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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商业银行是中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和特殊群体,其前身是20世纪80年代设立的城市信用社,当时的业务定位是: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为地方经济搭桥铺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的城市信用社发展到了5000多家。然而,随着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城市信用社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许多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很多城市信用社也逐步转变为城市商业银行,为地方经济及地方居民提供金融服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银行利率市场化成为大势所趋。存款利率的上浮空间逐渐增大,贷款利率的下限也在不断降低,这一切都表明,全面利率市场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在我国作为较为特殊的城市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必将会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本文旨在针对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的城市商业银行业务转型问题进行探究,期望能对往后商业银行实现业务转型有所裨益。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城市商业银行;业务转型
近些年,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金融资源在我国经济发展方面所起到的影响力显得尤其关键。实践证明,金融资源已经成为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战略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金融资源的配置和效率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及潜在的增长能力,利率市场化必定会推动着金融业不断地改革发展,这更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众所周知,利率市场化的大潮流让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挑战,甚至在其的正常运作方面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因此城市商业银行要确保自身地位不受动摇,就必须适应经济变化、落实业务转型。我国经历了十多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完成货币市场的利率市场化及债券市场的利率市场化,在2012年6月后,我国的银行存贷利率市场化建设进度加快,而到了201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管制,其中包括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的规定,至此,我国完成了利率市场化非常重要的一步。银行业是我国金融行业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市场化将会对其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存贷利差收缩、盈利状况恶化、定价能力受到冲击等等,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应当适当地对传统的业务模式和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和创新。本文主要对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特征、利率市场化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带来的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转型策略,期望对基于利率市场化的商业银行转型有所帮助。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起步晚、发展较为缓慢,因此处于利率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下,其正常运作必定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市场定位不够清晰
2008年后,国家政府放宽了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管制,使其业务发展得到了较好的进步时机,也由此可见市场环境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必定会对其起到促进的作用。众所周知,2012年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为5%,而到了2013年其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则上升到了9%。然而,随着商业银行业务的快速发展,其本身存在的市场定位不清晰问题则在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例如着重强调商业银行业务发展规模,将工作重心放在大客户、财政类机构客户身上,忽略了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风险管理和优势业务,许多城市商业银行将中小型企业作为其目标合作伙伴,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对其所在的细分市场却未予充分关注,信贷投放方面也存在着行业集中度过高、客户单一、差异化程度低等问题。
(二)内部的管理基础较为薄弱
利率市场化的快速推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商业银行在资金价格上的垄断地位,同时也将导致商业银行的利率波动频率和波动区间变宽。城市商业银行属于金融机构中的后起之秀,存在过分将信贷投放高度集中于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或者其他少数领域,可能导致其期限配错情况严重,给借贷期限统计管理工作带来较大难度;同时,城市商业银行受到物理网点布局、信贷渠道建设等方面的影响,很难快速、高效地组织稳定的存款资金,流动性风险较大;此外,管理机制尚不够健全、业务发展的精细化程度较低使得资产负债管理及产品定价管理方面受到一定的约束,加之人力资源储备不足,从而导致当代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无法适应时代要求。
(三)科技支撑能力较差
随着科学技术能力的逐渐增强和信息化程度的逐渐提高,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发展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面对利率市场化的环境变化,城市商业银行必须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提升业务创新能力,并采取有效措施和建立风险控制体系防范和规避科技风险,其科技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产品创新都依赖于信息技术的保驾护航,但目前城市商业银行在业务创新、风险管理等方面实力都较弱,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明显跟不上业务发展需求;二是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尚未建立健全适合自身发展的信息科技规划和信息风险管理体系,信息科技风险的管理能力偏弱;三是由于历史原因和技术实力上的缺陷,在利率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积累的经验较少,难以在业务发展需求和信息科技系统的有机运用层面建立有效的整合机制。
(一)存贷利差短期内可能收缩,盈利能力将面临严峻考验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很多国家在利率市场化初期都经历了利差收缩的过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着眼,长期以来城市商业银行一直处于利率管制、存款利率低的状态,尤其是在外汇占款增长速度逐渐减缓、货币政策没有大幅放松、总体流动性偏紧的形势下,预计五年之内存款利率将快速上升,这一趋势在2012年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后商业银行所采取的应对举措中已经得到体现。
目前,中小型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的存款压力已经很大,并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到来承受更大的压力。未来五到十年,商业银行之间将更加重视非价格竞争,并不断加大非利息收入的创造能力,存款利率将逐渐稳定,但仍会发生周期性波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在循序渐进地发生变化,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必然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加之我国人均GDP较低,缺乏实现中间业务良性循环和发展的市场环境,预计存款业务未来很长时期内仍将是重点业务方向,因此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城市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压力可能逐渐增大。
(二)贷款冲动增大,但信贷总体增速呈下降趋势
利率市场化将导致城市商业银行承受利差收缩的压力,继续保持高额盈利的难度越来越大,盈利动机可能促使其将目光锁定在高风险、高收益的信贷资产并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但就我国目前银行业的发展来看,总体贷款呈现下降趋势,这种策略很难持续成功。除此以外,我国债券发行规模不断扩大,股票市场融资功能逐渐完善,大型企业更加倾向于直接融资,由此可见在未来的社会融资结构中,商业银行的信贷融资和商业银行外的非信贷融资将平分秋色,各占“半壁江山”。基于以上因素,我国未来的信贷增长幅度将有13%~14%的增长幅度,这数据远远低于2009年信贷扩张时期的增长幅度,由此可见,在我国整体信贷需求放缓的形势下,片面扩大贷款投放幅度的愿望很难实现。
(三)风险管理能力并未随着风险增大而得以提升
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风险呈逐年增大趋势,但相应的风险管理能力却没有明显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风险偏好上升,信用风险加大。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商业银行为了维持盈利能力将扩大信贷投放规模,甚至降低信贷条件,更加重视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领域,贷款利率提高容易加大借款企业的道德风险,无形之中加大了信用风险发生的概率和范围,但风险增大的同时风险管理能力和管理力度并没有相应增强,最终可能导致资产质量下降和出现信贷损失的风险隐患。纵观历史,许多国家利率市场化后发生银行业危机,这必须引起城市商业银行决策层和经营层的高度注意和警觉。
(一)保持结算类业务的发展模式与规模,关注各类代理业务的运作
首先,现阶段开展结算类业务是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收入的重要渠道之一,而且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模式让异地结算类业务得到更多的支持与关注,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商业银行的收入,为其带来了更有利的发展机遇与便捷途径。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应当继续保持当前结算类业务的发展规模,突破区域的约束,提高不同区域商业银行的合作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发展战略的联盟局面,利用互相代理的经营模式来处理结算类业务的问题,从而全面提高城市商业银行的服务质量,增强综合实力,不断推动商业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计划。
其次,面对利率市场化的经济环境变化,城市商业银行应当在最大限度上把握住这次发展机会,努力建设成为“市民银行”,认真了解、掌握、分析城市商业银行所在区域居民的实际需求与要求,通过和信托公司与保险公司等共同合作的形式来研究与开发出能够适应广大群众要求的理财产品,使其能够展现简单易懂、灵活便捷的优势,从而在方便群众投资的同时打造良好的企业对外形象,为城市商业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计划奠定基础。
再者,现阶段城市商业银行也正拓宽对企业所开展的代收代付业务渠道,例如代收养老金等,可是事实上城市商业银行所开展的上述业务一般属于吸存性业务,如果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地提高经济效益,就可以按照不同企业与个人的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服务项目,并且逐渐将其转变为收费性业务,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的经济力度。除此以外,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加强与当期政府部门的沟通联系,在最大限度上恰当地运用政策与资源,进而研究开发出能够协助政府工作的业务产品,例如会计核算、代理政府财政工资统一发放等业务产品,在保证与政府密切联系之余提高城市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
(二)进行准确定位,快速推进差异化发展策略
在利率市场化的形势下,城市商业银行应进行商业模式、市场定位、产品创新等方面的分析和研究,坚持践行“服务中小,专业拓展,打造特色”的原则,发挥其经营管理机制灵活、创新意识较强、网点资源稳定和客户资源独特等优势,克服尚未形成明显规模经济优势和业务结构失衡等不足,业务发展与自身特色业务、优势业务相匹配,不要过分追求规模效应,更多地细分市场和专注于细化服务,逐步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差异化发展策略,巩固和强化核心竞争力。
(三)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升主动负债比例
尽快调整信贷结构,逐步降低批发贷款的占比,大力拓展和推广零售贷款业务,快速提升消费信贷、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比重,以有效缓解贷款利率下行带来的盈利压力。逐渐调整资产结构,抓住时机及时把握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壮大的机遇,大力发展资金交易业务并提升债券投资占比,缓解信贷利息收入下降形成的压力;同时,调整负债结构,在把握金融市场发展机遇的基础上拓展负债,创新服务和产品,保证稳定的存款来源,积极应对存款增长放缓、存款利率上行的发展压力。
(四)优化收入结构
利率市场化时代的到来将加剧商业银行之间尤其在传统存贷款业务领域的竞争,投入人力与物力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进行改革创新,尽快形成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品牌效应,不断增大非利差收入在城市商业银行收入中的比重是比较有效的盈利增加途径和模式。
(五)快速提升利率定价管理、风险管理和资产负债管理能力
城市商业银行应根据历史数据和未来发展趋势,尤其是货币市场流动性变化和债券收益率变化,对资金的供需状况和资金成本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匹配,辅以必要的系统性工作,根据客户和市场需求制定合理的存款利率;充分考虑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客户可能面临的风险等,秉承收益大于成本、尽可能规避风险的原则,同时结合风险补偿、费用分摊等因素,合理确定贷款利率,最大程度降低信贷风险损失;
其次,尽快提升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建立和完善内部评级管理体系,准确量化信贷风险,逐渐巩固、加强内部评级系统在信贷业务及其风险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完善信息科技系统,使之能够准确、完整、系统地记录违约及违约清偿等一系列基础性历史数据,确保准确、稳定地对信用风险予以量化;打造一支业务过硬、素质较高的专业团队,定期对可能面临的利率风险进行综合考虑和分析,尽可能规避现实和潜在的信贷风险;结合业务发展特点,拓宽业务领域,完善资产负债管理,以经营发展目标和风险偏好为导向,合理匹配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控制信贷风险和市场风险、维护息差稳定、提高收益水平,确保资金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
(六)加大对投行类业务的发展力度
所谓的投行类业务,主要是指利用参与企业直接融资过程,获得佣金,换而言之,即是在不占用商业银行自身原有资本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应当加大对投行业务的发展力度,制定与完善银行发展目标与系统,加强对商业银行人才所开展的培训教育项目,提高银行全体员工的职业道德素质与业务水平,清晰表明发展战略与职责分工,为投行类业务配置专业化的IT设备,必要时可以选择分设债券承销等业务中心来承担商业银行的营销项目。
与此同时,城市商业银行可以把投行类业务重点投至在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项目上,例如落实针对中小型企业而开设的财务顾问业务、股权融资业务等,其不仅能够促进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而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客户对本银行的忠诚度与信任度,为提高商业银行经济效益提供最有利的客户基础。除此以外,城市商业银行应当构建关于投行业务的长期风险规避机制,因为与城市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相比,新型的投行类业务会存在巨大的风险隐患,所以对于发展尚未成熟的城市商业银行来说,加大有关业务风险规避管理系统的建构力度是现阶段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新型业务的关键工作。与此同时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应当着重强调对发展风险的管理控制工作,不断制定与完善银行内部管理制度,而银行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则应当落实好对银行业务可能存在的交叉风险的管理控制工作,从而保证城市商业银行的不同业务都能够具有一定的风险隔离,避免带来连带性的风险危机。
(七)重视电子银行业务的建设发展
信息化、全球化的快速传播,促使着电子化模式逐渐融入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且目前电子银行已经成为当代人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难以取代的资金管理途径之一。可是与已经应用国有银行或者股份制银行电子银行体系的国内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城市商业银行在构建电子银行这一模块就较为滞后,而大型商业银行广泛应用这部分电子银行体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该体系已通过了长时间的研究实践过程,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满足不同层次顾客的不同要求,所以城市商业银行应当重视电子银行业务的建设工作,从而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逐渐缩短与国内大型商业银行的差距。
例如,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建设“网上金融超市”,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个金融产品的交易平台,方便群众的生活;合理地运用网络技术与计算机数据分析技术,为不同需要、不同经营模式的微小企业提供专业化的“网上信贷超市”以及“专卖解决方案”等不同种类的银行金融服务业务,且构建电子化的商务系统,让广大的城市商业银行客户都可以尽可能地共享信息资源,从而逐步实现“客户为先、个性服务”的城市商业银行服务目标,不断提高城市商业银行的客户满意度与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利率市场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经济事实,城市商业银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计划,就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利率市场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及时制定和调整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发展战略,优化商业银行收入结构,拓宽业务发展渠道,尽快提高商业银行利率定价管理、风险管理和资产负债管理的能力,从而方可以有效地通过业务转型形式来迎接利率市场化挑战,方可以在推动城市商业银行落实业务转型的同时提高其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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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矛盾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分析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直至灭亡都是符合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其自身矛盾相互作用相互运动的结果。故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的趋势中我们要从客观的事实和情况出发,运用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实物的方法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认识,最终找出其发展的根本性原因和影响因素,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迅猛发展,在经济和科技的迅速进步下各国的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并为其今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一系列的进步和发展促进了全球的经济联系使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2、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逐渐提高,资本的大量集中使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和控制逐渐加强。
3、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的科学技术迅速进步,资产阶级的国家出现了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资本的出现并且迅速发展壮大、失业现象持续增加,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意识逐渐强烈。
4、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基础之上,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各方面的权益越发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由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巩固和扩张,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在两极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矛盾不断加深和激化,为此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各个经济组织或利益集团的矛盾扩大。因此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无限扩大,这就造成了消费市场的秩序混乱,对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就不可避免的引发社会动荡。
二、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必要步骤,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深入地把握其科学发展的依据和规律,这对正确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实质和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作用。
1、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迅猛发展,这从根本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也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繁荣稳定的面貌,在市场条件的催生下又出现了产业结构的明确分化。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垄断集团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使得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垄断资本制的矛盾不断加剧。
2、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调整
当代资本主义根据当今的社会生产条件和技术进步的现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使得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也社会化,这样就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就这些措施来看,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延伸
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日益趋向社会化,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上也更具深度,这就会推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对全球的资源配制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对此我们要深入把握住这种变化的实质和趋势,这对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1、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的股份制等各种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质性问题。他们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2、工人阶级的地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西方的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施高福利的社会政策,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实施的。但从客观上来讲,这些措施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一定时期内经济的繁荣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工人阶级的利益还是得不到应有的维护。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的种种做法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对于真正提高劳动阶级的社会地位,改变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还是不可能的。
四、当代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物质方面对社会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且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一度出现各种各样的经济合作形式,这种种经济发展形式,或者是经济发展的组织机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矛盾的缓和做出了贡献,使得人们在短期内取得了经济上的富裕或者是就业等各方面的暂时性的保障。但是就长远来看,这些经济形式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不会同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相提并论。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时期,只有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将资本主义性质的各种经济组织或者是经济机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共有,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方面占有比较明显地优势,根据这些特点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的稳定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讲,都必须发展经济和科技壮大社会主义力量。
五、结语
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就要用新时期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问题。就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来讲,还需要在现实发展的实际过程中把握发展变化,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进行研究分析。在现阶段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时代主题不断变化的新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是会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由于其本身内部矛盾的发展,它终将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并为新的更先进、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一、希法亭以金融资本为核心阐述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
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开宗明义“本书试图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试图将这些现象纳入始于配第而至马克思达到其最高形式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导致‘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我们后面讲详细说明,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的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从这里我们看到,希法亭把垄断取代自由竞争和金融资本的形成看作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他通过对信用、股份公司以及两者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日益结合”的结论,垄断的出现则加速了这一过程,从而也使资本变成金融资本,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的统治因素。
信用使得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希法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银行由主要是支付中介向主要是将闲置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的中介演变,信用则由流通信用想资本信用倾斜,以及在资本信用内部,由流动资本信用向固定资本信用倾斜。由此,它与企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当银行仅仅是信用中介时,他只关心企业的暂时状况和支付能力,而当银行转到为产业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本时,它们之间“就由暂时的利害关系变为长远的利害关系;信用越大,特别是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比重越大,这种利害关系也就越大和越持久。”企业越来越依赖于银行,银行也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顺应企业的要求。
作为金融资本得以产生的重要杠杆之一的股份制度,在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希法亭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观点,并加以发展,提出了“创业利润”的概念,对股份制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指出,股票在发行时通常标有一定的票面额,即股票的票面值,而票面值的总数一般表明投入股份公司生产活动的实际资本量。但是,股票在市场上出售时,它的价格总是围绕着票面值波动,而且往往是高于票面值。希法亭认为,那种高于票面值的股票价格部分不是“欺诈”,而是一种“独特的经济范畴”,即创业利润。创业利润是股票两次资本化的产物,即股票继产业资本化之后又借贷资本化的结果。股票本来是没有价值的,但由于它是获得股息的凭证,所以便成为虚拟资本,也具有价值。假设交易所不存在,那么股票只是代表并等于实际投入的企业资本,是带来相当于平均利润的股息的虚拟产业资本,但由于交易所的存在,股票进一步成为可以通过出售而收回的虚拟借贷资本。
作为借贷资本,股票必须按平均利息率规律运动,即成为带来利息的资本。于是,原先按平均利润率规律运动时,股息中的企业主收入部分,便进一步按照利息率资本化为超过股票票面值的股票价格部分,即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的资本的转化所形成的差额,由于这个差额通常由股份公司的创业者在发行股票时占有,表现为创业活动的盈利,所以叫作创业利润。但实际上,创业利润并不是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既不是利润,也不是利息,而是资本化的企业主收入这样一种特殊的虚拟资本。
希法亭进一步提出,巨额创业利润的诱惑使得银行产生对产业进一步渗透和控制的强烈冲动,银行资本更积极地渗入工业企业,以占有企业股票的方式与产业资本发生资本的结合,而它的不断积聚和集中所造成的强大实力,又使得它与产业在创业利润的争夺中占优势地位,往往不仅掌握了股票发行权,还垄断了新股份公司的创业活动。因此可以说,“金融资本是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第三,希法亭认为垄断的出现,加速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融合的进程。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资本主义产业的发展引起了银行的集中,卡特尔化的本身也助长了银行的联合;卡特尔化也在银行和产业之间造成更密切的关系。因此,由于卡特尔化,银行和产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投于产业的资本的支配权也同时越来越落入银行之手。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他论述了金融资本的形成:“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企业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度上成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这个规定为后来列宁制订科学的金融资本范畴提供了一个起点。但是,希法亭没有把垄断看作资本主义新阶段最基本的特征,对金融资本的阐述和定义也没有把垄断摆在首要地位。
摘 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制度,从16世纪产生以来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五个世纪之久。尤其二战以后,尽管世界上一些国家已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部分,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但生存而且空前发展,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甚至占据全球发展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本质,资本主义终究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们在肯定其积极历史作用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固有的矛盾和弊端始终存在的客观现实。
关键词:资本主义;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一、“两个必然”的坚定认识
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形态,所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剥削制度,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趋势同时增长。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指出:“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1]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私有规模不断壮大,社会化程度提高,他们的矛盾也会加深。这就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为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表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剥夺了。”[2]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曾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的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将处于一种量的积累或量变中的部分质变的发展状态,这表明与之相关的资本主义的灭亡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所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社会指标,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跟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
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两者的结合是少数具有组织大规模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又不依靠自身劳动来满足生产的资本家,以等价交换的方式从市场上找到那些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并把它们的劳动力作为商品购买回来,投入到生产中而实现的。所以,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它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基础。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被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所掩盖。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进行的等价交换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掩盖下的内容和结果则是不平等交换。工人并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马克思一针见血的指出:“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的。”[4]
三、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虽然资本主义有其本质的弊端,但其在历史发展中是具有进步作用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强调,工业资本家战胜封建大土地所有者以及工业战胜农业是历史的进步。由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是不可抗拒的必然历史过程,任何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行动,都是徒劳的。
资本主义在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上曾发挥的历史作用也具有不可替代性: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应了生产力的性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会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5]第二,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的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消除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观念和见解,确立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的新观念,科学文化的光明冲破了中世纪宗教统治黑暗时代。第三,资产阶级创立并开拓了国际市场,它迫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及为了开拓世界商品销售市场和获得原料基地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抨击和谴责。但同时又辩证的看到这种侵略在客观上又给被侵略国家带来了西方进步文明,尽管这对于被侵略国家和人民来说是极其痛苦和耻辱的。第四,资产阶级日甚一日的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造成了经济的集中,进而又带来了政治的集中。它摧毁了封建割据的壁垒,使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各自有着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民族,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
四、社会主义应该理性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各个社会形态都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发挥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创造了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文明成果。这些成就必然为下一个社会形态所继承和借鉴,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因素。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后,要采取多种方式继承和运用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物化的生产力,充分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的现代化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反映了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一般规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能一昧祛除。其中,资产阶级思想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资产阶级用科学反对封建的迷信,并第一次引起了人类科学观念的更新,人类对客观世界产生了飞跃性的认识。资产阶级在科学上的革命也引起了技术上的革命。另外,资本主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形式,虽然这种民主共和形式带有明显的阶级性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它确实比封建专制度进步很多。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都要保留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成熟形式。
虽然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最后的一百年中,生产力具有明显加速度的发展的趋势。可见,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彻底用尽,那么我们认为的资本主义很快灭亡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社会形态。它将不可避免地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会过快过慢的发生着变化,正如量变引起质变,这种改变最终会达到极限,旧的社会形态灭亡,新的社会形态会随之产生,资本主义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着生产关系,即当代资本主义正一步一步迈向社会形态的高级阶段,为更先进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8.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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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市场容量的扩大,有利于促进国债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从而促进真正的市场利率的形成。虽然我国国债的总体发行规模占GDP的比例小于西方发达国家45%—60%的水平,但是,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要求中央财政负债水平的提高。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我国推出国债期货的基本条件与风险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我国推出国债期货的基本条件与风险分析
国债期货是以标准化的国债交易合约为标的的金融衍生品,是买卖双方通过交易约定在未来特定的交易日以约定的价格和数量交收一定国债品种的交易方式。1976年1月6日,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上市90天短期国债期货合约,标志着国债期货交易的开始。作为利率期货的主要品种,国债期货交易自推出以来发展迅速,交易规模在利率期货各品种中名列前茅。目前,交易最活跃的国债期货是CBOT的中长期国债交易以及CME的短期国债期货交易。在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国债期货交易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
现货市场规模越小,期货市场越容易被操纵
1.“3.27”国债期货事件分析。
谈到国债期货,不得不涉及“3.27”国债期货风波。为了活跃国债二级市场,带动一级市场,我国曾由政府和市场组织者引入国债期货,并于1992年1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试行。所谓“3.27”国债期货风波,是指在1995年2月13日财政部公布的1995年新债发行量被认为利多,且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库券——3.27国债本身贴息消息日趋明朗的情况下,空方在行情飙升后蓄意违规抛出大量卖单,打压价格,致使多头全线暴仓的事件。“3.27”国债风波以及后来的“3.19”风波发生后,1995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当时并不具备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 做出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决定。
从1992年到1995年,中国的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利率期货品种在经历短短的30个月后便告夭折。但是,当年的实验并非完全失败,追溯其发展历程,可以得到很多启发。当年国债期货市场上风波不断,并不仅仅是由于个别交易者蓄意违规,而是由于当时国债期货市场中存在的根本缺陷造成的。前车之鉴,发人深思。
(1)对国债利率风险的套期保值需求是国债期货推出的必要前提。
任何一种期货品种的推出,都必须基于套期保值的需要,一般而言,在比较成熟的期货市场,套期保值者要占20%—30%。 利率未市场化导致的套期保值需求缺损是当年国债期货交易暂停的根本原因之一。由于国债价格与市场利率呈反向变动关系,当市场利率变动时,国债持有者承担着利率风险,国债期货正是基于规避这种风险的需求而产生的。在这一连串关系中,利率的市场化是前提。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利率水平和结构均由官方制定,利率较为稳定,国债收益率变动不大,保值需求不足。当时,国债期货市场的参与者大多出于投机心理,非理性行为较多,从而导致国债期货市场风波不断。
(2)成熟完善的国债现货市场是国债期货市场的依托。
现货市场是期货市场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任何期货市场的性质最终都要回归于现货市场。国债现货市场规模过小且流通国债比例过低,是导致当年国债期货交易暂停的又一原因。到1995年3月初,我国名义可流通国债量约1200亿元面值。同时,由于近一半国债为居民个人持有,实际可流通国债资金不超过650亿元。没有合理的市场规模, 就无法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现货市场规模越小,期货市场越容易被操纵。
(3)风险监控与防范必须作为期货市场永恒的主题。
“3.27”国债期货事件的发生虽然有国债保值贴补的政策因素影响,但期货交易法规不健全,交易所风险监管体系不完善也是违规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199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仓促推出国债期货时,不仅缺乏相应的监管法规和交易规则,更缺乏对市场风险的必要认识。“3.27”国债期货风波发生之前,交易所不仅没有涨跌停板限制,而且为了吸引更多投资者,甚至放松了对保证金比例和持仓限额的管理,最终导致了惨剧的发生。
2.国债期货的现实功能。尽管当年的国债期货试点以暂停告终,但作为一种新的金融市场衍生工具,国债期货在利率风险管理中的作用不容忽视。特别是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利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我们更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国债期货的开发。作为金融期货的一种,与其他商品期货一样,国债期货具有规避风险和发现价格两大基本功能。具体而言,国债期货的主要作用在于规避利率的不确定性给债券持有者造成的风险,以及促进合理的市场利率的形成。
(1)稳定收益功能。在我国,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利率波动将变得频繁。为稳定未来收益,利率风险管理显得极为重要。由于缺乏期货市场的对冲机制,目前最常用的利率风险管理技术是久期缺口模型,即以每笔资产或负债占总资产或总负债的比例为权重计算每笔资产或负债的加权平均久期,并通过调整两者之间的缺口状况来调节利率风险水平。设每笔资产久期为D[,A],负债久期为D[,L],资产负债率为μ,则资产负债久期缺口为:D[,GAAP]=D[,A]-μ×D[,L]。
一般情况下,如果保持D[,GAP]为零或略大于零, 就可以规避利率波动对所持头寸收益率的影响。但是,现实中由于利率的频繁波动导致久期很难计算,而且久期零缺口也很难保持,所以久期缺口模型已无法满足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的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此时,利率期货的推出就显得极为必要,而我国目前利率期货最理想的承载体是国债期货,因为国债利率是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利率。
(2)促进利率市场化和债券合理定价功能。国债期货的推出, 将为我国利率体系引入远期价格揭示机制,同时,改变“做多才能盈利”的单向盈利模式。这将有利于促进市场形成利率和债券合理定价,有助于构筑更为平滑合理的市场收益率曲线。此外,根据CBOT的经验,国债期货合约的标的往往是虚拟债券,空方在交割时有利用债券转换因子选择“最便宜的债券”交割的权利,该种交易制度有助于改变我国债券现货市场分割的状况,加快我国债券市场整合与统一的进程。
(3)风险投资、增加收益的功能。国债期货的推出将增加金融市场投资工具,对于套利者和投机者而言,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工具有助于极大地提高他们的收益,同时,也可以将国债期货作为资产组合中的一种,利用马克威茨资产组合理论进行组合投资,创造收益。
自1995年国债期货被叫暂停至今,已经历了10年的时间。这10年间,我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国债发行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考虑推出国债期货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关于国债期货推出的基本条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利率市场化进程与利率风险敞口的存在。
利率市场化是国债期货推出的前提。具体而言,利率市场化的特征可以从四个方面考虑:第一,利率形成体系上,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利率水平;第二,利率结构上,短、中、长期利率水平合理;第三,利率监管体制上,在央行进行宏观调控的前提下,金融机构拥有充分的利率自主权;第四,有一个市场基准利率,在我国这个基准利率目前应该是国债利率。
纵观国际上许多国家利率期货的产生过程,绝大部分是在利率管制放开之前就已经推出了国债期货。以美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为解决“石油危机”影响下的通货膨胀问题,美联储频繁调动利率,造成债券市场收益率不稳定。应市场需求,CME在1976年就推出国债期货,但是当时美国并没有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美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比较漫长,直到1986年3月废除联邦储备法案中规定的Q条例以后,才成功地实现了利率市场化。国债期货也可以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推出。
我国利率管理体制经过20年的改革,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1996年以来,改革幅度较大,利率市场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1996年以来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依据的是“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贷款先扩大浮动幅度,后放开上限;存款先放开大额,后放开一般存款”的总体思路进行的。
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组建全国统一拆借市场,形成一个统一的同业拆放率CHIBOR,并启动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实现拆借利率市场化。同年,财政部正式引入价格竞争的招标方式发行国债,实现国债发行利率市场化。1997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形成,推动了国债流通市场利率的市场化。中国人民银行又于1998年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利率浮动幅度。国债交易利率也在该年实现自由化。由于国债具有“金边债券”的特质,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金融市场中的一个基准利率在我国基本出现。
1999年,中央银行放开协议存款利率,并允许外资银行,农村信用社,证券投资基金,甚至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使得上至一年下至七天的金融机构间同业拆借利率最大限度地反映国内金融市场的供求关系。2000年,放开外币贷款利率,下放外币贷款和300 万美元以上外币存款利率的自主定价权。2001年,长期国债采用拍卖方式发行,并发行15年长期国债,使国债发行收益率进一步市场化。
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下放非中国居民小额外币存款自主决定权。2004年,央行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空间。2005年3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调整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同时将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由1.62%下调至0.99%。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在改革中不断前进,时至今日,虽然央行以行政方式确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模式有待改进,但在相当大程度上,我国的贷款利率已基本实现市场化,国债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已经达到美国当年推出国债期货时的利率市场化水平。
利率市场化的直接结果是利率的波动将变得频繁,进而导致利率风险敞口扩大,利率相关证券持有者的未来收益不稳定。利用国债期货规避利率风险,最基本的做法是在期货市场上作一笔与现货市场数量相等、合约标的尽可能相同而交易方向相反的国债期货交易,到期时再对所持国债期货头寸进行对冲平仓,使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综合盈亏状况为零,套期保值的目的即达到。从套期保值的目的出发,进行国债期货交易的目的是为了稳定所持债券头寸的未来收益。因此,无论将来利率上升还是下降,套期保值者的效用应该保持不变(这里的效用可以用财富状况来衡量)。
在我国,规避利率风险存在现实的需求。如2004年10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上调金融机构存贷基准利率,债券市场应声而下,其原因在于我国至今尚未推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做空机制,债券市场在缺乏充足的避险工具情况下利率风险凸现。近几年来,央行对具体利率水平的调整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向市场传达了利率结构调整和利率市场化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国债期货的推出越来越显示出其必要性。
2.国债现货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任何期货市场的发展都要以现货市场为依托。国债期货的推出必须建立在国债现货市场发展与完善的基础上。关于我国国债现货市场的发展状况,可以从国债发行规模和期限结构、国债可流通比例与交易规模、国债持有结构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国债发行规模上看,自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呈稳步增长趋势,特别是1997年以后,国债发行规模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见表1、表2)。随着GDP增长,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会以2倍以上速度增长。
表1中国国债发行情况(单位:亿元)
年份 实际发行数 期限(年) 余额(亿元) 国债余额/GDP
1997 2412 2—10 5548 7.5%
1998 3808.7 3—10 7766 9.9%
1999 4015 3—10 10524 12.8%
2000 4657 1—10 13674 15.36%
2001 4884 3—20 15618 16.3%
2002 5934.3 3—30 19336 18.9%
2003 6280.1 0.3—20 — —
2004 6924 — — —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金融市场统计月报》1997—2003年。
表21997—2004年中国GDP增长率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GDP增长率 8.8% 7.8% 7.1% 8.0% 7.5% 8.3% 9.3% 9.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2004年。
国债市场容量的扩大,有利于促进国债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从而促进真正的市场利率的形成。虽然我国国债的总体发行规模占GDP的比例小于西方发达国家45%—60%的水平,但是,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要求中央财政负债水平的提高。比较世界上其他国家在推出国债期货时的国债规模(参见图3),美国在推出国债期货时期国债余额达3000多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16.67%,而日本在1985年推出国债期货时,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达50.567%。可见, 我国目前国债规模已达到当年美国推出国债期货时的水平,基本能够满足国债期货推出的需要。
此外,通过对表1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国债的期限结构上,过去的2—5年中期国债占80%以上的局面已有所改变,长期国债发行比例增加,1年以内的短期国债也开始发行。国债期限结构的多样化,有利于国债期货标准化合约的设计。同时,在当前利率水平较低而利率上调可能性较大的情况下,投资者对短期国债的需求量往往会很大,中央财政适时发行短期国债,在一级市场顺利发行的同时,还有利于活跃国债二级市场。
其次,从国债流通规模上看,我国国债可流通比例不断提高。1997年国债可流通比例为40.7%,到2000年可流通国债比例提高到54%,2001年又达到63.1%。与1995年相比,我国可流通国债的数量增加了近10倍。可流通国债是国债期货合约的真正标的,国债可流通比例的增加不仅提高了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也为国债期货的推出创造了条件。
国债现货市场已经能够为国债期货的推出提供坚实的现货市场基础
再次,从国债交易规模上看,可流通国债比例的增加提高了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大大活跃了国债现货市场以及国债回购市场的交易(见表3)。
表3中国国债交易情况(单位:亿元)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现货交易 5029.2 3582.8 6059.9 5300.9 4157.5 4815.6 8708.7 5756.1
回购交易 13008.6 12876.1 16262.8 12890.5 14733.7 15487.6 24419.7 52999.9
合计 18037.8 16458.9 22322.7 18191.4 18891.2 20303.2 33128.4 58756.0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
此外,2004年5月20日,银行间市场正式推出国债买断式回购业务, 即国债持有人将国债卖给购买方的同时,交易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日期,卖方再以约定价格从买方买回相等数量同种国债的交易行为。这一国债交易方式的设计,客观上提供了做空的可能: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可以在回购期间内卖出债券,在回购期满时买回,这样即使在市场下跌时,卖空的一方也可以获利。作为一种介于国债现货与期货之间的交易方式,买断式回购国债的运作经验可以为国债期货交易的制度设计提供有益的。
最后,从国债持有结构上看,自1997年国家规定银行系统必须推出交易所网上流通系统后,证券公司及保险机构成了国债现货市场上的流通主体。虽然我国国债持有者结构中,期满兑付型个人投资者比例仍占60%以上,但是就对国债期货的推出起实质性作用的可流通国债而言,其70%以上掌握在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手中。机构投资者特有的专业理财能力以及对国债收益率的套期保值需求为国债期货的推出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债市场,我国目前的国债现货市场已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在可流通国债比例、国债期限结构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我国的国债现货市场已基本具备了退出国债期货的条件,已经能够为国债期货的推出提供坚实的现货市场基础。
一系列法规的颁布为我国重新推出国债期货提供了较充足的法律依据
3.法律法规及监管体系的完善。鉴于当年国债期货交易的教训,在重新推出国债期货之前,必须重视监管体系的建设。
我国期货法规的建设在近十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相关法规的推出对整顿市场秩序、促进期货市场顺利运行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如1996年国务院转批《关于进一步加强期货市场工作的请示》,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1999年以来,国务院又颁布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与之配套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高级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和《期货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等。这一系列法规的颁布为我国重新推出国债期货提供了较充足的法律依据。
在期货监管体系方面,2000年12月29日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成立使我国期货业形成了由证监会、期货业协会和交易所组成的三级监管体系。此外,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都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风险防范和抵御能力大大增强。
1.国债期货市场风险分析。国债期货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在规避利率风险和促进国债价格发现的同时,又由于其自身的“高杠杆性”和双向交易等独特交易方式而存在极大的风险。按风险形成原因分,国债期货市场的风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宏观因素和政策因素变化而引起的系统风险。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特定时期政府政策的变化,会引起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变化,影响市场利率的正常变动,进而影响投资者对市场利率走向的预期,导致国债期货价格大幅波动,从而引发风险。这类风险的发生往往无法回避,属于不可控制风险。
(2)市场流动性原因引起的流动性风险。所谓流动性风险, 是指由于国债期货合约的流动性不足或国债期货市场资金的流动性不足造成的风险。国债期货合约的流动性大小与合约的设计有关。在投资者有开仓或平仓需要时,如果市场能够满足其需要,则该国债期货市场上的合约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如果市场无法使投资者的需要得到满足,则可能会发生违约风险。国债期货市场资金的流动性包括用于国债期货交易的资金量的大小以及资金能否及时到位两个方面。一定的国债期货交易规模要求有相应的资金量的支持,否则期货交易就无法顺利完成。此外,在保证金制度下,还要求投资者的资金能够及时补充保证金的需要。
(3)交易制度不完善而引发的制度性风险。 交易所是国债期货推出后的交易场所,交易所交易制度设计是否合理、风险控制能力是否充足,关系到国债期货交易能否顺利进行。“3.27”国债期货事件的教训已经表明,不完善的交易所交易制度是国债期货市场风险产生的“温床”。
(4)投资者个人原因或投资机构原因造成的风险。 国债期货市场应该是一个理性投资的市场,任何非理性的行为都会对市场产生不利的影响。此外,投资者的恶意违规操作行为也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引发国债期货市场风险。
充分认识风险和重视风险监控是国债期货市场研究的核心
2.国债期货风险防范。作为一种基于规避利率风险需求而产生的金融衍生工具,国债期货交易所产生的风险和损失并不是工具本身的错误。在承认风险客观存在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特别是在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充分认识风险和重视风险监控是国债期货市场研究的核心。分析和总结CBOT以及香港国债期货市场风险监控和防范的经验,可以得出国债期货市场风险防范的一些基本措施。
(1)国债期货合理定价是起点。根据无套利定价理论, 期货价格等于现货价格加上持仓费。考虑到国债附息,合理的国债期货价格应该等于国债现货价格加上融资成本减去国债票面利息收入。根据远期合同定价公式,国债期货价格可用数学公式表示
F(0,t)=S×(1+I-R)
其中,S:国债现货价格
I:在国债期货合约有效期内的融资成本率
R:0到t时刻内的国债票面应计利息率
在有效率的市场上,由于套利者的存在,国债期货价格应满足上述公式。因此,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国债期货市场上,应该有一个权威的国债期货价格的存在。由于定价是国债期货交易的开端,所以,国债期货的合理定价是防范国债期货市场风险的起点。
(2)实时风险预警体系的建设是核心。国债期货交易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关键是在风险发生之前要对风险进行必要的预防,在风险发生之时要能做出及时的反应。“3.27”国债期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没能对空方的高风险违规行为做出及时反应。风险防范的有效措施是建立实时风险预警体系。实时风险预警体系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包括指标体系和统计查询体系两大部分的建设。根据多个指标的指示和对十多个项目的检测,可以对国债期货交易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做出很好的反应,从而达到有效地防范风险的目标。
(3)交易所交易制度的建设是关键。交易所是国债期货推出后集中交易的场所,也是防范国债期货交易风险的主要部门,因为国债期货交易风险首先发生在交易所内。交易所在防范风险方面,第一道措施应是国债期货交易会员资格审批制度,从源头上保证国债期货参与者的素质。其次,实行较高的保证金水平以及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在国债期货推出初期,投资者对其认识不足,市场风险可能较大,较高的保证金水平可以减小国债期货的“杠杆效应”,同时,可以通过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控制一天之内价格波动的风险。
再次,实行限仓制度和大户报告制度,目的在于防止少数投资者对国债期货市场的操纵,最后,实行涨跌停板制。虽然CBOT在国债期货交易中不设涨跌停板,但是,涨跌停板的设置能够有效地缓减或抑制一些突发事件和过度投机行为对国债期货价格的巨大冲击,减缓每一交易日的价格波动,能有效抑制风险的发生。
(4)培养成熟的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特有的专业理财队伍和专业投资能力可以减少非理性行为对国债期货价格的影响,从而减小国债期货市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此外,在风险发生时,机构投资者往往具有较强的风险抵抗能力,能够将风险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
(5)国债期货交易法规的完善是保障。 法律法规的作用在于从根本上规范国债期货市场各类行为主体的行为,防范市场风险,对现有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同时补充出台一些针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管理法规,为国债期货在中国的顺利运行奠定良好的基础。
国债期货在我国的发展虽然经受了1995年被叫暂停的挫折,但这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当年国债期货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我国再次推出国债期货提供经验。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利率市场化的一步步推进、国债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整个期货市场的回暖,再次推出国债期货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在我国再次推出国债期货成为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就我国未来的国债期货市场提出以下几点构想:
首先,在国债期货市场的市场架构上,以交易所为依托,实行国债期货有组织的高度集中交易;以期货经纪公司或证券经纪公司为桥梁,对它们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保证投资者交易意愿的顺利达成;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力,用其专业投资能力保证国债期货市场上投资者行为的理性。
其次,在政策建议上,提倡建立全国性国债二级市场,改变目前国债现货市场分割的状况,使国债期货价格有一个统一的现货价格基础;在我国目前国债品种还不是特别丰富的情况下,建议在国债期货市场上采用“混合交割”制度,引入“转换因子”,缓解现券品种不足与期货合约交割的矛盾,完善期货交易法规,为国债期货交易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最后,在风险管理方面,高度重视国债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在证监会、中国期货业协会以及交易所三级监管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交易所风险监控体系的建设,利用市场准入制度、保证金制度、涨跌停板制度、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以及限仓制度等防范国债期货市场风险。同时,鼓励经纪公司和机构投资者利用先进的审计制度防范自身内部风险。
国债期货最为一种重要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在金融体制改革深入、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利率风险敞口扩大的今天,其作用越来越大。在吸取当今国债期货交易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再次推出国债期货,必能充分发挥其规避利率风险和发现国债价格的功能。因此,国债期货在我国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本文首先分析了“3.27”国债期货事件,揭示国债期货市场的一些基本规律,并论述了在我国推出国债期货的重要现实意义。
关于国债期货推出的基本条件,文章从利率的市场化程度、国债现货市场状况以及法律法规的完善状况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在参考美国当年推出国债期货的市场条件的基础上,用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决策模型和参数估计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再次推出国债期货的条件。
在国债期货市场风险防范方面,提出了以交易所为依托、以经纪公司为桥梁、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大力加强法制法律建设的风险防范模式。
最后,展望发展前景,我们认为国债期货在我国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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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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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资本主义需要经济民主
对一向标榜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说需要民主,似乎不好理解。继2001年出现美国安然公司营私舞弊案,公司财务丑闻是西方媒体报道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岁末年初,意大利最大的食品加工企业帕玛拉特公司财务丑闻成为热点新闻。有媒体警告,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巧取豪夺公司财产的事件仍有蔓延之势。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形容他们滥用权力,并不为过;以民主制约权势,便是题中应有之意。
富豪暴富总是与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如何认识贫富差距,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从生存意义上理解,对不断扩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人们主要关注后者的贫困问题。发达国家政府每天为饲养的牛提供的补贴为2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每天生活开支不足1美元的穷人却有11亿之多,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以得到保障。
在发达国家,人的生存几乎不是问题,但贫富差距远未解决。
从工资分配意义上理解,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以下简称“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差距的合理范围是20-30倍。1970年,美国最大的100家大公司的“高管”的是普通劳动者的39倍。到20世纪90年代末,扩大到1000倍。
从财富占有意义上理解,“高管”中饱私囊,肥了自己,害了他人。他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利用其他股东的损失,为自己谋取暴利。同时,通过做假帐,他们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例证俯首即得。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执行总裁韦尔奇在任期间,曾使用通用公司的飞机和在曼哈顿的豪华公寓干私事。阿德尔菲亚电话电报公司的主管里加斯和他的两个儿子挪用了公司高达1280万美元的资金。他们每人拥有一架私人飞机,费用由公司支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存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工资分配意义上的“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都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它们是在私有制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出现的。
大公司高层主管占用公司财产却让人费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的,就是我的”是对这个原则的通俗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的股东结构出现了大众化趋势,普通劳动者把子女教育费、医疗费和退休费等用于未来消费的资金投资到股票市场,公众持股人数迅速增长。1983年,美国持股家庭只占家庭总数的19%;1999年,这一比例已迅速增长到52%。在这个大背景下,高层主管私自占用公司财产,包括了对劳动者投资于公司的资产的无偿占有。
大公司高层主管所作所为明确无误地表明,不但“我的,就是我的”,而且“你的,也是我的”。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本来,拥有巨额私有资产的富豪最主张维护私有制,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侵吞了劳动者的私有财产。于是,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制度矛盾:主张私有制的人践踏了私有制。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20世纪90年代,人的贪婪本性没有增加,但谋求贪婪行为的机会增加了。”作为道德,贪婪是公司“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动机,它能够得逞则有更深刻的经济根源。
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向管理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包揽了生产的全过程: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和售后服务,并实行多种经营,公司成为多种行为和多个单位组成的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但是,它也有弊病,即经营管理具有专制性。垂直一体化经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大型企业由一些不同的经营单位组成,由专职的高级经理组成的等级制管理班子负责。每一个职能,由一个部门来管理;总经理统领部门经理,中层管理人员协调并监督低一层的管理人员的活动。以权威和指令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处于最下层的是劳动者。一位中国经济学者非常赞许这种企业制度的专制性。他说:“企业的参与人属于不同的群体,其偏好相差很大,通过民主化程序解决他们的分歧会非常没有效率。”在他看来,企业只能搞独裁,万万不可民主化。然而,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一旦被放大,“高管”就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资本主义新的制度矛盾就由此激化了。面对“高管”的自私行为,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制度失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标榜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出现了所有者缺位现象,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弊病有了放大的机会,使“高管”手中的权利得以滥用,暴利唾手可得。
由于公司向“高管”赠与股权,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100家传统产业的企业中,“高管”掌握的股权比例平均高达14%。成为企业的大股东,造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混淆不清。普通劳动者作为小股东,直接参与公司决策的成本太高,难以起到监督管理者的作用。他们没有理财的能力和经验,于是把投入到股票市场的资金,委托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管理,从而无法直接监督公司管理者。投资机构的管理者与公司“高管”勾结,从事股票非法交易;行使监督职能的会计公司和咨询公司放纵舞弊行为。因为所有者缺位,对专制性的大企业经营管理缺乏监管,“高管”更加为所欲为,作为股东的普通劳动者成为挨宰的对象。
经济上的专制需要政治支持。金钱与权力结合,政客与“高管”勾结,确立了“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合法性。
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威廉姆斯法提高了外部人士购买企业的成本,加强了“高管”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能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州的法律削弱了公司董事会的权力。近年来,美国与公司有关的法律逐渐从侧重保护股东利益转向保护“高管”。最典型的是,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规定送给“高管”的股票期权不计入公司成本,“高管”用股票期权获利得到法律保障。游说国会通过该法案的主谋就是现任财长斯诺。他曾担任美国一家铁路公司的“高管”,1997-2001年的薪水共达3740万美元;离职后,仍享用公司提供的飞机、汽车和乡村俱乐部。
1994年,他担任由大企业“高管”组成的美国企业圆桌会议的主席。该组织促使参议院以88票对9票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的法案。一贯维护公司“高管”利益的斯诺当上财长,自然要变本加厉地为富豪服务。小布什政府通过优惠富人的减税政策,斯诺功不可没。副总统切尼曾管理过一家能源公司,上台后制定了有利于能源企业的政策;美国海空军司令都曾任职大型军火企业“高管”,于是实行了有倾向性的军火采购政策。在其他发达国家,曾经担任大公司“高管”的人从政,并竭力维护富豪利益的现象,也并不鲜见。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发达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大企业监管力度。但是,上层建筑的改变必须具有经济基础;制约“高管”手中的权力,解决资本主义的制度矛盾,取决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
在技术进步推动和竞争压力之下,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阶段,被分解到不同企业。例如,大型汽车企业把零部件包给不同的供应商生产,自己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整车装配。名牌电子企业把零部件设计和产品加工制造完全包给其他企业,成为“没有工厂的工业企业”。最著名的例子是戴尔电脑公司。在服装业和鞋业,世界著名的品牌企业把加工生产转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美国耐克公司作为品牌营销商并不制造运动鞋。美国的沃尔玛商店作为零售商,不仅从事零售业,而且组织和管理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生产。以垂直一体化企业为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逐步让位于企业之间实行水平一体化合作的全球生产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多个企业共同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性,并不涉及资产所有权。股份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关系变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共同参与关系,单个企业的等级制结构必然要向扁平结构转化。有人对300家美国大公司1986-1999年的变化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它们的结构层次减少,“高管”的权力被削弱,对企业的支配作用也在弱化。
利润是每个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各自谋求的目标。但是,企业之间合作的目标是共同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而不是利润。衡量合作业绩的标准是产品的性能、质量、交货期、市场占有率和消费者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企业不再单纯追求利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管”以赢利为借口的短期行为。
通过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供应商取得了进入市场的便利;生产商把加工生产分散到众多的供应商,不必大量投资于固定资本,避免了市场波动的损失。基于能力互补和稳定市场的需要,企业之间的合作是连续的,从而削弱了企业追求短期目标的动力,促使“高管”正视企业长期经营的必要性:
消费者决策对生产的影响力加强。经营者更加注重消费者主权,把吸收消费者反馈作为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方法。消费者信息成为企业的一种生产投入。
由于知识成为生产手段,人力资本的作用增大。劳动者不但拥有所在企业的股份,还参与产品开发设计和生产经营管理,成为治理的主体。
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保护生态环境,企业与它所在地区的利益关系更密切。企业所在地区居民对企业的资源配置具有影响力,成为公司治理的参与者。
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企业的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其他的相关企业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纳。利益相关者,即民众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无疑是经济活动民主化的进步;对制约“高管”的独裁和金钱政治,缩小由“高管侵吞公众财产造成的贫富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发达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处于转折期,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从垂直一体化企业转向水平一体化网络,公司治理方式从专制走向民主,不会一帆风顺。发达国家大公司的财务丑闻就是旧势力顽强挣扎的体现。一些学者也在为他们辩护。前面提及的经济学者就说,让经理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结果将导致他对任何人都不负责。
这段话说明,坚持陈旧生产组织方式仍大有人在,新旧势力的较量不会轻易结束。主张私有制的人在实践中践踏私有制,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进一步陷入困境。要摆脱困境,就要实行经济民主。在标榜民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实现经济民主并非易事。如果说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能力,可行的出路已经摆在任命面前:发展有利于经济民主的全球生产网络,实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公司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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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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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 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论文正文】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 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 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 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 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 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 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 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 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的体现, 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
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 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 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 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 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 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 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 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 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 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 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 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 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 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 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 凯恩斯的“革命” 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 世纪70 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 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 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 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 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 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 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 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 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论文网LunWenData.Com]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 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 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 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 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 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 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 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 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 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 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 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 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 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核心,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 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 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 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 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 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 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
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 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 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 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 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 来解释, 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
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 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 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 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
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 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 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 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 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
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 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 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核心,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
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 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 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 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 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 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 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 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
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
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 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 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 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 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 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 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 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 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
(1) 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
(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 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
(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 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
(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 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 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 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 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
(5) 庸俗的实用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 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 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 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 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 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
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 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 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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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始终伴随着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走过,期间各方围绕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产生了不断的争论。文章就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及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的经过、论点及影响作一梳理。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共有四类:一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即南京国民政府公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官僚私有的工商业、金融业等经济;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等,当时又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三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英美等国家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1]541、670,在中国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每接管一城市,即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废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特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美英等国家宣布管制中国在其管辖区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被迫对美英在华财产针锋相对地实行了管制、冻结和没收等政策。
这些对待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当时的我们党内、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间没有明显分歧。但是,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却不时发生争论或政策偏差。
由于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了。因为他们是在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被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因此,很多人对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都不知不自觉地怀有排斥心理。
尽管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明确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的过程中,石家庄、邯郸、阳泉、焦作、运城等多地发生了乱抓物资、乱抢机器和私人财物等破坏民族工商业的行为,天津、北平等地发生了工人分店铺、斗老板、过高要求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等现象。东北解放后,“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未能正确解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下令制止和纠正“左”倾倾向,对广大党员干部、军队指战员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等思想教育,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封原样”接管城市、谨慎对待工人工资福利要求等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4]1430,主要表现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
为此,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会后,刘少奇赴天津视察和指导恢复重建工作,其中关于团结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同年5月,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天津等地党员干部允许工人向资本家提过高要求、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只说资本家的坏话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讲联合等“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5]428,毛泽东赞同该批评并将电报批转各中央局、市委和野战军前委。中共中央的纠“左”努力和刘少奇“天津讲话”,对天津工商业生产、社会生活的恢复重建和南方城市的接管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党内一些人对其提出异议,尤其是刘少奇对东北的批评引起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不满。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因战争、灾荒对生产的破坏,加上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新解放区物价连续四次大上涨,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资产阶级要求划分国营和私营范围“我们不允许”、“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6]51、71等。
在对1950年3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左”倾言论的批语中、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对这些错误思想给予了批评,《人民日报》发表《如何调整公私关系》等社论,批评了部分国家经济工作人员缺乏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合作的思想。由于部分不法资本家乘机大施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1952年初,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发起了“五反”运动。
运动掀起后,全国各地普遍地出现了对资本家打击过重的“左”倾现象,一些人又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再次对这些言论给予了批评。1952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后直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引领下,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统一于限制和改造中,主要争论转向如何改造、如何快速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概括来看,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广大工农群众及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等之间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发生的分歧和论争,其要点是:
第一,是否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筹建新中国、平抑物价、“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不仅在广大工人、士兵中,因文化水平的限制,缺乏对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了解,出现拆分资本家机器厂房、批斗资本家、向资本家提出过高工资福利等现象,而且在党政干部、舆论界和知识界中也不断有人发表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言论。例如,1949年5月,中共中央曾批评一些地方“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
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只强调和资本家的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7]318-319。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一些人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二、三期连续发表许立群、吴江、艾思奇、于光远等人的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具备的积极性,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
由于他们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给予了批评,中共中央责令并批准中宣部、《学习》杂志社刊文纠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
还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中央政府中非共产党人比例过高、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等也表示不满,对毛泽东、刘少奇等表现出不信任。这实际上也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行保护、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第二,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制定了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但在如何利用和限制、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等问题上,在党内外都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毛泽东同刘少奇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和政策上也“小有歧异”、“不尽一致”,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而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
早在1948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张闻天向中央提出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十分重视。毛泽东看过刘少奇对该提纲的修改后,特地写信给刘少奇,称赞其对提纲“修改得很好”,但建议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明“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其语境是阐述“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地位,并强调允许存在和发展的“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且“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讲话,尤其是1949年春的“天津讲话”,强调利用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语调更为明显。他说:“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10]78、93。刘少奇在讲话中甚至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话(诚然,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编者注),以致毛泽东、邓小平、薄一波等认为用词不妥,后来高岗等用以诋毁刘少奇,在““””中更成为刘少奇的“罪状”。
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由利用和限制发展为利用、限制和改造,且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加快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倾向。即便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陈云等仍强调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业。1955年3月,陈云强调:“必须看到,私营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各工业部在制定工业生产发展计划的时候,必须把现有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计算在内,加以充分利用”。
第三,通过排挤还是竞赛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态度有所不同。1953年夏以前,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强调“排挤”和“替代”,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强调利用和限制。1949年6月,刘少奇提出要“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
同时,毛泽东也在多场合表示,要排挤和替代私商,引导私营批发商把资金投向其他有益的事业,尤其是工业。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提出不仅要“消灭投机商业”,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逐步缩小私营商业”,但仍坚持“尽量发展私营工业”[13]354。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全国各地出现加速改造、彻底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趋势。但是,同年9月,陈云认为:要继续“让私营零售商业多做一点生意”,“对(私营――引者注)批发商的限制也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搞……不要挤掉……要让他们继续搞下去”[11]444。1955年1月,陈云初步总结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经验后坚持认为:“一部分批发商现在能存在的,让他们继续存在……二批发也可以让其继续存在”,“这些私营批发商的存在,在现阶段对我们有利,我看再不要去挤他了”;城市和农村集镇的零售商更要“让他们在原有岗位上维持下来”,“如果挤掉他们,会引起造反;如果转业,转什么,也成问题”。他还指出,过去几年,“有些批发商转了小工业”,但是“几年来成绩不大”,“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商业转工业是不行的”[11]557、567、564、559。
然而,1955年底和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陈云的上述思想没能得到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主张是利用和限制,但党内除了在着重利用还是限制上存在认识分歧外,就如何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存在不同认识。当时,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明显地歧视私营工商业”[2]99,纷纷在价格、税收、金融、生产资料等多方面限制、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和“五反”运动中,这一“左”倾错误思想、言论和做法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刘少奇、薄一波等倾向于通过提高公营经济的经营效益、和平竞赛来逐步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和限制。1948年9月和12月,刘少奇先后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不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资产阶级和富农――引者注)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会要失败”,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必须在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中”取胜;“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对它实行什么办法呢?和平的经济竞争……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10]15、51。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增加税收、缓解“五反”运动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1952年底,国家财政部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并经周恩来批准后决定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为了保税,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为了简化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宣传解释工作没有跟上等原因,新税制的推行引发了物价波动和部分地方干部、群众的不满。这引起毛泽东等高度警觉,尖锐地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242-243。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对新税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第四,能否赎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中国有无必要、能否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国内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苏联并未实行这种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必实行”[10]52,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当马上直接加以没收”[11]591。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认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14]688,“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10]52-53。
此外,一些人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和改造完成后同资本家共事“麻烦”,将资方人员包下来是“包袱”,一些工人抱怨“资本家过去是经理,现在还是经理”,等等。针对这些看法,毛泽东、刘少奇和陈云等在一系列场合予以批评,强调“资本家的机器是财富,但是人也是财富,他们有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人这种财富不下于机器那种财富”,把民族资产阶级接收下来,“决不能讲是包袱,而应该讲是财富”[15]83、40、51、84。
第五,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及模式的影响,加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偏颇,1953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当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16]255。同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14]666。1955年10月,毛泽东继续强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17]141。
但是,陈云等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等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完全排除自由市场。1955年11月,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际,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座谈会上提出:“允许有些工厂不公私合营”,“有百分之七十公私合营了,就可以说基本上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1]591-5921956年春夏,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过,陈云等就发现改造过于集中、过于求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新困难,他们一再强调要允许非公有制工商业继续存在,要继续发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作用,甚至提出要允许不合格、草率组建的公有制工商业退回公私合营或私有制。例如,1956年5月和7月,陈云提出,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合作商店,“由于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要求退出合作企业的,应当批准他们退出”;交通运输方面,“现有高级社在还本付息方面有困难的,可以退为初级社”[15]77、38。
同年7月,他还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比如百货,可以分好多种,由私商来管,大的搞批发,小的搞零售”;我国不要同苏联那样“大小生产都纳入计划”,要“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15]50、86。在此基础上,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又正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1956年初,鉴于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粗和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毛泽东等也提出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让资本主义地下工厂转为地上工厂,允许华侨来大陆投资办企业,一百年都不没收等。但是,相比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陈云主要是从战略上探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外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争论产生了以下积极影响:
第一,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其中,有些观点就是在党内外的论争中不断得以完善的。
譬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9年春之前,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3]161毛泽东在会议做结论时也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18]386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4]1432。然而,东北、平津解放后,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不断发生“左”倾错误,党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长期争论”而“未能正确解决”[7]318,且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仍异常艰巨。在批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于1949年春改变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刘少奇1949年春在“天津讲话”,中共中央1949年5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的指示》等都强调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发展生产的必要性。同年7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写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19]1952年夏,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重新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6]231。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才得以完善。 第二,催生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方针之一是“不要四面出击”。
该方针就是毛泽东在批评当时我国一些人错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提出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20]。
第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在百废待兴、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内既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有效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其重要表现在于政治上坚持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尤其是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贯彻执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经济上利用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方面都同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联。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外不断发生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
但是,在接管城市、平抑物价、“五反”运动等过程中,每当出现违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现象,各级党和政府都坚持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指导,及时分析问题,妥善应对,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适当减轻私企负担、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加工订货等维持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缓和了失业现象,使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不断逐步转入正常轨道。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不断纠正着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的“左”倾倾向,从而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彼此之间通过思想上的碰撞取得了认识上的共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在伴随着反对、防止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右倾错误中走过的。
第四,纠正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萌生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不断强调组建产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委员会等都要吸收原工商业者参加,公方代表和改造后的企业负责人要树立同“资本家”长期“共事”的意识,要把原工商业者当做“财富”,充分发挥他们善于管理企业、熟悉经贸业务的知识和经验[15]51、84。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还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速度的急躁冒进、隔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打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业务关系、把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和商业当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营商业经营范围无限扩大等错误做法。
所有这些归结起来都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争。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不同程度地纠正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际局势等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其弊端也马上暴露出来。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陈云很快察觉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于是大胆地、及时地提出了不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允许商户退出不合条件的商业合作社、划分国营和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等设想。
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陈云将这些构想概括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驱。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分歧和争论,论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今中国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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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交流与撞击互动的新境界。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也向全球发展,并向各个层次展现的更加清晰。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日益交织与融合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摩擦与竞争的过程,既存在日益密切的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矛盾与冲突。
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分布,着重表现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现在跨国公司把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配置起来,实行国际生产分工和协作。而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资源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几乎和在一个国家内一样方便和可行。从资源的配置、使用到生产的组织和销售,一个以大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网络正在形成。“以世界为工厂,以国家为车间”,这在许多具有较大程度高新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领域,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可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向全球拓展,使生产的社会化变为全球化的了。
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度全球性拓展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在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资本关系社会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更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国际范围之内。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是现代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表,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成。跨国公司这种占有形式也造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的对立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并且日趋尖锐和复杂。
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同时随着国家垄断资本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全球拓展,把生产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化。而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社会化生产的组织者,成为国际间的商品、技术和资本流动的主要参与和载体。
生产的国际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受国家地域限制的前提,由此冲击到了传统的国家调控机制:资本的流动和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超越了传统国家政府的控制范围,因此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些生产因素。其活动基本处在场所基本处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以追求全球范围内最高利润为最终目的。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而由于跨国公司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所以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十分迅猛,一旦产品在市场上过剩,其影响往往波及一系列的国家和地区,引发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动荡或危机。
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必然造成资本生产无限扩大与有限的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增值关系全球化,资本的生产必然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然而资本生产的扩张却受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制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市场的消费力既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生产力,也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世界范围内以不平等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分配关系,一方面使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消费力受到资本积累和扩大资本生产规模的限制。
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另一新的矛盾是无限追逐利润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日益“荒漠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这种发展模式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危及全球的环境污染具有畸形性、片面性。
它带来了资源的严重浪费、环境的污染等文明效应,破坏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平衡。同时全球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的扩大化,环境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粮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由此造成的“生态文明危机”,已经严重危及人类文明的根基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又一个新的矛盾形式。
就国内来看,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破坏了战后建立起来的劳资关系中的平衡和妥协,加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造成了社会结构层面上日益明显的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资本跨国流动能力愈来愈强,它不仅能够摆脱国家的原有支持,而且在与国家的谈判关系中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国家不得不屈从于全球化中资本的压力。资本要挟能力的提高迫使国家为了留住资本而降低税率,取消管制,改革福利制度,减少成本,出台优惠政策。
经济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冲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里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向世界强制性推行强权政治的“民主文明”与争取世界实现真正民主化的矛盾和斗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力图用自己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去改造发展中国家,对于俯首听命的国家施以经济援助予以鼓励,对于不服从他们意志的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
从文化方面来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文化普遍性口号下力图取消文化多样性,试图将弱势民族及其文化整合到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所控制的、“同质的”世界文化之中,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的“相同的消费主义模式”。
经济全球化也未缓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为一个既对立又统一,既依存又排斥、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矛盾目前主要通过贸易、投资和货币展现出来。在贸易领域,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开发程度存在差异,且这些因素又处在不断变动中,因而导致相互之间的贸易失衡,常常引发贸易摩擦和“贸易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空间,即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使资本主义重新焕发生机的同时也会减少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外部化成本的释放空间。尽管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没有达到极限值。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这种远胜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确实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发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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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胶质瘤简称胶质瘤,也称为胶质细胞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约占所有颅内原发肿瘤的一半,广义是指所有神经上皮来源的肿瘤,狭义是指源于各类胶质细胞的肿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1999年的分类方案分为星形细胞瘤、少支胶质瘤、室管膜瘤、混合性胶质瘤、脉络丛瘤、来源不肯定的神经上皮组织瘤、神经元及神经元神经胶质混合瘤、松果体实质肿瘤、胚胎性肿瘤、神经母细胞瘤肿瘤。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核内EGFRVⅢ对胶质瘤细胞系在缺氧条件下NF-KB表达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核内EGFRVⅢ对胶质瘤细胞系在缺氧条件下NF-KB表达影响全文如下:
【摘要】目的:探讨核内EGFRVⅢ对胶质瘤细胞系在缺氧条件下NF-KB表达的影响。方法:选取5周左右的大鼠50只,均为雄性,对所有大鼠的大脑皮层下接种C6细胞建立胶质瘤大鼠动物模型,将所有大鼠模型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25只,对观察组大鼠模型皮下种植U87- EGFRVⅢ细胞悬浮液,对照组大鼠模型不作处理建成空白组,两组大鼠都在缺氧条件下饲养,采用蛋白印迹法检测两组大鼠的核因子(NF-кB)活性及表达情况。结果:经过研究后发现,观察组大鼠模型的核因子(NF-кB)表达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大鼠模型,两组大鼠模型在核因子(NF-кB)表达量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p<0.05。结论:核内EGFRVⅢ对胶质瘤细胞系在缺氧条件下NF-KB表达有促进作用,核内EGFRVⅢ可调控细胞内基因的表达,其研究对胶质瘤的治疗有重要意义,EGFRVⅢ作为免疫治疗和基因治疗的新靶点正在被更多人关注,为胶质瘤的靶向治疗提供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EGFRVⅢ,胶质瘤,缺氧,NF-KB,免疫荧光,表达
1.1一般资料 选取健康的5周左右雄性大鼠50只,体重在20.10±1.01g左右,所有大鼠均由当地的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对所有大鼠建立胶质瘤模型,使用材料为C6脑胶质瘤细胞。将其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25只,所有大鼠均没有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等系统性疾病,没有重要脏器的损伤,所有大鼠在体重、模型建立程度、饲养方法及饲养食物上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即P>0.05。
1.2方法 大鼠模型的建立,在建立模型前要进行一周左右的适应性饲养,增加动物的体重,保持动物健康。
2、结果
经过研究发现,观察组大鼠模型中NF-кB活性明显高于对照组大鼠模型,观察组大鼠模型中NF-кB的表达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大鼠模型,两组大鼠模型在NF-кB的表达量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p<0.05。采用蛋白印迹法对两组大鼠模型NF-кB的表达情况进行检测,统计学结果如下:
在中枢神经系统的恶性肿瘤中,脑胶质细胞瘤的发病率较高,患者的生存率低,预后差,所以对脑胶质瘤的治疗在神经外科是难点,随着靶向治疗的发展【2】,寻找新的治疗靶点在胶质瘤的治疗中是一种新方法,表皮生长因子的Ⅲ型突变体是一种肿瘤标志物,在脑肿瘤中发现较早,现在关于利用EGFRVⅢ作为靶向治疗的靶点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1] 伍锡栋,谭燕,梁惠玉等,针对U87-EGFRVⅢ细胞的适配子对胶质瘤荷瘤鼠的抑瘤作用[J],华南国防医学杂志,2013,27(6):372-375.
[2] HWANG Y, CHUMBALKAR V, LATHA K, et al. Forced dimerization increases the activity of △EGFR/EGFR vⅢ and enhances its on cogenicity[J]. Mol Cancer Res, 2011, 9(9):1199-1208.
[3] 张庆丽,石必之,蒋华,等. EGFRv 特异性单链抗体的制备及靶向性
[4]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2011,18(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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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酮类化合物(flavonoids)是一类存在于自然界的、具有2-苯基色原酮(flavone)结构的化合物。它们分子中有一个酮式羰基,第一位上的氧原子具碱性,能与强酸成盐,其羟基衍生物多具黄色,故又称黄碱素或黄酮。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沙枣中黄酮类化合物提取工艺条件的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 目的 研究用乙醇为溶剂提取沙枣中黄酮类化合物的最佳工艺条件。方法 采用正交试验筛选黄酮类化合物的最佳提取条件。结果 此条件下提取率为2.295 mg/g。结论 最佳提取条件为乙醇浓度70%、提取温度45 ℃、提取时间30 min、料液比1∶16。
【关键词】沙枣;黄酮;提取工艺
【论文正文】
沙枣中黄酮类化合物提取工艺条件的研究
沙枣(Elaeagnusangustifolia L.)是新疆蕴藏量大、耐盐碱、生长快、易繁殖、药用价值高的一种荒漠盐生植物资源,新疆各地均有分布[1]。沙枣黄酮具有降低血清胆固醇、抑制血小板集聚、抗病毒和增强免疫力、清除羟基自由基、治疗慢性气管炎等功效[2-4]。因此,沙枣是一种具有开发利用前景的重要资源。但目前沙枣仅有少部分在民间药用、食用或初步加工,大部分果和叶成熟后自然落地腐烂废弃,利用率极低,造成这一宝贵资源的极大浪费。为了提高沙枣中黄酮类化合物的提取率,进而提高这一宝贵资源的应用价值,我们对沙枣中黄酮类化合物的提取工艺进行了研究。
沙枣(石河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提供);芦丁对照品(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亚硝酸钠、硝酸铝、氢氧化钠、乙醇等,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 DL-360A超声波清洗器(上海之信仪器有限公司);棱光牌722N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电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天平有限公司);循环水泵(河南巩义市英峪予华仪器厂)等。
2.1 最大吸收波长的确定
吸取0.2 g/mL的芦丁对照品溶液1 mL,置于10 mL试管中,加入5%的NaNO2溶液0.3 mL,摇匀,静置6 min;加入10%的Al(NO3)3溶液0.7 mL,摇匀,静置6 min;加入10 mol/L的NaOH 溶液5 mL,用体积分数为30%的乙醇定容至刻度,混匀,静置15 min,以0号管未加样液的显色液为对照,在450~560 nm范围内测定吸光度。结果芦丁对照品溶液的最大吸收波长为510 nm,在此位置有比较明显的峰形,因此,本方法采用510 nm测定波长。
2.2 标准曲线的绘制
试验采用常规的以芦丁为标准物的分光光度法测定沙枣中黄酮类化合物[5],准确吸取0.2 mg/mL芦丁对照品溶液0、1.0、2.0、3.0、4.0、5.0 mL分别置于25 mL的比色管中,依次加入5%NaNO2溶液0.3 mL,摇匀,放置6 min,再加入10%Al(NO3)3溶液0.3 mL,摇匀,放置6 min,最后加入4%NaOH溶液4.0 mL,用70%乙醇定容,摇匀,放置15 min,在510 nm处测定吸光度,采用最小二乘法,得回归方程为:Y=9.735X-0.011 5,R2=0.999 9。
2.3 样品含量测定
精确吸取1 mL样品溶液于25 mL容量瓶中,加1 mL 5%NaNO2溶液,放置6 min,再加1 mL 10%Al(NO3)3溶液,放置6 min,最后加10 mL10%NaOH溶液,用蒸馏水定容放置16 min后,在510 nm处测定吸光度。由回归方程计算样品溶液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黄酮类化合物含量=CD/W。C为样品溶液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mg/mL),D为样品溶液稀释后的总体积(mL),W为沙枣质量(g)]。
2.4 黄酮类化合物提取的单因素试验
分别称取粉碎的沙枣2.00 g,以物料比、乙醇浓度、温度、时间作为考察因素,以黄酮提取率作为指标,进行了如下试验。
2.4.1 物料比条件的选择
初步选定乙醇浓度(70%)、温度(30 ℃)、时间(30 min),在料液比梯度为1∶8、1∶10、1∶12、1∶14、1∶16、1∶18的条件下进行单因素试验。
2.4.2 乙醇浓度条件的选择
在“2.4.1”试验基础上,选定物料比(1∶16)、温度(30 ℃)、时间(30 min),在乙醇浓度梯度为40%、50%、60%、70%、80%、90%的条件下进行单因素试验。
2.4.3 温度条件的选择
在“2.4.2”试验基础上,选定物料比(1∶16)、时间(30 min)、乙醇浓度(70%),在温度梯度为25、30、35、40、45、50 ℃的条件下进行单因素试验。
2.4.4 时间条件的选择
在“2.4.3”试验基础上,选定物料比(1∶16)、温度(30 ℃)、乙醇浓度(70%),在时间梯度为10、15、20、25、30、35 min的条件下进行单因素试验。
2.5 正交试验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称取粉碎的沙枣2.00 g,以物料比(A)、乙醇浓度(B)、提取温度(C)、提取时间(D)为影响因素,黄酮提取率为判断指标,选用L9(34)正交表进行正交试验(每个处理重复3次后取平均值),因素水平设置见表1。 表1 因素水平表(略)
3.1 单因素试验结果与分析
3.1.1 物料比对黄酮类化合物提取率的影响
在1∶8~1∶18范围内,随物料比的增大提取量逐渐增大,但是当物料比为1∶14~1∶18时,黄酮类化合物提取量增加缓慢。从浸提效果、减少溶剂用量和降低浓缩负荷等方面综合考虑,选1∶12、1∶14、1∶16的物料比进行正交试验。
3.1.2 乙醇浓度对黄酮类化合物提取率的影响
从40%~70%随浓度的增加提取量逐渐增加,当乙醇浓度为70%时,黄酮类化合物提取量达到最大,之后随乙醇浓度的增加提取量减少,由此可确定用60%、70%、80%的乙醇进行正交试验。
3.1.3 温度对黄酮类化合物提取率的影响
黄酮类化合物提取量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但当温度为40~50 ℃时,黄酮类化合物提取量增加缓慢。由此确定正交试验的温度为35、40、45 ℃。
3.1.4 提取时间对黄酮类化合物提取率的影响
随着提取时间的增加,提取量也增加,当提取时间为10~25 min时,黄酮类化合物提取量增加迅速,25~30 min之间提取量变化不大,由此确定正交试验的提取时间为20、25、30 min。
3.2 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试验结果显示,最佳提取条件为70%的乙醇,1∶16的物料比,45 ℃的提取温度,30 min的提取时间,即A3B2C3D3为最佳组合,其中,对提取结果影响大小依次为:乙醇浓度>物料比>提取时间>提取温度。结果见表2。表2 正交试验极差分析(略)
3.3 验证试验
称取沙枣20 g,根据筛选得到的最佳提取条件A3B2C3D3进行验证试验,结果见表3。验证试验表明,在最佳提取条件下,黄酮类化合物提取率均大于正交设计中的提取率,所得结果正确。表3 验证试验结果(略)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利用正交试验,对沙枣中黄酮类化合物的提取条件进行了优化,提高了黄酮类化合物的提取效果。其中,对提取结果影响大小依次为:乙醇浓度>物料比>提取时间>提取温度,最后确定提取沙枣中黄酮类化合物的最佳条件为:乙醇浓度70%,超声时间30 min,超声温度45 ℃,固液比1∶16。
1] 董世林.植物资源学[M].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4.
[2] 黄泽元,王海滨,刘志伟.芝麻叶中总黄酮的最佳提取工艺研究[J].农业工程学报,2004,20(6):201-204.
[3] 王 晖,刘佳佳.银杏黄酮的酶法提取工艺研究[J].中药材,2003,26(12):887-888.
[4] 马丽娟.沙枣的开发利用[J].宁夏科技,2000,6(4):37.
[5] 王 军,王 敏,季 璐.苦荞麦麸皮总黄酮提取工艺及其数学模型研究[J].农业工程学报,2006,22(7):22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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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在近三年的国外生活里勤奋学习,独立思考,注重研究经济、历史等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学问,再加上国外的所见所闻,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认识更加成熟。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离不开邓演达本人的生活和革命实践。文章遵循其思想发展规律,以时间为序,认为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经历了四个阶段。
关键词: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形成
论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
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邓演达思考中国应该往哪里去,怎么样去的结果。他结合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认为中国革命的结果是向着非资本主义的方向,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并且中国不可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但也不必经过资本主义才可进入社会主义。
他说:“我们知道紧接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国家资本主义,即是说:国家资本主义为现阶段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底经济结构”[1 ] 。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深化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2 ] 具体说来,这个过程大体可以作如下梳理:
一
第一阶段,自1895 年邓演达出生至1925 年底这30 年时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邓演达为国家利益而投身革命,大部分时间在广东,虽然他忠实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机会接触平民百姓,学习也算刻苦,革命也很英勇,但未形成自己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系统看法。特殊的家庭出身铸就了邓演达自小就有忠贞报国,不负先人遗愿的大志。
他勤奋好学,小小年纪就会吟唱“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这首客家儿歌。他了解农民的疾苦,从小就与农民接触,对农民很有感情。“在鹿颈村周遭,有钱的地主与佃户是分区居住的,界线分明,穷人没有地位,亦没有生活保障,抬不起头做人,连住的地方都不可造次,备受歧视。年少的邓演达自小目睹人世间的这种不平等,心中便也就深藏有不平之气, 势必有一天, 要冲勇而去”[3 ] 。
就这一点来说,邓演达后来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就绝非偶然。在邓锵的鼓励和帮助下,邓演达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1924 年参加革命以后,他英勇果敢,屡立奇功,深得孙中山的欣赏。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及后来孙先生的“扶助农工”,在邓演达看来很是兴奋,并影响和铸造了他的一生。
黄埔军校时期因与蒋介石意见不一致,邓遂产生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当然他是抱着“至坚至诚之心志,求真求美之热诚”,怀揣着祖国去的。他在给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以国人思想之幼稚而愚蒙,且经济力困竭如今日,安能免外人之捆缚而俯伏受戳!救国之计,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功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大两月来观察所决定”“, 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只万困而当之所措手足矣!”[4 ]
1924 年底邓演达决然辞职,离开黄埔军校,在上海稍停并游览长江三峡以后,经苏联前往德国柏林,攻读军事、经济、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的邓演达在革命之余关注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经济之所以贫困的问题。无疑这些思考是在为邓演达最终形成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一些“粒子”工作。
二
第二阶段,自1926 年至1927 年7 月邓演达第二次出国前的一年多时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继续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忠勇奋发,直面蒋的反动,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逐渐有了一些关于农业生产、土地解决、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认识。季方回忆,自邓演达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就有不小的变化,他深深地感觉到“更重视农民问题,更强调‘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5 ] 。北伐途中的邓演达发布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深得民心。同时北伐过程中邓演达已密切注视、思考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了,据郭沫若回忆,邓演达说“在行军途中,我们差不多时常谈论着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 6 ]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邓演达1927 年初就有自己的思考,他说:“目前我们去解决农民问题,当然不是只把井田式的古典制度很笨的演出来,我们是要一面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一面把农业的新基础建造起来———农业的工业科学化。”[7 ]要使中国革命前进,必须敢于打破旧的经济基础,团结民众的力量,向着民生主义前进。
他说“, 改造新的经济基础,向着民生主义的道路走”[8 ] 。邓演达为解决土地问题,主张成立专门组织。中央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正像邓演达所指出的,“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会订定乡村自治机关之组织法和实行计划;会同农政部规定减租减息的办法;会同农政部和财政部取消苛捐杂税”[9 ]等实现中央对农民的决议案。
据茅盾回忆,武汉国民政府时的邓演达就有一个计划。“这‘工作计划’就是总政治部内设一个研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特种委员会”[10 ] ,彭泽民也说“, 邓先生任农民部长时,为要促进土地政策之实现,提议设立土地委员会。不仅如此,还主张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11 ] 。
邓演达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是审慎认真的,北伐军的胜利并没有使他迷惘,他曾说,“现时如果像俄国十月革命时,立刻公布土地国有法令,农民是否获得利益呢? 实在是一个疑问”[12 ]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现在不能。“我们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分为两个步骤。我们在原则上是‘平均地权’‘, 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第一步政治的解决,第二步经济的解决”[13 ] 。这些主张今天看来是很有远见的,也为邓演达进一步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准备。[论文网 LunWenDataCom]
三
第三阶段,自第二次出国到回国组党并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时间是1927 年7 月至1930年9 月。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继续思考中国的土地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深刻揭露蒋、汪政治经济统治的实质,以旅欧的所见所闻为背景,形成了一系列在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和观点。
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向右走,越来越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轨道,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黑暗的反动时代,“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4 ] 。
在此等黑暗条件下,农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解决的如何关系中国能否走去”[3 ] 。就这一点来说,邓演达后来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就绝非偶然。在邓锵的鼓励和帮助下,邓演达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1924 年参加革命以后,他英勇果敢,屡立奇功,深得孙中山的欣赏。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及后来孙先生的“扶助农工”,在邓演达看来很是兴奋,并影响和铸造了他的一生。
黄埔军校时期因与蒋介石意见不一致,邓遂产生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当然他是抱着“至坚至诚之心志,求真求美之热诚”,怀揣着祖国去的。他在给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以国人思想之幼稚而愚蒙,且经济力困竭如今日,安能免外人之捆缚而俯伏受戳!救国之计,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功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大两月来观察所决定”“, 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只万困而当之所措手足矣!”[4 ]
1924 年底邓演达决然辞职,离开黄埔军校,在上海稍停并游览长江三峡以后,经苏联前往德国柏林,攻读军事、经济、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的邓演达在革命之余关注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经济之所以贫困的问题。无疑这些思考是在为邓演达最终形成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一些“粒子”工作。
第二阶段,自1926 年至1927 年7 月邓演达第二次出国前的一年多时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继续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忠勇奋发,直面蒋的反动,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逐渐有了一些关于农业生产、土地解决、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认识。
季方回忆,自邓演达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就有不小的变化,他深深地感觉到“更重视农民问题,更强调‘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5 ] 。北伐途中的邓演达发布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深得民心。同时北伐过程中邓演达已密切注视、思考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了,据郭沫若回忆,邓演达说“在行军途中,我们差不多时常谈论着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6 ]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邓演达1927 年初就有自己的思考,他说:“目前我们去解决农民问题,当然不是只把井田式的古典制度很笨的演出来,我们是要一面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一面把农业的新基础建造起来———农业的工业科学化。”
[7 ]要使中国革命前进,必须敢于打破旧的经济基础,团结民众的力量,向着民生主义前进。他说“, 改造新的经济基础,向着民生主义的道路走”[8 ] 。邓演达为解决土地问题,主张成立专门组织。中央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正像邓演达所指出的,“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会订定乡村自治机关之组织法和实行计划;会同农政部规定减租减息的办法;会同农政部和财政部取消苛捐杂税”[9 ]等实现中央对农民的决议案。
据茅盾回忆,武汉国民政府时的邓演达就有一个计划。“这‘工作计划’就是总政治部内设一个研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特种委员会”[10 ] ,彭泽民也说“, 邓先生任农民部长时,为要促进土地政策之实现,提议设立土地委员会。不仅如此,还主张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11 ] 。邓演达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是审慎认真的,北伐军的胜利并没有使他迷惘,他曾说,“现时如果像俄国十月革命时,立刻公布土地国有法令,农民是否获得利益呢? 实在是一个疑问”[12 ]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现在不能。
“我们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分为两个步骤。我们在原则上是‘平均地权’‘, 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第一步政治的解决,第二步经济的解决”[13 ] 。这些主张今天看来是很有远见的,也为邓演达进一步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准备。
第三阶段,自第二次出国到回国组党并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时间是1927 年7 月至1930年9 月。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继续思考中国的土地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深刻揭露蒋、汪政治经济统治的实质,以旅欧的所见所闻为背景,形成了一系列在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和观点。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向右走,越来越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轨道,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黑暗的反动时代,“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4 ] 。在此等黑暗条件下,农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解决的如何关系中国能否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邓演达在近三年的国外生活里勤奋学习,独立思考,注重研究经济、历史等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学问,再加上国外的所见所闻,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认识更加成熟。邓演达在1929 年6 月30 日和1929 年8 月8 日两封致丘哲的信中都谈到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
他说“, 国内局势现在更加明白,只先有资本主义型的发展,才有可能,这个发展为历史的必然要求”,“中俄事件自然是蒋介石的一种俾斯麦式的策落,这个策落能否有效,要看日本的态度,多少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相当影响的。”[15 ]邓演达所推行的革命是要整个地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在这一思想的统领下,邓演达于1929 年10 月发表了《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宣言中说到“没收一切官僚军阀政客及参加反革命的豪绅地主买办等的财产充公,废止一切厘金杂税,由人民会议重新规定合法税率”等目前行动纲领。
方述在《邓演达归国后的秘密生活》中谈到:邓演达在起草修改新组织的政治理论纲领时说,“发展国家资本,以储备社会主义之条件”,顺便说依据就是流传于国际国内的“政治主张”。我们从邓演达的书信著作中不难发现,尤其是在他参观考察了欧洲一些国家后认识到,以中国现实的条件不足以实行共产主义革命,我们有自己的国情,忽视了这一点定然会延长中国的革命。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也只有上升为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1930 年9 月1日邓演达在他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系统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从此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以此为指导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
第四阶段,从1930 年9 月到1931 年11 月邓演达遇害,这是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时期。在这个阶段,邓演达从各个方面和在各个不同场合宣传他的主张,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主张,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更好地、尽快地实现这一主张。这是中国革命赋予他的使命。
1930年9 月1 日邓演达在他的文章《中国到哪里去?》的结尾喊道“立即实现‘耕者有其田’! 发展产业,并使产业组织化社会化!”[16 ] 1930 年9 月15 日邓演达在他的文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中写道,“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由人民行使政权;发展产业,并使产业组织化社会化”“, 要有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对内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土地问题彻底的解决,与发展国民经济。”[17 ]在说明中国将来的经济结构的问题时,邓演达指出,“他一方面是否定紧束而支离的封建经济,一方面又要转到一个新的集体的国家经济, 向社会主义的路上去”[18 ] 。
很显然这个新的国家经济就是邓所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邓演达在不断证明不断找寻在当时的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行得通的,他一次又一次分析中国局势,用他的话说“, 现在的中国局势,已显明的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19 ] 。1931年在他自己所著的文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里呼吁:“推翻反动的南京统治! 解决耕地问题! 发展国家资本!”[20 ]从
一定意义上说,邓演达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在合理分析国际局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思考的产物。1931 年在他的《现实国际及中国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里解释道“, 国民经济———或国家经济———的继续发展及‘合理化’,为欧美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要循依的道途;特别是落后的东方国家及其他农业国家———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国家,更因为国民生活要求底昂进,必然会从今后形成提高各国国民经济底机能与活力,以参加及提高国际的经济生活。
因此国民经济,还是最近将来的经济生活底核心”[21 ] 。可以判断,这里的国民经济、国家经济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为了解决中国问题,邓演达努力探索,不断深化思考自己已有的想法:由国民会议行使权力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按耕地农有的原则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抓紧制定经济政策发展经济;还探讨了中国发展领域内的市场问题。邓演达说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的意义上改造小农经济,清厘除治高利贷经济,有限制地发展私人工商业,实现土地社会化。
这些内容可以从1931 年6 月25 日邓演达的《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中得到答案。被捕入狱后的邓演达仍没有忘记和狱友交流有关学习、生活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当然也在继续着他的相关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
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在他的政治活动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反过来又为其政治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土壤。这是因为,一个人的经济思想行为和政治行为往往交织在一起,而经济思想研究的深入和建树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与指导意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我们从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总之,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每一步发展都和其政治革命活动紧密相连,随着邓演达对中国革命逐渐深入的认识,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主张和观点已基本确立。
[1]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57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 页.
[3] 谭元亨, 李景秋. 邓演达[M]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 页.
[4]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 页.
[5]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40 页.
[6]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3 —14 页.
[7]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1 页.
[8]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6 页.
[9]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80 页.
[10]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7 页.
[11]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22 页.
[12]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97 页.
[13]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97 - 98页.
[14]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34 页.
[15]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29 ,132 页.
[16]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67 页.
[17]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73 ,375 页.
[18]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89 页.
[19]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26 页.
[20]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79 页.
[21]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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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真心诚意要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就必须纠正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向“资本”拥有者全面倾斜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同时必须摆脱专制体制向权力倾斜,以权谋私,专制弄权的黑暗。中国可以强化和进一步规范人大和政协的参政,立法,审议政府计划和预算的议会职能,使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成为定期改选的常任职务。通过立法保障和明确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责和区别,使当选代表能够尽职,尽责。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贬值和借鉴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贬值和借鉴
民主选举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即使制定了最理想的民主政治体制和法规,如果执政当局没有经过全体选民公开,公平,自由投票选举的认可和授权,它就不具有治理国家和代表选民的合法性。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地球村的共识。然而,如何组织选民的投票选举?却是一个极为错综复杂,极易被国内外各种势力操控,被各种突发事件误导,被经济利益交换,甚至被恶言诽谤,流言蜚语的负面宣战策略,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和悲情作秀干扰的过程。
政治宣言的冠冕堂皇,无法掩饰政客们台下政治交易和经济利益搏弈时的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和穷凶极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本身就是立足于金钱万能,权贵政治和精英治国的利益基础之上的。当理想化的民主政治已经被认为是一种普世价值时,在一连串老牌和新转型的所谓民主国家和地区的总统和负责人选举活动中,却赤裸裸地上演了金钱政治,意识形态议题炒作,负面选举攻坚战,利用和制造突发事件影响中间选民,外国势力干预和幕后操盘,买通和煽动民众以选举不公为名,不顾法纪包围政府搞抢班夺权等等手段,使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泄了底,带来了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贬值。
从中国台湾民进党政客所打的以意识形态挂帅,撕裂族群,鼓动民粹,戴红帽子,打黑棍子的负面选战策略,到疑云重重的319枪击案,两颗子弹助选,使民主选举蒙尘。美国破记录的重金出击总统选举,轻政治和经济业绩和施政理念,重个人好恶和意识形态,____原教势力的抬头,利用意识形态分裂选民,不择手段的负面选战,使美国的民主政治楷模光环尽失。
再到乌克兰总统选举,反对派发动支持者包围政府,强行私自宣誓就职总统大位的所谓“橘色革命”政变闹剧和难辨真假的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中毒”事件炒作。有美国和欧盟的撑腰和“中毒”事件赢得的同情分,尤先科在总统重选中获胜是可以预计的。尤先科如果再次失败,事情就没有个完。现在,原乌克兰亚努科维奇拒绝承认失败。如果俄国强硬一些,亚努科维奇也来一个依法泡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场乌克兰的大选还有得闹的。
根据《联合早报》2004年12月11日转载《千龙新闻网》报道,美国小布什政府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6500万美元的政治“献金”(自称是在全球构筑民主体制项目,宣称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资金通过卡内基财团等组织提供给乌克兰政党,并承认其中部分钱被用来培训那些反对亲俄政府候选人的组织或个人),使外国势力委派特工潜入,金钱收买和幕后操控一个国家的“民主选举”的所谓“民主输出”丑陋伎俩,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加上先前发生的格鲁吉亚的所谓“天鹅绒革命”,使人们不得不认清,美国政府的“民主输出”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冷战思维的继续。人们必须重新评估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对民主政治的真正意义所在。
本人曾经在许多篇文章中强调过,代表了工业社会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相对于代表了农业社会文明的专制体制的优越性。简而言之,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条:
(1)采用依法治国,分权制衡的民主政治体制,取代了专制体制由家天下,统治集团高度集权,专制弄权,奴役百姓的人治社会和封建体制。政府,议会和司法都在媒体的监督下各司其职,提高了操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缓和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
(2)采用尊重人权和让选民行使公民权力的民主选举方式,取代了在专制体制下统治执政权力的世袭制和统治集团内部的黑箱作业,私下传授和交易的独裁专制。各级政府首脑和议员都必须经过选民一人一票的公开选举产生,获得合法授权。
(3)采用公开竞选各级政府首脑和国会议员,开启了公开,合法,可以各述政见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斗争场所,规范统治权力按照选举结果和平移交的方式,终止了农业社会阶级之间的暴力抗争,不得不发动玉石俱焚的大革命来达到推翻封建皇朝,实现轮回更替的血腥方式。
(4)采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让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不同利益社团代表和不同政见者取得表达政见和发泄不满情绪的合法管道,达到凝聚社会正义和公信力的文明方式,取代了在专制体制下言论管制,压制不同政见,有权就有一切,无法无天的野蛮统治。
然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同时存在着以下四点显而易见的重大缺陷和问题:
(1)从最早期原始资本的掠夺性积累,工业革命初期的圈地运动和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到推行炮舰政策,用武力疯狂掠夺世界资源和抢占世界市场,到处建立起殖民地,奴役和掠夺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再到利用资本输出,建立跨国公司,世界性的垄断企业和财团,保持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因此,资本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虽然经过最近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调节和不断改良,资本拥有者及其代表人物逐渐收敛起了他们的狰狞面目,换成了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和伪善面目,然而并没有改变了他们的凶残本质和磨灭了他们的贪婪本性。
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说到底只是一种立足于金钱万能,权贵政治和精英治国,有利于巩固其既得利益分配格局基础之上的“有限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包括所有政府的规划和决策,议会的立法和决议,以及法律,甚至媒体,全部都不得不跪倒在资本面前,利益向资本的所有者倾斜。
(2)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离,分权制衡造成了权力的多中心。
随着权力的此消彼长,相互牵制,推诿,使得行政效率低下。正如杜鲁门曾经很讽刺地说过,政府有效率之日,就是政府独裁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希特勒政府和日本天皇名下的日本政府,为了争夺和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国家利益”,走向了法西斯独裁和军国主义就是前车之鉴。已经连任了的美国小布什政府,有共和党已经取得国会多数席位的后援,如果继续以“战时总统”为幌子,努力扩大总统权限,利用宗教情绪,鼓吹“国家利益”和“爱国主义”,煽动民粹,实行单边主义,变本加利地扩充军备,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美国走向独裁和军国主义之日也将为期不远了。
(3)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选举只是一种比金钱,比家世,比人脉,比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关系和比背后交易手段的嘉年华会,只是一种圈内人的游戏。选民一人一票的选择权只是当各参选政党,财团和利益集团确定了他们的代言人,圈定人选后的无奈选择。因此,金钱政治虽然要比黑箱政治好看,亮丽得多,但是两者均非民主政治的本意。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只是走向真正民主政治的一种过渡形式而已。
(4)资本主义的选举过程很容易受选举操盘手所操控,被舆论造势和突发事件所误导,被流氓政客的贿选和煽动民粹所左右,被外国势力公开和秘密的干预,金钱收买而变质,失去了由选民自主决定,自由选择其代表人物的民主选举本意。如当年的德国,希特勒就是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靠煽动民粹和制造国会纵火案,误导选民而上台的。近一年来所见识到的中国台湾“”式的“民主选举”,美国式重金,重意识形态和负面的总统大选和最近发生的乌克兰总统选举“橘色革命”政变闹剧,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以上所提到的这些选举案例,至少有以下六点是可以考虑被作为在中国开展民主选举所借鉴的:
(1)商定议会席次代表的公平分配。
如果是真心诚意要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就必须纠正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向“资本”拥有者全面倾斜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同时必须摆脱专制体制向权力倾斜,以权谋私,专制弄权的黑暗。中国可以强化和进一步规范人大和政协的参政,立法,审议政府计划和预算的议会职能,使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成为定期改选的常任职务。通过立法保障和明确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责和区别,使当选代表能够尽职,尽责。
政协如果作为一个比人大更偏重于政治协商,技术操作和法律层面把关的机构,政协委员需要附带比人民代表更高的文化素养和学术水平要求。作为坚持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应该支持社会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各种群众社团的形成和开展活动。在工会,农会,商会,各种社团和政党能够依法注册成立,独立地开展正常活动的前提下,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名额,需要按照不同时期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利益,话语权和制衡表决权的相对平衡,通过协商实行地区,行业和民族的公平配额制。
(2)规范候选人的提名和被确认过程。
议员候选人的提名必须要达到不低于法定当选人必须选票数额的一定百分比,由选民签名(附上身份证号码)推荐提名。推荐提名的花名册由计算机存档,交中立的选举委员会审核。国家主席候选人由代表相当数量选民的各政党单独,或社团联合提名推荐产生。候选人的被确认过程,由中立的选举委员会审查其履历,推荐政党和社团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和推荐人提名的花名册有否弄虚作假?通过公安部门审查候选人有否犯罪记录?经征求选举法律顾问小组的意见,审核反对者所揭发和举报候选人的问题性质和是否违法?随后作出裁决,确认其候选人资格,或撤销其候选人资格。
(3)规范竞选纲领和施政方案的公共政策和民生议题范围。
通过立法禁止人身攻击的负面竞选和煽动民粹,分裂族群的造势活动。凡蓄意采用,或客观上严重影响选情(由前后民调急剧变化判断)的各种突发事件和制造意外事端者,经法律顾问小组鉴定,选举委员会裁决,选举将被中止推迟,或该候选人将被中止参选,或剥夺候选人资格。
(4)选举经费控制。
要摆脱资本主义民主选举过程中,受到财团和利益集团直接和间接掌控的金钱政治,利益交换和杜绝贿选。所有涉及选举的经费,包括政府财政的选举费用拨款,个人和商团的捐款,必须统一由中立的选举委员会管理,经营,协调和公平使用。由选举委员会设制临时的选举电视频道,编辑选举专刊,号外特刊和其他宣传印刷材料,确定选举专用集会,宣传,造势,拜票的场地和路线。违规和违法者将被剥夺候选人资格,并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5)统一和规范选举过程。
参照以往惯例,由选举委员会与候选人协商安排竞选过程,包括制作介绍候选人的电视录像,公平分配各种竞选电视广告时间,等量分配平面媒体宣传材料费用和现场直播政策辩论节目,通过抽签,轮流,提供公平,机会对等的选举集会,造势,拜票和宣传活动。严格禁止外国势力以任何形式公开和秘密地干预选举,若经查证,有确凿证据显示某候选人与国外势力勾结,私自接受包括竞选策略指导,金钱和内外呼应的政治和舆论支持在内的各种援助。经法律顾问小组鉴定,选举委员会裁决,该候选人将被剥夺参选资格,并追究法律责任。
(6)统一规范媒体在选举过程中的行为准则。
在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大前提下,在选举过程中要求媒体工作者自律,守法,自觉遵守媒体在选举过程中的行为准则。媒体报道选举新闻要遵照选举委员会的统一规范,遵守对所有候选人公平和对等的原则。为了避免和纠正资本主义民主选举中,候选人普遍被负面攻击得灰头土脸的现象,可以考虑由选举委员会对候选人的负面新闻适当控制的做法,即规定负面新闻经媒体的调查和证实后,只允许在提名过程中,候选人资格被选举委员会正式确认之前报道。
候选人资格一旦被确定,媒体过后如果再获得对候选人的检举和揭发材料,就不得公开报道,并有义务提供给选举委员会继续作调查,审核和裁决候选人资格所需。媒体将在选举委员会法律顾问小组和监察部门依法监督下,不做负面选举的推手,不做分裂族群,煽动民粹的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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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中,传统社会是相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以家庭控制为基础和基本运作机制的伦理社会,社会控制基本上依附于家庭控制。传统社会的基本属性是:自然经济的、官僚权威的、缺乏社会福利的、乡村性的、机械团结的、农业的、信仰性思维流行的、一元化的一种社会形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地理条件制约古代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社会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地理条件制约古代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社会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西欧走出中世纪的关键是市场发展。中国季风气候使得东西方向产品差异小,没有交换必要;西高东低的地形使得河流均为由西向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不能通过水路运输,陆路运费太高,商品交换不能实现。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导致社会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状态。缺乏市场刺激致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不能刺激劳动分工,无法降低发明创新的成本并提高收益创新,生产技术陷于停滞。经济人在特定地理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制约古代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社会。
关键词:产品雷同,交换无利,技术停滞,社会缓慢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是一个逐渐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但是,在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社会却一直维持着小农经济的古老状态。有人早就注意到,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埃及、印度、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自发发展起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些情况促使人们考虑,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是否普遍适用呢?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在于生产技术的积累引起的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提高。根据这一原理,文明古国之所以都维持着古老状态,就可以归结为他们生产技术的停滞。由于除西欧以外世界各地的生产技术普遍出现停滞,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这些社会的生产技术是否具有一个不可超越的发展界限呢?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需要,满足需要必须付出代价,这就出现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人们经常面临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也就是要进行“权衡取舍”。技术发明和创新活动当然也适用这一原理:只有那些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如果一项发明创造对整个社会收益很高,但发明者的私人收益却不敷成本,就不会有人破费私人财产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一台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为发明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保持到18世纪,英国的发明家哈里森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计时钟的研制,获得了这笔赏金。现在看来,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然患病死亡,计时钟也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始终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活动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获收益就会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不会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别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白搭车”的利益。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直接进行仿制,所以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等到依靠“偶然性”原理能够发现和发明的“项目”都被人们了解和掌握以后,生产技术就会陷于停滞。用严格的数学术语说,预期收益“等于”预期成本是发明创造活动所能够达到的极限。考虑到任何发明创造在实际上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如果不是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就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古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都是因为它们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成本收益原理所能够达到的最高限度。
从计时钟的发明过程看,政府悬赏显然是刺激发明的有效办法,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一些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西欧人发明了保护发明者利益的“专利制度”。专利制度保护“发明创造”活动,用国家强制力保证直接利用专利技术盈利的人把所获利益分出一部分给发明人,这就大大提高了发明创造活动的预期收益,刺激人们去从事发明创造活动。而在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中,许多发明创造活动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其成本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技术停滞是必然的。
人们马上会问,近代西欧出现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和发明创造,都是专利制度保护和刺激的结果吗?如果是,那么欧洲何以出现了专利保护制度?如果不是,那么技术突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西欧最初出现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早就认识到,劳动分工具有降低发明成本的作用,欧洲经济兴起的关键环节就是制造业中出现了精细的分工,例如在手工工场中,缝衣针的制造过程被分解为十多道工序,从羊毛到制造成织品的过程被分解为几十道工序。操作过程中精细的分工使人只需要多次重复简单的动作,这就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一些有限的难题上,刺激人们考虑如何用机械代替手工,用水力、风力等自然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创新成本大大降低,欧洲终于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和发明创造。可见,导致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关键环节是劳动分工。
那么,为什么欧洲出现了劳动分工呢?
按照传统观点,分工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尽管不是根本变革),它来自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规模扩大来自生产力发展,而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又归结到生产技术。这样,传统的探讨就成为:生产技术受制于分工,分工受制于生产规模,生产规模取决于生产力,生产力又取决于生产技术,陷入了典型的逻辑循环。在斯密以后的大约二百年中,没有人找到走出这一逻辑怪圈的出路。直到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才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文版1989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规模的扩大,不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由于市场利益的刺激,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造成的盈利机会的结果。市场兴起才是西欧技术突破、经济崛起的关键所在。
市场在刺激技术创新上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销路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劳动过程中精细的分工,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另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销路又大大增加了技术创新的潜在收益。所以,如果没有市场盈利的刺激,很难设想西欧会出现具有世界意义的技术发明和创新。
那么,西欧的市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商品市场的发展,直接原因是参加市场交易的人数很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易是为了获得利益,商业利益来自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而在古代条件下,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
西欧各地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导致自然产品差异大,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比较利益”,例如尼德兰(现今的荷兰、比利时)只有七万多平方公里,还不到河南省面积的一半,但年降水量多的地方达1500毫米,少的地方却只有600毫米。气候差异大引起产品差异较大,刺激人们相互交换产品;西欧天然运输条件好,许多河流流量稳定,一年四季都便于通航,运输费用低廉,这就使得各地的“比较利益”能够实现。利益刺激使西欧人作出了发展商品市场的“选择”。这样,西欧经济兴起的最根本的原因(条件),就是由于那里具有有利于商品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指出地理环境是人们首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传统的历史理论家一直没能发现地理环境与西欧经济兴起的内在联系,一直把重视地理环境作用的学者称作“地理学派”而给予批判。现在看来,地理环境正是我们所探寻的社会历史状况的终极原因。把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因归结为那里具有商品市场发展的天然条件,是对传统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
对西欧经济兴起原因和原理的探讨,也为我们认识世界其它地域包括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提供了唯一可行的参照系。简单地说,其它各地的社会长期难以走出传统社会的状态,都是由于它们不具备商品市场自发发展(相对于外来刺激发展)的地理条件。就不利于商品市场的发展来说,中国的地理条件比世界其它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因而也更便于我们论证(这当然不是说世界其它地区的地理条件比中国更有利于发展)。下面我们以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为例予以说明。
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向东一直走到山东半岛大致1500公里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较大,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商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现代公路运费等于水路运费的10倍。在古代只能依靠肩挑背扛毛驴驮的条件下,陆路运费至少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南北之间不同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
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在成本收益原理指导下,中国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不少人不同意我们关于“中国自然产品差异小”的论断,他们或许会问,“中国地大物博,气候复杂多样,自然产品无所不有”,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你怎么硬说中国的“产品差异小”呢?
当然,谁也无法否认“中国自然产品几乎无所不有”的常识。但是,历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产品差异是否足以刺激人们从事商品交换,这就必须考察产品差异的地域范围,分析不同地域之间的运输成本。例如广东与黑龙江的气候截然不同,它们的产品当然存在巨大差异,但由于空间距离所决定的运输费用(太高),古代条件下它们的产品不可能实现交换。所以,尽管中国的产品确实“无所不有”,但它们对历史研究并没有具体意义。我们所说的“产品差异小”是相对于运输能力而言的。在陆路运输条件下,古代基本农产品市场的辐射半径不超过10公里(实际上更小),面积往往只有几十平方公里。在这样狭小的范围内,产品很难有多大差异。
弄清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是破解所有中国宏观历史之谜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宗族组织、专制制度、重农抑商、儒家思想等,都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篇幅所限,下面我们只对统治者何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给予简单分析。
历史学家早就发现,西欧的统治者和中国的专制王朝对商业的政策根本不同,西欧都实行重商主义,而中国都实行抑商政策,于是人们往往把政策的不同看成是社会发展差异的原因。这一认识其实是肤浅的,因为不是政策造成了不同的社会状况,相反,是不同的社会状况使统治者选择了不同的政策。
从成本收益原理分析,西欧实行重商主义,是由于商业盈利高,因而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大量税收;中国实行抑商政策,则是由于商业利润小,国家对其征税成本很高,往往得不偿失,还不如干脆限制其发展。
如前所述,商业利润来自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差额必须高于运费,交换才有可能实现。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只有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或者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才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由于运输费用高,茶叶、丝绸等特殊物品到达最终消费地时也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是统治者早就发现了这一道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就开始垄断盐铁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普通的农林产品难以盈利,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从古代的封建帝王,直到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我们已经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我们知道,马克思非常推崇人类的历史主动精神。现代经济学家也非常注重人们如何进行“选择”。不过从中国历史来说,古代社会之所以长期发展缓慢,不是因为人们缺乏主动精神而少做了什么好事(儒家思想的禁锢使人们没有积极进取),也不是因为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多做了什么坏事(专制王朝极力压制进步势力),而是由于在特定的客观环境下,“勤劳”、“智慧”的人民也只能够那样生活,只能够“创造”出前期显得光辉灿烂,后期又陷于停滞落后的历史。套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人们在那样特定的条件下没有任何其它选择余地。
世界大多数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总要发展的”的认识是缺乏根据的。当我们放弃这一信念,跳出传统的历史研究框架,用经济学家的超然态度来观察中国百姓的具体生活时,就可以发现所谓的“中国历史之谜”其实十分合乎常规,它们也只不过是“经济人”在特定“自然地理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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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力来看,资本主义是历次科技革命的发起者,也是科技革命不断发展的推动者和历次科技革命的收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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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震荡和危机之后,出现了新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但不排除其本质上的腐朽,而且在更宽阔的背景上加深着这种腐朽。虽然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甚至取得快速发展,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关键词: 资本主义;新变化;本质;腐朽; 垂死
论文正文:
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还在我们上中学时,就耳熟能详这样一个论断:资本主义是腐朽和垂死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资本主义的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那时的概念里,资本主义就像是一个恶魔,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没有多少年的活头了。
其实,不仅是革命导师对资本主义有过临近生命的终点的预言,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有过类似的看法。然而,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八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相反它却顽强地活在世间。尤其是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似乎迎来了一个春风得意的时代。
为什么早在一百五十八年前,马克思就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而今资本主义依然健在,甚至出现了资强社弱、资富社贫、资攻社守的政治表现呢? 这种世界历史现象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 革命导师的著名论断难道已经“过时”了? 那么,与过去相比,资本主义究竟出现了那些新变化呢? 今天该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策源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自然进程中的一次巨大的历史性飞跃。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核能、半导体、合成化学等技术接踵诞生并得到初步发展; 80年代后半期,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宇航技术、新材料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所有这一切,仿佛巨大的羽翼,把人类从机器大生产时代提升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自动化生产时代。正是由于科技革命的推动,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不断的发展,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在“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所缓和,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一、第二产业大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目前已达到2 /3左右。第三产业的领头雁是高科技产业,而雁头就是信息产业。与此相随,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非知识型工人减少,从事信息处理的知识型工人增多。工人阶级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
战后,银行信用体系膨胀,金融组织不再仅有商业银行,而且还有大量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进一步融合,形成更为庞大的金融资本,扩大和加深了金融资本的统治。股份公司进一步发展,吸收的社会资本更多,企业组织管理更加严密,垄断资本可以用更少的股份控制整个公司,进而垄断市场,榨取更多的利润。从事高新技术行业的新型公司异军突起。公司兼并之风此起彼伏,资本日益集中和垄断,跨部门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巨型跨国公司联翩涌现。从某个方面来看,企业组织形式的这些变化,增强了垄断资本抵御风险、增殖自身的能力。
(四)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干预者
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许多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是可以进行调节的,市场的“无形之手”能够对经济活动起调节作用,不需要外力干预就可以保持运转。然而, 1929年爆发的以股票市场大崩溃为先导的经济危机,打破了亿万富翁们的美梦。从30 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有形之手”即政府调剂和干预经济活动的作用就越来越大。随着国家的这些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
(五)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的扩张和增殖开辟了新的天地
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甚至军事优势,扩大资本输出,进行不等价交换,甚至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巩固它们在经济全球化以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把广大第三世界变成它们的廉价资源供应地、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对象和推销剩余产品的市场,从而造成了西方财富的不断增加。无偿利用巨额世界资本,是国际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以上各种因素,或互为补充、或互相交叉、或互为因果,织成了一件新的资本主义的斑斓彩衣。应当说,它比以往的任何一件衣衫都要宽大一些,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经济的增长和某些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新变化的原因有一下几点:
(一)资本主义是一种开放的制度,有较强的调节自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能力
从生产力来看,资本主义是历次科技革命的发起者,也是科技革命不断发展的推动者和历次科技革命的收益人;从生产关系来看,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在没有经过剧烈的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对生产关系进行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调整,主要表现在由自由竞争到一般垄断再到国家垄断,加大了对经济调控的力度;从社会关系来看,特别是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的实行,对阶级关系的调整、化解阶级矛盾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二战以后,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的劳资矛盾没有发生。这就说明资本主义是一种开放的社会制度,有较强的自我革新和调节的能力。
(二)新科技革命是促使当代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动因
20世纪中后期以信息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始于40年代美国,随后扩展到英、法、德、日等国家,至今仍以方兴未艾之势席卷世界,并正在向以信息革命为中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进。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直接刺激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提高和国民财富的大增长,而且使这些国家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出现了诸多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新变化,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也从总体上改变了这些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面貌.
(三)不断的改革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延缓危机的直接原因
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延缓,其原因是资本主义不断进行改革:
1、国家职能的调整和改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需求,资本主义国家加大了社会管理职能。国家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干预调控,同时借助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手段,将相当大的利润为政府所掌握,为政府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职能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相对平衡和稳定。
2、体制的调整和改革: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通过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四)在两种制度的对抗和竞争中,注意吸收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原因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形成了“社会主义因素”,包括计划经济,福利措施,民主制度等。这些社会主义的因素注入到资本主义的肌体中,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
(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经济全球化进程虽然席卷了全世界,但它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力量雄厚,高技术产业水平高,它们的跨国公司在各地生产和全球市场上占有巨大的优势。它们在国际经济组织中起着支配作用,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则基本上由它们制定,因此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主导下发生和发展的。这样,经济全球化过程同时也就是两极分化的过程,形成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一方,以发展中国家为另一方的两极格局。在资本的国际大循环过程中,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获得了巨额利润。正是凭借全球化条件下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从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中得到巨大的利益,给他们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势头。
追根溯源,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健康的产儿。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有一个先天的病灶———社会化的生产和资本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由此产生的危机只可缓解不可根治,而且“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正是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每一步发展,都必须付出比这种发展沉重得多的社会代价。
(一)资本的日益集中和垄断,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垄断资本之为垄断资本,就是因为它在竞争中凭借实力称王称霸。贪婪和专制,决定了垄断资本对待技术进步的二重性:技术进步有利于它垄断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就会投资开发和利用;技术进步不利于它垄断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就会毫不含糊地加以阻碍或扼杀。但是技术进步与利润收益往往存在着矛盾: 一方面,进行技术开发需要投资,而技术投资是存在风险的。垄断资本为了减少风险,常常推迟开发,让别人先走一步,然后或进行模仿,或以低价收购别人的成果。另一方面,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必然要使部分现有设备失去使用价值甚至全部报废。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设备更新和产品更新投资的情况下,垄断资本才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否则,它就会弃之如敝屣。如果某项新的发明创造对垄断资本的利益构成威胁,其命运便更加悲惨。完全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垄断资本之于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将越来越小,而阻碍作用将越来越大。
(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食利资本主义”的膨胀
当年列宁论证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战后,这个食利者阶层并未因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所收敛,反而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愈发膨胀。这批巨富把复杂的生产过程和企业管理交给雇佣的经理,自己则躲进豪宅,剪息票、收红利,从事商业金融投机,成为地地道道的“过剩人口”或“多余的人”一个社会要供养这样一批饕餮之徒,又是怎样的不幸和悲哀!
(三)财富的增长,导致贫穷、失业和无家可归随着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资本的积累,贫穷和失业也在发展、增加和积累,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美国经济增长所获得的成果并未在各个阶层中得到充分享受。尽管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届届都在高喊“充分就业”,但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失业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致命点。一位法国学者说得更为坦率:失业是今天西方面临的最大的安全问题,如果不找到解决办法,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将会自行瓦解。这绝非危言耸听。
(四)垄断资本与权力结合,导致政治上的腐败
经济上的专制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专制。随着垄断资本向政治领域的不断扩张,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华丽外衣纷纷落地,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彻底暴露了它作为垄断资本贴身婢女的本来面目。垄断资本用金钱操纵选举,进而控制政府及其决策,已是路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记不得了。”一百年来,美国的这一“传统”非但未见消磨,反而愈益发扬光大。20世纪末的美国总统选举,公民投票率不足一半。为了表达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沮丧,有人甚至在互联网上出售他们的选票。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官场,更是一团糟糕:政治丑闻司空见惯,贪污贿赂是家常便饭。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几乎个个涉嫌腐败。有西方记者形容说:“不要看表面现象,那是爬满蛀虫的烂苹果! ”
(五)繁荣的外表下,掩盖着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
以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为物质基础,以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为驱力,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弥漫着疯狂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风气。在那里,消费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尊严,而是为了纵欲和享乐;个体不是把群体和社会当作家园,而是看作牢笼和地狱。越来越多的寄生性、腐朽性行业,如侦探业、保镖业、大赌场、贩卖枪支毒品、黄色出版物、诲淫诲盗的“娱乐业”和货真价实的卖淫业等等,遍布欧美大陆,成为西方一道极为浓重的风景线。这种腐败的风气不仅盛行于中上层社会,而且腐蚀到底层的广大劳动者。与此同时,激烈的生存竞争和就业竞争又给广大劳动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使他们的精神、脑力和体力处于崩溃状态。
(六)帝国主义进行资本扩张的结果,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灾难
在帝国主义那里,扩张资本是目的,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手段。雄厚的资本为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提供了强大后盾,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又为资本扩张开辟了道路。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对发展中国家以至整个世界构成了荼毒、宰割和破坏。
帝国主义就是掠夺。它们凭借其强大的垄断地位,主导经济全球化,通过造市、撤资、引发抛售等手段,以“自由经济”和“公平交易”为掩护,推行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加强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二战以来,帝国主义虽然没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它们一天也不曾安分过。挑动宗教纠纷、民族矛盾,支持民族分裂,制造地区冲突,发动局部战争,整个世界到处都有这只罪恶的黑手。即使是在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以后,它们也一直没有放弃冷战思维、放弃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争给垄断资本集团带来了滚滚财源,却把被侵略的发展中国家推进了火海和苦海———百业凋零、万家离散、民不聊生、环境破坏
帝国主义就是陷阱。近年来,金融风暴以其巨大的破坏力横扫拉丁美洲、俄罗斯和亚洲大陆。风暴过处,企业纷纷破产、银行坏账成堆、失业人群猛增,第三世界的经济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罪魁祸首就是帝国主义。战后50多年来,它们一直以经济援助、经济制裁、和平演变、文化殖民、政治颠覆、军事威胁为手段,诱迫发展中国家落入它们的陷阱。
(七)国际资本主义的掠夺和穷奢极欲,严重破坏
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0% ,消耗物质材料和能源却占全世界的80% ,人均消耗能源和物质材料分别是发展中国家的35倍和50倍。
美国人口不足世界人口的5%,每年却消耗全世界开发资源的34% ,人均消耗能源及产生的废物分别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500倍和1500倍。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那样消费,整个地球将不堪重负,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将在40年内被消耗殆尽。
资本主义于上,败坏人类祖先遗泽;于今,殃及百姓生灵;于后,贻害万代无穷,资本主义的罪孽罄竹难书! 这就是资本主义,就是新变化的资本主义,就是以“人性”、“人道”、“人权”自诩的资本主义。
毋庸置疑的结论就是:不管资本主义发生了多大的新变化,都终究不能阻挡它日益腐朽的趋势。虽然“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是“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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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大学组织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理念和以效率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了整个公共部门,在“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的推动下,西方国家高等教育与研发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流向高等教育系统的资金逐渐减少,西方学者将院校及其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而进行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概括为“学术资本主义”。伴随组织变革的推动,高校教师越来越像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员涉足市场化的商业活动,从以知识为目的的学者、以专业理想为志向的学人转向了以买卖系统知识获取经济利益的资本家。内在角色的转换与外在角色的期待将高校教师置于一个陌生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学术职业环境中,大学教师时常陷入迷茫、无奈、痛苦、纠结的内心矛盾之中。
角色冲突是指发生在角色扮演者所扮演的同一个角色内部的矛盾,这种冲突是由角色本身包含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大学教师角色冲突是指大学教师在扮演教育者、研究者和服务者等角色时的内心冲突。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大学与市场的界限日益模糊,大学组织在社会服务的职能上衍生了创业的职能,大学教师作为学术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教师参与社会服务职能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大学教师在积极履行原有教书育人的本职角色时又增加了新的期待角色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教师角色演变的历史与大学社会职能的拓展是一个协同发展的过程。
传统的学者角色是以学科专业为中心的“学术人”,努力追求以学问为乐趣的境界,以学术为志向,以做学问为生存方式。在学者向创业者的角色转变中,学者身份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是与社会资本进行交换的“符号资本”。从校外看,他们类似于产业中的技术研究人员和小企业资本家的角色;从校内看,他们不过是知识生产车间和专业化生产岗位上的一名普通雇员,他们热衷于参与市场活动,以知识为资本在市场上寻找项目和资金时,学术商业化倾向和短期利益倾向明显,物质上的刺激成为大学科研人员的最大动力,他们寻找商机、展示专长并进行资本运作和适度的商业冒险。他们积极地从事商业经济活动,包括教学顾问、企业顾问等职业。
大学教师是一项学术性的职业,每一个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学者要关注自己的学术志向,超越纯粹实用目的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旨趣,在学术共同体内,通过成果的发表得到同行的认可以便获得学术声誉和学术职衔,他们希望有灵活的工作时间和享有高度的专业自主权,大学教师理想的角色是以学术为生命、以学术为志向,其内在逻辑要求教师具有安贫乐道的献身精神。然而伴随着学术职业环境的外部变化,学者的学术环境和生存环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外部问责、绩效和战略管理等企业管理的理念引入大学管理后,大学尽管可以为教师抵制或缓解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的一定压力,但大学面对社会的压力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教师对自我角色进行重构。
认识论哲学认为高校教师追求的是高深学问的客观性,以闲逸的好奇为旨趣,因此要摆脱一切价值的判断,强调“学术的客观性”和“价值自由”;而政治论哲学则认为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是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它还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因此大学不能摆脱价值判断,它强调“政治目标”和“为国家服务”。高深知识是高校教师工作的对象,同时也是知识加工的原材料,而高深知识是包含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种活动的共同要素,“知识材料,尤其是高深知识材料,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大学里出现的新的知识流(new circuits of knowledge),即知识成为需要被转换成产品、过程或服务的原材料,在校内外都有了更广泛的流动。由于技术理性至上和工具理性至上使然,高校教师关注的是知识如何转化为知识资本,如何发挥知识在实际社会领域中的应用价值,强调知识成果的公开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高校教师更高的科研生产力是衡量知识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绝对量化指标。两种迥异知识哲学主张需要教师扮演的角色很难达到内在的统一,高校教师的角色冲突就凸显出来。
学术资本主义对传统高校教师的角色认知造成了冲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上述角色冲突呢?笔者梳理归纳出以下原因。
面对政府拨款的相对减少,大学积极地寻求自身的变革以响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是高等教育摆脱现实困境的抉择,如何发挥大学在社会中的引领作用是高校关注的焦点,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期盼和问责机制的建立是外部驱动因素,学校间竞争的加剧和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服务购买者意识的增强,相关企业为了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要求学术资本化后的科研人员保守相关的商业秘密,通过专利申请实现知识的私有化来排挤竞争对手扩大市场的份额。
高校教师群体是以知识的传播、知识的探索、知识的生成为工作对象,以学术为志向的群体。当前我国大学老师在教师评价过程中引入了分类评价,把大学老师分为教学型、科研型以及教学与科研兼备型三种不同类型的人员进行考核。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大多数大学都是以追求行政效率为出发点,形成重科研、轻教学,重数量、轻质量的评价机制。美国学者Campbell和Slaughter 在文章中解释说,从事经济研究的大学教师很快就能积累学术成果的数量、收入和威望,而其他学科的教师只能投入教学,从而越发没有时间从事科研和创造成果。高校教师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也愿意改变行为和角色来寻求外部经费和科研资源,以此获得成功、收益和声誉,主动或是被动地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与市场联系紧密、能带来经济利益的“应用研究”,相对而言教学活动在大学中处于不利地位。
克拉克通过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组织的心脏是各门学科和事业单位之间形成的相互交织的矩阵”。大学被看作是可转让知识的主要来源,完整的科学知识被人为地划分为互不相通与交融的学科门类,学科之间的藩篱不断强化,此时的知识分子由于知识的分化越来越商业化、功利化、市场化和有机化,围绕学科建制组成的基层学术组织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往往是有限的和理性的。缺乏在“大科学”时代以问题、项目为导向的跨学科、协同式研究的意识,条块分割的学术组织之间沟通的制度成本很高,学术心脏地带难以被激活,专业分工的细化,导致了大学教师把自己的视域仅仅局限在自己所属的专业领域,不同学科门类间的限制性及封闭性日益彰显。
如何解决大学教师的角色冲突,通过自我角色的调适减轻学术资本主义浪潮对大学老师传统角色定位所带来的角色冲突,重塑大学教师的角色认知是必要的和紧迫的。
大学首先需要回归教书育人的本位功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活动,为大学科研人员营造良好的、宽松的学术文化环境,充分赋予基层学术组织人员对学术事务的自主权,加强教授治学的作风建设。
大学老师应该加强对自我多重角色的认知能力,增强自我的角色意识,现代的大学教师已经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的学者,开始和社会、政府打交道,形成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态度。教师的“成绩不再被限定为首先通过出版而获得;相反它至少是部分地由市场及市场性的活动的成功来衡量”,高校教师不得不离开学生、实验室、教室,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新的知识并开拓市场,对于自身的角色地位、角色行为规范有一个正确而清晰的认识,理解与体验其自身的角色扮演,从而形成稳定而深层的角色观念是大学教师角色观念转变的必然要求。企业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教师的知识和技术支持,政府部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需要大学教师的智力资源,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大学教师智力资本的参与。
随着大学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大学对大学教师评价偏向于学术活动能否带来市场价值,用获取项目和资金数量和质量的多少来评价大学老师,这迫使大学老师离开自己熟悉的教学和学术领域。高校应该意识到,大学教师首先是以教师的角色而存在的。在科学研究活动中,捍卫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原则而不被市场化活动左右,维护大学在引领社会发展中的良好形象,担负起社会的批判者、社会的良心、道德的楷模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担负起为社会服务的角色。不同的学者在获取资源、参与市场活动的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资深学者更容易把自己的知识、技术、名声转化为商业利益,而年轻学者为了得到现行体制的承认,增强自己在学术共同体中的话语权,为职称、终身制等目标而付出巨大努力。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足以支持其从事学术资本活动,他们直接从市场上获取的资金支持和科研资源有限。美国学者Stuart和Ding在研究“学术资本主义”行为在科学家的社区的传播路径的时候,指出创业和商业的机会往往是最先眷顾资深的、有名望的科学家。因为这些科学家的名声对他们工业领域的伙伴最有吸引力,也因为这些科学家已经功成名就,而不需要顾及别人的反对或批评。
面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浪潮,我们在守望传统大学理念的同时需要重新审视大学组织的变迁,大学教师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学者变成创业者的角色转变,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每个人都要面临选择,如何在角色转变的矛盾和冲突中,在重构自身的角色身份时获得在学术资本主义环境下的生存之道,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既能维护大学的基本使命,又能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这是每一个大学教师进行自我身份角色的定位时应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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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是指发生在天空中的风、云、雨、雪、霜、露、虹、晕、闪电、打雷等一切大气的物理现象,而气象条件则是指各种天气现象的水热条件。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气象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气象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对策全文如下:
气候变化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气候变化及其对农业的影响是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和各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在中国的农业气象学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通常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将各种物质要素投入和制度因素等纳入模型中,而忽略了气候因子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忽视了温度、降水等气候变量对作物产量的重要作用。
农业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以及农业自然资源是农业气象学的基本任务,农业自然灾害通常指对农业产生有害影响及构成农业自然灾害的不同组合;而农业资源指的是对农业有利的,如光、电、水、气、热、冷等的某种组合对农业产生有效效果。农业气象学对农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能为农作物的栽培管理、人工调节小气候、作物的合理分布做出了很好的农业区划和规划。根据其气象情报,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正确地对农业做出适当的建议和合理规划,根据其提供的可靠信息对农业采取适当措施,合理利用气候资源,从而促进农产业丰收,提高经济收益。
2.1水分影响
水分也是作物生长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离不开水,一般农作物中水分含量要占体重的70%~90%。水分是农作物的重要组成,农作物光合作用、呼吸作用以及养分的传输、吸收都必须在水的作用下才能完成。虽然水分十分必要,但同光照一样,也有个限度,水分不足,作物因缺水而无法进行养分传输和新陈代谢,生长发育受到影响,水会如果过多,植株会徒长,根部会因水多缺氧而停止呼吸,无法吸收养分,导致作物枯萎或死亡。
2.2光照、温度影响
光照的作用主要是为作物进行光合作用提供能量,作物叶片中的叶绿体在吸收光能后,合成叶绿素,进行物质积累,促使作物生长。万物生长靠太阳,光照是作物生长的重要条件,对作物的生长发育影响很大,光照增强,光合作用就加强,但也有个限度,过强反而会破坏作物机体,影响生长,光照太弱,农作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生长就无法进行。一般作物在强光下,株高降低、节间缩短、叶色浓绿、叶片小而厚、籽粒饱满、根系发达;弱光下作物节间较长、株高增加、根系发育不良、抗性降低。大多数农作物在适合的温度下,才会达到最佳的生长状态,超出这个温度范围,作物的生长发育就会无法进行,大多数农作物能够适应的温度变幅在15℃~40℃之间。光照和温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2.3风的影响
作物生长发育的生态因子中,风是很重要的一个,因为风能起到使空气流动,达到调节作物内外各层次温度和湿度的效果,使各层次的温湿度达到平衡状态,避免过高或过低,使作物的生长环境趋于良好,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另外在风能力作用下农作物的花粉或者种子能向远处传播,受粉和繁殖才能得以进行。
光照、温度、水分、风等这些气象条件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其中的一个条件变化对其他条件都会产生影响,引起相应的变化,比如光照增强,温度就会升高,水分就会快速挥发,引起空气流动,会影响风的变化。
3.1冰雹
也叫雹,俗称雹子,夏季最为常见一次强的冰雹过程往往是带有毁灭性,对设施农业危害极大。冰雹的出现常伴有大风出现,对设施农业机械系破坏性较大,使草帘、棉毡被刮起或掀翻,损坏棚膜;当作物的枝叶、茎秆、果实受到冰雹的砸伤,会因损叶、折秆而减产,如果在开花坐果时遭遇冰雹灾害,会形成严重的落花落果现象,导致大幅度减产,被冰雹打伤的幼果在发育成熟后也会带有雹伤,而且容易腐烂,不耐贮存,常常带来无法弥补的经济损失。例如,某全市冰雹次数最多的是经棚镇,平均每年4.0次,最少的是天山镇,平均每年1.1次,冰雹出现最多的月份是6月,5月和7月次之。冰雹以午后最多,上午和夜间均少见,据资料分析,上午出现降雹占7.6%,午后占87.3%,夜间占5.1%。
3.2暴雪对设施农业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设施农业机械系的破坏作用,积雪堆积在大棚上面,将棚室压塌、压坏;二是遮挡作用,使进入棚室的光照严重不足,光合作用不能正常进行,进而影响蔬菜的正常生长,使发育期推迟,易诱发各种病虫害的发生。
3.3低温冷害
又称哑巴灾,一般是指作物生育期气温低于作物所需的临界温度当设施农业区遭遇大幅度的降温, 会使设施内的温度降到适宜温度以下,造成作物植株发育缓慢,生长期延长,发生冷害和冻害,轻者减产,重者绝收。
4.1气象信息防汛抗旱服务
今年来的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现象的发生,一些极端的旱灾频繁发生,威胁到地方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2013年三夏以来我市降水较同期减少,气温较同期高,9月以来某镇出现旱情农田面积为55%,给秋冬种麦带来不利影响,针对这种天气,全市成立督导组深入各县对“三秋”生产区和高粮标准进行持续指导,做好早安排、早部署工作,从而挽救了旱情,取得了有效成效。鉴于灾情的发生,各县区和市直部门大力推进科学抗旱,推进优良品种和关键技术,提高肥料利用率,加强病虫害防控,提高防治效果,对缺乏劳力、资金等困难户进行帮扶。深挖水源,充分利用黄河水灌溉,及时开闸放水,利用机井灌溉,市县投资425万元,仅用10天时间修干渠清淤37.3公里,确保常年干旱可以顺利引黄灌溉,为农业生产提供稳固可靠的保障。
4.2提高农民的防灾避险能力
为更好的发挥气象信息服务产品应用的成效,提高大众防灾避险意识,开封市气象局曾多次安排技术人员深入田间、蔬菜基地与农民面对面交流指导,进行气象信息普及宣传,并因地制宜的对其指导服务,今年5月份开封气象局联合电视台推出《农业气象》专题服务节目,节目每周播出8次,节目内容涉及未来天气预报、农事措施建议、病虫害防治提醒等,全新的传播视觉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简单易懂的讲解有效的提高了农户对气象的理解,帮助他们更好的各方面作业,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防灾避险能力。
5.1太阳辐射
太阳辐射是增温主要能源,因此,蔬菜基地应选择在光照充足的地方,使蔬菜能够充分接受光照,促进植株生长。避免选择山风口、山脚边、低洼地作大棚蔬菜田块。大棚采光注意做到:一是建棚选向。综合各种因素考虑,大棚方位一般宜选择南北向东西延长式,此方式可获得最好的光照条件。二是控制棚膜使用年限。棚膜在使用中会出现“老化”现象,因此降低了棚膜的透光性能,3年以上的老化棚膜,透光率可降低20%~30%,严重地影响了大棚内的光照条件。因此,棚膜的使用年限以2年为最好
5.2及时保温加温
加温的方法很多,例如可用热风炉、电热加温线、临时火道煤炉等,但不可应用明火加温,以防烟害。加强保温,如增加草苫覆盖,在棚内加设小拱棚,在畦内行间堆盖细碎稻草或作物秸秆等措施。当最低气温在-3℃以下时(冰雪天气),要搞好大棚内的小拱膜覆盖,盖严大棚膜,防止冻害伤苗。
5.3调整种植结构与品种
使种植结构更加合理,更加适合某市的气候特点,主动规避各类不利天气条件的影响。加强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对设施管理知识的学习,针对各类不利气象条件的管理措施定期举办培训班,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加强对灾后管理的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可以明显减轻灾害损失,同时加强与农技推广部门和各乡镇蔬菜管理部门的联系,发挥部门联合作用,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5.4建牢大棚,防风抗灾
大棚要能抵御冰雪对大棚的压力及大风对大棚的破坏,防止倒棚和烂膜。故要选好大棚棚膜,不能太薄,选用0.08mm厚度以上。建大棚的材料要坚固,质量要好,用压膜绳拉紧。一定要科学地建好、建牢大棚,增强其保温防寒效果和防风抗灾能力。
综上所述,由于气候不断变化,农业的脆弱性更加明显,逐渐改变我国当前的农业空间布局,降低主要作物的产量危及区域的粮食供给能力,据统计,我国仅因旱涝等主要农业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每年就达4000万~5000万t。农业灾害的发展虽由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决定,但通过深入探究,认识灾害发生和发展规律,可以通过监测预警采取措施,减少农业灾害损失。掌握农业气象灾害的特点和发生规律,对于防御气象灾害,提高防灾减灾的能力,趋利避害,保障农业增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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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蔗糖庶民化的过程由部分经济大头操控,在看到了蔗糖在补充能量和甜味口感上的优势以及下层阶级对蔗糖的巨大需求后,受经济利益驱动,经济巨鳄们扩大了蔗糖的生产,通过低廉的价格将蔗糖“送”到了下层阶级的餐桌上,成功地在居民的餐桌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由此糖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糖的世界: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人类学视角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糖的世界: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人类学视角
西敏司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教授。其著作《甜与权力》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阐释了糖在建构近代资本主义殖民历史中的地位,以糖为媒介,将宗主国与殖民地串联起来,银行家、企业家、消费者、种植园主、奴隶在此间成为了密不可分的整体。
人类学家视角下的物是特别的。前有马林诺夫斯基“发现”西太平洋上航海者的“库拉圈”贸易、莫斯论礼物之馈赠,以佐证物的交换并不只是出于经济利益驱动,而是和社区共同体所共享的一套文化体系相关。后有玛丽?道格拉斯从洁净与危险的角度,探讨物可食用与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到了西敏司这里,“糖”似乎暂时脱离了具体事项,转而与资本主义历史这一大的面向相关。
1、作为权利象征的糖
对于欧洲各国而言,最初的糖是一种舶来品。作为陌生物质的糖为人们所使用之时,糖就进入了业已存在社会情景之中,并被情景化。嵌于生产关系的原本依附性控制,从权力导向上看,掌握糖的话语群是资本主义宗主国。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以掠夺原料、抢夺市场、争夺地盘为目的的殖民活动,殖民地因此被卷入世界市场,沦为资本主义强国的附庸。
受甜味巨大需求的刺激,地中海地区制糖业、大西洋诸岛以及稍后的新兴世界制糖业兴起,由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实际支配的新兴殖民地种植园在蔗糖生产中逐渐占据了大头,糖逐渐成为“旅行的食物”中重要的一员。
当欧洲人对蔗糖的消费量越来越大时,蔗糖逐渐变成了一种由欧洲强国来经营其提炼和供给的粗加工品。15世纪以后,重视蔗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的分化日趋明显,蔗糖在某些国家的政策所扮演的角色预示了甚至可能是直接塑造了它们的政治未来。
在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各宗主国内,糖的获取以及糖制品被赋予的意义被垄断于资本主义各国上层阶级,享用糖的权利被牢牢捆绑在上层阶级的餐桌上。糖被认为是等级身份的象征,是权力、声望、名誉的代表物。糖因此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
2、糖的庶民化
糖的庶民化体现了大传统向小传统的转化,顺延和广延贯穿其中。蔗糖的顺延是指将糖转化为某种非同寻常、冠冕堂皇以及意味深长之事物的实践,蔗糖的外延则是糖向普通化、日常化以及必需品的一般性转变。为达到发掘内在意义的目的,西敏司在该书中揭示了英国蔗糖使用史的两个基本变化,第一项变化的标志是1750年以来,加糖的茶以及糖饴流行起来;第二项则是大约从1850年以来,糖的大众消费登上了历史舞台。1850年以后,蔗糖的最大消费群体是穷人,相反在1750年前则是富人。这一转变标志着糖从稀有品最终转化为日常用品,转化成了第一个充斥着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消费品。
生产的扩大化、经济实力对身份权利的冲击极大地促进了糖的庶民化。在西敏司看来,奢侈品转型的风潮同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勃发和意志涌现的缩影,赋予意义的权利总是伴随着决定“可得到之物”的权利,其特权由消费者转移到了销售者。
事实上,蔗糖庶民化的过程由部分经济大头操控,在看到了蔗糖在补充能量和甜味口感上的优势以及下层阶级对蔗糖的巨大需求后,受经济利益驱动,经济巨鳄们扩大了蔗糖的生产,通过低廉的价格将蔗糖“送”到了下层阶级的餐桌上,成功地在居民的餐桌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由此糖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经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糖消费的“庶民化”产生于英国境内,但它的历史是世界性的,而这种“世界性”又跟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3、糖与工业化、现代化
现代社会对能源的有效利用有着迫切的需求,蔗糖生产的高效率、蔗糖自身的高热量和甜味为糖的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精炼糖成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一个象征。它渗透在一种又一种的烹调方式里,带来的是西方化、现代化或是开化。蔗糖的庶民化、大众化与生产技术的工业化互相影响,两者共同将社会的发展进程推向现代化,工业化的程度即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生活的形成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生活也即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部分。
二战后兴起的依附理论从一种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论述当代发展中的边缘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问题,两个或者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结果是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张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张和自身的加强仅是前者扩张――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
依附状况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的这样一种总局面。西敏司通过研究糖的世界,所得资本主义早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基本与此类似。
此外,本书的另一特点――政治经济学范式,强调外部力量的冲击以及社区对这种变量的承受能力或适应性,人类学家重点关注西方对东方、外部对内部的冲击所引起的变迁材料就够了,对依附力量的能动性研究不足。《甜与权力》在此方面亦未能免俗。
虽然西敏司也提到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殖民地对强势地位的宗主国的威胁,“虽然殖民地依然是重要的利润资源,然而贸易开放以及对甜菜糖工艺的掌握(温带农业抢占了原本是热带农业所盘踞的地头,这既是第一次也是很重要的一次),在后来却帮助了宗主国国内的工业资本家们,帮助他们制衡了来自殖民地种植园主阶层的政治挑战”
。然而在讨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特别是蔗糖市场形成的问题上,西敏司不免显得有些西方中心主义,认为殖民地只能是宗主国的附庸,在整个资本主义市场中没有能动性,未能看到殖民地所掌握的“弱者的武器”。但笔者认为在宗主国与殖民地内部、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的多重强者和弱者的关系中,殖民地内部奴隶对西方经济巨擘代理人――种植园主的能动反抗为西敏司在上述主体互动关系中所忽略。
詹姆斯?C?斯科特通过对马拉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进行研究,认为在武力弹压和经济关联的影响下,底层农民会采取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呆卖傻、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形式,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
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斯科特认为,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事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策略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农民以大量的反抗与不合作行动的形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笔者认为来自殖民地内部最底层的这些非暴力的反抗,将如“蝴蝶效应”一般影响到宗主国,因此在讨论资本主义历史构成时,弱势地位的殖民地也是应该予以重视的。
美国人类学历史特殊论学派代表人物博厄斯曾就二战时的社会情况,从种族、民族主义、优生学、犯罪学、文化的稳定性、教育、现代生活与原始文化等方面论述过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的关系。结合《甜与权力》来看,西敏司也品读出了现代生活的隐藏文本。
1、人类学的微视角
《甜与权力》一书被誉为人类学的经典之作,其以小见大、以物见史的写作方式更是王冠之钻。西敏司以一种新的方法论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志模式,并没有到某一田野点居住下来进行田野调查最终写下该地区的人和物形成一部民族志,而是以糖的生产者、消费者、生产地区、消费地区以及糖本身为对象,写下了一部关于糖的“民族志”。欲将糖的历史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起来,象征和解释的人类学方法在本书中多得运用。切入点虽小,但人类学的历史、象征、解释的内涵使得“微眼看世界”成为可能。
2、选择的权力
现代生活标榜自由,社会在渲染、甚至普通民众也深信不疑的是,自己手中掌握了极大的权力。事实上,我们所掌握的选择的权力,似乎是市场体系制造的表象。我们只能在市场所提供的有限范围内进行选择,一旦商家不再供给,我们则别无选择要么使用替代品,要么放弃使用,而替代品又是由商家提供的。
另一方面,现代人在生活中很难不受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攻势影响,广告在提升产品知名度和攫取消费者对商品的“注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所消费的,是幕后的他者所引导的。
“糖在现代饮食中的地位,那奇特而难以察觉的对人们掌握自己所食之权利的蚕食――随着另吃糖的人成为大众化食物制品的消费者,而不是自己掌握如何用它来烹调;那些各式各样力图确保消费在固定轨道之上运转,进而保证食品工业的利润能够得以维持的力量;那些充满自相矛盾的,伪装在‘方便’、‘快捷’与‘自由’的面具之下,个人选择自由的萎缩,以及抗拒这种趋势所存在的可能性本身所面临的萎缩――所有这些已经说明了,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了我们支配自己食物的权利。”
选择食物的过程都渗透着市场的控制力,其他方面的现代日常生活亦然。现代生活的便捷化、快速化看似丰富了民众生活,资本主义工业化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本应该在时间和空间上达到解放自由的目的。然而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被要求高效化,个体反倒是觉得时间越来越紧。
从糖这样一件细微的事物延伸到一个更为广阔世界,西敏司带领我们见证了糖是如何缩影了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转型。物、历史、与对应的意义生成总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场景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
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中,从对西方现代性中所包含的对人性的双重解释入手,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甜蜜的悲哀”――一方面认为人有权利从各种外在的社会制约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认为这种解放与资本主义造成的剥削和殖民主义侵略的悲哀不可分割。
这是现代性的一个困境所造成的道德上的束缚与无法自我解脱的藩篱。将资本主义之外作为他者,脱去他者的道德意义,西方人类学家尚无法做到这点,而在非西方世界的人类学家却正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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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经济时代,劳动交换关系是社会最为基本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劳动者明显处于弱势:单个的劳动者不具备与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在决定劳动者的工资方面,企业方占绝对主动的地位;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处于被管理的地位,受雇主的控制,其权利容易受到侵权。要保障自身的权益不受侵犯,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团结就是力量,工人在长期的被压迫过程中最终走到了一起,形成工会以对抗强势地位的企业。工会是为维权而存在的职工组织,经过长期的抗争,工人的工会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并且成为了最为基本的人权之一。
维权作为工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要求,在改革开放前,由于人们对工会的理解主要集中在政治或生产方面,从而忽视了工会在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中国工会的维权职能在改革开放后走向复归,但由于历史发展的惯性,工会维权的本质职能的复归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一个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逐渐明晰的过程。
维权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了改革与发展的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特征。以同志为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时期工会和工会维权工作。要求各级工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一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全心全意地为职工群众服务,切实把表达和维护广大职工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法维护职工群众权益,满腔热忱地为职工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特别是要为困难职工排忧解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紧紧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认真落实全总“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做好工会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最广泛地把职工群众组织到工会中来,最充分地把工会组织的活力激发出来。要加大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工会组建工作的力度,切实维护好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扩大工会工作覆盖面,增强工会组织凝聚力,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抓住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这一主线开展工作,加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机制建设,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要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要按照《工会法》《企业工会工作条例》和《公司法》的要求,进一步落实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围绕企业经营管理,安全生产,经济效益参政议政。二要建立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代表职工与企业协商确定劳动合同文本的主要内容和条件,为职工鉴订劳动合同提供法律、技术等方面的咨询和服务,监督企业和引导职工严格履行劳动合同,依法督促企业纠正违反劳动合同的行为。三要坚持源头参与制度。通过健全和完善工作机制,取得工会源头参与权,要依照《企业工会工作条例》和有关法规,建立完善保证工会源头参与的工作制度和程序,使工会源头参与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作为企业工会,要重点从两个方面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首先要维护职工的安全权利。一是劳动防护用品权。二是知情权和拒绝权。即有权了解其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三是紧急避险权和受教育权。四是女职工的特殊保护权。其次要维护职工的劳动权利。一是职工就业上岗的权利。应为职工提供更多的上岗机会,减少息工待岗人数,促进企业的和谐稳定。二是女职工享有与男职工平等的就业上岗权利。三是职工在法定休假日和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的权利。四是法律规定的节假日期间,休息日安排职工值班,支付法定工资报酬的权利。五是对特困职工生活扶助、医疗救助、子女就学、互助互济的权利。
担重任先得强自身,讲先进须有高素质。面对新的维权形势,工会组织的自身建设显得尤为重要。重点可从两个方面构建,一是自身制度建设;二是工会干部队伍建设。要明确工会是依法成立的群众组织,不是松散的民间团体,她有自己明确的职责和使命,有很强的组织章程和工作原则;其次,要以《工会法》、工会章程等相关工作制度来规范自身工作。要及时研究并制定相应的制度和办法措施,建立新的工作运行机制,确保维权工作落实到位。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在当代中国,维权不仅是对工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劳动者对工会的期望所在。工会维权的地位与作用,在逐步市场化的劳动关系中、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显得愈来愈重要。在现代社会中,工会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重视这个组织的存在,充分发挥它的职能,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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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现象人皆有之,它是宇宙中最复杂的现象之一,从古至今为人们所关注。心理是大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应,意识是心理发展的最高层次,只有人才有意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运动员竞赛获胜的心理条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运动竞赛虽是社会性的集体性性活动,但要通过各个运动员去完成。所以,对每个运动员来说,首先有一个心理适应性的问题,即是否有从事该项运动的身心能力,是否具有适宜从事该项运动的个性心理特征。运动员的身心即使适合从事某项运动,但要在竞赛中取胜还要靠临场充分发挥体力、技术和精神力。因为竞赛不单是体力和技术的竞赛,也是精神力的竞赛。
1.1 研究对象
运动员。
1.2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观察法、调查访问法。
在体育运动中,如果把各个不同的运动项目的竞赛视为特殊作战的话,那么,对于每个不同的运动项目的适应性就是特殊的适应性,许多运动项目和竞赛都需要的适应性,就是一般的适应性。作为一次具体的运动竞赛来说,两种适应性都是不可少的。
由于在竞赛前,教练员都制定了作战计划,在比赛中具体执行作战计划还要靠运动员来实现,特别是当比赛形式发生变化时,作战计划的临时调整,更要依靠运动员的随机应变,尽管领队、教练员与运动员在整个竞赛中的任务不同,所要求的心理因素的比重也各有差异,但都要求他们具有对运动竞赛相同的某些心理适应性,如智力和个性方面的适应性。
2.1 智力的适应性
竞赛中的所谓作战能力是由多种因素所构成的,它包括对于所从事的运动项目的丰富的知识,对于环境状况的迅速敏捷而又正确的判断和预测,为达到目的而选择和决定最有效的手段,对作战计划的最恰当的、适时的实行和修正;具有一系列的多种多样的身心协调活动等,据美国心理学家韦克斯勒的见解,所谓智力就是一个人有目的地行动、合理的思考、对环境有效的适应等的各种能力的综合。竞赛中作战能力可以说主要是由智力构成的。
所以,为了使竞赛获胜就要要求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智力对情况瞬息万变、结果难以预测的竞赛具有高度的适应性。例如我国女排队员张蓉芳。她能根据对方的布防情况,或重扣,或轻吊,使对方防不慎防。但是,究竟应该打出什么样的球,都是在几十分之一秒内做出判断并付诸实施,所以,这不但是技术的比赛也是聪明才智的比赛,可见张蓉芳确实具有高度的适应性。
2.2 个性的适应性
竞赛是一种要求充分发挥体力、智力和技术的、激烈而持久的竞争性活动,因此,它对个性具有特殊的要求。从许多运动员的性格调查来看,大多数运动员都具有活泼、外向的倾向。不过,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对运动员性格的要求还略有差异,个人项目运动员在控制性、冒险性、感受性、内向性、急进性和自我满足性方面,都比集体项目的运动员高。集体项目的运动员则更富于外向性,更爱活动,更开朗。在神经类型和气质方面,优秀运动员强型的人占大多数,即胆汁质、多血质和粘液质的人更适合竞赛的要求,
由于竞赛要求运动员的个性具有适应性,所以,在选拔运动员时,要考虑侯选者的个性是否符合竞赛的要求,运动训练中要从运动员的个性特征出发,因材施教,比赛时更应该根据运动员的个性适时的,恰当的安排出场比赛和退场休息,以利于尽量发挥其作用。教练员也可以在实践中帮助运动员形成某些个性特征,改造某些个性特征,使其个性对竞赛更具有适应性。
竞赛中的认知主要内容是“敌”我双方的情况。如双方的实力和比赛的局势。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变化等,要正确认知这些内容,需要认真的。细致的观察,客观的,毫无成见的分析和判断,做到这些要依靠丰富的竞赛知识和经验。
一位优秀的教练员或运动员一般都应具有相当出色的对现实的认知水平,才能准确的发现该队的现实战斗力和应当具有的的理想的战斗力之间的差距,明确认识练习的目标和能够实现的目标,从而在对现状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制定和执行作战方案,但是,也有一些具有一定临场指导经验的梦想家基于求胜的迫切愿望强制进行某些无视现实的比赛。这种情况有时也可能会获得成功,因为争取胜利的积极性或魄力有时也会压倒对方,甚至在某些脱离现实的认知的作战中取胜,但是,这种情况毕竟带有偶然性,而且胜利也是难以巩固的,可见,必须提高对现实的正确认知的水平,才能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的战略战术,取得比赛胜利。
精神力是指保证运动员充分发挥身体、技术和战术能力的心理因素,由于运动能力和运动技术是在长期的训练中,靠运动员的身体和心理活动水平的提高和协调配合而获得的,所以,在比赛时要把平时获得的运动能力和运动技术发挥出来仍然要靠身体活动和心理活动的协同配合,而对于人来说,身体的许多活动都是在心理活动的支配调节下进行的,所以,心理因素起着主导作用。
以运动员的身体形态来说,身材高大当然较为有利,但是,即使身材矮小,只要精神力强,同样能成为一流的运动员,如我国举重运动员姚景远,生就了一双小手,连直径2.8厘米的杠铃都握不过来,这对举重运动员来说是致命的弱点,但他就采用多种方法刻苦训练,最后,身负110公斤重物能在单杠上吊20秒种以上,小臂变粗了,十个手指像铁钩子一样有力,终于在23届奥运会上获得举重金牌,他都是靠坚强的意志,勇敢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克服了身体缺陷。
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除了赛前刻苦的训练,提高思想、提高技术外。临战要充满信心,排除干扰,放下包袱。不过,在这里所说的精神力,并不是上帝赋予的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而是在运动员对比赛的意义和价值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夺取胜利的强烈需要和动机,从而使身心处于积极状态,以致能得心应手的发挥技术,这些心理因素,就是支配运动员的精神力量。
强调精神力在比赛获胜中的作用,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是截然不同的,人的意志行动(如比赛时的跑、跳、投掷等)只有符合客观规律和具有相应的技能才能达到目的,如果没有从事该项运动的精湛技艺,那么,无论怎样发挥精神力量也不能克敌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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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到1949年统称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近代民主革命),其间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近代中国是处一个半殖民地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领导四万万的中国人民去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何才能把先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之中,经过无数共产党员的共同努力,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关键词:国情 时代特征 民主革命
1939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和总路线的内容,1948年,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的表达了总路线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一大批的仁人爱国之士为之探索了几十年,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奋斗着,在无数次的探索之后,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全面的分析中国当前的革命。
(一)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
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性质的社会到鸦片战争的结束而发生了改变,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由原来的封建主义社会变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而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程度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一次又一次的入侵而加深。而这一切的开始就是软弱的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帝国主义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改变着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化。帝国主义通过一些武装入侵和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中国割占和强行租地,划分势力范围,驻扎军队等,让中国丧失了许多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同时还通过战争索赔、控制海关税收、倾销商品等其他方式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让中国逐渐丧失经济上的独立而不得不依赖和受制于帝国主义等等。例如:
中英《南京条约》中,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赔款2000万银元;割让香港岛;英国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中国需同英国进行商定等等。
中日《马关条约》中,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向日本赔款两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割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于日本;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设厂,增开通商口岸等。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入侵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中国民族资本有先天的不足,民族资本中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占有很大比例,工业的比重不高,没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技术设备等方面,由不得不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但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种种特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行排挤和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没有发展的占据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仍然没有建立一个如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国家。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便决定了近代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而这个最主要矛盾便决定了中国革命当前的根本任务就是推翻压倒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国强民富的国家。
(二)充分认清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便决定了中国的革命是资本主义的民主革
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程度上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巴黎会谈,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再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影响了中国的无产阶级。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同时也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也逐步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从此,中国共产党便领导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为了挽救这个灾难重重地民族和社会危机,无数的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等等,一大批的仁人志士探索着救国救民的新道路,虽然每次的失败而终,还是推动着中国民族的向前进步。
(三) 世界形势的新变化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觉醒,同时也唤醒了东方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的觉醒,并且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阶级者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的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不出动封建主义的根基,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完全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都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他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一个社会的发展必然是向共产主义奋斗的,而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走进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共产主义,所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必然。
摘 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具体的讲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文章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主要从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同时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两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革命 革命性质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依据中国革命的新形势和新经验,相继发表了一些著作,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作了完整概括:“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具体的讲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
第一,一场革命的性质都是由革命对象和革命任务所决定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持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始终,但由于各个时期革命形势和主要斗争对象的不同,决定反对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同的。封建地主阶级则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阻碍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因而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改变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第二,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反封,争取民主平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也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完成。
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化历史发展的主题。
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因此,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第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还有中国革命的其他环境,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其中,中国革命的其他环境,包括以下一些方面:(1)中国还没有开始选择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资产阶级革命已在世界范围暴露了其腐朽性;(2)外国帝国主义也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3)中国工农阶级也不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其深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4)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薄弱,发展不充分。而由于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以及和帝国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革命中经常表现出动摇和妥协。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第四,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反封争取民主平权,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必须解决的两大课题,无法超越,只能由新生的无产阶级来完成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但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基本的动力,而且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区别新旧民主革命的主要标志。中国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和优点决定的。总之,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只有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有远见、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任何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
第五,因此,从其根本性质来看,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由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此它又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对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下过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它应成为我们确定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内涵的重要依据。毛泽东也曾提出:“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是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了。”又说:“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 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1.6.2.
[2]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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