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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性因素。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拉近贫富差距和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村贫困群体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我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农村扶贫政策和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社会工作视角下我国农村扶贫政策执行障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从我国开展系统的扶贫工作以来,取得很大成效,但是,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比如扶贫资源匮乏,民众参与程度低、忽视贫困人口增能、地域差异大等。尤其是扶贫政策执行上,在政策宣传、工作执行理念、扶贫对象的选择、相关部门协调等工作方面都缺乏有效的对策,政府和学界一直以来也非常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解决。本文运用社会工作的视角,通过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缺陷,论述了社会工作介入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性以及所能采取的策略。
(一)扶贫资源不足
我国扶贫政策的推动主体一直都是政府在扮演主角,社会力量只是做一些小范围的慈善类辅助,这就导致了有限的扶贫资源相对于基数庞大的贫困人群显得微不足道。另外一个表现是扶贫的人力资源上,扶贫政策的执行主体缺乏专业性的知识,很难克服传统思想,使得扶贫局面僵化。再加上具体参与政策执行的工作人员文化基础薄弱,造成了在农村地区缺乏依法执行的环境,官僚主义、本位主义等思想严重。
(二)政策宣传不到位
在广大农村,民众是缺少了解扶贫政策的环境的,扶贫的大多数受众只是被政策执行人员告知自己被选为扶贫的对象。很少会出现,困难群众能够把自身及家庭的处境和相关的扶贫政策进行对照,从而去主动的申请政府救助或者其他组织的照顾。这种局面对于贫困人群来说是被动的,是不了解政策的内容酿成的,是政策宣传不到位的直接体现。
(三)忽视贫困人群增能
历来的扶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人们的最低生活水平,或者是暂时性的度过人生重大变故造成的困境。采用的手段也仅仅是给予物质的帮助或者金钱的补贴。而把心理的疏导、再生产能力的培养、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触及到。这就严重影响了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以及贫困人群的再生产能力。
(四)公众参与程度低
第一点是民众对扶贫资源的贡献度比较低,扶贫资源主要来源是政府的财政拨款,社会组织的贡献也主要是针对突发性、临时性、灾难性的事件,比如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发生,而缺乏长效性的扶贫支持。另一个方面是指农村扶贫政策执行中能够鼓励民众利用其监督权利的制度不完善,不能调动民众参与政策执行的积极性,民众的一贯态度是:只要没有涉及到自身利益或者对自己的伤害还在承受范围内,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根本不会把问题反映上去。
(一)扶贫政策正朝着社会工作的理念方向发展
从发展的源头上看,反贫困是社会工作专业诞生的开始。以贫穷人群为核心的社会弱势群体是社会工作天然的服务对象。社会工作在解决服务对象的贫穷问题时,与现行的扶贫政策理念不同的地方是,其着力于服务对象的自我实现能力和社会的容纳程度。即是社会工作专业一直倡导的“助人自助”原则和“人本主义”价值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科技下乡”、“文化下乡”等为代表的人文扶贫政策的实施,让原有的以满足贫困人群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农村扶贫政策在理念得到了改变,在功能上得到了扩展。服务型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开发性扶贫模式的建立,让传统的扶贫制度在理念上逐渐与社会工作趋同。这就推动了我国政府允许社会工作参与农村扶贫政策执行的进程,给社会工作介入扶贫政策执行提供了平台。
(二)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成为扶贫政策执行的新手段
可以说,现代扶贫制度和社会工作在理念上具有一致性,在服务对象上具有相通性,其区别只是在采取的工作方法上,社会工作会显得更加专业性、人性化。随着扶贫政策执行方法多元化,以及扶贫对象需求多样化的发展,社会工作必将成为我国农村扶贫事业中的新手段。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个案、小组、社区等在政策执行方面的宣传、贫困人群增能、执行人员增质、以及建立多方参与扶贫制度上必定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社会工作能够克服传统扶贫制度由于补助标准统一性、救助对象整体性所带来的无法针对性的解决贫困个人及家庭特殊需要的弱点,能够使得到照顾的群体更加细化。在资源的募集上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能够赋予这一行动以专业性的意义,使资源的供给渠道更加广阔。
(一)建立完善的政策宣传体系
第一个介入策略是建立完善的政策宣传体系。所谓宣传就是是把扶贫政策清晰的传达到目标人群当中,让他们了解政策的内容、目的、意义。这个体系包括政策的公开透明、开拓贫困人群申请帮扶的通道、及时主动的处理民众意见并通告处理结果。
社会工作在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连接政府和民众的桥梁,作为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方存在,用列宁的观点就是社会工作能够发挥其社会组织的自觉性,能够主动呼吁政府公开扶贫政策,透明扶贫过程。同时社会工作者在处理民众贫困信息方面能够把处理结果及时有效的告知对方,以增加了民众对政策的认知和政府的公信力。
社会工作的介入还能给扶贫政策的宣传提供一条间接性的道路,社会工作者在提供服务的同时,能够把扶贫政策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相结合,传达给受助人一种自决、自助等积极向上的观念,这就调动了受助对象的积极性,去主动了解相关的扶贫政策,也就直接开拓了贫困人群主动申请帮扶的通道,对政策的宣传意义重大。
(二)建立专业的政策执行人员培训体系
第二点介入策略就是建立专业的人员培训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帮助政策执行主体掌握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等工作方法,理解社会工作反贫困的理念以及社会工作在助人服务活动中的伦理价值观。
拥有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社会工作者参与扶贫政策的执行,能够提升执行主体的整体素质,能够改变传统的“恩赐式”扶贫的现状,就会促进政策执行的科学性和执行效果的长期性。所以社会工作介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执行的一个重大策略就是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武装政策执行人员。
(三)建立扶贫对象的增能体系
第三点介入策略是注重扶贫对象的增能。社会工作在反贫困的道路上一直受到“曾权理论”的指导,注重服务对象通过自身的发展来解决所面对的问题。建立增能体系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增强贫困人群克服贫困的技能水平和心理素质。
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对贫困人群的自我意识的增强、社会支持系统的重构、可动用资源的整合都能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社区工作中的社区发展模式,能够有效的促进农村地区的物质建设和人的发展双重推动。给整体上促使农村地区走出贫困提供了可靠的思路。
(四)建立多方参与的扶贫推动机制
第四点介入策略是建立多方参与的扶贫推动机制。主要内容包含两个内容,第一个是公众参与扶贫政策监督,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方法,能够有效的激发民众或者受助对象的社会参与感和社会责任感,对扶贫政策执行进行监督。引入社会工作,可以采用专业的方法对扶贫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以达到宣传服务到位、瞄准服务对象、合理运用执行方法的目的;第二个是公众参与扶贫资源的供给。历来都是政府主导的扶贫资源供给模式,社会工作的介入就是要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对困难人群进行帮助,形成全方位支持扶贫的局面。
总之,面对我国扶贫政策执行产生的困境,社会工作能够凭借其专业价值观和专业方法给予有效的解决,我国的政治环境也能为社会工作参与扶贫事业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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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指导思想源自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以人为本理念,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高校人事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联系与区别。在此基础上,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机会成本、木桶定律、鲶鱼效应、示范效应、马太效应和执行力等角度对高校如何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提高管理效率,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尽管现在企、事业组织开始意识到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性,但是我国广大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缺陷,提升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是关系到企、事业组织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良好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离不开人事管理经济学的思想作为支撑,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很多中小企、事业组织缺少这种管理意识和理念,导致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落后,需要通过实践进行进一步探索和提高。文章分析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以及人事管理经济学的内涵,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活动中人事管理经济学的作用与基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视角提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
关键词: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经济学 劳动关系
人事管理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劳动关系以及劳动经济,人事管理经济学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或者新经济学派,更多的是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属于一个交叉的学科范畴。当前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以及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劳动力就业(就业宏观经济目标、就业与生产率、就业的培训)、劳动力结构、劳动力管理(宏观的劳务市场体制以及劳动力合理流动的管理;微观层面主要是劳动分工协作管理以及劳动环境和人体保护)、劳动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等等)。人事管理经济学当前研究的范围涉及了劳动力有关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关系到社会整体经济的宏观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与国际上相比,我国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起步比较晚,所以导致研究水平相对比较落后,国内专门从事人事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机构和个人不多,所以目前人事管理经济学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们需要不断提升对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投入,不断地促进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这对于我国劳动经济市场具有重要作用。
现代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体系由六个模块组成,分别是人力资源的招聘、人力资源统筹规划、人力资源绩效管理、薪酬福利、人力资源培训及开发、劳动关系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是企、事业组织或者其他组织通过科学手段管理人力资源,促进其发挥最大潜能的管理,也是当前企、事业组织管理者,尤其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必须要掌握的技能,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关系到企、事业组织的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不断地实践探索当中成熟,目前已经被广大企、事业组织认同和接受,并且慢慢脱离于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尤其是最近兴起的战略性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更是成为现代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推动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理论的深入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组织、协调企、事业组织内部的各项资源,以保证使得员工人力资本最大化,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创造力。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其实就是源自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以人为本,充分保障员工权益,并且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劳动环境,激发员工创造更多价值。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目标是需要满足企、事业组织整体的战略需要,并且保证组织整体以及员工个人目标都可以得到实现。
现代企、事业组织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作用不断提升,现代化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将人力资本作为企、事业组织的核心,企、事业组织想要取得发展需要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就需要不断提高人力资源水平。但是目前我国企、事业组织,尤其是中小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存在很大的问题和缺陷,导致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效率十分低下,而且人力资源存在很大的浪费。企、事业组织不了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方法以及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广大中小企、事业组织依旧处在产业链的低端。
1.人力资源雇佣当中的人事管理经济学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当中,每增加一个劳动力产生的费用(也就是该工人的工资以及福利的综合值)称作劳动力的边际费用,将投入一个劳动力得到的收益称之为边际收益。企、事业组织生产周期当中,资本的投入一般相对固定,但是对于劳动力的投入就存在很大的流动性,企、事业组织需要获得高的投资收益,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改变工人的雇佣数量。如果劳动力的边际费用超过了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那么企、事业组织就应该缩减劳动力规模,反之如果劳动力的边际收益超过了劳动力的边际费用,那么企、事业组织就应该扩大自身的劳动力规模。如果一个企、事业组织可以在一定的时期控制好自身的边际成本以及收益的比例,不断实现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资本的不足,并且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2.人力资源培训开发当中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运用。人力资源培训开发对于新入职员工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快速熟悉掌握业务技能,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对于企、事业组织文化的认同和对企、事业组织的忠诚。因此,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环节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点之一。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视角下,人力资源的培训可以量化。人力资源培训可以分为一般性的培训以及特殊的培训,一般的培训只能等量的增加一个员工对于多家企、事业组织的产出,特殊培训内容比较深入专业,仅仅是针对唯一一家企、事业组织员工业务的培训,对于提高员工生产率有作用。所以企、事业组织为员工选择培训的方式也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如果企、事业组织给员工提供一般的培训,培训费用假设为300元一个人,培训前员工边际收益是1000元,培训后边际收益是1400元,培训前假设员工工资等于边际收益1000元,那么培训之后员工工资应该达到1400元,但是由于企、事业组织花费了时间和费用,所以希望支付的工资仅仅是1300元,稍低于边际收益。这个时候员工和企、事业组织会存在一个博弈关系,员工可能完成培训之后,去其他企、事业组织寻找工资更高的工作。如果企、事业组织提供的是自身企、事业组织量身定制的培训方案,那么无论是何种支付方式,企、事业组织最后都可以获得利益。但是目前我们国内的劳动力流动性一直很强,主要原因就是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不高,而且缺乏自身特色。我们国内企、事业组织需要根据自身企、事业组织的文化以及特色打造一套独一无二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以及员工培训开发制度体系,同时利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开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减少员工的流失,增强企、事业组织内部的人员结构稳定性。
3.人力资源薪酬管理中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运用。薪酬管理也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环节,一套有效的薪酬管理方案可以有效地激发员工热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员工积极性和忠诚度。薪酬管理主要和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的替代效应以及收入效应有关。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提到的替代效应,员工收入不变,员工工资的上涨就会导致闲暇价格上升,这样一来员工就会尽量减少自己的闲暇时间,增加工作时间。一个是收入效应,收入增加,工资保持不变,那么理想的工时数就会减少。所以企、事业组织在制定具体的薪酬管理方案时,需要强化替代效应,弱化收入效应,这样可以进一步激发员工努力工作的主动性。
1.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理论进行人力资源招聘和选拔。人力资源的招聘和选拔环节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础,需要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部门给予充分重视。但是目前我国很多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的招聘和选拔方式缺少足够的科学性,尤其是中小企、事业组织体现得更加显著。企、事业组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思想没有问题,但是具体的方案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最为理想的就是降低成本,而工人的工资一般占据很多企、事业组织的成本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企、事业组织要想减少成本支出,就需要合理的进行员工招聘。按照人事管理经济学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替代效应来分析,对于新兴企、事业组织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是我国中小企、事业组织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点。
2.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进行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开发。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是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而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包括新入职员工以及老员工。在一定程度上面都有助于提高新老员工对于企、事业组织文化和企、事业组织价值认同,并且不断培养员工的忠诚度。企、事业组织在选择员工培训的方式和具体内容时,需要参考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有关于培训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的分析,并且通过分析员工和企、事业组织的博弈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员工的流失。
3.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进行薪酬福利制度的设计。薪酬福利管理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六个模块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开始的人事管理经济学对于人力资本投入研究基本上就简化为研究劳动力的工资支付效率问题,但是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日渐成熟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完善对于薪酬福利内容的设计。企、事业组织在进行工资制定时,人事管理经济学考虑的主要就是工资支付的效率,需要考虑工资变化的收入效应以及替代效应,这关系到企、事业组织的员工积极性。前文已经分析工资收入效应以及替代效应对于员工积极性的影响,因此工资水平直接影响到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设计员工薪酬福利时需要考虑企、事业组织的现状,效率与平等是一种取舍关系。企、事业组织要想员工保持高水平的工作效率,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员工薪酬福利制度设计的科学性,这样一来,就可以促进企、事业组织整体效率的提升。
人事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相关的问题,而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则是企、事业组织对于劳动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过程,两者密不可分、息息相关。企、事业组织需要不断地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活动,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推动企、事业组织整体的发展,也可以满足每一个劳动者的职业价值实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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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政策的第一大特性是必须具有充足的提前量和科学的前瞻性。如何从世界其他国家人口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应对我国迫在眉睫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是笔者对《世界人口政策2007》进行评述的主旨所在。通过对《世界人口政策2007》所提供数据进行再统计与分析,笔者以为,当今世界人口生态及人口政策关注的三大问题依次为:人口增速减缓;老龄化加速;国际移民成为相关国家化解人口生态矛盾的一大重要对策。
关键词:人口生态;人口政策;国际移民
人口政策的第一大特性,是必须具有充足的提前量和科学的前瞻性。因为,每个人一旦出生,就有生存、成长的权利,这已经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理念。按照目前人口寿命预测,全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7.2岁,也就是说,新出生人口的生存期平均长达六七十年,当下人口政策及其影响下的出生率,对社会劳动生产力供给及社会结构的潜在影响,一般要大约20年后才会显现,并且在那之后还将延续数十年。因此,虽然中国目前仍为世界第一人口和劳动力大国,但众所周知,目前中国人口结构的不合理现象已经开始显现,如何从世界其他国家人口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应对我国迫在眉睫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是笔者对《世界人口政策2007》(World Population Polcies)进行评述的主旨所在。
《世界人口政策2007》于2008年春由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及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出版。该书以数字量化的方式,对近30年来全球总计195个国家的人口生态及相关政府的人口政策进行了分类统计,为我们了解世界人口生态与各国政府人口政策的动向,提供了难得的全面数据。该书以时间、类别形成两个纵横交错的坐标系,对世界各国政府的人口政策进行分类评价。其中,时间量度为四(1975、1985、1995、2007年);类别组合为六,依次对相关政府的政策取向进行分类评价(如表1)。通过对《世界人口政策2007》所提供数据进行再统计与分析,笔者以为,当今世界人口生态及人口政策关注的三大问题依次为:人口增速减缓;老龄化加速;国际移民成为相关国家化解人口生态矛盾的一大重要对策。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令主战场欧洲生灵涂炭,人口损失惨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六十年代,出现了所谓人口出生率骤然高涨的“婴儿潮”,伴随着大规模经济复苏、世界重建中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多儿多女受到推崇。在中国,民间羡慕“多子多福”;在前苏联,养育多子女的女性被冠以“英雄母亲”的荣耀。反之,“家庭计划生育”在联合国机构中“几乎成了一句骂人的话”。充裕的人力资源被视为国力强盛的标志之一。
然而,进入上世纪70年代之后,全球人口增长趋势明显分化。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仍然保持其强劲的增长势头,反之,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婴儿潮”却在人们尚未知晓其影响力时就开始减退。7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平均总和生育率是4.47,其中较发达地区是2.13,最不发达国家则高达6.61。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生育率上拉开了距离。
进入80年代后,人口基数的高速攀升与经济的有限增长,尤其自然资源的过量消耗与不可再生的矛盾,使众多国家政府感到了发展的沉重压力。面对人口生态与环境危机,越来越多政府认识到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大约到了9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现在已经不是要不要推行计划生育,而是如何让全球育龄人口都能够享受全面、安全、方便的计划生育服务。全世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开始相对减缓。
在发展中国家,总人口从1970—1975年年均增长24‰下降到2000-2005年的14‰,降幅可谓不低,但即便如此,2007年时仍然有半数以上发展中国家政府认为本国人口增长太快,需要进一步加以控制。在当今世界最不发达的50个国家中,1986年时,大约有半数国家政府认为本国人口增长过快,到了2007年,同一比例上升到78%。在非洲,1976年时,仅有35%的国家政府认为本国人口增长过快,但到2007年,该比例上升到66%。在亚洲,人口出生率在过去30年明显下降,但仍然有45%的亚洲国家政府认为本国人口增长过快,必须控制。2007年,47%的发展中国家和70%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了降低人口出生率的干预政策,其中以非洲增加比例最快。1976年,25%的非洲国家实施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政策,该比例1986年上升到39%,1996年60%,2007年再上升到64%。反之,未采取任何干预人口增长措施的非洲国家比例,则从1976年的60%下降到2007年的21%。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认识到,必须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才有可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为全体人民提供体面工作和基本社会服务的目标。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众多发达国家却出现了与发展中国家相反的人口政策走向。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联合国界定为发达国家的49个国家中,认为需要采取措施以提高本国人口出生率的国家比例从1986年的18%猛增到2007年的45%。在22个认为人口增长过慢的国家中,21个是欧洲国家。2000到2005年,全世界已有19个国家人口出现负增长。
拉美与加勒比地区是另一个因人口增长下降过快而引起政府改变人口政策的地区。在该地区国家中,古巴人口增长率从1975年的16‰锐减到2007年的0,同期墨西哥人口增长率从31‰下降到11‰,巴西从24‰下降到13‰,巴拿马从27‰下降到16‰。因此,该地区对于本国人口出生率基本满意的国家政府比例从1976年的37%上升到2007年的73%;认为出生率太高的国家政府比例则从48%下降到24%,61%的国家政府的人口政策以“不干预”为基本原则。
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的差距拉大,世界人口地区性失衡现象明显。根据联合国2007年公布的数据,1950年欠发达地区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7.9%,1975年增加到74.3%,2007年又增加到81.7%,其中最不发达地区人口比例从7.9%上升到12.1%。反之,同期发达地区人口则从32.1%下降到18.3%。而且,按照人口中等增长率的预测,到2050年,欠发达地区人口所占比例将进一步上升到占全球总人口的86.5%,其中最不发达地区人口比例上升到19.0%,而较发达地区人口比例则再度下降到13.5%。
虽然科技的发展已经使人口总量在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竞争中的作用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口已经成为一种经济负担。但是,当欠发达地区人口在全球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80%而成为压倒多数时,如此态势对世界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格局已经并且还将进一步产生的重大影响,决不能低估。
尽管不同国家人口增长率不同,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人口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全世界人口普遍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渡,其结果是全世界人口年龄构成明显提高。近一二十年来,所有发达国家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都面对前所未有的老龄化浪潮,这是全球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大挑战。
国际人口学界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或人口中位年龄达到30岁,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如果65岁以上人口比例在总人口中达到14%,即为老龄型社会;而如果65岁以上人口达到20%以上,即为超老龄型社会。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为老龄社会。1980年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就已经达到11.6%,2000年上升到14.3%,2020年将再度上升到19%。从人口角度反映人口与经济发展基本关系的另一重要数据是“抚养比”,或曰“负担系数”。在“抚养比”中,又分“儿童抚养比”及“老年抚养比”,前者一般以15年为限,其后即从被抚养者进入抚养者。但“老年抚养比”则不然,随着发达国家人口预期年龄不断延长,“老年抚养比”也不断上升。在欧洲,目前每100名劳动人口需抚养36名老年人口,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增加到每100名劳动力人口需要抚养52名老年人口。而且,如果再加上未成年被抚养人口,总抚养比将高达1.1,即非劳动人口将超过劳动人口的总和,到2050年,将会出现每2名老人面对1名未成年人的情况。
相应地,在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下的发展中国家,老龄化趋势也开始出现。2005年,发展中国家60岁以上人口已达8.1%,预计2050年将增加到20.1%。由于未富先老,在一定意义上,发展中国家政府所面对的老龄化问题,将更为严峻。《世界人口政策2007》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时,高达81%的发达国家将老龄化列为国家人口政策“非常关注”的重点;在发展中国家,同一比例也高达45%,其中,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该比例则高达70%。
为减轻老龄化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压力,欧洲、日本等国在国内主要采取三方面的对策。其一,增加劳动力队伍总量,具体包括鼓励更多女性参加工作,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不提倡甚至不允许提早退休;其二,减缓社会福利系统压力,具体包括建立更全面的强制性参保制度,提高享受社会福利的门槛,收紧保障范围;其三,鼓励本国国民多生育子女,具体包括提高对婴幼儿的补贴标准,使年轻的父母们能够将养育子女与维持或提高生活水准相互结合。在2002年至2006年期间,全世界共有41个国家提高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发达国家中,60%的国家将男性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以上,40%的国家也将女性能够享受老龄人口福利的年龄标准提高到65岁以上。俄罗斯、法国、德国等也都采取了提高婴幼儿补助金等刺激生育的措施。然而,相关调查显示,以上对策迄今为止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在发达国家,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不仅没有明显提高,还出现了相当一部分的不婚族和不育族。而任何试图减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政策。都会激起公众的强烈不满甚至公开抗议,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也得不到老年人的认可。在欧洲,半数以上男性仍然希望在61岁之前退休,半数以上女性希望在60岁之前退休。在美国,半数以上接受调查的男性和女性都选择在62岁以前退休。
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从1975年的7%上升到2007年的11%,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中等增长率估计,中国到2050年时,60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1%,届时也将出现每2名60岁以上老人面对1名未成年人的状况。”中国如何从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人口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已为当务之急。
由于人口增减具有自身强大的惯性,政府采取鼓励或限制人口出生率的政策,可以对人口的未来增长施加影响,却绝对无法应对当下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为应对国内劳动力短缺而不得不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通过不同方式接纳国际移民。二次大战结束初期,由于经济复苏对于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西欧国家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施过从南欧、北非及西亚的土耳其引入大量“客工”(guest workers)的政策。但是,自战后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爆发后,西欧各国应对经济衰退采取的紧急措施之一,就是不仅立刻关上了引入移民的大门,而且采取种种措施将业已进入本国的外来移民“礼送”回国。进入后冷战时期,随着前苏东集团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原先严格限制人口外迁的国家打开了人口流动的大门,西方国家更是建立起了极为严格、繁琐的审核接纳移民的新体系。回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学术界关于国际移民的大量著述,基本观点普遍认为:面对当代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滚滚移民潮,发达国家控制国际移民的政策势必步步趋紧。
然而,《世界人口政策2007》所提供的进入21世纪之后的相关数据,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上世纪末专家预测不一样的图景。事实是,近十多年来,希望减少国际移民的国家政府比例从1996年的40%下降到2007年的22%,降幅近一半;反之,希望增加移民接纳的国家比例则从4%增加到6%,虽然绝对比例仍然很低,但就相对比例而言,却增加了50%;尤其是希望维持现有移民规模及不对移民进行特别干预的国家政府比例从55%上升到72%(见图1)。
应当说,过去十多年间,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对国际移民流动是不利的。美国“9·11事件”后反移民势力增强,法国、英国先后发生与移民相关的动乱事件,亦形成对外来移民有增无减的巨大政治压力;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别,则促成发达国家资本源源流向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加上发达国家资本实施的各种各样的劳务外包方式,实际上已经将大量就业机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倘若仅限于此,发达国家国际移民政策从拒绝向接纳的转向,是得不到解释的。换言之,笔者以为,近数十年来世界人口生态变化所产生的深层影响,及其对于人口流动形成的潜在的、持久的推动力,才是国际移民政策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笔者根据《世界人口政策2007》提供的数据,对当今世界主要移民输出国的基本情况做了一个统计。根据该资料集给出的数据,目前全世界明确制定了支持本国人民对外迁移政策的国家共有13个,其中亚洲国家有10个,即孟加拉、印尼、约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越南、也门、乌兹别克斯坦;另3个国家为:拉美的洪都拉斯、北非的突尼斯、西太平洋岛国图瓦卢。该资料集同时还标明,另一个非洲国家埃及政府也希望增加本国移民外出,但尚未采取有效政策推动人口外移。另外,据笔者多年搜集的资料,在以上14国之外的印度、菲律宾和墨西哥,是当今世界的三个移民输出大国。在该资料集中,印度政府和菲律宾政府对目前本国人口输出情況基本满意,其基本政策以维持现状为要;墨西哥政府则认为人口外迁太多,希望减少移民外迁。笔者以为,无论这三个国家的政策取向如何,作为当今世界重要的移民输出国,与其他移民输出国存在若干共性,因此将这17个国家的人口构成及移民情況一并制成表2,以便分析。
表2的17个国家中,图瓦卢的情况较为特殊。图瓦卢陆地面积仅26平方公里,总人口仅1.1万,是一个由一些小珊瑚岛群组成的小国。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该国可居住面积越来越小,有报道甚至认为,受害于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图瓦卢的岛屿可能于50年内被海水完全淹没,该国将可能成为第一个必须举国迁移的国家。近年来该国政府一直与邻近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商谈人口迁居之事。图瓦卢鼓励人口外迁的政策背景与其他16国有明显不同。
从人口构成的角度看,上表除图瓦卢之外16个国家的共同特点是人口增长率普遍较高,其中约旦和也门的年增长率高达3%,数倍于当今全世界年均1,2%的增长率。其次,以上16国总人口构成也相当年轻,尤其是15岁以下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除泰国、斯里兰卡分别为21%和23%,其余14国都在28%以上,高于或相当于全世界同一年龄组28%的平均水平,最高如也门达到45%。反之,60岁以上老龄人口除泰国与斯里兰卡为两位数之外,其余均为个-位数,低于全世界同一年龄组平均10.3%的水平,尤其是也门、约旦、巴基斯坦、尼泊尔、洪都拉斯、菲律宾等国60岁以上年龄组人口仅为总人口的4-6%。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构成,是这些国家鼓励本国人口加入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的重要基础。这些国家移民政策的一大共同点,是支持本国劳动力到国际劳动力市场上去竞争。因为,如此既能减轻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又能通过移民的劳务汇款增加本国的外汇收入。作为鼓励本国劳动力向外流动之基本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政府都设立了主管本国劳动力人口向外迁移的部门,通过与移民接纳国签订双边条约等措施,保护移民工人的权利。如果将上述鼓励移民输出国的人口构成,与当今主要移民接纳国和明确表示将在未来增加移民接纳国的人口构成进行比较,两者之间的人口基础差异更为明显。
除了当今人们所熟知的移民接纳大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之外,根据《世界人口政策2007》提供的国别资料,芬兰、德国、以色列、韩国、俄罗斯、新加坡和苏里南等7国也制定并实施增加吸引外来移民的国策。虽然美国宣布的移民政策是维持目前的移民接纳水平,但因为美国乃当今最大移民接纳国。维持现有水平意味着维持最大接纳国的水平,因此本文也将其列为移民接纳国一并分析(见表3)。
以上罗列的11个移民接纳国中,苏里南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苏里南矿产资源丰富,近年来又在近海发现了预计含量约3亿桶的海底油田,石油工业伴随着国际油价飚升而迅速发展。2007年,苏里南国家石油公司的年产量、营业额及上交利税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苏里南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时期,2001年苏里南人均GDPl447美元,2006年即猛升至4150美元,五年增长286%。吸引投资移民和劳动力移民,于是成为苏里南促进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国策。”苏里南的情况与海湾石油国家的情况相似,而与人口构成的关系较不明显,是其中唯一的例外。
如果将除苏里南以外的10个移民接纳国的人口构成,与主要移民输出国进行比较,移民接纳国人口构成主要特点正好与表1所罗列的移民输出国的情况相反。其一,在10个移民接纳国中,除已经实施长期接纳移民政策的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加拿大、新西兰之外,新加入移民接纳行列的都是人口增长率相当低的国家,其中芬兰、韩国2007年增长率仅0.3%,而德国和俄罗斯则更是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其二,这些国家的老龄人口构成都远远高于全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德国高达25%,芬兰高达23%。反之,15岁以下年龄组比例除以色列之外,全都低于目前全世界28%的平均水平,最低如俄罗斯仅为15%。
鉴于人口构成无法在短期内实现逆转的生态环境,面临人口减少困境的国家只能从接纳国际移民得到弥补。目前发达国家接纳国际移民的总体趋势是:希望维持一定移民水准的政府数量明显增加,而希望减少国际移民的国家数目则明显下降。1996年时60%的发达国家制定了减少移民的政策,到2007年时同一比例只剩下8%。换言之,2007年时只有丹麦、爱沙尼亚、法国与荷兰4个发达国家要求减少移民入境总量,但其中的丹麦、法国与荷兰,国,在减少总量的同时则执行增加接纳高技术移民工人数量的政策。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俄罗斯等5个发达国家则希望增加接纳移民的总量。
总之,发展中国家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发达国家或曰高收入国家已经缩减的劳动力人口以及迅速壮大的老年人口,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双方在人口构成上可以互补的人口生态基础。因此,尽管所有国家政府都对本国有限的资源小心翼翼,所有国家政府都对本国地域疆界寸土必争,而且,所有国家政府都意识到人口跨境流动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潜在矛盾乃至冲突难以消弭,但是,人口生态失衡的根本性原因,却促使当今世界移民输出国与接纳国政府之间,在移民跨国流出与接纳的问题上,达到了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高水平的相互吻合。
如果说,移民输出国政府曾经有过关于促进人口外迁可能造成人才流失的担心,移民接纳国政府有过关于接纳移民造成资源紧张、文化冲突的担心,那么,时至今日,面对最根本的人口生态问题,以上担心都不得不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共识是:眼下国际移民政策的当务之急,不是一味严加限制,而是如何加强对国际移民的有效管理,实现共赢。
世界人口政策的以上动向,对于具有庞大人口规模的中国而言,具有值得深思的重要意义。在未来半个世纪内,全球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持续老化,已成定势。目前为应对劳动力人口短缺困境的发达国家,是通过引入发展中国家移民以弥补本国劳动力之不足,从而间接担负起在经济上支持、在生活上照顾老龄人口群体的职责。但是,当发展中国家自身也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又该如何应对如此社会需求?这无疑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从现在起就必须未雨绸缪的重要问题。《世界人口政策2007》的大量数据,无疑对中国人口政策的适时调整给出了重要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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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在经济处于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的形势下,以增发国债为政策突破口,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实现增加投资、促进消费、扩大出口,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领域的一种主动出击。主要目标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一)此次出台的投资拉动举措有向民生方面倾斜的特点。虽然投资拉动依然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但这次更重视民生,十项措施中至少有五项以上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与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人群有关。
(二) 首次把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税制转型改革列入了扩大内需的举措之中。此次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约1200亿元,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未来还将在降低工薪阶层、个体经营者和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收支出、扩大城乡居民消费补贴范围和积极推进消费信贷等方面加大力度,以刺激消费需求。
(三)此次出台的措施将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一方面将促进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等举措,这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另一方面,此次出台的措施将扩大投资与拉动消费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这些投资既有利于促进当前消费、拉动经济,也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构建和谐社会。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借助于财政支出的增加、国债发行的扩大以及税收政策的调整,同时通过比较宽松的出口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助,不断地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是我国经济受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具有着“思路新”、“力度大”、“导向明”以及“工具多”等鲜明特点,当前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减税、扩大国债发行以及增加政府投资三个方面,所以本文尝试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分析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
(一)减税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在积极财政政策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减税,从目前的发展情况分析来看,由于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我国企业的发展一度面临着困境,对企业实施减税的政策已经成为必然,下面就几个税种进行剖析。首先,出口退税和经济增长一般是正相关。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已经多次借助于出口退税率的提高以及出口退税范围和项目的扩大等措施,为企业压力的减轻提供了良好的帮助;其次,一般来说,涵盖了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以及营业税的流转税主体税种与经济的增长是呈现出了负相关关系,因此减少流转税的征收,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目前我国进行增值税的转型的相关改革,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促进消费的回暖,促使投资的热潮更加明显,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再者,企业所得税也与我国经济的增长是负相关的关系,企业所得税对生产要素起着两种效应,即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在这两种效应中,替代效应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所以总体效应就是企业产出的减少会受到所得税的增加的影响,因此,完善企业所得税的相关政策和工作,能够有效地刺激国内需求,对经济的复苏也有着强而有力的促进作用。
(二)扩大国债发行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要想促使积极财政政策能够获得更大的成效,最切实可行的一点就是在不促使微观主体负担增加的前提下扩大政府的投资,在这样的状态下扩大国债发行就是最佳的选择。在近些年的各项改革中,我国的经济已经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财政收入的日益增加促使财政赤字逐渐减少,借助于国际上比较通用的经验数据和指标分析来看,我国国债的负债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能够提供更加宽阔的发债空间。就一般情况而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势必会让国家财政赤字增加,但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仍然在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之内,结合我国的国民经济全局,合理的扩发国债的发行是十分可行的。在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以及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只要国债的发行能够控制在与当年的GDP和财政收入相适应的水平上,就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有助于为经济的增长提供莫大的活力源泉,为我国政府投资等作出了很好的铺垫。
(三)增加政府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政府的相关决策对于经济发展的走向以及增长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引导下,合理的政府投资,能够借助于乘数效应让我国的经济得以在更大的程度上增长,所以在积极财政政策中增加政府投资也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工具。仔细一点来讲,转移支付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投资的两个方面,在转移支付的情况下,社会公众的可支配收入得到了增加,对于消费的需求以及投资的需求都有着很强的刺激作用,在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等方面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政府支出就是促使购买力和需求得到直接性的增强,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乃至整个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相关数据资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合理的增加政府投资,能够带动和引导社会投资的增长,但我们应当想到的是,任何事情都有着“双刃剑”的效应,所以在看到政府投资的增加所带来的积极效应的同时,要注重对企业的投资做出比较合理的保护措施,从而减少甚至杜绝由于政府投资所带来的挤出效应等的不良效应,真正的为增加政府投资的积极作用的发挥保驾护航。
(四)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货币政策为总量政策,财政政策的功能更侧重于结构调整,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在各自的调控领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且要加强协调配合。应进一步发挥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特点,财政政策要在支出结构上做有效调整,使财政资金向民生领域与国民经济关键行业倾斜,引导社会资金跟进,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产业结构;货币政策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等多目标转向专注于物价稳定的单一目标,通过稳定物价促进其他目标的实现。
(五)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是预防金融危机,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波动的重要途径。第一,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将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第二,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较大,因此要进一步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步伐,提高其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第三,要抓住机遇加快服务贸易国际化进程,提高服务贸易的出口量。第四,建立多元化的国际市场,加大对亚洲、非洲、拉美洲等新兴市场的拓展力度,避免对个别国家造成较大依赖。同时,应主动、渐进、可控地加快汇率市场化步伐,改变国际社会和企业对人民币稳定升值的预期,降低汇率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和巨额外汇储备对人民银行货币投放的影响,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十年前我国政府为了有效的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十年后为了有效地规避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风险又重启了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事实促使我国经济的回暖和增长,我们在看到积极财政政策所带来的积极效应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的是积极财政政策所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并且采取合理的措施去完善与改革,让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出所有的积极效应,为我国经济迈入更高的台阶提供强大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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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目前国内有很多高校已经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因此,在我校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方面,可先尝试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行双语教学,然后逐步推广到经贸学院的其他经济类专业。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国际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困境及对策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国际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困境及对策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地区)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国际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得以不断提高,且已成为经济学类各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因此,结合国际经济学的自身特点,不断探索该学科的教学改革,对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运用该课程分析和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部分高等院校才开设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之后越来越多的高校也陆续引入这门课程。作为一门在中国发展时间仍不长的经济类专业基础课程,国际经济学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
国际经济学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应用与延伸,是经济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从研究内容来看,国际经济学主要包括微观部分(国际贸易部分)和宏观部分(国际金融部分)两大块。其中,国际贸易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本工具,属于实物面研究;而国际金融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观经济分析为主要工具,属于货币面研究。
2.理论体系比较庞大。
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并且涉及到很多当前国际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微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要素国际流动等问题,侧重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与利益分配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其依据等。宏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收支理论与政策、汇率理论与政策、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从国际经济学所涉及到的理论派系来看,微观部分主要涉及到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宏观部分主要涉及到货币模型、资产组合平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可谓是理论派别林立。此外,国际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学科,如克鲁格曼等人仍致力于国际经济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
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类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如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课程互为依托。在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国际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一般都是安排在其他专业课程之前或者与其同时开设。在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将会涉及到一些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因此以前所学习的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投资学等基础课程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学的学习也将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并有利于学生以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来学习和研究理论和现实中所涉及的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方面的问题。
4.对数学能力的要求较高。
国际经济学是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科,其内容涉及到比较多的经济数量关系。国际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形成关系密切且相互支持的理论体系,是因为它体现了数学的基本特点,即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一般来说,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数学知识作为支撑。而在其中大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论述的国际经济学,更是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
国际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经济类课程,这些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或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过程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然,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学生的专业基础较为薄弱。
作为经济学类专业的基础学科,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也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和前提。尽管这些课程在教学计划中都有所安排,但学习效果并不理想,这一问题在国内大多高等院校的教学实践中都是存在的。再加上受应试教育这一传统思维的影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将所学的理论同经济发展实际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记忆,致使专业基础不够牢固。而这势必会影响到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难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2.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较弱。
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更是涉及到了较多的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在教学的过程中明显发现,学生对数学工具的运用还不够熟练,数学思维能力较弱,对逻辑推导、数学证明等比较生疏,尤其是难以理解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不能将数学模型与其经济含义联系起来。因而,学生的数学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3.教学方式比较传统。
目前,很多国内高等院校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仍普遍采用“满堂灌”这种较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将讲授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而忽视了学习方法的引导,更忽视了“教”和“学”的互动,这种教学方式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实践中也发现大多学生仍倾向于“被动”学习,缺乏“主动”的思考。
4.理论与实际脱节较为严重。
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大多高校仍倾向于由教师选取相应的教材并以该教材为中心进行教学,这有利于教师完成备课、讲授等教学环节,也有利于学生对该课程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掌握,但这也使得教师和学生过分依赖教材,进而忽视了国际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难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众所周知,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而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可能会导致“教”、“学”双方思维僵化,难以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并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更难以增强学生用所学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定位应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其教学质量,进而增强学生用所学的国际经济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1.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
为有效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必然需要一支科研和教学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而建设好国际经济学师资队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加强学科内任课教师的定期交流,不断提高团队意识,此外还要积极同兄弟院校的相关师资队伍进行沟通和交流;(2)鼓励任课教师到国内外其他高等院校进修和深造,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知识层次;(3)鼓励任课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科研水平;(4)加强师资队伍的培训,使之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并将其有效地应用于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
2.引入比较先进的教学方式。
针对目前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目前国内有很多高校已经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因此,在我校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方面,可先尝试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行双语教学,然后逐步推广到经贸学院的其他经济类专业。此外,可以采取诸如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实验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方式,有意识地培养并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尝试将所涉及的理论同现实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这样不但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更能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充实新内容。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层出不穷,国际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而教材里面知识的更新却显得有些滞后。因此,在结合教材讲授国际经济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的发展动向,并及时充实新内容和引入新数据。如在讲授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要引入当前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在讲授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时候,要引入新数据并介绍欧盟发展的最新动向等等。此外,还应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同课程教学结合起来,坚持学以致用,并立足于为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
4.处理好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
在国内不同高校的经济类专业中,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高等数学等是国际经济学的基础课程,而国际经济学又是国际贸易学、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其他专业课程的基础课程。在经济类专业的教学体系中,国际经济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更应认识到国际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课程的重要性,对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的课时量及其开课时间等进行科学安排,对于学生已经修过的课程的知识点要加以回顾,对于学生尚未修过的其他专业性课程的知识点要予以介绍,以体现学科之间的承接性和过渡性,并不断帮助学生去认知整个经济学知识体系。
5.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案。
作为一门对数学思维能力要求较高的课程,如何处理好理论模型和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不同层次和专业方向以及学时安排等具体情况加以区别对待。例如,对于数学基础较为薄弱的班级,应根据其专业特点和教学计划等有所选择地讲解模型,并着重讲解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而对于数学基础较好的班级,在讲授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应着重培养其逻辑思维能力,使其理解数学模型的假设前提、论证过程和经济含义等。学以致用!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引导学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认识现实中的国际经济问题,然后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效果并增强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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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是指应届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主任助理或其他职务。很多驻村985村官就主要负责村级电商、村庄信息平台维护、争取地方和国家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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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成绩方差解析以及教育革新
一、2011年9月份外贸景气指数呈环比下滑走势
1、欧美债务危机将恶化纺织企业出口环境。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各种不确定性,欧美经济低迷债台高筑,各新兴国家增速放缓,各国决策者都在争相寻找对策,但又无奈地陷入两难与分歧,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掌控”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近期轮番上演的欧美债务危机使出口纺织服装企业外围经济环境压力加大,考验下半年企业运行。而经济不振将导致消费下降、西方政府更倾向于采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措施等,这对处于疲态的纺织服装行业是不小的压力。因而在此种多空因素交织的局面下,中小纺企下半年出口形势仍很严峻,或将继续在疲乏中坎坷行进。
2、纺织业的国际贸易形势依然严峻。
近年来,中国成了遭受国外贸易救济特别是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等最多的国家,而纺织品正是最被针对的几种产品之一。虽然经过艰苦谈判,中国最终解决了纺织品贸易争端,签署了纺织品备忘录,但并不意味着类似配额争端的事件不会再发生,有关纺织业的国际贸易形势依然严峻,寻求突围的路漫长而艰辛。
3、中小纺织服装企业竞争力不足。
原材料成本无优势和用工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利空因素叠加作用,压制出口订单短期难有增加。在动荡的全球经济大背景下,消费信心难以提振,加上部分大众产品出货处于盈亏边缘,个别小型企业低档产品出现亏损,资金问题困扰,纺企运营压力较大,整个纺织行业复苏困难重重。部分中小纺织服装企业外单承接相对不足。中小纺织服装企业本身竞争力不足,而又遇现金流短缺、人民币升值等多重不利因素,再加上部分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压缩,赢利较为困难,这使行业内各中小纺织服装出口企业信心加倍受挫,部分中小企业悲观预期增加,这种悲观预期或将加重未来中小企业经营困难。
4、国际宏观经济动荡加剧,出口订单接单回缩。
国内纺织业出口订单接单不足,欧债危机的持续恶化令全球市场严重受挫,近期受国际宏观经济动荡加剧,市场恐慌情绪拖累致使部分中小出口纺企外贸接单下降;另一方面,国内货币调控政策方向继续,临近9月底,银行信贷势必再度收紧,成为限制纺织企业资金周转的重要因素,致使出口订单接单回缩,部分中小纺织企业开机率下滑。国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今年以来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能源成本和运输费用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造成产品成本逐年增高,致使大量纺织服装外单向其他东南亚国家转移。因东南亚工人工资低廉,更加剧了下游订单的流失,导致市场需求疲软,大众产品积压现象局部凸显,资金周转困难加重。
5、部分纺织品出口环比下降。
本期棉及其混纺面料、化纤长丝面料、化学短纤面料、簇绒织物、日用家纺面料、窗帘帐幔、针织钩编物外贸景气指数不等量下滑,拉动总类外贸景气指数环比下降。
1、国际经济环境疲弱。
赢利空间相对压缩。自2010年6月人民币重启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升值,至2011年9月30日1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6.3549元。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升值,汇率风险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压低纺织服装出口利润,对于外需市场势必造成负面影响。纺织业当前成本压力突出,劳动力持续攀升,信贷政策逐渐紧缩,产品终端价格传导相对滞后和不畅。国际经济环境疲弱,外销市场需求逐步放缓,中小出口企业外单不足,赢利空间压缩,致使9月份外贸价格指数环比下降。
2、部分纺织品出口单价环比下降。
本期棉及其混纺面料、化纤长丝面料、化学短纤面料、簇绒织物、刺绣品、日用家纺面料外贸价格指数不等量下跌,拉动外贸总类价格指数继续呈环比下降走势。
预计2011年10月份外贸景气指数呈小幅回升走势。中国轻纺城创意基地吸引力越来越强,韩国、意大利、法国、德国等知名设计机构纷纷入驻。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西安工程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知名高校在创意产业基地设立技术转移中心,中国纺织信息中心也在柯桥设立了分中心,建立了国家纺织面料馆。
随着中国高校纺织品设计大赛、中国轻纺城时尚创意周、首届绍兴县纺织面料与花样设计大赛、中国设计名师流行趋势发布等活动的开展,纺织创意在柯桥掀起了层层推进的发展浪潮,备受业界关注。虽国际经济环境疲弱,但许多绍兴规模型出口纺企以市场为导向,专注产品研发,改变发展模式,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并积极自主创新,产品研发走差异化道路,提高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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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政策关税贸易理论变迁
[论文摘要]本文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跨度和较大的空间跨度上,研究了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变迁,通过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试图总结出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出现的规律性与客观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并使之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制订有所帮助。
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采取何种的贸易政策理论作为指导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使虽然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各个国家也经常发生贸易问题,比如正在解决中的美国对中国轮胎征收高额关税的事件。
在回溯到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答案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历史在惊人的重复中划过了一个大w型。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中,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交替上升,彼此替代,在对立统一中使世界经济走到了今天。如果撇除各门学科言必称的古希腊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从l5世纪初的重商主义时代一直到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强,在政府行为方面赞成政府在国际贸易中实行无为政策的放任自由主义者和赞成实行干预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无数次的辩论,内容涉及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福利和产业成长的影响,日益依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利益分配等其他问题上的作用等。争论的核心和焦点是政府应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还是推行保护贸易政策。争论是如此的激烈,而且一直没有停止过,以至于罗伯特·吉尔平断言说“争论可能永远得不到解决”。近代国际贸易始于15世纪到l7世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政策要求政府加强管制力量,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由于西欧各国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关系急剧发展,社会财富的重心由土地转向了金银货币,货币成为全社会上至国王下至农民所追求的东西。而获取金银的途径只有开采和发展对外贸易。而这种使国家富有的对外贸易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只有保持对外贸易的顺差,才能达到使国家富有的目的。
在这种思想下,重商主义者们极力主张政府干预对外贸易,对进口商品课以高额关税,或禁止进口本国不需要的商品。正如恩格斯所形象描述的一样:“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
长期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行,妨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原料和谷物价格上涨,工业成本上升,影响销售市场的扩大,造成通货膨胀,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从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对重农学派的主张及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诺斯在这里对自由贸易的思想作了出色的阐述:“阻碍贸易的法律,不论是关于对外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不论是关于货币或是其他商品,都不是使一个民族富裕、使货币和资本充裕的要素。……我们可以费力筑篱去为杜鹃鸟,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人是靠政策致富的;而和平、勤劳和自由却能促进贸易和财富,此外别无其他途径”。对外贸易政策在这里开始w的第一个转折,从干预转为自由放任,其间经过了N·墨尔本、D·诺斯、D·休谟、J·洛克、J·马西、J·D·司徒亚特,至亚当·斯密集其大成,完成于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他谈到:“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l/5或20%,而制鞋时只强l,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它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英法等国在l8世纪末至l9世纪末这个时期,大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降低关税税率,减少了纳税商品的项目,简化了税法。这种自由贸易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3年大危机之前,大多数的理论和政策均相信,经济处于不均衡状态时,“正如线上悬着一块石子,如果离开了他的均衡位置,地心引力将立即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而政府确实遵照这一思想在这一时期忠实地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
1776年,美国宣布成为独立国家,为了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避免成为英国的农业附庸A·汉密尔顿坚决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保护美国当时尚处于幼稚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F·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对这一思想做了十分深刻的论述:“在自由竞争下一个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已经没有可能。……必须牺牲眼前利益,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在这里,有趣的现象发生了。的第二个转折开始了,重商主义的思想好像又复活了过来。在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保护贸易理论也颇为引人注目,结构主义学派的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中心——外围论,即现实的世界经济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结构,就是“中心”和“外围”。它们形成了世界的两极,每一极的生产结构有着重大差别。由于收入弹性的不同,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有恶化的趋势,必须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征收保护关税,鼓励出口。发展中国家必须彻底打破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普遍完成了产业革命,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尤其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市场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国为了维持本国的生产和就业,纷纷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保护手段提高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商品进口,鼓励本国商品出口,以其转嫁本国的经济危机,从而使国际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贸易保护高潮。这一时期,琼·罗宾逊夫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固定的名称“以邻为壑(Beggar-t日y—Neig日bour)。超保护贸易理论和政策在w的第三画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而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则可以看作是这第三画的终结。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非充分就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贸易收支不可能自动调节实行平衡,因此政府应积极加强对国际贸易的干预,进行贸易保护,奖出限入,保持顺差,以实行充分就业。贸易保护理论在这一时期占了上风。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某个国家政府采取旨在医治失业的以邻为壑的行为,会产生国际性的以邻为壑的争斗,结果是国际贸易总额与世界产出总额相比萎缩,并最终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从第二次世纪大战后到7O年代初,世界政治经济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美国实力空前提高,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膨胀的经济,使其既有需要又有能力冲破当时发达国家所实行的高关税的政策。日本和西欧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愿意彼此放松贸易壁垒。此外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推动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跨国公司的迅速兴起,也迫切需要一个自由贸易环境以推动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于是,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先后出现了自由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大幅度削减关税以及降低和撤销非关税壁垒,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经济合作组织蓬勃发展,IMF、WorldBank、欧盟、WTO、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东盟、APEC等经济合作组织先后出现。w在这里重新转折,完成了它的最后一画。这一时期的政策是和理论界的“新自由主义”抬头有直接的关系。“新自由主义”锋芒直指凯恩斯主义,认为西方经济的滞胀是凯恩斯主义造成的恶果,因为政府的过度干预扰乱了市场经济的合理运行,妨碍经济增长,并且是政府预算赤字剧增,造成通货膨胀。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这一时期的理论学派如弗莱堡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均赞成自由贸易的政策。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世界经济是如此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动,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lf缶就业压力增大,市场问题严重等问题,国内劳工组织和工业资本家阶级强烈要求政府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这一时期贸易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贸易保护措施由过去以关税为壁垒和直接贸易限制逐渐变为间接的贸易限制;二、贸易政策措施朝着制度化、系统化和综合化的方向发展,贸易保护制度越来越转向管理贸易制度;三、国际贸易壁垒由国家间转变为区域性经济组织之间,区域经济组织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制度,组织之外则实行保护贸易制度。9·11之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跌至谷底,可以预见这股保护贸易的声音还会加强。看来,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这对矛盾还要继续走下去,这个w也远不是国际贸易历史形态的终结,矛盾的双方还会在对立统一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使世界经济继续向前发展。有人说,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今天的WTO,不外还是“自由贸易、协定关税”这八个字。我倒觉得这种说法颇值得商榷。虽然从最终结果来说,我们终于走上二了自由贸易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省略中间的过程不提。如果诚如马嘎尔尼所愿,中国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清朝就实行自由贸易,那恐怕我们现在看到的就不是一个日渐强盛的中国,而是一个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附南国了。从美国和日本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发达国家老大的美、日等国,也经历上述国际贸易政策的变迁。在发展初期,他们均是利用A由贸易出日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增加的出日收益而在国际市场上筹到资金,进一步扩大出口生产,而不断增加的本地需求则引致了制造业的的大规模建立:在积累够了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后,政府对贸易活动进行干预,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限制一些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以保护民族工业和节约外汇。同时,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利用外国资本,引进外国技术,建立和发展本国工业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这就是有名的“进日替代战略”。美国从独立战争到二次大战结束这很长的一段历史中就曾实施了这一战略,赶上并超过了有“世界工厂”美誉之称的英国。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也曾用严厉的控制出口的政府保护,来推动争取其在世界钢铁、汽车及电子产业争夺领导地位的斗争。结果不久,日本这些产业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了充分竞争力。劳拉·泰森对5O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的行为是这样结的:“如果在6O年代,当至少菲亚特汽车公司有一种竞争性产品提供给日本的消费者使用,日本不对外国进口汽车关闭其国内市场,那么,日本的汽车贸易会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吗?如果在70年代,日本没有对美国生产的低成本高质量的16K随机存取存储器关闭其国内市场,那么日本的半导体工业能有今天的技术及竞争优势吗?如果没有专门针对科宁玻璃公司关闭日本市场而鼓励日本发展国内这方面的生产能力,那么,本能在今天有光导纤维方面的突出优势地位吗?”当他们建立好了本国的制造业,具有了充分竞争力的产品之后,就开始高举起“自由贸易”的大棒.实施“出口替代战略”,来抢占世界市场,享受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的美餐。而当其他国家有了一些有竞争力的产品时,他们又挥舞起“公平贸易”的盾牌保护本国工业,限制其产品进口。
中国的发展也走过了一条类似的道路。建国之初,在“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进行了严格控制,人为割断了国内与国际市场。客观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底子。8O年代末期,中国制定了沿海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提出要充分发挥广大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一时期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和初级产品为我们筹集到了大量资金,进一步扩大了出13.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型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进入9O年代以来,通过保护政策,我国的家电行业、纺织业、玩具业和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这就要求我们逐渐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开辟国际市场,享受由于资源禀赋不同而带来的国际分工的好处9·11之后,全球经济一片灰暗,跌入谷底,而中国经济则作为其中的少有亮点而为世界所瞩目。这正是我们抓紧机遇,缩小差距的良机: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正言行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理论和政策没有优劣之分,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政策一定要结合国情和时代特点。当前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充分利用加入WTO组织的地位,趋利避害,大力扩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出口额度,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要采取的贸易政策,也是谋求中华民族的第二次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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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定符合当地发展状况的文创产业集群政策是公共部门决策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将文创产业集群政策制定视为一个培育企业和产业集群动态能力以及应对外部环境适应能力的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演化视角下的文创产业集群政策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为了逐步落实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以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了各级政府所关注的焦点。然而,文创产业集群虽然形成,但是由于政策定位的偏差,使得相应集群产业并未实现对内部与外部优势资源的有效获得。本文基于演化视角下,对文创产业集群政策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优化建议,以供参考。
在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以成为我国当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而文化创意产业以自身所具有的高附加值、低能耗且低污染的优势强势加入经济发展格局之中。目前,虽然各地政府以政策性的优势逐步实现了文创产业集群的构建,但是由于政府政策上的偏差,致使相应的文创产业集群只是具备了地理位置上的集中,但是却没有实现对内部优势资源的充分利用。因此,基于演化视角下,需要针对文创产业集群的发展所需实现政策上的进一步创新与完善。
(一)外部环境的影响
政府部门在落实经济发展政策的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会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外部市场环境本身不仅具有着复杂性的特征,同时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文创产业集群在面对这一复杂且变化的市场环境时,无疑会受到深刻的影响,比如新技术的发展、新政策的出台等。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集群内部就会以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进而通过演化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所以这种影响具有着一定的制约性。面对此种情况,政府要想确保地区文创产业集中群按照自身所制定的目标与方向发展,就需要以法律以及政策的变化来实现自身的干预功能,进而才能够维护市场的发展秩序,确保行业的稳步前行。
(二)政策决策本身的局限性
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下,政策决策者本身的思想行为是无法脱离所在时空的约束的,所以,即使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已经基于该地文创产业集群的发展所需进行考虑,但这一决策内容本身受到决策者自身思想行为的限制,其是以自身的价值观为出发点,在利益的定位上存在差异性,加上以自身所具备的知识能力以及所掌握的信息基础为出发点,进而使得政策决策本身受限。
(三)文创产业集群的演化所致
文创产业集群本身就处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在文创产业集群的形成阶段、发展阶段以及成熟阶段,再到最后的衰退阶段,每一阶段的不同需求都客观上要求政策的演化。在起步阶段下,集群的每一个个体自身实力较弱,加上在发展过程中有着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差异性的背景下使得其很难实现协作,合作网络难以迅速形成,创新能力过低。而这时就需要相应的政策为导向,以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政策的扶持使得网络化结构形成,此时的政策凸显重要,而衰退阶段的出现就间接的证明了政策上需要实现进一步的演化,进而才能够激发集群的协作创新能力。
(一)构建动态政策评估机制体系
基于外部环境本身的复杂性与发展性,要想确保政策的实施能够时刻满足集群的发展所需,就需要构建动态评估机制,以实现对政策指向的有效调整,这就要求要以集群的实际发展状况为基础,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来实现对政策的调整,同时还需要不断提升政策决策者的知识能力,并强化决策者与企业间的沟通,以确保获得充分的信息基础,进而通过有效的分析评估来实现政策的及时调整,确保文创集群产业的稳步发展。
(二)强化品牌管理,实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首先,在品牌管理上,为了避免当前文创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因品牌的雷同而出现“内忧外患”的问题,需要通过对品牌管理的实施来确保产业集群实现特色文化品牌的打造,进而通过品牌效应的发挥来带活各个集群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强化品牌管理的过程中,能够加强集群企业间的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实践经验来端正自身的合作态度,以整体利益的获得来促进每一个个体的发展。其次,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需要根据集群发展的实际状况来实行具有动态性质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同时保护的力度也要根据这一标准进行有效的调整,以促进集群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
(三)构建动态创新网络,以采购规模的扩大来实现激励机制的落实
首先,在动态创新网络的构建上,可以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集群内企业合作的方式等来实现技术、资金等的进一步强化,在此基础上为实现创新注入人才动力,所谓集思广益,相信同行业精英的汇聚定能够激发出创新的火花。同时,要以相应的政策为引导确保集群能够获得具有优势的外部资源,进而为实现创新奠定基础。其次,为了确保实现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了确保文创产业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具备可持续性,就需要以有效的激励机制来解决集群产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为其实现创新注入充足的资源,就需要政府以及相关公共部门要加大对文化产品的采购力度。
综上所述,基于演化视角下,文创产业集群政策的演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为了确保文创集群产业能够具备创新的动力与活力,并在网络化的格局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实现政策的积极调整,通过构建动态政策评估机制、强化品牌管理、实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构建动态创新网络、扩大采购规模,为文创产业集群的发展注入政策上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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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国际经济学理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国际经济学理论
国际经济学研究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它也分析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商品劳务和资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约束这个流向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家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1]国际经济学理论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经济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边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高速游走,瞬息万变,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入溢出效应”对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这些巨额流动资本完全是在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管辖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而民族国家,包括是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无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无从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最后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如IMF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由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必将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必须肯定,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主权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所利用和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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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国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也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然而,政治改革在中国何以发生、其发生的内在依据以及政治制度供给的主体是什么?本文采用不同于传统的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政治制度供给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及改革中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
政治改革的发生,首先要产生一定的政治制度需求,但并不是有一定的政治制度需求,就一定能够产生相应的政治制度供给;或者说,政治制度供给并不一定完全满足政治制度需求,也可以理解为潜在的政治制度供给不一定成为现实的政治制度供给。
原因主要在于政治制度需求与政治制度供给存在社会收益与个别收益的差别。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制度需求是制度服务的接受者的需求或社会需求,是在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由制度的社会净收益决定的,而且这里的制度收益通常指制度的运行收益,制度成本也是指制度的运行成本。与制度需求不同,制度供给一般是制度决定者的供给,它是由制度决定者生产和提供的。制度供给虽然也是在制度成本和收益分析的基础上决定的,但它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而是制度的个别成本和个别收益。“不仅如此,决定制度供给的个别成本也一般不是指制度的运行成本,而是指制度的变革成本”。制度的运行成本和变革成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运行成本是指维护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运转而必须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是在该制度建立起来并投入运行之后才产生的费用;变革成本则是为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所必须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一种过渡成本。一旦一种制度或制度结构建立起来,变革成本就会终止,运行成本随即发生。
既然制度需求是由制度的社会净收益决定的,而制度供给是由制度的个别净收益决定的。由于制度的社会成本、社会收益与个别成本、个别收益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矛盾,其社会净收益与个别净收益之间也必然存在差异和矛盾。当新制度的预期社会净收益大于原有制度的社会净收益,制度接受者或社会成员产生新的制度需求时,只有新制度的个别潜在净收益大于原有制度的个别净收益,即制度变革者感到有利可图时,才会提供新的制度安排,这时政治制度供给才能满足政治制度需求,政治改革才能发生。否则,虽然新制度的预期社会净收益大于原有制度的社会净收益,但新制度的预期个别净收益小于或等于原有制度的个别净收益,这时推行政治变革对制度供给或决定者来说显然是不划算的。在此种情形下,潜在的制度供给不会形成现实的制度供给,虽然社会有政治制度的需求,但政治制度的供给者往往缺乏制度供给的意愿和动力,政治改革当然难以发生。因此,“制度变革与其说取决于制度需求,不如说是取决于制度供给”,政治制度变革是在社会政治制度需求的前提下,政治制度的供给者或决定者主导的政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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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经济学课程中,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较多。其主要运用抽象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假设前提条件,排除干扰因素,创造一个纯粹的理论分析框架。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学校国际经济学教学形式革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学校国际经济学教学形式革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往来越来越为密切,在人才的选择上,对经济学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目前,在高等院校,国际经济学是经济学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必修课程之一。
随着各国经济关系交往的频繁,国际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跟着日益提高。
国际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研究对象是国济经济关系。它运用一般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研究稀缺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国际货物、服务、资产等交易及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其内容丰富,牵涉到的数量关系及数学模型占有相当比重。可见,国际经济学是门理论性较强,有一定难度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依然采取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将导致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不理想,更不利于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高层次经济类专业人才。因此,探索与国际经济学内容和体系相联系的、行之有效的、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技巧,对提高国际经济学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对国际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有重要意义,对于培养高层次的经济类应用型国际化人才,促进经济乃至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
在国际经济学课程中,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较多。其主要运用抽象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假设前提条件,排除干扰因素,创造一个纯粹的理论分析框架。而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在高等数学方面相对薄弱,特别是对逻辑推导、图示、公式、数学证明更不易于接受,难以将这些模型公式与经济涵义相联系,故然对理解其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更是难上加难。而高校中的大部分国际经济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比较依赖教材,过于注重基本理论、模型及数学方法的讲解,忽视了国际经济理论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之间的关系,使课堂教学显得枯燥乏味,造成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不高,使学生有学不会的感觉,以致于出现厌学的情况。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学习的目的不明确,不知道学习这门课程到底有什么用处,对于用理论去分析国际经济问题更是无从入手。另外,许多高校对教师考核的目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课堂教学;二是教学的科研成果。对于实践教学方面根本不属于考核范围。正是由于院系方面对实践教学方式的忽视,使授课教师也缺乏实践教学的动力和压力,最终使理论与实践相脱节。
(二)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相脱节。
经济学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都隶属于应用经济学门类。随着国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对于经济类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国际贸易专业是涉外经济专业,不仅要求在国际经济方面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要求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良好的交流沟通能力,这就要求要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化经营管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从事国际贸易工作的人员,会经常与国外客户沟通联络,会经常使用英语专业术语。而如今,大部分高校在培养国际贸易人才时,依然是“黑板加粉笔”,满堂灌的中式教学方式,忽略了双语教学的重要性。
(三)课程设置结构不合理。
课程设置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问题,包括课程内容的设置以及课程结构优化。课程内容陈旧、结构不合理,是很难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的。美国大学就特别重视核心课程设置,比如康奈尔大学每年都要对课程设置(包括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与要求等)都要进行修改。目前,康奈尔大学经济系的新生入学以后,首先,要求必修三门课程,即“初级微观经济学”、“初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等数学”。其后再修八门课程,这八门课程中,包括三门必修课程,即“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另外五门可由学生按学校规定的范围选择课程。可见,课程设置的合理与否,对于学生在日后的学习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案例教学不仅是实践教学内容,也可以说属于课程设置的内容,部分高校教师在授课时“照本宣科”,不能合理安排课堂教学内容,同时也就做不到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结合,使学生在学习该课程时缺乏兴趣。
(四)实践型教师队伍水平有待提高。
当前,从事国际经济学教学的大部分老师中,虽说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但缺少实践经验,导致老师在具体的教学授课中,只讲本书中的理论知识,而忽略了该课程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忽略了这门涉外课程要求有较强的外语运用能力和实践型的分析问题能力。再得,参加学术活动是提高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有许多大学教师很少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使自己不能与其它高校教师或同行教学进行交流与学习,仅局限于自己的教学模式,不易于教学创新。
二、国际经济学教学改革与创新途径
(一)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由于传统教学模式造成学生实践能力差,以致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前景不乐观。因此,在国际经济学教学中,应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为此,应做到以下两方面:一是重视案例教学在国际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案例教学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可以使经济理论深入浅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并有助于师生互动,还能使学生充分了解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社会用人趋势。通过案例教学,不仅可以阐释抽象的理论和知识的要点,而且可以有效地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二是充分使用辅助教学软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教学已经成为现代教学的重形式,通过多媒体教学,可以穿插一些现实经济中的案例和图片,不但丰富了教学资源,而且使课堂教学更为生动,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开展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模式。
国际经济学是一门涉外经济课程,有着深厚的国际化背景。所以,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经济学理论知识,还要求掌握从事国际交流活动的专门技能,而英语是国际交流的通用语言,因此,要求学生的英语应用水平要高。大多学校都是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来体现对英语的重视,但忽视了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些英语专业术语。这就要求在教学期间,一方面通过开设像经贸英语、外贸函电等相关专业英语课程,来强化学生的对英语的掌握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使用“汉语教材为主英语为辅”的过渡型双语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多说英语多使用英语,渐渐实现用英语回答问题及考虑问题,特别是用英语进行国际交流,充分体现人才培养的目标,以适应国际化人才市场需求。
(三)科学安排课程设置。
国际经济学课程是经济学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的必修课程,其理论基础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是用比较通俗、直观的方法,讲述基本概念,介绍基本理论。因此,学习国际经济学要有扎实的西方经济学功底。另外,修好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学生要求具备较好的高等数学基础。但是,自高校扩招以来,经济类专业的大多数学生,由于数学基础的薄弱,以至于学生对教学中讲到的经济学案例有兴趣,而对逻辑热推导、公式、数学证明难以接受。再者,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中国加入WTO对国际经贸人才的新要求,专业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向综合化方向发展。所以,只有科学的安排高校学习课程,才能强化基础性理论课、外语类课、计算机运用和专业技能课,使学生有较好的外语运用能力、计算机运用能力、专业知识运用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国际经济学教师也应努力提高自身在数学、英语等方面涵养,以适应国际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趋势。
(四)有效提高教师素质。
高校培养优秀人才的前提就是要拥有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随着我国经济在全球地位的提高,对经济类国际化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因此,高校在培养经济类人才时,首要任务就是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通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当你给学生讲课时,可能不会使你学到太多新的东西,但是也许会帮助你整理近期的思维,或者促使你思考一些问题。但当你与经济学者对话,听著名经济学家做报告,和企业界人士聊天等时,都可以获得许多让你难以获得的信息,他们的话题总是带有不同的问题,这使你能够直接接触问题,而不是经由现象再到问题。通过学术交流,可以了解更多的经济方面的知识,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二是提高教师的英语水平。把双语教学有效地运用到国际经济学教学的课堂教学中,通过教师英语水平的提高,可以用效提高学生的用英语进行国际经济学知识交流的能力,更有助于培养全方位、高层次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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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经济类课程,这些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或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过程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消息是:国际经济学的现状与建议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国际经济学的现状与建议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地区)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国际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得以不断提高,且已成为经济学类各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因此,结合国际经济学的自身特点,不断探索该学科的教学改革,对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运用该课程分析和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部分高等院校才开设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之后越来越多的高校也陆续引入这门课程。作为一门在中国发展时间仍不长的经济类专业基础课程,国际经济学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
国际经济学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应用与延伸,是经济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从研究内容来看,国际经济学主要包括微观部分(国际贸易部分)和宏观部分(国际金融部分)两大块。其中,国际贸易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本工具,属于实物面研究;而国际金融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观经济分析为主要工具,属于货币面研究。
2、.理论体系比较庞大。
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并且涉及到很多当前国际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微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要素国际流动等问题,侧重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与利益分配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其依据等。宏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收支理论与政策、汇率理论与政策、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从国际经济学所涉及到的理论派系来看,微观部分主要涉及到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宏观部分主要涉及到货币模型、资产组合平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可谓是理论派别林立。此外,国际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学科,如克鲁格曼等人仍致力于国际经济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
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类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如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课程互为依托。在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国际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一般都是安排在其他专业课程之前或者与其同时开设。在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将会涉及到一些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因此以前所学习的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投资学等基础课程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学的学习也将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并有利于学生以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来学习和研究理论和现实中所涉及的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方面的问题。
4.、对数学能力的要求较高。
国际经济学是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科,其内容涉及到比较多的经济数量关系。国际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形成关系密切且相互支持的理论体系,是因为它体现了数学的基本特点,即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一般来说,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数学知识作为支撑。而在其中大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论述的国际经济学,更是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
国际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经济类课程,这些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或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过程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然,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学生的专业基础较为薄弱。
作为经济学类专业的基础学科,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也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和前提。尽管这些课程在教学计划中都有所安排,但学习效果并不理想,这一问题在国内大多高等院校的教学实践中都是存在的。再加上受应试教育这一传统思维的影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将所学的理论同经济发展实际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记忆,致使专业基础不够牢固。而这势必会影响到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难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2、.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较弱。
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更是涉及到了较多的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在教学的过程中明显发现,学生对数学工具的运用还不够熟练,数学思维能力较弱,对逻辑推导、数学证明等比较生疏,尤其是难以理解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不能将数学模型与其经济含义联系起来。因而,学生的数学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3、.教学方式比较传统。
目前,很多国内高等院校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仍普遍采用“满堂灌”这种较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将讲授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而忽视了学习方法的引导,更忽视了“教”和“学”的互动,这种教学方式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实践中也发现大多学生仍倾向于“被动”学习,缺乏“主动”的思考。
4.、理论与实际脱节较为严重。
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大多高校仍倾向于由教师选取相应的教材并以该教材为中心进行教学,这有利于教师完成备课、讲授等教学环节,也有利于学生对该课程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掌握,但这也使得教师和学生过分依赖教材,进而忽视了国际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难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众所周知,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而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可能会导致“教”、“学”双方思维僵化,难以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并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更难以增强学生用所学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定位应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其教学质量,进而增强学生用所学的国际经济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1、.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
为有效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必然需要一支科研和教学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而建设好国际经济学师资队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加强学科内任课教师的定期交流,不断提高团队意识,此外还要积极同兄弟院校的相关师资队伍进行沟通和交流;(2)鼓励任课教师到国内外其他高等院校进修和深造,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知识层次;(3)鼓励任课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科研水平;(4)加强师资队伍的培训,使之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并将其有效地应用于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
2、.引入比较先进的教学方式。
针对目前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目前国内有很多高校已经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因此,在我校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方面,可先尝试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行双语教学,然后逐步推广到经贸学院的其他经济类专业。此外,可以采取诸如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实验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方式,有意识地培养并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尝试将所涉及的理论同现实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这样不但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更能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充实新内容。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层出不穷,国际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而教材里面知识的更新却显得有些滞后。因此,在结合教材讲授国际经济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的发展动向,并及时充实新内容和引入新数据。如在讲授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要引入当前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在讲授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时候,要引入新数据并介绍欧盟发展的最新动向等等。此外,还应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同课程教学结合起来,坚持学以致用,并立足于为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
4.、处理好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
在国内不同高校的经济类专业中,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高等数学等是国际经济学的基础课程,而国际经济学又是国际贸易学、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其他专业课程的基础课程。在经济类专业的教学体系中,国际经济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更应认识到国际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课程的重要性,对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的课时量及其开课时间等进行科学安排,对于学生已经修过的课程的知识点要加以回顾,对于学生尚未修过的其他专业性课程的知识点要予以介绍,以体现学科之间的承接性和过渡性,并不断帮助学生去认知整个经济学知识体系。
5.、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案。
作为一门对数学思维能力要求较高的课程,如何处理好理论模型和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不同层次和专业方向以及学时安排等具体情况加以区别对待。例如,对于数学基础较为薄弱的班级,应根据其专业特点和教学计划等有所选择地讲解模型,并着重讲解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而对于数学基础较好的班级,在讲授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应着重培养其逻辑思维能力,使其理解数学模型的假设前提、论证过程和经济含义等。学以致用!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引导学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认识现实中的国际经济问题,然后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效果并增强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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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是国家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调控手段,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一项系统工程。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研究相关论文—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研究视角。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研究-—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研究视角
(一)研究背景
发达国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除了国家在市场、人才等方面的扶持、金融机构的积极参与以及健全的法律、机制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税收政策的支持。采取比较优惠的税收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和地区较普遍的做法。发达国家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基本上都是以法律的形式来实施,而且对优惠对象都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也推出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
但是,由于这些优惠政策的模糊性,力度过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国内理论界专门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很少,更多只是在对我国科技税收政策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中涉及,虽然对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不够全面和具体。
因此,本文力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完善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问题入手,发现我国现行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旨在更好的发挥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比国外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现状,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无论总体规模、技术创新能力,还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差距。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虽然有很强的技术创新欲望和一定的能力,但内部缺乏持续的技术支撑,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强度出现下降趋势,严重影响企业后续的科技创新能力。采取比较优惠的税收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和地区较普遍的做法。发达国家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基本上都是以法律的形式来实施,而且对优惠对象都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也推出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
但是,由于这些优惠政策的模糊性,力度过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国内理论界专门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很少,更多只是在对我国科技税收政策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中涉及,虽然对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不够全面和具体。因此,本文力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完善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问题入手,着重探讨税收优惠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策略。
2.实践意义
2010年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资产总额约4.5万亿元。与此同时,科技型中小企业已经成长为重要的创新主体,改革开放以来,约65%的专利是中小企业发明的,75%以上的技术创新由中小企业完成,80%以上的新产品由中小企业开发。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中的作用逐步彰显,不仅为孵化新兴产业、激活区域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成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主体,而且还成为推动产业升级、提高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基本力量。
但是,相比国外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现状,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无论总体规模、技术创新能力,还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差距。本文通过总结归纳我国现行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基本规定,分析指出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初步提出完善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对我国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的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三)文献综述
1.国内观点总结
国内经济学文献对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方面的研究,更多是把焦点集中在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的构建上,主要考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和融资环境,风险投资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等问题。专门探讨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文献资料很少,更多是在对我国科技税收政策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中涉及,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1)对于税收优惠介入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必要性。学者们普遍达成共识,认为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重要主体之一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以科技为源动力,规模明显小轻型化的特征,其技术创新活动具有创新收益的外部性、创新过程的不可分割性和不确定性带来巨大的风险性等特点,税收优惠的介入以激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进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必要。
(2)关于税收优惠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激励效应。部分学者侧重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方面的研究。
第一类是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我国与工业化国家相比,税收优惠政策在会计处理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激励程度的不同。如曾国祥(2001),石林芬、何榕、刘莹(2008)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国家制定的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并进行梳理和归纳,同时对我国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利弊做出分析。张桂玲和左浩泓(2010)阐述了我国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按税种的分布情况及其已取得的成效,并对优惠政策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分析,得出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偏重于生产投入环节,研发环节相对薄弱,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结论。
第二类研究是运用统计回归的方法,在“创新”生产函数的模型里分析税收政策对自主研发影响的显著性。如陈晓和方保荣(2001)利用一个简单线性回归方程探讨了我国增值税与研究开发(R&D)投入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未发现增值税对R&D投入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吴秀波(2008)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国外对于R&D税收激励效果的评价方法,并进一步对我国R&D支出税收激励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当前税收政策对于研发支出刺激强度有限的结论。黄鲁成、张红彩、王彤(2010)对我国R&D活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技术引进经费对于我国R&D支出存在显著的替代作用。两类研究思路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我国当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自主创新激励作用有限。
(3)许雄奇、杜鹃(2010)通过经济学分析,说明税收优惠从人力资本、研究开发以及风险投资等方面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产生重要经济影响,并指出我国目前科技税收优惠激励在制度上还存在缺陷,应该予以矫正。
2.国外观点总结
国外经济学文献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究是建立在对高技术产业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技术创新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1)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的介入方面。
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由于技术创新中存在“市场失灵”,政府的介入是必要的。美国的经济学家纳尔森(1959)和阿罗(1962)最早将市场失灵理论运用于技术创新研究。他们指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市场失灵,根源在于技术创新的三个重要特征:创新收益的外部性、创新过程的不可分割性和不确定性。
(2)在中小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贡献研究方面,学者们关注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在技术创新优势上的比较。
Acs et al(1990)将美国34个创新最多的行业中不同规模的企业的创新数进行了比较。结果是:在一些新兴行业如计算机行业,中小企业显示出更大的优势。他们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发现中小企业可以在自身投入较少的情况下,主要借助大学、大公司的R&D投入所产生的知识和创新成果的扩散,来进行创新活动。
(3)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是国外相关文献主要关注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其中一种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R&D支出的影响,探讨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是否起到激励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存在争论。David et al(2000)、Hall(2008)认为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以及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了企业R&D支出水平较低,影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因此政府应当采取直接支付或税收优惠等措施支持企业的研发行为。但是,David(2010)认为税收优惠只会刺激企业R&D投资的短期行为,并不能使企业承担高社会回报、低私人收益的项目,直接的财政支持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还有一种研究方法通过考察税收政策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探讨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是否起到激励作用。
(3)Jorgenson(2010)对税负高低与科技进步增长率做了相关分析。结果说明,对资本课征的税率与科技进步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资本的低税负将会导致较高的科技进步率,资本的高税负则会引起较低的科技进步率。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1.研究内容
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其强烈的创新冲动和专业化技术,不仅为孵化科技型中小企业、激活区域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且还成为推动产业升级、提高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基本力量。配合科技改革,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也一直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的重点。因此本文研究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研究以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例。本文通过总结归纳我国现行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基本规定,分析指出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论文格式并针对这些问题初步提出完善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探讨税收优惠对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采用比较分析的办法,探讨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差异,寻找异同点,以期对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有借鉴意义。
(一)内资企业所得税
1.直接优惠,即定期减免税
(1)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企业,经有关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
(2)对我国境内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对经认定属于新办软件生产企业同时又是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新办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的减免税优惠。减免税期满后,按照15%税率计征企业所得税。对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3)中央直属科研机构以及省、地(市)所属的科研机构转制后,对于经国务院批准的原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科研机构和建设部等11个部门(单位)所属134个科研机构中转为企业的科研机构和进入企业的科研机构,从转制注册之日起,5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服务于各业的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4)工业企业进行技术转让,以及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所得,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所得税。
2.间接优惠
(1)对社会力量,包括企业单位(不含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和个体工商户,资助非关联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研究开发经费,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定,其资助支出可以全额在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足抵扣的,不得结转抵扣。
(2)软件开发企业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软件生产企业的工资和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3)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凡购置成本达到固定资产标准或构成无形资产,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内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内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4)对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账征税的内资企业、科研机构(以下统称企业)等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按规定予以税前扣除。对上述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实际发生的下列技术开发费项目,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试制费,技术图书资料费,未纳入国家计划的中间实验费,研究机构人员的工资,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备的折旧,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与新产品的试制和技术研究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在按规定实行100%扣除基础上,允许再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50%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
企业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当年不足抵扣的部分,可在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结转抵扣,抵扣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5)工业企业为验证、补充相关数据,确定完善技术规范或解决产业化、商品化规模生产关键技术而中间试验,报经主管财税机关批准后,中试设备的折旧年限可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加速30%-50%.
(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1.直接优惠
(1)对设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国务院确立的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的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当地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举办的先进技术企业,按照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延长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国务院确立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果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对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允许在经济开放区和产业开发区的税收优惠规定中从优选择享受一种税收优惠待遇,但不得重复享受。
(2)外国企业为科学研究、开发重要技术、提供专有技术所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条件优惠的,还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
2.间接优惠
(1)设在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用于高新技术开发和高新技术产品生产的仪器、设备,需要加速折旧的,应由企业提出申请,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核后,逐级上报国家税务局批准。
(2)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凡购置成本达到固定资产标准或构成无形资产,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
(3)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资助非关联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研究开发经费,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有关捐赠的税务处理办法,可以在资助企业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税额时全额扣除。
(4)对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账征收的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开发费用,经税务机关批准,允许再按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三)个人所得税
1.直接优惠
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科技人员个人奖励,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2.间接优惠
个人资助非关联的科研机构,用于开发新产品等的研发费用,个体工商户研发新产品等的开发费用,以及为研发新产品等购置单台价值在5万元以下的测试仪器和试验装置费,准予税前扣除。
(四)流转税优惠政策
1.进出口环节
(1)经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认定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机构,在2010年12月31日前,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
(2)对经认定的软件生产企业进口所需的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含软件)及配套件、备件,不需出具确认书、不占用投资总额;对经认定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引进集成电路技术,单项进口的集成电路专用设备与仪器,除按照国发〔1997〕37号文件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3)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设计的集成电路,如在境内确实无法生产,可在国外生产芯片,其加工合同(包括规格、数量)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定后,进口时可按优惠暂定税率征收关税。
(4)对部分信息技术产品,包括集成电路、分立器件、移动通讯基地站、硬盘驱动器、数控机床等,出口退税率由现行的13%提高到17%.
2.增值税
(1)属生产企业的小规模纳税人,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按6%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属商业企业的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计算机软件按4%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并可由税务机关分别按不同的征收率代开增值税发票。
(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将进口的软件进行转换等本地化改造后对外销售,其销售的软件可按照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的有关规定,享受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
3.营业税
对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科研单位取得的技术转让收入免征营业税。
(三)其他税收优惠政策
中央直属科研机构以及省、地(市)所属的科研机构转制后,自2003年至2003年5年内,免征科研开发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对于经国务院批准的原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科研机构和建设部等11个部门(单位)所属134个科研机构中,转为企业的科研机构和进入企业的科研机构,从转制注册之日起,5年内免征科研开发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p#副标题#e#
我国目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是以区域性优惠为主、产业性优惠为辅;税收优惠政策所针对的税种主要是所得税,并在流转税方面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从行业发展的统计数据来看,部分优惠政策已经表现出了很好的效果:软件业销售额从2003年420亿元增长到2010年4800亿元,出口从2003年2.5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40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达到23%和43%;集成电路行业快速发展,销售额从2003年的36亿元增加到2009年约800亿元,同比增长约为42%.与此同时,科研机构面向市场,在技术市场的交易活动中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不仅增强了科研机构自身发展的能力,同时也为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服务科研机构共出让技术合同金额44.48亿元。2004年增加到190.43亿元,占合同总金额的比重从46.91%下降到14.27%.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现行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存在不公平现象
1.所得税优惠政策
(1)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区域性优惠为主、产业性优惠为辅,科技型中小企业只有地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内,才能享受税收优惠,这不利于高科技产业公平和健康发展。
通过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对进入开发区的企业给予各种优惠,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是,以地域为标准,对开发区内外性质相同的企业实行不同的税收待遇,而模糊进入开发区企业的规模、产业以及风险、利润等因素,导致一些企业进入开发区后改变经营方向,仍然享受税收优惠待遇。这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税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初衷,更不利于科技产业的合理布局。区内企业和区外企业不一样,新办企业和老企业不一样,新产品和老产品不一样。有些区内企业并不是高新技术企业,也享受税收优惠,导致许多企业不是在科技创新上下功夫,而是在“新产品”、“高科技企业”、“先进企业”等认定方面下功夫,钻政策的空子。同时,税收优惠政策规范性差,同样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各地制定的具体科技税收优惠办法和措施不一样,政策规定散且乱,导致科技型企业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
(2)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存在着所有制的歧视。
优惠政策规定,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内新办的内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而对设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期为10年以上的,则规定从获利年度起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这影响了公平竞争和资源合理配置,使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增值税优惠政策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规定存在着在对高新技术实行增值税优惠上的认识偏差。如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中关于获得增值税优惠的行业主要集中在软件企业,实际上把高新技术和软件开发等同起来,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企业并没有享受到增值税优惠。
(二)不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1.所得税优惠政策
(1)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片面性,不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主要表现在优惠政策重结果、轻过程,重产品、轻投入,重成果、轻转化。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推广是一项涉及面广、系统性强的工作,包括发明、开发、设计、产业化、商业化等环节,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设备、人力和时间的活动,在发明、开发、设计、中试和推动产业化过程中企业投入多,收益少甚至没有收益。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受惠对象仅限于那些已经研制开发出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并实现成果转让取得收入的企业,而对那些正在进行研究开发与成果转化阶段的企业缺少应有的税收激励措施,特别是在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化方面,支持力度不够,并不能减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压力,也不能降低科技投资的风险。
(2)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需要科研投入和人力资本的保证,而现行所得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科研投入与人力资本教育的支持力度不够。
a.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规定,对企业纳税年度实际支出的研究开发经费超过上年10%的,允许从应纳税所得中加扣50%的费用。这一规定虽然体现了国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视和支持,但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却有不合理之处。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特点,并有相关部门粗略统计,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经费在孵化期较高,从成长期开始就呈下降趋势,而企业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由于研发费用的减少,将不能享受研发经费抵扣的税收优惠。此外,现行税收优惠也没有涉及科技型企业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的扣除问题。
b.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机器设备无形磨损快,允许软件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税收政策,没有涵盖所有科技型企业。对应用于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设备,没有建立一套真正适用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制度。现行的加速折旧措施,从优惠力度和优惠范围看相当有限。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措施并不是直接针对技术进步制定的,对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上并未起真正起到激励作用,而且由于限制条件过多,“相关优惠措施在实施中被人为地大打折扣”.
c.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职工教育经费上比其他一般企业有着更高的要求,现有税法规定按计税工资总额1.5%计算得出教育经费支出的标准远远不能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需要。另外,人才是科技型企业最重要的因素,对科技进步的鼓励和刺激,最终要归结到对科技人员纳税的优惠上来。科技型中小企业一般无力解决员工的住房问题,他们给予员工的所有福利待遇全部体现在工资上。而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计税工资标准过低,没有考虑到科技型企业的特点,实际上造成科技型企业虚增应纳税所得额,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此外,在全国,几乎所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型企业的个人所得税,都由企业代缴。由于计税工资总额过低,企业代缴的个人所得税过高,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使企业的实际利润率下降。
2.增值税优惠政策
我国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制度没有充分考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生产特点,不利于科技型企业的发展,不适应科技进步的要求。科技型企业购买的机器设备往往比较精良,价值较高,固定资产更新换代快,资金投入大。而我国生产型增值税法规定,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所负担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导致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加重,客观上减少了企业的可支配收入,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制约企业的发展。同时在科技型企业发展中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开发费用、技术转让费用、科技咨询费用等,在产品研发成功后又要投入广告宣传费用等,而我国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过窄,这些开支目前都不属于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所含税款无法抵扣,造成税款抵扣不完全,影响企业对科技投入和研究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导致目前我国一些科技型中小企业成为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科技产品的加工厂和中转站。
在陆立军(2010)对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经费投入情况的调查中发现,有占37.84%的企业在购买技术与机器设备环节投入经费最多,这势必造成企业在技术消化吸收方面的投入不足。
(三)风险投资未能得到实际税收优惠
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处于成长阶段中的孵化期和衰退期中的二次创业阶段,极需要风险投资的支持。风险投资的整个过程涉及风险资本供给方、风险资本运作方、风险资本需求方以及风险退出过程中的收购者等。由于每个参与方都涉及一定的税收问题,因此,风险投资对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敏感性。一般来说,风险投资者是否对高科技企业投资,取决于他对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和投资风险的权衡。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风险投资的代价时,风险投资的“介入”才会有充分的理由。而风险投资者的预期收益和风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税收政策以及对投资高科技的税收优惠。利用税收优惠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国际上普遍的做法。然而,目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全国范围内适用的专门针对风险投资的法规,缺乏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化风险投资方面的政策支持,鼓励投资高科技的风险投资税收优惠至今仍是空白。
从我国目前的实践和发展趋势看,风险投资可能形成信托基金制、有限合伙制、公司制3种法律形式。根据现行税法,信托基金对投资者所获利润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但风险投资基金尚无立法;有限合伙目前也不具备法律资格,按照所得税法,合伙企业不仅要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分配给合伙人的部分还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存在重复征税问题;如果采用公司制,不仅设立困难,企业获得的利润在缴纳企业所得税之后,无论用作转增资本,还是分配给股东,都需要缴纳所得税,同样存在重复征税问题。
这样的现实,造成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者不仅享受不到任何所得税上特别的优惠,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资本所得的收益还要双重征税;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不仅风险大,还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保障,无法保证风险投资的正常运作,无法保护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的利益,无法引导和促进风险投资者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
四、完善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税收政策是国家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调控手段,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一项系统工程。理论研究和国外经验表明,税收优惠是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它有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事业发展和扩大再生产,这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尤为重要。当前,面临税制改革的大好时机,规范和完善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培育和加强民族科技创新精神,进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的指导思想
科技型中小企业从事的是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活动。技术创新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环节,可以说没有技术创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改革和完善,在指导思想上首先应该突出对技术创新的鼓励和扶持,并强化调控作用,提高征管效率,促进企业发展。其次,应明确被扶持的技术创新的内涵,是以狭义技术创新为核心,融合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在内的广义技术创新,而不过多干预企业内部的制度、文化创新。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遵循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化自身的客观规律,同时借鉴国际经验,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重点和走向是:从对高新技术产品和成果实行税收优惠为主,转向鼓励科技型企业加大科技创新研究和开发投入为主;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产业性优惠与区域性优惠相结合,以产业性优惠为主;税收优惠政策实行直接优惠与间接优惠相结合,以间接优惠为主。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调整现行税收政策。
1.明确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设计要体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全过程给予系统完整的支持。新的科技成果被市场接受,要经历实验、中试、产业化、市场推广等环节,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败都会导致创新失败。因此,税收优惠应该体现在每一个环节,不仅要对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与销售环节给予税收优惠,在科研开发和中试阶段也要给予税收优惠。可以采取有利于设备更新和资金回报的加速折旧、有助于科研活动的税前扣除、税收抵免以及资助目的性较强的税收信贷和延迟支付等手段,并准许科技型中小企业按照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设立风险准备金、技术开发准备金、新产品试制准备金或亏损准备金等,用于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
2.健全和完善与高新技术产业有关的税收法律体系,改变过去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区域性歧视,统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外科技型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只要是高新技术项目,不管地域如何,均可享受所得税的优惠,以确保科技型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从而避免开发区内一些非科技企业利用政策漏洞避税状况的产生。同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要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对于那些过去是而现在不是的高新技术产品和企业应及时恢复正常的税率征税,以免国家税收收入的流失。从而真正消除税收优惠政策对地域的歧视,实现税收优惠按项目获得。
(二)改革和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1.应尽快消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给予内外资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公平的竞争环境。
2.所得税优惠方式从直接优惠为主转向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的综合运用,更多地采用间接优惠,即税基式优惠。对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给予更优惠的税收政策。允许有发展前景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按照销售收入的比例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新产品试制准备金”等,据实在税前扣除,以弥补技术开发可能造成的风险损失。同时,将软件行业加速折旧的税收政策,扩大到所有高科技企业,在折旧时不仅要考虑自然损耗,更多的是要考虑经济折旧,保证在经济寿命期内完成折旧,充实企业下一轮投资的资金。
3.将对软件开发企业据实扣除职工工资的优惠规定,扩大到所有高科技企业,以保证中小科技企业留住人才。考虑到国家财政负担能力和实际操作问题,可以将科技型中小企业计税工资的人均月扣除限额先提高到2000-3000元。
4.完善再投资退税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将税后利润用于生产规模的扩大或再投资于高新技术项目,按照投资总额对其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给予部分或全部退还。
5.加强对高科技税收优惠的管理,防止税收优惠的滥用。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跟踪调查,加大对骗取税收优惠的处罚力度,保证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有效。
(三)改革和完善增值税制度
1.为切实减轻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负担,鼓励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创新,笔者建议,在东北地区的某些行业优先实施增值税转型的改革中,可同时允许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科技产业中,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抵扣购置固定资产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考虑到国家财政负担能力和实际操作问题,可以对通过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购进符合规定范围内的机器设备分期、分批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2.税收优惠应从以返还为主转变为以增加进项税额的基本扣除为主。对专有技术类的无形资产,如外购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转让等,允许纳入增值税的抵扣范围,按其实际所含的营业税予以扣除,以降低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的风险成本。同时,可允许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技术转让费、新产品试制费和宣传广告费等,比照运输费用按7%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作为解决科研开发环节“链条”衔接问题的过度性措施。
3.对软件、集成电路增值税税负分别超过6%和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适当扩大其覆盖范围,允许其他高科技行业也享受该项税收优惠。
(四)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科技人员是科学技术的主力军,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鼓励科技人员到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去服务,就应当让科技人员做出的贡献与他们所得到的报酬相匹配。因此,在制定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科技人员的切实利益,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稳定本地科技资源,吸收外地、外国的科技资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打下坚实基础。具体建议包括:
1.对科技人员在技术成果和技术服务方面取得的收入,可比照稿酬所得,按应纳所得税额减征30%.
2.在税收上鼓励科技型企业采用员工持股和股票期权的激励制度,使从业人员可以享受延迟纳税的优惠。如对企业科研开发人员以技术入股而获得的股权收益,实行一定期限内免征个人所得税;对科技人员从企业分得的奖金、分红,再投资于科技企业用于科技开发与研究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
3.鼓励引进高级人才。对高新技术企业中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博士的工资薪金,可免征或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和来华从事高新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外国专家,除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之外,可以允许适用一个附加费用扣除标准。
(五)制订鼓励高科技的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由于我国的风险投资不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是在看到它对高科技企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后才开始研究运用的,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政府应起主导作用。为使风险投资规范运作,并使风险投资的激励性政策和相关管理办法有法可依,政府应尽快制定《风险投资法》或《风险投资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有关税收政策的规定,要从税法方面对风险投资加以扶持。在保持目前主要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生产与销售环节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应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的重点放到鼓励对高科技投资和降低对高科技的投资风险上来。比如让投资于高新技术研发项目的风险投资企业享受特别的税收优惠,对资本利得实行减免所得税,对风险投资发生亏损实行税收抵扣等。具体建议如下:
1.税收减免
(1)对风险投资企业实行减免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可以考虑对那些将80%以上资产投资于高新技术项目的企业给予免税待遇。(2)在高新技术企业发生亏损时,应允许风险投资企业按其在高新技术企业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计算出亏损冲抵其他应税所得,以降低投资风险。(3)对参与风险投资的个人、企业或其他机构从高新技术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税;同时,向投资人分配所持证券时免征资本收益税,而在证券出售变现时才征收资本收益税,以消除对风险资本的双重征税。(4)对风险投资企业投入高新技术企业的股权转让收入,只征收印花税,免征其他税。
2.再投资退税。对投资者将其从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收益再用于风险投资,这部分收益可享受再投资退税优惠,以促进新风险投资行为的发生,加速风险投资资金的积累。
3.对风险投资企业的投资损失给予“退回补偿”,即用以前一定年度的利润弥补当年亏损而退回以前年度缴纳的所得税,政府直接承担风险。可考虑在现行亏损弥补的基础上将风险投资企业税前弥补亏损的年限由5年延长为8-10年。
4.对风险投资企业从业人员给予个人所得税优惠。为鼓励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进入风险投资企业,除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之外,可以允许风险企业的就职者适用一个附加费用扣除标准。
我国的中小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机制灵活,数量多。但由于企业的规模小,发展的历史短,也存在着企业决策管理水平低,信誉度低,资金短缺等困难,这使得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先天不足,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分布在补缺市场,企业的核心技术竞争力不强,资本积累有限。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中小企业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政府的支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单位,政府扶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只能通过改善技术创新环境来间接扶持。
本文重点分析了我国现行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1)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存在不公平现象,具体表现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只有地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内,才能享受税收优惠;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存在着所有制的歧视。
(2)现有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不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3)风险投资未能得到实际税收优惠。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1)从指导思想上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明确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设计要体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全过程给予系统完整的支持;健全和完善与高新技术产业有关的税收法律体系,改变过去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区域性歧视,统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外科技型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2)改革和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3)改革和完善增值税制度;
(4)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5)制订鼓励高科技的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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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布局可以通俗的理解为产业规划,产业规划就是对产业发展布局,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整体布置和规划,产业结构就是指三大产业结构。 具体的措施可以概括为统筹兼顾,协调各产业间的矛盾,进行合理安排,做到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突出重点、兼顾一般、远近结合、综合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经济学理论相关论文:产业布局政策探析。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探析
[摘要]产业布局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在宏观层面对产业的全局规划和指导。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迫切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承接产业转移的布局政策,充分发挥重点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综合运用财税、投资、金融、要素支持、技术信息以及商贸等政策,并完善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措施。
[关键词]重点开发开放区; 承接产业转移; 产业布局; 西部大开发; 城市统筹发展.
产业布局政策作为区域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解决区域问题的有效措施,也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产业合理布局的重要途径。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布局政策,充分发挥重点开发开放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对优化整个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构建具有西部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 一) 产业布局政策.
产业布局是指产业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的空间分布和组合。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因各产业自身的技术经济要求不同,在布局上呈现出不同特征。二是本着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原则,不同地区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专门化。三是发展阶段的不同,造就了不同地区不同的产业结构,形成各具特色的多种产业的地域组合。从本质上讲,产业布局合理化的过程,也就是建立合理的地区分工格局的过程。产业布局政策的总体目标,是实现产业的合理布局和经济资源在空间上的有效配置,包括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前者要求追求整个国民经济的较高的增长速度和良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后者则要求不断缩小区域间的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产业布局包括国家产业布局和地区产业布局两个层次,两个层次的产业布局任务各不相同。与这两个层次相对应,有国家产业布局政策和地区产业布局政策。产业布局政策手段包括直接干预政策和间接引导政策,前者是指政府对企业布局行为进行直接干预的政策,包括国家或地区制定的产业布局战略和规划、国家直接投资兴建企业以及对企业布局的一些具体的限制;后者是指政府通过改善地区的整体环境,提供各种优惠条件,来引导企业布局,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人才政策和技术信息政策等。[1]( P. 361 -362).
( 二) 研究范围.
西部各省市区之间发展差异较大,生产力呈现出多个层次。本文的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是指三大重点经济区和四个沿边开发开放试验区。三大重点开发区包括: 成渝经济区、关中 - 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这三大经济区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基础和基础设施良好、资源环境条件较好、发展潜力大,是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支撑。抢抓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以及建设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契机,加快三大重点地区的产业发展,有序进行产业承接,合理进行产业空间布局,意义重大。四个沿边开发开放实验区包括: 云南瑞丽、广西东兴、新疆喀什、内蒙满洲里。它们是国务院确立的西部重点沿边开放实验区,拥有沿边和对外开放口岸的优势,在重点承接外向型产业,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努力扩大出口,推动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以上两类特定区域中,既有较发达地区,也有老少边穷落后地区; 既有资源富集地区,也有资源贫乏地区; 既有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也有产业基础相对较差的地区; 既有内陆型地区,也有沿边开放型地区; 既有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做得好的地区,也有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具有后发优势的地区。这两类地区基本上能够涵盖西部地区的各种情况,能够作为研究西部地区的样本。目前,这两类特定区域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率先起步,有望成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的试验区、西部产业和人口集聚的优势区域、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以及探索全方位开发开放新模式新机制的先行区。
因此,通过对这两类特定区域的现有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进行分析和总结,能够为整个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规划编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以及承接产业转移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和启示。
( 一) 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实施效果.
西部大开发以来,尤其是近年来,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依托各自的资源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产业布局政策,有力促进了这些地区产业的合理布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一是科学规划承接产业的布局。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依据自身的区位、资源、产业和综合成本优势,根据各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产业发展基础等,体现城乡统筹发展要求,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科学、合理布局已承接产业,促进了产业的合理聚集和优化布局。如,成渝经济区依托丰富的人力、矿产、农副产品、水等资源,结合灾后重建,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在主要发展带重点布局了一批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 东兴规划了进出口加工及商贸、物流、仓储等现代服务业以及农产品、橡胶加工、家具制造等承接产业的布局,瑞丽重点规划和建设了一批国际产业合作园区、边民互市贸易区和跨境民族文化及生态保护试验区,满洲里积极规划了汽车组装、机电、电子、家电、服装、鞋帽等出口加工产业的布局。
二是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地区依托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等优势,围绕延伸产业链,有效地承接重大产业项目。如,关中 - 天水经济区在产业形态上,重点瞄准具有高附加值、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产业环节。在产业类别上,重点发展通信、光伏、软件与服务外包及创新型服务业等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企业选择上,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和产业巨头落户。[2]东兴积极利用中国和东盟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扩大与东盟国家在贸易、物流、港口、旅游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以“贸工互动”全力推动主导产业由以贸易型为主向以加工贸易型为主转变; 瑞丽着力打造与国际陆港匹配的、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出口加工、仓储物流、商务会展、旅居度假等集聚地。
三是积极壮大产业承接载体。加快园区以道路、水、电、通讯为主的基础设施以及供能、环保、物流、通关等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厂房建设。以建设产业集中发展区为载体,不断拓展产业承接的空间。推进优势产业、优势企业、优势资源等向园区集聚,重点依托园区特色优势产业、园区骨干企业和园区转移企业抓承接。不仅如此,还探索了产业园区建设的多种模式,探索特色园区多元共建和异地投资利益分享的新机制,创新高效能管理园区的体制机制,等等。如,成渝经济区积极打造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引导企业向特色工业园区集中,着力打造了一批产业集聚度高、特色鲜明、规模效益显著的特色工业园; 满洲里科学定位园区功能,打造进口资源加工区、出口加工区、重化工业基地和中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特色园区。
四是有针对性地展开招商工作。实施资源招商、市场招商、产业招商的招商战略,全方位挖掘招商潜力。围绕重点产业、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有针对性地展开招商引资工作。按产业化链条,围绕龙头产业积极推进上下游配套项目的招商。积极发展服务贸易,主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和加工贸易的转移。
五是加大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支持。如,在财政扶持政策上,加大对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的投资力度,对重大产业转移项目进行贷款贴息。如,在要素支持政策方面,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在园区用地、水电气供应等要素保障予以优先安排。
六是完善承接产业布局的体制机制。以区域合作为重点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产业承接地与产业转出地互利双赢长效机制建立; 推动建立产业转移统筹协调机制,探索跨区域合作共建开发园区以及与沿海地区合作共建产业转移示范园区;完善承接产业转移的服务机制,营造最佳、最优、综合成本最低的支持产业承接的服务环境; 建立承接产业转移激励机制,支持重大产业项目的引进、重要产业链的培育以及产业集群的打造。
( 二) 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的不足.
尽管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仍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是产业布局缺乏统筹规划。由于缺乏统筹规划,造成承接产业布局分散,不利于形成产业集聚,各地比较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布局政策时,普遍重短期效益、轻本地产业特色,没有依据资源环境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进行产业选择和产业定位,致使产业同构现象严重。
二是产业配套能力不强。一些产业还未形成完整链条,尤其是高端要素环节缺失,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较低,产业间协同联动效应难以发挥;[3]生产性服务业跟不上,难以满足转移企业的配套要求,制约着产业的转移。
三是重视政府的作用而忽视市场作用。产业布局政策较多强调政府在产业转移中的职能,而忽略了企业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具有产业联动作用的龙头企业及配套企业的作用未能很好地发挥; 政府调控机制与市场机制未能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
四是产业载体建设仍然滞后。由于缺乏超前意识,承接产业转移的各个层次的开发区、工业园区的规划不合理,园区的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生产服务等配套条件较差,难以为具有现代化水平的转入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对已转入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制约。
五是重引进、轻质量。在承接产业转移时不注重质量,不充分考虑本地的资源环境条件,不注重引进东部高新技术以促进本地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一味地接受东部地区的传统产业或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还承接一些低端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绝大多数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造成了产业结构的失衡。
( 一) 产业布局政策的基本目标.
在国家继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大开放的背景下,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应充分依托其丰富的资源、成本相对较低的劳动力以及广阔的市场等,科学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发挥其规模效应。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空间布局,逐步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强大的产业支撑,并以其重点突破带动西部产业整体跃升,增强西部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 二) 产业布局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是优化产业投资环境,加速产业集中集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支持重点开发开放区交通、能源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引导更多的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到这些地区。各级政府通过制定科学的产业发展规划,确定承接产业的集中布局区域,推动产业的地区分工和结构优化。二是根据各地的实际,进行重点承接产业、重点承接区域的选择,并对重点承接产业进行合理的区域布局,探索建立重点承接产业基地。三是统筹规划产业园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园区,支持符合条件的园区扩容升级,支持发展得好的园区全面拓展和深化其综合服务功能。
( 三)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手段.
财税政策。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等手段,支持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优化产业承接环境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借鉴国外的做法,由中央财政建立专项资金,对向西部地区迁移的企业提供适当的补贴,以有效降低其迁移成本。对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给予财政贴息。
投资政策。省级技术改造等财政专项资金应优先投向转入产业; 金融政策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对产业转移项目提供信贷支持。支持东部企业到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进行企业并购和重组。加大对承接产业转移的金融支持力度,尤其要保障承接产业转移的前期基建投资。结合转移企业的特点,建立和分区、分类信用授信和评级制度,保障项目转移后的融资需求。
要素支持政策。优先考虑“两型”产业的用地指标,严格执行工业用地最低出让价标准,探索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和年租制度。优先保障重点转移企业的交通运输需要。在转移企业用工需求方面,加强各类人才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结合产业转移重点办好特色专业,为转移企业提供数量足够、技能熟练的劳动用工。
技术信息政策。打造承接产业转移信息平台,支持诸如西博会等大型贸易发展平台的建设,为东部企业的转移提供及时、便利、有效的信息服务。商贸政策。设立边境合作区和跨境合作区。
加快建设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4].
( 一) 科学制定承接产业的空间布局规划.
遵循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和产业适应性,深入研究和统筹规划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重大产业布局,根据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和产业基础条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产业优势,科学规划布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5]对不同区域实行承接分工,合理确定不同区域产业承接发展重点,从而保障产业转移在区域间的有序发展,发挥区位优势、实现区域间优化布局和产业集群发展。
( 二) 因地制宜承接产业.
一是重点承接特色优势产业,包括能源及化学工业、重要矿产开发及加工业、特色农牧业及加工业、重大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产业。[6]二是有序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重点开发开放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承接、改造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接替区,充分发挥其吸纳就业、增加就业的重大作用。三是有选择地承接加工贸易产业。发挥沿边重点口岸城市的地缘和资源优势,加快形成比较优势明显、布局优化、区域特色鲜明的加工贸易区。四是加快承接现代服务业。适应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适应城乡消费结构升级的变化,加快承接生活性服务产业。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培育和建立服务贸易基地。
( 三) 促进承接产业集中布局.
科学合理规划产业园区,突出产业特色,加快配套建设。引导转入产业和项目向园区集中,引导优势企业、优势资源、生产要素等向园区集聚,[7]促进园区集约化生产、特色化发展和规范化管理。鼓励有实力的投资者参与园区建设,推行园区公共服务项目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利用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自身特有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构筑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加快探索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6].
( 四) 改善承接产业转移的环境.
加快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体系建设,为承接产业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 加强承接地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建立公共信息和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改善营商环境,保障投资者权益,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避免盲目投资和恶性竞争。打破地区封锁,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 五) 搞好承接产业转移的“两型”建设.
按照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要求设计承接产业转移方案,促进经济与社会、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人与社会和谐共处。一是严格产业准入。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进行承接产业的选择,把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依据,禁止转入污染企业和落后产能,同时在承接中要避免低水平复制。[6]二是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加强矿产资源、耕地资源、水资源等的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鼓励和支持承接园区发展循环经济。三是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强化污染防治。推进节能减排,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高产业承载能力。[4].
( 六) 完善承接产业转移的体制机制.
完善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创新园区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和政府服务体制,推动资源有效整合、产业联动发展; 深化区域互动与合作,支持东部地区企业通过多种方式与西部重点地区企业建立长期的合资和合作关系,探索建立地区间产业转移统筹协调机制,完善重大承接项目的服务和保障机制。在条件较好的地区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 七) 强化承接产业的人才支撑.
通过政策倾斜、设立专项人才培养基金等形式,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引进高层次人才,建立高层次人才激励和保障机制,为他们搭建创业、创新平台,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的人才高地。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职业院校面向产业转移需要,定向培养中高级技工和熟练工人,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
[1]王传荣. 产业经济学[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王向华,梁潇. 创新嫁接: 陕西承接产业转移升级提档[N]. 陕西日报,2010 -07 -02.
[3]谯薇.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问题的思考[J]. 经济体制改革,2008( 4) .
[4]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 意见( 〔2010〕28 号) [Z]. 2010 -08 -31.
[5]张冬梅. 提升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2008( 10) .
[6]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Z].2012.
[7]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推进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的意见[Z]. 2008 -0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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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多个领域并影响全世界,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仍深受其害。全面深刻地认识此次金融危机的实质及其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其历史命运,增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抓住资本同劳动的对立这一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从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历史性、两极性、辩证性、总体性以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等方面,科学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1](P22)。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是我们全面深刻认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工具和有力武器。
2008年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虽然与历次经济危机相比具有不少共同点,但还是表现出新的特点。首先,这次危机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自由化的条件下爆发的;其次,这次危机不仅有物质产品的过剩问题,还有虚拟金融产品的过剩即金融衍生品过度膨胀的问题;再次,传统的危机都是从实体经济开始的,而这次是从金融领域开始的;最后,以往的危机都是从发展中国家爆发,而这次是从美国爆发而后影响至全世界。因此,对于这次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大多将其归咎为“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失控”、“不良竞争”或“借贷过度”。显然,这是停留于现象层面的一种解读,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一套说辞。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透视这场金融危机的实质,我们会发现,这场危机不仅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是一场深度的思想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
自 2008 年开始,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至全世界。全球金融机构接二连三破产,股市纷纷暴跌,各类企业大量破产或倒闭,数亿工人失去工作岗位,全球贸易量急剧萎缩,各国实体经济先后陷入深度衰退或增速显著减缓,给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几十万亿美元。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资本和劳动对立的辩证性,即劳动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则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全球化、社会化与国际金融高度垄断于美国华尔街一小撮金融寡头手中形成高度私有化之间的矛盾。资本同劳动对立的辩证性表现为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且高度集中,财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这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在所难免了,只不过这种“过剩”,更多地是以虚拟经济形式表现出来罢了。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自由市场体系声誉扫地,过去三十多年里在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受到各界质疑,与之相反,马克思对自由市场的批判却被这场危机证实是正确的。日本学者山口二郎撰文指出:“而今,市场、追求利润和竞争等一系列政策理念,已无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相反,它本身成了问题的根源”,“转变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应该成为新时代的主流。”[2]英国肯特大学哲学教授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在《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一文中写道:“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自由市场是具有自身异化的属性,是不可控制的、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马克思生动地比喻它‘像一个魔术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3]。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然受到严重质疑,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包括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理论在内的相关理论,使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思想危机。
如果说上世纪末的苏东剧变,使得社会主义陷入低潮,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由此得出“历史的终结”的结论,那么,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则使资本主义社会遭受重创,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在西方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著作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金融危机使《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成为热门读物。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要、企业家以及宗教上层人士甚至于一些右翼人士,都开始关注并肯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以至于有西方媒体开玩笑称,如果马克思还在世的话,《资本论》的巨额版税收入会让他轻松进入福布斯富豪榜。德国新电影之父阿历山大·克鲁格甚至准备将《资本论》拍成电影。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西方的左翼经济学家特别是各国共产党,则在他们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和控制的网站、报刊上,发出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 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日益走出低潮的趋向。2008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五次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深入分析了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并指出其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等,极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这场金融危机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2008 年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全世界,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的真理性。从根本上说,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激化的外部表现,是由其内在矛盾演变而成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趋势的阶段性反映。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化解,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在所难免。“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4](P277)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是各国政府的救市措施,都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p#副标题#e#
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本质:“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4](P277)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值自身,获取剩余价值。“资本是死劳动,要尽可能多地吸吮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就像一个吸血鬼一样,只有吸吮活劳动才有生命,吸吮得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旺盛。”[1](P283-284)资本的内在本性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5](P679)。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根本不顾生产与消费的界限而无限制地扩大生产。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5](P829)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本的这种逐利贪婪本性已经暴露无遗。从原始积累到殖民剥夺,再到战争掠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P830)。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阶段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在资本主义逐步走向信息化、自由化、私有化、网络化的过程中,资本通过变换各种花样来达到其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国际金融寡头手中;经济加速金融化,逐步完成由“圈地”向直接“圈钱”的演化;金融日益虚拟化、泡沫化,实体经济则极度空心化等。这一切导致美国经济从2001年起走向衰退,并持续深化发展,最终酿成2008年的国际金融风暴。
显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贪婪逐利的本性。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而不断扩大生产,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资本的贪欲使得资本尽可能地增值,然而,资本越发展,就越会成为生产与消费的界限,资本力图突破自身限制的尝试,反而使资本遭受更严重的崩溃。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4](P278)
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是价值增值的过程。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大,资本愈发集中于少数资本巨头手中。结果就是,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扩大再生产,不断地进行着资本积累,资产阶级财富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却是广大的无产阶级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的丧失,即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社会鸿沟越来越大,资本和劳动对立的两极性暴露无遗。同时,资本和劳动对立又具有辩证性。劳动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量的次级贷款者的出现,就是资本贪婪逐利本性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现实写照。由于是在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所以,形式上就出现了实体经济空心化和虚拟经济泡沫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可以说,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在于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泡沫,根源依然在于资本贪婪逐利的本性。
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少学者都看到了这一点。克里斯·哈曼在2009年的著作《僵尸资本主义》一书中,通过详实的事实资料分析过去90年间世界经济发展轨迹与兴衰变迁,得出此次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结论:“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6]
导致此次金融危机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在于当代资本主义信贷、投资方式的变化。股份公司是当代资本主义随着生产发展需要而出现的一种社会资本的组织形式,因其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值资本、减少企业风险而被普遍采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现代金融业的兴起,股份公司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不断变换花样,采取越来越多样化的信贷、投资方式。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这些新的投资方式不无关系。第一,美国 “非银行金融系统”迅速崛起并不受监管地扩张。自上世纪末以来,美国的主要支柱型大企业纷纷放弃 “主业”或者“本业”,改行从事金融放贷业务。如通用电器 ( GE) 这家由爱迪生所创立的工业设备企业,2007 年,通用资本 ( GE Capital) 的利润额占到公司净收益的 45% ,通用工业 ( GE Industrial) 却仅占公司利润的5% ,而这一部分的利润主要还是在美国境外( 特别是由 “通用上海”) 实现的。第二,为了在技术上规避贷款的风险,金融化的大企业与大银行联手,以发行企业证券和股票的方式,在获得巨额高利贷利息的同时,却把贷款风险社会化了。第三,由总部设在纽约、资本匮乏、监管松散的11 家保险公司,为那些没有得到3A评级的借贷企业提供担保[7]。虽然这些新的措施在一定时期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使得劳动的力量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力量,“但劳动向资本的转化终有一天会被推向顶点,社会化大生产越发展,资本积累得愈多,资本同劳动的对立就愈加剧、愈扩大”[1](P203),扩大到一定程度,危机就在所难免了。所以,资本主义所采取的这些新的信贷、投资措施,只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权宜之计。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贪婪逐利的本性不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讲是无法克服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纷纷采取多种措施来缓解危机造成的对经济的破坏,希望通过政府救市,“规范”资本主义现行体制、机制,以达到解决危机、恢复繁荣的目的。美国改写了金融监管游戏规则,首次将对冲基金纳入监管体系,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力,并出台了一系列以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为主的刺激经济方案;日本出台了包括向全国家庭发放补贴、通过政府担保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高速铁路建设工程、儿童和老人护理等福利措施在内的多项刺激经济计划;欧元区各国也采取多项财政刺激措施及产业政策;英国则主要采取以减税为特征的救助政策。
虽然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这些救市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社会恐慌等,但由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没有改变,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没有改变,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因此,经济危机难以从根本上克服。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的面前。”[4](P278)美刊《每月评论》2009年12月号刊登了萨米尔·阿明题为《抓住危机》的文章,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局部的寡头统治走向全面的寡头统治。由于这些寡头一心只想把当前经济恢复到金融崩溃前的状态,而不是做根本性变革,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可能面临长期的危机、战争和革命等浪潮[8]。#p#副标题#e#
面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和各国经济复苏的缓慢进程,西方社会出现一股“向马克思回归”的潮流,各国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纷纷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解读金融危机。
国际著名左翼学者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认为,当今的金融危机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因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并难以恢复,这是至今为止资本积累速度长期减缓的根本原因”[9]。新马克思主义者萨米尔·阿明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除了社会主义别无选择”的判断。英国共产党罗伯特·格里菲斯( Robert Griffith)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不是垄断资本家、政客及其经济学家所认为的“信用危机”,而是一场体制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危机,是被马克思称之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10]。美共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 Wadi’h Halabi) 认为:“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危机,是又一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以及一场与之相对应的无法满足人类需要的危机。”“生产能力过剩( 或者比例失调),是人们从今天的全球性危机中所能感受到的巨大损失的根源。”[11]古巴经济学家马丁内斯( Osvaldo Martínez) 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毫无疑问是一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非正常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所在,甚至是必要因素”。
尽管这股“向马克思回归”思潮主要局限于知识界、左翼政党及少数青年人,而且也没有带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但却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其旺盛的生命力。共产主义取得胜利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复兴不会一帆风顺,但“回归”的潮流却是不可阻挡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是无法改变的。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表现令世界刮目相看,也让西方国家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没有中国的参与,许多重大的国际事务将无法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显示出了其巨大的优越性。
市场经济本身具有两面性。既有能够最大限度调动社会积极性、有效配置资源的积极性的一面,又有生产的盲目性和价值规律调节的滞后性,最终导致经济危机、浪费社会资源的消极的一面。市场经济所孕育出来的资本也具有与生俱来的两面性,一方面,资本逐利性对调节市场、配置资源、调动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又会导致经济失衡,两极分化,造成严重的危机,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破坏性[12]。在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及资本的消极性无法克服。但在公有制条件下,引入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就可以将市场经济的消极性和资本的逐利性加以有效调控,从而使之步入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将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的宏观调控很好地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对资本的逐利性加以调节和控制。即使出现危机,也能够在短时期内加以调控,相对迅速地恢复经济。
因此,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优越性,我们应当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进一步反思并完善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相关配套措施的改革力度和步伐,以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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