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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颗明星,哈代是十九世纪末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将这两位生活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文学大家相提并论并非无稽之谈,因为二人都以故土故人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小说,并分别建构了各自独特的文学世界—“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不但如此,二人更不约而同地关注着新旧文明撞击下的人、社会、文化。所以,对二人进行比较不单可以分析二人作品的异同,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东西方作家在乡土文学这一共同母题之下不同文化心理的窗户。
综观二人的小说,乡土世界与现代都市的二元对立是其文化批判的主要模式。在朴拙宁静的乡村世界与纷繁嘈杂的现代都市的夹缝中,立足人性这一基点,由乡土世界观照城市,或从城市反观乡土,城与乡形成了两个独立的、被隔离的世界。尽管二人力图站在边民或村民的立场来展开叙述和描写,但实际上不论是野蛮神秘的“湘西世界”,还是封闭落后的“威塞克斯”王国,都在一种双重目光的审视之下。
具体说来,沈从文凭借着“乡下人”的高尚品德和原始生命强力,在心理上蔑视、鄙薄都市人,大力颂扬在扭曲变异的现代环境中,生活在边城的人们保留了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本质,实现了生命的自主自为。但是这种“乡下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并未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样,秉持“乡下人”评判标准的沈从文就只是都市人眼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已,他依旧孤独。同时,他也发觉边城其实是一个古旧的未开化的世界,而他引以为骄傲的精神后盾在异质文明面前是如此地不堪一击。他开始反思古老的乡土文明。虽然,他清楚地知道挽救这种自然、纯美的乡村人生形态的唯一途径是唤醒沉睡中的生民们。然而,他却不敢呼唤现代文明的到来,他犹疑了,退却了。
哈代与之类似。他的一生见证了英国农民阶级的逐渐消亡,亲身感受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乡村宗法文明的吞噬。作为知识分子,他在理性上认同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认为威塞克斯被带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身为乡土文明的杰出代表,他在情感上深深地眷恋着宗法制社会里的淳朴生活和传统美德。在金钱的腐蚀下,这些美好的事物或发生了质变,或走向消亡。而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陷人了贫困、破产的悲惨处境,精神世界也被无情地卷入了工业文明的体系,原有的秩序被打破,人在新旧更替的时代无所适从。如何去看待这样一种残酷的、违背人性的但却又是历史发展必然的变化趋势,哈代为此陷人了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他一生中都在寻觅理想的价值观和信仰
首先要归咎于,二人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二人集“‘乡下人”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于一身,这直接导致了双重价值尺度的产生。我们来看一下二人及其相似的生活经历。沈从文与哈代都出生在偏僻边远的乡村。童年时期的乡村生活既是他们文学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也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优美的自然。景色、闲适的田园生活、传统的风俗习惯、古老的传说故事,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年后,他们满怀希望地来到现代都市,而都市却并未向他们张开欢迎的怀抱。生活中,他们目睹了种种黑暗、不公平的社会现状,遭到了都市人有意无意的歧视和排挤,深感与现代都市生活格格不人。于是,在内心深处,对都市生活的反感与日俱增,而对故乡和童年美好回忆的眷恋也在不断滋长。为了宣泄郁积于心头的苦闷,为了发泄对傲慢的都市人的不满,二人以各自的故乡风土为背景和原型建构了“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鞭挞践踏传统、违背人性的现代文明。但这两位经过了现代知识洗礼的思想先驱也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车轮不可逆转,现代工业文明和商业社会的到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更不幸的是,当他们“逃回”故乡时,发现乡土社会也不是一块净土,朴素的民风逐渐瓦解,乡村居民的道德价值跌落,到处都是丑恶的现实,坚守乡土的理想随之破灭。于是,他们始终在都市与乡土之间摇摆不定。
此外,当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发生变更,人们就被迫遵循新的标准来重新评估自身。可当新的价值标准的根基尚未稳固之时,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们常常在接受这样一套全新的标准的过程中也萌发强烈的怀旧情绪。他们希冀在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到某种精神上的支撑。所以,虽然他们一次次地重复着返回故乡的精神之旅,但他们认同和眷恋的乡土世界正在飞一般地离他们远去。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他们的思想、气质与一心向往的现代都市生活之间有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样一来,他们既不属于乡土也不属于都市,而是以一种边缘人的姿态远远地观望、审视这两种文化形态。所以,他们是游离、徘徊在乡土和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精神流浪者”。
由此可见,二人在精神上都是不折不扣的“流浪者”。他们疏远和排斥以都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也不愿亲近渐渐腐化、堕落的乡土世界。在双重的压力下,他们想为自己的灵魂找寻一片栖息地,却发现无处容身。这使得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也使他们开始以怀疑的目光审视、批判这两种文化形态。这可谓是二人在文化批判中持有双重价值尺度的根源,也是二人努力营造特异的艺术世界的原动力。但回过头来一想,也只有像沈从文、哈代这样的精神流浪者,才可能创作出在文学史上真正有深度、有价值的作品。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洞察两种文化形态的冲撞给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和影响,只有他们才能清醒地在审视现代的同时又反思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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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性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巴尔扎克说:“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物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1]。。不仅人物有典型问题,环境也有典型问题。
“连续二十年,我走遍了俄罗斯的东西南北,差不多所有的驿道我都知道,好几代的车夫我都熟悉,很少有驿站长我不面熟;很少有驿站长我不曾跟他们打过交道。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所积累的饶有趣味的旅途见闻能够问世。”[2]通过这段抒情议论,作者高度概括了像驿站长这样的下层人民在俄国不计其数,而作者对他的典型化塑造,有利于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激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
在第一次到达驿站时,映入“我”眼帘的是“有那几盆凤仙花、挂着花布幔帐的床”,通过这个典型环境可以看出,维林和女儿冬妮娅过着安详和幸福的生活,而此时的主人公维林也“五十来岁”,但“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绿色长礼服上用褪色的绶带挂着三枚奖章”, “这小妖精看了我第二眼就察觉了她给我的印象,她垂下了浅蓝色的大眼睛。我开始同她说话,她很大方地回答我,像个见过世面的姑娘”通过对父女俩形象的描绘,可以看出,父亲为有人见人爱的女儿而如沐春风,而年幼的冬妮娅虽然美丽动人,但其长期所处的环境把她过早地催化成一个性心理早熟的姑娘,俨然失去了十四五岁少女该有的那种纯真,在此作者除了对冬妮娅以后生活道路的选择做了铺垫以外,还暗暗地谴责了那个可恶的社会。
在与父女依依惜别之后的若干年,“我”又由命运带到了这所驿站,当我重新踏进房间时,“桌子和床还放在原来的地方。但是窗台上已经没有花,四周的一切都显出破败和无人照管的景象”今昔对比如此强烈怎使人不心生悬念:究竟发生了什么?而看到驿站长“花白的头发,望着他那好久没刮胡子的脸上深深的皱纹,望着他那驼背”─——不能不感到惊奇,怎么三四年的工夫竟会把一个精力旺盛的汉子变成一个衰弱的老头。。在通过维林的讲述,我们身临其境,仿佛亲眼看到了爱女被拐,寻女被驱单位整个过程。
而“我”第三次故地重游又是过了许久之后,此时的驿站已经是物是人非事事休,而“我”也几乎要欲语泪先流了。 “四周光秃秃的,毫无遮拦,满眼都是木头十字架,没有一棵小树遮荫。有生以来我不曾见过这样凄凉的墓地”这是可怜的维林艰辛一生的最后归宿,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典型的俄国下层小人物的悲惨一生,激起了读者的无限悲悯和同情,达到了悲剧的艺术目的。
结语:普希金的《驿站长》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他的这种开创性为后来的《谁之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提供了哲理性的思考话题。在他之后果戈理笔下的《外套》和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命运》虽各具特色,但都继承了普希金创作中的光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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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代的诗里没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雄浑,也没有“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的人憔悴”的缠绵,更没有“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悲壮。然而那丝丝入耳的“声”,发自心底的“悲”和哀婉动人的“美”,却可以透过语言,穿过时空,在读者的心灵里激荡,徘徊在爱与痛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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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是英国19 世纪后半叶的伟大作家。他先是小说家,后来又成为杰出的诗人。对其作品的评价,往往因切入点不甚相同而导致结论迥异。本文试从维多利亚时代大背景及作者生活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来解读哈代作品中的奇葩——《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哈代创作生活的初期,写了许多小说。在1871 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计出无奈》(Desperate Remedies)。其后,又以两年一部的速度发表了许多小说。如:《一双蓝蓝的眼睛》(A Pair of Blue Eyes )(1873),《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1874), 《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1878),《卡斯特桥市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 bridge )(1886),《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1891)以及《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 (1895)。在所有的作品中,《德伯家的苔丝》是其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在《无名的裘德》出版后,哈代就不再写小说。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中他写下了大量诗歌,这些诗歌同样出彩。许多同一时代及其后的诗人都指出哈代对他们的创作起了重大的影响。哈代停止小说写作的原因,便是在写作《德伯家的苔丝》及《无名的裘德》时受到了众多攻击。
《德伯家的苔丝》讲述的是,自认为是名门望族之后的杰克●德伯,为想重振门庭,将亲生女苔丝送入豪门虎口因而成为父母虚荣之梦的牺牲品的悲剧故事。哈代笔下的女主人公苔丝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她关爱弟妹,热爱生活,渴望幸福,但又屈从于父母的虚荣心,一次次失去求得真爱的机会,重新落入纨绔子弟亚雷(Alec d’Urberville)的魔掌,终于遭到毁灭的命运。
对于这部杰作,特别是其女主人公的评价,在作品初创时,曾引起社会上激烈的争议。
哈代1888 年开始创作此书,即与一家出版商签订了在报纸上分期刊载的协议。然而,当出版商发现书中的苔丝怀有私生子时,便违背了协议。其他两份杂志也由于相同的原因拒绝予以发表。只有一份杂志承诺:如果哈代愿意删除某些内容的话便同意发表,哈代自然一口回绝。尽管如此,杂志最终还是将删减版从1891 年7 月至12 月以连载刊出。在这个版本中,删除了围场堡(Chaseborough)跳舞的桥段,删除了安琪(Angel Clare)将挤奶工背过被洪水冲过的路面的篇章,更删除了Sorrow(苔丝的孩子)的降生与离世的情节。可是,当后来小说以原版面貌出现,并以“一个纯洁的女人”为副标题发表时,众多评论家便被激怒了。报刊《星期六》(Saturday)的评论是,哈代先生……用一种令人不悦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不怎么样的故事( Mr Hardy… … tells an unpleasant story in a very unpleasant way)。《国民报》(The Nation)将苔丝描述成一个卑劣且充满肉欲的女人(a weak and sensual woman);把安琪视作小说中唯一有道德的人物 (the only moral character in the novel)。不仅仅是当时的评论界,作品还激怒了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他们都认为苔丝根本不能叫做“一个纯洁的女人”。一位激进的读者甚至焚烧了这本书,并把灰烬寄给哈代。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哈代痛斥了这些评论,他写道:“如果事情还这样,我再也不写小说了。站在那儿任人宰割的人肯定是个傻子”(Well,if this sort of things continues, no more novel writing for me.A man must be a fool to stand up to be shot at)。于是,在《德伯家的苔丝》之后,哈代只写了唯一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它发表于1895 年。那年,同时代的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同性恋而被监禁。此后,哈代再无小说问世。
19 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封建势力仍很强大。在皇权支持下的地主,残酷地压榨穷苦的农民。法律极其严苛,维护的是当权者的绝对利益,备受盘剥的劳动人民辗转挣扎难以求存。除了封建势力的压榨,当时的英国又是一个深受宗教思想影响的,困于封建伦理道德精神束缚的社会。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鲁●桑德斯(Andrew Saunders)所指出:“十九世纪中期的社会依然被基督教的道德说教凝聚着,被清教徒的性主张死死控制着。”清教徒运动是兴起于16 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的一种新教改革运动。清教徒不承认信奉天主教(旧教)的罗马教皇,只把圣经看作是宗教真理的唯一源泉。他们深信宿命论,认为人要么注定得到上帝的救赎升入天堂,要么就被永远地投入地狱。清教徒们素衣素食,而且是严格的禁欲主义者,把两性关系视作禁区。当今的人们很难想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待两性关系有多么敏感和苛求。大多数女性在入洞房时对此却一无所知。人们坚持要为大师们的雕塑“穿”上衣服。男女老少只能阅读删减过有关风化内容的莎士比亚著作。但与此同时,互相矛盾的却是仅在伦敦就有着80000 名以上的妓女。在那个时代,妇女是小说的主要读者,而此时的男人们都不希望他们的妻女阅读有关两性问题的书籍。
英国的清教徒初期因反对当政者曾饱受迫害,以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寻求移居新大陆以避难。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后,逐渐放宽对清教徒的限制。但他们一旦可以自由信奉自己的新教并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利时,就转而开始迫害自己眼中的异教徒。清教徒用极其残酷的刑罚烧死、吊死所谓的离经叛道者。亵渎上帝的罪无可恕的人甚至被割去耳朵。因此,这个时期的英国文学普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且充满封建道德的说教。可以想象,哈代当时要冒多大的风险去写有背宗教道德的清规戒律,涉及两性关系的小说。
当然,就哈代本身的家世、经历及所受的教育等各种影响说,他写出像《德伯家的苔丝》这样不为他所处时代容忍的作品也绝不是偶然的。在其故乡波克汉普顿,少年哈代曾目睹农民贫苦悲惨的生活。他们既受到自然灾害的侵扰,又遭受不平等社会制度的压榨,生活无着,只能在层层盘剥下挣扎、呻吟。底层人民的苦难,从他著名的短篇小说《三怪客》中就可以窥知一二。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少年时代的哈代萌发了对受压迫的社会弱者,尤其是处于最底层的妇女的怜悯和同情。从《德伯家的苔丝》一书的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及整部小说情节就可以看出他对美丽、善良的女主人公苔丝的赞美,及对其悲苦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他以自己这部不朽的代表作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为社会的弱者鸣不平,这对现实无疑是一种反抗。
不错,哈代出生在一个基督教氛围很浓的家庭。他的祖辈父辈两代人都曾是教会乐队的成员。少年哈代自己也经常参加教区组织的多种演出,参加过当地教会学校的学习,曾一度想献身于宗教事业,做一个虔诚的神职人员。但是,哈代所处的又是一个西方科学与宗教信仰发生激烈冲突的时代。酷爱学习的他,深受当时的科学家、哲学家思想的影响。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彻底动摇了上帝造人的思想,尼采更是宣告“上帝已死”,这些都促使哈代宗教信仰的失落,成为宗教上的怀疑论者。这反映在《德伯家的苔丝》中有这样两段情节:当孤立无援的苔丝,在狩猎林的黑暗中,遭受亚雷的凌辱时,作者就大声疾呼:“哪儿有保护苔丝的天使?”同样,当苔丝为她的生命垂危的儿子而哀求“大慈大悲的上帝”予以拯救时,却得不到任何回应。与苔丝医生悲惨命运相联系的主要有两个男人。其一是她所曾经爱恋的安琪。作品叙述在苔丝与安琪的新婚之夜,安琪告诉苔丝他曾与人有染,纯真的苔丝回答说这不是什么问题,并告诉安琪自己也曾被恶人强暴。没想到安琪不但不原谅苔丝,而且立即抛弃了苔丝,使她从期待新婚幸福的高峰从此跌落到爱情悲剧的深渊。作品告诉人们:这个被誉为“小说中唯一有道德的人”之所以如此无情无义,是因为当时男人与女人存在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允许男性任意纵欲,却不允许女性失去贞操。其二是曾经强暴她的亚雷。对这只披着羊皮的豺狼、变色龙,哈代通过苔丝的口发出一针见血的有力控诉:“你(亚雷),还有你们那号人,在人世间拿我这样的人开心取乐,让我伤透了心,受够了罪;可你呢,作孽作够了,开心开够了,就想着变换花样,皈依宗教,准备着以后去享天国之福了,想得多美啊。”最终,怀着深仇大恨的她在重遇亚雷时杀了这个恶魔而走上了绞刑架。作品极其深刻地揭露了不合理社会的黑暗:善良、受凌辱的女性只能被处以极刑,下地狱;而凶恶、伪善的害人精却可以享福上天堂。这里,哈代撕下了清教徒所宣扬的伪善的伦理道德外衣。他的这种立场,对他原来信奉的宗教来说,也是一种背叛。总之,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揭露宗教伦理道德的伪善,深切同情受压迫的苦难人民,热情赞扬善良、敢于反抗暴力的女性。这些,都是哈代小说创作的积极意义所在。
但是,处在19 世纪后半叶的英国社会以及浓重宗教氛围的家庭和教育之下,不可能不给哈代的创作思想带来消极的影响。即使他后来接触的思想家、哲学家的著作也并不都是科学的、进步的。比如他研究斯宾塞和叔本华的著作,产生了悲观主义的“决定论”,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在这样的学术思想、生活经历以及时代背景影响下,形成了哈代忧郁悲观的性格。他认为,世事多艰,幸福快乐是偶然的,而痛苦忧患却是经常的。支配宇宙的是一种不知善恶、冷酷无情、没有知觉的“内在意志”,人是这种统治冥冥宇宙的难以捉摸力量的牺牲品。“人生来就是要受苦的”,人的命运前世就注定是悲惨的。这体现了其唯心的宿命论和不可知论观点。细细研读《德伯家的苔丝》,我们可以发现哈代在现实地描写人物性格环境,正确地提示悲剧的根源的同时,又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暗示主人公悲剧的每一个步骤,或是阴差阳错,命中注定;或是神意安排,不可避免。从中我们可以感到,一种消极的人们无法左右自己命运时的无助与无奈。虽然,我们不能过分苛求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作家。但是,在充分肯定其作品的积极、进步意义的同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其唯心的宿命论、不可知论和悲观主义的创作思想的时代局限性。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局限性,使作家在当时社会的压力下,没能继续勇敢地用他的通俗、直观的小说作武器和黑暗的社会作抗争。
时代在前进,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自问世至今已有120 年,他的作品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喜爱,获得越来越高的社会评价。《德伯家的苔丝》无疑是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小说主人公苔丝这一形象已成为世界文学长廊中最优美迷人的女性形象之一。小说出版一百多年来,一直畅销至今,被译成世界上几十种文字,是全世界公认的文学名著中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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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进,历史上较为特殊时期的作品研究也成为当前学多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以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为代表,其体现的思想内涵及创作风格对当前许多学者及作家具有很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对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的基本概况以及汉魏六朝女性作品所彰显的思想内涵进行探析。
关键词:汉魏六朝;女性作家;女性作品
作为女性创作的高峰阶段,魏晋六朝时期留下许多女性的优秀诗文作品。尽管过去很多文学史对其作家生平以及作品内容都有涉及,但却没有实现整体深入的分析,使其在女性文学史中的重要性并未充分体现出来。因此对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以往学者研究,对汉魏六朝各时期的女性作家及作品大致分为汉魏、两晋、南朝与北朝等阶段。西汉时期的女性及其做平较多,如被称为汉乐府歌辞鼻祖的高帝姬唐山夫人,其代表作品《安世坊中歌》;首开怨歌诗篇的班婕著有《捣素赋》、《怨歌行》等;和亲政策下出现的刘细君《悲愁歌》作品;华容夫人为夫殉葬所谱写的《舞歌》等。东汉时期的女作家主要有徐淑、蔡琰、班昭等。其中以儒林圣女著称的班昭,不仅对《汉书》进行修补,而且著有经典儒家教科书《女戒》。另一位女作家徐淑作品中所展现的主要为婚姻爱情生活,但留存至今的作品却寥寥无几。而蔡琰的《悲愤诗》也成为诗歌史中的典型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频繁的战乱及动荡的社会影响,女性创作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一定的成就,如东晋被称为“林下之风”的谢道韫以《登山》为典型代表作,再如苏伯玉妻的《盘中诗》以及苏蕙的《织棉回文璇玑图》等[1]。
在形式技巧方面,汉魏六朝女性作家所应用的艺术技巧是后世文学创作中借鉴的经典内容。其原因在于该时期的女性往往无法参与到社会事务中,能够体现在作品中的内容过于狭窄,加上女性自身细腻丰富的情感要求汉魏六朝女性创作过程中利用新的方式将自己的感受融入其中,以晋代子夜《子夜歌》为典型代表,其形式技巧运用了谐音双关的方式,赋予诗歌中独特的生活风味。再如苏伯玉妻的《盘中诗》以及苏蕙的《回文诗》中利用反复吟咏的艺术手法,将自己的情感体现出来。另外,汉魏六朝时期的女性作品并非实质意义上的创作,其在骈体文、赋体或其他三言、五言以及七言中情感的表达多采用不拘一格的形式,在语言的御用方面显得极为多样灵活。以戚夫人《怨歌》以及刘妙容的《婉转歌》为典型代表。在创作题材方面,多集中在闺阁、个人际遇方面,大多女性在作品中所展现的多为自身遭遇的不行,如刘细君的《悲愁歌》、王昭君的《怨诗》等[2]。
两汉时期的女性身处盛世气象,所以在作品中可分析其主要以恋爱为主流,尤其中下层女性所表现的爱恨情仇极为明显,在面对不公待遇时,会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反抗,由此所展示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如《汉书・外戚传上》中所所记载,戚夫人在高祖驾崩之后,遭到吕后的报复,这时在悲惨的命运下利用诗歌自我安慰如《怨歌》等。同一时期的虞姬《和项王歌》也是对女性生命意识反应的典型作品。除生命意识外,这一时期的女性从作品中也展现出了一定的自救意识,如卓文君为其自身爱情命运所做的《白头吟》,诗中通过“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表达对爱情的渴望。在一夫多妻制的汉朝时代,这种转移的爱情观念也隐约的体现了维护女性权利的意识。
魏晋时期的女性经历了文化裂变的过程,大多女性作家摆脱了传统儒家思想的观念,其作品体现的多为战乱时代下女性的遭遇。以苏伯玉妻为典型代表,尽管才华横溢,却仍遭到被遗弃与被冷落的命运,尤其面对迷途不返的丈夫,通过《盘中诗》的创作以获取丈夫的良心发现。另外,同一时期也有很多其他饱读诗书的才女如左�保�尽管满腹经纶,作为封建妃嫔却未得到晋武帝的恋爱,难免面对孤独终老的结局。
这一时期对门阀制度极为重视,许多名门贵族的女性在教育方面也受到一定的重视。在女性作品中所展现的也多为对生命的热情以及对爱情的渴望等。以乐府诗歌造诣极深的才女王金珠,著有《子夜四十歌》,诠释了自身对生命的热爱。在如王淑英旗子李氏所著的《暮寒诗》,将女人爱美之心表现的淋漓尽致,同时也有沈满愿的《挟琴歌》以及刘令娴的《听百舌诗》等。另外,在对爱情的渴望方面,这一时期女性所表现出对爱情的追求也令现代大多女性自愧不如,如包明月的《前溪歌》、王金珠的《欢闻歌》以及桃叶的《答田团扇歌三首》等,将女性内心复杂的心理以灵活生动的诗词展现出来。
这一时期的女性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在作品中展现的更多为直率豪迈的特征。在表达七情方面,如北朝诗歌《折杨柳》以及《地驱乐歌》为代表。在表达英雄气质方面,女性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在作品中也体现了尚武的精神,如大义公主的《书屏风诗》以及著名的《木兰诗》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
对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作品研究既可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也能通过作品体会当时女性的价值观。在实际解读过程中,应充分了解该时期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并对不同时期下女性的心灵做出阐述,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其真正价值,进而发挥其在现代文学创作中的参考价值。
[1]杨溢. 汉魏六朝女性诗歌研究[D].宁夏大学,2013.
[2]段凌颖. 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3.
[3]崔宏艳. 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命运探析[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04: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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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言:以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红高粱》则使他享誉文坛。天才般狂放的叙事和中国民间文化的奇妙结合,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
2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先锋代表作具有一种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精妙的叙事技能,尤其是后期作品,充满了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和朴素诚实的文风。
3孙犁:发表小说《荷花淀》等作品,受到广泛赞扬,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一位有风格的作家。浓郁的风情化,使他的作品饱浸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
4汪曾祺:《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简洁,朴素,诗意化与人性化交融在一起,令人回味无穷。
5北岛:朦胧诗派的创始人之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成为多数人的格言。对时代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洞见力。
6张承志:回族作家,代表作《黑骏马》、《金牧场》。对心灵的纯洁性和理想的诗意性从来不做丝毫的放弃。
7史铁生:《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等名作充满了受难意识,对生命的存在有着自身独特而尖锐的体悟。
8余光中: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一个不败的文化偶像,一个充满了感伤气息的文化表征。
9陈忠实:因为《白鹿原》而奠定了自身坚实的文学史地位。
10王安忆: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近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一个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的作家,一个总是要寻找的作家。
市场是不可掌控的,而它的不可掌控又是向低俗的方向倾斜下滑,优秀的作家埋头创作,无心也无精力打理市场,他们掉进市场,就像陷进了巨大的漩涡,沉浮听命于天。然而,在文学艺术这一精神领域遭遇市场冲击的时候,市场的价值是否就决定了作家的艺术价值?一位作家的走红程度是否决定了作家的创作影响力?
回过头看看,当代中国作家还算是幸运的,毕竟才掉进市场十来年功夫,在此前,他们有过一段相对美妙的时光:思想解放运动与艺术回归的名义重合,真善美三根指针千载难逢地几近并拢,自由的、突破禁区的创作。但是好日子转瞬即逝,作家们猛然间发现自己受到了市场的威胁,恐惧万分。其实稍微想一想,哺育当代中国优秀作家成长的西方大作家和我国现代作家基本上都是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许多艺术家的传奇生涯就是从获得市场承认开始的,像狄更斯或马克·吐温等,他们的被发现和走红就是市场的功劳,他们成功了,但是仍然对市场有诸多困惑和警惕,有的还把困惑写进了作品,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而这些作品居然大有市场。这里不能简单归功于市场的公正或趋炎附势,市场的反馈无论是即时的还是滞后的,它在复杂的精神产品的评判上都远不如对于物质产品的评判那般简易明了。
因此除了市场,艺术品同时还需要有另外一个评价体系,就是批评家和文学艺术界行家里手们多年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由于有深厚的传统和一大批专业人士维系,所以像普鲁斯特这样的奇特的作家,像《追忆似水年华》这样难啃的长篇巨制也能占有一定的市场。关于这一评价系统,法国当代一位大批评家布尔迪厄把它们称之为“场”,由于这样一个文学或艺术场域的存在,有某种传统和惯习,才使文学成为其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一方面它必须拿到市场上去叫卖,从市场获取回报,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并不以其畅销与否来决定,决定的力量就来自市场以外的场所。这些场所包括:展出场所(画廊,美术馆等)、神圣化或认可机制(学院,沙龙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再生产机制(艺术学院等)、专业化的各种代理人(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他们都是具有场域和特殊感知和欣赏范畴客观上要求的意向的人,这些特殊范畴是不能化约为普通用法的范畴的,而能够给艺术家及其产品价值附加某种特殊尺度。一旦画作通过画面单元、生产的持续时间、使用材料的数量和价格(如金色或群青)来衡量,艺术家画家和房屋油漆工并无差别。
其实说到底,艺术评价体系或艺术场域是带有浓烈的人情味的场所,就因为它涉及到了传统和维系传统的人,所以不会像物质产品那般计算精确。所谓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等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成长的,这些和艺术打交道的人既构成了某种人情圈子,又筑成了一道屏障,使得艺术品在进入市场前和市场后都受到一定的呵护,且与一般的商品拉开了距离,任何商品一旦拥有这些人所评价和认可的艺术品头衔,它就会受到特殊的关注,受到使用功能以外的审美观照,意味深长的审视和评析等等,而作家艺术家所渴望的社会评价就是来自这样一个圈子,光是金钱收益不能满足作家艺术家们的内心欲求,有人情味的评价是对他们的精神劳动的最佳慰藉,换句话说,市场上卖得好是一回事,还要叫得响,叫得响就是有人气。所以艺术评价体系与其说是以“真理化身”的面目来对抗市场法则,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它的“人情味”在发挥凝聚力量。如果说艺术自律的话,不是存在着一条永恒而独特的艺术规律,而应该是指维护艺术传统并且不断有所调整的人情环境,这一环境,是艺术家惟一能与市场的冷酷无情的计算相匹敌的依托。
对当代文学或当代作家来说,文学创作的困境不是市场的困境,尽管它是那么只讲效益不讲人情,尽管它是那么冷漠而又不识货。困境来自模拟评价体系,有时我们称之为“炒作”。模拟评价体系是指用金钱和其他利益手段来临时搭建一个场所,这一场所虽然没有传统的场域那么牢固和稳定,但是在形式上有场域的一切组成部分,也有批评家、有学者、有文学史家、有经济人,还有记者、编辑和大小媒体,这一体系运作的背后动力是金钱和直接利益,即它不是以文学作品本身为纽带组织起来的评价系统,而是以获取市场成功为目的的资本投入,是资本在打点各个方面。但是在表面上它和传统的艺术场域的运作方式惊人地相似,有着应景的人情味,有着权威的认可,还有批评家的批评和赞扬,学者的研讨和商榷,记者的采访和媒体的关注等,总之一切的一切都使人以为又有杰作登场。模拟评价体系虽然意在取得广告效应,但是由于它不是以广告的方式登场,所以颇能混淆视听。也就是说,人们没有办法只从形式上来区分模拟的评价和真实的评价,所以情形就更加糟糕。借助于模拟体系,资本的指挥棒就肆无忌惮地伸到了艺术场域之中。
模拟评价体系的可怕在于它和广告的合流,是披着批评外衣的广告,对此必须加以警惕。而作家艺术家必须经得住它的诱惑或造成的混乱,而辨别其中的真伪不须特别的火眼金睛,只要倾听内心的声音即可。模拟终究是模拟,一旦金钱的魔力退却,该体系便立即瓦解,长久的是人情的力量,人情虽然不那么客观,不中立,也不标准,但是在市场中它给人以温暖,就因为它来自另一场域。
当我在这样一个题目下发议论时,“市场”概念多少有一点邪恶的意味,因为市场是不可掌控的,而它的不可掌控又是向低俗的方向倾斜下滑,这对于有高尚文学理想的作家来说无疑有巨大的杀伤力,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曲高和寡的命运,这就是市场!这就是作家掉进市场的宿命。
不过仅仅是曲高和寡倒也罢了,有“曲高”在前,艺术价值还是能得到承认。市场的邪恶更在于,有时候它是在一批唯利是图的商家和掮客操纵之下,经常搞得鱼目混珠。所谓黄钟弃毁,瓦釜雷鸣,就是指这类情形,结果是推销技术顶替了价值判断,广告效果取代了艺术效果。如果是一般商品,本身的质量和产品功能是最后的检验标准,但是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或艺术情形就复杂得多,一时半会还真良莠难辨。所以从这一逻辑来看,作家遇到市场基本是一头雾水,优秀的作家埋头创作,无心也无精力打理市场,他们掉进市场,就像陷进了巨大的漩涡,沉浮听命于天。
不过,事情并不尽然,公认的艺术精品(如梵高、毕加索的画作等)在市场上占据王者的地位,说明操纵并不总是有效。市场有时也带来喜剧性效果,在顷刻之间成全艺术天才,至于赝品和次品的出现和走俏,只能说明市场受到市场以外的因素的干扰。
市场,按照比较经典的教科书上的说法,“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和交易的数量的机制”(见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一机制不仅调节着资源的配置和价格的高低,还表明市场本身是一个评价体系,市场的评价是代表一般消费者的评价,这一评价体系有其自身的运作的规律,它包含着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因为是相互作用,所以市场不是预先给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不是邪恶的,也不是公正的,而是在参与各方共同作用下不断变化的,这些参与因素有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也有的是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的,而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精神含量就是潜在的因素,很难得到物理功能方面的确认。
面对市场,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是痛苦的,他们居然要受市场的检验而不是缪斯女神的定夺,但是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真空般洁净的艺术环境等着艺术家的到来。在我们的教育和想象中应该有艺术自律的天堂,实际上这个天堂只是近三百年来美学家艺术家批评家们共同构筑的超级梦境,以替代宗教式微后留下的精神空白。然而不幸的是,艺术自律的过程和资本主义市场建立和扩展的过程正好有着历史的同步关系,也就是说艺术之成为艺术,艺术品与其他商品的分野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建立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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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销员之死》是阿瑟米勒最著名的代表作,被称为是“美国戏剧的良心”。本文从人物塑造、语言特色以及舞台设计等方面分析了这部戏剧的现实主义特色和悲剧特点,对剧中的现实主义元素进行了归纳和分析,试图从新的角度来解读这部经典戏剧带给我们的艺术魅力和强烈震撼。
关键词:推销员之死;现实主义;表现;元素
阿瑟米勒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在1949年在美国纽约首演之后,就产生了轰动性的效应,受到了美国以及世界戏剧界和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这部被称为是象征着“美国梦的破灭”的现代戏剧,不仅成功地向我们展示了西方悲剧的特色,还带有极强的现实主义特色。主人公威利・罗曼坚信资本主义发家致富的梦想,却最终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这种强烈的悲剧性,让我们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视角重新观察和审视了美国社会,似乎同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从梦想的坚守到利欲熏心、直到最后梦想破灭的过程。
作品之所以能够给人们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除了有比较完整的结构、情节、心理描写的主线,以及梦幻的意识流表现手法的运用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品中有很多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作品从人物塑造、语言和舞台设计上都融入了许多现实元素,给观众一种真实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的、真实的美国人,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社会,而那些梦幻的心理表现,反而衬托出了这部悲剧的现实幻灭感,使得现实主义元素更加突显出来,给人更强烈的情感体验和心灵震撼。
主人公威利这个形象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感,他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美国推销员,从事着现实而普通的工作。他没有传统西方悲剧中主人公的高尚和高大,也没有机会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因为他本身的地位就不高,他更不会有那些英雄人物和伟人的远大理想和情怀,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赚到些钱,并得到别人的喜爱和另眼相看,也希望自己的两个二子能够得到殷实、富裕的生活。这样一个简单的梦想,这样一个简单的小人物,让这部西方式的悲剧与观众以及每一个社会的普通成员无限地接近,也让观众们能够真实地体验到生活的现实感,并对威利的经历和心理变化感同身受。作者赋予主人公人物的这些现实主义元素,正是这部作品能够以小见大,并能够迅速抓住观众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戏剧的开头,威利提着沉重的箱子走上舞台,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通工作者的疲惫。生活的重负、经济的压力,是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主题,人人都在为金钱而努力和奔波,只有聚集了财富,才有可能获得幸福的生活,威利正是在这样的负担和压力之下,一步步走向了梦想的破碎和绝望的边缘。而我们身边又有多少个这样的威利,他们在挣扎着、幻想着,也许正在努力,也许正在压力中面临崩溃。
《推销员之死》这部戏剧没有太复杂和曲折的情节,情节的展开主要是以威利的语言和一系列的动作来展现的。威利的语言简单、朴实,是一个普通小人物最为普通的生活独白和写照,“别担心,我回来了”,这样一个平凡人物的开场,既熟悉又带着一丝生活的磨砺和辛酸,“我累得要死,我干不了了,琳达,我干不下去了。”工作的疲劳和生活的疲惫已经把威利的“美国梦”摧残得伤痕累累了,而这样朴实的语言却恰恰充满了张力,也充分展现了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力量。
体现威利美国梦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希望受到他人的喜爱和认可。威利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大家喜欢你,你就不会倒霉。”这是他的人生信条,简单、现实而质朴,他也经常这样教育自己的儿子。威利甚至还会把自己的一切不顺利和厄运都归结到这一点上,那就是自己的坏运气和挫折都是因为自己没有让别人喜欢自己。这种对人际关系的过分依赖,也体现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利益和人缘无疑是一个商人重要的砝码,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在经济关系的制约下,人际关系的一种无奈。
纯现实主义的舞台设计手法,当然不能完全展现出这部现代西方戏剧的特色,因此,作者巧妙地将意识流和表现主义的现代艺术手法运用到了舞台设计中,运用“闪回”的方式向我们真实再现了威利的往事与过去,并让观众一起与威利在现在与过去、现实与幻想中穿梭和转换,给观众带来一种超越舞台本身的立体体验,同时,也更加细腻地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弥补了舞台表现对人物心理刻画的不足。这样一种表现方式,不但没有削弱这部戏剧的现实感,反而更加突出了其现实主义特色,也使主题更为深刻。
总之,在超现实主义与意识流等理念充斥着当代戏剧界的时候,《推销员之死》却运用了超强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给我展现了一个既平凡又深刻的社会主题。现实主义强烈的震撼效果,给我们带来了不寻常的心灵体验,也给这部作品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力。
[1] 任生名著.西方现代悲剧论稿[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2] 朱狄著.当代西方美学[M]. 人民出版社, 1984
[3] 朱新福. 现实、幻想、回忆――谈《推销员之死》的表现手法[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04)
[4] 江永霞. 现实的梦境――《推销员之死》的悲剧感悟[J]. 巢湖学院学报. 2004(02)
[5] 史立英,张润. 折射美国社会文化的多棱镜――《推销员之死》[J]. 邢台学院学报. 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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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驿站长》中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驿站长》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开山之作,普希金成功地塑造了19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 “小人物”。此后,俄国现实主义的作家们竞相将这一主题发挥到极致。本文试通过对作品的艺术手法的探究来揭示其其中的现实主义的主要特色。
关键词:现实主义; 典型性; 人民性; 悲剧性; 浪漫主义;职称论文
论文正文:
论《驿站长》中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
19世纪30年代,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作为反映现实,描写现实的文学,它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浓厚的俄罗斯文学特有的色彩:反映现实,揭露社会矛盾,洞察人性,以期引导和改造社会成为俄国历代作家的光荣使命。正因为此,在19世纪,俄国文学出现了所谓的“黄金时代”并最终跻身世界伟大文学之列。普希金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中已经成功地反映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特征和艺术要求。
典型性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巴尔扎克说:“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物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不仅人物有典型问题,环境也有典型问题。
“连续二十年,我走遍了俄罗斯的东西南北,差不多所有的驿道我都知道,好几代的车夫我都熟悉,很少有驿站长我不面熟;很少有驿站长我不曾跟他们打过交道。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所积累的饶有趣味的旅途见闻能够问世。”[2]通过这段抒情议论,作者高度概括了像驿站长这样的下层人民在俄国不计其数,而作者对他的典型化塑造,有利于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激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
在第一次到达驿站时,映入“我”眼帘的是“有那几盆凤仙花、挂着花布幔帐的床”,通过这个典型环境可以看出,维林和女儿冬妮娅过着安详和幸福的生活,而此时的主人公维林也“五十来岁”,但“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绿色长礼服上用褪色的绶带挂着三枚奖章”, “这小妖精看了我第二眼就察觉了她给我的印象,她垂下了浅蓝色的大眼睛。我开始同她说话,她很大方地回答我,像个见过世面的姑娘”通过对父女俩形象的描绘,可以看出,父亲为有人见人爱的女儿而如沐春风,而年幼的冬妮娅虽然美丽动人,但其长期所处的环境把她过早地催化成一个性心理早熟的姑娘,俨然失去了十四五岁少女该有的那种纯真,在此作者除了对冬妮娅以后生活道路的选择做了铺垫以外,还暗暗地谴责了那个可恶的社会。
在与父女依依惜别之后的若干年,“我”又由命运带到了这所驿站,当我重新踏进房间时,“桌子和床还放在原来的地方。但是窗台上已经没有花,四周的一切都显出破败和无人照管的景象”今昔对比如此强烈怎使人不心生悬念:究竟发生了什么?而看到驿站长“花白的头发,望着他那好久没刮胡子的脸上深深的皱纹,望着他那驼背”─——不能不感到惊奇,怎么三四年的工夫竟会把一个精力旺盛的汉子变成一个衰弱的老头。。在通过维林的讲述,我们身临其境,仿佛亲眼看到了爱女被拐,寻女被驱单位整个过程。
而“我”第三次故地重游又是过了许久之后,此时的驿站已经是物是人非事事休,而“我”也几乎要欲语泪先流了。 “四周光秃秃的,毫无遮拦,满眼都是木头十字架,没有一棵小树遮荫。有生以来我不曾见过这样凄凉的墓地”这是可怜的维林艰辛一生的最后归宿,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典型的俄国下层小人物的悲惨一生,激起了读者的无限悲悯和同情,达到了悲剧的艺术目的。
一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史就是作家们从不间断地描写俄国社会现实,反映俄国人民疾苦的苦难史。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文学要表现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愿望。真实地反映出人民的生活状况,写出他们的贫穷和烦忧,同时也要正确表达出人民的美好和力量。”[2]作为贵族出身的普希金能够在19世纪30年代抛弃其阶级的局限而与普通大众站在一起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这也成为他是俄国现实主义奠基人的有力凭证。他的作品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人民性。
他的创作已全然不同于18世纪罗蒙诺索夫式的对沙皇统治者的颂歌式的赞扬,更不同于卡拉姆辛在《苦命的丽莎》中感伤的叹息,而是积极地暴露了身处底层的维林被损害和被侮辱的苦难境遇。但由于普希金所处的时代还不是俄国最黑暗恐怖的阶段,所以维林悲剧性的人生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性格中的缺陷。
作品中的人民性不光体现在作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替人民说话,更重要的是整部作品中深深浸透着作者对小人物的悲悯和同情,充满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如借“我”在省长的晚宴上受到了仆人的冷遇,和驿站长在接待来往旅客时所受欺辱的同命相连,呼唤人们对下层小人物要有一颗同情心,倡导人们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关爱,尊重人性,这种博爱之情在列夫托尔斯泰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正是出于这种全人类的博爱精神,所以《驿站长》中围绕着谴责明斯基的巧取豪夺致使维林失去精神支柱外,也从人性角度作了立体的思考,似乎维林,冬妮娅,明斯基每个人都有错,但每个人所作所为似乎也都有合情合理的方面,并非是罪不可赦的。所以这种纠结的冲突为作品获得了悲剧性的效果,这种冲突不光是社会的,也是人性亘古就有的冲突。从而使作品获得了很高的美学价值。
作为父亲的维林理所当然要保护自己的女儿,避免她受到欺骗和抛弃;作为年轻漂亮的冬妮娅,她也有摆脱那种终日提心吊胆受人欺压而跻身上层社会的愿望。而对于身为骠骑兵的明斯基遇到了自己钟爱的姑娘,虽然他的爱是出于对冬妮娅美貌的艳羡,但这也符合男性的求爱心理,似乎不该加以责备,他自信能给冬妮娅所要的幸福。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地想象,所谓的“被拐”只是维林的一面之辞,他是从一个捍卫父权的家长的立场出发的。作品中《浪子回头》的画极富象征意义,这里似乎表达了作者的一种心愿:但愿冬妮娅不像宗教典故中的浪子一样混得山穷水尽才皈依父亲。而编织作品悲剧性结果的正是这种人性的矛盾和纠结,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父爱的被剥夺。维林因失去自己心爱的女儿而悲观厌世,直至最终的毁灭,虽然作品获得了悲剧性的美学效应,但作为宣扬人性和博爱精神的普希金是通过描写小人物的不幸来实现自己的文学价值观的。具有俄国民主革命的思想倾向。
19世纪是俄国文学开始真正发轫的时代,作为现实主义奠基人的普希金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保留了浪漫主义的痕迹,如较多的主观抒情。这直接导致的是作者的感情过于外露,与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契诃夫的作品的含蓄相比确实缺乏深度,但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贡献是功不可没。
三,结语:
普希金的《驿站长》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他的这种开创性为后来的《谁之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提供了哲理性的思考话题。在他之后果戈理笔下的《外套》和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命运》虽各具特色,但都继承了普希金创作中的光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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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动漫,是日本动画(ANIME)和日本漫画(Manga)的合称,日本动漫凭着剧情的创新和趣味性在全球占有着重要地位。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日本动漫对中国80后作家的影响及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日本动漫对中国80后作家的影响及启示全文如下:
摘 要 :本文主要阐述日本动漫对中国 80 后作家的小说整体风格和小说主题的影响和提供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动漫 ;80 后作家 ;风格 ;主题。
日本动漫对中国80后作家的影响及启示——以郭敬明、张悦然为例
80 后作家的小说创作彰显出一种新颖锐利的文学气质,以其不俗的创作实绩和鲜明的个性特征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注入了一股清新而浓郁的青春气息。中国 80 后文学与动漫存在着交集与融合,日本动漫对 80 后作家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日本动漫倾向于菊花式风格,倾向于以简约的画风,朴实的色彩来展现故事中人物细腻、温馨的情感。如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在《龙猫》里面以其惯有的手法描绘澄澈的蓝天、浓厚的白云和绿茵的乡村,将大自然难以言说的美丽切入到动画形象桔月和小米生活背景之中,以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热情洋溢地为动漫迷们编织温情梦想,引导观众静心触摸自然气象和人间亲情,引发观者内心最真切的共鸣。
这些优质的日本动漫作品引入中国,在网络还未达到今日繁荣的 80 年代深深地影响了这一代 80 后作家的成长。郭敬明的《幻城》着墨最多的感情便是卡索与樱空释浓烈而炽热的手足情,随风起舞的银白色长发、巨大而且张扬的霰雪鸟、白色的樱花、洋洋洒洒、神奇浪漫的幻术点缀其间,这种氛围的渲染像极了《龙猫》。
“在黑色的风吹起的日子 , 在看到霰雪鸟破空悲鸣的日子 , 在红莲绽放樱花伤逝的日子里 , 在你抬头低头的笑容间 , 在千年万年时光的裂缝与罅隙中 , 我总是泪流满面 . 因为我总是意犹未尽地想起你 . 这是最残酷也最温柔的囚禁吗 ?”(摘自郭敬明《幻城》)小说中的场景,风格唯美、色彩柔和而不失光彩,而樱花这些清新美好之物更是在场景的写作中频繁出现,这是典型的日本动漫风格。郭敬明在此后的小说写作中一直延续着这样的一种漫画风。
另外莫言在给张悦然的《樱桃之远》写的序中曾评论说“在小说形象和场景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动漫的清俊脱俗、简约纯粹。”
“初夏时节,樱桃树上已经结满了一串一串殷红的樱桃。风吹起来的时候,像风铃一般地摇摆,波浪般的阵阵香气被推到更远的地方去。”(摘自张悦然《樱桃之远》)80 后相当一部分作家的作品语言华丽顺畅、流光溢彩,如同呈现一幅美轮美奂的油画,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感官刺激。色彩也是日本动漫给予 80 后作家一个丰富的创作源泉,很多小说中也运用了很多色彩词汇,比如空旷寒冷的白色、夕阳般的暖色光芒、碧绿色的琴弦、冰蓝色的杀气等等。作者似乎通过图像化写作进行情绪的宣泄,文本以一种清淡的语调和缓慢的节奏在倾诉,犹如行云流水般的钢琴曲,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日本的动漫将开放性、教育性、普世性凝于一身,将普世价值与审美情趣融合,受众观念与市场观念结合,地域特色与先进技术并用,题材多样,贴近各个层次的受众。
在日本文化中,其作品以“皆大欢喜”为结局是很少见的,日本人更喜欢描写悲剧的作品,并喜欢谈论这一主题这样独特的苦难、死亡文化在漫画中也大量出现。日本著名动漫《叛逆的鲁鲁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种苦难悲情的主题对 80 后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其小说中没有展现爱与温情,却争相的在书中刻意的渲染一种悲凉的气氛,抒写一种病态的悲苦。正如莫言的评价 :“开端都很美妙,发展都很艰辛,结局都很悲惨。”
还是要说《幻城》,这就是一部关于青春、爱情、背叛、友谊不断缠绕、颠覆、掩盖的情感悲剧,纠结着表现了作者对世界的否定,消解深度模式、否定规则、取消中心、摧毁传统、蔑视经典,表现出对意义的抵制和销蚀。
另外郭敬明的另一部小说小说《悲伤逆流成河》是不良少女易遥受伤、出轨、报复到自杀的一幕爱情悲剧。这其中爱情的无果、友谊的破灭、背叛的痛楚交织在一起,构筑成一个悲情颓废的世界。
“黑暗中慢慢流淌着悲伤的河流。淹没了所有没有来得及逃走的青春和时间。 你们本来可以逃得很远的。 但你们一直都停留在这里,任河水翻涌高涨,直到从头顶倾覆下来。 连同声音和光线,都没有来得及逃脱这条悲伤的巨大长河。”(摘自郭敬明《悲伤逆流成河》)在张悦然的小说中,同样饱含着孤独与忧伤。在她的小说里的人物往往孤独而敏感,他们对于感情的渴求是偏执甚至扭曲的。
在长篇小说《誓鸟》中,张悦然笔下的人物再一次在极端的感情间游走。小说中的盲女春迟通过自残的方式来使自己获得思想上的平静。张悦然也通过苍白的文字展现孤独、渲染忧伤。
“她被记忆携满,欲生存而不能。于是她放出汹涌的腥血,那些储存记忆的苍白贝壳就变得瑰丽明艳。回忆是血液一般贯穿全身的寄虫,它在我们胸腔中,大脑中不断回荡,洒下种子,拔节,成长,一世一世纠缠下去。让你缅怀,痛苦,臆想,卑微又执拗。唯有放弃,放弃曾经,放弃回忆,放弃缅怀,放弃那些似有若无的生猛的挣扎,我们才能得以安然生长。”(摘自张悦然《誓鸟》)这些带有青春色彩的悲剧性作品充斥了对生活的不信任感和荒诞感,穿梭其中不难发现,不管是对爱情的描写还是对生活的写真,都透露出反叛和冷漠为特质的象征性姿态,游荡着边缘与颠覆的因子,充斥着迷茫和对未来生活的恐惧和不知所措,而这种精神状态正是通过与日本漫画相似的思维表现出来的。
在我国现今,广大青少年是动漫文化消费的主要群体,动漫深刻影响着正在成长中的这一代人。中国 80 后文学与动漫存在着交集与融合,从小说整体风格到主题,日本动漫对 80 后作家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当然,80 后作家不应该只学习日本动漫唯美的风格与悲情的主题,应该多学习一些优秀日本动漫的思想内涵与它所传递的坚韧的民族情结。在文学创作中,不要只注重于青春的颓废与情爱的纠结,可以将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与当代小说相结合,使得作品更加的成熟,并且传达出振奋人心的积极力量。
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值得中国本土动漫学习,我国应更多的将原创动漫与优秀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不仅可以与古典名著相结合,可以更多的将选材目光投向现当代优秀长篇小说之中,通过两者融合与改编,开创中国动漫和文学的新局面,真正实现双赢。
[1] 马芸。日本动漫中的文化印象分析 [D].上海:同济大学 ,2008.
[2]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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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最常见的术语之一,它一般在两种意义上被人们使用。一是广义现实主义,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最初源于西方最古老的文学理论,即古希腊人那种“艺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的朴素的观念,作品的逼真性或与对象的酷似程度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准则。二是狭义的现实主义,是一个历史性概念,特指发生在十九世纪起源于法国的现实主义运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论现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与创作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的当代文学是“五四运动”之后产生的,又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类,现实主义文学主要以反映真实生活为准,有很强的客观性与现实性。我国主要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就是鲁迅,他以深刻的笔触和冷静的态度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的客观评价。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逐渐被西方文学所影响,形成了现代主义、后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派。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
以鲁迅、老舍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派,凸显了对现实的深刻反映,作品里大多数带着对社会的绝望和颓废,充满了悲观主义和批判色彩。每个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缩影和背景。本文就中国现代文学做了简单的阐述和分析。
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派,以鲁迅和老舍为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里都是对这个社会现实的反应,表现出了对当时社会的迷茫。鲁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愚昧的国人。”一句简单的话,力透纸背,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衰败和鲁迅先生本人的批判和严厉。而现实主义就是者都是以审视和严厉的眼光来看社会。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大批作者的作品中都描述了“”生活的场景,他们虽然没有参与“”,但是多多少少受了影响。或多或少都透以批判和讽刺为主,或者是现实主义文学,大多数是对那个时代的真实反映。在作品中,作露出了对现实的迷茫。
九十年代以后现实主义以王朔为代表,渐渐地将世俗化欲望全部扩张。可以说不管哪个时代的文学,都深受那个时代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开始解放,文学渐渐演变成了以商业化和世俗化为主的倾向,不再是高雅难懂的“阳春白雪”,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也可以说是现代经济的发展,改变文化的意识形态。
现实主义文学最注重的一点就是写实,它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严肃和现实的态度。不像浪漫主义文学,浪漫主义以风花雪月为主,以讴歌美好为主,并且忽略现实。而现实主义则与它恰好相反,现实主义文学排斥虚无缥缈的神话和幻想,多以时代为背景,或批判腐朽的社会,或是为贫困人民和弱势人群发声,从各个角度反映世界的真相。通过表现人与社会的矛盾来反映社会,而且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对社会的真相观察得越仔细,就越能获得所谓的真理。
同时现实主义又很注重历史的高度,认为文学除了反映社会的现实性,还要反映历史的总体性,认为文学描写的广度很重要。如果是讴歌美好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而批判现实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近现代作家茅盾先生的作品里,对现实主义作品进行了转化与改革,大大提升了现实主义作品的表现力。
浪漫主义是试图将一切美好化、理想化,而现实主义的职责则是敲醒人们、警醒社会。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文学的大量引进,对我国的现实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的美学基础也被大多数艺术创作者所熟知和接受。很多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的写作手法和风格,少了些对现实社会的绝望,以及宿命论和悲观论,多了些对人性的思考。大多数作品都摆脱了黑暗、颓废的写作风格,而且带有了一定的人道主义。如莫言先生的作品,不但有那个时代的缩影,更多的是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从其《蛙》一文中就不难看出有西方魔幻主义文学的启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把眼光放到了当代农村的生活中。里面有对现代封建教育方式的批判,虽然是现实主义作品,但莫先生在里面把人写成妖魔,下笔却极其的残酷和现实,把现实主义文学和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结合在一切,最成功的莫过于莫先生《蛙》。可以说,作家的作品要受了时代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现实主义文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批判性,不管是诗歌也好,散文也罢,都透着对社会和人性的剖析和分解。在五四时期之后,现实主义文学关注的人群大部分属于社会最底层或是市井小民,因为弱势人群在一定程度上能真实的反映社会真相。为什么不去关注地主富农?因为地主富农不能反映当时那个真实的环境。借对一个乡下挑夫的描写,反映所有乡下挑夫、农民的生活状态,直接批判社会的腐朽落后。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提到对孔乙己的描写,借一个孔乙己的悲惨命运反映了中国千千万万个落榜书生的命运,和对封建科举制度的大力讽刺。
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也使人们的思想逐渐进步。加之西方美学和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了新的格局。创造者少了些激进和愤慨,多了些人道主义思想。90年代后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的文学出现了商业化格局,以大众口味和思想为主要创作目的,而且出现了一大批社会性、商业性都很强的作家。另一方面,社会格局的转变和思想的进步,也是现实主义作家创作路线改变的主要原因。而且由于社会的变化,由于“金钱、财富、经济”的观念的强化,文学作品也面临“市场化”的趋势,其作品的核心和内容,都很大程度上的反映了对现代化的热切渴望。同时,现实主义文学也出现了多元化的繁荣景象。
文学创作的核心是要以人为本。现实主义文学也应当发挥正确的价值导向,而不是一味的批判和反对,更应该指引人们用正确、现实的阳光来看这个社会,并且严肃的思考社会和人性,引领一代青年的思想不断前进,在反映客观现实的同时,又要激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才是文学的本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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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美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之一,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获得的殊荣难以胜计:6次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3次普利策奖提名、29次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福克纳奖、菲茨杰拉德文学奖终生成就奖……她在196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之后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共有作品集159部,囊括小说、诗歌、散文、剧本、书评、传记、文艺理论等多个领域,体裁包罗万象、风格不一而足。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心理现实主义在欧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现当代的欧美文学流派中,心理现实主义占有重要的文学地位。心理现实主义是在现代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心理现实主义的作品中现实心理化与心理现实化是一对有机统一的表象表述关系。欧茨是心理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对其作品的研究对中国学术界走向国际化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自1963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北门边》(By the North Gate)以来,一直活跃于美国文坛,迄今为止已发表长篇小说四十余部,另著有多部短篇小说、诗歌、戏剧、随笔、文学评论等文集。1970年以长篇小说代表作《他们》(Them)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欧茨经历了小说发展史中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时期,她在结合、吸收传统的小说精华之后,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把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发展了心理现实主义,从而开始从事心理现实主义的创作。欧茨小说中的心理现实主义是对西方文学史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形式,对欧茨的创作进行研究,可以在了解世界文学的基础上,探寻中国文学的发展之路,推动中国文学的国际化。
心理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对西方有深远影响的文学流派,其形成的过程也是经过多位文学大师慢慢发展而来的。心理现实主义最早的文学表现形式是理查生、卢梭、斯泰因等大师的伤感文学,伤感文学的发展是心理现实主义最早的文学表现形式,为心理现实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伤感文学发展到心理小说是心理现实主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心理小说的代表人物包括福楼拜、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心理小说为心理现实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心理现实主义真正成为一个文学流派得到评论界的认可是19世纪末,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对心理现实主义的文学做了系统的理论阐释。亨利?詹姆斯除了对心理现实主义做了系统的理论阐释以外,还进行了自觉的创作实践,而他也因此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的开创者。在他之后,心理现实主义经过塞林格、欧茨、厄普代克时期达到了最为辉煌的时期。
1 心理现实主义在《我的妹妹,我的爱》中的体现
《我的妹妹,我的爱》是欧茨众多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属于欧茨的长篇小说系列。《我的妹妹,我的爱》是根据1996年美国轰动一时的瑞姆森谋杀案改编而来,小说《我的妹妹,我的爱》中主要围绕一个6岁的童星被杀害而展开,约伯奈特?瑞姆森因参加选美而出名,但是此后不久被杀害于家中地下室,案件在大家焦急的等待中却一直没有侦破,最终成为美国当时的一大悬案。欧茨针对这一真实的故事,根据对受害者哥哥的心理路程展开了描写,在受害者哥哥斯凯勒的心理路程的背后是整个社会悲剧的缩影。
小说通过对哥哥斯凯勒心理路程的描写,揭示了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当时的美国社会都是利益的追逐者,利益在生活中已经成为生活的全部,也因为这种追逐名利造成了很多家庭惨剧,而家庭里的儿童就是这一代家庭惨剧的牺牲品,因为成年人的道德滑坡、贪慕虚荣、漠视孩子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这一时期,很多家庭的孩子成为了家长追逐名利的工具,完全忽略掉了孩子的成长,孩子在这一阶段是重要的生长期,因为长时间的缺乏关心、爱护,最终导致孩子出现了心理疾病的情况,很多孩子不得不依靠药物来维持生活,更有严重的孩子不得不接受心理疾病的治疗。
在欧茨的《我的妹妹,我的爱》中,欧茨采用了“内聚焦”的描述方式,即主要通过小说中斯凯勒的心理活动而展开,斯凯勒也在小说中充当了叙述者的角色,通过斯凯勒的叙述把小说的各个情节串联起来,在进行情节描述的时候,欧茨选择了现在和过去交叉进行的方式进行展开,还在叙述中通过插入一些难懂的段落和语句表达了因为斯凯勒的父母的行为导致斯凯勒长期的紧张和压抑。
2 心理现实主义在《那年秋天》中的体现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讲述的“时间”是由一个个场景累加而成的一条有效的延长线,也就是“空间时间”,但是这并不是传统哲学意义上所讲述的绝对时间。这是一种连续性的状态,其中的每一种状态都与未来、过去有着紧密相关的联系,也是我们现在所讲述的“心理时间”。它不但遵循客观时间的各方面特性,同时还带有很强的主动性,与过去、现在、未来有着一定的分界,可以选择回流、跳跃、切换、拼接等等,却又很容易失去。在一般情况下,要对心理时间及时快速的掌握,作家需对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心理现象进行有效准确的掌握。在《那年秋天》这部小说中,它不但进一步排斥作家以一种的“全知”的上帝视角对小说中的一些人物以及他们的思想进行评价和干涉,还将人物的性格特征分析得惟妙惟肖,所以说,《那年秋天》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说,这也是这部小说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
当代,传统家庭的婚姻遭遇到各种危机,婚姻和道德约束力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无视,由于这一现状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是十分令人堪忧的。欧茨借助杰明这个人物角色进一步将小说的主旨揭示,他不但羞辱了艾莉诺,而且讲述了自身的经历,进一步戳破了艾莉诺很难以忘记的“虚伪”爱情。文中的所谓的强烈的感情其实只是男女双方共同违背了家庭伦理道德所造成的罪证。在小说中,欧茨并没有将这个第三者多加批评,而是把她作为关照对象,在突出主题时,也不缺少女性作家该有的悲悯之心。
在她的笔下所描写出来的艾莉诺不但是那个直接闯入别人家里和别人偷情年轻漂亮的女孩,而且还是个害怕孤独的情妇,在她年老色衰时候,遭到别人的抛弃,同时那个一夜成名的诗人,在他63岁的时候却遭到抛弃,被现实狠狠地沉重一击。与传统小说相对比,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比较容易刻画出一些具体的现实人物,传统的小说所描写出来的人物性格特征大概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一定的关系,而心理现实小说比较更加容易凸显一些人物的真实性格,将他们的性格特征、爱好兴趣进一步刻画出来。
3 心理现实主义在《表姐妹》中的体现
《表姐妹》是欧茨最近年来的一篇心理现实佳作,全篇都采用书信体,故事主要讲述的是两名接近六旬的老年妇女一年来的书信往来。整个故事的具体情节如下:芝加哥大学的生物人类学教授芙瑞达?摩根斯顿,近期发表了一篇有关于少女时代犹太集中生活的会议记录篇,这篇记录引起很多人们的关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片狂潮,这本书被一名老妇人偶然看到,通过小说中摩根斯顿教授对犹太种族的追杀的表述,丽贝卡猜测对方是自己失散多年的表姐,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挂念着表姐,并且时常写信给她,和她一起回忆往事,希望有一天姐妹能够相认。可是摩根斯坦教授却十分残忍地拒绝了她,最终丽贝卡的坚持打动了芙瑞达,两个人开始用书信互相倾诉童年的悲苦和凄凉,芙瑞达开始逐渐接受这个妹妹,当两个决定相认的时候,丽贝卡却患上了不治之症,这篇小说虽然结局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是却从一定程度上表述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心情感以及对一些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
这篇小说虽然篇幅不是很长,但其所体现出的写作技巧却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句话需要作者仔细琢磨。这29封信看起来就是普通的信件,却深入揭示出大屠杀带给犹太民族的大灾难,这场灾难使很多幸福的家庭毁于一旦。小说通篇所采用的书信形式分为两个主角,分别提供出不受任何干扰的叙事空间,使读者在阅读这些信件中,根据写信人的语气就能进一步推出写信另外一方的心理变化以及情绪变动。此外,欧茨所采纳的双重叙事的写作手法,使这篇小说的情节发展更加复杂,这对表姐妹在和对方讲述自身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时,双方以交叉进行叙述,为了进一步讲述“犹太大屠杀”事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入了层层深入的空间解读,使作品在无形之中加深了阅读的深度。从小说的表面上上看,讲述的是两个姐妹在认亲的故事,其实深入一层的含义则是反映出犹太大屠杀对很多个家庭所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给两个姐妹的心理上、身体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阴影。
回顾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欧茨对心理现实小说有着很大的贡献,主要贡献有:
(1)进一步丰富了心理小说的写作手法和写作技巧,从当代主义以及时代作品借鉴了很多的现代因素,比如象征、意象、荒诞、切换视角等等。笔者认为,欧茨所写的小说,最令人感觉到惊喜的是,在读者的视觉体验上以及字体排版上,欧茨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在《狐火:一个少女帮的自白》和《大瀑布》中,欧茨运用黑体字来掌握人物的内心变化;在小说《我的妹妹,我的爱》中,则采用大量的脚注,用很多黑体字做点缀,字体大小也不同,同时又运用一些星号做标记,与小报媒体的格调有几分相似;
(2)在对象描写的选择上,亨利?詹姆斯所了解的基本都是自己圈内的人物,茨威格喜欢分析别人的极端人格,但她所关心的人,又都是一些普通的平凡人,这些人的贪婪、虚伪、孤独、固执等等心态,都是当代社会每个人都具有的,都曾经体验过及经历过,她洞察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以及观察当代的心理状态,不但深入研究,而且还十分准确;
(3)欧茨最喜欢从一些古旧的故事里、体裁中获取灵感,将这些古旧的故事写成当代的故事,她所出版的一些短篇故事小说,大多数都是将一些著名的小说巨匠的故事借助自身的想象将这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重新进行编写,根据小说里的人物性格为他们编写出一个适合他们性格的晚年。不管从哪方面上来讲,欧茨在心理现实主义突破方面以及表达技巧方面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她是一个非常敢于突破传统并且能够实现自我超越的作家。她在进行写作叙述时,没有单纯地运用熟练的技巧来进行人与物的叙述,而在通过不断地创新新的创作技巧来实现自我超越。她在其所创作的小说中,为了要为小说营造出一个戏剧化效果,会结合小说发展的需要来选择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环境,并且通过她娴熟的创作技巧把所有与之相关的人物、环境、事件进行有机的结合,这样的一个创作方式在其后期的作品《大瀑布》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欧茨在吸收、借鉴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文学方式,把心理现实主义文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使得心理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成为了当时最为重要的文学流派,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欧茨心理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让我们了解了美国小说的写作技巧,这也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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