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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是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商所签协议之一,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文本长达48页,正文分为四章、24条,有2个附件,分别为《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和《关于服务提供者的具体规定》。协议规定了两岸服务贸易的基本原则、双方的权利义务,未来合作发展方向及相关工作机制等内容。协议明确了两岸服务市场开放清单,在早期收获基础上更大范围地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两岸服务业合作提供更多优惠和便利的市场开放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对台湾的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对台湾的影响分析全文如下:
近期台湾大学生占领立法院进行“反服贸”运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除去政治因素,仍有很多台湾学者认为《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Cross-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下文简称CSSTA)是大陆对台的糖衣炮弹,会对台湾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冲击。郑秀玲认为CSSTA条款设计不对等,实行CSSTA的竞争环境不公平,会危害台湾的社会安全。彭明辉认为台湾政府行政能力弱、市场调节速度慢,开放服务业会剥夺底层人民的生存权。林宗宏认为若实行CSSTA会扩大台湾贫富差距,甚至导致劳动力、人才流失,加剧高离婚率、少子化等社会问题。
但是也有很多台湾学者支持CSSTA,认为协议的签署对台湾的重要性远优于大陆。林建甫认为CSSTA能推动两岸金融合作,有利于促进产业的互补竞争和推动台湾经济转型。黄智辉认为CSSTA可促进两岸服务业相互投资及贸易,扩大ECFA效益,为两岸带来长期正面的经济福祉。此外,台湾农委会国际处认为陆资进入台湾投资农产运销及物流相关行业,将有助益台湾农产品销售,对提高农民的收益将有帮助。
本文将从CSSTA的条款内容进行剖析,从而说明CSSTA是推动两岸深化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是海峡两岸依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第四条所签署的服务贸易协定。2013年6月21日,两岸两会在中国大陆上海市举行第九次高层会谈并签署该协议,也向外界公布了开放清单。
CSSTA包含文本和两个附件。文本包括序言和4章24条;两个附件为: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关于服务提供者的具体规定。
根据CSSTA附件一“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双方开放承诺共144条,涉及100多个服务行业,范围涵盖了商业、通讯、建筑、分销、环境、健康和社会、旅游、娱乐文化和体育、运输、金融等。其中大陆方面开放承诺80条(非金融领域开放承诺65条,金融领域15条),是在大陆加入WTO承诺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放;台湾方面开放承诺64条(非金融领域开放承诺55条,金融领域9条),是在台湾开放陆资入岛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放。
CSSTA与其他类似贸易协定相比--如大陆与香港签订的 CEPA,开放水平更高、涵盖面更广。
笔者通过对CSSTA与CEPA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CSSTA在承诺表内容、服务提供者规定和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较CEPA都有重大优惠。下文将进行详细比较分析。
在非金融服务行业,大陆对香港开放承诺一般仅限于“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然而对于台湾,大陆在许多非金融服务行业都允许其在大陆设立合资、合作,或者是独资企业。这些行业包括:建筑物清洁服务,摄影服务,印刷及其辅助服务,会议服务和展览服务,笔译和口译服务,录像、录音的分销服务,建筑和相关的工程服务,批发服务,零售服务,环境服务,医院服务,文娱服务,体育和其他娱乐服务,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服务,公路运输服务,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商标代理服务等。
在金融服务行业,大陆对台开放承诺也有重大突破。在银行服务部门,CSSTA规定,“大陆的商业银行从事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时,可以投资符合条件的台湾金融产品。符合条件的台湾的银行可以按照现行规定申请在大陆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台湾的银行在福建省设立的分行可以参照大陆关于申请设立支行的规定提出在福建省设立异地(不同于分行所在城市)支行的申请。……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支持两岸银行业进行相关股权投资合作。”在证券、期货服务部门,CSSTA规定“允许符合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境外股东资质条件的台资证券公司与大陆具备设立子公司条件的证券公司,在大陆设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允许符合条件的台资期货中介机构按照大陆有关规定,在大陆申请设立合资期货公司。”
从比较中不难发现,在上述非金融服务行业,CSSTA允许台湾在大陆设立合资、合作甚至是独资企业,享受国民待遇。这一举措会显著加深大陆市场的开放深度。台湾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远远领先于大陆的,尤其在以版税及许可证服务贸易为代表的高端服务贸易部门、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部门。凭借其强大的竞争力,不难在大陆做大做强。因此允许台湾企业进入服务业,无疑是对台湾非常利好的条款。在金融服务行业,从只允许香港银行接收居民存款,到允许大陆的商业银行投资台湾金融产品,是一个质的转变。若是实行该条款,台湾可以较容易地获得、利用大陆的大量资金,从而进行金融活动。此外,大陆向台湾开放了证券、期货等金融服务部门,无疑是向实现金融自由化迈出了一大步。
CSSTA关于服务贸易提供者的规定一共有六项。该规定将服务提供者分为“一方自然人”和“一方法人”。
对于“一方自然人”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仅要求提供两岸任一方身份证明文件及其他必要资料。业务主管部门或其他委托机构认为符合规定,即可核发服务提供者证明书。
而对于“一方法人”的审核,主要针对其从业资质是否有效。在规定的第二项中提到,一方法人服务提供者应满足“在该方从事与拟在另一方提供服务的性质和范围相同的商业经营持续三年以上”。此外,对于从事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证券期货及其相关服务、保险及其相关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应满足的持续经营时间为五年。在申请服务提供者证明书时,一方法人服务提供者需要提供:注册登记证明副本,最近三年或五年的完税证明副本和财务报表,拥有或租用经营场所的证明文件或其副本,其他证明提供服务性质和范围的文件或其副本,以及其他必要文件、资料。经业务主管部门或其他委托机构认为符合规定后,即可核发服务提供者证明书。 通过与CEPA的规定进行比较,CSSTA对服务提供者的规定更宽松,对服务提供者的审查要求更少。CSSTA较CEPA减少了以下规定:雇佣员工中两地服务提供者所占比重;两地服务提供者需要取得其负责人作出的法定声明;服务提供者需要取得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书;服务提供者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并且以上资料要经内地认可的公证人核证。
综上所述,CSSTA减少了服务提供者需准备的文件和资料,简化了对服务提供者的审查流程,同时减少了业务主管部门或其他委托机构的审核工作。因此不仅减少了两岸相关机构的行政工作量,提高了行政审核效率,还降低了台湾服务提供者进入大陆市场的门槛,有效、直接地为其提供便利和优惠。此外,也有利于实现两岸人才的有效交流、沟通,实现互助互补。最后,由于服务贸易的主要载体是服务提供者,因此实现服务提供者的便捷、迅速流通,是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途径。
CEPA关于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只有第十九条第三款第2、3项规定:由联合指导委员会解释《安排》的规定,解决《安排》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争议。该条款对委员会职能及职责范围规定模糊不清,并且也没有规定“《安排》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争议”的范围。
ECFA 中关于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十条及第十一条第二款中。第十条规定:“一、双方应不迟于本协议生效后六个月内就建立适当的争端解决程序展开磋商,并尽速达成协议,以解决任何关于本协议解释、实施和适用的争端。二、在本条第一款所指的争端解决协议生效前,应由双方透过协商解决,或由本协议第十一条设立的‘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以适当方式加以解决。”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委员会可根据需要设立工作小组,处理特定领域中与本协议相关的事宜并接受委员会监督。”虽然对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略显笼统和抽象,但是相比于CEPA的规定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和进步。
另一方面,由于两个协议都缺乏详实具体的争端解决机制,而区域贸易协定与WTO规则是兼容、互补的,则可以考虑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协议的适用性。首先,对于大陆和香港签订的CEPA,由于签订双方属于同一个主权国家,因此CEPA的法律本质只能属于是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协定,所以CEPA不能适用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其次,对于大陆和台湾签订的ECFA,虽然两岸对于主权政治问题的争议一直没能解决,但ECFA是两岸为了加深经济合作、淡化政治矛盾而签署的协议。大陆和台湾属于不同的关税区,并且都是WTO的成员,因此理论上ECFA适用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ECFA和CEPA目前都缺乏具体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未来必定需要构建合理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当前状况下,ECFA适用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无疑能为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争端提供解决依据。两岸在执行服贸协议时,若产生争端,则暂时可以依靠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协调矛盾,解决短期矛盾;并同时赢得充裕的时间来构建ECFA的争端解决机制,从而解决长期矛盾,维护两岸经贸的稳定、有序合作。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是一个重大战略举措,对两岸的经济影响是深远而显著的。尤其是对于台湾,其重要意义要优于大陆。一方面,台湾企业应抓住此次机遇,进入大陆服务业,发挥其比较优势,在竞争中实现两岸服务业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经贸关系的良好、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台湾企业也要谨慎规避市场风险。在进入大陆或面对大陆企业进入台湾,都要理性对待。当争端产生时,应援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尽快处理矛盾,控制可能产生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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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的功能是解决先民们对自然与文化世界中存在的对立,也相信所有的神话都是基于自然和文化的对立,反对神和人,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对抗,还基于人类文化共有性与特有性的两极对立,基于人类思维基本结构空间结构特性和时间顺序特性的两级对立。就像在不同文本中,先民们觉得太阳太炎热了,需要射掉多余的太阳,但是,他们又不能完全的摆脱太阳,只要消灭多余的太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先民们了解他们身边世界和克服与他们生存相生主要矛盾的无意识愿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台湾海峡两岸射日神话母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台湾海峡两岸射日神话母题全文如下:
神话是被赋予了宗教信仰色彩的史事,是高雅教训的寓言,是原始人思想生活的见解,但是在人们的流传中失去了其本身的含义。[1]神话在原始社会是不能讲给女人和孩子的,其具有一定的神秘功能,这与原始崇拜和原始祭典仪式有关。只有男孩子快过成年礼时才可以给他讲这些神话故事,因此神话的流传是最好见证了部落的成长的记载。据记载,射日神话是在世界范围广为流传的一个神话类型。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曾在《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中提出多日(月)并出射日神话母题和英雄消灭多余的日(月)射日神话母题。
胡适先生最早将母题这一术语引进到中国,并且他在《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一文中又首先将“motif”翻译成“母题”,文中,他指出“有许多歌谣是大体相同的,类似的地方是剥开其枝叶的主旨,不同的地方则是根据本地风光增添出来的枝叶,因此就将相同的地方在文学上称‘母题’,这样的一个‘母题’往往从北方传到南方,从国内传到国外,从黄河流域传到长江流域,从西安传到云南等等,在这些流传的过程中都会增添上许多‘本地风光’,到了最后就会出现句句都变了,字字也都变了,几乎整个歌谣都发生了改变,但是我们试图把这些歌谣比较来看,去掉‘本地风光’,仍旧判断出他们是出于同一个‘母题’。”
陈建宪先生说:母题是民间叙事文学作品内容的最小元素,母题可以是具体的物质,也可以是一个精神层面的思想;可以是一种动态的行为方式,也可以是一个静态的角色,或具有异国风情的动物和植物,它具有一个字符型,一个插曲。这些元素都具有不同寻常的力量,使他们能继续延续着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
神话母题具有民族性,它产生于拥有特有的自然、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土壤之上的民族,它可以不断复制、不断强化,逐渐脱离了具体的表述,进而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同时,神话母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因为它有类似于心理学,生理学一样的人类的文化压力。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的文化群体是极为相似的,因为他们拥有类似的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和社会风俗习惯,也创造出了例如泥土造人、开天辟地等相似的神话母题,因为这些都是世界许多民族所共有的神话母题。[4]
(一)射日神话母题在大陆的分布状况
后羿射日的神话是我们所熟知的射日神话,但其主要流传在汉族之中。在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也有很多不同人物的射日神话,例如中国大陆南部的壮侗语族的壮族、布依族、傣族、水族、侗族、毛南族;彝语支系的彝族、傈僳族、哈尼族;苗瑶语族的苗族、瑶族;藏缅语族的景颇族;南亚语系的佤族以及未定语系的独龙族、土家族等;满――通古斯语系的赫哲族;蒙古语系的蒙古族。台湾泰雅族布农族、鲁凯族、邹、赛夏、排湾族也有不同人物的射太阳神话。
射日神话母题主要分布在大陆:汉族《后翼射日》;赫哲族《射太阳》;珞巴族《九个太阳在天上》、《纽布射阳》;蒙古族《乌恩射太阳》;壮族《侯野射太阳》;瑶族《射太阳》、《射月亮》;土家族《天地分开》《太阳、月亮》;羌族《射太阳》;彝族《射太阳和月亮》;哈尼族《俄普浦罗》;傈僳族《射太阳月亮》;景颇族《蝙蝠的故事》、《公鸡请出太阳》;布朗族《顾米亚造天造地》、《打败太阳神》;阿昌族《遮帕麻与遮米麻》;独龙族《猎人射太阳》;苗族《阳雀造日月》、《公鸡请出太阳月亮》、《公鸡唤日》;布依族《伏羲兄妹二人》、《玉姜射太阳》、《射阳》、《公鸡请出太阳》、《德金射日》、仡佬族《喊出太阳》;满族《太阳和月亮的传说》;黎族《大力神》;佤族《射日》;畲族《太阳、月亮》、《公鸡请日》;毛南族《格射太阳和月亮》;水族《化石娘故事的》;侗族《射日》;纳西族《靴顶力士》;德昂族《仙人射太阳》。
(二)射日神话母题在台湾的分布情况
台湾南岛语系的民族共有十四个,其中有六个是从原来的泰雅、布农、赛夏、雅美、卑南、阿美、排湾、鲁凯、邹中分化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太阳神话,除了母系氏族社会的阿美外,大多数的民族都是运用弓箭进行射除多余的太阳,但卑南族不是。由此可见他们对太阳都有着强烈的崇拜之情。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的功能是解决先民们对自然与文化世界中存在的对立,也相信所有的神话都是基于自然和文化的对立,反对神和人,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对抗,还基于人类文化共有性与特有性的两极对立,基于人类思维基本结构空间结构特性和时间顺序特性的两级对立。就像在不同文本中,先民们觉得太阳太炎热了,需要射掉多余的太阳,但是,他们又不能完全的摆脱太阳,只要消灭多余的太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先民们了解他们身边世界和克服与他们生存相生主要矛盾的无意识愿望。在当时生产力不是很发达的背景下,先民们就不自觉地把人与自然都赋予神话色彩,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神力,可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产生了大量与之相应的神话故事。
在我国,生产力、文化相对发达的民族对相对落后的民族会间接地引导他们学习其优良的文化,学习其科学的生产力,特别是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表现在作品的传播上,还表现在少数民族自己作品上,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在体裁、风格、韵律等方面都是受到了汉族文学的影响。
民族迁徙,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例如东汉末年的大战乱,由于战争,陕西、河南等地人口数量急速下降,需要补充大量的人力及物力,因此在汉魏投降后,中原地区涌入大量的北方和西部边疆地区的匈奴、鲜卑、揭、氏、羌等少数民族,并逐渐从原有的游牧生活改变为定居的农业生活。封建的统治者在争权夺利中,往往借助少数民族的力量扩充其实力,进而使统治者之间的大混战变成民族之间的大混战。这场大混战,延续了三百年之久,虽然对于百姓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民族间的文化得到了充分地交流。尤其是对神话来说,这种交流在民族分化、融合的时候就悄无声息地已经完成了。
战争与融合必然会带来文化的交融,一些射日神话在战争或者融合的情况下,是不会阻隔的,特别是族源相近、地域相近的民族之间,一个民族的射日神话也会影响了另一个民族的射日神话,或者一个民族中保存着另一个民族射日神话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同样战争使得百姓流动性增大。因此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民族的射日神话,也会被一个地区添加出一些适合本地区、本民族的色彩,就成为了自己本民族、本地区的射日神话了,深挖其本质也是大抵相同的。
射日神话母题同样也反映出政治上统一这一观点。部分学者认为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例如明清时期的王夫之就认为,“射日神话其实是一个有内涵的故事,‘例如尧承之乱,天下分割出十个部落,后羿灭掉其中的九个,《庄子》谓尧伐丛枝、胥敖是已’ 。”这一观点揭示出射日神话母题蕴含了部落统一的寓意,这一大胆的解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文明演变的角度出发,进而使得后世许多学者对后羿射日的寓意解释不再单一局限于先民们与自然作斗争,还延伸出部落、民族之间的融合,从这样的角度挖掘使得他们有意识的分析探究,进而取得更为有效的分析成果。孙作云认为“后羿射九个太阳,其实是在消灭其他九个不同的氏族”;
同时,李玄伯也表示赞同,“后羿射日的故事……表示当时有十个太阳,后羿曾经消灭其中的纠葛”。同样,郭沫若也认为后羿所射的毒蛇猛兽都是各个氏族的名称,十个太阳均为十个氏族首领的,[10]朱天顺、萧兵也都同意此观点。[11]由此可见,后羿射日的神话以及演变出的不同少数民族的射日异文,不仅蕴含抗旱射日的直接需要,还包含了更为广阔的民族交流与融合的社会意义。
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看那些射日神话,虽然他们增加了许多“本地风光”,但可以剖开其“外衣”看其本质,便可以寻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发现它们之间的某些千丝万缕的渊源。射日神话母题存在于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人们的文化知识程度的不平衡上,致使射日神话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存在时间上与地区上的差异,这为我们研究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信息。在这些不同版本的射日神话中,拨开其外衣,看其本质,就不难发现我国各民族与台湾海峡两岸在射日神话母题中的交集,进而看出海峡两岸是一样多源多流、同源异流、异源合流、源流交叉的民族关系,当然也可从中透视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血肉相联的一家人,同时也可以看出民族的交往已经由来已久。民族自身发展需要包括群体利益在内的各种有利于民族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的因素来维系本民族共同利益,这里所指的利益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利益,而是更深层次的精神利益的统一,这就需要我们不仅仅从物质的角度出发还要从精神的角度出发,促进其共同利益的发展。
美国学者戴维--利明从“心理学的解剖”角度分析:“一个神话被证明出是由商人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的也是不全面的,我们必须探讨出它为什么能够在与它有相悖的地方得到承认,是如何被当地人所接纳的,某一个神话从哪里传出去的不是重点,关键在于他人是如何接纳其神话的,原因是不是这个神话悄无声气地激发出早已存在他们思想中的潜意识。”[12]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来看,它是一个民族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实践,是该民族大多数成员所共同认可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和道德规范,是民族传统的积淀,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思维特征、心理特征、思想情感、文化传统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13]虽然,各民族的射日神话母题都不是最先进的或者最优秀的,甚至还可能是与时代发展相悖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神话存在的价值。但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神话母题都蕴含着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民族,其饱含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各民族的射日神话母题不仅为后世文学发展和文化进步提供一定的基础,同时也是人类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许多射日神话母题不仅体现出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意志,同时也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量,各民族、各地区随处都会发现这种不畏艰难、积极进取、战天斗地、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台湾海峡两岸虽然在射日神话母题的内容上有所其不同,但是深究其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是趋向于同一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不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民族凝聚力是对本民族一种永恒的认同与不变的归属,不管身处于何方,和有着和自己本民族一样的认同,最终在总体上反映和体现出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的思维方式及相对应的行为方式。
民族凝聚力也证明最真挚的爱和深层的心理寄托国家,这表明人们为理想人格和情感依恋对人民的个人心理和情感的升华,激发本民族成员的自信,推动民族成员追求民族整体利益的能动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因此它所代表的根本利益也是一致的,在广泛的流传过程中,不仅弘扬了民族精神,而且还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继承了民族优秀的文化,培育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社会在不断地变化,我们的生活、思想也在发生着改变,但唯一不变的是传承千年的射日神话母题的内涵。
据史料记载,射日神话主要来源于太平洋东岸,中国的东方即渤海湾沿岸的东夷部族,是在中国各个时期民族分化融合的背景出现的中国的大部分民族以及与境内民族有亲缘关系的境外民族中的融合和分化中产生的。
人类从远古时期到文明的今天,毫无疑问,人类也必将从今天走向更加文明的未来,因为我们现在所流传的射日神话,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某个地区也会发生着变化,以便更适用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从射日神话母题在台湾海峡两岸不同的版本中,我们不难看出台湾海峡两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地关系,我们文化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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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即台湾海峡两岸,简称两岸,也有人以此指代整个中国。此一称谓系一个源于地域概念的政治名词,指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有时也指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因为这个名称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认定的较为敏感的政治称谓或对岸的政治地位,所以常常被用作政治概念来指代台湾海峡两边的台湾当局政府(“中华民国”)与中央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两岸对话”的逻辑结构及策略重整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两岸对话”的逻辑结构及策略重整全文如下:
“两岸对话”在我国不仅是个政治概念,而且是包含两岸因同根同源所带来的亲缘关系、民族观念认同、经济贸易往来、文化学术交流等因素在内的宽泛概念。它既是经济、政治问题,又是文化问题,甚至还是一个国际问题。简言之,所谓“两岸对话”是自1949年以来,针对两岸分裂的现实,海内外各界人士为促成两岸关系缓和,围绕中国统一大业所进行的各种交流与磋商活动。两岸对话的进行,必然要依据一定的媒介,那么,两岸对话的媒介是由哪些因素构成?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弄清这些理论问题,对于我们今后更加有效地开展两岸对话,尽快促成两岸统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针对当今两岸对话的现状,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多维结构,把两岸对话的媒介分成核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三个层次以及八个主要因素来描述,并具体剖析各个媒介因素的地位、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
(一)作为两岸对话因素中最稳定成分——核心层:同种血缘的固定性与民族心理共振
两岸的血缘关系渊源于两岸的地缘关系。根据地质学家们的研究表明,远在两亿多年前,台湾就因造山运动的作用,由海底褶曲隆起而成为一个海岛。后来,台湾一直在不停地变化,有时成为海岛,像现在的情形一样,和大陆分开;有时却是与大陆相联着,即台湾海峡的水全部退出去,海峡露出水面。地质学家们通过科学的推断证明,约在一百万年前,台湾和大陆的确是相连的。这就是说,台湾、澎湖与大陆曾经连成一片,台湾本来就是大陆的一部分。甚至有科学家预测,到地球上的第五次冰期来临,极地冰原扩大,海水量减少时,台湾和大陆就又会联系在一起。[1]正是由于两岸地缘关系上的切近性,才使得两岸早期的人种迁移成为可能,并直接导大致两岸人种的近似性的结果,以至延续至今。
两岸对话诸因素中最稳定的成分,即两岸因同种同源所带来的同种血缘的固定性,及两岸由相同历史渊源所导致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倾向。血缘关系是通过基因遗传作用代代相传,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这一点可以从台湾的人口构成中看出来。据90年代的统计,台湾共有人口约2100万,汉族占98.3%,其中大陆籍有400万。[2]从血统上看,他们都是大陆汉族血统。连横著《台湾通史》曰:“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一语点出了台湾与大陆在血缘上的密切联系。据史书记载,在荷兰、西班牙窃据台湾之前,汉人已经在台湾从事渔业、土产品交易,相当活跃。据荷兰东印度总督的报告,当时台湾的汉族人为一万至一万一千人,到荷据末年已经达到二万五千壮丁。大陆汉族大规模地向台湾移民开始于明末清初。[3]
共同民族心理则是一个人出生后,受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影响,逐渐形成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特有的向心力和心理共振,它往往在人的潜意识里发生作用。正如台湾亲民党领袖林洋港所说:“除了百分之二台湾原住民外,其他都是汉族,论起血缘、文化、语言、宗教信仰,都是一样同源同根。不同的只是来台时间的早晚而已。”[4]民族血缘联系和共同心理倾向两个因素处于两岸对话的内层,我们把它称为两岸对话的核心层因素。
(二)作为两岸对话因素中的既成事实——中间层:历史法定事实与传统文化联结
历史是一连串自古以来由于地理位置、人文环境而塑造出来的事实,历史是人类无法摆脱的过去,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得以延续的根基。正如南民所说:“台湾无论如何,终究是个必须和中国栓联在一起的问题。”[5]两岸对话的中间媒介则是由于历史已经形成的既成法定事实。依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230年,当时的吴王就亲自派卫温到达台湾,开始经营台湾事务。在元代还专门设立了澎湖巡检司,开始管理台湾。到了清朝,1685年设立台湾府,1885年正式设立台湾行省。可见台湾与大陆的联系随着历史的演进而越来越密切,其战略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尽管台湾被日本霸占50年,但1945年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中都曾明确规定台湾属于中国领土,这些法定事实在客观上把大陆和台岛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证实两岸有着共同的历史。
按照台湾学者的说法,台湾的文明史总计300年,即南方荒岛之先史时代;颜(思齐)郑(成功)开拓时代;荷(荷兰)西(西班牙)窃据时代:[西班牙占领台湾16年(1626—1642年),荷兰占领台湾38年(1624—1661年)];明郑统治时代,历时22年(1661—1683年);满清统治时代,凡212年(1683—1895年);日本殖民地时代(1895—1945);台湾光复时代57年(1945年至今)。[6]由台湾自1626年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台湾虽然曾经历多个异族的统治,但其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中国人在统治(占67%),而荷兰、西班牙、日本的统治时间在台湾历史上所占的时间还是很短的(只占33%),因为满清、明郑、台湾光复的时间里,尽管台湾被不同的民族统治,却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即中国人在治理台湾。
文化是与历史相伴相随的,历史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文化的积淀过程。两岸传统文化的通融之处更是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质,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宗法伦理观念,以道德与政治一元论为基础的德治主义,建立在“家国共构”基础上的家与国的观念,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与中和思想,法古思想和恒久意识,建立在家长制基础之上的大众政治文化等等,这“种种传统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前两岸的政治文化之中”,[7]并且这表现为两岸民众共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共同的文化审美对象等。这种文化的通融是两岸得以进行对话的重要媒介。历史事实和文化纽结是比较稳定的因素,在两岸对话诸因素中处于中间层。
(三)作为两岸对话的现实表象——外围层:经贸、政治、文化交流与探亲
作为两岸对话的外在表现形式,经贸、政治、文化交流与探亲活动是最为活跃也是最为普遍的因素。可以说,两岸对话的外在形式既是两岸对话的主要方式,又是两岸对话的主要目标。之所以要进行两岸对话,其目的正是为了实现两岸的经贸繁荣、政治和谐、文化交融和探亲自由;反过来,经贸、政治、文化、探亲等活动的深度发展又可有效地推动两岸交流深入开展。但是,经贸、政治和文化交流也是容易变化的因素,他们可能因某些情况的变化而中断,因而具有不稳定性。如两岸在敌对状态时,相互间的经贸往来就几乎中断。外围层诸因素还受着国际势力的制约,有时国际势力起推动两岸对话的作用,有时又起阻碍对话的作用,这也是致使外围层诸因素具有不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决定政治”,两岸的经贸交流对发展两岸政治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统计,1978—1999年底,到大陆从事探亲、旅游、交流的台胞有1600万人次;两岸间接贸易额超过1600亿美元,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协议资金额以及实际到位金额分别超过了440亿美元和240亿美元。[8]另外,大陆一直是台湾获得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地,如1994到1996年的三年中,台湾分别从大陆获得118.4、116.86、113.8亿美元的巨额顺差。[9]
在两岸交流的上述三个层次中,核心层处于最稳定的地位,中间层处于相对稳定的地位,而外围层则处于相对不稳定的地位。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核心层、中间层因素越稳定,越能为两岸外围层交流创造良好的条件;反之,如果核心层、中间层因素趋于弱化,则势必会给外围层交流带来危机。另一方面外围层交流越发达越深入,就越能稳固核心层和中间层诸因素的地位;反之,外围层交流越欠缺越肤浅,时间一长,就势必会影响到核心层、中间层的稳定性。这就是两岸对话各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基本规律。
从1949年至今,海峡两岸已有50多年处于分裂状态中,当前两岸对话的现状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了可观的进展,但也出现不少令人忧心的问题,我们可以依据上述两岸对话的逻辑结构来解读当前两岸对话的现状:
(一)从核心层、中间层来说:台独势力竭力“模糊”或“淡化”核心层对话,阻挠中间层对话
李登辉当政以来,台湾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力主统一并主政的国民党日渐衰微,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输给“民进党”。由于民进党1986年以前是一个主张“台独”的非法政党,且当政后仍然没有放弃“台独”主张,所以,当前的两岸对话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两岸对话原来固有的核心层、中间层对话模式现在受到严峻挑战:岛内的分裂势力正掀起一股“文化台独”的暗流,给两岸对话蒙上一层浓重阴影。所谓文化台独,就是分裂势力企图割断台湾与祖国的文化联系,进而改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影响台湾民众对统一、独立的选择心态。其表现形式有:“企图从历史的角度否定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地位。为此他们重新解释台湾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虚构出一种独立的‘台湾文化’”。
“为了减少中国历史、文化对台湾民众的影响,岛内分裂势力还企图通过修改考试科目的方式降低祖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他们甚至企图在文化上制造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差异与区分,企图造成“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假象。[10]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文化台独”削弱岛内民众文化认同,必然会影响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对统一、独立进行选择时的心态。此外,在台湾民众中也存在一些因与大陆多年隔膜而产生的认识误区。据多年来的民意调查,台湾有很大一部分人主张两岸“维持现状”,这一普遍心理也给祖国统一带来不利影响。张广敏先生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国家意识迷失,价值观念变异,自我感觉良好,倚美心理严重。[11]可见,台湾民众对两岸对话的心态也是很复杂的。
(二)从外围层来说,两岸外围层对话空前活跃,但也有不少矛盾
从外围层来说,两岸对话的进行非常活跃。两岸的经济贸易、政治对话、学术交流以及探亲活动等蓬勃发展。台湾的林洋港指出,“从经济方面来讲,台湾现在对大陆市场的依存度一年比一年提高,目前岛内对大陆有二百亿美元的国际贸易顺差,而在大陆以外,包括美、日其他国家却是一百亿美元左右的逆差,……没有对大陆的顺差,那我们的国际贸易收支就赤字了。所以,我们对大陆的依存度是很高的。”[12]2001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台湾官方也给予“乐观其成”的态度,台湾民间更是直接支持大陆举办奥运会。大陆也公开表示,如果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可以考虑两岸合办部分奥运项目。[10]种种迹象表明,在冷战结束后,两岸对话大有越来越活跃的趋势,这一历史的趋势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可以预见,中国加入WTO之后,两岸的经济、文化、人员往来将更加活跃。
但我们也看得出,两岸关系微妙且有潜在危机。90年代后期,双方似乎处于一种暗潮汹涌的宁静,不时有小事件发生。从1995年李登辉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后,两岸关系骤然遇冷,陈水扁主政又加剧了两岸关系的恶化,再加上美国时不时想拿台湾问题做文章,两岸关系一直处于扑朔迷离之状。
两岸对话的现状很复杂,无论是核心层、中间层对话,还是外围层对话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对以往两岸对话的政策做一些重新调整。
首先,高扬传统文化旗帜,以外围层对话“拉动”核心层、中间层对话。当前要以举办奥运会和加入WTO为契机,继续扩大两岸外围层对话,以外围层对话“拉动”核心层、中间层对话。针对台湾当局在台湾民众中“淡化”、“弱化”或者“虚化”祖国传统文化的现象,我们除了公开予以揭露外,还要大力宣传祖国传统文化,和以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优秀的近代文化,让台湾同胞牢记祖国的历史,弘扬近代以来革命志士为争取国家民主、祖国统一而前赴后继的优秀历史传统。只有在心理上有了理性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才会在行动上支持祖国统一。祖国大陆一定要高扬传统文化旗帜,以外围层对话为契机,努力推动两岸的核心层、中间层对话的持续进行。
其次,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统一中国。我们以往习惯用“一国两制”来讨论台湾问题,但实际上,由于台湾当局的误导,导致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不仅不甚了解,反而曲解甚至感到“一国两制”是个恐惧的东西。在新时期里加强两岸对话,我们要有新的提法。对此,李家泉先生提出了“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来统一中国”的口号,这个更加明确具体的提法值得提倡。他认为:“有‘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体现在《香港基本法》中,有‘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体现在《澳门基本法》中,未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也必然体现在两岸共同制定的《台湾基本法》中。”其原则是: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平统一中国,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两岸各界人士意见;不是中央对地方,而是两岸代表的平等协商。公开提出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是更尊重台湾的现实,更能推动两岸对话的有力工具,是对一国两制理论的重大发展。因此,认真宣传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是当前推进两岸对话发展切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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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新特点,两岸同胞要总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验,精心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两岸关系发展的新特点和新态势相关论文,欢迎阅读!
近两年来,台湾海峡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无论台湾岛内政局、海峡两岸关系及中美间围绕台湾问题而进行的斗争,都有一些新情况、新发展和新特点。本文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陈水扁加速推动的“渐进台独”
在台湾岛内陈水扁正加速推动“渐进台独”,尽管其与李登辉个人存在争议,但与李所推动的“急进台独”(亦称“激进台独”)则有合流趋势,使两岸关系蒙上新的阴影
陈水扁上台后,原鉴于李登辉“两国论”和“急进台独”的教训,曾于2000年“5·20”就职演说时向岛内外提出“四不一没有”的承诺。即不宣布“台独”,不更改“国号”,不搞“两国论入宪”,不进行“统独公投”,没有废除“国统纲领”和“国统会”。从而改采“渐进台独”的做法,即由近到远、由小到大、由内到外、由量到质、化整为零、蚕食渐进、一点一滴地推动“台独”。一年多来,在李登辉为“精神领袖”的台联党的配合下,集中在8个“国”字上作文章,即将新台币定位为“国币”,把闽南话视同“国语”,把地方歌仔戏视为“国剧”,把从祖国大陆搬去的原故宫博物院拟改为福尔摩萨“国馆”。还有什么“国号”、“国旗”、“国歌”、“国父”等,认为都是从大陆来的,孙中山也是“外省人”,不能作“国父”。凡此,统统要实现“台湾化”或“本土化”,其基本程序和公式是:“民主化—本土化—去中国化—台独化”。其中关键是“去中国化”。一切与祖国大陆有联系的标语口号、地图画册、徽章标记、机构名称、街道名称、公司名称等等,都在“去”之列。
在“渐进台独”和“急进台独”之间,并没有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一脉相承,形式不同,本质一致。陈水扁等一帮人出于自身政治需要的考虑,又认为形势对己有利,乃迫不及待地抛出“一边一国论”。他认为,在台湾岛内,民进党已成政坛第一大党,自己集党政军警大权于一身,民进党及其本人的地位和权力已经巩固,加上年底北高两市“市长选举”的时间迫近,亦需制造对民进党有利的选举形势。认为,在中国大陆,中共正忙于“党的十六大”,忙于筹备奥运会,忙于各项经济建设,无暇顾及台湾,加上岛内的“大陆热”和“三通热”,亦需要借机压一下;认为,在国际社会,由于美国自小布什上台以后,频频对台湾“示好”,尤其是不久前的两件事:一个是所谓中国“军事力量评估报告”,强调“中国威胁论”和妖魔化中国;一个是所谓“国会财政拨款案”,把中国的台湾与北约国家、非北约国家相提并论,从而给了台湾当局以极大“鼓励”和“误导”。还有,台湾当局也希望借机试探一下美国的“底线”等。总之,由于私欲的膨胀,适宜的气温,主观的误判,就像1997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一样,陈水扁终于在去年8月3日也抛出了比“两国论”还“两国论”的“一边一国论”。说明主张“渐进台独”的陈水扁也终于向李登辉的“急进台独”靠拢。一个时期以来,扁、李不仅在目标上而且在做法上实际已经“合流”了。
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出笼后,完全走向他所期望的反面,不仅美国未策应,岛内很震恐,中国大陆更是反应强烈,国际舆论也是一片谴责和责怪,使他成了继李登辉之后一个“新的麻烦制造者”。由于他四面楚歌,处境尴尬,内外都很被动,不得已而动员其身边大将们四处“降温”和“灭火”。然从近期种种迹象看,他不过是迫于形势而有所收敛,或改变策略,不可能有本质上的改变。完全可以肯定,陈水扁“一边一国论”的命运不会好于李登辉的“两国论”。
二、陈水扁“一边一国论”的冲击
在陈水扁“一边一国论”的冲击下,两岸关系一时很难缓解。一段时间内,“政治冷”和“经济热”的形势还会有所继续。然从总体上看,两岸政治关系也还是不断前进的
台湾许多朋友私下告诉我们,两岸风水轮流转,过去是大陆搞政治挂帅,经济一路下滑;如今是台湾搞政治挂帅,经济也一路下滑。
早在李登辉主政后期,台湾即愈来愈注重政治和意识形态挂帅,使台湾经济出现不祥兆头。陈水扁主政后,由于推动“渐进台独”的需要,更加注重政治和意识形态挂帅,曾持续出现“四降”(经济增长率、股票、进出口贸易、内外投资)、“四升”(失业率、自杀率、破产率、痛苦指数)现象,至今仍无根本好转迹象。
根据香港《亚洲周刊》等媒体报道,陈水扁上台以来的两年多,岛内经济持续不振,社会问题丛生;而相反,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却十分热络,经久不衰。
过去是“5555”。即在中国大陆有5万家台商,50万台胞,500亿美元,中国大陆是台湾的第5大贸易伙伴。现在是“1111”。即在中国大陆有10万家台商,100万台胞,1,000亿美元,祖国大陆是台湾的第1大贸易伙伴。
过去是“9个热”。即探亲热、访问热、寻根热、交流热、旅游热、投资热、服务业热、农畜业热、求婚热。现在是“16个热”。即新增加金融热、寿险热、文化热、求学热、求职热、购房热、高科技热等。
尽管陈水扁当局千方阻拦,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资金总是要流向有利润的地方”,“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这是不以任何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是不可抗拒的。台湾当局被迫将原来的“戒急用忍”政策修改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然其重点仍在“有效管理”,并重提“南向政策”。虽如此,但仍无法阻遏台商积极投资祖国大陆的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岸关系出现“经济热”的同时,却又出现了“政治冷”。台湾当局至今仍拒不接受“九二共识”,不接受“一中”原则,不接受直接“三通”,不接受“一国两制”。大陆的“海协会”与台湾的“海基会”几乎已完全没有往来。台“两蒋”时代有所谓“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如今却变成上述“四不”了;蒋氏的“三不”,并未否定一个中国,而如今的台当局却连“中国人”都不承认了。
在两岸之间,政冷经热,一个是愈来愈冷,一个是愈来愈热,南辕北辙,“二律背反”。于是有人怀疑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是否经济上的“热”支持了政治上的“冷”,对祖国统一大业不利。其实这是不正确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两岸政治关系绝不是愈来愈远,而是愈来愈近。政治关系绝不能只看台高层的少数人,也不能只看局部而不看整体,只看眼前而不看长远。近几十年来,两岸从“热战”走向“冷战”,从“隔海对骂”到“高空喊话”,从“互不往来”到“热烈交流”,从“5555”到“1111”,从“9个热”到“16个热”,这绝不是政治上愈来愈远,而是越来越近。
在北京市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台籍学者提出了三个“越来越多”。即近几年来,台胞对祖国大陆有好感者越来越多,岛内要求两岸实现直接“三通”者越来越多,认为“一国两制”同样适用于台湾的人也越来越多。这能说是政治已“愈来愈冷”、“统一无望”了吗?
政治与经济是不能完全分开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千利益,万利益,经济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千关系,万关系,经济关系是最基础的关系。从短期看,也许是政治决定经济;但从长远看,一定是经济决定政治。决定两岸关系未来的是两岸的广大民众,是关系到两岸人民切身福祉的经济利益,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而绝不是台湾岛内少数顽固不化的“台独”分子,更不是他们所高唱的那些远远脱离人民需要的空洞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口号。
因此,我们一定要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对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充满信心。
三、美国的阻碍
冲击是阻挡两岸和平统一的主要障碍,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的矛盾和斗争仍会持续下去。然中国的最终统一乃大势所趋,绝不是美国少数反华势力所能阻挡的。
正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美国问题。二战以后,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和所谓“全球战略”的考虑,执行的是一条“以台制中”的路线。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是中国人,所以美国实际上沿袭了日本军国主义“以华制华”的策略,所不同的只是“急进”和“渐进”的形式不同而已。台湾成了美国战后手中用以对付和牵制中国大陆发展的一个“棋子”。
在中国、美国与台湾地区这个“三角关系”中,基本上有两条规律:
一条是:“大两岸关系”(太平洋两岸的中美关系)决定“小两岸关系”(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大两岸关系紧张,小两岸关系必然紧张;大两岸关系缓和,小两岸关系也必然缓和。
一条是:美国历届总统在对华政策上,前期与后期往往存在明显差别。其前期,都是反华,骂中国,对华政策向台湾倾斜;其中、后期,通过摸索实践逐步趋于务实。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02年1月17日的报道,小布什前的六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没有一届不是如此。所以,该报评论说:“从整个30年前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到今日布什(小)的北京之行,‘白宫,条条弯路通中国’”。
美国的对华政策,经常摆动于“全球战略”与“国家利益”、霸权与务实、合作与遏制之间,即所谓“钟摆”理论。小布什表现得最典型和最突出。其上台不过两年多,在对华政策上时左时右地摆动不下八九次之多。“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总的来讲,正向更务实和更积极的方向调整,这是好的。然而由于他一度向台湾摆动的幅度较大,从而给了陈水扁以可趁之机,竟然有恃无恐地抛出所谓“一边一国论”。他的这个“一边一国论”因为没有正式告知美国,引起美国当局的颇“不愉快”,然尽管如此,美国却仍对其暗存某种“疼爱”之情,看不出像当年对李登辉“两国论”那样的“震怒”。陈虽不得不适度“降温”和“灭火”,但不过是更加注意隐讳和包装而已,其实质性的“台独”嚣张之气,仍无丝毫改变。
美国在台海两岸关系上的基本态度是:不统、不独、不战、不和。“不统”是其战略目标,“不独”是策略手段,“不战”是牵制中国,“不和”是维持现状。美国对台海两岸,既怕统也怕独,统则使美国失去一张制衡中国大陆的“王牌”,“独”则有可能使美国被“拖下水”。最好是使两岸保持“和而不统,分而不离”的状态。美国希望台海不要以公开的“台独”来刺激和挑衅大陆,也要求中国大陆不要以“武力”来威胁和恫吓台湾,此即所谓“台湾不独,大陆不武”。长时间以来,美国在台海两岸间一直保持着貌似中间而实际偏袒和支持台湾的做法。
中国政府的对台斗争,实际上是对美斗争。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台海两岸的政策不会根本改变。它确实有点像“钟摆”那样,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轴心,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时左时右地摇摆不定。好时也好不到那里,坏时也坏不到那里,好时我们不要有幻想,坏时天也塌不下来。斗争将是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然而,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人民的支持下,海峡两岸终将统一,两岸中国人民终将取得最后胜利。
以上是两岸关系的三个特点。两岸关系的未来,必将决定于与这三个特点相联系的三大因素,即台湾岛因素、中国大陆因素和国际因素。在这三大因素中,起决定和主导作用的将是中国大陆这一因素。随着中国大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综合国力的上升,国防力量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必将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无论是“渐进台独”或“急进台独”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摘 要:台湾与大陆虽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至今仍然处于分裂的状态。值得庆幸的是,在爱好和平与统一的广大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的发展也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因此,我们要珍惜两岸交流得来不易的良好发展局面,更要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自己的努力,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早日实现。
关键词:浅析;两岸关系;发展;统一
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岛屿,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端,与大陆是密不可分的整体,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台湾海峡两岸目前的分离状态,是历史的沿革,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所有中国人无不殷切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两岸关系历经风雨坎坷,并处于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该以全民族的发展为大局,以更远大的目光、更务实的思路,认真思考和务实解决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两岸交流的现状
(一)文化交融
台湾与大陆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文化交流在两岸交流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目前,两岸文化交流正在不断深化,特别是艺术、学术的交流都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通过交流,人们更加认识到两岸对于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共同基础。两岸有共同的语言、艺术和民俗的文化形式,两岸都使用共同的语言和文字,有普通话和方言之别,汉字有繁体字与简体字之别,又有台湾通用拼音与大陆汉语拼音之别,但这些只是大同小异,都同属汉语系。
(二)经济双赢
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始终是两岸关系发展最重要的领域。这些年,两岸经贸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的时候,两岸同胞携手并肩、共同应对挑战。大陆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台湾方面也允许大陆企业到台湾投资。这标志着两岸由单向投资走向了双向投资,这是两岸经济往来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两岸经济的共同发展。
(三)政治改善
两岸各个领域的交流对话本着“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的原则,是一种积极且务实的态度。但是,两岸的政治对话,是一个无法逃避的话题。因为最终解决两岸的问题,便是破解最难的政治问题。两岸的政治对话,是两岸、乃至全世界都瞩目的话题,我国的胡锦涛同志就曾多次提出双方要为共同破解政治难题积极地创造条件。
(四)其他往来
其他如人员往来、邮电交通以及科技、体育、学术、新闻等方面,大陆亦持积极态度,采取了相应措施,鼓励发展两岸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政府还授权成立了民间团体同台湾有关的民间团体建立密切联系,维护两岸人民的合法权益,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二、今后两岸交流的发展方向
(一)两岸交流的政治前提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两岸交流现在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但同时我们还需要坚持一定的原则。对此,胡锦涛书记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和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这启示我们一定要在这样的大方针下大力发展两岸的各项交流。
(二)两岸交流发展的重点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内容十分广泛,就其重点而言,应包括如下几点。
一是两岸经济贸易的合作与整合是维持和平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缺乏经济上合作的经济利益,两岸发展就不会有长久的和平发展。建立“两岸共同市场”是马英九经济与大陆政策的重要内容,他想要比照欧盟模式,使生产要素在两岸间无障碍运转,使两岸能够人员自由通行、资本顺畅流通、租税相互协调、市场由单一转向多元,实现两岸共同分享、共同成长、共同获利。建立“两岸共同市场”既符合台湾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迎合了岛内民众的迫切期待,又契合了祖国大陆对台政策,有助于促进两岸经贸关系迅速进入“高速增长期”和“黄金发展期”。
二是政治互信的建立与政治关系的改善。两岸没有基本的政治互信,没有在互信基础上的政治关系的改善,就无法建立两岸和平结构。海基与海协两会运作恢复常态,协商对话将成为政治交流的主要管道。重启两岸协商对话,是台海局势缓和的重要里程碑。两会复谈内外环境总体有利、各项条件也已经准备充分,但真正谈起来仍然不会一帆风顺,谈判进程将是曲折的、复杂的。特别是台湾领导面对岛内政治现实,出于对“台湾主体意识”、“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等因素考虑,短期内难以推动两岸政治领域的协商与合作。
三是文化领域的全面交流,共同发展中华文明。两岸都应该致力于共同塑造一个健康沃壤发展两岸文化,并以此作为重建两岸关系的基石。只有在中国大陆吸引台湾的情形下,统合才可能发生,而这只有在中国是繁荣且民主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两岸经贸关系已是全球化生产链中的重要一环,这种分工关系如果能够有更规范的制度,两岸互补互利、各取所需,双方往来的风险就可大幅度降低,更可以在全球生产分工上占有更枢纽的的位置。与此同时,激活文化的论坛式对话与互动,尤为稳定两岸形势的重要途径。
两岸关系发展至今,这过程中间时而冷冻,时而回暖。总的来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即使有分裂势力的阻挠,我们也要做最大努力促进两岸发展和平推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统一的祖国,一个包括两岸三地的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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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至关重要,它不仅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关系到中国的发展。鉴于当下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们要以“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为宗旨,采取完善涉台立法、把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把争取“泛蓝”与“泛绿”的工作结合起来、注重民生等多种措施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和平;稳定;两岸关系;台湾问题
自从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后,两岸的统一问题一直牵动着全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成为中华民族近半个世纪乃至未来一段时期为之奋斗的目标。50多年来,随着海内外形势的变化,两岸经历了从军事上对抗、政治上对峙、人员彼此隔离走向了军事上停止对抗、政治上局部对话、文化交流和人员逐步往来的互动过程。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推进,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两岸关系正进入一个关键的时期。一方面,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动力在增强;另一方面,两岸政治对抗正激化,“法理台独”正对两岸关系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面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应该如何认识和发展两岸关系,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对策,是深化两岸关系研究,促进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的理论和实践需要。
一、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至关重要
能否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进而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不仅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它已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关键因素之一。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台湾处于中国陆权与海权交界的“边缘地域”,是中国维护南海海域主权进而有效实现制海权的重要依托。台湾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南边缘,东临太平洋,东北毗邻琉球群岛,南面为巴士海峡,西隔台湾海峡与祖国大陆的福建省相望。台湾扼西太平洋航道的要冲,是中国东南大陆的海上屏障和进出太平洋的瓶颈。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台湾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以及台湾在维护中国海上安全方面和维护中国海权利益过程中所处的重要而特殊地位。因此,不难看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海峡局势直接关系到中国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能否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决定了台湾问题能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的问题。
其次,对于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发展问题始终是第一位的。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及人口增长同资源、空间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渐严重,因而能否开发海洋资源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中国的整体繁荣与稳定。台湾是中国南海海域的要塞,是中国开发南海及其周边地域资源的依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台湾是祖国南海“生命线”上一颗无价的珍珠。另一方面,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如果不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尽最大努力推进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那么中国就会错过十分关键的战略机遇期。而且,要和平,不要战争,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心声。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战争都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党和政府一直强调要尽一切努力发展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到万不得已决不采用非和平方式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政策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言:“我们
比任何人都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只要和平统一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进行百倍努力”。
二、两岸关系的总体发展
从1987年到现在,两岸关系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于两岸交往而言,机遇与挑战、困难并存。一方面,海峡两岸交流得到飞速发展。蒋经国晚年推行“政治革新”。在其影响下,1987年7月,台湾解除实施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逐步放宽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限制,随后又在一定范围内逐步开放两岸经贸往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两岸交往进一步加强,不仅交流领域扩大到经济、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而且双方的交流也从民间交流,发展到海峡两岸官方机构间一定范围内的协商和谈判。1991年2月,台湾当局公布所谓“国家统一纲领”,表达赞成“开放两岸直接三通”、“推动两岸高层人士互访”的观点。祖国大陆也先后出台一系列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与交往的措施。1992年11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会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达成了以口头方式表达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由此,“一个中国原则”被确定为解决两岸关系的道德底线,“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也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对台事务的基本准则。
而另一方面,这一阶段是“台独”与“反台独”、“分裂”与“反分裂”艰难斗争的时期。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台湾总统”后,逐渐背离了“一个中国”原则。1989年3月,李登辉明确宣称台湾“外交”要突破“一个中国”的框架。1993年2月,李登辉公然表示“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始终没有讲过一个中国”。1995年4月,李登辉提出“李六条”,强调“台湾与大陆分别由两个互不隶属的政治实体治理,形成了海峡两岸分裂分治的局面”。两个月后,李登辉在美国的演讲中再三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或“在台湾的中华民国”。1999年7月,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宣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从而彻底背弃了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当局的分裂言行引起了中国大陆政府和全体中国人的强烈反对,中国大陆立即开展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台海局势陷入危机,两岸事务性接触与谈判被迫中断。
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彻底否认“九二共识”,不断推进“台独”分裂活动。陈水扁曾多次重申其“一边一国”主张,明白无误地表达其“台独”意图。2002年7月30日,陈水扁首度以民进党主席身份发表谈话时称:“1999年所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是民进党党纲的重大里程碑,也是我们目前处理两岸问题的最高原则。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目前她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任何有关现状的变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人民来共同决定”。陈水扁一再提出要“制宪”、“公投台湾前途”,企图在“民主”、“人权”的旗号下实现其“渐进式台独”目标。而且,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执政台湾,利用行政资源在各个领域进行“去中国化”,同时积极推进“法理台独”,已经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中国大陆政府和人民在不放弃两岸和平统一的努力、加强两岸经贸联系的同时,也在积极进行“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特别是随着《反分裂国家法》的颁布,以及中国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台湾在野政治力量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不断深化,两岸关系的发展走上了新的历史阶段。
三、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
针对两岸关系的现状,今后对台工作的总体思路应该是从宏观上牢牢把握“一个中国”的原则方向,在微观上增强对台工作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深化两岸交流交往,有的放矢地化解两岸互动过程遇到的阻力和困难,增进互信及了解,确保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具体而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断完善涉台立法
在法治社会中,法对人们的行为起着规范、指引和教育作用。法明确规定人们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同时通过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戒,为人们提供可预测性的行为模式。立法是我们对台工作的重要内容。涉台立法从立法的角度为规范两岸交往,推进两岸关系提供法律保障。因此,祖国大陆要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推动两岸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两岸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通过立法来调整两岸交往关系,规范并推动两岸交流与合作,以法律的力量来抵制台湾当局对两岸交往的阻挠。
目前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来保障台胞的合法权益,推动两岸交流的深入发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等。但是,从总体上说,当前祖国大陆关于调整两岸交往的立法,已经明显滞后于两岸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前中国涉台立法尚未系统化,有关处理涉台事务的规定缺乏应有的规范性、系统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直接影响了它们在实践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随着中国大陆各地涉台事务的普遍开展,地方性涉台立法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地方性涉台立法能够有效弥补当前祖国大陆中央涉台立法的不足,为各地处理涉台事务提供有针对性的、富有实效的依据。而且,地方性涉台立法中的合理内容,也可为我们今后制定全国性的调整两岸交往的综合性法律提供借鉴。
(二)把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结合起来
要继续发挥现有的两岸经贸关系对政治关系的正面影响。近年来台湾经济萎缩的原因固然与民间投资及外来直接投资停滞有关,但究其根源,与两岸关系紧张也是紧密相关的。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大陆对台资金、技术的需求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台湾对大陆的需求大幅上升。在这样的格局下,台湾当局难以有效阻挡两岸经贸的发展,更不可能切断,两岸经贸关系对两岸政治关系的正面影响更加突出。这个现实,不管将来台湾谁执政,都不能不面对。因此,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对台湾经济工作的力度,使现有的两岸经贸关系对政治关系的正面影响得以继续有效的发挥。要建立两岸统一市场,实现两岸经济一体化。两岸经济上的统一是最终实现政治统一的前提。因为实现经济一体化,可使台湾的经济与大陆的经济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真正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合作、融合关系。同时,要把争取民心的工作寓于经济工作中。一直以来我们的对台经济工作都具有不可否认的政治意义,如国共两党成功举办的两岸经贸论坛,表面上是一个经济层面的工作,但是它带来的是促进两岸关系良性互动、拉近两岸人民心灵距离的政治效应。因此,今后无论是在哪个层面上的经济交流和合作,都应该以能否得到台湾民众认可、能否赢得台湾民众人心为依归。只有这样,经济工作才能真正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才能为两岸政治最终走向统一提供有利的基础条件和环境氛围。
(三)把争取“泛蓝”的工作与争取“泛绿”的工作结合起来
目前,我们与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都建立了一定的沟通管道,也争取了绝大多数“泛蓝”支持者的认同。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重点考虑不失时机地引导争取“泛绿”民众。从数量上看,“泛绿”民众为数不少,是台湾民意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泛绿”支持者都支持台独。必须看到,民进党也是一个内部派系斗争复杂的政党,真正彻底坚持台独理念的派系也不占多数,许多民进党党员甚至高层干部原先都是来自国民党。尤其是民进党执政之后,由于缺少干部,将一大批对民进党理念并不支持的人士拉入党内,民进党消化不良,将原先国民党的一些问题也带入党内,民进党有待于重新整合,而且也有可能被改变成为一个温和的政党。考虑到民进党将成为一个长期存在,而且民进党内一大批人已经确立了“西向战略”,因此我们应及时利用这一因素,与民进党建立起联系渠道,争取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使之成为反独促统的重要力量。
(四)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民生
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条件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获得民众的支持。而获取民众支持的最佳手段就是以民生为本,更加深入扎实地做好争取台湾民心的工作。台湾人民是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力量,也是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重要力量。只有使台湾广大民众深刻认识到“台独”的危险性,认识到“台独”与他们自身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促使广大台湾民众自己站出来反对“台独”,才能取得遏制“台独”的更大效果。
参考文献:
1、张春英.海峡两岸关系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2、胡锦涛与美国副总统切尼举行会谈[N].人民日报,2002-05-03.
3、胡锦涛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3-05.
4、台湾终于解除戒严[N].中央日报,1987-07-15.
5、两岸对话与谈判重要文献选编[M].九州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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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教育是教育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达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的观点突出强调了信息技术作为教育手段的作用,忽视了信息技术本身作为教学内容在教学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忽视了信息技术不仅应用于教育领域还广泛应用于军事、商务、咨询、运输等领域,这些应用作为教学内容的讲授是教育技术所没有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学信息技术教育的论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学信息技术教育的论述全文如下:
教学内容是指在不同的科目中具体的事实、观点、原理、问题和处理方法。教学目标的明确表达,在很大限度上给教学内容的设定指出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中要考虑很多问题,如目标的相关性、内容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及其对学生和社会的影响,以及能不能被接受学生,是不是符合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等等。
(一)明确培养目标,立足全体学生
信息技术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增强学生的信息技术科学素养。所以,信息技术教材的编写应该基于所有的学生,尽量避免生僻理论的出现。依据中学生的实际需要,让学生能够熟练应用必要的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
(二)注重实践,加强实验
信息技术教学内容应注重实用性,没有实际操作,整个课程教学内容将不能够达到想要的目的和效果。所以,应加强软件和硬件的建设,为学生进行计算机操作创造条件。
(三)培养兴趣,重视应用
信息技术是个新兴的课程。当学生接触新的事物时都会有着很大的兴趣,但后期信息技术课程内容将不断深入,有些知识必须去不断被重复练习,不仅无聊,还增加了难度,这会造成他们的学习兴趣逐渐下降。这时教学内容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让学生自己了解信息技术的实用性,提高信息技术学习的积极性。
(四)注重学科渗透,反映发展动态
信息技术概论的教学内容在论述本科目知识时,也应该涉及与之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知识。这种教学方法,不仅有利于学生的理解,也能够帮助学生扩大和深化知识结构。
(五)联系社会,开放办学
为了满足学生在未来的工作需求,信息技术教学应该尽量走出学校,以反映社会的需求。比如组织学生访问大的网络公司、更新速度较快的网络通信部门,邀请专家来校授课互动等,尽量把最新的国际信息技术展示给学生。
(六)编制多种内容,适应学生需要
关于信息技术教学的内容,不同的人不同层次的需求。一些人认为应该建立跨学科的课程内容,另一些人则提倡设置综合课程,还有些人认为除了必修课,也能够设立有地方特色的各种各样的选修课程,让学生自己选择。
(一)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学生务必要有积极的学习兴趣,才能使自己的学习自主性等到应有的发挥。教育工作中,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可以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因此,在中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创新能力和知识水平的发展逐步从量变到质变,从而培养出学生的创新能力。中学信息技术课程实用性强,因此在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教师应注意的相关工作,在结合教学内容、符合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创新的设计,使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创新能力。
(二)给予学生足够的信任
在中学信息技术教育进行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时,教育工作者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教师在信息技术教育课程中面对学生的态度不够好,总是缺乏信任,对学生的创造力并不能给予肯定。这些问题普遍存在于中学生学习信息技术新课程的过程中。因此,在中学信息技术教育实践进行时,当谈到的探索和复杂性的课题时主要是由教师来解决的。教师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避免教学活动与教学目的偏离,教学任务的延迟,学生创新效果不好等,导致其思维习惯受到影响。这种行为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一大阻碍,是目前的教学中存在的严重错误。所以,在中学信息技术教育进行中,教师务必足够信任学生,鼓励学生自助完成教学任务,充分发挥他们的学习潜能,以便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在实践中培养创新能力
中学信息技术课程教育实践发展的过程中,教师应充分注重它的实践性,在教室里给予学生某些表现的机会,这样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就会增加很多,可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喜悦,使他们对这门课有浓厚的兴趣。这既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创新思维,也能够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其中,在学习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教师的教学活动进行时,务必新旧知识相互穿插,以便于学生在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关于那些启发性的问题讨论,教师应该鼓励学生独立处理,这样可是让他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训练创新能力。此外,在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中,假如学生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教师应该及时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及时搜索和收集相关信息,然后课堂上和学生交流探讨,在交流中启发学生去发现问题,并分析其处理方案。假如在这个环节中学生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就需要相关的教师来解释和指导了。这种教学方法在实际进行中,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够得到提高,增强实际操作能力,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主力逐步强化。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了解中学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内容是根据中学信息技术教学目标来组织的,是信息技术教学的重要支柱。当前的素质教育要求我们在按照教学内容进行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很重要的,即能够培养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这样能够增加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使学生的学习热情得到激发,为他们在未来的生活工作打下结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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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是与学生为主体的、具有一定的诉求的群体性活动,发源于南宋时期,在近代达到高潮。提及学生运动史,一般都从“五四”说起。其实,学生运动的历史可前溯到古代社会,而且不乏先例,至有规模、势超过“五四”者。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区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是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为先锋和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 - 1947 年,也就是从争取和平民主到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两年间,国统区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三次全国性的斗争高潮,即一二·一运动、抗暴运动、五·二〇运动。前两次斗争的最初发生,分别在昆明、北平,第三次则以南京、上海和北平、天津为主要的发生和高潮地区。随着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进步学生运动遍及全国,而以南京、上海为主的华东城市,以北平、天津为主的华北城市,以重庆、昆明为主的西南城市,始终是学生运动的主要聚集区和斗争的主要战场。
作为第二条战线的主要构成,国统区学生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重要意义和历史影响,无论华北、华东、西南以及其他地区,具有相同的内在联系。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不同地区的斗争呈现出不同的态势、不同的过程,甚至出现不同的结果。以毛泽东关于第二条战线的阐述为基础,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研究战后中国城市学生运动的主流。然而对于学生运动主体自身的研究,对于学生运动发生时空的探查,对于学生运动客观区域的比较,已有成果尚未显现出足够的重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1]( P731)通过对同一性内部差异的分析,比较三大区域学生运动中的异同,对于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总结历史经验,深化共性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三大区域的研究,要立足于区域的形成。而区域的形成则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即所谓历史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P668)如果仅就前一个历史时期而论,重庆 ( 西南区) 、南京 ( 华东区) 、北平 ( 华北区) 在抗日战争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三座城市中,一座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一座是汪伪中央政权所在地,一座是地方伪政府的治所。战后学生运动在这三个区域迅猛爆发,并且先后成为运动的中心,必然有其相同的内涵。
1. 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突出特点。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2]( P626)毛泽东所言,对于理解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及城乡间、城市间的发展不平衡,予以了深刻的揭示。
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外国资本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增长为主要动因。外国资本入侵的巨大影响,沿海、沿江、沿边地带首当其冲。辛亥革命之前,上海及周边的南京、宁波、杭州,天津及邻近的秦皇岛,西南诸省的昆明、重庆,已被开为通商口岸和商埠。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倚重于轻工业,尤以纺织、面粉加工等业地位显着。这些不需要大量矿产原料的产业,在交通运输发达的中心城市形成规模,促进东南、华北、西南地区的城市形成群落。至抗日战争胜利时,人口 100 万以上的行政院直辖市有 5 个,依次为上 海 ( 430 万 ) 、 天 津 ( 170. 7 万 ) 、 北 平( 167. 2 万) 、南 京 ( 103 万) 、重 庆 ( 100. 2万) .[3]( P215 -216)北平、南京、重庆曾先后被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上海、天津则是这一时段中国工商业城市之伯仲。这些城市是“五四”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城市,成为全国或者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倚借现代交通、工商贸易、文化传播的影响,这些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日益显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区域化格局。
近代城市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冲击着本土文化,也促进了文化间的交流。从地域上讲,平津、沪宁、成渝分属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有着历史形成的社会传统和生活方式。近代社会对传统文化颠覆的初期过程,产生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加大了区域内的文化交流,使地方文化内涵的体现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增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使现代社会的思想和信息更快传播。接受现代文化的青年学生,思想观念上的影响尤为明显。文化交流的结果,是社会整体思想观念的进步,区域文化的现代性增强,而区域内的文化个性日渐消弱。作为地域与观念的结合体,文化区域在社会生活和近代思潮的变迁中继续显现。
2. 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事业,显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中国自与欧美各国以及日本接触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破天荒的大变,教育不得不随着大变”.[4]( P2)一方面,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在中国出现和形成,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变革的重要培基; 另一方面,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得学校教育制度推进缓慢,加剧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不平衡。
20 世纪初叶,中国开始大学教育的规模发展,形成以大学堂、高等学堂及大学预备科、专门学堂为主的大学类别。 “高等学堂及预备科,定各省城设置一所”,后发展到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省治城市。据 1909 年清政府统计,直隶以19 所、四川以 10 所、江宁以 9 所的大学数量,居全国前三位。[4]( P117 -125)私立大学始于上海中国公学,而后有复旦公学等; 教会大学较多分布在口岸城市,以及外国势力进入较早的华北、东南、西南地区。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大学的分布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抗战中的大迁徙,保存和发展了 “流亡大学”,也促进了西南地区的教育。1945 年与 1937 年相比,高等学校由 108 所增加到 141 所,在校学生由 41922 人增加到 83498 人。1946 年大学复员时,国民政府虽对西北、西南高等教育有所扶持,但全国的教育分布格局并未改变。教育部长朱家骅坦言,“我国大学集中京沪平津之不合理,尽人皆知”.[5]
1948 年,国统区有高等学校 218 所。在59 所 国立、私 立大学中,上海 10 所,北平 8所,天津、南京、成都、武汉各 3 所,超过半数; 在全部专科以上学校中,上海 36 所,广东17 所,四川 16 所,北平 14 所,重庆 12 所,南京、江苏各 11 所,分列前六位。[6]( P582 -587)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平衡,是学生运动区域形成的自然环境。
教育发展不平衡性也体现在城市的发展与分布上。城际联系是斗争联盟的载体,也是形成区域性斗争规模的重要因素。1948 年的省会以上城市高等学校数量,依序为上海、北平、广州、重庆、南京、天津、武汉、成都、福州、南昌、西安等。不仅这些城市大中学校的数量和规模都在国内前列,而且平津、沪宁、成渝分别与其周边城市的大中学校形成群落,成为城际斗争结盟的优厚条件。武汉、广州、福州、南昌和西安的进步学生,亦曾踊跃投身第二条战线,武汉大学六一惨案震惊全国。但其所处的中南、西北等地区,城市规模或城市群落的发展有限,文化信息的传播相对滞后,城际间的力量聚合也相对薄弱,因而难于同比。
3. 中心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重点区域
中心城市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革命斗争资源的积累雄厚。中国现代爱国主义运动的第一把火在北平点燃,中国工人阶级在上海首次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在这些城市设立代表机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直接领导革命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白区尚未系统形成科学的工作方针与斗争策略,中心城市的工作几经挫折。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宁沪相继失守,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组织积极领导开展沦陷区的斗争。1940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 ( 第一号) ,决定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中央强调,“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7]( P492 -493)中央提出的 “依靠乡村打入城市积极的开展城市工作”的方针,逐渐完善的城市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部门,[8]( P319)为解放战争时期城市斗争准备了思想与组织基础。
中央在 “第一号通知”中明确,以上海、北平、天津等中心城市及有关根据地为据点,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为推进整个北方工作的中心。中央、中央( 分) 局和各根据地都成立了相关部门和机构,开展城市工作。在中央的部署和领导下,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秘密工作取得显着成效。一是领导和组织机构逐步系统建立,发挥了城市斗争的核心作用; 二是 “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思想日臻完善,成为指导秘密斗争的科学的工作方针; 三是对于党员的思想、气节和斗争策略教育的不断开展,促进了革命斗争的坚定性和科学性; 四是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适度的斗争运动,推进了城市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中心城市 “以适当的方法建立广泛的社会统一战线,适当的进行群众工作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使党能得到社会掩护真正的埋藏于广大群众中”,[9]( P72)为第二条战线积蓄了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城市工作中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与策略。中共南方中央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卓越贡献。不仅如此,南方局在中心城市的工作,对爱国民主运动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推动和持续民主运动的开展,极大地强化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其次,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为日后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准备了基础。再次,学校工作的持续开展,促成了爱国民主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格局形成。最后,形成了一套适合白区环境和特点的斗争策略与斗争形式,为第二条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爆发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但就三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高潮而言,则有着不同的背景环境、发生过程、主体目标、斗争方式,以及特点和意义。列宁认为,“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观点。[10]( P710)从这个角度考察 1945 -1947 年间的学生运动,三大区域的形成及其对三次斗争高潮的影响更加清晰。
1. 西南区域
西南区域泛指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省份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以重庆、昆明、成都的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以一二·一运动为标志,西南区域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以 “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主题的一二·一运动发生在大后方,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处于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爱国与卖国的矛盾焦点。持续八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共产党的办事机关合法存在。共产党的思想主张和方针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群众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仅进一步加重了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位置,更增进了社会对共产党关于战后和平建设主张的了解。因此,西南地区既是国民党在体制上统治最为严密的地方,又是国统区民众对共产党了解最多的地方。
举国上下正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奔走呼号之际,在全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区域,各种政治力量聚集的地方,矛盾爆发自然首当其冲。1945 年 11 月19 日,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集会,成立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在国统区发出民主运动的先声。
悠久的中国历史,把西南造就成一个民族与文化特色鲜明的区域。而鲜明的特色又对近代社会,对中国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20 世纪30 年代,工农红军转战川、黔、滇,以疲惫之师冲破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胜利北上。除去战争双方的政治立场,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南地方政权,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和西南军阀的复杂关系,乃至地域、民族、风俗的种种差异,都成为影响国共角逐力量对比的因素。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前线,与太平洋战场的结合部和唯一的国际通道,更加形成独特的历史环境。抗战胜利前夕, “由于地方政权之没有和中央政府清一色,自由的民族主义者能够得到机会在云南和四川西部都 发 行 报 纸,相 当 进 步 的 批 评 中 央 政策”.[11]( P19)战后龙云彝族统治集团在云南处于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汉民与边民、党团与军队、政府与学校等多重矛盾之中,成为民主运动发生的客观条件。
一二·一运动肇始于 “民主运动的堡垒”昆明。抗日战争时期,由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在南方局关于 “勤学、勤业、勤交友”[12]( P58)的方针指导下,进步力量从思想到队伍形成强大的阵营。自八一五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当日,西南联大举行 “从胜利到和平”时事晚会起,昆明的民主和平活动接连不断。而此时的重庆位于国共谈判的中心,国民党对大中学校的控制甚为严密。
蒋介石尚处在内战的准备之中,对学生的欺骗与利用仍在发挥作用。共产党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在谈判桌内外努力避免矛盾激化。民主同盟和各进步团体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采取一致策略。成都、贵阳等城市,以青年学生为主的进步力量相对薄弱,成为斗争的主要参加者和响应者。“以昆明罢课为标志”[13]( P1177)的民主运动爆发后,重庆各界率先行动起来,抗议反动派暴行,声援爱国学生。成都、乐山、贵阳、遵义进步力量纷纷响应,形成了西南地区民主运动的区域规模。
2. 华北区域
华北区域指北平、天津及其周边保定、唐山等城市的学生运动,以平津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华北区域的初步形成,以抗暴运动为标志,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二次高潮。19 世纪末,北平是中国封建势力的最后营垒; 20 世纪初,北平又是先进文化的聚合地。
新旧势力的针锋相对,爱国与卖国的矛盾尖锐激化,使这座文化古城成为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发生地。20 世纪中期,这里又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与华东地区相比,共产党在华北敌后的力量更加强大,平津地区与大后方的距离更远,苏联进军中国东北后的影响也更甚。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以及与蒋介石出于制衡苏联、抢占东北的格局考虑,使华北地区成为美军最先进入也是驻兵最多的地方。从 1945 年 9 月30 日第一支美军部队登陆塘沽时起,3 个月内华北地区美军已超过 5 万,接近同期也是驻华美军总数最多时的 11. 3 万的一半。[14]( P330)美军控制北宁铁路山海关内沿线之后,不断侵入解放区,其挑衅滋事行径一再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揭露。
虽然在 19 世纪 20 年代后期,北平作为政治中心已然不复存在,文化中心却未被取代,继续着主流和上层文化。在历史的转折时期,这里既能够形成引导民众的思想潮流,掀起社会变革的风暴,也能够造就学术大家和意见领袖,推进民主运动的开展。由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和贡献,中国社会曾经普遍给予好感。知识层面高度评价美国的民主,甚至以之作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的楷模。于是在 1946 年 2 月英美苏同时公布雅尔塔协定时,国统区发生了只针对苏联的抗议游行,北平亦在其中。但从抗战胜利时起的短短一年间,这个阶层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来,民族与民主并不矛盾,气节比自由更加重要。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军观察组说,我们不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每一个在华 的 美 国 士 兵 都 应 该 是 一 个 民 主 的 活 广告。[15]( P224 -228)美国士兵没有做好这个广告,而是 “把坦克、装甲车开过王府井”. [16]( P7)美国式的民主与其所扮演的和平角色,开始在中国内战的危机中被否定。
北平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在城市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着名高校成为学生运动的堡垒,北大、清华、燕京甚至被称作 “小解放区”,统治当局则叹其 “形同租界”.[17]( P168)北平解放前夕,全市3300 多名中共地下党员中,“学委所属党员约为其半”;[18]而 “小解放区”的党员及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已 “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19]( P140)由于学校多、学生多,报纸 “都特别注重学校的消息,往往专辟一栏刊载”.[20]( P14)1946 年大中学校的陆续复原,更增加了文化与教育界对社会的影响力。
12 月 24 日美军暴行发生后,北平市警察局即告知中央社机构,要求各报不得报道这一事件。首获消息的亚光通讯社和一些报社,还被要求到警察局具结承诺执行。26日,消息仍在北平见报,中央社阻挠刊登的电令甚至被编成新闻,迅即激起抗议浪潮。北京大学48 位教授联名致函美驻华大事司徒雷登抗议,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主持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联席会议,决定对游行学生不加阻止,并请求有关机关保护。抗暴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声势浩大的学运高潮。
3. 东南区域
东南区域泛指宁沪与江苏、浙江等东南地区省份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以南京、上海、杭州的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东南区域的学生运动,自 1946 年高校复员后形成规模,在五·二〇运动中,构成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三次高潮。
1946 年 5 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迁移,对于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布局产生重大影响。南京成为五·二〇运动的中心战场,连同沪、杭、苏构成斗争的主要区域,都与此直接相关。首先,作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国民党的政令、法规出自南京。反饥饿、反内战成为这次运动的主题,斗争的目标直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中央政权。5 月 20 日,宁、沪、杭、苏学生联合在南京游行的目的,就是向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以及教育部、国民参政会请愿。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当日开幕,部分参政员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的提案。南京政府为“确保首都秩序”,冲突必不可免。其次,国民党的腐败和政府体制的腐败,成为教育发展的极大障碍。行政院长张群在答国民参政员问时承认: “此次学潮,最先发生于二三大学学生关于学校行政、学制与待遇诸问题的请求”.[21]
所指既包括学生反映的共性问题 “待遇”,也包括个性问题 “行政”“学制”.南京报界称,“今天的大学教育正如一个垂危的病人”; “教育极度混乱”的原因,除去内战、物价者外,即为 “党派斗争白热化”和 “学生无书可读”.[22]( P115 -116)五·二〇运动中,各地学生冲破 “不得越级请愿”的禁令,聚集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要求。上海 51 所中学应届毕业生反对 “会考”,举行盛大游行送代表到南京请愿。
江浙地区是中国工业的发达地区,上海为民国时期的工业中心。毗邻南京,上海起着双重作用。其一,上海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剥削中国人民的中心城市,方便于蒋介石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帝国主义。其二,上海拥有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五四”以来的历史表明,进步学生与工人阶级的结合,即先锋与主力的结合,是城市斗争运动推进的重要模式。裴宜理在描述“中国工人的政治影响”时说, “五卅运动中,由于激进派学生的刺激,工人们愤怒抗议日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要求结束军阀统治”; “20 年后,即 1946 -1948 年的内战时期,上海广大工人和学生充塞于街道,抗议国民党的统治”.[23]( P2 -3)1946 年 6 月 23 日,上海发生 5 万余人反战游行,2 万余名工人成为游行队伍的主力。到五·二〇之前,上海的工会已发展到 400 多个,有组织的职工近 40 万人。
就在国民党当局大肆镇压学生运动时,上海工人阶级发出了 “向伟大的学生运动致敬”的口号。[24]( P462 -472)六·二三运动显示了沪宁地区开始成为民主运动的重心,但青年学生在斗争队伍中的构成有限。1946 年暑期大学复员后,爱国民主阵营的结构出现了变化,青年学生成为斗争的主要力量。抗暴运动后期,领导学生斗争的部分骨干分别由华北等地聚集上海,筹建全国学生抗暴联合总会。在共产党组织和进步团体处于秘密状态的情况下,以普遍性群众团体的名义公开组织斗争成为有效形式。它能使学生运动中的骨干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不仅加大了对学生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号召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统治者的赤裸镇压。五·二〇运动中,南京、上海、浙江等地学生团体和华北学联在上海筹建中国学生联合会,并决定以 “京、沪、平、浙四区学联为大会秘书处”.全国学联第一次理事会的出席者,为“南京区、平津区、浙江区、武汉区、上海区”,主席为南京区,秘书处设上海区。[25]( P362 -366)由此可见宁、沪、杭、苏学生斗争在全国学生运动中的重要影响,以及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形成的巨大声势。
三次学生运动的高潮中出现了斗争的三个集中区域,或者说三个核心区域形成了三次斗争运动的高潮。实际上,这是学生运动本身和发生时空的主客观互为作用。毛泽东提出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时说,要 “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26]( P400)对国统区学生运动进行区位研究,就是考察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内在联系,是对事物的个性与共性关系的考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国统区学生运动、发起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历史过程,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过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成功领导国统区学生运动的一条基本经验。
十六字方针是中共指导白区工作的唯一的科学方针。无论在哪一个区域、哪一个时段、哪一次斗争运动,贯彻和执行十六字方针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而在领导不同时期、地区,针对不同群体、对象,争取不同目标的具体斗争中,同一方针下可能策略不同,同一策略下可能运用不同。三大斗争区域的形成和三次运动高潮的兴起,正是在不同的时空,坚持正确的工作方针、实施灵活的斗争策略的成功实践。
1. 紧紧抓住斗争主题,在不同的时期确定不同的斗争目标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一目标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实现。但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不同阶段,斗争的任务不同,提出的口号不同,实施的策略也不同。形成于不同时段的国统区学生运动三大区域,其间最大的区别也在于此。一二·一运动缘于国民党在签订 “双十协定”的同时大举进攻解放区,始于国民党施暴昆明大学校园,“反对内战,争取自由”遂成为学生斗争的基本口号。[27]( P123)抗暴运动缘于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始于驻华美军在北平的暴行,中共中央立即提出 “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的斗争要求。[28]( P3)五·二〇运动缘于国民党内战政策导致的国统区经济危机和教育危机,始于宁沪平津等地学生请愿游行被蒋介石斥为 “恣肆暴戾”的 “越轨行动”,[22]( P236 -237)斗争的中心口号便由最初的 “反饥饿、反内战,挽救教育危机”,发展成为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围绕不同时段的中心工作和斗争目标,中共各级组织在不同时段和不同地区运用了不同的斗争策略。一二·一时期利用蒋介石尚未摘下“和谈”面具,以及西南地方势力的反蒋情绪,争取更多的民主力量加入阵营。抗暴运动则是以青年学生为现身说法,把美军暴行与美国对华政策直接联系起来,动员起平津地区全部大中学校学生,最大限度地激发国统区群众的民族自尊心。五·二〇时期的斗争策略,是 “从生活斗争的不断发展中来突破”, “使每个生活斗争成为另一面的政治斗争”.学生们 “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三个要求,也就成为斗争不断深入、目标不断提高的三步过程。五·二〇运动之后,随着军事战场的不断受挫,蒋介石“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30]( P310)针对这种形势,学生运动主要与自身的直接利益相关,如浙江于子三运动、上海一·二九运动、北平助学运动,到反美扶日运动掀起新的高潮。各地在斗争策略上都做了调整。一是不与反动当局做碰硬的较量; 二是斗争要求较多的关注经济与社会层面; 三是群众运动组织性更加严密。
2. 灵活掌握斗争策略,在不同的环境中形成不同的斗争模式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北平、昆明均是国统区中心城市,但所处区位不同。抗战胜利时,蒋介石对南京的接收策略是,必须在解除日军武装的同时 “即能完全掌握之,以期构成受降及恢复治安之有利态势”.国民政府还都后,更进一步强化对南京的政治控制。北平为国民党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却临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后国民党依靠美军帮助进入北平,“因受共军之牵制,故进行较为迟滞”.[31]( P3 -7)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名义上管辖 2 个战区、3 个直辖市和 5个省,实则政令不出,故而自嘲 “上不沾天,下不着地”.[32]( P601)昆明是战时国际交通线的联络站,又是大后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战后西南成为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争控的焦点,云南首当其冲。昆明行营主任龙云为阻止蒋介石势力,一定程度上开放和支持云南民主运动。如闻一多所言,“抗战末期,昆明是民主运动的先锋”.[33]( P355)昆明事变后,云南当局压制民主的措施,无疑成为一把双刃剑。
战后初期,成规模的学生运动最先出现于收复区南京、北平,而不是民主力量最强、国共交锋最直接的后方重庆、昆明。1945 年 9 月萌起的反甄审运动,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群体引发,直接涉及收复区以公立大中学校师生为主的利益。反甄审运动并未形成全国性的高潮,既是受争取和平重建大势的影响,也在于利益群体的相对有限,加之国民党调整了相关的政策。尽管如此,这场斗争由沦陷时期建立的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率先行动,斗争从东南、华北兴起,波及到整个收复区,区域间的不平衡依然可见。
与反甄审运动并行的争取和平民主运动在昆明出现高潮,是种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首先,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种势力、两个命运和前途的较量无处不在。其次,更多的社会问题聚焦昆明。蒋介石集团强势解决地方势力,以枪炮迫使主政 18 年的云南王龙云就范,新的当局崇信武力的心理一再膨胀。而中央军势力的大举进驻,一蹴而就的集权控制与久已形成的民主氛围,形成了表面与深层的矛盾,也就是之后的 “开会”与 “开枪”的尖锐对立。进步师生抵制当局的禁令,成功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不熟悉环境的特务们,由于自己割断电线而无法行动,使关麟征 “因为这些人的愚蠢而大发脾气”.[27]( P463)即令在时事晚会上讲演的教授一半为国民党员,即令美国领事也认为教授们的讲话只不过 “温和地批评了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即令学生所提关于美军撤离中国的要求“还看不出有反美情绪”,当局仍对学生 “采取如此野蛮的无法无天的手段”.
以至于西南联大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负责人、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风潮的扩大,全是由于军人的盲目泄愤”,李宗黄、关麟征 “热情有余,见识太差”.此前力主在收复区实行甄审的傅斯年,受蒋介石之命调停昆明学潮,也认为 “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27]( P409 -410)在西南联大,国民党籍教职员占了很大比例,教授中的党员甚至可能接近半数。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被关麟征称作 “共产主义的温床”,有的教授被指为“穿着国民党外衣的共产党”.[27]( P479)然而,在对云南当局的谴责上,无论是坚持民主正义,还是出于义愤激情,或者为统治者出谋献策,西南联大乃至云南知识界的公开态度都是一致的。
从抗暴斗争到五·二〇大游行,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中央与地方处置民主运动的差异,以及北平当局与知识界的联系,都在影响着北平学生运动的外部环境。李宗仁说 “我在平三年,与北方教授们揖让往还,相处甚得,这也是我平生殊可引以自慰的事”.[32]( P606)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认为蒋介石 “整饬学风”的文告 “不很公道”,学生干预政治起因是政治不上轨道。[34]( P350)由于李宗仁、胡适以及北平市长何思源的立场,加之民主人士对他们和社会的影响,北平的政治氛围与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控制下的昆明,与蒋介石的 “首善之区”、汤恩伯任职卫戍司令的南京,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二·一事件被比作1926 年段祺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使国民党在和平特使马歇尔面前十分被动。蒋介石表白 “不打算重蹈 ‘段祺瑞’的覆辙”,并曾一天5 次与关麟征通电话, “明确下令不能再在学校发生流血事件”.[27]( P484)国民党策略的调整,对之后由北平发起的抗暴运动迅速推向全国,产生了一定客观影响。
与一二·一运动和抗暴运动不同,五·二〇运动在南京形成高潮,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五·二〇运动主题的形成,显示了斗争规模由小到大、斗争目标由低向高的发展。1947 年 4 月 28日,中共上海中央分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5 月将是新的高潮开始, “这一高潮不像抗暴带有突然性”, “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分散的生活斗争,是生活斗争与政治相互协通到一定时机又汇合成为全面性的政治斗争”.[29]( P365)五·二〇运动的源头,一说为中央大学教授会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的 “五六宣言”,一说为学生抗议副食费降低的 “吃光运动”.有此二说,恰恰体现了五·二〇运动酝酿过程中,斗争阵营的不断壮大。五·二〇前夕的口号是反对饥饿,斗争目标局限于经济和教育方面。
五四纪念活动之后,北平学生较早把 “反内战”与 “反饥饿”的口号直接联系起来,5 月 18 日即已向社会广泛发起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而同一天,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方研究决定,在斗争中增加 “反内战”的口号。19 日,中央大学第八次系科代表大会以 102 票对 10 票,通过在宣 言 和 标 语 中 加 入 “反 对 内 战 ” 的 原则。[35]( P95 -96)在斗争口号中增加新的内容,显示了运动在向更深层面发展。5 月 18 日 《中央日报》刊登三青团骨干的 《复课宣言》中说,“我们尤其反对请愿的目的中途变质”.南京提出“反内战”较晚,有利于更加广泛的争取社会群众,也避免出现时机不成熟的交锋,不失为成功的斗争策略。1945 - 1947 年,是中国城市学生运动的一个特殊时段,三个区域和三次高潮均形成于此。
自 1947 年下半年起,国共对于城市民主潮流的方针策略都作了较大调整,使得学生运动的区位特点开始淡化。国民党在中心城市加大镇压力度,全面实施白色恐怖,边远地区的氛围相对宽松。共产党则不再强调反对内战的口号,这与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进攻同步,也表明进步学生把希望寄托于革命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个区域和三次高潮促进了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学生运动开辟了新的斗争模式与更加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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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阀特指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各派系形成的控制中国大陆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军事政治集团。北伐战争是一场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是由以广州政府为形式上的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反北洋势力联合起来发动的一次旨在推翻北洋政府,统一中国大陆的战争。北伐军是一支军阀联军,其中南方北伐军由粤、桂、湘军队以及客居广东的滇、湘客军组成,北方北伐军指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两大军事集团。北伐战争本身的性质是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的根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国民党新军阀形成及其影响的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一些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投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国民党新军阀与旧军阀有共同点,但同时又有与旧军阀不同之处。
[关键词]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特点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等北洋军阀,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军阀却并没有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 1927年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军阀”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由此可见“军阀”大体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拥有武装,自成派系,割据一方(或控制中央政权)。
在《新华词典》中有关“中国近代军阀”的解释是“拥有军队,霸占一方,为害人民,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表示中国近代军阀,除了具备了过去的军阀的性质之外,还兼有“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近代”的特色。
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张同新提出,这是“对1927年叛变大革命后,霸据一方,实行反动统治,互相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总称。”①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并由此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开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武装力量和旧军阀系统中的军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他们都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发展自己势力的要求,但又感到缺乏力量,于是纷纷带着自己的私家军队投靠国民党,并改编军队,于是这些武装力量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主要来源。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⑴大部分是从旧军阀系统中分化出来,整建制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如南方的原国民革命第二、六、八军(即谭延 派,程潜派,唐生智派等湘军),第三军(即朱培德的赣军),第七军(即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的桂军),第九、十军(即彭汉章,王天培的黔军),北方冯玉祥统属的国民联军,阎锡山统属的晋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而改变为国民党旗号的原北洋系统的地方小军阀则更多,如夏斗寅,周凤岐,陈调元等。⑵来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组建的所谓“党军”,我党虽曾在这些军队中作过大量工作,但由于这些军队的首领不允许对其军队进行改造,同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这些军队仍是旧式雇佣军队的性质。②
这些武装力量参加北伐大革命,主要出于以下几种原因:
⑴这些武装力量受到大军阀的压迫,希望借革命力量的庇护来保住自己的势力;
⑵他们看到直系,奉系等旧军阀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而暂时归顺大革命的潮流;
⑶由于各地均被旧军阀分割而难以发展,他们期望借助革命的旗号扩展实力;
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期望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
这些武装力量虽然表示愿意接受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是他们参加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所以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所戴着的“革命信徒”的假面具也逐渐脱落。
大革命打击了封建势力,农民和城市工人要求土地,减轻剥削,实现政治民主的斗争不断深入,在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更提出了废除军阀制度,实行军队生活民主化的要求,这些都威胁着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切身利益。他们既想“脱离革命,同时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攫取更大的统治权,又能打着革命旗号来取消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其他的国民党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除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是在背叛大革命的情况下产生的之外,还有着与北洋军阀相同的外部原因和阶级根源。
毛泽东提出:“现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从广州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④
这说明,新军阀产生的国内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是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存在和地主买办阶级对人民大众的残酷剥削,而帝国主义划分范围的分裂政策则是其形成的外部原因。
国民党新军阀与先前旧军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同样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⑤
首先,国民党在外交上采取投降妥协的政策。
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向1927年3月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帝国主义政府赔款、道歉,并宣布要“逞凶”;同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一万多人,蒋介石竟然命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并任由日军缴械。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如日本控制了中国铁矿生产的99%以上,生铁生产的95%以上。在轻工业上,外资也占相对优势。1930年,中国民族资本纱厂的资本和公积金共合12,700余万元,而外资纱厂则合16,100余万元,占56%。而外资拥有的纱锭数更占67.4%,拥有布机数也占56.4%。这说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他们对中国控制程度越发严重了。
其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和地主官僚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土地占有状况也日趋集中。
1933年,广东地主富农人口占6%,却占有66%的土地,而贫雇农人口占74%,却只占有19%的土地。
再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官僚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扩大军费、增加赋税的过程中,把大量财富塞进自己的腰包。1928年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为21,000万元,1929年为24,500万元,1930年为31,200万元,三年间增加了50%。从1930年至1936年间,历年的军费均在三亿元以上。关税、盐税、统税在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为:1928年48%,1931年88.2%。
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至1936年共发行公债达26亿元,四大家族通过他们控制的银行,大量承购公债,独占了公债利润。
同时孔、宋、陈氏家族独占商业,工农业,垄断经济命脉。1935年,国民党政府设立了资源委员会,作为垄断全国重工业和矿业的执行机构,它垄断了钨、锑、锡等物资的生产和运销。
到1936年前后,在积累了大量财富后,正式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但是国民党新军阀也有着同旧军阀不同的特点:⑥
其一,以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做幌子,得以施展反革命的政治欺骗。
国民党曾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的新军阀大都参加过反对旧军阀的革命,国民党政权暂时地实现了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标榜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仍然存在,而他们就利用这种影响进行反革命的欺骗。
其二,拥有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和全国系统的特务组织。
国民党新军阀是有一个以政党为形式的集中组织,并有各种辅助形式的组织,作为反革命的工具。新军阀篡夺了这个曾是革命的政党的领导权,把它变为反革命的政党,而旧军阀是没有这样的政党的。
国民党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反革命武装,其常备军数量之多,超过了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据1929年国民党官方提供的材料,当时“全国军额达二百余万,年需军费约三万万余元”,占国民党政府总支出的75%以上。
国民党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1929年11月,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建立“中央俱乐部”,又称“CC”团或“CC”系。在这个组织内部有一个由职业化特务分子组成的专门特务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主要用来控制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和文教部门。1932年3月,又成立了另一个特务组织“兰衣社”,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它侦缉迫害的主要对象是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和异己力量。从1927年到1928年,屠杀了革命人民337,000多人,到1931年,被杀害的群众达100万人。
以上两点是新旧军阀最主要的区别。
其三,拥有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从“宁汉对立”到“宁汉合流”,经过1928年上半年的“北伐”,6月占领北京。1928年12月29日,满洲四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这也是中国自1916年来第一次名义上实现统一。⑦
其四,同时得到几个帝国主义的支持。
蒋介石集团,在经济上有江浙财阀的支持,同时又得到英、美与别的帝国主义的支持。1927年3月,上海资本家向他提供30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共产党势力。4月25日,上海商人和银行家又给了蒋介石700万元。⑧
其五,用政治强制和军事掠夺的手段,逐步地形成了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这个统治的经济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实际上存在着由新旧军阀控制的三个反动政府,即:蒋介石国民党
南京政府;汪精卫国民党武汉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他们各霸一方,为争夺对于全中国的统治全,进行着激烈的争斗。
同时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林立,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他们同样想得到整个中国的统治权,争斗同样不可避免。
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事实上反映了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害矛盾,毛泽东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战争。”⑨
到1928年初,国民党军阀北进之前,便形成了蒋(介石),桂(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四个主要派系,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原奉系军阀武力转化为国民党新军阀的武力。
从1929年3月至1930年11月,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蒋、冯、阎中原大战。由于多方因素,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占了上风,最后建立了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到1930年的3年之中,除上述几次大规模军阀战争外,还有云南的唐(继尧)龙(云)之战,山东的韩(复榘)刘(珍年)之战、四川的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等军阀战争,不下六、七次之多。连年军阀战争,战火遍于大半个中国,兵连祸结,百姓遭殃,估计战死人数不下五十万之众。⑩
同时,随着国民党统治的确立,它也以更疯狂的屠杀政策来扑灭中国革命的烈火,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员人数由60,000多人减少到10,000人左右。城市工人的斗争由进攻转为防御,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至30,000人。农民斗争此起彼落,处于分散而不集中的状态。民族资产阶级则退出了革命的营垒,而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革命的形式由高潮转入了低潮,这是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确立后带给中国的又一影响。
但是由于中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的殖民地化并没有减弱,帝国主义仍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土地占有制也仍然保持;工人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权利统统被取消;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全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因此,革命的高潮再次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注释:
①②③同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及其混战的历史线索》 教学与研究 1984.2
④⑤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⑥胡汶本等主编 《中国现代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P211
黄元起主编 《中国现代史》上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4 P245
⑦[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2
⑧[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9--150
⑨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⑩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P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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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胱甘肽是一种含γ-酰胺键和巯基的三肽,由谷氨酸、半胱氨酸及甘氨酸组成。存在于几乎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谷胱甘肽能帮助保持正常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并具有抗氧化作用和整合解毒作用,半胱氨酸上的巯基为其活性基团(故常简写为G-SH),易与某些药物(如扑热息痛)、毒素(如自由基、碘乙酸、芥子气,铅、汞、砷等重金属)等结合,而具有整合解毒作用。谷胱甘肽具有广谱解毒作用,不仅可用于药物,更可作为功能性食品的基料,在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抗肿瘤等功能性食品广泛应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述发酵生产谷胱甘肽的研究进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谷胱甘肽(GSH) 是一种由L - 谷氨酸、L - 半胱氨酸和甘氨酸组成的3 肽。在临床上用于保护肝脏、治疗肿瘤、解除氧中毒、抗衰老和治疗内分泌紊乱等疾病,在医疗、食品、保健品生产及体育运动和有关生物研究领域有广泛市场。
能够生产谷胱甘肽的菌株主要是酵母菌、酿酒酵母和热带假丝酵母, 其菌体内GSH 含量较高,且能长时间保持合成GSH 的能力。发酵法生产GSH 的重点在于优良菌种的选育,以常规诱变育种以及遗传工程技术就可以得到优良的生产菌株。
1.1 常规诱变育种
传统诱变育种大致可分为2 类:一是物理诱变方法,如紫外线诱变、放射线诱变、超声波诱变等;二是化学诱变方法,主要是用化学诱变剂处理,如亚硝酸盐、亚硝基胍、叠氮化钠、硫酸二乙酯、甲基磺酸乙酯等。抗性筛选中常用的抗性筛选物有甲硫氨酸、乙硫氨酸、氯化锌、三氮唑等。
克热木江·阿布都热合曼用酿酒酵母作为出发菌株,先用紫外诱变筛选抗氯化锌突变株,再用亚硝基胍诱变筛选三氮唑和叠氮化钠抗性突变株,最后又用紫外和亚硝基胍复合诱变,最终得到的GSH高产突变株产量为162.0 mg/L,比出发菌株产量提高了404.7%。王小娟用一株稳定高产的假丝酵母作为出发菌株,经过紫外诱变,氯化锌、甲硫氨酸抗性物交替筛选得到的突变株,谷胱甘肽产量是出发菌株的150%。
李小娟从自然环境土壤样本中分离筛选出一株谷胱甘肽(GSH) 产量为35.4 mg/L 的酵母菌株Y51;经紫外线诱变、亚硝基胍诱变后,分别用乙硫氨酸、氯化锌和三氮锉3 种抗性平板进行抗性筛选,得到一株GSH 高产菌株Y51- 21- 15;对该菌株摇瓶发酵生产GSH 的工艺条件进行优化后,菌株Y51- 21- 15 产GSH 量达158.4 mg/L,较出发菌株提高3.5 倍。郝淼闻研究半胱氨酸对S. cerevisiaeY08 的GSH 生产性状影响基础上,对菌株进行紫外- 亚硝酸复合诱变,在含有不同质量浓度半胱氨酸的高渗培养基上筛选半胱氨酸抗性菌株,所筛选到的菌株能够在发酵初期较高质量浓度的半胱氨酸环境下正常生长,并可以利用半胱氨酸高产GSH。
1.2 基因工程育种技术
基因工程育种技术可实现超远缘杂交,是一种可预先设计和控制的育种新技术,其筛选标记广泛、机理较明确、高产菌株的筛选率比较高,近20 年来发展较快;国内也有许多学者正在致力于研究利用这种技术来提高GSH 产量。目前,能够操作的菌株有大肠杆菌、毕赤酵母、乳酸乳球菌等,通常采取对GSH 合成酶系的改造,进而提高GSH 的含量。郝瑞颖构建酿酒酵母工程菌提高其产谷胱甘肽的能力,通过酶切带有GSHⅠ和铜抗性筛选标记CUP1 基因的载体pICG 获得GI 表达载体盒,并将其同源重组整合至工程菌株RA 的α- 乙酰乳酸合成酶基因ILV2 染色体基因组上。
结果显示,工程菌RIA的GSH 产量较出发菌株显著提高了18.7% (p<0.05)。陈加利等人用PCR 扩增酿酒酵母的GSHⅠ及GSHⅡ基因,以乙醇脱氢酶(ADH1) 启动子进行表达,并以Kanr 基因和Hygr 基因作为筛选标记,构建了2 个重组表达质粒。采用电击法将这2 个质粒分别和同时转入工业酿酒酵母菌株,在含有G418 或(和)Hyg的平板上筛选阳性克隆S.TS013/GSHⅠ,S.TS013/GSHⅡ和S.TS013/GSHⅠ+ GSHⅡ。将重组菌进行摇瓶发酵,结果显示不同转化子重组菌的谷胱甘肽产量相比宿主菌分别提高了44.11%,29.79%和56.47%。
王玮玮[7]综述了谷胱甘肽生物合成及代谢相关酶的研究进展和利用基因工程手段构建谷胱甘肽高产菌株,也不仅局限于谷胱甘肽自身的生物合成和代谢,半胱氨酸的合成、蛋氨酸的合成和谷胱甘肽合成过程中基因表达的调控及谷胱甘肽的胞外转运,对于胞内谷胱甘肽水平也有重要影响。方聪明[8]利用基因工程的方法,以高产GSH 酿酒酵母S. cerevisiae CCCG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酿酒酵母GSH 合成中关键酶基因:γ- 谷氨酰半胱氨酸合成酶基因(GSH1) 和谷胱甘肽合成酶基因(GSH2) 的大肠杆菌工程菌,再经表达、分离纯化得到GSH1,GSH2 重组蛋白,并研究它们的酶学性质,最后基于GSH1,GSH2 的酶学性质对酿酒酵母发酵产GSH 进行研究。
选育一株高产的菌株之后,对其菌种的培养基以及培养条件进行优化则可以进一步使产量增加,并且一些试验设计和数理统计方法的引入,能有效地设计试验方案。谢丽等人选育菌种,并研究酵母粉与硫酸铵对胞内谷胱甘肽含量影响最大。以硫酸铵为氮源时,GSH 含量可达到25.48 mg/g;补加葡萄糖的时间为接种后10 h,补加量为16 mL 时,最佳条件下得到菌体干质量为8.14 g/L,通过摇瓶发酵GSH 产量为113.45 mg/L,GSH 产量提高了2.89 倍。黎明从果园土壤中筛选到一株产谷胱甘肽的酵母菌YS10,经26S rDNA鉴定为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cerevisiae,正交试验获得该菌株产谷胱甘肽合适的发酵培养基为葡萄糖3.0%,酵母膏0.7%,硫酸铵1.0%,磷酸二氢钾0.3%,硫酸镁0.05%,通过发酵条件的优化,该菌在500 mL 三角瓶装量50 mL,30 ℃摇瓶培养72 h,谷胱甘肽的产量可达183.04 mg/L。杨莉[11]通过单因素及正交试验对酿酒酵母摇瓶发酵产谷胱甘肽的培养条件优化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影响酿酒酵母摇瓶发酵产谷胱甘肽的主要因素有葡萄糖浓度、接种量、装液量和发酵时间。试验确定的最佳条件为葡萄糖添加量20 g/L,温度30 ℃,装液量50 mL,接种量8%,发酵时间54 h。条件优化后谷胱甘肽的含量比原来增加了4.21%,谷胱甘肽的产量比原来增加了15.81%。朱虹[12]在摇瓶条件下,利用Minitab16 软件中的响应面法对酿酒酵母发酵生产谷胱甘肽的培养基进行了优化,首先通过Plackett-Burman 设计方法对影响发酵各因素的效应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葡萄糖、酵母粉、半胱氨酸3 个因素对谷胱甘肽产量影响显著,其中葡萄糖、酵母粉呈正效应,半胱氨酸呈负效应,其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利用最陡爬坡试验,接近重要因素的最优水平,然后应用中心组合设计结合响应面分析确定了重要因素的最优水平。
优化后的发酵培养基组成为葡萄糖34.9 g/L,酵母粉12.7 g/L,半胱氨酸0.053 g/L,硫酸铵7.5 g/L,磷酸二氢钾9 g/L,硫酸镁1.5 g/L,生物素0.1 mg/L,在此条件下进行摇瓶发酵,谷胱甘肽理论产量达到170.58 mg/L。经3 批平行试验验证,谷胱甘肽的平均产量为168.72 mg/L,与预测产量接近,比优化前产量(113.43 mg/L) 提高了约48.7%。证明用响应面设计方法寻求菌体积累谷胱甘肽的最佳培养基组分是可行的。
除此之外,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提高GSH 的含量。郑丽雪通过摇瓶发酵培养,研究了Cu2+,Mg2+,K+,Fe2+,Mn2+ 5 种金属离子在不同发酵时间添加对酿酒酵母CS10515- 1 生产谷胱甘肽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在发酵初期(0 h),当K+,Mg2+,Fe2+ 添加量分别为0.15,0.12,0.09 g/L 时,GSH 的产量分别为88.53,52.73,41.42 mg/L,相比空白对照分别提高了63.50% , 36.58% 和44.25%。在15 h 时, 当Mg2+ 添加量为0.09 g/L 时,GSH 产量为61.75 mg/L,比对照组提高82.01%;当发酵至24 h 时,金属离子的添加对GSH 的产量无明显促进作用。
万红贵[14]研究了氧化刺激和高渗刺激对啤酒废酵母发酵产谷胱甘肽的影响,研究表明这2 种刺激都能有效增加谷胱甘肽的产量。在氧化刺激中,发酵后21 h 添加0.012 g/L 的高锰酸钾,谷胱甘肽的产量达512 mg/L,相比对照增产20%;当过氧化氢的添加量和添加时间为30 mmol/L 和12 h,谷胱甘肽产量达482.3 mg/L,相比对照增产13%。在高渗刺激中,发酵后15 h 添加15 g/L 的KCl,谷胱甘肽的产量提升至475.2 mg/L。两类外源刺激物联合使用没有显示出叠加效应,相比单独使用略有下降。
GSH 是胞内产物,需要从细胞内GSH 提取出来,提取的主要方法有细胞破碎法和抽提法。冷非凡研究了高压蒸汽提取废酵母中还原型谷胱甘肽的最佳工艺条件,利用Box- Behnken 的中心组合设计及响应面法(RSM) 探讨了表压、提取时间、液料比和提取次数4 个因素的优化组合,通过建立二次回归模型,确定其最佳提取工艺条件为表压1.1 MPa,提取时间15 min,液料比10∶1,提取次数1 次,在此条件下得率最大为4.63 mg/g。张冰等人对酿酒酵母细胞进行微波破碎、固液分离、超滤、浓缩、离子交换层析、纳滤、大孔吸附树脂层析脱盐、结晶的工艺路线,筛选了732 型强酸性离子交换树脂和DM- C18 型大孔吸附树脂为2 步层析分离的介质,并对整个工艺进行优化,对工艺进行放大试验,考察工艺工业化可行性。工艺总收率达到70%,产品纯度98%。
由于谷胱甘肽众多的应用价值,因此工业化生产谷胱甘肽迫在眉睫,因此要在菌种选育方面进行研究,利用常规育种方法以及利用基因工程和代谢工程对优良菌种进行改良与开发,同时在培养基以及培养条件方面,利用现代化的数据处理方法进行优化,建立高效的产品分离纯化回收工艺,进而提高谷胱甘肽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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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简称民国,是孙中山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正式和公开提出来的。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两岸政治关系中“中华民国”定位问题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台湾 《联合报》今年6月28日、29日发表了黄年先生的大作 《“心灵契合”与 “制度框架”》。
文章指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做到合情合理,“就应当面对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存分治”,“否则就不合情亦不合理,也不易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1〕近年来,不少台湾学者在探讨两岸政治关系时都提出要给 “中华民国”一个合情合理的定位,马英九当局也一再强调要 “正视现实”(即正视 “中华民国”存在的现实)。可以说,黄年先生这个观点是代表了台湾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他的这篇文章对于两岸政治关系讨论的深化也颇有助益。
笔者同样认为,两岸政治关系的定位势必要回答 “中华民国”的定位问题,否则就无法得出两岸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论。但是,笔者有些看法与黄年先生有所不同,在此请教于黄先生以及两岸学者。
黄年先生在文章中提出,“首须合情合理安排 中华民国在 一个中国之中的地位,也就是应将 国家统一前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实事求是地定位为 国家统一前特殊情况下,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并存分治的政治关系.”〔2〕从后文可以看出,黄先生采用的是“大屋顶理论”并对 “一国两府”的理论进行大幅修正,他并不是在鼓吹 “两个中国”,而是说在大屋顶中国下有两个并存分治的政府。黄先生主张,“一个中国”,“并非中华民国,亦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即是 大屋顶中国,而 大屋顶中国就是 现在进行式的一个中国”.
〔1〕笔者顺着黄先生文中论 “情”论 “理”的思路,也谈一下围绕 “一个中国”的 “情”与 “理”.先谈 “理”.按照黄先生的说法,所谓 “理”,就是 “不能一厢情愿,不能说 强权就是公理”;“理须能禁受得起人类情感的检验”.
〔2〕虽然他并未完整指出 “理”的涵义,但说的也在理。
笔者认为,所谓 “理”是一个综合概念,应该有 “天理”、“公理”、“事理”等多个层次。“天理”,就是指世间万物运动发展的规律;“公理”,就是指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 “天理”的认知和遵从;而 “事理”,就是指符合具体事实和情况的道理。“一个中国”的核心就是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这是事实,两岸法律也都这样规定,完全符合事理; “一个中国”也是公理,依国际法两岸就是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际人格,在国际官方场合中中国只能有一个席位;同时也是天理,“一个中国”是中华民族长期奋斗发展的结果,尤其是70年前那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都作出重大牺牲和贡献的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果。在台湾岛内有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可是他们所具备的 “中华民国国籍”,就是因为其 “父 (母)为中国人者”而取得〔3〕,这点却是他们所无法否认的铁的事实!而台湾修订前的 《国籍法》中所使用的 “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概念。黄先生在文章中有一个概念错位的地方,他说:“在大屋顶中国下,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分治而不分裂的一个中国的一部分。”
〔4〕这是把 “领土”的概念搞乱了,只能说中国的领土包括大陆与台湾,而不能说中国包括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后面这两个都是中国的国号,对应的是两个对立的政府。
按理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不应该有争执的。但是由于政治操弄, “一个中国”的理,在台湾也成为问题,不少人认为只要说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就等于被大陆吞并。多数人就不敢说这个 “理”,洪秀柱前些日子说了个 “一中同表”结果还被迫收回。现在岛内不仅是在 “国家认同”上出现严重危机,而且还有人念念不忘要推动 “台独”.所以,笔者就产生疑问: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两岸之间应该如何做才能 “合理”,才能谈到一块?“大屋顶理论”是否能够成为 “台湾共识”,或者成为台湾多数人的 “共识”?如果台湾岛内都不能形成一个 “共识”,就叫大陆方面要以此 “定位”,可能于事无补。两岸政治关系的定位,需要两岸共同来商讨。单方面的定位,往往只会遭到对方的诟病,只能适得其反。从胡锦涛到,都一再呼吁两岸双方共同探讨,就是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讨论而达成共识。事实上,包括黄先生在内的众多两岸学者已经在这方面作出大量的努力,并也呈现不少颇有价值的观点。但是由于两岸之间尚未建立足够的政治互信,直到今天并未有正式的官方政治接触,更别说政治对话乃至政治协商,这难免令人扼腕叹息。
再说 “情”.黄先生指出, “情”是政治互动三元素 (情、理、力)中 “最高最难者,不以力劫,不以理欺,所追求者为心灵契合的最高境界”.〔1〕笔者深以为然。众所周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两岸都坚持 “一个中国”的立场,同时也各自坚持自己的 “一个中国”原则。而原则,是主观的,是不可退让也是不可妥协的。海协与海基两会在接触中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无法就 “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达成一致,最终才形成 “九二共识”.自那以后,大陆方面就非常重视台湾方面的情感,不断地往 “合情”方面努力,“一个中国”版本的多次更新、“争取台湾民心”的提法、“一个中国框架”的提出以及提出 “心灵契合”等一路走来,就是明证。其中,提出 “一个中国框架”的用心,尤其值得台湾方面认真感悟。
“一中框架”的核心就是 “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笔者认为, “一中框架”的提出,就是考虑到台湾民众对 “中华民国”情有独钟的特殊情感问题。虽然没有明说,但其中所要表达之意已经非常明显:台湾方面使用 “中华民国”国号、奉行 “中华民国宪法”,就是在维护 “一个中国框架”.对此,大陆方面可以包容。
换言之,只要台湾方面坚持 “两岸同属中华民国”,反对 “台独”,就是在维护 “一个中国框架”.大陆方面可以包容。这显然就是大陆方面在 “合情合理”上所作出的重大努力。
黄先生应该也是看出其中之意。他说, “查看北京当局近二十年的两岸政策,除了尚未接受中华民国四个字,其所思所行,旨在希望台湾能够维持中华民国及中华民国宪法”.〔2〕但是,黄先生对大陆此举仍然不满意。他认为大陆方面对台政策存在基本矛盾, “一方面,要否定中华民国、要消灭中华民国;另一方面又要国民党,甚至也要民进党维持中华民国。”
〔3〕黄先生此言差矣!大陆方面近年也在努力探讨 “国家统一前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虽然尚未形成共识,但笔者可以断言:在 “国家统一前”,大陆方面不会有消灭 “中华民国”的意念;而统一后国号叫什么则由两岸双方共同决定。否则,又何必提出 “一个中国框架”?
黄先生有句话说的很对,“若要 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即首须合情合理地安排 中华民国在 一个中国之中的地位”.〔4〕两岸关系今天遇到瓶颈,其实就是在如何看待 “中华民国”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政治分歧。
在台湾岛内,在 “中华民国”问题上也有几种观点:第一种,认为 “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其国土涵盖中国大陆。此以马英九先生为代表,其依据就是 “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第二种,认为台湾事实上已经 “独立”,目前叫 “中华民国”,但其 “国土”只包括台澎金马。此为蔡英文为代表的民进党的主张。蔡英文自称 “我的中华民国没有长江、黄河,只有浊水溪”,〔1〕其无视“中华民国宪法”的明文规定,意在割断台湾与大陆的法律联系。第三种,是 “台独基本教义派”的观点,认为只要台湾还叫 “中华民国”就是还没有 “独立”.以蔡英文为代表的民进党的观点,属于歪理,其要害就是故意混淆国家与政府的概念,利用台湾民众对 “中华民国”的感情和 “中华民国”的实际困境,借 “中华民国”之名行 “台独”之实。坦率地说, “台独基本教义派”的这个观点在理,事实就是如此:只要台湾还使用 “中华民国”的 “国号”、还奉行 “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关系就是维持在 “一个中国框架”之下,台湾并没有 “独立”.而第一种观点,即以马英九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观点,于法有据,并也符合国际法原理。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中华民国”在绝大多数国际场合并不能代表中国,主张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这种观点在现实中让台湾民众感到困惑和迷茫,难以得到认同和支持。
笔者认为,要正确地给 “中华民国”作出定位,需要分清 “国家”与 “政府”的概念以及厘清几个基本观点,才能在不同场合中获得正确的认知。
第一,要正确区分国名与国号、国家与政府这两对基本概念。两岸都有很多人都把国家与政府、国名与国号这两对概念混同起来,误以为国号就是国名、政府就是国家,但是这两对概念还是有区别的。国名,是国家的名字,首先是一个地名,是人们对特定地理实体进行人文活动的产物。而国号,是政府为国家起用的官方称号,其核心部分就是国名,其余部分则是政治修饰词汇,表明政府的某些特征。一般来说,国名具有相对稳定性,会保持长期不变,而国号会随着政府的变动而出现变化。换言之,国家是相对稳定不变,而政府容易因政治原因出现变动。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经历了多次的 “改朝换代”,曾经出现各种国号。通过国号虽然可以指认某个国家,但确切地说只能是指认特定时期的该国,并无法涵盖该国的全部历史。例如,无论是 “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能涵盖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
按照西方主流的国家学说,国家是 “社会共同体”或 “政治共同体”.无论是何种共同体,其实它首先就是 “人”的共同体,而作为人的共同体,就不可避免地必须要有一个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代表这个共同体,这个机构就是政府。换言之,政府就是国家的外在表现形式。正因为如此,政府成为国家要素之一。在国际法上,国家是国际主体,而政府则是这个主体的代表。
在不存在政权对立的情况下,这两对概念的混同并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比如说1945年在《联合国宪章》上签署的就是 “中华民国”,至今在条文中仍然还有 “中华民国”的字样存在。
1945年时,“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对外完全可以代表中国,这时 “中华民国”可以等同“中国”使用。但是,一旦出现了两个以上政治对立政府,情况就产生变化,这时这两对概念的区分就有了重要意义---国名是国家的名字,而国号就只能代表政府。
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后,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未受到 “中华民国”字样的限制。《联合国宪章》上的 “中华民国”的字样,其实质意义是指认中国这个国家,指认中国这个国际主体。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 “中华民国”,实际上就是中国主权代表的变更,确切地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 “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行使主权。因此,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名;而 “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国号,在1912年到1949年10月可以等同于中国,在1949年10月以后虽然也还是在指认中国,但是已经主要是代表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样也是国号、也主要代表政府)存在着 “主权代表之争”.这个事例,应该可以证明国名与国号、国家与政府存在着重要区别。
〔1〕第二,两岸在国际人格上的同一性以及代表的唯一性。
国际法主张,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只有一个国际人格。一个国际人格,只有一个主权,只能由一个政府作为其主权代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两岸同属一个国家,所以两岸在国际上只拥有一个国际人格;中国存在着两个对立政府,国际社会只会选择其中一个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也就是说,两岸在国际人格上具有同一性,连带就产生了代表的唯一性: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只能由一个政府对外代表中国。这就是 “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
现在有人认为,两岸是 “主权重叠,治权分立”,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两岸之间不存在“主权重叠”的现象。中国只有一个,相应地中国主权也只有一个,所以双方所称的主权都是指中国主权,是同一个主权,而不是有两个主权相互 “重叠”.从上述联合国的事例应该也可以看出,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在国际人格上具有同一性,所以在联合国当中中国只能拥有一个席位,只能由一个政府作为主权代表。在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官方关系中也是如此,外国政府只能选择两岸政府中的一个作为建交对象。
第三,两岸之间没有主权之争。
两岸在各自宪法中都明确规定了 “人民主权”(台湾叫 “主权在民”)原则。中国的主权只有一个,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即属于包括大陆人民、台湾人民、香港人民、澳门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3月4日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见时曾经指出:“大陆是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的大陆,台湾也是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的台湾。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全中国13亿人民共同决定。”
〔2〕他这段话很清楚地表明,大陆官方主张中国的主权属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
马英九先生把两岸对立说成是 “主权之争”,但实际上两岸间在国际上只有 “主权代表之争”,而没有 “主权之争”.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在法律上明确宣示了 “主权在民”的原则,在主权属于全体中国人民这一点上,是不应该有争议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两岸政府都共同认识到两岸关系不是 “国与国”的关系,那么在两岸交往中提出谁是主权代表的命题就毫无意义,因为在两岸互动关系中两岸政府都只能代表己方人民。例如,全国人大会是大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它在两岸互动时就非常清楚自己只代表大陆人民,在1979年元旦 《告台湾同胞书》一开头就提到,“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1〕目前正在推动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说明两岸关系应该是 “双赢”关系,而不可能是 “谁吃掉谁”的关系。
第四,在外交场合,两岸存在着 “主权代表之争”.如前所述,中国存在着两个对立政府,国际社会只会选择其中一个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因此,两岸在国际场合仍然存在着 “主权代表之争”.这个斗争是 “零和”关系,只能有一方胜出。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必须让台湾民众知道:在国际场合的 “主权代表之争”,是国际法使然,而不是两岸哪一方可以自行改变的。我们如果不遵守这个国际法规定,就会造成中国的分裂---因为一旦在同一场合出现两个政府都代表中国、或者是出现一个政府代表中国而另一个政府代表台湾的现象,这在法律上就意味着中国分裂为两个国际人格,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就遭到严重破坏,而这个后果是谁都承受不起的。这也是大陆方面在外交场合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反对 “两个中国”和 “一中一台”的真实原因,即是在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不是从 “打压台湾”出发。为满足台湾社会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愿望,胡锦涛曾经表示,“在不造成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两岸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2〕在大陆方面的积极协调下,台湾得以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大会,应该可以从中感受得到大陆方面所表达的善意。
从以上基本认知出发,笔者对 “中华民国”作出以下简单表述:“中华民国”是在台湾的中国人继续沿用的中国国号,在政治上、法律上都是在指认中国。目前仍然有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认为 “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它们并不认为 “中华民国”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3〕这正好说明两个国号的对立就是两个政府的对立,而不是两个国家的对立,两岸关系不是 “国与国”的关系。在两岸交往中, “中华民国”则完全是台湾政府的符号,“中华民国政府”就是台湾人民的政治代表。
笔者以为,目前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应当是:中国内部大陆政府与台湾政府之间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简要说明如下:
第一,回归中国的本意。这个中国并不是具体指哪个国号,而是指国名。目前,台湾有人使用 “大中国”、“整个中国”,黄年先生所使用的 “大屋顶中国”,实际上也都是指向 “中国”这一 “国名”.回归中国的本意,就可以杜绝两岸间在国号上的纠缠,使得 “一个中国框架”的善意和包容充分体现出来。两岸都有不少人在中国的本意问题上出现迷失,硬是要以国号取代国名。我们如果静下心来扪心自问,所谓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的 “中国”所指的又是什么?也许就会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第二,吸收台湾目前法律上采纳的 “一国两区”的合理成分,突出两岸间是国家内部互不隶属的关系,同时也凸显两岸关系不是 “国与国”的关系。
第三,并列关系表明两岸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
第四,两岸之间存在着政治对立关系。
这个对立,始于上个世纪40年代末的那场内战,在形式上至今对内仍然是 “政权之争”,在外交场合还存在着 “主权代表之争”.从深层次看,两岸之间还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对立。从这些年的情况不难看出,台湾方面不想与大陆进行中国政权之争以及 “主权代表之争”,而只是想能够代表台湾。这是两岸政治对立出现严重异化的一个动向。更重要的是,在两岸关系走向上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还可能成为两岸关系的首要内容。
第五,两岸之间存在着政治合作的关系。目前所看到的有关两岸关系政治定位的研究成果,几乎都忽略了政治合作的一面。而只有看到两岸政府间也有政治合作的这一点,才能正确作出定位。
1.目前两岸政府都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的政治主张,两岸各自的法律都规定两岸是同一个国家,这就建立并维系了 “一中框架”.这是两岸政府最大的政治共识,是两岸政府合作的政治基础,同时也是两岸政府间最大的政治合作。也就是说,在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这个关键问题上,目前两岸政府是合作关系。
2.两岸政府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上已经形成合作关系。两岸政府通过海协、海基两会,达成一系列的协议、共识和共同意见,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这种合作关系还很脆弱,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双方之间的政治互信也很脆弱,对立要大于合作。但是我们应该确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是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两岸人民才是两岸关系的最终决定者。合作才有 “双赢”,合作才能给两岸同胞带来更多的福祉。指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关系存在的很多问题一时不易解决,但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连结、共同的愿景,这是推动相互理解,携手同心,一起前进的重要力量。”
〔1〕笔者一直认为,两岸间的政治难题,不仅需要讲 “理”,更重要的是要讲 “情”.在缺乏政治互信的情况下,很多问题是单靠讲道理很难获得解决的。中国人常说,“有理也要让三分”.在两岸关系中也是如此,不要 “得理不饶人”,这样才有同胞之情。提出的 “心灵契合”,就是最高境界的 “合情”,感动了不少台湾同胞,黄先生的文章就是受到感动而写。黄先生还进一步阐发,认为所谓 “合情”,至少应该让人有 “舒适感”、 “参与感”、 “平等感”和 “自尊感”.〔2〕笔者深以为然,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就是要让台湾民众从中感受到自己也是和平发展的 “主体”而不是被统战的 “对象”.古人说的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相信两岸的未来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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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银行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等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其中的“社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理概念,既可以指一个省、一个市或一个县,也可以指城市或乡村居民的聚居区域。凡是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都可称为社区银行。发展社区银行的呼声日益高涨,也已成为金融改革的热门话题之一。发展社区银行是缓解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难的治本性措施,是改善金融生态和宏观调控的必要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哲学角度论述我国特色社区银行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社区银行成为了各大商业银行积极开设的机构,它能够改变我国银行体系较为单一,缺乏多样性的现象,有利于缓解我国中小型企业贷款难的困境,有利于满足居民和中小型企业对有个性的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本文从科技哲学角度深入探讨国内学者对于社区银行的概述的基础上,论证了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必要性。
【关键词】社区银行;必要性;挑战
(一)国外对于社区银行的研究成果
1.“社区银行”在国外的定义有以下几种观点:
(1) Michael L Gibson对此问题则主要是从社区银行可以为社区个人和企业用户进行财务交易时提供低价、保密性强的服务这一方而来定义的。
(2)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要是对社区银行的规模进行了划分。它在《美国银行业的未来》中提出“社区银行主要由银行和储蓄控股公司、独立银行和独立储蓄机构组成,它的总资产规模小于10亿美元。”
(3)在《银行术语词典》中,Thomas E Fitch,Irwin L.Kellner,DonaldG Simonson认为,社区银行应当是独立银行。他们认为:“独立银行是指由地方自主设立和运营的商业银行,它从其运营的社区吸收资金并运用于该社区,而且不隶属于某一家银行持股公司。”
以上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在定义社区银行的概念时绝大多数是从资产规模和社区的角度来分析论述。
2.美国社区银行发展
美国的①社区银行是由地方白主设立和营运、资产规模在10亿美元以下、独立的小型商业银行及其储蓄机构。它通过利用低成本和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使得区域内的中小型企业贷款业务、居民的储蓄业务、老年人的养老金规划业务等享受到更便捷的高质量的服务。尽管近年来美国的社区银行而临着诸多挑战(例如银行间合并重组、其他金融机构迅速崛起等等),但是它仍然能够经营很好。②据统计,到2011年底,美国一共有超过7,000家社区银行和超过50,000家营业网点,社区银行的数量占全部银行数量的96.4%。
(二)国内学者对于社区银行的界定
“社区银行”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还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对其进行阐述。我国学者在为社区银行进行定义时各持己见。一部分是照搬美国的概念,将我国社区银行定义为③从当地吸收存款并向本地区提供交易服务的资产小于10亿美元的金融机构。其规模与我国的农村商业银行相近。另一部分是在参照金融发达国家社区银行概念的同时,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定义,④即社区银行是指在某一社区范围内遵循市场化原则白主设立、独立运营、以服务个人客户和众多中小企业为主的商业银行。
当前,中国商业银行业的发展在经济金融领域影响巨大。但是,由于我国银行体系结构不合理现象尤为突出,即大型国有银行的资产规模比重较大,而其数量却远小于中小型商业银行,这使得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社区银行在中国的设立,会成为我国银行体系改革的转折点,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由于国有银行设立的贷款门槛过高,对中小型企业存在信用上的歧视,而金融体系中又缺乏正规的民间融资机构,融资难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一些不法企业利用不规范的民间融资,以高利率借贷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了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社区银行拥有组织结构简单,信息传达效率高,运营机制灵活等特点,能够有针对性的服务于中小型企业。最后,在经历了2013年股票市场持续的熊市,“新国五条”等房地产政策相继推出,投资者们对于未来股市和房地产业都极度失望。与此同时,市场上又缺少其它金融创新产品的代替,居民们只能将手中的资金存入银行,这不利于资本市场资金流动。
尽管学者们在学术上对社区银行进行了定义,人们对它的理解仍然很片而。本文根据学者们的探讨,我国应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银行,从而解决商业银行而临的困境,有效的缓解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并且满足客户对个性化金融服务的需求。
①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工作报告[R].2004.
②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网站[DB/OL].2012-3.
③康卫华大变革下的当代美国社区银行[J]国际金融研究,2005(6).
④巴曙松.社区银行在中国的生存情[J].银行家,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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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电介质颗粒复合体系的光学性质,因其丰富的物理内涵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广泛的应用前景,而成为理论和实验研究的热点,备受学术界的关注。金属/电介质复合体系既能保持各组分材料性能的优点,又具有了单一组分材料所不具备的性能,是一种优良的人工调制功能材料。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述新型绝缘纳米电介质材料的工程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通过纳米科技与新型纳米材料在电网建设、精细化工、医药方面的应用总结,综述了纳米技术在不同科技领域带来的创新与技术突破。展望了纳米技术以及高性能复合绝缘材料的工程应用进展。
【关键词】:纳米技术 高性能 特高压电网 工程应用
近年来,建设特高压输电网络能够大幅度提升我国电网的输送能力、降低长距离电力输送损耗,对于国家能源战略实施、电网系统运行及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在直流特高压绝缘材料研发和制造方面与区域联网的格局已初步实现。随着电压等级不断提高,网络规模逐步扩大,各大区域电发展直流特高压对绝缘材料性能要求极高。
目前电网公司推进的“一特四大”电网发展战略是以关键设备的绝缘水平为依托。由于特高压电网中核心设备主要是环氧树脂基材料,建设由1000kV交流和±800kV直流构成的电网绝缘与防护难以满足当前要求。绝缘子伞裙材料与环氧树脂基芯棒界面黏接力差,效率大大提高,而且穿墙套管同样也面临绝缘等级不足的问题。此外,外部环境也会导致普通绝缘材料的开胶破坏并导致芯棒的老化脆断,也即所谓的“薄绝缘”。目前,采用的新型复合材料除了具有普通复合材料的特点外,还具有如下优势:(1)显著的协同效应:可综合发挥各部分绝缘部件的协同效能,这是其中任何一种材料都不具备的; (2)性能可设计性强,可针对纳米复合材料的性能需求进行设计和制造。
根据固体电介质的碰撞理论,在强电场作用下,固体导带中的电子会在运动时与晶格发生碰撞,电子的动能不断增大进而因碰撞电离出更多的自由电子,导致电子定向移动加剧,电阻率下降。纳米颗粒具有库仑阻塞效应,能够构造能垒限制电荷在环氧树脂中的传输。同时,纳米颗粒独有的界面作用会分散自由电子流,增大电荷迁移的途径,电荷的耗散促使环氧树脂电导率下降,相应电阻率得到改善。纳米颗粒与环氧树脂分子链的交联不是分子间键桥,因此能够提高绝缘材料的击穿强度。
精细化工产品具有用途广泛,数量繁多的特点,并且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是一个巨大的工业领域。具有一定优越性的纳米材料为精细化工的发展创造了重大机遇。纳米材料在塑料、橡胶、涂料等精细化工领域,都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将纳米SiO2加入橡胶中,可以提高橡胶的红外反射和抗紫外辐射能力;在塑料中添加一定量的新型纳米材料,可以提高塑料的强度、韧性、防水性和致密性。纳米Al2O3和SiO2纳米颗粒加入到橡胶中,可以使橡胶的介电特性和耐磨性有所提高,而其弹性也比用白炭黑作填料的橡胶有明显的提升。国外为使粘合剂和密封胶的粘合性和密封性大幅度提高,已将纳米SiO2作为添加剂加入其中。将A12O3加入到有机玻璃中,不仅还会提高玻璃的高温冲击韧性,而且不影响玻璃的透明度;由于可以使有机玻璃抗紫外线辐射,加入经过表面修饰处理的SiO2,可达到抗老化的目的。一定粒度的锐钛矿型TiO2质地细腻,无毒无臭,而且具有优良的紫外线屏蔽性能,在化妆品中添加TiO2,可以提高化妆品的使用效果。塑料、涂料、人造纤维等行业中也可以应用到超细TiO2。
纳米TiO2具有适用性广泛,除净度高,无二次污染等优点,能够产生很强的光化学活性,大量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用光催化降解工业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在环保水处理中有着很好的应用前景。最近又开发了高档汽车面漆用的珠光钛白及用于食品包装的TiO2。在环境科学领域,除了在处理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料中作为催化剂的纳米材料外,还将出现一种具有独特功能的纳米膜。这种纳米膜能够消除污染。其原理是探测到会造成污染的生物制剂和化学制剂后,对这些制剂进行过滤以达到消除污染的目的。
进入21世纪后,人们对药物的需求越来越高,健康科学将以出入意料的速度向前发展。控制药物释放、发展药物定向治疗、提高药效、减少副作用,已提到研究日程上来。纳米粒子将给药物在人体内的传输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凭借纳米粒子的尺寸小,可在血管中进行自由流动的特点,其可以用来检查和治疗身体各个部位的病变。只需要检测少量血液样品,通过血样中的蛋白质和DNA,新型纳米技术诊断仪器就能诊断出人体的各种疾病;用多层构架的纳米粒子包裹的智能药物,在进入人体后可主动进行搜索“任务”,并攻击癌细胞,同时具有修补人体内的损伤组织的重要功能。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已制备出靶定向药物,该药物是以纳米磁性材料作为药物载体,在磁性纳米微粒包覆蛋白质表面携带药物,注射到人体血管中,通过磁场导航输送到病变部位,然后释放药物,该项技术也被称为“定向导弹”。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对纳米微粒在临床医疗以及放射性治疗等方面的应用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在纳米技术应用于医学领域上获得了突破性成功。长效广谱抗菌棉,就是南京希科集团利用纳米银技术研制生产出的医用敷料。通过纳米技术将银制成尺寸在纳米级的超细小微粒,然后使之附着在棉织物上这一原理,使得抗菌棉的生产成为了现实。通过纳米技术处理后的银表面结构发生变化,表面急剧增大,加之银具有加速伤口愈合和预防溃烂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外科感染细菌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其杀菌能力可提高200倍左右。
21世纪将是纳米技术的时代。纳米科学主要包括纳米电子学、纳米材料学和纳米生物学等,是一门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集于一体的新兴科学。各个领域均涉及纳米材料的应用,纳米材料在电气工程、机械、光学、磁学、化学和生物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特别是能源、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将有可能由于纳米技术的诞生而得到彻底的解决,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在传统产品中应用纳米材料技术的改性,发展纳米结构的新型产品,增加其高科技含量,目前已获得一定的成效,具备了形成21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基础。
21世纪初期,科学家们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纳米材料各种独特的物理、化学特性,设计出各种新型的纳米材料和纳米器件。可见,纳米材料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材料科学领域一个大放异彩的新星出现在能源与信息等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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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现代企业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的核心,是推动社会进步,满足社会要求的重要经济结构。市场营销已经成为决定中国企业命运的重要因素。认真探索和研究中国企业在新世纪市场营销的发展方向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企业市场营销的发展方向论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组成,不仅对社会的进步、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还能更好的满足民众的需要。自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企业的经营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而市场营销作为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对企业未来的稳定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企业市场营销方向如何发展,成了首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企业 市场营销 发展方向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受到世界性产品过剩及价格滑坡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我国企业经营环境也面临着国际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企业的发展作为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内容,肩负着社会的进步及社会公众的需求的任务。企业的营销发展方向成了决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企业市场营销发展要面向全球化,在提升环境保护及绿色观念意识的同时,推动社会进步及满足人们的需要。本文针对企业市场营销的发展方向进行分析,提出了逐渐实现产品绿色化的观念,在认真做好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对营销组织与机构进行完善。
产品绿色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品设计的绿色化;二是产品生产的绿色化;三是产品运营的绿色化;四是产品销售的绿色化。依据对产品广义化的解释,绿色产品又包含生产环境、生产过程及产品本身的绿色化。要实现产品的绿色化,需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
(一)不使用有害化学物质
由于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有毒的化学物质,这些有毒物质一旦进入人体,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对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加强企业产品的设计对实现产品的绿色化非常重要。有国外研究表明,通过普通日光的照射代替化学药水的冲洗实现对照片交卷的冲洗,这种研究,不仅能保护环境,还能实现对资源的节约与利用。
(二)节约能源和资源
近年来,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使得许多自然资源匿乏甚至枯竭,因此加强对能源及资源的节约与保护,对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对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分配,实现对资源的节约。也可以依据国外的“非木材纸”技术,对实际的能源节约进行设计改造。
(三)开发替代品或新产品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经常出现一些对生态及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产品,这些产品不能被循环利用,进入换进中对人体有很大的伤害。例如电池,通常生活中使用的电池大多数是碱性电池,因其内部包含大量的铅、汞等有害化学物质,一旦处理不当,会对人体及生物造成二次伤害。因此,开发新的替代品对环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就对企业及生产科研单位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除了要加强绿色生产技术,还要提升员工的绿色观念,加强对企业绿色化管理。企业绿色化管理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绿色观念
企业在实现产品绿色化管理的过程中,应首先确立长期的营销发展方向及策略,在以身作则的情况下,对员工进行定期的培训,提升对员工对环境的绿色产品意识。
2.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企业致力于社会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除了与公 众维持良好的关系外,还要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向社会及广大民众证明其绿色形象,为企业提供有力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3.强化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环境管理力度,提出了“清洁生产”的理念。针对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它主要体现在对产品的设计、制作及使用三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一是要求企业在生产设计过程中,提高材料的利用率,尽可能的将材料转化为产品;二是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的提高能源的高效利用,对能量及生产过程产生的废物进行充分利用,避免对环境的污染;三是要求企业在使用过程中,使用无毒无害的原材及无污染的先进技术设备进行产品的生产。
4.从污染治理转向污染预防
传统的环境保护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实现对污染物排放的控制,这种治理被称为“末端治理”。这种方式的治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只能对污染物的排放进行控制,并不能处理污染物的二次污染问题,再加上废物的处理经费较高,使得许多企业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治理。上世纪80年代起,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转变治理观念,提出以预防污染为原则的治理观念,它要求企业从对污染物的控制排放转为对污染物的预防治理,是改变环境保护的观念的重大措施。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及经济化的发展,市场信息成了企业决策的基础和前提,现代化企业经营的关键因素是企业决策,而企业的经营又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点。因此为了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保证服务的高品质,企业需要做好市场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在了解消费者需求的前提下,综合来自竞争者、经销商及市场的其他有效信息,做出正确的决策。由于市场调查的范围具有广泛性,因此,企业可以成立自己的调研部门,也可以借助是专门的调研公司,对以下几点进行调查和研究。一是可以从市场入手,包括对市场机会、需求及份额进行了解。二是对顾客进行调查,包括顾客的需求类型、服务的满意度、购买行为及改善意见等进行调查。三是对企业产品的调查,包括产品的价格、销售渠道及各种促销活动等进行分析。依据国外比较有说服力的调研结果来看,成立自己的调研部门不仅可以进行专门的调查与研究,还可以提供正确的信息,为企业的经营与决策提供有力依据。
但由于中国企业经营受自身体制影响,律师费以及相应的相关费用的确定。研究与开发费用计入当期损益。这种治疗方法由于无形资产,比重小,不太影响会计的真实性。在知识经济环境下,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已处于领先方面的地位,固定资产占比例越来越小企业成为资产。
3.无形资产摊销方法不合理
目前企业的会计模式,主要采用的是无形资产摊销直线法摊销,在工业经济时代,属于知识经济背景下,无形资产已经成为企业资产主要力量,现代科学以及技术变化,无形资产更快速更新,使用无形资产摊销的直线法,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企业收回该无形资产的成本,不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企业。这显然不适合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1.明确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
该范围的确认和无形资产的计量方法是完全必要的。大量的估计和判断似乎已经准确的测量结果并不能掩盖其核算过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分的强调货币计量以及相关的准确测量情况,对于企业的发展是有非常影响的,如果能够及时的确认有价值信息,清晰的多维会计计量,对于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为测量对象,具有不同的性质。
2.健康发展支出的会计处理
企业研究开发分为两部分进行相应的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研究活动主要是指做为获取新的科学或者是技术知识的努力,努力对于企业的发展是非常的有计划的,同时也是非常有创意的。研究活动范围一般的情况下是依照,能否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主要分为基础研究以及应用问题的分析。开发活动是指或者是实质性改进的产品,创造方面的材料进行安排,设备以及技术系列商业使用,先前从事研究成果或者是其他知识活动进行研究。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可以创造出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经济资源进行分析,所以,经济资源为企业经济利益是非常的有帮助的。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逐步的发展,使企业之间合作不断加强,但竞争日趋激烈。
3.确认自创商誉
有很多方面的特殊方面的无形资产,商誉有很多方面的具体的特点。这些主要的特征是有很多方面的无形资产标记。对商誉相关概念的具体分析,商誉主要是通过对企业的价值的具体分析。商誉预期未来贴现收入超过正常总资产除商誉方面的价值。商誉能够反映出企业的总价值,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超过其有形资产及无形资产。商誉可以分为自创商誉以及外购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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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此二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论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也在发展中不断被印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通过对比苏联模式的失败,我们能够得以借鉴其优势与不足,从而运用到我国的发展之中。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分析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和依据,而后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角度,对比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来论述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是建立在对唯心主义、空想主义、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的思考及批判之上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基本原则。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应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区分的前提之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说明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所获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所走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了研究,然而多持有较为不同的意见。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可等同于是马克思主义。基于当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是建立在狭义的基础之上的。例如,蒲国良曾谈过广义概念进行研究的弊端,即当广义角度下,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而在研究中却并没有完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以至于自相矛盾而无法应题。当然也有学者以广义角度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研究,如吴雄丞、常宗耀等,他们认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同样视为科学。那么如何确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此学术界的学者们也持有不同意见,其中,秦宜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五项特点:特有的质的的规定性、能够反映共性、超越历史的普遍性、是最核心层次的原理、是历史的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而李健、孙代尧则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不同的层次,应先划分层次再做具体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是建立在对唯心主义、空想主义、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的思考及批判之上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基本原则。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应建立在以下前提和依据之上。首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实际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区分,在理解中应了解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马列主义各自的概念与核心。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相似之处,也十分容易混淆,在理解中应注意。同时,应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不相同,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则高于基本原理,因为其更为宏观且抽象化。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高于基本原则,因为原理更具操作性。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此外,科学社会主义已应用于多个国家的政策方针之中,在对其进行理解的时候也应该将此带入,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
(一)经济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在经济视角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应该是对应的,能够相互适应并相辅相成。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不平衡状态时,极易导致生产的发展受到阻碍。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现实为基础,才能显出其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应从实际出发,结合国情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因素,来确定与生产水平一致的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力得到提升。对于苏联来说,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为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生产部门均由整个社会参与管理,即为重视公众的利益,社会追求共有而废除私有。由此可知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比较重视,所实行的管理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然而苏联模式终究是失败的,究其原因在于斯大林违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平衡,完全公有制需建立在较为发达的生产关系水平上,而苏联当时的生产力是难以达到的。对于当前中国而言,以中国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1978年邓小平领导时期的中国与1924年的苏联十分近似,生产力水平极为有限,邓小平随后提出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然而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仍旧不高。当时中国正视此前的国情实际,确立了正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随后中国根据国情实际制定了适宜的发展计划,至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已越发平稳适宜。
(二)政治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就已提出,并在后来进行了多次强调,应增强人的独立自助精神,应遵从民主的意见,领导委员都应由民主选举,且应遵从更多人的意见,保持党的公正公平。苏联模式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其所采取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最初,斯大林为了集权而剥夺了许多党员的权利,而在领导党员的选择上也多选择其亲信,中央领导人无视党章党政,以个人意见主导党的意见,党代表大会虚有其表,且原本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多次延迟,不能按期召开。而后,苏联开始了中央集权、以党代替政治额体制,越发高度集权,而忽视广大群众的意见,因此导致了失败。对比苏联,中国也有相似之处,中国也曾有一段时间采取了与苏联类似的模式,索性邓小平及时阻止了错误,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给予了民众更多权利,也更加维护了党的权威。同时,他完善了党代表大会制度,逐渐确立了差额选举方式,主张公开公平选举而非亲信制。民主集中制的确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得以明确。
(三)文化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文化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的原则。所谓无产阶级,是指不谋取自己的私利,以集体利益为己任,无民族等差别或歧视,追求更多人的利益。苏联模式的失败反面说明了集体利益的重要性。早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开始逐渐出现所谓“特权”,主要表现在少数领导有特权,而有滥用职权的现象发生。特权有被废除,但不久又因种种原因得以恢复,而变本加厉。长期的特权制使党政中央职能混乱,官僚主义明显,官僚肆意挥霍国家财产,使苏联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人民群众与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恶化。对比苏联模式,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坚持为人民服务,更为看重人民利益,在“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及“中国梦”中都有所体现。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记得服务人民的使命,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正如所描述的中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仅仅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可等同于是马克思主义。当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是建立在狭义的基础之上。在经济视角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在政治方面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文化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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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的高考试题中,历史必修与选修内容的整合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让教师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应该更多关注和探讨如何将两者更好地有机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两岸高中历史选修教材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教科书作为历史教与学内容的基本载体,在历史教学中具有重要功能,而选修教材作为历史教学辅助材料,在学校的教学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常言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易见真谛,本文通过对台湾南一书局出版的普通高级中学选修历史上册(以下简称南一版选修历史)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2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以下简称人教版选修历史)中的美国史政治部分内容分析研究,对比两岸选修教材中美国史政治部分编写的特点有助于大陆选修教材反思自身并扬其长,促进两岸教材共同发展。
人教版选修历史2在第三单元向封建专制统治宣战的檄文中第一课编写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在第四单元构建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治框架中第三课编写了美国代议共和制度的建立。南一版选修历史上在第九章现代思潮中第四节美国精神第一点中编写了政治文化。下面我们通过一级至四级的主题比较,明晰的分析人教版和南一版的内容组织差异。
人教版和南一版在内容组织上都把美国史政治部分分成了若干个小模块,都提到了《独立宣言》、民主制度,内容模块上南一版的美国梦是人教版没有的。内容组织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教版提取各国共同点来写,“反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檄文”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约法》,在“构建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治框架”中涵盖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英国责任内阁的形成、美国带议共和制度的建立,所以它的《人权宣言》和民主制度的编写不在一个章节,而南一版是将美国专门作为一节来编写,所以立国精神和民主制度都在一个章节出现。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诺曾经说过“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图片作为教材形式结构中重要组成部分在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方面有着独特的条件,中学生处于一个对形象、具体、直观、生动东西比文字更容易接受的阶段,所以历史图片能够让中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以图证史,可利用鲜活的历史信息拉近过去与现在的距离,弥补语言描述与真实历史之间的差异。下面是对两个版本选修教材在美国史政治部分出现的图片统计。
从以上两个表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人教版选修教材还是南一版选修教材,在图片的选取上都着重于历史事件场景图和历史人物图。在人教版选修教材美国史政治部分中,历史事件场景图和历史人物图共占65%,在南一版选修教材美国史政治部分中,历史事件场景图和历史人物图共占71.43%。从色彩上来看这些照片,人教版有3张黑白历史人物图,5张彩色历史人物图,2张漫画和一张卡通画也均为黑白图;南一版1张黑白历史人物图,2张彩色历史人物图,漫画是彩色图,可以发现南一版比人教版更注重图片的色彩。黄显华在《寻找课程论和教科书设计的理论基础》一书中谈到“现代
从两个版本照片的质感上来看,因为南一版采用的是铜版纸且使用环保大豆油墨印刷,图片色彩更具有冲击力,给人厚实的感觉。人教版采用的是普通的书纸印刷,质感略差。
南一版另一大特点在于给每一副图片配注解文字,能够让学生清楚的了解历史时间、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场所,有机地融合图片与文字,以图为先导带动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去注意旁边注释的文字,改变了一般教材中为图而图的情况,南一版在图片中还标出重点人物,达到历史场景图和历史人物图的共同效果。
南一版选择了结构图来表示1787年宪法会议后确立的政治结构,这是人教版没有的,结构图能够清晰表达出宪法规定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门之间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关系,让学生便于理解记忆。
(一)成功
1.南一版与时俱进的史学视角
南一版课程内容选择偏向时代性。南一版在民主制度这一章节中,按照历史发展的时序性,对美国独立建国后形成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发展及对非裔移民的权利发展都做了详细的编写,如在非裔移民权力发展中,依次有“1867年国会通过宪法第14、15条修正案赋予非裔移民公民权与选举权”、“1950至1960年的民族运动”、“1963年金恩发动华盛顿大游行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演说”、“1964年美国政府通过民权法案规定人们就业机会‘不得因种族、肤色、宗教和性别而有所歧视”、“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成为非裔权力发展的里程碑”。这些具有现代气息的内容在人教版中是没有的。
2.人教版趣味十足的课前提要
人教版课前提要引用历史事件、文物、名人语录等导入新课。在结构上,课前提要以内容、探究的主要问题、重要概念三部分组成,在课前提要中还配有相关图片,这样图文结合的形式,其直观性和趣味性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更符合中学生的心理特征,更具历史感、真实感。
3.南一版细节处理到位
翻开美国精神这一章节我们会发现,南一版对内容的细节处理特别到位,一级至四级标题都很醒目,对国家、历史人物、重要历史词汇都会以下划线形式加以注明,对历史文件会以波浪线的形式加以注明,这些小细节能迅速够吸引学生眼球,加以重视。
(二)不足
1.南一版课前提要与内容设置不吻合,课前提要较枯燥。
在南一版选修上第九章的课前提要中标出本章学习重点是“理解美国的立国精神”,因为没有强调民主制度,以中学生心理特点理解下就是立国精神是政治中的重中之重,但是我们在后面的内容组织中看到,立国精神包括小字一起共364字而民主制度篇幅是它的四倍之多。这让学生很容易困惑哪个才是重点。 南一版的课前提要只是给出了一个学习重点让学生参考,缺乏对学生兴趣的吸引性。
2.人教版内容重复,缺乏与时俱进视角
选修教材应该重点突出选择性及补充性特征。
重复的内容是难易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教学实践也表明,激发学生学习认知的内驱力,唤起学生学习历史的热情,对于提高历史教学质量是非常必要的。人教版在必修中也提及美国的政治,这就造成部分内容重复,让学生降低学习的积极性。人教版仍然停留在对过去的历史事实介绍上,缺乏对美国现代知识的探索,缺乏时代性。
(三)启示与建议
一本好的教材不仅是教师的教本,还是学生的学本,通过人教本与南一版的比较分析,人教版选修教材应该突破以往历史教材以文字叙述为主的旧模式,通过精炼简白的文字、多元的视觉元素,将知识立体的展现出来。同时人教版应该注重历史研究的潮流,积极融入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促使学生形成全方位考察社会历史问题的思维。而南一版也应该汲取人教版的积极因素,加强内容组织的趣味性。两岸历史界若能够加强合作交流,对两岸历史选修教科书的编写将有极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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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两岸的关系形势又有哪些新的发展呢?对于这些政策的研究,可以把它写成篇论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两岸关系形势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去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巩固与深化的一年。两岸虽然在一些小的议题上争论不断,但大陆展现对台战略新思维和新高度,不仅维系了两岸既有沟通管道,两岸交流合作持续开展,而且使举世瞩目的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成功举行。大陆对台政策取得丰硕成果,不仅在于提出了有关两岸关系发展的四个“坚定不移”,而且实现了两岸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面。
在四个“坚定不移”的指导下,在年内会见了三批重要台湾客人。一是“习马会”。2015年11月7日,在全球瞩目下,与台湾方面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具有里程碑意义。“习马会”强调了“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显示大陆肯定过去7年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为未来两岸关系发展设规立制。二是“习朱会”。5月4日,在北京会见了来大陆出席第10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这是大陆领导人首次和台湾执政党的党主席会面,具有重大意义。三是“习连会”。9月1日,大陆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率领台湾各界人士参加,受到的热情接见。
2016年举行台湾“大选”前,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其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两岸现状”,即“维系台海和平及持续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现状”。6月蔡英文访美期间,进一步将“两岸现状”阐释为“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对于“九二共识”,蔡英文的讲法也有所变化,从一开始的“根本不存在”到诬称是“国共共识”到“求同①存异”的变化。
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容易
台湾《中央日报》网络报5月17日发表评论说, 过去8年,两岸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此一基础并非只能以“九二共识”4个字作为形容,重点在于如何定位两岸之间的关系,两岸双方都认为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现在蔡英文、民进党固然对两岸关系持“不挑衅、无意外”的态度,以谋大陆没有理由对蔡当局出重手,但是,蔡当局不仅拒绝沿用“九二共识”,尤其拒绝对“一中原则”采取积极表述,也拒绝确认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毁弃了两岸本已存在的政治基础,就不可能不对双方的和平发展构成重
②大冲击。而这也是国民党在选前和选后,一再对蔡英文、民进党的提醒,但不被接受。
另据台湾“中央社”5月17日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院会当地时间16日下午“无异议”通过有关支持台湾的“共同决议案”,内容提到“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 Act)与对台“六项保证”(Six Assurances)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民早前接受《环球时报》访问时认为,在台湾“5·20”政权交替前夕的关键节点,美国国会反华势力重申“对台六项保证”,是为“台独”势力壮胆。他表示,即将上台的蔡英文当局“先国际,后两岸;先美日,后大陆”的政策思维,意味着未来台美动作会越来越多,“反台独,保和平”成为大陆的艰巨任务。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张文生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国会一部分人不希望两岸走得太近,因此帮着蔡英文操纵两岸关系,这是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也违背美国的“三不”承诺。他说,美国这种在两岸关系上搞平衡的做法,无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目前台湾岛内充斥着盲目的乐观情绪,对两岸关系抱持着轻忽的态度,认为可以绕过,或就算置之不理也无所谓。这样的情绪与态度很可能反映在即将到来的5月20日蔡英文的就职演说中。从近期台湾参加亚投行的争议,以及肯尼亚遣返嫌犯的事件可以看出,两岸关系对是很难绕开的,我认为台湾与其消极不理,不如正面以对。为台湾考虑,最直接的出路就是积极经营两岸关系,化危机为机遇,凭借大陆的体量以及与台湾的特殊关系而发展,这是一条事半功倍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①③ 张华:《两岸关系: 突破与局限》,今日中国,2015 [J/OL]
《两岸关系会是什么样的和平发展?》,中国台湾网,2016 [J/OL]
《美对台“六项保证”诉诸文字 帮蔡英文操纵两岸关系》,环球时报,2016 [J/OL] 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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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发展两岸经济往来,通过经济交往弱化政治,让百姓之间紧密相连,两岸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们共同的心愿,沟通才能够增进互信,合作才能够达成双赢,两岸同胞的福祉关系于两岸的和平发展,两岸的协商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为大陆和台湾的共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追求和平与发展、从对抗到对话、从斗争到合作的世纪,也是一个兼顾自由与责任的世纪。 关键字: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继往开来
一 两岸关系的核心与关键
(一)两岸关系的症结
“胡六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涉外事务等方面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其中第六点提出:“我们再次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同时指出,“两岸可以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为有利于两岸协商谈判、对彼此往来做出安排,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
由此可见,要“ 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 ”,关键的问题恰恰存在于“一个中国原则”这个“基础”之中。没有这个“基础”,两岸就没有谈判的可能,或者勉强谈起来只获得一纸协议,也不可能真正结束敌对状态;如果这个最根本的对立解决了,其他各项政治问题包括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建立军事互信等等,都将转化为技术性问题而迎刃而解。目前,两岸在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上达成了一致,支撑了去年以来两岸关系的明显进展;但是,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巩固深化落实这一共识,尚需双方发挥高度智慧,在互动中形成高度默契、互为激励、螺旋上升的正面循环。所以,胡在2009年5月26日会见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进一步指出:“考虑到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包括需要逐步破解一些政治难题,巩固和增进双方的政治互信尤为重要。坚持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关键所在”。 (二)两岸关系核心问题是要全面落实“一中原则”
2005年“胡连会”标志着大陆“两岸同属一中”的政策思想走向成熟并落实为具体政策,标志着国共两党二十年左右围绕一个中国原则进行的事实上的“谈判”终于达成初步一致。这就在两岸最为敏感的涉外问题上向台湾人民展示出合理解决的前景,也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互为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取得一致与平衡。
从“胡四点”到“胡六点”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讲话精神、从近年两岸关系出现的有关变化来看,以往一中原则单纯强调两岸关系的“法理内涵”,对台湾当局政治地位采取绝对排它性的否定态度;而“两岸同属一中”则在坚持一个中国法理基础的同时,为一中原则注入了实事求是、正视现实的“事理内涵”,以及以人为本、尊重包容的“情理内涵”。全面把握与落实“新三句”包含的法、理、情三重内涵,是我们正确坚持一中原则、继续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综上所述,两岸关系事有千端,全面地、坚定不移地落实一个中国原则是核心所在。它一方面要求台湾当局更加明确地坚持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更加明确在排除人们对台湾未来走向上的疑虑;一方面要求大陆进一步合情合理地看待台湾当局应有的政治地位,并继续协商解决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在两岸关系历史当口,双方均须戒慎恐惧,小心呵护,务使近年两岸关系出现的良性互动不断深化,巩固发展。
二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形势
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和突破性进展,展现和平发展的新局面。两岸双方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建立政治互信,保持良性互动,两会商谈达成18项协议,两岸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签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两岸各界交流合作蓬勃发展,两岸关系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积极变化。
其中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利因素:1、中国大陆的发展与坚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政策及措施的不断加强;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产生与显现了重大的积极性作用;3、和平发展态势获得两岸民众尤其是台湾主流民意的高度肯定;4、两岸间政治互信有所建立;5、马英九团队持续推动两岸和平开放政策;6、国际社会乐见两岸和平发展。因此在解决台湾问题上要坚持的方针政策有: 1、基本方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2、实现两岸统一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中国原则 ;3、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一国两制 。
除此之外,还要在此基础上通过以下五个方面来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第一,大力促进两岸人员往来; 第二,积极推动两岸直接、双向、全面“三通”;第三,大力推进两岸产业合作拓展领域、提高层次; 第四,切实推动两岸金融合作取得实质进展;第五,探索推动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
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发展两岸经济往来,通过经济交往弱化政治,让百姓之间紧密相连,两岸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们共同的心愿,沟通才能够增进互信,合作才能够达成双赢,两岸同胞的福祉关系于两岸的和平发展,两岸的协商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为大陆和台湾的共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 继往开来创新局,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
(一)把握机遇顺势而为,开创两岸新局面
我们应清楚认识到今日的两岸关系来之不易,要认识到马英九的执政期是我们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他正派正直,是我们修复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机遇,机遇在前,我们应倍加珍惜。
当然,“先经后政”作为两岸的基础,也是应该建立得更扎实一点,但随着两岸关系的深入,我们总会面对众多政治难题。可是“先经后政”的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政治,从2008年至2012年,成功的“先经后政”也化为选民的选票,不正说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影响。
面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大趋势,要求我们更关心另外45%的选民,也要求台湾在野的民进党要正视现实,理智地面对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大潮流,诚实的面对“九二共识”与“宪法一中”,不要甘作“为反对而反对一切”的反对党,要有理性的两岸政策,否则只能永远沦为在野党。即使偶然再度执政,也一定是不稳定。
(二)贯彻执行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当前,两岸关系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刻。两岸同胞普遍肯定与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双方有继续推动两岸关系改善发展的意愿;过去几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国际社会普遍欢迎两岸关系继续改善发展,这些都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创新局打下了良好基础。展望未来,两岸关系有望迎来新的机遇,迈出新的步伐,开创新的局面。前进的道路上,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坚持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继续深入贯彻胡锦涛“12.31”重要讲话精神,以持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主题,以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为主线,进一步扎实有效做好各项对台工作,进一步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创造有利条件。
(三)全面理解党的关于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
党的报告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这一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包含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基本判断和战略决策、新形势下推进对台工作的主要目标。
中央强调要坚定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信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崇高愿望和坚强意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关系历经风雨洗礼,开辟出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必将强有力地推动和平统一的进程。
中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平统一的方向和目标,全面辩证地把握和平统一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内在联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坚持和平统一方针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坚定地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尽最大努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我们要牢牢把握持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紧紧抓住广泛团结广大台湾同胞的主线,维护既有的宝贵成果,保持正确方向和前进势头,增强政治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扩大人民往来,推进对话协商,取得各方面新的成就,加强各领域制度化建设,从而夯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参考文献:
一 胡锦涛会见连战-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阐述三点看法
二 继往开来再创新局
三 与两岸关系继往开来
四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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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新时期以来,台湾青年的政治认同虽然存在一些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因素,但总体上仍然呈现出不少令人忧虑的现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与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将产生深远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6年两岸关系形势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没有泪的眼睛是干涸的,没有梦想的人生是不完美的。因为一颗心而活着,心因为有了方向而执着,而方向就是我们的梦想,梦想是一个人最大财富,它就像我们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总是在漫漫的漆黑夜晚为我们照亮前方。可以说每个人有自己的梦想,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公主,还是不起眼的灰姑娘,我们都能找到一件自己想做的事,而这件事会支撑我们很久很久,即使受到全世界的人的嘲笑,有那么一个梦,你都能继续走下去。这就是梦的力量。我们有梦,当然我们的国家也有梦。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深刻的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线,深刻的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断奋斗的历史。
一、“中国梦”的涵义、提出的背景以及现实意义。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真正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归纳起来就是: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内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绝不是一句豪言壮语,而是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这就是让国家更昌盛,人民更幸福,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国家不富强,就会被人欺辱;民族不复兴,就无言担当龙的传人。强国才能富民,强国也是为了富民。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三、中国梦的时代特征。
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相应地,“中国梦”也呈现出这个阶段的诸多重要时代特征。
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实力特征”。“中国梦”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
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
三是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不断延续、传承至今的文明,但要体现现代文明色彩,就必须超越数千年来创造的农耕文明形态。
四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中国梦”具有多个维度,而其价值维度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党的明确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之中,并且强调,“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必将极大提升“中国梦”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四、中国梦的实现途径。
1.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2.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必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3.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实干兴邦,只有实干兴邦,才能避免空谈误国。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是我们党一个长久的优良传统。坚持实干兴邦,才能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
4.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4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其中,道路是决定因素,发展是根本因素,实干是关键因素。
最后,我想说的是:有梦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有梦的国,才是真正的国!中国的梦,祖国的梦,你我的梦。
让我们打开美好的心灵,让理想在他乡飞翔吧,不要让它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逝。要用青春去奏响生命的乐章,我相信每一个音符都将是理想的归宿! 让我们为了家国之梦和自己的梦想,携手同行吧!
摘 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要按照党的提出的基本要求,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关键词:党的;两岸关系;和平统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党的报告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1]44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始终坚持中央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不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维护统一的价值理念,根植了中国必须统一的强烈意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崇高愿望和坚强意志。祖国大陆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奠定了和平统一的雄厚基础和可靠保障,决定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创造了科学发展的辉煌业绩。我们现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这必然会更强烈、更广泛、更高层次地形成和强化两岸之间的凝聚力,使民族更趋融合、人民更趋团结、国家更趋统一。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两岸同胞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对台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两岸关系由高度危险的关头转向和平发展,开创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两岸经济、文化、社会联系达到60多年来最密切的水平。事实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需要倍加珍惜、共同维护。我们坚信,在“一国两制”理论的指导下,一定能够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一定能够实现。
二、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深刻总结过去对台工作实践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题为《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讲话,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怎样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报告再次强调了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指出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首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提高综合国力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契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也有利于整个亚太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其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历史发展趋势。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始终是两岸的主流民意。5年多来,两岸关系发展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已经用事实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行之有效,对推进两岸关系产生了重大作用。2012 年1 月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两项选举结果表明,两岸关系改善发展的正面影响明显增强,大多数台湾民众认识到“九二共识”对于两岸关系的重要性,希望两岸关系继续发展而不停滞倒退甚至紧张动荡 [3]351。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两岸积累互信、解决争议,有利于两岸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再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联。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实现祖国统一,而和平发展是当前两岸关系最现实的选择,是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最佳手段。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既从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出发,彰显时代特征;又把握了台湾问题的本质,把解决台湾问题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它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以相互尊重、“和而不同”的新境界来认知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智慧,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分割出去的坚强决心和信心。
三、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要求
两岸关系正处在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提出的基本要求,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1.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条底线。只有承认“―个中国”,两岸才能建立实现和平发展所必需的互信基础和政治环境,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交流才能顺利推进。反之,两岸和平发展就失去了政治基础和保障,就变成了空中楼阁。虽然目前两岸对一个中国政治涵义的认知仍有所不同,但在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最基本认识上一直有着共同点和连结点,即双方都认为大陆和台湾没有分裂为两个国家、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就可以求同存异,由此共同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立场。在一个中国前提下,我们对任何有利于维护台海和平、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意见和建议都愿意做出正面回应。正如报告指出的那样,“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
2.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
经济合作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深化经济合作,就是要积极落实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两岸其他协议,逐步建立公平、透明、便利的投资及其保障机制,建立两岸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厚植共同利益,以经济“暖流”持续滋润两岸民众。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内在力量。扩大文化交流,就是要以加深两岸同胞的感情和增进相互理解为出发点,注重建立恒久稳定的文化交流机制,通过开展更多文化方面的双向互动,增强一脉相承的民族认同,筑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文化基础。密切人民往来,就是要大力加强两岸社会融合,增强两岸利益联结,使更多台湾民众享受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红利,融洽亲如一家的同胞感情,从而为两岸关系持久和平发展,并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奠定坚实民意基础。维护两岸和平发展关系的持久性,仅仅靠寻找共同利益、扩展共同利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机制建设,用制度来作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最终实现完全统一的过程,就是两岸在平等协商、沟通谈判的基础上,不断实现机制化,最终形成两岸都可以接受的制度化安排的过程[4]8。在今后的两岸交流合作中,要促进平等协商,加强各个领域的制度建设,推动两岸交往的机制化。
在这些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的基础上,着眼于两岸关系长远发展,必须为逐步解决症结性问题创造条件。我们主张,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打开解除政治难题的瓶颈;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以利缓和台海局势、降低军事安全顾虑;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一起承担避免国家分裂的义务和责任,一起规划两岸关系进程,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3]355。
3.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理应相互关爱信赖,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共同享有发展成果。我们要本着以人为本、为民谋利的理念,满腔热忱关心台湾同胞,切实保护台湾同胞权益,积极采取对台惠民措施,让台湾同胞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团结台湾同胞维护好、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对于部分台湾同胞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心态和感情,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对大陆产生的误解和隔阂,我们不仅要充分理解和体谅,而且要积极采取措施努力疏导、化解。
4.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
“台独”分裂活动已成为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最大祸害、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只有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才能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福祉。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在反对分裂国家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绝不会有丝毫动摇、妥协、含糊。当前,台海局势发生了积极变化,但“台独”分裂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台独”分裂图谋,没有停止“台独”分裂活动。对于任何“台独”分裂势力,任何“台独”分裂活动的企图,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台独”分裂行径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违背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必然走向彻底失败,我们对彻底粉碎“台独”分裂图谋充满必胜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1).
[3] 孙亚夫.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李鹏.两岸和平发展的机制化需求与建构[j].台湾研究集刊,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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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两岸关系演变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众所周知台湾问题由来已久,其间经历了诸多的演变和发展,台湾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国际化,新时期如何处理海峡两岸关系关系重大,这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考验,本文就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演变发展,新时期两岸关系呈现和可能出现的新特点三个方面来阐述台湾问题,进而给出了自己关于新时期大陆处理两岸关系的观点和建议。
【关键词】:台湾问题,历史由来,演变,发展,新时期两岸关系,新特点,大陆,处理
【正文】
(一)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
大家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也曾而两次脱离祖国,一次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第一次收复台湾,赶跑了荷兰殖民者,郑死以后其后代将台湾独立与清廷对抗,后康熙帝任施琅为大帅收复台湾,此后台湾一直隶属大陆管辖。二是1898年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将台湾二次割让出去给日本,自此台湾脱离大陆50年,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1946年国民党发起国共内战,经过历时四年的内在,国民党被赶出大陆、蜗居台湾。正当人民解放军一鼓作气完全解放台湾,美国派出第七舰队横亘在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由此才形成了台湾问题。处理好两岸关系成为中央政府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一个重大考验。
(二)台湾问题的演变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蒋介石退居台湾,国民党军队蜂拥入台,这标志着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统治的结束。蒋介石、蒋经国统治台湾时期虽也曾扬言要反攻大陆,成立伪中央政府,但可以看出他们依然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们也坚持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后来李登辉上台,才开始提出“两国论”,开始搞台独分裂活动。将两岸关系迅速升温激化。李登辉之后陈水扁上台,民进党开始执政台湾,开始想明目张胆地进行台独公投,台独分裂活动日益猖獗。海峡两岸关系也日益紧张。2008年随着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对大陆的访问,拉开了两岸关系缓和的序幕,海峡两岸交流也日益紧密。就在同一年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赢得“大选”,击败民进党,时隔八年之后国民党重掌大权,也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门轰然洞开,两岸关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两年多来两岸经济关系大事不断,世所罕见。先是中断近十年的“两会”恢复制度性协商,在大陆台湾先后举行四次重要会谈,达成12项经贸合作协定;再就是取得了包括全面直接双向“三通”、MOU在内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两岸经贸关系进入全面、快速发展阶段。
(三)新时期两岸关系呈现及可能出现的新特点;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不小的挑战。目前的两岸关系是两年来最好时机,台海形势出现了对我有利的内外环境,李登辉的影响日渐式微;陈水扁被判无期徒刑,以“台独纲常”为宗旨的民进党早已下台。未来几年,岛内台独活动难于掀起大的风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势不可阻挡。接下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政治议题,两岸关系“先易后难”、“先急后难”、“先经后政”、越到后来越难。难点在于以下几点。
1政治对话议题。马英九当局对政治对话的态度渐趋保守。所谓台湾岛内形成“共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托词”,如果民进党一直反对,岛内将永无共识;两岸对话还要夹带国际因素,这显然表明两岸政治互信有待进一步增强和强化。
2.经济合作机制化问题。马英九近年来不断重申ECFA的签署应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进行,必需符合“国家需要、民族支持和国民监督”的基本要求,必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台湾人民利益,由此看出,ECFA形成两岸经贸关系的基本法,涉及到身份及关系的定位问题,搞好了,会使两岸关系更亲密;搞不好“两岸”也会成为“两国”的开始。
3.两岸军事互信问题。马英九在国18次国民党全代表会上显示,“因为两岸现在并没有剑拔弩张,所以并没有进行政治性谈判甚至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的急迫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方面要价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台湾却仍在计划向美国采购更多武器。在“军购”与“军事互信机制”之间,马当局定会选择前者。
4.台湾“国际空间”问题。近年以来,马当局继续推行“外交休兵”政策,暂时放弃了16年前的“加入联合国”的活动,转而与大陆协商弹性参与国际组织,反映出“一寸求和”的新思维。台湾当局的不断索取将使这一问题变得愈加复杂。
无论是年台湾政局还是两岸关系,表面看是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是暗潮汹涌。为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不能盲目乐观,不能被岛内执政者更替所左右,不能被两岸关系的暂时缓和所迷惑。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的根源并未消除,“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仍是两岸和平发展的主要现实威胁,解决台湾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容低估。
两年来,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两岸实现对话协商制度,经贸文化的交流合作日益紧密,新型两岸关系正在加速形成。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两岸关系在进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仅仅三年,在认同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两岸之间形成了初步的政治互信。在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之后,两岸关系相应的进入有序推进、平稳发展的新时期。未来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将进一步深化并全方位拓展;两岸关系将进入合作与摩擦交替上升的新时期;两岸关系与岛内政治合作的衔接将越来越紧密;如何获取民心、争取民意支持将是未来两岸都要关注的焦点。
(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国因素不容低估。两岸关系应该是中国的内政,但它又有外力的干涉。可以说两岸关系中任何一个现象与事件,又都是中国、美国、中国台湾三方面相互牵制和博弈的结果。正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台湾问题归根是美国问题。目前美国在台海两岸关系的基本态度是:不统、不独、不战、不和。长时间以来,美国在台海两岸间一直保持着藐视中间而实际上偏袒和支持台湾的做法。
中国的对台斗争实际上是对美斗争。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海峡两岸的政策不会根本改变。它确实有点像“摆钟”那样,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核心,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时而左时而右的摇摆不定。斗争将使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当前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曲折和突破性进展,正朝着建立和平发展新局面的方向迈进。美国虽然表面上不断表态乐见两岸的和解。
(3)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岛内制约因素不可忽视。
1.岛内民意的走势左右两岸关系。现在台湾有一个最大的现实你,就是“台湾主体意识”的上升。
2.民进党能否东山再起。从外部环境上讲,自从马英九主政台湾以来,马英九在竞选时的承诺一直很难实现,马团队的民调也一直回落,台湾民众也颇有意见。另外,从国际局势上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妻子,也不愿意看到两岸和平统一。综上所述,民进党正在做着东山再起的准备。不过从目前来看,民进党要想东山再起的确困难重重。
(四)新时期大陆应该如何处理好两岸关系。
(1)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住过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2)同台湾同胞一道,加强两岸人员来往和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
(3)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
(4)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5)“一国两制”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两岸关系发展形势论文2016年}.
(6)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同时绝不承认放弃使用武力。
参考文献[1]薛谋洪。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做文章由来已久[N].人民日报,1995-06-26(7)。
[2]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19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26集)[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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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铁崖,田如萱。国际法资料选编[Z].北京:北京法律知识出版社,1982。
[7]董云善,刘武萍。世界人权约法总览[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摘要】:众所周知台湾问题由来已久,其间经历了诸多的演变和发展,台湾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国际化,新时期如何处理海峡两岸关系关系重大,这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考验,本文就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演变发展,新时期两岸关系呈现和可能出现的新特点三个方面来阐述台湾问题,进而给出了自己关于新时期大陆处理两岸关系的观点和建议。
【关键词】:台湾问题,历史由来,演变,发展,新时期两岸关系,新特点,大陆,处理
【正文】
(一)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
大家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也曾而两次脱离祖国,一次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第一次收复台湾,赶跑了荷兰殖民者,郑死以后其后代将台湾独立与清廷对抗,后康熙帝任施琅为大帅收复台湾,此后台湾一直隶属大陆管辖。二是1898年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将台湾二次割让出去给日本,自此台湾脱离大陆50年,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1946年国民党发起国共内战,经过历时四年的内在,国民党被赶出大陆、蜗居台湾。正当人民解放军一鼓作气完全解放台湾,美国派出第七舰队横亘在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由此才形成了台湾问题。处理好两岸关系成为中央政府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一个重大考验。
(二)台湾问题的演变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蒋介石退居台湾,国民党军队蜂拥入台,这标志着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统治的结束。蒋介石、蒋经国统治台湾时期虽也曾扬言要反攻大陆,成立伪中央政府,但可以看出他们依然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们也坚持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后来李登辉上台,才开始提出“两国论”,开始搞台独分裂活动。将两岸关系迅速升温激化。李登辉之后陈水扁上台,民进党开始执政台湾,开始想明目张胆地进行台独公投,台独分裂活动日益猖獗。海峡两岸关系也日益紧张。2008年随着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对大陆的访问,拉开了两岸关系缓和的序幕,海峡两岸交流也日益紧密。就在同一年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赢得“大选”,击败民进党,时隔八年之后国民党重掌大权,也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门轰然洞开,两岸关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两年多来两岸经济关系大事不断,世所罕见。先是中断近十年的“两会”恢复制度性协商,在大陆台湾先后举行四次重要会谈,达成12项经贸合作协定;再就是取得了包括全面直接双向“三通”、MOU在内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两岸经贸关系进入全面、快速发展阶段。
(三)新时期两岸关系呈现及可能出现的新特点;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不小的挑战。目前的两岸关系是两年来最好时机,台海形势出现了对我有利的内外环境,李登辉的影响日渐式微;陈水扁被判无期徒刑,以“台独纲常”为宗旨的民进党早已下台。未来几年,岛内台独活动难于掀起大的风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势不可阻挡。接下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政治议题,两岸关系“先易后难”、“先急后难”、“先经后政”、越到后来越难。难点在于以下几点。
1政治对话议题。马英九当局对政治对话的态度渐趋保守。所谓台湾岛内形成“共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托词”,如果民进党一直反对,岛内将永无共识;两岸对话还要夹带国际因素,这显然表明两岸政治互信有待进一步增强和强化。
2.经济合作机制化问题。马英九近年来不断重申ECFA的签署应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进行,必需符合“国家需要、民族支持和国民监督”的基本要求,必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台湾人民利益,由此看出,ECFA形成两岸经贸关系的基本法,涉及到身份及关系的定位问题,搞好了,会使两岸关系更亲密;搞不好“两岸”也会成为“两国”的开始。
3.两岸军事互信问题。马英九在国18次国民党全代表会上显示,“因为两岸现在并没有剑拔弩张,所以并没有进行政治性谈判甚至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的急迫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方面要价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台湾却仍在计划向美国采购更多武器。在“军购”与“军事互信机制”之间,马当局定会选择前者。
4.台湾“国际空间”问题。近年以来,马当局继续推行“外交休兵”政策,暂时放弃了16年前的“加入联合国”的活动,转而与大陆协商弹性参与国际组织,反映出“一寸求和”的新思维。台湾当局的不断索取将使这一问题变得愈加复杂。
无论是年台湾政局还是两岸关系,表面看是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是暗潮汹涌。为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不能盲目乐观,不能被岛内执政者更替所左右,不能被两岸关系的暂时缓和所迷惑。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的根源并未消除,“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仍是两岸和平发展的主要现实威胁,解决台湾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容低估。
两年来,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两岸实现对话协商制度,经贸文化的交流合作日益紧密,新型两岸关系正在加速形成。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两岸关系在进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仅仅三年,在认同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两岸之间形成了初步的政治互信。在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之后,两岸关系相应的进入有序推进、平稳发展的新时期。未来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将进一步深化并全方位拓展;两岸关系将进入合作与摩擦交替上升的新时期;两岸关系与岛内政治合作的衔接将越来越紧密;如何获取民心、争取民意支持将是未来两岸都要关注的焦点。
(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国因素不容低估。两岸关系应该是中国的内政,但它又有外力的干涉。可以说两岸关系中任何一个现象与事件,又都是中国、美国、中国台湾三方面相互牵制和博弈的结果。正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台湾问题归根是美国问题。目前美国在台海两岸关系的基本态度是:不统、不独、不战、不和。长时间以来,美国在台海两岸间一直保持着藐视中间而实际上偏袒和支持台湾的做法。
中国的对台斗争实际上是对美斗争。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海峡两岸的政策不会根本改变。它确实有点像“摆钟”那样,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核心,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时而左时而右的摇摆不定。斗争将使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当前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曲折和突破性进展,正朝着建立和平发展新局面的方向迈进。美国虽然表面上不断表态乐见两岸的和解。
(3)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岛内制约因素不可忽视。
1.岛内民意的走势左右两岸关系。现在台湾有一个最大的现实你,就是“台湾主体意识”的上升。
2.民进党能否东山再起。从外部环境上讲,自从马英九主政台湾以来,马英九在竞选时的承诺一直很难实现,马团队的民调也一直回落,台湾民众也颇有意见。另外,从国际局势上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妻子,也不愿意看到两岸和平统一。综上所述,民进党正在做着东山再起的准备。不过从目前来看,民进党要想东山再起的确困难重重。
(四)新时期大陆应该如何处理好两岸关系。
(1)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住过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2)同台湾同胞一道,加强两岸人员来往和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
(3)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
(4)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5)“一国两制”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两岸关系发展形势论文2016年}.
(6)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同时绝不承认放弃使用武力。
参考文献[1]薛谋洪。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做文章由来已久[N].人民日报,1995-0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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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历史定论,而且早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台湾问题”原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内战的衍生物,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7台海局势论文,供大家参考。
2009年两岸关系承接2008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开局,继续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两岸各项交流渠道进一步拓宽,交流面更为广泛,交流层级也更高了。两岸经贸合作也有了新的重要的突破,基本上实现了两岸“三通直航”,揭开了两岸金融合作的序幕,迈出了两岸双向投资的步伐。为了破解政治难题、建立政治互信,学术界的两岸政治对话也初试啼声。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关系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然趋势,有了好的开头,就要继续往前深入发展,停滯不进不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殷切期盼,倒退更是没有出路的。2010年两岸关系将会如何,吸引人们普遍关注。
一、两岸关系基本形势
2010年,从影响两岸关系的各项因素综合分析,总体上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有利的,甚至毋宁说,两岸关系正面临着关键的机遇期,是牢牢把握难得的机遇,还是让机遇擦身而过,正考验着两岸人民的智慧。
(一)大陆坚定不移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陆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看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胡锦涛一再强调,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不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创新局面。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陆是最主要、最积极的力量,为了支持台湾经济尽快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为长期稳定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也为了照顾台湾基层民众(包括农民)的利益,大陆将会不断地表达高度的善意和诚意,让台湾广大同胞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持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凡此均将有助于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
(二)马英九当局基本上也会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两年来台湾各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台湾主流民意肯定并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且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能够不断深入,取得更多更积极的成果。两年来马英九当局岛内施政与民意需求有较大落差,成效不彰,颇积民怨,唯独两岸关系政策获得多数民众高度肯定,成为政绩唯一亮点。2012年马英九能否连任正面临愈来愈大的挑战,而经济发展能否尽快恢复,失业率能否有效降低,将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台湾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基本保证,基于上述分析,不论从台湾民意角度。抑或从马英九自身取得政绩的角度来考察,马英九当局基本上应不至于会违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方向。
(三)国际社会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经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更为茁壮,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为提升。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国不沦是从谋求自身经济发展需要出发,抑或从妥善处理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矛盾出发,都致力于发展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台湾问题作为影响和干扰因素的作用趋于下降,国际社会普遍乐见并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进而肯定马英九当局有别于民进党陈水扁的两岸关系政策。美国政府自从去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并签署《中美联合声明》以来,迄今一再表示,美国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支持海峡两岸经济、文化、政治各个领域展开交流对话,建立密切的关系。凡此皆有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持续推动。
2010年两岸正在进行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协商淡判,两岸双方都期待在今年上半年能成功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将标志着两岸经贸关系从此进入正常化、机制化、制度化的轨道,也标志着两岸经济整合迈开重要的步伐,它对两岸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台湾经济未来长期稳定的发展意义重大,对于台湾经济避免边缘化,并借助于两岸经济整合,融入亚太地区经济整合至关重要。
2010年下半年台湾将有重要的“五都”选举,2011年基本上进入厮杀更为激烈的“立委”和“总统”选举,以迄2012年年初。为了欺骗台湾民众,获得选举利益,民进党正竭力阻挠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相信进入选举高峰之后,民进党更会升高“台独”的诉求,力图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态势,当此之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大步前进,抑或停滞不前,正考验着马英九当局的政治智慧。马英九曾一再表示,要“为台湾人民谋数十年之和平”,把握机遇,此其时也。
二、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因此,2010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总体上仍面临有利的形势,但也逐渐暴露出若干隐忧,出现若干不确定因素,主要有四:
(一)马英九当局面临重要抉择。在台湾,国民党总体形象欠佳。囿于私利、勇于内斗使得国民党不能团结,复杂的党内状况也使得青年才俊难以出头,而尤为重要的,则是国民党丧失论述能力,因此缺乏足以凝聚全党的核心价值,一旦败选,行见分裂和衰弱。
国共两党破冰交流,陈水扁贪腐无餍,加上马英九个人形象,导致2008年国民党重新夺回政权。但马英九个人理念暧昧软弱,在至关重要的两岸关系问题上,态度摇摆不明,因此执政迄今,未能建构国民党的理论论述,重建国民党的核心价值,展现执政的愿景。由于内心的“恐绿症”,政策上拼命讨好绿色选民,既不能在理论和气势上压倒民进党的“台独”,乘胜扩大基本盘,反而因为漠视泛蓝选民的需求,一再挫伤泛蓝选民的支持热情,加上不能广用人才,执政无方,招致民怨。马英九兼任党主席后,有意推进国民党的改革,然而改革的目标、途径、方法均存在不小问题,激化党内矛盾,集中表现在各项选举中国民党连选连败,泛蓝选民不愿出来投票,基本盘不断松动,中间选民对马“无能”亦颇多怨言,而泛绿阵营在民进党煽动之下,反而更形凝固,形成反马阵营。总体而言,台湾政治发展出现国民党声势走低、民进党气势上涨的“蓝消绿长”态势。使马英九连任前景充满挑战。
(二)民进党坚持激进“台独”立场。马英九当局态度的软弱和论述的暧昧给了民进党“台独”以起死回生之机。因为马英九当局未能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使得岛内政治话语权依然牢牢掌握在“台独”手中,在“台独”攻势下,国民党左支右吾,招架无方。国民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台湾人民谋求了那么大的利益;国民党谋签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台湾长期经济发展有生死攸关的意义,然而所有这些,国民党在岛内却道不明,讲不白。反而让民进党不断地策动支持者,以暴力的方式干扰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把马英九的两岸关系政策一概攻击为“倾中卖台”,把签署两岸经济合作协议抨击为“丧权辱国”,在民进党的煽动误导下,台湾民众的认知被严重混乱了,使马英九当局正确的两岸关系政策的推动反而平添阻力。
然而,民进党丢失政权之后,不进行路线的深刻反省,反而继续在激进“台独”的不归路上愈陷愈深,其实是饮鸩止渴。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只会给两岸关系带来危险,难消台湾主流民意对民进党“台独”冒险的担心,民进党期待执政最重大的障碍便难以去除。从民意凋查结果来看,民进党虽然连续赢得几场选举,声势有所上扬,但基本盘却丝毫没有扩大,证明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台独”作为依然深怀戒心。更重要的是,坚持激进“台独”立场的民进党万一侥幸取得执政权,对台湾而言,将是陈水扁八年灾难的重演。尤其是两岸关系形势已今非昔比,没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没有台湾的发展和未来。坚持激进“台独”的民进党执政,执意在两岸关系中搞对抗,除了把两岸关系导入危机之外,民进党将一事无成,易言之,只要民进党坚持“台独”,民进党就根本无法在台湾执政。死抱住“台独”对民进党而言,只是饮鸠止渴而已。
(三)台湾民意持续民粹化、,在“台独”长期误导之下,加上国民党的自私和软弱,台湾民众积非成是,逐渐滋生虚幻的“国家”意识。目前台湾民众总体上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由于两岸长期隔离,冷战时期的对抗和随后“台独”的扭曲,对统一尚存在颇多的疑虑。由于大陆迅速发展,综合实力迅速增强,两岸实力对比迅速拉大悬殊,台湾一些民众对两岸发展过快走得过近,产生一些疑虑,怕自身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会受到伤害,尽管是多虑,却也值得理解。一些台湾基层民众担心失业,一些台湾弱势产业担心受到冲击,本来都不难由事实来证明,但在民进党恶意扭曲下,不明真相的民众不自觉地成为民进党攻击国民党的支持者,民粹主义越来越掩盖台湾民众的理性思维。
(四)美国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层阻力。美国仍然深深地插手台湾问题,把台湾问题作为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筹码。在明里暗里,美国通过支持民进党和“台独”,牵制马英九当局的两岸关系政策。美国还坚持对台军售,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横施阻力。除美国外,日本及少数国家也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暗施阻扰,使两岸关系对抗、对立态势至今未解。
综上所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近两年来呈现良好态势,但两岸关系中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并没有获得解决,阻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复杂因素不容忽视。我们应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积极作为,妥善应对,不断地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向前进。
2011年台湾进入一个跌宕起伏、变幻莫测的关键时期。重大选举将至,敏感问题增多,蓝绿两大阵营争斗更加激烈,岛内政局及两岸关系将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一、蓝绿两大阵营实力拉近,双方将围绕“立委”及“总统”选举展开激烈争夺
马英九当局执政三年来,岛内政局和社会总体保持稳定,经过县市长、“五都”市长选举及几次“立委”补选,蓝绿两大阵营长期存在的“蓝大绿小”的政党板块并未产生重大位移,仍然呈现出近20年来一贯的“超稳定结构”。但有三大变化趋势值得特别关注:一是“蓝消绿长”的政治生态更趋明显。国民党从2008年马英九当选时的得票率58.45%,到2009年底17个县市选举的47.88%,再到2010年“五都”选举的44.54%,呈现出“一路下滑”的趋势;而民进党却“一路攀升”,从2008年“总统”选举41.55%,到17个县市选举45.32%,再到“五都”选举49.87%,三年来台湾选举得票率的消长显示出“蓝消绿长”走势。国民党“立委”总席次也由2008年初81席缩减至74席,失去“立法院”四分之三的绝对控制权;“五都”议员席次占有率也由上届45%滑落到41%。而民进党“立委”总席次则由2008年初27席增至33席,达到四分之一提案门槛;“五都”议员总席次已达130席,可以与国民党平分秋色,并首次拿下大台南市议长及台北、高雄两市副议长席位,使其在地方议会的干预能力和信心进一步增强。二是“北蓝南绿”的政治版图渐趋稳固。从2009年底县市长选举看,蓝营在北中部共10个县市中拿下9席,绿营在南部4个县市夺得除嘉义市外的3席,且领先幅度均在20%以上;从2010年底“五都”选举看,国民党保住了原先执政的台北、新北及台中三市,民进党则固守高雄、台南两市,“北蓝南绿”壁垒分明的结构将使台湾南北民意落差愈来愈大。三是“蓝淡绿深”的态势日趋强化。蓝绿阵营在五市选举中显示出“南部更绿,北部褪蓝”的变化趋向,除台北市外,民进党输的差距都在5个百分点内,而赢的差距则都远大于10个百分点。随着“直辖市”体制正式运作,如果国民党应对不力,这一趋势恐将会在后续“立委”、“总统”选举中持续强化。未来“北蓝”也许变得更浅,“南绿”可能变得更绿,并将对国民党执政权形成有力挑战。四是“非蓝非绿”政治势力的影响力逐步扩大。目前,除国、民两大政党之外的第三股政治势力仍处于发展低潮,但作为第三势力“精神领袖”的李登辉近来却十分活跃。去年底,李登辉极力鼓动与大陆有着较深渊源的王永庆之子王文洋竞选“总统”;2011年初,李登辉又宴请王金平、宋楚瑜等人,希望他们能够筹组第三势力与马英九争夺“总统”大位;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也有意筹组第三势力,推出“蓝绿配”或“绿蓝配”角逐2012年“大选”。第三势力的兴起可能会对国、民两大政党“立委”及“总统”选情造成一定的冲击,也将使未来一年台湾政局更趋复杂多变。
二、马英九未能完全摆脱发展困境。连任面临严峻考验
三年来,马英九在推动党务改革、改善党政关系、提升施政成效及发展两岸关系上取得较大进展,但仍未能有效摆脱发展困境。尽管国民党在“五都”选举中达成“保三”的目标,但在总得票率上却输给民进党40万票,被视为“赢了面子输了里子”。在“大选”前极为关键的一年里,马 英九仍将面临三大难题:一是泛蓝势力整合难度较大。近几次“立委”补选及两次地方性选举表明国民党浅蓝选民流失严重。亲民党、新党对马英九“排斥异己”的处理方式极为不满,宋楚瑜甚至公开为曾为民进党籍的杨秋兴站台,在被时任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以妨害名誉起诉后,与国民党矛盾升级。而一些地方派系对国民党支持也出现松动,尽管马英九以金溥聪辞职来缓和与国民党本土派关系,但成效并不明显。2011年,马英九若不能成功整合泛蓝势力,必将会影响到2012年“大选”。二是南部选民翻盘可能性较低。岛内南北对立、贫富悬殊的现状,使南部民众逐步形成了国民党“重北轻南”、“重商轻农”的负面印象,也使南部选民“选党不选人”倾向更趋明显。在2010年底“五都”选举中,国民党在南部二市用力甚深并期待翻盘,但结果却在南部大输对手70多万票。台学者认为,连曾是民进党的杨秋兴都抢不到绿营的票,蓝营就更难争取到南部选民的支持。对2012年“大选”而言,马英九要想在南部获得2008年一样的支持率,可能性大幅降低。三是政党改革收效甚微。一方面,未能改变基层民众的不良观感。民众普遍感到,国民党是财团政党,只重视财团利益、不顾百姓利益,国民党官员平时高高在上,与基层民众互动少,执政时存有“傲慢”心态,常常脱离民意。另一方面,暴露出国民党人才不足的缺陷。尤其是在中南部,以“五都”选举为例,国民党台中市长人选除了已第三次参选的胡志强外,难以推出有竞争力的参选人;在台南市和高雄市,国民党推出的参选人明显缺乏竞争力。四是社会矛盾仍然突出。在经历激烈的族群争斗后,岛内民众对当局治理能力、执政能力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能否解决让国民党深陷执政危机的经济民生问题将是马当局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考验。如果马英九不能积极推动让更多民众满意的政策,解决好经济增长、失业率、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2012年“大选”将难免遭遇严厉挑战。
三、民进党加紧推动政党转型。但仍然面临结构性难题
蔡英文担任党主席以来,对民进党的选举策略及“台独”路线等进行了重大调整。改变以往惯用的激化族群对立和蓝绿对决的策略,将治理方式和治理绩效放在选战首位;极力回避敏感的两岸议题,不提任何有关“国家定位”、两岸关系等统“独”议题。这种温和的中间路线,得到了中间选民的认同和支持,也使民进党快速走出低谷,政治实力大幅回升。从去年底“五都”选举中可以看出,即使民进党换了一张脸孔,绿营支持者仍然不离不弃,显示出民进党的弹性策略已同样获得绿营支持者的认可。尽管如此,民进党未来发展仍将面临结构性难题:一是党内权力斗争加剧。目前,蔡英文等中生代人物政治选情看涨,特别是蔡英文得到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挺扁势力、高雄市长陈菊等党内实力派的公开支持,在民进党内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已成为该党最具影响力与实力的“新天王”。然而,作为民进党“天王”的苏贞昌、谢长廷、吕秀莲等党内元老派人物政治实力犹存,政治手腕更加娴熟,他们并不愿就此退居幕后。在民进党“临全会”1月22日通过“总统”及“立委”候选人提名办法采“全民调”作业方式后,党内各派势力围绕提名时间、提名人选等问题展开激烈争斗。未来围绕“总统”初选等问题,民进党内以世代交替为核心的权力斗争很可能趋于激化。二是两岸政策调整存在不确定性。面对接踵而来的“立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委”及“总统”选举,民进党不可能像“五都”选举时那样回避“国家定位”、两岸关系等议题。2011年初,民进党内的“天王”、“天后”相继提出发展与大陆关系的政策主张。谢长廷1月10日举行记者会提出“宪法各表”论;苏贞昌2月14日抛出“台湾共识”论;吕秀莲反复重申去年1月提出的“九六共识”论;蔡英文2月23日在“新境界文教基金会”成立仪式上提出“和而不同、和而求同”论。这些政策论述尽管表述不同,却蕴含着交叉重叠的共同认识,此时相继提出,既是出于提升个人党内政治地位目的,也是出于适应岛内社会形势变化,壮大民进党政治实力的大局考虑。在民进党“十年政纲”出台之前,其两岸政策调整都将存在不确定性。三是民进党转型受到深绿势力的牵制。以陈水扁为精神领袖的“一边一国连线”,在“五都”议员选举中大获全胜,当选率高达83%,丑闻缠身的陈水扁之子陈致中也以全台第二高票当选大高雄市议员,表明深绿势力在岛内尤其南部地区仍具有较强政治能量。“五都”选举表明,岛内激进“台独”势力仍然较强,对民进党的影响力不容忽视。民进党要想赢得下届“立委”及“总统”选举,还需要深绿势力作为后盾与先锋。如何稳住绿营基本教义派,也是民进党中央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四是争取中间选民难度较大。争取中间选民是2011年蓝绿两大阵营的重头戏。对民进党中央及各派系而言,无论谁出马角逐2012年“总统”,选举利益都决定其两岸政策必须向中间地带靠拢。面对岛内希望稳定发展两岸关系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务实派在“五都”选举之后加紧推动该党大陆政策转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今年以来多次强调,只要大陆不设前提,愿与大陆进行实质对话,可从“第二轨道”的交流开始,先进行以智库学者为主的多层次、多元化交流。高雄市长陈菊也表示,愿在“自由开放”的前提下和大陆交流。但无论民进党如何调整,都不会从根本上放弃“台独”基本立场,这也是影响民进党争取中间选民的最重要的因素。
四、ECFA生效标志两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起点,但两岸深层次难题将日渐突显
2011年,随着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早期收获清单的生效实施及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的正式成立,ECFA所带来的两岸经贸互利将会得到进一步彰显,两岸以谈判代替对抗以及定期制度化协商谈判的做法,早已为岛内多数民众所接受,并将继续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但面对2012年“总统”大选,国民党大陆政策将转向谨慎保守,并很可能会进一步放缓脚步。一是台当局对两岸协商的态度更为谨慎。马英九年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未来两岸的协商方式可以有更多弹性,不必硬性规定一年两次,困难无法解决的就暂时搁置。去年12月两岸两会在“投资保障协议”协商时遭遇困难,显示两岸协商已开始触及各自核心利益,两岸关系向纵深发展将面临诸多政治障碍。为了维护台湾企业和民众的利益,为了避免给“总统”选举造成“负面影响”,马当局在其任内极有可能仅锁定经济议题,不会触及政治谈判和军事互信议题。二是台当局向大陆提出的要价更高。为争取更多选民的认同,马当局未来在推动大陆政策时,将会把让岛内“三中”(中南部、中小企业及中下阶层)民众切实获益作为发展两岸关系的重点,把“为庶民争取更多看得见的利益”作为推动两岸交往的主轴,这也意味着国民党在谈判中将提出“更高要价”。为让民众快速见到两岸政策“红利”,国民党当局可能会不断向大陆提出注入资金以保持台湾的经济增长、停止部署或撤走部分对台导弹等要求。三是岛内民众“国家”意识更强。2011年,国民党将借“中华民国建国百年”之际,不断强化“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主权独立”论述,借此唤起岛内民众对“中华民国”的光荣感和重新认同,强化民众“国家”意识。马英九在2011年“元旦讲话”中再次强调两岸不应是政权之争、统“独”之争、“国际空间”之争,而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之争”。在两岸政治互信仍然脆弱、两岸政治关系仍未取得实质突破的情况下,这不仅不利于化解岛内民众对大陆的误解和敌意,相反将增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复杂性和变数。四是反对势力的干扰力度更大。迫于ECFA的民意基础不断扩增,泛绿阵营反制ECFA策略已由“反对者”向“监督者”转换,并将以严格标准检验岛内失业率、贫富差距、台推动FTA目标等问题,不断放大和突显马当局的各种缺失,营造对马当局不利的舆论环境与社会氛围,泛绿阵营的干扰势必对马当局形成较大压力,使其落实ECFA顾虑增大乃至步伐放缓。
五、美国将利用台湾“大选”敏感期加大对中国大陆干预力度。为两岸关系纵深发展设置障碍
随着美“重回亚洲”战略意图渐趋清晰,以及中美战略博弈日益激烈复杂,“台湾牌”的地位作用也更显重要。近年来,美国虽然公开宣称乐见两岸关系平稳发展,私下却担心两岸关系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失控,导致美对台海事务的主导权弱化,失去东亚战略布局的重要支点。为维护战略利益,美拟采取“多管齐下”、“恩威并施”的策略发展对台关系:政治上施压,极力防堵台当局与大陆协商政治、军事等深层次敏感议题,设法给快速发展的两岸关系“降温”。经济上“搭桥”,计划近期与台重启“贸易暨投资框架协议”(TIFA)谈判,建构“全面性的经贸合作关系”,并支持台湾对外洽签“自由贸易协定”(FTA),降低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外交上”扶持,拟协助台在美开设“台湾书院”行销台湾文化,继续支持台“有意义”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组织,强化台湾“国际存在”。军事上撑腰,近年来,美国对台军售周期缩短,质量提高,金额增大。继去年宣布同意售台64.42亿美元武器后,今年以来又加紧评估售台F-16C/D战机、“宙斯盾”舰等高新武器的可行性,协助台军提升“不对称战力”。此外,在处理与台朝野政党关系上,美刻意保持“平衡”,既维持与马当局良好互动,又透过智库恢复与民进党交流对话,并有意邀请民进党下届“总统”候选人访美。由此可见,2011年美国插手台湾问题的范围将会更广、程度将会更深、力度将会更大,是两岸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的最大外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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