄弱,难以正常开展村务活动。因此国家和政府要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投入,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搞活集体资产经营,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要加大对经济薄弱村的政策扶持力度,为经济薄弱村提供给项目、找市场的造血式支持,强化村民自治组织的资源分配功能。
(三)强化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农民和村干部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村干部是农村基层民主的直接执行者,其文化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水平的高低对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影响重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强化宣传教育,破除传统思想对村干部和村民的影响,为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提供强大的驱动力。此外还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逐步增强农民的参政能力和民主法治观念,充分发挥农民的民主主体作用。
(四)提高农民法律意识,铲除封建残余存在的根基。广大农民的主动参与是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力量源泉。加强普法教育,使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现代民主程序实现自身的民主权力。要想切实消除农村宗族势力的影响,就要切合农村实际,对村民进行适当的民主理论普及教育,培养与民主发展相适应的平等、公平、竞争等民主意识。
(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基层民主监督的力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大力发展基层民主,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财务管理是村务管理的核心,因此基层组织可普遍设立村民财务小组,建立一套符合本村实际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监督村财务收支,对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要建立和完善村干部的激励约束制度,把群众满意与否作为衡量村干部是否合格的标准,而且,评议结果要和村干部的使用和补贴标准直接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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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科技发展迅猛,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正逐渐被网络化、数字化的方式所取代,对当前图书资源管理理念,馆员角色的转变等方面带来严峻的挑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数字时代基层图书馆发展的定位及方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从数字时代的基本概念,显著特征和重要特点我们可以看出,数字时代和基层图书馆的关系,既给基层图书馆生存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又给基层图书馆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本文就数字时代基层图书馆发展的定位及方向进行分析。
【关键词】: 数字时代 基层图书馆发展 定位 方向
(一)馆员职业心理定位
从传统图书馆到现在,基层图书馆得到了国家财政和社会的大力扶持,虽然基层图书馆的各种环境和工作条件在不断改善,但人心思变、人心思走,业务强手跳槽频繁,人才流失现象在基层图书馆圈依然严重存在。当然,从我国图书馆的繁荣和事业的兴盛看,还是反映了绝大多数从业人员的一种稳定心态。在市场经济的土壤条件下,在数字时代的土壤中,对基层图书馆人来说,从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创新意识等方面要求更高,优胜劣汰的严峻形势无时无刻不在考验我们。那么基层图书馆作为终身事业的职业心理的定位是否得到认同和接受,是每一个基层图书馆人值得思考的。
(二)目标管理一人文管理的复合型定位
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人把目标管理应用于基层图书馆管理,发展至今。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管理思想中的人文管理被引入基层图书馆,其管理实质就是以人为本,注重激励,引导被管理者去实现预定目标。数字时代基层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相比更为复杂。既有对事物的管理,也有对人的管理,还有对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的管理,只有把目标管理与人文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在管理创新中不断提高馆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对组织的适应性。
(三)藏书中心一用户信息中心的复合型定位
传统图书馆以藏为主,现代图书馆强调的是读者第一,用户至上,主动、全方位、创新性服务。数字时代基层图书馆突破了语种、民族与国界。基层图书馆的服务将由被动变为主动;从固有变为社会化、全球化;从有形变为无形;从文献服务变为深层次信息服务。读者需求的多元化及信息可获取途径的多元化,向基层图书馆服务提出了挑战。因此基层图书馆的用户地位更应得到强化。
(四)图书馆员一信息馆员一学科馆员角色定位
数字时代,基层图书馆对现代技术和设备的依赖程度更高,这对图书馆人的业务素质和知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时间图书馆员应该成为网络导航员,电子信息馆员、系统管理馆员、数字图书馆员、信息代理、学科专家。这些都强调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计算机、网络和其他专业知识,有较强的业务自动化操作和应用能力和强烈的信息意识。因此,馆员角色的转换已经成为影响基层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因素。应通过业务培训、岗位自学、学历升级、网络实践、协作交流、引进入才等方式,实现从基层图书馆员到信息馆员及学科馆员角色的自身转换和提高整体创新能力。
(五)个性一优势互补的复合型发展定位
传统基层图书馆以拥有多种馆藏、古籍、善本、地方文献、名人文献和大面积馆舍为荣。随着计算机联机图书馆中心“211工程”文献保障体系以及馆际互借、电子文献传递、网上图书采购、网上联机编目等信息文献资源的全球共享和高速传递变为现实,每个基层图书馆都必须将自己世界世界图书馆体系的一部分。必须摆脱自足状态,把自己的个性和别人的优势加以融合,并使个性尽量体现在信息性服务能力和创新机制上。实现个性更加突出,优势互补的发展模式。
(一)创造条件,建立数字基层时代图书馆环境下的信息服务中心
具有高起点的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以及培养一批各领域的专业人才是数字时代基层图书馆追求的目标,这也是将基层图书馆转变为信息服务中心的根本条件。但这种转变并非一日之功,而要经过几个发展阶段才能形成。首先需要经过资源分配的转变,即基层图书馆开始履行信息代理人职责,这一过程是由馆员创造的一种有附加值的服务过程;其次随着各种技术条件,人才条件的具备,大量的网上信息的搜索、整理、挖掘、存储和传输变得实际可行和经济合理时,基层图书馆就将承担信息代理人的重要职责,此时基层图书馆的重要任务就是一方面通过在线资源代表用户获取信息,另一方面就是最大限度的组织建设用户需求的真正资源供用户共享;最后当基层图书馆拥有大量的非固定和相对固定的用户群,并且用户对基层图书馆的信任度和各种信息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即用户再不太依靠原有馆藏及实体场所时,基层图书馆就将成为“信息顾问”为众多用户和社会提供非特定和特定服务的不可缺少的支持机构,变为名副其实的信息服务中心。
(二)建立“柔性”的基层图书馆信息服务组织
建立“柔性”的基层图书馆信息服务组织,一方面指基层图书馆组织能对数字时代日益变化的环境作出迅速反应和灵活应变;另一方面则是基层图书馆依据自身的发展和具体条件的需要,面对各种变革作出自己的抉择。只有同时具有这两种机能,且两者有机融合,才能力求平衡发展。
(三)重视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加快特色资源的数字化
在建成具有通用性、兼容性的馆藏书目、期刊数据库和读者数据库的基础上,各基层图书馆要发挥比较优势作用,建立多种特色专题数字化文献库,并逐步将馆藏资源数字化,大力提高馆藏资源的利用率和共享性。与此同时,根据不同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多数量、高质量地从全球虚拟图书馆上获取,挖掘组织各类信息资源提供给用户,有条件的基层图书馆还要增加购买各种商用数据库的投入,以满足用户的共享需求。
(四)大力引进和培养数字时代基层图书馆各方面人才
数字时代基层图书馆的发展,人才是关键。没有一流的人才,就不能为用户提供一流的服务;没有一流的人才,数字基层图书馆也只是纸上谈兵。各种环境的改善影响着基层图书馆人的思想观点;影响着基层图书馆的馆藏发展;影响着基层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影响着基层图书馆对人力资源的管理与要求等等。并向知识化、多学科、多层次转变。对于处在这一变革时代的基层图书馆及基层图书馆管理层,必须投入财力、物力、大力引进和培养基层图书馆各方面各层次的人才,把握发展机遇.迎接一个全新数字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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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文化建设是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功与否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多层次、多方面地提高他们的信息需求满意度,培育造就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而公共图书馆旨在通过向全体公民提供各种表现形式的文化知识信息服务,以此来满足公民获取学习资源、享受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需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公共图书馆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我国越来越重视农村的发展。在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只有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素质,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才能在总体上提高新时期农村的建设。在现如今的社会发展中,城乡的经济差距较为严重,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农民的素质以及文化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在农村建设公共图书馆,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现象进行改进。本文主要对公共图书馆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关系进行论述,仅供参考。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 新农村 文化建设
文明社会的标志就是公民享有一定的文化权利。但是在我国的农村,一些农民的思想意识还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对于基本的现代文化生活没有充分享有,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建立公共图书馆可以对新农村的文化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只有努力提高农民的素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农村文化建设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才能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水平。
上,积极地引入一些经济项目,而忽视了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对于地方进行规划没有充分考虑到文化设施的设置。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重大,不仅可以对农民的身心健康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沟通人际关系,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可见这些方面的意义是经济类的活动无法实现的。农民的意识要超前,接受社会发展的最前沿信息,跟上时代的步伐。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对于乡风的建设已经被提上了日程。另外,现在农村所具有的文化资源和新农村的目标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在公共的文字图书馆或者在音像图书馆的建设方面还不是非常完善,有些农民对于知识的渴望较为强烈,但是书籍的市场价较贵,出现了农民看书难的问题。因此,这种问题亟待解决。
对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建设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新农村建设中的诸多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的小康社会的建立。因此进行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能够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整个农村的全面进步。同时,由于农村的人口众多,加强图书馆的建设,可以增强农民的整体素质,对社会秩序的完善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要将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工作转向农村。
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努力处理好农业、农民和农村三者的关系,同时新农村建设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文化是民族之魂,特别是农村文化的建设,可以起到固化、整合作用。所以,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另外,农村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系。进行农村的文化建设可以对农民的思维和习惯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目前,我国新农村文化建设该如何开展?公共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样为新农村建设出谋划策?新农村又需要什么样的新文化呢?笔者认为,应具体做到以下几点。
(一)加强图书室、文化站等农村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加强对基层文化工作者开展相关的业务知识培训,可采取指派图书馆主要业务部门直接挂钩乡镇图书室负责业务指导或跟班学习等灵活多样、切合实际的培训和指导方式,培养一批熟悉农村文化现状,热爱农村文化工作,关心农民文化生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基层文化工作者;激发农民进行文化建设的热情,广泛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促进农村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提高农民的法制意识。
(二)普及网络知识,建设共享工程的网络平台。当前,应大力普及网络知识,让农村少年儿童了解网络,学习网络技术;应设立新农村建设网站平台,建设万村书库工程,加快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引导农民及子女掌握现代科学信息技术,服务农村、建设农村。
(三)构建田间文化乡镇图书室,让农民成为农村文化的主人。一方面,开展图书室、阅览室、文演室、健身室等不同档次的农村文化大院建设,创建各种民间文娱团队,开办田园学校,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地方文化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另一方面,进行全面的业务指导,采取“托管式”的方法,派专业人员分片管理,以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让农民成为农村文化的主人。其中,可按照“政府推进、社会主办、多方参与、群众自助”的基本方略,从实际出发,坚持国办、民办、多元筹资办馆的原则,依靠社会力量,采用引导鼓励、资助、扶持等多种办法,兴办形式多样、方便群众的基层图书馆(室),以满足人民群众文化、教育的需求。
(一)加强农村图书馆建设,逐步形成网络
整个区域图书馆之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封闭、各自为政、协调困难的局面。如农村图书馆隶属于乡镇文化站,因文化站工作范围宽泛,加之不少地方经费不足,政策不到位,农村文化队伍待遇低且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图书馆难免沦为其附带的职责,导致了一些农村图书馆难以为继。由于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县级公共图书馆对农村图书馆的扶持与帮助显得非常有限,可以说是有力使不上。因此,体制不顺和合作机制创新的缺乏己影响了图书馆整体功能的发挥和农村图书馆的发展。 1.加强村图书馆(室)的建设
村图书馆(室)是农村图书馆的基础。它是直接向农民提供信息服务的前沿阵地,是公共图书馆在农村的延伸。对于它的建设要从本村实际出发,结合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特点,有的放矢,创办具有地域特色、行业特色的图书室。本乡镇、村工农业生产专业户中具有代表性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的用书应当成为当地图书室重点收藏用书,要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藏书体系,真正满足本地区农民的需求。
2.逐步实施图书馆(室)网络建设
农村图书馆(室)网络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首先要制定具体的规范,要完善基本设施,规范基本制度;其次,县、乡、村三级都要重视农村图书馆(室)的经费投入,设立专项经费,用于添置设施、设备、购入图书。
(二)建立实施“图书交换流通工程”
目前,在不少地方,图书馆把藏书视为各自私有财产,只藏不用,不注重发挥其效益,不仅不利于公共图书馆建设,而且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公共图书馆要积极转变观念,要在定位服务农村上下一番工夫。应建立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中心,乡镇图书馆为分中心,村图书馆(室)(文化站)为基层服务点的三级图书信息服务网络。走下去,了解农民朋友想看什么书,并根据其需求,把书送到各乡镇甚至各个村,让村级图书室与全县各级图书馆进行图书流通,让各级图书馆馆藏图书与农民朋友实现“零距离”,把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这样既节省了资金,也拓宽了服务面。
(三)普及网络知识,缩小数字鸿沟
目前,在互联网的普及和利用方面,我国农村和城市的差距非常大。农民由于所受教育程度有限,利用数字化信息资源的技能较低,难以在网络环境下获取信息,这会造成新的贫穷。农民作为最需要得到信息保障的信息弱者,缺少利用网络信息服务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这一社会群体的信息保障仍然必须由公共图书馆这一机构来实现。
公共图书馆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具体的建设中,要根据农村的具体情况来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由于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义重大,所以必须要在农村实现文化信息的共享。这是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的关键,这有这样才能提高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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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构建新农村社区图书信息服务中心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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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国民的阅读量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不仅对现代图书馆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同时也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层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中发挥的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基层图书馆是人们日常休闲活动的主要场所,其可以为人们提供丰富的图书资源,可以更好的传递知识以及文化。提高基层图书馆的服务水平有助于实现全民阅读,可以培养人们阅读的习惯,还可以激活人们的思维,提高全民的素质。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建立基层图书馆,并大力宣传图书馆,可以实现众人读书,建立学习型社会,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有助于推动我国全面的发展与进步。
增加基层图书馆,有助于实现全民阅读,这也是提高人们素质的有效手段。基层图书馆中包含着多类图书,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素质,可以提高图书资源的利用率,也可以节省读者借阅的时间。基层图书馆是一项具有公益性的机构,其对实现全民阅读有着较大的作用。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为了更好的传承我国文化以及优良传统,必须积极开展阅读活动,还要通过宣传,鼓励社会中更多的人参加,从而促进我国更好的发展。
据相关统计,我国人民2013年人均阅读图书为4.25本,较去年3.88本有着一定提升,但是这一数量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在我国,14-17岁未成年人课外书籍的阅读量最大,其次是9-13岁青少年儿童,排在最末尾的是18-70周岁的国民,很有多成年人在工作后,除了工作需求,几乎不阅读书籍,而且很少会参加图书馆举办的阅读活动。但是也有很多国民平时有着去图书馆的习惯,并希望图书馆可以多举办阅读节等活动,还希望图书馆可以增加图书的丰富性。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图书生产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是很讽刺的是,我国人均阅读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却是最少的。
为了促进国家更好的发展,必须使人民养成热爱读书的习惯,实现全民阅读的社会形式,还要多开展图书馆活动,增加宣传,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有效手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很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很多人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这也使得我国每年人均阅读量在不断增加,使得我国人民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升,知识掌握情况也有力明显的改善,这一些发达城市中,阅读活动的开办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基层图书馆是城市文献资料的主要存储地,在图书馆馆中,珍藏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图书资料,其对信息交流有着重要帮助。书籍记录着我国的文化历史,在地方基层图书馆中,记录着城市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通过阅读书籍,可以激发人们的思维,也可以传承我国的文化以及信仰。在基层图书馆中,学科覆盖面比较广,而且很多文献资料都有着较强的专业性,可以为人们提供专业的资料。基层图书馆载体有着多样性,其丰富的文献资料满足了广大读者多元化的需求,对全民阅读的推广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为了保证基层图书馆全民阅读活动的顺利开展,需要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1、基层图书馆管理者需要学习发达国家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经验,还要结合图书馆自身情况,改进阅读活动的具体规则、制度,并增加图书资料的丰富性,这也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支出,需要投入一定资金,帮助图书馆购买更多的资料,这样才能提高阅读质量。在世界读书日当天,很多城市的基层图书馆都承办了全民阅读活动,而且还以不同的主题,吸引了全民参与,这项活动号召市民多读书、读好书,可以培养全民阅读的好习惯。
2、完善网络资源导读服务功能,引导和推动网络阅读。随着互联网知识和技能的宣传与普及,网络阅读迅速兴起,它已成为大众的第二大阅读方式。本人所在的烟台图书馆,读者只需输入网址,即可登录我馆网站,轻松享受电子图书和电子期刊在线阅读、目录查询、办理图书期刊网上续借和查询。通过对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连接,可以足不出户,了解检索烟台文化信息,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举措拓宽了读者服务范围,提高了图书馆电子资源的利用率,达到了普及科学知识的目的。
3、延伸服务触角,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基层图书馆网络服务体系。某图书馆市民大讲堂自2009年开办至今,4年多的时间累计举办讲座三百余场,接待读者百万余人次。满足了人们不同层次的阅读需求,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和好评。
4、打造24小时自助图书馆,给读者提供自由、轻松、快捷的服务。自助图书馆的诞生满足了读者公开、方便、免费阅读的需要。它将图书馆延伸服务与高新技术结合在一起,突破了图书馆馆舍建筑的功能局限,有效地提高了基层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用率,对构建开明、有益、愉快的阅读社会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全民阅读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集合来自政府机构、协会、民间组织、传媒机构及图书馆等大众媒介。
5、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是推动社会阅读开展的物质保障。图书馆在采购文献时要及时了解读者的需求,根据社会的发展,以综合性、科学性、实用性为原则,及时调整馆藏结构,提高文献的使用价值,也要在文献资源迅猛增长的同时,对庞大的信息源进行全面而精确的控制,网上咨询服务,为建设阅读社会提供多元化的阅读平台,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形式和动态的阅读需求。
6、加强图书馆自身的宣传,树立社会阅读风尚。图书馆要注意发挥社会传媒的宣传效应,加大力度做好自身的宣传,充分利用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全民读书月等大型活动向社会宣传图书馆的性质、任务、服务宗旨、服务内容、藏书特色等内容,自觉地想看书,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充分发挥图书馆社会教育和传播先进文化的职能。
书籍是人类不断进步的阶梯,在城市中,多开展阅读文化,可以培养人们阅读的习惯,可以提高全民的知识以及素质,这也是促进国家更快发展的有效途径。进入21世纪后,社会中各个行业对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人们必须通过阅读,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所以,基层图书馆应该增加图书种类的丰富性,还要定期购买图书,这样才能提高基层图书馆资源的优势,才能在全民阅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的履行社会职责。
基层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中发挥的作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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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村发展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农村发展电子商务的条件
目前,电子商务在农业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已经被人们广泛认可。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电子商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经历着快速的发展。但总体来看,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全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四个方面对农村发展电子商务的条件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规律。
1.政治方面
我国政府一直对“三农问题”高度关注,“十二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前各级政府对于农村发展电子商务是持鼓励态度的。很多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将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信息资源开发等工作纳入“村村通工程”。随着农业信息化建设和农村互联网工程建设的完善,电子商务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和市场。
2.经济方面
我国经济虽然处于平稳增长的时期,但城乡差距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农村建设投资远落后于城市建设投资,从而导致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目前我国很多地区的农村经济基础依然较差,其现有的网络通信设施很难满足日新月异的电子商务发展要求,加上农村地区本身对于人才的吸引力小,因此缺乏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到电子商务的建设和日常运作中。另外,农业生产的周期一般较长,与其他商品的流通周期相比较低,因此更需要一定的资金去支持日常的生产运作。这些因素在某些方面正制约着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3.文化方面
我国有着深厚的农业文明背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长期支配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传统观念的束缚导致农民不容易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特别是有些基层农村干部对于电子商务的认识较为落后,这就直接影响到这一事业在基层地区的发展。加上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较落后,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较低,他们对于网络、电子商务这些新兴事物接触得晚且机会较少。这些“先天不足”就使得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有了一定的障碍。
4.技术方面
正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区落后的教育水平导致农民文化水平较低,所以掌握基本网络技术的农民相对较少。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也一直不到位,开展电子商务所要求的基本技术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都不具备。相较于城市地区各类发达的互联网公司和物流公司,农村地区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另外,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建立了大量的农村电子商务网站,但是这些网站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较低,实用性就大打折扣。每年大量的IT人才流入各大商品销售平台,而进入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的人才却只有很少一部分,这也十分不利于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大环境还是较为宽松的,政府也在努力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我国农村要开展好电子商务这一事业,需要综合各方面因素,统筹兼顾,才能走出符合我国农村自身特点的电子商务道路。
二、社会学视角下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从社会学角度看,在农村发展电子商务这一行为既是农民自己作出的选择,又是整个社会对于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期待。因此,我们可以用社会选择这一理论来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社会选择理论指的是将社会成员的偏好集结成为群(社会)的偏好。例如,投票选举、市场机制等。从形式上看,社会选择是典型的群决策问题,但从更深的层次分析,社会选择理论研究的是“个人价值与社会选择之间的冲突与一致性的条件”。正是由于在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关注到电子商务这一新兴事物,使得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获得了全社会的关注。也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电子商务事业中,才使得互联网经济极大地增长,从而获得了人们的关注。首先,我国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过程中应该采取政府主导的模式。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决定的。只有明确了政府的领导,才能统筹各部门和各种有利条件进行有机地结合。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扶持力度,从资金、人才、政策等各方面给予支持。其次,加强农村电子商务的宣传力度,在基层设立一定的奖励政策,鼓励更多的农民尤其是对电子商务缺乏了解的农民尝试。另外,要加大对于基层领导干部的培训,让他们成为农村电子商务事业建设的“排头兵”。再次,政府应予以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互联网公司和物流公司将业务范围更多地拓展到农村。这样既方便农业产品的运输和流通,也为这些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地方政府可以与一些互联网公司合作,加强对农民电商技术的培训和指导,让他们从根本上掌握电子商务的相关技术和理念,使得他们在实践中由被动发展变成主动投资。最后,要完善农村电子商务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细则。只有在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良好的政策氛围里,农村电子商务才能顺利健康地发展。
三、结束语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有着时代性、社会性和群体性。从众的选择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人的因素条件;党的新农村建设是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的支撑点。农民在科学文化上的投入是知识变财富的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党和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资金拨给、人才技术支持方面的下沉,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动力。
农村居民中绝大多数对银行卡还比较陌生,持有银行卡的农村居民仅限于少数长期在外的年青人,且多用于存取款,刷卡消费较少。
金融机构开拓农村市场动力不足
一是金融机构在农村的营业网点不断收缩,导致农村居民“无卡可用”。农村营业网点的减少,使银行卡离农村居民越来越远,以致多数农村居民“无卡可用”。
二是金融机构对农村市场开拓动力不足。在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较重视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较少广泛、深入宣传银行卡,基本还处在“等客上门”的被动营销阶段;出于经营效益的角度考虑,金融机构不愿在农村地区投入太多ATM等自助设备,对于发展特约商户的积极性也明显不足,使得农村居民“有卡无处用”。
手续费率过高影响商户安装
POS机热情随着农村地区发卡量的增长和联网通用的推进,农村地区特约商户取得一定发展,但其数量仍不能满足用卡需要。POS机安装率低主要受以下原因影响:一是目前商业流通领域已进入微利时代,特别是农村地区商户大多经营规模较小、利润率较低,但农村地区商户的刷卡手续费率和城市一致,不仅负担着POS机通信费,还要按交易金额交手续费,增加经营成本、减少营业利润,使得许多商户对安装POS积极性不高;二是由于使用电子货币使商户的经营活动有案可查,使得部分商户偏好现金交易,以降低其纳税基数,故对安装POS有抵触情绪;三是由于各种原因,对特约商户的回访不太全面和及时,不能及时掌握商户的使用情况和POS机具的故障情况,从而影响商户安装积极性。
农村居民对银行卡认识不足,制约银行卡业务发展
一是农村居民的思想观念相对比较保守,多数农村居民对现金偏好心态依然严重,认为银行卡不如存折直观实在,可随时随地掌握账户情况。特别是近年各类银行卡案件的发生使农村居民对银行卡的安全性更表示怀疑,怕使用银行卡会造成资金损失,导致不愿接受银行卡;二是受知识水平低、对现代金融知识的认识不足等因素影响,农村居民还未对银行卡形成完整清晰认识,多数农村居民把银行卡用于存取款,农村居民的刷卡消费意识欠缺。三是农村居民账户多为小额存款,难以接受发卡机构对银行卡及小额账户实行收费制度,也影响农村居民对办理银行卡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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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商务时代的来临,客户变得越来越重要,谁能掌握客户的需求趋势,加强与客户的联系,有效管理和发掘客户资源,谁就能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客户关系管理成为企业制胜的关键。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与日益多元化的市场竞争手段,企业不得不尝试在产品研发生产领域之外寻找能够建立自身竞争优势的方法与路径。在此过程中,于企业营销管理过程中展开对客户关系的管理开始逐渐被广大企业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企业构建自身核心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但是仍有诸多企业在企业营销过程中未能意识到对客户关系展开管理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也存在有一些企业,虽然意识到了在企业营销管理过程中需要对客户关系进行管理,但却缺乏实施手段与方式,甚至于实施了错误的方法与策略。
一、客户关系管理的概念界定与内涵
客户关系管理的实质并非是企业对自身客户进行管理,而是企业对于客户所需服务信息的管理。在概念定义上来讲,我们可以将客户关系管理定义为企业在市场营销管理过程中,通过建立与客户单向或双向的信息交流分享机制,进而了解客户对于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从而在自身产品研发、生产、推广的过程中做出一系列改变,以便满足顾客需求。在现代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客户关系管理已经成为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必须予以构建的商业战略。运用先进的科学信息技术手段,统筹整合企业的市场营销行为,构建以客户为核心的产品研发、生产、营销体系,已经成为了企业获得核心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对于现代企业发展而言,客户关系管理对于企业而言已经不再是一道选答题,而是一道关乎企业发展成败的必答题。通过对客户关系管理概念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现代企业进行客户管理的过程中,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是客户信息交流机制的构建。自由市场状态下,顾客即为上帝。因此,上帝需要什么、上帝不满意什么、上帝的想法是什么,诸如以上关于客户思想与需求的揣摩,在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无疑应率先予以解答。企业建立客户信息交流机制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其次,对于客户关系管理而言,企业还需对客户市场反馈的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理。通过对信息的筛选、分辨,企业需明确哪些是有价值信息,哪些是垃圾信息,哪些又是竞争对手散步的恶意干扰信息。再次,企业需要进一步对市场反馈的有用信息进行研究,提炼出有助于改善企业营销管理的关键性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最后,企业通过调整发展战略,在参与到一段时间的市场竞争之后,还需对自身战略进行一定的分析与评估,研判其与预想效果的差距,从而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相关经验。
二、企业营销管理过程中客户关系管理的重要意义
通过前文对客户管理概念与范畴的界定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企业进行客户管理的过程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始终,同时也是企业市场营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企业在市场营销管理过程中对客户关系进行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综合来讲,企业客户关系管理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企业获得自身核心竞争优势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与环境下,企业开展对自身客户关系的管理已经成为了获得自身核心市场竞争优势与能力的关键所在。在传统的企业发展模式与市场营销管理模式中,我国企业往往是按照国家相关的经济发展规划或预判一定程度的市场需求来进行产品的研发与生产。这种模式下,企业的生产模式转变往往相对缓慢,对于市场信息与客户信息的重视程度也十分不足。企业如果想建立在市场条件下的核心竞争优势,往往需要依靠于技术研发,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但是随着信息爆炸与科技多元化发展时代的到来,企业越来越难以实现自身产品在技术与质量领域的绝对领先。面对克隆技术与山寨模式的双重打击,即便某一企业能够维持自身在产品生产研发领域的科技领先,往往也无法取得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通过在市场营销管理过程中对客户关系的管理,企业无疑能够实现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通过对客户关系进行管理,企业可以实现对市场信息与市场需求的进一步的把握,明确市场需求的方向与内容。对于市场竞争形势的准确把握,相当于为企业指明了前进与发展的方向,必将更加有助于企业获得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
2.有助于企业生产经营策略的科学转变
在企业进行市场营销管理的过程中,传统发展模式下的企业往往是根据自身产品调整营销策略。而在现代市场竞争环境下,市场已经成为了企业能否得到发展的最关键性因素。脱离市场进行的市场营销管理是毫无意义的,在客户关系管理的范畴之外统筹安排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是不科学的。企业在对客户关系的管理过程中,其行为往往包含多方面因素,既有对市场信息的收集,也有对客户反馈信息的收集。既有对信息的筛选整理,也有对信息的汇总分析。通过客户关系管理,企业可以更加明确的掌握自身产品的推广销售信息,进而及时对生产经营战略做出调整。通过良好有效的客户关系管理,企业在生产经营的决策过程当中,必然能够获得极大助力。
三、我国企业在市场营销管理过程中客户关系管理的现状
1.企业客户关系管理混乱的成因分析
基于历史与现实原因,我国企业目前的市场营销管理存在整体滞后的现象,客户关系管理的水平相对低下,覆盖率水平较低。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在进行客户关系管理的过程中,往往也缺乏一定的实施步骤与发展规划。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受我国历史发展轨迹的影响,我国企业的市场化意识并不很强,也未能建立起先进的发展理念。建国以来,受制于我国遭受到的长期战争伤害,为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与发展,我国在政府的主导下构建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内,我国企业几乎不受市场需求的影响,单纯的在国家经济规划的指导之下进行生产实践活动。因此可以说在我国相当一部分企业当中,其市场化意识并不强。与西方国家自创立就于自由市场中摸爬滚打的企业相比较,我国企业的市场化意识层次还十分低下。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相比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而言,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十分匮乏,企业管理也十分不科学。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企业现代化发展进程过于滞后造成的。我国企业的现代企业发展进程大多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距今不过三十余年。对于摸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构建完善合理的客户关系体制而言,时间无疑过为短暂。通过上文对企业客户关系管理滞后性的研究论述,我们得以初步总结出我国企业客户关系管理出现一系列问题的原因。但是综合而言,当前我国企业进行客户关系管理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2.客户信息分享管理机制缺失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的现代经营理念也在逐渐建立。我国一些企业率先认识到了在市场营销管理过程中对客户信息进行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率先开始尝试进行客户关系管理。在对客户关系进行管理的过程中,诸多企业建立了对客户信息的收集机制。例如客户信息意见反馈系统、客户投诉系统。与此同时,在营销过程当中,一些企业也开始有意识的对客户信息予以记录,建立客户信息档案,定时采取问卷调查、上门走访的方式对客户信息进行收集。应该说,当前我国企业形成了较为有效的、形式多样的客户信息收集体系。但是对于所收集信息的处理与应用而言,我国企业还存在有相当大的问题。一般情况而言,在客户信息收集之后企业往往没有对花费大量资源收集的信息进行有效的处理与应用。信息收集的过程往往是企业员工与营销部门向上级领导展示自身工作的过程,更多的情况下,信息收集的过程只是一种走过场式的行为。在信息收集之后,企业中即没有专门人员对信息进行处理,也没有专门人员对信息进行分析。最终,企业因客户信息的处理机制缺失,造成了自身在客户关系管理过程中的巨大失误。
四、建议与策略
1.建立客户信息专属数据库
对于企业在对客户关系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现象而言,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企业客户信息数据库的缺失。因此,在企业进行市场营销管理的过程中,必须率先建立客户信息专属数据库。一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了客户信息收集系统,已经可以较为轻易的对客户信息进行收集。面对收集过程中的信息处理与信息丢失问题,企业应率先构建自身的客户信息专属数据库。通过构建自身的客户信息专属数据库,企业可以对客户信息收集的结果进行汇总与整理。需要对客户信息进行使用时也可以迅速予以调用。更为重要的是,客户信息数据库的建立过程,同时也是客户个人专属档案的建立过程。通过对客户数据库的建设工作,企业可以较为轻易的对客户的个人信息予以掌握,对客户在企业提供服务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疑惑、不满予以备案了解。通过数据库的数据分析工作,企业也可以在决策过程中依托较为科学合理的统计数据进行决策。有鉴于此,在对客户关系管理过程中构建客户信息数据库应为一切客户关系管理工作的第一步。
2.构建客户关系管理机构
企业必须构建自身专业的客户关系管理机构。当前一些企业在进行客户关系管理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一系列混乱现象,主要是由于客户关系管理缺乏专人负责,缺乏专业机构负责所导致。对于市场营销部门而言,客户关系管理只是其工作的一部分内容,而并非是全部内容。即便市场营销部门认真负起了自身职责,其工作所涵盖的管理范围也仅仅只是信息收集、反馈过程,而非是信息的分析整理过程。即便是信息经过了整理,但是其可靠性与稳定性基础之上,信息的保障、分享、保密等问题也仍需进一步予以解决。因此唯有构建客户信息管理机构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客户关系管理问题。通过客户信息管理机构,企业可以明确客户关系管理方面的职权划分,实现通过专人专科负责的方式对客户信息进行汇总整理。与此同时,专业的客户关系管理机构也可以从事一定的客户信息处理分析工作。例如在营销部门对客户信息采取问卷调查形式的研究之后,客户关系管理机构就可以对客户所关心的问题进行汇总整理,对客户意见进行统计分析。一方面,客户关系管理机构可以将所收集的信息进行汇总,然后将信息分发至各个单独企业部门,如将客户对产品的改进意见发放给企业产品研发部门,将对产品质量的投诉送达至企业质检部,将对企业客服人员的投诉送达至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针对客户所反应的信息及问题进行汇总分析,形成分析报告与意见,进而递送于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决策层,帮助其进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战略决策,最终促成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进步。
五、结语
当前我国部分企业已具备了一定市场营销管理意识,并将客户关系管理做为了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一环。但是基于各种原因,一些企业在市场营销管理过程中对客户关系的管理还存在有一些问题。面对诸多问题,我国企业唯有克服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的惰性与惯性,构建全新的客户关系管理机制与体系,方能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进步。对于我国企业而言,转变自身意识,重视对客户关系的管理与研究已经成为了其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唯有将客户需求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要素,不断满足市场发展需求,构建以市场需要为标准的产品研发生产模式,企业才能真正的实现对客户关系的妥善管理。
摘要:优质的客户服务使财产保险公司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财险公司吸引客户的不仅是企业的产品,同时也是因为财险公司能为客户提供令客户满意的优质服务、而非一般竞争性的服务。
关键词:客户关系管理;财产保险公司服务;应用
客户关系管理,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考察,它源于“以客户为中心”的市场营销理论,是一种自在改善企业与客户之间关系的管理机制。从解决方案的角度考察,它是将市场营销的科学管理理念通过信息技术集成在软件上,在网络时代的客户关系管理应该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企业与顾客之间建立一种数字的、实时的、互动的交流管理系统。基于此,财产保险公司现阶段怎样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核心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完善的客户服务管理体系,实施品牌制胜战略。要想建立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就要整合内外部资源,使经营模式向以客户服务为中心转移,体现出服务和经营的差异化,客户的满意度逐步提高,才能达到提高财产保险公司核心竞争力问题。
1财产保险客户服务的特别内容
1.1制定方案
防灾防损要以切实可行的防灾防损方案、周密详实的实施计划和具备技术特长的专业人员为保障,并根据时间的推移和现实情况的变化,定期或不定期地调整防灾防损对策。
1.2重点落实
(1)定期对保险标的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及时向客户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2)对重要客户和大中型保险标的,要根据实际需要开展专业化的风险评估活动。
1.3特殊服务
财产保险公司可以主动或应客户要求提供一些特殊的服务。例如,收集中长期气象、灾害预报及实时的天气预报信息,协助客户做好灾害防御工作。
2财险提高客户服务的方法
2.1建立完善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财险公司通过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对现有的客户进行分析,详尽地了解客户的基本情况、经营情况、家庭组成、赔付和投保情况等,清楚地知道每位客户的要求,以便更好的为之服务。根据多方面财险业务的需要,有必要对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建设多方面入手。首先,找一个突破点,自动区别劣质客户名单和优质客户名单,达到细分客户及服务的目的,实现服务和经营的不同化。其次,建立“黑名单”制度,绝不允许“黑名单”客户在系统内游动。对“多次索赔客户”和“高赔付客户”要建立预警系统。再次,对数据分析,同时借助客户管理系统,对已有客户进行分析,并开发新产品,提高财险公司的智能水平。
2.2对已有的车险客户进行分类
从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出发对客户进行分类。第一种是高满意度、低忠诚度的客户,这类客户主要是投保后多次出险,索赔后大多活动赔偿的客户。这类客户满意自己的投保公司,但是在索赔后只是获得部分赔偿,可能会尝试转投其他公司,这类客户对于我公司来说属于无差异客户,和其他保险公司来说没有太大的损失。第二类是高满意度、高忠诚度的客户,主要是驾驶技术好,多次投保,出险风险小,因此,应该采取相应的客户关怀政策来争取和留住客户。第三类客户是低满意度、低诚度的客户,我公司应该对此类客户从实际出发,进行适当的取舍。第四类是低满意、高忠诚度的客户,这类客户主要是索赔记录良好,续保次数较多的客户。此类客户是质量高、效益好的重要来源。
2.3对质量高、效益好的客户进行奖励,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
从我公司的实际出发,建立客户档案,对于那些在保险期间内无赔款、无损失的客户进行奖励。例如召集他们到我公司参观,体验我们的企业文化,或者进行一些优惠活动,建立会员制等等。用以进一步提升客户的忠诚度和企业的品牌影响力。
2.4建立严格、规范、高效的客户投诉管理系统
要建立一套严格、规范、高效的客户投诉管理系统,必须做到:第一,明晰客户投诉的主管部门及其职责、权限。目前,有的保险公司虽然设有客户服务中心,也有客户投诉管理制度,但严格、规范、高效的客户投诉管理系统并没有建立起来。大量对服务态度和业务问题的投诉,在服务专线或基层公司就自我消化、自行处理了,并没有规范的管理渠道,导致投诉处理质量不高、信息流失严重以及管理漏洞不能及时发现等问题。为了提高客户服务水平,真正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应该建立一套贯穿总公司、省分公司、市分公司三级公司,由客户服务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处理的责、权、利明确的客户投诉管理制度。第二,规范投诉渠道。所有营业单位都必须在营业场所醒目的位置公告投诉电话,告知客户投诉渠道和投诉方式。第三,严格投诉的接受、核实、登记、转交、协调、处理、反馈等受理程序及有关规定,严格《客户投诉登记表》、《客户投诉情况核实表》、《客户投诉转接表》、《客户投诉处理表》的操作规范和时限要求。第四,健全投诉档案管理和分析工作。投诉事件处理完毕后,需要将投诉事件处理的全部资料及时进行整理和归档,包括表格、记录等。同时要将客户投诉事件的相关资料录入到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中,以便每月填写《客户投诉分析表》,对客户投诉进行研究、分析,并将《客户投诉分析表》和分析报告呈报公司经营决策层和有关部门。客户服务中心要针对客户的投诉,与有关部门和所属分支公司共同研究制定纠改措施,确保纠改措施有效地执行,以利于客户服务工作的改进和服务质量持续地提高。
3结论
在客户管理工作中,客户服务工作是常与客户来往,直接为客户服务的工作,它起到公司和客户之间缓解矛盾、增进感情、加深了解进而提高服务的重要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在服务上的功夫做好了,才有可能保证企业的良性运转。客户服务工作的好坏代表着一个企业的文化修养、整体形象和综合素质,于企业利益直接挂钩;能否赢得价值客户,不仅是企业的产品质量,产品标准,产品价格等方面的问题,客户服务也是一个关键环节。做好客户服务工作需要探索和完善的东西还有很多,需要我们不断积累、不断总结和不断提高,从细致的动作到规范的服务语言和整体表现,因为服务永远都没有止境的!综上所述,我公司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就应该更好地做好客户服务工作,正确处理好客户和我公司的关系,把客户放在首要的位置,解决他们的诉求,进行有效的客户管理,就会赢得更多客户的认可,提高我们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周金明,何一.基于客户关系管理提升财产保险公司竞争力[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0(2).
[2]陈滢婷.财产保险产品的开发与营销服务创新的相关问题探讨[J].科学咨询(决策管理),2009(1).
客户关系管理论文范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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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村经济管理专业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策略
(一)农业经济管理人员加强重视自身的管理职责
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管理,在管理上,管理人员应重视农业的经济发展,重视农业经济的管理工作,明确自身管理职责与任务,采用规范的方式实施管理工作。在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到来,当地政府应清晰的认识到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明确农业经济管理的价值,对当地的农业管理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的培训才可上岗,并对管理人员进行相关教育,让管理人员清晰的认识到农业经济所带来的影响与重要性,使管理人员能够重视自己的管理工作,明白自身的职责。
(二)制定农业经济管理制度
任何一项管理都需要有一套明确而严格的制度才能将其管理妥善,没有了制度其管理就像一盘散沙,没有任何管理顺序与约束,其管理目的也较难达到。因此,当新农村建设逐渐开始建设后,合理的管理制度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与指标,是加快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渠道。为了使加快新农村的发展,农业的经济管理工作需要进行合理的规划,这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首先,农业经济的管理制度要随着时代进行创新与改革,改变传统的管理方式,跟随新农村时代改变管理方针,制定一个符合时代和与当地发展相符合的管理制度。在制定农业经济管理制度的过程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变,第一是改变传统农业的发展方向,融入经济结构转变农业传统结构,让农业进入更快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此促进农村的整体经济发展。第二方面是通过加工改变传统农产品外形,现代人们越来越注重饮食安全,合理的农产品包装能够有效的提高食品的安全性,从而拓展在市场上的影响力,提高销售量,使产业链不断的延伸,让农产品有跟多的发展渠道。第三方面是提高农业的科技发展,在农业事业中融入科技产品后能够有效的提高当地农业的产量,迅速的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也使农业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从而提高当地农业之间的竞争力,使得农业经济提高实现高速发展。
(三)重视民众利益,加强完善利益管理机制
经济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民众是提高经济发展的重要人物。在现代许多农村中可以发现,许多农村当地政府在面对民众的诉求以及矛盾时常常无法得到有效的处理,这与当地机制不完善有着很大关联,因此,为了让今后这些现象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政府应及时的完善管理机制,重视民众利益,使民众的权益受到维护,完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能够有效的改善民众的矛盾现象,使民众在出现这类事件时既能得到权益的维护,又能快速的瓦解矛盾。
(四)加强农业经济管理队伍的建设
农业经济管理的主要形式是管理人员进行管理,也就是说,管理人员的管理方式以及管理是否规范直接影响着农业的经济状况,由此可见管理人员在农业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性。为了使农业经济得到更为合理与妥善的管理,这些管理人员在开展管理工作前,应进行管理能力与知识的培训,针对农业经济管理工作内容,加强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提高管理人员的政治素质,打造一个具有高度责任心与具备丰富专业知识的管理团队,为了让团队不断的进步,应定期的针对团队中的新管理员和老管理员进行培训,不断的创新管理人员的知识,使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能够符合当前市场的经济发展状况。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在农业经济管理上还存在着许多的漏洞,这些漏洞大多与政府的不重视和制度的不完善有着密切关联,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推进农村整体经济发展,政府应明确的认识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创新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加强管理人员的培养,制定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加强完善民众利益管理机制和农业经济管理队伍的建设,使农业经济的发展能够加快新农村建设,使农村的整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1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首先是要做好农村财务与资产管理工作,一方面应当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符合的监管机制,在做好农村财务管理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审计职能;另一方面要对目前农村财务管理工作现状进行革新,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开始电算化试点工作,同时要重点抓好集体资产管理工作,保证农村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集体财产的安全。其次应当尽可能的减轻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达成这一工作目标需要对农民群众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做好监管工作,现阶段农民群众减负工作的主要内容是避免负担反弹。在监管工作中,主要是做好资金筹集以及劳动统筹管理,做好农民群众负担检测、负担信访和负担事件的归责探讨,另外还应当组织专门的管理队伍对农民群众负担进行专项整治,确保各项制度的贯彻落实。最后必须确保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我们应当紧密结合现阶段农村地区服务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的实际发展状况,根据农村经济市场发展的实际要求促进农民专业合作,开展好专业合作示范与试点工作,尤其是要做好本地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积极总结过去经验做好推广工作,提高农民群众参与农村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另外是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应当确保工作机制的创新以及队伍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应当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制度,探索科学有效的组织形式。
2新时期农村经济管理的有效途径
(一)提高农经管理重要性认识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确保国家政府方针对农村地区相关优惠政策得以贯彻落实,保证优惠政策的经常化、制度化以及长期执行,这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做好农经管理对于激发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群众收入和处理农村矛盾等方面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所以,各地农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应当强化思想认识,积极做好指导领导工作,把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点内容来落实,各级乡镇政府也应当从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给予充分的支持。
(二)完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
首先应当推进农村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调整和创新农村经济发展机制,构建产权明确的多元化市场主体制度,支持农村地区积极发展合作社以及土地流转等模式;其次必须要积极树立农村经济发展新理念,相关政府部门和农业主管部门应当树立现代化发展理念,从而有效促进新农村经济结构转变,进一步提升现代农产品的附加值,比如说可以推广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在农民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支持和帮助农民群众和农村生产企业朝着品牌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有效的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最后应当健全与农村经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新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法律法规,比如说结合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转变来制定出相应的法规。
(三)加强经济管理队伍建设
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从本质上来说必须要依靠管理工作人员来实施,所以我们要做好农经管理,其根本在于加强农经管理队伍的建设,致力于打造一批具有专业素质能力以及较高管理水平的经济管理队伍。第一应对目前在职的经济管理工作人员展开培训教育,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学习提升机会,确保农村经济管理人员具备现代经济管理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第二应当确保基层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出模范带头作用,促进政府工作人员积极主动的参与培训学习;第三应当进一步普及落实大学生村官制度,鼓励更多的毕业生加入到新农村建设中来,利用他们的知识能力为现代农村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同时,我们应当保证农经管理队伍的稳定性,科学的定编、定岗、定员,保证各个乡镇都配备有专门的农业经济管理人员。
(四)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农业现代化程度逐渐提升,而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也逐渐突出,我们必须要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管理,最大限度的发挥出他们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是农经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只有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引进外资,才能够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价值发挥出来,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同时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3结语
总而言之,做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是确保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当建立一直专业素质能力强、组织稳定的管理队伍,其次应当结合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其中的主要矛盾着手,狠抓土地承包、财务管理以及现代农民培养等工作,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提升农村经济管理水平,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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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自然法学派认为,道德与法律有本质的联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浅谈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毕竟二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调整规范,有着各自的调整领域。对它们的调整范围界限不清的话,会导致社会评价标准不一,终将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产生方式上,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体系,道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共同认识;
第二,在调整对象上,道德通过影响人们的内心信念来调整外部行为,而法律则直接指向人的外部行为;
第三,在调整范围上,道德调整的范围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相比较来说,法律调整的范围就很有限了,法律调整的主要是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产生实在影响的行为和关系;
第四,在表现形式上,道德存在于观念中,缺乏明确的标准,而法律是确定且逻辑严密的规范的集合;
第五,在调整手段上,道德主要依靠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来发挥作用,而法律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大多数情况下,道德与法律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实践中二者发生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道德与法律产生冲突的原因有哪些呢?
首先,法律与道德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违法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而违背道德的行为却不一定违反法律。究其原因,并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具有法律效力,统治阶级通过立法的形式把体现本阶级利益的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从而维护统治的社会价值观念基础。反之,若把所有的道德准则都变成法律,那么道德就取代了法律的地位,这与制定法律的初衷是相悖的。
其次,一方面,法律对道德变化的适应具有滞后性。道德观念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而变化,这种变化需要在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中完成,而法律通常产生于道德之后,加之法律的稳定性的要求,法律不能及时快速地作出相应地调整。另一方面,法律在制定时往往具有前瞻性,可能超越当时的主流社会道德。当道德与法律的步调出现不一致,二者之间的冲突就随之产生了。
再次,由于道德本身的范围是模糊的,当法律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概念阐述不清时,法律的强制力就容易与道德规则的约束力相冲撞,由此引发冲突。
对道德与法律冲突的选择
当道德的指向与法律的规定发生分离时,拥有裁判权的法官到底该如何选择,在社会上曾引发了无数争论。笔者认为,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大背景下,法律的至高无上性不容置疑,道德以及其他规范应当服从法律;而在法律规则模糊不清以及无法涵盖的领域,则是道德的用武之地。这是由道德本身缺乏客观性和可实际操作性等限制因素所决定的,在缺少法律约束的条件下,扩大道德的适用范围必然会引起评价标准的混乱。
结语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是亘古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立足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道德的法律化是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的问题重要途径。我们可以尝试在现实中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将尽量多的合理化的道德纳入法律的调节体系,立法时应尽量追求与道德的统一。
浅谈道德与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对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通过善恶规范、准则、义务、良心等形式,来规范和约束其行为的一种准则。它是关于是非、荣辱、善恶、美丑等观念、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本身不具有强制力,但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主要依靠社会舆论评价、风俗习惯和内心良知来保证实施并发挥效用。道德属于精神范畴,是社会意识中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
法律,是由一定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用以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总和。较之道德,法律具有强制力,它的实施主要依靠外在的强制力迫使人们去遵守,如果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其产生和发展受制于一定的条件,是随着国家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在整个意识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
道德和法律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法律的运行以道德为基础,道德的延续以法律为支撑。道德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指导着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又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实施提供了保证,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二、道德在中国现代化变迁中的具体表现
“修身”、“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5000年优秀文化中孕育的治国安邦之道,这也是历代贤明的君主尊崇的座右铭。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社会素来稳定的伦理道德文化也随之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震荡,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道德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对经济基础比较直接的反映,道德具有历史继承性,不同的时代道德也具有不同的观念和评判标准。当前,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道德伦理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建立与现代化相应的新的道德观念。道德由他律转向自律,由苛求转向宽容和谅解,由感性转向了理性,伴随着道德价值的转向,道德不仅使社会个体层面实现了自我完善,同时也满足了社会集体层面规范的作用。这极大的调动了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乱世重典,治世隆礼”,在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之下,整个社会的法治也在不断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证。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矛盾体,当我们在满怀喜悦地展示改革以来道德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时,又不能不理性的正视道德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病。当前中国社会处在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伴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的道德价值也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被人们奉为民族血脉的道德文化,在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开始失重,人们似乎迫不及待的摆脱道德的种种束缚而去追求一种所谓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一种非理性价值观念逐渐替代传统的理性价值,致使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评价标准和威慑力;当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传统的义利观中得到肯定和尊重的同时,人们在追求价值的过程中似乎又转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拜金主义又席卷而来,有很多人在利益的驱使之下,无视道德的约束,不择手段的谋取自身的利益。
权钱交易、兜售假冒伪劣产品、贩卖毒品、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屡见不鲜,金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党的一些干部被腐蚀,脱离了人民群众,不法商人见利忘义,置他人生命安全于不顾,这些现象不仅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甚至危及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以及部分敌对势力的干涉,中国传统的美德也岌岌可危,“尊老爱幼”,“勤俭节约”、“尊师重道”等传统的价值观念被逐步的弱化,例如当前社会老人过马路不敢搀扶、公交车上没人愿意给年迈的老人让座,一部分教师缺少师德向学生索要钱物,这些现象都显现了当前道德的缺失和冷漠。中国传统的美德是中国5000年灿烂文化得以延续的主要动力和源泉,道德的缺失和沦丧,必然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伤痛,这必须要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如何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我国一直强调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在德治和法治共同作用下,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当前我国道德信仰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市场过多的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使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变得拜金和冷漠;在社会领域,权力监督力度不够、社会和市场缺乏监督,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缺少民主法治、人民的诉求不能得到响应,权益得不到维护,这也直接造成当前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在文化领域,利益的多元化,也直接造成了人们思想的多元化,一些消极的文化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之中,而主流文化却处在弱化的状态,这也是当前道德危机的重要原因。
十八届四中全会,党中央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党史上尚属首次。道德和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两条红线,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诚信、友爱需要法律和道德一起发挥作用。道德和法律都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容,道德指引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当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公民法律素质较低、民主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甚至在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都浑然不知,更不知道采用何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通常采用聚众闹事、自焚等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愿;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是却不够完善,缺乏体系,这直接造成了法治实施的不彻底,因而导致法律在应用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难以实现真正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法律是道德建设强有力的支撑,法律将道德中的价值运用到法律实施过程当中,不仅能够维护道德风尚也能培养道德意识,法律和道德两者之间是高度统一的关系,法律实施的不完善也会直接影响道德发挥作用,道德的缺失会影响法治的建设,因此要想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我们必须坚持法律与道德“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首先,要加快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生存空间;
其次,要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为道德的发展创造条件;第
三,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将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全社会树立一种新风尚。
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立法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深入的考虑道德的因素,贴近人民实际生活,把相关的社会问题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以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强化法律的实施,法律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而制定的制度保障,如果不能有效的实施,最终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国家必须强化法律实施、完善法律监督,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形成全社会守法、维法的氛围,最后形成全社会讲道德、受法律的文明风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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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道德与法律的融合
道德和法律都可以调整人们的行为,而道德侧重通过舆论、信念、习惯来调整人们的行为,法律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人们行为的合法性。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还需要道德的约束力。
一、中国道德和法律融合的必要性
道德和法是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历史前提的根源,它们最初是一体的,正像唯物史观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就从哪里开始”。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主要手段,其产生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
(一)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逻辑起源。前苏联史学家谢苗诺夫用大量史料证明:原始禁忌是社会规范的最早形式,属于某种最原始的社会规范。另一位前苏联学者、法学家雅维茨在其《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一书中提出:“在遥远的过去,单纯依靠禁忌调整人们的关系,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初和最低级的形式。在当时,禁忌的作用是由恐惧和习惯保障的,被看成是统治整个共同的自然的、基本的力量。”因此,禁忌在原始社会具有同道德和法律相同的规范作用。
(二)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价值追求。由于人类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需要,道德和法律便应运而生,另外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建立,法律从道德中独立出来。它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秩序、自由和公正。
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和良好运行的基础,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社会秩序通过习惯、道德、制度、法律等四种形式实现。其中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任何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秩序基础之上运行的。
法律和道德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即自由。自由是促进法律发展的重要条件,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道德自由和法律自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公正是道德和法律的最高价值目标。道德公正和法律公正既联系又有区别。法律公正的确立和生效根源于道德公正的规范功能。如果没有道德公正和它的规范功能,法律公正可能成为泡影,它的积极作用很难得到发挥,还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二、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客观性
中国道德和法律的融合需要深厚的理论作基础,还要符合我国现实的客观性。即具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生态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具有竞争性、法制性、自由性等一般特征外,还具有诚实信用的专门特征,而道德和法律融合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包括自由、平等、正义、秩序、信用等。
道德与法律的融合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民主是法治的必要前提,法治是民主的有力保障。法治不仅仅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社会主义民主蕴藏着一定的道德内涵,民主问题是现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文化基础。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规范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实现道德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有机统一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三、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具体路径
结合道德与法律本身的内在联系及当代中国现实情况可以看出,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具体现实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实现道德与法律的良性互动。道德与法律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可以作为调控人们行为的手段,但它们在基本内容、表现形式、调控方式、产生时间等方面存在不同,这并不影响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
1.加强法律对道德的保障。道德的运行离不开法律,有时法律将道德规范制度化、模式化。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对促进社会大众的文明觉醒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显然,道德的制度化并不是将所有道德制度化为法律,而是将反映人民大众基本需求、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加以制度化、规范化。
2.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从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方面可以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第一,立法的道德条件。立法活动时应充分考虑人文主义因素,做到尽善尽美,因而立法主体应牢固树立人本主义的方针,将正义、平等、信用等价值理念体现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第二,司法的道德保障。司法主体应具有相应的道德能力,如正义感、责任心和气节。
(二)要实现道德与法律作用的互补。道德和法律虽属不同属性的社会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上所用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它们在作用上却可以相互补充。通过建立相应的机制才能实现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1.建立道德促进法律的机制。第一,要用道德来指引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等活动,从参与主体、制定过程到制定内容都要用合乎理性的道德观念作指导。第二,要保证执法者的道德践行能力。法律能否得到公正地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的道德能力。执法者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执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
2.寻求法律促进道德的路径。第一,建立刚性约束机制。通过国家政权力量来推动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演进,通过法律强化公民行为的道德水准;第二,引进法律对道德的监督、评价和保障机制。法律可以惩恶扬善,引入此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谴责不道德行为,激励人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教育犯罪分子、道德不端分子时时事事守法。
试谈中职生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育的教学对策
当前,各地中等职业学校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多种多样,很多教师都尝试着用新的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创新性教育,为国家培养遵纪守法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但是,在一些中职学校,依然存在着对学生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育重视不够,教学模式陈旧,教学方法单一,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的教学质量不高等现象,导致学生职业道德缺失,法律观念淡薄。那么,如何提高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教学的时效性,对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职业技术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升中职生职业道德水平
中职德育课教学应该引导学生,把爱国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起来,利用每周星期一国旗下的讲话活动,让学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动员学生把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建立“以生为本”的德育观
创造各种条件和平台,使学生有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在互动中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让学生懂得要求自己,监督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如针对中职生普遍存在感恩意识浅薄、日常行为失范、法律观念淡薄等问题,可以通过文艺晚会、主题征文、演讲比赛、板报评比、橱窗专题展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感恩”、“爱国主义”、“法律知识讲座”或“法律知识问答”等主题活动,鼓励和引导学生广泛参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
3 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3.1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连接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桥梁。采用案例教学,既能充分体现课堂教学传授知识的系统性,又能发挥实践教学的形象性,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是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运用中,不断地提升自己,完善自己。法律基础课是一门实时性很强的学科,应紧跟当今法律形式的发展现状,结合当今立法发展的最新进程,将最新的法律精神和立法成果传达给学生,使学生的法制观念与时俱进,成为有道德有纪律的高素质毕业生。任课教师可以关注我国立法的新进展,“两会”有关法治建设的新提法,收集新案例,把它融入课堂教学中。如2015年震惊全广西的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南宁市原书记余远辉涉嫌受贿和钦州市原副市长陆钦华贪腐为焦点,讨论了他们的违法行为及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
另外,学校多参与一些社会开展的大型的法律宣传活动,拓展知识面。同时,学校还可以定期举行法律知识问答竞赛;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参与对犯人进行的社会公开审判,对犯人罪行的判定对学生也起了警示作用,促使学生学法、懂法和守法,激发他们的正义感,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和道德素质。
3.2 角色扮演课堂的情景活动教学模式
为了提高职业道德教育课的时效性,在课堂中教师应该合理的进行训练任务情景教学,根据每一个专业的特点,将实际的生活情景引入课堂,让学生在情境中担任一个角色,并从这个角色出发,去完成各项虚拟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知识,掌握规律。角色扮演是实训教学中的重要部分,如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通过组织幼儿园教学活动,自己扮演教师,小组其他成员扮演幼儿,进行幼儿模拟教学,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需要,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今后的顺利入职和职后的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奠定基础。汽车专业开展的为本校老师服务的“美容洗车”活动,让学生亲自参加了实践活动,获得成就感,增强了他们学习的动力。
最后,我们应该将职业道德和法律教育教育结合起来。职业道德教育为法律教育服务的,而法律教育又可以促进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我们应该用正确职业道德观念来帮助学生树立严谨的法律意识,用严谨的法律意识来促进学生职业道德观念的深化。
总之,我们要从中职生的实际水平出发,设计符合他们的教学内容,探讨更多的教学方法,为国家培养诚信品质、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遵守守法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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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建设不容轻视,尤其是在相较于城市而言公共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农村。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村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当下,农村中小学的心理问题复杂严重,亟待实施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教育主管部门及教师关注农村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业的师资,以期有效地改变农村心理健康薄弱甚至空白的落后现状。
一、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现状
农村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自我”意识。这方面有个性上的问题,如内向、孤僻、任性、自私;有来自意志品质上的问题,如懒惰、意志薄弱、依赖性强;也有来自情绪方面的,如暴躁、厌学、冷漠等等。
2.交往意识。这方面的心理问题有来自家庭的,如叛逆、依赖心强、不独立、蛮横;有来自学校的,如刻薄、嫉妒;也有来自社会的,如打架斗殴、上网成瘾等等。
3.学习意识。这方面的心理问题主要体现在厌学、逃学、旷课、上课无精神、注意力不集中等等。
二、积极探索有益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良好途径
1.意识先行。要有实际作为,先改头脑,要实施有效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必须先得让相关人员改变意识,从观念上加以转变,注重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首先教育行政领导要有意识。教育行政领导要意识到心理健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是教育应有的内涵之一,从而纳入整个教育体系,并且从物质、师资等软硬件上加以配备及完善。第二、强化学校相关负责人的意识。学校相关负责人要提高其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让教育回归人的本质,也让心理健康教育回归课堂,而不仅仅是课程表上欺上瞒下的一个象征性的文字符号。第三、教育者要有意识。教育者要能够积极参加专业培训。使自己走向专业化的心理教育的道路,丰富完善自己的教育理论,注重心理训练的实践以及案例的反思总结,这也是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最坚实而有效的一步。第四、家长要有意识。在这一点上,学校是家长产生意识的助推者。学校应适时组织家长学习有关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尤其对于留守学生的监管人而言,无论定期举行家长会或通过家访了解学生家庭背景,还是有关训练心理发展的活动、方法都要与家长进行讨论,进而制定方案。
2.行动跟进。第一、做好专业教师的培训。学校要加大培训力度,加大投资,在本校培养至少一名专业的心理教师。第二、做好各学科教师的延伸培训工作,提高全体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掌握基本的心理疏导及训练的方法,有效地控制好自己的教育行为。第三、做好教师的心理健康工作。教师要以积极健康的心态,愉悦的心境,和稳定平和的情绪投入到教育中去,优化教育教学环境。第四、做好评价工作。学校要建立包括各学科教学成果、师生的情感体验、健康水平测试等多维度多层次的评价体系。第五、做好各学科的渗透性教育。各学科教师要打破学科概念,发掘本学科的心理健康教育因素,适时适机地对学生进行教育。第六、做好班主任工作。班主任是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中心角色,他既是管理者,又是陪伴其成长的朋友,与学生的交往最为密切。因此,班主任的工作一定要勤、细、实、巧,要深入了解学生心理,根据不同学生地不同心理问题,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对学生实施教育。
3.文化陶冶。开展丰富多彩,健康高尚地各种文体活动,演讲比赛,团队活动,给学生心理发展以积极健康向上的影响。并可通过橱窗、板报、专栏、手抄报等方式营造健康和谐的的校园文化环境,以陶冶学生的性情、促进其活动能力,集体生活与人际交往能力。
4.爱的滋养。“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是教育的前提和出发点,把爱当做心理教育的催化剂、灵丹妙药,你会发现走进学生心灵是多么的幸福。所以,教师要善于发掘社会、学校、家庭的爱的教育资源,实施爱的教育,营造爱的氛围,让感受爱与奉献爱成为每个教师的工作方式和每个学生的生活方式。总之,农村中小学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急需我们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做好从无到有的工作,之后不断的健全与完善,使之在农村中小学加以推广与普及,这样才能给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一份关注,一份希望,也才能给无数农村学生以一份关爱,让他们健康成长。
摘要:针对当前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工作的整合现状,在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教育工作相互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关键词: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德育教育
当代社会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也是人才竞争的时代。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品德修养对学生的发展尤为关键。本文主要从对学生心理教育与德育教育的整合工作提出相应的合理化建议,使学生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一、对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工作整合的重要性分析
(一)有利于形成教师对学生的正确认识
对于小学生来说,思想观念与心理发展还不十分成熟。因此在小学教育中将心理教育与德育教育进行整合有一定的重要性。首先,小学生的心理发展必将通过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并且如果小学生与同学相处的过程中,人际关系过于敏感,就会影响学生的健康发展。通过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德育工作,能够使教师明白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也不会因为一些小问题而把违纪行为当成是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能使教师更好地教育学生。
(二)有助于学校德育工作的开展
以往的学校德育工作中,一般都采用知识传输型教育模式。这种简单的教育方法会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很容易造成学生的抵触心理。因此,作为教师可以将心理教育引入到德育教育工作中来,可以采用宣泄法、疏导法等方法,改变以往简单的教育方式,使学生愿意接受教师的教育工作。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心理沟通,以朋友的身份与角色为学生疏导心理上的问题,才能够使学生放下心里的包袱,主动接受教师的德育教育。
二、当前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工作的整合现状
首先,关于心理教育与德育教育的整合工作缺乏一定的方法指导。由于二者分别处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必须要打破学科的界限,并且在研究过程中找出两者的共性特点,才能有效地指导学生的德育教育工作。其次,对于不同学科的整合人才相对缺乏。比如一些学校负责德育教育的是政教处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对心理学的知识了解甚少,而一些心理健康的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了解也不够,对于教育学方面也是缺乏一定的研究,而一些德育工作者多为刚毕业的大学生,缺乏一定的教育实践,尽管有心理学的基础,但是他们不能够在实践中更好地指导学生。最后,当前的德育工作与心理教育的整合缺乏良好的环境支持。除了部分教师,一些家长以及校领导也都未能真正掌握心理健康知识在德育教育工作中的应用,从而阻碍心理健康知识在德育教育工作中的发展。对于当前现状,需要经过长期的改革以及思想方面的渗透,使整合工作得到最大化地合理实现[1]。
三、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工作整合的重要举措
(一)促进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工作在实践上的整合
要想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工作进行整合,首先应该把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教育在课程上进行整合。小学思想品德课程以传统的知识传授为主,教师可以把心理健康知识纳入到课堂教学体系之中。例如,首先,可将如何与人交往、如何正确看待自己等放到相关章节中来;其次,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自身的性格特点,利用相关的心理健康调查表对学生进行调查,做到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对每位学生进行心理健康分析;最后,学校还可以大力开展一些心理指导课程、道德事迹褒奖等相关知识讲座,大力宣传道德知识,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2]。
(二)联系学生的日常生活加以整合
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这个大舞台,它与每个学生息息相关。因此,要想很好地将心理教育与德育教育相结合,教师需要特别关注学生的日常生活,以学生的生活为出发点,了解学生的生活经验,并通过观察学生的生活状况来研究学生的心理特征,以此来指导德育教育工作的发展。
(三)通过与家长之间的相互配合实现二者的整合
学生的成长活动离不开家庭与学校这两个载体。因此,将二者整合在一起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就应该与家长多交流,多沟通,掌握学生在家中的情况,如父母之间是否和谐,家庭对孩子的成长态度如何等。除此之外,学校还可以开展几次主题班会,对学生的心理与德育教育方面请家长谈谈自己的看法;还可以举行亲子活动,通过活动的参与,使家长更加了解孩子,教师更加了解父母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并与家长一起对学生的心理与品德进行教育与指导[3]。综上所述,实现对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工作的整合对小学生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而实现二者的整合需要教师、家长与学校等多方面的努力,如此才能有效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艳婷.学校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结合[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9-21.
[2]谭军.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相互渗透[J].教学与管理,2011(36):564-565.
[3]磨丽萍.探索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整合[J].交通职业教育,2010(2):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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