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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由于种种原因,作为宗教批评家的哈罗德-布鲁姆或者说他的宗教批评常常为学界所忽视。哈罗德·布鲁姆的宗教(批评)思想及(批评)实践主要体现在《美国宗教——后__民族国家的兴起》一书中。他在阐释宗教批评的特点时,往往将文学批评与宗教批评进行类比与对比,从而凸显出宗教批评的特征;而同时,我们也可从这些比较中发现宗教批评与文学批评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区别。本文主要揭示哈罗德·布鲁姆宗教批评与文学批评之间的互文、互动与互鉴关系,以及其互文性宗教批评的具体内容和特征。
论文关键词:哈罗德·布鲁姆 宗教批评文学批评 互文
在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的学术生涯中,文学批评以及理论批评构成了其学术研究的主体并形成一大景观,同时也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很大影响——如他的影响诗学与修正理论,他的经典观和经典批评等等(这从国内外的一些学术论著对他的理论观点昀讨论和引用情况即可得知);但除了这些审美性质与取向的文学及理论批评之外,哈罗德·布鲁姆还从事非美学形态(或者说主要不是审美性质的)的宗教批评,正如他自己承认的:“我不是一个荣格主义者,因此,我不楣信所谓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但是,我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也是一个宗教批评家,一个古代和现代诺斯替主义的虔诚信徒……”。而由于种种原因,作为宗教批评家的哈罗德·布鲁姆或者说他的宗教批评却常常为学界所忽视,这对于完整地、准确地、系统地理解和把握他的批评思想无疑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哈罗德·布鲁姆的宗教批评思想作一番梳理和研究。哈罗德布鲁姆的宗教(批评)思想及(批评)实践主要体现在他的《美国宗教——后__民族国家的兴起》一书中。在该书中,他集中而详尽地展示和阐明了自己的宗教观,宗教批评观,他对美国本土宗教的看法,宗教批评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对美国摩门教和南方浸礼宗等宗教派别的批评。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探讨哈罗德·布鲁姆宗教批评与文学批评之间的互文、互动与互鉴关系,以及其互文性宗教批评的具体内容和特征。
布鲁姆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是一个有着浓厚宗教氛围、国民具有狂热宗教顷向的国度:“西方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国家这样浸淫于宗教。在我国l0个人中就有9个人声称热爱上帝并反过来被上帝所爱。这种相互性的情感构成了我们社会的中心并有着一种理解诉求(即要求被理解),如果要根本理解我们的死亡渴望社会的话”(Bloom30)。所以,鉴于此,布鲁姆指出,一个陷入宗教迷狂的国家需要宗教批评——这也许就是布鲁姆从事宗教批评的重要原因和内在动机;而《美国宗教》一书无疑就是其宗教批评的物化形式和集大成之作。
虽然布鲁姆一再强调《美国宗教》不是一本文学批评性质的书,而是一本宗教批评类型的书——即对美国民族信仰的内在精神进行探究的书,但他在阐释宗教批评的特点时,往往将文学批评与宗教批评进行类比与对比,从而凸显出宗教批评的特征;而同时我们也可从这些比较中发现宗教批评与文学批评之问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区别。
布鲁姆认为宗教批评是一种描述,分析与判断的模式,它可以使我们更加趋近宗教想像的进行方式与作用机理。文学批评在本质上信赖或者说考察、探究的是戏剧、诗歌和叙事文学中不可缩减的审美维度或因素;与此类似,宗教批评须探求宗教事物与现象中不可减缩的精神或心灵维度或因素。文学的审美价值超越社会和政治的功利关切(这种功利性的关切日益由低劣的艺术而不是由卓越的艺术来表达),而同样地,宗教的精神价值也超越了社会和政治的权利诉求(这种诉求更多地是得益于非想象性的而不是富于想象力的信仰)。但是,文学与宗教又并非同盟者或者说同盟的事业——不过它们都是“概念孤儿”,两者都在字宙的虚空——这种虚空在达不到的意义和真理两极之间扩展延伸——中踌躇和犹豫。
通过比较,布鲁姆认为两种批评在具体方法上有同有异。他指出,在文学批评中,研究者(批评者)在体验研究(批评)对象时必定最终关注的是其不可缩减的审美元素,离开了对审美因素的关注和体察,“我们就不是在读诗,读戏剧,读故事或读小说,而是在读别的什么东西”。而宗教批评也是对于批评对象中“类似的不可缩减元素”即精神或心灵的关注和体验;而且在宗教批评中,体验优先于分析——无论称呼体验对象是“神圣的”还是“先验的,超验的”或者是“精神的,心灵的”。但是两种批评方法在研究的对象与效果上又有所不同。文学批评研究的是文本,或文本之间的关系,或者文本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这对文学批评是有效的;但是文本研究模式或方法对于宗教批评却并不有用或有效,因为文本并不能引导或帮助批评者发现批评对象的本质:“虽然我在本书中研究了从《圣经》到以利亚·默罕默德的《最高智慧》这些文本,但是我并不认为文本能够使我们探察到美国宗教的本质”(Bloom28)。
不仅如此,研究宗教文本间关系,或文本与信仰者之间的关系也不会使研究者对宗教有深入的了解。因此,这就与文学批评以文本研究和批评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和卓有成效的研究效果迥然不同。而且在布鲁姆看来,美国本土宗教本身又是“无信条和无教义”,因而对于它的研究需要通过追踪和考察其“语言碎片”丽不是其“教条教义”来进行。
宗教批评与文学批评在其它方面也是有同有异。如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布鲁姆追随和模仿沃尔特·佩特写作“鉴赏式”文学批评,而同时作为一个宗教批评家他又意图从事同样类型的宗教批评:即通过向宗教批评的奠基人物爱默生和威廉·詹姆斯学习而写作“鉴赏式”宗教批评,鉴赏美国宗教体验的各种形式。由此可看出布鲁姆宗教批评对于文学批评的借鉴和学习。
布鲁姆还认为,“至少在某一方面”,宗教批评必须模仿文学批评并以它为其批评模式,以“不可减缩的精神元素”替代“不可缩减的审美效果”。因为宗教与诗歌(文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在反对死亡的姿态和立场上,宗教教义与宗教体验和诗歌之间具有共同点——即宗教的宗教性是旨在对抗死亡的,而诗歌的诗性是为了寻求战胜时间的。而批评,对于文学而言就是在诗歌中寻求诗性,对于宗教而言就是在宗教中寻求宗教性。
那么宗教批评或者说宗教研究的适当方法与范畴究竟是什么呢?布鲁姆从宗教批评与文学批评的比较中获得了灵感和答案。首先,他认为,所谓的人文科学或历史循环论或政治学、哲学等对于诗歌的诗性研究用处不大——由此他获得了关于宗教批评的方法沦启示:只有宗教才能研究宗教。宗教批评与诗歌批评之间还具有研究对象的相似性:诗歌批评是对从诗歌通向诗歌的隐藏之路的研究,而宗教批评则是对将彼此对立的宗教信仰(如摩门教和南方浸礼教)联结在一起的曲折路径的揭示和探寻,也就是说,两者都是对于对象间关系的研究,并且都将批评视野局限在自身范畴内部——诗歌批评仅限于研究诗歌(的诗性),宗教批评仅限于研究宗教(的宗教性)。另外,布鲁姆还认为,像诗歌一样,宗教是不断成长的内在自我的顶点,即人类心灵的最终指向和归宿是宗教(或诗歌),但宗教是人民大众的诗歌而不是鸦片——布鲁姆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宗教本质或功用的“鸦片”说,并指出这一观点是“声名狼藉的(notorious)”。
宗教批评与文学批评在批评的功能上存在着差异。布鲁姆认为,虽然宗教批评像文学批评一样都是一种阐释模式,但是它不同于文学批评的地方就在于,其批评主体(宗教批评家)主要地不是一个文本阐释者。批评家的功能或作用就是对比和判断感觉与知觉…而感觉和知觉不仅由文学或宗教来体现和描述,而且它们本身就是诗歌或信仰的产物。在布鲁姆看来,从批评家的作用与责任上讲,文学批评家必须保护文学不受社会的或超验的信仰的侵蚀与滋扰;但宗教批评家却无法保护信仰远离社会或精神分析学、哲学、科学与艺术等竞争模式的影响、介入与干预。批评的功能不是为了清除我们的自我个性和人格(这是美国宗教的中心关注点),而是要去除掉我们自以为公正善良、自以为有道德的品性,所有“致命的”道德美德以及威廉·布莱克所说的“天性中自私的德行”(Bloom38)更为具体地讲,宗教批评的功能与作用一就是抵制宗教的政治化、道德化或者说意识形态化;二就是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对美国宗教的破坏。首先,布鲁姆指出,在当代批评界,道德批评、政治批评以及社会批评已经侵占了学术研究中被认同为文学批评的审美的位置;一股反智主义潮流弥漫并渗透了美国人的政治、社会及道德生活,对于它的回应和回响就是学术假左派的政治正确论调的蠢动与喧嚣。布鲁姆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文化倾向极为反感,他不仅在文学批评上极力抵制这种趋向,而且在宗教批评上也同样如此,因此他认为,“宗教批评在目前的功能是使宗教中的精神性(心灵性)不再重蹈文学中的审美性的足迹而进入政治正确的憎恨学派的弃盘之中”(Bloom43),即通过宗教批评而力图使宗教的精神性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等非宗教本体因素的干扰,从而保持宗教以及宗教批评本身的纯粹性。其次,布鲁姆认为,在存在强烈宗教欲望的地方,就必然有强烈的宗教焦虑存在;而这种宗教焦虑的“实用主义名字”就是原教旨主义——它恶毒诅咒所有的美国宗教以及这个“美国世纪”的所有宗教。严格地讲,原教旨主义试图通过纯粹的字面毹释__的永生(不死)的谕示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布鲁姆指出,原教旨主义的反智主义思想所造成的政治、社会、道德以及经济后果是十分恶劣和严重的,但是宗教批评不会去关注这些后果,相反,它会去揭露和分析原教旨主义中宗教精神性(心灵性)的消隐以及原教旨主义对于宗教精神性(心灵性)的消抹;而更进一步或者更直接地说,宗教批评的作用之一就是解剖、理解和拆解、毁灭原教旨主义——它构成了美国本土宗教中最具精神性和最有价值的部分的阴暗面——的恰当工具与手段。
除此之外,宗教批评还有其他功能,即在宗教分歧与宗教差异之间驾起沟通的桥梁,阐释神学与各信仰中实际的宗教体验之间的关系。布鲁姆认为,当批评开始跨越各教派之间的分界线时,批评的功能就变得复杂了。这时,神学就会消失,各种形式的宗教体验将开始暗示或启示出比以前更细微的分界线以及更敏锐的声音。例如,南方浸礼教徒和孽门教徒虽然彼此之间强烈排斥,但他们都背叛了相似的精神气质构形和信仰感受性构形。在布鲁姆看来,南方浸礼教和摩门教虽然是美国本土宗教的不同教派,但它们在诺斯替性、热情性和迷狂性以及俄耳甫斯②式的亲和性上却是共通性远多于争端性的。他指出,在美国新教中隐秘地出现了一个有形物,这是一个宗教的轮廓——它在我们之中还不是十分明显,但它却像一个长长的阴影一样笼罩在我们的身上。它的各方面在本土宗教中体现得很明显,尤其是在摩门教和南方浸礼教之中。
其实,在哈罗德·布鲁姆的批评著作中,宗教与文学的这种互文、互视与互鉴关系可谓普泛存在。在其早期的《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喀巴拉与批评》,中期的《J之书》、《美国宗教》,后期的《西方正典》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宗教与文学的这种相互纠结与渗合——包括话语、意象、思想资源、批评模式建构、批评视角开启等层面的相互影响,这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可简单概括为宗教对文学在批评话语和思想资源上的建构,文学对宗教在批评视角和批评模式上的重构。而在本文中我们则可以发现布鲁姆宗教批评的互文性特征包括方法论上的互文(如他从文学批评方法中获得启示:只有宗教才能研究宗教),以及在具体批评观点上的互文(如他认为,诗歌批评和宗教批评都是对于对象间关系的研究,并且它们都将批评视野局限在自身范畴之内)等等。而他在宗教批评中所彰显出来的主动自觉的互文性意识,很明显是受其互文性的文学批评观和方法影响的(当然,如果从更深层次追踪与探究,我们又可以发现他在文学上的互文性理论又与宗教——如喀巴拉④——紧密关联)。布鲁姆互文性的宗教批评不仅突出了其批评的特色,而且使其宗教批评往往产生“误读”性的、创造性的观点与成果:这在其《美国宗教》一书的宗教批评理论与实践中可谓俯拾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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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才艺和技术的统称,词义很广,后慢慢加入各种优质思想而演化成一种对美,思想,境界的术语.艺术是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书法、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等。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美术“对艺术100年历史的误读与偏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美术”这一学科名称,在中国已存在和使用了100年.做为一个专门学科,无论是正式的书面表达还是口头表达,在中国都明确指向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具体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和工艺四大门类.这已经是家喻户晓和熟练使用的词语和概念。
做为一门学科,“美术”这一名称不论是学术研究机构和专业团体,还是艺术教育及普及、出版传播和商业等领域,在冠名的使用上都已成为不可替代的学科名称。但由于“美术”和“艺术”做为一百年前从西方输入的外来语它们都源于同一英文单词“art”,在正式的书面表达和对艺术文献原文的翻译上存在着普遍混乱现象,而在西方及世界许多国家的辞典解释和实际运用中,“art”从来就没有象中国一样把它明确指向表示“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的概念范畴。从语言学和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显然是不严谨、不科学的。尽管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我们并不在乎它的含混性,也从未出现过大的歧义,但问题在于中国的视觉艺术所面临的艺术发展状况和现实与100年前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和信息社会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当代视觉艺术和艺术教育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加之“美术”与正处于困惑中的“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术”做为一个专门学科名称不论从具体使用的科学性,准确性及应用性上显然已无法承载它所涵概的范围和当代艺术的发展状况。
因此,有必要对“美术”这一学科概念及它的使用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疏理,使它从中国100年对艺术的误读与偏离中解脱出来,踏上科学和健康的发展轨道,这已经是当代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所面临的紧要问题。
“美术”一词来源于英文“art”,再往上溯,英文“art”又是来源于拉丁语的“ars”。当代出版的由牛津大学和商务出版社主编的《牛津现代高级英汉辞典》(1987年版)是这样对“art”进行解释的:
① 美的事物的创造和表现;艺术,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儿童艺术、风景画艺术等。
② the fine arts;美术,包括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等。
③想象力及个人鉴赏比精确计算更为重要的事情;人文学科,如历史文学、教学演说等。
④诡计、诈术、巧计、策术、魔术、妖术。
从《牛津现代高级英汉辞典》的解释中,显然未将“art”指向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而“the fine arts”(美术)则包括了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等各个艺术门类。而英国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art”这一条目又是这样解释的:
“用技术和想象力创造可与他人共享的审美对象、环境或经验。艺术一词亦可专指习惯以所使用的媒介或产品的形式来分类的各种表现方式中的一种,因此,我们对绘画、雕刻、电影、舞蹈及其它的许多审美表达方式皆称为艺术。”
“艺术亦可进一步特指一种对象、环境或经验作为审美表达的实例。例如我们可以说“这张画或壁毯是艺术”。传统上,艺术分成美术(the fine arts)与语言艺术两部分。美术(the fine arts)一词译自法语“beaux-arts”,偏重于纯审美的目的,简单说即偏重于美。“
从西方对“art”的词语解释来看,将“art”做“美术”(the fine art)解,是一个涵概面很广的形容词性质的词语,即:美的艺术。而未指向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及工艺四大门类的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不论是“美术”还是“艺术”,这两个专门名词实际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外来语。直到中国清未洋务派运动对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引进,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不论是书面表达还是口头表达上都从未出现过类似英文“art”(艺术)或“the fine art”(美术)的概念表述和中文字样。中国古籍中也只有“绘缋之事”、“刻削之道”、“锦绣文采”等类似术语的运用。
中国古籍中“艺”的概念与西方的“art”(艺术)在传统的狭义表述上有共通之处,那也只限于“艺术”这一概念的技术层面,与我们今天理解的“艺术”或“美术”没有直接的关联,如古籍中,“藝”等于“蓺”,意为种植之技。《说文解字》中说:“周时六藝,盖亦作蓺,儒者之于礼、乐、射、御、书、数,犹农者之树蓺也”。中国古籍中的“藝”又等于“术”(術),引伸为技术、技艺,这和西方“art”源于拉丁语的“ars”,泛指作学问和专司具有文化涵意的手艺工作很相近,此“艺术”表示一种可学的而非本能的技巧和特殊才能。实际上在古代的西方,象木工、外科医生、烹饪术、建筑术均包含在艺术中,艺术的全部形式大约有400余种。[1]这种对艺术的理解持续了相当长时间。
古希腊时期,尽管创造了许多杰出的艺术品,但当时人们并不是用今天我们看待艺术的眼光看待它们,而是将其当作一种高超的技巧的结果。中世纪时期,艺术有两种含义,一种以是文科艺术,包括:修辞、逻辑、格律和语法;一种是高级艺术,指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大学科。这其中一些,在当时被称为自由学科。然而,所谓自由学科并未包括绘画、雕刻、和建筑,很象中国古代周时的“六艺”学说。文艺复学时期,艺术是一种高超技巧的观念又得以重新恢复,但是艺术家当时仍是被视为工匠。虽然达·芬奇等具有广泛人文知识的全才式艺术家大量涌现,绘画、雕塑和建筑等造型艺术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但由于在他们的实际创造行为中,艺术研究与科学研究很难分开操作,并且又都是按着契约者的表现要求和完成期限来工作,因此仍未具备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艺术”或“美术”做为一门感性创造学科的特质。
直到17世纪,艺术这一术语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含义,即“美学”上的意义。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学者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中,艺术就包括了绘画、雕塑、建筑、诗歌和音乐,后来则进一步形成了优美的艺术(the fine arts)和实用艺术(applied arts)的区别,而所谓“优美的艺术”并不单纯以技巧和实用功利为其特色,而是一种精神意义的“美”的艺术。这种观念在西方一直延续至今。
不论从今天辞典的释义还是从东西方艺术历史的发展史实来看,不管艺术是局限于技术的层面,还是纯精神意义上的“美”艺术。西方先哲们难道是出于疏忽还是有意让后人为难,竟从来没有从空间、感性和媒介等特质上对艺术的种类进行说明和分类,或者确立一个叫做“美术”的学科概念。这也真叫中国人难免陷入困惑之中。
实际上,在西方及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美术”叫做视觉艺术。从书面文献的表达和口头表达,从学术研究机构到学术团体再到艺术教育,“art”始终是一个涵概诸艺术门类的总称(这里包括纯精神性的“美术”(the fine art)也包括实用艺术及各类艺术的变体,从来没有一个类似于我们指称为视觉艺术的“美术”这样一个名称概念。在这一点上,世界各国只有中国把“art”即做“艺术”解,又做“美术”解,并应用于不同的学科范围来使用。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置本来属于西方的学科概念在定义和使用上的事实与不顾?而在概念的运用上把艺术划定为涵概各艺术门类的一级学科,把“美术”划定为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等视觉艺术的二级学科?这有其深刻而客观的历史原因。
我们知道,由于中国古文的坚涩难懂,加之特定的传统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与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19世纪末,中国人引进西方文化的时候在翻译外来的人文学科概念和词语上遇到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中国早期的许多人文学者便采取了一种迂回变通的方式,从邻国日本引入了大量的汉字词汇,而这些汉字词汇则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关词语的翻译。这种词语的输入与19世纪末中国开始引进西方工业文明正好同步。而对于从未接触过西方工业文明的封建中国,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必须从学习和教育开始。于是西方的艺术学科也便同时输入进来。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人幡然领悟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强大,于是中国人开始重视科学,关注经世致用发展实业的实用知识。在“西学东渐”的理念下,中国西式的“新学”如雨后春笋般萌发出现。1867年,洋务派为推行“洋务运动”,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技术,大举开办新式工厂和对西方技术进行学习和研究的“新式学堂”。由于“新式学堂”引进的数理化、医学、生物、工学等科目大多与图画有关,(如算术要使用图形,地理要使用地貌,医学和生物则需要解剖图与标本图样,工程建筑更离不开建筑绘画与设计图。)于是从科学和实业的观点认识到“美术”为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生产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1902年创办的我国最早的两江师范学堂及后来的许多类似的实业学堂,都培养了大量的能“画图”的工艺人才,而这些学校则都是仿照当时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模式,并聘请日本教员来执教,教授的课程包括:西洋画、用器画、图案画、雕塑、解剖学及艺术史等课程。
日本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和技术,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比中国早三十多年,当时“明治维新”时期的历史背景与中国非常相象。由于当时图画类的科目完全从属于工业技术,是为了培养产业后备军所需要的技能。日本人把本来属于西方艺术科目下的视觉艺术表现称之为“美术”则不足为奇了!事实上早在“明治维新”时期,“美术”的汉字词语就已经出现在日本工业学校的教科书和教学中。那末是谁后来把“art”译成“美术”两个汉字?又是出于什么具体的想法现在已无法做具体的考证。我们只能从当时日本从西方引进“美学”而把在西方本意为“感性学”的“aesthetics”译成“美学”的原因上找到一些理念上的依据。[2](关于“美术”与正处于困惑中的“美学”纠缠不清的关系,本文作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详尽论述。)日本人肯定是把西方人将“art”做“the fine arts”(美的艺术)解的内容做了直接的汉字简化翻译,加之对西方传统“感性学”的误读和理念上的偏差,在学科的概念使用上含混地加以运用直至后来恐怕是不得已而为之地加以延续并指向了与“图画”有关的视觉艺术了。
不论是把西方的“感性学”译成“美学”还是把“art”译成“美术”,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不仅包含着词源学上的误读,更表现了审美文化的偏颇,同时也表现出东方人片面狭隘的价值取向。这主要反映在东方人对外来文化的理解上通常只是以形式与方法两方面介入和把握对象,即只吸收其技术及方法,而其思想和精神一般是不能考虑吸收的。中国的“洋为中用”的“用”字正是泛指技术与方法之意,而日本的“和魂洋才”的说法(意指“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与中国也是同出一辙。
那未无论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是中国的“洋务派运动”,在一个急需西方的技术来增强国力的功利思想背景下,日本人把本来表示为纯精神性和欣赏性的艺术,即“美的艺术”理解成“美的技术”并将“美术”的简化词语应用到工科的视觉表达上,这种误读和偏离显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中国人在19世纪末并不仅是从日本引进了西方的技术文明,许多人文学者亦曾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献,并在“新式学堂”里也聘请了许多西方人来授课,那未中国人为什么未加分辩和详细考证就全盘照搬了日本人的观念呢?这除了以上中国人对外来文化与日本人有着相同的功利色彩和狭隘的东方思想观念外,语言上的障碍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今中国的人文学科70%的专门词语都来自于日本的外来语,[3]以及在对西方文化的翻译史上严复严译后来败给日本人的史实就是很好的证明。
1900年,“百日维新”后在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并大办实业工厂和实业学堂的同时,许多人文学者也远赴国外学习。这对于迫于经济文化落后压力下的中国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最初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之命东瀛,并不懂日文的他接触了很多日文书籍。由于日文是由假名和汉字组成,他多少也能看个大概,后来回国之后,不懂日文更不懂西文的梁启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译了大量的西方文献,其中许多词语大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词语的翻译。由于在中国古文里很难找到相应的词语,所以梁启超只能原样照搬日本人的翻译了,并很轻易地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美术一类词介绍给中国读者,已至延续至今。
1901年,大学者王国维亦远赴日本留学(东京物理学校),回国后在武昌农学校任译授,并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其中大量的学术名词都是从日本外来语直接借用过来的。尽管留学欧洲并深切了解西方学术思想的严复有其中国特色的译法,但王国维则主张借用日本已有的译语,强调新学语的输入。一来他认为方便可行,二来避免了严复严译中的“古雅”的“自我作故”。于是在王国维的大力倡导下,严复对西方思想的译法败给了日本人的译语,从此日本外来语大量进入汉语之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和学术用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中国牢牢扎下了根。
中国最初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引进,由于重视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生产的功利主导思想和狭隘的东方民族心理,在引入西方艺术思想的概念上,便造成了“美术”对“艺术”的第一次误读和偏离,把在西方直至当代一直被理解为具有“纯审美”的精神特质内容的“美的艺术”限制在“美的技术”。“美术”的概念和名称并由此延续至今。
“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等人开始意识到近代工业文明一味追求物质欲望与情感生活匮乏的弊端,于是把席勒极力推崇的古希腊所具的的完善人性的培养和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人格的自然完美和关注精神陶冶的理念结合起来,并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提倡美育才是吸收外来文化融会贯通的正确方式。这使中国的视觉艺术在继续采纳“新学”的同时,从“美的技术”又回归趋向于“审美”的“美术”概念上来。但是,这种“以美育代宗教”,即以美育代替道德训诫和人伦教育的思想从现在来看本身就是值得怀疑。它把本身具有“自律性”的艺术引导到社会伦理的层面上,这本身便违背了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和做为一种感性文明的重要特征。实际上蔡元培先生对“美术”概念的进一步明确,当时也没有把它限定于视觉艺术的范畴,他早期运用“美术”这个术语也包括了诗歌和音乐等诸多艺术形态,还是相当于今天我们理解的“艺术”的概念范畴。问题在于,新文化运动时的“美术”概念,从某种程度上对后来中国艺术的发展和对艺术的价值定位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即中国艺术一直以来无法摆脱的对政治、社会伦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依附性、工具性和功利性。而没有将艺术导向感性文明的正确发展轨道,这便造成了“美术”对“艺术”的第二次偏离。
解放初至70年代末,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国的视觉艺术狭隘地独尊前苏联的理念,西方发达国家的艺术理论与实践受到坚决的抵制和排斥。由于明确地强调艺术的工具性,为政治和实用服务,使苏式自然主义的艺术表现方式和职业技能第一的观念全面统治了中国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同时,视觉艺术完全从艺术学科中分割出来,并确定了“大美术”的概念,将视觉艺术划分为国画、版画、油画、雕塑、工艺五大学科专业,并全面地推广至中国社会及艺术教育、艺术创作领域。而“”的十年,频繁的_运动和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完全隔离于世界文明和艺术发展潮流之外,在批判“封资修”的口号下,实用功利的思想,甚至发展成完全为政治服务的“样板戏”、“样板画”,艺术在感性、个性表现和创造性精神的本质特征完全丧失。这是“美术”对艺术的第三次偏离,也是最远离艺术本质特征的偏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终于向世界敞开,国外特别是西方的艺术表现形态和思想蜂涌而入,艺术界逐渐认识到艺术的人文特征以及感性和创造性的本质。但由于历史长期积淀的原因,强调职业技能和实用目的艺术体系和自然主义的艺术表现方法因广泛的社会基础仍处于主流地位。尤其在艺术教育上,徐悲鸿的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写实主义思想与前苏联的具象写实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工作者难以逾越。直至今日,许多大专院校及社会办学的视觉艺术学科(甚至包括现代艺术设计学科)依然延续着这种所谓“美术基础”的单一技能表现方式。而在艺术人才目标的培养上依然固守着严格的学科专业划分及职业技能教育模式,缺少与其它艺术及相关学科的联系与综合,更缺少从人文性、主体性、创造性等艺术特征角度对艺术人才进行培养教育。
这种偏离艺术本质特征,重技术、轻艺术的现象不知何时才能彻底改变!特别是从未来人才的发展、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值得每一位有责任的艺术工作者和艺术教育工作者警醒和深思,否则我们仍然会偏离在违背艺术自身发展规律和艺术本质特征的轨道上,而误国、误民、误人子弟!
“美术”时艺术的误读和偏离,究其历史的原因难免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沉重的历史负担,让我们积重难返!从1898年梁启超亡命东瀛开始翻译西方文献到1902年的“新式学堂”以科学和实业的观点引进技能性的“美术”教育,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如果100年前中国没有日本这样的一个近邻,也许我们只能使用严复严译的概念或根据我们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和考证来理解西方思想及学科概念,并应用于艺术等领域。
或者,一开始我们没有把“art”译成“美术”而是仅已译成“艺术”或象西方一样把我们理解的“美术”一开始就叫做“视觉艺术”,同时把研究人类感性文明的“感性学”不是译成“美学”,不在单一的“美”的感性方式上留恋往返,那么今天艺术的发展结果会是怎样?再如果,我们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把前苏联“老大哥”请进门来而狭隘的独尊其为政治和实用服务的理念,那么结果又会怎样?中国的视觉艺术的发展是否会像今天一样面临这么多困惑而积重难返。这些问题不仅反映在我们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教育领域,也反映在中国人文学科的方方面面。这个问题太大,越想越沉重,越想越可怕!同时,也是摆在中国人文学者,包括我们艺术工作者和艺术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
[1]美国著名的美学家托·门罗认为,在古代不仅绘画、音乐、戏剧、文学是艺术形式,而且美容、整形外科、美食、服装、理发、刺绣、酿酒、烹饪术、香料制造、畜牧业等都属于艺术形式。
[2]日本“明治维新”在有选择地学习西方科技文明之后,也意识到西方文艺思想对文艺启蒙的重要性。日本许多人文学者从西方引进“美学”作为文艺启蒙的突破口,传播人文科学思想,但未能及时消化。最初日本人西周把一本《aesthetics》译做《善美学》,强调“善就是美”、“和就是美”、“节度与中庸就是美”。中村兆民译介了维龙的《aesthetics》,把在西方本意为“感性学”的“aesthetics”译成“美学”。在序论中,他将艺术方法分为“摹拟美人之迹”、“务求其似真”和“将感慨表露于外”来阐明艺术本质,强调娱乐人心,使人的气质和品格趋于高尚为目的的“雅艺”。这些都说明日本人在接触西方人文思想上浓厚而狭隘的东方色彩。
[3]从词源上考证,中国在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汉语名词70%是从日本输入的,并且都是日本对西方相应词语的翻译。如: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理论、哲学、原则;还有经济、科学、商业、干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文学、抽象、美学……数不胜数。“艺术”和“美术”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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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对好莱坞的辐射影响已经持续了70个年头。从最初生硬刻板的利用中国元素点缀电影,展现他们眼中负面的中国形象到对李小龙代表的中国功夫元素的着迷使用再到深入地探讨了解中国真实的传统文化、历史沉淀,努力展现中国人民认同的形象和文化符号。这是一个文化认知的过程,好莱坞电影也成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必不可少的传播媒介。逐渐正确的解读中国元素,力图向世人展示一个更真实的东方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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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好莱坞电影中国文化元素的误读和趋同
近几年,中国元素逐渐变为必备要素出现在好莱坞电影中,不仅成了好莱坞电影投资方在东方宣传的一个噱头,同时也勾起了东方观众的好奇求异心里。从《阿凡达》中融入张家界奇幻美丽景观,《功夫熊猫》中音乐、词汇、服饰等充斥整部影片的东方元素,《黑衣人3》中对姚明等中国明星的调侃,以及2014年5月23日最新上映的《X战警:逆转未来》中演员范冰冰作为中国面孔的出镜。
中国元素逐渐主动与被动相结合,一方面利用好莱坞电影这一媒介呈现于全世界人们的面前,传播中国文化进行文化输出,同时也利用这一元素特点即文化认同感吸引票房支撑大户――广大的中国受众。而好莱坞电影中东方中国形象的建构也从起初的歪曲丑化即固定的“东方主义”烙印下西方对东方人的刻板印象逐渐向反东方主义下民族真实传统文化的展现传承方向改变。尽管无法避免不同文化背景差异下,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把握展现仍然存在着深层文化误读的现象,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增强,文化霸权将渐弱,未来中美文化在好莱坞电影中的趋同化势不可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默片时代好莱坞电影刻画华人形象的开始。由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种族主义偏见根深蒂固,加之中国的开放程度未像如今这样发达,还有自我民族对外传播的力度较弱,在理解和塑造东方中国形象时出现认识上的错位和误读,电影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倾向于以负面形象为主,即欧美人想象中的东方:19世纪末,落后愚昧腐朽的中国形象,20世纪初,在贫困边缘挣扎的“未开化”中国形象,“”前后“妖魔化”中国形象。
电影中呈现的昏暗的唐人街,男人麻花及地的长辫,女人艳丽紧裹的旗袍等元素细节几乎成为中国形象的典型特征。在西方强势文化霸权的语境行为下,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元素只能通过片段、辅助性静物残缺式夹杂在电影中。这所体现的无疑是刻板僵化的东方经验,同时对西方文化的自我优越感的深化与评估。西方这种白人至上的优越感和东方主义始于对东方所有的民族即非白人全部适用,动画片《风中奇缘》中对于宝嘉康蒂的东方女性形象也是白人对东方刻板印象的典型印证,他们眼中的东方是野蛮与迂腐的象征。
随着世界不同地区跨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美国电影中对中国印象的主观极端化、不负责任的一味猜想逐渐开始发生变化,西方观众也需要了解更多真实而深刻,生动而具体,具有中国独特性和代表性的中国元素。无疑,20世纪60年代,李小龙以中国独有的中国功夫为符号,以正义健美的姿态冲击了美国电影界。从此,好莱坞对于中国文化价值的审视与理解进入了新的阶段。
李小龙作为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在传播过程中的消逝伴随着其电影全盛时期的结束。在此之后,中国元素的呈现与传播又进入了灰暗地带。直到1998年,好莱坞动画电影继《风中奇缘》将美国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宝嘉康蒂故事改变呈现赢得广泛欢迎以后,又将目标瞄准中国市场,以妇孺皆知的替父从军、女扮男装的花木兰为主角,中国传统的民族故事为基准,打造了一款虽然一度被热议为文化输出还是文化入侵,至少是大部分还原了中国的历史故事;2003年中国功夫作为元素在电影《黑客帝国》第二部、第三部中展现――将中国功夫与东洋传统兵器纳入,刀、枪、剑、戟等各式兵器在片中被广泛运用,将中国的传统独特性的一面尽情施展,又一次引发了新的“中国热”在美国电影中的酝酿。李安凭借《卧虎藏龙》更是把这种中国功夫热潮推向了沸点。
熊猫――这个具有中国符号印证的动物加之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宣传背景,使得《功夫熊猫》在200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风靡全球。而叫好又叫座的灾难片《2012》中,中国人以正能量出现,成为世界的拯救使者,诺亚方舟的中国制造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人和文化的不可或缺性。美丽的张家界美景在高大穿越的《阿凡达》中出现时,也让中国观众有着民族自豪感。2014年5月23日最新上映的《X战警:逆转未来》中演员范冰冰作为中国面孔一句台词5分钟的出镜也是被国内外媒体热议,中国形象中国元素在电影中的体现以及逐渐淡化和隐退的东方主义民族歧视。逐渐地,我们发现,如今的国外影片多以中国的广告元素,如伊利牛奶;中国面孔,如李冰冰、范冰冰、章子怡,中国美景等作为文化符号吸引着中国受众,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元素的传播。
中国文化对好莱坞的辐射影响已经持续了70个年头。从最初生硬刻板的利用中国元素点缀电影,展现他们眼中负面的中国形象到对李小龙代表的中国功夫元素的着迷使用再到深入地探讨了解中国真实的传统文化、历史沉淀,努力展现中国人民认同的形象和文化符号。这是一个文化认知的过程,好莱坞电影也成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必不可少的传播媒介。逐渐正确的解读中国元素,力图向世人展示一个更真实的东方中国形象。
文化误读,顾名思义是对于文化的错误解读,其原因莫过由于文化的差异及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两种文化交织时,对一个元素的理解和性质的判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错误解读。作为受众及观众抑或影片的生产者文化的缔造者,当面对新来的或者是异国的文化时往往会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或刻板印象去解读这种文化。例如,早期好莱坞电影东方的印象,总是无法脱离低等和野蛮这样的描绘。这些误读的成分通过逐渐的演变或自我的纠正更新,其最终的结果却是各国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传播。 人们的思维方式是由于文化和个人的不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
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思维偏向,有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思维方式的差异能够影响人们对其他国家文化的理解及阐释,而且因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文化信息对于不同的接受者有不同的解释方式,所以很容易产生歧义。好莱坞电影主要攻占国际市场,目的是将自己的电影让整个世界接受,与此同时文化霸权如影随形,用电影语言讲述美国人眼中的东方。
这其中包括广为传颂的历史故事改编的人物,《风中奇缘》中的印第安公主宝嘉康蒂为了自己部落的和平生存放弃了自己与白人爱情的故事;《花木兰》中替父从军的木兰,也常常被我们评论为东方面孔下隐藏着一颗西方的心。好莱坞电影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是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对中国的故事进行改写的,强调的主要是美国人所肯定的价值取向。而中国人在观看电影的时候,又往往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理解美国电影。经过这样的改写和理解的阶段,就产生了跨文化的巨大差异。如果这样理解,则好莱坞电影在诠释中国文化的时候出现文化误读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而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也越发深入。好莱坞已经开始摆脱对中国元素的完全拿来主义,近几年来好莱坞电影对中国表层文化的解读也日趋正确。当然因为自身文化差异的问题,好莱坞电影仍然存在着对中国深层文化无意识的误读现象。
2.1 对中国表层文化的正确解读
动画片《花木兰》取材于中国传统故事,展现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最终凯旋的事迹。无论是具有东方典型特征的人物塑造还是具有园林特色的中国生态文化的展现,都将外国观众带入一个真实的中国。在动画片中,木兰的棕色皮肤及厚嘴唇的特征还有杏核式的眼睛符合西方对东方形象的审美,而水墨山水、古老长城、祭祀庙宇、中式庭院等场景的生动也使西方关注中置身其中。而更具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和物质文化也有表现,木兰与家人食用的面条和水饺,在战场杀敌所运用的中国功夫,成功凯旋时迎接他们的舞龙舞狮,还有对镜贴花黄的传统服饰等以形象具体的方式展现给予外国受众,使其认识了中国文化。
动画片《功夫熊猫》2008年版和2011年版在场景设置和人物形象性格塑造也趋同于中国化。在场景布置方面,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中国本土,高山峻岭,山水相依,绿树苁蓉犹如中国传统山水画,朦胧中透着些清灵,幻境中透着些生机。
在人物角色的形象性格塑造方面,主角为中国的国宝大熊猫阿宝,胖和慵懒是他最大的特征,在不断尝试练武之余不惧失败;同样是武功高深莫测的还有螳螂、老虎、猴子、毒蛇、丹顶鹤,这几个角色分别展现着传统的武术和独具特色的不同拳法,如“螳螂拳”、“飞腿”、“金鸡独立”等也有引意。表层文化的认同中,用拼音代替英文的词汇如:“乌龟”、“功夫”、“师傅”甚至“豆腐”等,用中国传统乐器唢呐、箫、二胡、古筝、木笛、锣鼓等奏乐穿入其中。而生活细节中的中国特色无处不在,它们穿着的马褂,医疗中运用的中医针灸,庙会中的皮影戏与剪纸。动画片电影通过细节展现给予西方受众一个真实的世界。
2.2 对于中国深层文化的误读
1998《花木兰》成了好莱坞继1995年出品的《宝嘉康蒂》之后第二个以真实的人物故事改编的动画电影。我们所熟知的则是木兰因父亲年老弟弟幼小,替整个家庭去从军。而在美国电影对故事改编中,逐渐弱化了民族特有的伦理情感及家庭奉献精神替父从军,强调的则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成功路上的自我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木兰是贤良淑德,孝顺有加(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木兰辞》)。
在电影中出现的歌词为:什么时候我才能展现那个真正的自我?突出了木兰的疑惑思考,强调了其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实现个人价值的渴望。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看似是以不同的视角来解读,实则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方的集体意识和民族意识在这部影片中淡化而西方所推崇的英雄主义和个人价值显得尤为突出。
西方价值观还承担着叙事功能在动画电影《功夫熊猫》中呈现,当笨拙的熊猫瞬间的顿悟:只要相信自己,任何事情都能做到。这种信念让他在拯救和平谷遇到苦难与挫折时觉醒,使他打败了武功高强的泰狼。熊猫阿宝认为所有梦想的实现都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取的。这种奋斗后必有既定成果是一种美国精神的折射,它体现着美国人崇尚自由不懈追求的个性和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尽管这里的“空”、“无”等概念彰显的“无中生有”文化想象都直指最具民族特征的道家文化。
美国创造者在自己不变的文化立场至上遵循着西方个人主义的逻辑,《功夫熊猫》影片中的主角熊猫其实是披着中国文化外衣的西方“传奇英雄”,他所具备的是西方式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熊猫阿宝最终实现了自己成为功夫达人拯救世界的梦想,它就是美国青年的一个缩影,无处不在地体现了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
正如潘皓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读”现象》一文中所言:“文化内部的人们认为是误读,但这种理解却补充了新的视角,揭示了潜在特征,是对内容的一种丰富和扩展”。每种文化的内部蕴含着理解的多样性、历史的复杂性,而这两者并非亦步亦趋的。每种文化的侧重选择不同,我们要带着尊重的心态去理解,当然每种文化的解读也并非是单一的,所以我们要站在他者的角度去观察。好莱坞电影在运用中国元素,解读中国文化的时候出现深层的文化误读是正常的现象。
文化的趋同现象就是文化趋近相同,指受众在某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对于文化的价值和审美上具有相似性和认同性,从而使文化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区域内具有相应的特色。[3]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说明具有特殊性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影响。文化趋同中的同指的是“求同存异”的“同”,“大同小异”的同,特殊性与普遍性、一元与多元的结合统一。有共同的价值理解文化形式与所有文化模式化同类化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们所期待的是百花齐放,多种文化相互碰撞而出的流光溢彩,而最终趋同的是被多方所认可的客观的文化价值理念。随着中美文化交流的深入,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认识和理解逐渐加深,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对于外界有着无可比拟的魅力。美国梦工厂不会满足于对于中国文化元素的拼接与重组。不断的感悟和参透中国文化的内蕴和精神,试图深入把控中国文化的深层含义。而由中国文化元素参与的好莱坞电影就是体现的产物,美国梦工厂动画巨制《功夫熊猫》和《功夫熊猫2》是以电影为载体,以熊猫功夫为主题核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念线索,融合中西方文化理念的相似元素,展现了当代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同时这是中西方文化融合趋同的典型例证。
3.1 人物形象的文化融合
中国的国宝是熊猫,而中国的四川大熊猫闻名世界,这位憨态可掬的动物也担任着和平使者的任务,成了中国外交过程中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元素。如今它走入了好莱坞的影片,更是以憨厚可爱的特点展现于观众。然而正是这样一只憨态可掬的中国熊猫拥有着看似平凡的生活却心怀成为武功大侠的梦想。正是这一信念不断的支撑着他努力奋斗执着向前,最终实现了他的美国熊猫梦。而与中国特色大熊猫不同的是这个具有西方典型习性的浣熊,同样是我们所熟知的美洲动物。在他的身上穿着中国式长袍,留着长长的胡须而且还能熟练地使用中式餐筷,在影片中的角色是众多人的武侠师傅,这些明显的中国风格虽在美国文化的映射,但总体拥有着相通的文化认同,人物形象成了文化融合的最外在体现和最显现的元素本体。
3.2 不同传统的文化精神
宗教是思想的最前沿的体现,“君权神授”的思想存在于西方“先知型宗教”是____的重要特征。在电影中,我们可见熊猫阿宝乘坐着爆竹火箭意外闯入,误打误撞站在了乌龟大师的手指下,这一切的预设与象征都不难发现,这个看起来一无是处的熊猫居然就是即将拯救整个和平谷的命定英雄,然后这一由神选产生的钦定之熊猫在“拜师学艺”很短的时间内就练成高深的武功,最终得以完成伟业,都是因为他是神选产生的“the chosen one”。好莱坞电影的一大特点就是预设性和英雄魔幻赋予的超能力,这一点在《冰雪奇缘》中的女主角身上也有体现,在指定英雄出场时就给予了超能力和非常强大的学习深造能力。很显然,电影不仅体现了西方基督____选思想,同时也集合了中国儒家、道家和佛教的传统文化思想。
在东方佛教中的宿命思想认为“一切皆有定数”,无论戒备多么森严都无法阻止恶豹逃出天牢,无论机会多么渺茫,能力多么的不均,功夫熊猫阿宝注定要成为神龙大侠并最终擒胜恶豹。熊猫阿宝的鸭爸爸说没有秘方就是最好的秘方,于是阿宝从无字的神龙手卷中悟出的神龙秘籍――没有秘籍就是最强的秘籍。这正应了东方文化对于“无”和“有”两者关系的微妙之处的深刻认识,如老子所言“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3.3 不同背景的价值观念
理智与尊严,独立与自由是在西方世界人们所追求强调的。而美国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则是强调个人价值,主张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生价值和梦想,个人奋斗的过程中的艰辛与成功后的感悟才是“美国梦”的精髓所在。《功夫熊猫》中的主人阿宝是和平谷最懒的动物,但是他拥有着看似不切实际实则勤勤恳恳,无时无刻不存在于生活每个细节的梦想――成为武功大侠。这位最懒,大家最不看好的主角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幸运与命运的眷顾,熊猫终于摆脱了懒惰臃肿的形象,他用勤奋与坚定的信念、高超的武艺,最终战胜了恶豹,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功夫英雄。
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与价值取向。在中国文化中,和中国受众的成长环境、教育环(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境的熏陶下,我们所强调是个人对集体的责任,个人对集体社会的义务,从而才能行使社会集体给予我们的权利,人的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以实现。我们所提倡的是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
在电影《功夫熊猫》中,对于有一技之能的各位武侠壮士将个人的安慰置之于脑后,在和平谷民众遇到危险和恶报的威胁时,他们能够除暴安良挺身而出,为整个谷的村民而牺牲。这种团体协作和集体主义精神在影片中潜移默化的渗透,同时此举也成了功夫熊猫努力练武保护和平谷的动力,也是他牢记他肩膀上所担负的重大责任。这种精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团结合作,也是集体主义精神的胜利展现。
无论是中国特有的功夫还是博大精深的国学,中国文化元素以碎片式、快速度等特征冲击着好莱坞电影,无形中进行着文化的渗透与传播。这种文化的渗透,实际上比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更加有利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完全从东方人的视角对东方人进行解读和定义是太过绝对,但如何正确的描述东方,在两种文化中找到最大的(下转第页)(上接第页)趋同点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正如霍尔所说的:“全球化绝不是一个文化同化的简单过程。就如语言翻译一样,得出的大致含义并不等于其真实含义,我想很多新汉语词汇的同声在英文词典中的出现也是一个典型的表现。最终,我们所需要的是地方的民族的特色的与全球的世界的相结合。以此趋势,文化的融合继续存在于未来的好莱坞影片中,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中西文化的相互碰撞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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