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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时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国力强盛的文明大国。此时,在文学领域也达到了繁荣时期,唐代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成为了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唐代诗歌的繁荣昌盛的原因有很多,唐代的经济繁荣昌盛,实行开放的文化政策,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创作,这些都促进了唐代诗歌的发展。唐代诗歌鲜明的一个特点是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较多,代表性的就是独树一帜的唐代边塞诗。
关键词:地域文化;唐代诗歌;相关性
唐代的边塞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独树一帜,谱写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首动人的乐章,被文学史家视为唐代诗歌发展进入高潮的标志。边塞诗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唐代的国家强盛、民族融合、中西方文化交流等社会条件。边塞诗是以诗歌题材进行划分的,但它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以边塞诗为代表的唐代诗歌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对边塞诗歌有着重大影响的主要是陇右地域文化。
中国自古以来地域辽阔,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同时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有着丰富的地域和民族特点,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社会风貌。陇右地区其实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位于黄土高原的西部,界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高原的结合部,主要指的是陇山以西,黄河以东的地方,陇右地域文化是比较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
唐代时期,主要的有三种地域文化:中原文化、西域文化、陇右文化,陇右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汉武帝开通了西域之后,陇右地区就成为了胡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接点,到了北朝时期,中原动荡不安,这时中原文化相对衰落,而陇右文化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也影响着唐代诗歌的发展方向。
唐朝时,统治者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管理陇右地区,这些也为文人墨客们来到这一地区提供了莫大的机会,文人吟诗作对将诗歌流传,这也就吸引更多的文人向往这一地区。有学者做了不完全统计,截止到8世纪陇右沦陷前,有10位知名诗人来到此地并且有诗作流传后世。几位初唐时期边塞诗的代表均在其中,包括:王昌龄、王维、岑参、骆宾王、高适等,甚至还有唐代大诗人李白。更别说那些不知名的小人物了,更加难以数计。
诗人来到此地,使得描写边塞生活的诗歌数量大大增加,而且诗人亲临其境,凭借着自己的满腔热情和满腹才华,将自己的理想抱负寄予诗歌。例如,骆宾王“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不求生入寒,唯当死报君”的报国壮志,这一情怀固然让人肃然起敬,但是更让人惊叹的是他沿着陇右行军至西域的纪实诗作,“戍古秋尘合,沙塞宿雾繁……乡梦随魂断,边声入听喧”,他将思乡之情融入到边塞的疆场画面,使读者身临其境,开了唐朝边塞诗之先河。
而著名诗人王维不仅是乐府诗中“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侠义少年,“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勇猛老将,还有歌颂大唐战士威震边塞的气势“画戟雕戈白日寒。连旗大旆黄尘没”。而当他踏上陇右边塞这一地区,就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佳作创作了唐代诗歌艺术的辉煌。此外其他的诗人例如王之涣的《玉门关听吹笛》,王昌龄的《从军行》等流传千古的名作,也都是出自诗人们边塞真实生活的体验。所以在西北有着生活经验的高适和岑参,他们的作品能够达到边塞诗的顶尖水平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陇右自古就是羌戎之地,地处华夏地区的边陲,是历史上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的舞台,在经过了汉唐王朝的开发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这里更是成为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之地。但是正由于这些原因,古代的中原人士把陇右地区,看做是离开家乡走出国门进入边塞的大门,一旦出了玉门关便是身处异国他乡了。在唐诗中,会经常看到有关玉门关的描写,大多都描写战士离开家乡奔赴战场的情形。
陇右地区虽然地域辽阔,但是大多都是高原、沙漠戈壁、冰川沼泽等,其地形复杂、气候恶劣。诗人们初涉陇右时,映入眼帘的是“陇山高共鸟行齐,瞰险盘空甚蹑梯”的景象,往里走来到河西,又有“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的惨烈。生活在江南烟雨中的岑参为陇右无边无际的瀚海所震撼,留下了气势宏大的《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原本一心追求功名的高适,也为陇右的景象所吸引,成就了“登陟以寄傲”;就连“穷年忧黎元”的杜甫在迈入陇右后也开始歌咏边塞的山川河流,其中有“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的秦川,还有“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的西端走廊。这些高山大河、悲壮的古战场、茫茫戈壁,甚至是刻着中国千年历史的文化胜迹,都一一被诗人们融于边塞诗。在唐代创作出独树一帜的边塞诗,促进唐代诗歌的繁荣发展。
本文以最具特色的唐代诗歌边塞诗为代表,详细分析了边塞诗与地域文化的相关性,陇右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域文化造就了边塞诗。总而言之,唐代诗歌的繁荣发展和地域文化是有着紧密联系的,唐代诗歌的繁盛期正处于南北融合时期,唐代的诗人经过摸索,把南北地区两种地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创作,不同的地域文化特有的风格才造就了唐诗的与众不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也为中国诗歌史上增添了华丽的一笔。
[1]陈凤谊.唐五代岭南诗歌研究[D].广西大学 2014
[2]史文丽.中唐岭南谪宦及其文学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 2013
[3]曹建刚.唐代“江东”地域政局研究[D].山东大学 2014
[4]沈文凡,彭飞.隋唐东北边塞诗创作述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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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俗称七月半、鬼节,有放河灯、焚纸锭的习俗。无论贫富都要备下酒菜、河灯、纸钱祭奠亡人,以示对死去的先人的祈愿与怀念。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有关中元节相关的诗歌诗词,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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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商隐
绛节飘飖宫国来,中元朝拜上清回。
羊权须得金条脱,温峤终虚玉镜台。
曾省惊眠闻雨过,不知迷路为花开。
有娀未抵瀛洲远,青雀如何鸩鸟媒。
唐-李郢
江南水寺中元夜,金粟栏边见月娥。
红烛影回仙态近,翠鬟光动看人多。
香飘彩殿凝兰麝,露绕轻衣杂绮罗。
湘水夜空巫峡远,不知归路欲如何。
唐-罗隐
木叶回飘水面平,偶因孤棹已三更。
秋凉雾露侵灯下,夜静鱼龙逼岸行。
欹枕正牵题柱思,隔楼谁转绕梁声?
锦帆天子狂魂魄,应过扬州看月明。
唐-陆龟蒙
学饵霜茸骨未轻,每逢真夕梦还清。
丁宁独受金妃约,许与亲题玉篆名。
月苦撼残临水珮,风微飘断系云缨。
须臾枕上桐窗晓,露压千枝滴滴声。
宋-杨万里
雨余赤日尚如炊,亭午青阴不肯移。
蜂过无花绝粮道,蚁行有水遏归师。
今朝道是中元节,天气过於初伏时。
小圃追凉还得热,焚香清坐读唐诗。
宋-曾丰
送客独留髡,殷勤共一尊。
星辰冥碧落,灯火耿黄昏。
笑语浑无间,谈谐杂不根。
遣诗邀月出,相与答中元。
宋-汪莘
东院长廓约二更,风雷送雨正冥冥。
忽看电掣金蛇过,照出青天一点青。
宋-徐集孙
今朝逢令节,依旧客殊乡。
禅衲同分席,清斋若过堂。
江茶浮水色,野菜带山香。
忽忆三秋菊,谁锄小迳荒。
宋-陈宓
两逢佳节独登楼,一醉樽前拟并酬。
昨日黄华今更好,此宵明月胜中秋。
宋-陈藻
朝朝风雨过中元,已熟之禾未易存。
正是忙时人却暇,且偷佳节倒芳尊。
宋仇远
初秋当望夜,平楚带斜曛。
暑气能昏月,砧声不隔云。
华灯浮白水,老衲诵冥文。
漫说中元节,儒书惜未闻。
明-丰坊
孤舟泛湖水,月色如寒玉。
白云忽满衣,清风时濯足。
不知人间世,因唱沧浪曲。
归卧读书窗,蟪蛄啼草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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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法制是中国封建时代法律的最高峰,本文通过对唐律的分析,认为唐律的死刑适用在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目的的基础上,规定了较为科学和严密的程序,许多地方对今天的司法实践都具有借鉴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唐代死刑适用制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死刑制度作为人类法律史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刑罚的同时,也是最为严酷的,它是对人生命的一种剥夺。唐代是中国封建时代法律发展的最高峰,死刑制度不论是在适用范围还是适用的程序上都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完整的制度结构。在保证法律威慑性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更加看重刑罚在进行时的文明性。本文通过对唐代死刑制度的罪名和适用对象以及影响死刑制度的适用观念进行分析,并结合唐代死刑适用制度的相关程序,希望为我国现代刑事立法中死刑制度的存废问题有所借鉴。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唐代无疑是最鼎盛的时期,而且还是从夏商一来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发展水平最高的朝代。唐代的法制建设不管是从立法内容上还是立法技术上来看都显示出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但是中华法系中的典型代表,在世界法律文化发展历史中也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死刑制度在唐代刑事制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唐代的死刑制度是比较克制和宽缓的,从唐代的适用对象和适用程序上都能体现出唐代的“慎行”思想。所以,对唐代死刑制度进行研究,不论是在法学史上还是对当今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唐代,关于死刑的法定刑有绞刑和斩刑两种。根据清末沈家本的统计,唐律中与死刑相关的罪名条款共有232条,其中绞刑有143条,斩刑89条。下面对唐代死刑的罪名及适用对象进行分析。
1.1谋逆罪及以上重罪
在唐代死刑制度的适用中谋逆罪及以上重罪占到了所有罪名的半数,谋逆也就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具体来说是指谋反、谋叛、构逆、图谋不轨等犯罪行为。[1]在唐代刑法中,将那些对冲击到政权甚至为政权的稳定带来严重破坏的犯罪行为的打击范围和惩罚力度都予以扩大,将“谋”作为对政权破坏最大的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并且将这些犯罪行为明文规定排除在“八议”以外,得不到宽恕和赦免。除此以外,将这些犯罪行为还在“十恶”中也有所规定,在刑法典比较突出的位置予以防止。这些都深刻地反映出凡是严重危害到统治者根本利益,向皇权发出挑战的行为都是十分恶劣和不能宽恕赦免的,对待这些犯罪行为,不但要加倍进行预防,还要在立法中特别予以强调,在出现这些犯罪行为时更要严厉惩罚。
1.2官吏赃罪
官吏赃罪是唐代赃罪中的一种,是身份犯的一种罪名,只对有公职身份的人员适用。在唐代有公职的人员当然也就是官吏,其具体犯罪行为包括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坐赃和监守自盗。在唐律中,关于对官吏以及其他公职身份人员赃罪的规定,在罪名上种类繁多,而且都很详细具体,可以称得上是完备。但是也并不是每一个罪名都可以被适用于死刑,也只有在出现监守自盗、盗所监财物和监临主受财枉法这三种犯罪行为的时候,才可能会被适用于死刑。
1.3其他罪名
在唐代刑律中,除了谋逆罪及以上重罪和官吏赃罪这两大死刑罪名之外的其他死刑适用罪名也占到了三分之一,再具体到其中每一个的死刑罪名来说与前面所提到的两种罪名相比之下,比例差距相当悬殊。其中在唐代后期皇帝所颁发的昭制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死刑的适用主要集中在盗贼和强盗的犯罪行为。此外唐代死刑制度在适用对象上涉及到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最为集中的适用对象就是官吏大臣,在职位上没有明显的高等之分。在唐代社会中,官吏作为一种拥有特殊地位的人群,是联系统治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桥梁。在唐代立法中对官吏的行为规定了大量的条款,由此可见唐代统治者对于官吏的态度以及在刑律当中对官吏行为规制的特别重视。所以,在唐代刑律中,死刑适用对象大多是官吏犯罪的规定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在唐代对死刑的适用上会受到各种观念的影响,影响力大小不同,重点对以下几个明显影响唐代死刑制度的观点进行讨论。
2.1礼法迭相为用的观念
在我国古代社会,礼和法一直都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同样也存在于唐代社会当中,它们的内容不同。礼是礼仪道德领域的规范,主要是指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能够与其相匹配的一整套礼仪规范。而法主要是政治统治领域的规范,是统治者用来进行国家管理和社会整顿的手段。虽然礼和法是两种不同的行为规范,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是同样重要的,二者缺一不可。礼主要是对人们内心的一种修养,教化的规范,积极地引导人们向善守法,而法主要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种约束,以防人们胡作非为,与礼相比,法就是一种消极的防范措施。唐代统治者利用礼来对人们的内心进行约束,利用法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二者相结合,这样一来,天下就可以太平,社会也就得到了和谐和稳定。
2.2慎刑恤杀的观念
清末的法学家沈家本曾经对唐代慎行恤杀的观念大加称赞和肯定,唐代统治者也将慎行恤杀的观念当作是崇尚的刑罚观念之一。慎行恤杀观念是以民为邦本作为指导核心和理论基础的。[2]孟子认为,如果统治者不按慎行恤杀的观念来治国,当统治者出现大的过失时,臣下反复进行进谏而统治者不予听取时,统治者就应该交出手中的权力,当统治者做出伤害仁义、残暴无道的行为时,臣下就可以将统治者予以驱逐或者进行讨伐。慎行恤杀的观念在唐律死刑的立法和执行上都有显著的影响。在死刑的立法上,唐律将死刑条款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将以往朝代残酷死刑的执行方式予以废除,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为绞刑和斩刑两种,还对死刑适用的对象范围进行了限制。
2.3公平的观念
公平的观念是我国古代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想,它也是唐代统治者治国的主要观念。唐代统治者太宗皇帝认为治国者要以天下为公,不能有私心存在,治理国家必须要采用同一的标准,要公平并合乎规矩,对待下属平等要求,做到正而不偏,平儿不倾,直而不曲。早刑罚的适用中同样也被贯彻了公平的治国观念,唐代名臣魏征认为对于刑罚的适用要始终坚持公平,他强调在法律中公平的重要性,如果不能在刑罚中坚持公平的原则,那么刑罚的适用就会出现不公正,这样一来就会对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出现放纵,使他们伤害到善良的人们。总而言之,公平的观念不管是在死刑中的适用还是其他刑罚中的适用,对于唐代统治者来说,这样既能够树立统治者不可挑衅的权威,也能使增加普通民众对统治者政权的信服,同时,也能为顺利执行死刑判决带来一种无形的社会支持力量。
唐代的死刑制度中制定了很多种死刑适用的程序,其中在太宗皇帝在位时对于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十分谨慎和严格,并创设了两个特殊的死刑适用程序,也就是死刑平议程序和死刑五复奏程序。
3.1死刑平议程序
太宗皇帝创设的平议程序也就是在审判案件时,要所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来参与,对案件的是非曲直进行公平的商议和评定,这项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过度刑讯的问题。[3]该项制度的创设,不但对案件的审判进行了有效监督,再加上参与人员较多,可以集思广益,大大减少了案件的重判、错判,明显控制了适用死刑的案件数量。
3.2死刑五复奏程序
死刑五复奏程序的起源是在贞观五年,太宗皇帝对盛怒之下将交州都督卢祖尚和大理寺承张蕴古杀害一事后悔不已,而大臣们在当时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司法机关也没有经过查实和复议就错杀了人感到不满。[4]所以太宗皇帝觉得仅有三复奏的死刑程序还不能将滥杀事件予以避免,就将三复奏的死刑程序改为了五复奏的死刑程序,这样一来,大大减少了滥杀的案件数量。
总而言之,唐代的死刑制度比较完备,死刑适用的手段相对宽缓,充分体现出法律在平稳社会中的适用特点。在当代世界各国的死刑制度中大多为限制或者废除,目前已经有不少国家将死刑制度予以废除。但是由于我国现在的国情决定了对于死刑的存废还不能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对唐代死刑制度进行研究,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死刑制度的存废提供一定的借鉴,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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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生于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但也这一生是与山水结缘的一生,单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归园田居五首》其一)这十个字,我们便可感知回归自然是与他的人生追求相契合的。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水情怀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陶渊明的诗歌质而自然,充满着一种山水情怀,这与他“爱丘山”的本性相契合,与他渴望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襟怀和意趣相统一。他的诗歌“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主要表现在他骨子里的山水情结和外因作用下任真闲适、欣豫自远的追求上。他作诗喜用山水意象,例如山和泽,他常以清新之景、清新之物写清新之境,抒发其对山水的依恋和渴望与山水相融的情怀。同时,他的个性兼具厚重卓拔和圆融通脱的特点,故能恰到好处地把主观情感融入到客观物镜之中,达到无我之境,并向世人传达一种“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思想。山水情结、山水意象、山水性情一体浑融,体现了陶渊明诗歌中深藏的山水情怀。
关键词:陶渊明;山水情怀;山水情结;山水意象;山水性情
论文正文:
浅谈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水情怀
史论陶诗,一般多以“萧散冲淡”(朱熹)[1]、“质而自然”(严羽),“冲淡高洁”(梁启超)、“和谐静穆”(朱光潜)等作概括,认为它自然情深,可以与《诗经》三百篇相媲美。本文着重从“山水情结”、“山水意象”和“山水性情”三个方面对陶诗做一点浅层次的分析,聊以探求陶诗中的山水意境以及深蕴在这意境中的诗人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理想,即山水情怀。
陶渊明擅长“以情造境”,他的诗歌古朴自然,诗意深醇,且能天然入妙,体现山水情怀,究其源动力,在于他的山水情结。相较于一般文人,“陶渊明与他们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与大自然之间没有距离。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诗缘情而发,他从山川河泽中得到美的感受付之以诗,他的诗“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读者能触景生情,情以景观。陶诗中出现的物象诸如山和泽大多包含着诗人欣豫自远、委心事外的态度,本质上是一种山水情结的实体化。
具体而言,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水情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陶渊明的一生是与山水结缘的一生,单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这十个字,我们便可感知回归自然是与他的人生追求相契合的。“爱丘山”的意思就是“爱自然”,“性本爱丘山”说明他的骨子里存有着亲近自然的因素。他渴望并在后二十年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中,已融成大自然的一员,他不再是山水的旁观者、欣赏者,更不是占有者,山水早已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里。虽然曾经“误落尘网中”(同上),还“一去三十年”(同上),但就像羁鸟恋着旧林,池鱼思着故渊,他“目倦川涂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无时或忘地“心念山泽居”(同上),最后“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向往山水的心被彻底放飞,即使面对死亡,他也可以高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词三首》其三)从他的诗句中,我们或多或少可以领略到诗人对山水的喜爱和眷恋。那些山,那些泽(水),以及山泽间的动物和植物,都充满着一种非凡的魅力,诱惑着他走近。“山泽久见招”(《和刘柴桑》)——山泽哪里会真的招呼人,只因为诗人心思归隐,在山水情结的作祟下,他才会觉得山水见招。这是情结与实物之间的通感。也正因为诗人“性本爱丘山”,拥有着妙造自然的山水情怀,所以别人都瞧不上眼的山野景观在他笔下却显得格外亲切,他的诗歌才能任怀得意,营造出一种属于山水独有的意境。
陶渊明生于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在年少时,他也有过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宏图大志,但他真醇的秉性受不了宗室斗争、军阀夺权的政治野心,受不了不断的血腥杀戮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更兼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便选择了归隐这条路。选择归隐,证明他“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归隐后,可以“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久去山泽游”(《归园田居五首》其四),可以尝试“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归园田居五首》其五),可以怀想“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饮酒二十首》其十)。总之,山与水可以缓解他心头的压力和疲劳,洗去他因见过太多世俗社会的黑暗和污浊而引发的厌世情绪。与山水相融,把山水田园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归宿,是陶渊明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作出的明智选择,作用其中的除了他骨子里拥有的高尚节操和爱山又爱水的真性情,当然也离不开黑暗社会压迫人性的反面驱动。
“性本爱丘山”和“怅恨独策还”(《归园田居五首》其五)分别是山水情结形成及表现的主观和客观因素,作用在陶渊明的诗歌写作上,便形成一种冲淡自然、清新流畅、古朴质直、醇厚隽永的诗风,感情真挚而富有奇趣,故金代元好问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醇”总括其诗歌特点。他的山水情结与他诗中的山水意象巧妙融合,一起构成一种浑融的山水意境。
陶渊明的诗歌抒情沁人心脾,写景豁人耳目,深得隐逸之趣。在他的众多诗歌中,山水意象的运用极其频繁,惯以清新之景、清新之物写清新之境。这些意象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但都体现自然的特点,即以山水为美的对象,追寻山水,主要是为了满足追寻者对美的要求。其中,广义的山水意象包括山、泽、松、兰、鸟等与山水相关的生命和物事,狭义的山水意象则单指山与水(主要是泽)。下面,我们便从山与水的意象分析陶诗的山水意境,探求陶诗的山水情怀。
陶渊明的诗歌中山的意象繁多,有陵岑、南山、西山、东岭、曾丘等,不同的意象与不同的时令、景物和心情相结合,营造出不同的意境,尤其以南山最具典型性。
南山这个意象分别出现在《饮酒二十首》其五和《归园田居》其三中,它既是一座实体的山(指陶渊明住所附近的庐山,古称南障山),又作为诗人心中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信念而存在。以《饮酒》其五为例,按照古汉语的原则,第三联后半句“悠然见南山”既可理解为“悠然地见到了南山”,也可理解为“见到了悠然的南山”,所以,在这里,山与人一样具有“悠然”的性情——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邈远。它从侧面烘托出诗人心中渴望回归自然,像山水那样自在的理念和追求。而一个“悠然见”展现了诗人闲适的生活和超脱的心境,当然也把美好的风光囊括在其中了。整首诗虽然无一字实际写情,却句句关情,意境迥然,可以说是得尽风流。在诗中,景物、情理水乳交融,有神无迹,所以温汝能所撰《陶诗汇评》中有“渊明诗类多高旷,此首尤为独绝。境在寰中,神游象外”的说法。此外,“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杂诗十二首》其二)、“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和郭主簿二首》其二)、“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游斜川》)等诗句中山的意象也都呈现出冲淡自然、清静渺远的意境,很好地表现了诗人渴望栖隐山林、归复自然的情怀。
陶渊明诗歌中水的意象也十分丰富,有江、海、湖、泽、涧等,尤以泽的出现次数为多,且多与山连用,“泽”作名词在《古汉语常用字典》中被定义为“聚水的洼地”,在陶诗中显然是指与水有关的东西或地方。“山泽久见招”、“心念山泽居”、“久去山泽游”、“寒气冒山泽”(《于王抚军座送客》)、“迥泽散游目”、“和泽周三春”(《和郭主簿二首》其二)、“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饮酒二十首》十二)等诗句,或寄托向往山水的情怀,或描写水滨隐居之人的高尚品质以表达自己的仰慕效仿之心,任真自得,深得“渐近自然”[10]之趣。职称论文
陶渊明是以意写境的高手,他的诗歌以写意为主,不尚藻饰,不事雕琢,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平实的笔法精炼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以达到写意传神的效果;并融兴寄于自然美,使景物人格化。意象本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在陶诗中,山的意象与水的意象一体浑融,绝不孤立。诗中的意象往往构成一个整体的画面,且具有渺远的意境。这种渺远是意象使然,也是诗人的心境所致。例如,“心远地自偏”(《饮酒二十首》其五),“远”突破山水有限的形体,使人的目光伸展到远处,从有限的时空进到无限的时空里,进到所谓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宗白华先生曾说:“画家诗人‘游心之所在’,就是他独辟的灵境,创造的意象,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中心之中心。”[11]陶渊明便恰到好处地抓住了这“游心”,他把山水意象融而为一,连同自己本身达到物我谐忘的境界,使本来的山水述怀变作山水情怀,从而营造出一种自然而有奇趣的山水意境。故宋代苏轼盛赞陶渊明作诗“才高意远”[12]、“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13]
陶诗的真趣是从诗人心灵深处流出来的,饱含着诗人对自然和人生的深切感悟,是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和探求,是主观与客观的浑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14]这便是对陶渊明运用“以物观物”所创造的“无我之境”的刻绘。就像庄周梦蝶一样,陶渊明早就与山水融为一体,山水的性格便是陶渊明的性格。
孔子也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山和水的特点同样反映在人的素质之中,因此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钱穆先生对此解释为:“水缘理而行,周流无滞,知者似之,故乐水。山安固厚重,万物生焉,仁者似之,故乐山。”[15]大抵是说,山的特点厚重卓拔,与仁者相似;水的特点圆融通脱,与智者相似。这是用“道法自然”的方式来解释“仁”和“智”的内涵。从陶渊明的诗作和生平来看,他的性格中这二者兼而有之。鲁迅先生曾说:“陶潜诗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16]这更加证明了陶渊明的性格中刚和柔是兼济的。
山独立无畏。只要它存在,它就坚定地独立,不依附哀求别人,更不会为着私利、为着五斗米向人折腰屈膝。它稳重且懂得自持,在原则上固守节操,具备“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卓拔。
陶渊明性格的卓拔体现在他不畏权势所迫,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上。当他对统治者失望之后,选择归隐,更体现出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和坚决的反抗精神,他的《饮酒二十首》,通过回忆过去生活,写出了他从出仕到归隐种种生活的观感和体验,传达了对污浊、险恶的社会的痛心和不满。例如《饮酒二十首》其六中,诗人借酒抒怀,感叹俗世里做人行事的无原则性。“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寥寥数语,把表面现象可以蒙蔽人们眼睛,社会舆论可以给人错误导向的通病尽显无疑。言辞咄咄,体现的正是山一般的卓拔。《饮酒二十首》其八中,诗人以孤松自比,表现自己高洁坚贞的人格。
在寒冷的季节里,“众草没其姿”,而它却依然挺立,折射在现实生活中,表达了诗人以清高自许,不愿“随波逐流”、哪怕守穷也要学高山青松卓然而立的品性。同时,他的厚重表现在对山川田园的喜爱和对劳动人民的亲近上。再以《饮酒二十首》为例,第九首中“父老”提酒邀饮,诗人“倒裳”而迎,表明诗人生性的冲淡,与农民间毫无隔阂、融洽无间;而诗的后半部分写诗人与老农促膝相谈,老农劝诗人处世不要那么认真,还是出去做官的好,这番“父老言”有点像屈原与渔夫的问答,类似于陶渊明的自明心迹。于是诗中接着道,“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意思是说我隐居的决心已定,再不会重返仕途,与世同流合污。正是诗人能和农民倾心相处,他才深知人民的疾苦和真诚。投桃报李,他在他的诗歌里表达了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如“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回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山水相依,正如仁智不可偏废。智者首先必须是仁者,不是仁者,没有真智。水的特性在于柔和多变,遇事容让。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第八章)说的正是它的有容乃大。同时,水“缘理而行,周流无滞”,使得它拥有遇形象物的本事,体现在为人处事上,即是圆融通脱的生存方式。而陶渊明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水的性情始终贯穿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和处世之道上。
至于陶渊明性格的圆融通脱,在为人处世的率性方面极具代表性。水遇物则变形,陶渊明的性格也是行云流水一般,洒脱不羁。苏轼曾经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隐之为高。饥则相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者,贵其真也。”[17]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陶渊明少时“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怀着“大济苍生”的抱负,请人引荐,于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任江州祭酒,丝毫不以求官为嫌,但不久因受人轻视,“有志不获骋”[18],自觉不快,更兼不堪承受小吏生活的繁琐和拘束,“少日自解归”[19]。当别人再次请他出山的时候,他没有应允。直到后来迫于生计才去当了个小小的彭泽令,又因为不愿向督邮“折腰”,再次挂冠而归,从此再不出仕。但他的隐居之乐不在于别人的评价,而在乎山水田园,在可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其一)。他不以隐居为高,却始终坚守着自己隐居的志趣,没有半点虚伪,饮酒作诗,一字一句都是真性情、真心境的表现,绝不像有些人,身在江湖心怀魏阙。
同时,陶渊明如水的性格还体现在与人交往上。江州刺史王弘想结交他,苦无路可走,听说他要游庐山,于是请他的朋友庞通之备酒席候于路中,二人正畅饮时,王弘闯到席间,言谈大欢,因而结识了他。还有莲社高僧慧远结社时特意邀请他,他回信说要准他吃酒才去,慧远居然为他破戒置酒,渊明到了,忽“攒眉而去”[20]。足见其性格中如水一样的灵动和洒脱。再有,从他的无弦琴和“我醉欲眠,君可去!”[21]等物事和言语中亦可窥其性格的真率。
古人说,文如其人,诗亦如此。陶渊明的山水性情其实就是陶诗的山水性情。境由情生,情以造境。陶诗中的山水性情与诗歌意象互相叠加与融合,便成为组构山水意境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丰赡作者人物形象和雕琢其山水情怀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陶诗,郑振铎曾有过精当的论断:“陶渊明诗虽若随意舒卷,只是萧萧疏疏的几笔,其意境却常是深远无涯。我们如果喜欢中国的清远绝伦的山水画,便也会永远忘不了渊明的小诗,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些诗都是五言诗里最圆润晶莹的珠玉,他们有一种魔力。一捉住了你,是再也不会放了你走的。他们是那样的深入于读者的内心,不是以辞语,而是直捷的以最天真最浓挚的情绪与你相见的。”[22]
通过对陶渊明诗歌的举例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陶渊明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清新自然、冲淡古朴、物我浑融、富有真趣,而且他的诗重在写心,即骨子里的山水情怀的自然流露。陶渊明作诗,意存笔先,往往“无意于诗而意已至”。此外,陶诗中的景物在描绘过程中往往被人格化,题材和内容贴近平淡的日常生活,诗歌形式上也体现朴实无华的特点,意境渺远。在许多诗歌中,陶渊明寄寓的是一种与山水一样平实的情怀,是一种与山水一样高远的理想,是一种作用于诗人心灵感官的山水情结,而围绕山水情结款款而述的文字里展现的是一幅幅人与自然物我谐忘的画面和一个个或山或水的意象,意象累积,画面延伸,综合成一个浑融完整的山水意境。透过山水意境,反映出诗人不慕荣利、回归自然、关心下层人民生活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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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参见曹明纲.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诗文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
[19]参见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209.
[20]参见朱光潜.诗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79.
[21]萧统.陶渊明传〔a〕.见渭卿选注.陶渊明诗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44.
[22]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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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高峰期,长安作为唐代都城,佛教寺院星罗棋布,与佛教有关的活动更是丰富多彩,佛教寺院成为城市生活的舞台,朝廷在这里举行佛事活动,百姓僧众在这里举行节日庆典;同时佛教寺院也成为百姓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不论是僧人的俗讲,还是庙会中的戏场,都对百姓有吸引力,此外风景优雅的寺院还是文人游乐、集会的场所。因此与佛教寺院有关的种种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长安的城市生活,见证了长安文明,成为不可忽视的唐代佛教文化组成部分。
关键词:唐代长安城、城市生活、佛教节日庆典、寺院活动
论文正文:
浅谈唐代佛教影响下的长安城市生活—以佛教寺院为中心
唐代佛教兴盛,不仅帝王崇信佛教,广大平民百姓也崇佛、信佛,佛教世俗化的倾向同时影响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京师长安不仅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为文化中心,佛教寺院星罗棋布,与这些佛教寺院有关的活动丰富多彩,显示了佛教影响下长安城独特的文化面貌,从而引人瞩目。因此,对长安城佛教文化及其影响下的城市生活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最初由宇文恺设计,基本上符合《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①的都城设计思想,布局规整合理,在世界都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由于佛教的兴盛,寺院成为城市规划必不可少的景观,长安城寺院林立,数目众多。寺院的布局特点也别具一格,总体上可归纳为:
(一)佛寺遍布城坊。这得益于民众对佛教的热衷,“外廓城共109坊,其中77坊设有寺观,共159座”。②同时以宅为寺的现象较为普遍,即以自己的住宅为寺,而且这种情况下多为达官贵人自愿献宅,因此坊市内一些寺院建筑规模宏大,装饰上富丽堂皇,成为长安城文明昌盛的标志。城坊是市民的主要居住区,这种寺院布局便于百姓就近礼佛,为佛教文化的民众化提供了条件。
(二)名寺居多。佛教十宗在唐代相继成立,而其中八个宗派的祖庭均设在长安城。除此以外,长安城还云集诸多高僧,玄奘和义净都是西域归来的高僧,他们在寺院译经或者宣扬佛法,使长安城成为研究佛教的中心,在帝王的支持下佛事活动更成为一种全民参与的重要形式,给百姓生活带来新的内容。
(三)以佛塔为主要建制,建筑艺术上结合西方,出现密檐式的佛塔建筑结构,长安城着名的佛塔有慈恩寺塔,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对慈恩寺的描写:“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③足见佛塔的引人入胜,“四角”、“七层”即是对佛塔外形的描写,突出了塔的典型结构。其次为荐福寺塔,即今日的大小雁塔,还有香积寺塔、兴教寺玄奘塔,都是典型的佛塔建筑,这些佛塔构成了长安城重要的城市景观,是佛教文化发达的依据,也是城市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使佛教文化因素成为显像。
遍布京城的佛教寺院成为城市生活的舞台,帝王们支持佛教,常在此举行重大的佛事活动,佛教节日也给长安城百姓生活带来新的内容,体现了以寺院为中心的宗教活动对民众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一)国家佛事活动
唐代帝王大都提倡佛教,朝廷常常利用寺院举行盛大的仪式活动,这种活动一般都属于国事行为,高宗诗《谒大慈恩寺》:“日宫开万仞,月殿耸千寻。花盖飞团影,幡虹曳曲阴。绮霞遥笼帐,丛珠细网林。廖廓烟云表,超然物外心”。④反映了帝王对佛教的崇敬,认为佛教寺院超然物外,陶冶身心。在重大的宗教活动中,如迎佛骨舍利、高僧玄奘入慈恩寺都有着隆重的礼节。
贞观十九年春于弘福寺迎佛骨舍利,百姓皆欣然前往,自朱雀街至弘福寺寺门数十里间,都人士子和内外官僚列道两旁,瞻仰而立,无不体现了长安城佛事活动的庄严和百姓对之的热衷,这是在国家主导下的百姓参与,对百姓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提升了佛教思想在民众观念中的地位。这些都反映了帝王对佛教的重视和举行佛事活动的盛大场面,从上层到下层普遍参与,场面热烈,也是长安城市生活的特殊体现。
(二) 节日活动
节日发展到唐代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体系,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到这时已经确立并形成固定的节俗,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其原有的文化因素必然对传统的文化有所冲击,由于中国文化有着自身的吸纳性和包容性,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产生出了新的文化因素。德宗诗《中和节赐百官燕集因示所怀》:“至化恒在宥,保和兹息人。推诚抚诸夏,与物长为春。仲月风景暖,禁城花柳新。芳时协金奏,赐宴同群臣。丝竹岂云乐,忠贤惟所亲。庶洽朝野意,旷然天地均”。⑤又反映了帝王对顺应四时节气的节日活动的热衷。
《岁华纪丽》中《西域记》记载:“摩揭陀国,正月十五日僧徒、俗众云集,观佛舍利放光雨花”。⑥这一佛教文化因素与中国传统的正月十五相结合,出现了正月十五日放灯习俗,也称上元节观灯,至玄宗时期,这一习俗已成为固定节日,长安城取消夜禁,百姓于十五日观灯,一派繁荣景象。上至贵族下至工贾,无不夜游,可见这一佛教节日已在百姓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元节”,俗称“鬼节”,是佛教徒追祭祖先的祭日,佛教徒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称为“盂兰盆节”,民众也普遍参与庆贺。唐代宗时,曾在宫廷设置内道场,佛寺一般在节日中要举行诵经法会、放灯等宗教活动,而民众也于此日聚集寺院,于是形成了僧人讲经、杂耍、百戏等表演,还有大大小小的庙会活动,都是因百姓的娱乐所需而产生的。此外,四月八日佛诞节,是唐朝官方正式承认的节日。陈希烈奏:“大圣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请同四月八日佛生之时,休假一日”。⑦唐代官定节日假中,也明确规定了四月八日给假一天。这些佛教节俗丰富了中国传统的节日文化,也充实了百姓的娱乐活动,使城市习俗产生了新的名词。
寺院在佛事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百姓娱乐的重要场所。寺院举行俗讲,百姓前往参与,长安城中较为有名的寺院都开设戏场,娱乐化功能较强。
(一)俗讲和庙会中的戏场
僧人在寺院中举行俗讲,给百姓提供了听取佛经的机会。“俗讲是古代寺院讲经中的一种通俗讲唱,流行于唐代。以佛教经义为根据,并增加故事化的成分,以吸引听众”。⑧僧人讲经,是百姓接受佛教经义的重要途径,僧人讲经以《华严经》、《法华经》、《金刚经》、《涅盘经》为主要经义,结合故事化的成分成为通俗易懂的言语从而为百姓所接受,姚合诗《听僧云端讲经》:“无生深旨诚难解,唯是师言得正真。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⑨足见俗讲对民众的吸引力。庙会,亦称庙市,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唐代已经存在,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故称“庙会”。《北平风俗类征市肆》引《妙香室丛话》“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谓之庙会”。⑩可见庙会就是为百姓生活服务的,在庙会中常有百戏和杂技等各种表演,影响了唐代及以后的娱乐活动。戏场也是供百姓娱乐的方式,长安城中比较有名的寺院如慈恩寺、青龙寺、荐福寺、永寿寺都形成了戏场,钱易《南部新书》记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11戏场已成为娱乐休闲的主要场所。由于长安城中的寺院集中于坊市,便于百姓加入到各种活动之中,举行的活动构成了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二)士大夫的娱乐场所和娱乐方式
长安城地理环境优越,水系丰富,具备了宴赏游玩的自然环境。曲江:“龙华寺之南,有流水屈曲,谓之曲江。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周环,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节,即赐臣僚会于山、亭、赐太常教坊乐,池备丝舟。惟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学士登焉。倾动皇州,以为盛观”。12通善坊杏园:“为新进士宴游之所,按贞元四年以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试进士。慈恩寺杏园皆在曲江之西南也”。[13]
寺院环境优美,慈恩寺“仍选林泉形胜之所;寺南临黄渠,水竹森邃,为京都之最;寺有南池、牡丹、又有凌霄花;寺西院,浮图六级,崇三百”。14大慈恩寺“塔院有吴道玄、尹琳、尉迟乙僧、杨廷光、郑虔、毕宏、王维、李果奴、张孝师、韦銮画”。15可见与自然环境结合的寺院颇得文人士大夫得青睐。
对于诗人来讲,他们也青睐于依山水形势而建的寺院,这些寺院往往能给他们提供创作的灵感,他们更喜欢来这里吟诗作赋,因此出现了雅集和结社这种集会活动,文人与寺僧广泛参与,出现了新的文化形式,对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寺院的美景也是重要的自然景观,为文人雅士们的休闲娱乐提供了素材和场所。由此可见,长安城寺院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如果缺少了此,那么唐代的文化生活就会逊色多了。
寺院是长安城的重要景观,作为佛教活动的中心,对城市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古时代,一个寺庙就是一个信仰的集中点与传播点。寺院成为城市生活的舞台同时也是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无论是在此举行的佛教节日还是国家举行的佛事活动,都可看出各阶层人士普遍参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寺院布局对民众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带来新的内容,丰富了人们的娱乐活动,成为宴赏游玩的好去处,使长安城市生活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同时这一文化因素也成为唐代佛教文化发达的依据,不仅在京师长安城,在其他城市也有一定的体现,因此对此问题的探讨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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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曹尔琴 唐长安的寺观及有关的文化[J],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中国古都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1983.
[13]附《考古》78.6期412页图三《中国古都和文化》底页附图.
① 崔记维校点《周礼》[M]沈阳市: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第102页.
② 曹尔琴《唐长安的寺观及有关的文化》[J],《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1983.
③(清)彭定求等编 《全唐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第943页.
④(清)彭定求《全唐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第10页.
⑤(清)彭定求《全唐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第20页.
⑥ 韩鄂《岁华纪丽》卷一,北京市:中华书局,1985,第20页.
⑦王溥撰《唐会要》卷八十二“休假”,北京市:中华书局,1955,第1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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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清)彭定求《全唐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第2595页.
⑩《辞海》上海市: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第1949页.
11钱易《南部新书》[M],北京市:中华书局,2002,第67页.
12(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北京市:中华书局,1985,第86页.
13(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第65页.
14(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第68页.
15(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补记,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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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人类最早的文学样式,它通过节奏感和流动性展现诗歌音乐性的美感,诗歌的音乐性调动了人们的情感,正是在音乐中,诗的感情才被激动。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艺术理论论文:埃德加·艾伦·坡诗歌中美学思想。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可以这样说,艾伦?坡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怪才、鬼才”,无论在小说界、文学评论界还是诗歌界,他都是当之无愧的“天才”,他甚至还开创了侦探小说的先河。细细品读艾伦?坡的诗歌意境,会发现其诗歌所传达的想象力、情感性、音乐性以及唯美型均属独到。本文将分析其诗歌中所表达的美学思想,提请对坡作为一名诗人来关注和重视。
关键词:艾伦 坡 诗歌 美学思想 论文下载
埃德加·艾伦·坡诗歌中美学思想
艾伦 坡生于美国一个演员家庭,自小失去双亲,随后被当地一商人收养,坡童年和青年的大部分时光在养父母艾伦的家庭度过,缺少足够的父母之爱,其养父很少过问坡,并且到了坡十几岁时,又与其养父感情决裂,过上了缺衣少食的生活,造成其与众不同的性格与思维意识,造成了他酗酒如命。他一生坎坷,在四十几年的生涯中颠沛流离,但是他的笔下从没流露出艰辛和屈辱感,相反他乐观和好强的性格充满了其作品。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位绅士,一位孤独的天才,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只有更短暂的十几年美好时光,剩下的都是些身后之名。坡是位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更是位诗人,其自认为是美学问题专家,他的诗歌美学在当时看来独树一帜,对文学评论也具有独到的见解,罗威尔的传记中就赞扬坡是美国最有见识、最富哲理的大无畏评论家。
1. “美”的完整性。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诗艺》中说:“话要说的简短,……一个人的心里记不了太多东西,多余的东西必然溢出”,坡也认为诗歌是最美的文学艺术,应当篇幅短小,让读者一次读完,从而获得完整的印象。诗歌要包含刺激,任何长篇诗著里,刺激的过程是不会保持长久的,一旦刺激衰歇,在效果上就不是诗了。他强调诗是灵魂的升华,只有一口气读完的诗才会保持诗歌美的完整性,才能在欣赏者的心目中留下完整的美感。他在《诗学》第七章写到:美在于大小和秩序,他主张诗要短小精悍,诗歌的长度问题体现了他诗歌理论中整体性的美学思想。
2. “美”的情感性。
诗和散文等其他文体不同,诗歌不能容忍长篇叙述,要让欣赏着在欣赏诗歌时感受到诗的感情和情绪,感受到灵魂的升华。坡的诗作强调想象,强调灵魂,强调主观情感,诗需要展现出其特有的形式美,要散发着闪烁的思想光芒。他对情感美独到的见解可以从他《创作哲学》中得到充分体现,他认为最美好、最纯洁的情趣存在于对美好事物的沉思过程中。坡的诗作中充满情感,他在诗歌中拥有自由的翅膀,快乐的飞翔,忘却生命与死亡。瓦莱里说,坡是创造世界的上帝,的确,坡创造了诗歌世界中令人振奋的灵魂。
3. “美”的理性。
雪莱认为诗歌是从“永恒之地将光芒和火种传送到人间”,诗人是抹去人们心尖上灰尘的使者。坡始终认为诗歌的创造需要理性,又敢于挑战自己的智慧。他的诗作从不缺少智慧和理性,其代表作《乌鸦》历时四年创作,在整个创作工程中小心翼翼的深思熟虑,他说:“诗歌的创作没有一点是源于直觉”,诗歌创作始终要保持目的性,时刻考虑到诗的效果。坡的诗歌主体没有离开死亡,但是在这忧郁悲伤基调的背后,正是坡不断追求的理性目标——美学思想。
4. “美”的音乐性。
诗歌是人类最早的文学样式,它通过节奏感和流动性展现诗歌音乐性的美感,诗歌的音乐性调动了人们的情感,正是在音乐中,诗的感情才被激动。音律是最能调动人们感情的形式,坡曾说:“诗是美的节奏性创作”,从人类最早以歌的形式来表达诗的思想开始,音乐性就融入到诗歌之中,成为诗中重大的契机,在创作诗时放弃音乐性便是不明智的。坡的诗作大多富含音律,一韵到底,使人欣赏起来意犹未觉。
1. 对自身诗歌创作的指引。
其实坡自始至终都把自己视作一名诗人,他曾表示,小说和另论只不过是他为了维持生计的手段,而诗才是不容玷污的圣洁的东西,对他来说,诗是一种激情。艾伦?坡的这些美学思想自始至终指引着他的诗歌创作,他一生所创作的不多诗集之中,从不缺少他对美的感悟和对唯美主义的追求,他的每一首诗都闪现出美的光芒,都是他对“爱”与“美”的渴望。比如在他的代表诗集《帖木儿及其他诗集》、《诗集》、《乌鸦及其他诗》等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坡的美学思想对其诗歌创作的指引作用。
2. 对自身其他文体创作的指引。
其实在坡的一生中,创作最多的并不是诗,而是小说,其中包括两篇长篇小说和七十余部短片小说。其所创作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符合他对篇幅的长度标准,即“任何文学作品的长度都有个明确的限定,那就是一口气读完”。众所周知,坡一生中创作了许多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无论在那种文体中都不缺少他独特的美学观念,理性、情感、完整及音乐性。依靠他严谨的数学才华和丰富的天文地理知识,他的作用总是能够达到细节和情感上的真实。
3. 艾伦--坡文艺美学思想对世界文学的影响。
各国文学是独立而又相互依存和侵润的,坡的美学思想对各国文学的影响是普遍而又广泛的。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浪漫主义等都多多少少的收到坡的影响,尤其在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上,坡可以说是侦探小说的先驱,科幻小说的鼻祖。艾伦?坡对世界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象征主义代表波德莱尔说,坡是“一位密友至交,一位寻觅已久的兄长”。坡的“诗论”和唯美追求影响到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给世界文学带来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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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热情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并把秦末起义领袖陈胜和项羽分别列入“世家”和“本纪”,充分显露了他卓立不凡的政治见解,达到了后代正统史家所不可企及的思想高度。唐代文人继承了司马迁对农民起义的进步观点,在诗歌中对陈胜进行了肯定和颂扬。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简析唐代咏史诗折射的开明意识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关键词: 唐代 咏史诗 开明意识
摘 要: 唐代咏史诗是时代精神的载体。诗歌中无论是对儒家孔子的非议、对起义领袖的赞美,还是对个性女性的理解肯定,无不体现出创作群体的开明意识,闪烁着迷人的时代色彩。
论文正文:
简析唐代咏史诗折射的开明意识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清明和思想解放的时代。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唐代诗人在对历史题材的吟咏中,敢于非议儒家孔子,敢于歌颂起义领袖,敢于理解和肯定个性女性,体现出卓尔不群的胆识气度和开明意识。
唐代实行“尊崇儒术,兼容百家”的政策,故唐代文人能够广泛接受各家思想的影响而不迂执一端。在唐代即使非议孔子,批评儒家经典,统治者也绝不过问。历史学家刘知几编撰《史通》,指责孔子在删定六经时,为尊者、亲者、贤者讳,刻意隐瞒历史真相,态度尖锐。{1}李商隐理直气壮地为“不师孔氏”的元结辩护:“呜呼!孔氏于道德仁义之外有何物?百千年贤圣相随于途中耳!……孔子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一方面肯定孔子的贤圣,另一方面又指出对于孔子不必一味迷信。韩愈在《原道》中,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的“道统”继承人自居,大声呼吁排斥扫荡佛老异端。但是他在《读墨子》一文中却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显然和孟子斥墨子为“禽兽”的立场大相径庭。唐代文人在兼容百家的时代空气中受到多种思想深浅不同的影响,他们思想解放,勇于创新,因而能够不拘儒家旧说,独自发抒见解。
唐代文人对儒学孔子相对尊崇、绝不迷信的态度,在诗歌创作中也明显反映出来。他们对孔子有时极为尊敬,有时又语含嘲讽。李白在《古风》“大雅久不作”中写道:“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表示要像孔子那样,为端正文坛风尚做出贡献,对孔子真是不胜仰慕之至。而他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又高唱“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俨然以嘲笑孔子的楚狂接舆自比。杜甫一向以忠君尊儒闻名,他在诗中多次以“老儒”、“腐儒”自称。但他在愤激之时,曾大叫“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又在醉酒之后,借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的诗句,发泄心中的牢骚不平。李颀《杂兴》诗云:“济水自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用新异的比喻,把儒家圣人周公和楚狂接舆相提并论。诗人认为周公、接舆两人虽然语默迥异,但在任运遂性上却是一致的。
在吟咏孔子的诗歌中,诗人们往往侧重于同情其生不逢时的坎坷遭遇。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云:“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已经流露出浓郁的感伤情绪。高适在《鲁西至东平》中写道:“问津见鲁叟,怀古伤家丘。寥落千载后,空传褒圣侯。”对其生前落魄,身后尊崇的不同遭际,寄寓了深沉的感慨。此外,李白“宋人不辨玉,鲁贱东家丘”(《送薛九被馋去鲁》)慨叹孔子才高而不被赏识。“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借孔子的壮志未酬排遣自己的失意之愤。卢仝“仲尼鲁司寇,出走为群婢”(《感古四首》之二)感叹孔子为群小所妒,都语含伤感和激愤。
唐代文人对孔子采取了一种开明的态度。他们并没有把孔子当作超凡脱俗的神来崇拜,而是把他看成有血有肉的古代贤者,因而他们敢于对其有所褒贬,有所同情。这正显示出文人思想的解放和视野的开阔。
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热情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并把秦末起义领袖陈胜和项羽分别列入“世家”和“本纪”,充分显露了他卓立不凡的政治见解,达到了后代正统史家所不可企及的思想高度。唐代文人继承了司马迁对农民起义的进步观点,在诗歌中对陈胜进行了肯定和颂扬。韦楚老《祖龙行》以“陈胜城中鼓三下,秦家天下如崩瓦”的诗句,形象地再现了起义军势如破竹的巨大声威。胡曾《咏史·陈涉》云:“秦法烦苛霸业隳,一夫攘臂万夫随。王侯无种英雄志,燕雀喧喧安得知?”则完全取材于《史记·陈涉世家》。诗人巧妙地把陈涉的两句名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融入诗中,充分肯定了陈胜的胆识和功绩。
项羽在楚汉之争中兵败垓下,自刎乌江,其悲壮人生引起了唐代文人的广泛关注。李白《登广武古战场怀古》写道:“项王气盖世,紫电明双瞳。呼吸八千人,横行起江东。”用豪纵遒劲的笔调刻画出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形象。于季子“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咏项羽》),胡曾“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乌江》),则在同情其失败命运的同时,歌颂他死得磊落壮烈,不失英雄本色。
唐代文人不仅歌颂古代的起义领袖,而且对隋末农民起义的首领进行了赞美。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中有一首凭吊李密的诗,诗中写道:“亿昔大业时,群雄角奔走。伊人何电迈,独立风尘首。传檄举敖仓,拥兵屯洛口。连营一百万,****如何有。方项终比肩,乱隋将假手。力争固难恃,骄战何能久?若使学萧曹,功名当不朽。”诗人用赞叹的笔调描绘出李密在中原逐鹿的隋末起义浪潮中,连营百万、威震天下的英武形象,痛惜其恃勇骄战、雄图中夭的命运,完全可以和司马迁描写陈胜、项羽的气概相媲美。唐代诗人在诗歌中提到隋末起义军时,往往以“群雄”“英雄”称之。如杜甫《行次昭陵》云:“旧俗疲庸主,群雄问独夫。”
《重经昭陵》道:“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这种称呼在当时整个文坛都很盛行。李百药《皇德颂》写道:“定群雄之逐鹿,拯方割之为鱼。”杜光庭《虬髯客传》中叙述李靖之话时也提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唐代诗人敢于歌颂起义领袖,和唐朝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密切相关。据《通鉴·贞观七年》记载:“春正月,更名《破阵乐》曰《七德九功之舞》。太常卿萧 上言:‘《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杲、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上曰:‘彼皆一时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尝北面事之,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心乎?’”唐太宗称起义领袖为“一时英雄”,从而更好地团结了各路义军的臣僚。可见唐朝的君王虽然对隋末起义的镇压毫不留情,但在言论上却对起义领袖有所宽容,并不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所以诗人也就能够大胆地对起义者寄予同情和肯定。
唐代诗人在女性问题上,也反映出一种开明解放的观点。汉代卓文君爱慕司马相如的才华,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毅然与之私奔,成为我国古代着名的自由恋爱故事。当唐代诗人凭吊古迹,缅想历史时,常常情不自禁地为之挥毫咏叹。卢照邻“云疑作赋客,月似听琴人”(《相如琴台》)采用寓人于景的表现手法,李贺“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咏怀二首》之二)则直接再现人物活动,都展现了一幅甜蜜恩爱的生活画面。杜甫寓居成都时,也留下了美丽动人的诗篇:“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
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琴台》)诗人一开始就指出相如晚年因病闲居茂陵时,仍然挚爱着卓文君,则此前的恩爱更不待言说,可见他对于《西京杂记》中“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的传闻是不以为然的。酒肆、琴台的遗迹,又使人联想起相如文君当年大胆潇洒、充满情趣的生活。而文君光彩照人的形象仿佛闪现在野花蔓草之中,更引人进入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遐想境界。“归凤求凰”出自司马相如的《琴歌》“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颉颉颃颃兮共翱翔”,相如正是凭借此曲表达对文君的执着爱情。诗人引用这一典故,表明了自己对他们追求自由爱情的理解和肯定,并流露出不见古人的惆怅。唐代诗人热情歌咏相如文君的爱情,正反映出他们蔑视束缚、热爱自由、追求幸福的洒脱生活态度。
徐陵《玉台新咏》收录古辞《苏小小歌》云:“我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据《乐府广题》记载:“苏小小,钱塘名娼也,盖南齐时人。”苏小小虽然沦落风尘,但却是个品貌出众而又多情多义的才女,不幸在十九岁时就悄然离世,后人遵其遗愿,埋香于西泠桥畔。唐代多位诗人感其身世,挥毫作诗。温庭筠称她是“水中莲子怀芳心”(《苏小小歌》),以出污泥而不染的莲子,比喻其灵魂的纯洁。张祜“中擘庭前枣,教郎见赤心”“不知谁共穴,徒愿结同心”(《题苏小小墓》),一方面赞美其爱情的坚贞,另一方面同情其悲凉的命运。
李贺《苏小小墓》尤为着名,诗云:“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诗人根据古乐府的内容,结合墓地的景物,塑造了一个美丽多情的鬼魂形象,创造出凄迷空灵的艺术境界,并对她的痴情和不幸表示了深沉的慨叹。唐代许多诗人都与风尘女子有过交往{2},在咏叹苏小小的诗歌中,正反映出他们对这些女子的理解和同情,这与一味视其为玩物的腐朽意识显然有着天壤之别。白居易《杨柳枝词》云:“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更是把苏小小当作美的化身来歌咏。
唐代诗人不仅关注历史上诸多奇女子的命运,而且对本朝的知名女性进行了歌咏。吕温有首写上官婉儿的诗:“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上官昭容书楼歌》)上官婉儿是宫廷诗人上官仪的孙女,自幼聪慧多才。据《唐诗纪事·卷三》记载:“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中宗立,进拜昭容。帝引名儒,赐宴赋诗,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蔚然成风。”可见当时的婉儿俨然是一位宫廷诗坛的盟主。吕温这首诗,不仅高度评价了她的文学才华,而且赞美了她蔑视男尊女卑纲常的气概。这无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诗人的胆识和气度。
在唐代历史上,杨贵妃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命运,吸引了众多诗人关注的目光。唐玄宗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但晚年由于沉溺声色、荒怠政事、重用奸相杨国忠、宠幸藩将安禄山,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由繁盛转向衰落。杜甫作为这一历史巨变的见证人,对杨贵妃的针砭是较为明显的。他在《北征》一诗中写道:“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把杨妃比作褒姒和妲己,而将玄宗在马嵬坡赐死杨妃说成是皇帝的圣明决断。但中唐以来,人们对杨贵妃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虽然对唐玄宗宠爱杨贵妃而误国误民的行为不乏嘲讽和批判,但是却把玄宗和杨妃作为爱情悲剧的主角,对他们的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晚唐诗人则进一步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唐玄宗。李商隐《马嵬二首》其二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当年七夕之际,玄宗和杨妃曾讥笑牵牛织女一年只能相见一次,发誓要世世为夫妻,永不分离。可是当遇到六军不发的时候,玄宗为保全自己,竟下令赐死杨妃,此时玄宗虚伪自私的面目暴露无遗。在结尾之处,诗人做出鲜明的对比:当了四十多年的皇帝保不住自己的宠妃,而普通百姓的卢家却能够保护自己的妻子,对玄宗的谴责溢于言表。有些诗歌则直言为杨妃鸣冤叫屈。“玉颜虽掩马嵬尘,冤气和烟锁渭津”(高骈《马嵬驿》)为杨妃放出一团冤气。“
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李商隐《马嵬二首》其一)用反问语气,指出正是由于玄宗的昏聩好色,才导致了历史悲剧的发生。罗隐《帝幸蜀》云:“马嵬山色翠依依,重观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僖宗因黄巢起义幸蜀,途经马嵬返回长安。诗人借玄宗之口,大胆为杨妃翻案。黄滔“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胎祸自娥眉”(《马嵬》),徐夤“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开元即事》),都否定杨妃是祸国元
凶,为其平反昭雪。可见祸国殃民最大责任的承担者应该是最高统治者,所谓的“女色亡国论”是站不住脚的。徐夤的《马嵬》诗,对杨妃同情之外更有赞美:“二百年来事远离,从龙谁解尽如云。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以投降叛军的张均之流反衬杨妃。在危急关头,杨妃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平息了将士的激愤情绪,以此报答玄宗对自己的恩宠。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大胆解读,把杨妃塑造成一个勇于为爱情承担责任的女性。在诗人眼中,杨贵妃虽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但她对朝政干预并不多。{3}作为一个弱女子,她始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只是历史悲剧的替罪羊,爱情悲剧的牺牲品。与历史上盛行的“红颜祸水”论相比,唐代诗人的眼界和胸襟无疑要开阔很多。
唐代咏史诗是时代精神的载体。在开明解放的意识引导下,创作群体眼界开阔,勇于创新,显示出博大的胸襟和恢弘的气魄,为唐代诗坛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宝贵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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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写作在当下面临双重困境,从文本来看,要么是表达女权主义性政治的肉身写作,要 么就反其道陷入与男权话语同谋的无性别写作当中。21世纪的女性诗歌率先打破了这样的困惑,以 更为先锋的姿态,总体表现了技术更加内在、启蒙的另一种承诺和超前性的身体叙事,为女性文学在 新世纪面临存在身份的转换时,开辟了一条必经的先驱之路.
关键词:女性诗歌;技术内在化;自由;先锋
上世纪80年代,翟永明、伊雷们以大胆想象 创造的“黑色意识”,让世人惊厥地赞叹,从而完成 了女性写作觉醒、确认的历程。到20世纪90年 代,女性诗歌则进入了一个回归词语本身、直面语 词世界、较前更加偏重技术成分的语言写作阶段.
然而面对时代车轮的快速前行,其本身技术的制 约和有意淡化性别意识的方法并没有将当初女性 诗歌的先锋地位坚守。这种看似热闹实为无序的 诗歌,普遍缺乏博大的襟怀、理想的终极追求和高 迈伟岸的诗魂支撑。进入21世纪,历史场景的深刻变迁赋予了诗人新的历史身份与社会地位,迫 使试图继续写作的女诗人重新定位,重新设计自 身,因而一种对新维度、新叙事、新先锋的吁求显 得极为迫切。女性诗歌以分外的灵性,紧跟时代步 伐将自己从女性文学当中再次托举。一时之下我 们嗅到的这股诗风,似乎将我们从上世纪女性文 学辉煌后的遗憾当中重新振奋,使我们聆听并隐 约看到了女诗人正在为女性文学确立起新的姿态 和新的品格.
一、技术内在化如女诗人郑敏所说:“女性主义诗歌中应当不 只是有女性的自我,只有当女性有世界、有宇宙时 才真正有女性自我”。[1]进入21世纪,女性诗人在 创作上展开了她们新的探索,诗歌外表更加朴素, 技术更加内在,立场更加清晰,目的都是为了摆脱 之前极端“私人化”的窠臼,不再局限于身体和欲 望,而是将视域投射得更远。她们更多地作为生存 个体对事物与心灵本身进行了充分而有的放矢的 表达,对事物及其细节的纹理把握更为合理且更 具说服力,其共有的当下的个人立场,让我们真实 地感受到了她们是站在此时此地的生活中发言.
这种加强心灵力量的探索,有效地矫正了上世纪 80、90年代女性写作当中过多关注个人内心、少有 对外在事物眷顾的写作取向,从而在文本上做出 了一种既表达内在心灵的感受,同时给予外在事 物以真诚凝视的先锋举动.
这首先表现在老一代诗人翟永明进入21世 纪后新风格的形成。早在20世纪末时,翟永明就 在一篇文章中自省地说:“女诗人正在沉默中进行 新的自身审视,亦即思考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 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不以男女性 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2]显然,这段 话表明了翟永明已经走出了上世纪80年代激情 反叛的阶段,以超越性别的声音召唤新风景的到 来。走出黑夜的翟永明,她的诗歌仍然具有女性意 识,只是淡化了性别对抗的色彩,侧重表现历史和 文明进程当中的大事件。以一首写在柏林的最后 一首诗《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为例,我们看到了 这位女性作家在数年的时光打磨中,依然才思过 人,并以优异的想象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中处 理了对事物的体验和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战争中 的柏林,在诗中不是史实地呈现,更不是虚构,它 依靠女诗人的“记忆”,将“城市”、“建筑”作为记忆 的主体,去想象,让读者捕捉到经历了战火洗礼的 柏林在诗人这里更值得审视。“轻伤的人,重伤的 城市/六千颗炸弹砸下来/留下一个燃烧的军械 所”———于此,在同情城市建筑不幸遭遇的同时引 导读者不由得去追溯战争的本质。这时,那个曾以 《女人》组诗崛起的诗人,在当下,她的女性意识并 不限定在以外在技术的陈列来伶牙俐齿地反叛男权上了,战争、权谋、罪责的主题在注重朴素外表 的内在技术下,将这个历史场域中的大事件通过 个人立场的表达为女性诗歌存在转换的起点明确 了方向.
相对于一代老诗人的转变,在新世纪表现更 加突出的一些新锐诗人中,蓝蓝的诗歌以强烈表 现对事物保持的“温度”和敏感力,成长为新世纪 引人注目的亮点。其诗歌中不仅有宽阔的视域、奇 异的想象,文本特异的朴素技巧也更加呈现出丰 盈的美感和生命力。在这迅疾变化和充满诱惑的 时代,蓝蓝忧伤的叹息、感恩的赞美和不灭的童 心,让我们葆有一种不曾放弃的品质;她节制的表 达实现了对心灵世界的追问和对事物深入而内在 的思索。如《鹤岗的芦苇》、《野葵花》等对生命感怀 的诗歌———“我看见秋天活在一根芦苇上/呼唤我 进去/湮没或者下沉/芦花像一场铺天盖地的大 雪/纷纷落满湖泽”,“野葵花到了秋天就要被/砍 下头颅。/打她身边走过的人会突然/回来。天色已 近黄昏,/她的脸,随夕阳化为/金色的烟尘/连同 整个无边无际的夏天”。诗人将创作主体与对象主 体的并置,让人感觉到生命原本对于“野葵花”、 “芦苇”也会那么重要,与此同时,诗人在忧伤而美 的抒情中,以心灵的共鸣呼吁了世人对大自然的 爱和同情。用诗人黄礼孩对蓝蓝的评价:“蓝蓝正 走在完成自己的途中,正走在给予世人更多爱和 信的途中。”我们不妨也可以说成,女性诗歌正在 走出偏狭,正在走向通往宽阔的途中,到达心灵与 事物的本身.
二、启蒙的另一种承诺无可置疑,上世纪80年代的女性诗歌是先锋 的诗歌,女诗人们以强调个人自由,反叛男权为目 标,启蒙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在经历了20世 纪90年代写作意识集体继承并逐步在文学领域 完成女性意识的确认之后,这样的启蒙似乎显得 平庸和传统。新世纪,一些女诗人在有意寻求转变 的同时,仍然以先锋的势头担当起这个文学的最 高理想。这时她们以成熟的理念参与整个世界,在 人性、存在的光芒下,维护着尊严、理想、受难和博 爱,公正、自由、平等以新的模式进入人们的视野.
洪治纲在《守望先锋》里提到,带有先锋气质的文学,它们“不是针对文化蒙昧的社会现实,不只强 调理性的思想建构,而是指证自我精神的觉醒,即 人对自身生命潜在状态的发掘、人性本质的拷问、 非理性生命景观的描述,它是一种人性的启蒙和 存在的启蒙”[3]。正是这样,新世纪的女诗人在先锋 探索的途中尽管显得各自为阵,但她们从不同角 度,以不同的体验方式,展示了不同境遇中的生存 感受。在启蒙的感召下,她们承诺要作为独立的 “人”,并以“女人”特有的性征投入到提升灵魂、丰 富思想、充实精神的神圣使命当中.
作为女性,女性诗人们在建构启蒙命题时首 先能做到的便是以她们人性中固有的博大和温 情,仁爱、善意地看待这个世界,爱怜、呵护弱小, 伤感与恐惧于苦难。明智的是她们并不以此过多 地对社会现实提出批判,而是以个人的觉醒,提示 自己应该做什么,自己引导自己。翟永明在本世纪 初创作了诸如《雏妓》、《老家》等关怀社会弱者的 诗歌。《雏妓》一诗,对一个未成年少女被蹂躏的遭 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她12岁瘦小而且穿着肮 脏/眼睛能装下一个世界/或者根本已装不下哪 怕一滴眼泪;”《老家》:“蜂拥而至的/除了玉米肥 大的手臂/还有手臂上密密麻麻的小孔……老家 的皮肤全部渗出/血点血丝和血一样的惊恐”。读 这样的诗,我们看到转变后的翟永明用敏锐的疼 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
作为读者,我们同情着诗歌里的人,而同时更是给 自己一个明辨,它是悲切过后的精神壮大,是自己 呼唤自己的智性苏醒.
崛起于新世纪的女诗人宇向,她从一开始出 现就站在了成熟诗人的行列。写在2005年的一首 《洪》———“我的儿女们自远方传来消息/他们在我 之前/携手死亡/而依然流连这世界的人们/你们 还不来/咒骂我/我为你们的死已写诗多年”——— 其中的一种痛楚感使人深深震撼。然而更值得关 注的是,这首诗所写作的时间显示它显然是受到 2005年某镇山洪灾害中小学生死难惨剧触发写下 的,但诗人在论坛贴出诗作时,注明并不是为因这 次“惨剧”而发起的“纪念专题”而写。由此,可以看 出诗人的写作态度,即她试图超越一种社会关怀, 而达到一种更深切的反省和自信的个人承担。对于女性诗歌来说,关于启蒙的命题建构还 表现在她们总是以精致的思维、巧妙的角度将社 会和历史的变动聚焦在“精神性存在”上面。“精神 性存在只可能出现、存活在人们的精神性生活中, 也就是说,只有过着精神性生活的人才会留意并 感知到它们的存在”[4]。对于女性诗歌创作者来说, 她们对新世纪的存在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 即通过形而下的物质经验和外在体验,最终却用 精神捕获把捉,去感受,体认,从而达到了存在启 蒙的先锋实验。诗人林雪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 写下了一系列如《在绵阳》、《请允许我唱一首破碎 的苕西》等诗歌,诗中她对悲剧性和不幸的存在给 以关注和观照,其中有深情的呼唤:“一首诗能拯 救什么?/能不能让一个人活下去/并且唤回游荡 在玉米田/和空旷野地上的亡灵”,此外还有一些 诗句,她将直观的场景纳入为自己的感受、体验对 象。“在这里,我才知道,以前/我用过的‘破碎’, 从没像现在/我看到的这么绝望、彻底”,但终究作 者让我们感动的是“:破碎中,我们还有灵魂/是完 整的。并且继承着了‘/海岸上的大地,以及大地之 上。那太阳’”,就在这沉重的、厚厚的感情中,它们 已然将作者从外在体验中抽升为赋有内蕴的、十 分到位的启蒙特质,作者也自然要对其中积极进 取的启蒙要素作出自我的推介和挺立.
三、向往灵魂与自由的身体叙事众所周知,上世纪女性文学呈现的先锋叙事 特征主要归功于她们对性和身体的大胆探索。但 她们在反叛和无畏的精神当中,尽管以先锋的姿 态保持着对抗和消解,却将女性诗歌置于个人化 的极端张扬与过度欲望化的审美误区。尹丽川、伊 雷们的诗歌,从肉身和下半身出发,强调“这只是 一个起点”,事实证明其中内在化的男性视点反倒 消解了自己。确实,如评论家谢有顺申明的那样 “写作中的身体绝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肉体———肉 体只有经过了诗学转换,走向了身体的伦理性,它 才最终成为真正的文学身体”[5]51.
相比起来,21世纪的女性诗歌在审美叙事上 从来没有放弃对身体的介入,20多年走过来,她们 看明白的是,女性诗歌不应该为了表达敢于站在 某种势力的对面,就以肉体的敞露为代价,而是更应站在女性自身的立场,去发现“灵魂才使身体有 超出身体拘限的感受能力,有差异的肉身感受认 识力是灵魂赐予的”[6]。当下的女性诗歌中,一些创 作者在努力地做到为肉体安插上灵魂的翅膀,在 文字中自由而诗意的栖居。女诗人安琪的《像杜拉 斯一样生活》,通篇并没有出现惊世骇俗的字词, 而是通过用词的节奏营造了“性爱”的氛围,“脑再 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 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亲爱的杜/拉斯……我累 了亲爱的杜拉斯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比起 之前身体写作的“情欲”描写,安琪的诗歌算不上 颠覆,她肯定身体的存在,却以自由略显凌乱得排 序组织了这些普通的词语。她仅仅通过这样一种 身体的在场感,强调了她的反思性思想———“我不 能/像你一样生活”,有力地形成了一次对“下半 身”的反驳。在充满了“性爱”气息的诗歌里,我们 看到更多来自女性诗人颇具思辨的灵魂言说.
一位崇尚自由的女诗人王小妮,走过了女性 诗歌发展历程的20年,在她看来,最能让她不倒 的法宝就是这份“自由”。王小妮的诗歌很少描写 情欲,也少有人将她看作身体写作的代表,但诚如 “身体是人的自由得以施展的最后一个堡垒”[5]49, 对她而言,自由常常与她独立的写作姿态紧紧相 伴,然而实践了自由、独立,王小妮在新世纪以她 成熟的女性身心体验,完成了像《十支水莲》这样 可以代表她又一次高峰的力作。在诗里,我们看到 了身体、灵魂和自由这三种先锋特质的有机结合, 诗人移入母亲的体验观察水莲,它们“对水发笑”、 “站在液体里睡觉”、“兴奋把玻璃瓶涨得发紫”。显 然,这一切景象与胎儿、生殖有关,水莲唤起作者曾经带着疼痛而又幸福的生育体验。在诗学层面 上,这样的叙事已经将之前诗歌主体或为女神或 为女巫的境界完全打破,转变为充满灵魂的注入、 而又不失肯定肉体意义的日常化身体写作.
四、结语女性诗歌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如今正走向主 体的独立、成长和成熟,女性诗人已经开始用自己 的语言和思想书写真实的自己,而非男性象征意 义系统中的女性。她们在经历了漫长的缺席、被遮 蔽后,已从幕后的黑暗走了出来,走向新世纪的大 舞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唱出了自己的歌声。也 许,离真正成熟的歌唱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其中每 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是值得期待和应该为之拍响鼓 舞的掌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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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三十多岁初入长安时期创作的乐府诗歌《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是其诗歌创作第一高峰时期的代表作。今人研究李白的诗歌艺术主要以乐府和七绝两种体裁的作品为主。然而,李白的创作才华并不限于乐府和七绝,他还是历代五绝作者中名篇最多的诗人。这些五绝自身的审美价值决定了它们所具有的研究价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浅析全文如下:
李白诗歌语言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是其诗歌语言最生动的形容和概括。其语言艺术上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大胆的艺术夸张和想象,语言流畅自然,潇洒清丽。
用李白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雕虫丧天真”,为了做到这一点,李白从不同的方面来进行了尝试。
1.善于向民歌学习,从乐府民歌中点化而来。
李白的一生漫游从未停止过,他每到一地都会学到当地的知识,为他向民歌学习打下了基础,尤其是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对李白的诗歌创作具有很大影响。
如“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显然受到南朝乐府《西洲曲》里“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的启发。
李白还有大量以乐府旧题创作的诗作,如《蜀道难》《将进酒》《长干行》《子夜歌》等。其中的《子夜四时歌》不管是从选材还是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极具乐府色彩,明代王世贞评得精当:“青莲拟古乐府而以己意己才发之。”
2.善于锤炼诗的语言,使之工整自然。
李白在诗歌创作时,经常会力求精选最具表现力的语言。如“秋浦长似秋,萧条使人愁”(《秋浦歌》),表达了诗人游寓秋浦欲达扬州,而又留恋长安的愁闷心情。“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听蜀僧睿弹琴》),此句写诗人听完蜀僧弹琴,举目四望,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青山已罩上一层暮色,灰暗的秋云重重叠叠,布满天空。
这种精炼的语言,在五言诗中运用的最为明显,例如:《静夜思》床前明月光,低头是故乡。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在这首诗中毫无掩饰吞吐之语与矫揉造作之情,用最平淡的语言,唤起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
3.善于将怵目惊心的自然景象,写得平和自然,令人神往。
李白的很多诗歌既有雄浑的意境,让人领略到奇险的自然景象,又使人心旷神怡,情绪松快。例如《送友人入蜀》,诗人写道“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蜀道在崇山峻岭上迂回盘绕,人在栈道上走,山崖峭壁宛如迎面而来;蜀道一方面显得峥嵘险阻,另一方面也有优美动人的地方,瑰丽的风光就在秦栈上,“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诗人用优美的笔调写出艰险壮美的景象,使诗既有雄浑的意境,又给人以优美的感触。
诗歌语言要求严谨,散文语言比较自然,不受拘谨,而李白却能将诗歌语言散文化,决不让格律束缚感情,当感情达到高潮的时候,就会很自然的冲破格律的限制,运用一些散文化的诗句。
如“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阳歌》),这句诗用散文化的语言说那清风朗月可以不花一钱尽情享用,酒醉之后,像玉山一样倒在风月中,该是何等潇洒、适意!表现了李白的生活作风虽然很放诞,但并不颓废,这样的语言描写非常生动而富有戏剧色彩。
这样散文化的语言还有很多,如在《上留田行》一诗这样写道:“无心之物尚如此,参商胡乃寻天兵。孤竹延陵,让国扬名。高风缅邈,颓波激清。尺布之遥,塞耳不能听。”此诗沈德潜评曰“末一节促节繁音,如闻乐章之乱”。可见,这几句散文化的句子并没有让文章的结构不完整,反而使整首诗的艺术感、音乐感更强。
李白一生志向远大,希望为国立功,是个典型的爱国诗人。他这一腔爱国之情,从不掩抑收敛,而是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当平常的语言不足以表达其激情时,他就用大胆的夸张;当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不足以形容、比喻、象征其思想愿望时,他就借助非现实的神话和种种奇丽惊人的想象。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侠客行》),用五岳的轻,来衬托然诺的重,来写侠客的豪侠性格。“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写人生短暂。“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用汗水不能想西北倒流的客观事实,否定功名富贵的永久存在。
李白还善于将夸张和想象两者并用,彼此交融,相得益彰,共同创造出诗歌中的奇幻色彩。“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今乡送韦八之京》),把思念长安的心情表现得十分神奇别致而又形象贴切。“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愁心可寄,已是大胆夸张;寄与明月,更是奇特想象,对友人的思念便在诗中得到最好的表达。
这种运用大胆的夸张和想象的句子在李白诗集中俯拾即是,但如若说用得最好的,当属《蜀道难》一诗。诗人写道:“连峰去天不盈尺”以致“使人听此凋朱颜”。为了强调“秦”和“蜀”之间交通阻隔时间之久远,用到了数字上的夸张“四万八千岁”。为了突出蜀道之艰险,他更是用到了“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想象神话故事中太阳神的座驾都因这蜀道之雄奇而无法通过,极言蜀道之高。为了强调青泥岭山路之盘曲,诗人用到了“百步九折”。如此等等极度的夸张,配以作者从头到尾对于蜀道的想象,有力地突出了蜀道的高险,不可攀越的凛然气势。
所以说,李白不仅具有强烈的浪漫精神,而且在语言表述上创造性地运用了一切浪漫的手法。他在诗歌上达到了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峰,同样,在语言运用上也登上了耸入云霄的山峦。他的诗歌语言对后代有很大影响,在今天的创作和新诗发展中,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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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时期是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没有魏晋就不会有诗坛的辉煌而支撑魏晋文学并具备导引作用的人物必属三曹。但是中国文学史上关于三曹的研究却相当少,这足以引起研究界的重视,而在三曹的情感表述异同、风格比较方面的研究就更少了。因此,针对三曹诗歌的研究价值还是空前巨大的,本文以三曹在情感表达方式上的异同为视角来分析三曹诗歌,对进一步研究三曹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三曹;建安风骨;情感表达
诗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文学形式,究其原因,“建安风骨”可谓是第一功臣,那么何谓“建安风骨”呢?即汉末建安时期,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许多优秀诗人,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至此,毋庸置疑,支撑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甚至走向巅峰的当数三曹无疑。然而,虽然他们三人都为魏晋诗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三者的风格以及反应问题的侧重点都是存在差异的。本文将从情感表达方式这一视角来具体分析三曹诗歌的异同。
无论是身处汉朝的权族还是作为魏朝的皇族领袖,三曹都身陷政治漩涡,在凶险无比的政治生涯中体验人间的冷与暖,所以他们都有一颗拯救大众之仁心。
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不但在政治上具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气魄”,在诗歌创作上也是汉魏诗坛的独秀。《蒿里行》的创作背景即是董卓专权、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东汉末年。“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这句描写了讨董各路军队的列阵观望、畏葸不前、不愿齐心协力奋勇杀敌的消极心态,也表达了诗人当时的焦急心情和对消极抗战者的恼恨。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凄惨之状也无不痛快淋漓的揭露了军阀频造战乱使得劳苦大众流离失所的丑恶行径。《苦寒行》则用质朴无华的笔触描述了曲折艰险的征途、食宿无衣的窘境以及身处艰难军旅生活的军人对战争的厌倦以及浓郁的思乡之情。“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突出征途之艰,“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则是表达出士兵的思乡心切,“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描写了军人生存条件之差。纵观曹操这一题材的各个时期的乐府诗歌,可以发现其中的微妙关系,堪称“诗史”,前人称之为“汉末实录”。曹丕的《令诗》中“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下民哀哀糜恃,吾将以时整理”虽然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却没有那样浓烈的抗战意向。而被亲兄逼作“七步诗”的曹植在政治上的造诣甚至不及曹丕,更何谈与其父相提并论,但是所作的政治诗却多于其兄。他的《白马篇》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通过“游侠儿”的英雄形象表达了自己希望通过从军一展宏图的志向。与其兄一样,曹植所写的篇数不多的政治诗所表现的政治理想、宏伟气魄都不似其父那般具体,那般真挚激烈。
那么为什么又有这些差异呢?那是因为社会的剧烈动荡对他们的影响不同。曹操所经历的时代,是汉、三国、魏时代,他亲身经历了社会由动乱到局部安定,所看到的自然是社会的黑暗,人们的苦难。诗人写这些诗的目的就是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痛斥那些乱臣贼子的丑恶行径,为广大有志之士树立正确的是非观。曹操的很多诗到末尾都申述自己的伟大抱负,其原因在于想说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而非一己之私,使得他的诗充满积极情怀。曹丕曹植虽然自幼受父亲的熏陶,但是等他们真正具备创作能力的时候,社会局势已经大体稳定了下来,曹操定都邺下以后,他们兄弟虽然有时也随军征战,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诗酒宴饮,对社会的动荡、百姓的苦难虽然了解一些,但却没有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关于政治的诗歌也就甚少。
战争的残酷、政治的腐败使得当时文人对人生充满了种种忧虑。世事无常,生命脆弱,人们面临各种生离死别的考验,因此他们开始感慨时光的流逝、岁月的短促,想要更多的时间跟亲友团聚,享受人间的情与爱。自古至今,无数文人便将此寄托于自己的诗中,三曹也无不例外。
曹操的《龟虽寿》描绘了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但是《短歌行》中也有“去日苦多”的惆怅,对时光流逝的叹息成就了他诗歌史上的古直悲凉。身为皇帝的曹丕也有同样的感慨。《善哉行》中的“人生如寄”、“岁月如驰”表现了曹丕对时间的珍惜,具有着浓郁的时间意识。经历被父亲冷落、被兄长算计的曹植对这方面的感触尤为深刻。
三曹诗里,自我形象塑造得最为完整鲜明的当数曹植。在曹植的诗里,可以找到他理想抱负的建立与幻灭和一生感情变化的轨迹,找到他各个时期不同的自我形象。《公宴诗》中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作者以“公子”自称,描写了贵族公子“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的闲适生活。虽然不如曹植般完整,但是曹操的自我形象也塑造的极为鲜明。那是一个渴望天下太平的仁者形象,是拯救全国百姓于水深火热的明君形象,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者形象。总体上讲,曹操是通过《观沧海》、《龟虽寿》、《蒿里行》等诗篇描述出自己既可以驰骋疆场奋勇杀敌又学富五车的能文能武形象。但是曹操的诗较难反映出他一生的情感变化。曹丕的诗只有《黎阳作诗》、《令诗》等稍塑其自我形象,多为代人之作。
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不同的社会地位、人生遭遇、个性特点以及文学素养。身为军人,曹操性情较为豪放,较少矫柔做作,所以他的诗多是真实感情的自我流露。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他一定没想到自己还有成为诗人的天分,只是由于对社会现实的深沉感触激发了创作灵感。因此,曹操的诗中塑造出来的自我形象是真实而又自然的。作为皇帝的曹丕似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正所谓自古难两全,他的矫情自饰成就了他的皇帝伟业,然而人的有限的精力限制了他在诗歌上的长足发展,所以他的诗中只有少数塑造了他的寂寞孤独情怀,自我形象不甚完整。
诗歌是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本文中叙述了三曹在忧国情、叹世情、思乡情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等方面的情感,对于为数不多诗篇描绘的男女思慕情没有详述。但是,三曹对中国抒情诗歌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很多题材的鼻祖均始于三曹。而中国文学史上关于三曹的研究还是相当少的,这足以引起研究界的重视,在三曹的情感表述异同方面、风格比较方面的研究就更少了。因此,针对三曹诗歌的研究价值还是空前巨大的,而我们以后的探究任务也是艰巨的,但是我相信,认真钻研“三曹”,我们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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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自然诗人传统创新简约深邃
论文摘要: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自然诗人?也是美国人民最喜爱并引以为自豪的少数几位美国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被誉为“以快乐开始?以智慧结束。”从传统中创新?运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深意是其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20世纪美国文坛最杰出的诗人之一?被誉为自然诗人。他曾四次获得普利策奖?1924年的《新罕布什尔》、1931年的《诗歌选集》、1937年的《又一片牧场》和1943年的《一棵作证的树》。他多次被美国的大学和学院授予荣誉学衔?获美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勋章?并应邀在肯尼迪总统就职仪式上朗诵自己的诗作。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受此殊荣的诗人。他能享有如此盛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美国人对战争生活已经深恶痛绝。他的诗往往以描写新英格兰的自然景色为题材?森林、树木、河流都是他诗歌中常出现的原型?这种宁静、惬意的生活正是每个美国人所向往的。其次?他的诗歌使用大量的口语化语言?甚至连小学生都可以诵读。他的诗歌通过简单的文字来表达深邃的道理?使人们读完深受启迪。所以?弗罗斯特的诗歌被誉为是“以快乐开始?以智慧结束。,,Ell他一生创作了许多著名诗篇?《雪夜林边驻足》《修墙》《没有选择的路》等。他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得以广为传诵、经久不衰。从传统中创新?运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深邃的含义?是其诗歌的最大的艺术特色?。
1传统中创新
弗罗斯特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篇?在传统中创新是弗罗斯特诗歌艺术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弗罗斯特常常被人称为过渡性的诗人?这是由于他处于“传统”和“现代”的边沿之间。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上?他没有标新立异?而是采用传统的四行诗体的各种变体及无韵体。但他在传统中超越了传统?确立了自己的语言风格——朴实无华、含蓄隽永?把朴素随和、鲜活自然又具有地域特色的新英格兰口语融入到传统的扬抑格律之中?完美地运用了戏剧独白和对话。就其内容而言?弗罗斯特的诗歌同样充满新意?他全心致力于描写新英格兰的自然景色?以乡土气息表现普遍的社会现象。
弗罗斯特曾经对采访他的记者卡尔·威尔莫尔说?“我听到我所写的所有东西。对我来说?所有的诗歌首先是种声音。”12o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他强调音与义的和谐统一?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有意义的声音”(Soundofsense)这一概念?构成他的诗歌美学核心。弗罗斯特十分注重语言的自然节奏和诗句的音乐效果以及音与义之问的联系。在这方面《雪夜林边驻足》尤值一提。
《雪夜林边驻足》讲述了诗人被美景陶醉?而想放弃人生的旅程。然而?出于对生活不可推卸的责任?诗人继续前行。诗歌中的sleep有着不同的含义?第一个表示人生的旅途中短暂的休息?最后一个则表示死亡。大量使用辅音<p>也是作者特意安排的?为了给人一种放松的快感。“sweep”一词既有声音的意象也有听觉的意象。当读到“theotheronlysound’sthesweepofeasywindanddownyflake”两行时?读者的耳朵似乎听到北风的呼啸声?眼前也仿佛看见雪花飞扬的景象。“easy”给人以轻柔的感觉。
2简约中见深意
弗罗斯特诗歌的语言可谓平淡无奇?即使是未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也能读懂。然而?他的诗歌却蕴涵着深刻的道理。这与他大量运用比喻和象征手法是分不开的。他诗歌中运用的比喻和象征与美国新英格兰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他是想处在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更加冷静、更加清楚地观察光怪陆离的美国社会。所以?弗罗斯特的诗是颇有深度的。他不仅了解自然?也了解社会?只不过是用极为朴实、明白的语言和比喻与象征等手法?把对于社会、人生的见解溶于其所写的自然景物中。也正是因为他诗歌中那种朴实、明白的语言和比喻与象征等艺术手法?掩藏了复杂的思想和赋予诗歌的广博的内涵与深刻的哲理。例如?在表现人生的两难境地方面?《没有选择的路》这首诗的主题就更加明确?寓意更为深刻。在此诗中?诗人一开始便遇到了难题?两条路摆在面前?到底该走哪一条呢?他站在路口思考良久?最后踏上了那条“绿草如茵?鲜见足迹的路?还企望来日在走另一条。”_3o这首诗歌表面上看来是诗人选择前行的道路?实际上却是指人生之路。在人生漫漫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难题——在选择另一条道路时就必须牺牲这一条?而这个选择将会影响你一生。
象征手法的运用在弗罗斯特的诗歌中比比皆是。在《雪夜林边驻》一诗中?树林象征着整个自然界?树林的主人和村庄则代表着人类的社会和生活。小马表面上代表着动物界?实际则象征着一种生活?一种不能理解人类对于美的追求的生活。因此?诗中个人的矛盾便具有普遍的意义了。
读弗罗斯特的诗可谓是一种享受?那是因为他的诗歌遵循着“开始于快乐?结束于智慧”的美学原则。《修墙》正是这样的典型。这里的墙并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见的具体的墙?而是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里。那堵“墙”象征阻断人类沟通和理解的障碍?“墙”亦可象征人与人之问互相猜疑、冷漠甚至敌意?又可象征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首诗表面写的是“修墙”?但实际上却是关于“拆墙”的。在诗歌的一开始作者并没有直接提倡应该拆墙?而是用It来做形式主语?说它不喜欢墙?这是一种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力量。“HeisallpineandIat-nappleorchard”再一次表明了作者劝邻居没有必要再一次修墙?因为他们之间的这道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这里作者代表了“apple”?苹果在圣经中是智慧的象征?而邻居则代表“pine”。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也有融合的意思?进一步说明了人们之间的融合是历史的必然。诗的主题是人与人之间不应有一道“墙”?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如果人与人之间坦诚相见?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平等互惠?那么“墙”则是多余的。由此?整首诗则寓意深刻?人与人、国与国应相互尊重?和睦共处?诗人对未来的希冀?人间友谊之花常开不谢。
弗洛斯特把生活和诗歌紧密结合?以自然主义视角反映的凡人小事?既有地方特色?又折射出普遍真理的光芒。寓意丰富、深邃?超越了时空界限?赋予有限的空间以永恒的魅力?从而引发对人生价值的诠释和思索。弗罗斯特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篇?其中数十首已成为美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在传统中创新、简单中见深刻正是弗罗斯特诗歌艺术的一个基本特色。他始终追求一种“开始于快乐?结束于智慧”的美学原则?寓深刻的哲理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之中?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通过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来表现其主题——人类的孤独、恐惧和渺小?进而揭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矛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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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运用特殊的语言和艺术手法创造的艺术品,具有形象性、艺术性,表达了某种情节内容、思想感情,体现了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翻译诗歌,光传意(即做到意义上的忠实)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注意保存原作的感情、韵味、意境的风格,要把原诗创造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外语翻译论文:诗歌翻译中的形与神。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 要: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最纯粹的艺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就是形神兼备,本文分析了汉诗英译中的形似与神似的理论起源和发展,许多学者对诗歌翻译的神似和形似都做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到今天仍然对我们的翻译工作多有助益。文中将其在具体的翻译语境中进行应用,指出文学作品的理想境界是形神皆似。必要时,可以舍其形而保其神,从而遵循先神而后形的翻译原则,并通过两首古诗词的翻译证明了形神兼备的重要性和美学价值。
关键词:诗歌翻译 形似 神似 意境
诗歌翻译中的形与神
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最纯粹的艺术,其语言是韵律的语言,且精练含蓄,节奏分明,句式整齐。诗的生命似乎是世代相传的,其价值观都包藏在诗篇里,所以即便是在最大的压力下,仍会存在,历久不衰。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诗歌是诗人的思想与文字在作品中完全天然融合的产物,诗歌浓缩了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含有鲜明的语言文化特征,因而诗歌的翻译是很有难度的。英国诗人雪莱曾说诗不能翻译,译诗是徒劳的,“犹如把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企图由此探索它的色泽和香味的构造原理”。 严复也说,有些文学作品根本不可译,尤其是诗。因为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紧密结合,难以分割。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两种语言文化交流的增多,诗歌翻译中可译或不可译的因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需要外国优秀的诗歌,同时也需要把我国的诗歌译成外文,尽可能的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使读诗的异国读者能够从译作中获得尽可能与本国读者一样多的共鸣和美的享受。对诗歌翻译要求这么严格,其翻译标准该如何界定呢?刘重德教授提出汉诗英译的最高境界是形神兼似。
所谓形似,是指在翻译诗歌时尽量保持译文在用词、句子结构、表现手法以及比喻手段等方面与原文一致;所谓神似,是指在翻译诗歌时要着力保持原作的神韵和风姿,达到原作的艺术效果。神似首先是傅雷提出来的。他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朱生豪也提出“保持原作之神韵”的观点。他说:“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感赞同”。
所谓神,就是指原作之精神。好的文学作品总是有丰富的感情、深邃的意境、浓厚的感染力以及强烈的艺术效果。翻译时能保留原作的神当然最好。但是否形与神就一定矛盾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有时形似就是神似。一篇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感情神韵,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原作有些比喻或联想形象、生动、逼真,有浓厚的感染力,情感、意境跃然纸上,在语言习惯上也与目的语接近。这时,译作保持原作的形式实际上就起到了传神的作用。保持这样的形式,翻译就能达到形似神似浑然一体。但在许多情况下,形似、神似不可得兼。
翻译中的形神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1921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其中提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艺术色就是该作品的神韵。”1929年6月,陈西滢在《新月》上发表《论翻译》一文,提出了雕塑和绘画说。他指出:“翻译与临画一样,固然最重要的是摹拟,可是一张画原本临本用的都是同样的笔刷颜色,一本书的原文与译文用的却是极不相同的语言文字,因工具的不同,方法也就大异。”陈西滢还把翻译分成三个等级,即形似、意似、神似。陈氏的“三似”说与朱生豪翻译莎剧的神韵、意趣和硬译“三个层次”说如出一辙。
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结合自己的诗歌翻译经验也提出了“三似”说。他在《翻译的艺术》中说:“为了传达诗词的‘意美、音美、形美’译文‘意似、音似、形似’的程度是可以变更的。”翻译家江枫追求“形似然后神似”,他在《雪莱诗选》译后记中说:“译诗,应该力求形神皆似”,因为“神以形存,失其形者也势必亡其神”。主张形神兼备的还有卞之琳,他的一贯主张是译诗要按照原文形式亦步亦趋地翻译 。所以,就诗歌翻译来说,茅盾、傅雷主张重神似不重形似,江枫主张形神兼备,而卞之琳则主张形似即神似。
前辈译家、理论家或以其创作、或以其理论、或以其实践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作品,拜读他们的精神产品,对我们无疑是极大的精神享受与智力提高。总结前辈们的闪光思想,也许我们可以说,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应首先追求形神兼备,如若不能,则先神似而后形似。
我们以这句诗歌的翻译来说明形神兼备在诗歌翻译中的运用
原文: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让我们来看两个不同的翻译,译文是:
(A)
Unsevered
Though sundered
In chaos yet
In order set
This strange commotion In the heart
Is but the wanderer' woe
一一The Herald Wind, p. 34(Clara Candlin)
(B)
Cut It yet unsevered
Order It the more tangled
Such Is pafting sorrow,
Which dwells in my heart too sustle a feeling to tell
一一Chinese Lyrics
一个“愁”字点出了原文的主题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作者在被人囚禁时,打发的一种无限惆怅的感情[论 文 网 Www.LunWenData.Com]。根据我们汉语的审美观,所用的语言节奏短促,情节波浪起伏,全诗散发出的是一种悲痛之情难以言传的凄惨之美,是意美,音美和形美三者的结合根抓在逻辑理论的同一律指导下的三美理论,翻译这首诗时,需要实现译入语的本民族语言审美角度的意美、音美和形美。同一逻辑上的同一律是关于思维准确性的规律。同一律的内容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于同一对象的思想必须是确定的,思想自身保持其同一性”。 就是说,思想的确定性和一贯性是同一律的逻辑基础,在运用概念、组织判断、进行推理从而表达思想的过程中不能任意变更和转换所以,翻译诗歌时,一定要遵守同一律。
看译文A在形式上译者保留了原诗的形式,原诗的动词没有宾语,译文也只是几个动词的组合但是译者忽略了一点,汉语许多动词可以在没有宾语的情况下照样表达完整的意思,读者照样能够理解作者的意思:而英语的动词的自由性远远不如汉语,它往往需要依靠宾语来说明意思。译文A看似保留了原文的形美,而从英语的读者角度上说,反而破坏了形美。英语语言的美,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形”来表达“意”。在原诗中,作者借用了语言的模糊之美,遵循汉语的特点用几个动词就形象地刻画了那种愁闷之情,从而又破坏了意美。在这首译诗中,音美更加谈不上,诗歌的意境在译诗中荡然无存。对于译文B,根据原诗意境主要有语言修辞构成,如“乱”、“愁”等字展现作品的意境,译者采用自译的手法,如原文的“剪”译成“cut”“理”,译成“order”同时在用词方面,译者也没有拘泥于原作的语法修辞,地道地发挥了英语的特点,给动词加上宾语,承原诗之形,协原诗之声,生动地再现了原诗的意境。
其次,一般说来诗歌的意境是在言外。怎样在不破坏原诗的那种意境美的同时,而让译入语的读者能够接受这种美,是诗歌意境再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机械地传达“三美”,则实际上是对“三美”的一种破坏。那样就不能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了。例如,马致远的小令《天静沙.秋思》的艺术水平达到中国古诗词的高峰,已经被译成好多种语言。下面我们看一下两个不同的英译版本:
苦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译文A
Withered vines, olden trees, evening crows.
Tiny bridge, flowing brook, hamlet homes.
Ancient road, wind from cast bony horse.
The sun is setting.
Broken man, far from home, roams and roams
译文B
At dusk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withered vine fly crows
Neath tiny bridge besides a cot a clear stream flows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Westward declines the sun
Fan far from home is the heartbroken one
原诗作者马致远根据汉语重意合的特点,运用了几个偏正短语的形式,不同的意象叠加勾勒出了一幅凄凉的思乡图。[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即在深秋时节,景物凄清,游子满目苍凉,想到日暮途远而倍加思乡的情怀,如:苦藤、昏鸦、瘦马,苦藤、昏鸦、瘦马,读起来凄惨的心情油然而生。
在译文A中,译者保留了原诗的语言形式,也是几个名词性短语的累加,采用了直译的方法翻译了全文。遗憾的是译者没有考虑到原语诗歌意境的构成特点,,它是基于中国汉语言文化所特有的审美观用文字构成,许多意象只有中国人才能体会,如:苦藤、昏鸦、瘦马,这些在汉语中蕴含着一种凄凉。这些意象叠加在一起不用任何连接词,我们都能领会。这正是我们汉语具有意合美的表现。
与汉语比较,英语的形式美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英语是一种形合语言,由形来构成意,像译文中那样原般不动地把汉语的形式译成英语,机械地保留了原文形式美,舍弃了原文的意思,读起来让人不知所云。显然,在这里采用遵循“三美”的直译是行不通的。只有按照原诗里面所承载的文化展现的美的内涵逻辑再现到译诗中,才能正确再现原诗的意境。译文B正是运用了这一理论,舍弃了原诗的形式,用意译的手法再现了原诗的意思。
仔细研究译文B,从英语角度来说这首诗的语言形式美比较明显。作者通篇用的都是沉闷的低调词,如wreathed,withered vine,tiny bridge,lean horse,读起来感到有一种浓浓的凄凉之情。特别是诗歌前三行的末尾都是以“s”结尾,蕴含了一股浓浓绵长的思乡之情,很有音乐效果。全诗意、音、形,三美俱全,达到了形神兼备的效果。译者根据英语国家审美的逻辑,灵活地再现了原诗的意境,使译语的读者享受了和原语读者一样的美感。
诗歌翻译要再现原作的艺术美。诗歌是运用特殊的语言和艺术手法创造的艺术品,具有形象性、艺术性,表达了某种情节内容、思想感情,体现了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翻译诗歌,光传意(即做到意义上的忠实)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注意保存原作的感情、韵味、意境的风格,要把原诗创造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诗歌是按照符合人们普遍审美要求的一定艺术原则构成的,节奏、音韵、意想等要素都是具有一定艺术含义的。翻译诗歌作品只有很好的把握这些要素,才能达到形神兼备的最高境界。
诗歌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LunWenJia.Com]诗歌翻译采用的文学艺术手段,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是原作艺术美的欣赏和接受者,同时又是它的表现者。从欣赏到表现,有一个重要环节,即译者的审美再创造,或者叫心灵的再创造,情感形式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的关键是要抓住蕴含在原作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此基础上甩开原文形式,选用最佳的词句结构、表现手法,把原文表现出来。
译者在翻译时,不能机械的按照原诗的结构,而是要在透彻理解原诗的精神之后,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对原诗进行融合提炼,用精美的语言将其再现出来。由于诗歌翻译要再现原作的艺术美,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所以我们在翻译时要力求译文与原文的“神似”。“神”即指原作的精神,原作那丰富的感情,深邃的意境,浓厚的感染力,强烈的艺术效果。就是除了传意外,还要尽力保存原作的神韵和丰姿和艺术美。在翻译时如果只是逐字逐句平平淡淡地译出来,韵味尽失,丰姿全无,即使文字流畅,忠实通顺,但不传神,也不能算好的、合格的译文。
文学作品的理想境界是形神皆似。必要时,可以舍其形而保其神。由此可见,翻译风格是翻译中的重中之重。而在翻译工作中,译者能注意到这些,那么,原作的风格自然会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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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绘壁画创始人李广会说过:墙壁作画不拘泥于某个特定的地方,可以是家里的卧室、客厅、走廊、厨房甚至是卫生间,作画内容也是随心所欲,可以是山水风景、植物花卉、卡通人物、抽象图案等等,还可以根据装修选择主题风格,中式的风情、欧美的华丽、韩式的唯美、地中海的清新……多种选择、应有尽有。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的历史分期详细内容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唐代是中国壁画艺术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佛寺壁画是其极为发达的一个类型。从形式上看,唐代佛寺壁画可大分为二:其一为绘于具有中国民族传统建筑上的寺院壁画,一般说来,它的作品主要分布于寺院之殿、堂、廊、庑及山门等壁上;其二为绘于具有印度、西域地区特点的石窟寺壁上,由于建筑样式的差异,它的作品主要分布于窟之四壁及窟顶上。在唐代佛寺壁画研究上,以敦煌壁画为中心的石窟寺壁画研究,前人耕耘甚多,成果亦颇富,但于唐代佛教寺院壁画,即绘制于中国传统建筑之上的寺院壁画则少有系统而专门的研究。本文于此,试结合唐王朝三百年历史的大背景,从其创作技巧之演进及风格变迁的角度,述论其大致的历史分期。
从武德元年(618)到开元元年(713)的初唐近百年,是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稳定、巩固和拓展的时期,是步入盛唐人文发皇的准备阶段。“贞观之治”使李唐政治粗安,国力渐趋强大;安西、北庭二都护府远置于中亚地区,“胡越一家”四方辐凑使唐人的政治自负与文化视野大为扩展;经济上承杨隋余惠亦有长足之进步,以户计,则贞观初天下“不满三百万”〔1〕, 而中宗朝神龙元年已激增至“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户。”〔2〕
新王朝@①@①欲上的气象感染了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创作领域的士人们对梁陈以来“气骨都尽,刚健不闻”的艺术情趣大不以为然,“思革其敝,用光老业”〔3 〕以提倡一种使人奋发向上的刚健之美的文艺思想,在这一阶段已经肇兴。这对于初唐艺术的发展,以及在盛唐确立起一种恢弘博大,刚健有为的艺术风格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然而,这种能得风气之先的敏感的思想,在初唐只能是一种预示。它还有待于历史的发展给其提供更为充分的条件去展开。
唐初佛教,历太宗、高宗、武后朝,尤其是后者,终于取得了立足意识形态的地位。玄奘东归,义净藉东南海道返唐,唐代的译经之风再起。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等佛教宗派在唐代社会各个阶层广泛传播,改变了初期“秃丁之诮,闾里甚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的局面,那种对佛教僧侣公开的贬贱和攻讦开始逐渐消失。士人学子,显宦贵胄游宿僧舍漫论三教已成为一种社会习尚。高宗上元元年诏曰:“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4〕武则天天授二年下制:“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5〕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 佛教势力的迅速发展直接促动了这一阶段佛教寺院壁画的创作。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一阶段是平缓发展期,它的第一个特征是对南北朝以来佛教寺院壁画的消化和吸收,并在这一基础上作出平缓的推进。
初唐画坛,阎氏兄弟颇负盛誉。李嗣真《后画品录》称:“博陵大安,难兄难弟。自江左顾、陆云亡,北朝子华长逝,象人之妙,号为中兴。”在二阎之中,阎立本的画艺又要高出一筹。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二《论名价品弟》中说:“必也手揣卷轴,口定贵贱……则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阎立本的艺术地位,与其善于多方面的吸收前人的经验是分不开的。史载“阎师张(僧繇),青出于蓝。”〔6 〕“阎立本至荆州,观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近代佳手。’明日复往,曰:‘名下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余日,不能去。”〔7〕阎立本画艺的童蒙学习原本资于其父阎毗的北学传统,南北统一后,他对“南张”风格的学习显然存在一个疑而后学的过程。荆州“三观”,可以说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缩影。
唐初画人对于南北朝以来中国绘画优秀遗产进行吸收消化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如当时活跃于佛教寺院壁画创作领域中的范长寿,其风格,其技巧史称其“博赡繁多”〔8〕; 靳智导“祖述(曹)仲达”但也能“改张琴瑟,变夷为夏。”〔9〕檀智敏师董伯仁界画, 表现建筑的阴阳向背能尽得物理,“屋木,楼台,出一代之制。”〔10〕继承以为发展的创作实践首先在唐初画坛展开了。
唐初画家注重学习前人的文化精神,是一种合逻辑、合历史的群体行为,它在完成隋代画家所没有完成的熔冶南北朝以来艺术成果的历史课题。唐王朝的再次统一,以及政治的巩固和国势的强大使这批画家生发了极大的热情和自信心,去看待历史上各区域性的艺术成就,去考察、总结并加以融汇。唐代绘画及其寺院壁画对传统的继承,在唐初画家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反映。这种总结和综合给唐代绘画发展奠定了广泛的传统基础,宋人郭若虚指出在“六朝三大家”与盛唐吴道子之间的“二阎”,是中国人物画发展链带上重要的一环。
阎立本以及唐初一代画人在连接南北朝及隋佛教寺院壁画与盛唐佛教寺院壁画中,具有桥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只是一种平缓的推进作用而已。他们注重形似,“工于写真”〔11〕状物高于达意;“骨气不足,遒媚有余”〔12〕还未能脱尽魏晋六朝纤巧萎糜之风,其基本精神是平庸的。阎等人之所以未有被后世论者推为“画圣”,奉为“宗师”,“家样”,不是因为他们的技巧不高,(事实上阎等人的传真技巧是很高的,尤其是阎立本笔底物象能“万象不失”〔13〕)但他们的作品毕竟缺少一种精神。他们在师古、摹古的前代遗产综合过程中走了一条形似多于神似,状物高于达意的创作道路,在对对象世界的表现中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因而,关系颠倒了,创作便无法从自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无法进入尚意、创意的风格发展阶段。真正的“唐风”在这儿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们是一些批判和整理故旧的综合派人物。
在初唐画苑中还有着一种散发着异域馨香的创作样式,这就是尉迟乙僧的凹凸法。关于尉迟的寺院壁画,朱景玄记曰:“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又光宅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状万怪,实奇踪也。”〔14〕段成式记其《降魔变》曰:“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15〕尉迟乙僧“师於父”〔16〕家学出身,具有浓厚的西域地区风格。元人汤@②记其传世卷轴说:“用色沉著,堆起绢素,而不隐指。”〔17〕他是一位以色彩为主要造型手段的画家。但他入唐以后,处在汉文化高度发展的长安城中,因此技法也感染了不少中国传统技法。张彦远记其用线:“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18〕张彦远论画的原则是“无线者,非画也”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特征领会很深。其论乙僧线条有小笔紧劲,大笔洒落的概括,可见乙僧画中的线条是一种介于细致臻密的密体与磊落奔放的疏体之间的一种线条。尉迟乙僧这种缺乏风格一致的线型,对于此后中国画的影响甚微。它大概是一种从属于尉迟乙僧色彩造型的不成熟的线条。
尉迟乙僧是初唐佛教寺院壁画创作的一位重要的画家,其作品形象和造型手段的异域色彩吸引了当时人们的关注。尽管他的作品形象“非中华之威仪”〔19〕但时人仍以“胡越一家”的文化含纳精神,将其作品推于“神品”之位。他所代表的一派对于盛唐大家风格的形成以及造型手段的丰富,影响不小。盛唐画坛上的泰斗人物吴道子也多少吸收了他的凹凸晕染技法,史称吴道子设色“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绢素。”〔20〕这种吴风中的技法当与尉迟乙僧的凹凸晕染法有一定联系。
然而,尉迟乙僧作为一位深染印度佛教艺术的于阗国人,在唐代,他只是以一个异域画人的区域性风格代表进入中国画坛的,终究无法代表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绘画,也无法冲破这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创作形式。他以“中华罕继”〔21〕的艺术特点给中国传统画苑吹入了一股新风,然而却又无法深入其核心。他是初唐画苑新风派的代表人物。
初唐异民族画家新风派人物,画格迥异于传统。他们的创作引起了中国画人的注意,其造型方法的某些特点也渗进了中国古代绘画的壁垒。但它终究无法替代传统精神所酿就的传统形式。寓含着大千世界的“线”的旨趣,在“墨趣”未曾大兴之前是独主中国画坛的坛主。它由点而线,由线而面,变化多端,极富造型能力。它正处在发展期,生命力是强大的。新风派人物对传统形式中的合理部分进行了尝试性接近,然而却无法造其堂室而徘徊于外在的模仿。尉迟乙僧是新风派的殿最人物,在以开放为特点的唐代社会中,他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艺术。其所具有的风格情趣,给初唐佛教寺院壁画增添了吉光片羽。然而,这种创作只是东渐艺术的历史延续而已,它终究无法改变初唐佛教寺院壁画平缓发展的特点。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在走向盛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前,初唐的创作为它做了两个准备:一是对中国古代绘画及其佛教寺院壁画作了广泛的综合、溶冶,将传统中优秀的内容作了严肃整理后的传移;二是继续保持了外来艺术的引进,保持了魏晋迄隋以来佛教寺院壁画创作上的“非锁国”的开放特点。这两点准备,尤其是第一点的完成给盛唐画人的创作奠定了丰厚的传统基础,使他们能藉此而跃入更高的高度。
开元、天宝年间是盛唐的历史,唐代佛教寺院壁画也于此步入了它的鼎盛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大唐的政治趋于稳定;“风雨时若,人和岁稔。”〔22〕经济得以长足发展,“是时海内富实,斗米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③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肉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23〕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内部政治的稳定,使得这一时期的统治君王及其所代表的整个阶级,产生了一种向外拓展以播扬国威的强烈欲望。天宝元年,唐置十节度、经略使,领兵四十九万,马八万〔24〕,天宝六载,唐将高仙芝远征小勃律,这是中原王朝前史所无的一次最远的西征,它到达了今天的大小帕米尔高原一带。边战跨出了防御性的长城,历史上因边境民族的入侵而奋起的防御性边战转化成了向外拓展的进攻性边战。“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25〕一种“功成画麟阁”〔26〕外求功利的精神弥漫于大唐的社会。
“开元盛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给它的文化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和刺激。如果说唐初文化发展具有整理、综合南北朝以来文化的特点,那么,盛唐文化则已经站在这一起点上进入了突破既往文化的创造性发展阶段,并逐步形成了一种恢弘博大,“焕烂而求备”的文化特点。盛唐时代的文化人在国势昌大,国威远扬,政治经济发达到最高峰的环境中生活、涵养,洋溢着一种自信,焕发出一种精神,他们充满了“群才属休明”就当“乘运共跃鳞”事业情趣;他们以一种“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27〕的豪情与气派,开启了一场辉映古今的文化创造运动。
盛唐时期的佛教,虽经玄宗开元初年的抑制而稍有停顿。但由于佛教在与李唐统治阶级的长期携手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凝固的“同盟”关系。因此,不久它便又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发展了起来。开元二十四年,玄宗颁赐《御注金刚般若经》〔28〕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廓下定形胜寺观,改以开元为额。”“天宝三载三月,两京及天下诸郡,于开元观、开元寺,以金铜铸元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躯。”〔29〕“三教并崇”依然是盛唐时期意识形态的基本格局。
在中唐六十余年的历史中,李唐王朝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远没有盛唐来的昌盛。其文化的发展,在总体上也丧失了盛唐时代那种恢弘博大、高扬揭举的气势。“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欲演欲烈。建中四年“四藩称帝”,唐王朝几乎面临着“自国门之外,皆方镇矣。”〔30〕的严峻形势。内政方面,“宦官攘政”、“朋党交争”南衙北司如水火难以相容。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内耗了这个庞大的王朝的能量,整个统治开始步入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横跨唐朝盛衰两段历史的杜甫极其深沉地吟道:“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31〕旧籍记载,肃宗乾元元年,唐全国户数骤减为“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户”〔32〕此后,虽经德宗两税改制,宪宗收平淮西等镇。然而,至文宗大和年间,唐全国户数方才有“四百三十五万七千五百五十七户”〔33〕不及天宝十三载所计户数一半。
中唐社会尽管政治、经济已出现衰退的趋势,但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支持依然是有增无减。肃宗时密宗大师不空“官至乡监,出入禁闼,势移权贵。”〔34〕政治、国门报警,使得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利用更趋频繁也更显荒诞,“或夷狄入寇,必合众沙门诵《护国王经》为禳厌,幸其去则横加赐与,不知纪极。”〔35〕宗教迷信在这个虚弱的时代里,堂而皇之地扮演着“护国神”的角色。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二阶段,是其鼎盛发展期。在创作上涌现了大批高造诣的壁画艺术家,体现了成熟的技巧,并形成了具有典型时代意义的风格样式,“唐风”式的作品开始形成;创作在整体上走向繁荣,作品的数量较之初唐有了很大的增长;这一阶段也是创作门类最为齐全的发展阶段。一百多年的创获,不仅使它雄居于唐代佛教寺院壁画创作的鼎盛阶段,而且也堪称中国佛教寺院壁画创作的一个巅峰。
这一阶段的佛教寺院壁画已经脱离了南北朝及隋以来的影响,进入了风格突破的创造发展阶段。宋人邵博《闻见后录》曰:“观汉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辈有此遗法。至吴道元,绝艺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灭矣。”盛唐时代中国绘画的风格发生重大变化的事实,邵博在比较中直觉地捕捉到了。但他将其归结为个人的巧思,却反映了他对艺术发展的认识是存在局限的。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二阶段发展的历史,说明这种风格的发展乃是群体的而非个体的。在这个鼎盛发展期,个人风格与流派一时蔚起,如同一座岩峰并岭,高秀半天的群山,而其庞大的创作群则正象那自岭下而指向八方的巨大的山根,支持着峻秀的峰峰峦峦。盛唐吴道子个人的巧思是这盛大发展中的一个典型,而绝非是全体。
吴道子是一位多产而优秀的佛教寺院壁画艺术家。史称其:“凡画人物、佛像、神鬼、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冠绝于世,国朝第一。”〔36〕佛像及诸经变画尤为其所擅长,所成佛画样式,世称“吴家样”。这种吴风样式,笔力遒劲而畅快,“画衣裳,磊落生动。”〔37〕其长安菩提寺佛像“天衣飞扬,满壁风动。”资圣寺人物“出奇变态千万端”使人“dǔ@④之忽忽毛骨寒”。〔38〕现传世的《释迦降生图卷》上,无论是腾挪欲跃的神兽,还是髭须怒张的神人,笔里形间都洋溢着一种雄健外拓的精神。元人汤@②说:“唐人名手至多,吴道子笔法超妙,为百代画圣!”〔39〕吴道子画风中纵横健拔、高扬揭举的气势,昭示着盛唐画风的开始。
盛唐时期的韩干也是唐风总体风格中的一大杰出代表。他以一种昂然奋然的气势创作出种种充满运动和力度的马图而享誉盛唐画坛。史称其:“善写貌人物,尤工鞍马”“画马穷殊相”〔40〕韩干马画不仅深得传真之功,且也多有“翘举雄杰”〔41〕之势。段成式吟赞其长安资圣寺《散马图》曰:“变势如激湍”这种在运动中见力度,在力度中写运动的韩干马画已经改变了前代马画的风格。张彦远曰:“古之马喙尖而腹细”〔42〕明代佚名画论作者指出:“古之马喙尖而腹细,则自韩干而后小变矣。”〔43〕将传世的韩干马画诸图与史传所记的“螭颈龙体”的记载一比较,则韩干马画非谓小变,实则大变矣。值得指出的是,韩干能变法前贤而特出一体是与其重写生以取心得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分不开的。史载韩干“明皇天宝中召入供奉,上令师陈闳画马,帝怪其不同,因诘之。奏云:‘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也’。”〔44〕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二阶段的画家,坚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绘作出富有个性和风格发展意义的作品,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松石画专家张zǎo@⑤是又一典型代表。他画法奇特而不囿常格,《历代名画记》卷九记:“初,毕庶子宏擅名当代,一见惊叹之。异其唯用秃笔,或以手摸绢素。因问zǎo@⑤所受。zǎo@⑤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毕宏於是阁笔。”张zǎo@⑤的艺术成就不在于秃笔和手摸绢素的技巧形式上。他能居于画格“神品”,关键在于他能辟开一种层次深远,景象开阔的意境及其作品中所有的气势。他在似答非答而又切中要害的答毕宏问中,凝炼地将绘画过程中的主客观因素作了概括的表述,将艺术作品形成由物到认识,再到表现归结为对对象的感受这个起点。这显然是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绘画理论的表现。张zǎo@⑤松石画有“势凌风雨,气傲烟霞”〔45〕磊落奔放,酣畅而出的风格特征。在唐代佛教寺院非宗教类壁画中,他的松石图是独秉一帜的。他的作品无疑丰富了这一阶段风格发展的内容。
周fǎng@⑥是中唐时代的大画家,他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中唐时期进行的。他是中国佛画史上“四家样”的殿最人物,其佛教人物以观音像为代表,史称“水月观音。”“又画士女,为古今冠绝。”〔46〕史称“绮丽人物”,又叫“绮罗人物”。周fǎng@⑥是一位勤于探索,努力于风格发展的创造型艺术家。据载德宗朝“修章敬寺,召@⑦云:‘卿弟fǎng@⑥善画,朕欲宣画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经数月,果召之,fǎng@⑥乃下笔。落笔之际,都人竞观,寺抵园门,贤愚毕至。或有言其妙者,或有指其瑕者。随意改定,经月有余,是非语绝,无不叹其精妙,为当时第一。”〔47〕周fǎng@⑥笔下的女性人物“多富贵nóng@⑧丽”〔48〕之态,体现着“以贵为美”的豪华,是这一阶段佛教寺院壁画风格发展的又一典型。
边鸾的创作主要是在代、德二宗时期,他是这一时花鸟门类的代表画家并在佛教寺院花鸟门类的壁画创作居于领先地位。史称其“近代折枝花居其第一。”〔49〕所作异花珍禽皆“精妙之极。”〔50〕他的作品也趋于对豪华趣味的追求,“下笔轻利,用色鲜明,穷羽毛之变态,奋花卉之芳妍。”〔51〕浓妆艳抹之花,丹碧交错的鸟是边鸾对豪华趣味追求的一大特征。边氏花鸟是中唐时代新兴起的艺术门类,它所体现的风格特征在整体上是与周fǎng@⑥豪华情趣一致的。
纵横健拔、高扬揭举的吴氏作品首先揭橥了风格发展的创造性运动,其间韩干、张zǎo@⑤、王维、卢楞伽、朱审、扬庭光,等一代画人蔚起而应之,中唐时代的周fǎng@⑥以其个性鲜明的创作样式殿最了这一创造性的运动。典型意义上的“唐风”艺术于此是真正地形成了。张彦远说:“圣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艺骈罗,耳目相接,开元天宝,其人最多。”〔52〕这一阶段的画人从整体上讲是一个创造派的群体。在这个千秀竞美的艺术整体中,富有典型意义和充满了历史意味的是产生吴、周两大艺术风格。他们各各以其富有个性的艺术形象,以其精湛成熟的艺术技巧,分领艺坛一时之风骚。前者在唐代统治阶级充满外拓意志的社会精神氛围中,涵养了自身的艺术个性,创作了一种反映时代精神的豪放、外拓的壮美样式;后者在“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统治阶级苟安求逸,追求天上人间奢华的社会精神中,生发了自身的艺术旨趣,创作了一种吻合时尚的侈丽豪华的优美风格。时代是他们创作的背景,他们以自己的创作“观照”了他们的时代。
晚唐近百年的历史是唐王朝日趋没落,最后走向崩溃的历史。唐王朝旧有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并日益加剧而派生出新的社会矛盾,最后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唐朝政治瓦解。唐末历史溃为军阀争鹿的局面。公元九○七年,朱温禅唐建梁,正式宣告这个显赫于亚洲大陆,声威于东罗马世界的东方帝国的灭亡。
晚唐佛教发展有两件大事,一为“会昌灭佛”;二为懿宗礼迎凤翔法门寺佛骨。《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唐武宗会昌五年,拆寺制》记会昌灭佛“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侣二十六万五千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汤用彤先生论及此事说:“会昌灭佛,时朝臣未闻有谏者,僧人抗议也不如周武时之甚,佛教势力之已衰,可知也。”〔53〕
懿宗是唐代诸帝中信佛最深的一位皇帝。咸通十四年,他步宪宗后尘又导演了一场规模甚大的礼迎佛骨之剧。下面我们依汤用彤先生所据《杜阳杂编》、《剧谈录》两收所整理的材料摘要介绍一下:
“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谏,有言宪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震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门,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幡花幢盖之属。罗列二十余里。间之歌舞管弦,杂以禁兵兵仗。锱徒梵诵之声,沸聒天地。民庶间有嬉笑欢腾者,有悲怆涕泣者。……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持之一步一礼,血流满地。至于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胜数。又有僧以艾覆顶,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窘迫,凡见者无不大哂焉。……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傍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及万数。……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喝于其间,恣为嬉戏。……”〔54〕
晚唐佛教发展史一幕的最后两个场景,“会昌法难”和“咸通迎佛”是唐代佛教由盛转衰过程中的两大事情,前者以政治的力量打击佛教;后者以政治的力量哄抬佛教,两者对于佛教的态度截然相反,但又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佛教的衰落。
晚唐的历史是李唐王朝的衰落史,晚唐佛教的历史也基本上相应于这一历史而衰败没落,晚唐佛教寺院壁画是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已经无法产生盛唐时代那种恢弘博大,刚健有为的壮美风格,也无法产生中唐时代那种富有天上人间的幻思,“绮丽”豪华的优美风格。晚唐社会所暴露的种种矛盾,说明它给这一代画人的课题是沉重而辛酸的。整个社会趋向崩溃的大势,迫使这一阶段佛教寺院壁画的创作进入了转变发展期。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转变发展期的第一个转变,是创作中心的转移。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乃存在于唐末政治的历史之中。它的第二个转变是创作题材的变化,初唐、盛唐和中唐见诸画史记载的经变画已经大大减少了,而释仪像的创作则相对地多了起来。据宋人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介绍,成都大圣慈寺“总九十六院,楼阁殿塔厅堂廊庑,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十五,善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天六十八,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诸夹神雕塑不与焉。”在佛教诸仪像中,见诸记载的帝释、梵天、天王仪像较多而详细。帝释、梵天和天王等佛教神是佛教幻化出的镇于六合护及宇宙的“护法善神”。这类作品在唐代前期的寺院中也多有创作,但从画史诸书的记载情况来看,唐后期的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名目样式上都比前期为多。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的第三个转变是风格的转变。这一阶段的寺院壁画家,在总体上已不复存在第二阶段佛教寺院壁家那种雄强的气势和浩漫的情致了,他们更多地是趋于静穆式的思索、冷漠的旁观或是对现实作出不加矫饰的揭露。艺术风格也在佛教世俗化、人间化的总历程中,走出了“清谨峻秀”和“逸放狂怪”的两种样式。
晚唐著名画家程修已是对唐代佛教寺院第二阶段壁画家实行批判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指出:“周(fǎng@⑥)侈伤其峻,张(萱)鲜忝其澹,尽之乎其为韩(干)?!”又说:“吴(道子)怪逸玄通,陈(拟指陈闳)象似幽恚,杨(庭光)若痿人强起,许(琨)若市中鬻食。”〔55〕这段材料出自程修已的墓志,可能是他晚期的思想。修已少从父命师事周fǎng@⑥,“自贞元之后以画艺进身,累承恩称旨,京都一人而已。”〔56〕但在此后的艺术发展中,他挑起了批判师说的旗帜。他指出周fǎng@⑥人物画“侈伤其峻”,张萱人物画“鲜忝其澹”并非是对他们的技巧和外在形式的一般否定,而是对其豪华趣味“丰腴之风”的风格否定。这已经与宗人“兼然淡泊,闲和严静”的审美观念多少取得一致了。《宣和画谱》论:“世谓fǎng@⑥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亦是一敝。”程修已的这一否定是建立在其“清谨峻秀”审美价值观的基石之上的。中唐时代那种浩漫情致所生发的豪华趣味“丰腴之风”已不为晚唐的画人所接受。他们在唐末政治、经济发展不景气,战争频仍的环境中要求重新构造新的审美对象,竖立新的美的典范。这就是去豪华、弃“丰腴”、非“怪逸玄通”的“清谨峻秀”风格。画史记程修已“尝画竹障于文思殿,文皇(文宗昂)有歌云:‘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时乍睹,繁阴合再明’。”〔57〕程修已在非“侈”、非“鲜”的风格批判中走出了自己清谨峻秀的风格,这是一种理胜于情,工过于神的艺术样式,它所追求的是一种“生植之姿,远无不详,幽无不显。”〔58〕的真实效果,主体对对象的关系不是物我交融,相互渗透的关系,而是一种冷漠、静穆的观照。程修已的作品,今天我们已不可亲见。然而,在现存敦煌晚期唐窟的供养人像上,我们不是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些形象所有的那种冷冰冰的“神气”吗!晚唐唐窟中愈来愈大的供养人像,大多是一种趣味不高,行笔工谨,服饰讲究,神情矜持,华贵单调而内心活动完全冷漠的盛装肖像。这种比例入于尺度,精巧于形似而缺乏情性神韵的人物画,在晚唐佛教寺院壁画的风格转变中没有发展的意义,但却又以其无神之“神”反映了那一时代精神的一面。
程修已所倡导的“清谨峻秀”风格相对于盛唐时代推崇气格刚健的外拓型美,是一种趋于工整精细、静穆冷观的内敛型美。这种“内敛”在晚唐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乃具有修身反思的特点。这种内敛意识的产生是唐代社会变迁的宏观环境的产物,也是汉文化儒家“孔颜乐处”结合道家隐逸情趣——“独善”思想长期发展的产物。但是画家本人的社会经历、性格倾向,乃至文化素养等微观因素,也是导致其最终形成的一组重要原因。《墓志》说程修已“性夷雅疏淡,白皙美丰姿。赵郡李远见之,以为沈约、谢眺之流。”
走出了冷观的一派的孙位,是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又一位重要人物。他“性情疏野,襟抱超然,……禅僧道士,常与往还,豪贵相请,礼有少慢,纵赠千金,不留一笔。”〔59〕又有张素卿“落拓无羁束,……豪贵之家,少得其画者。”〔60〕孙位等晚唐画人富“疏野”,“无羁束”之个性,作为一种群体性格,当是其时代内敛意识的一种扭曲的反映。它既不同于魏晋六朝”怡情养性”的玄风,更不同于盛唐时代直抒胸臆、意兴昂然的外拓之风,质言之,这是一种追求解脱而不能,内敛而不甘的逸放之风。这种风格内敛了炽热的感情,却以“狂怪奔逸”之体对现实作了不加矫饰的揭示。它否定了豪华的趣味和侈丽夸饰的丰腴之风,继承了盛唐豪放的气格,然而,却以扭曲的风格、热嘲的形式来反映晚唐社会所给予他们的种种课题。
孙位活跃于晚唐佛教寺院壁画创作领域,他不仅擅长于各种佛教题材的绘画,而且尤以龙水画为世所称。史称“蜀人画山水人物,皆以孙位为师,龙水尤位所长者也。”〔61〕他作风泼辣“笔力狂怪”,造型“千状万态”〔62〕大幅度的运动和酣畅淋漓的气势是孙位的主要风格特征。《德隅斋画品》记其《春龙起蛰图》曰:“山临大江,有二龙自大山下出。龙蜿蜒骧首云间,水随云气布上,两爪自鬣中出,鱼虾随之,或半空而陨。一龙尾尚在穴前,踞大而不蹲,举首望云中,意欲俱往。怒爪如腥,草木尺糜,波涛震骇,涧谷弥漫。山下桥路尽没,山中居民,老少聚观,阖户阚牖。”孙位《春龙起蛰图》,山、水、云、气、人、龙、鱼、虾、草、木、屋、室聚于一图,上下左右,远、中、近全图所有物象无一不处于强烈的战动之中,整个构思逸出常格,写出了一种狂放奔逸的气势,含纳着一种森然的气象,的确令人有“览之凛凛然”〔63〕闻之而惊然的视听感受。尤其是那躯“意欲俱往”却“踞大而不蹲”的穴前之龙更出其敛而不甘,去而不行的奋激之态。这种敛而不甘,去而不行的奋激作为一种作品的精神倾向,在晚唐长于画火的张南本的创作中,也存在异曲同工的表现。史载:“张南本,……工画佛道鬼神,兼精画火。尝于成都金华寺大殿画八明王。时有一僧,游礼至寺,整衣升殿。骤见炎炎之势,惊怛几仆。”〔64〕这种笔气炎锐,烟飞电掣,烈烈若焚燃寺殿的大火,不正是与孙位笔底“波涛震骇,涧谷弥漫”的狂怪奔逸之水一样,奏出了一种敛而出、出而敛的扭曲之声吗?!其间不也正含纳着这一代画人多少的感伤、恐惧、爱恋、忧虑,以及欲求解脱而深感社会桎梏的炽热情感吗!
孙位等人内敛而扭曲的“狂怪奔逸”之体之所以高出程修已等冷观一派的原因,在于他们在自身的内敛中对艺术个性作了顽强的反映,宣泄着这一代人的忧思情虑。这种风格对唐末五代艺苑影响不小,宋人邓椿说:“画之逸格,至孙位极矣。后人往往益为狂肆。石恪、孙太古犹之可矣,然未逸乎@⑨鄙,至贯休、云子辈则又无所忌惮者也。意欲高而未尝不卑,实斯人之徒欤。”〔65〕孙位是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转变发展期的杰出代表,他所形成的“狂怪奔逸”风格,将程修已冷观的一派所磨平了的艺术个性作了顽强的反映。这种强烈追求艺术个性倾向的膨胀结合冷观派内敛静穆倾向之后,完成了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风格的转变发展,给宋人“适我性情”的艺术追求作了历史的准备。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经初唐综合派、新风派近百年的历史准备之后,跨入了盛、中唐的鼎盛发展期。盛唐时代恢弘博大、刚健有为的社会精神氛围涵养了这一代画人的创作个性,他们以极为自信的精神和浩漫无涯的情怀,开创了这一时期豪放外拓的艺术风格。“安史之乱”结束了盛唐的历史,在总体上,中唐佛教寺院壁画趋于对豪华趣味的追求,抒发着一种天上人间的情思,“丰腴”、“绮丽”的风格在这一时期走向极至。中唐以后的晚唐历史,社会政治、经济之发展每况愈下,旧有矛盾的激化加速了社会总危机的爆发。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的画人已经对热狂的外拓和缠绵的眷恋等既往的风格样式,产生了怀疑和批判。他们在非“侈”、“鲜”,非“怪逸玄通”的否定中,走出了“清谨峻秀”冷观的一派和“狂怪奔逸”的一派。唐代佛教寺院壁画,在向五代及宋作出历史的传移时,是由这两派中合理成份的结合来实现的,而后者的作用要相对大一些。*
〔1〕《通典》卷七
〔2〕《唐会要》卷八四
〔3〕彦cóng@⑩《法琳别传》
〔4〕《全唐文》卷一四
〔5〕《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释教在道法之上制》
〔6〕〔9〕〔18〕〔40〕〔42〕《历代名画记》卷九
〔7〕《图画见闻志》卷五、《唐语林》卷三
〔8〕〔10〕〔14〕〔19〕〔21〕〔36〕〔44〕〔45〕〔46 〕〔47〕〔49〕〔51〕〔56〕〔57〕〔58〕《唐朝名画录》
〔11〕《旧唐书》卷七七《阎立玄传》
〔12〕《后画录》
〔13〕〔16〕《历代名画记》卷二
〔15〕〔38〕〔41〕《寺塔寺》
〔17〕〔20〕〔39〕〔48〕〔61〕〔63〕〔65〕《画鉴》
〔22〕《唐大诏令集》卷九《天宝八载册尊号敕》
〔23〕《新唐书》卷五一《食货一》
〔24〕岑仲勉《隋唐史》
〔25〕杜甫《后出塞五首》
〔26〕李白《塞下曲》
〔27〕李白《古风十五首》
〔28〕《全唐文》卷三0《答张九龄等贺御注〈金刚经〉手诏》
〔29〕《唐会要》卷五0《尊崇道教》
〔30〕《唐语林》卷八
〔31〕杜甫《无家别》
〔32〕《通典》卷七
〔33〕《唐会要》卷八四
〔34〕《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35〕《新唐书》卷一四五《王缙传》
〔37〕《画品》
〔43〕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明》
〔50〕《历代名画记》卷一0
〔52〕《历代名画记》卷一
〔53〕〔54〕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
〔55〕《唐故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公墓志》
〔59〕〔60〕《益州名画录》
〔62〕〔64〕《图画见闻志》
@①原字为马右加彐下加又
@②原字为后下加土
@③原字为纟右加免
@④原字为者右加见
@⑤原字为王右加噪的右半部
@⑥原字为日右加方
@⑦原字为日右加告
@⑧原字为禾右加农
@⑨原字为分下加鹿
@⑩原字为忄右加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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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今人逯钦立辑录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陈诗》统计,江总现存诗歌103首。在其诗歌中,宫体诗约有30首。沈玉成先生曾经在《宫体诗与玉台新咏》一书中讲到关于宫体诗的所包含的内容,认为“(宫体诗)较永明时期更加狭窄,以艳情为多,其他大都是咏物和吟风月、狎池苑的作品。”《隋书》对官体诗的评价是“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宫体诗。这是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在宫体诗中,涉及到许多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江总生活在梁陈年间,其诗歌必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在众多的诗歌中又有其独特的一面。
在官体诗中,有许多诗歌内容描写的是历史上那些特别的传奇女子,她们或坚强不屈、不畏强权,或忠贞为一,从一而终;或一朝背弃,终生凄苦,江总诗歌亦是如此。
“绿珠含泪舞,孙秀强相邀”(《洛阳道·其一》),描写的是西晋石崇的爱妾绿珠被孙秀看上,绿珠誓死抵抗一事。绿珠能歌善舞,为世人所艳羡。当时附和司马氏的孙秀因得不到而生恨,嫉恨于石崇,绿珠受牵连,坠楼身亡。“羞作秋胡妇,独采城南桑”(《梅花落·其一》)用了“秋胡戏妻”这一典故。汉代刘向《列女传》记载了秋胡婚后五日到陈地求官,五年后返回故地。在路旁遇见美女采桑,以金钱调戏,妇女不接纳。回到家后,妇女才发现施以重金的男子竟然是自己魂牵梦萦的丈夫,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投河而死。绿珠与秋胡妇含恨而死,皆为忠贞的化身,在江总的诗歌中,表现了对她们命运的同情和慨叹。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历史长河中总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弦心艳卓女”(《和衡阳楼下高楼看妓》)、“卓女弄弦心”(《赋咏得琴》),卓女指卓文君。这两首诗主要是侧面烘托出歌妓高潮的琴艺。“织素那复解琴心”(《杂曲·其一》),“琴心”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在这首诗中作者反意用之,用来表现弃妇的幽怨心理。自己只懂得织布,欣赏不了高雅的琴声传来的美妙用意,然而夫君却弃我而不顾,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不懂琴声吗?
“团扇箧中言不分”(《怨诗·其二》),汉代班婕好曾作过《团扇歌》,又名《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置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写出了一个薄命女子的怨情。班婕妤才貌兼备,颇受成帝赏识,其后赵飞燕姊妹进宫,班姬失宠,退守太后,红颜薄命,凄苦一生。
悲剧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不完美的结局更能引起人的共鸣。与梁陈文人稍微有点不同,江总诗歌中这些历史女性都有着悲剧命运,皆“为情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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