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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 我国已经明确了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市场化发展 方向。然而,从国内外实践经验看,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垃圾处理中的邻避现象正日益严重, 并成为了垃圾处理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因此, 开展对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系统研究是极其迫切和必要的。本文以国际上典型的案例为分析载体, 对邻避现象的本质和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以期为我国各级政府寻找解除良策, 为推进和加快垃圾处理产业化进程做一些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目前, 学术界对于邻避现象的研究较少, 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民主、环境正义等政治 学、伦 理学 的角度来阐述邻避现象产生的原因。 台湾 的张震东教授在其着作《正义及相关问题》中认为, 民主国家在形式上赋予了自由平等权, 并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在此社会原则之下却容易形成“多数总是对的”的道德权威, 甚至以多数为名而滥用权力来压制少数, 造成所谓的“多数暴虐”[3]。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Vincent Ostrom) 等人也认为, 相信多数决策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多数人能够做出决策, 而这种决策是与少数人的利益相悖的。[4]可见, “多数暴虐”实际上是通过现代民主制度, 实现由少数人来承担使得多数人受益的项目的成本和风险。而当这部分人认为这种成本和风险异常大时, 人们所固有的自利倾向将会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反抗。垃圾处理产业中出现的邻避现象正是被有效组织起来的利益受损的“ 少数人” 对这种“多数暴虐”的抗争。台湾东吴大学的陈俊宏认为, 代议制民主制度是邻避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并提出了他认为能够与环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政策推行相兼容的审议式民主理论。[5]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出,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 产生邻避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下, 由于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决策原则, 产生了多数人获得的利益却由少数人来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不对称现象, 而当这种不对称在某种条件下变得不能被少数人所容忍时, 反抗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邻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生邻避现象的原因也许更加直接和清晰。邻避现象的本质是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在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偏离, 又可以把它分为正常偏离和非正常偏离。非正常偏离是由于人们在认识和观念上的扭曲而导致的, 对于垃圾处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认识偏差, 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外部性。正常偏离是指在现代垃圾处理模式下, 人们利益结构的调整未能到位而形成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偏差, 是客观存在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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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 我国已经明确了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市场化发展 方向。然而,从国内外实践经验看,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垃圾处理中的邻避现象正日益严重, 并成为了垃圾处理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因此, 开展对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系统研究是极其迫切和必要的。本文以国际上典型的案例为分析载体, 对邻避现象的本质和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以期为我国各级政府寻找解除良策, 为推进和加快垃圾处理产业化进程做一些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具体到垃圾处理产业, 本文认为, 产生非正常偏离的基本原因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1. 人们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垃圾危害的恐惧感认识的深入有利于人类更科学地对待和处理垃圾,但是, 认识的深入同样加深了人们对于垃圾处理的恐惧感。在前文提及的纽约、新竹等邻避现象的案例中,都曾经出现过由垃圾处理而造成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的经历。曾经真实存在的对于垃圾危害的认识,加剧了人们对于垃圾的恐惧, 从实践经验看, 不能不说这是垃圾处理产业中引起邻避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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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投融资角度来看,风险投资表现为一种资本供给,高新技术企业表现为一种资本需求,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融合效应:风险投资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育,后者的成长也为前者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融合效应
随着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高新技术产业则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第一支柱。但是,在科学技术向产业化转换形成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由于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存在,以及缺乏相应的资产担保。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要想从讲究稳健经营规避风险的银行获得借贷资金以及在IPO条件苛刻的证劵市场获取权益资本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专业管理的缺乏更是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道路上雪上加霜。因此融资困难和缺乏有效的专业管理成为了阻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障碍。与此同时,风险投资却在近几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猛发展。尽管风险投资家们一再强调,风险投资在选择投资对象时仅仅是看投资项目是否符合风险投资的风险与收益的要求,并未局限于高新技术领域,而高新技术企业中的主流企业也并不一定都具有风险投资的背景,但风险投资自产生开始就与高新技术企业密不可分,二者的融合是源于彼此的内在需要、符合两者本质特性的自然结合,也正是这种互利的融合决定了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不仅仅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赢的关系。本文将从理论上来论证这种双赢关系的存在,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优化我国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融合的建议。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在于不断提供新的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应用技术以及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其实质就是要提高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成功率。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有着与传统产业完全不同的特点。
一是高投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通常要经过四个阶段:技术酝酿与发明、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和工业化大生产。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每一阶段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持续投入。这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人力资本投入的高机会成本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科技创新的本质特性决定的,无任何历史先导的借鉴使得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导致大量的沉没成本的出现。
二是高风险。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风险主要有:投资决策偏差风险,依赖于历史数据分析的投资决策,在对无任何历史数据提供的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分析时,决策估算偏差的风险可想而知;技术研发风险,技术的不成熟与相关配套设施的欠缺使得技术的研发自始至终都存在着高风险;经营管理风险,科技创业团队的组成不合理,大量技术人员的存在导致企业缺乏相关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在无形中会增加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
三是高收益。高新技术产业提供的都是具有经济高附加值的服务和产品,通过科技的杠杆作用,使得高新技术产业可以获得比传统产业大得多的超额利润。
四是产品周期短。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额利润必定吸引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涌向该产业,使竞争加剧;另一方面知识经济下特有的技术扩散的高度外部性,使得其他人利用新技术生产产品的复制成本非常低。这一切导致要想在高新技术产业获得长期发展,只能依托技术的发展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来实现。
高新技术产业的这些特点客观上决定了融资和管理将成为制约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瓶颈。高风险、高投入的存在使得规避风险寻求稳健性的银行借贷资本很难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入资本。在中国,证券资本市场的发展还极其不完善,国家对IPO的条件要求相当苛刻,因此想要通过IPO从证券市场获取权益资本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而在经营权与所有权高度分离的现代企业体制下,专业分工细化的趋势使得企业的生产、科研、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分离,管理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因此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管理的工作一般都是交给具有专业水平的职业经理人,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的运转效率。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由于科技创新的高水平专业性要求和资金的有限约束,使得科技创新团队更加注重的是对于技术人才的网罗,而对于提高企业运作效率的专业管理人员,则大多是并不精通管理的技术人员兼任。这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经济体制下,必然会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又一瓶颈。
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着巨大潜在收益与较大失败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以期成功后取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风险投资是一种权益资本投资,但是他的投资实质却是以投资于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群,将其中成功的项目进行出售和上市,实现所有者权益的变现。通过高额的利润回报来弥补投资的支出和承担高风险的风险补偿,风险投资的高风险承担可由超出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得到弥补。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风险、高收益以及缩短的产品周期的内在特性与风险投资的高风险、高收益的中长期利润追求完全契合,风险投资就像是专为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而生的。风险投资的出现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十分适合的融资渠道,而且除了作为一种权益资本投资以外,风险投资还具有专业投资的特性,它不仅为创业者提供资金,还为管理者提供其专业的学识、经验以及广泛的社会关系。作为一个股权投资者,它会将自己的专业管理能力运用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中,帮助企业减少内部交易成本,从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运转效率的提高。风险投资的发展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解决了两大瓶颈问题。充足的资金、专业的管理与高科技技术知识的有机结合将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从而极大地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风险投资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对传统行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并没有在原则设定上厚此薄彼。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只需要看一下各国风险资本的行业分布,就会发现高新技术领域是风险投资事实上的“宠儿”。一方面这是由于高技术项目具有符合风险投资原则的一系列特点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高新技术产业优化了风险投资的制度和资源环境,促使了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对风险投资的发展也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风险投资之所以愿意冒高风险,选择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为投资对象,正是因为一旦投资成功,高新技术成果实现产业化转换,它就能通过技术垄断市场给风险投资家带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超额利润。追逐高收益是风险投资的动力,而蕴含着高额回报的高新技术产业当然成为风险投资的首要选择对象。其次,风险投资的根本目的不是通过股权投资来长期控制风险企业,而是定位在一段不算太长的投资期间内实现风险资本的快速增值。产品周期缩短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市场中一旦获得成功,企业资产和内在价值便如细菌繁殖般呈现几何级数倍增,风险投资机构可采取适当的方式将股权变现(蜕资),实现风险资本的较快回收,继而投入下一个风险项目,使缩短风险资本循环周期成为可能。所以,风险投资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向高新技术倾向”的特征。而高科技的动态性决定了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不断更新和丰富内容的持续性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无穷商机则是风险投资发展的动力源泉。
风险投资机构在其本质上仍然是一个风险规避者,高风险的承担是因为有高收益的回报作为动力实现的,风险投资者同样有降低投资风险的主观期望。而高新技术产业稳定发展则可以实现风险投资者降低投资风险的期望。首先,高新技术产业比别的行业拥有更短的产品周期和经营周期以及更快的产品更新换代速度,投资资本的快速回收和增值能够帮助风险投资将时间期限上的不确定带来的风险较投资其他行业相比降到最低。其次,在稳定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内部,由于高新技术的迅速外溢带来的高度外部性,也为风险投资者在进行风险投资决策时提供了大量的有用的参考信息,可以帮助风险投资者有效地降低决策风险。
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化是“鸡与蛋”的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有着融合的必然趋势,但二者在我国的融合却是十分有限的。目前,我国风险投资市场上存在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大量的创业企业资金匮乏,但得不到风险投资的青睐;另一方面则是上百家风险投资公司的风险资本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的风险资本悬浮在空中,无法落到创业企业的实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主要反映在投融资机制、运行机制、法律、政策、人才等方面。为了促进风险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笔者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从立法上看,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与风险投资的融合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风险投资活动时遇到的法律障碍。很多现行法律规定滞后于实践活动,同时在不少相关领域立法又呈现出大量空白,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要保障风险投资公司在项目选择、知识产权维护和所有者权益转让等方面的利益,就要尽快建立与风险投资发展相适应的中小企业法、风险投资基本法、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合伙企业法、知识产权保护法、公司法、税法、企业收购与兼并法、破产法等。
各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实践都表明,税收优惠政策是风险投资发展的“助推器”。政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较全面的税收优惠政策:一是完善直接税收优惠政策。在所得税优惠政策方面,通过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和高科技人才的个人所得税进行减免,以吸引和留住高科技型人员和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对风险资本收益实行减免所得税,这有助于鼓励风险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刺激更多风险资本的投入。在流转税优惠政策方面,要改变现行的与科技有关的流转税只局限于对科研单位的技术转让收入免征营业税的规定,还应拓宽流转税优惠政策面,包含风险投资公司。率先对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抵扣外购的固定资产纳税额,降低投资成本,增加投资收益。二是完善税收间接优惠政策,对加速折旧、税前还贷、延期纳税和特定准备金方面进行全面的税收优惠。三是把税收优惠的重点集中在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推广上,避免误导高新技术企业偏离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方向。
在西方发达国家,风险投资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也是最佳途径就是实现公司上市。由于高科技公司初创阶段大都为中小企业,难以满足在主板市场上市的条件。为使风险投资能够顺利退出,激发风险投资者的积极性,国外高新技术企业大都通过在二板市场上市来实现风险投资的变现。当前我国的中小企业板仍是主板市场的组成部分,离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市场还有很大差距,所以应根据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创新型企业的特点和风险特性,早日进行创业板试点,为风险投资创造最优的退出途径,也为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长久的融资渠道。
风险投资能否成功,关键是具备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并不断地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政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调动创新者、风险投资家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是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实现人才的合理配置,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自由、能充分发挥个性与才能的良好氛围;二是积极开展与国外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作,引进和学习先进的风险投资管理技术;三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吸引和鼓励高级人才从事风险投资事业。
[1] 曹政.论风险投资、创业板市场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J].当代财经,2000,(12).
[2] 熊波,陈柳.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治理结构[J].当代财经,2006,(4).
[3] 陈共荣,周良.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障碍与风险资本的制度安排[J].财会研究,2005,(6).
[4] Douglas.J.C,J.G Macintosh.Venture Capital Exits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University of TorontoLaw Journal,2003 (5).
[5] Zacharakis,A. Louis.The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Decision.Colorado: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2002.
[6] Douglas.J.C,J.G Macintosh.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Full and Partial Venture Capital Exits.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00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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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是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而破解邻避现象的基本思路是消除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上的差异。
关键词:邻避现象; 外部性; 冲突; 观念扭曲; 环境补偿机制
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 我国已经明确了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市场化 发展 方向。然而,从国内外实践经验看,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垃圾处理中的邻避现象正日益严重, 并成为了垃圾处理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因此, 开展对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系统研究是极其迫切和必要的。本文以国际上典型的案例为分析载体, 对邻避现象的本质和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以期为我国各级政府寻找破解良策, 为推进和加快垃圾处理产业化进程做一些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邻避现象的 英文 涵义是“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为“NIMBY”, 即一般所谓的“不要在我家后院”,指的是当国家推行某些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必要的政策时, 政策的目标地区却强烈反对把当地作为政策目标的草根运动。邻避现象展现出特定的大众自我矛盾的态度: 原则上赞成政府施政的目标, 但该目标的预定地不能与我家“后院”毗邻。邻避现象广泛存在于诸如兴建监狱、 工业 区、游民收容所、核电厂等许多领域。伴随着垃圾处理量的日益增加, 垃圾处理领域中邻避现象也日趋严重。为了解决垃圾问题, 大家都认为政府设置垃圾焚化炉或掩埋场是合理的, 但决不同意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自家住地的周围, 也就是说,只要别在我居住的周围建设这些设施, 就非常赞同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Fischer,1995) [1]。
同人类与垃圾相伴生一样, 垃圾处理和邻避现象也是共存的。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健康居住环境要求的提高, 邻避事件的发生更是日趋频繁, 几乎成了全球性的难题。上个世纪初, 美国的一些城市( 比如纽约) 为了图省事而将垃圾直接运往别的城市或外州进行填埋, 引起了垃圾接受地居民的强烈反抗,为了积极抵制垃圾运进“自家后院”, 他们有效地组织了“NIMBY”运动。[2]现如今, 在我国的许多大城市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浙江省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张福健认为,“固废填埋场对于地质条件的要求很高, 而且要离居民区一公里以上, 老百姓对此非常的敏感, 填埋场还不能远离危险固废的产生地,所以征地就异常的困难。”这位官员所说的“敏感”实际上就是邻避现象的一种表现。
垃圾处理是随着人口在空间的集聚( 城镇化) 、不可分解垃圾的增多、垃圾数量的巨量增加而逐步凸现的。随着 科学 技术进步, 人类合成了众多诸如塑料之类的不可分解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分解的化合物, 加之人口的空间集聚, 使得在狭小的空间区域产生了密集的垃圾。如此就产生了垃圾的成份和数量远远超出了大 自然 的自我净化能力, 从而出现了垃圾集聚、垃圾围城等非均衡现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尽管资源回收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总体上来看, 垃圾还是一种会给人们带来痛苦感受的“负 经济 品”。垃圾处理能够清洁人们的居住环境、防止病毒、细菌的滋生和扩散, 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 因而是一项价值创造活动, 是 现代 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
但是, 在现有的经济、技术、 法律 条件下, 垃圾处理过程是一个具有重大外部性的生产活动。本文认为,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的本质正是来源于这种特殊的外部性。在仔细考察垃圾处理中的外部性后发现, 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存在两个层次并且在每个层次上具有完全相反的表现形式。从全社会范围看, 垃圾处理美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而存在正的外部性, 因而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赞同; 从垃圾处理所在地这一狭小的区域范围看, 因为垃圾处理本身存在产生“二次污染”的巨大风险, 因而垃圾处理过程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 因而常常被周围居民所抵制。
因此, 现代社会的垃圾处理模式使得要在某一地点集中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 并存在“ 二次污染”风险, 这一模式实际上是把垃圾对人类造成的危害集中到了某一狭小区域的居民身上, 造成了他们的成本与收益的巨大分离, 是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来了多数人的环境收益。当成本与收益的脱节超出了人们的忍受极限时, 对垃圾处理的抵制就不可避免了, 反抗将随之而起, 从而产生了邻避现象。因此, 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本质可以简单地归纳为, 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目前, 学术界对于邻避现象的研究较少, 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民主、环境正义等 政治 学、伦 理学 的角度来阐述邻避现象产生的原因。 台湾 的张震东教授在其着作《正义及相关问题》中认为, 民主国家在形式上赋予了自由平等权, 并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在此社会原则之下却容易形成“多数总是对的”的道德权威, 甚至以多数为名而滥用权力来压制少数, 造成所谓的“多数暴虐”[3]。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Vincent Ostrom) 等人也认为, 相信多数决策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多数人能够做出决策, 而这种决策是与少数人的利益相悖的。[4]可见, “多数暴虐”实际上是通过现代民主制度, 实现由少数人来承担使得多数人受益的项目的成本和风险。而当这部分人认为这种成本和风险异常大时, 人们所固有的自利倾向将会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反抗。垃圾处理产业中出现的邻避现象正是被有效组织起来的利益受损的“ 少数人” 对这种“多数暴虐”的抗争。台湾东吴大学的陈俊宏认为, 代议制民主制度是邻避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并提出了他认为能够与环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政策推行相兼容的审议式民主理论。[5]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出,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 产生邻避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下, 由于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决策原则, 产生了多数人获得的利益却由少数人来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不对称现象, 而当这种不对称在某种条件下变得不能被少数人所容忍时, 反抗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邻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生邻避现象的原因也许更加直接和清晰。邻避现象的本质是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在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偏离, 又可以把它分为正常偏离和非正常偏离。非正常偏离是由于人们在认识和观念上的扭曲而导致的, 对于垃圾处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认识偏差, 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外部性。正常偏离是指在现代垃圾处理模式下, 人们利益结构的调整未能到位而形成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偏差, 是客观存在的外部性。
具体到垃圾处理产业, 本文认为, 产生非正常偏离的基本原因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1. 人们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垃圾危害的恐惧感认识的深入有利于人类更科学地对待和处理垃圾,但是, 认识的深入同样加深了人们对于垃圾处理的恐惧感。在前文提及的纽约、新竹等邻避现象的案例中,都曾经出现过由垃圾处理而造成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的经历。曾经真实存在的对于垃圾危害的认识,加剧了人们对于垃圾的恐惧, 从实践经验看, 不能不说这是垃圾处理产业中引起邻避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垃圾处理的负面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判断。
随着污染控制技术的进步, 垃圾处理过程所产生的二次污染已经获得极大遏制, 能够达到各种环境标准。以垃圾焚烧处理为例, 自从上个世纪90 年代, 在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炉(MSWI)的飞灰中检测出二恶英后, 焚烧排放作为二恶英的环境来源, 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 科学 家的重视。同时, 由于其高毒性特征二恶英也成为环保团体反对垃圾焚烧最有力的证据。但从近一两年检测机构对烟气回收设施完善、设计合理的焚化炉所排放烟灰的检测结果看, 二恶英的排放完全能够达到环保标准。据2004 年9 月14 日《光明日报》报道, “我国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经他们检测的国产立式气旋热解气化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仅为0.011 纳克, 是国家标准的五十分之一, 日本及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 且燃烧效果远优于价格昂贵的进口焚烧炉。”[6]
尽管如此, 由于新闻媒介对于日本等国家早期建造的垃圾焚烧工厂排放的二恶英的负面报导, 还是导致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造成二次污染“谈虎色变”, 即存在“负面新闻扭曲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的观念”的现象, 这就是负面新闻的副作用之一。《芝加哥 论坛 报》前任总编辑杰克·威廉·富勒认为,“相对于好事情而言,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某个社区的谈资。麻烦事易唤起一些人的同情心, 而易使另外一些人产生宿命感, 恐惧和愤怒比仁爱具有更大的冲击力。”[7]
正常偏离意味着垃圾处理地的居民实际获得的收益少于应该得到的收益, 而实际支付的成本却多于应该支付的成本。根据基本的 经济 学原理, 政府应该通过环境补偿机制对处理点居民所承受的损失进行补偿。根据“成本- 收益”这一基本分析框架, 当获得的补偿等于或超过了所受到的损失时, 集中处理点的居民会接受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例如, 台湾 新竹市市政府执意要在原来掩埋场旧址建设焚化炉, 承诺焚化炉营运后将给周围居民种种回馈, 包括温水游泳池、运动场、社区公园、电费减免和回馈金时, 有些居民和议员就“松口”了。然而, 按照目前的经济、技术水平, 构建完善的环境补偿机制却是极其困难的, 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原因:
1. 垃圾处理过程造成的“二次污染”的知识并不充分, 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对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二次污染”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样一种渐进的认知过程会在人们头脑中产生“污染严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的思维惯性, 进而导致补偿标准制定过程的复杂化。
2. 环境资源定价的困难性。垃圾处理外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造成环境污染, 减少处理地的环境容量, 必须对遭受损失的环境容量进行补偿。[8]然而, 产权、外部性和环境修复成本的不确定性和事后性都导致了环境容量定价的困难, 进而引起了政府与居民之间在确定环境补偿标准上的巨额议价成本,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环境补偿机制的有效实施。当然,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之外, 在操作层面上, 补偿资金的欠缺也是引致环境补偿机制缺失的重要原因。
如果把垃圾处理设施看作人类社会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进而实现可持续 发展 的规范性目标的具体途径,邻避现象反映了这些途径对于人们现有的利益和权利结构的改变。本质上来说,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是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在现有的 政治 、经济、 法律 、技术条件下, 这种冲突往往会由于人们对垃圾危害认识的深入、负面新闻对于垃圾处理观念的扭曲以及环境补偿机制的缺失而深化和变得更为持久。本文认为, 破解垃圾处理领域存在的邻避现象基本思路是消除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上的差异, 其基本途径在于: 加强社会公众、技术人员和政府官员之间在垃圾处理方面的信息沟通和交流, 在公众中形成客观的垃圾危害观念; 消除负面新闻的观念扭曲效应; 建立和完善对于垃圾处理地居民的环境补偿机制。
[1]Fischer,F.,1995, Hasardous Waste Policy, CommunityMovements and the Politics of Nimby:Participatory Risk Assessmentin the USA and Canada in F.Fischer&M.Black (eds) GreeningEnvironmental Policy:The Politics of a Sustainable Future, ST.Martin’ Press,165- 182.
[2]Michael Valenti, 1995, the early days of incineration,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y95, Vol. 117, Issue 5, p72- 77.
[3]张震东. 托克维尔论民主社会之自由问题, 载于戴华, 郑晓时主编《正义及相关问题》[M]. 台北: 中研院社科所, 1991.
[4]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等. 美国地方政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2.
[5]陈俊宏. 永续发展与民主: 审议式民主理论初探[J]. 东吴政治学报, 1998, ( 9) : 85- 122.
[6]我国垃圾焚烧“二恶英”控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N]. 光明日报, 2004- 0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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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查尔斯·沃尔夫. 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M]. 北京: 中国 发展出版社, 199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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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渔港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整个渔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也是渔业生产的重要依托。渔业产业集群的形成要以渔港的发展和渔业经济繁荣为先决条件,其内容涵盖三大产业,并且与旅游、交通、市场诉求与规模有紧密关系,核心的价值在于以中心渔港为主体的经济聚集体。中心渔港的建设在渔业经济的发展以及渔业产业集群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必须把中心渔港的建设与整个渔业产业经济发展进行有机结合、有效规划,以利于渔业产业的集群;在中心渔港带给产业集群的效应,激发渔业产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传统的渔港,依托码头满足渔轮进港卸货、补给、修整、出海捕捞生产,单一渔轮生产性功能,同时设施不健全,规模普遍偏小,无法形成规模经济,综合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不明显。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单一生产性功能的传统渔港被拆迁的案例时有发生,对渔业产业经济发展、产业人员生产与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
21世纪初国家提出了中心渔港概念,并在全国主要沿海城市布局。中心渔港由传统的单一性功能向多元综合性功能的发展,在传统渔港功能基础上增加鱼货交易、活鱼暂养交易、深度加工、休闲渔业等功能。使中心渔港汇集了三个产业,形成集海上渔轮捕捞回港卸货、生产补给、修整维护、安全避风、活鱼暂养、产品仓储与交易、物流配送、休闲渔业、旅游餐饮等为一体产业集群平台,引领产业链延伸的相关产业集聚,起到产业集群的效应,从而形成渔业产业经济圈。
3.1 着力于中心渔港建设 针对传统渔港存在的问题以及建设的现状,为加强中心渔港促进渔业产业的发展的作用,我国的渔港建设应该着力于中心渔港的建设,对于构建渔业产业化平台、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推动渔业产业发展和渔业产业集群经济效益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加大对中心渔港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基础功能;拓展渔港功能的多元化;通过提供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支持,结合产业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和产业集聚,发挥中心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效应,即以中心渔港为平台、渔业为基础、渔业产业链为依托,集渔船避风、补给、水产品集散物流配送和深度加工、休闲渔业、滨海旅游等为一体的产业集群,以及产业链延伸企业的集聚,拉动渔业经济三大产业的发展,构建中心渔港的渔业产业经济圈。
3.2 中心渔港经济建设要与社会发展相统一 中心渔港已发展为多元化的产业聚集,是集渔业捕捞、养殖、加工生产,补给与避风相结合,信息服务、休闲旅游、物流配送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渔港。其建设不是单一渔业方面的问题,而是涉及交通、物流、旅游等,多行业、多方面互相联系的整体工程。因此在中心渔港建设中,必须发挥中心渔港的带动效应,宏观调控,加强多主体的沟通协作,使中心渔港的建设与相关部门相关行业的建设配套体系融为一体,与产业结构的调整路径融合、与当前的社会发展相统一。
3.3 建设要致力于渔港经济发展 中心渔港的建设,除了应该完善其基础设施,与相关产业相协同,以此来提供给渔业生产更全面的服务保障;还必须注重对其经济功能的强化,加速渔港经济的发展。中心渔港是城市建设社会发展、渔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市场需求、渔业经济和渔港发展的必然;是渔业产业人员从事渔业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涵盖渔业的一、二、三产业,涉及交通、旅游、城市建设等领域;集合了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要把中心渔港建成以渔港为平台,渔业为基础的经济、城市功能区。如:新兴建设中的天津中心渔港,将成为地区的地标、渔业产业经济的标杆,它所带来的产业经济集群效应在推动所在区域的城市发展、经济的繁荣都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渔港经济发展:一是“以港兴渔”。以中心渔港的建设为依托,加速渔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二是“以港兴业”。以中心渔港为依托,加速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包括海洋运输、渔机修造、渔船、餐饮旅馆、物流配送、中介服务等。三是“以港兴城”。合理利用港区周围的土地资源,推进渔区的城镇化建设,使群众性渔港的渔民逐步转到中心渔港港区并逐步向城镇转移,解决转产渔民的再创业、就业问题,从而加速渔区城镇化进程。
3.4 规划的文化性 在中心渔港的规划、建设过程中除了注重其经济效益的提高外,还要注重打造文化港口的观念,让文化在中心渔港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文化港口的建设的特色化和个性化能进一步促进渔港的建设和渔港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很强的辐射力和聚合力。在中心渔港建设过程中,融入我国丰富而悠久的海洋、渔业文化,将其发扬光大,将成为国内渔港建设上的重大突破。
3.5 规划的生态性 生态渔港是渔港建设的必然趋势,也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主题,在渔港规划设计上,必须遵循生态优先的发展原则,注重“社会、自然环境、经济三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生态导向的作用,以长远的眼光规划中心渔港建设。
产业集群是美国学者波特提出的,将其定义为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实际上产业集群是把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通过分工专业化与运营的便利性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运营组织方式,是推动地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在中心渔港产业集群中涉及如下行业的企业:
捕捞业的渔具、设施、船舶制造与航修;渔获物的交易、物流配送、保鲜、等;养殖业的种苗,饲料、药业、物流等;加工业的加工保鲜技术、生物技术、包装业、仓储、物流配送;休闲渔业的旅游观光、餐饮业、购物,涉及电子、机械、化工、物流、旅游等领域的行业。中心渔港的建设奠定了渔业产业集群的基础,推动渔业产业及产业链延伸相关企业入驻集聚运营,促进运营的分工协作,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优势在于提高了生产、运营的效率,促进集群内部资源整合,提升了区域经济竞争力;在集群中的主体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临近性,中心点是渔港,其余集群内的各主体分布在这个中心周围;各个主体之间是相互联系、互相依存的;集群内的资本、信息、基础设施等为各个企业所共享;集群内的科研机构、组织等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汇集的优势使中心渔港在渔业经济发展中起到产业集群的效应。
4.1 规模经济效应 中心渔港的渔业产业的集聚效应,聚集着大量相关且专业化的企业,同时吸引着产业链延伸的关联企业集聚,集聚的发展又产生了扩散效应,促进企业间运营的交流和传播,由此又推动了企业的入住经营。如此形成的产业集群,在进行了自我完善合理布局之后,进入内部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又将吸引更多的相关企业向该集群集聚,伴随着关联企业的集聚,促使行业企业之间密切而广泛的双向关联关系;同时,由于剧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将更加重视运营、技术的创新,以此支撑企业的持续发展扩大,带动产业链中其余相关环节的生产、运营。产品市场会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好的产品,资本市场的资金运作更加灵活,企业从信息市场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样、成本更加低廉,集群中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利用也会有显著提高等。在中心渔港经济产业集群内部,规模经济日趋合理、完善。专业化的生产、运营与专业化的分工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效应。
4.2 竞争效应 中心渔港经济产业集群中的各个主体,分享细化分工而带来的高效率,在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性,降低了运营成本;核心骨干企业在集群内部获得资源高效整合平台与空间;创新能力高、产业关联度高、科技含量高的核心骨干企业有机的联合在一起,提升了市场竞争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利于集群企业对产品的质量、价格以及特性进行相互比较,形成了一定的标准,由此将给企业带来竞争效应。企业为了在市场中获取一席之地,必须通过降低产品价格、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等方式来达到目的,或者通过提高本企业产品与其他同类型产品之间的创新获取竞争优势。企业产品的制定往往是依据市场需求,即用户接受程度而来;而同类企业面对的用户往往没有区别,因此,如果一个企业要在同类企业中获得市场认可,就必须生产出差异性产品。另外,经济集群的形成也给消费者带来利益,消费者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更快速的在众多产品中的寻求符合自己需求的产品;市场接受程度高的产品激励着企业控制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而提升整体竞争能力。中心渔港的产业集群为企业创建了竞争的平台与空间,由此带来提升竞争效应,为集群中各个主体提供创新的条件,促进其发展。
4.3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中心渔港渔业经济的产业集群发展离不开与其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渔业产业链的整合和延伸离不开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渔业结构的优化也离不开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以高科技为支撑的海洋新兴产业涉及种苗培育、水产品深度加工、海洋生物制药、信息服务等产业,集群内部的创新和细化分工可以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可以衍生新企业,从而带来集群结构优化效应;对于规模小、低水平生产与运营、结构简单布局不合理的主体,推动其转型升级或淘汰;促使集群的各个主体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提高产业生产与运营能力和水平、提高产业资金量和追求附加值最大化的经济;甚至更大跨度、更多范围整合产业资源,使产业链延伸更长。以中心渔港为平台,以渔业为主导的产业链延伸推动了第三产业发展;产业集群企业的集聚、市场的需求促成专业市场和服务型行业的形成。中心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会使渔业结构低附加值区提升到高附加值区,从单一化的渔业运营转变到多元化的综合性运营;另一方面,中心渔港的产业集群效应提升渔业的经营利润和经营方式,传统渔港以扩大规模为主的粗放型生产逐渐转变为以提高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为主导的集约型运营。由此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结构合理。
由上所述,中心渔港在渔业经济产业的集群效应显而易见,集群效应推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扩大,产业在资源整合、转型升级优化结构,引导企业规模、效益扩大及渔业产业经济规模扩大和持续发展。
中心渔港在渔业经济产业集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渔港建设时要着力于中心渔港的建设;中心渔港的建设要与社会发展相统一;建设要致力于渔港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心渔港的规划、建设要注重我国的海洋、渔业文化性极其内涵,注重生态性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的美丽。规划、建设好中心渔港,为渔业经济产业集群奠定好基础,在中心渔港带给渔业经济产业集群效应所带来了渔业经济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从而推进渔区的城镇化建设,使城乡一体化逐步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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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在经济处于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的形势下,以增发国债为政策突破口,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实现增加投资、促进消费、扩大出口,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领域的一种主动出击。主要目标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一)此次出台的投资拉动举措有向民生方面倾斜的特点。虽然投资拉动依然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但这次更重视民生,十项措施中至少有五项以上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与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人群有关。
(二) 首次把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税制转型改革列入了扩大内需的举措之中。此次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约1200亿元,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未来还将在降低工薪阶层、个体经营者和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收支出、扩大城乡居民消费补贴范围和积极推进消费信贷等方面加大力度,以刺激消费需求。
(三)此次出台的措施将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一方面将促进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等举措,这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另一方面,此次出台的措施将扩大投资与拉动消费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这些投资既有利于促进当前消费、拉动经济,也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构建和谐社会。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借助于财政支出的增加、国债发行的扩大以及税收政策的调整,同时通过比较宽松的出口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助,不断地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是我国经济受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具有着“思路新”、“力度大”、“导向明”以及“工具多”等鲜明特点,当前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减税、扩大国债发行以及增加政府投资三个方面,所以本文尝试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分析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
(一)减税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在积极财政政策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减税,从目前的发展情况分析来看,由于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我国企业的发展一度面临着困境,对企业实施减税的政策已经成为必然,下面就几个税种进行剖析。首先,出口退税和经济增长一般是正相关。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已经多次借助于出口退税率的提高以及出口退税范围和项目的扩大等措施,为企业压力的减轻提供了良好的帮助;其次,一般来说,涵盖了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以及营业税的流转税主体税种与经济的增长是呈现出了负相关关系,因此减少流转税的征收,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目前我国进行增值税的转型的相关改革,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促进消费的回暖,促使投资的热潮更加明显,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再者,企业所得税也与我国经济的增长是负相关的关系,企业所得税对生产要素起着两种效应,即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在这两种效应中,替代效应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所以总体效应就是企业产出的减少会受到所得税的增加的影响,因此,完善企业所得税的相关政策和工作,能够有效地刺激国内需求,对经济的复苏也有着强而有力的促进作用。
(二)扩大国债发行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要想促使积极财政政策能够获得更大的成效,最切实可行的一点就是在不促使微观主体负担增加的前提下扩大政府的投资,在这样的状态下扩大国债发行就是最佳的选择。在近些年的各项改革中,我国的经济已经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财政收入的日益增加促使财政赤字逐渐减少,借助于国际上比较通用的经验数据和指标分析来看,我国国债的负债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能够提供更加宽阔的发债空间。就一般情况而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势必会让国家财政赤字增加,但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仍然在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之内,结合我国的国民经济全局,合理的扩发国债的发行是十分可行的。在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以及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只要国债的发行能够控制在与当年的GDP和财政收入相适应的水平上,就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有助于为经济的增长提供莫大的活力源泉,为我国政府投资等作出了很好的铺垫。
(三)增加政府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政府的相关决策对于经济发展的走向以及增长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引导下,合理的政府投资,能够借助于乘数效应让我国的经济得以在更大的程度上增长,所以在积极财政政策中增加政府投资也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工具。仔细一点来讲,转移支付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投资的两个方面,在转移支付的情况下,社会公众的可支配收入得到了增加,对于消费的需求以及投资的需求都有着很强的刺激作用,在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等方面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政府支出就是促使购买力和需求得到直接性的增强,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乃至整个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相关数据资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合理的增加政府投资,能够带动和引导社会投资的增长,但我们应当想到的是,任何事情都有着“双刃剑”的效应,所以在看到政府投资的增加所带来的积极效应的同时,要注重对企业的投资做出比较合理的保护措施,从而减少甚至杜绝由于政府投资所带来的挤出效应等的不良效应,真正的为增加政府投资的积极作用的发挥保驾护航。
(四)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货币政策为总量政策,财政政策的功能更侧重于结构调整,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在各自的调控领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且要加强协调配合。应进一步发挥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特点,财政政策要在支出结构上做有效调整,使财政资金向民生领域与国民经济关键行业倾斜,引导社会资金跟进,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产业结构;货币政策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等多目标转向专注于物价稳定的单一目标,通过稳定物价促进其他目标的实现。
(五)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是预防金融危机,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波动的重要途径。第一,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将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第二,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较大,因此要进一步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步伐,提高其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第三,要抓住机遇加快服务贸易国际化进程,提高服务贸易的出口量。第四,建立多元化的国际市场,加大对亚洲、非洲、拉美洲等新兴市场的拓展力度,避免对个别国家造成较大依赖。同时,应主动、渐进、可控地加快汇率市场化步伐,改变国际社会和企业对人民币稳定升值的预期,降低汇率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和巨额外汇储备对人民银行货币投放的影响,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十年前我国政府为了有效的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十年后为了有效地规避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风险又重启了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事实促使我国经济的回暖和增长,我们在看到积极财政政策所带来的积极效应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的是积极财政政策所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并且采取合理的措施去完善与改革,让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出所有的积极效应,为我国经济迈入更高的台阶提供强大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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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理财产品的大量推出以及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利益取向的变化,直接影响国债在金融投资市场的占有份额,国债投资追逐者逐渐减少,国债销售情况逐渐由热趋冷。为扩大国债发行的市场规模和占有率,本文拟从金融理财产品不断丰富以及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不匹配等具体情况的对比入手,分析国债销售受到冷落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意见或建议。
关键词:金融产品;国债销售;现状分析
国债发行不仅仅是一种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也是筹集资金用于社会经济建设的一种行为,国债更是一种金融商品、信用工具和宏观管理手段。国债的销售变化情况较大程度上受基准利率调整、市场资金松紧、理财产品定价及货币政策预期等市场因素掣肘。然而,随着一些收益性高、流动性强、管理灵活的金融理财产品的不断推出和投资主体风险承受程度的提升,国债因风险定价和收益之间的确定性面临诸多投资主体投资偏好与销售主体利益取向等非市场性因素的影响,阻碍了国债在理财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销售态势。为分析影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本文对江西抚州市影响国债销售的各类非市场性因素进行了调研分析与全面界定,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债资金筹集主体的发行频率和成本,提升国债发行资金使用效率。
2005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仅为565.80万元,人均购买国债1.53元,占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0.18%。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增大和财政政策导向顺势调整,国债发行和销售规模均呈现快速扩容的态势。2009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达到6157.60万元,销售量为2005年的10.88倍,人均购买国债额增长到15.79元,占2009年抚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1.20%。另外,国债销售增幅大大高于同期抚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见图1),这就充分体现了“金边债券”的价值,同时,也反映出国债在城乡居民投资主体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由于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大,导致国债销售主体下达给分支机构的销售计划也逐年增加。但是,从抚州市各销售主体近两年来的销售率分析(见表1),各类国债销售率均低于40%,且销售率随着国债持有年限的增长而降低。因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导致销售主体被动用大量自有资金垫付所持有的国债,销售主体被动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和政策环境,因而,直接影响了国债销售主体对国债营销的积极性。
调查反映,以基金投资和黄金投资为代表的理财产品在居民资产配置中的权重大幅上升。随着品种多样的保险产品和其他年收益率偏高的短期理财产品的推出,迅速改变了“金边债券”为城乡居民投资理财首选产品的局面,国债销售与理财产品销售相比呈明显下降趋势。经统计,抚州市国债销售总量从2005年的565.80万元增长至2009年的6157.60万元,增长lO.88倍。然而,其理财产品的销售形势则是2005年抚州市各类金融理财产品销售额为1.49亿元,2009年猛增至195.70亿元,增长131.34倍,国债所占比重却从2005年的3.66%下降至2010年上半年的0.25%。
国债销售形势的持续下滑固然有国债产品收益定价、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但就作为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影响国债销售主体销售国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在政策环境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成熟的条件下,唯有通过畅通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来缓解目前国债销售过程中遭受非市场因素带来的冷落现象,才能真正达到国债发行成本最小化和发行方式最优化的目标。
从2009年以来的数次国债发行中,均将国债发行和兑付手续费合二为一,两者的手续费确定为7%,这部分手续费是商业银行承担国债销售任务的主要推动力。在商业银行致力于改变存贷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利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其中间业务收入,国债发行、兑付手续费也是商业银行获取中间利润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并未对商业银行扩大国债销售总量带来积极推动作用,反而出现了国债销售总量与银行实际收益成反比的不利局面。
从抚州市各家商业银行2009年一2010年上半年国债销售的情况分析(见图2),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及农业银行2009年以来分别销售国债3797.00万元、1451.34万元、1340.00万元、776万元及600万元,在各家商业银行除去销售宣传、纸张、人工等费用后,上述5家国债承销机构每销售1万元国债得到的收益分别为67.26元、62.2元、65.76元、65.66元和66.87元。不难看出,图表上并没反映销售总额越多收益越高的态势,究其原因在于各家商业银行销售环境、系统改造、网点布局、人员培训、销售对象等条件不同,导致国债销售成本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但财政部则是将各类国债销售主体的手续费统一核定为7%,这样势必会动摇国债销售主体的销售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对下一轮国债销售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抚州市现有的5家国债承销机构对国债销售采取的是差异化管理措施,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采取地市分行额度管理形式,对于未完成营销任务的国债销售机构,其未销售部分由各地市分行以自有资金出资承销。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则实行省分行统一管理销售额度,地市分行不承担具体国债营销任务,对于未销售的部分国债由省分行统一出资承销。上述两种管理措施直接导致营销人员的国债销售收入差异明显。如采取地市分行承销模式的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每销售1万元国债,营销人员分别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6.22元和3.81元,而这3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完全呈现出逆向态势。采取省分行统一承销模式的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不给营销人员支付个人营销酬金,这也是2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量排名靠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债销售激励机制未有效与个人酬金挂钩,使营销人员对国债营销不积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直接影响后续国债的销售,因而,固化了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的反比趋势,增加了影响国债发行的非市场性因素。
在以往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营销人员往往是国债销售的主力军,因为大多数百姓对国债投资有一定的认知度,认为投资国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可抵押或提前支取,营销人员对国债产品的推荐和引导能对国债销售对象产生较强的驱动效应。而且,国债市场购买主体的年龄层次普遍偏大,对保险、基金、黄金、国债以及品种繁多的个人理财产品难于决策,银行营销人员对金融理财产品优、劣势特征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对投资者的决策能起到导向作用,在此时,支付给国债营销人员的个人酬金则成为决定国债销售重要的非市场性因素之一。调查发现,抚州市各商业银行营销人员销售各类理财产品所获收益差异较大(见表2)。以农业银行抚州市分行为例,该行营销人员销售1万元理财产品获得营销收益为20.00元,代售保险产品的营销收益为16.00元,吸纳1万元储蓄所获得的营销收益为2.00元,而在国债销售任务采取省行统一管理模式下,国债销售任务不纳入对营销人员的绩效考核范围,营销人员个人也得不到任何营销收益;再以工商银行为例,销售人员营销1万元国债,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也是低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因而,营销收益激励制度的设计促使高收益的金融理财产品对国债产品的“挤出效应”。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理财产品的期限结构日臻完善,品种繁多的基金、黄金、保险以及个人理财产品层出不穷,且投资者的投资偏好也产生了个性化和多样化。长期以来信誉度高、收益稳定、品种限期单一的国债已不能完全满足各种投资需求,当年的“金边债券”其独特的优势将渐渐地被新的理财产品所代替。为增强国债的吸引力,扩大国债投资群体,建议在国债产品的设计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制定等方面,应摒弃指令性任务、政策性包销和期限结构简单等政策导向,通过疏通利益分配机制、优化产品设计和畅通国债投资渠道规避阻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性因素。
2009年以来,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国债主要有1年期、3年期和5年期三种。从文中表1可以看出,1年期国债最受个人投资者青睐,持有期限较长的3年和5年期国债因期限长、流动性差而销售冷淡。但3种不同期限的国债其发行手续费则统一为7%。从理论上说,财政部门发行期限较长的国债其成本相对偏低,反则国债销售成本高而利用率低,从客观上造成财政部门国债发行成本和频率增加的现实难题。为此,建议建立国债期限和发行手续费之间的浮动匹配机制,即5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高于3年期和1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通过调整不同期限国债的发行手续费来推动中、长期国债的发行,从而提高营销人员对中长期国债营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国债发行市场的健康发展。
国债期限种类的设计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喜好投资者的需求,采取长、中、短期相互结合的国债发行比例进行灵活调整,针对当前市场的需求,可适当扩大短期国债的发行比例,如发行3个月、6个月、9个月等多种期限的国债种类。同时,要及时了解百姓投资理财的特点,适时调整国债发行频率,如根据每年第一期国债销售火爆的特点,可在每年的一季度加快国债发行频率,到下半年的9、10月可适当放缓发行频率,从而达到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和发行频率的目的。进一步丰富国债品种,财政部门需要对应债主体的投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应债主体设计特色国债品种,例如在农闲时发行农村特色国债,年底分红派息和投资回笼资金较多时发行短期贺岁国债等等,以更多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同时,可将长期国债利率与国家通货膨胀指数相结合,适当考虑保值补贴,有效消除投资长期国债者的后顾之忧。
3.国债发行手续费实行差异化管理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之间国债承销比例和销售成本存在较大差异,按照统一标准支付发行手续费势必影响承销比例较高的国有商业银行的销售积极性,在地市和县乡网点较多的国有商业银行,其国债营销成本要高于集中程度较高的其他商业银行。因此,建议对国债承销总量大、贡献大的商业银行实行差异化发行手续费管理,借鉴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的营销手段,适当提高国债承销总额较高机构的手续费标准,充分调动承销机构和营销人员的销售积极性。
国债政策性包销制度导致商业银行被动持有大量未售出国债,在现行政策和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对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目前,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已具备了国库现金存款定价机制,如个别国有商业银行具有SHIBOR实时利率浮动2%以内进行协议竞标存款的操作权限。对此,建议逐步放开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政策限制,允许持有一定数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国债投资,畅通被动持有国债的投资渠道,在丰富市场投资品种的同时抵消国债承销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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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运用股票期权最早的国家,同时股票期权也是其实施最广泛的激励方式,基于税收动因的经理人股票期权的研究证据主要基于美国的制度背景。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税收对经理人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论文摘要]
股票期权的实施某种程度上是追求税收利益最大化的结果。税收因素因为决定实施股票期权的企业和经理人的现金收入,而影响企业授予经理人股票期权的行为,以及经理人持有行权所得股票的时间、股利政策和盈余管理等。税收的行为调节既可能促进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也可能抵消其激励作用。因此,如何协调宏观层面的税收政策制定与微观层面委托代理问题的缓解是未来应该关注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
税收;股票期权;激励效应
税收对经理人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影响
与现金报酬不同的是,股票期权不构成经理人现时的收入,它在纳税义务产生的时间和税收负担方面都与现金报酬存在差异。股票期权和现金报酬在会计处理和税收政策上的差异,导致企业不同的会计利润和税收利益。
长期以来,对股票期权运用于高管薪酬的动因存在两种解释:即激励动因和税收动因。基于“合约观”的股票期权激励动因,认为经理人股票期权是由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决定并授予的,其目的是解决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在时间视野、风险偏好方面的目标差异,引导经理人的行为更多地服从股东的利益;而基于税收动因的股票期权实施,其目的则是实现企业和经理人综合税收利益的最大化。
美国是运用股票期权最早的国家,同时股票期权也是其实施最广泛的激励方式,基于税收动因的经理人股票期权的研究证据主要基于美国的制度背景。美国1950年的税收法案,针对满足规定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期权,可将出售行权所得股票的全部或部分收入按资本利得纳税。当时个人一般收入最高累进税率达到91%,而资本利得税为25%,限制性股票期权对企业抵税作用不存在差别,对个人的税收利益影响巨大。Long基于美国1950税收法案对股票期权授予行为的影响,考察股票期权的授予是出于激励动因还是税收动因,结果发现,在其考察的98个样本企业中,有39家在随后的三年内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期权,还有41家在随后的九年之内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期权,原先实施股票期权的6家企业中有5家企业改为限制性股票期权。其研究结果认为,在企业税收成本一定的条件下,经理人税后利益最大化是企业选择股票期权的内在动因。美国1969年出台的税改,逐年降低个人一般收入最高累进税率,从当年及1970年的70%降低为1971年的60%,最终降至1972年的50%。
Hire和Long研究了美国1969年的税改法案对企业授予股票期权行为的影响,在其考察的财富500强最大的100家企业中,截止1969年有86家实行合格股票期权,1969年的税改逐步使一般个人收入的最高累进税率与资本利得税率之间的差距缩小,导致合格股票期权对经理人的税收利益逐渐减少;相比之下,不合格股票期权抵税作用所带来的综合税收利益大于合格股票期权。截止到1972年,上述86家企业的94%,即总数达到81家企业,在随后的几年间从原来的合格股票期权转为不合格股票期权。美国1986年的税改使公司所得税最高累进税率高于个人一般收入的最高累进税率,资本利得税率与个人一般收入所适用的税率相等,导致公司放弃股票期权作为税前费用扣除的代价更大,同时个人从合格股票期权获得资本利得税所带来的税收利益基本消失。
这一税收利益格局的改变,直接导致授予不合格股票期权的公司远远超过授予合格股票期权的公司数量,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仅授予合格股票期权的公司数多于仅授予不合格股票期权的公司。1993年旨在限制高管薪酬的税改法案,针对CE0及以下薪酬最高的四位高管,其薪酬超过100万美元的部分不能在企业税前抵扣,但对符合薪酬制订程序并以业绩为基础的报酬不受上述限制。在这一政策驱动下,随后的几年里,大量的公司改变薪酬结构,降低工资在薪酬总额中的比例,提高以业绩为基础的报酬,而股票期权在新的税收法案下成为满足企业税前抵扣条件的最佳选择,正是因为这一税收政策,导致上世纪90年代以业绩为基础的股票期权的大量实施。
尽管税收动因无法完全解释股票期权实施和变化,但从美国历次税改法案无不伴随企业对经理人薪酬计划的调整过程来看,税收政策对经理人薪酬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股票期权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是对经理人和企业税收利益权衡的结果。
股票期权被授予之后,因其涉税种类和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不同,而关及个人及企业的不同利益。个人因持有股票期权而带来的收人来源于行权所得股票实际的卖出价与行权价之间的差额,以及持有行权所得股票期间公司派发的红利所得。股票期权涉及的税种包含了个人薪金收入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和红利所得税。对企业而言,股票期权作为经理人薪酬的一部分,其能否在税前扣除,直接关系到企业税后所得。从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来看,股票期权涉税的三个关键时间点为:期权授予日、行权日以及行权所得股票卖出日。个人纳税义务发生在行权日和股票卖出日;对企业而言,涉税义务多发生在股票期权的授予日和行权日。个人薪金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红利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之间的差异及其变动决定企业和个人税后利益,影响企业与个人的行为。
(一)税收利益与行权所得股票的持有时间
经理人人力资本不可分离的特性,使经理人人力资本集中于其所就职的企业。基于分散风险的目的,经理人倾向于及时售出行权所得股票以分散其因资产集中而面临的风险。这与股东希望通过授予股票期权的方式使经理人持有公司股权而关注公司长期利益的意图存在背离。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看,当持有行权所得股票可以带来更大收益时,经理人则倾向于延长持股时间。Smith和Huston的研究发现,在满足合格股票期权条件下行权所获得的股票并持有满一年的比例高于不合格股票期权,且行权价与行权时的股票市场价格差别越大,经理人越倾向于延长持有行权所得股票的时间以获得合格股票期权的税收利益;此外,经理人行权后股票价格上升的幅度越大,为享有资本利得税的好处,经理人越愿意延长股票持有时间以满足合格股票期权的持有条件。
(二)税收利益与财务报告成本
在股票期权被强制要求费用化之前,股票期权成为一种对企业而言既不发生成本又不需要现金支出的激励方式而被广泛采用。对于股票期权能否作为企业税前抵扣则有不同的规定。以美国为例,个人持有合格股票期权,只须在卖出行权所得股票时以卖出价与行权价之差缴纳资本利得税,这部分资本利得收入不能作为薪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个人持有不合格股票期权,在行权时以行权价和市价之差按薪金所得纳税,个人按一般薪酬纳税的那部分收入可作为企业薪金费用在税前予以扣除。合格股票期权与不合格股票期权不同的税收待遇给企业和个人带来不同的税收利益,其中资本利得税与个人薪金收入所得税率的差别越大(前者通常小于后者),个人持有合格股票期权的税收利益越大;个人一般薪金收入适用的所得税率与企业所得税率的差异越大,个人是否持有不合格股票期权对企业税收利益的影响也
(二)诱导经理人盈余管理的行为
已有研究表明,既定薪酬契约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经理人盈余管理的动因之一。经理人股票期权收益取决于行权价与售出价之间的差额,这就决定了经理人具有通过盈余管理手段影响行权价和售出价的动机。例如,为使行权价格降低,在股票期权授予日前的一段时间,经理人通常实施使收益下降的应计利润以降低期权授予价格。Bergstresser的研究发现,CEO报酬中来自于股票期权报酬的比例越高,以操纵性应计利润所表现的盈余管理程度越显著,在应计项目高的年份,同时伴随出现CEO高比例的行权和出售行为。中国上市公司的经理人也存在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的三个季度操纵应急利润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或通过股票股利和公积金转增的方式来降低行权价格。在我国当前的税收制度下,行权价也是决定股票期权价值的重要因素,由于行权和出售两个环节的纳税义务相差甚远,这就容易导致经理人通过盈余管理或择时披露信息的手段影响其在行权时的股价升幅,让股价在未来出售时有更高的涨幅,以减轻行权环节的纳税义务,享受免征资本利得税带来的税收利益。
(三)诱导经理人降低股利支付
目前我国对个人股利收入实行10%的比例税率,而对资本利得收入免征所得税的政策,具有对经理人减少股利支付,以提高资本利得,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作用。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超额现金股利分配是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遂道挖掘的普遍方式,伴随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原来的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实现方式趋于一致,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呈下降趋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变化,反映了在消除特殊的制度因素之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存在典型的代理问题,而股票期权及其相应的税收政策强化了经理人降低现金股利支付的行为,加剧了外部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
此外,对于企业而言,股票期权作为薪酬费用计入利润表但不能在税前抵扣,导致企业面临高昂的财务报告成本却无税收利益可言。实证研究表明经理人具有高报利润的动机,目前股票期权会计处理规则严重影响摊销期间企业的利润,极大影响公司的股价和投资者的认同度,企业通常会权衡财务报告成本与税收利益的得失而行动,股票期权会计与税务的不对称处理,必将影响企业实施股票期权的积极性。在2006年底到2008年初的这段期间里,我国共有六家上市公司提出对原来的股票期权激励方案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方案具有的共同结果是使股票期权费用大幅下降,以避免对公司会计利润产生太大的冲击。
经理人股票期权激励方式的广泛实施,某种程度上是受税收利益的驱动。对已实施股票期权的企业和个人来说,税收政策直接决定了双方的现金流入,从而影响企业股票期权授予和经理人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税收对持有股票期权的经理人行为的调节存在两面性,其既可能缓解经理人的自利行为,提高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也可能加剧本已存在的代理问题,抵消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本文分析的结果表明,协调宏观层面基于调节作用的税收政策制定与微观层面委托代理问题的缓解是未来应该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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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税都要对其特定纳税人给予法律上的界定。这种界定理论上包括的对象和实际包括的对象差别极大。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纳税人定义的变通性。正是这种变通性诱发了纳税人的避税行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避税行为效应及客观原因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避税行为效应及客观原因
避税行为研究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避税行为产生的后果分析,称为避税的效应分析,二是对避税行为产生原因的研究,称为避税客观原因分析。
(一)避税行为产生的最直接效应是减轻纳税负担,获得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纳税人在从事某项经济活动时,最主要的目的是获取尽可能多的财产或收入,而纳税与之相悖,税收是构成纳税人可支配收入最直接的威胁因素。本来纳税人将收入单方面转移给政府就是一件较为痛苦的事,而税收单方面转移,又有别于购买政府公债的单方面转移,前者是无偿的所有权转移,公债是有偿的、暂时的,这更加重了纳税负担的“痛苦”性。纳税人通过逃税、转嫁等手法也能获得更多可支配收入,从而减轻税负;但逃税为非法,转嫁受价格抵制,搞避税最为高明和圆满。纳税人避税愈多,国家税收收入蒙受损失愈大,反之亦然。但若从全国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失大于得,国家损失更大。
(二)避税行为的第二个效应是国家税收收入减少
避税对国家税收收入减少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避税本身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其二是避税不良效应使国家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反避税;其三,避税成功后导到更多的逃税和避税。
(三)避税的再分配效应
纳税人通过避税可获得更多的税后收入,这种行为本身的直接效应,一是纳税人收入增加,二是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这种直接效应联系起来就是收入再分配效应,即通过减少财政收入来增加纳税人可支配收入,一增一减看起来得失相当,其实不然,由于避税行为所产生的增加收入要扣除纳税人避税成本,加上财政投入反避税成本,真正的增加要比想象的少,而损失则比想象的多。因此一增一减不是简单的收入分配,而是更为复杂的再分配效应,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失大于得。避税行为整体效应是全社会福利减少,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四)避税的价格效应
作为避税者,一旦避税成功,即可能获得额外收入,税收负担愈轻。税收负担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成本,为此,对同样条件的纳税人来说,避税成本更为“低廉”,由此产生价格效应。这种价格效应是避税愈多,价格可愈低,竞争力愈强,市场占有率也愈高。因此对避税者来说,除了可获得更多可支配收入,同时,还可以增加其市场竞争力,获得类似于政府补贴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看,避税有其更强的内在动力。
(五)避税的转嫁效应和逃税效应
避税的动机与逃税和转嫁的动机基本上是一致的,都立足于减少税收负担,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由此派生出,一旦避税不成功,自然想到逃税和转嫁。通过逃税和转嫁也可能减少税负,这种情况称之为避税的逃税效应和转嫁效应。由避税不成功派生出逃税行为或转嫁行为,实际操作过程中与直接逃税和转嫁很难区别,有的是同一过程。
(六)避税的法律效应
避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钻法律的空子”,因此纳税人很自然地要研究法律,在法律条款中寻求避税途径,这样从另一方面刺激了税法的立法机关,制定更为严格、科学的税收法律,从而产生研究法律的社会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避税的法律效应具有积极意义。
任何事物的出现总是有其内在原因和外在刺激因素。就避税而言,其内在动机可以从纳税人尽可能减轻纳税负担的强烈欲望中得到根本性答案。就我国发生的避税而言,其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纳税人定义上的可变通性
任何一种税都要对其特定纳税人给予法律上的界定。这种界定理论上包括的对象和实际包括的对象差别极大。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纳税人定义的变通性。正是这种变通性诱发了纳税人的避税行为。特定的纳税人交纳特定的税收,如果能说明不使自己成为该税的纳税人,那么自然也就不必成为该税的纳税人。如我国营业税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行为按其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也就是说,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只要经营的收入额属于国家税法列举的征税收入款就要按其营业额的金额和规定的税率纳税。
现在某企业从事某项销售不动产业务,但该企业熟知纳税人是指营业税法中列举的征税收入款和产品,那么,只要该企业能证明它的业务不属于列举范围,它就不是营业税的纳税人。这种不成为纳税人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该企业确实转变了经营内容,过去是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由于经营内容的变更,成为非纳税人;二是内容和形式脱离,企业通过某种非法手法使其形式上证明了不属于营业税的纳税人,而实际上按经营内容仍应交纳营业税;三是该企业通过合法形式转变了内容的形式,使企业无须交纳营业税。这三种情况下都是通过改变纳税人定义而成为非纳税人。其中第一种情况合情合理也合法。第二种情况虽然在情理之中,但由于手段非法属于“不容忍避税”,是反避税打击的目标。第三种情况有时属于“不容忍避税”,在打击之列;有时是合法避税,只能默认。
(二)课税对象金额上的可调整性
税额的计算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课税对象金额,二是适用税率。税额就取决于金额的大小和税率的高低。纳税人在既定税率前提下,由课税对象金额派生的计税依据愈小,税额也就愈少,纳税人税负也就愈轻。为此,纳税人想方设法地调整课税对象金额使其税基变小。如企业按销售收入交纳产品营业税时,纳税人尽可能使其销售收入变小。由于销售收入有可扣除调整的余地,从而使有些纳税人在销售收入内任意扣除不应扣除的项目。又如我国中间产品应纳税额的计算必须计算组成计税价格,而组成计税价格与成本成正比,因此企业可通过人为缩小成本,来缩小计税价格,从而达到减少税额的目的。
(三)税率上的差别性
税额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课税对象金额,另一方面取决于税率,在课税对象金额一定的前提下,税率愈低税额愈少。税率正是征纳双方纳税数额的焦点,称为税制构成要素的核心。税率与税额的密切相关性诱发纳税人尽可能避开高税率。税制中不同税种有不同税率,同一税种不同税项也有不同税率,“一种一率”和“一目一率”上的差别性,为避税提供了客观条件。如我国目前产品税中,甲级卷烟税率60%,而丙级卷烟税率为56%,通过将中级卷烟改为丙级卷烟纳税就可以少纳税款。又比如我国粮食酒税率为50%,而薯类酒税率为40%.若纳税人成功地将粮食酒转为薯类酒,而又不影响经营则能避开高税率,从而成功地避税。
(四)起征点诱发避税
起征点是指课税对象金额最低征收额。低于起征点可免征。由此派生出纳税人尽可能将自己课税对象金额申报为起征点以下。如筵席税本意是通过征收筵席税抑制公款吃喝的目的,增加税收收入,然而由于起征点是300元,导致299元无须交税,这样,纳税人通过合法途径来避税十分方便,如果筵席税规定凡公款吃喝一律征收10%税,则难以避税,除非没有证据。又比如,对有些个体户每月销售收入或服务收入,达不到规定的起征点,可免于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但由于两项收入额各有不同的起征点,所以不能简单地加以确定,而应通过换算来确定是否征税。如果同时有销售收入和服务收入额,其中一项达到起征点,则要对两项计算税额;如果两项都在起征点以下,则要按比例换算成一项,看是否达到起征点。如果换成一项后达到了起征点,则两项都要征税。由此派生出纳税人尽可能通过合法形式使某一项或两项合并后的收入额在起征点以下,以便避税。为此,反复核实起征点是征税中一大重点。
(五)各种减免税是避税的温床
税收中一般都有例外的减免照顾,以便扶持特殊的纳税人。然而,正是这些规定诱发众多纳税人争相取得这种优惠,千方百计使自己也符合减免条件。如新产品可以享受税收减免,不是新产品可出具新产品证明或使其产品具有某种新产品特点来享受这种优惠。某企业将女用高跟鞋的跟提高到市场没有过的高度,借此证明是新产品,税务局一旦承认是新产品则应给予此项优惠。又比如,伤残人的福利企业可享受税收减税,某正常企业可挂福利企业招牌,雇用几个伤残人来看工厂的大门而享受此优惠。如此不胜枚举。
(六)五花八门的税收优惠政策是诱发避税的土壤
税收优惠政策归根结底是为了减轻纳税人负担,使其在税收政策的扶持下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因此还要给其享受对象以严格的限制条件。而避税的本质在于通过达到形式上的条件,合法享受内容上的优惠。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我国制订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支持和鼓励开发生产新产品,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对列入国家计划试制的产品,给予定期的减免增值税优惠,这有利于新产品的试产和发展。这本是国家鼓励广大企事业单位开发高水平、高效能新产品,并促进其尽快形成商品化生产的重要措施,然而此项优惠措施却成了某些企业合法避税的途径。
有些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合法享受优惠的条件。更有甚者,通过非法手段非法享受此项优惠,使国家税收使大量流失。又比如,为了鼓励我国产品出口,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按国际上普遍实行的惯例,我国对出口产品实行了“出口退税”政策。然而此项政策也导致了部分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享受出口退税,导致国家税收的流失,甚至有些不法厂商伙同不法税收人员通过非法手段骗取出口退税款,导致国家财政蒙受重大损失。总之,各种税收优惠只要一开口,就必然有漏洞可钻,特别在执行不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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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销售形势的持续下滑固然有国债产品收益定价、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但就作为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影响国债销售主体销售国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谈影响国债销售因素及其负面效应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金融理财产品的大量推出以及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利益取向的变化,直接影响国债在金融投资市场的占有份额,国债投资追逐者逐渐减少,国债销售情况逐渐由热趋冷。为扩大国债发行的市场规模和占有率,本文拟从金融理财产品不断丰富以及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不匹配等具体情况的对比入手,分析国债销售受到冷落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意见或建议。
[关键词]金融产品;国债销售;现状分析
[论文正文]
浅谈影响国债销售因素及其负面效应
国债发行不仅仅是一种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也是筹集资金用于社会经济建设的一种行为,国债更是一种金融商品、信用工具和宏观管理手段。国债的销售变化情况较大程度上受基准利率调整、市场资金松紧、理财产品定价及货币政策预期等市场因素掣肘。然而,随着一些收益性高、流动性强、管理灵活的金融理财产品的不断推出和投资主体风险承受程度的提升,国债因风险定价和收益之间的确定性面临诸多投资主体投资偏好与销售主体利益取向等非市场性因素的影响,阻碍了国债在理财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销售态势。为分析影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本文对江西抚州市影响国债销售的各类非市场性因素进行了调研分析与全面界定,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债资金筹集主体的发行频率和成本,提升国债发行资金使用效率。
1.国债销售规模快速扩大
2005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仅为565.80万元,人均购买国债1.53元,占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0.18%。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增大和财政政策导向顺势调整,国债发行和销售规模均呈现快速扩容的态势。2009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达到6157.60万元,销售量为2005年的10.88倍,人均购买国债额增长到15.79元,占2009年抚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1.20%。另外,国债销售增幅大大高于同期抚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见图1),这就充分体现了“金边债券”的价值,同时,也反映出国债在城乡居民投资主体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2.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
由于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大,导致国债销售主体下达给分支机构的销售计划也逐年增加。但是,从抚州市各销售主体近两年来的销售率分析(见表1),各类国债销售率均低于40%,且销售率随着国债持有年限的增长而降低。因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导致销售主体被动用大量自有资金垫付所持有的国债,销售主体被动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和政策环境,因而,直接影响了国债销售主体对国债营销的积极性。
3.国债销售与其他理财产品相比呈逐年下降趋势
调查反映,以基金投资和黄金投资为代表的理财产品在居民资产配置中的权重大幅上升。随着品种多样的保险产品和其他年收益率偏高的短期理财产品的推出,迅速改变了“金边债券”为城乡居民投资理财首选产品的局面,国债销售与理财产品销售相比呈明显下降趋势。经统计,抚州市国债销售总量从2005年的565.80万元增长至2009年的6157.60万元,增长lO.88倍。然而,其理财产品的销售形势则是2005年抚州市各类金融理财产品销售额为1.49亿元,2009年猛增至195.70亿元,增长131.34倍,国债所占比重却从2005年的3.66%下降至2010年上半年的0.25%。
国债销售形势的持续下滑固然有国债产品收益定价、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但就作为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影响国债销售主体销售国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在政策环境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成熟的条件下,唯有通过畅通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来缓解目前国债销售过程中遭受非市场因素带来的冷落现象,才能真正达到国债发行成本最小化和发行方式最优化的目标。
1.国债销售总量与销售主体手续费收入不相匹配
从2009年以来的数次国债发行中,均将国债发行和兑付手续费合二为一,两者的手续费确定为7%,这部分手续费是商业银行承担国债销售任务的主要推动力。在商业银行致力于改变存贷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利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其中间业务收入,国债发行、兑付手续费也是商业银行获取中间利润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并未对商业银行扩大国债销售总量带来积极推动作用,反而出现了国债销售总量与银行实际收益成反比的不利局面。
从抚州市各家商业银行2009年一2010年上半年国债销售的情况分析(见图2),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及农业银行2009年以来分别销售国债3797.00万元、1451.34万元、1340.00万元、776万元及600万元,在各家商业银行除去销售宣传、纸张、人工等费用后,上述5家国债承销机构每销售1万元国债得到的收益分别为67.26元、62.2元、65.76元、65.66元和66.87元。不难看出,图表上并没反映销售总额越多收益越高的态势,究其原因在于各家商业银行销售环境、系统改造、网点布局、人员培训、销售对象等条件不同,导致国债销售成本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但财政部则是将各类国债销售主体的手续费统一核定为7%,这样势必会动摇国债销售主体的销售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对下一轮国债销售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2.国债销售与个人酬金间未形成有效激励机制
抚州市现有的5家国债承销机构对国债销售采取的是差异化管理措施,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采取地市分行额度管理形式,对于未完成营销任务的国债销售机构,其未销售部分由各地市分行以自有资金出资承销。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则实行省分行统一管理销售额度,地市分行不承担具体国债营销任务,对于未销售的部分国债由省分行统一出资承销。上述两种管理措施直接导致营销人员的国债销售收入差异明显。如采取地市分行承销模式的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每销售1万元国债,营销人员分别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6.22元和3.81元,而这3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完全呈现出逆向态势。采取省分行统一承销模式的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不给营销人员支付个人营销酬金,这也是2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量排名靠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债销售激励机制未有效与个人酬金挂钩,使营销人员对国债营销不积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直接影响后续国债的销售,因而,固化了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的反比趋势,增加了影响国债发行的非市场性因素。
3.国债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存在较大差异
在以往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营销人员往往是国债销售的主力军,因为大多数百姓对国债投资有一定的认知度,认为投资国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可抵押或提前支取,营销人员对国债产品的推荐和引导能对国债销售对象产生较强的驱动效应。而且,国债市场购买主体的年龄层次普遍偏大,对保险、基金、黄金、国债以及品种繁多的个人理财产品难于决策,银行营销人员对金融理财产品优、劣势特征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对投资者的决策能起到导向作用,在此时,支付给国债营销人员的个人酬金则成为决定国债销售重要的非市场性因素之一。调查发现,抚州市各商业银行营销人员销售各类理财产品所获收益差异较大(见表2)。以农业银行抚州市分行为例,该行营销人员销售1万元理财产品获得营销收益为20.00元,代售保险产品的营销收益为16.00元,吸纳1万元储蓄所获得的营销收益为2.00元,而在国债销售任务采取省行统一管理模式下,国债销售任务不纳入对营销人员的绩效考核范围,营销人员个人也得不到任何营销收益;再以工商银行为例,销售人员营销1万元国债,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也是低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因而,营销收益激励制度的设计促使高收益的金融理财产品对国债产品的“挤出效应”。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理财产品的期限结构日臻完善,品种繁多的基金、黄金、保险以及个人理财产品层出不穷,且投资者的投资偏好也产生了个性化和多样化。长期以来信誉度高、收益稳定、品种限期单一的国债已不能完全满足各种投资需求,当年的“金边债券”其独特的优势将渐渐地被新的理财产品所代替。为增强国债的吸引力,扩大国债投资群体,建议在国债产品的设计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制定等方面,应摒弃指令性任务、政策性包销和期限结构简单等政策导向,通过疏通利益分配机制、优化产品设计和畅通国债投资渠道规避阻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性因素。
1.建立国债发行手续费浮动匹配机制
2009年以来,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国债主要有1年期、3年期和5年期三种。从文中表1可以看出,1年期国债最受个人投资者青睐,持有期限较长的3年和5年期国债因期限长、流动性差而销售冷淡。但3种不同期限的国债其发行手续费则统一为7%。从理论上说,财政部门发行期限较长的国债其成本相对偏低,反则国债销售成本高而利用率低,从客观上造成财政部门国债发行成本和频率增加的现实难题。为此,建议建立国债期限和发行手续费之间的浮动匹配机制,即5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高于3年期和1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通过调整不同期限国债的发行手续费来推动中、长期国债的发行,从而提高营销人员对中长期国债营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国债发行市场的健康发展。
2.优化国债结构,丰富国债品种
国债期限种类的设计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喜好投资者的需求,采取长、中、短期相互结合的国债发行比例进行灵活调整,针对当前市场的需求,可适当扩大短期国债的发行比例,如发行3个月、6个月、9个月等多种期限的国债种类。同时,要及时了解百姓投资理财的特点,适时调整国债发行频率,如根据每年第一期国债销售火爆的特点,可在每年的一季度加快国债发行频率,到下半年的9、10月可适当放缓发行频率,从而达到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和发行频率的目的。进一步丰富国债品种,财政部门需要对应债主体的投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应债主体设计特色国债品种,例如在农闲时发行农村特色国债,年底分红派息和投资回笼资金较多时发行短期贺岁国债等等,以更多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同时,可将长期国债利率与国家通货膨胀指数相结合,适当考虑保值补贴,有效消除投资长期国债者的后顾之忧。
3.国债发行手续费实行差异化管理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之间国债承销比例和销售成本存在较大差异,按照统一标准支付发行手续费势必影响承销比例较高的国有商业银行的销售积极性,在地市和县乡网点较多的国有商业银行,其国债营销成本要高于集中程度较高的其他商业银行。因此,建议对国债承销总量大、贡献大的商业银行实行差异化发行手续费管理,借鉴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的营销手段,适当提高国债承销总额较高机构的手续费标准,充分调动承销机构和营销人员的销售积极性。
4.允许地方国库尝试现金管理操作,吸引国债持有银行竞标国库现金存款
国债政策性包销制度导致商业银行被动持有大量未售出国债,在现行政策和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对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目前,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已具备了国库现金存款定价机制,如个别国有商业银行具有SHIBOR实时利率浮动2%以内进行协议竞标存款的操作权限。对此,建议逐步放开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政策限制,允许持有一定数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国债投资,畅通被动持有国债的投资渠道,在丰富市场投资品种的同时抵消国债承销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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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建国以来,市场形势一直是“供不应求”,连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必须凭票证供应,更有一些商品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领导方能享用。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改革开放极大的增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主动性,使我国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得到了释放,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供求之间的差距也随之不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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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增发1000亿国债的通货膨胀效应
进入98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显着的变化,其集中体现就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回落。针对这一形势,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大胆采用积极财政政策,增发1000亿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启动经济增长。这一重大举措显然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增发国债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使我国“软着陆”的成功化为乌有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结合增发国债时我国的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以全面认识其经济影响。
早在年初,新上任的朱就提出了必须确保98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的目标。这一指标的制定是有其科学依据的,它实际上包含了三个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尽快扭转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趋势、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以及缓解国企职工下岗待业增多的问题。从当时的经济形势来看,我国国民经济刚刚成功的实现了“软着陆”,大多数人都认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即将展开,而且199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仍高达8.8%,98年8%目标的实现应该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然而,实际情况是98年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7%左右,大大低于人们的预期,也严重的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并最终导致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
因此,分析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分析增发国债对经济的影响,必须首先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回落这一现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经济学理论以及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主要是投资、消费和出口。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直接原因就是投资乏力、消费疲软、出口受阻,而导致这些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内市场形势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是我国经济增速回落的主要内因。
我国自建国以来,市场形势一直是“供不应求”,连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必须凭票证供应,更有一些商品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领导方能享用。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改革开放极大的增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主动性,使我国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得到了释放,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供求之间的差距也随之不断缩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显现,供给的增长速度超出了需求的增长速度。
这一“量”的变化逐步积累,到1998年最终体现为“质”的变化,即主要商品大都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况,买方市场来临。不可否认,形成这样的格局是我国改革的一大成就,是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丰硕果实,标志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和新的起点,在长期内会起到积极的效果。其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加强了企业的市场约束,促进企业在竞争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作效率。但这一变化,在短期内却必然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从存量上看,消极影响主要体现为大量在卖方市场期间兴建的企业,由于习惯于供不应求的市场形势,没有认真的加强自身的经营管理,生产效率低下,产品成本过高。这些企业在买方市场中必然会出现产品积压严重、面临停产或破产的局面。事实上,由于我国多年来投资缺乏应有的效益约束,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各部门盲目铺摊子、上项目、重复建设的情况非常严重,这类企业为数不少,它们的停产破产必然会减缓国民经济的增长。从增量上看,供大于求的市场形势也会使得企业对项目的预期利润下降,从而减弱其投资动机,投资的减少也会使得国民经济增长减缓。企业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也会增加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下降,这就使得大多数人减少了当期消费,加剧了需求不足的状况。
分析卖方市场还必须考虑到我国目前的买方市场同西方国家的买方市场是有所不同的,主要是我国买方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很强,并不是全面的产品过剩。表现在已经出现的供过于求或供求平衡的局面并不巩固,有些产品和服务项目的缺口仍比较大,如部分基础产品和基础设施;还有一些产品则经常处于波动状态,如部分农产品;同时也有一些产品并不是绝对的供大于求,而是由于生产厂商在设计制造中没能考虑消费者的实际要求,导致消费者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比如农村市场对家用电器的需求量仍然很大,但目前的家电设计却无法适应农村的情况。因此,我国的买方市场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买方市场,在总量失衡的背后隐藏着经济结构的矛盾。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兼顾总量调整和结构调整两个方面,方是适合我国目前经济状况的明智措施。
其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逐步显现,也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增长。
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进出口额连年高速增长。但是,我国的出口产业由于长期由政府垄断或扶持,导致产品竞争力低下,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地域结构不尽合理,大量出口的是竞争力低下、种类与周边国家雷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也集中于周边国家和美国。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亚洲和世界经济形势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许多周边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它们不仅直接减少了从我国的进口,还通过本国货币贬值间接的侵蚀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
亚洲以外的许多国家经济也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世界经济增长进一步放慢,使得我国出口形势进一步恶化,出口增幅大大降低。出口受阻也必然对我国企业的生产和投资起到不良的影响,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由于我国奉行人民币不贬值的汇率政策,出口增幅减缓的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较为现实的出路是扩大国内需求,同时对出口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和企业制度改革,增强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长期内根本性的解决问题。
另外,目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主要是人民收入水平上升减缓: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国企职工下岗待业现象增多,职工收入水平增长缓慢,部分职工的收入水平甚至还略有下降;粮食购销体制的调整尚未到位,广大农民从农副产品调价中所获利益有限;农村乱收费现象没有得到解决,农民实际收入水平低下等。
我们必须把积极财政政策放在我国的经济形势这一大背景中来考虑,思考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消费和出口需求都出现疲软时增发国债的具体效应。
货币供给量大于流通中的货币需求量是导致通货膨胀的直接因素,要分析增发国债的通货膨胀效应,也必须从分析其对货币供求的影响入手。因此,对我国目前的货币供求状况不能不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其焦点在于:我国目前是否出现了通货紧缩?
所谓通货紧缩,指的是由于货币供给量小于货币需求量,使得物价总水平下降的情况。历史上最严重的纸币通货紧缩发生于美国大萧条期间,物价水平在6年间下降了20%。导致通货紧缩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没有对暂时出现资金短缺的商业银行给予足够的支持,反而减少了基础货币投放,听任大量的银行因储户挤提而破产。
在基础货币供给减少的同时,又有大量的银行破产退出了商业银行体系,再加之仍在营业的银行出于预防挤提的目的自动提高了备付金率,导致了商业银行体系货币派生倍数降低,结果出现了严重的货币供给不足,美国经济连年负增长。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同当时的美国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等,特别是我国的物价上涨率也破天荒的出现了负数。
根据这些现象,是否就可以断定我国目前出现了通货紧缩呢?这是不妥当的,确定通货紧缩的出现必须从其本质入手,对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进行比较,判断货币供给是否确实低于货币需求。按这种思路进行分析,我认为,我国目前并不存在所谓的通货紧缩,原因很简单:货币供给并不低于货币需求。
首先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来看。我国中央银行自1996年以来多次采取了扩大货币供给的措施,如取消贷款指令性计划、多次降低利率、降低法定备付金率等。取消贷款指令性计划,实际上是将在法定备付金率所允许的范围内发放贷款的权力下放给商业银行,人民银行不再进行数量上的限制;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也是为了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量;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则更是增大商业银行体系货币派生倍数的有力杠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目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很松的,中央银行正在力图增加货币供给。
其次,从商业银行的经营实践来看,目前的货币供给也是能够满足货币需求的。今年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最显着的特点就是各银行的超额备付金率都很高,6月末,国有独资银行超额备付金率为9.1%,其他商业银行的超额备付金率为16%。有人据此认为,超额备付金率过高必然使得商业银行体系的货币派生倍数下降,从而降低货币供给,无法满足经济中的货币需求,从而导致了通货紧缩。对超额备付金率过高的问题,我们应该有更深入的认识,应该看到,超额备付金率过高固然会降低货币供给,但却不一定会使货币供给低于货币需求。同时,超额备付金率过高本身就是货币需求不足的重要表现。
大萧条期间,美国商业银行也普遍出现了超额备付金率过高的问题,但我国目前的情况与之是没有可比性的,主要是两种情况下导致超额备付金率过高的原因是大不相同的。大萧条期间美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备付金率之所以高,是出于预防储户挤提的需要的,而储户挤提则又正是因为货币供给不足。
由于美国当时没有由政府担保的银行保障体系,也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增加基础货币供给,这样,每一家银行为避免破产而采取的措施——提高超额备付金率——却反而增加了它们破产的风险。也就是说,在货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提高自身超额备付金率的行为加剧了货币供给不足,使货币供给量大大低于同期经济对货币的需求量,从而导致了通货紧缩。而我国商业银行超额备付金率过高的原因却与此大相径庭。从存款方面来看,是居民储蓄存款持续高速增长,这与储户挤提的货币供求背景正好相反,反映了我国当前居民的货币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
从贷款方面来看,则是大多数企业不愿意向银行申请贷款,而银行也不愿意过多的发放贷款,即“惜贷”。这一现象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前所未有的,它的出现是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当前市场需求严重不足有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企业和银行的市场性和效益约束也不断增强,其经营目标日益集中到经济利益最大化上,并从这一目标出发,根据市场形势,决定自己的经营策略。
在目前市场需求严重不足的经济形势下,企业不愿贷款及银行惜贷,就是他们根据自身利益作出的选择:企业不愿贷款,是因为需求疲软,难以保证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盲目申请贷款可能导致损失;银行惜贷的原因也是如此,银行同样考虑到企业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很难保证贷款项目的预期收益,从而影响到贷款的还本付息,盲目发放贷款也会导致损失。这样就导致了商业银行超额备付金率过高的情况,它反映了企业部门的货币需求相对于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商业银行为适应这种情况也有意识的控制了贷款规模。因此,企业的货币需求也是得到了满足的。
综合起来看,我国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货币需求都已得到了满足,不存在货币供不应求的情况,因而也不存在通货紧缩,目前的物价水平下降,可能用买方市场中竞争加剧来解释更为适当。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在市场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但货币供给并不紧张的情况下,增发国债对货币供求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分别就增发国债对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两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
这一次增发的1000亿国债,是向各商业银行发行的。通常情况下,商业银行认购国债,必然要以减小贷款规模为前提,因而政府取得国债收入会使货币供给量下降,政府运用国债收入进行支出时又会扩大货币供给。货币供给量在时间上表现为先降后升,在政府将全部国债收入都用于支出的情况下,下降的幅度和上升的幅度是一样的。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商业银行系统有着大量的超额备付金,商业银行也苦于这些资金没有稳妥的投向,不能够创造利润,它们在认购国债时,必定是以这些超额备付金来进行认购。商业银行以超额备付金认购国债,不需要减小自身的贷款规模,因而也不会降低货币供给量。
政府在取得国债收入之后,就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加以运用。通过政府支出,企业和个人取得了货币收入,相当于中央银行增加了基础货币投放,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但是,如果企业和个人把这些货币收入存入银行后,又转变为银行的超额备付金,货币供给的增加效果就会很不明显,而银行是否扩大贷款取决于银行和企业双方的决策。如果政府扩大支出后经济形势向好,投资项目的预期利润就会比较高,企业才愿意申请贷款,银行也才敢于放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微观经济主体对这一政策的反应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次增发国债在发行时不会降低货币供给,国债收入在运用时则会增加货币供给,所以,其对货币供给必然是起着促进作用的。促进作用的大小,取决于政府运用债务收入的效果。
增发国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机制则比较复杂。由商业银行以超额备付金认购国债,对货币需求不存在任何影响。但政府用国债收入进行支出则会有效的增加货币需求。首先,政府支出本身就是以货币形式进行的,会直接增加货币需求。当然,这只是政府支出作用的一个方面,政府支出扩大货币需求的效应更显着的体现在政府支出通过直接增加社会需求,带来工资和利润的增加,刺激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拉动相关产业,间接增加社会需求。
同时,通过发行国债的办法筹措资金。而且发行国债只是部分社会资金的使用权的暂时转移,是分散的购买力在一定期限内集中到国家手中。但增发的国债最终是否能真正起到刺激有效需求,重新启动经济的效果,还取决于国债的最终投向及其经济影响。
本届政府增发的1000亿国债是向商业银行发行的。面对商业银行发行国债,政府筹资的潜力极大,而且很符合我国的现状。鉴于我国目前商业银行普遍存在非盈利性资产增大的现象,对商业银行发行国债有利于改善银行的经营状况,化解金融风险。显然会使商业银行受益。同时政府的收入也得到了增加。
九届全国人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新增的1000亿国债将用于国家预算内基础设施性建设专项投资。具体地说,这笔资金将定向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储蓄粮库、经济适用房六个方面的建设。这不仅可以增加直接投资,刺激国内需求,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此外还可以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结构失衡问题。调整生产力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是缩短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根本选择。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解决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从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刺激国内需求。
由此可见,只要发行国债的收入在用于支出时有的放矢,投入到正确的、当前急需解决的经济项目上,防止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提高投资效益,保证投资质量,那么这1000亿国债必然会取得可喜的经济效果。
总的来看,增发国债必然有着通货膨胀效应,但考虑到目前物价持续走低的经济现实,却不一定会引发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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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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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转变的载体。城镇化不仅仅是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动,还包括城镇体系,如大中小城市构成、城市间的分工与专业化等的演化。在城镇化水平超过50%的背景下,城镇体系优化已逐步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决定》同时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人口作为一种要素,城镇化与城镇体系演变作为资源配置过程,也应该在市场机制下完成,为此,首先需要认识来自市场的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力量。
忽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微小差异,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是人口流动的结果以2011年285个市为例,市辖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5.32‰、4.9‰、4.0‰和0.752;当年市辖区总人口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15.7‰、6.5‰、73.5‰和4.682。可见,总人口增长率的差异远大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但是,应用传统人口流动理论解释城市增长有两个基本不足:首先,在传统的推拉理论、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托达罗人口迁移理论及新家庭经济学中,收入差距是驱动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但收入差距本身通常作为假设出现,外生于理论。实际上,城乡与区际差异导致人口流动的同时,也受到后者的影响,传统理论不能为这种互动关系提供解释和理论框架。
其次,传统人口理论中没有空间,不能为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城镇体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解释。 相对于地区差距的外生性假设,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一个累积的过程[1]。人口分布通过集聚效应内生地决定地区间效率与收入的差距,人口因地区差距而流动时,也将通过集聚效应驱动新的人口流动。从集聚效应出发,现代区域经济理论既可以解释城市的形成和分工,也可以分析人口分布的空间均衡,从而弥补传统人口流动理论的不足。亨德森(Henderson)最早将集聚效应(向心力)和拥挤成本(离心力)互动过程中城市最佳规模、城市分工与城镇体系形成的思想模型化[2~4]。藤田长久(Fujita)等人也系统论述了中心-外围结构(CorePeriphery)、单中心城市与多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5~6]。华尔兹(Waltz)、鲍德温(Baldwin)、布莱克(Black)、藤田长久等还构建了伴随人口流动的多区域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口分布也是内生决定的[7~10]。
集聚效应被看成区域经济的“三个基石”之一[11],但是,关于集聚效应的性质和来源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路径。传统城市经济理论强调外在于企业、内在于产业或区域的溢出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并进一步区分了本地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与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前者是指“相互紧密联系的产业部门形成的综合体”为本地企业创造的生产合作优势,又称“反映单一产业集中程度的外部经济”;后者是指“巨大城市聚集体的组成要素”,又称“反映城市规模的外部经济”[12]。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也被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关于外部规模经济来源,马歇尔提出三个方面的收益:中间投入品的共享、劳动力共享和知识溢出。雅克布斯(Jacobs)强调了多样化集聚在促进新思想产生方面的特殊作用[13]。卢卡斯(Lucas)进一步指出,城市在创新和学习方面的优势不仅表现在重大技术方面,也表现在各种技能和一般知识的产生、扩散与积累等方面[14]。杜兰顿(Duranton)等从共享、组合与学习三个方面概括了外部性产生的微观基础[15]。总体上,外部规模经济对应于米德(Meade)所提出的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作为生产函数的特殊形式出现[16],也是唯一因企业之间直接的相互依赖性而产生的外部性[17]。
与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不同,由克鲁格曼(Krugman)、藤田长久等人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理论(New Economic Geography)强调的是内在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18~19]。不完全竞争市场下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的互动过程产生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20~21],即报酬递增产业在具有较高市场潜力的地区集聚[22],并且地区需求的上升导致产出更大比重的增加[23]。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市场因市场潜力与集聚的交互作用而具有内生性,在循环累积机制上,克鲁格曼强调了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因素[24],维纳布尔斯(Venables)的研究则强调了产业内纵向供求关联的作用[25]。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企业、消费者等主体之间的溢出效应在市场机制下产生,是一种间接相互依赖性,西托夫斯基(Scitovsky)称之为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26]。
集聚效应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检验。早期研究,如穆瑁(Moomaw)、田渊(Tabuchi)等都发现城市规模增长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上升[27~28]。金元(Kanemoto)等人的研究表明集聚效应在20万~4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最大[29]。中村(Nakamura)、亨德森、布莱克等同时检验了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作用[30~32],亨德森发现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本地化经济而非城市化经济[33],但这种本地化经济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消失。雷丁(Redding)等对纵向关联模型进行了检验,发现需求与成本关联解释了国家间人均收入差异的70%、制造业工资差异的50%[34]。汉森(Hanson)检验了工资水平变化与市场距离之间的关系[35~36]。布雷克曼(Brakman)等在NEG框架下研究了欧盟地区工资的空间分布[37]。欧振中(Au)、范剑勇、刘修岩、刘长全、赫林(Hering)等用中国城市或产业数据检验产业集聚与生产率、工资的关系,也证实了集聚效应的存在[38~43]。
在集聚效应与人口流动、人口分布方面,克罗泽特(Crozet)、庞斯(Pons)、赫林等分别检验了市场潜力对欧盟和西班牙人口流动的影响[44~46],布莱克等分析了市场潜力对美国城市相对规模变动的影响[47]。帕特里奇(Partridge)等检验了集聚效应对加拿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48],也是所见为数不多的直接分析集聚效应对城市增长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总体来看,虽然集聚效应在主流理论中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集聚效应的存在也得到广泛研究的验证,但是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的检验。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结论也非完全一致。帕特里奇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密度呈负相关,与城市初始规模呈正相关[49]。克罗泽特却发现,向心力非常有限,这些力量无法克服人口流动的障碍(成本),不足以导致快速的空间结构演变和中心外围结构[50]。
目前来看,还没有研究在集聚经济理论框架下检验和识别中国城市增长的驱动力量。长期以来,导致中国人口流动的地区差距有三个显著的外生来源:
第一,城乡分割导致的城乡差距,这为城乡人口流动积蓄了的能量;
第二,改革顺序与自然条件差异导致的区际差距,这为跨区域人口流动提供了能量;第三,政治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基础设施与寻租空间的地区差异,通过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也会引起人口与就业的流动。相对于这些因素,集聚效应显得过于微弱。但是,依然可以预期,在城镇化由提高城镇化率向优化城镇体系过渡、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增强的情况下,集聚效应与传统力量的对比也处于变化之中。
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二、集聚效应框架下的城市增长模型
1. 单区域的城乡迁移
假设区域由城乡两部分组成,城市与农村代表性居民的效用分别为Vu和Vr,由于迁移成本的存在,只有在迁移前后效用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迁移才会发生。遵循普加(Puga)的研究思路,假设迁移成本x在[1,eδ]区间服从密度函数为f(x)=1/(δc)的随机分布[51]。一个代表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概率为Prob(x
Mr,u=P?r,u=(1/δ)ln(Vu/Vr)Pr(1)
其中,Mr,u是城乡迁移人口,P?r,u是城市(乡村)人口变动,Pr是农村总人口。假设城市生产制成品为m,农村生产农产品为a,城乡居民对制成品、农产品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CD偏好,以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城市居民面临通勤成本等生活成本,那么城乡居民的间接效用函数分别为:
Vu=q-γm,uq-(1-γ)a,u(wu-cu)(2)
Vr=q-γm,rq-(1-γ)a,rwr(3)
其中,qm,u、qa,u、qm,r、qa,r分别是城乡制成品与工业品的价格指数,wu、wr分别是城市及乡村的名义工资,cu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与农产品在城乡之间转移具有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m和τa[52]。以制成品为例,一单位制成品从城市运往农村,只有1/τm单位能够到达(τm>1)。那么,
qm,r=τmqm,u(4)
qa,u=τaqa,r(5)
将式(2)~(5)代入式(1),那么:
P?r,u=(1/δ)ln[τa-(1-γ)(wu-cu)/(τm-γwr)]Pr(6)
假设城市制成品生产存在外部规模经济。虽然外部性的产生可以有不同的微观基础[53],但是,根据康博斯(Combes)等的研究[54],均衡工资(wu)通常取决于城市生产率移动因子(Bu)与城市就业规模(Lu),设为:
wu=BuLθu=BuPθuκθu(7)
其中,κu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Pu是城市人口规模,θ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的大小。城市规模增长过程中,通勤成本(及其他与城市规模相联系的不合意因素)等生活成本也随之增长,劳动力的有效劳动供给将会下降[55]。设城市生活成本为:
cu=CuPλu(8)
其中,Cu是城市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λ反映了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7)、(8)代入式(6),那么:
P?r,u=(1/δ)ln[τa-(1-γ)(BuPθuκθu-CuPλu)/(τm-γwr)]Pr(9)
式(9)描述了城乡人口迁移及城乡人口规模的动态变动过程,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有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的大小(θ、λ)、城乡人口规模(Pu、Pr)、迁移成本参数(δ)、产品运输成本(τm、τa)等。动态过程反映了城镇化的累积特征,人口集中会驱动进一步的集中,集聚经济越强,累积效应也越大。但是,两个因素会使城乡人口分布趋向均衡(P?r,u=0),即:①城市中集聚不经济的累积。
亨德森指出,城市规模扩张并达到一个很大的水平时,规模扩大对城市生活成本的边际效应大于对城市生产效率和工资的边际效应。因为城市规模与城市居民效用之间的倒“U”型关系,城市增长的自我累积过程也不是线性的,在达到临界水平后成为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的因素。②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农村人口的持续转出将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农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并达到临界水平后,也会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
2. 多区域的区际迁移
在多区域的情况下,假设区际迁移由各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决定。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距离为dij,两地间人口迁移的成本x在[1,edij]区间服从密度函数f(x)=1/(dijx)的随机分布。E(x)/dij=1/dij2>0,迁移成本随着两地间距离的增大而提高,这与现实相符。遵循普加的研究,假设潜在迁移人口从i地区迁移到j地区的概率服从ρPu,j的泊松分布,Pu,j是j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量,即流向大城市的概率更高一些[57],那么,从i地区到j地区的迁移规模将遵循以下动态过程:
Mi,j=P?i,j=ρ(1/dij)ln(Vj/Vi)PiPu,j(10)
其中,Vi、Vj分别是i地区和j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
这个假设暗含了农村居民在本地城乡迁移与向其他城市迁移的比较。,假设其具有如下形式:
Vi=q-γm,iq-(1-γ)a,i(wi-ci)(11)
其中,qm,i是i地区制成品的价格指数,qa,i是本地农产品价格指数(假设各地区农产品价格指数相同,即qa,i=qa,j),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wi是城市居民名义工资,ci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的区际转移具有与距离正相关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参照克罗泽特的做法[58],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运输成本为:
τij=Tdijδ(12)
其中,T>0、δ>0。遵循藤田长久等的假设[59],i地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具有如下形式:
qm,i=[∑Rr=1nr(pm,rτir)1-σ]1/(1-σ)=[∑Rr=1nr(pm,rBdirδ)1-σ]1/(1-σ)(13)
其中,nr是r地区生产的制成品品种数,pm,r是r地区制成品的离岸价,σ是任意两个制成品之间替代弹性,(σ-1)/σ反映了消费者对制成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直观来说,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偏远地方和制成品主要靠“进口”的地方,制成品价格指数更高。在名义工资相同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实际工资就更低。市场潜力与价格指数恰好相反。典型市场潜力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mpi=∑Rr=1(Yr/dir)(14)
其中,mpi是i地区的市场潜力,Yr是r地区的购买力。显然,购买力加权的权数是距离的减函数,偏远地区的市场潜力更小。正如克罗泽特所指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可以看作市场潜力的逆函数[60]。那么,用如下函数表示制成品价格指数与市场潜力之间的关系:
qm,i=f(mpi)qm,i/mpi<0(15)
假设i地区名义工资wi和生活成本ci分别为:
wi=BiPθiu,iκθii(16)
ci=CiPλiu,i(17)
其中,Bi、Ci分别是生产率与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Pu,i是城市人口,κi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θ、λ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11)、(15)、(16)、(17)代入式(10),经简化可得:
P?i,j=ρ(1/dij)ln{[f(mpj)f(mpi)]-γBjPθju,jκθjj-CjPλju,jBiPθiu,iκθii-CiPλiu,i}PiPu,j(18)
式(18)描述了区际人口迁移的动态过程,地区之间市场潜力、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等的对比关系都影响人口迁移。此时,城市增长一方面产生技术外部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市场潜力的影响产生货币外部性,两方面外部性共同驱动城市增长的累积过程,同时外部规模不经济(拥挤效应)又发挥着限制城市过度增长的作用。
1. 计量模型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本文将实证检验技术外部性、市场外部性等集聚效应与其他力量在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基本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gi,t,j=β0+β1Ai,t-j+β2mpi,t-j+β3Xi,t-j+β4ri+β5μt+εi,t(19)
上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t年第i市;j表示计算城市规模增长的时间跨度;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也都是j期滞后值;gi,t,j是t年i城市在过去j年中规模的增长;Ai,t-j是衡量技术外部性的变量。无论本地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都是与集聚的绝对规模相关,本文使用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来衡量。一些学者也强调了用密度衡量的集聚相对规模的效应[61~63],本文还引入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指标;mpi,t-j是衡量货币外部性的市场潜力,参照布莱克等的研究,本文计算以距离倒数为权重的总人口(MP_Popi,t=∑r(Popr,t/dir),其中i≠r)来衡量市场潜力,该指标同时也与本文的核心问题城市增长相联系,反映了城市增长过程中的潜在人口供给;Xi,t-j是其他控制因素,除了集聚效应,城市增长还受到区位、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涉及的指标包括的变量有失业率、工业化水平、工资水平、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等;ri是城市固定效应;μt是时间效应;εi,t是独立同分布随机扰动项。根据理论,技术外部性相关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故引入UrbanPopi,t、PopDensityi,t的二次方项。城市增长的路径依赖特征、控制变量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不可观测异质性等都可能导致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序列相关性,为此,在控制变量中进一步引入城市规模变动的滞后一期变量,最终的实证模型为:
gi,t,j=β0+ρgi,t-1,j+β1UrbanPop2i,t+β2UrbanPopi,t+β3PopDensity2i,t+
β4PopDensityi,t+β5MP_Popi,t+β6Xi,t-j+β7ri+β8μt+εi,t(20)
2. 计量策略
本文选择j=1,即与前一年同比的城市人口增长率来衡量城市增长。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全部选择滞后一期的值,以反映城市增长与初始状态的关系。由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份城市增长率可能有系统性的差异,模型的控制变量还将包括年度虚拟变量。
在估计方法上,由于城市规模变动受到不可观测的城市固定效应的影响,城市间规模变动也可能存在空间关联性,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65~66]。但是,引入滞后因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固定效应估计量向下偏误[67~68]。为此,本文将使用阿雷拉诺(Arellano)等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等提出的系统GMM动态面板方法对式(20)进行估计[69~70]。由于系统GMM方法可以同时利用变量水平变化和差分变化的信息,它比差分GMM方法更有效[71],特别是克服差分GMM方法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就模型设定合理性与工具变量有效性来说,系统GMM估计的关键检验有两个:一个是二阶自相关AR(2)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本文将报告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的显著性;一个是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本文将报告Sargan检验及对异方差更稳健的Hansen检验的显著性。
3. 数据与变量
实证分析数据是2000~2011年全国261个地级市共3132个样本的面板,数据全部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规模增长用城市人口增长率(GrowthRatei,t,j)来衡量。从图1来看,2000年以来,城市平均规模经历了稳定的增长,但增长速度趋于下降。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平均规模最大,平均增长速度也最快。在平均增速上,中部地区城市次之(见图2)。
图1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图2分区域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使用的是地级市市辖区总人口;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使用的是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市辖区总人口/建成区面积);市场潜力指标MP_Popi,t中的人口是各城市总人口,权重所用城市间距离是根据城市经纬度计算的直线距离;失业率(Unempi,t)是市辖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市辖区单位从业人数);工业化水平(Indi,t)是市辖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RP的比重;工资水平是各城市市辖区职工平均工资(Wagei,t)的对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RoadPerCapitai,t)的对数。表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四、实证研究结果
表2列出了实证分析的结果。模型1报告了除时间因素外不含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2报告了以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为核心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3报告了含所有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添加了城市市场潜力与是否属于东部地区
按照通常口径,东部省份包括京津冀鲁苏浙沪闽粤琼。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模型5和模型6分别使用2001~2011、2002~2011年数据在模型4设定下进行估计。在不同模型设定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且工具变量有效,两个关键假设都高度显著地通过检验,表明模型设定与工具变量选择是合理的;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的系数基本都得到比较稳定和显著的估计结果,仅有人口密度因素在模型5和模型6中的显著性与前几个模型不一致。以下基于模型4并结合稳健性检验情况,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首先来分析各控制变量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①效用的比较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动因,收入决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工资增长率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工资增长率
未加说明均指滞后一期。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59个百分点。②托达罗的人口迁移理论强调了失业率的重要性,失业率会影响就业预期与收入预期,进而影响到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本文的估计结果支持这一论断,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增长率会下降0.1个百分点,该影响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比较显著的。③城市化水平越高则城市增长率也越高,弹性达到了0.2,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化水平提高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进而促进人口集聚。④城市增长过程中道路建设通过降低通勤成本等拥挤效应进而促进人口集聚,人均道路长度每增长1%,城市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15个百分点。
本文关注的是集聚因素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如下规律。
首先,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LnUrbanPop的一次项与二次项都在1%水平上显著,二次项小于零。“U”型曲线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在城市人口达到一个门槛规模后,城市增长率将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增长。按照一次项与二次项的-0.784和0.067估计值计算,LnUrbanPop的门槛值为5.851,对应的城市规模为347万,超过这一规模,城市增长率与城市规模是正相关的。
2011年,达到这一规模的样本城市有17个,占到样本城市总数的6.51%。也就是说,对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由于这是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相互抵消后的净效应,所以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大多数城市在人口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对于超过门槛规模的城市,城市规模与城市增长率正向关系的出现,可能与这些城市的区域中心、行政中心的地位相关。2011年超过门槛规模的17个城市中,各类中心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等)占到了15个。
其次,模型1~模型4中,城市人口密度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人口密度达到一个门槛值之前,城市增长率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增长,超过门槛密度之后则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下降,这个变化反映了人口集聚过程中拥挤效应的存在。按照一、二次项的估计值0.177和-0.011计算,LnPopDensity的门槛值是8.04,对应的人口密度是3120人/平方公里。但是,在模型5~模型6中,人口密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不显著。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人口密度对城市增长中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对此的一个解释是,近年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中国出现了普遍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情况,人口(就业)密度的溢出效应和拥挤效应因此不能得到真实反映。
最后,货币外部性是驱动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城市增长率与其市场潜力有显著正向关系,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上升0.097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城市来说,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还将额外上升0.008个百分点。
正确认识城市增长动力是我国在市场机制下继续推进城镇化与优化城镇体系的基础。虽然集聚效应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其存在性也得到广泛验证,但是现有研究对于具有不同微观基础的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检验。本文使用2000~2011年26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分别衡量技术外部性与货币外部性的集聚因素,运用系统GMM的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检验并确认了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
城市增长是人口自然增长与人口流动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未剥离城市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差异的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主要与人口年龄结构、总和生育率、死亡率等因素有关,与本文强调的集聚效应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另外,根据前面数据比较,自然增长率对城市增长的影响比人口流动要小很多。从这两点来看,忽略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应该是比较有限的,但关于这方面的影响仍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在此,也向提出这一问题的匿名审稿人表示衷心感谢。中的作用。
具体来说:
①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但是大多数城市处于曲线的左侧,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这些城市在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效应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
②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市场临近中的货币外部性,结果表明,根据人口与空间距离计算的市场潜力是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
③城市人口密度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源于土地财政驱动的城市空间过快增长,使得与密度相关的技术外部性在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上都不能得到正常发挥。
④传统人口迁移理论强调的收入预期取决于工资和失业率,结果表明这两个因素对城市增长也有显著影响。⑤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与城市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缓解拥挤效应可以促进城市增长。
上述结论表明城市增长是多重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并有三点政策内涵。首先,集聚效应作为基本经济力量,其对城市增长的作用是发挥市场机制在城镇化与城镇体系优化中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但集聚效应发挥作用仍有赖于市场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完善有利于人口流动、资本流动与区际自由贸易的制度。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应是基本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任何非市场力量带来的城市结构变动都可能引起资源错配,降低经济效益。
其次,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以缓解拥挤效应是发挥集聚效应促进城市增长作用的内在要求。货币外部性对城市增长具有更加持续的作用,而技术外部性的作用则受限于集聚过程中的拥挤效应,同等规模下,拥挤效应越大,技术外部性抑制城市增长的作用就越突出。最后,工资、失业率等传统因素的显著作用说明,创造就业、降低失业率以提高收入预期仍是促进城市增长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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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不仅仅给学生带来英语能力认可和证书方面的收获,在学生进行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复习的过程中,学生在自己的英语学习方面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这种提高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因此学生很难发觉。但是利用好考试复习对于学生英语学习的反拨效应,可以很好的提高高职院校学生英语学习的提高。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英语应用能力考试(B级)对高职英语学习的反拨效应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英语应用能力考试(B级)对高职英语学习的反拨效应
高职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技能型操作人才,因此,其主要的教学目标为学生技能的熟练掌握。而随着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综合能力要求的提升,操作型人才英语交际能力以及读写能力的要求也日益的提高,因此高职院校在学生专业培养时将英语课程逐渐的融入其中。而英语应用能力考试是对于高职院校学生英语水平的一个认可,高校在鼓励学生进行英语考级考证的时候除了关心学生获得证书的比率以外,还应当善于发现其对于学生英语学习的反拨作用,以此来帮助英语基础较弱的高职学生获得提高英语的最佳途径。
要想了解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对于学生英语学习的反拨作用,就必须先了解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考试时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复习的内容,进而从这些准备的工作中,发现学生获得的英语方面的进步与提高。因此文章本节着重对于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中的准备工作做探究,以为后面的分析提供依据。
1.1词汇量积累,语法的完善工作不断的深入。
对于B级英语应用能力的考试,其主要考察学生在大纲范围内英语词汇量及语法的应用,虽然考试涉及听力、选择、作文等多种形式,但是在考试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英语的基础。因此,高职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的复习中,往往会坚持单词的背诵以及关于语法的学习,进而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词汇量以及英语基础知识的专业性。
1.2强化自己英语知识应用能力的提高。
在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中,除了最基本的单词选择题,很多的考试内容都需要学生对于英语知识进行实际的应用。例如英语听力或者是英语作文的考察。因此在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的复习中,学生不仅仅是进行基础知识的复习,还需要通过大量的习题锻炼来提高自己实际的英语应用能力,尤其是在英语听力的准备以及英语作文写作方面的锻炼,学生的英语听、写能力在不断的强化。
1.3复习方法与考试技巧不断完善。
虽然进入高职阶段的学习后,学生的实际可支配时间变得相对充裕,但是对于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的复习来说,其复习时间还是比较的紧张。因此在学生复习时,要不断的完善自己的复习方法以及对考试方法进行不断的探索,从而获得最佳的复习效率,并且在考试的过程中以最好的答题技巧将自己的英语水平发挥出来。
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不仅仅给学生带来英语能力认可和证书方面的收获,在学生进行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复习的过程中,学生在自己的英语学习方面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这种提高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因此学生很难发觉。但是利用好考试复习对于学生英语学习的反拨效应,可以很好的提高高职院校学生英语学习的提高。
2.1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增强了高职学生英语学习的主动性。
高职学生由于其学习的基础比较薄弱,并且学习的积极性不强,因此在课上的表现往往与大学生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往往会关系到学生英语能力的社会认可以及其证书的数量,因此学生在报名考试后,为了能够通过考试,都会主动的进行英语考试的复习。虽然整个英语学习都只是为了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但是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的主动性得到了提高,并且很多学生都会利用课余时间加紧对于英语的学习,整个学校的英语学习氛围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2.2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加强了学生英语基础知识的积累。
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复习的过程中,由于复习内容的不断增多与深入,在英语方面基础知识的积累,例如词汇量,语法等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在词汇量方面,大纲规定至少在2500词汇以上,学生为了能通过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在复习的过程中会进行大量的词汇背诵以及英语语法的训练,直至整个复习过程的结束,学生英语基础知识的积累又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2.3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促进学生英语学习方法的养成。
虽然学生在复习阶段进行复习方法的探究以及考试技巧的钻研都是为了应对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但是在实际的复习过程中,其反拨作用又会再次促进学生英语学习能力的改善。在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复习的过程中,学生会自主的安排自己复习的内容以及相关的时间,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学生会发现自己每天最佳的记忆时间,最佳的学习状态以及最佳的学习量。而在考试结束后,学生对于在复习过程中所采用的英语复习方法可以继续使用于英语课程的学习中,进而整个英语学习的方法也能够定型养成。
2.4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再次提高学生解题技巧。
中国不管哪个阶段的学生都需要面对多方面的考试,而考试的形式主要是笔试为主,因此在长时间的锻炼下,学生逐渐培养了自己多种解题的技巧。而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作为社会类型的证书考试,使得学生在复习与参与考试的过程中又再次获得了社会考试的锻炼以及技巧的提升,从而学生在学习以及考试应对方面的能力再次获得提升。
英语应用能力考试既是对于高职学生英语能力的一次认可,也是对于高职学生学习的一次挑战。在积极的备考复习过程中,学生除了能够获得英语技能的认可,其整个考试的过程又会发生反作用,进而提高高职学生英语学习的水平。通过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的整个过程,学生英语学习的态度得到了改善,基础知识的积累得到了提升,英语学习的方法得到了完善,因此高职学生在整个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完成后,其英语水平以及学习能力又会再次的得到新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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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学校和其它组织中,信息技术体系结构是一个为达成战略目标而采用和发展信息技术的综合结构。它包括管理和技术的成分。其管理成分包括使命、职能与信息需求、系统配置和信息流程;技术成分包括用于实现管理体系结构的信息技术标准、规则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信息技术在旅游文化课堂的有效应用相关论文。文章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浅谈信息技术在旅游文化课堂的有效应用全文如下: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的不断深入,当下的课堂教学出现了白板教学、网络教学、翻转课堂等新型的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改变了以往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多媒体教学在日常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一改往日只由教师在三尺讲台上运用个体的声情并茂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极大地丰富了课堂教学中的直观性,使学生容易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发展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了学习效率,优化了课堂教学质量。它有利于学生主动发现、积极探索知识,还有利于发展联想思维和建立新旧知识及各类知识之间的网状联系。因此,在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课堂上,如何把信息技术与旅游文化课程内容相结合,打造出高效率的课堂,充分对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成为当下旅游文化课程值得探究的话题。
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同理,一堂课的效率高低也在于开端处是否能完全引起学生对课堂的关注度。要想引起学生对课堂的关注度,首先教师的导入设计是关键。在旅游文化课堂上,多媒体技术采用图音结合的教学方法具有新颖性、趣味性和多样性,能吸引学生的眼球,也可以巧设悬念,更能引起学生的浓厚兴趣,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好奇心,从而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在学习《汉族民俗风情》一课时,利用多媒体播放我国汉族传统节日欢庆盛况图片,色彩斑斓的影音图片,立刻把学生的目光集聚到荧屏上。接着教师在屏幕上提出问题:请同学们一起来猜一猜图片上的精彩画面是哪个民族过的节日呀?以图片展示来提出问题给学生的心理设下悬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各执己见,畅所欲言,活跃了课堂气氛,为课堂的"眼"点上了"睛",从而营造出学生愿学、乐学的课堂氛围。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旅游文化中涉及的旅游资源、文化演变的形态,也不断更新。一直以来,许多人包括我们的一部分学生总认为旅游文化只是在"纸上谈兵",均是些过时的东西,学生缺乏真实的感受,没什么学习的必要,学生主动学习的意愿较低。而引入多媒体技术教学以后,我们可以把一些新闻报道、纪录片以及反映实际的图片、数据、视频片断与旅游文化课有机地结合起来,用事实说话,实现了超时空的信息再现,从而大大提高了旅游文化与时俱进的程度。
例如,当我们在学习《认识旅游》一课时,在讲到旅游业发展前景时,学生对于书本上知识只是粗糙认知一下便放下了,总感觉离自己的职业发展相距很远,提不起学习的动力。当通过网络媒体收集到的资讯与图片运多幻灯片等方式来展示一些影音图像,切入一些当前旅游动态发展的图表数据,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自信心又提了上来,对课堂的参与度也会随之提升。因此,旅游文化课程的学习离不开信息技术的运用,教师要日常备课与教学过程中需从网络等媒体上收集大量的现实动态信息,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来辅助教学,大大增强旅游文化课的可信度及给学生学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当下,仅凭教师"一张嘴、一支粉笔、一本书"的传统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尤其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旅游文化学科涵盖的知识面比较广,从民俗风情到园林与建筑、宗教文化等方面都涉及。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对一些课堂上较难表达的历史知识、基本概念和文化特色等,可以分专题到有关网站上查找相关资料,搜集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图、文、声、像材料,然后制作成多媒体课件来组织课堂教学。节省了很多板书的内容,同时也为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
这种多媒体课件不仅能将大量的资料呈现给学生,大大拓宽学生的视野,而且在说明行业发展动态、概念及文化特色实时材料集中,简明准确,省时省力,从而达到大容量、高密度、快节奏的现代课堂教学要求,做到内容精简、分析精辟、语言精练,使得课堂教学节奏明快紧凑。用多媒体信息技术能化虚为实,化繁为简,使旅游文化的时空性清晰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便于学生理解。从而优化了课堂结构,提升了旅游文化课堂教学的效率。
多媒体教学技术的交互性是独一无二的,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学情及授课的内容通过翻转课堂的方式让学生依据教师所列的知识问题点进行先学习,并辅之以有效的奖惩机制,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回归学习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旅游文化课堂中,只能依赖一本精而又精、简而又简的教科书,再由教师单一的在课堂上让学生画画记记,完全不可能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
运用信息技术能提供直观形象和生动逼真的动态图像,伴随着图像的闪动、变化,不仅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又能发展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激活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其集图、文、声、像、动画于一体,资料翔实,线索清晰,操作简便等特点,有着传统教学手段所不具备的优势。再者由教师在课堂上通过提问或让学生答题的方式来检验学生去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样的方式也会促使学生主动地将头脑中已形成的认识与新知识加以对比、分析、判断和重组,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巩固。同时,也使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了提高,进而从中获得学习的乐趣与成就感,真正地成为学习的主体。
在旅游文化的课堂上,有效地运用信息技术融入课堂,能为课堂的导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可以为学生学习旅游文化增添信心,还可以起到优化课堂的结构,为创建高效率的课堂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同时还能利用翻转课堂的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了提高,真正地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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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盈余管理是目前国外经济学和会计学广泛研究的课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盈余管理及其效应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浅谈盈余管理及其效应全文如下:
[摘要]盈余管理是企业在有选择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自由时,在合法的前提下选择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是企业作为追求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经济主体。只有对盈余管理理性对待与恰当运用,才能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正面效应,实现效益最大化。
[关键词]盈余管理;盈余做假;正面效应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衡量公司经营状况、评价公司价值、利润分配、纳税等方面盈余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因此,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都比较重视企业的盈余。而由于委托代理关系和对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的存在,会计权责发生制下会计职业判断,以及会计准则弹性的客观存在,都使管理者产生调节盈余的动机。
管理者调节盈余目标的不同,会导致对盈余管理的概念界定及调节方式方法等一系列不同。通常人们会把盈余管理与盈余操纵及盈余做假等概念混为一谈。其根本原因是对盈余管理没有明确的定义。美国会计学家WilliamT Scott在《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管理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从而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目前大家普遍认同的盈余管理,是指管理者在有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自由时使自身利益或者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正因为这些定义的涵盖面太广,才造成对盈余管理概念的一些误解或模糊。
上述定义中的共同点是把盈余管理的目标界定为使管理者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但是这二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管理者作为理性经济人,必然会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是整个企业经营管理的长期目标和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各个部门职能的发挥,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发展,不断提高盈利能力,实现企业总价值最大。显然这两个目标是截然不同的,也必然导致管理采取不同的“努力方式”。管理者如果将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其经营目标,必将企业的长期利益与长远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为此,对盈余的调节就会致力于将符合公司发展的信息传递给信息使用者,以保持企业经营稳定、减少经营风险。但是如果管理者将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如升职、加薪等作为其经营目标,就必然会追求企业的短期利益,从而很有可能采取不利于投资人、债权人的手段,比如不合法手段捏造企业业绩,即盈余做假。虽然管理者在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可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后者不是盈余管理的根本目标。因此,盈余管理应该是企业在有选择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自由时,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选择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
正确理解盈余管理的定义首先就要将其与盈余造假区分开来。
从本质上看,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在合法的范围内,通过选用不同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会计方法等,对利润进行调整,以追求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盈余造假是企业管理当局采用各种方式隐瞒、粉饰和伪造经营业绩,超过法律法规允许范围进行利润调节。
从动机上看,盈余管理趋于预定的管理目标,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其中包括股东财富最大化,符合债务契约约束条件,减少经营风险,避免政治成本,合理避税等。盈余造假是管理者自谋利益,偷税漏税等行为。
从手段上看,盈余管理是在各种会计政策之间进行选择。主要是对会计核算上需要估计的项目进行调整,比如,固定资产的折旧,递延资产的摊销,存货计价方法的改变,安排交易发生时点及交易方式等。盈余造假以不合法手段进行会计造假,粉饰企业的财务报表。比如,提前或延后甚至虚假确认收入、费用,利用关联方交易转嫁费用等。
从结果上看,盈余管理如果运用得当,会使企业长期稳定发展。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分支,会有使会计报表使用者受益的地方。比如,企业将最符合公司发展的信息传递给信息使用者,有利于整个资本市场的信息交流,增大社会效益。盈余造假不是以实际生产经营业务为基础实施利润调节,而是凭空对企业业绩进行人为捏造,使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受到严重损害,导致报表使用者做出错误决定,损害投资人利益,甚至影响社会安定。
由此可见,盈余管理是一个中性行为,是企业作为一个追求其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进行财务管理应予理性对待。
无论是从盈余管理概念的涵盖面上分析,还是从与盈余造假区别方面的分析,都是为了更加明确什么是盈余管理,从而在我们看到企业对盈余的一些处理时能够辨别出它是否属于盈余管理范围。明确定义还是为使企业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对盈余管理和盈余造假的界限进行判断,从而有效提高其管理和规范影响账面盈余的会计选择和实际经营活动的水平,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没有明确的盈余管理的定义会使违法的盈余造假披上合法的外衣,正当的盈余管理也可能被证监会等相关部门误解。
由于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使得双方关于企业掌握的信息不对称。盈余是管理者掌握的内部信息,所以委托人很难了解管理人员的盈余管理行为,即使能够了解,也要花费很大的成本。美国会计学者詹姆士认为,会计收益影响企业市场价值的权益资本市场;影响债务契约价值的债务性资本市场;影响员工业绩评价的劳务市场;影响企业间交易的材料产品市场;影响政府税收、管制、补贴的政治市场。所以,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者基于其对以上五个市场的作用而使然。
适度的盈余管理是一个企业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企业有关利益主体采取合法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举措。这种调节盈余的行为体现了企业财务管理技术的成熟。允许适度盈余管理的做法,也是对有关利益主体的尊重。如何把握这个“度”,要看措施运用得当与否。如果盈余管理的措施运用得当,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正面效应。
适度的盈余管理可以维护合同的有效性,减少订约成本。从有效契约论的角度说,企业是由一系列契约组成的,签订契约时要花费订约成本,由于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所订契约总是具有不完全性和刚性。有效契约论认为,企业管理人员通过盈余管理行为可以灵活面对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刚性,降低契约成本,提高企业价值。如通过盈余管理使财务报告中的数字处于债务契约中限制性条款的范围之内,就可以避免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重新谈判成本。管理者有一定的盈余管理能力,对于维护有效合同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盈余管理必须以管理者不进行过度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刻意损害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为条件。
适度的盈余管理有助于减少因资本市场波动对投资者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相对于外部信息使用者而言,公司的管理人员总是有更多的关于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内部认知,而这些内部信息往往相当复杂并具有专业性。盈余管理可以通过“利润平稳化”手段传递企业原来不易传递的内部信息,从而有助于减少因资本市场波动对投资者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
适度盈余管理可以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管理者可以通过实施盈余管理在必要时采用利润平滑手段向与企业有关的其他人士传递稳定的信息,增强外界对企业的认知,从而保证企业资金和原材料的供应以及销售方面少受干扰。
适度的盈余管理可以降低企业的政治成本。管理者通常设法降低报告盈利,以避免受到公众或政府的过多关注而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或被施加额外管制。
适度的盈余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合理、合法避税,进行税收筹划,既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又符合税法所蕴含的政策导向。
适度的盈余管理有利于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从国外的实际情况看,采取较严谨财务制度的美国公司一般采用能使利润增长的“夸张性原则”进行盈余管理,使公司利润保持稳定,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极大地推动了美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采取较宽松财务制度的日本,会计准则允许公司建立各种备抵账户和准备金账户,有较大的盈余管理空间,但由于有完善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审计制度做后盾,公司的盈余管理也并不妨碍经济的发展。我国公司的盈余管理只要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对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程都是有益的。
在我国,现代会计还十分年轻(1993年颁布新会计准则),缺乏一些具体交易的会计处理准则,证券市场的监管功能还不完善,这就决定了我国企业的盈余管理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动机上有一些区别。我国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取得银行的信贷资金和商业信用,包装上市以及后来的配股等等。主要方式是利用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调节利润,利用虚拟资产和利息资本化调节利润,利用股权投资和其他应收付账款调节利润。然而,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不发达,监管能力不到位,有些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已经到了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程度。因此,加快会计准则的完善,及时披露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对严重损害投资人利益的盈余管理予以处罚,已成为增加资本市场透明度与完善优化资本配置功能的当务之急。
盈余管理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盈余管理与盈余造假的区分就在一个“度”上。如果盈余管理运用不当,或者没有把握“度”,不仅不会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还会使企业的经营困境进一步恶化,对管理者本人和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在一定的时间内,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者减少企业实际的盈余数量,但会改变企业的实际盈余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反映与分布。所以,管理者在实施盈余管理时,如果不追求长期目标,只顾短期利益,不采取切实措施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与提高经营业绩,最终将导致企业收益下滑,损害投资者利益,而且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及市场形象造成损害。
因此,在坚决杜绝盈余造假的同时,应加强对盈余管理行为的规范,正确加以引导,使盈余管理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部分,对企业的发展真正起到正面作用。在我国目前审计、法律体系和资本市场不够完善,投资者和其他信息使用者素质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牺牲一定的相关性,增强盈余信息的可靠性,会更加符合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需要。特别是应该对关联交易、资产重组、报表的信息披露程度等易产生不当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管理。尽管盈余管理运用不当会造成负面影响,但只能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加以规范和引导,是可以防止盈余造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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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勒给大市场营销下的定义为:为了成功地进入特定市场,在策略上必须协调地施用经济心理、政治和公共关系等手段,以取得外国或地方有关方面的合作和支持。此处所指特定的市场,主要是指壁垒森严的封闭型或保护型的市场。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和政府干预的加强,是国际、国内贸易中大市场营销存在的客观基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淘宝网市场营销论文范文:基于单身经济的网络营销效应研究。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网络营销作为一种新的营销方式,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同时,网络营销的观念和网络营销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熟知和掌握。使用网络营销理论分析了淘宝网的“光棍节”营销效应。阐述了基于单身经济的网络消费者的特点,分析了以单身群体为核心的光棍节的营销效应。在肯定光棍节网络营销效应的同时提出了在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几点建议。
[关键词]电子商务 单身经济 网络营销; 光棍节。
“单身经济”这一概念是由西方经济学家麦肯锡提出来的,最初定义为“单身女性经济”。目前单身经济概念已经扩展到具有相似特征的人群。随着社会经济网络化、全球化的发展,适婚单身男女数量的不断增加,单身经济在娱乐、社交、养老等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
网络营销是在虚拟市场,以网络消费者为目标群体展开营销活动。网络消费者参与主体大多数为青年男女,其向往个性化和自由的消费方式。这部分群体具有收入高、无家庭负担的经济优势,这为网络营销提供了需求源保障。单身经济下网络消费者呈现以下特点: ( 1) 网络消费者兴趣爱好广泛,以自我为中心乐于尝试新鲜事物。( 2) 这部分网络消费者拥有较多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能够购买满足他们需求的个性化、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3) 网络消费者能够通过各种途径主动掌握和获取商品的信息,理性地分析比较。网络环境下使单身群体和网络消费者特点重叠,更加有利于电商企业以单身群体为目标用户开展网络营销活动。精明的电商以此为契机,围绕这部分消费者展开营销活动,使网络营销取得了重大成就。
单身群体以其超前的思想观念和消费意识促使了单身经济的迅速崛起。而淘宝网的光棍节活动就是以单身群体为核心展开的一系列网络营销活动。
光棍节网络营销活动以单身群体为中心,重视这部分消费者需求,使网络消费者在营销过程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而电商企业的营销策略也由传统的被动、消极地适应消费者开始向积极、主动地与消费者沟通和交流转变。
1. 电商以单身群体为中心展开网络营销活动,更容易获得眼球经济.
眼球经济也被称为注意力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下获得注意力就是获得一种持久的财富。网络经济环境下,眼球和注意力在强大的媒体社会变成了一项经济资源,在这股强大力量的推动下,眼球经济比任何时期都要活跃。电子商务网站更需要眼球,只有点击率才是网站价值的集中体现。同时,这种点击率也成了网民和网络购物者的一种消费指向标,因为网络购物者消费心理更倾向于“大众消费”。
而电子商务企业也可以从这种消费指向标中准确地把握市场走向,从而合理地分配利用资源,获得利润的最大化。淘宝网的光棍节活动就是以单身群体为核心展开的一系列网络营销活动。从经济学角度说,单身群体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很多,负担相对较少,没有来自家庭和婚姻的经济压力,削减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淘宝网正是抓住了单身群体收入稳定,具有较强的购买力,又具有个性化需求的特点展开营销活动。这就要求电商企业善于抓住噱头和利用消费者心理进行造势,获得了包括单身群体在内的网络消费者的广泛认可。电商企业通过“半价包邮”“单身快乐,红包派不停”等活动,吸引消费者注意力,引起网络消费者兴趣,获得眼球经济。
2. 淘宝网光棍节低价的促销策略,促使销售量急增.
淘宝网 2011 年首次借淘宝商城展开“光棍节”促销活动,单天销售额为 1 亿元,而 2012 年光棍节销售额达到 191 亿元。历年光棍节销售额如图 1。
电商们借用此次活动创造了一个销售历史。光棍节能够成为电商的盛宴,虽然离不开商家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精明的市场策略,更取决于商家善于利用网络平台,借助网络平台而发动的网络营销活动。网络消费者虽然比较喜欢超前和新奇的商品,容易被新的消费动向和商品介绍所吸引,但是价格的作用仍然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当价格降幅或者是促销活动的优惠力度超过这部分消费者的心理界限时,消费者也会改变购物原则,做出购买决策的。虽然说网络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之前会进行理性思考,对商品的质量、价格、规格进行比较,但是光棍节的促销活动也会打破其原有购物的习惯,使其产生冲动型购买行为。
3. 光棍节社会影响广,促使传统店家开拓网络销售渠道,产生联动效应.
光棍节在刺激了大量的电商销售热情的同时,也使传统店家看到了电子商务的魅力和网络销售的巨大前景,纷纷加入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拓展其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增加销售量。光棍节网络营销活动还促使其他电商平台纷纷加入促销活动,产生联动效果。京东商城、当当网、苏宁易购、国美、亚马逊、腾讯易迅网等多家电商网站都利用光棍节深远影响,纷纷利用各自平台展开促销活动,使各自的销售量急增,获得社会关注度,扩大品牌知名度。
4. 光棍节营销活动减少了广告投入,树立了电商企业的品牌形象.
淘宝网通过广告、SNS 等各种途径展开全方位整合营销推广。首先,利用病毒式营销快速传播的特点,以单身群体为中心在网络消费者之间迅速传播,利用网络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与分享进行广泛传播,使光棍节促销活动广而告之。其次,利用 SNS,以网络社群积累的人际关系网为基础,利用这部分群体具有稳定性强、粘度高、传播力度广的特点,扩大光棍节和淘宝网的知名度。网络社群成员享有发言和信息对称的权利,而且消费者更愿意相信社区成员的声音,达到口碑相传的效果。再者,利用微博营销。淘宝网利用微博聚集的人气,在天猫新浪官方微博上推出的 11. 11 网购狂欢节小专题活动达到宣传推广的效果。最后,淘宝店家主动加入营销推广活动,利用店家资源,减少广告投入。2012 年光棍节活动首次突破淘宝范围,联合天猫和聚划算两大事业群共同出击,仅天猫参与光棍节活动的店家就超过了 1 万家。入驻店家对光棍节活动有了更多预期,愿意拿出资源做当日的促销,达到借力营销效果。除了天猫商家手机发送促销广告外,商家还在自家天猫店铺采用海报进行促销,直接锁定目标人群,相比投放的范围大、覆盖面广,投放更精准。以上营销推广活动刺激了网络消费者参与的激情,同时减少了淘宝网的广告投入,降低了活动成本,树立了淘宝网电子商务企业的品牌形象。
5. 光棍节网络营销活动提高了整条供应链的协同运作能力.
光棍节网络营销活动能够顺利展开并取得不菲的成绩,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提高了整条供应链协同运作能力。首先,电商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为淘宝天猫赢得了更多的销售额。在IT 系统方面,天猫推出了基于云平台的订单处理平台,提高了云商户的日订单处理效率。其次,为了保证光棍节活动顺利进行,天猫为光棍节促销活动准备了相应的流量储备,以避免页面无法打开、无法支付的情况。再者,物流方面,天猫与 EMS,顺丰、申通等国内九大物流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实现了与物流公司的信息对接,做到货品从包装到送达,全程数据都掌握在天猫手中,实现全方位的物流数据分享,帮助快递企业全面提升运营、服务及资源分配能力。
1. 单身经济群体具有不确定和不稳定的风险.
单身群体虽然充满生命力,带动了“单身经济”,但是也面临着“单身经济”带来的风险,例如这部分群体更注重自我享受,容易产生盲目购买。网络消费者容易受电商的网络促销活动的影响,产生冲动的购买行为。在冷静思考过后或者收到货品之后,发现购买行为是没有必要的,可能会把不满转嫁到商家身上,影响商家的信誉,同时也会影响商家的顾客满意度。
2. 商品促销力度大,凸显网络经济中的“柠檬效应”.
网络经济环境下买卖双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为柠檬效应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存在提供了先决条件,造成逆向选择,即在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处于劣势的选择,使得质优价高的商品遭到淘汰,而劣质价低的产品逐渐充斥市场,导致市场萎缩或市场不存在。柠檬效应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提出。光棍节作为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淘宝网推出的网络营销活动,大部分店家都会运用低价经营策略,吸引网络消费者的眼球,刺激消费者的购买冲动,增加商品销售取得利润,反而忽视了产品的质量; 而对于少数提供高质高价的商家,他们往往会被消费者所抛弃,出现有质无量的窘态。
3. 商家的仓储、物流、客服等环节成为电商开展促销活动的瓶颈.
阿里巴巴集团没有预测到当天流量过高使电子商务系统平台的开放性和稳定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致使页面无法正常打开,影响了消费者购物体验,降低了店铺销售额。除了页面等技术问题外,光棍节活动中产生了一系列怠慢顾客的行为。例如大量订单使卖家发货速度缓慢,阿里旺旺过于繁忙,买家的咨询和沟通被怠慢,引起买家的不满。除此之外,作为电子商务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流成为检验电子商务环境和质量的标准之一。淘宝网光棍节网络营销活动给物流公司带来巨大压力,除了申通、圆通、中通、汇通、韵达等五家物流公司承接淘宝网快递业务外,EMS、宅急送、顺丰也开始与淘宝、天猫达成了网购快递协作。即使是这样,光棍节当日巨大的销量还是远远超过了各大快递公司的承受力。虽然一些小型快递商家也加入了物流配送,分担“爆仓”的压力,但是有些订单还是只能推迟一周甚至一个月后才能发货。在配送的过程中除了暴力分拣大家公认的问题外,还存在配送缓慢效率低下,配送员态度恶劣等等一系列问题。显然电商企业物流质量的高低已经成为电商企业新的竞争点。
4. 光棍节活动期间网上价格体系混乱。
光棍节活动期间,除了淘宝网参加以外,聚划算和其他的电子商务平台也加入了这次活动。各个店家对同一产品、相近相似的产品缺乏统一的定价标准,因此出现了同一品牌价格不同甚至相差甚大的情况。网络市场上销售的商品价格混乱,消费者往往刚下订单,却发现另一家同一品牌价格更便宜。
虽然这种价格混乱的现象促生了网络比价系统的产生,但是网络比价系统只能给消费者比较价格缺乏对产品服务等增值价值的比较。许多电商通过提供增值服务跟一般店铺区别开,但是网络比价系统却把这一优势排除在比较之外,使得网络市场上“柠檬效应”现象越来越严重。
1. 鼓励网络消费者理性消费,建立合理收支规划.
光棍节活动期间,促销活动吸引了单身群体的眼球,使他们在享受低价带来的购物快感同时产生盲目购买的行为。这既降低了消费者网络购物体验,也造成了浪费。以单身群体为中心的网络消费者需要建立正确的消费观,理性对待网络促销活动,合理规划网络购买行为,理性消费。
2. 第三方平台承担起审核和监督的职责,建立良好的诚信商务交易环境.
电子商务环境中,网络消费者要与其不完全了解的卖方进行交易或者购买不熟悉的新产品,需要第三方平台或中介提供意见,因为其意见具有中立、客观的特点,更容易被网络消费者信服。其次,第三方平台作为中介机构在活动中可以提供信誉保证。
第三方平台通过发放数字证书来验证交易者的真实性和唯一性,数字证书起到了中介的信誉保证作用。
最后,第三方平台有匹配买卖双方的作用,还可以根据双方支付和索取意见使特定的买卖双方进行区域或者全球性匹配。在电子商务市场下,使匹配效率得到提高,匹配人数和匹配范围不断扩大,可以有效地缓解或者解决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
第三方平台对商家的资信、诚信以及服务进行实时监督,发现商家的不诚信行为及时给予惩罚,减少消费者的损失,同时对其他店家给予警示。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加强买卖双方的信息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减少网络经济中的“柠檬效应”。
3. 加强协调机制,完善整个供应链协同能力.
电子商务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是一个企业和一个企业的竞争,而是一条供应链和另一条供应链的竞争。电子商务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必须整条供应链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同运作,整合各成员的资源优势,从而提升整条供应链的竞争力。首先以阿里巴巴等大型电子商务企业为核心,为整条供应链其他企业提供平台、核心技术和交易标准等,促进系统内各种资源整合,协调各企业的联系。其次,以消费者为目标,充分认识到消费者的作用,针对用户,整合交易、搜索、社区、通讯等一系列互联网应用集合式发展。再者,物流公司、金融机构、电信服务商也可以通过整个链条的优化,获取远远超过依靠自己的竞争力才可以获得的利益。例如物流企业,充分树立以人为本理念,提高业务处理自动化程度,调动基层人员工作积极性,减少基层工作强度,使他们参与企业的管理和收益,提高管理效率。金融机构提供的非现金支付方式的电子支付模式,提高支付的灵活性和便捷性。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企业可以从促进产业发展角度进一步加深银企合作程度。
4. 各个店家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关注消费者需求,加强对客户的管理.
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加剧以及电子商务企业的自身特点,消费者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而消费者的选择也决定了电子商务的生存和发展。利用网络技术,掌握消费者信息,积累电商智慧,才能使电子商务企业建立真正持久的竞争优势。各个店家可以在网上建立客户反馈机制,掌握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对产品的要求等,以便提供更适合消费者的产品。因此建立以消费者信息为基础的数据库,开展数据库营销就变得非常重要。围绕数据库资料以客户为中心利用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与顾客建立持久关系,留住顾客,使客户满意,使客户忠诚,进而使客户不再转向其他竞争者,使得电商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变为服务的竞争,使客户与电商企业建立起信赖关系,达到预期的促销目的。各个店家在为消费者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的同时,更应该注重诚信经商,以诚信赢得客户的信赖。
综上所述,光棍节能够成为电商盛宴,关键是电商以单身群体为中心,根据其消费心理调动单身群体的购买欲望,进而将其转化为实际的购买行为,促使电商销售量的增加,它是一次成功的网络营销活动。正是通过这种持续的、电子商务各方积极参与的,促销和宣传及时、得力的网络营销活动,吸引了网络消费者的眼球,扩大了电商企业的品牌知名度,使消费者对该项活动产生了预期,促使其销售量大幅增加,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参与活动的电商企业日益增加,使一项网络营销活动产生了联动效应,达到了网络营销的效果。虽然在活动期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随着电子商务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的完善,各参与方的共同努力,必然会建立一个由政府、行业、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开放、协同、共荣的电子商务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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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运动是较为普及的体育项目,它集健身、竞技、娱乐于一体,能有效地增强人体机能,调节、改善神经系统的灵活性,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陶冶情操,而且可以改善视力,提高智力水平,培养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培养机智果断的优良品质,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乒乓球课与大学生心理发展效应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论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160名男大学生参加乒乓球运动的心理发展效应进行了调查研究。目的是为大学体育课教学效果评价提供心理参考依据。研究结果显示,乒乓球课可能对大学生产生心理发展效应:使他们在面对紧张、愤怒和疲劳时,有应对调节的自信和能力;乒乓球课的身心交互作用可能对提高大学生的自信心和精力感有促进作用;对于他们的情绪调节和改善心境亦有积极影响;乒乓球课对抗比赛练习的特点可能诱发大学生“积极的思维和情感”。
学校体育对心理发展的效应有7个方面:1态度改变并影响不良行为的改变;2提高社会适应能力〔1〕;3提高知觉敏感性和反应准确性;4提高自我良好感;5促进精神放松;6解除身心障碍;7获得运动技能〔2〕。Berger;Cox;Petruzzello多名学者的研究发现,学生长期坚持体育锻炼可以调节治疗焦虑〔3〕,抑郁等消极情绪〔4〕。Bos.K的一项分析表明体育活动对学生人格的培养有积极效应〔5〕。梁德清和刘绍君;蒋碧艳等人的研究表明大中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有助于消除疲劳,减缓紧张,愤怒,抑郁,慌乱等情绪反应。乒乓球运动是隔网对抗的技能类运动项目〔6〕 ,如果产生心理效应会有什么特征?乒乓球课中那些因素可能导致心理发展效应的产生?本论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为大学体育课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提供心理参考依据。依照Scott 的理论,本研究做出假设:大学生上乒乓球课可以产生心理发展效应。
1.1研究对象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物理、计算机、材料专业大二学生160人,男性,平均年龄20.88±0.66。2002-9选修乒乓球课至今已有一个学期,每周2学时。开学第一周(2013-02)进行第一次调查,发放问卷160份,收回有效问卷157份。第八周(2013-04)进行第二次调查,发放问卷160份,收回有效问卷137份。
1.2研究工具
(1)POMS量表
(2)自尊量表
(3)10项陈述测验。指导语:以下是有关“练习乒乓球我…”的10个句子,请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把它续写成完整句子。句子没有对错之分,只要真实即可。谢谢合作。
1.3 程序
(1)第一周乒乓球课,专业人员向大学生发放问卷,并宣读指导语和测试要求。大学生答卷后,专业人员统一收回问卷。
(2)第八周采用同一程序对上述大学生进行第二次调查。
(3)为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大学生匿名填写所有问卷。
1.4全部测试数据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处理,统计方法为多元方差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和描述性统计。
2.1POMS量表研究结果
大学生两次POMS测试结果请见1。表1显示POMS第二次测试紧张、愤怒、疲劳、精力感、自尊感得分高于第一次,其中愤怒、疲劳和自尊感有显著性。
2.2自尊量表研究结果
大学生两次自尊量表测试结果见表2。表2显示,第二次自尊量表测试得分高于第一次,但是没有显著性。
2.310项陈述测验结果
10项陈述测验结果见表3。
作者反复阅读了10项陈述测验的问卷,参照Scott的理论对所有句子进行了分类,共分为两个维度,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生理状态包括:形体改变、身体素质提高、免疫力增强、睡眠食欲良好、疲劳肌肉酸疼。心理状态包括:学习知识、增进人际交往、提高自信、调节情绪、精力感增强、态度积极、单调枯燥、信心不足。我们把“臂围增加了两公分”“肌肉变结实了”等类似句子归类为形体改变;把“感冒不来找我了”等类似句子归类为免疫力增强;把“力量提高了”“协调性变好了”等类似句子归类为身体素质提高;把“吃得多睡得香”等类似句子归类为睡眠食欲良好;把“腰酸腿疼”“累得筷子都拿不起”等类似句子归类为疲劳、肌肉酸疼;把“学会锻炼身体各部分肌肉的技巧和学问”等类似句子归类为学习知识;把“认识了许多外班同学”等类似句子归类为增进人际交往;把“更有魅力了”“发现了自己以前没有发现的好品质”等类似句子归类为提高自信;把“心情变得很好,尤其是在郁闷时有发泄的快感”等类似句子归类为调节情绪;把“精神饱满的学习其它知识”等类似句子归类为精力感增强;把“处世更积极心胸更开阔”“不再是斤斤计较的我”等类似句子归类为态度积极;把“面对冷冰冰的杠铃有时感到很乏味”等类似句子归类为单调枯燥;把“我身体素质比别人差”“担心自己的身体状态难以承受大强度的练习”等类似句子归类为信心不足,把对有关练习器械要求,考试形式等句子归类为其它。 表3显示,乒乓球课对大学生影响的两个维度13个方面依照百分数高低,两次调查排列顺序分别为:(1)调节情绪;提高自信;态度积极;形体改变;学习知识;精力感增强;疲劳、肌肉酸疼;免疫力增强;身体素质提高;信心不足;睡眠食欲良好;人际交往;单调枯燥。(2)调节情绪;提高自信;精力感增强;态度积极;形体改变;免疫力增强;疲劳、肌肉酸疼;学习知识;身体素质提高;睡眠食欲良好;信心不足;人际交往;单调枯燥。
表3还显示,第二次10项陈述测验有关疲劳、肌肉酸疼句子的百分数比第一次有所提高,有关提高自信、精力感增强句子的百分数也比第一次有所提高,单调枯燥和信心不足句子的百分数比第一次有所下降。
3.1乒乓球课对大学生情绪的影响
本次研究发现,经过8周乒乓球课后,POMS量表中7个维度有5个(紧张,愤怒,疲劳,精力感和自尊感)得分高于第一次测试,其中愤怒,疲劳和自尊感有显著性。有学者认为〔7〕,体育课的心理负荷是各种与体育教学有关的外部刺激引起的一种内部心理压力或负担。乒乓球课要求大学生不断挑战个体的力量和技术的极限,完成训练计划,还要进行考试,这些因素有可能形成心理负荷,使大学生在第二次测试中紧张,愤怒和疲劳上升,但是大学生的精力感和自尊感也同时上升。研究结果提示,面对紧张,愤怒和疲劳,大学生应对调控的自信和能力也可能提高了。POMS的研究结果支持本研究的假设。
对大学生自尊的调查结果显示,第二次自尊量表测试得分高于第一次,但是没有显著性,结果支持“自尊与个性相似,自尊水平是长期恒定的”理论〔8〕。
3.2乒乓球课的身心交互作用
10项陈述测验研究表明,乒乓球课对大学生的生理状态有较大影响。如:练习乒乓球“我的肌肉发达了,腹肌也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我去掉了腹部多余的脂肪,身材变得挺拔了”;“近一年来我很少得病”;“我的耐力好了,协调性好了”;“胃口大开,失眠不治而愈”等等。这些身体变化对大学生的心理亦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于形体改变,“我有了男子汉的阳刚之美”;“我找回了失去很久的自信心”;由于健康和身体素质的提高,“我学习其它知识精神饱满而不觉疲倦”;“注意力更加集中,记忆力更好”;“我的反应敏捷了”等等。10项陈述测验研究结果提示,乒乓球课对大学生生理状态的积极影响可能延伸到心理状态,对他们的自信心、精力感、知觉敏感性和反应准确有积极影响。
3.3乒乓球课“诱发积极的思维和情感”
10项陈述测验研究还表明,在乒乓球课中,大学生们一次又一次在球台边挥洒汗水时,也诱发了他们“积极的思维和情感”〔9〕。如练习乒乓球“我汗流浃背,浑身疲惫,但有一种淋漓尽致挥洒青春的舒展,体验到与对手抗争的乐趣”;“在比赛练习中,深切理解了合作的重要性”;“乒乓球技术难度的不断增加,使人产生一种征服感,我对自己更有信心了”;“我品尝了向极限挑战的快感,使我相信人的体能是无限的”;“我更自信了,以前让我战胜某某想都不敢想,可现在却成功了”;“我锻炼了意志,其实任何事情只要咬住牙坚持一会儿没有不能成功的”;“处世更积极,心胸更开阔,进取心更强”等等。Bandura认为人们完成了一项自己认为较为困难的任务后,会体验到一种成功感和自我效能感。10项陈述测验的研究结果支持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论,同时也提示乒乓球课可能对“诱发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有促进作用。
3.4乒乓球课调节情绪、改善心境
分散注意力假说认为〔10〕,身体活动可以分散人们对自己的忧虑和挫折的注意力,达到调节情绪的目的。乒乓球课面对对手,大学生们必须聚精会神,认真练习,否则举不起杠铃。这对于他们调节情绪,改善心境有积极作用。如练习乒乓球“我不仅找到了科学锻炼的途径,也找到了宣泄郁闷的方法”;“疲劳、全身肌肉疼,但精神确却很轻松”;“我很累,但却有一种充实感和满足感”;“我疲惫的心灵得到解脱,一种仿佛重生的信念油然升起”;“我心情愉快,气血通畅”等等。两次10项陈述测验调查表明,调节情绪排在首位。研究结果支持注意转移的假说,同时也提示乒乓球课可能对调节情绪,改善心境有促进作用。
10项陈述测验的研究结果也支持本研究的假设。
(1)乒乓球课可能对大学生产生心理发展效应:使他们在面对紧张、愤怒和疲劳时,有应对调节的自信和能力;(2)乒乓球课的身心交互作用可能对提高大学生的自信心和精力感有促进作用;对于他们的情绪调节和改善心境亦有积极影响;(3)乒乓球课对抗比赛练习的特点可能诱发大学生“积极的思维和情感”。(4)本次研究的对象全部是男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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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和新的课程标准的实施,体育教学作为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在素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必不可少,而且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体育教育与其他的学科教育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协调、同步合作,共同促进了学生们德、智、美、体、劳的全面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体育教育的协同效应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近年来,素质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如何培养出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也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的事情了。体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教育过程中与德育、美育和智育都有着交叉,好的体育教育,离不开与这些因素的融合和接洽,所以说,要充分发挥体育教育在素质教育的作用,做好与德育、美育、智育之间的协同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引言:体育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被广大教育者和家长们所忽视,但是体育教育存在的意义却是不容置疑的,体育不但能够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大脑工作效率,还能帮助人们良好品德的培养,可以说体育带给人们的好处良多,那么,发展体育教育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素质教育中包含着德育、美育、智育、体育等要素,他们本身相互区分,却又紧密相连,发挥这几大要素的协同效应,是提高体育教育水平的重要工作,同时也是素质教育的发展的重要任务之
(一)协同理论
要想了解体育教育的协同效应,我们首先应当熟悉“协同”这一理论。在上世纪60年代,德国著名理论物理教授赫尔曼哈肯教授在对激光进行研究时,概括出了这样一个理论观点:不同系统中的子系统的性质虽然千差万别,但其在宏观结构上的质变行为,即由旧结构突变为新结构的机理却是类似或相同的,它们都遵循某种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协同理论的雏形。
协同效应是协同学中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其含义是指在复杂的大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协同行为所带来的能量或者作用将远超子系统自身所带来的能量和作用,通过协同行为,从而使整个系统趋于统一和联合。这个原理的意思,其实就是指系统具有整体的规律性和有序性,这种特性是由各个子系统的协同作用所共同影响和产生的,这种协同的效应适用于任何一种复杂的整体系统。
(二)体育教育的协同
体育教育作为素质教育这个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本身具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则,在这种教育体制的结构的影响下,除了其本身所必须具备的体育知识与训练方式之外,还存在着与德育、美育、智育这些教育因素的契合点,在进行体育教育时,不应当将其完全的割裂开来,应充分发挥其相互所具有的协同关系,通过使体育教育这一整体系统与其他诸如德育、美育、智育等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效应,使体育教育乃至整个的素质教育都能被带动起来,更加完善的、快速的发展。
(一)体育与德育的协同效应
德育主要重视对人才的思想品德进行优化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点,这一教育理念贯穿于我国数千年的教育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德育是道德教育的关键所在,其关乎未来学生的人格和思想品德的形成。但想做好德育,并非一定要拘泥于思想品德的专门教育,与体育进行协同作用,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两者本身就是联系密切的,是可以相互促进和发展的。
体育是德育实施的前提和基础,人体是承载一切知识、技能、观念、社会意识的基础,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作为思想和道德的载体,可以说,德育的前提,是以体育为物质基础的。同时,体育本身在教育过程中,也无时无刻地进行德育的渗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体育有助于学生坚忍不拔意志的形成,体育高强度的训练和对人体潜能的激发,都需要学生从心理和生理上对困难加以克服,只有坚持不懈的训练和努力,才能最终完成训练内容,在比赛中挥洒自如。第二,体育教育有利于学生进取意识的培养。我们都知道,体育本身具有竞争性,在一些体育赛事中,除了高超的体育技艺和健康的身体外,一个积极进取、求胜心切的态度也是必要的,但又因体育能力的养成是循序渐进的,只有扎扎实实地训练,稳定心态才能达到既定的目标,这也有助于学生务实、不急功近利的良好品质的养成。第三,体育是一个集体化特别明显的教学科目,其很多体育项目都是需要集体的合作和团队的协同作用才能完成的,这有利于学生的集体意识和团队观念的形成,能使其充分地认识到自身在集体中的价值,并且通过对其他人的比较,还能够更加客观的认识和评价自己,另外,作为集体的一分子,学生又能使其组织性和纪律性得到提升,从而间接的与集体队友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体育与美育的协同效应
所谓美育,是指人们通过对事物美的感知,从而使自身的审美观得到正确地树立,然后激发人们在生活中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创造的欲望,是一种以重在培养人们心灵的情感教育。体育和美育都是素质教育下两大重要的子系统,二者相互区别,却又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二者通过协调行为,能够大大地提高各自以及整体素质教育的效率和效果。
体育有助于优美体型的形成。在体育教育中,利用正确而科学的教学方法,并且加以坚持,是能够很完美的塑造出一个健美、匀称的体型的,人体的健康的肤色、坚实的骨骼、流畅的线条以及强健的肌肉都是人体的美感的体现,这让人在拥有健康的身体的同时,还能使自身得到“美化”。这也正是“健美”一词的含义,因“健”而“美”,才是真正的人体美。
体育本身所带来的竞赛技巧和运动员的体育能力,都能为自身和观赏者带来美的视觉体验。我们刚刚提到,美育着重于对人们审美观的树立,其实这也是体育的一种教育目的。体育运动本身具有观赏性,人们通过对体育运动的观赏,能够从中获取充足的审美体验,很多体育项目都有这样的作用,比如篮球,其华丽的运球技巧、精准的投篮、激烈的对抗、让人热血沸腾的扣篮以及观众高声的欢呼,都透着一种让人不忍割舍的独特魅力;体操比赛中,则带给观众一种婀娜、柔和、灵巧、妩媚的美等等,这些运动都是美的实体表现,无不带给人们视觉的享受和审美的盛宴,是体育与美育的完美结合。
(三)体育与智育的协同效应
智力也就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知以及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对实际问题进行处理和解决的一种能力。所谓智育,也就是对于人们智力的培养和教育。简单说明,智力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表现出来的观察、记忆、想象、分析、推理等思想行为的综合表现。我们都知道,大脑是人们意识思维的载体,同样也是智力的物质承担者,一个人的智力发达与否,也与这个大脑的主人的身体健康程度息息相关。相关的研究表明,经常进行体育锻炼,有助于脑细胞的成长和发育,并且使其富有活力,从而能够更加机敏的、准确地对机体进行协调和指挥,使得工作和学习更加的有效率。可见,体育对于人体智力的影响是巨大的,经常进行体育活动的身体能够有助于智力的发育,同样,智力对体育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运用科学的训练方法和体育知识能够使运动员的训练效率和竞技能力得到提升,所以说,二者是紧密相连,互相作用的。这种相互关系,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体育锻炼有助于大脑的生长发育。相关研究表明,运动能够促进大脑相应中枢的发育,使中枢神经系统和大脑皮层的工作能力得到改善,从而使神经的灵活性和均衡性以及大脑皮层的工作能力得到综合的提升。
其次,体育有助于人体疲劳的恢复。目前,学习和工作的压力无时不困扰着人们,长时间的学习和工作往往使得人们疲劳不堪,通常来讲,持续的工作和学习超过两个小时,大脑的工作效率就会下降,以至于学习工作任务不能充分的完成。有研究表示,如果在大脑过度负荷,并且感觉疲劳时,适当的体育运动有助于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所以说,体育运动对日常的工作生活还是十分有利的。
(一)科学合理的制度制定
制度的制定和推广,是体育教育协同效应发展的前提和依据。首先,教育者应当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尝试,总结出一套合理可行的教学方案,使体育能够与其他教育形式完美契合,然后以制度形式加以落实。其次,设立专门监督评估机制,对体育教育协同效应中产生的负效应加以规避。通过定期的评估监督协同效应的效果,进行分析和研究,以确保体育的协同效应的正效应得到最优化。
(二)提高对体育教育的认同程度
在传统的教学理念中,“重文轻体”是被广泛认识的思想,很多学校的体育设施或陈旧不堪、或长期不使用,使得体育教育变成了空谈。这要求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和理解素质教育的真正涵义,通过加大对体育的重视,并且做好与其相匹配的协同教育,使体育的协同效应最大化,使得素质教育的目标得以贯彻和落实,真正的培养出,全面的、综合素质高的体育人才。
体育与其他几种教育形式同是素质教育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具有不可代替性,但是它们又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所以,如何使体育与德育、美育、智育的协同效应发挥到最大化,使人才得到综合的多面的发展,是教育者必须要研究和考虑的内容,只有将体育教育这种协同效应充分的发挥和运用,才能使我国的素质教育事业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体育教育的协同效应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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