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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后,于2009年正式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这是北京在新的起点上,谋求更高层次发展的战略抉择。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必须认真面对人口增长问题,应以建设世界城市的胸襟正确对待和科学处理流动人口问题,拿出符合建设世界城市要求的流动人口调控管理对策。
北京流动人口构成中低端人口比例过大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但其根源主要是由于北京的传统的城市建设模式和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导致的。未来北京要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建设宜居城市、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健康城市、智慧城市都有赖于北京城市建设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转型。只有实现了这种大转型,才能使北京流动人口的低端化有根本性的转变。建议北京采取向外转移一般性的制造加工业,将占地多、高耗能、高耗水的产业转移出北京,可以与周边的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开展产业转移协作,发展北京在外地的“飞地经济”,减少这些产业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北京的一般性的低端的产业项目转移走了,在这些产业行业就业的外来人口也就跟着走了。首钢搬迁到唐山曹妃甸,就是成功的范例。城市建设方面也要大量采用先进的建设方式,减少对低端劳务人口的需求。建设发展方式的转型才能使北京流动人口实现高端化,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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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容量是指全球或者是某一地区的资源能够供养的人数是多少,人口容量问题日益严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人口容量问题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人类对人口容量的关注与研究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对人口容量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自本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日益紧张,而受到普遍的重视和青睐。
关键词:人口容量;人口承载力;适度人口
一、人口容量研究的意义
美国人口学家科恩在他的著作《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中注意到,在地球承载力的研究中,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土壤学和农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以及学术政治家们都做出了努力和贡献,而非常奇怪的是,人口学家们却一直保持着沉默。一位著名的人口学家曾对他说,人口学家们之所以回避这一问题,是因为它所包含的相互关系太复杂,至今在这一问题中所使用的标准都很主观,过去的种种努力都显得很愚蠢。另一位人口学家则认为,人口承载力的问题至今还无法回答,但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最终会得到回答。而科恩自己认为答案现在不会有,以后也永远不会有,而对人类承载力的估计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在启发认识和指导行动中所起的作用。
许多学者认为人口容量是客观存在的,很有研究的必要。其主要论点是:(1)人类生存环境是有限的,地球所能提供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有限的空间、资源、环境条件对于所能容纳的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生物种群的数量、规模都有一定的客观规定性;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环境人口容量及其对人口增长和数量规模的限制作用都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2)正是由于人口容量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人口容量与现实人口规模之间有一定差距,研究方法也还有待改进,才值得我们去研究;(3)人口容量的研究并不只是一个最大人口规模数值问题,人口容量的研究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在研究人口容量的过程中可以全面系统地分析该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协调发展关系,为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居民安居乐业提供科学依据。对人口容量的理解不能过于片面和狭窄;(4)对人口容量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控制人口必要性的认识,有助于正确理解人口与各环境因子的关系和识别危机区域;(5)研究人口容量可以了解各地区人口压力的真实情况,揭示人口分布现状的本质,为地区人口迁移、人口再分布政策和人口与经济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二、人口容量的定义
关于人口容量的思想实际上是古已有之。中国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有关保持人口与土地的平衡,使有限的土地负担一个大小适当的人口的思想,就是人口容量问题的一些最初考虑。但人口容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提出,只是也只能是最近几十年的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的定义为:某一国或某一地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利用该地的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及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简而言之,所谓人口容量就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影响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地域的开放程度。一个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人口容量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一个开放系统中,资源的互补可以大大提高一个地区的人口容量。而一个封闭系统中,由于某一种资源的匮乏会使得其人口容量大为降低。(2)时间规定性。一个地区短期内的人口容量会高于保证其长期发展的人口容量,但短期内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会造成未来人口容量的降低。因此,人口容量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上,不能只考虑短期效应。(3)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和产出水平会有很大差别,因此人口容量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确定未来人口容量时必须考虑到技术进步的作用。(4)生活水平的高低。在同样的产出水平下,不同的生活水平需求会有完全不同的人口容量。很显然,人口容量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降低。(5)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分配方式将导致人口容量的差别,一个平均分配资源和财富的社会的人口容量无疑大于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社会。(6)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如果仅仅考虑维持人们的最基本生活需要,那么得出的就是一个地区所能抚养的最大人口数量。如果要达到一个理想的或最优的目标,则实际上得出的是适度人口数量。(7)承载人口的基础。人口容量既可以从单一的因素分别考察,如土地资源、淡水资源、矿产资源等,也可以从自然环境系统综合考虑;既可以只考虑自然系统,也可以加进社会经济系统,因而有土地人口承载力、矿产资源承载力、环境人口容量等一系列人口容量的研究。考虑因素不同,研究结果自然大相径庭。只要自己持之有据,也就不乏其意义。
三、人口容量、人口承载力与适度人口的关系
1、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在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口容量和人口承载力是同一个概念,两者之间没有根本区别;另一种观点倾向于把两者加以区分,认为承载力指的是一定的净生产力和消费结构下给定土地可能支持的最大人口数,相当于草场的载畜量,而人口容量是指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土地人口承载力不能和土地人口容量相提并论。土地人口承载力是指在未来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以预期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与此相适应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依据,一个区域利用其自身的土地资源所能持续稳定供养的人口数量。土地人口容量则是在一定面积土地上容纳的人口数量。土地人口承载力相对稳定,它受土地生产能力与人的生活水平所制约,受人的行为影响小,比较客观。土地人口容量则受人口政策、人的生育行为和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主观性强,它可以大于或小于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就一个封闭的区域系统来说,土地合理人口容量应小于土地人口承载力,以保证扩大再生产的进行。对于开放的区域系统,经济贸易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土地合理人口容量可以小于或超过土地人口承载力。
《人口承载力与人口迁移》一书认为,人口容量、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的概念。该书认为,资源承载力就是环境人口容量。土地承载力是资源承载力的特例,它与资源承载力的区别在于抽取了自然资源中的土地资源作为研究重点。土地承载力的核心是指在自然、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下,一定地区产出的食物能养活多少人口。在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的关系上,该书作者认为人口容量有特定的涵义,而人口承载力则是泛指的名称,凡是人口为主体,资源、环境、经济为客体的,并能承载人口数量的,如人口容量、环境人口容量、经济适度人口、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等都统称为人口承载力。
笔者认为,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是从英文“Carrying Capacity”一词而来。人类环境并不存在纯粹的自然环境,而是与社会环境交织在一起,即使从概念上硬行把两者区分开来,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界定,只能造成人为的混乱。笔者倾向于对二者不作区分。
2、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按一般理解,人口容量是指一个地区的资源、环境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数量,即偏向于最高人口的涵义。而适度人口则是指一定目标下的最适宜人口,即最优人口。但确定人口容量时,如果把消费水平定在一个期望的数值上,则此时的人口容量也就等同于适度人口。因此,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两者也可以互相转换,适度人口也可以说是一定意义上的人口容量。
四、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与步骤
根据不同的定义和研究目的,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目前,国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单因子分析法。此方法一般把人口容量理解为最大负载能力,从而根据农业生产所提供的粮食或某种资源的食物生产能力进行环境人口容量的估算,尤以依据粮食生产进行估算的方法应用最为广泛。此方法考虑的因子较少,操作简单,在人口容量估算时应用较多。但此法没有考虑到人口对农业生产或资源利用的反馈以及农业的投入与整个经济相关部门间的反馈作用,因而是一种非常粗略的估计方法。
2、土地资源分析法。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79年召开的《未来人口的土地资源》专家咨询会议上提出的研究方法。它以土壤评价为基础,依据资源、生态特点划分出不同的农业生态区,并给出各类农业生态区的三种农业产出水平(低、中、高),根据各种作物的不同要求求出各种作物的产量并换算成蛋白质及热量,然后再与每人每年需要的蛋白质与热量进行对比,即得出环境人口容量。对草地畜牧业也以同样的方法换算。
3、资源综合平衡法。1973年由澳大利亚的研究者提出并得到广泛应用。这种方法综合考虑土地、水、气候资源等因素,避免了单因子分析法的某些不足。通过分析各种环境资源对人口发展的限制,利用多目标决策分析,进行综合研究,从生态系统角度全面进行估算,从而得出比较精确的结论。
4、投入产出法。这种方法以投入产出技术为手段,根据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水、肥等实际投入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推测土地的现状及未来生产潜力,从而计算土地承载力。这种方法考虑了实际生产情况,因而更接近实际,对预测一定时间尺度的土地生产能力表现出一定的可信度。
五、对中国人口容量有待进一步研究
人口容量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兴起是基于全球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现实。对人口已经严重超载的中国来说,人口容量的研究更具有其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生态学家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中国人口容量问题进行了大量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国家和各地区制定发展规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并为中国人口容量研究填补了空白。
应该看到,由于人口容量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对人口容量的理解不同,在人口容量的研究上还存在许多歧义。许多学者认为,人口容量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最大和最优人口数量虽然也是我们所关注的,但如何从现实人口出发,找到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寻求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们所真正关心的。人口容量研究应该放在一个综合的大背景下,这样就可以走出人口数量的狭窄圈子,使其更具有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做进一步研究:(1)关于人口容量的内涵与外延应作进一步探讨,以求得共识;(2)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应加以规范和确定;(3)要开展综合性的、跨学科的人口容量研究,尤其是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合作。
六、总结
人口容量或人口承载力问题是在对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性的探索中十分敏感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对它的认识将影响到对人口态势的认识、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确定、对人口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努力。回顾与总结中国人口容量和适度人口问题研究的成果,不仅将使我们对人口容量研究的现状有一个较明确的认识,有助于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而且对增强我们对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性的认识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的实践,都会有所帮助。
. 【摘要】以中国实现全面小康为目标,在对影响人口容量的七大因素:地域的开放程度、时间规定性、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生活水平的高低、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和承载人口的基础做出相关假设条件的基础上,将GDP、耕地面积和水资源总量视为承载中国人口的基础,对中国2020年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预测。通过分析,2020年中国最大人口容量应为12.62亿人。
【关键词】适度人口;最大人口容量;中国
1.引言
“一票难求”、“用工荒”以及“房价”等问题是最近几年中国各大媒体以及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究其原因,都与中国人口数量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总人口约为13.39亿人,比2000年增加7390万人[1]。从经济、资源和环境三方面综合考虑,中国的人口是否处于可持续范围内?具体说来,到2020年中国最多可以容纳的人口数量为多少?本文将尝试着从较为客观的角度上来分析这个问题。
2.文献综述
人口容量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2]。通常认为影响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地域的开放程度、时间规定性、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生活水平的高低、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和承载人口的基础。本文所研究的最大人口容量是指从以上七个方面综合考虑,所能承受的最大人口数量,而且该人口容量是指常住人口,即所能承受的最大常住人口数量。而适度人口则是指一定目标下的适宜人口,即最优人口。
国外学者从静态、动态以及适度人口增长率等方面提出了人口规模、福利适度人口、适度增长、适度调控以及相关的人口零增长等测算适度人口的理论模型[3]。
国内学者在测算适度人口时,综合考虑各个约束条件的主要具体研究方法有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P-R-E模型法和P-S可能满意度法。其中以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主要有:杨莉、冯九璋、马士香、徐路(2006)从建设用地、可供水量、GDP总量和就业人数四个方面对哈尔滨市2010年的经济和自然资源适度人口容量进行了预测[4]。王爱民和尹向东(2006)对经济、资源、生态和空间四个子目标约束下的适度人口进行了评估[5]。潘竟虎、黄晓峰、魏延强和王芳(2008)从用地空间、可供水量、绿地指标、GDP和生态足迹五个方面对兰州市中心城区的适度人口与最大人口规模进行了预测[6]。彭理达、王少平和杨海真(2008)基于就业岗位、绿地面积和水面积提出了计算城市适度人口的方法[7]。曾维华和杨月梅(2008)采用不确定型多目标优化方法,通过建立区域环境承载力优化模型,对北京市通州区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预测[8]。王宇和高向东(2009)从劳动力需求、资源环境和公共功能三个方面综合考虑,对大连市2020年的适度人口容量进行了预测[9]。利用P-R-E模型进行研究的有:林国钧、田�和杨菊(2005)那个P-R-E模型,通过建立二元回归模型测算了贵阳市的适度人口[10]。刘雅轩、张小雷和雷军(2007)基于P-R-E模型对新疆的适度人口进行了实证研究[11]。崔新峰和杨莲(2010)运用P-R-E模型对贵州省适度人口容量进行了测算[12]。使用P-S可能满意度法的主要有:陈家华、文宇翔和李大鹏(2002)利用EOP-MM和P-S良好总模型估算了上海浦东新区未来可能的适度人口规模[13]。吴喜平、米红和韩娟(2006)利用P-S法建立了一个集经济、社会生活、人口密度和生态环境与资源的指标体系,对厦门市适度人口容量进行了测算[14]。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皆对适度人口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并利用一定区域内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大部分的研究只是针对某一省或市或是更小范围内的区域,而对中国总体的适度人口规模及最大人口容量的探索则较少。此外,基于考虑的约束条件为多个,最终应以哪一个因素或者如何确定各因素的权重对适度人口测算进行的处理主要采取的是主观评分,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再有大部分研究都注重于对适度人口的测算,而对测算最大人口容量则稍欠关注。本文则从较为客观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及“十二五”规划甚至更远的发展目标,提出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测算方法并对2020年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估计,以此提出关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和谐发展的一些思考。
3.分析方法及假设条件
前述提到影响人口容量的因素有以下七个方面:地域的开放程度、时间规定性、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生活水平的高低、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和承载人口的基础。本文也从这七个方面出发,尝试着提出一个测算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思路。
第一,地域的开放程度。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参与国际事务并融入经济全球化,因此,在分析中国人口时,不能假设中国处于一个封闭式的环境中,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反,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层次的提升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开放程度有扩大的趋势。然而,无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有多高,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资源与产业最终只能依靠本国,而非完全依赖进口。在本文研究中,假设中国的开放程度依然以现有速度扩大,水资源完全自给自足,不依赖国际贸易。
第二,时间规定性。由于人口数量受众多因素影响,因此在进行人口数量预测过程中,常常需要规定一定的时间范围,而且该时间范围不宜过长,时间跨度太长容易造成预测的准确率降低,从而导致预测无效。当前,中国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计划在2020年可以实现全面小康,因此,本文以2020年为限,以全面小康标准为基准,对中国2020年最大人口容量进行预测。
第三,生产力水平。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对资源的开采利用效率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能力也将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可以扩大人口容量。考虑到矿石资源虽不可再生却可以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找到替代资源,本文将不以其作为限制人口容量的瓶颈式约束。同时,随着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等技术进步,可以大大提高改善生态环境的能力,故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将不对生态环境所形成的约束进行单独分析,而对其与资源结合形成的约束进行分析。
第四,生活水平。在一定的产出水平条件下,生活水平高则会减少人口容量。本文则以中国所提出的全面小康标准的生活水平为基础,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预测。
第五,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贫富差距,然而,从中长期看来,其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最大人口容量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本文不对我国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给予重点研究。
第六,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前人已对人口容量做了许多的研究,其中数量较多的是适度人口容量,还有部分最大人口容量等,本文研究中国2020年最大的人口容量问题。
第七,承载人口的基础。通过回顾文献可以发现,前人一般认为承载人口的基础包括资源、环境和经济三大方面,但关于最终是以某一关键因素为基准还是综合考虑各个因素来确定适度人口容量,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应该以经济来衡量一定区域的适度人口,有人认为应以资源环境为约束条件,预测适度人口,也有人认为可以根据目标区域的特点确定该地区的瓶颈性因素,并以此为基准预测适度人口,还有人认为应该综合考虑资源、环境和经济三大方面,最终或者对每一个因素约束条件赋予一定权重,或者取三者平均值来确定适度人口规模。本文也综合考虑资源、环境与经济三大方面,以此预测2020年中国最大人口容量。
在上述假设条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到2020年期间中国耕地面积以及水资源总量的大致变动趋势可以较为准确的预测,同时考虑到中国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标准,本文选取三个数量指标:GDP、耕地面积和水资源总量作为衡量承载人口的基础。据此构建计算我国最大人口容量的模型:
maxP
s.t.GDP/P ≥PGDP0 (1)
ACL/P ≥PACL0
TWRV/P ≥PTWRV0
其中P表示中国人口容量,GDP表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PGDP0表示2020年中国人均GDP至少要达到的标准,ACL表示中国耕地面积,PACL0表示2020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至少要达到的标准,TWRV表示中国水资源总量,PTWRV0表示2020年中国人均水资源总量至少要达到的标准。
4.数据分析
依照规划,中国“十二五”期间保持GDP增长率在7%左右,那么,本文在2010年GDP的基础上,假设在未来二十年中国GDP的增长率为7%,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应该比2000翻一番,达到人均GDP为3000美元,但由于预测这一期间汇率变动较为困难,而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7856元,那么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至少应为15712(7856�2)元,本文则以人均GDP为15712元为基准。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由温家宝总理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数据计算而来。
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中国到2020年要确保耕地面积保有量在18.05亿亩及以上,依据世界粮农组织的相关计算,人均耕地面积至少为0.8亩,本文则假定中国2020年耕地面积为18.05亿亩,同时以人均耕地面积至少应为0.8亩为基准。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以及世界粮农组织报告
关于水资源总量,则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数据,选取近十年的水资源总量数据,以此计算出水资源总量平均增长率,预测出2020年中国水资源总量。同时,联合国粮农组织计算的人均水资源总量应该在1700立方米,于是本文以人均水资源总量至少为1700立方米为基准。具体相关数据如表3和表4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数据来源:根据表3数据计算而来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相关报告
5.结论
将表1、表2和表4中数据带入(1)式,计算得出:
maxP=12.62(亿人)
即要保证中国2020年人均GDP为2000年人均GDP的两倍,人均耕地面积至少0.8亩以及人均资源总量至少1700立方米,中国2020年的最大人口容量为12.62亿人。
6.关于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一些思考
本文所预测的中国最大人口容量仅是在人均GDP、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水资源总量的约束下的最大容量,并未考虑分配方式与就业、耕地利用率以及水资源的利用率和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可以认为是较为客观的最大人口容量,而能保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应当比12.62亿人更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国际贸易越来越普遍,人口流动也越来越频繁,同时,中国素有“世界工厂”之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就业率和GDP总量,但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不少“洋垃圾”,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环境造成了影响,也约束了中国人口的发展。距离2020年将近20年时间,要想将中国人口从13.39亿控制到12.62亿,需要从各个方面着手解决。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多做努力,促进中国实现全面小康:
第一,重视产学研一体化,加快科学技术与技术进步向生产应用领域推广,推动理论与实践更好的结合。加大高等教育投资力度,确保高等教育毕业生具有随时适应各类工作的能力与素质,提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规范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人群快速就业,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减少结构性失业,扩大人口容量。
第二,关注弱势群体,本文研究皆以人均指标为基准,而现实生活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常有发生,应当在经济总量快速发展的同时注重分配的公平性,从根本上杜绝投机性商业行为,保证社会和谐。
第三,加大政策推行的宣传力度,让人们真正理解“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家电下乡”等的基本初衷,并严格实施,防止部分人从中谋取私利,促进分配公平与生态环境的改善,扩大中国实际人口容量。
第四,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保证农用化肥及各类种子的质量,避免减少为数不多的耕地面积的生产能力,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出发,科学合理地提高耕地利用率,确保中国粮食的可持续生产,以供养较多的人口。
第五,加强水资源节约与减少水污染的宣传教育力度,从根本上促进水资源的合理科学使用,鼓励开发节水技术并加快推广实施利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解决干旱地区水资源问题,扩大中国最大人口容量。
此外,本文仅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数量方面的研究,关于人口的结构与质量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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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后的城市发展将更关注城市环境的改善,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将是城市规划与管理的主要内容。文章以南京市为例,综合考虑土地资源、水环境容量、大气环境容量等因素,采用多因子的资源综合平衡法,对限制人类活动的环境资源进行分析,并得出南京城市的综合人口容量,为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人口规模确定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资源与环境;人口容量;南京市
1引言
合理预测城市人口规模是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保证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发挥有效调控作用的一个关键性前提。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已深入人心的当今社会,未来的城市发展将不再以牺牲环境、牺牲秩序为代价进行盲目扩展,城市的发展规模应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也就是人口的合理容量问题。城市发展的本质将是追求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城市发展重心将更多地关注结构优化和生态改善,实现城市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要求。
本文试图从创导城市良好环境的角度进行城市人口容量的研究,分析不同资源与环境要素对人口造成的限制和影响,从而为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适宜人口规模的预测提供科学合理的研究依据。
2 人口容量及其研究方法
人口容量又称人口承载力或人口承载量。从生态角度出发,人口容量的基本概念是指一个特定的人类生态系统(某一国家或地区)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数量。从资源载体角度出发,资源人口承载力是“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和一定生活水平下资源所承载的人口限度”。城市人口容量指在特定时期内城市这一特定的空间区域所能相对持续容纳的具有一定生态环境质量和社会环境质量水平及具有一定活动强度的城市人口数量。
国内人口容量的研究,多从某一主要影响因素对城市人口容量进行定量为主的探讨。如李王鸣从自然环境要素和人文环境要素等方面对杭州市良好环境理念下的城市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1];李侃桢通过用地分析对南京主城人口合理容量进行了研究[2];曾勇通过不同类型区建设用地总有效供给量与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值之比,求算上海浦东新区不同类型区适度人口规模[3]。
纵观国内外人口容量的量化方法,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套成熟完善的方法可循,但是归纳起来一般有以下几种:以资源为载体的资源平衡分析法,包括单因子平衡分析法和土地资源分析法等;综合社会、资源和经济各项指标的数学规划法,包括有线性规划法和目标规划法;以及系统动力学方法等。
本文采用多因子的资源综合平衡法,即以资源为载体、以资源人均需求量为标准,利用多个因子进行平衡分析。该方法依照人口容量是资源最大承载能力的理解,根据某一资源或环境容量的承载力,按人均需求估算人口容量。
3基于资源与环境因素的南京市人口容量分析
3.1 影响南京市人口容量的资源与环境因素筛选及其测算方法
城市人口容量的影响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大方面。前者主要有用地空间、水资源、生态环境等,是人口容量的主要限制因素,可称之为刚性影响因子;后者诸如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素质、生活水平、科学技术等,对人口容量的影响富有弹性,可称之为柔性影响因子。本文从自然因素对城市人口容量的影响进行分析。
对于城市规划研究来说,必须将资源和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既要考虑对维持城市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条件,又要考虑环境因素。资源条件通常指土地资源条件、水资源条件等,常见的环境容量分析涉及的内容有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等等。
结合南京城市资源与环境状况,同时指标的选取体现针对性、客观性和全面性的原则,南京城市人口容量的资源与环境因素主要考虑土地资源、水环境容量、大气环境容量等方面。基于南京市所处的地区是水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不够成对人口容量的短板限制因素,因此不考虑水资源供给因素的影响。
3.2 土地资源因素
3.2.1 可用作建设用地的人口容量
从适合城市发展建设的视角来看,可以将土地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目前不可用作建设用地,主要包括水域、滩涂等;第二类是禁止用作建设用地,主要包括耕地保护土地和生态敏感保护区;第三类是可用作建设用地,主要包括已用的和未用的建设用地。
依据相关规划计算出可用作建设用地的面积,同时依据人均城镇建设用地国内标准(120 m2 /人),得出南京市域的远景极限人口规模约1270万人。
3.2.2 生态用地的人口容量
通过碳氧平衡法研究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消耗和补给关系,根据生态用地制氧能力与城市氧消耗量的对比,计算城市生态用地定额。
统计林地、耕地、园地、牧草地等生态用地面积,根据换算系数换算为等效森林面积,作为供氧面积;同时,为保证陆地植物大气碳氧平衡贡献率,耗氧面积与供氧面积之比应不高于60%;即耗氧面积A最高为供氧面积*60%。
其中各个类型对等效森林面积的换算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1各个类型对等效森林面积的换算系数
根据呼吸过程CO2-O2平衡计算,同时考虑工业耗氧量以及其它动植物的需要,在不考虑大气环流的情况下,为保持碳氧平衡,现代城市每人必须拥有200平方米的绿色空间。
依据南京市域的等效森林面积,以及现代城市人均绿色空间标准,得到生态用地最高可容纳的远景人口数量约1500万人。
3.3 水环境容量因素分析
3.3.1 水环境容量计算
水环境容量是指在水体功能目标约束下,某一特定的水体控制单元所能容纳的某一污染物的限值。这里主要采用水环境中COD排放量,计算水环境容量对人口的制约限度。南京市的水环境容量采用南京市域主要地表水体的COD排放量计算。
依据相关计算和《江苏省水环境容量核定研究报告书》(2004)的研究成果,得出南京市地表水水环境容量(COD)约为215766.2吨/年。
3.3.2 基于水环境容量的人口容量计算
按我国发达地区水平,人均COD排放量标准为12.3(kg/人·年),得出南京市基于水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为1754万人。
3.4 大气环境容量因素分析
3.4.1 大气环境容量
应用《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GB/T13201-91)中推荐的A—P值法中的A法计算市域范围的理想大气环境容量如下所示。
表2南京市大气环境容量(万吨/年)
3.4.2 基于大气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计算
采用SO2、NO2、PM10的人均排放标准分别为24.7kg/人·年,23.3kg/人·年,9.0 kg/人·年,来计算大气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
表3大气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
对以上结果取平均值,得到远景大气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为870万人。
3.5 综合人口容量
以上分别从土地的可建设用地资源、生态用地资源、水环境容量、大气环境容量四个要素对南京远景的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得出远景单一限制因素下的人口承载力如下表所示。
表4多因素人口容量汇总
对表4的数据分析,大气环境容量成为制约南京人口的短板因素,其确定的人口承载力成为制约城市人口发展的极限值。因此,得到远景南京市综合人口承载力约为870万人。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对人口容量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探讨,论述了城市资源与环境容量与人口承载力的关系,并应用资源平衡分析法对资源与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进行了计算。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南京城市外来人口不断增加。而且随着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渐深入,户籍准入门槛逐渐降低,暂住人口转为定居人口的比例将逐渐提高,对南京市的人口承载力是巨大挑战。因此,必须在大力改善生态环境、城镇建设环境的同时,积极调整产业与人口的空间分布,更好地利用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潜力,提高城市的人口容量。
参考文献
[1] 李王鸣等.基于良好环境理念下的城市人口容量研究—以杭州市为例[J].经济地理,2003,23(1)
[2] 李侃桢等.南京主城人口合理容量研究[J].城市规划,2OO3,27(5)
[3] 曾勇等.上海市浦东新区土地利用与适度人口规模研究[J].人文地理,2OO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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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城市群产业中,第二产业占据主要地位,第二产业中又以钢铁、工程机械、化工、食品、冶金、建材等高耗能产业为主。因此,近期应该引进先进技术,更新和改造这些行业落后的生产工具,降低能源消耗,实施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避免高碳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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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03年英国提出发展低碳经济以来,低碳经济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形态受到全世界广泛的关注。随后,世界各地提出了建设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低碳城市。本文在思考总结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低碳经济、低碳城市的内涵及对城市群的理解,提出了低碳城市群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文章总结了长株潭低碳城市群建设实践,并分析了长株潭低碳城市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文章提出了长株潭低碳城市群建设对策。
关键词:低碳城市群;长株潭;问题;对策
论文正文:
自2003年英国提出发展低碳经济以来,低碳经济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形态受到全世界广泛的关注。随后,世界各地提出了建设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低碳城市。低碳城市是指城市经济以低碳产业为主导模式,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政府以低碳社会为建设蓝图的城市。其目标,一方面是通过自身低碳经济发展和低碳社会建设,保持能源的低消耗和二氧化碳的低排放;另一方面是通过大力推进以新能源设备制造为主导的“降碳产业”的发展,为全球二氧化碳的减排作出贡献。
对于低碳城市群,目前尚无明确定义,在思考总结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低碳经济、低碳城市的内涵及对城市群的理解,本文认为:低碳城市群,就是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政策保障、分工合作等手段,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实现能源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低碳、管理低碳的新型城市群。低碳城市群的核心是通过统一的制度创新、政策制定和技术开发与合作,实现整个城市群发展的低碳化。
新能源利用方面。2009年,长株潭三市入选全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以财政补助方式,鼓励公交、出租、公务、环卫和邮政等公共服务领域率先推广使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另外,湘潭市在全省范围内率先使用风光一体化太阳能路灯,与传统路灯相比,这种新型路灯每盏每年可以节电约1500度,造价和运行费用更为节省。株洲通过开展生物能源新技术,进行酒精秸秆发酵生产技术、酒精连续生产新工艺、生物柴油与烃类的生物转化等节能技术的开发,优化调整能源结构。
清洁生产方面。长株潭地区积极引进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如引进铅冶炼的基夫赛特法、QSL法、AUSME吨法、ISA法、SKS法、KALDO法,锌冶炼的氧压浸出工艺和富氧直接浸出工艺,挥发窑渣综合利用技术,低浓度二氧化硫治理技术,生物法处理废水技术等。
节能建筑开发方面。2004年11月,湖南省建设厅颁布《湖南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2005年7月,湖南省建设厅发文,要求长沙禁止新建楼盘使用整面玻璃幕墙,并强制新建公共建筑使用相关节能材料。2005年,长沙首批节能生态型楼盘亮相房交会。在湖南省出台的楼市新政中,首次购买节能省地型住宅将免交契税。
节能消费方面。长沙市在2009年开展了节能宣传周活动,具体包括节能产品推广展示会、节能创意大赛、节能降耗社区行、节能产品导向目录暨高效节能灯推广发布,通过节能产品评审、推广等活动来引导消费者节能。另外,长沙市还制定了《长沙市深入开展全民节能行动实施方案》,引导全民参与节能。
2.1政府管理不到位
到目前为止,湖南省政府和长株潭三市政府尚未编制长株潭低碳城市群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没有制定完善的、促进低碳城市群建设的政策和措施。法律法规没有得到有效地实施。覆盖各县市区的节能监察体系至今尚未建立,节能执法主体不明确,节能监察队伍能力建设滞后。现有环境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弱,环保部门缺乏强制执行权。
2.2单位GDP能耗、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单位GDP电耗依然偏高
如图1和图2所示[2],2008年长株潭三市,除长沙外,其余两市的单位GDP能耗、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单位GDP电耗依然偏高,株洲和湘潭两市的单位GDP能耗、单位GDP电耗均高于湖南省平均水平。
2.3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主要工业产品综合能耗较高
从主要工业产品综合能耗来看,长株潭城市群与发达国家及国内先进水平也存在明显差距,火电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出21%,水泥综合能耗高出45%。
2.4节能减排的激励机制尚未建立
目前,长株潭地区鼓励企业生产节能产品的机制尚未建立,只是在消费者中以适当减免税负的方式来鼓励消费者购买节能产品。但由于节能产品在设计、造价方面均高于普通产品。因此,在价格上面不具备优势,众多厂商生产节能环保产品的动力不足,消费者购买节能产品也存在动力不足的现象。
2.5市民消费观念落后,公众节约意识不强
目前,长株潭地区市民对绿色消费的认识不够,对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到位,没有形成崇尚节约、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共同理念和规则。资源忧患意识、节约意识较为淡薄,在建设和消费中盛行奢侈之风,浪费现象严重。
3.1改善能源结构,加快低碳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编制长株潭城市群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规划,提出能源结构调整的目标。加快建设长株潭天然气储配站,提高天然气在能源消耗中的比重,减小煤炭的比重;加快湖南省桃江核电站的建设步伐,为长株潭提供电力保障;重点抓好长沙光伏产业园、株洲和湘潭风电产业园建设,开发太阳能和风能等低碳可再生能源。
3.2用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以“两型产业”为主的产业集群
长株潭城市群产业中,第二产业占据主要地位,第二产业中又以钢铁、工程机械、化工、食品、冶金、建材等高耗能产业为主。因此,近期应该引进先进技术,更新和改造这些行业落后的生产工具,降低能源消耗,实施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避免高碳生产。
长株潭城市群在建设低碳城市群的中高级阶段,应该以第三产业为主,逐步淘汰掉传统的高耗能产业。近期重点发展包括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汽车、新能源设备制造、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和旅游业为主的战略性产业。远期则重点发展包括高新技术服务业、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环保节能、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和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总部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以“两型产业”为主的产业集群。
3.3建立健全低碳消费的激励机制,倡导低碳消费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因此,长株潭地区政府应该建立健全低碳消费的激励机制,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引导消费者低碳消费。如对购买低碳产品给予一定的补贴,减免消费过程中的部分税费,让消费者感受到使用低碳产品的实惠,从而引导企业生产实现低碳化。另外,通过加强教育,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宣传。一方面,宣传使用低碳产品的益处,引导消费者建立低碳消费观;另一方面,通过举办缺电、缺水等具体的体验活动,让群众亲身体验缺少这些资源和能源所带来的不便,从而引起群众重视资源和能源的节约。
3.4加强科技创新,提高技术支撑低碳城市群建设的能力
设立长株潭低碳技术研发中心,积极鼓励其与国际国内开展低碳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低碳技术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加大在低碳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确保地方财政在低碳技术研究中的投入增长速度不低于地区GDP的增长速度。建立碳基金,激励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充分利用《京都议定书》的相关机制,促进具有技术转让效果的CDM项目的开发,在这个过程中注重技术的吸收和消化。重点加强电力、钢铁、水泥、冶金等四个领域的低碳技术引进。
3.5积极植树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发挥碳汇潜力
所谓碳汇就是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碳汇能力的发挥可以减少空气中的温室气体。大陆上植被可以通过光合作用每年从大气中净吸收亿吨碳。以森林为例,长株潭城市群森林生态系统在目前经营状况下,每年的碳储量为394万吨,森林生态系统在长株潭城市群的碳平衡中起着巨大的碳汇功能的作用。因此,发挥森林植被的环保减排功能对于长株潭建设低碳城市群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长株潭三市应该强化植树造林的责任,成立长株潭绿化监察执法队伍,加强对城市绿化委员会植树造林的监督管理。另一方面,加强对山区植被森林的管理,防止乱砍乱伐,严格禁止只伐而不植,充分发挥植被的生态碳汇潜力。最后,加强对长株潭城市群绿心的保护。
3.6政府对低碳城市群建设进行制度和政策保障
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群,应该加快相应的立法工作。湖南省人大会应该加快完善《循环经济促进法》配套性文件的制定,制定包括《可再生能源法》在内的各种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完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与低碳发展的法律体系。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制定地方低碳城市建设标准,明确能源效率标准和标识制度,采取配套的财税激励制度,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政府加强对新能源产业的引导和扶持,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加快建立有利于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湖南省及长株潭三市政府应该从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和科技政策等全方位支持长株潭低碳城市群建设,用立法保障市场机制。综合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等经济手段对长株潭城市群范围内的市场主体进行调节,建立有利于低碳城市群建设的市场机制,鼓励企业走低碳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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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为了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首先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拓宽农村教育融资渠道,解决教育设备落后、办学经费缺乏等困扰农村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第二,要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就是要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和地位,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任教。第三,必须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改变农民传统落后的教育观念,保证适龄儿童、少年的入学率,保证九年义务教育得到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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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发展问题的现状,以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勾画出了我国农村人口全面发展的架构,并提出了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人口;人力资源;全面发展
论文正文:
浅谈我国农村人口问题及其全面发展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又占绝大多数。目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农村人口问题直接影响着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农村的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村人口问题,引导农村人口全面发展,不仅可丰富农村人口理论、农村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还可以变农村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加快农村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发展、人口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农村人口的发展非常迅速,1949年全国人口为5.42亿,到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已达5.34亿,占全国人口比重的88.7%;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达到5.90亿,占全国人口比重的81.6%;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就达到8.20亿,占全国人口比重的79.5%。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加上城市化、城镇化和升学、招工,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人口,农村人口增长速度放慢,1996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是我国农村人口的数量还是很大,人均资源的占有量远远低于加拿大、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甚至低于日本。
随着农村人口增长速度的降低,加之生活条件、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人口的寿命不断延长,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2005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到了9.6%,高于城镇8.5%的水平。2006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49亿,占总人口比例的11.3%,其中城市老年人口占26.3%,农村老年人口占73.7%,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在加快。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是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的,被称为“未富先老”。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老龄化的程度还高于城市,所以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将更为复杂。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共
9 815.3亿元,分配到中小学的共5 211.9亿元,其中农村中小学为2 177.3亿元,为41.8%,而农村中小学数量为全国中小学的80.3%。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2005年我国农村人口文盲、半文盲为7.59%,小学文化程度为30.63%,初中程度为49.33%,高中程度为9.81%,中专程度为2.09%,大专及以上的仅占0.56%。由于文化水平低,致使大多数农民只能从事简单的传统农业,新技术和新知识接受能力普遍较低,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农村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高,影响农村的稳定。根据资料计算,2004年农村0岁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2∶100,城市为114.4∶100。2007年我国乡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85∶100,高于全国119.58∶100的平均水平。而陕西省的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达到130.7∶100,远高于正常范围。
由于经济发展慢,农村人口收入低,生活条件差。2008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 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 781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31倍。农村医疗条件差,缺乏专业医护人员,卫生设施质量不高,农民的就医条件仍然十分简陋。大多数农村路况差,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有的农村地处偏远山区,甚至还没有通上电。农村改水改厕工程进展缓慢,大多数地方根本没有排水管道,到了雨季,污水四溢,造成环境污染。
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多,文化程度低、科技知识匮乏,医疗条件差、身体健康得不到保障,思想闭塞、观念落后,人口老龄化,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历史、环境、政策、经济、教育,等等。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体现在我国人口发展问题上,就是要牢固树立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对人口发展的指导要有科学的理论、方针、政策。而科学人口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促进人口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将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质量的提高、人口结构的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充分结合起来,不能只取一点不及其余、只顾一头不顾其他。
2.1人口数量适度,稳定低生育水平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人口的绝对数量仍很大,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很大,人口的存量问题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虽然目前已经实现了人口的低增长,将人口的增长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下。但是,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我国的低生育水平还不稳定。在农村,特别是在经济还较贫困的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方式还未改变,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还没有彻底转变。加之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缺乏有效手段,生育水平还可能反弹,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还面临诸多困难。
2.2人口素质高,人力资源丰富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知识经济已成为主流,经济的增长已不再单纯依靠劳动力的数量,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一个国家要拥有众多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就是要提高人口素质,包括人口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素质。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谁拥有高素质的劳动者,谁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
管理和技术已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被喻为“推动社会的两个车轮”,而将这两个车轮连在一起的就是人才。人口的素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科学技术的进步、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从根本上讲都取决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2.3人口结构合理,社会秩序稳定
从人口的年龄分布上看,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且其进程还在加快,出现了“未富先老”现象。由于人们生育观念的影响,使得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失调,制约着人口再生产、物质再生产和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要全面引导人口结构合理分布,为社会的发展提供足够劳动力的同时,实现家庭稳定、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
2.4生产力水平发达,人民生活质量高
人口的全面发展,归根到底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使人们生活稳定收入有保障,身体健康医疗有保障,精神高尚养老有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有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有效提高。这需要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做保障。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才能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坚实的基础。
人口全面发展的这四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人口数量适度是关键,人口素质高是核心,合理的人口结构是根本,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是目的。
3、实现农村人口全面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3.1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为了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首先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拓宽农村教育融资渠道,解决教育设备落后、办学经费缺乏等困扰农村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第二,要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就是要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和地位,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任教。第三,必须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改变农民传统落后的教育观念,保证适龄儿童、少年的入学率,保证九年义务教育得到真正落实。第四,建立终身教育体系。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建立政策保障机制,引导农民树立终身教育观念,构筑起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第五,加强农民科技知识培训,要以“实际、实用、实效”为原则,以推广实用技术为重点,采用各种渠道各种形式办学,加大对农民的技能培训,培养出一大批农村实用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
3.2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裕民生,在职教。要通过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变农村人口的数量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
第一,科学定位农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要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既要担负起培养新型农民的重任,更要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要更新农村职业教育观念,改变以升学为目的的办学定位,以技能培训为主,充分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务农水平,同时提高进城打工农民的技能,还要发挥城市职业教育资源的优势,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条件。
第二,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促进农村职教发展,除政府投资主渠道外,还应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体系,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办学。在政府的统筹下,探索政府、企业、行业和社会各界联合办学的新体系,明确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在发展教育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独办农村职业教育的局面。第三,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加强实践教学比例,改革课程设置,编写实用教材,改善实验设备条件,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吸纳一线能工巧匠任教,突出技术操作性、职业技能性和教学实践性,培养技能型应用人才。
3.3科学务农,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
第一,科学务农。让农民掌握更多的科学技术知识,运用科学技术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的产量和产值,利用本地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第二,加大产业结构调整。要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利用区域资源优势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搞好市场的开拓、龙头企业与基地建设等工作。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要大力建立健全农产品流通体系,强化农业环节的连贯性,实现农业扩大再生产。要根据市场对畜牧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的状况,积极调整农业的内部结构,提升养殖业的比重。还要加强对农业多功能性的认识,发展旅游农业等经营性农业,促进农业产业的升级。第三,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针对农村人口多、资源少,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的现状,要加大培训与引导,组织劳务输出,让农民一方面增加收入,一方面开拓视野、转变观念。
3.4加快养老、医疗保险改革,提高老年人生活保障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和方向是根据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科学、系统、规范,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全方位的,城乡一体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劳动者和全体社会成员在面临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其他各种困难时,能够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帮助,做到“老有所养”。目前,我们急需加快农村养老、医疗保险改革,加大政府的财政和政策支持力度,要逐步完善法律法规,建立保障形式多样化、资金来源多元化、基金管理规范化、服务水平标准化等制度体系。
3.5解放思想、创新观念,建立新型的人口理念
我国农村人口的增长虽然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由于基数大,而且又面临着新一轮的人口增长高峰,因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压力远未解除。而农村男女比例失衡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不利于农村的稳定与发展。所以,要通过大力宣传学习,让农民的思想从旧的观念中解脱出来,自觉遵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加大政策的引导力度,奖励和惩处并用,稳定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使男女比例逐步平衡。
总之,要实现农村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统筹解决农村人口问题,有效促进农村人口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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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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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转变的载体。城镇化不仅仅是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动,还包括城镇体系,如大中小城市构成、城市间的分工与专业化等的演化。在城镇化水平超过50%的背景下,城镇体系优化已逐步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决定》同时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人口作为一种要素,城镇化与城镇体系演变作为资源配置过程,也应该在市场机制下完成,为此,首先需要认识来自市场的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力量。
忽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微小差异,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是人口流动的结果以2011年285个市为例,市辖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5.32‰、4.9‰、4.0‰和0.752;当年市辖区总人口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15.7‰、6.5‰、73.5‰和4.682。可见,总人口增长率的差异远大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但是,应用传统人口流动理论解释城市增长有两个基本不足:首先,在传统的推拉理论、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托达罗人口迁移理论及新家庭经济学中,收入差距是驱动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但收入差距本身通常作为假设出现,外生于理论。实际上,城乡与区际差异导致人口流动的同时,也受到后者的影响,传统理论不能为这种互动关系提供解释和理论框架。
其次,传统人口理论中没有空间,不能为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城镇体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解释。 相对于地区差距的外生性假设,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一个累积的过程[1]。人口分布通过集聚效应内生地决定地区间效率与收入的差距,人口因地区差距而流动时,也将通过集聚效应驱动新的人口流动。从集聚效应出发,现代区域经济理论既可以解释城市的形成和分工,也可以分析人口分布的空间均衡,从而弥补传统人口流动理论的不足。亨德森(Henderson)最早将集聚效应(向心力)和拥挤成本(离心力)互动过程中城市最佳规模、城市分工与城镇体系形成的思想模型化[2~4]。藤田长久(Fujita)等人也系统论述了中心-外围结构(CorePeriphery)、单中心城市与多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5~6]。华尔兹(Waltz)、鲍德温(Baldwin)、布莱克(Black)、藤田长久等还构建了伴随人口流动的多区域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口分布也是内生决定的[7~10]。
集聚效应被看成区域经济的“三个基石”之一[11],但是,关于集聚效应的性质和来源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路径。传统城市经济理论强调外在于企业、内在于产业或区域的溢出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并进一步区分了本地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与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前者是指“相互紧密联系的产业部门形成的综合体”为本地企业创造的生产合作优势,又称“反映单一产业集中程度的外部经济”;后者是指“巨大城市聚集体的组成要素”,又称“反映城市规模的外部经济”[12]。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也被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关于外部规模经济来源,马歇尔提出三个方面的收益:中间投入品的共享、劳动力共享和知识溢出。雅克布斯(Jacobs)强调了多样化集聚在促进新思想产生方面的特殊作用[13]。卢卡斯(Lucas)进一步指出,城市在创新和学习方面的优势不仅表现在重大技术方面,也表现在各种技能和一般知识的产生、扩散与积累等方面[14]。杜兰顿(Duranton)等从共享、组合与学习三个方面概括了外部性产生的微观基础[15]。总体上,外部规模经济对应于米德(Meade)所提出的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作为生产函数的特殊形式出现[16],也是唯一因企业之间直接的相互依赖性而产生的外部性[17]。
与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不同,由克鲁格曼(Krugman)、藤田长久等人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理论(New Economic Geography)强调的是内在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18~19]。不完全竞争市场下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的互动过程产生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20~21],即报酬递增产业在具有较高市场潜力的地区集聚[22],并且地区需求的上升导致产出更大比重的增加[23]。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市场因市场潜力与集聚的交互作用而具有内生性,在循环累积机制上,克鲁格曼强调了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因素[24],维纳布尔斯(Venables)的研究则强调了产业内纵向供求关联的作用[25]。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企业、消费者等主体之间的溢出效应在市场机制下产生,是一种间接相互依赖性,西托夫斯基(Scitovsky)称之为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26]。
集聚效应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检验。早期研究,如穆瑁(Moomaw)、田渊(Tabuchi)等都发现城市规模增长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上升[27~28]。金元(Kanemoto)等人的研究表明集聚效应在20万~4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最大[29]。中村(Nakamura)、亨德森、布莱克等同时检验了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作用[30~32],亨德森发现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本地化经济而非城市化经济[33],但这种本地化经济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消失。雷丁(Redding)等对纵向关联模型进行了检验,发现需求与成本关联解释了国家间人均收入差异的70%、制造业工资差异的50%[34]。汉森(Hanson)检验了工资水平变化与市场距离之间的关系[35~36]。布雷克曼(Brakman)等在NEG框架下研究了欧盟地区工资的空间分布[37]。欧振中(Au)、范剑勇、刘修岩、刘长全、赫林(Hering)等用中国城市或产业数据检验产业集聚与生产率、工资的关系,也证实了集聚效应的存在[38~43]。
在集聚效应与人口流动、人口分布方面,克罗泽特(Crozet)、庞斯(Pons)、赫林等分别检验了市场潜力对欧盟和西班牙人口流动的影响[44~46],布莱克等分析了市场潜力对美国城市相对规模变动的影响[47]。帕特里奇(Partridge)等检验了集聚效应对加拿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48],也是所见为数不多的直接分析集聚效应对城市增长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总体来看,虽然集聚效应在主流理论中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集聚效应的存在也得到广泛研究的验证,但是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的检验。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结论也非完全一致。帕特里奇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密度呈负相关,与城市初始规模呈正相关[49]。克罗泽特却发现,向心力非常有限,这些力量无法克服人口流动的障碍(成本),不足以导致快速的空间结构演变和中心外围结构[50]。
目前来看,还没有研究在集聚经济理论框架下检验和识别中国城市增长的驱动力量。长期以来,导致中国人口流动的地区差距有三个显著的外生来源:
第一,城乡分割导致的城乡差距,这为城乡人口流动积蓄了的能量;
第二,改革顺序与自然条件差异导致的区际差距,这为跨区域人口流动提供了能量;第三,政治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基础设施与寻租空间的地区差异,通过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也会引起人口与就业的流动。相对于这些因素,集聚效应显得过于微弱。但是,依然可以预期,在城镇化由提高城镇化率向优化城镇体系过渡、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增强的情况下,集聚效应与传统力量的对比也处于变化之中。
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二、集聚效应框架下的城市增长模型
1. 单区域的城乡迁移
假设区域由城乡两部分组成,城市与农村代表性居民的效用分别为Vu和Vr,由于迁移成本的存在,只有在迁移前后效用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迁移才会发生。遵循普加(Puga)的研究思路,假设迁移成本x在[1,eδ]区间服从密度函数为f(x)=1/(δc)的随机分布[51]。一个代表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概率为Prob(x
Mr,u=P?r,u=(1/δ)ln(Vu/Vr)Pr(1)
其中,Mr,u是城乡迁移人口,P?r,u是城市(乡村)人口变动,Pr是农村总人口。假设城市生产制成品为m,农村生产农产品为a,城乡居民对制成品、农产品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CD偏好,以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城市居民面临通勤成本等生活成本,那么城乡居民的间接效用函数分别为:
Vu=q-γm,uq-(1-γ)a,u(wu-cu)(2)
Vr=q-γm,rq-(1-γ)a,rwr(3)
其中,qm,u、qa,u、qm,r、qa,r分别是城乡制成品与工业品的价格指数,wu、wr分别是城市及乡村的名义工资,cu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与农产品在城乡之间转移具有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m和τa[52]。以制成品为例,一单位制成品从城市运往农村,只有1/τm单位能够到达(τm>1)。那么,
qm,r=τmqm,u(4)
qa,u=τaqa,r(5)
将式(2)~(5)代入式(1),那么:
P?r,u=(1/δ)ln[τa-(1-γ)(wu-cu)/(τm-γwr)]Pr(6)
假设城市制成品生产存在外部规模经济。虽然外部性的产生可以有不同的微观基础[53],但是,根据康博斯(Combes)等的研究[54],均衡工资(wu)通常取决于城市生产率移动因子(Bu)与城市就业规模(Lu),设为:
wu=BuLθu=BuPθuκθu(7)
其中,κu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Pu是城市人口规模,θ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的大小。城市规模增长过程中,通勤成本(及其他与城市规模相联系的不合意因素)等生活成本也随之增长,劳动力的有效劳动供给将会下降[55]。设城市生活成本为:
cu=CuPλu(8)
其中,Cu是城市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λ反映了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7)、(8)代入式(6),那么:
P?r,u=(1/δ)ln[τa-(1-γ)(BuPθuκθu-CuPλu)/(τm-γwr)]Pr(9)
式(9)描述了城乡人口迁移及城乡人口规模的动态变动过程,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有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的大小(θ、λ)、城乡人口规模(Pu、Pr)、迁移成本参数(δ)、产品运输成本(τm、τa)等。动态过程反映了城镇化的累积特征,人口集中会驱动进一步的集中,集聚经济越强,累积效应也越大。但是,两个因素会使城乡人口分布趋向均衡(P?r,u=0),即:①城市中集聚不经济的累积。
亨德森指出,城市规模扩张并达到一个很大的水平时,规模扩大对城市生活成本的边际效应大于对城市生产效率和工资的边际效应。因为城市规模与城市居民效用之间的倒“U”型关系,城市增长的自我累积过程也不是线性的,在达到临界水平后成为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的因素。②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农村人口的持续转出将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农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并达到临界水平后,也会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
2. 多区域的区际迁移
在多区域的情况下,假设区际迁移由各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决定。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距离为dij,两地间人口迁移的成本x在[1,edij]区间服从密度函数f(x)=1/(dijx)的随机分布。E(x)/dij=1/dij2>0,迁移成本随着两地间距离的增大而提高,这与现实相符。遵循普加的研究,假设潜在迁移人口从i地区迁移到j地区的概率服从ρPu,j的泊松分布,Pu,j是j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量,即流向大城市的概率更高一些[57],那么,从i地区到j地区的迁移规模将遵循以下动态过程:
Mi,j=P?i,j=ρ(1/dij)ln(Vj/Vi)PiPu,j(10)
其中,Vi、Vj分别是i地区和j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
这个假设暗含了农村居民在本地城乡迁移与向其他城市迁移的比较。,假设其具有如下形式:
Vi=q-γm,iq-(1-γ)a,i(wi-ci)(11)
其中,qm,i是i地区制成品的价格指数,qa,i是本地农产品价格指数(假设各地区农产品价格指数相同,即qa,i=qa,j),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wi是城市居民名义工资,ci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的区际转移具有与距离正相关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参照克罗泽特的做法[58],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运输成本为:
τij=Tdijδ(12)
其中,T>0、δ>0。遵循藤田长久等的假设[59],i地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具有如下形式:
qm,i=[∑Rr=1nr(pm,rτir)1-σ]1/(1-σ)=[∑Rr=1nr(pm,rBdirδ)1-σ]1/(1-σ)(13)
其中,nr是r地区生产的制成品品种数,pm,r是r地区制成品的离岸价,σ是任意两个制成品之间替代弹性,(σ-1)/σ反映了消费者对制成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直观来说,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偏远地方和制成品主要靠“进口”的地方,制成品价格指数更高。在名义工资相同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实际工资就更低。市场潜力与价格指数恰好相反。典型市场潜力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mpi=∑Rr=1(Yr/dir)(14)
其中,mpi是i地区的市场潜力,Yr是r地区的购买力。显然,购买力加权的权数是距离的减函数,偏远地区的市场潜力更小。正如克罗泽特所指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可以看作市场潜力的逆函数[60]。那么,用如下函数表示制成品价格指数与市场潜力之间的关系:
qm,i=f(mpi)qm,i/mpi<0(15)
假设i地区名义工资wi和生活成本ci分别为:
wi=BiPθiu,iκθii(16)
ci=CiPλiu,i(17)
其中,Bi、Ci分别是生产率与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Pu,i是城市人口,κi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θ、λ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11)、(15)、(16)、(17)代入式(10),经简化可得:
P?i,j=ρ(1/dij)ln{[f(mpj)f(mpi)]-γBjPθju,jκθjj-CjPλju,jBiPθiu,iκθii-CiPλiu,i}PiPu,j(18)
式(18)描述了区际人口迁移的动态过程,地区之间市场潜力、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等的对比关系都影响人口迁移。此时,城市增长一方面产生技术外部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市场潜力的影响产生货币外部性,两方面外部性共同驱动城市增长的累积过程,同时外部规模不经济(拥挤效应)又发挥着限制城市过度增长的作用。
1. 计量模型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本文将实证检验技术外部性、市场外部性等集聚效应与其他力量在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基本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gi,t,j=β0+β1Ai,t-j+β2mpi,t-j+β3Xi,t-j+β4ri+β5μt+εi,t(19)
上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t年第i市;j表示计算城市规模增长的时间跨度;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也都是j期滞后值;gi,t,j是t年i城市在过去j年中规模的增长;Ai,t-j是衡量技术外部性的变量。无论本地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都是与集聚的绝对规模相关,本文使用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来衡量。一些学者也强调了用密度衡量的集聚相对规模的效应[61~63],本文还引入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指标;mpi,t-j是衡量货币外部性的市场潜力,参照布莱克等的研究,本文计算以距离倒数为权重的总人口(MP_Popi,t=∑r(Popr,t/dir),其中i≠r)来衡量市场潜力,该指标同时也与本文的核心问题城市增长相联系,反映了城市增长过程中的潜在人口供给;Xi,t-j是其他控制因素,除了集聚效应,城市增长还受到区位、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涉及的指标包括的变量有失业率、工业化水平、工资水平、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等;ri是城市固定效应;μt是时间效应;εi,t是独立同分布随机扰动项。根据理论,技术外部性相关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故引入UrbanPopi,t、PopDensityi,t的二次方项。城市增长的路径依赖特征、控制变量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不可观测异质性等都可能导致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序列相关性,为此,在控制变量中进一步引入城市规模变动的滞后一期变量,最终的实证模型为:
gi,t,j=β0+ρgi,t-1,j+β1UrbanPop2i,t+β2UrbanPopi,t+β3PopDensity2i,t+
β4PopDensityi,t+β5MP_Popi,t+β6Xi,t-j+β7ri+β8μt+εi,t(20)
2. 计量策略
本文选择j=1,即与前一年同比的城市人口增长率来衡量城市增长。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全部选择滞后一期的值,以反映城市增长与初始状态的关系。由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份城市增长率可能有系统性的差异,模型的控制变量还将包括年度虚拟变量。
在估计方法上,由于城市规模变动受到不可观测的城市固定效应的影响,城市间规模变动也可能存在空间关联性,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65~66]。但是,引入滞后因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固定效应估计量向下偏误[67~68]。为此,本文将使用阿雷拉诺(Arellano)等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等提出的系统GMM动态面板方法对式(20)进行估计[69~70]。由于系统GMM方法可以同时利用变量水平变化和差分变化的信息,它比差分GMM方法更有效[71],特别是克服差分GMM方法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就模型设定合理性与工具变量有效性来说,系统GMM估计的关键检验有两个:一个是二阶自相关AR(2)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本文将报告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的显著性;一个是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本文将报告Sargan检验及对异方差更稳健的Hansen检验的显著性。
3. 数据与变量
实证分析数据是2000~2011年全国261个地级市共3132个样本的面板,数据全部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规模增长用城市人口增长率(GrowthRatei,t,j)来衡量。从图1来看,2000年以来,城市平均规模经历了稳定的增长,但增长速度趋于下降。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平均规模最大,平均增长速度也最快。在平均增速上,中部地区城市次之(见图2)。
图1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图2分区域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使用的是地级市市辖区总人口;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使用的是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市辖区总人口/建成区面积);市场潜力指标MP_Popi,t中的人口是各城市总人口,权重所用城市间距离是根据城市经纬度计算的直线距离;失业率(Unempi,t)是市辖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市辖区单位从业人数);工业化水平(Indi,t)是市辖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RP的比重;工资水平是各城市市辖区职工平均工资(Wagei,t)的对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RoadPerCapitai,t)的对数。表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四、实证研究结果
表2列出了实证分析的结果。模型1报告了除时间因素外不含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2报告了以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为核心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3报告了含所有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添加了城市市场潜力与是否属于东部地区
按照通常口径,东部省份包括京津冀鲁苏浙沪闽粤琼。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模型5和模型6分别使用2001~2011、2002~2011年数据在模型4设定下进行估计。在不同模型设定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且工具变量有效,两个关键假设都高度显著地通过检验,表明模型设定与工具变量选择是合理的;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的系数基本都得到比较稳定和显著的估计结果,仅有人口密度因素在模型5和模型6中的显著性与前几个模型不一致。以下基于模型4并结合稳健性检验情况,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首先来分析各控制变量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①效用的比较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动因,收入决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工资增长率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工资增长率
未加说明均指滞后一期。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59个百分点。②托达罗的人口迁移理论强调了失业率的重要性,失业率会影响就业预期与收入预期,进而影响到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本文的估计结果支持这一论断,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增长率会下降0.1个百分点,该影响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比较显著的。③城市化水平越高则城市增长率也越高,弹性达到了0.2,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化水平提高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进而促进人口集聚。④城市增长过程中道路建设通过降低通勤成本等拥挤效应进而促进人口集聚,人均道路长度每增长1%,城市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15个百分点。
本文关注的是集聚因素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如下规律。
首先,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LnUrbanPop的一次项与二次项都在1%水平上显著,二次项小于零。“U”型曲线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在城市人口达到一个门槛规模后,城市增长率将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增长。按照一次项与二次项的-0.784和0.067估计值计算,LnUrbanPop的门槛值为5.851,对应的城市规模为347万,超过这一规模,城市增长率与城市规模是正相关的。
2011年,达到这一规模的样本城市有17个,占到样本城市总数的6.51%。也就是说,对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由于这是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相互抵消后的净效应,所以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大多数城市在人口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对于超过门槛规模的城市,城市规模与城市增长率正向关系的出现,可能与这些城市的区域中心、行政中心的地位相关。2011年超过门槛规模的17个城市中,各类中心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等)占到了15个。
其次,模型1~模型4中,城市人口密度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人口密度达到一个门槛值之前,城市增长率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增长,超过门槛密度之后则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下降,这个变化反映了人口集聚过程中拥挤效应的存在。按照一、二次项的估计值0.177和-0.011计算,LnPopDensity的门槛值是8.04,对应的人口密度是3120人/平方公里。但是,在模型5~模型6中,人口密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不显著。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人口密度对城市增长中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对此的一个解释是,近年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中国出现了普遍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情况,人口(就业)密度的溢出效应和拥挤效应因此不能得到真实反映。
最后,货币外部性是驱动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城市增长率与其市场潜力有显著正向关系,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上升0.097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城市来说,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还将额外上升0.008个百分点。
正确认识城市增长动力是我国在市场机制下继续推进城镇化与优化城镇体系的基础。虽然集聚效应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其存在性也得到广泛验证,但是现有研究对于具有不同微观基础的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检验。本文使用2000~2011年26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分别衡量技术外部性与货币外部性的集聚因素,运用系统GMM的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检验并确认了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
城市增长是人口自然增长与人口流动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未剥离城市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差异的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主要与人口年龄结构、总和生育率、死亡率等因素有关,与本文强调的集聚效应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另外,根据前面数据比较,自然增长率对城市增长的影响比人口流动要小很多。从这两点来看,忽略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应该是比较有限的,但关于这方面的影响仍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在此,也向提出这一问题的匿名审稿人表示衷心感谢。中的作用。
具体来说:
①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但是大多数城市处于曲线的左侧,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这些城市在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效应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
②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市场临近中的货币外部性,结果表明,根据人口与空间距离计算的市场潜力是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
③城市人口密度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源于土地财政驱动的城市空间过快增长,使得与密度相关的技术外部性在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上都不能得到正常发挥。
④传统人口迁移理论强调的收入预期取决于工资和失业率,结果表明这两个因素对城市增长也有显著影响。⑤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与城市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缓解拥挤效应可以促进城市增长。
上述结论表明城市增长是多重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并有三点政策内涵。首先,集聚效应作为基本经济力量,其对城市增长的作用是发挥市场机制在城镇化与城镇体系优化中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但集聚效应发挥作用仍有赖于市场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完善有利于人口流动、资本流动与区际自由贸易的制度。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应是基本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任何非市场力量带来的城市结构变动都可能引起资源错配,降低经济效益。
其次,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以缓解拥挤效应是发挥集聚效应促进城市增长作用的内在要求。货币外部性对城市增长具有更加持续的作用,而技术外部性的作用则受限于集聚过程中的拥挤效应,同等规模下,拥挤效应越大,技术外部性抑制城市增长的作用就越突出。最后,工资、失业率等传统因素的显著作用说明,创造就业、降低失业率以提高收入预期仍是促进城市增长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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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国家统计局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的人口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现象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因素。为了降低城镇人口统计的误差,笔者通过国内的城镇人口统计范例来分析城镇人口统计不规范的原因,力求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问题研究
有关部门会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工作,进而掌握未来本地区的人口数量,然后根据预测的人口数量来寻找或制定合理的经济制度,力求解决人口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并寻找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方法和策略。然而有关部门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存在着统计不准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依据错误的统计结果而制定的经济制度就缺乏适应性,不仅无法满足人们对衣食住行的要求,还会降低经济的发展速度。
甚至会出现许多不和谐的现象,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对此,有关部门必须要寻找城镇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以此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城镇人口统计方面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城市规划,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所依据的主要内容就是城镇的人口数量。目前,我国的经济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因而加快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城镇人口问题也随之显现。对于城镇管理者来说,扩大城市规模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任务,所以各个城市的管理者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会产生激烈的竞争,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另外,统计部门进行人口普查时,由于不同城镇适用的统计概念存在差异,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革,进行人口统计时的统计口径也会发生变化,因而降低了历史统计成果的保存价值,不利于后续管理者制定经济的发展战略,降低了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来讲,国家统计局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的人口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现象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因素。为了降低城镇人口统计的误差,笔者通过国内的城镇人口统计范例来分析城镇人口统计不规范的原因,力求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1)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使用的概念的统一性较差。
对于城镇人口规模来说,主要由人口概念和空间概念这两方面概念组成。人口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的种类,空间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所在的区域。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可知,不同城镇在进行人口统计时应用的概念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种类繁多,增加了统计的难度。
比如说,进行人口统计使用的人口概念由总人口、常住人口和若干个分类人口等概念组成,空间概念则由市区、中心区和规划建设区等组成,在进行统计时,如果将两种概念叠加起来,就会使得统计工作更加复杂,相关部门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已出台了相关规定,但是在实际的人口统计工作中,仍然无法准确把握“城镇人口”这一概念,并且统计人员也无法正确表达城镇人口规模,因而降低了人口统计的准确性。
(2)进行人口统计时统计的口径不同。
统计局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工作的时候,除了要使用种类繁多的统计概念之外,还要明确各类人口的统计口径。然而根据我国历次的人口普查资料可知,进行人口统计的统计口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暂住人口为例,某些地区将暂住时间为三个月以上的作为暂住人口,二某些地区却将时间定为半年以上或一年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局进行的历年人口普查数量的可比性将降低,城镇管理者也不能正确了解本地区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因而制定的方针和政策的适应性就会降低,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1)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
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的时候,要想提高统计的正确率,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概念混乱以及概念不合理使用的现象,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必须要对一些常用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明确这些概念应用的情景。举例说明,城镇总人口、中心城区和常住人口等常用概念必须要进行正确的界定或划分。
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速度较快,如果采用传统的按户籍登记地点来界定城镇人口,就是失去人口统计的意义。以深圳这个经济发达地区来讲,此地区的外来人口较多,外来人口返回原籍的次数较少,为了准确表示城镇化水平,统计人员可以根据人员的居住时间来确定成镇人口的数量。
(2)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
要想实现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有关部门必须实现统计口径的一致。对于我国来说,导致人口统计中城镇人口规模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暂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对此,国家统计局已经更改了人口计算所使用的方法,要想提高人口统计的准确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加大相关规定的执行力度。
在具体的人口统计工作过程中,统计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清楚城镇人口限定范围,然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的下统计城镇常住人口数,进而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确保城镇管理者指定的方针政策的科学合理性,以此来加快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最终提高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
四、总结语
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能够对城镇制定的方针政策产生严重的影响,为了进行正确的人口规模预测,提高相关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以及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进而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为城镇管理者提供科学管理本地区域的依据,从而解决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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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犯罪手段往往带有某种行业的特征,通过技术鉴定或对犯罪工具等的同一认定,可以成为追讯与证实犯罪嫌疑人作案有力证据。利用犯罪嫌疑人特有的作案方式、手段,从侦查办案的全局出发,以人找案,做好串并案审理工作,以查清犯罪嫌疑人的全部犯罪事实,深挖犯罪。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及讯问方法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及讯问方法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流动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历史趋势。通过研究这一时期的流动人口犯罪问题进而探索出针对流动人口犯罪的讯问方法,对预防流动人口犯罪和准确及时破获流动人口犯罪案件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兴起,人口像城镇集中,城镇人口增加,城镇数目增多,城镇规模扩大,城镇人口在总人口数中的比例不断提高,这就是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城市化过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流动人口的实际意义也不同:从行政管理角度来看,流动人口是指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从经济结构方面来看,流动人口是指游离于农业生产而在其他产业中没有稳定职业的人;
从流动的功能来看,流动人口是指背井离乡奔走于各大城市之间为城市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一群人;另外,还可以从社会政治、流动的目的等多角度来看流动人口。 我国流动人口主要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偏远贫穷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流向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人们为了能过获得更好的收入、社会保障、医疗条件、教育条件,而离开自己居住的地方,来到更大的城市来工作和居住是流动人口形成的原因。
要探索针对流动人口犯罪的讯问方法,我们必须分析研究流动人口犯罪的成因和特点,下面就其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一)流动人口犯罪成因
1.个人原因。
农民是我国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他们中的大部分文化素质较低,除了一些农业技巧又没有其他劳动技能,在城市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另外在户籍、劳动就业、子女上学以及医疗保障等方面遭到某些不公正待遇和歧视等等,其中一部分人会心理扭曲不能排遣以致产生逆反心理,特别是在金钱、物欲的诱惑下,甚至采取与法律制度和道德准绳相悖的手段,以实现快速致富的愿望,进而导致违法犯罪的发生。
2.社会原因。
在城市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流动人口往往从事又脏又累的工作,工资却少得可怜,遭受不公平待遇,生活、就业、医疗等方面经常受到限制、歧视和排挤,侵害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当前我国有关流动人口的法律法规尚未完善,还不能适应当前对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需要。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心中不满无处宣泄,导致流动人口铤而走险,采取极端手段通过违法犯罪行为来发泄心中愤恨,达到报复的目的。
3.经济原因。
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制使社会服务中一系列政策都倾向于城市人口,在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方面外来人口都受到不平等对待。在城市中流动人口大多从事脏、累、重的工作,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沉重的城市生活成本及农村家庭重担使之与城市人口产生相对剥夺感,成为刺激流动人口犯罪的重要诱因。
4.文化原因。
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社会文明也随之有所更新和发展,新的文明必将取代旧的文明成为主流,而在文明生长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文化冲突。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其核心内容就是追求现代化。因此引起了不同群体亚文化的冲突、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冲突。
(二)流动人口犯罪特点
流动人口犯罪具有流窜性的特点,流动人口由于本身的属性就具有流动的特点。一部分居无定所的人往往抱着碰运气的心理,游荡于街头巷尾,车站码头,城镇乡村,寻找犯罪目标,捕捉犯罪时机。由于流动人口密集,临近地区的犯罪量也相应较大。这就需要犯罪的流窜性来提供支持,越来越方便的交通工具也为他们的犯罪流窜性的特点提供了支撑。
流动人口犯罪具有团伙性的特点,城市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农村,进入陌生的城市之后,人生地不熟,不得不投靠亲戚,这使得流动人口带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地域观念,这为团伙犯罪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从而形成了诸多如盗窃团伙、抢劫团伙等种种的犯罪团伙。从沈阳市的流动人口的结构来看,这种劳动人口来源的密集性也大大促进了犯罪的团伙性。
流动人口具有利欲性的特点,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中打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赚钱。所以一部分流动人口会为了赚钱而从事一些道德和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抢劫、抢夺以及故意伤害常发生于生活处于困境或报复性冲动的情况下,一般来说,盗窃、抢劫、诈骗这三类案件比重较大。
流动人口具有低龄化的趋势,流动人口本身就以青壮年人居多,他们当中又有许多未成年人。这批本应享有受教育权利的适龄青少年往往离开家乡到大城市闯荡,由于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又不具备劳动技能,只能从事报酬低、工作条件差和工作时间长的劳动,这使本来就处在叛逆期的青少年在强烈的欲望和不平衡心理的刺激下,很容易感情用事,特别是受到社会不良现象的影响,心智尚未成熟的他们难以辨别是非,丧失理智,不计后果,最终误入歧途走上犯罪。
(一)交替式讯问法
1.交替式讯问法是指在一起案件侦查中,由两组或两组以上侦查员对同一名犯罪嫌疑人轮流讯问,最终以多组不同讯问力量的合力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一种讯问方法。由于流动人口居无定所,熟悉多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地理风貌,一旦被某地公安机关抓获后往往只供述当地案件,此时专案组可调集工作在本地而生源不同的侦查员组成区域不同的讯问小组,对号入座,依次讯问,且最好采用不同方言,营造不同环境,加深犯罪嫌疑人在不同作案地的作案印象,从而促使其供述。
2.讯问时重点把握心理技巧――点而不破、宽严相济。
(1)在初查尚未获得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充分证据时,如果证据链条上出现缺口,客观上给犯罪嫌疑人翻供、证人翻供提供了可乘之机,造成讯问困难的局面。侦查人员在审讯中的引而不发可在犯罪嫌疑人充分陈述事实的基础上,适时插话打乱其思路,利用其陈述中的事实矛盾,进行紧迫式讯问,步步紧逼,使其不能自圆其说,让犯罪嫌疑人误认为侦查人员已全部掌握其犯罪事实和证据,迫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
(2)在审讯时,应采取以宽严相济的策略,所谓严,就是以进攻性的提问方法警告犯罪嫌疑人。所谓宽,就是采取启发、教育、争取、指明出路等比较缓和的审讯方式,使犯罪嫌疑人心悦诚服地交代犯罪事实。流动人口犯罪以青年人为主,犯罪嫌疑人自我控制能力差,情绪不稳定,可塑性大,在审讯中应采用“情感催化和敲山震虎”法。
(二)复述讯问法
1.利用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犯罪的团伙性、利欲性特点,各个击破。这种讯问方法必须在精心研究案情和犯罪嫌疑人的个性特点的前提下并结合现场气氛,编造与案件相似的故事,即能够触动犯罪嫌疑人。流动人口犯罪利欲性特点决定他们往往具有互不信任、互相猜忌的个性,在团伙内常常出现分赃不均的矛盾,在讯问中,应当善于利用犯罪嫌疑人互不信任的个性,达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目的。
2.讯问时重点把握心理技巧――利用矛盾,出奇致胜。
(1)在流动犯罪嫌疑人往往自认为作案手段高明,公安机关证据不足,抱有很强的拒供心理。首先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通过对某一细节进行追问及反复讯问法,让犯罪嫌疑人自由表演,不要急于拆穿,等矛盾充分暴露,侦查人员把我关键问题给予犯罪分子致命一击,让其自乱阵脚;其次针于流动人口共同犯罪,可以利用犯罪团伙成员之间利益不均、互相猜忌等固有矛盾及各自立功赎罪的心理,进行分化瓦解打破其所谓的“攻守同盟”把握时机各个击破。
(2)办案人员必须准确判断嫌疑人负隅顽抗的客观条件,把握其心理状况,以便出奇制胜。应采用声东击西法指的是审问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避开犯罪情节,以聊天的讯问方式让嫌疑人放松警惕,同时在暗中埋伏陷阱,诱导其进入侦查人员设下的圈套,犯罪嫌疑人一旦上套,侦查人员在告知其真实情况,打乱犯罪嫌疑人思路,使其自相矛盾,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三)情感影响法
1.根据流动人口犯罪形成的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及流动人口犯罪低龄化趋势的特点。
通过唤醒犯罪嫌疑人尚未泯灭的良知和恻隐之心,引发其负罪感和悔过之心,是一种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论说方法。通过消除犯罪嫌疑人消极的负性的情感情绪因素的不良影响,引导激发积极的正性的情感情绪因素来实现的良好的道德感和理智感能促进供述动机的强化,特别是那些有着强烈的道德意识,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分析,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点,尤其是作案时的心境和讯问中的态度;对情感型嫌疑人较容易被讯问人员的言行所感动,所以可以通过行为特征来识别。
2.讯问时重点把握心理技巧――循序渐进。
在审讯时,办案人员不可一开始就触及问题的核心与实质,而是先把案件有关情况讯问清楚,由浅入深,逐步缩小包围圈。然后,根据讯问进展情况,适时讯问主要罪行和关键情节,造成一种使犯罪嫌疑人无法掩盖已承认的事实,对核心问题又推脱不了的态势,迫使其在主要问题上彻底缴械。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讯问一定要做到循序渐进、一鼓作气,发问时言词要简洁,主要以回答“是”或者“不是”, “有”或者“没有”的问句为主,不给犯罪嫌疑人丝毫回避问题的机会。同时择时进行施压,反复出示证据,打破其心理平衡,造成“兵临城下”之势,迫使犯罪嫌疑人供述其犯罪事实。
(四)使用证据法
利用犯罪嫌疑人特有的作案方式,手段深挖余罪。
流动人口犯罪手段往往带有某种行业的特征,通过技术鉴定或对犯罪工具等的同一认定,可以成为追讯与证实犯罪嫌疑人作案有力证据。利用犯罪嫌疑人特有的作案方式、手段,从侦查办案的全局出发,以人找案,做好串并案审理工作,以查清犯罪嫌疑人的全部犯罪事实,深挖犯罪。
讯问在侦破流动人口犯罪中起着无法取代的作用,讯问中注意灵活调整方案,有效发挥合力作用,使讯问方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使审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相信根据实践工作的需要,对讯问方法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流动人口的犯罪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呈明显上身趋势,能否控制和解决流动人口的犯罪问题已经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对于流动人口犯罪方面的询问方法进行了分类和比较,从而得出了讯问此类犯罪的多种方法,对于不同类型的流动犯罪问题能过进行不同种类的讯问方法,从而为此类犯罪的迅问方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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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目前我国老龄人口中,高达70%的老人属于低收入群体。这类人群退出劳动力市场后,低水平的社会保障金无法满足其全部需要,必须要依靠家庭养老才能保障老人的稳定生活水平。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新时期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新时期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使得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长期维持较低水平,人口结构老龄化不断加速,一些长期积累的因素在新时期逐渐凸显出来,对我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带来了新的压力与调整,需要政府积极努力地应对,适时地调整人口计划生育政策。
1.1 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负担过重
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第一代夫妇已相继进入退休年龄,其中的低收入人群家庭面临着更大的养老压力,需要政策支持。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家庭代际传承,“养儿防老”的观念深入千家万户,形成父母抚养子女,等到父母一代变老后子女赡养父母,这是一种反馈式家庭传承模式,家庭的人口生育计划很大一部分与赡养动机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人口生育计划的自主空间受到限制,转而由政府统一计划。虽然“养儿防老”的观念仍旧在延续,但是功能在弱化,因为家庭规模因生育一胎(城镇地区)或两胎(农村地区)而迅速变小。家庭规模变小,家庭每一个成员所承担的赡养老人的负担自然变重。如果子女成年后的收入无法更好地改善,家庭养老负担相对会更重。
从目前我国发展现状来看,虽然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实现城乡居民的全覆盖,但实际上是一种低水平的覆盖,尤其是城乡低收入人口,得到的保障水平相对最低,而这部分人口往往是最需要保障的人群。据估计,目前我国老龄人口中,高达70%的老人属于低收入群体。这类人群退出劳动力市场后,低水平的社会保障金无法满足其全部需要,必须要依靠家庭养老才能保障老人的稳定生活水平。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低收入家庭子女必然受到相对更重的养老负担和压力。最初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青年育龄夫妇,当前正逐步进入退休年龄。虽然这部分人口的养老问题不是由政府的政策直接造成的,但保障这部分人口的生活确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是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时期,保障好这部分家庭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
1.2 低收入独生子女家庭的教育问题突出
子女教育问题始终是家庭父母一代关心的重大事项,尤其是低收入独生子女家庭,如果其子女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这类家庭未来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要有配套的政策协助低收入独生子女家庭更好地解决子女教育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控制人口数量和不断改善人口质量,为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人口基础。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目标,实现起来较为容易;而提高人口质量的目标实现起来就难度更大。
一方面,由于主要的教育供给责任在地方政府,而区域和城乡之间的地方政府财力差异非常大,导致区域和城乡之间的教育供给水平和质量层次各异。同样是独生子女家庭,东部地区家庭与中西部地区家庭、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显然面临着质量层次各异的基础教育与中等教育体系,以至于进入高等教育之后,来自不同地域和城乡的学生差异非常大,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独生子女家庭的受教育现状堪忧。
另一方面,子女的教育不仅取决于政府举办的公立学校,还取决于家庭环境,尤其是家庭经济条件。低收入家庭子女在家庭教育投入和保障方面,相对面临着更多的不利境地,即使先天智力相同的两个人,都可能因为出生在不同的家庭,接受不同的教育,最终成长为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也差异巨大,终生预期收入也有较大差异。这样,社会不平等有可能因为公立教育系统和家庭背景差异而产生代际传递。为了切断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上,政府必须出台强力的教育干预政策,更好地改善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受教育状况,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
1.3 “失独家庭”的物质与精神双重保障缺失
“失独家庭”面临着独特的风险和困境,需要政府妥善处理,以保障这些家庭的老人能够得到必要的温暖,更好地体现政府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
独生子女家庭总是会遭遇各种风险,本来一家幸福的生活,一场意外却夺走了一个家庭里唯一的孩子,而父母再也难以生养孩子。这类家庭,被称为“失独家庭”,失去孩子的父母面临着心灵和物质保障的双重风险。调查显示,我国目前有上百万个“失独家庭”,而每年新增的“失独家庭”超过了7万个。“失独家庭”是我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下的非预期衍生产物,虽然“失独家庭”的产生原因千差万别,但其面临的风险和需要的帮助都是类似的。增进民众福祉是政府天然的职责,对于这些家庭,政府当然要尽最大努力提供帮助,同时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型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1.4 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问题凸显
一直以来,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实行差异化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我国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到新的阶段,有必要缩小民族之间的计划生育政策差异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为了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有关部门采取了分类指导的政策原则,指导少数民族地区从实际出发,采取适合本地区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和办法,普遍特点是允许少数民族家庭生育二胎,部分地区允许生育三胎。比如,新疆自治区规定,城镇少数民族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子女,而少数民族农牧民家庭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子女。而另一些省份则设置不同的条件,允许少数民族子女生育两个子女。
2 新时期应对人口问题的对策
2.1 在提高社会养老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提高社会保障政策的针对性
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必要的家庭收入是家庭养老的基础。养老保障发挥着一定的收入再分配调节功能,政府通过调节养老保险金的发放对象和发放水平,起到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作用。低收入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养老风险,更加需要政府的福利政策支持。由于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是低水平的全覆盖,收入分配调节作用还不强,针对性还有所欠缺。未来要在提高养老保险金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针对性更强的社会福利政策,加大政府对低收入独生子女家庭的收入转移力度。
2.2 向低收入独生子女家庭提供适当的教育补贴
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执行计划生育是每个家庭应尽的义务。因此,独生子女家庭为政府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但由于不同的家庭面临着不同的经济条件,在抚养子女方面具有不同的能力。出于社会公平考虑,政府应当保障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而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时期,保障低收入独生子女家庭的子女受教育权利则显得更有积极示范意义。参考国外保障低收入家庭子女入学的政策,我国可以出台相关的教育支持计划,比如以计生部门向有子女在上学的低收入家庭发放食物券或书本券,支持这些家庭更好地改善子女的营养和学习条件,以协助其取得更大的学业成就,未来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更大的竞争力,既能够更好地回报社会,也能够更好地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
2.3 出台综合措施保障“失独家庭”
“失独家庭”面临的风险,相比于一般家庭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共性在于都有养老的物质需求,不同之处在于“失独家庭”面临更多的精神困境。因此,应当出台综合性保障措施,保障这些家庭的老人们能够安度晚年。一是要出台必要的经济帮扶政策,根据家庭收入条件提供必要的扶助金,以改善家庭生活水平。二是要提供必要的精神关怀,开展多种亲情支援活动,鼓励社会第三方机构参与社区帮扶计划,为“失独家庭”的老人们提供必要的精神慰藉和亲情温暖。
2.4 完善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
公平应当是国家政策法规所追求的价值。随着我国现代化转型不断深入,淡化民族身份、强化国民认同应当是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内容。各民族都应当平等地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平等地受到政策对待。因此,要不断完善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逐步缩小和取消民族间的政策差异,构建民族间平等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系。当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已经逐步放开独生子女家庭生育第二胎,实质上已经缩小了民族间计划生育政策差异。未来需要加强立法工作,理顺民族间的政策与法律条文间的关系,以统一的立法切实维护各民族计划生育权利。
2.5 认真贯彻落实“单独两孩”政策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启动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是我国新形势下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重大方向性指示,开启了我国人口发展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新路程,要扎实抓好该政策的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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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会给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带来沉重的压力。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民养老问题前瞻性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民养老问题前瞻性研究
时至今日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广受社会关注,其可能的发展形势、影响以及应对之策也逐渐得到了广泛的研究[1-3]。面对老龄化的严峻形势,社会关注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养老。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却又存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城市层面的,另一个是农村层面的。
几十年以来特别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城乡割裂,任何问题可能在农村与城市都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而恰恰,在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之下,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并且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但同时却又不能真正定居城市。这带来了两个问题,其一是致使农村社会普遍成为老人社会,其二是这些未能定居城市的农民工以后的着落在哪里。
由此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农村确实较城市严峻且复杂。用更为专业一点的话来说即中国社会人口的老龄化状况不仅呈现未富先老的特点,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倒置。未富先老使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潜在负面影响,而城乡倒置又使这一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目前的情况下对农民养老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期在问题真正出现之前做好充足的应对准备。
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内部视角,从农村老年人口面临的养老现实困境出发,并结合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研究将采用案例陈述的方式试图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农村老年人口养老可能遭遇的问题,因此在个案的选择上本研究不要求代表性,而是寄望于将这一问题可能的各个方面展示出来。本文只做问题的展示,并不探讨对这些问题的具体解决之策。
在结构上,本文将根据农村老年人口的特点将个案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有关当下“留守老人”的案例,其二是有关第二代农民工的案例,即随年龄增大而可能成为“留守老人”的案例。同时本研究所选个案的来源并不拘泥于一时一地,而是尽可能将自己调查或者公开出版物上出现的个案集合起来,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如前所述尽最大可能展示老龄化背景下农民养老问题的各个层面。
所谓留守老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空巢家庭的另一个称谓罢了。只是空巢家庭这个概念的涵义更广,任何一个核心家庭在子女长大成人后只要子女长期离家也就成为了一个空巢家庭。而所谓留守老人则不过是农村空巢家庭中的老人而已,农村家庭的子女进入城市并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而造成老人“留守”家园。如果要下个定义的话,似乎可以这样来界定:常年居住在户籍所在地 、 年龄不低于60周岁的农村老人,且其子女及子女配偶常年不在身边者。那么这样一个群体在养老方面会面临哪些问题呢?
案例1:年近八旬的庄稼汉
张老汉生于上世纪30年代,至今已年近八十,老汉家里有3个儿子。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3个儿子相继南下广东打工,其中小儿子通过努力在2005年左右终于自己翻身成为老板,在虎门自建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制鞋厂。鞋厂的收益相当不错,张老汉的另外2个儿子也放弃了原来的工作而进入其三弟的鞋厂。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家境富裕、儿女孝顺团结的家庭中,张老汉却一直未放弃农业生产。虽然张老汉的3个儿子曾多次劝其父母放弃耕田转而到城市去与他们一起生活,但每次都遭到老汉的强烈反对。(访谈时间:2012年7月)
通过案例1的描述其实可以看到:首先是农民的养老诉求较低。从单个个案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代表性,实际上,陈文娟[4]曾以规范的问卷调查方式对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进行过专门调查,并指出农村居民的养老预期总体并不乐观,对养老问题的担心较高。遗憾的是其调查主要是针对中年农民,缺乏对老年农民的调查。但是可以理解的是,在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中虽然养儿防老具有很强的正当性,但现实中年老一代对年轻一代的要求却绝非不讲人情。在多地农村的调查中笔者亦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很多农村的老人与子女分居住在低矮的“老屋”当中,其生活水准明显低于子女。
但就是这样的老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并不一定就低。反而,只要生活能维持正常的一般标准,做父母的更希望子女过得比自己好。这样,社会保障在制度设计上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农村老年人认同的标准低于社会认同的养老标准[5]。如此一来可能伴随而来的问题便是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同度较低。笔者当然不认为既然农民本身的养老诉求较低就应该因此而设置较低的社会保障标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高农民的养老意识。
其次,农民对作为财产的土地的认识是影响其养老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因此,即便是家境颇富的张老汉也一直不愿意放弃种田。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作用早已为学界所认识,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该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有人因此而强调维持当下土地制度的重要性,也有人强调土地的社保功能阻碍了土地正常经济功能的发挥。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农民“恋土”而不愿离开土地,无非是因为心忧离开土地后生活没有着落或者说“保障”,以至于不论土地收益高低,在未寻得城市立足之前是很难愿意弃土离乡的。之所以需要土地担当社会保障的功能,不过就是因为与城市里的“单位人”相反,除了土地之外很难说还有什么可靠的依赖。这一点即便是国家大力推进农村医疗与社会保障的今天似乎依然如此。
实际上,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即老年农民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观念落后而出现不愿意参与社会养老并且对自己的养老状况也不甚在意,其实际反映的还是他们对子女有无真正稳定生活的担忧。这种观念或许显得陈旧、保守甚至于在很多激进的人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无论怎么说,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却是如果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建立稳定事业以及获得稳固财产的可能性,而仅仅是企图将适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保体系扩展到农村的话,这样的做法可能并不讨好。毕竟,从个人的角度而言生活最大的保障只在于所在家庭是否建立在一个稳定的事业基础上。
留守老人是现阶段已经进入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那么比他们更小的一辈,即现阶段年龄在50岁边缘到60岁之间的农民(学界通称的“第一代农民工”)则是可能很快就要成为“留守老人”的一代。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5278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万。然而,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占比只有16%。尽管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4岁,50岁上下的人似乎仍未嫌老。但是作为主要在工厂或工地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而言,进入50岁以后显然意味着进入了一个体力衰退的高峰时期。那么这个群体面对的又是什么呢?
案例2:超龄务工者老谢等
59岁的谢国万说,64岁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场大病还动了手术,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断了家里的生活来源。为此,他很纠结。谢国万是开县团凤村人,36岁开始外出打工。自2009年始,早报记者已连续5年采访了谢国万,每年春节他都在纠结“走还是留”,但在吃完元宵节的汤圆后,他最终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广州的客车。5年来,打工所得占谢国万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达90%,若停止打工的脚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养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爱人1000元/年的低保,两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难以维持夫妻俩的生活。为此,年近六旬的他还是想着咬牙再赚几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资。 (《东方早报》2013年2月26日)
如果说对于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而言,养老最大的障碍在于观念问题的话,那么对于这些50多岁的老农民或农民工而言则面临的困难要多得多。他们一方面面临自己事业的转折,即到底是回农村还是留城市的两难选择;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而言,子女的问题可能仍远未解决。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如果连最低的“社会保障”都没有(事实上大多数确实没有)则显然有失社会公义,但如果说只要提高其养老标准,每个月多发点保险金就能解决其“保障”问题,这恐怕亦只是天方夜谭。
面对老龄化问题,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状况。城市或许还真能像一些乐观的海外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城市化发展至少不会因为老年人口而面临主要资源匮乏。相反,它们很可能会用一群活跃的或相对活跃的老年居民,能够并且将为城市社会做出广泛的贡献而非依赖于城市。”[7]相比之下,第一代农民工的工作年龄即便再往后推延5年,在自身并无稳定事业又缺乏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下,要使他们在社会生活甚至于消费领域变得“活跃”或“相对活跃”怕也只能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
对于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发展趋势,杨青哲在其博士论文中做过详细的估算。他以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关于农村人口的相关数据做基础,预测了未来40年(2010~2050)中国农村各时期总人口数、少年儿童人口数、劳动力年龄人口数、以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根据他的估算,即便是按照最高可能的总和生育率(2.3)进行推算,农村少年儿童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40年时间内将保持递减趋势,在 2025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超过1亿,到 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峰值,约为 1.5 亿。40年乡村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从 2010 年的 10.06%上升到 2050 年的 44.18%,共增长了36.33 个百分点。这一变化趋势必然导致社会抚养比的提高,杨青哲估计到2050年总抚养比将超过1。
很显然,严重的老龄化会给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带来沉重的压力。只有将自我养老(即依赖自身劳动收入的养老)、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方能缓解这种压力。这自然意味着要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体系的建设,推广并发展现有的新农保制度,但围绕老年人自身的劳动力再发挥及家庭养老支持在农村而言却才是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问题,因为目前新农保制度的三大资金支柱乃是个人缴费、集体补助与政府补贴,在大多数农村地区集体补助所依赖的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而个人缴费情况也完全取决于家庭收入。而对于中国农民家庭而言,家庭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无法积累财富,可以说这才是农民养老的死结。
因此,要加强农民的社会保障,最有力的举措还是在于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并且同时进行金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创新使得农民的财富可以积累起来。实际上近些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问题,并试图进一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构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政策主张。然而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较为全面的解决,同时即便农民收入得以增加,但如果仍无法实现财富的积累,那么老龄化趋势下的养老问题仍将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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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上人口老龄化现象普遍存在,其中以日本和中国最为突出;最后,人口分布不均衡,资源分配不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口分布随着经济政策和体制改革而发生变化,如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西部地区流向沿海经济带,又从沿海向中西部流动。城市化的发展、户籍制的改革、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人口流动和集居,无不加剧了我国原本就不均衡的人口分布现状。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分析
在2012年,党的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该精神的提出,一方面为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新形式下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导。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关系着祖国未来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加强对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的问题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1新时期人口形势
我国自七十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即平均每对夫妻生育不到两个孩子。推行计划生育三十多年以来,我国一共减少了约四亿人口。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人口形势更加复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任务更加艰巨;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现有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与人口流动状况和流动人口需求尚不协调;随着人口变化与社会的转型,传统的家庭功能大大弱化,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减弱。另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1.2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的问题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正处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的发展时期。但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途径与发达国家的转变途径有很大的不同,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已出现新的问题:首先,人口素质偏低。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西方思想的潜入,生活水平越高的人群特别是新一代年轻人的思想已发生了巨变,“丁克族”在城市穿梭屡见不鲜,然而与之相对的部分农村青年却还持有“延续香火”传统老旧思想,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就可能使城市的孩子越来越少,而农村户口的孩子比例渐增,从而拉低了未来我国整体人口素质水平;
其次,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目前国际上人口老龄化现象普遍存在,其中以日本和中国最为突出;最后,人口分布不均衡,资源分配不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口分布随着经济政策和体制改革而发生变化,如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西部地区流向沿海经济带,又从沿海向中西部流动。城市化的发展、户籍制的改革、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人口流动和集居,无不加剧了我国原本就不均衡的人口分布现状。
2.1提高人口素质
在国家政策方面,政府应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为提高我国未来人口素质量身定制更为全面、人性化的法律法规;在家庭生殖健康方面,普及生殖健康知识是卫生与计生部门的长期工作之一。生殖健康教育包括:婴幼儿早期教育、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男性生殖健康、女性生殖健康、更年期的预防、避孕节育等。成年人的素质如何,取决于他们0-3岁人口潜能的开发,因此普及生殖健康应该从小抓起。根据不同年龄段和子女的性格特点对子女进行循序渐进地培养,使他们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
2.2改善人口结构
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重,孟令国等人采用人口――发展――环境(PDE)模型预测了我国2015-2050年的人口变化趋势,结果显示,若继续实行七十年代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现象势必加重,因此,实施中等生育率方案,即实施二代计划生育政策将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人口老龄化,改善我国的人口结构。
2.3调节人口分布
现阶段人口分布不均的主要是城乡分布不均和西部沿海分布不均。因此,要想改变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可以通过提高乡镇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如加快落实国家新农村建设和家庭农场政策,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力度等,从而减缓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对于中西部而言,国家的优惠政策也不在少数,只是应加大国家政策新法的宣传,鼓励高素质人才去西部发展,从而实现人口的再分布,以达到缓解区域经济压力的目的。
党和国家方针为进一步做好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保证,因此,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要以精神统领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改革创新,做好新时期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同时加大计划生育的普法工作力度,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提升家庭发展能力,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圆中国梦献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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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理财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的形势下,老年人若做不好理财规划,安度晚年将难以保证。本文梳理出老年人理财存在抗风险能力弱、规划不合理、理财不专业等问题,结合实际提出了可行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理财;安度晚年
【Abstract】In an ageing society, without a good financial planning, the aged can’t enjoy themselv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some problems the aged may have when making a financial planning such as poor ability to withstand risks, irrational planning, unprofessional planning and then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Key words】Ageing population; The financial planning of the aged; Secure old age
目前,世界各国面临一个共同的课题:人口老龄化。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是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达到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60岁以上老年人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还在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预测2050年将突破4亿,老年人口占比将达31.2%,[1]我国将进入严重老龄化。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人口老龄化进程速度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同步,我国已经进入典型的“未富先老”型社会阶段。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存款一直保持低利率,造成居民储蓄负利率,对以储蓄为主的老年人影响最大。“老有所养”是每个老年人对退休后生活的最基本要求,面对收入减少和养老费用的逐年增加的双重压力,老年人若做不好理财规划,安度晚年将难以保证。
1.1 保证安全性
根据“100-年龄”的个人风险投资比例法则,老年人的年龄越大能承受的风险就越低。再加上老年人年事已高,通过社会劳动获得大额收入的可能性很低,自身积蓄并不是很丰厚,退休金也相对有限,所以,老年人可以用于理财的资金并不多,一旦投资失败,会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因此,老年人投资本金的安全性就至关重要了。
1.2 注重流动性
由于生理机能逐步衰退,意外、医疗保健等支出大笔增加,另外还有子女的婚嫁费用、应急之需的意外支出等,老年人理财一定要注重资金的流动性。做好投资预算,理性选择适合老年人的理财方式,切不可盲目追逐高收益,而将急用和日常家用的资金用于流动性差、期限较长、风险较大的投资。
1.3 坚持分散性
老年人在留足生活日常开销及一部分应急款后,可以选择不同的理财产品。老年人理财要以一些低风险产品为主,如定期存款、国债、货币市场基金、保本的银行理财产品。对稳定的现金流入如退休金可做一些定投;可以把一些近期闲置资金作中期投资;对有一定风险承担能力的老年人也可购买一些债券基金等;而对风险承受能力较强且有丰富的炒股经验的老年人,也可以投资一些股票,即有机会收获高收益,又可以活动头脑延缓身体器官的衰老。对一些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的新潮老人,也可以做一些互联网理财。[2]
2.1 抗风险能力弱
老年人身体状况、生理状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其体能、精力都无法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自身积蓄并不雄厚,退休金又十分有限,收入增长下降,然而用于医疗保健、养老的刚性支出却在不断增加,所以老年人可用于理财的资金较为有限,抗风险能力弱。一旦投资失败,出现亏损,会严重影响其老年生活质量。
高难度的投资理财活动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对身体素质要求也很高,理财中盈亏的瞬间转换和业绩频繁的波动对老年人心理冲击巨大。盈利产生的过度兴奋和亏损带来的严苛自责都对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产生长期的、巨大的影响,甚至使一些老年人长期失眠,尤其对那些有高血压、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造成的影响更大。老年人的心理和生理抗风险能力较弱。
2.2 规划不合理
老年人在投资理财方面属于极度的风险厌恶型,一方面在心理上难以承受本金损失带来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投资亏损也会严重影响退休的生活质量。所以老年人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多以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为主,例如定期存款、国债等,而对风险较大的理财产品、基金、股票等比较排斥。例如有些老年人为了获取较高的利息回报,选择三年期和五年期的定期存款,但老年人由于年级大,身体变化难以预测,遇到疾病、意外等急需用钱的突发事件,这些定期存款未到期,取出来又只能按活期算,导致损失利息收入,根本没起到实际的理财作用。
2.3 理财不专业
理财知识系统博大精深,理财市场瞬息万变,理财工具多种多样的,不仅要有理论知识的学习积累和实战经验的摸索总结,还要有良好的悟性,才能在理财市场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应对自如,而大多数老年人不具备这一能力。我国理财市场的发展时间较短,近几年才快速发展,理财知识更新很快,新的理财产品不断涌现,理财方式、渠道层出不穷,理财市场信息瞬息万变。老年人学习能力较弱,接受理解能力较差、反应速度较慢,这些都影响了老年人的理财技能的提高。
老年人理财服务也不够专业。国外专业的理财师选拔都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不仅要高学历,还要经过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才能上岗。国外的理财师都是行业的精英,受到社会的尊敬。由于我国理财师认证起步较晚,加上门槛较低,部分理财师其实就是业务员,只要有人脉资源,能够招揽客户,带来业绩就行,对学历、专业素养等都没有严格的要求。老年人在不专业的理财师的指导下理财,让老年人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2.4 易跟风
老年人由于年事已高,在生理上难免出现视力衰退,听觉迟钝,思维不那么灵敏,对于市场上瞬息万变的理财信息和资讯结束不全面、理解不到位。老年人理财往往缺乏主见,喜欢跟风,人云亦云。听说银行新推出国债,老年人一大早就开始扎堆排队购买;或是趁着买菜、逛街的功夫,逛到证券营业大厅看股票走势和变化,买卖股票经常是靠听小道消息;听业务员三言两语的片面介绍后,立马被购买了那些高收益的理财产品,甚至买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这款理财产品收益率高。
2.5 门槛高进入难
目前收益率较高的信托、外汇、券商集合等理财产品,均设置了较高的投资门槛,高门槛挡住了老年人理财路。如信托产品,一般每份投资起点为5万元;外汇理财每份最低为1000美元;人民币理财每份最低1万元。对其他投资者而言,这样的门槛并不算高。但对退休后收入有限,积蓄不多、风险承受能力较差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高的门槛。
3.1 树立积极的理财观念
传统观念认为老年人应颐养天年,理财这种事情不是老年人做的。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意识到“养儿防老”已经过时了,养老问题要靠老年人自己解决。现在社会年轻人自身压力大,赡养老人的能力较弱,还有一些年轻人成了啃老族。老年人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有些老年人退休后还打算要接济子女,要为子孙留下一笔财富。老年人的理财意识明显增强了。当然尽责的理财机构也有义务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走进社区,走近老人,为老年人提供舒心、简便的理财服务。
3.2 科学合理的理财规划
理财规划应包括消费支出规划、保险规划、投资规划、退休养老规划、财产分配与传承规划等方面。老年人首先是安排好当前自己的退休生活;其次是规划好未来的生活;最后是规划好家人的生活。可见,老年人理财不是简单的做一项划算的投资或者找到一个挣钱的项目,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科学合理的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理财规划后,就要严格按规划的思路和步骤进行。老年人要将日常收支进行分类,切合实际地把各项生活安排好,各项开支要做到心中有数,切不可为了理财而节衣缩食。老年人可以通过建立理财账簿进行。理财账可分为日常开销账和理财备忘账两种。日常开销账分收入、支出、结余三栏,每月的收入计入收入栏下,支出记计入支出栏下,大额的支出要备注清楚事由。每日都要计清楚,每周汇总一次,每月结账一次,看看该月是结余还是超支,并分析原因。备忘账是把家庭所有资产分类加以记录,方便老年人保管和查找。由于老年人记性不好,所以备忘账很重要。
3.3 选择适合的理财组合
理财就是要实现财富的积累。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选择各类理财产品、各种理财手段,实现最优的增值。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合理分配可支配资产,满足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争取资产增值的最大化。
老年人理财要以稳健为先,首先要留足日常生活必需的现金,另外还要准备足额的意外和医疗等不确定的不时之需。因此,老年人最好以银行活期存款来满足日常生活的资金需要;以货币市场基金、定期存款等流动性较强的投资来准备不时之需;以开放式基金是不错的选择。大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都是拥有丰富经验的投资专家,通过资产组合投资,降低了投资风险,获得较大的回报。理财期限主要以三个月至一年为宜,以保证资产的流动性。投资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应问清楚是否能提前支取及相关手续,如果提前支取可能造成的损失,自己能不能承受。
3.4 提升理财能力
老年人应有针对性地学习一些理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理财打好基础。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特点,进行一些稳健型投资,将风险控制在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又可适当增加收益。切忌偏听偏信高收益的产品,或者盲目跟风。由于学习能力的减弱,短时间内大幅提高老年人的理财技能也是不太现实。老年人可以到正规的理财机构请专业的理财师帮忙,虽需承担一定的顾问费用,但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老年人一旦有理财的意愿,可以找自己信得过的理财顾问帮忙,制定出合理的理财规划。
3.5 合法保障自身利益
社会上关于老年人理财的民事纠纷比较常见,老年人要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保障自身利益。老年人年事已高,对理财信息缺乏辨识度,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老年人这一弱点,误导甚至欺诈老年人,诱使其投资与本身需求不相符的理财产品,甚至造成老年投资者血本无归。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加大处罚力度,保障老年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老年人一般不太清楚理财专家介绍的理财产品的投资渠道、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等概念,但对理财资金的本金安全、流动性及年限较为敏感。理财师应该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通俗易懂的讲解,具体形象的解释。理财师要负责任地为老年客户着想,关心老年客户的需求,为老年人提供合理的理财建议。做好老年客户的理财规划需求研究,寻找老年客户的真实需求,深入挖掘其近期需求与远期目标,再推介其适合的理财产品,避免日后的纠纷。
3.6 尝试互联网理财
互联网理财是近年最热的金融话题,老年人对互联网理财这一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弱,但也可以尝试。老年人理财对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都有较高的要求,余额宝这种互联网理财产品就能很好的满足。通过余额宝,用户不仅能够得到收益,还能随时消费支付和转出,像使用支付宝余额一样方便。余额宝本质是天弘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本金安全、风险很小,门槛低、流动性又好,收益率是活期存款十几倍,老年人可以适当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老年人通过互联网理财将成为一种趋势。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理财问题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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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各民族不断打破封闭,由相互闭塞到逐渐交流,由彼此隔离到密切联系,各民族人口空前流动,民族散居化越来越广泛。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趋明显。城市作为不同民族和各种文化的主要交汇点,是民族关系问题的主要引发区。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与城市民族关系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对城市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加深了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联系,促进了城市民族关系的发展。然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加入也使得城市民族工作复杂化,对城市民族关系造成了很大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城市民族关系的突出矛盾与焦点。文章通过对广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民族关系的调研,阐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并对如何构建和谐城市民族关系进行探讨。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民族关系;民族工作
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使生活于边远闭塞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向较发达地区与城市流动,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渐突出,城市里民族成分和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迅猛增长。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其开放的发展观念与发达的经济水平,对各地域、各民族人民都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因此,广东成为一个典型的外来少数民族接收大省是必然的。据统计,到2012年底,广东56个民族成分齐全,少数民族人口约310万,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250万,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和各大中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入,必然对城市社会产生影响,如民族关系主体多元化、需求和诉求多元化,民族间交流交往频繁化等,最终给城市民族关系带来新的内涵与挑战。本文以广东省为例,阐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具体影响,探讨应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有效机制。
取百度百科的定义,民族关系,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由民族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是受时代发展和社会性质制约的,也是与当时要解决的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及解决的方式途径联系着的。[1]城市民族关系,即发生在城市区域范围内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必将改变城市民族关系的内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城市民族关系的新增主体甚至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逐渐成为引发民族关系的重要主体。有研究者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处在引发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最活跃、最敏感的位置上。”[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积极与消极两个层面。
一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加入,使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日益频繁,加速了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与学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把各族文化带入城市,极大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加深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劳动力与消费者进入城市,亦为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并扩大了城市消费市场。总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加速了城市的多民族化进程,丰富了城市文化,繁荣了城市经济,加快了城市发展,有益于推动与巩固团结友好的民族关系。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加入,也导致引发民族问题的触点增多、燃点变低,给城市民族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城乡、异地、跨民族三重流动的主体,迅速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导致城市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不同传统在相互碰撞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和隔阂,有可能造就民族间关系的不和谐以致紧张。城市多民族化趋势和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增多,使城市民族关系在我国整个民族关系中具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3]
据统计,至2012年底,广东省有少数民族人口约310万,比2000年增加190万,12年间增长了3倍,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310万少数民族人口中,80%是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80%分布在城市,80%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各大中城市。三个80%对广东省的城市民族关系造成极大的冲击,使广东省城市民族关系日益繁杂化,主要特点呈现如下: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促进了广东城市与民族地区的双向发展与改善
各族人民进入广东各大城市,使得广东城市文化多样性得以加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城市里汇集,各民族之间在语言、服饰、饮食、娱乐等方面进行着有形无形的交流与碰撞,极大丰富了广东城市文化面貌,为广东城市文化的繁荣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据调查,广东省各大城市,随处可见各民族特色的食品、农牧产品、工艺品等,一些以少数民族特色风味为主的餐饮业在广东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广州,就有 “清真拉面店” 约1500家,过去回族同胞在城里找不到饭馆的情况已不复存在。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穿着民族服装,摆卖制作精美的民族饰品,深受市民喜爱。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更有一些城市大力开发民族文化旅游项目,把灿烂的民族文化搬进城市,进行表演与展示。如深圳市的民族村、锦绣中华等旅游景点,便是典型的民族文化荟萃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广东城市劳动、生活,与广东世居人民一起,共同建设幸福广东,促进了广东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通过学习与交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从广东城市学到了先进技术与科学理念,改善了自身生活,开阔了眼界,反过来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进步,形成城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的“双向不适应”,使其迅速成为广东城市民族关系的突出矛盾与焦点
“双向不适应”,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适应城市化生活与管理,城市管理部门和汉族群众不适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民族地区文化与广东城市文化直接而又频繁的接触、摩擦、碰撞,难免造成矛盾与问题,终至于影响民族关系的和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来自偏远落后的民族地区,又存在文化与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在适应城市问题上比一般流动人口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而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原本由粤地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广东又未做好迎接大规模民族文化冲击的充分准备,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短期内骤然增加,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与生活习惯未必能得到广东城市居民的理解与尊重。在广东,因为汉族居民把猪肉带入清真食店而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另有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把家乡比较随意的生活习惯带入城市,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聚谈喧哗等。这些背离现代城市文明的生活、处事方式很容易引起城市居民的反感以至于发生摩擦纠纷。而城市居民的偏见与抵触,反过来又伤害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情感,由此造成城市民族关系的紧张。
二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适应城市管理规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在粤经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其本身的不稳定性,大多没有固定门面,以流动摊贩为主。为了增加销售,他们多选择繁华路段进行摆卖,乱设摊点,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另外,由于在粤经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的多是小本生意,没有长期目标,也就不愿办理经营执照,给城市管理增加了难度。更有甚者,在交易过程中实行强买强卖,严重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形象,破坏了民族之间的团结。据统计,2012以来,广东发生的二百多起涉少数民族矛盾纠纷中,因流动商贩引起的,超过总数的30%,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管发生冲突的几率居高不下。
三是一些在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过分强调民族身份并以此寻求特殊待遇。由于社会历史等诸多原因,少数民族地区与城市存在着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差距,再加上自身条件的限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广东一般从事较为辛苦低薪的工作,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落差越发明显,从而产生失衡心理。而与城市居民在语言、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又影响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的沟通与交往,增加了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困难。刚来到广东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民族认同”成为他们在他乡找到依靠最佳的途径,族群分界与认同意识由此得到极度强化。加上对法制法规与民族政策的一知半解,遇事则往往以民族认同为纽带,抱成一团,相互声援与支持,甚至以民族身份进行非理性抗争。“部分民族成员为个体利益或小群体利益,如在城市拆迁、商业竞争、私人恩怨这些问题上,利用自己的民族身份,通过民族意识动员引发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
在城市化进程中利用民族身份谋取利益、利用民族冲突为个人寻求好处。”[4]在广东,遇事“情绪激动――聚众声援――上升为民族问题”成为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解决矛盾纠纷的固有程序。加上城市具有信息传播快,辐射性强等特点,当某一城市发生涉少数民族问题时,会很快传播到其它城市和地区,使问题更加敏感和复杂。2011年12月,佛山市发生一起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纠纷。起因是约10位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佛山市区违规摆卖烧烤,不满当地环境保护和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的管理而产生对抗,他们拟采取的对抗方式是:联合珠海、东莞等地的同籍同族人员到佛山进行谈判,并故意违规摆卖,促使城管动手,进而以此作为导火索闹事,引发冲突后再组织游行与上访。此事经佛山市各有关部门的稳控措施得以调解平息,但由此可见,“民族身份”确实成为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寻求特殊待遇的“招牌”。
(三)城市民族关系渐趋和谐,但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应对方式未尽完善
广东历来重视民族工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日益增多,城市民族工作更是成为广东民族工作的重点。粤各级政府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对城市民族关系进行有效调控。比如颁布相关条例和法规,以规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开展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以树立民族团结的意识;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体系,以切实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排忧解难等。在政府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加上城市强大的融合作用,广东日渐形成并不断巩固以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和谐为主流的城市民族关系。但是,民族关系本身并非一个永恒稳定的系统,尤其在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大、增长快,时刻影响着城市民族关系的动向。广东的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上的未尽完善也逐渐显现:
其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易遭不公平待遇,其正当权益得不到有力保障。我国正经历着一个高速的城市化进程,这同时也是城市民族多元化的过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少量到极大规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构成复杂、居住分散、随时流动,必然会给城市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因此,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城市管理人员,都会关注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给城市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认为他们破坏了城市的和谐有序。部分执法人员为保障城市的正常秩序,常常忽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导致管理过程中存在简单粗暴、侵害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现象。这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管之间矛盾的高发几率可见一斑。“来自城市社会的偏见与歧视问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常遇到的问题。
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固有的偏见以及来自城市的制度性歧视与非制度性歧视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群体性摩擦甚至冲突,将会严重影响到城市居民与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之间的相互认可程度,影响到少数民族人口之间的相对认可程度,影响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势必会产生民族关系问题。”[5]事实上,城市并不仅属于城市居民,它是开放与公平的,进入城市的人,就应该得到城市管理机制的保障。而且,矛盾的引发是双向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引发城市问题的同时,必然也处于被动引发的位置。城乡平等、各民族人民平等,是处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前提。唯有妥善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遇到的问题,城市民族关系才会达到真正和谐。
其二,在处理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矛盾纠纷时,为避免引发“民族问题”而不能坚持原则。前文提到,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面对矛盾纠纷时,往往以民族身份进行非理性抗争,把民事事件演化为民族问题,以此取得特殊待遇。与此相对,部分执法人员由于对国家民族政策缺乏了解,一旦遇到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矛盾纠纷,便不能坚持“依法办事,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往往采取无原则退让、“花钱买平安”的处理方式息事宁人。近年来,在全国多个城市多次上演的“切糕”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广东也常常发生以高额赔偿为最终解决方式的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矛盾纠纷。事实上,这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一方面纵容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我约束能力,另一方面损坏了大多数遵纪守法的少数民族人员的形象,最终只会导致恶性循环。因此,在处理任何事案件时,法律都应该是基本原则。准确定性,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不能把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事都看作民族问题。有了法制法规的约束,各民族人民的权益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保障。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城市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的背景下,分析有利于城市民族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消除阻碍城市民族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建立良好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机制,探讨构建城市和谐民族关系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笔者的一些思考:
(一)政府行为与民间行为真诚合作,共同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城市民族工作涉及面广,涉及人员构成复杂分散,若依靠政府单方面努力,很难使团结和睦的民族意识渗入每一个角落,形成一种社会风尚;若缺乏政府所搭建的良好平台,单纯的民间行为也难以形成榜样,得到推广。因此,促进政府行为与民间行为的真诚合作,有利于营造和谐的民族氛围。一是通过政府引导,建立少数民族自我管理机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到城市,急切寻找认同感,归属感,少数民族团体比单纯的城市管理部门能更好地为之排忧解难。因此,引导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协会,能充分发挥这些社团桥梁纽带的作用,促进民族互助,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快适应城市并参与到社团中来,推动自我管理机制的健全。
广东省近年来建立的异地务工少数民族服务协会、少数民族商会、少数民族企业家协会等,对协调城市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管理机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分散居住于城市各个区域,且如前文所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常被认为是引发城市民族问题的主体,因此,城市管理一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侧重采用防范机制。事实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是城市的一员,也应在城市得到应有的服务,并参与到城市的管理中。若能通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的社区进行管理,为其提供服务与保障,并或吸纳为社区管理者的一份子,通过培养社区意识来培养归属感,能在心理上与实际行为上增强其安稳性,以此增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
2012年,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出台了《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创建活动的意见》,积极推进各社区进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创建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三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搭建和谐民族关系桥梁。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人民群众关系密切,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了解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他们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且少数民族干部多为各个民族的优秀代表,在其民族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与亲和力,可以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中起到很好的引导、教育作用。在广东,少数民族干部经常参与涉少数民族矛盾纠纷的处置,往往可以起到很好的调处作用。
(二)建立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的联络协调机制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一个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主体之后,城市民族工作的涉及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一个城市的民族工作的涉及范围不再限于本城市,还与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紧密相关。”[3](P57)很多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地的管理部门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缺乏了解,对民族工作也缺乏经验,因而在处理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事务时常常陷入困境。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政府则对本地区民族文化与社会风俗比较熟悉,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对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广东省民族宗教委与新疆等十余个少数民族输出大省区驻粤机构举行定期座谈,共同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式方法。广州、深圳、佛山等城市也与少数民族输出地政府之间建立协作机制,通过两地的有效合作与探索,妥善解决了不少疑难事件,提升了城市民族工作水平,有效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
总之,在城市民族工作内容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下,努力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是维护社会稳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必然要求。广东省在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剧增、城市民族工作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扎实做好协调民族关系工作,努力营造城市各族人民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睦共处的环境,虽仍有未尽完善之处,但和谐稳定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正在不断巩固和发展,树立了广东作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接收大省的良好形象。
[2] 郑信哲.浅谈我国城市民族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3):10.
[3] 郑信哲,周竞红.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4):54.
[4] 郝亚明.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民族意识探析[J].广西民族研究,2008(3):18.
[5] 汤夺先.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与城市民族关系[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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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空间对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的生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城市而言,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形体环境中最易识别的部分,是城市形象城市肌理的体现,是城市文明和文化特色的表现,是认识一座城市的重要“窗口”,它能美化城市环境、增强城市活力、体现城市特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究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有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塑造公共意识、促进产城融合,因而成为城镇化质量高低的重要体现。人与地、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的现代化"是城镇化质量的应有之义。据此评判,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规划理念落后,供求矛盾突出;追求宏大平整,破坏自然肌理;割裂历史文脉,丧失文化个性;突出审美价值,忽视人文关怀;排斥弱势群体,加剧社会隔离等。据此,政府应把政策干预的重点放在四个方面,即挖掘私人资本与资源,构建完善的公共空间体系;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形成个性鲜明的公共空间;转变设计理念,强化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发挥非政府机构作用,建立公共空间的大众参与机制。
【关键词】城市公共空间 城镇化质量 公共意识 人文关怀 社会隔离
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有助于解决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文化缺失、社会隔离、公共意识薄弱、公共空间资源使用冲突四大城市问题,因而受到了城市、社会、政治等多学科的广泛关注。
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在此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三个趋势:一个是公共空间的私有化以及对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判定再次升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干预更倾向于为资本扩张服务,使得公共空间的私有化趋势愈发显现,表现为私人直接或间接控制了许多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城市公共空间,广大学者出于对此现象的不安与忧虑而展开了多视角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Madanipour,Calhoun, Ellin,Sennett 等[1,2]。另一个是对公共空间的关注从早期的“视觉审美”发展到对人与环境的认知意向、行为心理,以及实体物质空间同抽象的社会、政治空间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布里格斯、伯曼、南希·弗兰瑟等[3-5]。还有一个是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和开发管理问题表现出了新的热情。除了基于实践需要而开展的大量研究外,还特别关注非公共投资的私有公共空间(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的开发、规划及管理问题,从而不仅大大拓展了公共空间概念的外延,而且还为人们展现了公共空间的多样化生产机制与利用方式[6]。
国内学者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城市公共空间的属性。随着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传入国内,加之解决城市发展与规划中具体问题的需要,公共空间到底“是什么”就受到了普遍关注与讨论。总体来看,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公共空间具有公共性(可达性)、开放性、多功能性等特性。当然,受不同学科背景的影响,大家对上述特性内涵的理解也有所不同[7,8]。第二方面,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关注的重点是公共空间的私有化(社会排斥性)、趋同化与功能单一化等问题。一般认为,规划过程中的“重物轻人”,以及受西方中心意识主导的现代化思想的支配是这些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转变发展理念,建立完善的大众参与机制则是促进城市公共空间合理建设的根本路径[9,10]。第三方面,城市公共空间与其产生环境的经济、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主要从公共物品的角度探讨城市公共空间对社会分异的作用机理,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表达等。周春山等人的研究显示,公共空间(物品)数量与质量分布上的非均衡性会产生选择性滤出作用,从而使不同收入的群体形成居住分区。这种分区又会进一步扩大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其疏离感,进而加剧社会群体分化的程度[11]。柳立子则把民国以来的我国城市公共空间文化表达分为三个阶段,并指出目前的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特征不鲜明[12]。也有学者关注于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的经济价值,认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发展除了要尊重城市的历史风貌和体现地域特色,更重要的是要创新城市文化,助推创意产业发展[13]。
城市公共空间有“城市之肺”的美誉,其合理发展不仅能优化城市自然环境,也有助于实现“人的现代化”,因而是衡量城镇化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现有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总体上局限于“物质和美学形态分析”,而缺乏对其背后城市发展背景的解读,尤其是缺乏从城镇化质量的角度审视我国城市公共空间问题。众所周知,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与此同时,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交通拥堵、防灾能力薄弱、重复建设与建设性破坏等“城市病”却越来越严重,人口、土地、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近年来,上述传统问题尚未解决,文化缺失、社会隔离、公共意识薄弱、公共空间资源使用冲突等新“城市病”问题又呈现加剧态势,从而阻碍了我国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以城市公共空间与城镇化质量的内在联系为基础,从城镇化质量的视域全面检讨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试图为相关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为研究需要,文章把城市公共空间界定为:具有实体形态,供人们日常生活与社会活动的室外空间形式,主要包括广场、公园、绿地、街道等。城镇化质量则通常用城市发展、经济发展、居民生活状况、社会和谐及城乡关系等指标来衡量[14]。作为城市构图重要节点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的作用提升城镇化质量。
1. 提升生活品质
对一个城市的评价不能仅仅关注其发展速度,更应关注城市生活品质和市民幸福指数。良好的公共空间可以反映城市的精神面貌与文化内涵,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Kayden 认为:“具有良好公共空间的高密度城市空间要比没有公共空间的低密度城市空间更适合人们居住”[15]。
第一,城市公共空间可以满足公众不断变化的各种需要。城市公共空间是人们消遣、游玩与社交的重要场所,是人们融于自然、陶冶情操、理解文化与感受文明的综合性的生态环境,可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塑造和提升人的文化精神品格。不同形态(点状、线状) 与质地(硬质、软质)的城市公共空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和功能,满足城市居民对公共生活的需求。例如,广场既能供团体集会游行,也能供个人展示自我,既能满足人们对“动”的需求,也能满足人们对“静”的偏好;作为陆地与水体联结纽带的滨水区域(空间)可供人们观赏、垂钓、开展水上娱乐项目,同时水的灵动性和美好的意境可以让人们舒缓身心、涤荡灵魂。此外,公共空间是“城市之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堵、阳光遮挡、空气流通不畅等城市问题。
第二,城市公共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交往交流的平台。尽管当今社会电子通讯手段多种多样,信息交流简便快捷,但仍然无法替代面对面的沟通。正如著名的城市学家Peter Hall 所言:“电子通讯没有取代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联系,它往往是面对面交往联系的准备,二者是互补的关系”[8]。城市公共空间为人们面对面的交往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拉近了心理距离,增进了感情。
第三,城市公共空间在保障弱势群体身心健康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良好的公共空间可以最大限度地迁就人的行为方式,关注不同群体的社会需求,尤其是老人、妇女、儿童的需求,体现出社会的公平与公正。老人闲暇时间较多,但活动范围较小,妇女则偏好通过集体舞蹈的方式放松心情、锻炼身体,因而对社区或居住地附件便于交往的公共空间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儿童在城市公共空间与同龄人相互玩耍可以让他们正确认知自己、他人乃至所在的客观物质世界,有助于健全心智的尽早形成。
2. 塑造公共意识
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必然包括人的现代化即人的素质与文明程度的提高。换言之,城镇化质量越高,人的素质也应当越高。人的素质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评价,公共空间意识(即公共意识) 即是其一。公共空间意识是人们在公共环境活动中应该具有的公共意识,包括“公共秩序”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其主旨为:尊重他人即尊重白己,体谅他人即体谅自己,从而使所有人利益最大化。
鼓励和推动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是培养公共意识的基本路径。这是因为,公共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公民对个体自然性和私人界限的超越,所以不可能建立在自然情感与个人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而只能从公共生活体验中获得。也就是说,公共意识的形成需要具有参与公共生活的条件与机会,而城市公共空间是进行公共生活体验不可替代的载体。公共空间的核心是“公共性”,它是面向全体民众开放的、民众可自由参与的场所。在这样的场所参与公共生活会使人们逐渐发现个人与共同体的关联,即若要顺利开展公共活动就需要尊重与配合他人,只有如此,也才能实现自身利益。有了这种认知,就会逐步认同基于维护公共空间秩序而制定与实施的规范、制度乃至法律,进而形成公共理性并在公共生活中自觉遵守各种管理规定。久而久之,必然会产生稳定的公共情怀,把自己当作公共空间的主人,从而在公共生活中主动维护共同利益。这样,通过这种“认知-认同-践行”的递进式传递,人们的公共意识就会在公共生活中的潜移默化中形成了。
3. 促进产城融合
城镇化的关健是产业支撑,产城融合是衡量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指标。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第一,地理要素的空间扩散规律表明,人或者其他经济社会要素的扩散过程“并不一定(多数情况下完全不是) 按地理临近性,而是按区域(或城市) 的重要等级跳跃式扩散的”[16]。等级扩散是要素针对区域环境(社会经济条件) 差别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不难理解,公共空间品质较高的城市往往拥有较好的口碑,具有更大的竞争力,成为城市体系中等级较高的一环,有利于承接各类产业。
第二,人力资本是产业孕育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在现代产业发展中更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只要一个地区或城市拥有相当数量与质量的人才要素,产业的落地与生根就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一个区域是否能对人才形成集聚效应,其影响因素众多,但随着社会进步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看重区域的生活品质。如前所述,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会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从而对区内人才的外流形成粘滞力,并对区外人才产生吸引力,进而为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城市公共空间的服务性特征决定了其与城市产业(尤其是服务业) 在空间布局上的高度相关性,二者是良性的共生关系。尤其是城市公共空间作为最能反映城市文化特色和文化品味的重要部分,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这样的文化是在特定环境里由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是一个城市个性的体现,具有独特的竞争力,很容易产生品牌效应。其为先导性、战略性和支柱性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土壤。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能够引致旅游产业规模的扩大,并促进其内部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旅游产业还是一个关联度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能直接或间接带动30 几个产业或行业的发展。此外,城市文化或文化产业还能够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从而形成众多的产业新业态。
尽管学术界对城镇化质量的内涵有不同认识,但人与地和谐、人与人和谐以及居民生活品质与思想素质提升必定是城镇化质量的应有之义。据此标准评判,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
1. 规划理念落后,供求矛盾突出
是否拥有数量充足、品质优良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城镇化质量高低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短缺现象严重,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生活的需要。一是绝对数量不足。近年来,我国各地“广场舞”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与矛盾很大程度上正是城市公共空间数量不足的体现。二是空间结构性不足。主要表现为中心城区或城市新区公共空间数量多、品质高,而城中村与城市郊区公共空间少、品质低。三是类型结构性不足。公共空间活动的主体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这也决定了公共空间要关注不同群体的行为特点、不同群体的社会需求,尤其是老人、儿童、行动不便者或者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然而,我国多数城市在公共空间设计时往往缺乏“以人为本”的思想,使得一些居民活动的公共空间严重不足。例如,即使是城市公共空间数量较多的深圳也存在结构性不足的问题。深圳拥有各类公园近900 个,是全国公园最多的城市之一[13]。
同时,该市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较其他城市要小。若仅就此而言,深圳公共空间的供求矛盾似乎很小,然而,作为我国最大的移民城市,近年来,不少年轻人的父母也来到深圳与子女共同生活,公园成了他们日常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许多人口密度较大的社区,城市公共空间短缺引发的矛盾日益显现。规划理念落后是导致我国城市公共空间供求矛盾突出的根本原因,而规划理念落后又主要表现为公众参与缺失。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公共空间从规划、建设到运行全过程基本上由资本利益集团与官僚精英掌控,民众少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在各个项目的决策方案中就很难体现公众的需求与偏好,更谈不上对公共空间运行的监督。如此一来,城市公共空间就沦为少数人展示资本、权力及其个人成果的牺牲品[17]。
2. 追求宏大平整,破坏自然肌理
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与设计,应充分考虑所在地理环境的地形地貌、植被、水体、气候特点,应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自然景观与具有地方特色的建设材料,在保持整体面貌不变的情况下适度改造,实现公共空间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之美。但是,我国许多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是以严重破坏城市肌理为代价的。例如,把已有的山头推平,把湖泊、池塘、洼地、湿地填满,热衷于大广场、大绿地,而忽视了与公共生活关系更密切的中小公共空间的建设;一味追求公共空间的平整,而忽视了那种随势而建且更能展现自然之美与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的公共空间的建设。这不仅让城市丧失了个性,导致不同地域、不同规模城市公共空间的高度趋同化,也成为城市内涝等“城市病”的罪魁祸首。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无外乎三点:一是长官意志主导的审美异化,即认为规模宏大、视野开阔、地表平整的公共空间才是美的;二是追求公共空间的政治作用,不少城市公共空间的兴建是为了向上级主管部门或来访者展示政府造福于百姓的决心与取得的成绩,因而会一味追求“视觉冲击力”与“深刻印象”,忽视了人地和谐的构建;三是土地经济利益的驱动,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赋予所有行政区发展地方经济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很容易把公共空间建设作为经济增长、财政增收的重要手段。显然,“削高填低”的造地行为可以带来更多“可用”的土地,受短期利益驱使的决策者或管理者在面对长期社会效益时往往会选择性失明。
3. 割裂历史文脉,丧失文化个性
有效延续历史文脉,充分表达区域文化是高质量城镇化的重要体现。作为城市象征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历史与现实相遇的地方,应具有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文化形象与文化特征。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进步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内涵也会与时俱进,体现所处时代的特点、文化观念和审美心理。但是,无论城市公共空间如何变迁,都应当存在历史文脉的印记。换言之,城市发展中的建设成果、风俗民情,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等,都应该作为人们的集体记忆符号,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留下痕迹。然而,我国城市公共空间普遍重物质结构、轻人文精神,重功能性、轻文化价值,使得城市公共空间丧失了区域与民族文化个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四:第一,对短期政绩效应的追求。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尤其是上个世纪90 年代以来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大拆大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加之政府对GDP 与“形象”的偏好,“短平快”的跟风式建设模式异常盛行,割裂了城市的历史文脉。
第二,城市规划约束功能不足。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城市规划从制订、建设、运营到监督都是由一个部门甚至一个人操办,缺少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城市公共空间更多体现的是长官或设计者的意志和个人好恶,往往很难体现区域文化特点。第三,缺乏文化自觉。在城市公共空间规划与建设过程中,决策者或设计者对本区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了解不够,或者认识不到特色风物、历史遗迹、生产与生活方式以及人们价值观对公共空间形成的影响,更不研究所在城市的环境条件、空间肌理与历史文脉,打造出来的是“千城一面”的城市公共空间。第四,缺乏文化自信。在全球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受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强力侵入,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从政府到民众普遍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感到焦虑,甚至对传统和本土文化产生怀疑,同时认为西方文化是社会优越性的象征,最终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殖民”,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追随与移植,由此带来了城市公共空间的“西化”和“趋同”[9]。
4. 突出审美价值,忽视人文关怀
人是城市活动的主体,公共空间的营建要遵从人的活动规律、行为特点、普遍感受和实际需要。因此,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必须适应人的尺度、速度和舒适度,满足人对空间数量与形态的需求和偏好。然而,我国城市的大多数公共空间离这一要求还相距甚远。一是从尺度与形态上看,各个城市竞相建设规模宏大的政府行政广场、绿地、公园等,又多采用中心放射形态、对称轴线等几何图案形式,主要用于举行纪念和庆典活动,对人们的实际使用考虑较少,缺乏与人们生活联系密切的小尺度公共空间,更缺乏与公众活动相关的设施。例_F_鴦瘂如,城市广场缺少座椅,也缺少大型乔木和其他遮荫设施。二是公共空间的可达性不足。易达性是良好公共空间的主要特征之一。然而,由于缺乏规划设计的整体性考虑,很多城市公共空间(如滨水公园等) 与社区之间被机动车道所切割,降低了公共空间的可达性,使其难以发挥服务居民生活的价值,甚至沦落为城市的“布景”。三是对公共绿地的设计更多关注的是其绿化与视觉效果,而很少考虑人的空间参与性,有的城市公共绿地甚至禁止入内,丧失了城市公共空间服务人的本质。四是公共空间功能单一,城市公共空间要能为不同人群的不同活动提供需要的场所这就要求城市公共空间必须具有混合功能。然而,我国多数城市公共空间往往表现为某一种功能特别突出(如庆典功能),而其他功能不够明显甚至受到了压制(如文化功能、商业功能、人流的聚散功能等),因而不能满足人们对公共空间多样化的需求。
归纳来看,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缺乏人文关怀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划思想错位。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追求的不是服务于人,而是政府的“形象”与“面子”。因此,对于那些与民众实际使用相关度更高的因素如可达性、功能的混合程度以及空间活动的多样性往往缺乏细致的考虑,使得城市公共空间“橱窗化”现象愈演愈烈。二是经济目标至上对人性的压迫。长期以来,具有“经济人”特征的我国区域政府一直把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发展过程中优先考虑的目标,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往往会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因而很容易忽视公共空间规划中最为根本的人及其需求。同样的道理,公共空间的形态、尺度与价值更多体现的是资本的意志与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关切与需求。
5. 排斥弱势群体,加剧社会隔离
“公共性”是公共空间的首要特征,它应该具有广泛的社会包容度,能够容许社会各阶层共同使用。然而,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在运行中体现出较大的“社会排斥性”(Social Exclusion),即直接或间接剥夺了部分人的使用。这种排斥阻断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正常交流,进而导致社会分异加剧。第一,城市公共空间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引致居住空间分异。如前所述,与城市郊区或城中村相比较,多数城市的中心城区或新城拥有数量更多、品质更高的公共空间。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该区域的土地与房屋使用价格,因而成为高收入阶层的集聚居住地,而城市郊区与城中村则成为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区,从而导致不同收入群体居住的空间分异。由于受城市公共空间服务范围或便利性的制约,低收入人群很难获得高品质公共空间带来的价值。换言之,城市公共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会间接导致优良公共空间对低端人群的排斥。第二,可达性不足形成的社会排斥。由于部分城市公共空间被机动车道所阻隔,可达性不足,很容易演变成为其毗邻居民的私人空间,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公共空间只不过是城市美丽构图上的一个符号而已。
也就是说,这种可达性不足的城市公共空间事实上会形成对多数人的排斥。第三,空间“私有化”形成的社会排斥。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出现了巨大的“封闭型社区”,其内部拥有数量众多、类型各异的高品质活动场所,而周边区域却鲜有公共空间。但这些社区内的空间是不对外开放的,形成了对区外人群的排斥。事实上,“这种封闭型社区”已经成为“公共性”最危险的敌人”[18]。第四,空间“商品化”形成的社会排斥。当代城市过度的“商品化”使得公共空间往往以投资者的“安全回报”和消费者的“舒适购物”为主要目标,加之受社会等级观念和“美化”现实思想的驱使,往往倾向于通过所谓的行为限制等“硬性手段”,以及安置栅栏、安放相关提示牌(如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 等“软性手段”把不利于实现这两个目标的“人群”隔离出去[19]。这些人多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主要包括民工、小摊贩、街头艺人、乞讨者等。
1. 挖掘私人资本与资源,构建完善的公共空间体系
第一,牢固树立先进的公共空间规划理念,做好城市公共空间的整体设计。要根据城市功能、社区人口规模以及城市发展的未来需要增加公共空间的数量。第二,促进城市公共空间合理布局,避免苦乐不均。可以在公共空间数量与品质不足的城区通过重构的方式“植入”相应类型的公共空间。第三,引导构建完善的公共空间体系。一个城市公共空间应该是由大型、中型与小型公共空间组成的完整体系,且呈现“金字塔”型特征,即最上层是与公众生活联系较弱的大型公共空间,最下层是与公众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小型公共空间。因而,要特别注重引导中小型公共空间的建设,防止“倒金字塔”型结构的出现。第四,充分利用私人资本建设公共空间。一般认为,城市公共空间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生产与提供。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受财力所限,政府难以包办也没有能力建设和维护全部城市公共空间,因而在实践中往往只会关注用于政治活动与政绩展示的大型公共空间(如集会游行广场等)的建设,而对那些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小型公共空间就会鞭长莫及。这样就使得城市公共空间类型趋向单一化,不利于不同尺度、不同地域、服务不同人群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的形成。改变这一局面的根本路径是:调整发展思路,以“市场主导”的新模式代替“政府主导”的旧模式,加快建立与完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公共产品投入机制,鼓励、引导与规范私人资本参与城市公共空间的生产、维护与管理,从而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渠道与公私分工协作的良性关系。在建设中,大型公共空间仍然以政府投入为主,中小型公共空间则主要交给私人资本建设与维护,同时政府要通过公众参与等手段对公共空间的运营进行有效监督。
2. 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形成个性鲜明的公共空间
一是决策和规划人员要充分认识与了解自己的地域文化,并建立文化自信,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迷失自我,一味追随与迷信西方文化及其表达方式。中小城市也不能盲目以大城市为样板,要充分体现自己的区域特色,防止文化个性的丧失。二是要保护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形成的各种自然要素,如地形地貌、水文、植被与气候等,在城市规划与设计时要因地制宜、顺势而为,最大限度地维系空间肌理的原生性与完整性。三是促进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在继承中发展。要切实保护好能体现不同发展时期历史风貌的文化符号,尤其是传承历史文化的标志物,如建筑、道路、桥梁,甚至砖石等,以增强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同时,积极吸纳因生产与生活方式改变而出现的时代元素,以实现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的“多元与共生”。四是对传统城市公共空间予以有效保护与利用。针对传统公共空间的功能单一性与落后问题,要对原有空间在保护的基础上积极注入新的功能,避免资源浪费与公共空间闲置。五是加强传统文化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公共空间是文化活动的载体,文化活动也会让公共空间更具活力。因此,应加强文化活动的组织与开展,为文化活动提供人、财、物等多方面的支持,推动公共空间与历史文化的共同发展。
3. 转变设计理念,强化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
从理念上把城市空间设计的重点从美学价值转移到适用价值上来。在宏观层面,要减少功能单一、与群众生活联系较弱的大型公共空间的建设,而增加那些有助于提高城市人性化与宜居性的中小公共空间的配置。在微观层面,要为城市公共空间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设施,如室外座椅、饮水设施、卫生间、无障碍设施等,满足与尊重空间使用者,尤其是老人、儿童、行动不便者及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
充分利用现有地形地貌、植被与水系对公共空间产生的自然分区作用,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活动需求。同时,利用植被对声波的消减功能,降低公共空间活动对周围社区的噪音干扰。鉴于叶面大、分枝低、树冠低且密的植被拥有更强消除噪声的能力,建议在公共空间的周边种植不同类型的植被,合理搭配草木、灌木与乔木,并适当增加植被的层数与密度。进一步增加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与开放性。取消所有公共空间的门票收费制度,恢复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本来面目,同时做好城市交通体系规划,提高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增强公共空间与居民的联系,使其真正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加强功能混合程度。除了在规划设计时避免出现单一功能城市公共空间外,还要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周边城区的功能多样性,从而为城市公共空间提供不同的需求主体。据此,要提高周围城市商业、居住、文化、旅游等功能的混合程度,防止_封闭性和单一功能社区的出现,警惕过度“商业化”和“精英化”(Gentrification)。
4. 发挥非政府机构作用,建立公共空间的大众参与机制
前述列举的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存在的各种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公众参与缺失的外在反应。多年来,尽管我国学术界一直强调公共参与的价值,但实践领域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表现为:要么没有任何形式的公众参与活动,要么把公众参与仅仅停留在问卷调查、图纸展示等初级阶段。公众只是被动地接受与告知,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言权。相反,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把确保公众利益优先权理念体现在公共空间开发、设计、建设与运营的各个环节。例如,美国早在“二战”前就通过“自下而上”的信息获取渠道鼓励公众参与地方公共政策和项目的制定与执行。上个世纪60 年代的德国,则在城市规划中通过“规划基层组织”、“多级对话程序”或“合作型民主”等多种形式引导公众参与政府决策[10]。
有效发挥公众参与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中的作用,必须把握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引导公众参与前期设计。城市公共空间不能只根据决策者或设计者的个人意愿来进行,而应当广泛吸纳公众的建议与意见,并使其体现在最终的设计方案中。这样,既可以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也可以使政府的有限权力与公众责任实现有机结合。
第二,鼓励公众参与运营监督与管理。建成后的城市公共空间运行状况如何很大程度上依赖公众的过程监督。由于在前期设计中已经纳入了公众意见,公众必然有更高的热情参与公共空间管理,同时,公众熟悉公共空间设计时所制定的各种规范与目标,也有利于公众对公共空间的运行是否符合公众利益进行有效监督。政府在这个环节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有效监督,广泛搜集与获取公众的意见反馈,进而评估公共空间的运营状况并及时“纠偏”。
第三,支持非政府机构(NGO)发挥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桥梁作用。发育良好的非政府机构是现代公民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不仅可以在政府决策与公众意愿之间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承担公共空间运行与管理工作。目前,我国已登记在案的非政府机构约30 万个,总支出不到GDP 的1.0%,较世界平均水平低了约4 个百分点,较发达国家低了6 个百分点[20]。根据发展水平,非政府机构可分为救助型、协助发展型、可持续体制发展型三个(类型) 阶段,我国的非政府机构总体上尚处于救助型阶段,并且鲜有城市建设与管理领域的非政府机构(大部分属于慈善和环保领域),起不到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据此,国家对非政府机构的干预政策方向应该是:积极培育、提升水平并且引导规范运行,以逐步健全城市建设的公众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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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三政治上册期末复习试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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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民工进城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农民工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城市流动儿童基础教育问题探析论文范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一国教育的发展从来都是事关本国未来生死存亡的大题,对此我们应该有明确认识。审视目前我国的教育事业,城市流动儿童基础教育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已成为我们无法忽视的难题,而随着我国组合式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目标的提出,积极探寻这些弱势群体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途径和方法就成了全体教育者和相关研究人员刻不容缓的工作和任务。
(一)福利和社会福利
“福利”一词指向一种人类的美好生活状态,本质是人类满足需要后获得的幸福。若由国家建立制度帮助社会成员解决社会问题提升福利水平,“福利”就演变成了“社会福利”。广义上的即国际上通用的“社会福利”是指:国家依法为公民提供旨在保证一定生活水平和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资金、物品、机会和服务的制度,主要包括收入维持社会福利服务两种形式。狭义上的“社会福利”则是国家依据法律和相应的社会政策向部分或全部公民提供社会服务的制度,这也是当下中国对“社会福利”的界定。此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福利包含于社会保障体制,针对的主要是三大困难群体:老人、困境儿童和残疾人,因此难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和要求,亟待改革,也即构建目前已提出的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
(二)中国组合式普惠型的社会福利
1958年,美国学者威伦斯基和勒博在《工业社会与社会福利:美国工业化在社会福利服务提供和组织方面的影响》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两分社会福利类型:“补缺型社会福利”和“制度型社会福利”。前者重视家庭和市场的作用,后者重视国家在社会福利提供中的责任。对其另一种划分是“选择型福利”和“普惠型福利”,核心是:国家是采用家计审查还是公民身份作为福利提供的依据;部分还是全体公民接受;有无社会烙印等。这两种社会福利类型理论都属于社会福利制度的理念型。但在现实社会中,社会福利制度往往是以某种为主,其他为补充的多元类型。一般来说,“制度型”、“普惠型”社会福利水平要高于“补缺型”、“选择型”。据此,笔者认为中国原来实行的是补缺型社会福利。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原来的这样福利制度已不再适应,鉴此,2007年国家民政部提出,要建立“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内涵是指国家提供社会福利普及到每个具有公民权的社会成员,社会福利不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也是提高社会成员能力的方式。
(一)中国本土社会中的福利思想
中国自古代起就有着丰富的惠泽民众的社会福利思想,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社会福利的内容,这为今天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的发展拓宽了思路。
1.古代时期:《周礼》等文献中记载了大量重民、保民、养民、安民的社会福利思想。无论是关于大同理想国的设想,还是儒家慈幼、养老、恤贫邻里互助的思想,都是社会福利思想的萌芽。
2.近代: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众思想家通过批判与借鉴相结合的方式对中西社会比较研究,掀起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高潮。康有为设计的大同社会,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等。
3.现代: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理论的升华都丰富着社会福利思想。从“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到“和谐社会”的构建,都为社会福利理念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指导思想。“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就是建立在大同社会、民有、民享思想基础上的制度构想,是对共同富裕、和谐社会思想的践行。
(二)西方社会福利理论
威伦斯基、勒博提出的社会福利类型是直接支持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的理论。在福利国家经济危机之后的改革中,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社会福利发展理论,探讨新社会背景下本土社会福利发展道路,核心是强调社会福利改革发展必须适应本国的国情。中国在借鉴普惠型福利理论的同时加入适度元素,强调适应本土国情民情,强调社会福利与经济协调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需要理论
从某种意义而言,需要为本的社会福利目标定位是马克思的需要满足物分配原则的具体化,社会福利制度是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以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具体化制度。马克思在设计社会产品分配流程时把满足需要的社会分配原则纳入了分配体系:第一次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第二次则按需分配,有需要的人可依需要获得资源。马克思虽未系统论述社会福利制度,但他提出的分配原则是依社会需要建立的,物要按需分配。因此,以需要为本的社会福利目标定位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按需分配原则的体现。我党自建立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2007年做出的社会福利制度转型的决定,正是以马克思这一需要为本的思想为指导的。
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由补缺型向组合式适度普惠型转变目标的提出,我国社会福利要保障利益的群体扩大化,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变得愈益复杂。纵观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最亟待解决的主要是城市流动儿童基础教育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一问题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一)内因:城市流动儿童家庭自身存在的问题
所谓的“城市流动儿童”是指,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涌入城市,由此带来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他们多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从事的多是建筑业、服务业等技术含量低的产业的工作,大都工作时间长,收入低微且稳定性差。而城市流动儿童远离家乡,加之年龄偏小,自身难以独立,自然必须依赖于父母,于是这些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的诸多困难也就自然的部分转移到了孩子身上。
首先,因外来务工人员多从事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在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上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次,他们因自身文化程度的局限,对子女的课业辅导非常有限。此外,有些孩子还要在功课之余帮助父母做家务,可利用来复习和预习功课的时间不足,难以对所学知识及时巩固,长期下去必然与城市孩子的学业成绩差距拉大。同时,外来劳务工者大都收入低微,工作不稳,难以对孩子的课外读物和辅导班乃至特长培训进行投资,导致孩子接收信息的渠道狭窄,不利他们的全面发展,对其后续发展造成难以弥补的欠缺。当然,城市流动儿童家庭自身还存在诸多问题,这需要随着社会自身的发展来改变。
(二)重要的外因: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健全
城市流动儿童家庭自身存在的缺陷在短时期是难以得到较大改观的,所以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关爱和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但令人痛惜的是,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对这些城市流动儿童的基础教育保障方面一直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1.教育资源严重分配不均,“以流入地为主”的财政投入体制缺乏相关配套协调机制支持,权责不对等、规则不明晰且投入较低:这里的分配公平的教育资源主要是指受教育权和各种受教育的机会,即人人都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在教育竞争面前都有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但一直以来,我国城市对教育的投资远高于农村地区,城市的教学设备、师资力量等远优于农村,这与我国的财权上交,事权下放政策不无关联。我国的福利支出主要由省级以下政府承担,这种福利支出责任机制对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财政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而言,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经费是一笔难以负担的公共支出,且不少“流入地”政府对解决流动儿童基础教育问题可能会产生“洼地效应”(吸引更多进城务工子女入学会给城市的公共服务、财政支出造成压力)存在忧虑,投入缺乏积极性。而不同层级政府职责不明确,权责配置不合理更加剧了福利制度地区分割的局面,影响跨区域流动儿童平等的教育权。
2.城乡分离的二元体制使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受限,被排斥于城市教育体制之外: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长期形成了城乡分离的二元体制,进城务工人员长期在与户籍挂钩的住房、医疗、社保等方面被排斥于城市保障制度之外,因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按户籍分配,没有流入地的户口的外来儿童当然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和城市孩子享受同样的良好教育。若想要接受城市教育,除缴纳正常的学杂费外,还需额外交借读费等,这让本就收入低微的务工家庭无力负担。因此,户籍是阻碍农民工子女享受城市教育的制度障碍。
(一)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建立明确的政府间教育责任分担机制
从当前来看,我国的教育支出比例占财政支出总体较低,这表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仍不足,导致“质高价廉”的公办学校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相对不足。所以,国家必须在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比重的前提下,着重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责任,特别是在基础教育财政收支方面,应建立省级为主、各级政府共同分担的基础教育经费保障体制。
(二)打破城乡户籍分离的二元体制,保证流动儿童享受与当地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
农民工子女之所以入学难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前所实行的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管理体制造成的,只有尽快消除这一阻碍因素,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工子女上学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让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流入地政府也才会重新制定合理的流动儿童接受基础教育的收费标准,取消目前所必须缴纳的额外费用,从而减轻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费用负担。
(三)家庭、社会、国家相结合,多途径扩大公益性、普惠性教育资源供给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问题凸显,反映出的城市教育供需失衡本质上仍是短缺问题。所以,除了加大政府投入,新建、改建、扩建一批安全、适用的公办院校外,还需相关政策引导、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普惠性义务教育学校,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符合质量、安全等条件,较多吸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的民办院校予以补贴及相关政策优惠,以缓解进农民工子女基础教育服务需求紧缺现状。当然,家庭教育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务工人员应在工作之余给予孩子学习上应有的关心和帮助,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受教育环境。
(四)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进流动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法制化
虽然法律明确规定我国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但因教育资源缺乏等问题,目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基础教育还面临着严峻困境。所以,我们急需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障流动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以法条明确流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对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的责任,同时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让公办、民办学校共同发展。也只有将私立学校的合法地位写入法律,才能更好地引导管理这些学校的成长,以此真正保障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
总之,社会福利事关国计民生,教育发展事关民族兴衰存亡,而教育发展又是社会福利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要真正实现我国确立的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目标,解决好教育尤其是目前城市流动儿童基础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保证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享受到与当地孩子平等的受教育权就显得至关重要。
我国城市流动儿童基础教育问题探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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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切,一方面,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另方面,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决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等教育问题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科学之所以纳入学校课程中,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学生可以有机会了解身体情况和所处生态环境;其次,各阶段的科学都为更复杂的研究奠定基础。通过学习,部分学生会从事科学或科技的研究工作。学生在学科选择方面的明显不平衡,这是一个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改善的问题,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科学教育对学生的高等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性别方面,也有着很长的一段历史。本文通过对社会、政治和智力等因素的分析,对中澳高等教育中科学教育在性别上的不同进行比较。介于比较的重点是性别,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男女同校。
关键词:性别;高等教育;科学教育;社会;政治;智力
一、澳大利亚的科学教育
高等教育在澳大利亚是一个相对新颖的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中等继续教育取代少数人或特定学生群体的经验,成为受教育的标准,1964年马丁报告(MartinReport)之后,高等教育作为扩展教育进行重组。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经历一段充满争议的阶段。这其中,社会和政治因素对教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性别方面。20世纪70年代早期,与男孩相比,大多数的女孩不会完成学业,因此她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学校教育习惯性地忽视女孩,教师很少注意她们,学校也不可能分给她们非学术类的课程。同样,在12年级,与男孩相比,女孩也没有机会学习所有的可以获得升学机会的学科,因为当时的校方认为,为女性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没有必要,声称“女孩并不会从高等教育中受益”。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女孩的学校教育决定她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和身份。因此,关于高等教育中性别平等的政策在1973年出台,联邦学校委员会组建一个临时委员会,以调查学校教育是否影响女性学生的高辍学率。最终,联邦学校委员会在女性学生中间做了一个关于对于学校教育要求的问卷调查,这在澳大利史无前例。这份名为《女孩、学校和社会》(Girls,SchoolsandSociety)的调查报告指出,学校加强了性别模式化教学:采用具有性别歧视的课程材料,不使用可显示出女性重要社会角色的材料,不重视非模式化家庭;低估人际交往能力,不指任女性担任学校校长或加入学校执行委员会。这项政策影响了学校课程的设计和改良。自各种政策施行之后,公众开始广泛关注女性教育,本文称之为“向女性教育的倾斜”。在这种条件下,女孩的学术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当然,她们在接受继续教育和职业选择方面就有了更广泛的选择。种种有利条件吸引女性乐于学习很多科学相关科目。澳大利亚国家数据统计显示,女性开始学习与生物相关的课程,且在全国范围内,女性在各个科目报名学习的比例分别为:科学35%,医药40%,牙科30%,但只有7.5%的女性选择工程类。与此同时,国家天主教会委员会报道,天主教会学校正着力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他们改善女学生在学习科学、技术和体育的设施,以保证资源的平均分配。国家私立学校委员会也分配给女学生更多的教育资源。尽管在当时,女学生逐渐开始进行科学科目学习,但报名上课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是男学生。学习科学的主要群体仍然是男学生。
研究表明,当不同年级的学生被要求画出一位想象中的科学家时,95%的学生画的是男性科学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大多数学生和教师的观念中,科学家通常是男性。事实上,性别在学校中被重新情境化了,“对男女恰当的行为方式的理念转化为了使之接受恰当的学科教育”。一旦一门科目对参加学习的学生有了性别要求,比如男性报名时,男学生就会得到鼓励,而女学生的积极性则会被削弱。反之亦然,一些如语言和打字之类的学科,则会吸引更多的女学生。就读于中学和大学的学生比例己证实未来科学的前景属于男性。在某种程度上,澳大利亚和西方及北美国家所处的情况相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科学教育的“歧视”现象就己被提出。美国国家评估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学及高等科学教育中存在一个主要问题:学生成绩下滑和兴趣丧失,是因为很多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发现,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很难应用于现实生活中。个人来讲,科学课的内容设计己超出实用范围,这导致更少的女学生参与这些科目学习。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学校性别平等政策中对女学生的关注开始向男学生转移。自由国家联盟政府己投入大量资金到教育项目中,例如“男学生的成功”,在当时己不再有针对女学生而采取的投资干预措施。作为澳大利亚政府的门户之一,澳大利亚科学教育部(DEST)网站在2004年11月出现“学校”的图标可供学生进行选择,然而只有“男性教育”却没有相应的“女性教育”,显然说明针对女性的教育己不再得到重视。对政策的接受或妥协,只会让教育各个部门达成一致,但同时“女权保障”办公室(由联邦女性权益办公室资助)对女性教育提出一些建议,如“对女性在校教育的需求”进行评估,这看起来己不再有“性别差异”,特别是评估那些可能没有完成学业,或由于经济等原因无法完成学业的学生对学校教育的需求。纵观公众或政府对性别教育所做出的努力,这是一个曲折且充满未知的过程。在近几十年中,和男性比起来,更多的女性在中学及大学学习科学课程,这一现象被大量报道。但对一些高收入的领域,如物理和化学,女学生并没有很高热情。因此,通过对性别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政策和社会影响可以促进男性教育,而这一结果并不是有意而为之。因为,对女性教育的关注,意味着要指出教育的困难或障碍,如哪里出了错或哪里需要改进,以便向教师提供更好的教材和教学方法,这不可避免地会使男学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例如,教师在课堂上不可以只提问男学生,而是要对不积极的男学生和女学生投入更多的精力。教师也不可以只使用策略提问女学生,而忽视成绩好的男学生,他们同样需要得到教师的注意。所以,实施一种更好的针对女学生的课程,而不使男学生从中受益,是不可能的。除却这些优势,男学生可以意识到他们的女同学在智商、能力和野心方面与他们是相同的。在世界范围内,女性在工作中己经获得很大成就,而且这一趋势会一直持续。因此,更多的女性选择接受大专等高等教育,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过短暂的“向男性教育的倾斜”,但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教育趋势会转向男性?这一项目的成功很可能取决于教师、辅导主任及教育部门的管理人员。
二、中澳科学教育比较
本部分讨论的是中澳中专以上的科学教育在性别差异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两国都经历长时间饱受社会、政治和智商等因素影响的斗争。基于研究结果和笔者的经历,本部分会对中国教育现状做简要描述,同时比较两国的教育特征。首先,与澳大利亚的教育历史类似,早年中国无论是小学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存在性别歧视。当中国刚开始施行教育之初,大多数人就坚称只有男孩可以接受学校教育,女孩应该在家里照顾家人。学校的创立始于吴怀旧(音),他支持女性参与公共教育以强国,介于当时为外国势力所利用,及清朝日渐衰落的政治和经济,所以教育的目的是“拯救并复兴中国”,显然这是强调个人对国家的贡献,而澳大利亚课程的设立是以个人发展为目的。其次,两国课程设计覆盖范围很广。尽管中国教育包含道德、中文、外语、算术、历史、地理、绘画和体育,但是学校对“家庭和体育教育”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此不同的是,澳大利亚更多地注重自然科学教育。因此,中国教育的中心是提高个人体能,而澳大利亚投入更多精力的是在扩展和加深学生常识和基本知识方面。再次,政治因素在性别教育的发展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澳大利亚的科学教育广受无处不在的报道和大事件的影响,而非出于个人想要受教育的愿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呼吁成员国成立工作小组,作为学校课程设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享各自在科学、科技和数学课程教育方面的经验。中国科学教育同样受到西方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在中国,甚至一些由西方传教士所经营的高等教育机构,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针对中学及高等教育有远见且有实践意义的想法和理念。1919年,国家教育联合会第五次会议在山西太原召开,会上代表坚持男女学生在教育方面不应存在理论上或实质的差别。然而,由于研究证明,男女的大脑构造不同,知识界对此进行热烈的讨论。一篇发表于当时最前沿的激进期刊《新青年》题为《女性问题》的文章指出,平等教育,并不意味着女孩和男孩学习相同的科目,由于“生理结构区别”,女学生应该学习人文科目,而男学生应该学习科学。
当时社会提供给女性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不多。澳大利亚的一些专家也持有类似观点:“女孩并不会受益于这种类型的教育”,本文前半部分对此有所提及。由于对女性教育的歧视,整体教育趋势是更多的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时选择艺术而非科学,这导致科学教育性别不平衡的现象更为严重。10年前至今,中国教育的领先观念之一己转向女性教育,特别是那些只有极少数女性学习的科目。中国政府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女性现状》的报道,体现对女性高等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这包含大量培养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并鼓励女性参与其中的意思。这篇报道的目的是提高女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吸引其从事科学方面的研究。结果是很多女性从大学或职业学校毕业后,在各个领域,如物理、基因工程、微电子和宇宙研究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功。不到10年的时间,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增加3倍,从27000增加到183000人。由此看来,中国“向女性教育的倾斜”经历一段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期,且女性吸引来自社会、政治和知识团体的注意力,她们致力于实施各种方法,以改变女性在高等教育中所处的劣势。这些方法进展顺利,比如调整科学课程设置、教师对男女学生的态度以及用以吸引学生对科学课兴趣的方法等。在这方面,澳大利亚与中国相近。唯一的显著区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自由国家联盟向男性教育提供大额资金支持,而当时中国教育部仍着力提高女学生在科学学科的成绩。最近,两国教育部发布一些针对高等科学教育中性别平衡的政策。但既然一些“生理原因”导致男性在某些领域占有优势,那么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是否会再次倾向男性,还是不同性别在科学学习方面终会平衡?
三、总结
现今社会,社会大众看重基本科学知识,并把它作为从事高科技领域的有效手段。没有性别差异而广泛接受的科学教育,是众望所归,用Cohen的话说:“我们并不清楚未来将会带来什么,但是我们期待会有一个不断丰富的、全球共享的资源和模式以改善科学教育,这种教育易于理解接受且适用于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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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在校大学生有2468.1万人。普通本专科招生699.8万人,毕业生638.7万人,全年研究生招生61.1万人,在学研究生179.4万人,毕业生51.4万人。毫无疑问,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教育大国,但是教育大国与教育强国之间却不能划上等号。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中仍然存在着较多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的高等学校尚未形成完善的教学、科研、管理制度。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应当借助契机,不断更新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观念,促进高等教育教学改变的健康发展。
一、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发展现状
高等教育教学管理,是在高等教育环境中,管理者通过制定相关制度和其它管理办法,以完成高等学校培训人才目标的过程。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核心要素就是教学管理,其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高校的整体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品质,同时也影响学校的整体建设。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培养人才,提升学校的品牌形象,打造学校的综合竞争力,必须正视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的现状,明确存在的问题,在事实的基础上明确目标,制定计划,科学合理地优化教育教学管理模式。总体来说,我国目前高等教育教学的管理机制相对新时期的发展情况,是比较落后的。主要表现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管理机制和培养模式四个方面。在专业设置方面,屡屡出现教育部公布的“红牌专业”,师资和硬件模式与专业设置完全不匹配,计划经济色彩浓厚。课程体系方面仍然是填鸭式教学,忽视了学生的兴趣和创新思维,教学内容陈旧,甚至远落后于时代发展。体系中的实操部分太少,学生缺少实践的机会。在管理机制方面是比较机械的,学生的自主性受到抑制,缺少人性化的管理。在培养模式方面与市场脱节,很多的学生无法就业,或者所学专业与市场无法对口,缺乏市场导向,高校学生的就业率压力逐渐增大。
二、新媒体对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启示——“以人为本”
21世纪是媒体飞速发展的时代,特别是随着电视的空前普及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类文化的表达方式正在悄然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视听文化在教育事业上的应用,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教育教学方式、信息接受方式和思维方式。英美等发达国家实行数字教材、电子书包与数字课堂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具有战略性的借鉴意义。我国也应像英国、德国那样重视对新媒体的教育,从学生开始,逐步培育公民的新媒体素养。重视教育对象,做到以人为本,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改革教学管理模式。善用新媒体,进行观念创新改革的根本是观念的创新,创新是一切改革的强大动力。从当前情况来看,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其新媒体使用频率都非常高,而管理者也必须要转变思维模式,培养创新理念,注重高校的教学管理工作,注重高校的教学质量,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相关特点,集思广益,创新观念。构建开放、公平、透明的新媒体平台,实现以人为本,体现人性、尊重人权,深刻理解和重视人的需要。充分激励广大师生,使教学管理过程和谐而有效。同时,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吸纳新媒体的优势元素,注重学生的媒介素养。“微时代”的高校教学管理建设2012年时,新浪微博作为新媒体的代表走进全国高校,启动了校园微博大全评选活动,并推动各高校建立微博协会,加强校园微博建设。由此可见,高校教学教育管投影、音响等设备,打造真正的互联网时代课堂教学氛围。配备电子书包、电子教材,充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利用新媒体所提供的强大技术支撑,开展高等教育的相关工作。第三,学校网站和BBS论坛建设。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校园网络建设已逐步成为学校的基础建设项目,更成为衡量一个学校教育信息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校园网的基础上,建立移动图书馆、网络课程、信息公共平台等,对内我们传递信息,互通有无,对外校园网则是一个学校的窗口。对外界尤其是将要报考的学子来讲,官网是他们接触的第一印象。校园网应当具备先进性、实用性、灵活性、开放性、安全性等特征。为在校学生和教师提供服务,对外塑造学校的形象品牌,展示校园风采。以人为本,做好新媒体与面授的两个课堂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核心要素是“教学”,多媒体技术给高校教学带来了电教化手段,而如今新媒体却带来了更新的思路,即建立课上课下两个课堂,除了面授以外,还可以以人为本,建立新媒体课堂,以助于更好地进行教学活动。以MOOC为例,著名大学的教授,将精品课程置于网络之中完成资源共享,不论是哪个地方哪个学校的学生,只要登陆MOOC网站,就能随时观看教授们主讲的课程。我国高等学校也需要将新媒体技术引入到我们的实际教学过程之中,挖掘和开发新媒体课堂,可以通过编制微课程、微视频、手机MOOC视频等,整合知识点,配合官微等公共平台,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在新形势之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教学管理需要创新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效率。新媒体的高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有机会去了解别的高校,甚至国外其它高校的先进教学管理模式。因此,我国高校应当借鉴,合理运用,结合新媒体的特点,抓住新媒体与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切合点,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打造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教育教学管理新模式,促进高等教育的全面和谐发展。
三、新媒体视域下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具体策略
建立高校官方微博、微信、公共平台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是时下发展最快的新媒体形式。它以无可替代的便捷性与及时性,远胜于线下活动。同时,微博微信以图文并茂,甚至带有音频和视频的方式,使得传播效果更加丰富和生动。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新媒体,为各高校建立官方传播渠道,定期发布相关教学管理信息和公众活动信息,甚至可以实现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都已经完成了官微、官博的建设工作。通过微博微信,制定明确的教学管理制度,并实时发布,随时监督,实现全面覆盖,信息畅通。同时,高校还应打造微信公共平台,因为它更加简约、直接,能够精准地推送信息,达到较强的传播效果。高校可以充分利用学生团队,让他们管理微博的原创部分,并做好信息过滤和舆论引导工作,这样官微和官博又呈现出一种青春活泼的语言风格,更加贴近学生,更有利于开展教学管理工作。通过新媒体,实现与教师、学生的日常互动目前很多的学生和教师也多习惯于使用多媒体平台来获取信息,管理者通过现代媒体平台,可以保持与教师、学生的无缝连接,传递信息和实现信息的反馈机制也更加容易。管理者可以第一时间获取一线信息,了解学生和教师的需求,拉近与师生间的距离。而对于老师之间来说,他们可以通过平台开展交流,共享资源,共同提高。实施教学管理的信息化教学管理的信息化,主要是运用多媒体和互联网的数据储存、查询、信息处理等功能,以更好地帮助教师开展教学管理工作,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率。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做:
第一,建立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系统。无论是教务系统还是教师OA等,高等学校需要和企业一样,建立一个便于内部人员交流和沟通,便于管理者、教师和学生查询和进行信息反馈的网络平台。在这个系统内,管理人员可以发布相关信息、公告,各部门列出各自的事务安排,对各班级、系、院的学生进行教学质量监控,而教师利用这个平台可以管课、备课、提交教案、发布作业、答疑解惑、查询课表。学生登陆这个平台可以随时查询课表,提交作业,发表留言等。
第二,要想提升教学效果,必要的硬件设施投放也非常重要。学校应建立多媒体教室,配备计算机、电视、投影、音响等设备,打造真正的互联网时代课堂教学氛围。配备电子书包、电子教材,充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利用新媒体所提供的强大技术支撑,开展高等教育的相关工作。
第三,学校网站和BBS论坛建设。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校园网络建设已逐步成为学校的基础建设项目,更成为衡量一个学校教育信息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校园网的基础上,建立移动图书馆、网络课程、信息公共平台等,对内我们传递信息,互通有无,对外校园网则是一个学校的窗口。对外界尤其是将要报考的学子来讲,官网是他们接触的第一印象。校园网应当具备先进性、实用性、灵活性、开放性、安全性等特征。为在校学生和教师提供服务,对外塑造学校的形象品牌,展示校园风采。以人为本,做好新媒体与面授的两个课堂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核心要素是“教学”,多媒体技术给高校教学带来了电教化手段,而如今新媒体却带来了更新的思路,即建立课上课下两个课堂,除了面授以外,还可以以人为本,建立新媒体课堂,以助于更好地进行教学活动。以MOOC为例,著名大学的教授,将精品课程置于网络之中完成资源共享,不论是哪个地方哪个学校的学生,只要登陆MOOC网站,就能随时观看教授们主讲的课程。我国高等学校也需要将新媒体技术引入到我们的实际教学过程之中,挖掘和开发新媒体课堂,可以通过编制微课程、微视频、手机MOOC视频等,整合知识点,配合官微等公共平台,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在新形势之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教学管理需要创新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效率。新媒体的高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有机会去了解别的高校,甚至国外其它高校的先进教学管理模式。因此,我国高校应当借鉴,合理运用,结合新媒体的特点,抓住新媒体与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切合点,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打造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教育教学管理新模式,促进高等教育的全面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①雷树祥:《柔性管理:大学教学管理的新视角》,《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
②赵忠旋:《非理性主义文化管理——高校教育管理创新之路》,《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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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高海生、胡桃元、许茂组、熊国良:《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保障监控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教育研究》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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