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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次大规模会战,到武汉会战结束,基本稳定了战局。进入相持阶段后,又先后与日军进行了十多次会战,并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速战亡华的迷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论文范文:毛泽东怎样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世界上任何大规模战争,对立双方必定都有自己的总战略,或者叫基本战略。 众所周知,中国抗日战争的总战略是持久战。 这个总战略,是由毛泽东提出并加以系统论证的;持久战略也确实贯穿抗日战争始终。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这个历史过程是怎样的?
在国民党没有抗战总战略情况下毛泽东思索了这个问题1931 年日本侵占东北后 , 即逐步向华北蚕食,建立伪政权。 日本全面占领华北的野心已经十分明显。但当时蒋介石仍把通过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放在第一位,对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妥协和不抵抗政策,用蒋介石当年的话说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因此,当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方面签订了 《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等一系列丧权辱国协定, 而根本没有考虑抗日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制定抗日战争总战略了。
1937 年七七事变后 , 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仍然没有提出抗日战争总战略。 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强敌,蒋介石当时的基本打算是:调动部分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上以单纯防御来对付日军,迟滞日军进攻,等待国际支援。 可是,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侵华采取了所谓"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客观上姑息和纵容了日本侵华,也打破了蒋介石的美梦。 在国际援助期望落空后,蒋介石仍然没有拿出一个抗日战争总战略。他向北调动数量多于进攻之日军并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 但很快就被日军击溃,没能阻止日军向南进军。
淞沪抗战中,蒋介石调动数量占优势、装备也较好的中国正规军与日军对抗,结果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 接着,蒋介石继续组织中国正规军与日本军队作战。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虽取得小胜,但并没有改变全国战场的被动局面。 上海沦陷后,接下来南京失守、太原失守、武汉失守…… 日军一步步侵占了国民党统治核心区,蒋介石不得不迁都重庆,退守西南。蒋介石抗日,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抗日战争已经全面打响后,仍没能确定一个正确的抗战总战略。
在此情况下,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 胸怀中日战争全局的毛泽东,对中国抗战总战略, 进行了认真思索,并且以超前预见性,最早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总战略。
早在 1936 年 7 月, 即抗战全面开始前一年,毛泽东就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 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 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又说,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1937 年 8 月 22 至 25 日 , 中 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 人 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 他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 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 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实行抗日的军事、抗日的政治、抗日的财政经济、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通过并于8 月 25 日发表了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决定》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1937 年 11 月 太原失守 ,中国北方几乎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但在南方一线,日军进军虽然迅速,中国军队虽然被动、退却,并有大片国土沦陷,但日军在进攻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日军的设想已经化为泡影。毛泽东细心观察全国战局,在深入思考中进一步认识中国的抗战规律,对于自己早就形成的抗日战争持久战总战略更有信心,他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 正面战场的抗战,也肯定是长期的、持久的。
1938 年 5 月 19 日 , 日 军占领徐州。此时,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 10 个月了,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可以进一步认识战争规律性的东西了。毛泽东开始静下心来分析时局的变化。 那段时间,毛泽东会客少了,他集中精力收集研究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中国持久战略的基本要点进行深入思考,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那段时间, 毛泽东白天在院子里踱步,常常因深入思索某个问题而忘记了其他。晚上,毛泽东阅读各方面的来电,研究全国的军事局势,经常彻夜不眠。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泽东对抗日持久战的总战略进行了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的思考,最终形成了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总的战略思想体系。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总战略进行了系统论证在包括国民党军队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抗战前景迷茫,中国还没有一个抗战总战略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把自己考虑成熟的抗日战争总战略写出来。
1938 年 5 月 底, 毛泽东开始动笔写作《论持久战》。 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性质加以系统论述。 一开始,毛泽东主要是针对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感到有必要系统地回答,因此便动笔写作了。 他在写作过程中,主要是针对人们提出的问题以及各种疑虑,一个接一个地分析,一层一层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后竟然积累起数万字的一部着作,后来定名为《论持久战》。 据当年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十分投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在那里思考、写作。 有时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在屋子里走动几步,然后很快又坐下来写作。
夜深了,毛泽东饿了,就叫卫士送来一块烤红薯,吃完了继续写作。有一次,毛泽东写作入了神,他的脚挨上了炭火盆,但他竟然毫无察觉。 直到炭火把鞋子烤焦了,满屋子弥漫着焦煳的气味,被卫士们发现,赶紧提醒他,毛泽东这才发觉。 卫士们帮他换了一双鞋子之后,他又继续写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写作,《论持久战》终于完稿了。 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用了近 10 天的时间,讲解《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他在《论持久战》中开宗明义地说: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毛泽东首先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认为持这两种论调的人 "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毛泽东的结论是:
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抗日战争不能速胜,而是持久战。 他提出这个论断的根据来自对中国和日本两方面情况的科学分析:日本方面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上的寡助。 中国方面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比较弱,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支援中国的。
中日双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接着,毛泽东又引用中外的大量材料,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道理:敌强我弱这种情况没有产生基本变化,在战争一定阶段上, 敌人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我坚持抗战、 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使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在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虽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这也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 只能是持久战。
毛泽东还论述了持久战的 3 个阶段。 他说:"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 3 个阶段之中。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 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备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3 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和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 '流年'来; 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出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 中论述了实现持久战的总方针。
这个总方针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 毛泽东指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而第三阶段中,则是战略反攻战,主要任务是收复失地。 收复失地,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但也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论述了游击战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道理。
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略成为中国抗战总战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总战略的正式形成。 它的发表,不仅提高了人们坚持抗战的信心,而且使毛泽东在共产党内、 在人民群众中、在包括国民党高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中,赢得了广泛的钦佩和尊重。 在共产党内,就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称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 据当年担任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组长的邓力群回忆,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大家都感到,毛泽东英明、高明。
《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国民党上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正确,并且据此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抗战部署,制定基本军事方针,实际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当年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秘书的程思远,曾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他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 白崇禧深为赞赏, 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据程思远回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还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略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国民党高级军官们也对《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十分信服,对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十分赞叹。
应该指出,国民党方面对毛泽东提出并系统论证的抗日战争总战略,不可能有全面深刻的理解,而且在许多重要方面有误读。 例如,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略误读为"以空间换时间",因而以大片国土沦陷的代价来推迟日军进攻;将持久战略误读为"积小胜为大胜",却不采取毛泽东提出的积极作战方针,而采取被动防守、节节抵抗的作战方针,中国军队付出巨大牺牲的代价却没能打几场胜仗;只考虑使用正规军作战,根本不考虑发动、组织、武装民众打人民战争,因而正面战场一再溃败,等等。 但是,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否定对日持久作战这个总战略,这是中国的全面抗战能够坚持 8 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更应该强调的是,毛泽东制定抗战持久战总战略,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最高的也是最正确的战略指导。 事实上,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持久战略的预料发展的。 在经历了毛泽东所指出的 3个阶段后,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 100 年来,第一次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
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制定抗日战争总战略后,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一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 》发表后 ,不管是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论持久战》印刷出来后不久,周恩来就从武汉把书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 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进行翻译。 经过宋庆龄等人的一番努力,《论持久战》被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 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特意为英文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 毛泽东的这一期望变成了现实:《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英文版的《论持久战》,斯大林的案头上也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 《论持久战》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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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不仅对传统美学表示轻蔑,而且他也不认为自己所谈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学”。他讨论的是存在问题和真理问题。不过,既然他通过艺术作品的分析来展开这些问题,他的讨论当然也触及到了传统美学的问题阈;或者不如说,他实际上是把传统美学的问题都转化成了他自己的基础本体论问题。例如在上述对艺术和艺术品的分析中,他就把传统所讨论的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转化为艺术(和艺术作品)本身直接的现实性的问题(见第4页)了。他甚至也按照传统的方式给艺术下了一个“定义”:“当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它便显现出来。这种显现——作为在作品中的真理的这一存在和作为作品——就是美”(第65页),“美乃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第40页)。这只不过是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翻版。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美学几乎处处都在模仿和重复黑格尔。“黑格尔的《美学》是西方历史上关于艺术之本质的最全面的沉思,因为那是根据形而上学而做的沉思”(第63页)。海德格尔所做的改进只是对“真理”的解释不同:不再是传统的“已经发生了的存在者之真理”,而是“存在之真理”(第64—65页),艺术则是真理本身的涌现。在这种意义上,真就是美,美也就是真,艺术永远也不会“衰亡”,它将永远占据时代和历史的中心。但这样理解的艺术和美是怎样的呢?#p#分页标题#e#
首先,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海德格尔从艺术和美中排除了人或主体的感觉和体验,即排除了审美欣赏和美感,认为艺术享受和体验是“艺术死于其中的因素”(第63页)。由感性的立场来看待美和艺术在他看来完全是一个错误,这错误来自一个传统观点:“物是αισθητον,即,在感性的感官中通过感觉可以感知的东西”(第9页)。该希腊文意思是“感性物”,后来鲍姆加通从中引出“美学”(A sthetik)一词,意即“感性学”。不过海德格尔在这里完全没有切中问题。由感性立场来看待“物”和由感性立场来看待艺术(艺术品)及美并不是一回事。特别是近代以来,洛克的“第二性的质”和哈奇生的“内感官”学说盛行,休谟进一步把感性局限于与外在的“物”无关的主观心理活动,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鉴赏力的学说”并不把艺术和美看作对“物”的“感知”,而是看作与人的道德情感和人性有关。甚至鲍姆加通本人对美的理解最终也不是“感性所认识到的完善”,而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至于海德格尔对传统实体主义和亚里士多德“质料和形式”学说的批评(参看第7—14页),同样也只是切中了对“物”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而没有切中美学问题。当然,他立足于现象学而对传统的“物”的本体论作了很大的改造:他把本体论变成了美学或“诗化哲学”;但正因此使美学不再是美学,而成了地道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作为美学,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排除感性,所排除的只是感性的人或人的感性。如他说,艺术作品所敞开的是“金属闪烁,颜色发光,声音朗朗可听,词语得以言说。所有这一切得以出现,都是由于作品把自身置回到石头的硕大和沉重、木头的坚硬和韧性、金属的刚硬和光泽、颜色的明暗、声音的音调和词语的命名力量之中”(第30页)。但这一切都只是世界的“质料”,是世界“世界着”的显现。对世界的这种看法已经“返朴归真”到古代最朴素的感受方式上去了,但刻意把人的体验从中抽掉却无疑是现代人的一种做作。难道非要把人的感性隐去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吗?这只说明海德格尔眼中的“人”已经是完全丧失了感性的人,如马克思所描述的被异化了的人:“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中;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80页)。但只有马克思,才提出了人和自然通过感性而真正达到的本源的内在同一,这就是在扬弃了异化的情况下,“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从而,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而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说来存在着,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同上,第79页)。所以,“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的对象;因为对人说来,直接的感性的自然界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地就是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另一个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才对他本身说来作为人的感性存在着”(同上,第82页)。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同上,第75页)。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意味着人就是整个自然,而不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全部历史、发展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做的准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同上,第82页)。在人类以前的全部自然史都是人类形成的准备和“质料”,在人类之外的整个自然界都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不仅仅是万物和人的“载体”):从这个角度看,自然界本身就是大写的“人”,人的主体性就是自然界(或“大地”)本身的主体性。所以,只有通过实践和工业而形成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同上,第81页)。离开了人,自然界如何能够“闪烁发光”、“朗朗可听”?显然,“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同上,第79页)。
其次,正因为上述理由,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本身是独立于人的鉴赏的,作品的保存并不在于鉴赏和艺术享受,而在于“保持着意愿的知道”,这种知道“没有剥夺作品的自立性,并没有把作品强行拉入纯然体验的领域,并不把作品贬低为一个体验的激发者的角色……在保存意义上的知道与那种鉴赏家对作品的形式、品质和魅力的鉴赏力相去甚远”(第52页)。虽然艺术行业通过鉴赏家也能把真正的艺术作品流传下来,但“作品的保存作为知道,乃是冷静地置身于作品中发生着的真理的阴森惊人的东西中”(第51页),它是拒斥美感的。应当说,海德格尔对艺术作品的唯一性、孤独性及其中所包含的“阴森”与“亲切”、遮蔽与敞开的矛盾的揭示(如见第47、50页等处)是很深刻的,特别对于现代艺术来说,传统的艺术趣味已成为平庸的标志,大量具有冲击力的作品都是借助于阴森的拒斥和遮蔽(如布莱希特所谓“陌生化”)来敞开存在者最本己存在的真理的,而且一般说来,只有某种遮蔽才使得敞开澄明成为可能。海德格尔举例说:“色彩闪烁发光而且唯求闪烁。要是我们自作聪明地加以测定,把色彩分解为波长数据,那色彩早就杳无踪迹了。只有当它尚未被揭示、未被解释之际,它才显示自身”,“只有当大地作为本质上不可展开的东西被保持和保护之际,……大地才敞开地澄亮了,才作为大地本身而显现出来”(第31页)。所以对人的艺术感受和体验来说,作品必须表现出大地的“自行锁闭”,必须有所不言、意在言外,才真正是对大地神秘性的敞开。作品或作品中的真理无非就是这种遮蔽和敞开的矛盾的实现。不过,海德格尔在这方面无疑走过头了。他竟认为“真理在本质上即是非真理”,“这种以遮蔽方式的否定属于作为澄明的无蔽”,而且在此轻蔑地排除了“辩证”意义上的理解(第38页),似乎我们只要一味地去寻求那隐秘、晦涩、迷乱的东西,就是在寻求真理了。其实,艺术作品中的遮蔽、沉默、隐忍、“此时无声胜有声”,无非是艺术家内心澄明的一种表达方式,他体会到了,却说不出,或说出即不是(禅宗所谓“才说一物便不是”);但即使不可言传,毕竟可以“意会”,所以艺术家、作品和读者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有可能是互相通透和透明的、“澄明无蔽”的,这时作品中的“不说”就是艺术家和读者内心中的“说”,作品中的“反说”倒是内心中的“正说”。此外,艺术家也并不是刻意追求隐晦的,他努力追求的是淋漓尽致的表达,只是在表达的极限上,他只能用沉默和隐忍来加以暗示和隐喻罢了。海德格尔故意将艺术家和读者、将现实地创造和欣赏艺术作品的“人”置于他的讨论范围之外,自然看不透艺术作品身上所体现的这种内在的张力,从而造成了对艺术的真精神的真正的“遮蔽”。与海德格尔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也好,人自己的作品和产品也好,原则上都不存在任何阴森隐晦的东西,因为:
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辨驳的证明。既然人和自然界的本质性,亦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此在和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此在,已经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本质、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本质的问题,亦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本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4页,译文据Kleine o konomische Schriften,in:B u cherei des Marxismus-Leninismus.Band 42.Dietz Verlag GmbH,Berlin.1.Auflage 1955.S.139.有改动。)
这就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感性的透明性。而自然界的异己性和陌生性是人自己造成的,也一定会随着人自身的进一步的实践活动而被扬弃,这将导致“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同上,第85页)。人的“此在”(Dasein)在与自然界相同一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不断丰富和深入的过程,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挡人自身本质的无限涌现:这就是以艺术为代表的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真精神。
最后,海德格尔利用德文dichten兼有的一般的“创作”和特殊的“作诗”这两重含义,而力图把艺术创作归结为诗,把诗归结为语言,把语言引向诗与思(denken)的对话(参看《诗人何为?》,载《林中路》第278、281等页),最终达到美与真的同一。他也承认,不能把一切艺术都归结为狭义的诗歌(Poesie),但毕竟认为后者“在整个艺术领域中是占有突出地位的”(第57页),“狭义上的诗,在根本意义上才是最原始的诗……因为语言保存着诗的原始本质”(第58页)。在这里,他举了建筑、绘画、音乐来作比较,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提到舞蹈。舞蹈至少应当和诗歌同样地原始。对艺术的这样一种看法并不仅仅表明他受到德国美学传统的影响(如康德、黑格尔都把诗看作最高艺术,但叔本华和尼采则推崇音乐),而是表明他试图将艺术驱赶上形而上学哲学之途的苦心。他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而不是什么人们交往的“工具”;因此存在是在语言中“在起来”、“道说(sagen)”出来的。真正的道说是诗意的道说,即创造性的道说,这同时也就是真正的“运思”。所以,“唯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由于语言首度命名存在者,这种命名才把存在者带向词语而显现出来。这一命名指派存在者,使之源于其存在而达于其存在”(第57页)。在这里,海德格尔把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逻各斯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也对其更深刻的内在含义作了创造性的挖掘。他认为,通常把“逻各斯”(Logos)理解为“言说”是不够的,从其希腊文的本义来说,它首先意味着“让看见”;为了让人看见,必须“展示”、“显示”(因而与“现象学”有内在联系)(参看《存在与时间》,第7节);而展示就是“聚集”、“综合”。所以逻各斯意味着把各种成分(语词)“聚集”起来,就像博物馆把各种事物收集在一起展览一样。我们看到,对逻各斯的这种理解正是他对艺术作品的理解的形而上学根据,因为正如艺术家在艺术作品背后隐而不显一样,逻各斯的言说者也被置于括号之中了;正如艺术作品只是“被创造”一样,逻各斯也是“被展示”、“被聚集”。这样,人的主动性变成了人的作品的被动性,而人的作品的被动性则“悬欠”着更高层次上的主动性: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
但同样的问题再次提出来了:不是人说语言,是谁说语言?在__中,上帝就是“道”;在海德格尔这里,“道”(Logos)是否也意味着上帝呢?我们的确可以看出语言对于人的言说的某种先在性,如果不想把这种先在性轻易归于上帝的话,难道就没有更好、更平实的解释了吗?其实,按照马克思的思路,这一点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当然,马克思没有专门探讨语言问题,但与海德格尔把语言看作“存在的家”类似,马克思也把语言看作“思维本身的要素”和“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这种要素就是“感性的自然界”(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2页),也就是前述海德格尔所谓世界的“质料”(“闪烁发光”、“朗朗可听”等等)。在另一处马克思说:“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质料]的‘纠缠’,物质[质料]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显然,同样把语言看作思想的“质料”,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根本区别却在于,他是从人的感性关系即社会关系来理解这种“质料”的,因为所谓“存在”(马克思加了着重号的“是”),在他看来无非是“此在”的“在世”,也就意味着人的历史性的社会生活。所以他说:“不仅我的活动的材料[Material,又译“质料”或“物质”],——甚至思想家在其中活动的语言本身,——是作为社会的产物给与我的,而且我自身的此在(Dasein)也是社会的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5页,译文据德文本有改动)。换言之,语言之所以是(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存在的家”,只是由于它不过是“此在在世”的“质料”而已。海德格尔的理解却是颠倒的:作品之所以“使质料出现”,词语之所以“得以言说”(第30页),或“经由诗人的使用,才成为并保持为词语”(第31页),是由于它道说了、保存了“存在”,揭示了“让无蔽发生的敞开领域”,所以“敞开领域才在存在者中间使存在者发光和鸣响”(第56页)。这无疑是一条引向神秘主义方向去的思路。海德格尔之所以无法解决艺术作品的本源问题,与这种思路有本质的关系。#p#分页标题#e#
本文对海德格尔艺术观的批评,集中到一点,就是他始终没有摆脱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幻觉,即一切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对唯一的一个哲学概念的澄清上,由此便能够一劳永逸地把握真理,或坐等真理的出现,至少,也能把可说的话说完;却忘记为自由的、无限可能的、感性的人类实践活动留下充分的余地。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视域至今还未被哲学家们超越,并且往往能使我们深入到这些哲学家们的隐秘的底线。这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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