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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我们的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它不但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一切腐朽丑恶现象,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而且公开宣告要推翻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压迫制度。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全文如下:
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纵观社会主义实践,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科学与否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与否,当今,在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强调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意义更加重大。
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人类思想的最优秀成果,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前提。
第一,我们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我们要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反映世界,以实践为认识的基础,全面地、发展地、历史地看待当今世界的各种复杂矛盾。唯物史观地创立解开了人类的“历史之谜”,社会发展的动因,既不是前人所说的英雄豪杰,也不是政治斗争或政治变革,而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而剩余价值学说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披露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表达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社会主义历史趋势论揭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鉴于资本主义还在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必须要通过长期性和曲折性来实现。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而这个党最重要的是保持先进性,“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此外,马克思始终把自己的理论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其主要精力是用于对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规律的研究,醉心于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他在探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规律中,对未来社会发展作出了某些预测,这就是他的共产主义论。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经历第一和高级两个发展阶段,这是同一生产方式内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后来列宁将前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后一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他还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最高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未来社会中,人是社会的主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二,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理论和认识工具,是一个博大精深、严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有着许多不同于其他科学的特征和理论品格。首先,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马克思说:我们的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它不但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一切腐朽丑恶现象,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而且公开宣告要推翻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压迫制度。
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这都说明马克主义将革命性和科学性作为其重要属性,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理论。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和精华,是发展着的理论,是不断创新的科学体系,它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永不过时。最后,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完整科学体系。这个科学体系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研究自然、社会、思维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它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灭亡作了最全面、最详细、最深刻的理论论证,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础,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研究人类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规律,从而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是这个学说的“核心”内容。这三大组成部分既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又三位一体、相互贯通、不可分割,统一于为最终实现人类解放、达到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因此,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对待,着重把握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基本原理,而不应把个别论断绝对化、神圣化,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最终落脚点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们党和国家目前所面临的时代特征、实践目标相结合,将普遍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化、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活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奋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如果将其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证明,什么时候“结合”得好,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发展和胜利;什么时候“结合”得不好,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现在一百多年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时代条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和条件也不断增强,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其随着历史地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当今中国的复杂问题,不可能期望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可能仅仅依据马克思说过什么,没有说过什么,来解决现实问题。我们只有结合当代的情况和中国的实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与实际结合,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如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主要是根据当时的现实需要和科学研究成果,从制度分析和经济关系本质分析中,来揭示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目的是为无产阶级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和行动指南,推翻资本主义旧制度,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今天,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如果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考虑时代背景,不考虑历史条件,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搬硬套,就理论来研究理论,是根本没有出路的。
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经过长期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但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就在于它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这种认识,启发我们必须用发展的观点来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时,强调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要求人们不要机械地照搬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不要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作为教条,而是要把一般原理同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条件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今天,我们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能够深刻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是在认识、改造世界的进程中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科学。
因此,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邓小平同志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但要讲新话,新话才能解决现时的新问题。发展有两种,一种是充实和丰富,一种是创新和突破,后一种是更大的发展。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这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工作,包括经验总结、科学概括等环节。总之,坚持才能发展,发展才能坚持;要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又遇到历史的挑战。国际方面,和平、发展、合作依然是当今时代的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有所复兴。
在国内,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各种的矛盾和问题;在党内,存在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面对这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我们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立足国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放眼全球,面向未来,扎根实践,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创造更加和谐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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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以还,台湾省仍有大量留日学生滞留于日本,其总数达数千人之多。而此时日本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在此情形之下,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此亦为国民政府接管留日学生后亟待解决之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代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论文如下:
日据时期,台湾曾有大批学生赴日留学。从1906-1942年,其总数达到57926人,如再加上抗战后期留学人数,总数达六七万人之多,形成了一个人数可观的留日学生群体。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开始关注台湾留日教育。然分析既往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尚未详细考证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留学状况;日本学人虽有所涉及,却仅限于抗日战争以前,对于战后国共两党对台籍留日学生的态度和政策,亦多语焉不详。
台湾留日教育史料主要集中在日本和台湾。
最具代表者,例如台湾总督府文教局编纂的《台湾总督府学事年报》(共36卷),详细记录了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1904-1937)台湾留日教育情况;台湾总督府内务局发行《台湾学事一览》(共17卷),载录1925-1941年间台湾留日学生人数情况;台湾总督府警务局整编《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以及台湾教育会编纂《台湾教育沿革志》,记录有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情况。台湾行政公署教育处刊行的《台湾一年来之教育》,载有光复初期国民政府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接管政策;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留学日本事务》共2卷,该书根据台湾国史馆典藏之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各留学国事务档》中有关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日本事务之史料汇编而成。此外,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亦藏有部分台湾留学教育之档案。本文拟就以上史料,详细考证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留学情况,比较分析战后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梳理台湾留日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
台湾学生赴日留学肇始于日本割据台湾之际。1895年11月,台湾总督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将台湾子弟柯秋洁、朱俊英二人带至日本,并在教育上投入相当大之心力。[2](P394)早期台湾留日学生仅为少数,且以富家子弟为主,多由日本师长、官员推荐,并寄宿于师长安排的名士家中。岛上地主、资本家、士绅阶层是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有力协力者,故日本当局对其子弟留学实行怀柔和鼓励政策。掌管台湾留学事务之机构初为日本殖民统治机关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后改为文教局。1898年第四任台湾总督桂太郎集合台湾士绅、实业家、商人等各方名流,在东京创立台湾协会,旨在协助日本政府加强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与经营。1900年该组织开设台湾协会学校,1906年该协会改称东洋协会,所办学校亦改名为东洋协会专门学校(后改为拓殖大学),开始招收、管理台湾留日学生。
此后,随着留学人数增加,台湾总督府加强了对台籍留日学生的管理。1907年台湾总督府设置留学生监督,并任命国语学校教授石田新太郎为留日学生监督,主要负责:"1.监督、指导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2.每月至少组织一次留学生聚会;3.每三个月就全体留学生修学状况、性行、成绩、将来就业之希望等方面提出意见和报告书;4.办理其他留学生监督认为有必要之事项;5.关于留学生监督指导方,谋求加强与东洋协会及其附属学校之联络;6.东京以外各府县留学生监督事宜,委托地方长官办理。"
1911年,日本文部省颁发《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主要适用于朝鲜人、台湾人之留学。其中规定,"1.留学生须经由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及留学生监督许可后入学;2.公私立学校留学生入学、升学、卒业、变更学科、转学、退学时,东京留学生须通知留学生监督,其他地方留学生则通知地方长官;3.留学生有失体面和其他不良行为时,违反留学学校规则和不服从监督官厅之命令时,成绩不良而修学无果时,其他认为留学生应具备特别必要之行为时,应通知留学生监督及地方长官".
因台湾留日学生人数不断上升,尤其东京的留学生日益增多,1912年台湾当局委托东洋协会在其附属专门学校内设置留学生寄宿舍,并定名为高砂寮。此后高砂寮成为台湾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甚至被誉为台湾文化运动之摇篮。高砂寮表面上方便了台湾学生寄宿,实则起着监视、规训台湾学生之作用。1914年,台湾总督府颁布《台湾总督府外国留学生规程》,由台湾总督府挑选高等以上学校教员赴欧美留学,专门从事学术、技艺研究。
然此种留学生基本选自岛上日本人。从1924-1937年,台湾总督府先后派遣110名专门研究人员赴海外深造,台湾本岛人仅有林茂生和杜聪明2人。[7](P22)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赴日留学乃为台湾人深造的主要途径。台湾留日教育管理日臻完善、留学风气渐开以后,远赴日本留学的台籍学生不断增多。1906年仅为36人,1911年增至176人,1926年升至886人,至1937年达到2812人。以下列出1910-1937年台湾留日学生人数情况,详如表1所示。
从表1可见,从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除个别年份外,台湾留日学生数总体处于不断增长态势。明治末期台湾留日生人数尽管逐年上升,但总体人数偏少,增长并不明显。及至大正时期台湾留日人数增长迅猛,至大正末期增长近4倍。
昭和时期,台湾留日学生日趋增多,至1935年已超越2000人,形成一个较为可观的留学生群体。然而,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台湾留日教育又呈现出不同特点。明治末期,台湾留日学生不仅人数较少,而且教育程度偏低,此期留学生教育程度以初、中等教育为主,其次为实业教育和专门教育,高等教育几乎处于空白。例如1911年留日学生总数为176人,其中初、中等教育程度者117人,占总数的66.5%;选择实业学校者32人,占总数的18.2%;选择专门学校者18人,占总数的10.3%;剩余为几乎没有进入高等学校或大学深造者。从留学生出身地看,台中学生最多,共计66人,其后依次为台南、嘉义、台北等地,其他地区仅有个别留学生。
大正时期,留日学生人数迅速增加,教育水平有所上升。以1926年为例,留日学生总计886人,较1911年增长了5倍;其中初、中等教育程度者271人,占总数的30.6%;进入特殊学校者165人,占总数的18.6%;接受专门教育者153人,占总数的17.3%;高等学校以上者(含大学)146人,占总数的16.5%,教育水平较明治末期有明显上升。需要指出的是,此期有女子留日学生26人,尽管人数不多,却推动了台湾女子留学风潮。从该年度留学生出身地看,仍为台中人数最多,共计326人,台南、台北、高雄、新竹等地次之,其他地区甚少。从留学地看,留学东京者最多,共计660人,占总数的74.5%,其后为京都等地。分析此期专门学校及大学留学生所习科目,医学、法学、经济较其他学科更受青睐。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继续攀升,其数量远超明治、大正时期。以1932年为例,留日学生总数为1627人,较1926年增长近1倍。
从留学生性别看,男生1507人,女生120人,女生人数较此前有较大增幅。从教育程度看,初、中等教育程度者620人,占总数的38.1%;接受专门教育者330人,占总数的20.3%;高等学校及大学以上者308人,占总数的18.9%.
从留学生出身地看,台中最多,共551人,台南次之,共463人,高雄处第三位,共252人,其他地区相对较少。从留学地看,东京人数最多,达到1284人,接近总数的80%.此期大学、专门学校在学者合计514人,其中医科留学生最多,共计261人,超总数之一半,医科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据台湾医学留日生郭维租分析,"在台湾人士的观念认为医生职业安全,收入不错,社会地位也颇受尊敬,有铁饭碗的说法。富家小姐喜欢嫁给医生,也是社会不争的事实".台湾总督府学事年报》中关于台湾留日学生统计是目前较为详尽、精确的统计,全面调查了明治末期、大正时期、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情况,然该统计亦存在一些疏漏和不足。譬如,表1没有统计1934-1937年初等学校及其他学校留学人数,导致此期留学生总数有所出入。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显示,1935年总数为2773人、1936年为3325人、1937年为3891人,而《学事年报》统计则分别为2185人、2357人、2812人,两者对比差距明显。此外,表1未能统计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人数,抗战全面爆发后台湾仍有大批学生赴日本留学,且呈现逐年上涨趋势。依据《台湾学事一览》统计,1937年台湾留日学生总计2812人,1938年4023人、1939年5407人、1940年6015人、1941年6676人,"至1942年达7091人,1943年以后无正确统计,日本投降后估计留日台籍学生,尚有五千人".此时台湾留日学生人数已远超大陆的日伪政权派遣数,比如1942年伪满政府派遣留日学生总数为1220人,汪伪政府及其他伪政权派遣总数为1341人,而台湾派遣总数达7091人,二者相去甚远。战时台湾留日教育程度亦明显上升,专门学校留学生人数最多,中等学校留学人数降为其次,高等学校及大学留学人数较战前亦有较大增幅。
台湾留日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并赶超大陆留日学生人数,其原因如下。
其一,日据台湾初期,岛上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台湾学生由是转赴日本求学。"岛内除了比中学校、女学校程度稍低的高等普通学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外,仅有一所专科---台北医学校而已,而且其收容学生数亦有限,所以热心于子弟教育的岛内资产家,甚至把刚到达学龄的子弟也派到日本留学".
其二,大正以后,日本学校逐渐转变对台湾学生的歧视和限制,转而吸引和诱导台湾学生,以便更好地对其实行殖民奴化教育,由此扩大了对台籍学生的招生规模和人数。
其三,赴日留学便捷、费省。日本占据台湾后,强化了对台控制与经营,日台之间往来联系更加密切。尤其抗战以后,"内地及欧美各国,均以路阻,可通者,日本一处耳"."且在经济方面,即较诸就地所费亦轻微,此实系留日之一大主因也".职是之故,一个人数不菲的留日学生群体形成。台湾学生赴日留学风潮直至日本战败后开始消退。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开始接管其留日学生,台湾留日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抗战胜利以还,台湾省仍有大量留日学生滞留于日本,其总数达数千人之多。而此时日本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在此情形之下,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此亦为国民政府接管留日学生后亟待解决之问题。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曾提议,"实科以外学生,不妨一律资遣回国;实科学生成绩优秀者,似可留待毕业;资遣回国学生,必须经过一定时间之补习教育,然后分别准其进入相当学级;台湾学生大抵须有较长期间补习国语之机会,不然实与日本学生无大分别".国民政府为便于管理,开始强制疏散、召回大批留日学生,至1946年5月台籍留日学生仅剩765人,1947年2月减至601人。
1946年2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制定《台湾省留日学生处理办法》,规定:
1.凡本省留日学生,除专科以上学校理、工、农、医各科学生,志愿继续留日肄业者外,其余均以全部返台为原则;
2.志愿继续留日肄业之专科以上理、工、农、医各科学生,由本省行政长官公署(简称本署)函请东京盟军总部代办调查登记,并通知汇款接济手续,如学生人数多,由本署派专员一人驻日,负管理及联络之责;
3.前条留日学生,由本署印制留日学生登记证,送请盟军总部代发照填,已设驻日专员时,交该专员分发照填,前项登记格式另定之;
4.本办法自呈奉行行政长官核准后,函请美军驻台联络组转东京盟军总部查照施行。
对于返台之留日学生,教育处颁布《台湾省留日返省学生处理办法》,主要规定:返台学生须提交在学证明书、成绩证明书、身体检查书及二寸半身相片二张等材料,在台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申请登记;继由该处组织留日返台学生审查委员会办理审查,经审查合格者,分发于台湾同等学校、适当年级;对于转学者,其应转入国立台湾大学者由该处造具名册,函请尽量容纳;专科以上学校医科和其他理、工、农各预科学生,无省立相当学校分发时,亦由本处函请台湾大学尽量容纳;专科以上学校实科学生,如本省各学校未设立同类科系者,得斟酌情形,准予转入类似之科系;专科以上学校理、工、农、医各科学生,志愿私费赴大陆各院校肄业者,由本处负责保送或介绍,并予以交通上之便利;本办法并适用于前日本文部省各"委托生".
为办理返台学生审查登记事宜,台湾教育处专门成立审查委员会,委员会主要负责"留日返台学生学历之审查及转学事宜;本省留学其他各处返台学生学历之审查及转学事宜;本省各借读生(委托生)之审查及转学事宜;其他与返省学生及借读生学历审查及转学有关事宜".[19](P475)委员选自国立台湾大学教授、中学以上学校校长、教育处高级职员。至1946年8月,台湾教育处共分发1434名留日学生,其中以专科以上学校最多,各生所习科系以医科为最多,至法商各科各校,无适当科系可以转学者,则由省立法商学院开设政治经济特别班予以收容。以后留日返台之学生,也已由省教育处函请台湾大学并通令各学校予以收容,不再由台省教育处统筹分发。与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大陆组织的留日学生甄审相比,台湾审查办法比较简单,主要目的在于将留日返台学生分发岛内或大陆学校,以便继续完成学业,似无思想甄别色彩。
其时返台留日学生人数众多,台湾仅有的教学资源难以完全满足其续学要求。台湾当局遂决定考选公、自费生转赴大陆就学,其中包括部分留日学生。1946年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颁布《台湾省考选公费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和《台湾省自费学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保送办法》。前者规定考选公费生升学内地(大陆)专科以上学校之名额每年暂定100名,其中文法科名额占65%,理工农林科为35%;考选生应为高中毕业者,或在台湾旧制、日本中学毕业后继续在较高级学校读满一年或二年而确有证据者;录取后由台省训练团施以3个月训练,受训后由本署造具名册连同其他证书送请教育部免试分发内地大学肄业;其赴校旅费及在校一切费用概由本署供给,如中途退学或被学校开除者须偿还所领费用,毕业后本署得视本省人才需要情形令其返省服务。
后者规定,保送自费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之名额每年暂定300名,其中文法科名额占65%,理工农医科为35%;保送生能直接听国语讲授、经考选委员会考试及格者,高中毕业者,或在台湾旧制、日本中学毕业后继续在较高级学校读满一年或二年而确有证据者;获得保送资格后由台省训练团施以3个月训练,受训后由本署造具名册连同其他证书请教育部依其志愿免试分发各校肄业;其在校一切费用须自理,但家庭清寒或成绩优良者如学校设有免费或公费待遇得予优先核给。台湾教育处还设置考选委员会,负责考选公费生、自费生之招考命题、阅卷、录取、公费核配和其他有关事项。此种政策,解决了部分台湾学生续学要求,亦促使台胞认识祖国,增进台省与大陆各省的文化交流。
战后台湾留日学生救济问题亦为紧急要务。二战末期,日本被美军封锁,几乎断绝与大陆、台湾的交通和邮政。日本战败后留学生通汇中断,被迫过着"靠变卖度日"的生活,大多不能缴纳学费而不能升级,可谓陷入窘境。留日学生起初向日本外务省交涉,最后日方允诺对非日政府给费之大学以上官公私费生,每人每月补给200元,高等专门以上者补给180元;官费生之受补助费者,除日本原有负担部分外,对大学生学费补足成200元,高专生补足成180元。1945年秋季后,日本物价飞涨,翌年1月,留日学生复向日方作第二次交涉,结果不论官公私费,不分大学、高专,每人每月改给500元,由外务省补给,台籍学生每人每月补给150元,由厚生省实施补给。[18](P8)除此学费补给外,日本政府遵照盟军最高司令部指示,对留日学生、旅日华侨实行粮食配给制,分发少量粮食和生活用品。
1949年5月,日本政府开始核减预算,取消留日学生各项补给,甚而有收回留学生寄宿舍之议,致使留日学生再度濒临绝境。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为拉拢、蛊惑留日学生,防其思想左倾倒向中共方面,始而考虑救助留日学生。同年9月,国民政府颁行《救济留日学生办法》,包括《清苦学生紧急救济办法》和《资助优良学生完成毕业办法》两项。前项办法规定,在现有千余学生中,择其处境确实困难者、有疾病者,计200名,每名每月资助美金20元,月计美金4000元,救济1年又6个月,共计72000美元。后项规定,在现有千余学生中,择其品学兼优而经济困难者,资助学生200名,每名每月资助美金20元,月计美金4000元,救济1年又6个月,共计72000美元。资助经费由日本归还中国物资鸦片21.14吨、吗啡214620公斤之售值拨充。
是年11月,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又制定《留日学生补助金管理及支付办法》,规定"留日学生补助金,由留日学生辅导委员会(以下简称辅委会)委交本团会计室另立账目,存放东京中国银行,设立团长及会计专员共同印鉴;补助金之收入,由辅委会备具收据交与付款机关或人员,并通知会计室编制收入传票收款;每月补助之学生人数及款数,由辅委会先造具学生补助金额名册,呈经团长核准后,由补助金管理委员会送交会计室编制支付传票,由辅委会取款;学生补助金之发放,由辅委会办理,并应取具领款人签名或盖章之收据或名册存辅委会备核;补助金由美金兑换日金事务,有后勤处办理,并通知会计室入账".
依此办法,国民政府办理4个月,"计三十八年(1949)11月,补助218名,发放补助金806500日元;12月,补助299名,发放补助金1164000日元;三十九(1950)年1月,补助341人,发放补助金1456500日元;2月,补助394人,发放补助金1674000日元。又医学博士奖金10人,发放奖金50000日元".据国民党当局所制《留日学生补助金清册》,每名学生补给额度最高为9000日元,最低者3000日元。从补助生籍贯看,台籍学生最多,1949年11月份共补助131人、占总数的60.1%,12月份补助180人、占总数的60.2%,次年1月份补助198人、占总数的58.1%,2月份补助240人、占总数的60.9%.
然国民党此种补助附有鲜明政治色彩,领取补助者须进行严苛的思想言行考察。比如台籍留日生曾绍德、黄天恩、陈秋旻、陈文贵等人,因"思想不正确""言行激烈",未通过审查而被取消补助资格。1951年8月,台湾教育部又制定《教育部补助留日学生办法》,再度强化对留日学生的思想控制,规定补给生应为"留日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思想纯正,且学业成绩优良,平均在70分以上者,或家在匪区(解放区),经济来源断绝,其学业成绩及格者".且规定"留日学生思想左倾,有不忠于政府之言行者;学业已告结束,或已超过规定肄业年限者;家在台湾,可获得接济者,概不予补助".[18](P459)事实上,真正愿意领取国民党补助者为数不多。据当时留日学生回忆,"凡要领取救济金的留学生要向蒋介石总统发誓表忠诚,并在誓约书上签名盖章……有部分学生把誓约书看作是小孩过家家似的,就当它作一纸空文书写给他们,继续领取救济金。大多数学生认为,将人民的金钱用作卑劣手段不但荒谬,况且要向蒋介石表示忠诚来领取救济金,太不值得而将誓约书撕毁,放弃领取救济金".
从这段回忆可窥见,其时大部分留日学生(包括台籍学生)对国民党政策产生怀疑甚至反感,更多学生转向"左倾""亲共".当时最大的留日学生组织---留日同学总会已为左派学生掌控,"我国留日学生总会会长,原为左倾分子,驻日代表团未予承认,但为求控制该会起见,代表团曾暗中授意,受我方政府津贴之学生,策动另行选举。选举结果,左派学生陈秋旻166票战胜,亲政府学生孙德成145票落选".[18](P61)此外,尚有不少留日学生投身到共产党阵营,"据报我留日学生受匪党鼓励,参加毛匪帮在日外围组织'自然科学协会'
者日众。更有参加国际共党第五纵队,为核心之秘密组织。该项组织现由学生王振仁、关仁庆等所领导,直接受匪北平伪青年部长陈伯达之指挥,现已参加该项共匪组织之学生,为数将近一百七十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亦采取一些举措,加强对留日学生的关怀与支持。首先,向留日学生汇寄救济金。国民党当局曾记载,"查共匪留日学生总会会长刘璋温,暗中与匪郭沫若,联络郭并密派吕源水、雷达德、关西虹等三人,在东京成立'抚恤委员会',并经于本年(1952)双十节前,分由印度支那银行、荷兰银行,汇交刘璋温共美金9881.42元……又双十节时,有赴广东之学生王广德等6名,亦领到补助费共日金23000元".据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统计,1952年9月人民政府向留日学生汇寄救济金共计7900美元,11月汇寄2万美元救济金,12月汇寄127500港币,该年度汇寄救济金总额为5万美元,资助人数达560人。这些汇款一直延续到1957年。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使得留日学生对人民政府信赖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增强,学习积极性和回国热情日益高涨。
其次,积极号召留日学生回国。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全体留学生发出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你及所有中国留学生回到自己的祖国,参加建设工作,为人民服务。你们可由任何地方进入国境,根本并不须要入境证。但你们如果携带任何足以说明你们留学生身份的文件,则更能享受到许多便利".为响应此号召,留日学生竞相回归大陆。新中国肇建以来,至1952年底回国的留日学生总计达300余人。
此后仍时有留日学生回归祖国,"顷查此间留学生一批共26名,于元月31日(1953年),由此间伪东京华侨总会会长康鸣咏,不经我国使领馆,迳向日本出入境管理厅代办返大陆投匪手续,由行驶匪区及日本之湖北号轮船,自横滨启程航至天津转赴北平。另有一批共21人,亦正在向出入境管理厅申请手续,候轮仍赴北平投匪中".值得注意的是,回归大陆的台籍学生人数颇多,无不彰显其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如1953年的第一批26人中有13名台籍学生,占总数之一半;第二批21人中亦有5名台籍学生。回国后的留日学生备受人民政府重视和关心。比如回归大陆的台籍留日生陈丁茂回忆道,"我现在与我爱人都在北京市内工厂上班。我是技术员、妻子是护士,有赖于拼命工作,我设计的机械试制成功,1952年9月被选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在劳动文化宫被授予一等奖。这让我感激得难以忘怀,这在日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从日本回国努力工作的人,被一视同仁,人民会肯定的".
日据台湾时期,台湾学生争相渡日留学,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中国留学史上实为罕见。
台湾这一留学热潮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之际而暂时中止。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正式接管台湾留日学生,一方面强制召回大批学生,将其安排到台湾乃至大陆相应学校续学;另一方面对于尚未返国之留日学生进行补助,然此举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方才实行,最后竟嬗变为国民党蛊惑、分裂留日学生的政治资本。中共领导广大人民成立新中国后,以博大的胸怀感召大批留日学生(含台籍学生)回国,使得留日学生能够学以致用,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此外,人民政府还无条件地向留日学生发放大量救济金,鼓励并支持其继续深造,留日学子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由此进一步增强。
台湾留日学生在日本接受新知识、新观念,思想上得以启蒙,开始在行动上为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而奋斗。
1918年,旅日台湾人林献堂、蔡惠如联合蔡培火、郑松筠等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废除六三法形成同盟",发起废除六三法运动,以取消台湾总督的律令制定权。翌年12月,林献堂、蔡惠如联合百余名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新民会,不久新民会的留日学生另立台湾青年会,并发行机关志《台湾青年》,虽声称发行主旨为提高台湾文化,实则以呼吁台湾人民发挥民族自决为趣旨。1921年,台湾留日学生响应并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至1934年9月该运动共历时14年,期间向日本当局提出请愿15次,以非暴力的政治斗争手段来反对日本在台湾的残暴统治,唤起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大规模请愿运动中,早期参与者以东京的台湾留学生为主,他们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抗战爆发后,不少台湾留日学生奔赴抗战前线,比如先赴日本大学留学、后潜回中国大陆参加战事者,有来自台北的史明、吴调和、游弥坚;来自台南的吴国信;来自云林的林顶立;来自高雄的刘兼善等人;以及进入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担任情报搜集,并返回大陆召集人士组织台湾义勇队从事抗日活动的李友邦等人,他们对于抗日运动均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亦有不少台籍留日学生冲破重重险阻,不远万里赶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入八路军、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甚而为此付出宝贵的生命。相关例证俯拾即是,譬如来自台南、毕业于名古屋大学的林栋,曾奔赴山西太行抗日民主根据地,担任八路军野战总部卫生材料厂研究部主任兼技师,他在客观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制造出各种药品50余种,供应前线及边区数十万军民防治疾病之需;原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邱刚明,在抗战爆发之际选择放弃学业,经华南转赴陕甘宁边区,参加大别山的游击战;抗战后期,李子秀选择逃离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经朝鲜、华北进入张家口参加八路军,在一次反坦克雷实验中牺牲。抗战胜利后,部分台湾留日学生奔走于祖国的统一事业。
1946年初,两个最主要的留日生组织,即台湾学生联盟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正式合并,成立包罗全日本的留日同学总会,对于留日学生的统一团结具有极为深远意义。国共内战期间,留日学生会在争取各方救济与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和分裂留日学生伎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部分台籍留日学生选择拥护人民政府,回归祖国大陆,投身于新中国各项建设之中,比如毕业于北海道大学的许文思,返回大陆后专注于祖国的抗生素工业;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林丽韫,回国后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事业达30余年;东京工大的周光远,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要员,毕生贡献于祖国的统一事业。他们活跃于祖国各行各业,为新中国各项建设和统一大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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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态度是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及其实际形态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心里反应倾向,表现为对特定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制度或肯定或否定,或赞成或反对的倾向状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对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全文如下:
从政治体制的内外因素来探讨政治改革和发展,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视角。很多人会问,体制内的干部队伍究竟能否成为政治改革和发展的推进力量?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许多地方官员对政治现状和政治改革等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期望越来越迫切,但同时他们仍然认同现行的基本政治框架,希望政治改革走渐进理性的道路。笔者认为,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现行体制中欢迎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与动力呈现出强化趋势,这正是各地会不时冒出一些政治改革动作的重要原因,也表明政治改革在体制内其实得到许多地方干部的支持。
旅美华裔政治学家邹谠在总结中国“从全能专政政治转型到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教训”时曾指出:中国“国内讨论民主政治转型时,只是强调民主政治的结构上特点”,“但是很少直接谈到如何转变成民主政治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目前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来一次革命,而“只能用渐进式、演化式的改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点一滴的去解决”[1]。显然,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政治改革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学者们往往把这些条件归纳为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环境等方面[2],或从客观和主观条件的角度去分类[3]。这些分类均涉及到改革推进者这一条件,即“需要有一批具有改革取向和改革意识的力行者[4]”。
2003年8月,在深圳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部分学者提出,要关注政治改革的体制资源与基础问题。有学者表示:“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文本制度中,本来就有许多民主政治的基因”,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的竞选“激活了”它[5]。笔者在以“民主选举、政治改革在体制内的动力与基础问题”为主题的发言中提出:“我们不能把体制内官员看作铁板一块,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民主发展和政治改革有要求[6]。”200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主办的“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洪朝辉指出:自1980年代末以来,西方理论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解释与预测无不失败[7],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线性思维”;这种思维的一个特点是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当作被否定的对象,对其自我转型的空间和中共政治创新的能力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
如果从“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来认识,政治发展“就是政治当局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作用和不断调适的过程[8],亦即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互相调适的过程。在讨论影响这一过程的诸种因素时,不少学者将注意力放在国际环境、国内经济状况、民众的教育水平、政治文化及民众的政治行为能力等方面,而较少分析所谓的“体制内因素”,如现行制度对改革和变迁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官员素质状况、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态度、他们组织和操作政治改革的能力等。笔者以为,如果这些“体制内因素”对政治改革具有正向的推进作用时,它们就构成了“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以下简称为“体制资源”)。因此,研究政治改革问题时应当重视对“体制资源”的分析。在近一个时期关于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讨论中,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9]。2001年12月,笔者出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也分析过“乡镇长直选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动力”[10]。但从总体上来看,至今政治学界对“体制资源”的讨论还远远不够。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若干实践中,从村民自治的深化,到乡镇长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竞选和县(区)长“公推公选”的实验,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自由候选人”的参选,到《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均显示出“体制资源”与动力的作用。那么,能否从这些个案的出现来推论其全局性意义呢?显然,个案本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分析地方官员的政治态度入手,看看目前地方官员对政治改革的认识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当中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推进力量的比例到底有多大?
西方政治学界对共产党国家代际交替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精英阶层。一些研究者认为:“研究一个继承过程非制度化的社会的政治过程,主要依靠对其政治精英的分析”[11]。李诚与David Bachman、Hong Yung Lee等学者注意到中国官僚队伍从“革命家”到“技术官僚”的代际变化,并指出,始于1980年代并完成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技术官僚运动,发生在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党政官员的构成。[12]”。在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者中,通过对中国不同代际政治精英特点的梳理,以及对精英重组、观念变革、政治战略、政治资源等分析,在判断中国官员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走向”时有3种观点:其一,新兴精英主要是技术精英,他们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少与派系联系在一起,乐于重组中国的政治体系,在面对大众的压力时能及时反应;其二,新兴领导和官僚仍然会受意识形态与个人考虑的约束,因此在政治行为上会谨小慎微,很难创新和改革现存的政治体系;其三,叛逆型精英会最终成为变化的主要力量,并与现有的政治结构发生尖锐的暴力冲突[13]。在新加坡的华裔学者郑永年的看法也接近上面提到的第一种观点[14]。何清涟则认为,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其实比知识精英要强烈得多,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摄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期搁置”[15]。
境外学者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官僚队伍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背景的变迁,也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解说[16],但对官员们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判断却由于缺乏必要的量化资料而带有更多的推论色彩。正如徐湘林指出的,境外及西方“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也最多是提供了老精英和新精英之间的个人背景资料的比较,其中包括对中央、省和市三级政府官员的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和社会背景的比较分析。这种对不同代群(generational cluster)、教育和职业资格以及事业成功模式的比较确实是有助于描述不同党政精英群体的不同特点。跨时期的比较也可以用来刻画政治系统不同发展时期精英的不同特征和属性。然而,这一切却很少能够说明80年代党政精英构成与技术专家治国论之间的密切联系。[17]。”
在实证研究依然严重不足的国内政治学界[18],分析官员群体政治态度的实证研究同样欠缺。1980年代末国内有学者完成了两项大型“政治文化”调查项目,其中一项对350位干部作了问卷调查,并列出了被调查者回答各项问题的统计数据,但研究者未对调查结果作进一步的分析[19]。此后,也没有其他学者使用这些已公开的数据作系统的研究。另一项调查所公布的报告仅简略比较了干部与其他职业群体在“政治意识”、“选举行为”、“基本政治态度”等方面的部分情况,而未系统地分析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状况,也未交代被调查干部的人数与级别等基本资料[20]。所以,从这两项研究的已公布结果中无法充分了解干部的政治倾向与政治态度。
近年来,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连续数年发表了“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这似乎是国内目前仅能见到的对干部态度的调查分析。这一调查的对象是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司局级干部,问卷回收量达一百多份,它提供了一个窗口,以了解干部们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但这一调查基本上属于“舆情调查”的范畴,并不以系统地分析官员们的政治态度为目的。
1990年代末以来,国内对干部政治态度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的规范分析。徐湘林对1980年代干部制度改革带来政治精英大转换的分析,得出了与境外学者不尽一致的结论。他认为,取代老干部的一大批新型的中青年知识─技术型官僚,“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持明显的拥护态度。新精英政策要求的革命化(政治标准)、年轻化(年龄标准)、知识化(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和专业化(职业标准)改变了过去单一政治标准的精英准入规则,但政治标准仍然是首要的。[21]”徐湘林的结论是,意识形态标准并不成为新旧干部队伍的主要区别,而改革则已成为干部队伍的共识。但是,萧功秦在一篇分析中国20余年政治发展走向的论文中却将意识形态之争作为区分“政治势力”的主要标准。他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就存在着两种相互对峙的政治势力,先是“自由派政治势力”与“原教旨的正统派势力”(即“保守的左派”)之争,90年代以来在左派与自由派消退之后,取得政治中心地位的是新型技术官僚。后者可以摆脱左右意识形态思维的牵制与影响,能从容地以世俗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从功效与成本的因素,来决定施政方针,务实地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疑难问题。由此,中国政治进入了“由非意识形态化的技术专家主政的新权威主义”时期。[22] 这就是说,在萧功秦看来,新主政的“技术专家”呈现出“非意识形态化”趋势,对改革持有欢迎和务实的态度。
但也有学者发表了不同看法。例如,针对干部的意识形态和信仰问题,邵道生在分析“高官腐败”现象时认为,“一些高级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禁不起考验,其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畸变,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是其重要原因[23]。事实上,近年来中共中央对腐败分子“腐化、堕落”现象的一种解释,就是强调信仰危机的存在。杨光在谈到官员的政治改革意向时认为,中国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权力改革权力”;权势阶层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不能指望他们成为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除非有足够大的民间压力和国际压力,除非迫不得已[24]。
以上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回顾表明,究竟中国干部群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如何,并没有专门的调查来回答这个重要问题。因此,通过认真的问卷设计并实施调查,搜集大量数据来作系统分析,以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定量地研究地方干部对政治改革的意向,笔者设计并实施了一项问卷调查。其目的是通过对干部政治态度与政治素质的调查,评估在地方领导干部层中政治改革与发展的空间、基础与动力,借以研判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前景。问卷的设计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领导干部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认知,对政治现状的认同,政治信仰,民主意识,政治改革的意识与取向,政治功效感,以及政治行为方式。限于本文讨论的主题,下面主要介绍以下几个方面的设计:
第一,对政治现状的评价与满意度,从干部们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可以推断他们认为政治改革是否需要的基本态度。对政治现状的评价与满意度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任用干部的风气问题,对国内民主现状的满意度,对目前政治改革快慢的评价,对党代会和人代会中选举的评价。
第二,政治信仰与政治意识,这是影响干部们在政治改革中作不同选择的重要因素。政治信仰与政治意识主要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对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对中共和各级政府威信的认同,对国家发展的预期,对反腐败形势的预期。从回答中可以看出官员意识中传统理念与现代理念的比重,其信仰的真诚成分等。
第三,对政治改革目标、方向和路径的选择与预期。主要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民主在中国的适应度,民主与专制、经济发展的比较,竞选在中国的适应度,对政治改革与政治稳定的选择,对多党制与权力分立的态度,对政府权力强化或弱化的选择,对政治改革拟重点解决问题的选择等。
笔者采用按以上框架设计的问卷,于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对N省省委党校6个领导干部培训班次(市厅级领导干部班、县处级领导干部班、中青年领导干部班、公务员班、高校县处级政工班和乡镇党委书记班[25])的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班次的培训期限,除了“中青年班”为4个月外,其他各班均为1个半月。参加这些班次培训的学员全部来自N省内,以党政部门为主,也有来自高校和企业的县处级以上干部;除了“市厅班”和“乡镇班”的学员分别为司局级和正科级外,其他各班次均为县处级。
问卷填写采用匿名填写方法,发放问卷时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发放,学员填写后再集中回收。问卷调查的时间是,除了2004年上半年向“市厅班”的一个班次作过调查外,其他的问卷调查均于2003年内完成。问卷调查的对象包括,“市厅班”4个班次,“县处班”3个班次,“中青班”2个班次,“公务员班”3个班次,“高校班”1个班次,“乡镇书记班”3个班次。共发出问卷680份,回收有效问卷571份。由于这一调查不属于抽样调查,所以其数据不适合作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分析或统计推论。
在这次问卷调查中,571位有效问卷回答者的基本情况如下(以下每一组数据的和若小于100%,其差额是“未回答者”所占比例):
性别:男性占86.3%,女性占12.6%;
年龄:24到38岁占21.1%,39到48岁占45.0%,49到62岁占27.8%;
文化程度,大专以下占1.1%,大专占23.6%,大学本科占57.3%,参加研究生学习者占13.7%,硕士占3.5%,博士占0.7%;
行政级别:市厅级占21.7%,县处级占56.9%,正科级占21.2%;
政治身份:中共党员占97.2%,民主党派占0.7%,无党派占1.1%;
所属机构级别:省直属机构占42.4%,地级市占29.4%,县区占5.8%,乡镇占20.0%,街道占1.2%;
单位性质:党委部门占31.0%,政府部门占35.2%,人大政协占7.0%,人民团体占2.8%,科教文机构占13.0%,军队及地方武装部占3.0%,公检法占3.9%,企业占3.5%;
职称:正高职称占4.9%,副高职称占15.8%,中级职称占20.5%,初级职称占3.7%,无职称者占55.1%;
在大学所学专业:哲学13.8%,法律9.6%,政治13.7%,农业8.4%,工业3.2%,经济理论14.5%,历史1.2%,地理0.2%,数学1.4%,工程技术0,中文10.0%,外语0.5%,其他理工医8.9%,其他社会科学4.7%,其他专业4.4%。
为了解答卷者的个人情况,在问卷中还设计了一个多选项问题:自己最熟悉的业务。对这个问题的多项选回答是:有39.2%的人选择了党务,15.4%选择了政法,20.3%选择了科教,14.5%选择了农业,10.7%选择了工业,2.5%选择了金融,14.5%选择了财政,6.5%选择了商贸,12.3%选择了其他。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地方领导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在答卷者当中,具有大专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达98.8%,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七成多;同时,地方领导干部的专业教育背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答卷者中此类专业背景的干部占八成左右,而具数学、地理、工程技术和其他理工类专业背景的仅为一成。这一观察与前引郑永年所述──新的技术官僚的“专业背景偏重工程学及其它的科学与技术领域”──并不相符。笔者注意到,郑的判断仅以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中央委员的专业背景为依据,他分类计算时将工程学单独列出,而将经济类各专业列为“其他的科学与技术领域”,这样两者在“十五大”中央委员中合计达54.3%[26]。若按照郑的分类方法计算,则笔者的问卷调查答卷人中非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比重也只有36.4%。郑的判断与笔者问卷调查结果的差异表明,在领导干部专业背景问题上,中央层次与地方层次的情况可能不同,如果将地方干部考虑在内,则技术官僚这个群体当中理工科专业背景的人可能比例并不大。
本文的目的只是利用问卷调查结果对地方官员的政治态度作一个初步分析。在有限的篇幅内,将主要是作一系列描述性分析,而且是将地方官员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不可能对不同类型的被调查者进一步作比较分析了。有关不同地方官员群体之间的比较,如在不同的职务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背景、单位性质、出生地、工作经历的地方官员之间,其政治态度和观念有无差异,以及他们的看法与其他社会阶层如农民、工人、私营业主看法之间的比较,将是另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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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多数大学生在遭遇心理问题时,即使在能够获得专业帮助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向心理咨询专业人员求助,致使心理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不少学者的关注。因此,如何改善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帮助他们有效地应对心理危机,已成为心理健康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策略的关系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目的:了解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和应对策略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探究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方法:运用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男生大学生在心理求助态度中的需要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2)文科学生在需要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理工科学生,理工科学生在预期维度得分显著高于文科学生;(3)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策略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4)心理求助态度在预测应对策略的两个维度时都是显著变量。
大学生心理健康及其心理健康教育一直是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大学阶段是整个人生发展阶段的关键期,是学生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期,个体在心理发展上发生着巨大变化,面临学习、生活、人生规划、情感等方面的挫折和困惑,极易出现诸如抑郁、自卑等心理问题。大学生在面临这些问题时,性格各异的大学生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有的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主动向他人或者专业人士求助,及时解决困惑;有的则选择逃避问题,悲观或极端面对。如果大学生能够顺利解决生活学习中遇到的难题,就会掌握到处理问题的策略和方法,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否则,学生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问题,对其社会、家人和自身而言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目前我国各大高校在就如何改善大学生寻求心理帮助的态度、有效地应对危机上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了解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分析持不同心理求助态度大学生的应对方式,探究大学生的求助心理,对帮助解决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困惑至关重要。
2.1 对象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从某师范大学的大一到大四共选取被试330名,有效回收问卷281份。其中,男生83名,女生198名;大一学生66人,大二99人,大三54人,大四学生62人;独生子女103名,非独生子女178人;文科164人,理工科117人;家庭所在农村219人,家庭所在城市62人。 2.2 研究工具
(1)大学生心理求助问卷:量表包含20个题目,4个因子,分别是预期、需要、接纳、信任,主要指标是总分和4个因子分,适合我国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的调查,它的内部一致性系数a为0.8(p<0.01),分半信度系数为0.74。
(2)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包括20个条目,采用多级评分,结果为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和消极应对平均分。重测相关系数为0.89,a系数为0.9;消极应对量表的a系数为0.78;效度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对因子模型作方差极大斜交旋转。
3.1 求助态度、应对策略的描述统计
如表1和表2所示,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总分均值为27.929,标准差为6.633;应对策略总分均值为0.005,标准差为1.303。
3.2 心理求助态度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发现:不同专业的被试在预期和需要上差异显著,结果如表三所示,理工科生在预期得分的均值上显著低于文科(t = -2.011, p<0.05),而理科学生得分均值显著高于理工科学生(t = -2.006, p<0.05);男女大学生在需要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得分(t = 3.735,p<0.001)。另外,男生在接纳、信任维度上得分也略高于女生,但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应对策略的两个维度(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上,未发现显著的性别和专业差异。
3.3 相关分析
心理求助态度及其各维度与应对策略之间的相关分析如表4所示,心理求助态度总分与应对策略总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 -0.204,P<0.01)。心理求助态度总分与应对策略两维度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积极应对与心理求助态度中预期、信任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与需要、接纳、信任呈显著正相关。
3.4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各因子及总分与应对策略各因子及总分之间的关系,将心理求助态度各因子及总分作为应对策略的预测效标变量,以逐步进入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预期与接纳在预期应对倾向时都是显著变量,两者的显著性P均小于0.001。预期与接纳两个变量的联合解释量为44.5%。从回归方差分析对回归方程的检验结果看,F值达到极显著水平(p<0.001)说明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T检验表明,接纳对应对倾向起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预期对应对倾向起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由此得出以下回归方程:应对倾向= 0.80-1.67*接纳;应对倾向=-0.15-0.16*接纳+0.10*预期。
4.1 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在本研究结果中,在心理求助态度总分上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仅在需要维度上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与以往研究结果不符。在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接纳、信任维度上,男生得分也略高于女生,但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可能是因为其他维度均偏向中性,也可能与社会所赞许的男性处理问题、情绪表达的方式有关,女性可以比较随意地表达自己的不良情绪,而男性在面对心理困扰时,更多采取自己解决心理困扰或压抑的方式,这就使得在实际心理求助上,男性对心理求助态度的需要得分高于女生。此外,在互联网、电子产品高度发展普及的时代,网络交流成为普遍流行的交流方式,人们都通过QQ等交流工具向朋友、网友表达发泄情绪,因此在总的心理求助态度上,性别差异呈现不显著的结果。
不同专业类别的学生在心理求助态度中预期、需要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因为文科学生擅长表达、喜欢和别人沟通,理科生谨慎内审,遇到心理问题时,文科学生便比理工科学生有更高的心理求助需要。
4.2 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策略的关系分析
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倾向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积极应对与心理求助态度中预期、信任呈显著正相关,与需要、接纳呈负相关但不显著;消极应对与需要、接纳、信任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心理求助得分高的大学生更容易采取消极应对的方式,这是因为大学生在面临困境时通常对自己处理问题缺乏信心,过度依赖他人解决心理困惑,向他人寻求心理帮助的需求高,而自身实则是消极躲避。因此,各大高校在心理咨询辅导中,应着重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个体积极面对并解决心理问题。
应对策略中积极应对维度、消极应对在预测心理求助态度时都是显著变量,一方面,心理求助态度可以直接预测应对策略;另一方面,应对策略还可通过其他变量直接或间接影响心理求助态度。接纳程度高的个体更容易消极应对,这与以往的研究不符,可能是因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出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其心理状态更加复杂,面对问题时个体欣然接纳可能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个体消极应对,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大学生面临困扰时风平浪静,而后却做出自杀等不可挽救的过激行为。这为各大高校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危机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定期心理测评,对辅导员进行心理咨询培训,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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