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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霍布斯着作《利维坦》、《论公民》,从性恶论、自然法、社会契约、绝对君权四方面来阐述其政治哲学理论。霍布斯第一次用人的本质,代替欧洲当时流行的“君权神授”观点,用****对抗神权,打开了长期封闭民众观念的思想阀门,传播新思维,为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专政开辟了哲学道路,引领了政治哲学研究领域的转型。
关键词:战争状态;自然法;社会契约;政治哲学;君主****
欧洲着名思想家霍布斯作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喉舌,他运用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为当时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政权的时代性进行论述,根据他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以自然人的本质为基点,又在人性探讨的基础上论述了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最后推出了绝对君权的必然结论。
人类的最大利益是保全自己,而这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严重威胁的人们的生命权利,不是最大利益所追求的,人们为了保全生命就必须想办法使这种状态向着有利于人的最大利益方向转化,但由于人的本性即人的自然欲望,人要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困难重重,“因为只要每个人都保有凭自己喜好做任何事情的权利,所有的人就永远处在战争状态之中”。对此,理性便是使人们脱离这种状态的唯一方法,即霍布斯的自然法。“自然法是正确的指令,它为了最持久地保存生命的可能,规定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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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霍布斯著作《利维坦》、《论公民》,从性恶论、自然法、社会契约、绝对君权四方面来阐述其政治哲学理论。霍布斯第一次用人的本质,代替欧洲当时流行的“君权神授”观点,用人权对抗神权,打开了长期封闭民众观念的思想阀门,传播新思维,为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专政开辟了哲学道路,引领了政治哲学研究领域的转型。
关键词:战争状态;自然法;社会契约;政治哲学;君主专制
欧洲著名思想家霍布斯作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喉舌,他运用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为当时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专制政权的时代性进行论述,根据他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以自然人的本质为基点,又在人性探讨的基础上论述了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最后推出了绝对君权的必然结论。
霍布斯把他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看作论证自己政治哲学理论的跳板,对此,他首先提出人们的欲望说。在早期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和生存,不顾后果、疯狂地索取其他群人的生活必需品,“渴望攫取占有他人皆有共同兴趣之物”。这是人们欲望的最初体现,也是主要体现,即霍布斯人的欲望说理论,它源于人的自然本性,是非自然力量所能及的,当然人们更无法自控,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同时人们的欲望又不尽相同,于是人们为了自身的最大利益互相争论,互相掠夺,互相残杀,其后果就是把原始的自然状态演变成一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在霍布斯看来,每个人的智商和力量的相似性,决定人们想说话办事的相似性。但是因为人们的目的不同,事实上也不可能相同,人们都想实现各自的预定目标,于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人们便会互相欺骗,互相竞争,乃至发生对抗。
人类的最大利益是保全自己,而这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严重威胁的人们的生命权利,不是最大利益所追求的,人们为了保全生命就必须想办法使这种状态向着有利于人的最大利益方向转化,但由于人的本性即人的自然欲望,人要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困难重重,“因为只要每个人都保有凭自己喜好做任何事情的权利,所有的人就永远处在战争状态之中”。对此,理性便是使人们脱离这种状态的唯一方法,即霍布斯的自然法。“自然法是正确的指令,它为了最持久地保存生命的可能,规定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每个人只有把除生命权利以外的全部自然权利转让出来,并制定相关契约,才能从源头上消除这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通过这种方法,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地执行,使每个个体都把各自的自然权利转让给一个权利实体,由他代理全权负责,保证每个个体的最大利益。“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以便使他能够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这也就是说,国家不是根据上帝产生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产生的;法律不是根据耶稣制定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制定的;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转让的。
“国家的区别在与主权者的不同”霍布斯根据统治者的不同特点把国家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在他看来,君主制是三种政体中最好的一种。霍布斯以他的社会契约论为笔杆,对君主的绝对权力作了最大的辩护。在他的社会契约中,统治者并不包含在内,不属于制定契约的任何一方,这样统治者便不受契约的任何制约。在他的视野中,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外交权等所有国家最高权了力于一身,不受法律和契约的限制,人民要绝对听从他的号令,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得以任何原因对君主有任何不满、任何不服,人民起义或造反,是天理不容的,同时也违反了自然法法则,更是对自己亲手制定的社会契约的践踏。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理论以全面性和逻辑性的特点,奠定了其在世界政治哲学史上集大成的地位。他把上帝从天上拉回人间,从人的本性探讨国家问题,瓦解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同时使资产阶级人权至上的思想深入人心、个人主义在英国盛行,带有浓厚的近代色彩,是近代政治哲学研究转型的体现,后来自由思想家洛克、卢梭等人扬弃了他的社会契约论,对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乃至当代的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霍布斯所提倡的君主制,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的君主制,这种政体在英国的特殊时期,有利于防止封建王朝的复辟,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有利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在此意义上,他的政治哲学理论也具有鲜明的近代意义。但是他是从资产阶级人性论、而非科学的唯物史观看待国家问题,陷入了唯心史观的泥潭,不可能知道国家的真正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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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制宪是一种主权行为,所以制宪主体应该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近代以来的宪法历史表明:人民是制宪主体,但人民并不直接行使制宪权,而是通过或主要通过间接民主的形式制定宪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宪法保障析论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宪法保障析论全文如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这充分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也明确了党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中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等诸多方面,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方可实现。同时,也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特别是宪法的保障。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体系的建立为基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故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宪法第5条。自此,依法治国上升为宪法规范,具有了最高的法律效力,为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提供了坚实的宪法基础和依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保证国家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宪法中的依法治国理念从多个方面促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并推进国家治理在规范化道路上行进,其中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上。
“任何称为民主的国家都承认,国家权力来自该社会成员,即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把权力赋予国家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人民通过选出的代表机关进行立法,用法律确定国家机关的职权,使国家权力取得合法性。据此,可以得出确立国家权力限度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即国家权力只限于法律明确赋予的范围,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国家机关不得行使。”[1]在限制国家权力方面,“宪法既起着授权作用,也就包括限制权力的作用在内了。”[2]34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67条则对立法权的行使进行了细化。宪法以及依据宪法制定的立法法中对立法权的设定和规范,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司法和执法方面,鉴于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在治理过程中,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与社会的各项事务,最重要的是保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对此宪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对作为国家审判、检察机关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性质、设置和职能作了规定。这些都为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保障。行政执法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的肯綮所在。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使职权,所依据的法律是包括宪法在内的大量的行政法,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也是行政法的根本表现形式。宪法中对于行政权力的取得、行使及其监督等根本性问题都做了规定。宪法中关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来源和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法律地位和行政体制,行政机关的设立、权限和职责,公民基本权利及其保障,都是依法行政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制度规定。
“维护和扩大公民权利,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最重要的任务。”[2]129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我国宪法不但在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还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里,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权理念入宪对于国家治理意义重大。人权保障与国家治理具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性。“国家治理”区别于以前经常提到的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的主体更为多元,所以国家治理具有更强的公共性。我国公民的权利,尤其是一些基本政治权利都属于人权范畴,只有通过宪法对于人权的保障,才能真正有效实现这些权利。
将人权保障理念引入宪法会促进国家治理的治理主体和对象更为公平公开公正地参与各项治理活动,并会让治理的内容更为清晰。从而更好地在国家治理进程中,消除不同阶层的隔阂与分歧,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国家治理必须秉持公共理性,人权的公平正义性是保持治理公共理性的基础。保障人权是现代治理理念的核心和最终追求的价值。“以人权作为社会政治原则,也就意味着采取以法律设立和调整权利义务关系的方法来建立社会政治秩序并促进其有序与和谐。这种治国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在承认和保护个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设立、配置和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谋求社会的有序发展。”
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制度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则,是国家机构正常运转、发挥效能的基础性架构和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制度体系。国家治理靠的是法律和秩序,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尊严,就是维持国家范围内各种利益的总体平衡,这是国家治理的最低要求。
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说明了“宪法的法律效力高于法律、法规、规章和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4]同时,也确立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作为其它法律立法的依据和最高法律规范的地位。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然会有相当多的制度创新,而这些创新中有些可能和旧有的法律制度相抵触,或是偏离社会发展的应有轨道。这两方面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建设带来危害。有关旧制度对创新的抵触,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对于法律修改和废除有明确的规定,只要符合条件,经过法定程序,便可以改废旧法,从而将有益国家治理的创新内容确立为法律制度。宪法及其下位法能通过各类预防和救济规定来解决探索过程中出现中的这类问题,确保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体系作为基础。唯此,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所有行为才会具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法律依据。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巨大成就,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成就。这一体系将分散化、非系统、无体系、缺制度的传统治理模式改变为具有制度化、体系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特征的治国理政的总体系,并作为治理指南对国家各方面事务进行具体规制。可以说,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纲领,领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建设法治中国作为核心内容,摒弃了以前运动式、会议式的治理方式,用完整的体系将国家治国理政的方略纳入法治轨道上推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高度的自觉性和强大的创新力,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的治理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推进,是保证中国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5]这些治理领域所构筑的“五位一体”建设法治中国的道路中,宪法从本源角度为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治理道路做了导向性注解,确保了法治中国建设正确的航道,从而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经济层面,宪法第6条到13条确认了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宪法第6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表明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善用权力保障经济体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一规定表明,我们的生活资料分配原则是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合理的分配。宪法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宪法确认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制度、自然资源及公共财产的国家保障制度、国家调控下的市场配置制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产生影响,宪法对于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定恰是保证这种转变处于一种理性的进路,使其在轨道上运行。宪法对于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分配制度的规定,能确保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避免因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全球经济萧条导致部分制度失灵而出现的国家治理失败的风险,为了经济的长期繁荣打下稳定的基础。
在政治建设层面,宪法第1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明确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基础及领导力量,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构成,也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力量。全球化时代,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外部错误思潮难免涌进,出现腐蚀和企图瓦解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萌芽。宪法通过确立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重要地位,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的方向。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规定体现了国体和政体的政治属性和政权的阶级属性,表明了我国国家政权的权力来源和组织形式。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政权组织形式能够充分体现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根本国家权力属性特点。
在文化建设方面,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应该看到,多年来我国缺乏对宪法文化权利的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导致立法对文化权利的忽视。公民所应享有的文化权利在宪法文本中应当被视为一种法定权利,但是由于宪法文本的缺陷,保障机制及配套制度还不够完善,文化权利在实际生活中还无法完全实现。但是宪法的宏观规定是充分保障公民科学研究和文化活动等学术自由的根本原则,有利于文化事业发展,是促进文化体制建设的根基。
在社会建设方面,作为我国具有最高效力位阶的规范体系,现行宪法对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指引,保障社会建设平稳有序地进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他法律所调整的则只是一般社会关系。我国现行宪法对社会保障权、劳动权、受教育权、文化权等社会权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一些尚未规定的社会权利还可以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使它们成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宪法上的社会权具有特别的价值,它是普通的社会法上的社会权的立法依据、审查依据和解释依据。这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更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影响的不断加深,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出全球化、整体化的特点,并演变为生态危机。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础,自然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将生态保护纳入宪法秩序的范围内。《宪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为了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国家先后制定了《矿产资源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
为禁止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刑法》第六章专门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对违反水资源法规,非法猎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对违反土地管理法,违反矿产资源法,违反森林法等行为追究刑事责任。[6]《宪法》第26条也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这些规定体现了生态保护在宪法中的地位,也为国家治理中的生态治理定下了基调。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注国家治理各项事务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成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显著特点。宪法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念、制度和方向的保障,以此积极实现对国家的全面治理、科学治理和有效治理。这种保障的意义从静态角度而言,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动态方面,宪法为国家治理的细则化规定提供了空间弹性,使得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各项具体工作可以稳中求新,达到阶段性的最优状态。
从宏观角度而言,宪法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高屋建瓴且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使得国家治理有规可循、有据可依。从微观角度而言,依据宪法制定的各类下位法,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为国家治理的具体措施提供了细节保障。因此,通过宪法的保障必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裨益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当然,现行宪法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宪法中的这些规定或许有失细致,但是毕竟为下位法的制定提供了依据。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规定直接体现了相关事务在宪法中的地位,为国家治理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宪法如何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体系的开放性与适用性,从而与国家发展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如何更好地发展和完善宪法规范,使其最大程度地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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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袁世凯主导了《中华民国约法》的起草与出台。作为近代宪法,《约法》虽然保留了“主权在民”等与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有关条款,并规定了与《临时约法》相同的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也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但它违背《临时约法》的精神,既推翻了内阁制,也弃用了总统制,袁世凯几乎被赋予了终身大总统的特殊地位,遭到舆论激烈的批评。标志着民主宪政的内涵已消失,并被独裁制所取代。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宪法文本看中国近代文官考试变迁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从宪法文本看中国近代文官考试变迁全文如下:
宪政是一种在宪法之下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的实施首要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同时也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西方宪政思潮不断冲击着正由帝制向共和转变中的近代中国,逐渐为国人所接受,政治人物亦着手在中国构建宪政的尝试。任何国家的宪政体制建构,均有其立宪精神;而在所有的宪定事权中,均离不开“权力分立”(doctrin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的设计与安排,欧美先进国家有“三权分立”,晚近有美国联邦政府(或官僚体系)所形成的“第四权”(the fourth branch of government),而孙中山先生构想之“五权分立”的宪政体制是宪政体制探索中的一个独创。
孙中山等政治人物的考试思想是围绕五权宪法而形成的,其思想主导了文官考试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并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建国实践中被制度化与规范化。当时之国情,科举制度在对官僚体制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本身逐渐走向僵化和停滞,尤其进入近代以后,西学东渐的影响,时势对人才需求的巨变,导致科举式微并最终归于废除。历史走向了交叉路口,选才应归于何途?以何种理论来承继选贤与能的功能?如何博采众长,自成一体,以适应中国之国情?难题摆在国人面前,这意味着国家必须另求养才取才之道,这道绝难之题最终由孙中山先生阐发的五权宪法之下的文官考试思想的提出而得以曙光初现,随着后继者如戴季陶等人将其充实,近代文官考试思想渐趋完善,社会舆论也逐步接受这样一种既有别于科举又不同于当时西方各国考试的新思想,而文官考试制度的前 途也随之逐渐明朗起来。当时中国的文官考试立法与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与西方先进国家仅仅将其作为考试选才的普通法律规范不同,中国是当时唯一将考试权及其相关规定写入宪法性文件的国家。将文官考试作为国家宪政实现所依托的基本制度之一,文官考试法律制度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社会治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民国以来,各种国会与政府形式层出不穷,各自进行了不同的政制尝试,宪法文本的变动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文官考试的走向。考察不同时期宪法文本中关于考试的规定,不失为厘清近代文官考试发展脉络的有效途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孙中山曾试图让参议院根据五权宪法思想来制定宪法性文件,无奈在位时间仅有数月,五权宪法文本的制定又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加之各派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所以未能实现[1]。孙中山主导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并非一部真正贯彻其五权宪法思想的宪法文本,文本并不成熟。它一方面通过宪法形式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的组织形式与人民的民主权利;一方面在政体的设计上既规定了总统的各项实际权力,又极尽可能地赋予参议院各种广泛的权力和实际的责任,以限制总统袁世凯的权力,使权力划分极为混乱,成为一种介于总统制和内阁制之间的特殊的三权分立体制,表现出典型的因人设法的工具主义倾向,并非成熟的五权宪法实践。
即便如此,在《临时约法》的细节中仍不乏五权宪法思想的痕迹,突出表现为考试。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在宪法文本上明确赋予人民考试任官的权力,而该文本第2章“人民”第11条就明确规定:“人民有应任官考试之权。”考试权利与自由权、请愿权、陈诉权与选举权等并列,成为人民的基本权之一,地位显要这里所指的“考试权利”,应包括应公职人员考试权利与应教育考试权利。
。当然《临时约法》的“考试权”主要指人民的“考试权利”,并不完全等同于治权中的“考试权力”,但是人民的“考试权利”是治权的“考试权力”的根本来源,正是由于人民天然具有参加任官考试的权利,国家体制层面的考试权力才有发挥的余地。穷源溯流,《临时约法》解决的是考试权的来源问题,是根子问题。
事实上,这可被视为近代文官考试入宪的开端,其重大意义在于国家根本大法确认了人民参加任官考试的权利,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说明《临时约法》时期的立法活动已经将文官考试作为国家一项根本政制予以考虑。要知道,宪法所赋予的人民的考试权利与中国古代所谓考试权利有根本之区别。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有考试权利的说法,但在“家天下”的传统之下,民众的考试权利是君主赋予的,归根结底是君权的一部分,是人民“无权之权”;而宪法中的考试权利是真正属于人民之权利,在民主共和国家,宪法通过代议制由人民的代表们会商产生,宪法文本就是会商的产物,也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宪法文本中的权利是人民固有的权利并通过宪法文本予以确认与保障,是人民“有权之权”。所以,《临时约法》中考试权利的引入,是巨大的进步。随后的具体法律制定必然考虑如何不妨碍或者促进该权利的实现,其效用可指引未来考试法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这也说明,一些基本观念在上层已经渐成共识,即考试是社会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手段,亦是维护国家公民合法权益的一种形式;考试不但应该体现公平、公正原则,而且具有均衡社会职业、协调社会角色之功效。
为配合考试权利入宪,孙中山在任内短短几个月时间就主持颁布了几部关涉文官考试法律的单行法律文本,典型的如《文官考试委员会官职令(草案)》(1912年3月)与《文官考试令(草案)》(1912年3月)等。这些文本联同《临时约法》,初步构成一个由宪法、考试行政组织法与考试基本法组成的,效力层次区分清晰的考试法律体系。考试机关是考试权的组织载体,相关制度安排直接关系到考试权的实现。《临时约法》存续期间,涉及考试行政机关组织安排的主要法律文本是《文官考试委员会官职令(草案)》。作为一部行政组织法,文本中对考试行政机关的设置、编制、职权、职责、活动程序和方法予以规定,其中职权与组织构架是其核心。就某种程度而言,此时的考试行政组织尚未完全独立。文本显示考试委员会仅仅被作为考试事务办理机关,在这期间,无论是高等文官考试委员会,还是普通文官考试委员会,都是临时机关,直接隶属于,虽然人民的考试权利已经在宪法中提及,但制度安排上仍趋保守,具体制度并未完全按照考试权独立的方案来进行安排。
南京临时政府的考试立法活动因孙中山辞任而停滞,当时许多相关法律草案均未完成立法程序,更难以公布施行。由于制度初创,难以找寻借鉴经验,又要面临与现实的妥协,文本中出现多处创新的犹豫,如未设立独立的考试机关,考试权利并未独立于高等文官考试委员,而是隶属于内阁;普通文官考试委员,在中央举办者,属于内阁设置,在地方举办者,则属于各地方官厅设置。但是,对科举考试文化传统之精华,如统一考试的形式,公平竞争、择优选才的精神,以考促学的机制等的吸收,仍然引领未来公务员考试法律之发展。
1914年,袁世凯主导了《中华民国约法》的起草与出台。作为近代宪法,《约法》虽然保留了“主权在民”等与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有关条款,并规定了与《临时约法》相同的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也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但它违背《临时约法》的精神,既推翻了内阁制,也弃用了总统制,袁世凯几乎被赋予了终身大总统的特殊地位,遭到舆论激烈的批评。标志着民主宪政的内涵已消失,并被独裁制所取代。
1922年恢复后的第一届国会召开第三期常会,以《天坛宪草》为蓝本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正式公布与实施。这是北京政府正式颁布的唯一宪法。但由于在起草期间发生曹锟贿选丑闻,又被称为《贿选宪法》或《曹记宪法》,在宪政史上屡遭非议。通过文本对比可发现北京政府时期考试权逐渐从宪法文本中消逝的过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期赋予人民的考试权利是基本权利,不作任何限制。《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分10章共68条。文本体例为“国家”、“人民”、“大总统”、“立法”、“行政”、“司法”、“参政院”、“会计”、“制定宪法程序”与“附则”。参见张耀曾, 岑德彰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8-16页。 已经有所变化,第2章“人民”第9条规定:“人民依法令所定有应任官考试及从事公务之权。”此时的考试权利被置于法令范围内,不属于基本权利的范畴,考试权利的品格已经下降。《曹记宪法》《曹记宪法》分13章141条。文本体例为“团体”、“主权”、“国土”、“国民”“国权”、“国会”、“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会计”、“地方制度”、“宪法及修正解释及效力”。
参见张耀曾, 岑德彰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30-45页。 中已经完全不见考试的规定,删除了人民有“应任官考试”的权利,条文被其改为“中华民国人民依法律有从事公职之权”。这样一来,文本只是规定人民有任官权利,但至于采取何种方式任官已经不作限制,考试的宪政意义尽失。究其原因,除了与军阀征战与执政者过分执着于权力争斗有关外,还有最为重要的原因即宪政因素。这是源于北京政府的几个宪法文本均采用三权分立的模式,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由于缺乏五权宪法的视野,考试权始终难以脱颖而出。与此相适应,文官考试地位与作用式微,其他录用人才方式在北京政府时期如保举制等大行其道,任用私人成风,直接引发了官场贪腐与行政效率低下,是北京政府治理日益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也反证了当时的文官考试发展与宪政体制确有重要的关联。
与此关联,北京政府时期考试显著的改变就是不再由专门考试机构来统一执掌考试权,而是将其交予人事行政机关进行统一管理,可见考试权已经被融解于行政权之中。北京政府成立之初就颁布《国务院铨叙局官制》,在国务院之下设人事行政部门――铨叙局。铨叙局隶属于中央行政机关国务院,是典型的人事行政机关,负责文官、荐任官以上的任免及履历,负责文官考试、恩给及抚恤、荣典授予、外国勋章受领及佩戴等事项。1914年2月对文本进行修订,增加文官升转、勋绩考核两项。同年5月,又增加文官任免和资格审查职权两项。铨叙局依法设局长一人,主管全局事务;参事2人,协助局长审议全局事务;
佥事6人,分管全局具体事务;主事12人,负责具体事务办理。另外可以根据情况酌定设置办事员若干。总数看仅21人,作为主管全国文官大小事务的核心机构,十分精简。由于铨叙局只是中央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其建制变动频繁历经多次改变,但隶属关系一直没变。1914年5月,铨叙局改设在总统府政事堂之下。1916年,政事堂改为国务院,铨叙局再次直属于国务院。1924年之后,北京政府取消国务院,铨叙局隶属于临时政府。1925年,铨叙局再次重新归于复设的国务院[2]。不管政局如何动荡,在北京政府存续的16年间,铨叙局一直作为全国文官管理机构,其机构一直延续,历任铨叙局长的任职从未断裂,未见化并或撤销,地位非常重要。
1928年,国民党治下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按照《训政时期约法》规定“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与宪政二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定,随时宣传于民众,以备到时施行”。因此,宪法草案理应予以完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深,国内舆论纷纷要求“结束训政以实行宪政”。在国内各界的压力下,1933年4月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宪法,并决定颁布日期”。国民政府立法院于1933年1月开始讨论起草宪法的事宜,决定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宪。
委员长由孙科担任,吴经熊、张知本担任副委员长,立法委员陈肇英、林彬等40人担任立宪委员,戴季陶、伍朝枢、王世杰等人担任顾问,临时列席,陈述意见。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成立后,一面由立法院编译处翻译大量各国宪法的文本以作参考,一面登报征国人意见。经多次会商后,议决起草原则共25点[3]。当时的文本由张知本、吴经熊、傅秉常三人为初稿委员,后追加马寅初、焦易堂、陈肇英等为初稿委员,推定吴经熊依据委员会决定的起草原则担任初稿主持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于1934年11月呈报国民政府转送国民党中央进行审核,审核意见反馈至立法院重加修正。当时国民党提出了几项意见,均与其党治政策有关:一是应以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训政时期约法之精神作为宪法的根本;二是政府之组织应考虑当时的实际政治运作状况,以实现集中全国力量之根本制度,不宜对行政权作刚性限制;三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制度在宪法草案中应在职权上作大致规定,其组织以法律定之等[4]。1936年5月,第三次议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被称为《五五宪草》。
《五五宪草》中有关考试的规定两处。其一,第2章“人民之权利义务”第20条规定:“人民有依法律应考试之权。”纠正了北京政府时期的规定,再度将人民的考试权利写入宪法。其二,第4章“中央政府”之第五节“考试院”中,共4条内容,设置了考试权实现的独立组织载体――考试院。第83条规定“考试院谓中央政府行使考试权之最高机关,掌理考选铨叙”。第84条规定“考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任期三年,由总统任命之”。第85条规定“左列资格应经考试院依法考选铨定之。公务人员任用资格;公职候选人资格;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第86条规定“考试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
《五五宪草》对考试的贡献在于承继了孙中山的权能区分与五权宪法理论,并以此来理顺了考试权与人民的关系、考试权与其他四权的关系。
第一,从根本大法上再度明确了考试权利的宪法依据――人民的考试权利。
第二,明确考试权是独立的治权之一,为此设置了独立考试机关――考试院来执掌考试权,五院以分工合作与制衡的形式进行运转。
第三,设置了制度意义上的制衡机制。从制度设计上看,国民大会对政府有约束力,政府的五院要对国民大会负责,故考试院长要向国民大会负责,但却由总统任命。
总体而言,《五五宪草》中关于考试的规定基本符合孙中山的设想,也参考了训政时期的一些实践经验。当时各界对其评价尚可,“第一合于国父权能区分造成万能政府的遗教;第二合于现行政治的趋势;第三合于中国内忧外患的环境”[5]。
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向制宪国大提交由《五五宪草》修订而成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大会审议修正草案后,于1947年元旦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同年12月施行。考试权不仅要实现,还要被更好地实现,为此《中华民国宪法》除了沿用了《五五宪草》相关规定外,还增加了一些规定。
其一,分区考试入宪,标明考试的公平正义日益受到重视。制宪国大审议《宪法草案》时,有很多提案关注公务员考试的公平正义,分区考试是热点之一。当时实践中已经出现一些边远地区省份人才考试的变通规定,但是并未入宪。很多制宪议案均提及,国家幅员辽阔,各省交通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也相距悬殊,考试应该适当变通,使各省应考人员能在公平之前提下参与考试,参酌明清的考试分省定额制度与英国的分省制度,应在宪法中确立分区考试的原则以平衡各地文化上的差距,“历年高考普考,边区各省参加考试及格者为数寥寥,以致中央及内地各省市行政机关之公务员隶属边区者很少。公务员考试如能确定按省定额分区举行,不仅边区省份人才悉可罗致,并可加强边远省份人民之向心力,对于民族政策及开发边疆关系都很大”[6]。为此,《中华民国宪法》增设了一条,即“公务员选拔实行公开竞争之考试制度,并按照省区分别规定名额,分区举行考试。非经考试及格者,不得任用”。这说明考试的公平正义问题已经被提至宪法的高度,在制度构建中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其二,考试机关立法权入宪,这是保障考试权独立的一种新的制衡机制。之前的宪法性文件并未明确考试机关的立法权力,只是零散规定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可就其主管事项,向立法院提出议案。这项规定在《中华民国宪法》中被废除,但是独独保留了一点:“考试院关于所掌握事项,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7]因提案权的授予,较之其他几院,考试院之超然独立之形象更是跃然纸上。如当时考试院之代表史尚宽等人即认为“考试院关于主管事项的法律案,可向立法院递送,如需出席立法院说明,应由负责之院长或其所派人员出席即可,不必如惯例一定要秘书长出席”[7]。这体现了考试院在考试事务上享有的较为广阔的权力空间。
尤需提出的是,孙中山持有一种集体主义的宪政观。他认为,个人的自由有害于民族团结与社会进步,若要扭转中国衰弱不堪的殖民地的地位,必须要人民牺牲自由得以组成组织严密与号令统一的坚固团体。孙中山所主张的五权宪法建立在集体主义之上,它不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保障个人权利的宪法,而是更倾向限制个人自由,集合国民力量,形成严密健全的现代体制的宪法,强调的是政府组织与体制的重构[8]。引申至考试权,自然考试权实现的核心因素就是独立考试机关“考试院”的成立与运转。遵循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宪法文本所涉条文的相当部分均与考试院的构建有关。
国民政府设立的考试院是五权宪法的一大象征。南京国民政府考试制度是围绕以考试院机构组织建立为核心构建起来的。1928年10月20日,公布《考试院组织法》;同年12月17日,公布《铨叙部组织法》;1929年8月1日,公布《考选委员会组织法》,考试院的行政组织构架基本形成。1930年1月6日,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副院长哲生、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邵元冲及铨叙部部长张难先、副部长仇鳌,同时宣誓就职,旋即积极推行公务员考试制度。考试院下设有铨叙部和考选委员会两个机关。考选委员会负责考试管理;铨叙部主管全国文官任免、升调、叙级等事宜。至此,宪法文本中的近代文官考试制度走向成熟。
任何法律制度的形成,均有其时代背景、历史因素及理论根源,其产生与流变,均非偶然之事;而这三者又往往互为因果,交错会留,互相融合形成制度特征[9]。就某种程度而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可以被浓缩为封建君主国家向民主共和政体的转变过程。转型过程中,文官考试可谓一个重要的联结点,它一方面传承封建君主国家中作为根本政制的古代科举考试传统,蕴含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又在共和政体中享有崇高的宪法地位,是宪政实践的重要方面。
由此可见,文官考试成为沟通新旧社会的制度因素,是帝制中国与共和中国的结点,其宪政意义不言而喻。毋庸置疑,文官考试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思想引发,被载入宪法,得以法律法规的创建而形成民国以来的根本之政制之一。近代文官考试制度建设既是统治阶层维护统治秩序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接触并迈向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对文官考试进行的历史评价,需着眼于文官考试与其所依托的五权宪法框架之间互动之关系。
考试是座桥梁,以一种真正公平正义之方式成全了从民到官的身份转换诉求。但它又不仅仅是座桥梁,更不仅仅是考什么与如何考的问题,看似简单机械的考试与录取的流程性事务并不足以表达它的全貌。在中国,它的背后蕴含的是强大的国家力量,它关切的不仅是个人抱负与前途,更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大命题:维系国家机器的运转,沟通人群阶层的合理流通,践行平等自由的主流价值观,进而成为民主宪政的重要支撑制度之一。而这样的命题,早在20世纪之初,中国人就已经开始进行破题的尝试。
传统的封建官僚政治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腐败、专制与低效,但却能维持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的统治,科举制就是重要因素之一。科举考试好像是从外部为自成一体的官僚社会作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被当做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官僚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一个以专制君主为纲,还需要各种封建势力来支撑场面的古代官僚社会,也许确实需要考试制度来选贤与能,维持政权基本的运转。但是它又怎么可能允许全国的用人大权,都交给旁人去执行?笔者不否认科举制的进步意义,但在大量资料翻阅后,更愿意相信它的终极目的在于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程式中;
在于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于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模糊的知识水准逐渐提高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识,进而自发地成为政权的维护者。清代中叶以后,官僚政治已经逐渐变得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不相适应。但同时国内外动摇传统官僚政治的社会因素虽在不断增长,而支持那种统治的内外力量也并不示弱。这是旧官僚统治其所以能一直维系到20世纪初清朝覆灭才归于颓败瓦解的关键原因。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反清、反专制、反封建官僚统治的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实践中,封建官僚政治必定受到清算。仿效世界潮流,官僚政治由以议会政治为名的宪政来承续。官僚政治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形态去取代,国人已经认识到宪政是可取之道。巧合的是,文官考试同科举考试一样,借助历史机缘,承担了激活宪政的角色。这与其他国家的经历十分不同,中国也许是唯一将文官考试提高到如此高位置的国家,借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及其建立的政府形式,借由五权宪法与考试权的阐发与实践,成为了宪政的启动机制。
文官考试能得到如此崇高之地位,甚至借由五权宪法的实践成为根本政制,依笔者之思考,盖有主观心理与客观现实两个原因。
其一,人治思想的延续,或者说是科举思想的延续。与西方法治不同,中国素来信仰人治传统。与之相适应,社会处于官僚阶层的管理之下,官僚本身成为国家与社会核心,选拔官僚的制度也成为根本制度中的根本制度。这种传统是积淀了几千年的产物,任你用尽一切民主制度与法治手段,也无法在短时期消失殆尽,更何况是正处于社会变革当口的民国时期。很难说既是革命先行者,又是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多年的孙中山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抽离出来而成的五权宪法,是否也是受了人治思想的影响。将文官考试看得越高,越能证明人才的重要,却也能反证人治的重要。大量资料显示,按照执政者的设想,文官考试至少在地位上被定位为共和时期的“科举制”。
其二,国家危亡的客观情况。国家危亡,官员无能,国家机器需要新血液,社会治理需要新气象。人的教育是漫长的过程,但是考试体制能够迅速转变,求富求强的功利心态也使得文官考试一经出现就被推至相当之高度。
但是,社会现实已然与古代封建社会迥异,科举制确实能够维系古代中国社会的稳定与政体的运转,但文官考试却无法独立承担官僚政治革新之重,更何况民主宪政的实现。一方面,宪政是中国从未经历的权力运作形态,其良好运行必有赖于民主、法治、控权与人权保护诸多因素的实现,岂能寄希望于文官考试一端?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断断续续进行的宪政实践,实施于内忧外患与连年征战的国土之上,频频遭遇各种势力的阻挠,宪法也因为陷于权力斗争与政治角力而成为具文;而作为宪政实践的一个环节,文官考试也难逃宿命。这就很容易解释文官考试所遇到的种种挫折,如旧官僚势力的排挤、及格人员的分发任用相当困难、文官考试成为派系斗争的主战场、及格人员本身品质的堕落、考试施行多年却无法改变旧官僚政治形态、文官考试被烙上政治人物个人色彩等。
很难区分,究竟是文官考试挫折阻碍了宪政的发展,还是宪政推进的困难阻滞了文官考试的发展。但无疑的是,文官考试所遭遇之挫折是一种宪政意义上的挫折,这种挫折来源于宪政的不彰,又最终使宪政受挫。或许,转型期的近代文官考试确实难以独立承受如此深重的意义,良好的宪政运转必是由多方因素合力才能实现。寻求这种启示,对考试氛围浓厚与官治思想至今萦绕的中国仍具有特殊的意义。
借由王亚南先生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政府无效率、腐败无能、官僚化的政治形态,在中国现阶段,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体制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与民对立的社会身分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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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研究政治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又是政治理论的方法、原则、体系的科学。它主要关注政治价值和政治的本质,是关于一般政治问题的理论,也是其他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近代政治哲学研究的转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近代政治哲学研究的转型全文如下:
摘要:本文根据霍布斯著作《利维坦》、《论公民》,从性恶论、自然法、社会契约、绝对君权四方面来阐述其政治哲学理论。霍布斯第一次用人的本质,代替欧洲当时流行的“君权神授”观点,用人权对抗神权,打开了长期封闭民众观念的思想阀门,传播新思维,为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专政开辟了哲学道路,引领了政治哲学研究领域的转型。
关键词:战争状态;自然法;社会契约;政治哲学;君主专制
欧洲著名思想家霍布斯作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喉舌,他运用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为当时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专制政权的时代性进行论述,根据他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以自然人的本质为基点,又在人性探讨的基础上论述了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最后推出了绝对君权的必然结论。
霍布斯把他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看作论证自己政治哲学理论的跳板,对此,他首先提出人们的欲望说。在早期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和生存,不顾后果、疯狂地索取其他群人的生活必需品,“渴望攫取占有他人皆有共同兴趣之物”。这是人们欲望的最初体现,也是主要体现,即霍布斯人的欲望说理论,它源于人的自然本性,是非自然力量所能及的,当然人们更无法自控,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同时人们的欲望又不尽相同,于是人们为了自身的最大利益互相争论,互相掠夺,互相残杀,其后果就是把原始的自然状态演变成一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在霍布斯看来,每个人的智商和力量的相似性,决定人们想说话办事的相似性。但是因为人们的目的不同,事实上也不可能相同,人们都想实现各自的预定目标,于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人们便会互相欺骗,互相竞争,乃至发生对抗。
人类的最大利益是保全自己,而这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严重威胁的人们的生命权利,不是最大利益所追求的,人们为了保全生命就必须想办法使这种状态向着有利于人的最大利益方向转化,但由于人的本性即人的自然欲望,人要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困难重重,“因为只要每个人都保有凭自己喜好做任何事情的权利,所有的人就永远处在战争状态之中”。对此,理性便是使人们脱离这种状态的唯一方法,即霍布斯的自然法。“自然法是正确的指令,它为了最持久地保存生命的可能,规定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每个人只有把除生命权利以外的全部自然权利转让出来,并制定相关契约,才能从源头上消除这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通过这种方法,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地执行,使每个个体都把各自的自然权利转让给一个权利实体,由他代理全权负责,保证每个个体的最大利益。“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以便使他能够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这也就是说,国家不是根据上帝产生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产生的;法律不是根据耶稣制定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制定的;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转让的。
“国家的区别在与主权者的不同”霍布斯根据统治者的不同特点把国家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在他看来,君主制是三种政体中最好的一种。霍布斯以他的社会契约论为笔杆,对君主的绝对权力作了最大的辩护。在他的社会契约中,统治者并不包含在内,不属于制定契约的任何一方,这样统治者便不受契约的任何制约。在他的视野中,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外交权等所有国家最高权了力于一身,不受法律和契约的限制,人民要绝对听从他的号令,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得以任何原因对君主有任何不满、任何不服,人民起义或造反,是天理不容的,同时也违反了自然法法则,更是对自己亲手制定的社会契约的践踏。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理论以全面性和逻辑性的特点,奠定了其在世界政治哲学史上集大成的地位。他把上帝从天上拉回人间,从人的本性探讨国家问题,瓦解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同时使资产阶级人权至上的思想深入人心、个人主义在英国盛行,带有浓厚的近代色彩,是近代政治哲学研究转型的体现,后来自由思想家洛克、卢梭等人扬弃了他的社会契约论,对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乃至当代的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霍布斯所提倡的君主制,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的君主制,这种政体在英国的特殊时期,有利于防止封建王朝的复辟,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有利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在此意义上,他的政治哲学理论也具有鲜明的近代意义。但是他是从资产阶级人性论、而非科学的唯物史观看待国家问题,陷入了唯心史观的泥潭,不可能知道国家的真正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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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相关论文: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战争。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战争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以往人们的研究视角,更多的是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即以革命史的范式来解读这段历史。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有人注意到抗日战争实际上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极大影响,于是,试图以现代化的范式来重新解读这段历史。(笔者所见如:王立胜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载《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时国荣的《试论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载《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袁成毅的《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载《史林》2010年第1期)而我认为,如果以现代化的视角来解读抗日战争历史,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种结论。
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袁成毅:《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10年第1期)仅就这点来看,近代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最初历程是十分相似的。两个国家都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港的,而开港的结果同样是使本国的传统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了两国社会的强制导向。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对这一强制导向的回应。但不同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外部条件,日本很快地进行了自身调整,比较快地进入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并且学着西方列强的样子,通过对外扩张,满足了这种转型所需的资本积累。中国却不同,洋务运动并没有带来倡导和实施者所希望的结果,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十分缓慢,而且还经常地由于外部的侵略而被迫停滞。
而中日甲午战争,更拉开了两国的差距,使得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根本的不同。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强占了中国的台湾,还向中国索取了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些赔款,是当时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倍多。中国被迫开始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而日本却用这笔战争赔款中的一部分建立了现代化的八幡制铁厂,一部分用来发展现代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为条件的。
如果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第二次侵略战争,则完全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但严格说来,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工业化运动,还不是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化运动。尽管它对新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由于生产关系中残存了太多的封建因素,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对列强国家有很大的依赖性,使得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又受到了诸多限制。而即使是这样的对现代化进程并不完全的开启,也伴随着甲午战争而停滞。清末维新运动,也提出了有关现代化的一些政治、经济措施,但当时中国正处于被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列强瓜分的境地,而统治者的改良仍以维护旧有的封建秩序为前提,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下场。
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曾经趁着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的时机,有过几年的迅速发展。但大战结束后列强重新瓜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军阀割据为表现的国家分裂,又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般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明显加速,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如果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国民党并不完全地代表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在它实际统治区域内所出现的,还只是所谓“半殖民地或半边缘化的现代化模式”(王立胜:《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但是却应当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确实有了较快发展。尤其是关税自主权的实现、税制改革和币制改革,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936年为例,有如下统计:电力工业从1927年的772百万千瓦增至1936年的1724百万千瓦,年平均增长9.4%;煤炭工业从1927年的14.2百万公吨,增至1936年的26.2百万公吨,年平均增长7%;水泥工业从1927年的498千公吨增至1936年的1243千公吨,年平均增长9.6%;生铁从1927年的436815吨增至抗战前的958683吨,年平均增长9%;钢从1927年的30000吨增至抗战前的556347吨,年平均增长达4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42页)
另据有的学者研究,从1927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罗荣渠、牛大勇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还有学者研究,1936年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值的42.7%,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46%,如果不把农民自给性的加工计入手工业产值,则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吴承明:《中国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5页)而根据这些数据,有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在40年代初期,早就进入“起飞”阶段。(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罗荣渠、牛大勇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的验证,却也不无道理,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都是有事实为根据,因而也是合乎逻辑的假设。
但是,假设毕竟没有成为现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1/3的森林、铁矿和煤矿;4/10的铁路;7/10的大豆产量;2/5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骆清华:《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32~233页)另据统计,至1932年底,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损失达178亿元,加上私人损失,不下200亿元。(《革命文献》第35辑,第1328页)但至今在日本仍有人说,是由于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才使东北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这种说法歪曲了事实。日本占领东北后,确实在东北进行了大量的工业投资。但是,这些投资的去向是与它的侵略政策相一致的,即发展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并把这些投资纳入了日本本国的经济体系。与其说东北殖民地经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倒不如说它是日本现代化经济的组成部分。
而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则被完全地打断了。八年间,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了大城市的80%以上。而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
既然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因此有人主张将其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中国近代的开港以及后来洋务运动的出现,都明显地带有被动的特征。而这个特征又决定了这种现代化本身的脆弱。但是,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进程,又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关于现代化的含义,除了工业化为其核心外,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应包括在其中。而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来说,后者更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是十分有限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且有了参与国是的机会。
1938年3、4月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抗战建国纲领》,提出成立国民参政机关,为实现宪政做准备,并提出对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的充分保障。共产党虽然认为这个纲领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也认为它的基本精神与《抗日救亡十大纲领》是一致的。其后不久,有各个不同政治派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成立,参政员虽然不是民选,但确实有广泛的代表性。从“建国”的意义上去看,这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开端。(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如袁成毅认为:“其实正是这个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参政会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强化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意识。”见《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10年第1期。而我认为,独裁作为一种主观意志,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却很难以民主的外壳来包容)
政治民主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国民党因抗战所需开放的民主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民主随时都要被关闭。因此,政治民主还需要另外的社会条件作为支撑,即进步力量能够很好地发挥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而这个条件,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具备的。但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后者就很难占到上风了。而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
另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言,也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基层政权的普遍选举制和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原则,与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仍有很大不同,但这些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确实表明了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趋向。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而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则是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
现代化因素积累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反映在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前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指的就是日本侵略对战前中国积累起来的现代化经济的严重破坏。但是,也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着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应对的结果。
关于战时经济体制,学界一般认为,它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我认为这种体制的建立,确实包含了诸多新的现代化因素。如关于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关于工业结构的调整,关于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关于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尤其是被称作是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尽管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举措,但其结果却是,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输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
而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它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在那里并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经济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制订与实施的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使抗日力量在贫困的地区得以生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这点来看,这是现代化因素的间接积累。
除了上述政治与经济方面对现代化因素的积累之外,还有一个方面特别地应该引起注意。这就是中国是通过抗日战争才得到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和地位。而独立的主权国家,是任何现代化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
自1842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运权、驻兵权、租界和租借地等特权。中国人民为了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而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斗争多数没有成效,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了4个年头,并且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视。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1943年初,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签署了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协议。从此,中国摆脱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
除了以上方面,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积累起来的现代化因素,还表现在中国社会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其他重大变迁,这些变迁包括人民觉悟的提高、文化的传播、妇女的解放、中外交往的加强等诸多方面。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最后成为了开启中国新的现代化进程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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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促进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影响,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思想变迁、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规模扩展方面,很少论及具体的办学途径、层次,而且对辛亥革命在这方面的内在作用缺少实证分析。关于商人与近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侧重于商人资助小学、中学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方面;对于大学教育方面,虽有所涉及,但大多作为商人个案研究中的资助教育活动事例而提及,缺少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关于近代的大学教育状况,也已不乏研究,主要集中于官办大学和教会大学,对于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亦有涉及,但对商人在私立大学教育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同样缺少较全面的专题研究①。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商人在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兴起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及其缘由和成就,透视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作用。
从1894年开始酝酿的辛亥革命,其精神实质在于革故鼎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所提出的主要任务除了创建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外,还包括发展新式教育。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
一是体现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孙中山和革命党所提出的革命纲领和任务之中。孙中山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提出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②,体现了辛亥革命创建民主政治的任务。
1895年,他在成立香港兴中会时,手订章程规定:“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③ 这些规定表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不仅把发展新式教育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且把“讲求富强之学”,“立学校”“育人才”作为领导这场革命,实现振兴中华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
二是体现于作为革命目标趋同者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的改良主张之中。开办新式教育是清末各地立宪和新政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各地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不仅开办了不少的新式小学和一些中学,而且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并提出了扩办各类专科大学的主张。如其中的代表人物张謇,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就为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拟订办法,主张将大学堂分为初、中、上三等,并按不同专业分类设堂。
1902年,他与缪荃孙、罗振玉为刘坤一起草《学制奏略》和《兴学次第》,建议尽早兴办师范学校,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各州县分别设立高等、寻常小学校,3年后各府设立中等学校,5年后各省设立高等专科学校,京师设立大学校①。1905年,他又联合一些立宪人士向两江总督建议在上海制造局附近创建工科大学,并由端方于1909年7~8月间上奏清廷②。此后,1909年12月,有出使义国大臣钱询奏请设立海军大学;1910年5~6月间又有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请设立广东大学,以造就宪政急需人才③。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集精力于推翻清朝的暴力革命,开办学校,特别是开办大学之事尚未付诸实践;立宪派人士和开明官员的扩办大学设想和建议,限于经费和时局,既无力自办,亦未获得清廷的支持和采纳。清廷的办学方针,将大学放在最次要的位置上。学务大臣唐景崇在1910年年末奏陈的《宣统三年筹办教育次第折》中,将全国学堂分为三项,第一项包括初等小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第二项包括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初等农工商学堂、中等农工商学堂、高等农工商学堂、高等专门学堂、女学堂;第三项即为大学堂。并指出“以第一项为最急,第二项次之,第三项则在从缓之列”.所谓“从缓”,就是只就已设之大学进行整顿,议设之新大学均暂不开办,“应俟数年后次第增设”④。因此,终清朝之世,中国自办的完整意义上的大学仅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三所,且规模较小,学生较少,办学范围亦较窄,均为官办。
辛亥革命成功后,到“二次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在这短暂的政局相对稳定时段,便将兴学育才方针付诸实践。在指导思想上,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正式卸去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除了提出要致力于振兴实业之外,还提出了“学问为立国根本”的主张,把振兴实业和发展教育作为建设民国的两翼,且以发展教育为根本。他认为“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以往倡导革命,“以至成功,皆得力于学说之鼓吹”;民国成立之后,“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若“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则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⑤。欲求学问,必须兴学。因而,孙中山又声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专办振兴工艺,及改良社会之大设施”,并“注重教育”,要推动从小学“而至大学堂”的教育普及⑥。在实际行动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积极支持和率先创办大学。
1912年,孙中山支持宋教仁联合革命党人及原立宪派人士、开明官员开办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所大学---民国大学。该校于1912年10月12日获民国政府国务院批准⑦,1913年春正式成立,推黄兴为校长,转委彭允彝为校长;12月,与上海中国公学合并,改名为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因上海中国公学停办,更名为中国大学。担任该校董事的共计85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孙中山、胡汉民、姚雨平、李烈钧、孙拱伊、谭延凯、熊希龄、唐文治、汪大燮、陈锦涛等⑧。同时,孙中山还帮助了具有高等学校水准的复旦公学在辛亥革命后的复校,于1912年3月拨款1万元作为该校的复校经费;又于1913年年初,为支持和促进复旦公学的发展,与陈其美、于右任、唐绍仪、王宠惠等组成校董会,并亲任主席①。接着,孙中山又于1914年会同伍廷芳、唐绍仪、蔡元培,赞助了金陵大学农学科的创设②。此外,黄兴也于1913年春领衔发起在北京创办明德大学,聘章士钊为校长。该校到1916年停办,后迁回汉口复校③。除了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党的上层人物之外,还有普通的革命党人受到辛亥革命精神鼓舞而创办大学。
1912年,同盟会会员陈时,说服其父陈宣恺④、伯父陈朴生,捐田200石(约合1300亩)、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书籍3000余部,折合银元共计3.9万元,在武昌创办大学,命名“中华大学”,取“振兴中华”之意。该校先办中学和大学预科,1913年4月改办大学,1915年3月呈准民国政府教育部立案,成为正式大学⑤ .该校的创办亦是辛亥革命精神的产物,陈时自述其办学动机是:“民国成立,以教育为陶冶共和国要图。”⑥在其所采取的校歌中又进一步表白说:“汉江汤汤,大别苍苍。武昌首义放出五千年历史的光芒,中华大学随中华民国同年诞降。达材成德三民大同与河山具永,与国族人类以无疆。”⑦复旦公学亦在辛亥革命精神鼓舞下,颇有将自己随即升格为大学的设想。当时正任该校校长的革命党人马相伯说:“民国光复,吾复旦亦光复矣。吾十余年来所梦想共和政府下的学校,今始遂愿矣。”并“呈准教育部照大学办理在案”⑧,使复旦公学开始成为一所没有大学之名而初具大学教育水平的准大学。
革命党人的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民国成立后第一所新大学的开办,而且具有引导民办大学新方向的意义。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在辛亥革命革故鼎新、振兴中华精神的影响下,日益重视大学教育,很快建立了一种集合政府、民间力量和利用外国资源兴办大学的机制。
1912年10月,中华民国成立不久,教育部就制定公布了《大学令》,不仅将政府开办大学作为一种法定责任,表明了政府提倡发展大学教育的政策意图,而且规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⑨,力图动员民间力量兴办大学,开启了大学教育的新天地。
1913年1月,教育部又专门颁布《私立大学规程》,系统规定了开办私立大学的程序和师资要求、教学设施等,为民间兴办大学制定了规范。
1914年,教育部公布的《管理留学日本自费生暂行规程令》中规定:“凡经本部认为合格之自费(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得与官费毕业生受同等之待遇。”鼓励学生自费到外国大学留学。这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使私立大学和自费出国留学,具有与国立大学和官费留学同等的地位。
1914年12月,教育部制定整理教育方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允许开办私立大学的基本原则。该草案首先指出教育革新对继承辛亥革命事业及其精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凡一国政治之改革,不可不随以教育之革新。政治在于整理现在,教育在于整理未来。”“居今日而言教育,非施以根本治疗不可”.其次提出教育革新的基本方针,其中第一条规定:“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务能起色也。”这也就是说,要注重发展私立学校,发动民间力量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确定大学教育的位置及其发展路径,指出:“大学校为全国最高学府,其目的在培成富有理想之人物,以与世界之学术相应。”其办学的方法是:“国家择其需费较巨之科力求设备完美,如文科、法科等则听民间之私立而严格监督之;或各省互相联合创立公立大学,视其财力,考其学程,足以符大学之本旨者,准予设立,以广人才。”①从而确立了大学的三种办学模式:国立、公立和私立。
为了动员民间力量办学,教育部还制定了奖励捐资兴学者的办法。如1913年,教育部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令》,规定:人民以私财创立学校或捐入学校及有关教育事业,捐资在100元至1万元者,均经由地方政府呈请不等级别的褒奖②。此后,多次修订这一奖励条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于1929年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除重申1913年的奖励办法外,还将授奖的最低捐资额度提高到500元,对捐资在3万至10万元和10万元以上者,由国民政府给予明令嘉奖,对持续捐资者累计其捐资数额晋级嘉奖;并规定所捐资的动产或不动产均“折合银元计算”③。这些奖励条例所规定的授奖范围,既包括资助中小学教育者,更包括资助大学教育者。
民间捐资兴学,早就有之,但民间资助大学教育,则在辛亥革命之前尚未见及。在清末新政时期,虽有如张謇这样的个别绅商向政府和官员提出过开办大学的建议,也萌生过自办大学的设想,但均因时代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如愿。只有到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在辛亥革命精神的影响下,政府所制定的以发展大学教育为重点,以发展私立学校为导向,以动员民间力量为重要途径的发展教育方针,才为民间的捐资兴学活动构筑了进入大学教育领域的新平台,使商人的兴学活动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民间捐资兴办大学,其捐资者当然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捐资者应属从事各种工商业投资和经营的商人,及商人化的具有官僚、军人等其他身份的人。这在中华民国教育部所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中有足够的佐证,其所记录的出资1万元以上资助大学的总共有卢木斋、胡文虎、杜月笙、程霖生、陈芝琴等5人④,可以说全是商人。其中胡文虎是华侨大商人,程霖生是上海地产大商人,陈芝琴是天津买办大商人;而卢木斋,在晚清时曾官至提学使,民国后则广置地产,并投资于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济安自来水厂、耀华玻璃公司、张家口电灯公司,已经明显地商人化;杜月笙则既是帮会老大,也是大商人。另外,1936年教育部公布的一份嘉奖捐资兴学3~10万元的人员名单中,捐助大学的有:海南籍广州彩票商人霍芝庭(捐资4.8万元),华侨商人胡文虎(捐资3.64万元),军人黄旭初、李宗仁、白崇禧(合捐4.8万元)⑤。这两则记录当然不够全面,有的资助者没有登记在内,不过下面的一些具体例证,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辛亥革命虽然建起了商人捐办大学的新平台,但是商人的捐办大学活动并非随之而至。捐办大学与捐办中小学大不相同,需要有大得多的资金,商人必须要有较大的资金积累才有能力捐办大学,必须要以工商事业的发展和稳固为基础,正如张謇所说:“父教育而母实业。”⑥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商人们主要是乘国内、国际的有利时机致力于兴办工商实业。
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不仅中国的工商实业获得较大发展,而且商人们的个人财富也获得了较多增加,加之世界格局被认为是进入了“和平竞争”的时期,商人们便迅速投入于捐办大学的活动之中。商人捐助大学教育的动机,主要表现为思想意识、培养后代和谋求救亡图存三个方面。
在思想意识方面,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振兴实业高潮的持续兴起和民族工商业的较快发展,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代”的刺激,使不少胸怀大志的商人日益意识到发展大学教育,以提高工商界的学识水平,进而促进工商实业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性。
著名的南通实业家张謇,早在1905年向两江总督建议创建工科大学时,就指出了兴工以兴学为本的原则。他说:“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建立工科大学,将使中国“有完全之工学”,使“各省热心从事工业之处,得有相助为理之人”,避免以往的“瞎骑盲进”现象,“于国计民生,关系实重且要”①。辛亥革命后,张謇的这种思想理念更加坚定,并付诸于一整套的促兴大学教育的实践活动。
上海著名棉纺织企业家穆藕初,则更多地阐述了兴学与兴商、兴国的关系。他在1920年为资助北京大学优秀学生留学之事致函蔡元培说:“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荫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②把选送中国优秀学生赴外国大学留学,视为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科学知识,使中国得以弥补欠缺,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的不二法门。
1922年11月,他作为东南大学代表出席太平洋商务会议秩序委员会会议,在讲话中指出:中国自1903年推行新教育制度开办新式商业教育以来,“甲乙两种商业学校之程度,仅足供初等商业之训练,未能培养高等人才,实不能应社会之需要”,“欲求有管理他人及组织事业之能力,足为工商界之领袖者”,则必需开办商业大学③。因此,他积极促成了上海商科大学的开办。
1928年11月,他又在为中华国货展览会开幕而撰写的文章中说:“余在我国工商业中不无痛苦之经验,故深感提倡国货之根本在科学教育。”并提出三条办法:“一面努力提倡科学教育,积极扩充科学教育之各种设备,在各大学设极完备之研究室,务以与各国大学研究室设备相等为目标而努力进行。一面提高科学教育之程度,务使在校学生,不仅以略知科学大意为满足,务必进求深造,以创造为己任。一面再择本国大学教授及毕业生之有专长者,资送国外专精研究,俾在本国设备未完之时,先造就可以应用之人才。”④上述两位著名企业家所指出的发展大学教育,以适应民国时期所面临的工商实业和学术发展之需要,可以说是不少杰出商人的共识。诚如穆藕初所言:“在此商业发展蒸蒸日上之时,举凡实业界之领袖人物,亦已公认需要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不仅以之完成商业专门知识与学艺,抑须以之造成有管理之能力与领袖之干才者。”⑤ 穆藕初在此所说的这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就是商科大学。在培养后代方面,民国成立以后,许多商人为使自家的工商事业后继有人,纷纷把自家的子弟送入国内外大学就学,成为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
送后代上国内的大学学习,是商人们培养后代的一种主要选择。在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中,来自商人家庭者占有多少比重,由于缺乏资料,难以统计。不过,有一则关于燕京大学学生来源构成的统计,可以作为一项佐证,1925年时该校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商人家庭。
送后代出国留学接受大学教育的商人,亦大有人在。其中的典型者,如火柴业大商人刘鸿生送4个儿子留美、4个儿子留英、2个儿子留日,送3个女儿分别赴美、英、日留学⑥。无锡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大企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家族,除了送子女到国内的大学就读外,还有多人出国留学,“七儿、九女及二房两孙在美,每月共需费用1000美元;外孙中则五女所生美生、三女所生能伦,亦均赴美留学”.
以至于使他想到:每年耗此巨资,国内大学“如果办得好,较外国为便,且免漏卮”⑦。于是,决心自己集资创办大学。
在谋求救亡图存方面,把兴办教育作为中国救亡图存的一个重要方略,自晚清就已有之,民国成立以后,仍是商人捐资办学的一个主要动机。如华侨商人陈嘉庚于1919年创办厦门大学时,号召工商各界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众擎易举,众志成城,是所望于海内外同胞也”.使有的闽商感到:“如果不惟陈君是助,就不是人。”①其他捐办大学的商人,虽然没有像陈嘉庚那样直白的救国表示,但亦有同样的思想。如张謇建议创办工科大学时说:“棋劫将穷,河清难俟,权衡形势,而先其所至急”,则莫若于此②。穆藕初在促办上海商科大学时,也有同样的思想,旨在提高国货生产之水平以增强抵制洋货之能力。
商人对大学教育的投入,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商人在这一方面的举动,可谓建树颇丰。从1919年起,商人出资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举动,使20世纪20年代成为商人捐办大学的高潮阶段。其中最突出的是商人资助创办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以及南通大商人张謇的开办大学事业。
在私立南开大学的创办过程中,商人捐助居于决定性的地位。南开大学于1919年由南开学堂升格而成。南开学堂由张伯苓、严修、王奎章合作,于1904年创办。张伯苓说,南开学堂之创办,靠的是“严范孙、王奎章二先生之捐助常年经费,郑菊如先生之捐助南开地亩,以及袁慰亭、严子均二先生等之捐资起建校舍”③。此中的严范孙即严修,他虽是一介文人,当过清朝的学官,但他也是宁波慈溪籍大商人家族的后代,其祖、父辈是天津著名盐商,积有丰厚家资,使之能够给南开学堂捐资;王奎章是名列天津“新八大家”的钱庄商人,在创办南开学堂时,他不仅自己出银1万两,还带动天津盐商纷纷解囊资助,共计筹集捐款2.6万两;郑菊如是一亦绅亦商之人,拥有祖传的美庆成罗底铺;严子钧是上海的慈溪籍严家大商人,被严修拉来捐助;唯有袁慰亭(即袁世凯)是官员。
到南开学堂升格为南开大学时,得到商人及涉商人士的更多捐助。对此,张伯苓有较详细的叙述,他说:“民国七年冬,苓自美归国,壹志创办大学,得前大总统徐公(徐世昌)、黎公(黎元洪)及李秀山(李纯)先生之赞助,遂于八年春,建大学讲室于中学之南端隙地……九年,李秀山先生捐助遗产五十万为大学基金。十年,李组绅先生捐助矿科经费,于是大学又增设矿科。”“在大学部,有李秀山、袁述之、卢木斋、陈芝琴、李组绅、傅宜生(傅作义)、李典臣、吴达铨(吴鼎昌)诸先生,以及美国罗氏基金团等,或慨捐基金,或资助常费;或出资建筑校舍,或解囊充实图书。尤以吴达铨先生所发起之‘南大学生奖助金’运动,每生年得奖助金三百元,名额约三四十人,于清寒学生嘉惠尤多!”④ 此中,属于商人者5人:李组绅(5年累计捐助矿科经费15万元)、卢木斋(捐助图书馆建设费10万元)、袁述之(河南矿商,捐助理科经费7万元),陈芝琴(捐助1.5万元)、吴达铨(捐助学生助学金),他们的捐助额度均在1万元以上;其余5人均有军人和官僚身份,但除傅宜生、李典臣外,均在天津等地有大量的工商业投资⑤,已明显地商人化,且捐资数额较小,徐世昌捐1.67万余元,李纯所捐遗产50万元实际交付10万元,其余均在1万以下⑥。此外,王奎章之子王益孙捐白银十万两(约合银元14万元),并动员盐商富户捐地、捐物、捐款⑦。其他捐款在1万元以上的还有商人化的官员梁士诒、周自齐,各捐4万元⑧。
厦门大学是一所完全由商人捐资开办的私立大学。华侨商人陈嘉庚于1919年出巨资创办厦门大学,气势非凡。他“认捐开办费100万元,作两年开销,复认捐经常费300万元,作12年支出,每年25万元。并拟于开办两年后,略具规模时,即向南洋富侨募捐巨款⑨,以期学校的持续发展。后来,他曾于1927年和1935年两次在南洋募得基金20万元和30万元①,但”募捐巨款“之计划未能如愿,加之自己经营的企业不景气而最终于1933年停歇,无奈于1937年申请国民政府将厦门大学收归国立。至此,他对厦门大学的实际捐资数额,正好为其在开办时所承诺的400万元②。
张謇从清末起就在家乡捐办中小学校及师范和各种专门学校,并有创办大学的设想,从1919年起便将设想付诸实践。他于1919年因苏北农垦事业的迅速发展,急需更多的具有高深农业研究基础的专门人才,于是将自己前设的农业专门学校改制为”私立南通农业大学“,设有农艺、农化、畜牧等系。于1926年,将1912年由自家开办的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医科大学“.于1927年,将1913年联合一些纺织企业家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纺织大学“,除原设的纺织、染化两个系外,又增设了金工系。于1928年,将南通纺织大学与南通农业大学、南通医科大学合并,组建”南通大学“.
除了上述三个典型之外,还有面粉企业家荣氏家族于1947年创办江南大学,预算耗资200亿法币。学校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三院下辖九个系③。
至于商人们对私立大学的分散捐助,亦多有事例可举。如对复旦大学的捐助,潮州巨商郭子彬于1921年捐资1万两白银建造学生宿舍,又于1923年捐资5万两白银,兴建心理学院教学楼,称”子彬院“;后来又由其子郭辅庭捐助心理学院的开办费④。华侨商人黄奕住,于1921年出资1.5万元,建立”奕住堂“,用作图书馆和办公楼⑤。烟草企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于1921年捐资5万元建造”简公堂“教育楼⑦ .杜月笙亦捐助2万元⑧。又如1924年创办的上海大夏大学,其创办和扩建经费,除了由先后任董事长和校长的王伯群筹措11万余元,并以家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外,也得到了商人们的不少捐助。杜月笙捐2万元、程霖生捐1.5万元,胡文虎捐1万元,乔鸿增捐0.6万元,戴培元、吴宽各捐0.5万元,李逖先捐0.3万元⑨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还分别对南开大学、武昌大学、暨南大学捐助了办学经费瑏瑠?。侨商胡文虎,还对广州岭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捐助了办学经费。化工企业家吴蕴初对燕京大学、沪江大学有所捐助。
2.捐助国立和公立大学。民国成立以后,”政府曾有全国设四大学之议,其预定地点为北京、南京、武昌及广州,终因人力及财力关系,事未果行“,直至1921年以后才有新的国立大学的开设,商人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第一所新设国立大学是东南大学,于1921年正式成立?瑏瑣 ,是由商人助成的。
1920年,张謇联合一些著名的江浙商人集资支持东南大学的创办。张謇、穆藕初、陈光甫、钱新之、聂云台、荣宗敬等著名商人出任校董会成员;穆藕初、钱新之、聂云台还担任经济校董。这些校董都设法为东南大学筹措经费资助,穆藕初资助农具院建筑费6000元;以荣宗敬为首的上海面粉公会,补助改良小麦试验费每年6000元,又拟资助4.6万元购地40亩扩充小麦试验场;以张謇、聂云台为首的上海纱厂联合会,补助改良植棉试验费每年2万元;由上海合众蚕桑改良会,补助本年蚕桑试验费4000元。
紧接着,商人们又支持了第二所国立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该校于1921年由东南大学、暨南学校联合发起筹组,其合组委员会的15位委员中有黄奕住、史量才、聂云台、穆湘玥(穆藕初)、钱新之、张公权、陈光甫、简照南八位著名商人①。第三所新设国立大学才是完全由政府机构交通部创办的交通大学,于1922年正式在教育部立案②。此后,国立和公立大学逐渐增设。此外,还有商人们对国立大学的分散资助。如霍芝庭、胡文虎二人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为中山大学建设石牌新校区捐资4.8万元和3.6万余元③。
3.资助和奖励大学生。商人对大学生的资助和奖励,除了个人提供资助的方式以外,还采取了集体提供资助的新方式,即使是个人提供资助亦出现了基金的形式。
在集体提供资助的方式中,最典型事例有:
浙江湖州南浔大丝商刘锦藻家族所设义庄,在20世纪20年代,将奖励资助族中子弟上大学及出国留学作为”义举“之一。在其规条中,有资助、奖励族中子弟上学读书的专门条文,有关资助大学生的条文规定:”省学毕业送考京师大学堂者支钱三十千,官费咨送出洋游学入高等专科者,东洋支钱四十千,西洋倍之。“有关奖励学业优异者的条文规定:”大学堂毕业分科列最优等者八十千、优等六十千、中等五十千,选科最优等六十千、优等中等五十千。“
以旅沪宁波商人为主体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成立了资助同乡弟子上大学的基金会。1931年7月,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在上海各团体为其莅沪50年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提出建立”四明大学“的倡议,获得旅沪宁波商人的广泛赞同,并开始筹备。在筹备期内,于1934年议定先设”四明大学奖学金“,资助和奖励在学之本籍优秀大学生,旨在”奖进甬籍优秀子弟研求高深学问“,由虞洽卿等宁波籍著名商人和少数教育界人士共25人组成委员会。基金会初定奖助名额为125人,每人每年400元。当年的第一届奖学金总额为5万元,由四明银行、三北轮船公司,以及虞洽卿、刘鸿生、王伯元等6人认捐。计划以后每年增加奖助学生125人、金额5万元,直至第四届的500人、20万元⑤。
在个人提供资助的基金中,最典型的事例有:
化工企业家吴蕴初,于1930年发起成立”清寒教育基金“.该基金由吴蕴初所办的天厨味精厂及其个人出资,”以资助家境清寒有志深造青年为宗旨“,资助对象以学习化学及化学工程的大学生为主,至1937年抗战爆发止,共资助学生200名,发放款项4万余元⑥。
旅沪宁波籍银行家王伯元,自己出资于1931年设立”伯元奖学金“,资助高中毕业,成绩优异,有志进入大学的学生。前后共资助学生90余人⑦。
4.资助学生到国外大学留学。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
穆藕初于1920年决定捐资5万两,设立基金,资助优秀学生出国留学⑧。先出资1万两,资助北京大学选派5名优秀学生”赴欧美大学求学“⑨。1921年,又捐赠1万银元,资助河南的4名学生去菲律宾留学。后来,又先后资助10多人出国深造瑏瑠?。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从1920年起由简氏个人及其所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设专项资金,资助优秀学生赴英美大学留学,计划每年选派15人(简氏个人资助5人,公司资助10人),连派三年,共计45人,最终实际选派37人①。
总的来说,捐资兴办大学可以说在商人中已形成一种相当的规模,尤其在捐办大学方面,其贡献更为卓著。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1929~1937年全国获得教育部褒奖者及其捐资兴学金额总数为636人、32 327 645元﹡,人均捐资数额为50 829元。其中,捐资最多的年份为1936年,达到20 971 705元,占总数的64.87%;捐资者人数为60人,排在9年中的第6位,人均捐资数额为349 528元,位居第一,且大幅超过其余年份的人均捐资数额。在捐资总数中,捐资兴办专科以上学校的总金额为21 670 900元﹡,占各类捐资总数的67%;捐资最多的年份亦为1936年的20 262 240元,占该项总数的93.5%,占该年各类捐资总数的96.62%.其中还有捐作贫寒学生补助金者9900元,捐作教学基金者451 090元,捐作奖学基金者21 420元,其资助对象也包含专科以上学校及其学生②。这里所显示的资助专科以上学校的金额,无疑以大学为主要资助对象,而且有些年份数额特别巨大。当然,在这笔巨大的捐款中,捐助者会涉及各个阶层,但是商人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个阶层。
商人在民国时期捐办大学活动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民国时期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助成了民国政府所提出的三种模式办学方针,促进了大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具体而言,这一作用的发挥主要有四个表现。
1.推动私立大学的兴盛。从国立、公立、私立三种大学的数量构成来说,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由国人自办大学的资料显示,国立大学,从清末时的3所,直至1920年无一所增设,而新设的私立大学则达11所之多,其中由商人出力甚多的有著名的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③,使私立大学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主流。即使到了1926年,国立大学增至17所,公立大学增至8所,私立大学亦已增至15所④,私立大学在数量上几乎与国立大学并驾齐驱。如果加上未获教育部批准立案的私立大学,其数量和所占比重就更大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虽然加强了国立大学的建设,有些私立大学被收归为国立大学,但私立大学仍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年的1936年时,国立、省立(公立)、私立大学的构成状况是:学校数量,国立大学13所,省立大学9所,私立大学20所。在校学生数量,国立大学11 694人,省立大学4689人,私立大学13 033人,私立大学在校生数量超过国立大学的11.45%.岁入经费数量为,国立大学13 943 158元,其中财产收入27 610元、捐助收入150 000元、杂项收入156466元;省立大学4 408 542元,其中财产收入580元、捐助收入50 000元、杂项收入657 874元;私立大学9 025 834元,其中财产收入304 128元、捐助收入3 116 096元、杂项收入2 270 660元,捐助收入为国立大学的20多倍⑤。这一统计表明,私立大学除了经费之外,在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上均超过了国立大学,而且其经费来源中以捐助收入为最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受到严重挫折,私立大学受挫更重,国立大学日益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抗战胜利后,经过恢复,私立大学之阵营虽已不及国立大学但仍有所发展。到1949年时,全国有国立大学39所,私立大学27所。私立大学较之1936年增加了7所⑥。
2.引起政府对私立大学的重视,使之走上了一条有规可循的制度化发展道路。从1919年起,各地相继设立私立大学,发展势头颇猛,难免鱼龙混杂,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借办学以敛钱,以开办大学为营业者“①的现象。对此,民国政府教育部,除了不断完善私立大学法规之外,还迭次加以调查整顿,将学科设置和教学质量合格的私立大学予以注册登记,其余者或责成整顿,或指令停办。凡经注册登记的私立大学,不仅对其加强业务监督,务令符合大学规章,而且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使之规范而持续发展,有不少成为名校。
3.促进了国立大学的发展。商人捐办大学的领域虽以私立大学为主,但亦关注国立大学的建设。如上面所说的商人们对创办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支持,以及对中山大学校舍建设的资助,对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的学生留学资助,都对国立大学的建设和教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和导向作用。尤其是助成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由于该二校是民国后新设大学的第一所和第二所,其促动作用不可小看。
4.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的学科建设。商人在捐办大学时,有的会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或资助某一大学开设相应的专业学科,或在自己集资开办的大学中设置相关的专业学科。
如旅津宁波商人李组绅是矿产企业家,所以与严修、张伯苓商定在南开大学创设矿科,并由自己独力捐助开办经费②。此举,不仅为南开大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专业,也为全国各大学所稀有。
又如助成东南大学的商人们,结合自己的行业设置相关的学科专业。穆藕初与自己经营棉纺织业,改良棉花品种,引种美国棉花相结合,委托该校农科负责华商纱厂联合会所设植棉改良委员会的棉种研究、改良和推广工作;并由华商纱厂联合会,在1921~1924年间每年提供经费2万元,在全国设立植棉试验场16处③。既有利于棉种改良,也有益于学校植棉专业的进步。
再如郭子彬父子资助复旦大学建设心理学院,使该校建立心理学专业的设想得以实现,成为中国较早设有心理学专业的大学之一。
面粉企业家荣德生,于1947年在无锡创办江南大学时,先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到1948年,又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的需要,并得到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的支持,增设了面粉专修科,成为国内外大学的独创④。
第二,对人才培养方式起到一定创新作用。主要表现在选拔资助对象时把学习成绩与品德、能力相结合,并委托有关专家管理。如穆藕初在捐助大学生出国留学时,所采用的选拔方式是”不限省份,不限科目“,以”道德、能力与学问并佳,日后堪为各界之领袖者为合格“⑦ .”委托蔡孑民(蔡元培)君以个人资格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生中择优送之“.由其创建的”穆氏奖学贮金“,”委任黄任之、沈信卿、蒋梦麟三君为管理人“⑦,实现了选拔资助对象上的商人与教育家相结合,资金使用上的捐助者与用者相分离,从而避免了人情关系的干扰和个人意志的偏见。这种资助方式,使穆藕初所资助出国留学的人员中,大多成为杰出的人才。如第一次资送赴欧美留学的五名学生:
罗家伦,赴美国研究教育及比较文学。后继续游学英、德、法等国。返国后先后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新疆监察使,驻印度大使。段锡朋,赴美国研究经济政治学。回国后在武昌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事,教育部政务次长,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等职。汪敬熙,赴美国研究心理学。归国后任中州大学(河南)、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1934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1946年任联合国文教组织自然科学处国际科学合作组主任。周炳琳,赴美国研究社会经济,继入巴黎大学、伦敦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昌商科大学、清华大学等。
1937年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康白情,赴美国研究文学社会学。回国后先后任中山大学、文化大学、华南联合大学教授⑧。
又如第二次资送赴菲律宾留学的四名学生中,除了有两人情况不明外,还有两人:
韩朝宗,由菲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专修金属材料试验及冶金研究。归国后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冶金委员、军政部兵工研究委员。张纯明,由菲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主修社会、政治学。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系主任。抗战中任行政院秘书、河南省政府委员等职①。
此后,资送出国留学的学生中所取得成就的佼佼者有:方显廷,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主修经济学,后获纽约大学获经济学学士、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
1929年1月任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兼经济系教授。
1946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1947年年底,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
第三,对商人捐办教育事业的方式产生了提升作用。在商人捐办大学活动中,除了继续采用传统的个人直接出面的捐助外,日益增多地采用了基金会、董事会之类的有组织的方式。这些组织都订有自己的章程,一切按章程办事。从而使得商人的捐资兴学活动更趋于规范化和合理化。
第四,对商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商人通过送自己子弟上大学、出国留学,尤其是通过资助大学建设和资助非自家子弟上大学和出国留学,既使中国人的接受大学教育率得以提高,也使商人阶层的素质构成得到明显的提高。据徐鼎新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能够统计的1108名新式企业经理、董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为229人,占总数的20.7%,其中毕业于本国大学者129人,占总数的11.6%②。又据苏云峰的研究,在1912~1928年间,有案可稽的著名商人377名,其中受过大学教育者126名,占33.4%,内中88人有在国外大学留学的经历,占有大学学历者的69.8%③。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启动了近代中国大学教育较快发展的进程,而在奠定大学教育基本格局的过程中,私立大学不仅具有引领潮流的作用,而且居有半壁江山的地位,其中的商人捐助既是私立大学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国立大学发展的援助力量。如果没有以商人捐办,没有私立大学的加入,那么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水平将大为降低,教学的现代化水平亦将会显得更加落后,商人队伍的现代化进程亦将严重滞后。由此可言,动员和利用商人捐资办学,是近代中国发展大学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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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餐饮服务业中,厨房作为餐饮服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厨房的管理水平直接制约着餐饮企业的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厨房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本文主要从厨房产品质量管理的章节入手,浅谈对厨房产品外围
质量的整体认知,并分别从就餐环境、服务态度、服务水平,价格标准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如何提高产品的外围质量,让顾客体会菜点以外的“味外之味”,提高对厨房产品的整体评价的同时,为整个企业对外树立良好的形象,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最后,谈了学习此课的体会和看法。
关键词:厨房产品质量、厨房管理、味外之味、品牌餐饮、产品外围质量
澳大利亚的德瑞克·西认为:“质量是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断与顾客的期望和需求相吻合。”在餐饮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餐饮企业为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为顾客提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千方百计的满足顾客的需求。为此,厨房的产品质量在厨房管理工作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而厨房产品质量包括菜点食品本身的质量和外围质量两方面。我觉得提高产品的外围质量对于餐厅的发展更为重要!
合格的厨房产品的外围质量,主要只产品销售态度要好,服务工作及时、周全而富有效率;就餐环境舒适,能满足客人交流、享受的心理需要,体现其身份和地位。以下是主要从产品外围质量要求的几个方面:就餐环境、服务态度、服务水平、价格标准来展开论述。
就餐环境
就餐环境是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第一环节。包括地理环境、整体装饰风格、室内室外、门头招牌、内部设施、餐具等,都要尽可能突出其个性化、差异化和独特性。就餐环境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富丽堂皇式。此种特色主要体现在豪华上,环境金碧辉煌,装饰高档华贵。一般适用于星级宾馆、国宾馆、酒店、高档休闲会所使用。例如,成都的锦江宾馆、天府丽都喜来登饭店、家园国际酒店等。在此种地方就餐,不仅是享受,
更重要是要体现宾客的身份和地位。
(二)休闲田园式。此种方式多半是在市郊村野、农舍桑田,旅游山庄等休闲地方出现,以体现自然、原始和淳朴天然为主要特色,给人一种自然的放松感和休闲感,它的装修风格不刻意豪华,只求与自然的匹配、协调和融为一体。
(三)文化点缀式。以文化突出亮点,如墙壁上有名人的书画,走廊有盆景和古玩的摆设,脚下有小桥流水(人造),空间再传递着古典雅乐……整个环境都充满文化的情趣,给人一种精神的满足。
(四)水上餐厅式。以水而就,如,桥上餐厅、水上船渡餐厅、邻水凉亭餐厅、水中小岛餐厅等这种特色能给人以悠哉游哉的感觉,休闲之趣。在这就餐既能吃到“鲜品”,又能醉入美景中。
以上几种安逸的就餐环境既能满足顾客交流、享受的心理需要,又能体现其身和地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服务态度体
餐饮服务要以细节取胜,要在注重亲情化和人性化上体现特色。把所有顾客当亲人、爱人去爱,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满面春风的笑迎他们,彬彬有礼而又热情的与他们打招呼,让他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人体验。中国人常说的“和能生财”和“好话一句三冬暖”的奥妙全在这里。在亲情化、人性化的服务当中,重要的是把各个细节做到家,并注意礼仪得当这里的一句暖心话,一个手势,一种微笑都能感化心,直接影响到顾客的心情和满意程度,决定他(她)能否成为回头客和对外树立良好的口碑。要注意全员性,形成一种氛围,一种情调。可以说,服务员优质的服务态度,是顾客单从菜品本身所不能体会到的‘味外之味’!
服务水平
餐厅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服务人员业务技能和自身素质高低的体现。以提高服务水平来提高产品的外围质量,主要有两个方面内容:
首先,要在服务内容和项目的开发上体现特色。
服务内容除了迎来送往,亲切招呼,沏茶送菜外,还应对顾客需要了解和应该知道的相关内容做好介绍。如,有关菜系的来龙去脉及典故,对菜单上菜品(主、辅、调)料的搭配,对一些特色菜的吃法讲究,以及科学膳食和保健营养的基础知识,餐厅优惠服务的相关政策等,这些信息都须服务员清晰准确地传达给客人,让客人就餐的同时,更能从中学到东西。另外,服务项目也要不断创新,必要时要增加新的服务项目。如,在餐前等待时间里,可以送一些瓜子、炒豆、糖果、小菜什么的,就餐中欣赏些文化展览或音乐节目等,就餐结束时,可送些水果、点心、巧克力及干净的毛巾等。
其次,在围绕顾客满意度和舒适度上体现特色。
服务的最终效果就是给顾客带来满意,顾客满意了,心也就留了下来,为让顾客满意,必要时,老板亲自上前服务,为客人斟酒沏茶,一表达对客人的敬重。而舒适,主要是环境、设施及服务项目上的满足,以及某些精神享受上的满足,应该挖空心思去思考。另外,在经营等其他方面,如饭菜的丰富多彩和供应的及时,价格的低廉和打折优惠,消费中的买赠活动,实行会员制或积分卡,老弱病残的特殊照顾,儿童生日娱乐、现场文艺表演,以及全天候的营业和送餐上门,都可以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去考虑以体现特点、个性。我认为服务水平的高低是顾客对菜品质量及整个餐厅的总体评价好坏的关键!所以,要在服务水平上下功夫,来提高厨房产品的外围质量! 价格标准不同客人对价格的认可、接受程度是不尽相同的,这主要与客人的就餐经历和经济收入及消费价值观有关。客人对菜肴价格的衡量,同样构成对厨房产品质量的不同影响。为此,要制定合理的价格,也就是说,厨房产品的质量要与价格相符与价值相称,既要使宾客感到实惠和值得,又要使餐饮企业有合理的盈利。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合理定价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合理定价的原则。(一)价格应反映其价值。菜点的价值主要包括三个部分;1.食品原料的消耗价值,生产设备服务设施和财产的折旧价值;2.以工资奖金等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3.以税金和利润向企业和国家提供的积累。(二)价格必须适应市场需求。菜点定价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可能较大的偏离其价值,获取较高的利润。例如,名店、名厨制作的菜,价格要高一些;档次高的餐厅比档次低的餐厅菜品价格要高一些;旺季要比淡季的价格要高一点等。(三)价格既要适时变化,又要相对稳定。菜单定价要根据市场需求变化适时调整,用优惠价、时令价、浮动价吸引顾客,提高经济效益。但如果菜品的价格过于频繁变动,会给潜在的消费者带来心理上的压力和不稳定的感觉。因此,菜单定价要相对稳定,即使调价,也需在更换菜单时进行,价格幅度不宜过大,一般来说,最好不要超过原价的10%。(四)价格要根据国家的物价政策,接受物价部门的督导。
其次,我们要掌握合理定价的方法。菜单定价的方法常见的有:仿效法、系数定价法、主要成本法、毛利率法,综合定价法等。我们只看最简单和最合理的两种方法。(一)仿效法。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具有竞争力同行的菜单上的价格,作为自己菜单上各项菜品的参考。这种方法在实际中经常使用,使此方法要注意以成功菜单为依据,避免把别人失败的定价照搬为己用。(二)主要成本法。指厨师制作一道菜品所耗用的食品原料的主要成本(主料、辅料、调料)加上生产该产品的直接劳动力。公式:主要成本*计价系数=售价
例如,从财务帐表已知某项产品的原材料成本为5.40元,而直接成本为0.90元。又知,原材料成本占售价的37%,而全部劳动成本约占售价的27%,一般直接劳动成本约为全部劳动成本的1/3,故直接劳动成本为9%,用100%--(37%+9%)=54%为销售成本率,再用100/54=1.85为计价系数。主要成本为;5.40+0.90=6.30元,代入公式
6.30*1.85=11.66元为产品售价。这种方法是考虑到餐饮生产的人工成本很高的情况,可获得较稳定的利润!若能适当降低人工成本,则定价更趋于合理。
菜单定价还取决于饮食市场均衡的价格。如果要吸引更多的顾客,除了菜点质量以外,菜品价格还应略低于市场价格。但并不是亏本经营,而是以适当调整某些菜品毛利的形式来达到竞争取胜的效果,菜肴毛利的高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可在经营中随机适当调整。综上菜单定价的目的在于,既要使厨房生产能完成目标利润,又能为消费者提供合理的价格!
以上内容是关于厨房产品外围质量对厨房和企业的不同的影响,以及如何提高产品的外围质量的一些想法。形象地说来,企业经营如同走钢丝,每项经营策略如同走钢丝的每一步,企业的文化内涵和顾客至上的宗旨如同手中的平衡棒,必须在动态中把握平衡才能达到目的地。在顾客需求变化多样的今天,餐饮企业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提供合格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使顾客品尝“味外之味”,使企业树立品牌之风,最终达到理想的彼岸!
序: 最后,我还是谈谈对这门课学习以后的感受和想法吧!概括起
来可用四个字来形容---“受益匪浅”,我越来越深刻的感到:技术和管理是永远也分不开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来说,不仅要懂技术,更要懂管理,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和企业的需要!我们做菜的时候,不能看到的仅仅是技术的东西,还要在另外的层面上多多思考,做菜的同时,也是对菜品这一事物的一个管理的过程。成菜的效果如何,直接反映的是我们对菜品的管理方法是否对路,是否得当?而从所看到的现象,我们再去反复地思考我们的‘管理’方法。这也许才是最重要的!管理是一门既容易又困难的学科,容易在于它近似有一些既定的理论和学说;困难则在于它的应用和实践。所以,我们在教材中学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关键是要在现代餐饮企业经营与发展中能得到更好地应用和实践!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通过对此门课程的学习,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厨政管理》是对现代餐饮企业制定创新发展战略的一个有力地指导,特别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研究和实践! (完)
参考文献:1.马开良 编著《现代厨房管理》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马超英 编著《厨房管理》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餐饮业得到了蓬勃发展。2006年我国餐饮业零售总额超过1万亿元,餐饮从业人员队伍近2000万人。餐饮业的高速发展必然带来激烈的竞争,这也是造成经营难度的重要原因。面对激烈的竞争,餐饮企业自然希望烹调、面点技术人员不仅能做好一、两道菜点,还希望他们具备协助解决经营问题的技能,具备协助决策的能力。餐饮业期望着具有这样能力的高技能人才。几乎所有餐饮企业现在都认为,缺乏高技能人才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
目前我国餐饮业产业化程度不高,生产工具简单,技术比较落后,市场竞争力强。这与厨房管理水平较低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我国餐饮企业的厨师长、行政总厨约有45万人。他们大多数是从厨师岗位上成长起来的,习惯于经验型管理,缺乏现代厨房管理理念,不擅长运用现代优化管理知识和先进管理技术。因此,难以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厨房管理体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餐饮业的发展。
众所周知,有特色,有营养,高质量的菜色是酒店餐厅成功的法宝,保障好出品的质量、口味和营养这是餐饮企业市场生存的重重之重。厨房好比酒店餐厅的心脏,一切的工作都围绕着它展开,而整个酒店的经营成功在与三大块:菜肴特色,营销策划,内部管理。要使得这三大块相得益彰,就必须在酒店厨房中建立有效完整的管理体系。
目前,餐饮市场环境比较混乱,体现为餐饮模式多样、行业平均薪酬水平低、从业人员缺乏培训机会、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管理知识。一般来说,一个中型餐饮企业至少一二百人,这些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不高,他们的岗位分工不明细,上下级之前缺乏信任,再加上不科学的管理模式,很容易为其经营埋下隐患。目前已有不少大型酒店因管理不善而倒闭。中型餐饮企业尚且如此,妥善管理好大型酒店的中式餐厅,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作为酒店的中餐厅的行政总厨,我很早地意识到了快速建立餐厅管理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作为管理者,我还意识到,餐厅的管理体系要同酒店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既要有分析好现在有的基础,效利用酒店现有的条件,也要考虑酒店的客观限制因素。管理体系的建立并非一劳永逸,要不断创新,持续推进,才能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的优势。
我的管理理论主要出自于五常法和KPI绩效考核。所谓五常法即常组织、常整顿、常清洁、常规范、常自律。所谓KPI就是将每人每个岗位加以细分化,从仪表、卫生、安全、节能、出品质量都有一个严格的考核制度,并结合相应的奖罚制度。当然管理也要靠人性化,现如今大多数人比较突出自我,人类社会的进步,思维方式的改变,使我们在管理方式上也要变,过去高压强硬的管理方式已不适用,取而代之是人性化管理,文化管理。通过这些综合性管理方法,对提高员工的势气,自律都有很大的提高。我们要让员工有舒适感、安全感、紧迫感,要努力营造员工的希望田野。为了保证整个厨房团队都具有良好的风尚和精神面貌,我还制定了厨房考勤制度、原料管理与验收制度和厨房卫生管理制度。
行政总厨作为酒店核心人物,不但要有扎实的技术功底,博大的胸襟还要有敏锐的眼光,还要对对餐饮市场有一定的了解,分析市场动态,设计编排菜单,研发新菜式,质量监管,员工培训等等,都体现了厨师长的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作为行政总厨,我必须了解每个员工的基本素质及技术水准,要合理优化的安排好每个人的岗位,及时了解他们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倾听他们对流程改进和菜式创新的意见,做好及时有效的沟通,并鼓励他们通过学习实现个人的发展。另外,我还未他们安排设置了厨房内的轮岗机制,每过一段时间,他们就有机会到别的岗位学习,这样既可以提高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为他们提供学习其他岗位技能的机会,又可以使他们互相具有兼容性,提高整个团队处理突发状况的能动性。我还特别提倡在菜肴配置及调味汁方面尽可能标准化、配方化这也是提高出品标准的有效手段之一。合理的使用原材料杜绝浪费,也是提高企业效益的又一手段,厨师长要经常检查冷库冰箱对库存积压要心中有数,并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我会灵活地运用电脑里的仓库管理软件,记录好货品的进出,保证菜肴质量并提高团队的工作效率。
出菜速度和出菜流程往往是大型酒店控制不好的环节。厨房管理不善的一个体现就是菜肴积压,上错菜等情况的出现。防止这些现象的发生,前后厅的沟通尤为重要。我初到酒店上任时,发现厨房出菜很乱,客人投诉也较多。每到高峰时菜单总是整篮整篮的倒进来。如果没有大型酒店的管理经验是很难控制这样的情况。我意识到,行政总厨在市口上一定要掌握节奏,一个市头好比一场战争,争分夺秒,厨师长好比指挥官,出色的指挥才能完成出色的任务。
于是我先从出餐区入手,这是关键的一区,是整个厨房的指挥台。厨房把做好的菜品传给服务员,再经服务员传给客人,要求工作人员细心、快速、沉着、冷静,做到忙而不乱,工作人员一定要有鉴别能力,并懂得色彩搭配,严格根据菜单先后顺序出餐,把好质量关、卫生关,保持工作台面和餐具的洁净。
接着,我整顿了配餐区,要求大家能耳听八方,眼观六面,熟悉配菜的供给与协调。特别要注意检查点菜单上所注客人吃素或清真等特殊要求,作出相应处理。然后是斩板区,要求厨工熟悉企切、平切、斜切三种基本刀法,具备斩、起、片、切、剁、剔、撬、改、雕九种刀功。要懂得菜品的验收,严格把关,计划每天的采购清单,了解用料的先后,生熟分开,熟记餐牌上每道菜肴的配料搭配,并管理好冰箱。色拉区的用料以生料为主,所以我特别强调了该区的卫生,要求大家每两小时进行一次双手消毒,工作时带好手套口罩,并掌握菜式装饰技巧。在炸扒区,我改善的重点在于炸炉的安全使用,要求大家熟读操作准则,带好隔热手套,牢记控温标准及技巧,要能识别原材料是否新鲜,并了解不同材料所应采取的合理温度。在炒炉区,技术是决定一道菜成败的关键,要求对操作流程非常熟练,有团队精神,善于互相配合。
为了更好把握出菜流程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1)沽清单是厨房在了解当天购进原料的数量缺货,积压原料的一种推销单,也是一种提示单,它告诉服务员当日的推销品种,特价菜,所缺菜品,以便服务员对当日菜式的了解,避免服务员在当日为客人服务时遇到尴尬、难看、指责等情况,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换菜、退菜使酒店声誉受到影响
2)做好餐前检查,检查备料是否合理,抓料是否顺手,原材料质量是否符合标准,灶上油温是否升起,有些预制品是否已加工等等
3)冷菜单应提早下入厨房
4)海鲜尽早通知鱼缸,争取时间宰杀
5)遇到客人退单或换菜及时与厨房沟通
总结来说,酒店中餐厅的厨房管理是一门很细的功课,厨房是餐厅心脏,而餐厅的成功与否,又很大程度决定了酒店的整体经营状况。要树立酒店的良好形象,培养品牌,餐厅必须建立完整细致的管理体系,并不断改善。管理实现统一标准、规格、程序、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确保菜肴标准、质量、口味,提高服务速度,需要行政总厨和其团队的不断努力,需要厨房的团队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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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通过对大众餐饮中央厨房现状、定位和作用的一些分析,提出中央厨房精细化管理的四个重点和实现途径,包括完善的全面食品安全管控体系、产品(菜品)的研发设计、生产过程的标准化和成本节约化、后台资源规范管理(仓储物流、人力资源、信息化)。并提出大众餐饮中央厨房精细化管理发展的未来展望,中央厨房将专注于菜品的研发设计、生产经营过程的精细规范管控和系统管理以及整合营销。大众餐饮中央厨房的精细化管理将更专业更专注,逐步融入工业化生产管理理念,并演变为中央工厂发展模式。
【关键词】 大众餐饮 中央厨房 精细化 管理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全面改革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和服务产业升级进一步加快。同时奢华消费的禁令规范,使高端餐饮市场份额逐渐减少。这些都给大众餐饮高速发展提供了机会,同时也必然要求大众餐饮的转型升级,就是实现餐饮业从传统走向现代化,也就是不断运用现代理念、现代模式、现代制度实现大众餐饮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化发展。然而,将原本分散在各家餐饮门店后厨的工作抽离出来,集中生产后配送回门店,背后无一例外都有强大的中央厨房作为支撑。作为一种标准化、工业化的餐饮运营模式,中央厨房在大众餐饮连锁经营中的作用正日益凸显。近年来,各地掀起中央厨房的建设热潮,如北京和合谷、广东真功夫、江苏丽华快餐、香港大家乐、深圳面点王、福建豪客来等知名大众餐饮企业,都建立大型规范运营的中央厨房。大众餐饮中央厨房是食品工业向餐饮业渗透,是大众餐饮业走向科学化、食品科学的科学创造与烹饪技艺的艺术创造相结合的产物。如何建设运营管理好中央厨房,也成了企业经营的关键。
一、国内大众餐饮中央厨房现状
从中烹协日前发布的一项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连锁的大众餐饮前50强企业已经有31家建设自有中央厨房,其余的大部分企业是依托相关供应商的中央厨房来完成经营和快速扩张,充分显示了中央厨房的重要性和趋势性。从有关数字分析,目前大半的中央厨房面积为3000到5000平方米,投资额在1000到5000万元,加工能力折算平均约每日三万份,同时显示目前中央厨房建设多数是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以适合自身发展规模和投资来建设,多数也做到适当留有发展余地、避免产能浪费,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总体而言,目前中央厨房虽然已经在大众餐饮规模连锁经营企业、很多院校、航空餐企等发挥了作用,但与国外相比,国内中央厨房建设和运营管理水平明显滞后。基于大众餐饮食品安全和成本控制、传统工艺和现代加工技术、营养与节能的考虑,近年将会是建设中央厨房的高潮。
二、中央厨房的定位
所谓中央厨房,是应用机械化、自动化设备,集中规模采购、集约大批量生产餐饮半成品或成品的生产场所。其主要生产过程是将原料按照菜单或订单制作成成品或者半成品,以冷链或常温的形式物流配送到各连锁经营门店场所进行二次加热或者销售组合后销售给顾客,也可以直接加工成成品或销售组合后直接配送销售给顾客。
中央厨房的好处很多,首先就是减低成本。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就是其中之一,如“采购十斤猪肉和采购十吨猪肉能是一个价吗?”并且专业化加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如加工削萝卜皮:门店员工由于不熟练,往往削的皮比较厚,出成率只有70%;而在中央厨房,由于有人专门干这一件事,并利用专门的设备或者工器具,就能把皮削得很薄,出成率能达到90%,食材利用率一下子就提高了20%,加工速度也大大提高。还有,通过将原来高级厨师才能完成或者组织完成的复杂劳动,分解为一个个简单环节,进行专业化的分工,规模化加工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因为分工的专业化,出品趋于标准化。此外,中央厨房的仓储、加工、配送程度越高,单店的厨房、仓储、办公等面积就越节省,可以大大降低房租费用。
更重要的是中央厨房便于企业对自身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统一监管。中央厨房可实现对采购的原辅材料和制成的成品或半成品进行专业化质量检验,做到“不合格的原辅材料不进入生产加工过程,不符合要求的成品或半成品不出中央厨房”,成为食品安全的重要防线。
有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品牌价值提升,因为中央厨房的产能和集中管理,能承接更多的政府、工业园区、学校,以及会展会议的集中供餐,如大型会展、体育赛事、企业大型会议或者活动,有的单餐就要几万份的供餐,提升了企业作为创造价值利润的本职,也承担很多社会职能,大众餐饮也是民生行业,规模和覆盖面广,让品牌内涵更具体,更渗入人心。
三、大众餐饮中央厨房精细化管理的实现。
1、形成全面食品安全管控体系。
有效的食品安全管控是大众餐饮中央厨房精细化管理最基本的基础。中央厨房的运营要成立独立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部门,主要职能是制订符合法规和企业实际的安全管控体系,制订各加工流程和各工序产成品的质量标准和卫生规范,有效实施控制原料验收、各生产车间现场品控、门店食品安全巡检和督导、检验和化验等。很多企业导入符合餐饮及食品加工企业的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对生产加工过程进行系统、专业化分析,实行原料验收的标准、切配规格、半成品及成品的工艺标准化。
如原料验收采用工业化品控模式,改变传统餐饮的品种多数量少、标准模糊、内部协调验收差的困境。再有,半成品或成品均实施留样和跟踪管理;便于产品追溯性,半成品发往门店按照《标签通则》规范标识,便于市场门店的贮存和使用;也便于直接销售客户的信息识别。门店采用经过专业系统培训,掌握品控要素,对各家门店经常性的食品安全巡查、考评、奖罚、改进跟进等完善措施。有效的食品安全管控是使中央厨房出品的半成品或成品(菜品)符合安全卫生指标。
2、产品(菜品)的研发设计
根据项目点业务和门店特征制定一套完善科学的菜谱,针对用餐人员相对固定的企业、事业单位,相对流动的工业园区、社区、医院等群体制订不同菜谱。在固定的人群供餐采取月菜谱,如半个月主荤不重复,一周次荤不重复,三天素菜不重复;编排时考虑食材分类,如鱼、猪肉、鸡肉、鸭肉、牛肉、其他主荤;同时考虑食材的烹调方式搭配,如煎、炸、炒、卤、蒸等,同时也便于中央厨房批量生产安排。 菜品的开发由中央厨房行政总厨组织研发形成,每月制定月菜谱,每月更新菜品库,每个制定产品改良目标;所有菜品均形成标准配料表和产品制作工艺。产品开发从客户和市场着眼,食材入手,寻找适合大众团餐的食材,进行烹调方式的研发,成本测试,工艺成型。
3、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成本节约化
标准化的实现:从原料开始,对于以个为单位售卖菜品,加工形状规格和重量标准化,如黄鱼、猪肘、大排、牛排、鸡扒等;过程切配标准化操作,如荤素菜切配规格,明确各菜品的丝、丁、片大小;从器具上标准化,如菜筐,每种菜的计量单位,在切配对各种菜的加工工具标准化;在调味时,勺子及瓢,还有投料量,调味品量均标准化并上墙;菜品分餐勺子也统一,半成品或成品包装时也是计量标准化。
成本的集约控制:采用批量生产降低人力成本、能耗、损耗等,采取绩效考核办法,将车间人力成本、能耗、损耗、易耗品进行量化指标,进行细化考核,采取低基本工资,提高绩效工资比重,不仅有效控制了成本,提高员工的积极性,鼓励创造效益,体现自我创造价值的企业文化,也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人员减少的同时,中央厨房的专业化分工出品更趋于标准化。
中央厨房的仓储、加工、配送程度和产品比例越高,各经营门店场所的厨房、仓储、办公等面积就越节省,可以大大降低房租费用。
另外,实施规模采购,有效降低采购人力和运输费用,减少采购漏洞,降低单位采购成本。“比如原有的20多个门店分别采购生鲜原材料,那么意味着可能有20多个漏洞,集中采购就只有可能的1个漏洞”。可以降低差错率,缩短环节,降低成本,争取利润的最大化。这样让经营门店更专注于业务提升上。
4、后台资源管理(仓储物流、人力资源、信息化)
统一配送方面:建立了常温库、保鲜库、速冻库对食材、调料、半成品、成品等进行分类储存、集中配送。配置标准完善的常温、冷链运输系统,对承运商的配送功能进行严格要求,做到全程的“统一”。中央厨房通过仓储物流配送,支撑门店快速拓展,通过日、周、月内时间安排调度发挥中央厨房仓库的配送能力,通过部门月采购分批计划配送,提高仓库的利用率;通过软件系统下单,完成库存、分包组货管理,提高配送效率。
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总部为主,门店为辅,多渠道招工;中央厨房作为门店厨师培训和储备的基地,也便于外派到门店的厨师实施统一的卫生规范、与中央厨房对接工作流程,更便于中央厨房对各门店在菜品和研发上统一管理;另外,因公司品控部,统一定期对门店厨师长和店长进行食品安全和规范的培训,实施新进员工培训,使得人力资源培训专业化。
信息化方面:因中央厨房支撑门店、项目点的业务拓展,信息化的辅助是必须的,从终端的订货,总仓的库存管理,分包配送,包括采购的订单均要系统生成,减少差错,减少人工输入的繁琐;在过程的生成任务单和成本分析管理实现系统化管理,打破传统餐饮的只管总账,只管总的食材毛利的管理模式,分析到单品,分析到车间,分析费用明细,实现工业化管理成。信息化不仅能实现产品生产费用分析,更多进行产品销售分析,便于产品的研发和销售推广策划。
5、夏商集团大众餐饮中央厨房精细化管理案例
两年前,夏商集团选择在厦门邻近交通要道的枋湖工业区内建设标准化中央厨房6000m2。在设备选购上,吸收业内经验,引进了国内一流的智能化自动炊饭生产线和一大批进口食材分切和食品加工设备,依托专业营养师和生产经营团队,建立完善的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功能强大的生产配送和营业支撑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从原料的验收、分拣、清洗、切割、加工制作、包装等过程的规范化规模化生产。经过两年运营,使中央厨房精细化管理的效果在这里进一步体现,企业规模不断壮大,现已开设28家大众餐饮门店,为松下、施耐德、柒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30家大型企业和学校提供供餐服务,目前年营业额超过八千万元,税利近千万元,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中央厨房精细化管理发展的未来展望
未来餐饮产业发展的重心将向大众餐饮转移,而中央厨房作为一种标准化、工业化的餐饮运营模式,对于方便快捷、营养卫生、价格实惠的大众化餐饮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随着食品产业的发展和产品进一步细分,中央厨房未来可能会升级为服务餐饮企业的专业化工厂。中央厨房将专注于菜品的研发设计、系统管理以及整合营销,以及食材处理、物流配送、仓储等。精细化管理使其更专业更专注,会从中央厨房演变为中央工厂发展模式,如福建豪客来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中央厨房的精细化管理,随着市场精细化分工,管理模式和方法逐步融入工业化生产管理理念。
【参考文献】
[1] 杨铭铎:中国现代快餐[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央厨房许可审查规范[S].2011.
[3] 杨铭铎、郑雪:中国团餐企业中央厨房建设现状与发展研究[J].四川旅游学院学报,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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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在我国的灿烂文化中起着支撑的作用。尽管社会的诸多领域并不是建立在汉语言文学的基础上,然而,其需要思维能力、判断能力、沟通协调能力,都和汉语言文学息息相关。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简述汉语言文学学科的教育基本特点
1.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其教学内容较为固定
正如上文所述一样,北京大学作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端地,早在建校初时期就设立了中文学专业,这个专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学科的教学内容与其教学方法已经固定下来。我国教育部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与2003年颁布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之中,对中文学专业规定开设的课程几乎没有发生改变,数量上一直都是十三门基础课程,教育界内几句全部认同,中文学专业在传统专业中是最具底蕴的一个专业学科,在现代大学专业体系中也是最为稳定的专业之一,其学科自身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丰富的内涵。
2.汉语言文学将以培养专业性文学人才为主要目标
多年以来,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及其前身中文学专业已经成为作家、文学知识分子的培养基地,但是从社会学角度意义上来说,这些职业都不能成为社会职业类型,而其应用性也就没有多大的发挥特征。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许多高等教育学校中开设了关于中文专业中的文秘学、新闻传播学、国际汉语等相关专业,这些课程的开设都是为了提高汉语言文学这门专业的社会应用性,为社会发展的需要输送相关专业的应用性人才。但就近几年干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形势来看并不容乐观,就业率持续下滑,从这点就可以看出该专业的社会应用性不强,社会对其的认可程度也不高。3.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关于实践性的内容比较少汉语言文学教育注重的是学生对汉语语言的分析运用能力以及水平,注重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而相对而言,实践性的教学内容比较少,一般都集中在文学写作这一方面,从教学内容上来看,该学科的实际应用性较差是有据可循的。
二、浅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提高及其现实意义
1.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提高的现实意义
就笔者看来,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提高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应用性的提高顺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是高素质的综合性人才,语言分析和运用能力在人才的基本素质中无疑是重要的环节,因此来说,汉语文学学科的应用性提高符合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人才的要求;其次,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应用性满足素质教育的本质需求。我国的素质教育推行已经遍及全国各院校,而现在正是高校实行素质教教育的关键时期,素质教育的根本目标所在在于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全面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而加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就是要将学科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语言文学专业在社会发展中成为具有推动性作用的理论体系,这正符合素质教育对人才的需求;再者,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提高也是学科本质发展规律的需求。汉语言文学专业以汉语言文字研究为主要对象,基于语言本身具有较强的工具性,也就决定了它自身所具有的易用性的特点。
2.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提高的可行性分析
以笔者看来,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提高不仅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具备很强的可行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汉语言文学学科其本身就具有非常丰厚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科学的理论是指导实践的科学武器。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提高具有雄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以及语言学理论都可以成为其理论依据;再一方面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提高具有优厚的现实条件,如前文所述,我过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教育基础,这些对于提高学科的应用性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此之外,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也做过这样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提高的几点思考
1.加强改革学科教学体制的建设
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各大高校应该加强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体制的建设,及时的更新教学内容,扩充教学科目,注重语言实践能力以及和社会发展相关能力的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课程的设置,完善必修课和选修课的选定方式,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强他们运用语言的实践能力,以此来提高该学科专业的应用性提高。
2.提高语言教学的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方式方法
课堂教学方式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进行知识和技能传输的主要方式方法,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汉语言文学教学者应该侧重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及时的改善教学方法,尽量避开传统教学中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及时的将教学科研成果引进,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化技术优化教学质量。
3.注重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
高校在教学工作中应该改变以往对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考核方式,不再将写作能力作为评判学生能力高低的唯一标准,而是应该综合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等全面进行测评,以促使学生的文学素养和能力得到全面的提升。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语言应用及意境分析方面的特点
众所周知,汉语言文学专业要求学习者有充足的知识储备,才能灵活思考语言的运用。但是,只有将掌握的知识灵活与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学以致用,才能凸显汉语言文学的实际作用。而且,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包含的丰富的知识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语言问题,或者提供相应的借鉴,这些都表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生活性。将汉语言文学的意境在合适的时候表达出来,结合具体的环境与背景,将文学中的语言表达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灵活性。
二、汉语言文学中语言应用于意境分析的作用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中,语言的应用于意境的分析不仅还原了作品最初的情感,而且这个探究的过程有利于学生将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结合,培养学生的情感,所以,在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过程中,语言的运用与意境的分析很有必要。
1.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语文知识素养
语言的灵魂在于精准地把握它的意思,应用到最适合它的地方,这样,才能发挥语言的作用,不然的话,语言就仅仅是文字或者句子而已。也正是对语言的灵活应用促进了对语言意境的分析,而语言意境的分析就会在无形中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促进语文综合素养的提升。比如,“冰清玉洁”这个词语通常用来形容人的品格,若用来形容一个人长得“冰清玉洁”,难免有些别扭,所以语言词语的应用必须有正确的使用对象。或者可以用“艳丽”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但若用来修饰风景,就不恰当,风景更适合用“秀丽”来形容,而一般不用来修饰人,所以,意境就是分析词语在不同语境中的应用,找到最适合的语境,才能欣赏出词语发挥的独特作用。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自然而然地就会逐渐养成习惯,在用词或者说话之前考虑它的恰当性,进行最准确的表达,以免产生歧义或者产生误会,而且精确的表达往往会使人印象深刻,便于更广泛的交流沟通。
2.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利于培养学生作品鉴赏能力
如今,社会发展越来越快,语言已不再是单纯的沟通工具,对语言的学习更可以帮助人在浮躁的时候静下心来,修身养性,促进自身素质的培养。在对汉语言文学进行品读时,需要了解的不仅是它的大概内容,还有它隐藏所没有直接表达出来的思想与意境。例如,在学习诗歌《再别康桥》时,若不静下心来细细品读,可能最后只会记住“轻轻地走,悄悄地来”,这样就无法完全理解诗歌,更应该结合作者当时的时代背景,经历,分析作者在其中蕴含的再见康桥时的眷恋与惆怅,这首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必须仔细欣赏才能在眼前浮现一副画面,才算真正理解这首诗。而且,在这个用心欣赏的过程中,学生的鉴赏能力就会逐渐提高,对其他作品的解读也将更有深度。
3.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文采
这是一个学以致用的过程,正是因为学生的鉴赏能力不断提高,文学功底也随之逐渐深厚,就会体现在日常的写作中,用词,造句更有文采,更有内涵与深度。对语言意境有自己的独特看法,能够针对不同的文学作品提出各有针对性的看法,无论是书面表达还是日常交流,都会体现出一个人对汉语言文学的深刻感悟。
三、提升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的策略探究
语言的应用与意境分析只有真正贯彻到实际学习中,才能做到掌握了汉语言文学的技巧。所以,在学习过程中,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帮助提升汉语言文学应用于意境分析。
1.强化学生朗读训练,夯实能力培养的技能
在对文章或者文学作品进行阅读时,往往出现这种情况,读完一遍之后对内容不理解,会产生不知所云的感觉,这时候,往往需要静下心来,反复阅读,文章的主题就会逐渐浮现,对文章整体就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然后,再对文章的细节进行一步步的分析。阅读并不是简单的读文章不思考,那样是徒劳的阅读。通过不断的阅读训练,学生可以去体验每个字、词的独特的作用,明白为什么不能用其他的来替代,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判断一段内容或一篇文章的意境。反复的阅读训练是为了夯实学生的基础,培养对文学阅读的耐性,这个过程需要不断地积累,不需要追求速度而忽略质量的提高。在大声朗读的过程中,有利于感情的培养,这都有利于加深对文章意境的理解。
2.加强背诵练习,为能力培养做铺垫
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背诵一些好的篇章,因为很多时候可以引用或者改写就会为文章增彩不少。背诵不是机械式的念,背诵的时候,必要地融入个人感情,就会不自觉的进入当时写作的环境下,只有投入感情,才能融入文章所要表达的意境,或者背诵的时候将自己当做故事的主人公,从另一个方面去体验文章,印象就会更为深刻,语言的应用由此变得灵活生动。一些著名的文章内容值得背诵是因为它的每一个字词都有值得推敲借鉴之处,读懂了一篇文章,就会以此类推,理解更多的作品,所以,背诵练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背诵练习可以为语言应用提供很多借鉴,适当的时候引用某个作家的一句话就会瞬间变得“高大上”。
3.引用多媒体教学与情境教学相结合
汉语言文学是一门看上去枯燥无聊的专业,长期的课本教学难免使学生产生厌恶情绪,从而不利于语言应用能力的提升和语言意境分析的培养,所以,必要的时候,改变一下教学方式很重要,教师可以进行多媒体教学,适当地播放视频资料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的理解作品本身的意境。例如,在学习一些古文文言时,进行情境教学会极大促进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编排话剧,等等都是很好的方式。无论是多媒体教学还是情境教学,都使文字变成了活生生的画面,这种立体教学模式带动人的感官共同作用,学习印象更为深刻,感触也更大。在鲁迅先生的文章《祝福》中,通过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的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摧残与迫害,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指出彻底反对封建的必要性。其中,有一段对祥林嫂外貌的描写十分形象生动,“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这段内容十分经典,无论是用词还是经典,若在讲课时适当加以表演,便会进一步增加学生印象。或者,在学习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时,由于话剧本身涉及较多人物,剧情复杂,如果只是看课本,很难弄明白话剧的整体思路,情节很难联系到一起,但如果观看电影或是其他影视资料,便会加深对哈姆雷特英勇形象的印象,人物关系,情节也更加清晰这样的学习更加有效。所以,转变教学模式对汉语言文学教学必不可少。
四、结语
语言文学语言的应用与意境分析不仅关乎着这个专业的发展,而且与培养学习人员素质有着密切联系,对语言的恰当运用和对文学意境的深入分析会促进人文学素养的发展,本文结合汉语言文学语言英语与意境分析的特点,分析其作用,提出了发展这一能力的策略,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为汉语言文学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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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市场营销战略指的是企业依据现代市场营销理念所制定的市场营销总体规划,以在某一时期内实现自身的经营目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企业市场营销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发展状况
社会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现代物流。尤其在日本,人们对现代物流格外的关心。“物流改革”和“现代物流的复兴”用语的出现体现了目前日本的物流现状。根据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人们最关注的是物流的高效性以及合理性,这也是今后物流发展的主要方向。“市场营销与现代物流”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市场营销”被应用于很多地区。实际上,它的本意与“现代物流”基本一样。“物流”向来被当作“市场营销”的简称。目前,作为国家的核心经济经济支柱之一,物流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企业类型从第一、第二物流业跨度到第三、第四甚至第五方企业类型的发展,物流服务业向着国际化、综合化、集团化、一体化、网络化、个性化以及智能化方向发展。就我国而言,物流企业通过临时外购和租赁合同的形式,主要经营单一的物流服务,提供运输和储存服务,增值服务较少,缺少与客户的合作。目前,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国家对物流给予了政策上的支持,改善了物流的基础措施,提高了对物流的认识。尽管我国物流企业取得初步发展,有了明显提高,但与国际物流企业,我国物流企业距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物流还有一段距离,仍然存在很多不足。我国物价水平飞快地提高使物流成本提高,现代物流方式向多样化的趋势发展。当前物流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在不影响去企业信誉和利润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物流运营方式降低物流成本。物流企业还存在盲目性,缺乏创新,管理不当,利润损失严重等问题。物流企业服务的满意程度也和利润经营有密切的联系。物流服务的售后服务、问题的解决、服务反馈等与顾客沟通的业务也是现代物流企业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二、发展建议
(一)客户关系的管理
1.特征
与客户进行合作,并为客户提供专业的物流服务是物流企业的主要目的。客户包括上级企业和下级企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方面,客户一般不会受外界的干扰,稳定性高。另一方面,他们的类别和数量比较大。双方获利,是与客户合作的最终目的。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物流服务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物流行业的发展日渐成熟让许多物流企业开始重视客户的需求,逐步地发展成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目标,以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为企业宗旨。
2.管理策略
物流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是维护好客户关系。首先,物流企业要想维护好顾客的关系,可以通过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开展各项服务活动来实现,以拓展客户市场。在服务中,及时为客户解决难题,对客户提出的问题及时做出反馈,建立客户反馈信息系统,了解客户需求,积极主动地与客户进行沟通,并不断改进不足。其次,设立专门的部门对客户的资料、需求、建议以及反馈信息进行整理,建立实时的客户体验平台,对客户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服务和营销方案,提升业务服务,不断优化企业结构。最后,及时地对客户资料进行分类管理,考虑其潜在价值,有针对性地管理客户。
(二)项目化管理
1.思想
全局规划、市场分析、策略制定、企业文化、部门整合以及内部管理制度是市场营销项目化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按照时间顺序,从业绩评价、实施部分以及启动策划部分来归纳市场营销项目化管理结构。按照功能,从项目指导、执行部门以及营销管理职能来归纳市场营销项目化管理结构。
2.作用
项目化管理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项目管理摒弃之前的金字塔管理模式,启动项目化管理,变立体化为平面化,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其次,项目化管理对市场中的各个项目进行分类,有针对性地实施营销策略和服务,保证市场营销手段的有效实行,提高了营销策略的成功率。最后,项目管理协调了企业营销市场与项目个体之间的利益,统一了企业营销策略的成本、目标、执行周期以及项目执行个体,保证项目负责人落实每个环节的工作,避免浪费时间,增强项目区域管理权限,缩短了突发问题的解决周期。
三、结束语
我国的市场营销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了适应市场营销发展的需要,物流企业奉行的核心营销策略是以顾客的需求导向。而就企业内部而言,物流企业需要优化内部管理结构,实施项目化管理。本文主要以顾客和管理为重点,对现代物流与市场营销提出建议,指出物流企业全方位的发展与平稳进步离不开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和项目化的经营管理模式。
一、工具设计
1.技术架构
本文建设的主题数据集市分为四层:基础层、汇总层、应用层、交互层。为了应对未来各种数据要求,尽可能减少各层之间的耦合性以确保数据集市的框架结构稳定性。基础层用于源数据的ETL处理,整理基本数据源与补充数据源提供的海量数据。选取覆盖较广、数据质量较高的EAST数据为基本数据源。补充数据源提供较多的数据接口,以支持各类异构源数据的装载过程。汇总层为数据加工区域,经过ETL的数据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汇总,形成不同的主题分析数据集。应用层实现各种分析模块的聚合存储,包含所需要的数据模型与分析指标。交互层面向不同用户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数据展现,包括管理人员、业务人员与数据分析人员,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2.应用流程
基础层、汇总层、应用层用于数据处理,对用户透明。交互层直接面向用户,通过多维数据展现平台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汇总信息,并在用户登录时对数据安全性进行控制,其应用流程遵循步骤。首先,识别和确定业务过程。业务人员通过自身对业务活动的任务、目标和实现过程进行深入解析,确定分析主题与分析对象,界定分析范围。其次,识别度量指标。度量指标是分析和评价业务绩效的依据,通常表现为数值形式,但是百分比和比率等不具备可加性的指标不适合选取为度量指标度量值。再次,选取合适的分析维度,通过调整分析指标的层次顺序,进行数据信息挖掘,如评比不同年份的各分支机构经营开展成果,或是分析各分支机构历年来经营业绩,其分析维度的布置是不同的。最后,可以将结果用不同的报表形式进行展现,如复杂二维报表、柱状图形、时点趋势线等。
二、案例分析
1.市场营销
小企业部为了提高对公客户的业务办理效率,针对业务量较多的小微企业营销网银业务。业务人员通过多维数据展现工具,首先选定小企业主题,筛选分析范围为未开通网银的小微型企业,然后选定度量值为客户数,选择近期交易金额区间与企业开户机构为分析维度。为了锁定各经营机构的有效客户,调整两个分析维度的顺序,最终选定目标客户群体后,再深入挖掘出每一个目标客户,进行网银业务营销。
2.风险分析
某机构信贷员需要对贷款业务实现精准营销,基于以往经验,对公账户中存款余额较大而贷款结清的客户信用风险较小,为此该业务人员依靠本分析工具锁定该类客户群体,进一步提取目标客户信息。同样的业务操作,还可以用于数据分析员对目标客户群体锁定后,进行后续数据分析应用。某机构风险专家需要考察各分支机构针对不同行业发放贷款的额度,通过不同的资本计量方法得到定量的结果,进而评估各机构的信用风险。本例中,选取对公贷款分析主题,贷款余额为度量值,分析维度有管理机构、贷款五级分类、贷款投向行业等。为了方便非IT人员在制定商业银行的营销方案、风险分析决策等过程中灵活地获取数据支撑,本文基于多维数据结构就全方位信息支撑应用模式进行理论探索,通过数据指标统一管理、主题数据集市建设与数据预处理等手段,并实现支持多维数据钻取的数据展现工具,具有以下优点。
(1)首先是支持分析维度自由拖拽,展示直观。使用者通过拖拽等鼠标操作完成指标分析工作,并取得直观的数据结果进行有针对性的进一步数据分析与拓展应用。这就降低了业务人员、管理人员和分析人员对数据获取的难度,更为专注于自身业务领域的能力应用,根据需要修改取数方案,而不需要先去掌握复杂的SQL分析脚本。
(2)其次是提高了数据服务效率。由于金融交易数据的保密性等安全控制,数据应用从需求提出到分析应用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审批、科技人员取数等步骤。将后台交易明细数据与安全性策略在汇总层做过预先处理,需要的汇总数据可以方便地利用多维数据展现工具得到,精简了数据需求流程,提高了分析效率,也将IT人员从实时响应的服务支持状态中解放出来,去解决其余科技难题。本文的研究是在数据仓库技术应用中一次非常有效的探索,基于多维数据结构的主题数据集市可以认为是某区域性商业银行的数据仓库项目建设的雏形。基于集市以及多维展现工具,该行在实际生产中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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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发展迅速,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企业为在市场竞争中抢夺市场份额,使企业市场营销面临着较大的风险。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市场营销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营销类应用型人才培养采用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一)市场营销应用型人才培养现状
(1)培养目标定位不准目标是一切行动的指南,只要有了明确的目标才不会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迷失。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普通高等院校的市场营销专业以理论研究与传授为主,对学生培养的目标定位不够准确。即便是理论课的设置也并不合理,同系不同专业的主干课程设置区别不大,专业特色体现不明显。由于培养目标的定位不准,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过多重视知识的灌输而忽略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只有专业理论而不懂如何运用到实践中,动手能力不强的学生并不是营销类企业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2)实践教学未成体系我国高校传统的人才培养很重视基础课程和通识课程的开设,而市场营销专业也是理论课程多实践实训类课程较少。课程设计缺乏专业特点和前瞻性,授课中信息内容和引用案例陈旧,实验教学往往又把营销环境和决策简单化,实践实训容易流于形式化。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执行能力更为看重的营销专业,其实践教学缺乏统筹安排和整体布局,实训尚未形成有效体系,这样的课程结构难以适应社会经济与企业的发展需求。
(3)考核评价方法单一企业在招聘的过程中最看重的是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但这往往又是企业对毕业生最不满意的地方。追根究底这是由于僵化单一的考核评价方法导致的。卷面考试仍然是很多高校市场营销专业对学生唯一的考核方式,缺乏对学生动手能力、逻辑分析、问题发现和解决等方面的考察。传统的闭卷考试让学生照着教材和笔记死记硬背,难以反映实践教学的成果,也不能激励学生通过更多的实践培养创造力和执行力。因而毕业生在面试甚至其后的工作中的表现也就差强人意。
(4)实践经费投入不足比起课堂教学,营销专业实践性教学所需的调查、实习经费和实验设备都需要更大的投入,而各高校在这一方面的经费明显不足。市场营销专业的实践实训环节操作复杂、牵涉面广又难以量化,校方给予的工作量往往也不多。老师们不愿意指导实践实训环节,因此实践性教学流于形式有过程而无质量的现象比较普遍。
(二)营销类应用型人才培养采用项目化教学的必要性
1.符合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的创新要求从高校教学规律和个体身心发展要求来看,项目化教学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自主完成项目工作的过程,是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新领域与新途径,符合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的创新要求。
2.契合营销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改革方向相比传统的讲授式教学,项目化教学模式更容易使学生系统全面的应用掌握的知识。在项目的设计实施完成的过程中,学生不断利用专业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逐步地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和技能技巧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因此,该模式契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改革方向。
3.易于激发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项目化教学模式在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传统的教学是老师灌输知识,学生被动听取;而项目化教学方法中每一个环节所需的知识、遇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需要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自己的方式获取资源。这样不仅能扩宽学生的知识面也能锻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让学生更直观地体会从宏观理论世界到微观项目执行的全过程,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都更容易调动学生对知识和理论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从而形成良好的思维和学习习惯。
4.利于营销专业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在小组共同执行并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团队意识,并充分发觉自己在团队中的定位与特长。团队协作式的项目化教学是学生实现个性化和社会化的基础,在项目的成功或失败中锻炼了良好的意志控制力,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综上几点可以发现,项目化教学方法是提高应用型人才职业能力的有效途径,在这种模式中锻炼形成的综合能力将在今后的职场发挥重要作用。
二、基于应用型营销人才培养的项目化教学模式设计
(一)教学目标的确定
教学目标是指教学活动中具有指向、激励、标准作用的预期结果。任何有效的教学活动都应该有相应的教学目标作为指导,只有目标明确才能做到老师教授时有的放矢、学生学习时重点突出地共同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通过对用人单位的调查研究发现,职业岗位的技能要求逐渐呈现出一种边际化的变化趋势,即一种主要岗位与多岗位转换结合的职业构架。这一态势要求高校毕业生能掌握不同岗位的多种知识与技能。这种跨岗位的“综合型职业能力”即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而营销类专业人才的教学目标的制订应该从营销类岗位的工作职责分析入手,围绕知识目标、职业能力目标、情感目标和德育目标,综合建立起既具备系统的市场营销专业理论又拥有营销岗位基本操作训练的教学体系。
(二)教学项目的选择
营销类项目化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完成项目操作的同时能掌握市场营销专业知识,而想要实现教学目标里的教学效果,项目的选择与设计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实施教学时,作为组织者的老师要精心地设计好每一个“项目”。而在确定项目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1.实施项目的课程在营销专业中所处的定位首先应根据该课程在专业方向的作用与定位来确定课程级项目。课程级项目的选择应该既符合企业真实的岗位操作要求又适合课程的专业定位。根据知识体系、操作技能和职业素养等内容将课程级项目划分为若干模块项目,每个模块项目又可进一步分为小的实验项目。实验项目和模块项目要能有效地体现对市场营销学科体系下教学内容的重新组织和规划。
2.项目实施的可操作性与实用性任何教学项目在设计与选择时都需要考虑项目的实用性与真实性。营销型的项目必须与企业策划类、推广类或现实商业经营相关,并将某一教学课题的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紧密结合。
3.学生知识接受能力的差异在设计项目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现有的知识体系、认知能力和兴趣方向。项目的难易程度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来确定,力求做到学生能独立处理和克服在项目操作中出现的困难,或者利用专业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
(三)项目化课程体系的构建
在实施项目化教学时,其课程体系构成应是以项目涉及的具体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为导向进行组合归纳,以完成具体的项目工作为目标设置知识内容模块。要把过去市场营销专业传统的以理论为主导的课程体系构建,改造成按任务完成能力构建的若干知识模块组成的课程体系。具体的项目化教学课程体系构建步骤如下:
1.明确专业岗位要求通过市场调研确定营销岗位职责和要求是建立项目化课程体系的重要一步,调研需客观真实地反映市场实际需求以作为后续各阶段的基础。通过对企业需求的调研,明确工作岗位所要求具备的各项技能和素质,由此确定教学培养目标。
2.设计课程级项目每一个专业岗位都有自己明确的工作范围,在具体工作职责的基础上找出具有专业代表性的典型项目或者企业实际操作项目。以此为基础组成课程项目集合,作为贯穿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的核心环节。
3.分解子项目根据不同的职能模块把典型课程项目分成若干独立的子项目,再按工作流程顺序将子项目排成序列。子项目的分解和线性有利于专业课程模块的设置。
4.形成专业课程模块分析子项目操作中所需要的专业理论知识,以每一个子项目的理论知识点作为教学课程模块的支撑。按子项目操作排序序列安排专业课程,形成课程模块链条。
5.形成项目课程体系上述四个步骤各有标准,并项目联系和制约。通过这些流程的实施执行,以项目操作过程为导向,紧密围绕项目实施各环节所需知识点而进行的项目化课程体系初步构建起来。
(四)项目化教学流程设计
依据前述,项目化教学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独立或分组完成项目任务的过程。因此,项目执行及教学的具体实施流程可分为教师执行端和学生操作端两个不同的角度。在具体的项目化教学过程中,老师扮演者项目策划者与组织者的角色。他们所要做的工作有:确定教学项目后使之形成可视化的呈现;明确项目教学的目标任务;围绕项目所需知识点进行课堂讲授;在项目实施前给学生提供和展示相关的教学资源;对项目的开展实施进行有效建议;引导学生独立或分小组进行项目执行并促进小组的讨论交流;最后对学生形成的项目成果或作品进行考核评价并依此对典型项目进行修正调整。而学生在项目化实训中要完成的内容依次有:首先感知教学项目并明确学习目标和任务;听取项目相关知识点的讲授和获取项目操作资源;独立进行项目操作程序设计或者小组讨论项目操作流程;接下来即是项目执行操作并小组讨论交流;在项目完成之后形成项目作品或成果;接受老师的成果考核评价。项目化教学模式中的关键点是顺利组织学生完成任务,因此,要求指导教师在整个过程中要思路清晰、组织得力。只有对需要完成的项目教学程序相当清楚,才能尽可能预估项目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困难和疑问,也就才能对学生的问题作出及时反馈和指导。
(五)综合化评价体系的构建
项目化教学模式的考核应摒弃传统的“卷面考试”评价机制,根据学生项目实施过程、任务完成绩效、项目作品效果等情况来进行考评,建立以实际工作任务相关指标完成为主,项目作品及理论考核为辅的综合考评机制。最终的考核结果采取对平时表现、知识应用、技能熟悉程度、团队精神、职业素养等综合指标的考核,并对学生的课堂考勤、提问答疑、操作流程、课后作业、项目作品等进行评价。通过考核方式的变化起到提高学生知识应用的能力、自我学习的能力、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培养团队精神的作用。
1.调查结果分析
1.1企业急需的营销人才类型及从事营销工作的重要因素
在企业急需的营销人才类型中,市场开发人员占32.4%位于第一位,其次是营销策划占17.6%,然后是营销管理和服务营销,各占14.7%。与其他相关人才类型相比,市场开发和营销策划对于创造力的要求明显较高,说明企业对于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比较迫切,学校应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通过对在校生和毕业生的调查发现,学生认为在从事营销工作过程中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个人能力(占33.3%)、经验(27.6%)和专业知识(18.6%)。然而,对企业的调查数据和访谈结果显示,企业认为毕业生在从事营销工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个人能力(30.3%)、团队合作(24.2%)和经验(21.2%)。这说明学生对于团队合作在营销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
1.2市场营销专业创新型人才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市场营销专业创新型人才应具备的知识包括专业知识和拓展知识两部分。通过多响应变量分析,按照个案百分比结果显示,在专业知识方面,排在前列的包括市场营销(85.7%)、市场调查与预测(79.5%)和消费者行为学(79.5%);在拓展知识方面,排在前列的包括营销团体管理(79.5%)、广告实务(74.1%)、服务营销(72.3%)。交叉表分析显示,企业、毕业生和在校生对营销专业知识和拓展知识的理解相差无几,说明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基本符合社会实践需求。市场营销专业创新型人才应具备的能力包括基本能力和专业能力两部分。通过多响应变量分析,按照个案百分比结果显示,在基本能力方面,排在前列的包括人际交往能力(93.8%)、表达与沟通能力(54.5%)、创新能力(35.7%);在专业能力方面,排在前列的包括销售管理能力(82.1%)、市场分析能力(77.7%)、商务谈判能力(75.9%)。交叉表分析显示,与毕业生和在校生相比,企业在基本能力方面更强调团队合作能力而非人际交往能力。对市场营销专业创新型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进行多响应变量分析,按照个案百分比结果显示,协调与沟通能力(74.1%)、团队合作精神(58.0%)和创新能力(41.1%)是市场营销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此外,在与企业管理者的访谈中,多数管理者提出道德品德高尚是选用人才的基本素质要求。
1.3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欠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和与企业管理者的深度访谈,发现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欠缺的知识包括营销专业知识(32.6%)、社会文化知识(27.5%)和社会礼仪知识(25.0%)。其中,营销专业知识被企业管理者排在首位,而被毕业生和在校生忽视,说明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对于本专业的基础知识掌握的并不牢固,存在过度自信现象,在教学过程中应使学生认识到这一点。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最欠缺的能力主要有敏锐的洞察力(48.5%)、谈判运筹能力(48.5%)和市场反馈能力(46.6%)。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欠缺的素质包括创新能力(46.6%)、协调与沟通能力(35.0%)、忍耐能力(32.0%)。
2.市场营销学生创造力培养对策
根据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创造力需求调查的结果,本文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创新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2.1开设创新教育课程,提高学生的创新素质
人人都创造力,人人都需要创造力。众多研究表明创造力可以通过大学教育进行培养。
2.2加强专业课教学,奠定学生创造的知识基础
专业知识是创造力的基础。一个人不能真正的有创造性,除非他知道一个特定专业的大量知识并且有在该专业生产所必需的技能。然而,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存在专业知识掌握不牢、邻近学科知识匮乏等问题,这些都不利于创造力的培养。因此,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应该综合使用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习积极性。
2.3重视学生实践,培养学生创造能力
创新能力培养的根本途径是让每一个大学生能够在学习、生活中参与创新,实践创新。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学校应该加强实践教学的力度,例如充分利用开放实验室等。此外,还应通过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创意创业创新竞赛等多种方式,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总之,培养大学生的创造力是高校的使命和责任,而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是创新人才的基本要求。因此,为了培养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创造力,教学应注重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结合,对课程进行优化设置,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为学生开展创新实践活动提供资源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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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市场营销战略的实施,从宏观角度来分析市场营销,其对于某个区域整体上的经济发展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项目化管制在企业市场营销行径中的有效措施
企业意图在现今激烈的市场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有效的营销方案,是能有效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加速企业成长的重中之重。项目化管制在企业市场营销行径中的营销手段,它具有着战略性的意义,通过项目化管制理念可以分解企业的营销目地,进而实行更多互相贯连的工作枢纽的拟定,而后应用专业化管制方案实行全面营销行径中相关开展的管理。以下几个方面便是项目化管制在企业市场营销行径的相应措施:
(一)市场营销行径的组织
为达到企业生产经营的目标,一方面辅助市场中的潜在客户对企业产品进一步了解,另一方面要在企业生产经营管制行径中,运用科学恰当的营销观念来促进企业实行内部资源建设的改善,这样使得企业经过营销行径更有效的销售产品。能让企业得以持续发展及盈余,市场营销是重中之重。但很多企业并没有很全面的对营销过程进行分析,忽视了营销过程的必要性,是因为很多企业太过着重营销行径中的营销要素,因此企业不能实现预期中的销售目标,同时也影响了企业长远发展的实现。因此,在进行企业营销过程管理的时候,必须要强化对项目化管制理念的运用,才能让企业得以在市场中占领一定的位置,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营销风险。如果目标市场是在海外,那么就需要全面调查和分析海外市场,主要着重有关影响因素所发生的变化,比如现实因素,人文因素等等,这样才可以更效率的实行市场营销行径。
(二)市场营销行径的筹划
在实施市场营销行径前,企业必须策划出科学恰当的营销战略方案,在全面调查了目标市场的前提下,将收集到的数据资料加以研究分析,将其量化并统计整理,最后获得统计结果,再将其结果制作成报表。当明晰目标市场后,进而细化目标市场;遵循目标市场的现实情况进行最佳产品营销组合方案的制定;同时也要将制定出来的产品营销组合的宽度、深度和管理进行规范。与此同时,企业还需要注重对营销活动实际要求以及市场中产品竞争情况的注意和观察,然后对产品价格销售构架加以科学的制定,从而打造出一支营销素质水平高且能力强的市场营销队伍。中所需要的各类经费进行准确计算。
(三)市场营销行径中所存在风险的预防控制
在实际市场营销行径中还是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需要企业结合当前目标市场的实际情况,在不损坏市场营销项目运行和质量的前提下,及时有效地进行市场营销项目进程的调整。由于市场产品的需求会不断发生变化,所以需要营销工作人员对市场营销行径中存在的诸多风险加以有效防控,并能够及时的采取相应措施进行企业营销战略方案的调整。与此同时还需要做好市场营销行径的后期工作,其中包含有合同与管理的收尾工作,主要涉及的方面有整个市场营销后动的核实,项目失误原因分析,项目记录以及整体总结资料等等。
二、结束语
为使企业生产繁荣目标得以实现,项目化管制观念有效的达到这一目的,在企业开展市场营销行径前,一定要科学策划出恰当的营销方案。所以将市场营销行径进行项目化管制,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市场营销行径的管理能力及竞争力,让企业市场营销行径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合理性,让企业可以长远发展下去。
一、医院在管理中如何实施市场营销
(一)重视公共关系
公共关系简称公关,简单的说公关就是组织运用传播建立各种公众对组织的好感的活动或职能。
1.医院公关的意义
(1)医院形象建设的重要手段。公共关系方式多样、花费较少、可信度高,是医院打造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有力手段。
(2)信息传播的有效途径。医院开展了什么新技术、新服务,引进了什么人才等信息,都是很好的新闻素材,传播后会起到非常好的宣传效果,从而有利于增加医院的业务量。
(3)畅通沟通渠道的方式。与政府、社区等相关部门的友好交往会使医院和这些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及时了解相关的政策法规。良好的政府关系在某些时候甚至影响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新闻媒体的良好沟通可以保证正面的舆论导向;与供应商的良好沟通可以使医院在药品、设备和消耗品等物资的采购时间、库存量、付款时间、物品质量等方面获得更优惠的条件等,这些都可以为医院创造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
(4)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桥梁。公共关系的人情味可以成为解决目前医患紧张关系的润滑剂,尤其是发生医患矛盾时,危机公关的正确运用不仅能促进矛盾的解决,还能尽量维护医院的正面形象。
2.医院公关的对象公共关系特定的工作对象称公众或受众,即指对一个组织的目标和发展具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关系和影响力的所有个人、群体和组织。对于医院来说,公关的对象主要有消费者即患者、政府决策机关、新闻媒体、社区、相关协会和团体、金融机构、业务往来单位和医院员工。
3.医院公关的方式方式灵活多样是公共关系这一营销工具的一大优势,常用的方式主要有:
(1)新闻。新闻真实性和花费较少甚至无需花费的特点,使新闻成为医院公共关系的主要方式,营销人员要留意并挖掘医院经营中出现的新人新事,创作成对医院有利的新闻,有时候甚至还要策划一些事件或行动来制造新闻。
(2)特别活动。如公益活动、学术活动、赞助活动、新闻发布会、健康沙龙、义诊活动等,这些活动一般都能引起相关人群的特别关注,有些活动如与媒体的联谊会、向上级机关的汇报会等还会加深与目标单位的关系。但医院在举办这些活动的时候要紧贴医院的目标市场和目标人群及市场定位,并根据财力有计划的开展。
(3)书面材料。包括医院及产品宣传彩页、疾病防治知识宣传材料以及医院的院报或杂志等。有时候医院还把相关的各类传播信息编辑成电影、幻灯片等视听材料。
(4)演说。医院领导在各类场合的讲话或评论以及答记者问、医院专业技术人员在各种专业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也能帮助塑造医院形象。
(5)网站。一家医院的网站可以说是最好的公共关系媒介,消费者和其他受众都可以登陆网站,查询信息甚至预约挂号、咨询专家等。
4.医院危机公关
管理者希望在医院经营中总是一帆风顺,但事实上,医院时刻都可能遇到各种对医院不利的事件,如医疗纠纷、舆论危机、与关联单位发生的经营纠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医院危机等,医院危机公关要遵循如下原则:
(1)预防原则。成立医院危机公关处理小组,小组成员不仅包括营销公关人员,还应包括主要院领导、医务管理人员及业务专家。制定危机公关处理小组的职责范围以及各类危机事件处理原则和程序。
(2)快速反应和责备慢行原则。当出现各类危机事件时,小组成员要能立即从日常事务中分离出来以专注)于当前问题的解决,并按处理原则和程序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但对内部当事人的处罚则应慢一步。
(3)最坏打算原则。思考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然后相应调整应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策略。
(4)控制影响和公开坦诚原则。处理危机事件时,要尽量控制影响,但不能遏制消息的传播,更不能回避新闻媒体或调查机构,否则会造成故意蔽人耳目的印象。
(5)争取第三方支持原则。在公开坦诚的原则下,要尽量争取第三方机构如新闻媒体、行业协会或群众团体的支持,甚至可以去找那些利益一致的机构寻求帮助。
(二)加强内部管理
没有坚实的内部管理,没有高质量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医院的营是不会成功的。医疗服务的根本目的是祛除疾病,实现健康,不管营销活动搞的多么有声有色,对服务对象(患者)而言,是帮助其解除病痛,实现健康才是最根本的,因此,只有在高水平的医疗质量和优质的服务基础上,医院市场营销理论才会取得预想的效果,取得成功。
(三)全员营销战略
在医院诊疗过程中,医院的营销策略的实施要靠每一位职工来实现。一个医务人员面对患者时往往代表了其所在的整个医院。3.1教育职工树立牢固的市场营销意识,让每一位职工都能推销自己。
3.2建立严格的服务规范,如开展普通话服务,服务标准化等。
3.3医院领导要加强同职工的交流,多关心职工,营造和谐齐心的工作氛围。
(四)强化品牌意识
品牌作为一种名称术语,直接反映产品的质量、性能、用途,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别开来,提高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以增强消费者的信赖感,安全感和满意感,所以现代医院必须效力于品牌战略,医院服务的竞争将从价格竞争、技术竞争进入服务质量竞争和医院品牌竞争。医院可以根据自己的市场定位,发展目标来确定自己的品牌形象。
二、结语
总之,在市场经济体制环境条件下,医院应当树立营销理念,掌握营销策略,不断调整医疗机构的技术项目和服务模式,以适应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将市场营销策略应用到医院经营管理过程中,为病人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产品服务。由管理为本的营销模式向提高整体医院营销系统效率为主的营销模式转变。只有不断地注意新的需求和欲望,医院才会不断发现新的市场机会,才能使医院核心竞争力得以技续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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