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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
论文摘要:从思维性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反思思维,具有强烈的反思一批判理性特征,是对思维本身的再思考。亦即思维的思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思维的具体运行方式:实践思维、矛后思维、系统思维。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最终目标却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非具体的知识。
哲学具有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哲学运思即是对异乎寻常之事的追问”I‘】I¨。这说明哲学之思是对异乎寻常之事去经验、去看、去听、去怀疑、去希望和梦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性质又如何呢?从思维性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反思思维,具有强烈的反思一批判理性特征,它思考事物的本质,而非事物的现象,它敢于对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和行为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是对思维本身的再思考,亦即思维的思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思维的具体运行方式:分析与综合思维、’矛盾思维、系统思维、实践思维。并根据实践的需要呼唤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最终目标却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非具体的知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阶段都体现着哲学思维性质的这一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起点:反思一批判性思维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反思—批判性思维。
哲学的任务是发现真理,纠正错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反思一批判性的思考。马克思在探讨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时曾经说过,他奉行的原则既不是那种永恒正义的要求,也不是什么终极的道德命令,他只是希望从批评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哲学,在批判中发展,是发展的哲学,是对一切不合理的现实事物进行批判,同时在批判中找到1.‘物真理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杜林哲学中阐发自己哲学观点的,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批判的哲学,批判一切旧哲学,并吸收它们的合理之处。马克思主义还在批判自身中前进,例如,青年马克思较多的使用“异化”概念,以后减尘使用。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苏联的革命证明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一种批判的继承: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成功。正是对列宁主义的一种批评继承,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就是面对现实,对毛泽东思想中解放台j|『等思想的一种批判继承。在批判中发展,这也正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对自身批判的生命力。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思维的思维
反思,在其最直接的意义上,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进行思考,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思想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思想本身为对象来思考问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们总是总结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科学的各种成就,概栝、抽象出具有一般特征的哲学命题。毛泽东也说: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栝和总结。思格斯曾经在谈到哲学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时指出,l8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这是和那时的自然科学的状况相适应的。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固体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而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这种现代的辩证思维,是从康德的“星云假说”给“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r"l”开始的。哲学是对我们周围一切|.【物的观点、看法的再思考。回答为什么、怎么会?要找出我们所要了解的1.【物的内在规律性,总得从我们所看到过的无数1.【物的现象或表象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的理论条件来看。它继承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并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经济现象进行思考,这说明它是一种|.【后的把思维作为对象的认识。从社会条件来看,是从对工人运动的分析思考,得出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社会革命就要到来的结论。马克思对l848年革命的总结,得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国家、阶级、意识形态等理论:对l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总结,使国家的本质得到进一步阐述,得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形态等,这都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继承。生物进化论的发现,哲学从中总结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能量守衡定理的提出,解决了人死后物质不灭,以及灵魂等问题。细胞学说的创立,说明生命也是物质的。科学哲学、经济哲学、网络哲学等也是对一种思想本身的思考而产生的边缘性学科,这也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运行方式:实践的辩证思维方式
1.实践思维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哲学思维,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实践中思维的思维方式,即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反思全部理论问题。主张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展双向批判和双向建构。所谓实践的思维方式,就是从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实践出发,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去揭示思维与存在、人(主体)与世界(客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达到对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理解。
首先,实践的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的存在的反思方式。人依赖于自然又超越于自然,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又不能随心所欲,人是现实的存在又总是以自己的理想去改变现实,因而人总是处在矛盾之中。实践思维正是以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为基础,不断地揭示人的超越性存在,从而深化了人对自身存在方式的理解。
其次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为我关系”的反思方式。人的生活是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化,人的生产是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的生产。
再次,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从后思索”的方法。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以及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后开始的,是一种从发展了的形态去思索整体发展过程的方式。
最后,实践思维方式,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彻底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的辩证法,就是要在对|.【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也就是从历史的暂时性去看待现存的一切。因此,实践思维方式也就是辩证的思维方式。
2.矛盾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充满矛盾,矛盾就是对立统一。
哲学是在对立统一中的思维,总是从对立面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矛盾规律作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首,其它两个规律都可以从矛盾规律中得到解释。辩证思维的实质,就是按照|.【物的矛盾本性思考问题,就是要在对立统一中思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两个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统一性和对立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物是联系的,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构成了矛盾,但又是互相转化的:统一性和对立性互相转化,质变和量变互相转化,普遍性和特殊性互相转化,真理与谬误互相转化,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互相转化。有|.【物就有矛盾,在对立统一中思维,在对立统一中认识|.【物。肯定中包含否定,否定又引起新的肯定。否定是|.【物联系的环节,否定是|.【物发展的环节,否定是||【物的自我否定,否定的实质是扬弃。具体分析|.【物的各种矛盾,然后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整理,得出所要的结论。
3.系统思维方式
20世纪中叶,随着贝塔朗菲系统论的产生而形成了系统思维方法。所谓系统,就是指由|.【物内部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各个要素、部分组成的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等特征。系统思维则是整体与要素相结合,注重整体,从整体的高度看问题,要求我们观察和思考问题时,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树立识大体、顾大局的整体观念。某些|.【情,从局部看是可行的,但从全局看未必可行。因此,要自觉使局部需要和利益服从全局的需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重视研究系统结构的优化问题,使系统能够发挥最优整体功能。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在优化结构问题上大有文章可做。同时,分清研究系统的不同层次,分层管理,在实际工作中抓关键层次,发挥系统的层次功能。从开放性看,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都要与外界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流,要走出去,请进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避免盲目性,避免夜郎自大,只有通过开放,使系统与外部环境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流,才能更好地促进事物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终极目标:提供思想方法,寻找新的思维方式
1.哲学思维的目标主要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提供具体的知识
知识与思想方法彼此相通,但并不相同。知识是对象的认知和把握,思想方法是对对象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人既需要知识,也需要思想方法,而且思想方法对于人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入是由于思想方法的引导,才可能不断提升自我,超越现存生活,进入更高生存境界的。
思想方法的本性就在于超越、出新,也就是要去“标新立异”,甚至“异想天开”,不如此它就不能把人带入更高境界、发挥对人的启迪作用和引导作用。这就是哲学为什么会与各门具体科学不同。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创新的思维、发展的思维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反思一批判理性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实践中因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从一产生起就为实践服务,在实践中思维,为实践而思维。哲学在实践中产生,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但是,认识不是目的,改造世界才是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产生就投入到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投入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实践中产生。还在实践中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又是一种发展思维,它要求哲学不断创新。它不是僵化的,而是发展的。从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从创立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这本身就是发展的哲学。从认识上看,只有在实践中认识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马思主义哲学从一产生,就是在创新中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旧唯物主义的创新,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更多的是对黑格尔、费尔巴哈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典型的创新。从体制上看,马克思主义指明了资本主义一定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邓小平理论又对体制和体制的实现形式做了区分。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创新的学说。从创立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到现在的邓小平理论,经历了无数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农村包田城市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的学说,一国两制的理论等等,无不是在实践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书斋哲学,不是仅仅_E解释世界的哲学,它是为实践服务的,是为人类的解放服务的。充分发挥哲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为实践提供方法,指明方向,并提供对未来的预测,在实践中产生前●性的思维。主体的能动性不能仅只停留在现在,而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和思考。面向未来,用发展的眼光,把眼光放在未来.寻求未来的发展.科学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挖掘人们未来的需要,这不仅仅是在解释世界,而且是在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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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机械论;目的论;哲学思维方式
论文摘要:16—18世纪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数学和物理学迅速发展的时代。而经典物理学又是机械论思维方式的代表。经典物理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得物理学成为其他学科的典范。因而为物理学所信奉的机械论思维方式也深深影响着其他学科,包括生物学,甚至哲学。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开始从研究静态事物的科学转移到研究自然界的动态过程,机械物理学之外的其他自然科学学科开始蓬勃发展。这些学科的诞生证明了自然界本身的合目的性,它具有多层次的、能动的辩证性。在这种情形之下,西方哲学界也以独特的思辨方式对自然科学的成果作出了自己的综合和思维方式的提炼。
一、机械论的思维方式
19世纪以前的经典数学(尤其是几何学)与物理学(尤其是力学)的新的方法论原则排除了物质现象归结为某种精神的力量,物质世界的现象只需由自然原因来解释。霍布斯哲学是鲜明的机械论哲学。即使是持有神论观点的笛卡儿也避开目的因素来探讨自然。根据斯宾诺莎有关神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他认为涉及神的目的的说法无疑是荒诞的。休谟作为基督教之异端在生前就是出了名的,他强烈反对以终极因为设定的目的论。休谟论证了我们的知识不能超越经验的范围。由人工产品有建造者推论出其他自然产品也有目的性的建造者是非法的类比。依据经验,我们无权推论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休谟认为,在经验的限度内有两个相关联的东西,则我们可以从甲推知乙。但神的知识超出经验的范围,也就超出了知识的范围。我们只能假定一个被我们赋予了道德涵义的上帝。拉美特利是机械论思维方式的极端代表,他在笛卡尔将动物看作是机器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人都称为是机器了在他看来,人的一切精神活动都可以用机械作用来说明。“人体组织足以说明一切”,“心灵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名词。”霍尔巴赫也信奉机械唯物主义的严格的自然因果决定论。人的一切活动在他看来都可以还原为自然因果作用。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只能受生理规律的支配。所以,到了l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那里,机械论成为了支配性的思维方式,它的进步意义在于破除了因为神学的异化导致的蒙昧,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更加趋于客观化。
二、机械论与目的论的调和
近代机械论与目的论发展到近代德国哲学那里走向了调和,这种调和是将机械论纳入到目的论,而不是简单地拼凑在一起,是目的论对机械论的扬弃,这个方向恰恰正是辩证法的方向,它首先是由德国哲学之父莱布尼兹的思想开始表现出来的。
文德尔班认为在近代哲学中“目的论信念不得不明确地放弃科学的方法阐述特殊现象的权利;只有在形而上学的整体概念中,莱布尼兹、还有一部分英国的自然研究者,最后在两个敌对的原则间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均衡。”的确,作为近代经验论哲学与唯理论哲学的后期代表,从莱布尼兹的哲学中,我们看到了为近代分歧思想的融合所做的努力。莱布尼兹建立的思想体系试图去调和机械论与目的论之对立,从现实意义上来看这也是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单子论是德国古典哲学以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中最具思辨色彩、哲学意味最浓的理论。单子无法实指,单子是精神性的。莱布尼兹甚至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词汇声称单子是隐德莱希(ente]echy意为圆满的实现、生命的原理)。而单子是多,单子无窗户,它们之间的和谐是由一个外在的上帝决定的。物质世界的规律、次序是可循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机械论解释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但通过莱布尼兹对单子特征的描述,我们可以分析出莱布尼兹认为单纯的机械论解释是不够的。每一个单子都处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因内在的必然性而实现其本性。由此可见,他反对机械论式的外在决定论。作为整体的自然则需要一个较高的理性的指引。莱布尼兹并不回避上帝:上帝是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莱布尼兹将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概括为:力学导源于形而上学。(参看FrankThilly的Ahistoryofphilosophy的莱布尼兹的部分。HebryHoltandCompa—ny,October,1926.).
如前所述,在莱布尼兹的思想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机械论与目的论的调和倾向。然而,以莱布尼兹为代表的唯理论所坚持的是一种外在的自然目的论,仍然带有机械论的色彩。只有到了康德那里,机械性与目的性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关系才得到了具有说服力的实质性阐明,目的论深化为内在的目的论。
三、康德的内在目的论
对康德而言,如果我们采取“反思的判断力”的观点,我们就可以设想万物不可能由盲目的偶然性产生,并假设有一个比人类更高的理性(上帝),他具有直观的知性,能够根据机械规律解释一切,但我们却做不到。(在这种眼光看来,我们必须假定上帝那里,一切才都是必然被决定的。在上帝眼中,没有偶然。)在机械论自然观占主流的情形下,康德提出了目的论自然观。但是康德的自然目的论与前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绝不是一回事。在康德看来,目的性的概念表示一种原因的主体与其结果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应当用超自然的原因来解释这种因果关系,因为这样的话,目的性概念就超越于人类的理解之上,变得神秘而遥不可及。康德对于带有物活论倾向和有神论色彩的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批判表明把目的性的概念直接运用来规定有机的自然世界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自然的目的性只是合乎人类主体的合目的性,只是一种主观“反思判断力”而已。
一名机械主义者不可能询问事物是为了什么但如果我们是以目的性的方式来思考,那么不去思考一个终极的目的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康德自然目的论观点是否与牛顿力学所代表的机械性思维方式相违背呢?为此,在自然统一性问题上康德提出了有关机械论与目的论的二律背反命题:
“命题:物质的东西的一切产生都是按照单纯机械规律而可能的。反命题:它们的有些产生按照单纯机械的规律是不可能的。”
在康德看来,这对表面上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二律背反的命题其实并不矛盾。这两个命题表面上看之所以矛盾是因为把这两个原则视作知性概念的规定性判断原则,而没有看到目的论原则作为主观反思性判断的特点。我们可以把机械因果性归结为规定的判断力,而把自然目的性归结为反思的判断力。所以,如果我们正确地看待目的论原则,则不仅不会与机械论原则矛盾,而且还可以当作机械论原则在使用过程中的有效补充。
况且,机械论原则贯彻到底,往往会得出一种外在的第一推动力,牛顿的做法就是典型的例子。与休谟一样,康德反对超自然的理陛实体,因为神学不应该插足自然哲学。当涉及有机物和作为整体的自然时,就必须在机械论之外引进目的论作为辅助原则了,从而达到对自然最为高度统一的表象。“这种表象决不表明我们对自然总体有了一个知性的概念规定,而只是用来使我们的知性与原理达到主观协调活动的一种反思判断,它表明的毋宁说是主体的人的道德性质。”康德就要为自然本身的目的论寻求自然本身的根据,从而严格地将目的论限制于人的世界。
我们看到,与浪漫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排斥不同,莱布尼兹、康德哲学中调和了机械论的目的论体现了他们对自然科学的认可和合理定位。启蒙运动之后,目的论中的终极目标不再是一个静止的、外在的客体,而是一种建立在过程中的内在的理念。这时的目的论不仅仅是在自然哲学中与机械论对立的那种思维方式或本体论模式,目的论的触角已延伸至哲学家们的整个哲学体系,目的论已成为哲学体系建构过程的方法论的指导原则以及这种哲学体系的价值取向。在目的论思想深化的这种契机中,外在目的论与内在目的论的区分对于目的论思想本身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它深化了目的论的层次,赋予了目的论思想新的生命。如果说莱布尼兹的目的论思想基本上是外在目的论,那么康德哲学的目的论则是内在目的论。康德通过批判唯理论的外在目的论走向内在目的论,并在“人是目的”的总的原则下由内在自然目的论走向道德目的论,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道德目的论也是康德整个哲学的皈依。
众所周知,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回答了人可以知道什么;通过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回答了人可以做什么、可以希望什么;但这两大批判的完成使得康德将自然界的必然与道德实践的自由对立起来,而这两者的统一性又不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然而这两者的统一却是可以设想的。“康德认为,既然人本身是自然的存在同时又是超感性的存在,是现象同时又是自在之物,这里就有了一个把两个世界结合起来的立足点。……所以康德认为,合目的性问题可能是解决自然界与自由统一的关键。”在康德看来,我们对审美经验、有机体、作为整体的自然、历史进行的判断是一种合目的性判断。这种判断力既不是通过数学性、机械性的分析而获得理论知识的知性的力量,也不足采取道德行动之无条件命令的那种理性的力量。这种判断力所主张的既不是科学的必然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的深刻洞见。但正因为我们人类具有反思性的合目的判断,可以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连接起来,我们人才成为完整的生命。所以通过判断力批判的建立,康德试图回答最后的问题:人是什么?
在知识论中我们可以对现象进行理论的把握,但理论知识只是认识,而生活除了认识之外还有着宽广的领域,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理论中。所以除了理论理性之外,还有审美和道德。在审美里,不再有那种先验的必然性的理性,这里的“理性”(仍有某种意义上的先天的东西可寻)是作为寻求一种不确定的只起调节作用的“理性概念”,只是在感性的层面提供一种不确定的“秩序”。审美判断并不是从一般到个别的依照原理的求证,而是从个别到一般的“于‘混沌’中见‘秩序’,于‘现象’中见‘本质’,于‘必然’中见‘自由”’。审美——趣味判断体现了合目的的一般原则,而当我们以审美的眼光观察自然,把自然也当作艺术作品时,就得出了前面已经论述过的自然目的论。正如叶秀山写道的:“然则,我们如果反过来以同样的态度‘看“自然’,在那复杂纷繁的现象中,仍有某种秩序“在’,在那流逝的时间中,有那神圣持久的力量在,在那‘铁箍’一样的‘因果律’中,跳动着‘自由’的‘生命’。‘自然’本身——‘事物本身’原本也是那样‘巧夺天工’。无论那崇山峻岭·,那潺潺小溪,夏日炎炎,秋虫唧唧,无不显示自然之‘造化’,似乎在冥冥之中早有‘安排’。‘自然’的‘机巧’与‘理性’的‘机巧’原是‘异曲同工’。”)
在康德的合目的性的视角中,自然、人类社会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部分互为因果,彼此依存。此中各物自有其内在目的,依此目的实现其内在的规定性。而人作为有理性的自然存在物,是唯一能规定自己的目的并对自然做出价值判断的存在,因而他是自然的最终目的。之所以人是最终目的,是因为它的成为可能是不需要任何其他目的作为条件的;也就是说,人不依靠自然设定目的,人将自然作为手段以实现自身,人是自由的。在康德这里,当自然目的论达到它的最高观点“人是自然的最终目的”时,判断力批判讨论的目的回归实践理性了,自然目的论转向道德目的论了。因为追根到底来说,自然发展的目的不是肉体性的人,而是精神性的人;只有道德的人才是自然发展的最终目的。康德的人本主义思想充分体现在道德目的论中。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结论性地写到:“——既然这个世界的事物作为按照其存在说都是依赖性的存在物,需要一个根据目的来行动的至上原因,所以人对于创造来说就是终极目的;因为没有这个终极目的,相互从属的目的链条就不会完整地建立起来;而只有在人之中,但也是在这个仅仅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之中,才能找到在目的上无条件的立法:因而只有这种立法才使人有能力成为终极目的,全部自然都是在目的论上从属于这个终极目的的。”这样,自然的必然与道德的自由在目的论的维度中得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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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实践思维方式现实的个人主客同一本体中介化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实践观,最是一种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原则和看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同时,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否定与解构,超越了传统哲学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主客同一。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以实践这一本体的中介为基础,超越了传统唯物论与唯一心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
一、实践是一种思维方式
“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都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理论,但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含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实践范畴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天才世界观的诞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公开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建构原则和全部哲学变革的出发点。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纳入到实践的解释框架中去理解,指出过去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的缺点则是:“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_2J这段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置于实践这一全新的解释原则之下,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看待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去理解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并且从这一角度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不仅从实践观点出发去看待整个哲学史,而且还进一步把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归结为实践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J紧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_4J即便是观念的东西,包括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要从物质实践来予以说明。这样,实践范畴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仅社会物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社会精神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实践不仅成为马克思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马克思理解所有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比,实践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或思维方式。因此,“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学问题。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创新,这才是实践观点的真实意蕴。
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5J。所以,观点仅仅属于哲学理论的个别表现,思维方式才代表哲学家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实质,关键就在于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任何一种哲学,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维方式而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是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就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但是他的“新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以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理解,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虚幻的人到具体的、现实的人的转换。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J。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成为“现实的个人”,从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便形成了主体性哲学的传统。康德在批判地总结传统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把主体概念改造、规定为先验主体或主体性。所以,在康德哲学那里,主体就是逻辑主体,是绝对的、先验的自我或意识,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概念基本上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没有进入存在论的领域。与康德关于主体的概念不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思想_7J,并且进一步指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8j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已经不再是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绝对的,“绝对即主体的概念”_9J。主体已经不仅仅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或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样式,即一个在对抗过程中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可见,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已经真正地进入了存在论的领域。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将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在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是他却将这个历史过程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主体是一个最终超越历史过程的主体,一个“纯粹的概念神话”,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扩张的极致,是一种“理性的放荡”。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体概念,但是后来他更多使用的是“现实的个人”或者“劳动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彻底地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新。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Ll0l。“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瓦解与颠覆,是主客同一体,这与海德格尔把人称之为“此在”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与传统单纯的、纯粹的主体概念区别开来,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是一种主客同一体,表达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共在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现实的个人”就是一个主客同一体。虽然黑格尔强烈反对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对立,也在努力地解决两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但是主客体的统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又怎么会有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从“现实的个人”或“实践活动”出发,而“现实的个人”表明了人与世界的不可分,两者是同一的,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主体去看待。可见,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客同一的思维模式。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每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出现,都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_l【J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引起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一切哲学问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原则。所以,与传统哲学相比,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这被恩格斯称之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传统哲学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中介,所以,近代以来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陷入了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介问题,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并实现了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中介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哲学看待问题的基本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过去,人们看待哲学问题只是从或者物质或者精神的单一基础出发,实践作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它的含义则是双重性的。而从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关系出发,原来哲学中的许多理论观念便都需要改变。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
由于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所以,传统唯物论和唯心论执着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也就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黑格尔认为,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克服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必须诉诸于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概念的世界。虽然黑格尔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个抽象的、逻辑的中介环节,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但是黑格尔“本体中介化”的道路却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整个西方哲学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马克思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实现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现代西方哲学找到的中介是“语言”,马克思找到的是“实践”,马克思不仅以实践范畴去扬弃旧哲学中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且也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全部哲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唯物论和唯心论,被“本体中介化”的现代西方哲学所取代。“本体中介化”的现代哲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排斥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传统哲学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抽象地对立起来,从人的两极存在去寻求人类本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中介出发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则是以人的历史活动或生存活动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动具体地统一起来,从人的社会存在去寻求人类的本质。
按其本性说,实践既是造成人的本质双重化的根源,又是造成世界双重化矛盾性质的根源,但是,实践同时又是解决人和世界双重化矛盾,并且实现它们统一的基础。在实践活动中,既体现着自然物质的本原性作用,又体现着人及其精神的能动创造作用。所以,人的物质本质与精神本质统一为实践,而自在的自然世界与自为的精神世界则统一为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当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实践,让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时,就可以大声宣称:“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lJ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也不能被容纳于传统的唯物论与唯心论派别抽象对立的模式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秘密、变革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对抽象的两极对立模式的超越”LI引。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提出,是继“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之后以实践为基础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第三个尝试。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认为,实践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原则,超越了以主客体对立为前提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或者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所讲的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没有意义。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归结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一种哲学理论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它的已有思维方式在新情况下合乎逻辑地进一步展开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基本依据。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质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这一崭新的思维方式去分析、总结、回答现时代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所提出的那些新成果、新思想、新问题”lI引。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就是坚持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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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领导者来说,是否能够正确地分析、思考并解决问题,是衡量其领导力水平的基本标准;是否具有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哲学思维,是对领导艺术的更高要求。领导者的哲学思维有其自身的表现方式和特征,并在领导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领导者;哲学思维;特征;作用
领导作为一门系统科学,有其内在的规律,也凝聚着哲学智慧。高超的领导艺术,得益于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善于运用哲学思维,应是领导者决策的显著特点。
一、领导者的哲学思维
领导者的哲学思维,就是领导者的理论逻辑思维,是领导活动中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辨证思维活动。
(一)哲学思维
哲学思维的本质是辩证思维。辩证法的本意是在辩论中揭露对方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方法。苏格拉底把辩证法当作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而发现真理的艺术;柏拉图则把辨证法看作通过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加以克服的方法;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意义上将之作为形成概念、下定义和检验定义是否正确的思维方式;黑格尔认定辩证法为揭露自身矛盾的思维方法,是适用于一切现象的普遍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思维本质界定为在对立统一中把握对立面的辩证思维。它表现为从有限寻求无限,从暂时中寻求永恒,从相对中寻求绝对,从有条件中寻求无条件,最终形成对宇宙最高原理的把握,是在思维运动中从存在与思维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思维方法,是思维方法中的最高层次。
(二)领导者哲学思维的基本要求
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看,领导者哲学思维的基本要求如下:
1.领导要善于通过现象揭示本质,即把握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坚持认识过程中的两次飞跃,即在深入实际进行调查、获取大量真实有效的感性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矛盾分析和逻辑加工,实现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目的。
2.领导要善于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起来,把握矛盾问题的精髓,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既善于全面地思考问题,又善于重点地对待问题;既善于研究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又善于找出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确矛盾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
3.领导要坚持以国家和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为人民谋福祉为根本目的,一切思维和实践活动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根本原则。
4.领导要善于客观的体现矛盾的目的性即联系性。既体现矛盾的相互依存,又体现矛盾的相互贯通,不能忽视甚至割裂矛盾相互包含、相互排斥、相互转化的微妙动态关系。具体工作中,领导者首先要突破传统思维,追求内涵的创新性,根据单位的客观条件、基础和环境,客观全面分析;看到自身与他人条件的差异是基础,不迷信权威、不拘泥于传统、不盲目从众是关键。其次,领导要超越平常规矩,追求方法的非逻辑性。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超越即成现实,追求和实现理想的过程,也是一个超越常规的过程,更是领导者哲学思维价值厘定的过程。它注重事物的非逻辑的、甚至反逻辑的联系。再次,领导要能打破既定模式,追求角度的灵活性。
二、领导者的哲学思维的具体要求及特征
(一)广纳百家之长,根据情况发展对治之动。
广泛吸取哲学思维指导决策的成功经验不仅指“通古”,更蕴含着“纳今”。以古鉴今,不仅是文化复归的期求,也是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从党和国家的角度看,近些年来,有时代主题的转化,有中心任务的转化,这些转化有效的引领了我们国家的前进和发展。实践证明,不抓住时机适时“转化”,就会贻误大局。
(二)科学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秉持逻辑正态。
正确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帮助人们科学的推断,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恩格斯说:“不应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上天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如使用演绎方法,不能只注重一般原理知识,而忽视归纳,那样就难以发现现实中的特例而犯错误。黑格尔说:“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一层地剥掉,但原葱已不存在了。”[2]如领导决策如果只讲综合而没有分析,则决策方案过于笼统,缺乏现实操作性,难以实施。当然,这并不否认使用分析与综合方法时,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一定问题上,两者各要有所侧重。
(三)强调哲学思维指导领导决策的自觉性,重视实践的期求。
哲学思维与领导决策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提高决策水平必须加强接运用哲学思维的自觉性,须从以下方面入手。其一,认真学习和精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中的基本观点,如唯物论、联系与发展、对立与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认识与实践、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社会意识形态等,把握哲学思维的丰富内涵。其二,熟知领导学的基本理论,掌握领导决策的程序、方法、原则与特点等。其三,积极参与决策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不断概括、总结哲学思维运用于领导决策的经验与方法,使哲学思维更好地为领导决策服务。
三、领导者哲学思维的作用
(一)哲学思维是领导者制定正确决策的思想基础
调查研究是制定领导决策方案之基。首先,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实情,包括世情、国情、党情、民情、z,才能找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其次,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客观依据,才能在多个方案中准确选优,始终坚持我们党把人民群众的情绪作为决策的第一信号,对民情的调查研究对于决策方案的选择尤为重要。再次,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把握整体上的齐全性。最后,通过调查研究还能识破假象、错觉。
客观实际是确立领导决策目标之本。决策的制定要做到“三个不能,一个必须”。“三个不能”指决策目标一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二不能从外国模式出发;三不能从本本出发。“一个必须”指决策目标的制定必须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
(二)哲学思维是领导决策成功实施的思想保证
客观规律是领导决策实施的基本前提。领导决策的实施是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它受客观规律的制约。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否则,再好的事先设计也难以为继。
根据和条件是领导决策实施的主要依据。可能性有两个基
本因素,即根据和条件。根据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根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因,条件是指与某一事物相联系的,对该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作用的各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发展的外因。可能性则是根据与条件的辩证统一,无根据就无可能性,有根据但无条件是抽象可能性,只有既有根据又有条件才是现实的可能性。离开了根据和条件就无可能性。
整体与部分相关联是领导决策实施的重要原则。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整体与部分相互依存。整体由部分组成,整体是部分的合成,离开整体,部分不存在,黑格尔说:“割下来的手不是手”。其二,整体与部分相互包含。整体包含部分,部分中也包含整体。其三,整体与部分相互作用,整体决定部分,部分影响整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整体的功能大于或小于部分功能简单相加之和,这取决于结构是否合理;二是整体的性质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部分的有机结合。这一思想原则,是领导决策实施中需把握的重点,
(三)哲学思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对领导决策来源和决策实施的检验以是否促进社会实践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为标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离不开领导干部深入实际详细的调研,做到透过现象,分析本质,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十六字方针,既通观全局,又洞察细节。这是领导者的当前工作任务,也是实现我们国家和社会长远发展目标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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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西方在思维上有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就会形成文化上的冲突、误解、隔阂,以至于在跨文化交际上出现问题,让我们不能很好的和西方人进行沟通。所以我们要对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异同进行一个研究。那么造成中西方思维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具体的差异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电影的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对比,具体来展示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
?关键词:中西方思维;差异;电影
?众所周知,中西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导致中西方的人们在生活习惯,风俗,信仰,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差异和不同,中西方的人们用不同的方法和视野观察着这个世界,对这个客观的世界作出分析和评价,所以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这是由于我们长期观察这个世界所形成的现实认识和凝聚的经验不同,所以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有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通过文化的一种,即语言,表现了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自由的探讨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形成了跨文化交际,以便消除中西方之间的隔阂,误会和冲突。首先,先了解一下中西方思维差异产生的原因。
?我们知道,文学和哲学是密不可分的。民族文化和哲学给思维形式以其深刻的影响。哲学就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具体反映。比如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就是人类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唯物主义认为在意识与物质之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也就是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而唯心主义则认为,物质依赖意识而存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是哲学中与思想、心灵、语言及事物等彼此之间关系的讨论及看法。有的人信奉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起源,而有的人信奉唯心主义,认为意识才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这就体现了人类之间思维方式的不一样。在中国,我们的先人主张“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崇尚的是和谐,万事皆以整体为大局;而在西方国家,注重的是“人物分立”,注重逻辑推理,个体思维,认为整体只有在个体对立中才能存在。
?中西方民族的经济制度和地理环境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有很大的影响。西方国家临海较多,所以视野和思维相对开阔,他们的工商业和航海业十分发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生产,由此向外进行扩张和侵略,也把先进的技术带到了世界的各个地方;而同时期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大国,君主专政,人民则是靠天吃饭,气候条件好适应农作物生长,人民丰收则生活就过得好,而气候条件不好,农作物不生长,则是灾荒之年,加之与外界少有接触,所以就造成了国家封闭,人民思想落后的局面。
?那么,中西方思维具体有哪些差异呢?这种差异在表达上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从电影中体现出来的民族性格来看。我们都知道,中外电影所表达的内容,艺术手法,思想结构,都有极大的不同。比如,在电影《高考1976》中,讲述刚刚恢复高考的那一年,一群年轻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参加第一届高考,这中间他们相互帮助,相互扶持,体现出他们这个小团体共同奋斗的精神。而西方在同类型的电影中,则比较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有时候甚至强调个人拯救整个集体,或者个人拯救整个世界的英雄主义。美国电影《蝙蝠侠》,蝙蝠侠是美国家喻户晓的漫画英雄,是一个绝不杀生的的正义之士。在美国的超级英雄之中,蝙蝠侠是一个很贴近群众的英雄,他目睹父母被害而产生了亲手铲除罪恶的强烈愿望,晚上身着紧身衣、头戴面具、携精心打造的先进设备四处行侠仗义,并且有一个忠心耿耿的随从相助,这些都是美国式英雄主义的体现。
?其次,从人物形象变形的方向逻辑来看,在中国的电影电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当中,尤其是在神话作品当中,总会出现一些关于变形的故事情节,闻名遐迩的《西游记》,里面出现众多的妖精,类似于白骨精,玉兔精,蜘蛛精之类,她们的造型从特点上来说就是全幻化成人形,或者人身+ x头,或许还来个尾巴,总之就在中国的神话世界里,变形的方向是从非人变成人。最经典的代表除去《西游记》还有《白蛇传》里的白蛇与青蛇、蜈蚣精、金轮法王、兔精,《聊斋志异》里的狐妖、树妖等等,可以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在人物形象变形的方向上都大同小异。而从西方国家的电影来看,在人物形象变形方面则和中国的电影有着一些差别。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其中第一部分讲述了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巨大的甲虫”,父亲发现后大怒,把他赶回自己的卧室。第二部分,格里高尔变了,养成了甲虫的生活习性,却保留了人的意识。第三部分,为了生存,家人只得打工挣钱,忍受不了格里高尔这个负担。妹妹终于提出把哥哥弄走。格里高尔又饿又病,陷入绝望, “然后他的头就不由自主地垂倒在地板上,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死了。父亲、母亲和妹妹开始过着自己养活自己的新生活。从这个简单的内容可以看出这里的变形是从以人为中心向非人的方向变化。再比如说电影作品《猫女》和《蜘蛛侠》,这些电影从名字就可以很容易的判断出电影所表现出来的变形内容和方向。造成这些变形差异的原因是因为西方人更加热衷于探索未知的世界,而中国人则更喜欢把未知的事物纳入到已知的范围中,就像小孩子一样十分“怕生”不像西方人那般放得开,所以西方人是冒进的,而中国人是退守的;所以西方人不断地发明创造,而中国人却不断地反复利用;当西方国家大多数都已完成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变,而中国大部分地区仍退守于农耕文明的位置。这些外在环境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不仅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同时也使中西方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导致两种文化发展得极大不同,我们从上述电影中可以得出中西方思维的如下差异:
?1. 东方人重整体思维,而西方人重细节分析
?东方人注重各事物组成的整体、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事物周围的各种具体环境与条件;西方人则注重个体事物的独立存在,注重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则以整体综合见长。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国姓氏先是宗姓,辈份,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西方国家则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的是自己。又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中国人习惯以年,月,日从大到小依次为序,地址则是按省,市,县到门牌号码排序,突出的是从整体到个别的析出关系,西方人则与中国人的顺序表达恰好相反,突出的是个别到整体的合成关系。东方人从一开始就用整体性的思维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古代对潮汐原理的研究,如公元1世纪东汉时代的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明确指出潮汐运动对月球的依赖关系:“涛之起也,随月盛衰”。而西方人的分析性思维可以说始自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例如,用物体的属性来解释物体的运动。直至伽利略时代,他们才开始注意到物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是在神学背景上产生的,原罪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因此,西方人的道德指向是个人向自己负责,通过个人奋斗向上帝赎罪,由此引申出一条__义,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当上帝被否定了时西方又产生了社会原子观念:个人就是原子,不依靠任何人而存在,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略,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的思想影响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亲人间界线划分明确,老少聚餐,各自付款,对孩子也非常尊重,进孩子房间首先要问:“我能进来吗?”强调以子女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奋斗为荣,乐于谈论个人一得之见。而中国以家族为本位。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生活的宇宙,是一个生活的港湾,具有至高无上的凝结力。脱离家便是“游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家庭中有长幼关系,夫妻关系,要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
2. 中国人重形象思维,西方人重抽象思维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形象的东西,早在十九世纪中国“尚象”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偏重形象的思维方式,这种形象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汉字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汉字经历了古字到小篆,小篆到隶楷,再从繁体字到简化字的过程,可以说从古至今的演变都体现了汉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绝大多数的汉子都是音、形、意结合的三维表意文字,其特点是由其形可以知其义,比如“碑,林,冰”,我们都可以从它们的形旁了解到它的意,或者从声旁了解到它的读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字的构造来解释或者猜测词的意思或者读音。而英语是一维表音文字,读音与意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抽象性极强,而且一词多义现象较多,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根据拼音规则读出它的读音,但是完全揣测不出这些词语的意思。英语的抽象表达方法主要见于大量使用抽象名词,这类名词涵义概括,指称笼统,覆盖面广,往往有一种“虚”、“泛”、“暗”、“曲”、“隐”的魅力。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讲,最能反映他们文化内涵,深度,思维方式的外在体现物就是承载和传承这个民族文化的语言和文字。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在汉字这一块体现得无与伦比,而西方人的抽象思维也从他们的拼音文字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3. 中国人重曲线思维,西方人重直线思维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中国人说话不那么直截了当,喜欢绕一些圈子,或者给听话的人留有一些余地,让大家在面子上都过得去;而西方国家的人喜欢直入主题,不喜欢兜圈子,今天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直接切入,他们习惯将语义的重心放在第一句话说出,然后再把其他要说的内容成分一一补进,叙事多为先将重点的东西讲出来,重心在前。这就是所谓的曲线思维和直线思维,在有的时候有的方面,直线思维的人会节约不少时间,从而提高他们的办事效率,而曲线思维的人办事由于事前的铺叙太多,往往在人们看来做了很多无意义的事情,办事讲话的效率有待提高。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圆形向内,顾左右而言他,而西方人的思维则是一条直线,注重和实际事物相关的程序,规则等一些东西。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大致的了解到中西方思维的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因素以及民族性格等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学习和了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在与他们进行交际的时候,才能有效的消除文化隔阂和文化冲突,才能实现我们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更好的与人沟通,联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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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public administration)[1] 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也可以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统是一类组织系统。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
行政管理最广义的定义是指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的治理、管理和执行的社会活动。同时也指国家政治目标的执行,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狭义的定义指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又称为公共行政。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代行政管理多应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支出和浪费,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在当今时代,作为社会科学的哲学思维,对现代化发展的实际作用到底有多大?有多少?这大概谁也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谁也不能忽略了一种规律:伟大的实践孕育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必将有力地指导伟大的实践。
如此看来哲学并非没有用,只不过是它的作用容易被人忽视而已。反思哲学被人所忽视,大体有两大原因:第一,哲学社会科学自身作用的特点所致。它的特点一是有远用而无近用,它的影响往往不是立竿见影式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反映出来。二是有大用而无小用,它产生的影响往往是对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对社会的公共决策的影响,而不是对个人具体工作的影响。三是有潜用而无明用,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式的,先是在思想意识接受,继而才转化成个人的思维方式,再影响人的具体行为方式。第二,社会环境影响所致。战争或和平时期、计划或市场经济的不同环境,对社会心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用主义、拜金主义更容易左右人们的思想,人们更趋浮躁,判别事物价值的标准更直接、更具体。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被忽视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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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理性批判》* *的先验分析论有三个主要部分:形而上学演绎、先验演绎和原理分析论。第二、第三部分产生了许多活跃的讨论,有解释性的讨论,也有实质性的讨论。相反,第一部分却没有引起人们多少兴趣。不少读者以为,第一部分显然是康德打算构建的东西,亦有很多读者也认为,康德的论证明摆着是失败的,因而不值得做进一步的解释。
我不打算为形而上学演绎的论证辩护。然而,我想竭力说明《批判》的这一部分内容的确包含了值得思考的重要内容。Ⅰ. 我要概括康德的论证。Ⅱ. 并评论其中的一些难点。Ⅲ. 我将讨论综合概念,试图表明形而上学演绎有助于阐明综合这一重要而又模棱两可的概念。Ⅳ. 我将简要评述形而上学演绎的中心论点。
对一个现代读者来说,似乎康德的论证依赖于一个无力的逻辑理论,同时可能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逻辑观念基础上。康德认为,逻辑是一门形式严谨的学科,它“抽掉知性认识的全部内容……所处理的仅仅是思想的单纯形式”(A54/B78;又见《逻辑学讲义》导言Ⅰ,9:11—16)。康德还认为,逻辑像他所知道的那样,是“一个封闭的完整的学说体系”(Bviii),它不可能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被合理地改变。考虑到奎因和其他人惯常的攻击,② 康德对第一点的看法很可能让天真的现代读者震惊。考虑到逻辑理论的发展远远高于上个世纪,康德对第二点的看法似乎很可能因为浅薄而让人尴尬。
就第一点而言,人们可以期待有意义的争论,因为对逻辑处理固定的、纯粹形式的原则这种看法的攻击根源于彻底的经验主义,对此康德无疑会寻求反驳。然而,就第二点而言,问题很可能被认为是不值得讨论的。康德并不接受他那个时代的非批判性的逻辑,这是事实。例如,在他本人出版过的一本逻辑著作中,他攻击了演绎(三段论)学说的四格,③ 在某些地方他批判了传统逻辑学家,因为他们只是关注定言的命题和推论,而忽略了假言的和选言的命题和推论。④ 然而,不幸的是,康德并没有坚持留意自己的看法。相反,他走向了自己坚决要求的反面,例如,他继续将定言命题视为范式命题。⑤ 但无论如何,他的逻辑理论是苍白无力的。至多,这一理论仅仅处理了命题逻辑的一个小小裂缝。它也未提供清楚的量化处理,而是限于定言命题的模糊处理。最重要的是,他的逻辑并不考虑谓词的表象杂多,又不考虑作为数学推理动力的复杂量化结构。⑥
显然,康德的逻辑理论是有限的。在形而上学演绎中就隐含了这一点,这却是不明显的。康德的中心论点是判断中有思维的基本结构,而且这些结构赋予直觉杂多的纯粹综合以统一性。逻辑理论的发展是否比简单地改变我们对那些结构的理解做了更多事情,这点并不清楚。⑦ 要更为清楚地了解这点,我们需要集中分析这一中心论点本身,而忽略康德逻辑理论子目的局限。
第二类困难并非与康德的逻辑理论,而是与他在构造其判断的逻辑功能表中对逻辑理论的运用有关。正如我们所见,康德可以宣称,他的第二个表格是系统的,只是因为他想当然认为那是他的第一个表格。然而,奇怪的是,他并未对第一个表格背后的观念或原则提供任何解释。他只不过把表格列出来,同时只是将它建立起来,甚至同时承认这种划分“在某些方面、虽然不是在本质的方面显得与逻辑学家们公认的划分法有所偏离”(A70—71/B96)。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批判家们,⑧ 都指责康德在这里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康德的判断功能表,像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表一样,在经验性和“庞杂性”上都得到了发展。在K. 赖西(Klaus Reich)著名的以及令人钦佩的研究中,他极力反驳了这种指责。然而,他的努力尚未被人们接受。⑨
倘若康德第一个表格背后的原理是不清楚的,那么其许多细节也是不清楚的。针对“任何可能误解的辩护”康德提出了几点“意见”(A71/B96),但他的评论通常只是导致混淆视听。例如,在解释他为什么将单称判断作为一个独立的“子目”归到量的条目之下时,康德承认,“在演绎推论(三段论)中使用判断时,单称判断可以如同全称判断来处理”(同上)。⑩ 尽管他说,如果我们视一个单称判断“为一般知识,按其与别的知识相比较时的量来估价,那么它当然就是与普适性判断有区别的……并在一般思维的一个完整子目表中应有其特殊的位置”(A71/B96—97)。他的观点大概是判断不仅仅作为一个演绎推论(三段论)的组成要素,而且有自己的正当权利,“作为一般知识”(11) 在逻辑上得到正确的对待。然而,什么是视一个判断“为一般知识”,以及为什么单称判断必须区别于全称判断,我们对此还是不清楚的。
在康德对为什么无限判断跟着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被归入质的条目下的解释中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康德指出,判断“灵魂是不死的”显然不同于否定判断“灵魂不是必死的”。然而,他坚持认为,谓词恰好包括否定词的肯定判断不应该被视作肯定判断。这种区分足够清楚了。此外,不清楚的是,为什么这点适合于判断的逻辑形式,以及为什么无限判断和肯定判断、否定判断并列在一起。可惜的是,在康德要消除这一问题的努力中,他好像与自己的看法相矛盾。他承认无限判断在普遍逻辑中“正当地被归入”肯定判断(A72/B97)。然而,他坚持认为在先验逻辑中它们必须被区分开来(A71/B97),或者在“判断中思维的一切子目的先验表”(A73/B98)中必须被区分开。这表明,判断的逻辑功能在先验逻辑内是一致的,都是处理范畴的学科。然而,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康德自己看来,这些功能又被假设在普遍逻辑内是一致的,因而提供了先验逻辑能够用来建立范畴表的“线索”。
第三类困难牵连到康德的范畴表及其与判断功能表的关系。这两个表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情况下是模棱两可的。例如,为什么体现在单称判断中的思维功能与全体性范畴而非单一性范畴相关,这完全不清楚。(12) 康德除了说范畴是以一定方式加以运用的判断功能之外,几乎没有谈到一般的相互关系。在仅有的几点评论中,他的确提到范畴表的结构,而且,他只是指出范畴表内在的一些考虑,主张在每一条目下的第三个范畴“是从第二个范畴和第一个范畴的结合中产生出来的”(B110)。总体性或全体性,以图解的方式,被说成“不过是作为单一性的多样性”(B111)。康德认为,第三个范畴并非由于这个原因而“仅仅是派生的”,因为第一个和第二个概念为了产生出第三个概念的联结“需要知性的一种特殊行动,而这种行动与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概念那里所实行的行动是不同的”(同上)。然而,这种“特殊的行动”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孕发范畴与判断中的思维功能的关系,这并不清楚。(13)
最后,第四类困难,既与形成康德中心论点背景的逻辑理论无关,又与他对构造两个表格理论的运用无关,而与中心论点本身有关。康德断言,思维的逻辑功能也构成概念,这些概念一定适合于感性直观中被给予的事物。这里很难了解他为什么会想到这点。
康德的论点似乎根源于两个根本性的看法。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他认为,只是当事物可以在感性直观中被给予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它们的知识。他还认为,知识存在于判断中。他的观点似乎是,当我们把这两点放在一起时,我们发现我们对事物的直观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判断的逻辑功能,而且这些功能因此构成了知识的一切对象必须与之相符的基础性概念,即“一般对象的概念”(B128),或者范畴。
乍一看来,康德的论点似乎是,倘若我们想有能力对事物做出任何判断,我们直观的事物就必须符合判断的功能。尽管如此,如果那是他的看法,那么他的论点或者是无足轻重的,或者是荒谬的。如果我们打算对直观中被给予的事物做出定言判断,那么我们必然能够将这些事物表现为主词,并将谓词赋予它们。但这仅仅是无足轻重地重复:我们必须能够对事物做出定言判断。这不是说,如果我们想把事物当作谓述关系的主词,那么事物就必然能够具有某些确定的范畴特征。而且,如果康德的意思是后一种主张,那么他的论点,甚至就他自己的看法而言都是荒谬的。因为这一看法表明,除了对显示范畴特征的事物外,我们不能做出任何判断。这会造成与康德逻辑是中性话题的观点——逻辑“抽掉一切知识的内容”以及“考察一般思维形式”(A55/B79)——相矛盾。这还可能暗示,我们甚至不能对我们无法直观的事物做出判断;然而,这样一类判断正是先验辩证论的主题。
似乎很直白,康德的意思是说,事物必须具有范畴特征作为一个条件——不是我们对其做出判断的条件,而是我们形成有关它们知识的条件。如他所说,范畴应用到我们直观的事物上去,因为“只有通过[表象]某物作为一个对象被认识才成为可能”(A92/B125)。但这就引发了另一个困难。即使我们假定事物具有这样的范畴特征,也很难明白为什么它们无论如何要与判断的逻辑功能相关。比如,像斯特劳森已经指出的那样,(14) 我们设想一下,一般而言,我们如果不能将一事物确认为我们在其他情况下直观到的相同事物,就无法获得有关我们所判断的那些主词的知识。再设想一下,这就要求我们能够将我们所判断的主词确认为在时间中持续下来并以规则的方式变化的事物。为了成为我们知识的对象,事物必须具有这样的特征,这或许是对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这些特征与判断中思维的逻辑功能相一致,甚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这些逻辑功能的。(15)
康德的中心论点似乎相当不可信。但是,在我们抛开这一论点之前,可能我们应该更为细致地考虑他有关综合的说法。在最后的几段里,就像评论者通常做的那样,我将范畴说成是被直观的事物必须归入其下的概念。然而,康德所说的是,范畴是赋予直观的综合以统一性的概念,借此直观被带到概念上来。或许很值得去探究这一区别,以及这一区别所围绕的那个综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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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理论和哲学观念的变革,本质上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所谓哲学思维方式,即哲学家观察、思考和把握世界及其发展的基本模式,也是哲学家思考、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根本方法。马克思创立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的伟大变革,同时也就实现了思维方式的伟大变革,展示给世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哲学基础。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思维方式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维方式则是对实践思维方式的丰富和发展。
它之所以必须不断发展,是因为它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客观实际的反映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客观实际及人们的实际活动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旧理论与新实践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要求理论本身必须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除了客观条件等因素外,最根本的主观条件就是其本身的实践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总是要求从现实出发,在现实中发现矛盾,提出现实解决办法,现实的解决问题,使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断获得解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永具活力、不断发展、代代相承。实践思维方式,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创立的思维逻辑,也是这一利,学体系不断发展的根本方法。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毛泽东思维方式是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维方式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既表现在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中,也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践风格,表现在他的哲学专著中。在《实践论》这部伟大著作中,毛泽东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随着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论对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他同时指出,人的认识运动,首先经历了由实践到认识的辩证过程,即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经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第二次飞跃更重要,因为只有这次飞跃,才能实现认识的目的—能动地改造世界,并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把知行统一观运用于革命实践,指出革命队伍内部的许多错误思想的认识论根源都在于认识和实践即知和行相脱离。走俄国人的路,这是毛泽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出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其中就包括要走被十月革命证明是正确的暴力革命道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都是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中国在北伐战争时期走过这条道路,但没有获得成功。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坚信“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道路,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总路线,从而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所引导和开辟的这条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典范例。他既继承了列宁关于暴力革命和工农联盟的思想,又考虑到了中国的具体实情。这条显然不同于西方及苏联国家的革命道路,体现了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些特色。可见,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侧重于认识方式的深化和发展,通过认识方式来表现思维方式,是物质与精神相转化、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思维方式。
三、邓小平的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丰富和发展,是以革命实践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向以建设实践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转变。
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融思维方式、认识方式、思想路线、工作方法于一体。在内容上,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形式上,表现为党的思想路线,而其实质则是思想与实际的统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既是邓小平同志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主题,同时又是邓小平实践思维方式得以确立的首要前提。社会主义作为既成事物,应当“从实践方面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什么是解放思想,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这个定义,一方面,说明解放思想的本质即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是认识的基本矛盾,同样也是思维的基本矛盾,解放思想的实质在于解决这些矛盾。由于社会实践与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是无穷的,人的认识和思维过程也是无穷尽的,旧的矛盾解决了一,新的矛盾就会出现,因此,就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解决矛盾。另一方面,说明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一致性。实事求是包含着解放思想。情况变了,人的思想也要随之而改变,但人的思想带有滞后性,容易被习惯力量、旧的传统、旧的观念束缚,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事物规律性,必须首先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两者是统一的不是割裂的,是一致的不是对立的,丢失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科学解释另一方。在两者的相互联系中,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联系起来,并第一次把它完整表达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把实践标准融入党的思想路线,使党的思想路线更为科学,严密、完整,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维理论增添了新色彩。邓小平把思维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联系起来,阐明思维认识的出发点不是主观愿望和条条本本,而是活生生的客观实际;思维认识不应该受任何束缚,而要大胆探索;正确的思维认识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理论思维的尺度是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并发展理论。这样一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在这一思维方式的指引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客观地分析中国国情,作出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实际上是把抽象程度极高的哲学思维逻辑,具体化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并通过后者的通俗形式来表达前者的深刻内容;又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为一体,使思想路线涵盖了认识路线、工作路线、实践原则和真理标准等多方面内容,而其自身又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论、辩证法和真理观等多种原则。#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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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学界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受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热潮的影响,近年,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政治哲学进行关注,甚至有学者断言政治哲学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门显学。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何应对等,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厘清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及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无外乎要分析清楚两个问题,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其次是如果有,那么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又如何。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可以先来看看中西方学者们的看法。西方学界有着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列奥·斯特劳斯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是与政治生活同步的,而政治哲学则产生于有文字记载的一种特殊政治生活,即古希腊的政治生活当中。”传统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哲学,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学说;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就如郁建兴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一种解释传统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理论。……另一种解释传统则直截了当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当然,也有一部分西方学者理性地分析了这一问题,如汉娜·阿伦特就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明显发端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我看来,有一个同样明确的终点,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她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颠覆了黑格尔,而且颠覆了思想与行动、沉思与劳作、哲学与政治的传统等级秩序。”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的看法比较一致,几乎都认为这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那就是政治哲学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唯一的分歧在于,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反思,首先以现实的社会为基础,但同时又以实现理想社会为目的,即同时涵盖了现实性维度与理想性维度两个层面。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为原型的,尽管提出了理想社会的美好前景,但对于现时代的中国来说,背景并不相同,我们应该构建适合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事实上,正如同国内学者认为的那样,关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本就无需讨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当做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而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就清楚了。谈过了政治哲学兴起的原因以及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再来谈一下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是如何有效地应对政治哲学兴起的,也就是采取何种方式研究或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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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变革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变革整个近代西方哲学所实现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实现对旧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其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思维方式的转变。实现思维方式转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颠覆了以往哲学家拘执于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对相关哲学问题的思考限制。新思维方式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事物、现实、感性”不再“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从“抽象能动方面去理解”,而“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观方面去理解”??[2]16?。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变革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关键,更是源于思维方式所遵循的“道”或“理”,即思维逻辑的变革所决定。所以,从整个西方哲学思维逻辑发展的历程,来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的哲学的思维逻辑,不仅有利于在深层次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变革,而且更有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
从哲学的思维逻辑层次上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的传统哲学,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研究中可谓少之又少。这是因为学者们把关注点集中在世界观的相关领域,总是从世界观上去理解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的传统哲学;而对属于方法论研究领域的思维逻辑却很少涉足。即使有涉足也仅仅局限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形式逻辑即逻辑学的研究领域,而逻辑学领域的形式逻辑,是在承认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规则的前提下,对形式逻辑自身规律和规则的应用和演绎。而形式逻辑这种对自身规律和规则的非批判性,恰恰无法从哲学思维逻辑层次上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传统哲学的。在目前哲学界里,除了有对形式逻辑的逻辑学专门研究的人外,真正从哲学思维方式,尤其是思维逻辑视角,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传统哲学,这可谓是一个新的尝试和开拓。
而要从哲学的思维逻辑层次上透视马克思如何变革以往传统哲学,必须明确哲学的思维逻辑是什么问题。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方面在比较意义上:明确哲学的思维逻辑与哲学思维方式的关系,只有明确了这一方面,我们才能知道哲学思维逻辑在哲学中属于什么样的领域,是世界观还是方法论?这也就是哲学的思维逻辑在哲学中处于什么样的层次问题。第二方面:就是在明确了哲学的思维逻辑处于什么样的层次后,必须明确哲学的思维逻辑在这个层次中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即哲学的思维逻辑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的问题。从比较意义上的第一方面来看:哲学思维方式是指一定哲学家对相关哲学问题的理解、把握和评价方式,即是指一定哲学家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根本思维方式。而哲学思维逻辑是指一定哲学家思考相关哲学问题所遵循的“道”或“理”,即哲学思维方式的内在规律和规则性。换而言之,就是说一定哲学的思维逻辑是一定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思维的内在规律性,即它所遵循的“道”或“理”。由此可见,哲学思维方式是说明一种哲学思维的“所然”,而哲学思维逻辑则是说明一种哲学思维的“所以然”。显然,哲学思维方式是处于哲学方法论中的显层表现,而哲学思维逻辑则是处于哲学方法论领域中的隐层规律和规则。因此,相对于世界观领域,对于方法论领域的哲学思维逻辑的探讨,也就进展到了一个更深入的层次上,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传统哲学以及理解马克主义哲学的内在本性。
从具体意义上的第二方面来看:哲学思维逻辑,是指一定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的内在规律性和规则,即一定哲学思维方式所遵循的“道”或“理”。而这个“道”或“理”即哲学思维逻辑,就是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即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构成自己的逻辑支点。这就意味着作为构成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的根据和原则即哲学思维逻辑,对于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来说,不可避免地就具有“隐匿性”和“强制性”。所谓“隐匿性”就是说,哲学的思维逻辑是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构成自己的“幕后操纵者”,这就是它的“隐匿性”,即哲学家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前提。所谓“强制性”就是说,隐匿于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中的思维逻辑,规范人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内容,这就是它的“逻辑强制性”,也即是规范哲学家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方式。
而隐匿于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之中并规范和制约哲学家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思维逻辑,其所具有的“逻辑强制性”,要求我们从思维逻辑层次上,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在批判性地反思和变革西方传统哲学思维逻辑的“逻辑强制性”过程中,创立了实践的逻辑。由此,在思维逻辑层次上,才能使我们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逻辑对“解除”以往哲学思想前提的“逻辑强制性”的变革意义;才能使我们更深入理解马克思实践逻辑在变革以往传统哲学过程中,为自觉地建构哲学思维方式构成自己的逻辑和原则即思维逻辑,从而使哲学思维逻辑在重构与解构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使哲学思维逻辑之间永远保持着自我批判的空间,进而实现思维逻辑层次上的跃迁,促进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所具有的方法论上的革命意义。所以,在哲学的逻辑层次上,从西方传统哲学思维逻辑的变迁历程,来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对其实现的变革,是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所必须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由于时代历史的发展,表征时代特点的哲学思维方式不同,相应地决定不同思维方式的思维逻辑也不同。马克思之前西方哲学(除康德的先验逻辑、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外)主要有三大思维逻辑:(1)赫拉克利特的朴素辩证思维方式的经验存在逻辑;(2)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形式逻辑或概念逻辑即内容与形式相分离;(3)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方式的思辨逻辑或概念逻辑即内容与形式相统一。这些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思维逻辑,后者均是对前者的扬弃,实现了逻辑层次的跃迁,从而形成由赫拉克利特哲学的存在逻辑(肯定)——亚里斯多德哲学的形式逻辑(否定)——黑格尔哲学的思辨逻辑(否定的否定)的合规律性发展。
一是赫拉克利特的朴素辩证思维方式的存在逻辑。古希腊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世界本原”问题。对世界万物的多样性、产生和变化,此时主要从朴素直观的思维方式出发,按照有生必有死的常识,存在的东西一定会归于虚无。然而,生死有序、四季交替、草木枯荣的自然景象却告诉我们:万物聚合而成的自然,没有因为万物的生死变化而毁灭,而是表现为一种永恒的循环。既然如此,这说明在生死变化的万物之中,存在着某种始终不变的东西,他们称它为万物的本原。当时,哲学家们企图用水、土、气等具体元素作为本原来解释万物的多样性及其变化,他们把世界万物这些变体看成是由不变的本原所导致。但在这里,哲学家面临着一个困境:即哲学家无法很好地说明动变的变体与不变的本原之间的关系。值得思考的是,赫拉克利特立足于朴素辩证的存在逻辑,以动变的“火”即逻各斯为万物的本原,提出宇宙是燃烧的活火,而不是把某种确定的存在物(“火”)作为万物所由来和万物所复归的“始基”或“基质”,而是把动变的过程(“火”)本身视为本体。显然,这种用来解释世界万物的“逻各斯”本体具有内在的否定性和矛盾,对于当时的哲人和世人来说,均难以理解和不敢苟同。而赫拉克利特在“感觉确定性”层次上,在表象意识的经验事实中,对变动不居现象的经验描述,只是一种经验层次的、朴素辩证法的表达方式。但问题的关键是: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在表象意识的经验事实中,人们都可以承认“运动”。而表象意识只能“承认”运动的现象,而不能说明和把握运动的本质。这也正是芝诺对无法用经验事实表达运动本质的“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飞矢不动”所苦恼的真正原因之所在。而要说明运动的本质,就必须用人类所特有的表达方式即概念的逻辑,去表达和把握运动对象的本质。正因为没有自觉到这个问题,所以,赫拉克利特的朴素辩证思维方式的存在逻辑,才被称为朴素辩证的存在逻辑。针对朴素辩证存在逻辑的朴素性,列宁提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于如何用概念的逻辑来表达它”??[3]?。虽然如此,赫拉克利特的朴素辩证的存在逻辑,其合理性不在于合后来的主观概念逻辑之理,而在于合客观的事实逻辑之理,即存在逻辑。即在感性的、经验的层面上,使逻辑的“真”与事实的“真”一致,从而自发地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二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形式逻辑。对于形式逻辑,人们通常称为“普通逻辑”,即指为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所理论化、系统化的逻辑学,它是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思维科学。如目前逻辑学专业学习的逻辑,以及由形式逻辑所衍生的数理逻辑、符号逻辑等。这种形式逻辑的最大特点就是:研究的不是现实的存在物即世界万物,而是思维物即作为思维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及其规则、规律。而作为思维内容的世界万物,则不在这种逻辑探究的视野内。形式逻辑有三种基本规律即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就其实质而言,都要求思维的确定性即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同时承认既是又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形式逻辑只要人的思维运演过程遵循一条规律——A就是A的同一律就行了,而其他逻辑规律只是这个规律的逻辑延伸和补充说明。显然,这种脱离内容的形式逻辑,对两类前提是不予讨论的。第一个前提,对形式逻辑要推理的事物本身,即已知判断和确定概念,采取“存而不论”或“置之不理”。就是说形式逻辑以承诺或设定推理事物本身的已知性、不矛盾性和确定性为前提,只要推理过程符合形式逻辑的规则就行。第二个前提,形式逻辑对自身的规律和规则是“存而不论”,不去追问为什么要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规则,不去追问自身规则和规律何以能够成立的根据问题。显然,对这两种前提存而不论的必然结果,就会使人的思维在把握处于运动、变化的存在物的过程中,使其静态化、凝固化,把存在物肢解化、割裂化,把联系的存在物非连续化、片面化,把活生生的存在物僵硬化,由之去抽取存在物的这一个和那一个互不相关联的、抽象同一的属性,在形式逻辑上用概念来进行表达,进而进行判断和推理即进行概念的逻辑思维。而在这样的逻辑思维中,必然使思维所表达、反应的存在与外部的实际存在不符合、不统一的矛盾,由之会造成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思维脱离存在,犯用思维去推论存在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就是形式逻辑的最大特点。但是,形式逻辑也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1)人的思维的确定性是具体科学的客观要求。在具体科学中,从相对静态、同一时间、同一关系对同一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来说,是必须的。(2)人的思维的确定性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客观要求。但形式逻辑自身所具有的不矛盾性、抽象同一性和非此即彼性,造成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相对立,就使思维无法把握实际的存在以及与存在实现对立面统一。
三是黑格尔思辨思维方式的思辨逻辑。面对形式逻辑所造成的思维与存在对立的独断论,第一个对形式逻辑进行反思的是康德。但康德的先验逻辑设定的物自体与思维的对立,实际上没有实现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的真正统一,而是把思维与存在绝对地对立起来了。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基础上的黑格尔,对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关系进行思辨的反思。黑格尔立足于“抽象的同一”与“具体的同一”的区别,批判形式逻辑遵循“抽象的同一”的同一律,这样的同一律只是抽象理智的规律,而不是真正的思维规律。他提出:同一律被表述为“一切东西和它自身同一”或“A”是“A”,这就完全把思维的形式与内容割裂开来,一切思维所把握到的事物成了与自身无差别的、僵化的、无发展的抽象同一物。而与“抽象的同一”相区别,“具体的同一”是包含着差别的同一,是具有内在否定性的“差别的内在的发生”,由这种具有内在差别的思维把握存在实现同一所展开的思维运动的逻辑,是概念之间的自我否定的不断扬弃过程,这个过程是思维遵循对立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在把握存在过程中所展开的概念运动过程。显然,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概念逻辑是对形式逻辑的“抽象的同一”的彻底扬弃,打破了思维把握存在所实现抽象的、无差别的统一,即概念处于僵死凝固的状态。而在具体统一中,任何思维把握存在而形成的概念,都同时既是规定又是否定,都是作为环节和中介而存在的,存在就成了概念之间不断把握的结果。这种概念的自我否定,既是对存在的虚无性的否定,又是对自身的固定性的否定,从而使思维处在以概念形式对存在的动态把握过程中。因此,黑格尔的概念逻辑在打破形式逻辑“抽象的同一”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形式逻辑所承诺存而不论的两个前提的变革,这对思维概念地把握存在的逻辑的历史发展和创新来说,具有解放思想和推动逻辑变革和创新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实现了人类思维逻辑层次上的跃迁。但同时我们看到,思辨逻辑采用客观唯心主义的思辨方法,消解外部的客观对象性的存在为内部的思维主观对象性概念存在。这样,所谓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并不是主观的思维与所反映的客观的外部世界事物存在的同一,而被转化为思维自己与自己的同一。在这个意义上,无异于取消了真正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黑格尔在对形式逻辑的变革过程中,同时开辟了思辨思维逻辑的道路,这种思辨思维逻辑极大地影响着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家包括青年时期的马克思。马克思实现对黑格尔思辨思维逻辑的变革是经历从刚开始的推崇思辨思维逻辑,到后来的接受费尔巴哈人本逻辑并展开对黑格尔思辨思维逻辑批判,再到最后完全确立实践逻辑,进而实现对思辨思维逻辑和人本思维逻辑的彻底变革。
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尤其是在思辨思维盛行的柏林大学,由于结识了鲍威尔、科本等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坚,并在其影响下,马克思很快接受了黑格尔的思辨思维逻辑。马克思立足于黑格尔的思辨思维逻辑,探讨了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并具体指出宗教是把神看作道德的基础,把上帝看作幸福的源泉等用思辨的“人性论”武器,揭示了宗教的弊端;而且也探讨了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相统一的过程。这种思想最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莱茵报》时期的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河沿岸农民的贫困问题等政治实践所产生的思想苦恼,使马克思意识到,思辨逻辑所论证到的作为国家的法,实际没有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促使马克思萌发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动因。随后马克思经过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4]?不是黑格尔思辨逻辑所认为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恰恰相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立足于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指出,市民社会才是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在面对解放德国所依据的是什么时,马克思从“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2]15?;在分析处于异化状态的问题上,马克思立足于人的本质是有意识自由的类即人本逻辑。显然,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思辨逻辑唯心主义的缺陷,并接受了费尔巴哈人本逻辑,进而展开了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逻辑思维的批判。由此可见,此时的马克思是从黑格尔的思辨逻辑转向了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但同时我们应看到,马克思在由黑格尔的思辨逻辑转变为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时,并不是完全立足于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而是用人本的逻辑进行思辨的思维、用思辨的思维进行人本的逻辑。在这种相互贯穿的逻辑中,既立足于人本逻辑分析人的“类”本质的异化问题,又立足于思辨逻辑通过思辨的扬弃道路,使异化了的人的本质回归人的真实存在状态,从而引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马克思思想相互贯穿不同的逻辑支点蕴含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内在矛盾,这就内在地促使马克思在哲学思维逻辑上进一步否定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思维。
随着马克思批判现实实践活动的深入,并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已经发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律,从而促使马克思突破传统哲学的思维逻辑,尤其是突破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最终确立实践的思维逻辑。这就是1845年春马克思写的“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即马克思为制定自己新哲学的观点而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在这个具有高度浓缩、原则性的提纲中,突破了传统哲学的思维逻辑限制,尤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确立了自己新哲学的实践思维逻辑。立足于实践思维逻辑的马克思首先对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展开了批判。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仍然和从前的唯物主义一样,“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2]16?。在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里,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自然”和“人”这两个实体。而在这个世界中,由于有了人这种对象性的存在,就使自然的、也包括人的一切事物,都成为一种对人来说的对象性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中,由于任何对象性都是人的对象性,因而应该从人本逻辑,去看待、理解作为与人处于对象性存在的一切事物。而作为对象性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物呢?显然,费尔巴哈的回答只能是:人仅仅是脱离现实实践的直观的、感性存在的人。马克思正是抓住费尔巴哈把人理解为内在的、无声的抽象人的缺点,并突破其缺点确立了应“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2]16?的实践思维逻辑的伟大变革。
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不仅对费尔巴哈人本逻辑进行了彻底批判,而且对一切传统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马克思指出:传统哲学离开“实践的思维”,把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的统一,当成“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进行争论。在这种争论中,只会造成或脱离实践所生成发展的存在而“抽象地发展思维的能动性”,或脱离对象化活动的人直观地理解“存在”,这样,最终无法实现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的真正统一。马克思认为,离开思维的此岸性即实践,便无法解决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的对立统一,要真正地实现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的对立统一,只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18?。由此可见,马克思立足于实践逻辑,来解决整个传统哲学所造成的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的对立。因此,实践思维逻辑视野下的存在、思维以及思维把握存在所实现的思维与存在统一的思维逻辑,就和以前旧哲学所理解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区别。第一,所谓的自然界、存在不再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离开来的自然界”??[5]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存在,而是由人的双重对象化实践活动所生成的、发展的、现实的、属人世界中的存在,是在实践中生成、发展的属人世界的实践存在。这个存在由于实践规定项、基础项和中介项的介入,在“本然”意义上已注入实践的烙印,已经不是自然界自在的存在了。第二,立足于实践逻辑的思维,是在双重对象化实践活动中、在人的历史活动过程中生成、发展的思维。因此,不能脱离实践、脱离人对属人世界存在的实践改造去理解、把握思维。而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1]306?的思维。第三,思维把握存在所实现的思维与存在统一的思维逻辑,就是符合在双重对象化实践活动中,由实践所规定的属人存在物自身生成、发展的那个样的思维逻辑。这种思维逻辑符合实践存在那样的存在的逻辑,这就决定了哲学思维方式必须以实践为基点,以实践为视角、切入点、立足点和规定点,按实践的内在本性和规律进行思维,进而从实践的生成、发展中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双重对象化活动的对立统一。
因此,思维符合实践规定属人存在物自身生成、发展的思维逻辑,称为实践的思维逻辑即实践逻辑??[6]?。在实践思维逻辑中,由于实践的基础项、规定项、中介项的注入,就使思维合于它的实践存在那样的存在的逻辑即实践逻辑,相对于朴素辩证的事实存在逻辑、形式逻辑和思辨逻辑来说,就具有了自身独特的基本规律。依据马克思新哲学的实践思维逻辑及其相关思想,可以把实践逻辑的基本规律概括为:(1)实践的思维和存在同一律,思维反应存在、达到与存在的统一,是在实践中即人的历史活动过程中生成、发展的,因而是表征这种思维与存在同一的理论观念、实践观念,均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不是形式逻辑的抽象的同一或思辨逻辑的思辨同一。(2)实践的对立统一律,实践逻辑的对立统一律是人对以实践为中介的,通过实践所造成自在世界与属人世界、属人世界中一切存在物对立统一的反思性概念把握的产物,而不是不属人的自在存在的自发产物。(3)实践的质量互变律:实践逻辑的质量互变律是以实践为中介的质量互变,即由实践导致属人世界中实践存在物自为的、自觉的质量互变进程;而不是虽然是属人世界的实践存在物,但属于具体科学研究的自发的、不自觉的质量互变的自然属性,更不是自在世界中自在存在物自发的、不自觉的质量互变。(4)实践的否定之否定律,实践的否定之否定是在属人世界中实践存在物以实践为中介的否定之否定,即由实践导致的实践存在物由肯定到否定,由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而不是虽然是属人世界的实践存在物,但属于具体科学研究自然本性的否定之否定的运动,更不是自在世界中自在存在物自发的、不自觉的否定之否定。(5)实践的历史与逻辑统一律。由于现实的一切历史都是在实践的双重对象化实践活动所生成、发展而来的,因此,实践逻辑的哲学思维就应该以人类实践活动历史的开始为出发点。实践逻辑的概念的运动过程,应是对实践的历史过程反思性概念的把握和反映,并且须同实践的历史过程大体地相一致、相统一。这样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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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痧是中医治疗的方法之一,具有很丰富的临床实践性。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中医理论重体验,轻理论;重经验总结,轻演绎推理;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方法,轻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而西方的哲学思想是实践论,西方的医学建立在科学哲学的思想基础之上。西方的医学注重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的研究,倾向于运用化验、透视、切片等先进的科学验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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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刮痧》看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
“伦理型”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侧重反映人伦―政治的社会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社会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其中“孝”是最基本的原则。这种道德信念延伸到社会组织中,衍生出“君为臣纲”,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所以,判断人的标准往往比较注重身份、地位、伦理、道德。
“认知型”是指西方人所提倡的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解放,认为个体是自由的,注重以自我为中心。判断人的标准为注重个人的行为、表现,注重个人奋斗,注重个人成就。
东方思维具有“伦理型”特点,因为中国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小农经济和春秋战国的社会现实哺育了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其思维的中心在于伦常治道,在于确立和论证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有序。古代君主为了唯护君臣关系向来是推崇儒家学说,古代先哲以政治、伦理为视觉焦点,以维护封建宗法制的伦理道德为评判标准,重伦理纲常,重道德修养。
西方思维具有“认知型”特点,因为西方哲学家把人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应与大自然和睦相处。西方智者们分析自然构造,寻求物质元素,重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把自然科学看作是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人从物质的内在结构说明其种种属性,从而产生以实验为基础的逐层深入的逻辑分析方法和种种推断、证明、解释的思维形式,造就了无数的科学理论和体系,形成了西方科学认知型的思维。
在电影《刮痧》中大同替父承认刮痧一事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维方式。电影中大同为了不影响父亲办绿卡而说是自己给儿子刮痧,并且没有因为刮痧事件而责备父亲,反而设法隐瞒。这种行为体现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重视伦理纲常,父亲在子女心中有绝对的权威,子女孝顺父母,在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当爷爷得知自己给孙子刮痧引起了麻烦时,独自一人找到大同的老板昆兰,用手语和图画向其说明是自己给丹尼斯刮痧的,而不是大同。昆兰无法理解大同为什么要说谎,大同的妻子简宁一语道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深受群体取向价值观的影响,思维上整体优先,以群体的和谐、利益为重,注重亲情和人情,父慈子孝。
“整体性”是指中国人处理事情时善于运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注重用定性分析的方法,靠主体的主观经验和感受进行分析论证。注重宏观调控,定性把握,横向联系,群体共存,经验积累。
“分析性”是指西方人在处理事情时倾向于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依据严密的分析和逻辑进行分析论证。注重微观分解,定量分析,理论思辨纵向深入,个体独立,科学实验。
在电影《刮痧》中对于刮痧是中医疗法还是虐待儿童的争论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维方式。代表东方思维的中国文化依赖传统经验及形象的思维方式,而西方思维模式注重推理实证,讲究理性与论证。在《刮疹》中,许大同在法庭上试图对刮疹进行解释:“这是一种传统的中医疗法,中医认为,人体的七经八脉,就像无数条小溪流向江河。人的身体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网络,气在全身流动,气沉丹田。”
大同认为刮痧是中医治病的方式,通过刮痧所造成背部的刮痕是身体有疾病的表现。而法官等其他西方人只相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相信在背部进行刮痧能治疗肚子痛,而背部的刮痕正说明这是一种虐待行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正是源于中西方医学来源于不同的思想基础。中医学基本是建立在庄子的哲学基础之上,《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一种把人和自然看作是“天人一气”、“万物一体”的宏观宇宙观。
刮痧是中医治疗的方法之一,具有很丰富的临床实践性。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中医理论重体验,轻理论;重经验总结,轻演绎推理;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方法,轻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而西方的哲学思想是实践论,西方的医学建立在科学哲学的思想基础之上。西方的医学注重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的研究,倾向于运用化验、透视、切片等先进的科学验证手段。用西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的理论是解释不清的,因为其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是大相径庭的。影片中爷爷不禁自问:“刮疹在中国几千年了,到了美国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这体现了中医的治病理念是崇尚“整体和谐”而西医则注重运用科学的、分析的、实证的方法。
“意向性”是指中国人在处理事情时,总是会把情考虑在其中,亲情、友情、爱情等等,以情作为判断事物的重要标准。理是定的而人情是活的,善于经世致用的中国人总是能在处理繁杂的事务中运用好“情”。
“对象性”是指西方人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影响,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以人为中心,所以形成了西方人反对以情感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而是以科学认知为基础,以事实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排除主观因素而强调客观因素。
在电影《刮痧》中昆兰在法庭上没有应大同的要求做证一事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电影中,大同请他的朋友昆兰在法庭上替他做证,即使昆兰是出版法方面的律师而非家庭法方面的律师,大同依然坚持让昆兰替自己辩护,按照中国人的观点,为朋友就得“两肋插刀”,但是当昆兰看过丹尼斯背上的瘀痕后义无反顾地站到了证人席上,昆兰选择让证据说话,并没有因为大同是自己的朋友而徇私枉法。
大同认为昆兰背叛了自己,他愤而辞职,与昆兰分道扬镳。在中国,主体意向性思维从主体的需要和实用出发,以人的伦理规范和审美情趣为标准,以主体意向统摄客体对象,以价值选择优先于真假问题,寓事实与判断于价值判断之中。正是这种价值判断型思维,而非事实判断型思维,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和意向性。中国人认为法律只适用于陌生人之间,家人和朋友之间进行交往时一般只注重情理,至于法律法规可以根据情况适当遵守。而在西方处理一切事物的标准就是要符合法律法规,所以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和法规的要求,这也就不难理解昆兰为什么拒绝为大同做证了。
中国儒家传统以“人情”为依归,人们在人情的相互往来中实现了物质、精神和情感方面的共享。而西方人往往是理智超越情感,公事公办是他们的基本原则,即使对家人和朋友也要做到依法办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不讲人情,没有亲情和友情,在电影中昆兰亲自去唐人街的中医馆尝试了刮痧后在法庭上为大同做证,以自己身上看似像伤痕的刮痧痕迹为证据向法官证明了大同的清白,这不仅体现了昆兰与大同之间的真挚友情,亦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在美国一切都以证据为依据,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可能不近人情,但却从侧面证明了美国是一个讲求证据的法制国家。
“后馈性”是指中国人具有“唯圣”、“唯书”、“唯上”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国人崇古敬老的传统表现在学术上重经史、社会上崇祖先、心理上怀古旧和思想上好常恶变,求稳怕乱。中国人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从过去了解现在并推知未来,因而偏向于注重时间而非空间。
“前瞻性”是指西方人具有崇尚民主、自由、科学和理性思维的传统。西方人不断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对未来的发展善于提出预测和预言,进而运用预见、理性和科学信念,面对未来,不断提出假设、理论和方法,不断探索、开拓和创新。
在电影《刮痧》中大同当着老板昆兰打儿子这件事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大同打了儿子丹尼斯以后,大同的父亲说道“当面教子,背后教妻”。这句话出自《朱子家训》:堂前教子,枕边教妻,对症下药,量体裁衣。
后来(清)吴獬著的《一法通》也有提到:堂前教子,枕边训妻。所以爷爷对于大同打孙子这件事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因为这是经历几千年从老祖宗那儿流传下来的,是权威,是圣言。这正体现了中国人“向后看,立足于过去”的后馈性思维特征。而昆兰不能接受大同所谓的因为给他面子而打了丹尼斯的说法,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不再时兴以圣贤之言作为论据,较少引用前人的名言。西方人注重“唯真”、“唯实”、“唯理”、“唯法”。所以昆兰认为丹尼斯与保罗打架是孩子们自己的事情,与大人无关,所以他不能理解大同的做法。
随着全球经济化、一体化,中西方的交流愈来愈频繁。在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文化冲突油然而生,文化融合也不可避免。从冲突到融合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用宽容的态度和真诚的心去感受文化的差异,彼此尊重信任,随着深入的交流互动,我想因文化差异而引发的冲突会越来越少,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也会越来越融洽。电影的最后大同教丹尼斯讲中文正暗示着中西文化正在走向融合,文化冲突也会逐渐被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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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是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发展之下的哲学体系。通过批判、超越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手段,使人们更好的认识到诸如科学带来的弊端等一系列问题。是当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状况产生的哲学思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网络技术与后现代哲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网络技术与后现代哲学全文如下:
“网络”或“互联网”是当代科学技术成果,一种发明,来自于想象和需要,像从前人类曾经有过的所有技术一样,人类技术发明的动机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比如人们不满意用脚走路,于是就发明了轮子。但是轮子和脚的模样一点也不相像。同样的道理,无论互联网是否曾经受到蜘蛛网的启发,互联网与蜘蛛网也不相像。
互联网所创造的文化精神状态与形而上学传统教育我们的精神状态一点儿也不像。这里的关键词是“相像”,与这个词的“家族相似”的词语还有“反映”、“代替”、“代表”、“模拟”、“表达”等等。这些词加起来,形象地勾画出了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特征人为地划分出认识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我把这里所谓“形式”理解为我们常说的“表达工具”,比如说文字、说话的声音、美术作品中的色彩和线条,这些“认识的形式”与它们所要表达的对象之间,有一种反映、代替、代表、相像的关系;这里所谓“认识的内容”,就是我们常说的观念、意义,或者直接就是外部世界中我们感觉到的客观事物。
我这里的说法可能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归纳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就精神实质而言,我与他的说法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我这里忽视恩格斯所重视的唯物论与唯心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区别,而重视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再换句话说,恩格斯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是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当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更不是网络哲学中的基本问题。
我们不知道网络技术的初衷是否要模拟蜘蛛网的功能。也可能发明轮子是为了模拟脚走路的功能,但无论怎样,这里的关键词是“不像”,它们之间一点也不相像。所谓“不像”就是发明了一个原来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发明”与“发现”的区别就在于“发明”可以无中生有,没有根据,没有原因。并不“反映”、“代替”、“代表”、“模拟”、“表达”在它自身之外的一个东西,与世界上现存的东西保持距离,发明一个新东西,与原来的东西没有关系,它自己就是一个东西。
以上的道理在性质上完全是哲学的,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没有谈论网络技术本身,我讨论哲学,或者说与互联网有关的哲学、后现代哲学、与原来的哲学关系不大的哲学。关于这两种哲学的区别,我仍然抓住“像”与“不像”的道理不放。“像”的哲学建立在寻找因果关系这种心理习惯基础上,寻找最基本的原因、哲学的纯粹性、第一哲学、本体论等等,这些被认为是不可以怀疑的。我曾经把这形象地表达为“竖”的哲学传统(横竖的“竖”);“不像”的哲学忽视因果关系,不承认黑格尔所谓“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我把它比喻为“横”的哲学。进一步说,互联网上的信息特征是“横”的而不是“竖”的。“横”的哲学特征,通俗讲,比如把本来并没有关系的因素并列在一起,忽视主体或身份的作用、强调同时性和多角度并且变化的速度极快、忽视学科之间的界限、忽视中心的作用、忽视目的,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忽视“相像性”即“真的”与“假的”之间的区别。
毫无疑问,对“竖”的哲学传统而言,“真的语言”或者真理性质的语言与假的或虚构的语言或具有文学性质的语言之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区别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生命线。尽管我下面的话可能会产生理解上的障碍,但是这里我不得不再一次加快说话的速度,“竖”的哲学传统用各种方式引诱人们相信,当我们说出一个名词或人称代词时,这个名词或人称代词与它所代表的对象之间有指向关系、因果关系、通达关系,这种关系是所谓“真理语言”的理论基础。而“横”的哲学却说,这里的指向、因果、通达关系实际上并不存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人为的、任意的,可以表述的与可以看见的东西之间永远有一条鸿沟。这个立场也不同于维特根斯坦,因为他让我们对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但是“横”的哲学立场恰恰相反,认为语言的天性就在于喋喋不休地说,却从来也说不到点子上。换句话说,“说话”就是词语自我衍生和复制,与语言自认为被表达的外部对象无关。也可以说,就效果而言,说话就是说假话。当我这么说时,与鼓励人们说假话的道德判断毫不相干。
互联网就是一门与广义上的语言或者与说话有关的空间技术。一旦上了互联网,我们就成了用语言工作的人。在互联网中,我们的精神状态就是“横”的精神状态,从效果而言,就是通行“说话就是说假话”的精神状态。我这里当然不是指在聊天室里网友相互不用真实姓名、可以胡说八道之类的情形,而是指我们并不在乎与我们聊天者的语言是否真实,我们的快乐体验与消息的来源者、与真实性,与事物本身无关。“竖”的哲学立场所坚持的原则在这里失去了意义。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横”的精神状态实际是一种艺术状态,人生活在艺术中,人喜欢以艺术方式生存,而计较“真假”只与功利性的商业目的有关,与人的快乐和情趣没有直接的关系。艺术性质的生存状态是我们大多数人一生的常态,既不是艺术家的专利,也与我们是否追求功利目的无关。这里我并不直接谈论在互联网上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的另一种说法叫做“冲浪”,像是一些高难动作的极限。我这里转引两个经典思想家的例子,他们说明了什么是幸福的精神状态,也就是我这里所说的艺术生存状态。在我看来这两个古典作家的描述与我们“网上冲浪”的感觉是相似的。换句话说,远在互联网产生之前,人类就萌生了类似的精神状态。
第一个例子来自18世纪启蒙作家爱尔维修,他在《论教育》中劝告人们,幸福状态与人们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人人都想拥有别墅、有很多的情人,总之,是真正享有自己所欲望的物质对象,而爱尔维修给人们的劝告是,最好是没有别墅,没有情人。为什么呢?因为人在享受自己欲望的对象时,将会在这种享受中感到莫名其妙的乏味。换句话说,人们在拥抱自己的目的本身时,会感到乏味无聊。但是同样不可思议的是,人们会为了自己的目标和事业而终生忙碌,无论是大目标小目标,大事业小事业。比如为了得到名声、财富、美丽的妻子等等。为了得到这些,人们各干各的,并且在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追求中渐渐变老。
无论人们是否得到了自己向往的东西,一般来说,在得到自己追求的东西之前,人们已经养成了一个几乎难以改变的精神习惯,这就是各种不同的欲望本身。即使年龄已经使人们没有能力得到所欲望的对象了,这些欲望的习惯却还顽固地保持着。在这种情况下,爱尔维修的说法是,一个不幸的守财奴完全可能没有别墅而死,而另一个想得到美丽情妇的有才学的人也会最终没有情妇而死。按照习惯看法,这两个人都是不幸福的,但爱尔维修不这样看。他认为,就像一个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风骚女人一样,我们上面提到的守财奴和那个有才学的人都是幸福得不可思议:他们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却以同样的方式享受着幸福。守财奴数着他的金钱,享受着自己将来拥有一切可以用金钱换来的东西,比如一座别墅;而漂亮女人照着镜子,也预先领受着美貌将给自己带来的奉承。
这些不同种类的幸福有什么共同特点呢?用爱尔维修的话说,就是“欲望状态乃是一种幸福状态”。我在这里加上一句,这种幸福状态不但与得到欲望的对象无关,而且可能以得不到欲望对象为前提。换句话说,幸福状态也是自恋状态,漂亮女人还没有被人奉承,但是她已经在提前享受奉承了。这叫做“预料的快乐”,与预料的实现没有关系的快乐。这种快乐虽然不强烈,但更为持久。人的想象力并不会随着身体的衰弱而衰退。爱尔维修的结论是“在所有的快乐中,预料的快乐也是我们的一生中给我们幸福最多的一种。” 爱尔维修这句话也说明了我的立场:人的生存状态是艺术状态,即人最大的幸福来自想象中的热情,并且为此而甘愿吃苦。幸福在于追求快乐这种精神习惯本身,即使这样的习惯导致与初衷相反的结果,因为后一种情况并不能证明人没有真正享受到快乐。人享受过了,即使还没有得到欲望的对象。
无独有偶,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也描述了类似的精神状态,他从对华伦夫人的思念中得到了更多的幸福,而真正得到她时,由于紧张和恐惧,并不感到快活。当华伦夫人不在场时,卢梭感到真正的自由和畅快,并且他的爱情更加热烈,比如卢梭不由自主地抚摸华伦夫人房间的家具。他用隐晦的语言说,他爱华伦夫人的方式对华伦夫人的贞洁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卢梭说他用自己的方式,也就是用想象的方式已经大大地享受过了,并且保全了自己纯洁的感情。卢梭的这种感觉和我们上网冲浪的体验是相似的。比如卢梭的方式使对方看不见他、这是一种孤独的快乐、但极为方便、保持距离又没有距离、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而且这些方式与华伦夫人本人的身体无关。卢梭把这种不可思议的幸福状态称为“增补之链”,德里达说是一种“危险的增补性”。卢梭的爱情方式与被爱的人本身无关,不必事先征得对方的同意。
我以上列举的例子在哲学史教科书中是从来不提的,我称它们是一种微妙精神,一种“横向”思维。它的特点是与对象无关,或者说,与源泉、原因、根据这样的问题无关。就像我前面讲的,不模仿、不表达对象,与对象一点也不像。
为什么把网络中的精神状态称作“冲浪”?冲浪是一种极限运动,或者叫高难动作,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无法实现的东西,在“冲浪”中可以体会到。比如在网络中寻找,但在通常情况下,在找到目标之前,我们早就移情别处,一路上总是遭遇意外,走岔路,就像爱尔维修说的,人们并没有得到所欲望的对象,但人们已经享受过了。和享受相比,最初愿望的实现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点击鼠标本身构成一个事件,无数的点击组成无数事件之间横向的联系,或者叫做没有联系的联系,这些联系形成的图象是任意的,网络冲浪者不得不以极快的速度转移自己的兴趣方向,并使头脑始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
网络对人的诱惑力还在于,它几乎取消了时间性问题,因为在网络中的一切因素都是同时发生的并列关系,一种空间关系。这种关系极好地演绎了人的想象功能,是有形状或画面的想象。网络给人的快乐甚至不是爱尔维修说的“预料的快乐”,而是预料之外的快乐,因为走神或走岔路是我们在网络中最常见的精神状态。总是遭遇陌生,总是在慌乱中做随意的选择,除非你关闭网络,这个过程就没有完结。选择,就是选择一条路,无数的选择组成了无数条路,这些路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四通八达,永远不会出现无路可走的情形。
现在,我们回到“替换”这个词涉及到的哲学问题。在传统哲学看来,与“被替换的东西”相比,“替换者”是不真实的,是一种模拟,但是对网络中的精神状态而言,虚拟的空间就是当下的感受本身,就像爱尔维修和卢梭在前面例子中说的,是幸福本身。一种愿望状态是设计出来的,是人生活的真实状态,我把它叫做艺术的生存,想象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是一回事。在现实生活中如此,网络生活中更是如此,网络使许多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现象成为现实,网络不是替换而是创造了许多在网络之前人类感受不到的精神状态,丰富了人类的想象力。
换句话说,有了想象力,人就能做从前认为做不到的事。这与中国哲学和艺术传统相去甚远,因为我们的传统,比如道家强调寡欲,言不尽意之说对启发创造性并没有太大用处。无中可以生有,问题是,从无中生出丰富的有,没有想象力不行。我把想象力解释为“想到的能力”,在语言上就是说出来的能力,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的传统文化缺少力度,缺少许多微妙精神。
“想到的能力”不发达,是因为有一种不好的精神习惯,这种精神习惯教育我们在“不可能”的精神面前止步不前,为“想到的能力”设置障碍。互联网则要把不可能的精神状态变成可能的,从而极大地扩张了人类“想到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互联网导致一种由技术引发的精神启蒙,一种新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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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之一。亦称“民族性格”。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在民族共同地域、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及历史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往往与民族的历史遭遇和所处地位有密切关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形势与政治相关论文范文:转变思维方式,推进民族复兴。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要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党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转变思想,使我们的思维方式体现时代精神,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要求,具有和合性、开放性、创新性。
人们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同民族、国家以至人类历史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与转变,既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又受时代精神的制约。反过来,顺应时代潮流而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会促使人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空前的大劫难,战后世界人民期盼和平。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不断。与此相适应的极性思维方式在上个世纪从初期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都占据着优势地位。所谓极性思维,是指用两极分裂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对抗的方法解决矛盾双方冲突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着革命形势完全成熟,为了人民的利益与社会的进步,用对抗的方法、暴力的手段解决矛盾冲突,争取革命胜利,是正确的。
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但是,历史条件发生巨大变化、时代主题转换之后,沿着思维的惯性继续坚持这种极性思维方式就不对了,就会阻碍历史前进的步伐。在世界当代史上,美苏争霸世界,导致国际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由此产生了冷战思维方式。冷战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国际间的极性思维方式。它不符合世界人民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它对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是起阻碍作用的,这就必须以新的思维方式代替这种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合思维方式,恰恰就是当今世界应该占据优势地位的思维方式。
所谓和合思维,就是用对立面双方有机统一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和谐共存与相互交合而尽量避免冲突的方法解决矛盾的思维方式。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世界大背景的影响,加之我们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的滞后作用,我国有近20年时间没有跟上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直到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变化作出敏锐的正确的反应,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之后,我们党的思维方式才由极性思维转变为合思维。这一转变,不但使我们党和国家摆脱了持续20年的愈演愈烈的“左”的束缚,而且使国家步入现代化的最新快速轨道,走向繁荣富强。
和合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就要实事求是。在高科技兴起与蓬勃发展,改革(Reform)代替了革命、成为世界性浪潮的条件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思维方式必然要表现出新的形式,这就是和合思维方式。如同“实事求是”一样,“和合”是一个既古老又富于新意的概念。中国传统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整体有机的思维方式,强调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注重综合。如何综合呢?这就是异质的有机结合,矛盾不断地转化,如同《易经》上说的“生生之谓易”。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又成了时代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就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和合思维方式。
随着改革的深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合思维方式越来越渗透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它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之中:在政治方面,我们党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在经济方面,我们党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路子;“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文化方面,我们党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如此等等。和合思维方式是我们党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共性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个性规律的现代辩证综合思维方式的中国化表现形式。
“全球化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注: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20世纪70年代,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以信息经济为基础,全球化表现出国际劳动分工日益深化和世界市场体系不断迅速扩大,资本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使各国经济更加密切、融为一体,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本身已成为全球化的工具。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全球化的浪潮已冲击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只有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这一历史潮流,才能使经济在新世纪得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差距。它所包含的风险更是不容忽视的。美国等发达国家运用其在资本和技术上的控制力,在全球实施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他们还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控制发展中国家。
在融入全球化历史潮流的进程中,我国不但要制定自己独立的发展战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制度创新,进一步调整对外开放的格局与策略,而且要进一步推进由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的转变。当然,这两方面是融为一体的。
邓小平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邓小平的话告诉我们,闭关自守和相应的封闭思维方式,从我们的“老祖宗”起——只少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就有了。所以,不挖出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就无法彻底克服它和牢固树立开放思维方式。笔者认为,国人的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有三:
其一,“中央之邦”的思想。由于地域特点和地理环境的作用,国人把周边国家视为蛮夷小邦,而本身在长期发展的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这样一种封建帝国走向后期之后,形成的僵化观点难以像汉、唐时期那样“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注:《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善于经碰撞而融合外邦文化。西学东渐以后,中学为体的思想在几段历史时期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其二,中国古代历史上缺少创造现代开放式的文明所必需的制度资源。开放的思维方式是同工商业文明与海外开拓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又是以契约关系与契约精神的普遍化为基础的。而中国古代恰恰缺少这个东西。中国古代维系其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资源发掘得越完善,利用得越充分,越类似于现代社会制度的效能,那么,它对现代文明的阻滞作用越大。
其三,近代以来中国的开放是在屈辱与痛苦的过程中被迫实行的,加之革命的艰难曲折,我国人民对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西方列强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情绪。按照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的分析方法,我们应从宏观史学的视角来研究影响当前改革与发展进程的深层历史性与结构性的因果链。在简述了封闭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后,我们来谈谈当前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党和人民在邓小平的反复教诲下,在不断收到开放政策结出的硕果的实际教育下,逐步地由封闭思维转向了开放思维。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旧思维定势的作用,我们的开放思维仍然是不充分的和跟不上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这具体反映在我们的具体工作方式中缺少深入、全面开放的底蕴:
第一,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把发展等同于增长。尽管党中央在1995年就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是,许多地方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盲目上项目、重复建设还是不断,由此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是因为政府行政规则和干部提拔任用制度中存在某种弊端,我们的过渡态的体制与制度还不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说的,我们党过去是“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相应地,我们的政府是全能的政府。党和政府长期形成的封闭的思维方式,不是短时期相对的开放格局所能完全扭转的。这样的思维方式、管理方式以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能适应入世以后经济社会进一步开放的需要的。
第二,制度创新的紧迫感不强。把上述第一个问题背后涉及的各地方掌权者思维方式和工作运作方式上的弊端再深追一步,就是对于我们的制度错位和缺失状况的扭转缺少紧迫感。世贸组织的规则是针对政府的,政府应该为我国的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化搞好制度供给,并在释放民间力量、整合民间资本与人力资源上下功夫。但现实的状况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与管不好的事,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却很不够。这里存在着认识上的滞后,也存在着已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对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阻滞作用。不管有多大的阻碍,都得加快政府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因为问题的紧迫性在于:入世以后,世贸组织规则在我国的实施是有时限的,由不得我们渐进式地、由易到难地推进。当今的改革,是以外在动力为第一推动力,是以全方位开放来推动的。
第三,越是落后地区越封闭。近些年来,盲目上项目,以破坏自然环境、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来求得所谓发展与一时致富的事情,多发生在落后地区。
如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树立开放思维方式呢?
其一,要树立新发展观。单纯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必须摒弃。在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已经在全球范围流动的今天,不讲求质量的经济增长是无法导致吸引外资和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发展是硬道理,也应包括整个社会发展在内。必须把发展看成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演进,不断减少贫富差距,不断促进社会进步的过程。必须使发展成为惠及子孙后代的发展,成为经济、社会、环境、生态、人口、物质资源等多方面良性循环的发展。这样才能同全球的进步观念达成共识与同人类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形成共同的行动。
其二,要树立全球意识。当今世界,人的解放与发展已进入全球性的物的依赖性阶段,科技发展、管理发展都有人类共同规律可循,经济运行的总规律也是人类共同的,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总的规律也是人类共同的。这些规律的运用,当然要同各国国情相结合,形成各有特色的多样化的世界。但我们不能因为强调特色而延缓这样或那样一些方面的进步。人类共性总的说还是大于各国特色。拿人类政治生活来讲,实行选举制,建立制衡机制与文官制度,树立法律至上观念等等,是人类文明相互交融,长期演化、选择的结果。我们这方面之所以不足,既有现实的国际、国内既定格局的根源,也有前述封闭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我们应该像鲁迅先生讲的,要有汉、唐时期那样“雄大魄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我党历史上已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全国各地已逐步形成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行政民主推动政治民主、基层民主促进中上层民主的思路。树立全球意识,有利于我们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加快我国进步的步伐。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全球化毕竟是西方主导的,国家的主权、安全,国家利益必须列为首位。融入全球化是充满矛盾、冲突,又相互融合的过程。
进一步树立全球意识与开放思维方式,从国内来讲,将逐步消解民族心理中多重积淀的农耕社会、人治社会、官本位社会的痕迹;从国际来讲,将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的异质和合当中大放异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华文明成为具有蓬勃生机的人类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要树立环境意识。这方面中国人本有优势,我国传统哲学是强调尊重自然的。党的十六大报告已有了“三个文明”的提法,将来,随着我国更好地实现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还应有第四个文明——生态文明的提法。现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强调生态现代化,即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进步。它要求多生产绿色产品,生产过程要降低资源消耗和克服污染在生物环境里的转移,强调环境责任制度和预防环境灾害等。党的十六大报告则提出我国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环境管理是跨国的,甚致是全球性的。树立环境意识,是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克服落后的封闭思维,确立开放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是什么?它对思维方式的转变有什么要求?在时代主题转换和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当代我国最大的变化就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讲的,我国已“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在竞争中,谁能率先、谁能独占鳌头,就看其是否具有创新的自觉性和是否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了。选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取向之后,我国的现代化已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而且,我国不是重复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现代化道路,而是在高科技时代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当代世界的新经济与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在知识的创新性上要求高。所以,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对创新思维方式的要求比任何一个以往时代都强烈。并且,创新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因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将冲击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要求后者与之相适应。创新思维方式的反面,是惯性思维方式。要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我们必须实现由惯性思维向创新思维的转变。
当前,从阻碍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我国的惯性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重积淀的传统观念。这里既有从古代社会积淀下来的传统观念,如官本位观念、人治观念、民本观念、官办工商观念等;又有当代社会积淀下来的新的传统观念,如“左”的观念、小富即安的观念等。这多重积淀的观念之间也是有渊源关系的。二是,唯书、唯上的思维习惯。不是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以本本定是非,这种思维方式仍有很大的市场。
面对在过去条件下正确与可行的、但在新条件下不正确与不可行的办法,不善于进行否定性的辩证思维,而是沿着常规走路;遇到矛盾与困难,不善于正视它并以更广阔的视野和富有想象力的思路,寻找解决办法,而是对上级等、靠、要。这一类思维习惯还左右着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我理解,关键的关键在善于创新思维。作为科学术语的创新(Innovation)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史)学家熊彼特发明的。他用创新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后来分成两个分支: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我们党吸收了这当中的合理因素。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江泽民把创新提到民族进步灵魂的高度,对我们与时俱进地通过创新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是有极大指导意义的。从民族进步的视角认识创新,这就是一个宏观史学的方法了。这里揭示的是一个四维世界:技术创新维、制度创新维、文化创新维在时间流逝维中交替演进。我们用它来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的历程吧: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属于技术创新,当然模仿的成分很重,但总要结合中国实际吧。我们现在对它批判的多,但当时可是石破天惊的事,至少它开始扭转了“中央之邦”的封闭思想。其后的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属于制度创新。
前者因敌不过守旧势力而失败,但它激发了人们的制度创新思想;后者虽最终也失败了,但其丰富的人文精神意义更深远,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在制度上因历史积淀过于深厚其创新难度极大。再后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属于文化创新。这个在质上依次递进的文化创新,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重建国家这个首要任务奠定了基石,但民主与科学却只能被当作工具使用了。以上是历史演进的一个循环。其后,在中国依次产生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制度创新阶段,从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到实现总体小康目标这个技术创新阶段。当然,历史的进步是综合性的,这里只是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来阐述而已。之所以把最近的这一历史阶段称作技术创新阶段,是因为周恩来说过“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和邓小平说过“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
到20世纪末,我国已实现的目标,被1990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称为“小康水平”,即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这是属于以技术创新为关键环节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目标(当然也包含一定的社会目标)。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今后20年我国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应该是一个以制度创新为关键环节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目标,这个阶段可简称为制度创新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从现实可能性讲,今后20年,中等收入者群体会越来越扩大,他们的有序政治参与要求也是与时俱进的,我国有推进制度创新的基础。而且,我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高,积留在人们脑海中的经不住历史检验的沉淀将被冲洗得越多。
其二,从必要性讲,“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制度瓶颈必须冲开。而且,没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科技第一生产力就难以正常地发挥作用。
其三,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讲,按照上述创新—进步的历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依次经历的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一个循环;再逆循环,从上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下一步,应该是顺循环,从上述的技术创新,再进入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这像一条以制度为中轴、以文化和技术为上下两端极值的正弦曲线。由于受特有文化环境和既定利益格局的制约,下一步仍可能是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未来,还应再有文化创新阶段,才能实现更成熟的制度创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这是一个极有远见的提法。经过循环往复的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创新,不断克服因循守旧惯性思维,树立新的民族精神,并将它灌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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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法治思维?简言之,法治思维就是将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因此,法治思维需以法治概念为前设。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法治思维重要性的哲学依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试论法治思维重要性的哲学依托全文如下:
报告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也是迄今为止,党和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将法治作为一次全会的主题被提出,由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当前国家工作的重点内容,依法治国、法治思维也就成为了全国上下,乃至全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1]。法治思维作为一种正确的主观意识,能够促进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能够促进法治国家的建立,理清法治思维重要性的哲学依托,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践行依法治国。
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认识到的最佳治国理政方式。简言之,法治就是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主要依靠法律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规范和规则,那么法治思维就是将法治的各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本准则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更简单的来说,法治思维是将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准绳,它要求崇尚法治、尊重法律,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和推进工作[2]。
相对于法治思维,人治思维是指人们以信奉人之治为核心形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法治思维的核心,是以法律为准绳,而相对的,人治思维的核心,是以人,是以某些个人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对错,来处理国家事务。
那么由此可见,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是存在着矛盾的,甚至可以说,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是根本性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信奉人治思维,还是法治思维呢?
在1958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明确指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3]主席的这句话也成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此后的中国便陷入了规则难行的境遇,陷入了“人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的境遇。由他亲自领导编撰的1954年《宪法》变成了一纸空文,全国上下一片混乱,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却维护不了他作为国家主席的权利,甚至维护不了他作为公民的个人权利,“”十年,给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给人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痛苦和伤害。这也是“人治思维”取代“法治思维”给我们上的代价惨重的一课。可见,人治思维并不可靠。
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中提出:“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经过改革开放后30余年的艰辛探索,我们党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法治才“靠得住”,并最终把法治确定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由此,也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法治有比人治更加优越的特点,就是它不会因为领导人个人观点和想法的改变,而对国家造成任何不良的影响,它比人治更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4]。
可见,“人治思维”与“法治思维”之间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起源于几百年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阵营的冲突和斗争,起源于客观存在和主观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也是几百年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根本矛盾。人治思维奉行个人主义,崇拜并且依靠个别伟人的力量,认为某些个人的意志和力量能够影响历史前进和发展的方向,而法治思维则相反,认为个人的力量和能力是不可靠的,是不足以影响历史的发展和前进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如果把国家全部的希望寄托于一两个人的威望上,那么这个人如果出现了变动,后果就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法治思维崇尚依靠客观事实,要寻求一种更加可靠的,更加稳定的,更值得信任的治国理政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要制定法律,靠客观事实的力量来约束、制约人和社会的发展,所有历史前进发展的方向和轨迹,都证明了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个人的主观意识是起源于物质的,它能够反作用于物质,但却不能决定物质,要想国家平稳发展,人民生活安定,要想实现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成功转型,就必须确立法治思维的主导地位,就必须要依靠法治思维。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了新的法治十六字方针,要求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分别从立法部门、执法部门、司法部门以及全体民众四个方向提出了法治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全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部门都要懂法、守法、用法,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怎么才能够实现这样一种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状态,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形成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本准则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也就是将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准绳,说到底,法治思维是一种意识,是一种能够促进事物发展的正确的意识。只有具备了法治思维,才会主动的运用法治方式认识和解决问题,这种正确意识能够促进我们全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部门懂法、守法、用法,才能彻底全面地实现依法治国,法治社会、法治国家也才能顺理成章的形成,这也正是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正确的意识能够促进事物的发展这一哲学原理的现实体现。
坚持法治思维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前提,这是由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正确的意识能够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能够阻碍事物的发展这一哲学原理所决定的。能否运用法治思维来思考问题,是关系到法治中国建成,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坚持法治思维,才能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才能够真正实现法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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