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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什么是政府不能采用的经济政策。
2.政府可选的经济政策工具实现经济目标的时滞和逼近程度的分布。
3.作发展中经济里,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工具,它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作用如何。
这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如下:首先要确定与经济系统和政府目标不相容的政策工具,只有在确定了政策工具的可行集后才能讨论政策的效果。讨论不可行的政策的效果是无意义的。由于国有经济控制力大小是由政策工具实现政策目标的程度和时滞来衡量的,因此研究政策工具的“威力”和“等待时间”就是理所当然的。国有经济作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它的重要性一直是有争议的。它的存在会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决定国有经济前途的主要考虑因素。
从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看,第一个是最具思辩色彩的,第二个则完全是实证的问题,第三个则要通过演绎提出一些将由实证分析来证伪的假说,因而本文只分析第一、三两个方面,提出一些分析,由后续研究来作实证研究。
第一节 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定义及实现控制的可行集
现代政府都被认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经济职能: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实现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推进收入公平分配。为了实现这些经济职能,政府被赋予一些控制经济的权力和实施这些权力的条件。控制在这里的含义是完全技术性的。它是指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政府根据其效用函数,确定政策目标,即要经济系统要达到的状态变量。通过改变控制变量的值来改变经济系统的状态,从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而控制力就是指政府通过改变控制变量来改变状态变量从而达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实际逼近程度。当政府采用一些政策使某些目标很快很好的实现时,可以将之定义为控制力大,反之则小。当然这里的快慢和逼近程度是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来提供判别准则的,比如一个民选政府希望在大选前实施的经济扩张计划能在大选前奏效,从而为在选举中获胜创造条件。于是政府自然有对经济控制力的标准。但这不在本研究范围内。本文假定这些判别标准是外生的。
很显然,不同的经济系统中政府的可选政策工具箱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不同的经济系统对政策变量的响应是不同的。首先要对经济系统的不同作出说明。经济系统的分类是极其多样的,可以说只受到研究者想象力的限制。本研究遵循发展经济学的传统,将经济系统分为发达的工业化经济系统和二元经济系统。发达工业化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发达而且广泛。一项政策对经济的冲击将以市场的方式,在难以计数的经济实体之间,以极其复杂的方式被经济系统所吸收,产生一些后果。研究者需要极其复杂的工具才能粗略地判别一项政策与其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在复杂的经济系统中,因为各种储能单元的存在,如库存、情绪对人们的判断的影响、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局限性等,对一个经济冲击的响应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人们有时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尤其是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因此政策的后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当一个经济系统处于平稳运作的,对政策的后果的判定相对要容易一些。
在许多国家,政府曾经或正在使用国有企业作为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手段。由国有企业代替市场机制来实现同样的目标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准确地知道在市场环境下一项政策的结果。如果不知道后果,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目标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能准确地控制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结果。但是,发达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高度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只能用一些高度综合的指标来粗略地评估经济的运行情况,比如利率、通货膨胀率、国民收入增长率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用国有企业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则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必须很大才有可能影响到这些指标。这只是必要条件。这里,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指相对于它们所供应的市场而言。首先,如果单个国有企业的规模很小,显然是市场的接受者而不是领导者。如果大量的小型国有企业处于相互替代的市场上,那么除非禁止竞争,否则,国有企业也只能是市场的接受者。如果国有企业规模小,但处于生产的不同阶段,那么,它们实质上是一个巨型国有企业的生产车间而已。因此,要想通过国有企业来控制经济,国有企业首先要有很大的市场权力,即相对市场的规模要很大。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时,市场权力最大。但是,市场权力不等于经济控制力。
在发达经济中,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通过难以计数的市场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如果政府不是通过采用一些依赖市场机制的政策,而是通过创造国有企业来实现经济目标,那么就首先必须对整个经济实行国有化。比如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就只可能在政府雇用全部劳动力条件下实现。给定一个经济中有非自愿失业者,政府通过创造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显然这些国有企业的劳动效率要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否则这些劳动力早被私人企业所吸收了。而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拥有特殊的高效率生产技术。假设政府垄断了这样的技术,因为政府开发这些技术的经费来源于税收或发行国债,但却不向社会公开这样的技术,那么这是违反社会公平的。当然,这不包括国防技术。不过没有政府会吸收街头的失业者去生产核武器或激光制导炸弹来减少失业。那么这将使为生产同样多的产出而需要更多的投入。从而资源价格上升。这将迫使一些处于边际上的企业破产,将所雇佣的劳动力抛向失业队伍,这样政府又必须创造另外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很显然,这些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是要低于新的平均水平的。这又将导致对资源的争夺。最后只剩下这两种情况:要么是全部经济被国有化,要么只剩下少数十分有效率的私有企业,使之可以在资源被如此浪费的情况下仍能生存。当然后面这种假设只在规模报酬递减情况和效率分布函数是不连续的情况下存在。
首先,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一个很大的规模区间中,没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或不经济[1]。其次,效率分布函数是几乎处处连续的。这里的效率指投入产出的效率。尽管经济学家对资本和利率的定义争吵不休,但在现实中,财务状况决定了企业的存亡。因此可以用资本收益率或多个类似的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来测度企业的效率。显然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税收、产品市场等都会使企业的这个指标变动,而且经济环境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最低生存效率。当企业的效率指标长期低于这个最低生存效率指标时,企业就会由于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效率指标的分布是一个随机过程。它的样本函数显然是非负的,单调增的,而且在有界闭区间上取有限值。单调增的性质很容易理解。效率指标越高,低于这个指标的企业的数目越大。因此,效率分布函数是有界变差函数。那么,这个函数除了在一个黎贝格零测集外导函数存在而且黎贝格可积。于是分布密度函数几乎处处连续而且有限。换句话说,效率分布函数只有至多可数个不连续点。事实上,由前面的推理,国有企业吸收的是效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劳动力,而且国有企业劳动力没有被解雇的压力,劳动效率更低,因此,国有企业无法以市场方式与私有企业竞争。政府必须增加税收或通过发行国债来为国有企业亏损融资。否则国有企业将因为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这样,增加了资源的成本。建立国有企业导致最低生存效率指标不断上升,就不断有私有企业破产,新增失业。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企业更换了所有权,而价格水平大大提高了,产出下降了。#p#分页标题#e#
全部经济实现国有化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取消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否则竞争必然会导致一些企业失败破产,解雇劳动力。这就违背了充分就业的初衷(充分就业不是完全就业)。而一旦取消竞争,就必须实现完备的中央计划,否则就会出现未出清的市场。只要不严禁私人企业,那么就会有在国有化条件下自愿失业的劳动力组建私人企业满足市场出清的要求。这就会在私人与国有企业之间形成竞争。只要这种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那么生产可替代产品的国有企业之间就会存在差异。因此,要么通过在国有企业之间转移支付来抹杀这种差异,要么就得面对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前一种选择就是让发达的市场经济转向苏联模式,这是难以想象的,而后一种选择将彻底瓦解以国有企业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经济问题的努力。
同样的推理可以同于创造国有企业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情况。因此,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是不能用国有企业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因而国有企业不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可选政策工具。
在二元经济系统中,经济由占比例较低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经济部门所组成。实际上,这是二元经济的特征定义。二元经济的绝对规模较小。在其中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较低。在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是很简单的,仅仅是传统部门提供给现代部门品种很少的一些初级产品,换回维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现代部门与国外的联系也局限于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后在国内销售或出口。制造品的品种也很少。除了在与原宗主国有密切联系的领域,与大规模复杂工业生产相伴随的商业、金融、保险、法律等制度很幼稚。而且这些活动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中,广大农村尚处于近似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中。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很难以市场机制的方式作用到整个经济中。针对现代部门的经济政策很难通过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边界。而除了通过那些直接影响传统经济赖以存在的初级产品,政府对传统经济的作用也是很小的,更何况是国际市场而不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决定这些初级产品的价格和需求数量。
在二元经济中,市场机制就很难成为政府政策的工具了。二元经济的政府还有另外的难题。它们必须发展本国经济以维持政权,但极度缺乏资本、技术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国内几乎不存在能动员人们的储蓄并将之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机制(实际上二元经济的一个特征就是储蓄率低),能动用的资本中一大部分是靠出口初级产品换回的外汇,除去进口必需的资本品和消费品,便所剩无几。更困难的是,除了在少数大城市,二元经济缺乏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于是在这样条件下,政府就必须承担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作用,把极其有限的资源分配到经济发展的重点上去。当然,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二是由政府指定受偏爱的私人企业去发展这些项目。政府通过授予垄断权、优惠贷款等方式予以支持,并获得相应的政治支持。前一种是拉美模式,后一种是东亚模式。
的确,在经济还处于幼稚阶段时,通过创立国有企业,政府可以直接命令企业生产,尽管产出不一定合意。这使政府有一种安全感和自主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认为国家急需的产品的供给。当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对国有企业和政府实施经济职能的方式的态度就有了变化。拉美模式坚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限制和打击私人资本的发育,搞进口替代,这使得市场机制发育十分缓慢。政府所承担的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职能迟迟不能得到转移,反而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成为各派争夺的肥肉。这进一步导致了经济中寻租现象的盛行,反过来又进一步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育。这样的结果就是资源浪费严重,劳动效率低,通胀严重。
而东亚模式则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发育的态度。本文不探讨这种模式背后的文化、政治根源。尽管私人资本也要通过非市场方式来争抢有限的资源,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更多是市场性的,是培育市场机制的行动,而且政府支持的贷款是一个硬约束,迫使私人资本提高效率。这与拉美模式通过滥印钞票来为国有企业创设与生存融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有本质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东亚模式采取了出口导向,把企业拉到国际市场上去锻炼,这进一步刺激了国内市场机制的发育。拉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成果有很大的差异。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不同的经济系统决定政府的政策可选集不同。如果是发达市场经济,那么政府的政策工具就必须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而绝不可能是国有企业。如果是二元经济,在度过了最初求生存的阶段后,政府或者选择依赖国有企业,或者选择鼓励私人资本和市场机制发育。在经济复杂程度不高时,直接控制国有企业的确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说国有企业在实现政府经济目标方面有很上乘的表现。这时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最强。但随着经济复杂程度的增加,政府要通晓的经济关系越复杂,而且代理链越长,代理成本越高。即使每个国有企业都实现了分配的具体目标,但是最终产品可能得不到市场的欢迎(除非所有产品都实行分配,取消货币),那么产值这个目标达到了,而别的指标却达不到。这在苏联经济史上司空见惯[2]。因而实际上政府的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大大降低了。反过来,如果政府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虽然政府不能直接决定经济指标,但是在政府创造稳定的环境的条件下,政府所希望的目标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对于上述论点,还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作一解释。由于经济复杂程度的提高,产品质量的维度也在增加,那么这增加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考核的难度。比如说,对钢产量的度量就已经超出了原苏联中央计划部门的计算能力。钢种类上千。每种钢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外形等等都不同。对于一个综合钢铁企业,它生产上百种钢。要是按所有的维度来考核其经理,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却不可能实现。那么就只能以“吨”作为其绩效的衡量标准。于是经理就会注重产量而非质量。这也先解释了为何前苏联产品质量低劣。而大多数拉美国家国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差强人意,也就可以理解了。即使按考核标准,政府的经济目标都达到了,那么是否就可以说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就大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否则苏联现在还会生龙活虎,拉美各国也不会大刀阔斧地私有化其国有企业。#p#分页标题#e#
第二节 国有企业作为经济政策工具对经济控制力的影响
上一节已经明确定义了国有经济控制力是政府使用政策变量实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逼近问题。对于发展中经济而言,国有企业是一项可选政策工具。它对于发展中经济政府控制力的影响是必须深入研究的。
对国有企业这种影响力的研究首先要回答五个方面的问题:
1、为什么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标,政府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3、在什么条件下必须由政府创立国有企业来达到既定目标?
4、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方式和效果如何?
5、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效果如何?
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和动机是复杂的,往往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综合作用结果。本文不能过多分析设立国有企业的政治动机和利益,只指出,公共支出是无须偿还的,因而是各派政治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在特定的政治传统下,设立国有企业是分配预算收入的一种方式。下面主要分析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规范性经济动机。
正如前一节所分析的,在经济初建之时,国民经济所能动员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这些资源首先要用于维持国民的生存。而在这种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要么被毁坏殆尽,要么从未存在过,那么政府就必须作为资源的分配者,来实现上述生存目标。这在二战后的德、日和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是普遍的做法。在非洲新独立的原殖民地也都采取了这种做法。也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不存在时,政府分配资源的方式在满足人类最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在这时是最有效率的,因而政府的经济控制力也最大。
在战后的西欧,也曾盛行过国有化的做法。比如具有社会民主传统的法国在本世纪有三次重大的国有化运动,七十年代后期的国有化运动登峰造极。法国政府在密特朗执政期间,通过国有化运动控制了工业企业营业额的40%,出口的34.6%,投资额的23%,在历经多次私有化运动以后,法国国有企业仍雇佣了全部非农业劳动力的23%,创造了28%的增加值,40%的投资,30%的出口,连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也分别在40年代末和70年代两次掀起国有化高潮。
法国大规模国有化的根源一方面有社会民主传统和中央集权的传统,另一方面和自由主义的英国一样:国内资本市场运作与政府经济目标背离。法国在二战中作为主要战场,英国也遭受纳粹的狂轰滥炸,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因而不约而同地在战后马歇尔计划实行时,大规模地建设国有企业,而且都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其经济学上的理由已经分析过了。在七十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开始,原来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适应经济的需要。在当时固定利率和固定汇率的约束下,私人资本认为投资到基础设施中去所承担的巨大风险无法得到补偿,于是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不感兴趣,纷纷进入欧洲资本市场或进入当时的拉美国家以获取高额回报。因此,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英法两国在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基础设施方面由市场引致的投资不足。私人资本的利益与政府自认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产生了矛盾。实际上这是一个公共产品融资的问题。很显然这可以由政府来为之融资。但是由于在欧洲资本市场上的收益率与投入到基础设施中的经风险调整的预期收益率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即使加上政府补贴,也不能说服足够多的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于是只能由政府亲自出马,设立国有企业。
当然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设立国有企业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于私人资本回避这些领域,尽管这是政府在此领域设立国有企业的充分条件。从维持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角度,基础设施领域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应该是在满足一定标准后价格尽量低的。但是在这些领域,由于技术上的特性,企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私人资本一旦进入了,就会利用这种优势,来取得高额利润。也就是说,政府对这些领域必须进行管制的事实使这些行业的风险调整后的预期收收益很低。这才是私人资本回避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政府要管制这些领域。形成垄断并不是政府进行干预的充分条件。全世界的邮政都是垄断,在美国和欧盟,民用飞机制造现在也是这样,而政府并不动用反垄断法去攻击这些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基础设施和高技术领域对经济作用不一样。比如电力、煤气、自来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如果听任它们充分发挥其垄断优势,那么社会生产的一个很大的份额将落入这些领域。但这些领域的产品和服务是无收入弹性的,而且本身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其产品和服务品种单一,质量标准稳定。实际上,在西方,煤气、供水、电力标准在过去一百多年没有太大的变化。把社会增加值一个很大的份额交给这种没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从经济的持续发展来看显然不是有效率的。因此政府必须管制使之只能刚刚能够提供符合标准的产品和服务。当一国资本丰富时,在政府给予适当的优惠时,私人资本也可能愿意进入这些领域。比如美国,资本丰富,利率较低,因而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一般超过60%)。相对而言资本稀缺的国家,如欧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往往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产品和服务。邮政服务由政府提供是同样的道理。一封信函的运输价值是无法与其所承载的社会和个人价值相比的,家书抵万金,谁能说清这些关系呢?正是如此,按商业运作的企业会发现将一件信函送到其目的地的费用却无法通过商业途径回收时,它便会退出这个市场。的确,最初的通信就是按商业规则来进行的。但社会的发展表明,政府必须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通信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公共产品,因而政府必须提供之。因此,大家看到信函的运输是政府垄断的,因为没有别的企业会进入这个领域,而包裹的运输却是竞争性的。
即使是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信息是对称的,那么政府也可以通过向私人资本提供足够的补贴来引诱之进入这些领域。然而我们却看到这是很难做到的。要提供足够的补贴,那么政府必须就企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的边际成本、质量和数量进行量化。考虑到这些企业行为的外部性,那么这种计算将更复杂。这样政府很难准确地估计出应支付给企业的补贴。在信息经济学中,委托—代理问题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代理人说真话,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考虑到这些领域的投资是专用性的,那一旦投资形成,便成为沉淀成本,投资者要撤出只能蒙受巨大损失。那么在私人资本和政府之间就形成一个二阶段动态博弈。第一阶段私人资本根据政府所承诺的优惠条件和所提出的要求作出投资决策,第二阶段政府根据私人资本的绩效作出对承诺的全部或部分兑现。已如博弈论告知的,在这种博弈中双方的行为将是动态不一致的。比如,给定投资者决定投资,那么由于许多与绩效评估和补贴估计相关的衡量指标难以被第三方所认知,那么政府就有动机通过宣布私人资本绩效不合格而削减对私人资本的补贴。只要补贴加上运营收入能抵消变动成本,私人资本就不得不继续生产。预期到这样的结果,私人资本就不会进入。因此,在诱使私人资本进入沉淀成本巨大的领域时,这种博弈的唯一均衡只能是私人资本不进入和政府不提供补贴,尽管投资者进入和政府提供补贴是帕累托最优的。#p#分页标题#e#
由于国有企业在何种条件下必须由政府设立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命题:
国有企业合理存在性命题:只有在提供政府重复采购的某种商品所需的投资具有高度资产专用性,而且约束当事人各方的合同是不完备时,才会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即高资产专用性,不完备合同和重复采购是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满足这三个条件并不是说国有企业不能存在,而是说它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的效率原理的。
为了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这个引理,首先要把政府理解为一个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它是否决定在某个领域建立国有企业就可以理解为政府这个企业是否向这个领域纵向一体化或多角化。
首先资产专用性这个概念不同于专用设备,一台加工螺旋浆的设备是专用设备,但它不一定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一般来讲,资产专用性是指资产所有者的投资只能通过特定交易所产生的租金回收的这种性质[3]。比如一套被设计专门处理某个矿山的矿石的设备就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反过来,一台通用型机床就无乎没有资产专用性。一旦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那么投资者只能期望与这投资相关的特定交易能持续下去。因为他从其他交易中的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部份差异就是经济学中的租金。准确地讲,这就是可掠夺的租金,因为交易另一方可以通过威胁中止交易来迫使投资方接受一个刚够弥补变动成本的价格来获取租金的绝大部分。
合同的不完备性是由于四种交易成本所造成的,一是签约双方不能预见未来的全部情况。二是无法用精确的方式规定未来各方的权责。三是监督契约执行成本很高。四是强制执行契约的成本很高。这是因为由于所涉及问题极复杂的,局外人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金钱来了解各方的立场和实际情况,并作出判断:重复购买的含义是自明的。
我们只需证明不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效率原理的,即此时政府可以采用市场方式来更有效地实现同样的目标。
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多角度来论述了这个命题。现在只须从定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说明。根据资产专用性的定义,当投资不是资产专用性的,投资者可以从其他交易中获益并收回投资。因而该交易存在竞争性交易,那么存在着一个竞争性市场。那么显然政府作为某项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将面临相互竞争的供给方,因而除非政府具有特殊的技术使它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好的质量自行生产此项服务或产品,否则政府应该从市场上采购。然而如果政府有更好的技术,那么它不向社会提供此项产品或服务,就是损害了社会福利。假设政府拥有这样的技术,那么政府应该纵向一体化。那么除非是规模效益递减的,提供此项服务或产品的国有企业将或者垄断市场,或者与私人资本竞争。如果是垄断,那么政府应该动用反垄断法来起诉该国有企业。如果是国有企业和私人资本并存,只向国有企业采购则违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样应受到制裁。如果政府同时向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采购,说明即使完全由私有企业来供应也不会形成供方垄断。因此,只要不存在资产专用性,就没有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性。
如果不存在不完备合同,那么私人资本的所作所为都是可以合理地测度的,那么政府可以准确计算出应给予的补贴,政府因而也无正当理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此项产品。
如果不存在重复购买,那么显然更没有正当理由设立国有企业来一次性生产这种产品。
必须注意的是,这三个条件仅仅是必要条件,即使满足了这三个条件也不一定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美国军火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满足这三个条件,但美国政府采用的是长期契约而不是纵向一体化来提供这种产品,这并没有影响到美国国防。
至此我们已经研究了三个问题:
1、为什么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的,政府是否有其他途径?
3、在什么条件下,政府必须创立国有企业来到达既定目标?
既然在一定条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控制经济的工具,那么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1、政府如何才能控制国有企业?
2、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效果如何?
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应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国有企业按前面所定义的合理方式存在时;另一种是国有企业被过多地设置时。如果国有企业合理地存在,那么按定义,政府要实现的目标只能由国有企业来实现,因而就无从谈起控制效果的好坏。这时的判别准则只能是政府提出绝对的标准。这就是说在讨论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效果好坏时,是在各选择中进行比较的结果,因而只有在国有企业被过多设立时方能有意义。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控制的效果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是相互联系的。为此,从过多国有企业设立的经济后果开始分析。
国有企业的设立首先是融资问题。从资金来源看只有两种,一是由财政拨款,或发行国债筹资。二是由政府直接贷款或是由政府担保国有企业组建机构获得贷款。即使由财政拨款建立的国有企业在进入营运后,也要依靠银行贷款作为周转资金。因此一旦开始建设新的国有企业,那么一方面公共支出增加,另一方面银行信贷也增加。根据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理论,以财政拨款或国债融资建立的国有企业,它的融资是以政府的征税权力为抵押的,只不过是收入在不同阶层和不同时间的重新分配。这种国有企业因而可以被称作内生的。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时存在“李嘉图等价”,对经济的冲击将是微小的。这就是说,如果政府建立内生型国有企业,而且这些国有企业具有平均水平的效率,那么对经济的冲击在储蓄率、利率和产出方面是很微小的。显然,如果政府设立这种国有企业,它对经济的控制不会比市场做得更好。当然如果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那么的确会提升经济的增长。但只有在市场很不完善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没有理由私人资本为什么不采用同样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也指出了国有企业合理的分布。即在私人资本无法从事的大规模、高技术领域。比如政府认为为它需要一座年产40万吨乙烯的化工企业。但是就大陆当前的实际情况,私人资本是无力提供的,于是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这样政府就可以提升经济增长。但问题是政府应该努力培育私人资本,使之在复杂的经济建设方面越来越有能力自主,而不是采取压制私人资本,以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对于经济建设,这种武大郎心态是不行的。#p#分页标题#e#
更多的国有企业是靠贷款或增发货币来建成的。那么这种做法就是将资源从那些不能相应提高自己资源价格的弱势集团掠夺过来,比如那些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国有企业我们称之为外生性的。显然外生性国有企业是通胀性的。首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规模只受信贷规模,最终只受中央银行贷币供给限制。而大力发展国有企业的都是发展中经济,其银行体系是国有的,或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因而创立国有企业的冲动往往导致政治压力膨胀,使中央银行贷币政策松动。其次贷款建国有企业有群动效应。一旦政府开始使用贷款兴建国有企业,那么各方面都会努力证明自己项目的重要性,纷纷抢夺信贷资源。大量的项目同时开工,必然对经济造成通胀压力,尤其是通胀的预期压力攀升更快,从而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
下面分析在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环境中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按定义,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于平均水平。即使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中很大比例是长期贷款,但它们总是要偿本付息的。一旦政府被迫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比如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或国际收支赤字),那么国有企业的短期融资成本显然上升。这一方面减少了营业收入中可以用来偿还长期负债本金和利息的部分。这是因为企业需要短期融资来提供周转资金;另一方面,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从总体上减少支出,这将导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幅下降,甚至使之绝对下降。显然,除非政府对外生型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上升。如果政府因为政治原因不允许国有企业破产,那么它就必须为外生型国有企业的亏损融资。但是政府之所以建立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财政收入来为之融资,因而对国有企业的这种补贴显然也不可能主要由财政支出来融资。因而政府要么利用国债融资,要么放弃紧缩的货币政策,用通货膨胀来融资。在用国债融资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用更高的利率(紧缩的货币政策意味着更高的利率)来发行国债,这样将进一步减少私人资本的投资愿望。即使购买国债的居民有正的财富效应,私人支出也要下降。注意到政府的任何一种为国有企业亏损融资的方式都是收入再分配,即政府把不小于亏损的那部分收入分配给了与国有企业亏损直接相关的群体。事实表明国有企业的亏损是导致少数居民富裕的原因之一,那么采用补贴亏损的方式显然将违背政府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除非它宣布它是为少数人谋利的。如果这部份人用获得的补贴来购买政府国债,那么他们将有正的财富效应,这是因为首先这部份人所用来购买国债的正是所分到的国有企业亏损。其次,日后这些国债的偿还将由全社会的纳税人来支付,因此这部份人将更富裕。相应地另外的人将更贫穷。这部分人所占人口的比例低,而且从一个社会角度来看,其支出占社会总支出的比例也不应该超过其它人的,否则这个社会就是在制造和维护两极分化而且是毫不掩饰,那么建立国有企业就是为实现这种目标。但是我们不认为讨论这种政府的经济控制力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将讨论限制在一个受其公民支持的民主政府上,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显然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背离其原先的目标。在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下,将有更多的外生型国有企业被设立,从而要求更猛烈的膨胀性货币政策,显然这是不可选的。因此,货币政策在丛生的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失控的。
通过财政政策的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也将大大削弱,给定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条件,政府的公共支出的自由空间会很少。这是因为,如果政府可以自由地增加其支出,那么在上述分析的结果下,政府没有理由不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假设政府突然有能力增加其支出,可能性有二:一是政府获得国外援助。二是政府增强了税收征管,使在名义税率不变情况下,税收可大大增加,而且还假设政府并不将新增收入注入外生型国有企业以增加其资本。
对于政府加强税收这一种情况下,显然实际税率将上升。一般而言,这将使那些无法再逃避税收而且处于边际的企业退出,这当然会包括一些外生型国有企业。如果政府不允许这些企业破产,那么就必须对这些亏损企业进行补贴。这自然会降低公开支出增加的刺激作用。若政府允许这些国有企业破产,情况则比致复杂。首先,公共支出增加是由于实际税收增加,那么私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从而使消费减少,进而使投资减少。即使消费者消费惯性使消费不变,那么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必然使储蓄下降,同样也会使投资减少。公共支出增加无非会有两个后果,一是政府规模扩大,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这将增加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增加投资,创造更多的国有企业。一方面一部份企业由于实际税率的增加而破产,使产出下降,另一方面消费加投资增加,将提高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假设总产出增加。这时中央银行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放松银根,那么生产的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增量将推高利率,这将使那些以借款为基础的外生型企业陷入破产从而使经济陷入衰退。另一方面,如果放松银根,则将进一步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使经济进入通胀螺旋中。如果税收的增加导致总产出下降,这更说明财政政策失效。当然,在实践中会存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方法,但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钢丝杂技。
突如其来的经济援助不太现实,因而本文不再分析其后果。
至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控制问题,实质是建立每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制度问题(Account—ability)。从结构的表面来看,政府拥有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中机构投资者拥有企业的股份一样。机构投资者对最终投资者只有达不到最终投资者的要求就走人的权利,但是由于政府拥有合法的暴力,如果没有形成社会契约,政府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国有企业就可能成为自在之物,或者只是政府的企业。
[1]G·J·施蒂格勒《规模经济、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潘振民译 P38—P67 上海三联书店(1996)。
[2]恩拉恩·艾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P24—P26 商务印书馆(1996)。
[3]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P18—P3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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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功能,长期以来是我国各族人民前进的精神动力,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传播路径和传播方法上都富有不可忽视的现代价值。
儒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牢牢地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和广为传播极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儒学正统地位的奠定离不开下面两个因素:其一,儒家经典构成了教育内容和考试内容的主体成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和教育上的垄断地位是紧密相连的。历代官学基本上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汉朝中央官学——太学的教师都是精通儒家经典的儒生。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各级官学的规范读本以及科举取士的最高准绳。其二,儒家教义成了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衡量标准。儒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人格的自我修养体系,受此影响,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均被囿于儒学的意旨之中。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课堂和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的两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进课堂,才能向人们讲授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抽象为具体、化死板为生动,让广大人民群众通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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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有经济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没有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延缓,人民的共同利益就得不到根本保障。
第二,国有经济发展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公平与效率、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统一。国有经济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使劳动者直接支配生产资料,从而使支配个人劳动产品成为现实;国有经济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人,为了自身利益共同进行生产和经营,增进了劳动者之间的合作,有助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三,国有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家竞争力。中国的国有经济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是与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而存在的,这个物质基础和生产力条件就是重工业化和加工制造业。中国是工业化的后来者,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200多年所走过的道路。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资金密集型产业为骨干、技术密集型产业为目标的产业发展格局,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竞争力。中国建立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个任务落在了国有企业的身上。中国国有企业经济实力雄厚,运营规模庞大,组织体系严密,人力资源丰富,管理制度严格,是最适合三种产业类型有机统一、协同发展的经济形式。
《教学与研究》近日刊文指出,中国道路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创造“世界历史”,对世界上发展中国家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首先,政治上的示范效应。中国这些年是在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中有效、有序地发展经济。面临复杂而艰巨的各种问题,中国的领导人“举重若轻”,以深化改革的方式化解难题。这种渐进的政治改革确保了中国在不断调整上层建筑使之适应新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保持了稳定。同时,中国政府具有超强的“决策力”和“执行力”。
其次,经济上的示范效应。中国政府打开国门,学习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先进的东西。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以我为主”。不照搬西方,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中国政府在强调市场功能的同时没有走向市场万能主义,而是把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结合在一起。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保了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避免“政府失灵”,又避免了“市场失灵”。
再次,思想文化上的示范效应。与当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相伴随的是思想文化的变革。30多年来,如果中国不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中国不深刻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明确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中国不重新研讨国际形势,认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没有当今中国。俄罗斯共产党久加诺夫曾经用这样一个公式来总结“中国模式”:中国的成功=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广大发展中国家切身感受到,中国模式更加平稳,更少阵痛,更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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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国内外实践证明,对于国有企业的评价绝对不是与民争利、效率低下就能概括的,私有化也并非国企改革的灵丹妙药。笔者认为,要科学认识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必须避免片面性和简单化,而代之以多角度、全方位的视角。
生产力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国有经济作为一种产权制度,体现着一种生产关系。判断某一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要求,就看其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工作中,生产力的标准可进一步具体为经济发展这个标准。判断国有经济是否符合当今我国生产力的状况,应看它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此,我们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历史长河中,看待国有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有经济不断做强做大的同时,非公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使得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迅速超越了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出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这说明,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性地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合作发展,提高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程度,代表了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比单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具活力的制度安排。
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位一体的总格局,国有经济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对经济子系统的贡献,还体现在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子系统的贡献,不仅有直接的、营利性贡献,还有间接的、隐性的社会责任的贡献。因此,在依据生产力标准进行分析判断时,也有一个避免简单化、教条化的问题。不如此,就不足以充分揭示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西方敌对势力从来就没有放弃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图谋,周边某些国家同我国围绕领土的纷争也时有激化。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之林,中国要摆脱成为西方国家附庸的危险,必须增强自立的本领。不论是政治自立、文化自立还是国防自立,基础都建立在经济自立上。应当承认,非公经济和公有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各有侧重。在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国有经济坚定地从国家利益出发,具备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形成了独立完整的体系,具有强大的力量,因而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历史也证明,国企在过去和现在都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国家经济安全与自立的重要保障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也是我国最大的国情。研究中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同样不能脱离这个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比较低,地区、行业、产业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要改变这种面貌,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齐头并进,必须首先实现重点带动、重点突破。虽然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产业形态严重低值化、低端化,高端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也不强。在当今时代,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首先是建立在中国产业的大发展、大升级的基础上,必须要有一大批具有全球产业竞争能力的世界级企业率先突破。从我国发展的历史基础和目前的现状看,能够充当排头兵和领头羊、在国际竞争舞台上一展风采的,目前主要是国有企业。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和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关键在于知识的追赶。而从先进国家获取知识溢出,是知识追赶的主要途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从“一穷二白”发展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某种意义上也是知识追赶的过程。
一般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有两次大飞跃,一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0多年中,还有一次是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两次经济大飞跃,相伴而行的是两次产业知识大流入。上个世纪50年代主要依靠从苏联获取的知识溢出,创建了大量骨干国有企业,再由这些国有企业将新获得的产业知识溢出到其他企业,从而使我国基本建成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产业发展所需知识主要依赖从西方获取知识溢出。知识溢出理论也指出,知识获取方与知识溢出方之间要有一定的知识差距,这是知识溢出的前提,但差距又不能太大。知识差距太大,被溢出方无法有效理解和吸收先进知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民营、个体经济非常弱小,此时的国有企业事实上义无反顾地承担了中国获取知识溢出的重任。通过引进技术、设备、人才,派人出国考察和学习培训以及创建合资、合作企业等方式方法,获取了大量的先进产业知识。大量国企人才流向社会,又将这些知识在中国加速溢出。一段时期内绝大多数民营或乡镇企业的创业者、中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都是从国有或集体企业出来的员工。
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在中国两次知识大飞跃中,充当了国外先进知识溢出的吸收者和二次溢出者,成为国外先进知识在中国传播的“放大器”和“加速器”,使得中国社会快速获取了产业发展所需知识,创造了中国两次大的经济腾飞的奇迹。由此看来,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创造、引进与传播者,是其他经济成分快速发展背后的重要贡献者。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在我国至少应当发挥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作为重要的市场力量,同其他经济成分一起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竞争环境,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二是作为引领中国民族产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排头兵、领头羊,通过率先突破而提升民族经济整体水平;三是作为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与自立的重要保障者,在维护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四是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创造、引进与传播者,通过知识溢出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泉和动力。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以上四大角色,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经济奇迹。在未来对国企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应该充分考虑这四大定位,制定改革方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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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对房地产业发展水平有着决定作用,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住房的商品化程度是影响房地产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经济发展周期决定房地产业的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国民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GrossDomestic Products的缩写,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常住单位是指在中国大陆的经济领土范围内拥有一定的活动场所,从事一定规模的经济活动,并持续经营一年以上的单位,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以及中国领土台湾省内的单位。
从生产活动和范围看,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全部生产单位所生产创造的增加值的全部或总量。它表示生产活动的总规模或生产成果的总水平。生产成果是支持人民生生活和各种消费、各种投资,或者说是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它非常重要。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有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生产法是从生产的角度衡量所有常住单位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和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的总和。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收入的角度,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份额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支付的份额角度来反映最终成果的一种计算方法。支出法也称使用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衡量核算期内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去向。
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跟踪和吸收国际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的新成果,以力求保持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同步与接轨。2008年世界各国GDP总量排名,中国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4016亿美元,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42646亿美元、49238亿美元。虽然就GDP与日本GDP总量仅相差5222亿美元,但日本人口仅为中国人口的9.69%,日本人均GDP为38536.43美元,而中国人均GDP为3338.82亿美元,人均GDP与是日本相差11.54倍,所以目前中国人均GDP仍然排在世界100位以后.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公布的初步核算数据,2009年中国GDP为335,353亿元,以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7%,按照2009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平均汇率中间价6.831计算,约为49,092.81亿美元。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我们的人均GDP居于世界100位以后。,GDP逐渐演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真正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的划时代的事情。首先,它表示中国实力稳步增强;第二,中国几十年来所进行的探索和奋斗是卓有成效的;第三,路子和方向是正确无疑的;第四,只要完善这些经验和方法继续顽强努力下去,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差距确实巨大。如何提高在GDP增长的同时提高人均收入。除了各种要素外,还要更有效的控制人口数量,我们人均收入低,源于我们“人均实力”低。只有提高我们的“人均实力”,才有可能逐步提高我们的人均收入。
“人均实力”,取决于人口中的个体素质的均衡。如果中国人中大多数人的综合素质都接近于现代化标准,那么中国的人均实力肯定不是现在这个低水平。比如高中(中等职业)文化水平;电脑运用水平;文明守法水平;现代生产技术适应能力;吸收现代专业知识的基础知识平台;现代社会环境养成的较完善的个人意识等等。我国的现状是,一半的人口是在闭塞落后的环境下成长起来;高中(职业)文化素养尚不普及;大量的劳动力在不具备现代生产技术能力的前提下强行与现代生产接轨等等。整个人口素质参差不齐,次多良少。
“人均实力”,取决于人口的合理组合(有机组合)。人口也是具有市场化高低之分。市场化分工程度越高,人口实力的量化达到程度越高;市场化分工程度越低,人口实力的量化程度就越低。我国的人口素质较低,所以人口市场化水平太低,主要表现为倾向单一市场化或低端市场,所以人口实力倾向于低端市场、单一市场;还没有形成流向合理分布的格局,以致中高端市场未能发挥出应有的实力。
“人均实力”,取决于社会能够多大程度的释放个人的能量。如果一个社会不论出于什么目的进行限制,必然会限制社会中人的能量释放。限制多,能量释放受阻就越多;限制少,能量释放受阻就少。
我们的国家,要充分认识到“人均实力”是人均收入的首要因素,没有“人均实力”的上升,就不会有人均收入的上升。切切实实地改善个人的能量和人的组合能量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只有这样,我国的人均实力才能得到最快的提升,进而最快速的提升人均收入,最终实现人均国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整体国力更是达到无与伦比的地步。
摘要: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舞台。文章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变迁进行分析。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变迁
一、供需框架
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绩最为突出的是V·w·拉坦(VenronW·Ruttan)和林毅夫。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
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
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
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
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
(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
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
(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
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
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
SNA体系也具有区域性和超区域性的双重特性。这表现在SNA不仅有联合国的版本,各国也有适应其本身特点的SNA,尽管各国的SNA都是以联合国SNA体系为基本指导原则的。因此,我国的SNA制度安排需要做出相应的灵活性和开放性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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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明显提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国民经济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s的缩写,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常住单位是指在中国大陆的经济领土范围内拥有一定的活动场所,从事一定规模的经济活动,并持续经营一年以上的单位,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以及中国领土台湾省内的单位。GDP核算与GDP不同,GDP表示的仅仅是一个总量指标,而GDP核算则是指在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下围绕GDP这个总量指标而进行的一系列核算活动。GDP可以通过三种方法计算得到:分别为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生产法是从生产的角度衡量所有常住单位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和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的总和。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收入的角度,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份额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支付的份额角度来反映最终成果的一种计算方法。支出法也称使用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衡量核算期内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去向。“绿色GDP”即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是对现行的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生活中投入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后得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是中国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
“绿色GDP”理论的国际研究背景: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特别是在战后全球经济普遍复苏的背景之下,GDP逐渐演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真正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20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使用GDP来表达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地增长与发展存在明显的缺陷。他们强烈呼吁改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纠正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的缺陷。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需要对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修正,力图从传统意义上统计的GDP数字中扣除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部分,从而再现一个真实的、可行的、科学的指标,即“真实GDP”,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绿色GDP”,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真实发展和进步,使其能更加确切地说明增长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表达的关系。国内“绿色GDP”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从政府层面上来看,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大致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51-1981)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基本上实行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这一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第二阶段(1982-1991),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制度的转型阶段,两种核算制度(MPS与SNA)并存,它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的。第三阶段(1992-1995),1992年我国正式启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实质内容上,与当时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核算制度基本相同,并与国际统计口径相接轨。因此,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基础,并对其进行改革,构建以“绿色G D P”(GGDP)为核心,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指导思想的核算体系,是学术界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紧迫而艰辛的任务。第四阶段(1995年至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和向联合国新的国民核算体系和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过渡。从总体来说,环境经济综合体系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概念上是一致的,其本质不同在于前者在资本使用概念上对后者做了拓展。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跟踪和吸收国际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的新成果,以力求保持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同步与接轨。推行中国绿色GDP核算模式建议:1、搭建统一的工作平台;2、选择合适的核算模式;
3、确定核算的重点和范围;4、构建科学完整的环境资源统计指标体系;5、加快开展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s的缩写,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常住单位是指在中国大陆的经济领土范围内拥有一定的活动场所,从事一定规模的经济活动,并持续经营一年以上的单位,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以及中国领土台湾省内的单位。
从生产活动和范围看,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全部生产单位所生产创造的增加值的全部或总量。它表示生产活动的总规模或生产成果的总水平。生产成果是支持人民生生活和各种消费、各种投资,或者说是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它非常重要。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有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生产法是从生产的角度衡量所有常住单位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和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的总和。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收入的角度,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份额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支付的份额角度来反映最终成果的一种计算方法。支出法也称使用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衡量核算期内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去向。
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跟踪和吸收国际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的新成果,以力求保持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同步与接轨。2008年世界各国GDP总量排名,中国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4016亿美元,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42646亿美元、49238亿美元。虽然就GDP与日本GDP总量仅相差5222亿美元,但日本人口仅为中国人口的9.69%,日本人均GDP为38536.43美元,而中国人均GDP为3338.82亿美元,人均GDP与是日本相差11.54倍,所以目前中国人均GDP仍然排在世界100位以后.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公布的初步核算数据,2009年中国GDP为335,353亿元,以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7%,按照2009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平均汇率中间价6.831计算,约为49,092.81亿美元。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我们的人均GDP居于世界100位以后。,GDP逐渐演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真正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
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的划时代的事情。首先,它表示中国实力稳步增强;第二,中国几十年来所进行的探索和奋斗是卓有成效的;第三,路子和方向是正确无疑的;第四,只要完善这些经验和方法继续顽强努力下去,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差距确实巨大。如何提高在GDP增长的同时提高人均收入。除了各种要素外,还要更有效的控制人口数量,我们人均收入低,源于我们“人均实力”低。只有提高我们的“人均实力”,才有可能逐步提高我们的人均收入。 “人均实力”,取决于人口中的个体素质的均衡。如果中国人中大多数人的综合素质都接近于代化标准,那么中国的人均实力肯定不是现在这个低水平。比如高中(中等职业)文化水平;电脑运用水平;文明守法水平;现代生产技术适应能力;吸收现代专业知识的基础知识平台;现代社会环境养成的较完善的个人意识等等。我国的现状是,一半的人口是在闭塞落后的环境下成长起来;高中(职业)文化素养尚不普及;大量的劳动力在不具备现代生产技术能力的前提下强行与现代生产接轨等等。整个人口素质参差不齐,次多良少。
“人均实力”,取决于人口的合理组合(有机组合)。人口也是具有市场化高低之分。市场化分工程度越高,人口实力的量化达到程度越高;市场化分工程度越低,人口实力的量化程度就越低。我国的人口素质较低,所以人口市场化水平太低,主要表现为倾向单一市场化或低端市场,所以人口实力倾向于低端市场、单一市场;还没有形成流向合理分布的格局,以致中高端市场未能发挥出应有的实力。 “人均实力”,取决于社会能够多大程度的释放个人的能量。如果一个社会不论出于什么目的进行限制,必然会限制社会中人的能量释放。限制多,能量释放受阻就越多;限制少,能量释放受阻就少。 我们的国家,要充分认识到“人均实力”是人均收入的首要因素,没有“人均实力”的上升,就不会有人均收入的上升。切切实实地改善个人的能量和人的组合能量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只有这样,我国的人均实力才能得到最快的提升,进而最快速的提升人均收入,最终实现人均国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整体国力更是达到无与伦比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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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多维度的整体,涉及到一个国家所有的经济利益群体,意义重大,因此需要通过国民经济统计来反映其总体状况和发展趋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国民经济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第1章 前言
长期而言,我国的产业结构域经济正常之间具有共同的随机变动趋势。因此,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控制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在中国是有效的。
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及需要重组是一个老话题。应该肯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业已有所调整。例如,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外贸结构中初级产品比例有所调整;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中国加入WTO,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十分复杂的话题,需要做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及基础工作。
第2章 我国三大产业结构现状
2.1产业结构的现状
产业结构,指的是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和每个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对比关系,亦称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它是通过产业之间的关系有机结合,在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所谓产业优化升级,其含义一是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或在相关政府政策引导下,一国的产业结构演变呈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并优化完善的过程,即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的过程。二是指产业个体向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发展的过程,即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演变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为适应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发展的大局和趋势,我国坚持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着力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2010年国内生初步核实数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401202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32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10.4%,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0534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37亿元,增长速度为4.3%,与初步核算速度相同。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87581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1100亿元,增长速度为12.4%,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73087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2082亿元,增长速度为9.6%,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1个百分点。按初步核实数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占10.1%,第二产业占46.8%,第三产业占43.1%。
近年来,我国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其中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可见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第三产业需继续大力发展。总体上目前我国的三大产业结构较为合理,逐步改变了各个产业之间的相对比重和技术关联,提高了产业结构的整体效率,优化了产业结构。
2.2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2.2.1农业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经过不断调整形成了较好的格局。但是,目前的农业产业结构仍存在不少的问题。
(1)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有些地区的矛盾还比较尖锐。例如华北、西北等地区缺水较为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2)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尚不优化,农产品优质率较低。我国的牛、羊、猪等肉类产品、苹果、梨等水果产品、花卉产品,以及水产品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但面临着品种不优、质量不高的困扰。
(3)农产品加工业尚处在初级阶段,保鲜、包装、贮运、销售体系发展滞后,初级产品与加工品比例不协调。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大都在2:1以上,而我国只有0.43∶1,与国外相比差距比较大。
(4)农产品区域布局不合理,各地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地区比较优势,未能形成有鲜明特色的农产品区域布局结构。
2.2.2第二产业存在的问题
第二产业总量扩张明显,但生产结构不够合理,结构升级较慢,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1)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产业升级面临困难。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批量化生产的成本优势使我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我国的比较优势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的,这导致行业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的非核心部件制造和劳动密集的装配环节中,产品的附加值难以提高。
在总出口额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同样超过了50%。这表明,即使是本土企业,也严重依赖外国企业的订单,而不是依靠自主研发和自有产品来开拓国际市场。这种对订单的依赖是中国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又一明证。而一旦国外市场出现疲软,这种模式就难以为继。此次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产业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差。目前,我国制造业总量规模占全球的6%,而研发投入仅占0.3%,研发投入严重匮乏,产业共性技术研究队伍出现严重萎缩。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差,导致对国外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高度依赖,企业无法在品质、创新等差异化竞争中取得优势,只能靠低成本维持收益。这正是我国的企业在彩电、空调、手机等诸多领域都深陷价格战泥潭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
2.2.3第三产业存在的问题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内部结构需进一步调整完善。我国第三产业增长非常快,在就业中已经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但存在总量偏小和行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发展水平滞后。从总量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在70%左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50%左右,而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长期徘徊在30%~40%之间。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我国的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占40%以上;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基础性服务业以及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比重仍然不高,发育仍然不足。
2.3产业结构存在问题原因
2.3.1由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农业剩余劳动力自非农产业的转移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同对资本、技术,以及其他新兴资源相对短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别的国家相比明显较小。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极其庞大,向城市转移又遇到各种障碍和限制的情况下,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多地采取了就地转移的方法,走出了一条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但由于这种“农村工业化”并没有与农村的城市化相结合起来,加上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从而导致他们的消费水平低,服务业发展受到当地需求的限制,而工业生产能够从城市市场为依托,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大多数向农村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转移,而第三产业没有得到相应的较快发展。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工业的超高速增长推动的,而工业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乡镇工业的超高速增长,乡镇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85年为17.7%,1990年上升为29.7%,1995年进一步上升到42.5%,但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对第三产业增长的作用较小,这主要是由于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自第二产业的高度倾斜所导致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国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偏差。
另一方面,农村中资本、技术,以及管理知识、人才、信息等资源的短缺更加突出,技术更新和技术进步远远跟不上农村工业扩张的速度,工业结构的升级相当缓慢。而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其结构升级的进程相应受到影响。由于乡镇企业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其产业结构状况越来越突出 影响到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
2.3.2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与改革前片面强调工业化所留下的滞后影响有很大关系,这种影响在改革以来的二十多年中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首先中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特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和人口数目巨大使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1952年开始工业化时我国的人均GDP只有119元人民币,在改革前的二十多年中,我国的工业化一直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大幅推进的,工业产值的比重上升几乎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动失去了联系,1978年时人均GDP只为379元人民币,明显低于钱纳里等人关于人均收入水平与工业化变动关系的“一般模式”中作为工业化起点的人均收入水平而这一年中我国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为94.3%,与1952年的7.6%相比上升了26.7%个百分点。这种工业比重提高与人均收入水平上升相分离的特殊现象,所带来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其次我国是在市场化落后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市场化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较高,随着工业化阶段的前进,市场化继续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以低于工业化率的速度继续上升。而我国在工业化起点时市场化程度和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特别是在工业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市场化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没有逐步提高,市场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状况,导致了改革初期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比重偏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结构性偏差。在改革后,八十年代城市第三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没有根本性地改变第三产业的状况,而九十年代以来,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增长结构倾斜的影响下,又趋于加深。 最后,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脱离。由于我国的工业化是在在计划经济时期打下基础的,计划推动的工业化,与市场推动的工业化的不同特点,是产业结构的变动与需求结构的变动相分离。人为因素导致了片面性,并阻碍了工业化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形成和作用,改革前的工业化主要是一种城市的工业化,但只有少数的农民被有计划地安排“农转非”而到城市就业,其余的大量农村人口被排除在计划之外而继续滞留在农村,结果在迅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化的进展很慢,农村人口的比重依然很高,工业产值比重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农业的就业比重仍居高不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出去,这种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大改变,城市化的滞后,给我国的产业结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主要是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大了产业结构的偏差,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与城市化相联系的,只有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张才能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较为广阔空间。
第3章 当前国内外新形势的挑战及演进方向
3.1国际环境的挑战
尽管我国产业结构对比改革开放之前有着质的飞跃,我们的产业结构在内外环境的双重影响下,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从国际环境来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当前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均已经陷入衰退,有些国家仅有一些复苏的迹象,世界银行等机构仍然降低了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期。
同时,中国对外出口有效需求下降,国外外商投资不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大幅下滑,导致企业业务持续萎缩,尽量减少新增投资。可见经济危机也是一次优胜劣汰的过程,一些旧产业、旧技术不得不退出战场,采用新产业、新技术是必然选择,部分企业利用这一国际形势的机遇,进行产业升级,而此时产业升级的难度与风险都大大增加。
中国对外贸易量的持续扩大、贸易摩擦增加以及货币快速升值等因素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变得越来越困难,欧美日等经济的衰退也给我国产品的出口蒙上了阴影,因此过度依赖外需暴露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脆弱性,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不稳定性。
3.2国内环境的挑战
除了外部世界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外,中国产业的发展困境也有内部因素的制约,中国经济在经过30 年的高速发展后,正逐步进入经济转型期。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虽然使得资本与劳动的比重有所改善,但中国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低水平生产能力的扩张,即在生产能力迅速增长的同时,软实力上升速度相对滞后,部分技术将必须继续依附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不能得到提高,难以形成自己的自主创新产品,即便是企业加强研发投入,目前我们综合水平的设计开发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并还处于较低位置;同时中国企业高层跨国人才缺乏,海外拓展人员水平较弱,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没有相应扩大。
当前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特点仍然是普通劳动力相对丰富而高端人才紧缺,且信息技术等资本也相对稀缺,长期依赖低廉生产要素成本优势的中国产品逐步丧失其竞争力,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和比较优势的演化,中国产业发展必须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进行转型,这种转型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与全球经济放缓双重作用,使得中国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产业是否能够抓住历史机遇,选择正确的升级路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是现今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3三大产业演进的方向
对三次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总体判断是,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期阶段可能将持续到2020年之后。 一、 二、 三大产业中, 以第二产业为主的格局不大可能在 2020 年前发生变化。“ 十一五” 到 2020 年, 第一产业收入比重将持续下降; 第二产业比重在“ 十一五” 期间还有可能上升, 在 2010年前后达到顶点后, 有可能开始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在“ 十一五” 期间基本稳定, 2010 年之后可能出现明显增加。
1.农业基础地位不变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持续下降,但其重要性和基础地位不会改变。传统农业中,种植业比重将下降,渔业、畜牧业的贡献将会增加。在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的比例会缓慢下降,经济作物、瓜菜作物和其他作物的比重将会上升。
2.工业内部结构调整
(1)重工业化阶段不可逾越,霍夫曼法则表明,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出现重工业化趋势,是许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规律。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攀升的时期,居民消费结构随之持续升级,即从吃饱穿暖、有耐用消费品可用、有屋可住,向吃好穿好、改善居住条件、提高耐用消费品质量、扩大服务消费转变。与之对应的是,汽车、住宅、建材、通信等行业将会有长足的发展,从而带动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重化工业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快速发展,重化工业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2)信息产业将成为我国未来的主导产业。据统计,1985-2003年,世界高技术产业出口年增长14.3%,比中低技术和低技术产业出口年增长速度高5~6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正在逐步替代传统产业变为主导制造业的部门。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IT产品消费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当今世界参与信息产业制造业国际分工最多的国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集中了大量发展信息产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同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是我国的IT产业制造业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我国通过参与IT产业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既能实现充分就业,也能获得较高的比较利益,通过不间断的“干中学”和“用中学”,将逐渐积累起强大的IT产业技术开发能力 。信息产业应该而且也能够成为我国未来的主导产业。
摘 要
消费需求作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总需求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进而对总需求政策的制定也有明显的影响,它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本文 首先建立模型,利用SPSS软件,研究了影响国民消费的因素,并对模型的分析结果进行了经济意义检验,以及统计推断检验。最后得出居民的收入水平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是最显著的,其他因素则次之。通过对消费支出用途结构的分析,了解到居民的生活水平消费支出结构上的变化趋势,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都随时间变化而下降,这表明了我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对比分析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进出口需求这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得出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明显大于净出口, 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而消费需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国民消费,消费结构,消费需求
一、研究国民消费的意义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社会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消费需求作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总需求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进而对总需求政策的制定也有明显的影响,它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
现阶段,我国有条件也有必要依靠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首先,我国处于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阶段,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为拉动需求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我国居民生存型消费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并正向发展型消费需求升级过渡,但产业产品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及消费政策和观念等严重滞后于消费结构升级变化的需求,既导致了消费需求的缩减,也给社会生产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
关于如何扩大国内需求方面,中央经济会议曾指出增加居民消费是重点。从理论角度讲,消费需求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消费结构上,要增加居民消费,就要从研究居民消费结构入手,只有了解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掌握消费需求的热点和发展方向,才能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消费者合理扩大消费,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相协调,才能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二、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分析
(一) 模型建立与求解
居民消费水平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水平,消费价格指数以及恩格尔系数。下表给出了从1991年到2010 年消费水平的相关数据。基于表1和表2的数据,分别建立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关于其三个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二)模型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 根据回归结果:城镇:y?4672.999?0.736x1?5.937x2?52.900x3 农村:y?470.486?0.721x1?1.793x2?8.827x3,得知,其中x1前面的系数0.736与0.721分别表示在城镇(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不变的条件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元,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绝对数平均增加0.736元(0.721元),与理论中描述的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对居民消费水平变化有明显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水平增长的重要原因这个结论是一致的。
2.统计推断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
由上面分析数据知两个模型的决定系数R分别为0.994、0.998,调整的决定系数为0.992、0.998,可见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效果非常好,解释变量能对被解释变量99.4% 99.8%的离差做出解释。
(2)方程显著性检验—F检验
给定显著性水平?=0.05,由表中可以看出F=823.034(3195.1),查F分布表中自由度分别为k=3,n?k?1?4的临界值2F?3,4??6.59 ,由于0.05
F>F0.05?3,4?,所以认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Y对x1, x2, x3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式是显著的,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
(3)变量显著性检验—t检验给定的显著性水平?=0.05,查t分布表得出自由度为4的临界值t?4?=2.776,由于回归分析表中: 0.025
城镇: t1?25.622,t2??0.371,t3??1.956
农村: t1?37.832,t2?0.812,t3??1.838 由检验可知,城镇t1?2.776是显著的,而t2?2.776,t3?2.776都是不显著国民经济统计分析论文的,农村t1?2.776,t2?2.776,t3?2.776也是不显著的,即可以认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居民恩格尔系数对居民消费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在建立模型时,可以不作为解释变量引进模型。而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
结论
通过对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分析,得出居民的收入水平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是最显著的,其他因素则次之。通过对消费支出用途结构的分析,了解到居民的生活水平消费支出结构上,生存型消费所占的比重会出现下降的趋势,而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所占的比重会呈现上升的趋势。对恩格尔系数分析得出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都随时间变化而下降,这表明了我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比分析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进出口需求这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得出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明显大于净出口,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而消费需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必须从思想上彻底摒弃“投资至上”的观念,牢固树立“消费第一”的思想。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和动力,才能不断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李宝瑜.《国民经济统计分析》[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2]徐小飞、龚德恩、吴成业.《关于生产函数的新思考-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3]潘文卿、李子奈、张伟.《21 世纪前20 时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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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对房地产业发展水平有着决定作用,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住房的商品化程度是影响房地产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经济发展周期决定房地产业的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国民经济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逐渐深化的过程中,国家要想在国际上占有优势,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提升自身的经济水平,而生产过程的同化导致服务水平的差异直接决定其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占有份额,所以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分析
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新型服务业,其利用现代化新技术、新服务方式和管理理念,使传统服务业的业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能够向其他行业释放较强外溢效应,是对整体经济竞争力具有提升作用的服务行业的集合体,其需要去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及生活服务,由此可见其具有现代性、高新技术性、知识密集性、动态性、生产性等特点,其是信息化、现代化经营理念的发展成果,公共服务职能愈加突出,所以现代服务业不同于第三产业,其广泛分布于三大产业之中[1]。
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波及效应
首先市场上对现代服务业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其产品生产中所需要的相关产品行业的发展,形成相互消耗式的波及效应,例如现代服务业中的物流业发展会带动汽车生产企业的壮大,现代服务业中的房地产业发展会带动钢筋、水泥等企业的生产等,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消耗会波及相关产业,而相关产业的消耗又会形成现代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波及,以此推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其次,受消费者“以此购齐”消费心理的影响,现代服务业会形成配套需求式波及效应,例如消费者最初购买智能手机的目的是观看直播球赛,但其在业余时间可能会利用智能手机拨打电话、观看付费电子小说、付费视频,玩付费游戏等,为满足这种配套消费需求,现代服务业的产品会自觉与相关产品形成互补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除此之外,由于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科技和现代管理理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属于新兴产物,所以其具有示范作用,形成示范波及效应,例如其自身的特色决定会出现咨询、管理等新的行业形式,会在信息传播交流速度逐渐加快中影响人的消费观念,以此引领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二)现代服务业激发生产者新的投资需求
首先,随着现代物流业、信息传输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出现和发展,生产者舍去了建造仓库、配置车队、信息交流、寻找市场等环节的成本开支,使其生产成本相比过去得到明显的提升,为生产者队伍壮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其次,金融业的发展、技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生产者的融资渠道扩宽,例如民间小额贷款,为中小型生产者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使生产者产品升级、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等方面更有保证,这不仅有利于生产者开拓产品相关产业,也有利于其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结合市场需求扩大规模,以此拉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再次,现代服务业中的市场调查服务、会展服务、媒体宣传服务等可以使生产者及时、全面的了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从而针对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的开发和改进,为生产者提供展示自身产品、服务优势的平台,使其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得到加强,从而为生产者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除此之外,现代服务业中的调研、策划、咨询服务及保险业使生产者的投资风险在事前事后都得到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可以使生产者的生产难度降低,而生产利润增加,由此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现代服务业激发消费者消费需求
首先,现代服务业重视产品的研究开发,而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个性化、品牌化的追求愈加旺盛,生产者为追求经济利润,积极与现代服务业相关服务相结合,使其产品供应相比过去更加具有吸引力,以此激发消费者消费;其次,随着现代服务业分期付款等服务形式的出现,使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由传统的“先赚钱后消费”向“先消费,后付款”转变,而且使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更加旺盛,使房地产、汽车行业等一次性消费成本较多的产业在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以此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再次,随着现代服务业中的各种保险服务的出现,使消费者对工作、健康等方面有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恐惧心理得到缓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最后,现代服务业中为消费者提供的多种支付方式,如信用卡、网上交易等,使消费过程的安全性、便利性等更有保证,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名经济增长。
(四)现代服务业的就业机制
现代服务业的显性就业机制和隐形就业机制都非常明显,显性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中创造了庞大数量的就业机会,例如淘宝行业作为现代服务业中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截止2014年向社会提供近20万的就业岗位,而且仍以每月5000个新店铺开张的速度持续增长,而隐形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对其相关产业就业机制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对就业收入产生的乘数效应、因推动技术进步而创造就业机会、对供需结构的调整,从而使就业结构发生变化等方面,例如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劳动力市场运行不稳定等,以此扩大就业的空间,在现代服务业刺激消费者需求,推动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由此推动国民经济增长。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对现代服务业充分认识,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强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长期伴随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服务业。
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对国民经济的主要影响
(一)衍生出依托互联网的新经济形态
由于互联网自身具备的高效便捷的通信能力和快速准确的运算能力,产生了一批依托互联网庞大的消费群体而形成的全新的经济形态,这一类经济形态被称为“互联网经济”。狭义的互联网经济主要由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即时通讯、网络游戏四大核心产业构成。其中以电子商务产业中的“阿里巴巴集团”发展态势最为迅猛,其创立初时资产总规模仅为1亿元人民币,此后依靠电子商务迅速扩张,2014年在美国上市时净资产总额估值已超2300亿美元。
(二)传统产业的营销模式得到了革新
美国著名学者波拉特早在1977年就准确的预见传统产业在遭遇互联网经济所产生的变革,并创造性的将社会产业部门划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果不其然,当下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得信息服务业迅速与其他传统产业实现融合和渗透,传统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间的边界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也是互联网经济另一个重要特征———信息高度渗透性。以汽车电子产业、光学电子产业为例,两大产业充分融合了信息服务和基础制造,实难再以单一的产业结构学说来进行清晰划分。
二、国民经济立足于互联网金融下的发展前景
创新不仅是技术成长的动力,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过去,为了提高国家的技术水平,我们采取的是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但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当前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没有自主创新为支撑,即使用市场也换不到核心技术,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也难提高。须知,单纯地依靠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和技术移植绝不会成长为一个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所以,借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态势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共同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一)将重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互联网经济带领我国走进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先导、以农业为基础、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为重点的全面产业格局。在此环境下,国民经济发展不仅要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相结合,比如,积极改造传统产业,对信息程度大、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予以政策扶植和资金鼓励,对于产能相对落后的“僵尸”企业提供兼并和信息化改造指导。加快推进第三代移动通讯和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竞争水平上的重要作用,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比如新型工业化与工业化、信息化的融合,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带动工业化,运用工业化提升互联网技术水平,推动传统工业走上科技含量高、资源耗费少、环境污染小的道路。
(二)将直线提高企业生产经营能力
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产品的出口能力正逐步被削弱。经济学家认为,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第三驾“马车”就是净出口,因此,依托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为了提高国内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的突破口之一。由此,企业可利用自动化设计和生产系统(CAD、CAM)来提高企业劳动生存率和产品质量;或借助管理信息系统(MIS)来综合分析经营管理水平,为管理者提供科学的决策建议;或采取业务处理系统(TPS、EDP)来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又或是运用经理信息系统(EIS)向企业所有者及最高层管理者提供全面的企业管理信息,集合多元信息技术合力共同推进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
(三)将加快市场经济活动释放速度
互联网经济下的社会消费需求被直观的反映到了网络之中,但民间投资和国外投资却仍然没有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正是市场活力被压抑的结果。可见,政府仍需继续深化行政体制的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力度。比如,逐步试行取消行政审批流程,下放行政审批权力,稳步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重点修订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积极扩大“营改增”试点,为民间创业和企业发展松绑;放宽存贷款利率管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间融资机构和中小企业股份转让试点,为企业发展增添动力;进一步加快各自贸区金融自由化改革步伐,深入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努力提高国内投资吸引力。
三、结语
综上,借助互联网经济带来的契机,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重点依托互联网技术,努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深入释放市场活力、全面提高企业生产经营能力,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在新的发展阶段和重要的战略转型期,我们必须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有所思考,不断提高认识,有效应对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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