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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中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许多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著作。这一流派的思想、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女性”的具体含义却很少给以明确的内涵。只把“女性”的含义做一个普遍的概化概念来应用。文章力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阚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的“女性”的具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以达到对“女性”内涵的多样性的充分认识。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概念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而产生的。是女权主义运动波及到文化、文学领域的结果,也是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结果。它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包括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女性的创作、女性阅读等一系列问题,是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界一股重要的理论思潮。
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许多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著作,而且这一流派的思想、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在众多的著作中,“女性主义”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几乎所有涉及女性主义的批评及其论著中,都是以一个限定词加“女性主义”出现的,例如:“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批评”等,这样似乎就明确了“女性主义”的概念,明确了它是哪个流派、哪个领域、哪个方面的女性主义,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大有大而化之的趋势,而对“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中“女性”的具体含义却很少给以明确的内涵诠释,只把“女性”的概念做一个普遍的概化来应用,但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并非在一个国家,也不是在一个地域,对于“女性主义”中“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同一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流派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有所模糊,对女性主义只是有所指,却没有很好的限定它的能指,当把“女性”这一概念具体化时,就没有很明确的概念了。这样对“女性”概念的具体所指的模糊性,就很容易造成具体内涵的含混不清,也就不能很好的理解各个国家、各个流派关于“女性主义”的介绍。那么对于一些问题的把握也就很容易限于表面化、肤浅化而不能达到深层探究。本文力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阈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女性”的具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这样对于更好的理解女性主义批评视阈下,女性创作、女性阅读、女性心理、女性形象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对于梳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研究。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产生在一个国家,也不是统一的文学评论流派,所以“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女性”这一概念的内涵也是很值得研究、探讨的。学术界对女性主义的划分,主要包括“英美派女性主义批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另外还有“其他的女性主义批评”,其代表就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笔者也是以这种划分为依据,分别给“女性”的具体所指以明确的内涵。
首先,是“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术界把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放到一块讨论,并不是因为地域的原因,而是因为:一方面不约而同地对女性问题中的社会因素给予格外的关注;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英语国家,女性主义者寻找的文学传统和艺术形象都集中在相仿的经典之中。从总体上看,英美女性主义批评派形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批评方法,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关注社会与文化的语境,发展基于女性经验的理论和方法,谋求理解作者及人物的女性主体;奉行女性美学的原则,研究妇女作品的特殊性,妇女作家的传统和妇女文化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的现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奉行明确的性别路线。笔者从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特征可以概括出,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在“英美女性主义批评”这里的“女性”基本上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她们重视妇女的实际经验,并以将妇女定义为主体的方式克服男性文学批评将女性贬损为对象的理论。对女性的内涵主体实现是由英美国家的现实决定的。英国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她们的女权主义革命,在斗争中,更注重女性具体实际利益的获得,包括女性在革命中,获得多少可以实现的利益和权利。例如,工作的权利、工资的提高、福利的保障等,是以行动代替文学作品,对女性是切合实际的要求,采用本土化的方法。美国是以实用主义为理论传统的国家,注重“女性”的实践性效果,注重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因此,她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从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家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屋子。”在这里,“钱”和“屋子”不仅是指他们的本身,还是一种象征。女性要进行创作,首要的是经济基础,强调经济的作用,而且还要有自己的创作时间、空间,这些都是决定女性创作的必要条件,重视女性创作的实际决定因素,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只有具备必要的经济基础,拥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才有进行创作的可能。
标志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式诞生的重要著作是米勒特的《性政治》。在这本书中,作者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外在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认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这部作品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重点揭示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抨击传统的“阳物批评”,进而批判男性的父权制社会,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性,充分重视了女性作为生物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的阅读与创作,区分了性别的差异。
吉尔伯特和格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l9世纪的文学想象》中,分析了西方l9世纪前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而且以一种新的女性主义视角重新阅读,并阐释了l9世纪一些著名女作家的作品,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之后产生的,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场革命的爆发,女性也参加进去。但革命结束后,她们发现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是男人的权利,女性的地位根本没有什么改善,于是,她们要求实现女性的权利,得到应有的地位,爆发了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因此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要影响。因此,她们的思想非常激进,并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深刻,相对于英美来说更理论化,注重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的分析和其他话语系统中的女性构成,注重妇女与语言的关系,她们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再是生理意义上的妇女,也不再是妇女的经验与历史,而是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符号。她们认为女性是一种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代表社会内部的一种反抗力量,而体现出一种浓郁的解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的色彩,把女性作为父权制社会下的一种解构力量,是一种他者的符号化概念,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女性”。法国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克利斯蒂娃“认为‘一个人是女人’和‘一个人是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因此,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预约、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在更深的程度上,女人不是一个能‘成为’的某种东西。”这段话,用女性不可界定的符号学意义,模糊了男女的界限,目的是消解父权制度下的男女二元对立。法国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苏认为,在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中,男性代表正面价值,而女性是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符号,男性为了维护二元对立,极力压制女性。为了消解这种二元对立,西苏提出了“身体写作”理论,以一种全新的女性的语言,创造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注重重新建构一种女性的语言,利用女性的语言而不是女性自身,作为解构二元对立的男权社会的武器。
伊瑞格瑞是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又一位批评家,她对父权制社会中,坚持男女的二元对立做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社会中,人的肉体被符号化了,人的生物学、生理学结构被赋予了不合理的文化意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类的自身已经被符号化设置于社会网络之中,在文化中,并被赋予意义,男性被认为是雄性和阳具,女性则被动和被阉割的,这不是生物学的结论,而是自身的社会心理学意义。”
最后,其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黑人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谓他者妇女,就是我们看得到形象,却听不到声音的女性,黑人和女同性恋妇女长期以来就处在他者的地位上。”但是她们的理论思想,对于丰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作为黑人女性,一方面,她们要与黑人男性一起受到种族歧视的压迫;另一方面,她们还要受到种族内男人的压迫。因此。从她们自身所受的压迫来看,她们关于“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同于英美、法国的女性主导概念,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不能概括到黑人女性的概念中,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是与种族和阶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黑人女性本种族内部,有别于自人女性经验的;是黑人女性意识的产物,她们关于自身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巴巴拉·史密斯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萌芽》中指出:“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在是分不开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阐释,是以种族性和政治性为依据的。
在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可从什么是“女同性恋”的概念中得到启示。到底什么是“女同性恋”,费得曼说:“‘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就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感情和爱恋的关系,其中可能或多或少有性关系,抑或根本没有性关系。共同的爱好使两位妇女花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对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中,“女性”的理解是,从恋爱双方的性别角度来理解的,这里的“女性”完全不同于父权制度下,以男女爱情为主要感情下的女性,而是以同性作为自己爱恋的对象,并与之共同生活,共同分享生活中的经验。关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的基本概念,就是以同性之问的爱为基础,并与同性共同生活的女性,这一关于“女性”的概念,彻底消解了男权社会中男女二元对立关系。
综上所述,英美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比较现实,他们更多将对女性文学的揭示,同女性生活觉悟和女性社会实践相联系,因此,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社会学和生物学上的实体女性的理解;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大,以语言为目标。试图通过颠覆男性的话语权利来实现女性主义的任务,因此,他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女性”是作为一种反抗社会的力量而抽象的存在;在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概念,是对女性主义思想具体运用的结果,关于“女性”具体概念多体现出阶级、种族和个人经验,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概念,他们关于“女性”概念充分体现了共性基础上的个性要求与运用。
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含义的具体理解,在已有的基础上,对女性主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中,有关涉及女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握。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下,“女性”的理解和阐释,我们也应该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坚持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研究。以后现代主义理论视角进行解读,提倡它多元共生性,既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身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那么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也不应是以一用之,而应是多角度、多元化的。
2。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能仅从抽象概念出发,而应当把它放到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解读,与有关女性文学中,作家、批评家生活的具体社会生活相联系,有时候还要涉及到她们的阶级、种族等特征,对“女性”的概念做具体回答,使“女性”这一概念在所指层面,不只是就概念丽论概念,而应使它更加丰富和生动。
3.坚持文艺学、美学的研究视角,对“女性”概念更有学术上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方面,坚持这一概念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理论美学追求;另一方面,要注重女性概念的实践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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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初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时代作品。本文以著名作家李凖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李双双小传》为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性思想变化。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先进思想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女权思想是摆脱封建礼教枷锁的标志,更是社会风气转变的典型表现。女性思想的变化在她们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了她们日常言谈和行为举止中。下面将从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出发,以《李双双小传》 为例,分析女权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为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换个角度来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阐释,即受父权制影响,妇女只能留在家中料理家务,男人负责外出劳动,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的妇女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也就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在重建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要在工作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
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劳动中。《李双双小传》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妇女思想意识发生转变的典型文学作品。创作当时正处于我国建设发展的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部作品在时代特色的渲染下鲜明地向读者传达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作品一开始便交代了女主人公李双双的丈夫喜旺对她几个称呼,“俺家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街坊邻居则称呼李双双为“喜旺家的”、“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可以看到,不管何种称呼,都是依附在丈夫和孩子的名下,李双双依然是夫权社会的一个附庸,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女子称呼的某某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双双在没有走出家庭之前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 ,完全没有李双双的个人色彩,毫无独立性,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论里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的疏离,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表现。妇女们所体验的不是自己的意愿,妇女们劳动的成果和妇女本身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人,这个在男权主义家庭中的掌权者。
从作品中李双双自己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股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敢和男人来挑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描述妇女工作本质的一句话――“女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家务活儿干不完也就没有多余经历参与社会劳动――当时的公社化生产,所以李双双在大字报上大声疾呼,要求从繁杂的家务活儿中解脱独立出来,勇于同男性进行劳动上的竞争。
这种要求男女平等,和男人们一样参与公共劳动的想法在后来双双和喜旺的几次争吵对话中同样被双双强烈地表达出来――“人家都在大跃进哩,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父权制的标准就是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也如此,所以男人比女人能更自由的在家庭之外工作。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妇女解放的两个前提之一就是女性重新进入公共产业。社会主义派女权主义者通常把妇女和无产阶级对比,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放弃为男性这个统治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被男性认同”的思想意识。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个桥段:“……合作化以后,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双双虽然做活少,可也有人家一份。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也得和双双商量商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哈特曼的文章曾指出,工资差异是造成妇女屈从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妇女的工作通常不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社会性别分工限制的。工资又是家庭的核心经济基础,也是妇女在经济上长期依附男人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妇女的经济利益和独立性放在首位,正如双双在处理公社食堂的事务和与家人邻居之间的关系时所变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大公无私和正直负责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集中关注的妇女作为工人的经验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的交叉作用。
正如学者卡罗尔?埃尔利希所说,对妇女而言,要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作为女人,她们受到压迫,但她们并不低人一等,而父权制社会的需求也不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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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湾》是英国作家奈保尔的作品。《河湾》是一部关于非洲的充满悲观情绪的小说。凸现了一个古老大陆在本土化与普遍化之间的艰难处境。主人公萨林姆是一个穆斯林,出生于一个已在非洲生活了几百年的印度商人之家。在刚果河拐弯处的一个小镇上,萨林姆接手了一个商店,并获得了成功。然而,这是个前途渺茫且不属于任何人的地方,大人物控制了一切,为所欲为,使得他以及无数像他这样的芸芸众生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后殖民主义理论视域下的《河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奈保尔(1932―)是当代著名的作家,他祖籍南美洲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地区,是印度裔婆罗门家族,后父辈移居到英国。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委员赞誉其作品“将具有洞察力的叙述和不为世俗所固的详细考察融为一体,促使我们看清被隐蔽的历史真相” 。
身份主要是由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的著作《文化的定位》中出现,身份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身份的构建中,巴巴认为:“身份的‘选择’及其心理的和意识形态的表述是一个你争我夺、痛苦的斗争。身份是通过差异的、不对等的认同结构形成的,而正是通过这种结构,我们得社会得以形成,但多种文化的存在必然会存在冲突,一个人探索自己在社会以及文化上的地位……”如果对身份的问题没有解决,势必会导致思想和文化的一种漂泊感。奈保尔由于身份的特殊,他自身也存在身份的确认,这在他的作品中都有体现,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后殖民感。
《河湾》中很多人物都是这样。萨姆林的祖先,数百年前从印度西北部移民东非海岸,他从小接受了这块英国殖民地的英式教育,并持有英国护照。因为对生活的不满和追求心中的理想,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而选择去了非洲内陆做生意,接手了他未来岳父的杂货店。整部作品都是萨林姆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叙述者与作者难以分清,这就是零聚焦叙述。一定意义上,作品中人物的叙述其实是作家本身的看法,即作者的自述,其实奈保尔本人的身份和萨林姆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从印度移到英国,一个是在非洲内部的移动。
萨林姆十六岁便终止了学业,更没有留过学,他一方面崇拜欧洲文化,但并没有深入地接受欧洲文化,只是接触的一种表面,这必然会使他在文化上不能很好地融合二者,从而在两者间不断徘徊,没有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感,对欧洲文化和本地文化间的不同,萨林姆总是能够迅速找出。他喜欢用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冷静地观察,而不是把自己融入里面,但他对非洲本地还是有一定的偏见。他认为本地人不说谎,不是因为他们道德高尚,而是他们不像欧洲人那样善于评价自己,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认识。本地人千百年来只像祖先那样生活,不做改变,好像生活从一开始就那样。从来不知道思考自己的本身以及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他们只是麻木地生活,不知道什么是历史。这一切是在欧洲人来了以后才有所改变。在他眼中是欧洲人带来了文明和先进思想,然而,他同样认为欧洲人也带来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以前本土人从不说谎,而欧洲人是会说谎的,这也会带坏本地人。但骨子里他还是认为欧洲文化优于非洲: “如果没有了欧洲人,我们的过去就会被冲刷掉, 就好像镇外那片沙滩上渔人的印记一样。”①
在《河湾》中无论是本土居民还是外来者以及未出场的总统,他们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精神上都或多或少地依赖宗主国的文化。
《河湾》中除了对身份问题做了论述外,还深刻地阐释了文化的霸权与反霸权。文化的帝国主义在爱德华?萨义德发表《文化与帝国主义》后成为热点,“文化霸权”这一概念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以此描绘政治的文化功能。在《东方主义》中,萨义德提出:“只有把东方主义作为话语来研究,才能把握欧洲文化在后启蒙阶段得以在政治、社会问题、军事以及意识形态上科学的与想象的控制、乃至制造东方时所借助的巨大的体系化知识。”与殖民主义用武力和政治方面的侵略不同,后殖民主义主要用文化等一些更隐秘的方式进行渗透,达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境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也是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湾》的主人公萨林姆是穆斯林后裔,但从小接受的是英式教育,虽然他自说“很早就养成了观察的习惯”并且能“尽量从熟悉的情景中跳脱出来,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打量它”,面对河湾小镇所发生的一切,他都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他并非机械地接受意识形态和文化图式的驱使,但因为生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难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环境和个人经历所造成。在看待非洲历史时,萨林姆所使用的是帝国主义霸权话语;在对待非洲本土文化上,他往往无意识地套用殖民者在美学和意识形态上的标准。
在曼彻斯特教父被杀之后,他感叹殖民者从非洲的撤出也把欧洲的先进文化带走,只留下欧洲的贫瘠,“非洲东海岸只剩下‘阿拉伯的帆船’,而且还是因为出现在英国当局发行的邮票上,才被赋予一定的文化和历史感”。欧洲人是文明的象征,正因为他们非洲的有限历史才被记录下来。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先进文化的启迪,非洲人才慢慢摆脱愚昧,步入文明,也开始了解自己的历史。他为自己接受的英式教育而自豪,觉得比本地人更优越。《河湾》中满是对殖民者的赞赏之辞和对非洲本土人独立后自治的失望。西方文化以其先进性慢慢地进入非洲本土,并逐渐成为主流,使本土文化处于边缘状态,这说明殖民国家应发扬自己的文化,不应成为西方他者文化的见证。
从词源上来讲,混杂性一方面指生物或物种意义上的混杂,特别是人种方面的混杂;另一方面指的是语言,尤其是不同语系、语种或方言之间的混杂。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最早将混杂性的概念借用到了后殖民理论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注意力从“民族起源”转向“主题位置”。它着眼角度在于主体形成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扭结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对它来说混杂性的重要程度远高于差异性。巴巴认为后殖民主义并不是单向的侵略,而是在侵略的同时对方也会有反抗,会有一种强烈的寻根文化,从而使两种文化在体内形成一种混杂。同时他觉得混杂是一种必要:只有通过开拓一个东西方二元对立之外的、充满了混杂和交融状态的“第三世界”,后殖民时代新文化的建立才有可能。 《河湾》中的人物萨林姆生活在非洲的东海岸,那里是各国人混居的地方,语言就呈现出一种混杂性,不是纯正的非洲本土语言而夹杂着英语,语言只是表层的混杂,真正的深层是文化的混杂性。
《河湾》中的人物对西方世界有够多的了解,自认为已经融入欧洲社会,在面对本土非洲人时有一种优越感。但他们又受到本土的支配,他们出生后逃不出当权者的统治。萨林姆的商店靠自己的努力,从一个没有什么商品的小店经营成小镇上拥有众多商品、大家采购的中心点,后来只因为总统发表“激进化政策”的演讲后,被公民西奥泰姆所代管,自己则成为他的经理,后还要把自己买的汽车供他使用和接送他上下班。马赫士经过几次的探索后开了汉堡王连锁店,不久后就生意红火,后虽然正常营业,但他已不是店的拥有者而是被雇用的管理者。
因达尔留学后在新领地担任教师职位,令众人羡慕,后随着他所依赖的一个欧洲组织的垮掉,备受打击,一蹶不振。雷蒙德则是公开的总统幕僚,大权在握,是位高权重的受宠人,后因为失去总统的宠信,他顿感人情冷漠、世态炎凉。表面上看,这些人掌握着河湾的经济、政治、教育,对河湾的一切拥有发言权和决定权,但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在这些人身上他们混合了西方文化和非洲本土文化,他们相互作用,在两种文化当中他们又都处在边缘处。又如新总统,他对西方列强不满,在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中,他发起武装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推翻殖民者所建立的一切,好像殖民者的东西就是瘟疫,但同时他又想建立一个和欧洲一样的新非洲,于是建立了新领地,和欧洲一样耀眼的外形,并且向欧洲一样建立大学城,可结果却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新领地最后就像一个垃圾场。
在总统的思想里他反对欧洲殖民者,讨厌欧洲的一切,但潜意识里又把欧洲当做崇拜的对象,一切向它看齐,这就是思想的一种混合性。非洲本地的居民尽管生活在落后的渔村中,对扎贝斯那种巫术深信不疑,对本土的一切非洲文化也是崇拜的,他们迷信、落后、封建。但他们也崇拜欧洲文明,每次扎贝斯进货时,都要带些欧洲的小货物回去,如剃须刀,在他们心中那是文明,是一种优于本土人的荣耀,所以他们思想也呈现一种混杂性。因达尔从骨子里厌恶新建立的国家,因为使他失去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向往欧洲地区,在那边求学,由于没有找到好的工作,最后不得不回到非洲来,被新国家聘为老师,教授那些非洲本地人知识,使他们成为新非洲的栋梁。在他身上,他一方面讨厌非洲,另一方面又要借助它生存,思想和行为都呈现出一种混杂性。
① V.S.奈保尔.河湾[M].方伯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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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全文如下:
提要:探讨全球化这个现象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本文从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以及对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冲击入手,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既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掌握英语这一文化传播工具,同时又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中借助英语这一工具提出中国批评的策略,最终达到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因而一味反对英语的普及只能使对外开放的大门关闭,而全盘西化则会导致中国文化身份的失却。
关键词:全球化;英语;批评话语;后殖民
在所有的主要国际性语言中,英语毫无疑问是最为普及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语言,这不仅体现在东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同时也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外贸易中。既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那么英语的功能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因而也就对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十分广泛的其他语言构成了挑战。
20世纪初和80年代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助于英文这个中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对青年人的生活和工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毫无疑问是中国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外国语言。许多科学家把英语当作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并推广他们科研成果的唯一手段,但也有少数人,特别是一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观念老化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对英语在全球化时代的普及和渗透感到忧心忡忡,他们甚至担心,英语的普及或许会损害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殖民化"。
本文的写作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批评界和知识界流行的文化"非殖民化"尝试作出的回应。全球化语境下英语的普及和文化渗透性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英语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尤其体现于近来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在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内,特别是英语语言文学系科,我们不得不面临着近几年来风行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它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理论话语,目前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批评理论界。有些人甚至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不啻是为经典文学和传统的文学研究敲响了丧钟,另一些人则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这种冲击波,以便借此机会扩大带有精英意识的文学经典的范围,甚至对之进行重新建构。
确实,文化研究已经在近几年里逐步介绍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批评界得到讨论,这是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辩论日渐衰落后的一个事件,基本上与关于后殖民主义或后殖民性的讨论同步进行。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是英语世界的最新现象,它甚至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的研究也构成了挑战。所谓语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美国的语言霸权,因为它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力量已经对英语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的"美国英语"(American ism)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因此探讨英语的普及而不涉及文化研究的盛行就无法将其与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的"非殖民化"相联系。
在我看来,任何文化或文学现象,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可以在一种国际视角中被当做一个"文本"来考察。同样,任何文化或文学,假如要被放到一个广阔的国际语境中来考察或试图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或学术界进行交流,那么它就别无选择地要借助英语之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对于中国的后殖民研究者大概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试图使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非殖民化以便捍卫并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同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他们又不得不用英文来发表自己的著述,因为英语是当今学术交流唯一有效的国际性语言。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首先略述一下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在西方的研究现状。正如同其在西方的情形一样,文化研究并不指向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专指当代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甚至包括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但另一方面,就文化研究所涉及领域而言,它无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专事后殖民写作/话语研究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其中包括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东方主义概念的建构以及对此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和学科层面的批判,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的从解构和第三世界女性批评家的立场对帝国霸权的批判,以及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有意混杂民族和文化身份进而消解帝国话语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当然随着国际性的后殖民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巴巴的理论越来越有影响和冲击力,特别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和批评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为他们目前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最为关注的现象是民族身份和散居民族(Diaspora)文化问题。
(2)以专注某一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主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例如目前对东西方学者都有着诱惑力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等。在这一框架下,诸如全球化问题、反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亚洲认同等问题都成了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尤其是近几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成了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给经济界和金融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我认为,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完全有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的文化工业和学术研究直接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而非仅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命令,因而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它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的生产或非市场指向的文化生产变得越来越困难,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
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
(3)专注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其特征是把注意力从过去的政治取向的女权主义文化政见转到注重女性自身的生理和生物属性,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下不以全然对抗的立场出现。在这一方面,妇女的文化身份被重构为一种双重边缘的力量,她们经历着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最后的企图在于消解旧的中心,重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男性意识的女性话语。在最近几年里,随着女性写作在中国的繁荣,女权主义批评和妇女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学者都越来越有吸引力。
(4)专注影视、广告业和其他属于大众文化形式的传媒研究(mediastudy),其中自然包括以语言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翻译研究,这也许是当前的文化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面对非精英取向的文化研究的强有力冲击,经典文学和精英文化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国际互联网这一第四媒体的普及也给虚构文学以及传统的电影和电视工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因而毫不奇怪,不少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对下一个千年文学的前景感到忧心忡忡。这就是我对文化研究在当今西方和中国之情形的理解和描述。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这些方面都是通过英语的普及或英语的语言霸权主义的强力而实现的,因此毫无疑问,这已经显出了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种种症候。据说在这一时代,人人都必须学习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并用英语进行交流,若不想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他/她都不得不面临英语的渗透。因而人们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英语的巨大影响,如何才能保持民族和文化身份的特征?显然,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的语境下,人文学者们都认为,英语确实作为一种新的霸权在发挥着作用,没有它,人们就无法跟上国际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
随着英语的普及,文化和民族身份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因为他们已不只是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发挥作用了。正如霍米·巴巴的混杂(hybridity)理论所显示的,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化旅行和文化传播的进行,人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也变得愈益模糊。一个人不管是身处中心(第一世界)或边缘地带(第三世界),都有可能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作用,就像那些没有中心、没有总部、同时也不受本国政府管辖的巨型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那样。同样,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着双重身份和国际知名度的学者也可以同时在东方和西方的学术领域发挥作用。由于他们频繁的国际性交往和活动,他们的语言身份自然也是模糊的,这样,英语就义不容辞地成了使他们得以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手段。
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学术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以便借此来更新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用英文写出学术著作,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在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才能得到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自然应予以重视,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研究领域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地球村"里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国际性语言,英语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那些现代化进程快得使人难以预料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几乎等同于西化。
在当今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英语的普及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 各主要大学,都有英语系或以英语为主的外语系(院),它们代表着中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水平,而其他的外语教学和研究则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呈萎缩状况。
2 所有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应把英语课当做一门必修课,而不管他们今后所要从事的工作需要与否。3 博士研究生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不管是什么领域的,都必须使用原文资料,通常是英语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才能提交答辩并通过。4 任何学者或研究人员要想申请高一级的职称,都必须首先通过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考试才能申报。5 在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学(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小学)和许多农村中学,学生都必须学一门外语(通常也是英语)才能拿到毕业证书,等等。英语除了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使用外,还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和贸易业务或消费和广告业务。
毫无疑问,中国的英语教学正在日益繁荣,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英语教师的收入上,他们比其他语种的教师,显然收入要高一些。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或全球化,也越来越规范化。如果没有英语的中介,这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也无法抗拒的历史之必然。
因而现在的情形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必须懂一些英语,没有这一技能你就无法成功地在当今时代生活和工作下去。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必须"非殖民化"吗?由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价值。作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对中国的知识生活以及文学写作和批评话语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学者们不得不感到自己实际上处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已能使用互联网来从事学术研究,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已经使我们更为方便地直接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有些学者借助英语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西方在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同行,旨在影响并更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80年代初以来,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批评理论或文化思潮如同走马灯一般匆匆进入中国当代文坛和思想界,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或更早一些,几乎西方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主要作品均翻译成了中文,对相当一批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作家所产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一些理论功底和英文水平都相当差的青年学者为了追逐流行的时尚,在自己的批评理论著述中大量滥用从西方借来的批评术语,造成的结果是,连本专业的同行都读不懂他们的文章。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与国际文学研究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激进作法使恪守传统的那部分中国学者不满甚至恼怒,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学和理论批评大国,但在国际理论批评争鸣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学者却没有自己的批评话语。
出于对重建中国批评理论话语的关心,这些学者号召建立自己的批评理论话语,并将其视为中国的文化"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种后殖民策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中国学派"的声音再度进入人们的耳际,这尤其在一些关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研讨会以及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批评论文中可见端倪。显然,在这些人看来,全球化和外来影响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对立,因而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及其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的主要原因。当然,在这一影响中充当中介的正是英语的普及。
如果认真地考察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应当说,认为中国文化和批评理论话语是否"被殖民"应视不同的情形而定,决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人认为,英语的普及是过去20年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内容到表达形式(话语)全盘西化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理论教义和文化学术思潮都是通过英文的中介进入中国文化界的。结果,中国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批评家也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如果他们在国际论坛上不能用英文发言的话,甚至连自己的声音也丧失了。
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实现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是必要的,这在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沉默"后再度勃兴时曾颇有吸引力,但在当前这个多极角逐和多元走向的世界,这种建立学派的尝试实际上是过时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西方中心主义"(Westcentrism)的翻版,即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学习英语以致于掌握英语与否竟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品味高或学识渊博的标准?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懂中文的人却很少,更不用说把握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了。
中国学生或学者为了能出国深造,首先得通过英语考试,而那些来中国工作的西方专家却不必学汉语,他们来中国做生意或旅游往往都由年轻的中国翻译或导游陪同。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失衡吗?我们并不否认上述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要探讨这些现象,还得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进行考察分析。应当承认,这些学者也有自己的理由担心英语在国际社会的渗透性力量和语言霸权,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文化和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现象。
实际上,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的文化学术界曾出现过一股"后学热",尤其是"后殖民热"成了中国的语境下反对所谓西方文化新殖民主义渗透的一个对抗性策略。中国许多的"保守主义者"确实认为,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和文学话语就"被殖民"了,自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的语言变得越来越欧化或西化,因而这一历史责任是推卸不掉的。确实,在那以前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基本上不大受到任何西方影响;同样,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各种西方学术思潮和文化理论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话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方面,鲁迅的"拿来主义"原则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
当然,这既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坏事: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主流是颇为有益的;另一方面,这些理论思潮的进入无疑淡化了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民族身份,使其"被殖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两难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使我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前景。
实际上,在我看来,解决这一两难并继续对外交流决不意味着贬低中国文化或消解文学话语,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不可少的牺牲。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中的现象作了这番详细考察之后,我觉得对这些复杂的现象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英语的普及并不一定会导致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的"殖民化",我们完全有必要在过去的年代里花很大的力气通过英语的中介把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因为这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繁荣中国文学和文化。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深刻思想也越来越得到西方汉学家以及普通大众的承认。英语的普及也会帮助我们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精神介绍给外部世界。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先走了一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呢?就拿我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吧,这是当今中国最具有国际性的学科之一。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以接受-影响(特别是西方文学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为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将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就应当以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为主。这样,用英文来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同样又走在了前头,他们用以衡量其科研成果之价值的一个标准就是看有多少成果(用英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刊物上,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
因而通过英语的中介把中国文化的光辉遗产及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肯定是极为有益的,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就会了解真正的中国究竟是何面貌,而无须从那些出于无知或偏见对中国误解甚至曲解的西方人写出的著述中来了解中国及中国人民。这样看来,强调文化非殖民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英语及其教学的普及和提高,因为尽管中国过去曾受到部分地殖民化,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被殖民。与其相反的是,一些试图使中国文化殖民的外国人不是被"汉化"就是深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有全面地提高英语水平,我们才能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
因此,英语的普及与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并不矛盾,倒是借助英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并建构中国批评话语。中国批评话语建构过程中英语的作用自从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实际上也就进入了全球化的机制,而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是从机构上完善了这一进程。因此,它无法回避无情的"丛林法则"(lawofjungle)。
可以预见,英语将在人们未来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地球村"里,可以很容易地彼此进行交流,既交流对不同论题的看法,同时也就某些重大的项目进行通力合作。如果我们各自总是讲自己的母语的话,那么有着数百种语言的世界将乱成什么样子!我们肯定要商定以一、二种相对说来为较多的人使用的国际性语言作为我们交流的工具。
港澳台同胞在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一般很自觉用普通话;我们的北欧合作伙伴也自觉地使用英语作为语言,因为就其使用的广度和普及的程度而言,英语都是最为理想的国际性交流语言,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交流中使用它。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我们也必须用英语撰写我们的主要著述,或者将我们的重要观点翻译成英文,这大概令那些观念保守者大为失望。他们会问:既然世界上使用汉语的人最多,为什么国际著名刊物都是英文刊物呢?为什么诺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除个别委员外)竟不能用原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呢?确实,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但有没有可能让全世界的人统统用汉语来进行交流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向所有有兴趣选修汉语的各国学生提供资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甚至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眼里也是如此。此外,汉语的方块字也无法与国际流行的语言系统或因特网相兼容。
既然英语已经成了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或作为母语,或作为一种官方交流语言,或作为第一外语)的一种国际性语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它来交流呢?应当认识到,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种选择,否则我们就将再度使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可以理解,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学者们非常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可能遭遇到的"殖民化"。但应对的策略不应当是阻止人们学习英语和用英语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如果我们掌握了英语,尽管它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它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我们的"声音"。反之,如果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只能与一些外籍华人和少数汉学家进行交流,那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值得庆幸的是,学习中文在国外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不仅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学习汉语,而且还为了能更好地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完全可从中文热在全世界的兴起见出端倪。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过去,当中国处于落后状态时,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些对与中国做生意颇有兴趣的人只是学一些语言以便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进行谈判,而现在,由于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并暴露出一些无法解决的危机,因而一些西方有识之士认为只有从他种文化(例如中国文化)的视角来反观自身才能有助于解脱自身的危机。
因此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强大,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愈益为世人瞩目,越来越多的西方青年来到中国并非只是为了学习语言,而是在掌握语言技能后继续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在他们的初学阶段,为了使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兴趣,我们可以用英语给他们做这方面的讲座,当他们觉得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化课会失去一些东西时,他们就会更倾向于直接听用汉语讲授的课程。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稳步发展,汉语将在未来的国际交流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越来越普及。
若希望那样一种情形得以实现,我们就只有在现阶段重视英语学习,利用英语来普及中国文化和文学,而非使之"殖民化"。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努力多学英语是为了将来少讲英语。但这一天的到来似乎还有着漫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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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人类社会走向更高级社会的必由之路。要使全球化不走弯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国——中国,应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参与、引导全球化,使全球化朝着更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而女性解放问题也一直是全世界人类共同长期面对的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女性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生活上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领域和视野。本文旨在探讨在全球化的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新发展,深入分析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女性解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尝试制定相应的策略,积极应对挑战。
全球化的影响渗入到经济生活、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在给女性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为全球的女性带来了新的挑战。
增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也把越来越多的妇女吸引到劳动大军中来。工作一方面为女性提供了生存的物质保障,使她们获得更为自主的选择权,另一方面也对各国妇女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如择业中的性别歧视、职业层次较低、工资报酬偏低等。当然,就业问题只是全球化在经济领域内给妇女带来的挑战之一,这样的问题还有不少。这些问题的存在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演变成“玻璃天花板效应”,看似全球化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实际上却是女性在与男性的竞争中处处受限、困难重重。
女性在政治上缺失话语权由来已久,全球化一方面为妇女参政创造了机遇,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新的挑战。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基本政治权利往往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局部地区甚至倒退到全球化之前的状态。女性由于其自身的就业状况、家庭角色制约等因素,对所在社区和国家决策的影响力受到极大的限制。虽然全球化使民主意识在当今社会不断地深入人心,但女性的参政意识和参政状况还不容乐观,大部分政治资源仍旧掌握在男性手中。
全球化对妇女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增长,使不少妇女得以走出家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以往的依附者逐渐变为主宰者。但另一方面,家庭中不平等的家务负担与在有薪职业中的边缘地位,使妇女难以摆脱家庭中的依赖地位和次要养家人的角色。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女性面临着较男性更加剧烈的生活挑战和压力。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女性在经济、政治和生活上,作为同男性相竞争和对立的主体,是现代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比男性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全球化时代的女性主义者,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对全球妇女的发展所造成的困境和阻碍,针对全球化带来的各方面的挑战,提出自己的策略和主张。
女性解放到底何去何从?摆脱女性解放困惑的关键在于走出以往的误区,确立一个女性解放的新的价值标准。我们把目光聚焦在马克思身上。马克思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女性解放是其人类解放理论的应有之义。他一贯坚持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女性解放,阐明了女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相互关系中蕴藏的丰富内涵,使我们能够在完整地把握这种内涵,全面地理解女性解放的基础上,解答女性解放在现实中所面临的种种理论和实践的困惑。
必然地,女性解放作为女性存在的必要方式将成为女性历史的必由之路。马克思认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女性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女性的地位成为衡量一个民族文明与进步程度的标尺,女性解放是人的解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次,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人不是抽象的人,它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具体的人类实体,女性解放不是要把女人变成男人,而使女人更加女人,男人更加男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女性解放和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这就需要我们在继承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基础上,辩证地看待其思想,不断吸收新的内容,结合新的历史形势,以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为先导,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解决女性在现代生活中面对的自身解放和发展问题,这将是我们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必须面对的课题。
中国新的现实问题与女性问题是受全球化影响和本国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女性解放也应该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因此,在全球化的趋势面前,对中国女性解放道路的探索必须考虑以下 3 个策略。
首先,以全球化女性主义为主题,探讨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妇女运动的解放模式所带来的挑战。反思中国女性是否应该跨越国界达到社会正义,也就是寻找全球性的女性组织力量。
其次,要发挥中国女性主体性和能动性,将性别文化置于主流文化之中。中国女性解放的核心对中国女性而言,她们面临的不只是父权压迫,中国的女性问题是传统文化、国际政治、特定经济等多种脉络交织而成的。因此,需要借鉴女性主义政治在全球化语境下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批判,阐释全球女性解放运动和中国特色女性解放运动之间关系的张力,即多元与差异的性别争议。
最后,女性解放还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是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共同体,因此制约着社会发展的一切因素都制约着男女两性的发展。从现实来看,女性解放问题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家庭制度的变革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但事实上女性并未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从法律上的平等到事实上的平等还需要很长时间。传统的文化意识和习俗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已经根深蒂固。马克思说过:“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而,女性解放的问题同样是一个历史问题,它的实现必须具备多方面的条件。女性的解放不仅仅是一种目的,更是一个过程。女性要获得彻底解放,还需要走一段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但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道路。
我们必须释放女性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潜能,也只有这样去做才会使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充满活力与竞争。当女性拥有更多的就业与参与国家生活的机会时,整个社会就会激发出这样一种效果――社会越加稳定,经济越来越有活力,儿童受教育的机会也越来越多等等。通过激发全体女性的潜力,她们将会为全人类创造出更多的机遇。
全球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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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是一种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一种铁板一块的僵化的理论;自诞生之初它就常常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后殖民批评与民族主义潜流--以中国形象为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后殖民批评与民族主义潜流--以中国形象为例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中国形象的异文化表述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跨学科课题。本文从西方哲学中的真理观转型入手,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为个案解剖,对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在背后起着支配作用的民族主义潜流,作了积极认真的探索。
在西方形成知识领域权力结构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西方古典哲学建立在实体论的基础上,相应的古典真理观,其实质即在于真理的客观符合论,认为真理乃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知识体系。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里,"逻各斯"指的就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它是客观的和普遍存在着的(1)。这种观点在现代西方特别是以波普尔为代表的科学哲学那里仍然产生着强有力的影响,波普尔本人就反复强调科学知识的可证伪性,注意理论知识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认为这才是真理性之所在(2)。西方哲学史上的大多数流派,不管它们有多么大的差别,但是它们的共同特点都在于是寻找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坚信知识的公正、客观和普遍性,并以此作为自己探求知识的最高境界。
十九世纪以来,这种情况逐渐有了改变,西方哲学逐渐向意义论哲学转移和过渡。不是和实体观念相联系的客观事实,而是和主体的解释相关联的知识体系本身的内在结构更多地唤起了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在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一重要命题,认为意识形态乃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从阶级分析的视角,较早地揭示了知识领域的权利控制所造成的扭曲现象。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列宁以俄罗斯思想领域为个案研究,对这些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学说",认为在每一个社会都不存在统一的民族文化,而是按照阶级社会中的压迫与被压迫的权力关系,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再次肯定了两种文化地位的不均衡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具有实践意义,并不是任意的意识形态即单个人的成见,而是一定的社会团体的共同生活在观念上的表达,他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之为"有组织的意识形态"(organic ideologies),并把当时第二国际的失败归咎于工人阶级运动在抵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渗透上的无能,因此他提出了和传统的政治领导权(political hegemony)相区别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也译作文化霸权)的概念(3)。以"文化霸权"概念为切入点,知识领域的权力结构研究由此蔚为大观,到二十世纪中期的法国哲学家福柯手里,权力概念成为知识领域的一根魔杖,福柯宣称:
我所关心的问题从来都是一贯的:权力的效应和"真理的生产"。……总之,谎言的运作机制。我研究的问题是真理的政治。(4)
福柯认为自己从事的研究不是"真理"本身的内容,而是有关"真理"的产生的政治历史(5),在福柯看来,"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6),从这样的思路出发,福柯强调知识领域内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知识的虚构性与非真实性。
这些思想构成了西方的后殖民批评的重要思想资源,并产生了明显影响。后殖民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他著名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的"绪论"中,以较长的篇幅谈到了葛兰西和福柯对自己思想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有意识地具体运用于西方传统的东方学研究领域,旨在揭示西方学术界对东方的文化暴力与霸权,以及西方对东方社会的压制、想象与歪曲。他认为:"西方和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7),他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样一句话来描述东方人的处境:"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8),而在西方人来表述东方的这样一个学术领域,萨义德认为,"政治帝国主义控制着整个研究领域,控制着人们的想象,控制着学术研究的机构"(9),"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10),东方学领域"充斥着欧洲优越性的陈词滥调,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将东方视为某种理想的、不变的抽象存在的教条观念",因而东方学有两个特点"一是扭曲,一是不准确"(11),所以在萨义德看来,标准化和文化类型化加剧了十九世纪学术研究和公众想象中"妖魔化东方"的倾向,在二十世纪当然更是如此,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的知识体系是不存在的。
这些观点近年来在中国获得强有力的回响,涉及许多重要学术领域和重大理论问题,包括西方人在国际汉学研究以及在文学艺术和大众传播媒介中"妖魔化中国"的问题,作为鲁迅文学创作自觉理性基础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否充满谬误的问题,近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的输入究竟是"窃火者"还是"文学殖民"的问题,这不仅有知识的客观性与公正性问题,也有政治和学术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新世纪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的问题,既令人深思,也有不少理论逻辑的混乱扭结。是否果真存在着"妖魔化中国"呢?由于文学研究前沿领域各学科的相互交叉,文学理论领域的后殖民研究已经和比较文学领域的形象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的胶着状态,中国形象的异文化表述已经成为学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因此本文拟从中国形象入手,对照中国的自我表述,进而通过他者反观自身,反思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接受状况,这是一个极富学术意义与现实针对性的课题,希望能引发更具学术深度的思考。
在论述西方人所描绘的中国形象时,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西方如同东方一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从空间范围来看,从欧洲诸国远及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从时间范围来看,从古希腊罗马经中世纪至今,从语种来看,涵盖英、法、德、俄等多种语言,因而不宜把西方复杂多样的文化传统简单化。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到底哪些是强权体制下的歪曲与附加,哪些是合乎客观事实的知识,我们还需要借助中国人自己的表述来仔细地加以区分。
简要地讲,西方人并非一概贬斥中国,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历史上,西方对中国曾经有过充满美好礼赞的时期。
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是,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于十三世纪来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在中国为官和游历17年,回国后出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根据该书记载,元代中西交通频繁,各种人士往来很多,世界各国皆希望通与高贵的元帝国的贵族联姻来修好政治关系,那时候亚洲北极地区的商品和贸易主要都是运往中国的。书中描绘了中国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雄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对我国古代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举世闻名的发明,用"黑色石头"(煤)做燃料等,均有不少的记载。书中把中国描写得黄金遍地,美女如云,绫罗绸缎应有尽有,简直就像天堂一样。这部游记传达出的中国人是一个高度文明、和平而繁荣的民族。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的人都无限神往。这本书问世后在欧洲广泛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与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
马可·波罗的书并不为其同时代的欧洲人所相信,同时代的人称他为说谎者。因为在当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欧洲,人们根本无法相信在东方有如此的高度文明,他们把《游记》中的许多叙述看作无稽之谈,诸如拿黑色石头(煤)当燃料;整个原南宋地区共有1200多个城镇等。实际上,马可·波罗时代的欧洲人判断失误,正如清末的中国人对欧洲没有正确的理解一样,纯属愚昧落后所致。
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亲中国浪潮",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念诵道:"圣人孔子,请为我们祈祷",伏尔泰满怀激情地赞颂中国人,莱布尼兹则建议西方君主都应该向中国学习,请中国的文人来,并派西方的文人去那里,以便发现普遍真理。欧洲人对中国怀有同样的信念:
存在着一种由人自己管理自己和由理性来管理人的模式。没有宗教,没有教会: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这个模式只要照搬就可以了。它的盛誉传遍欧洲。伏尔泰肯定地说:中国君王的身边都是文人,在人民苛求的目光注视下,文人的意见,甚至是责备的意见他都认真地听取。人们曾把这种热情编成两句韵文:
沃修斯带来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书里把这个国家说得奇妙无比。
……
重农主义者吹捧中国的专制制度,魁奈发现他自己的体系与中国的天地和谐,突出农业,国家负责组织的概念完全相同。
启蒙时代的人对欧洲的一切都重新评价,但对中国社会却全盘肯定。(12)
耶稣会士、启蒙主义哲学家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乐园,中国的开明帝王,宗教宽容的政策,孔夫子的睿智,都使当时的西方人自愧弗如,这是一个强大、繁荣和高度文明的中国。西方人是否受骗了呢?
毫无疑问,任何解释都只能是主体的解释,纯粹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这些描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想象、美化和失实的地方,和当时历史上真正的中国已经有了距离,从"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中国并不存在什么"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全盘否定知识的客观性,实际上,这些描述和当时中国的繁荣富强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在漫长的古代史上,在与周边邻国的交往中,辽阔的疆域,丰饶的物产,发达的文明,都使中国人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有一种"天朝上国"、"八方来朝"的感觉,所谓"华夏与夷狄"之分,以及"中国"的命名,都突出地传达出这种优越感,中国意即"中央之国",其余皆是边缘,现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有一个栏目,中文叫"中华艺苑",英文为"centre stage",直译为"中央舞台",就是沿用了这个意思。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多次提到唐僧取经途中所到之处,一提到来自"东土大唐",令异域国王顿生敬意。王维在《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写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是大唐帝国鼎盛时期的气象。而元代开国君主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蒙古骑兵的铁蹄踏至多瑙河流域,建立起跨越欧亚的庞大帝国,也使中国声威远播。
不仅如此,在彼时彼地的东亚邻国的眼里,中国的形象也是美好的。日本大约是世界上最早派遣留学生的国家之一,古代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致后来宋、元、明、清历代更迭,都无法改变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崇敬、羡慕的心理。历史上的许多日本乃至朝鲜的文人都能写漂亮的汉文诗,甚至也像中国一样写"诗话",这些事实本身表明,在当时的中国的自我表述和异文化表述中,中国形象是一致的,也是美好的。
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文化体制不同,多元化始终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使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思想界也存在着为数不多但截然相反的观点。贝克莱认为孔子的思想只不过是些简单化的教条,笛福抨击了这个"竟敢声称可以自给自足,而把勇敢的英国商人视为不受欢迎的蛮夷"的中华民族,耶稣会士富凯批评了他的同事撰写的颂扬中国的文章,孟德斯鸠始终反对当时欧洲的亲中国浪潮,并说"我从来都说中国人不象《耶稣会士书简集》里所说的那样诚实"。(13)伴随着中国国势的逐渐衰颓和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逐渐征服,这类观点在整个西方世界变得越来越有影响。以男人蓄辫、女人缠足和残酷的刑罚为特征的近代中国(这也是早期的好莱坞电影中描绘中国时反复出现的意象),在世界上的总体形象,就是老弱、保守、愚昧、落后,以至出现了"支那"这样一个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词汇作称呼中国,在日本便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荷兰字典《标准范罗德字典》在解释"支那"时这样写道:"支那,即愚蠢的中国人,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西方其它字典对"支那"一词的解释也大同小异(14)。
如果说,由于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和往来的不便,使西方对中国的记载稀少和含混外,那么,由于近代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和中西之间往来的日益频繁,以及作为学术体制化的国际汉学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东亚大陆的中国变得不再遥远,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也变得逐渐清晰。大致说来,这个时期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丑陋和负面的。
这个时期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中最突出是专制和停滞。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他又写道:"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那里笼罩着不安全与恐怖。它的统治只有靠大棒才能维持",还要依靠因袭旧套,"礼是老百姓服从安静"(15)。黑格尔在1822年写道: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的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16)
西方人敏锐地观察到,专制和停滞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许多方面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875年7月6日的《纽约时报》在题为《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中写道:
在大清国,士,或称知识分子,……他们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阅读的经典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清国男人们的心智的发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时代的水平。……知识的缺陷使他们难以理解近年来侵入他们领土的那些外国人,洋人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不可思议的。(17)
这其实也就是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浦(Authur H Smith)撰写的《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论述中国人国民性格中的心智混乱、麻木不仁、因循守旧等。明恩浦曾在中国乡村生活长达20年,直接的经验观察、诚实和客观的态度,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使此书成为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国国民性格的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该书在赞扬中国人节俭、勤劳等优点同时,也论述了中国人许多民族弱点,包括缺乏公共精神、同情心的缺乏、漠视时间、言而无信等。此书不仅影响了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中国观,甚至对中国的现代国民性反思思潮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一些观点今天已经不仅是西方,而且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普遍接受的观点。
赛珍珠小说以及改编成的电影《大地》、《中国的天空》、《龙种》等小说中,中国是一个贫穷闭塞、愚昧落后、盗匪猖獗、充满灾荒与战乱的国家,中国人都是坚忍不拔、勤劳憨厚的农民,这其实正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真实写照。马文·马特力克(Marvin Mudrick)在论述中国古典小说时,认为谋杀、自杀、处决和严刑逼供几乎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家常便饭,慨叹"中国酷刑"之可怕,斥责中国将领乱军中竟然舍太太逃命而毫无忏悔意识,缺乏高贵情操,男女之间眉来眼去不是做成浪漫史的材料,而是祸水的根源(18),这些都是中肯而发人深思的。
事实上,中国社会的一批先知先觉者,他们比西方人更了解中国,也更热爱中国,"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因而他们对中国历史与现状批判的激烈程度,甚至远在西方人之上。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扼要地描述了当时中国的现状:
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
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19)
梁启超由此提出了一个后来影响深远的思想--"新民"即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并以文学作为新民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著名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以小说改良为发端,以改造国民性为途径,全面提出了他改造中国的主张,包括"欲新道德","欲新宗教","欲新政治","欲新风俗","欲新学艺","乃至于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20)。梁启超的这些影响是深刻的,在青年毛泽东所组织的长沙"新民学社"那里,依然有梁启超思想的影子在闪动。
作为五四新文化思潮的主要代表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新青年》、《我之爱国主义》等文中,多次痛心疾首地谈到中国国民性的种种问题:
债权无效,游惰无惩……官吏苛求,上下无信……
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
公共卫生,国无定制;痰唾无禁,粪秽载途。沐浴不勤,恶臭视西人所蓄犬马加甚;厨灶不治,远不若欧美厕所之清洁。试立通衢,观彼行众,衣冠整洁者,百不获一,触目皆囚首垢面,污秽逼人……(21)
闻一多在著名的诗歌《死水》中,以"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来作为象征中国的意象。潘光旦研究生物学与遗传学,毕生探索中华民族的强种优生之道,致力于改善民族素质。鲁迅多次写到中国人看客式的冷漠、麻木和愚昧,在为俄译本《阿Q正传》写的"序"中,鲁迅表示要通过阿Q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22)这些深刻的探索与尖锐的批判凝聚着中华民族伟大先驱者智慧的光芒,响彻着他们前进的脚步声。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与国民性格的观察,中西之间的表述基本一致,正如《白雪公主》里那面不讨人喜欢的魔镜一样,你可以勃然大怒,可以摔碎它,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真的,这的确是反映中国现实与历史的一面真实的镜子。王富仁在论述鲁迅的创作时指出: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外力的压迫下结束了自己的封闭状态而介入了广泛的世界联系,它所暴露出的中国的落后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整个社会的。经济上的贫穷落后、政治上的封建专制、思想上的愚昧保守是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三个最现实的根本问题。中华民族为结束自己的这种落后状态所作的所有努力有其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巨人,对中国国民性改造的思想追求形成了他思想和创作的最明确的理性基础。(23)
这些情况,直到今天,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中国的现实之中,在八十年代的知青作家朱晓坪的小说《桑树坪纪事》中,在王蒙的小说《冬天的话题》、《高原的风》、《风筝飘带》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思想的延续与深化。因而这决不仅仅是鲁迅,也是近百年中国思想界苦苦求索的一个重要主题。
愚蠢的偏见和恶意的歪曲当然是有的,但这不是西方人描绘中国形象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体,并且其中一些在西方也受到严厉的批评。乔治·安森(George Anson)的《世界旅行记》中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混乱不堪,中国的书写文字根本就不存在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一书中正确地指出,由于安森本人只是一个海军军官,并且在未经中方许可的情况下在广州强行抛锚,因而他和中国人之间相互抱有强烈敌意,安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家,他所说的话十足地荒诞无稽。虚幻、荒诞和真实混杂在这部作品里。"(24)早期美籍华人在美国受到的种种迫害及不公正待遇,在美国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移民的书籍中也得到了真实的叙述和描写(25),笼统地斥为"妖魔化中国"是没有理由的。
尽管我国翻译的后殖民理论的著述迟至1999年才先后出版,这主要是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当年1月出版,罗钢、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同年4月出版,5月萨义德的《东方学》中译本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但是自九十年代初以来,后殖民批评却蔚为大观,风行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界。其实迄今为止,我们对后殖民批评的了解是比较有限的。就艺术领域来说,后殖民主义广泛涵盖文学、电影、建筑等各艺术门类,对这些我们知之甚少。就后殖民理论批评本身而言,它具有复杂和多方面的内容,它广泛涉及文化与帝国主义、殖民话语与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再现、第三世界的文化抵抗、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身份,以及种族、阶级、性别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后殖民理论批评本身的方法也可以划分为结构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等等"(26)。
在后殖民理论批评的诸多代表人物中,我们所熟悉的不过霍米·巴巴(Homi Bhabha),弗郎兹·法农(Frantz Fanon),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萨义德(Edward Said)等数人(27),就在这有限的几个人中,除了萨义德的《东方学》有中译本外,其余仅有零星的论文译成中文。这样误读、扭曲甚至附加就在所难免,如詹姆逊(Fredic Jameson),其实很难归入后殖民批评谱系,但是在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一书中却名列榜首。就东方学本身来说,我们的后殖民批评者的主要知识都是来自姗姗来迟的中译本即萨义德的《东方学》,这乃是一本抨击西方东方学领域的著作,而对于东方学本身的产生、历史沿革和当今发展动态,其实并不了解。中国的后殖民批评有二多二少,介绍性质的多,生搬硬套的更多,理论上的独创性少,真正具有说服力的更少。这使我国的后殖民批评从一开始就带有理论上的先天贫血,而是更多地和我们固有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挂上了钩。
后殖民批评在中国闪亮登场,产生较大影响,是在《读书》杂志于1993年第9期以显著位置刊发张宽、钱俊和潘少梅三人介绍萨义德的《东方学》及其新著《文化与帝国主义》之后。稍后,《钟山》杂志于1994年第1期发表了陈晓明、张颐武、戴锦华和朱伟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其后《文艺报》等处也陆续刊载了大量的论述,后殖民批评开始在中国大陆掀起强劲冲击波,这种冲击波一浪高过一浪。从一开始进入中国,这种理论思潮就带上了强烈的本土化特征,我们把它高度简化为一个概念,即"文化霸权",随之而来的是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隐藏其中的则是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建构就是"中华性"论、"改弦更张"论、"失语症"论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论,在逻辑上环环相扣,组成了我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逻辑链条。如果说,《读书》、《钟山》等杂志主要是对萨义德等人的思想的介绍和对"东方主义"的批判,那么这些观点则是正面阐述了我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主张。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的,西方他者的规范成为中国定义自身的根据,中国的"他者化"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中国的现代化显示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现在应当力图跨出"他者化",放弃西方式的发展梦想,悉心关切民族文化特性和独特的文明的延展和转化,作者把这种趋势概括为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转变,并认为这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状况所发生的极其引人注目的转变(28)。
季羡林对近现代以来中国的中国文艺理论与文化的发展状况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大声疾呼"世界文明,东西方文化要互补,我们不是不借鉴,但是,我想,中国的文艺理论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须改弦更张。……改弦更张不是修修补补的问题。……如何改弦更张?首先必须对西方文论彻底检查一番,以决定取舍,不能奴隶般地当应声虫。中国的文艺理论,无论是整理旧的,还是创造新的,绝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东方的思维,东方的文化应大放异彩,不能作西方的奴隶,而要作自己的主人"(29)。
曹顺庆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把当前文论研究中最突出和最严峻的问题概括为"文论失语症",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30)。当务之急是要接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曹顺庆鲜明地提出了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理论主张,并陆续撰文系统地阐述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方法与途径,包括对话语核心概念、范畴的清理,对文化架构的清理,对话语表述方式、言说特征的清理,然后在与西方文论话语对话中使之凸现、复苏与更新,再将初步复苏的中国文论话语放到中外文学批评实践中加以检验,在实践操作中对传统话语进行改造与更新等(31)。
总体来说,我国的一些文学研究者沿袭了僵硬的东西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从知识领域的权力关系入手,猛烈抨击西方文化霸权,不加任何具体分析,笼统地斥责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在社会思想领域和文化上进行"西化"渗透,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后面是"传教士们陈旧而又高傲的面孔"(32)进而质疑西方的价值标准和现代化模式,发展到否定近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斥为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表现在作为文学研究核心的理论话语领域,就是力图通过排斥和清除西方话语,从中国固有传统重新建构一套本土话语体系,反抗西方话语霸权,从而实现在中外文学交流中话语权利的争夺。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和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弘扬形成呼应之势,文学研究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的讲台,并且由于占领了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制高点而大行其道,这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表现得极为充分。从更广阔的背景看,这是九十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反映了它的主流走向,其实质也就是直截了当地反西方文化,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西方思潮,这种以文化孤立主义形式出现的"反西方主义"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不安和新闻传播媒介的广泛关注(33)。
后殖民批评属于广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实质上乃是一种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中国文学批评具有强调"美刺"、"教化"的古老传统,现代又有"文艺为政治服务"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模式,因而这两种批评模式在政治话语的内在本质上具有某种亲和性。这使我们很容易进入"文艺为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后冷战思维模式,这使我国的后殖民批评能够将来自官方的主旋律和来自民间的理论探索找到了共同点,同时它的反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我们使倍感熟悉和亲切,契合了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人的反抗心理,能够酣畅地宣泄我们的屈辱心理,因而在中国迅速形成蔓延之势。罗志田认为:
近代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呈乱象,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潜流,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条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34)
其实还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积贫积弱而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民族主义思潮始终强劲,不管我们曾经打出过多少主义或思潮的旗号,它都一直是潜藏在背后的中国思想界主潮,并往往发展为义和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盲目排外的思潮。近百年中国的民族主义通常以西化和传统两种不同的方式出现,但是人们"往往难以真正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 而激烈反传统甚至追求’西化’的民族主义心态"(35),因而西化派在意识形态话语上往往居于劣势,而"从历史的光荣中寻找文化认同的基础,是世界民族主义的通例" (36)因而主张回归中国古典传统的国粹派或者说是民族化倾向在更多的时候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制高点,因为他们更多地喜欢缅怀祖先的光荣传统,在文学研究领域同样如此。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倾向日益强烈,加之后冷战思维模式的延续,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上的西化派由于非学术原因而全盘崩溃,一度在八十年代受到压抑的民族化倾向便迅速抬头,所以当后殖民理论进入中国的时候,具有丰厚土壤的民族化倾向找到了来自西方的学理依据,便迅速繁荣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以马克思和列宁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却否认民族文化概念,以阶级文化取而代之,而我们的弘扬民族文化论者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我国后殖民批评的基本弱点在于,它是情绪型的而不是理智型的,使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扬眉吐气地揭露西方的帝国主义文化暴力,宣泄我们胸中郁塞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从一开始就延续了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侵略与反侵略、霸权与反霸权的一整套我们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陈旧思维定势,把国际文化交流定位为意识形态领域水火不容的斗争,这和极左思潮肆虐时期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有着惊人的相似。它把现代性与所谓"中华性"相对立,全盘否定来自西方的东西,用知识领域的权力概念彻底取代了客观真理性内容,一切都成为中西之争,也就是真理与权力之争,这是我国后殖民批评在理论上无法克服的痼疾,因为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彻底取消知识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从我国一些后殖民批评所乐于引证的"中国形象"的辨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完全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认为真理只不过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就会发展到把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统统视为"思想理论战线"与"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断地展开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夺权"活动,"“”"结束的时间不算太长,殷鉴尚且不远,难道我们就对此种思维的荒谬性就毫无警觉与意识吗?如果说,阶级文化论被推到极端(只承认阶级性而否认超阶级的共同性)之后出现了许多偏执与谬误的话,那么,二十余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后殖民批评把族群推到极端,一切以国家或民族(nation)划线,简单地以非中即西的民族文化身份来作为泾渭分明的分水岭,而否认每一国家或民族中均含有超越东西方的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东西(如时下被极力贬斥的来自西方的"现代性"与"西方文论话语"),那就更是荒.唐了。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理论旅行"开始关注,特别是西方文论到中国的"理论旅行"中所带有的权力色彩更是成为我们理论的聚焦点,但是我们同时还更应该关注一种理论到另一国旅行中所产生的变异,即该理论的延伸、附加与扭曲。正如马克思主义可以俄国化一样,后殖民批评本质上并非倡导东西之间互不相容的僵硬对立和相互对抗,而是西方知识话语内部的一次自我批判与重新清理,但是到中国旅行的结果,也带上了浓重的中国化色彩,质言之,这种来自西方的理论在我们这里已经成为反西方和自我表扬(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利器,它已经完全变味了,这大约是西方后殖民批评的始作俑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1)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上册,第44-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第35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第241-2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5)《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第43页,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福柯《疯癫与文明》,"前言",第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7)(8)(9)(10)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8页,第28页,第18页,第10页,第1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2)(13)(15)(16)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30-31页,第32页,第32页,扉页,北京三联书店1993。
(14)http://home.zsu.edu.cn/pyramid/special/history/03.HTM
(17)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第9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8)黄维樑、曹顺庆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第2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9)(20)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207-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1)吴晓明编选《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第17页,第35页,第4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22)《鲁迅全集》第七卷,第81-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3)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195-19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4)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第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5)James A. Banks,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Ethnic Studies(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 1991),p.411-412.
(26)参阅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第51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27)在"Post Colonialism: New Mailing List"中,后殖民理论批评的代表人物包括Homi Bhabha, Partha Chatterjee, Amilcar Cabral, Frantz Fanon, Ranajit Guha,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Edward Said, Trinh T. Minha, Ngugi wa Thiong’o, Abdul Jan Mohamed等,其中多数人我们不熟悉
(28)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29)参阅《文艺理论建设要改弦更张--季羡林教授访谈录》,《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期。
(30)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31)曹顺庆有关论述尚多且较为系统,择其要者有《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载《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32)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2期。
(33)参阅赵稀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
(34)(35)(36)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页,第2页,第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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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体育文化作为一种隐性文化,长久以来处于人们的视野之外。伴随着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女性逐渐摆脱了男尊女卑、男强女弱和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身份、获得了和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和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女性体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女性体育文化也逐渐浮出历史地表,经历了从古代的原始蒙昧、封闭异化、社会觉醒,到自我解放的文化嬗变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女性体育文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试从后殖民主义出发,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女性体育文化的崛起进行重构。女性体育文化经历了从“他者”身份到“自我”身份的转变历程,与男性体育文化形成共存的局面,并指出女性体育文化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女性体育文化;后殖民主义;自我;他者
女性体育文化是女性在社会生活和体育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女性特有的文化,是通过有形的身体形态、动作技能、运动器材、物质以及无形的与社会属性有关的意志、观念、时代精神反映出来的关于女性体育活动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总和[1]。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后殖民主义是相对于殖民主义而言的思想。殖民主义主要是针对经济、政治、军事和国家主权上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后殖民主义则是强调对文化、知识、语言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2]。后殖民主义的核心在于文化弱势方在文化优势方设定的条件下,通过积极地参与不断获得同意和认同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并非是通过统治阶级或文化主导方自上而下的操控获得的。后殖民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是一种非暴力形式,是通过人的意识形态、自我不断更正和构建自己,从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随着历史、环境、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不断进行自我演变而存在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体育文化也是如此。在奥林匹克成熟前,体育运动一向都是把女性置之于外。体育只是存在于男性之间一场运动,这是一场关乎于力量和勇气的较量。女性更多的是扮演着男性的“猎物”―性的象征。以至于到后来,在凯特?米里特的《性政治》里面就向男权文化进行了批判,认为男性文学史就是男人肆意压制、歪曲和贬损女性的历史[3]。这在体育文化历史表现更为明显。女性体育文化问题归根到底是女性的存在形态问题[4]。女性体育文化的劣势地位使地女性体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质变,这种质变正是由“他者”身份的否定开始的。任何一种文化在自身受到忽略,就会出现文化执行者的反击。女性在体育的弱势地位让女性产生了怀疑,她们到底是什么,应该干什么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挑战世俗眼光和观念的束缚的现象正是女性构建自我体育文化思想上的进步,是后来女性积极参与体育文化的建设的基石。
纵观历史脉络,不难看出,女性文化的地位是处在文化圈层的最外层,甚至是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传统儒家思想以及宋明理学强调“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妇德”等思想,这对中国女性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9世纪末,有甚者所谓的‘科学证据’指出女性在机体成分、身体构造和功能方面都不如男性,运动易损伤她们的身体。竞技体育是在糟蹋少女的容貌、削减她的魅力、损害受孕能力[5]。这种偏见认为体育是针对男性量身设计的游戏。后殖民主义理论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其深刻阐释了文化抵抗的基本原则―广泛的人文主义,即“构建不同文化的共同生存的领域,而不是一个战场[6]。”
后殖民主义恰恰在于呼吁两者的和谐共存,并非一枝独秀的场面。20世纪以来,妇女一直在向那些限制她们身心自由的陈词滥调、陋规恶习挑战,积极地投身到竞技体育中,以消解男性在体育领域的霸主地位。比如在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一名叫梅尔波尼的年轻女子向男子参与体育的特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在没有得到任何许可的情况下,她闯入了马拉松比赛场地,要求报名参赛,并仍然坚持跑完了比赛全程 。又如体育女权的先锋―比莉?吉恩?金[7],1973年,比莉公开与前网球职业男选手伯比?瑞格进行了一场“性别大战”,最终比莉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了胜利。
4.“自我”身份的构建―女性体育文化的崛起
体育以其竞争的方式,呼唤着人们投入到这一神圣、崇高、无比壮观的运动中去,呼唤着人们表达自己久欲表达但又不易表达的那种“征服”欲望[8]。这种征服不仅是对对手的征服,更是作为一种征服传统偏见,表达“自我”身份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化,女性不在简单地满足于吃、穿、住、行和固化在传统观念的主妇形象里。寻找自我、体现自我的价值以及自我身份的追求使得更多的女性走上了体育历史舞台。女性体育文化的构建还起决于社会大众对其接受度及社会组织的支持度。女性体育文化入侵社会大众的意识形态,并且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来达到目的。2000年1月,中国奥委会正式将“积极推动和发展妇女体育”列入中国奥委会章程,赋予妇女参与体育的权利的法律依据。妇联和工会的宣传使女性体育文化深入到大众的意识。2012年4月10日在阿联酋召开的妇女体育国际会议[9]和2014年7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10]提出体育能使女性变得更好。女性在构建“自我”身份的同时,也意味着男权体育霸主的地位在逐步得到控制甚至消减。这种消减并不是永无止境的,而是在女性体育与男性体育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正如后殖民主义所说―两者的和谐共存。
女性体育文化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这种演变体现了文化的自身优化和社会的进步。女性体育文化不再受到人们的忽略,渐渐地拜托了隐形文化的身份。女性体育文化更是与男性体育文化站在同一平面上,这种体育两极的平衡正是符合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人文主义观点,即两者在同一领域的和谐共存。当然,女性“自我”身份的构建得益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外界力量的推动。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体育文化的发展还需更多的人去关注它,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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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毛姑娘》是作家丁玲为“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女性们写就的一首悲歌、一篇祭文。阿毛姑娘年轻生命的陨灭显然是又一出“沉默的他者”的悲剧,她是底层人民,是普通农妇,偶然间觉醒了自我,于是挣扎、抗争,但最终还是被铁屋子般的封建男权社会吞噬了。在她身上有最原始的女性意识的萌芽和最决绝的叛逆。
关键词:丁玲 《阿毛姑娘》 女性意识 女性主义
《阿毛姑娘》是丁玲于1928年刊发在《小说月报》上的一篇小说,描绘了一个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姑娘面对外界诱惑而心理失衡最后自杀而亡的故事。主人公阿毛是一个无知无识的乡下女子,是底层人民,似乎并不属于“惊世骇俗”的莎菲们一类,所以一直以来被评论者轻视、忽略,不够重视,甚至曲解。冯雪峰就认为她是一个向往“资产阶级颓废享乐生活”的“贫农的女儿”。可事实真是如此吗?阿毛并没有那么简单。
从女性主义批评来看,尽管性别批评面对的是整个文学世界,但女性的共同经验使性别批评格外关注同性的作品,尤其是那些表现女性意识,女性世界的作品。阿毛姑娘是一个反常规人物。她的思想超越了同阶级那些无欲无求的普通农妇。作为一个社会底层女性的角色,她的有意识、有思想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从“沉默”到“苏醒”再到最后的“反抗”,这是她由无知后觉醒再到无路可走、不得不自杀的一整个心路历程,更是她作为一个反常规人物的变化体现。一名女性的无奈和悲哀,在丁玲笔下,完完全全渗透在阿毛姑娘这一反常规形象之中。即使不像丁玲笔下其他女性角色那样“醒目”,但在不醒目中却展现了这样一个倔强叛逆的孤独灵魂。
十六岁阿毛的出嫁——小说一开始便到了阿毛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点。幼年失母的阿毛自小长养在荒僻贫穷的山谷里,只和老父相伴,环境的闭塞和缺乏母亲的生活示范,使阿毛无知到极点,竟至于在这个“非常的日子”里,“她实在不能了解这嫁人的意义”,只是因为父亲等长辈们都说这嫁是应该的,便“想来总没有错”,接受了。这是多么讽刺啊,一个女人,连出嫁是怎么回事还不清楚,要嫁给谁都不知道。这关乎自己一生的大事,却连问都问不得。几千年来匍匐在男权脚下的中国女性就这样成了沉默的“他者”。
在中国宗法制父权社会中,男性是占据主体、自我地位的,是完整绝对的象征体。阿毛在完全不自知的情况下由父亲的家走向了丈夫的家。在当时社会这一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完完全全反映了女性这一性别中的弱者形象的无助与卑微。尽管在现代社会,女性的“从父”“从夫”的思想并未完全消失殆尽,作为一名女性却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体是多么可悲。
接着,可以说是本来毫无欲念的无知少女阿毛在男性的启蒙下,突然苏醒了作为女人的情感需求,逐渐萌发了对异性的爱。加上在夫家生活清闲,阿毛似乎过得快乐自在。可是阿毛在夫家里,自然仍然只是一个附属物,她没有自己说话的权利,只能“服于人”,是“事人者”。她没有经济来源自然也没有经济权,她虽然劳作,却不是家庭财产的拥有者更不要提支配者了。
阿毛姑娘并非一开始就有思想、有意识。一次偶然的入城让她彻彻底底地转变了思想。
杭州城跟阿毛生活十六年的乡下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拥挤的人群、繁华的街市,一个则是“恬静、自由的仙谷”。进城的一切都是那样热闹新鲜,回去后不禁为自己的枯燥生活感到悲伤。逐渐地,她开始不断幻想向往那种精致富足的物质生活。就这样,阿毛从一个终日只知道勤着做事的“单纯的孩子”,变成了对“物质有了许多希求的“好思虑的少女”,她渴望自己变成那些城里女人一样,有漂亮的衣服穿,有优雅的爱情,变得像她们一样尊贵。于是阿毛堕入无尽的悲伤之中,每天苦苦思索不讲一句话,婆婆丈夫父亲无一人知道原因,请来的大夫也手足无措。
不少批评者将阿毛悲剧的原因归结为她作为女人的“虚荣心”。可从心理学上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得知,人只有先满足了物质上的需求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情感需求,这是人类的本性。阿毛的期望、欲望是完全正当的。尤其把她放在几千年来有生命、无历史、始终缄默的背景下来看,就更加体现了一个乡下女子自我生命意识萌发的可贵。在中国以男权为中心的宗法制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女性没有社会角色,甚至连名字也没有,若想得到社会认同,唯有“夫荣妻贵,母凭子贵”;不但如此,作为女人,处处受限,家庭中的三从四德使女人完全没有自我意识,只知敬顺服从。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懵懂无知的阿毛因进城,复苏了本能欲求,实现了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是难能可贵的。
从阶级上看,丁玲在文中写道,阿毛“在她那种阶级中,已是一个勇敢的英雄”,她的所思所想早已超越了同阶级的其他人。阿毛对于爱的理解虽然只是源于直觉,却与只是女性莎菲的主张有相似之处。莎菲对于灵与肉和谐的主张,实际上是对“男权社会女性仅仅是性别符号的反叛”,莎菲要在人的意义上追求女性的生存价值。虽然阿毛的女性意识还很朦胧,但在当时社会对于同阶级无欲无求只懂得安闲度日的女性来说已然是不小的进步。
意识到周围没有能理解的人之后,阿毛将自己的欲望和幻梦寄托在男性和婚姻的“二次投胎”上,她未能完全摆脱社会对女性的束缚,这也是由那个时代阶级社会的本质特点所决定。
阿毛想去跟着黑高个教授进城里当模特,教授的出现让天真的阿毛以为这是来解救她的,这是她脱离这个无欲无求困境的机会。她叫着:“我要去的!我要去的!为什么不准我去?”结果是被阿婆一掌打在地下,被小二打,被公公骂。“所有的人故意给她看一些轻视的眼色。”可是“阿毛哭也不哭,好像很快乐的挨着打。”年轻的阿毛怎么明白嫁了人就必须严守夫妇之道。女人所有的生存空间只能局限于“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的家庭秩序呢?在封建伦理道德中,当模特更被认为是有损名节,触犯了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大忌。婆婆压迫儿媳实际是压迫女性的父权制度的延续,人人被压迫,又各有压迫别人的希望,这才是中国社会女人之所以在此最残酷的命运轮回中万劫不复的原因。
可是,美好的幻梦终将逝去。阿毛羡慕的美姑娘死了,阿毛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她开始思索关于生命的结局——死亡这一更深奥的哲学问题。“宇宙间真真到底有个什么?什么也没有!到头来,终得死去!无论你再苦痛也好,再幸福也好。”年轻的阿毛就这样一步步地走上了结束自己生命的道路。原来生活的不幸各不相同,纯粹绝对的幸福根本不存在。这是多么令人悲哀。失去“理想”这是阿毛自己最不愿意的;死去,既然“根本无所谓幸福”,又早晚都要死去,何不早些结束生命。就这样,“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阿毛放弃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当阿毛哑声地嘶喊着,又怪声地笑起来,在垫被下抓出一大把火柴杆抛出:“是的,我吃了!我吃了!我现在就死!我现在就会死!”最终,阿毛用嘶喊的声音极端的方式将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最后一点眷念也丢却了。可以认为这是阿毛在反抗,在抗争,在用生命对抗。
从女性长久的沉默到女性意识的自我苏醒再到女性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存在而最终走向抗争,“沉默—苏醒—反抗”这一女性成长三部曲在丁玲的《阿毛姑娘》上得到完整地体现。阿毛从一名完全失声的沉默者成长为一个用生命捍卫自由、尊重、爱情的独立高贵的生命个体。虽然选择了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反抗挣扎,她作为一名普通农妇,这是她唯一能做主的选择,也是她对宗法社会做出的最后一次、最为激愤、最令人震惊、也最有反抗意识的抗争。可以说阿毛是比莎菲女士更决绝的“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灵魂的倔强挣扎”的叛逆者,也是在同一时代同阶级女性中难能可贵地具有反抗精神和女性主体性意识的独立高贵的个体。
在丁玲女性小说的众多人物中,阿毛并不是最出彩最成功的女性角色,但是她由无知觉醒再到无路可走、不得不自杀的痛苦万分的心路历程却极其形象地反映出作为一名女性的无奈和悲哀。丁玲的大胆和敏锐也让阿毛姑娘突破了当时的种种局限走进人们的生活,震撼读者心灵,《阿毛姑娘》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的解放寻求了出路,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敢于冲击传统旧社会、敢于抗争不公的命运,做自己命运的叛逆者,也做历史的、时代的叛逆者。
[1]庄钟庆,等.《丁玲创作独特性面面观》[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2]丁玲.《丁玲自述》[M].河南:大象出版社,2006,5;
[3]陈慧芬,马元曦 《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郑克鲁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丁玲,《阿毛姑娘: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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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冰心是中国女性翻译者的代表之一,除了在文学创作上表现突出,在文学翻译上也成绩斐然。她对于翻译有着个人独特的理解,译作中不仅女性意识明显,更显现了她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泰戈尔的《园丁集》的译文中,冰心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更是让人有所体会。本文将摘选部分诗文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浅析。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冰心;泰戈尔;翻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女性的地位得到了逐步的提高。在翻译中融入女性主义思想,这打破了传统的翻译思想对翻译事业发展的约束,同时我们能够在女翻译者所翻译的作品感受到女性主义的情感。冰心除了在文学创作上表现突出之外,文学翻译上的成绩也是非常出色的,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作为一名女性翻译者,冰心的翻译作品无论是从选材还是创作都渗透着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强调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关系的追求和热爱,反对父权制价值观和人类中心价值观,倡导肯定女性价值观的男女平等,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文学翻译的生态性,除了不能让翻译作品破坏原作品的整体性和中心思想之外,还要保护翻译作品的和谐、完整和平衡发展。在冰心最初开始接触翻译的时候,欧美作品是很多翻译者所热衷选择的文学材料,但是冰心并没有跟随潮流去选择,在苏俄作品翻译繁盛的时候,冰心也没有盲目地去追随,而是选择了亚非地区的文学作品。如同生态系统,翻译就是一个整体系统,而翻译作品就是其中的子系统,如果只是发展其中一种文学作品,就不利于其他系统的发展,那么整个系统就无法得到平衡和谐发展。冰心在翻译材料的选择上没有追随主流而选择关注度相对较低的亚非国家的作品,就是让不同国家地区的作品翻译得到了平衡发展,这是整个翻译系统的一种动态平衡。当中冰心翻译泰戈尔的《园丁集》更是充分体现了冰心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泰戈尔的《园丁集》所表达的是有关人生和爱情的哲理诗集,当中富有对自然对人性的爱,用富有哲理的诗句去描述爱,也是诗人的青春时代对不同的爱的展现。虽然这作品的影响未及《飞鸟集》等诗集,但是冰心却选择了这部充满了哲学和爱意的作品去进行翻译,去变达自己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第17首诗中:The yellow birds sings in their tree and makes my heart dance with gladness.黄鸟在自己的树上歌唱,使我的心喜舞。
Her pair of pet lambs come to graze in the shade of our garden trees.她心爱的一对小羊,到我园树的荫下吃草。
Bees that have hived in our grove go to seek honey in theirs.在我们树里做窝的蜜蜂,飞到他们林中去采蜜。
翻译基本采用口语化的用词,简单、朴素却富有生活气息,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透过这些诗句我们能够看到一幅幅生活美好的情境,无论是人还是自然都相处得十分和谐的情境,自然生态给“我”带来了欢乐,“我”从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这是对生态自然的热爱、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43首诗中:No, my friends, I shall never leave my hearth and home, and retire into the forest solitude, if rings no merry laughter in its echoing shade and if the end of no saffron mantle flutters in the wind; if its silence is not deepened by soft whispers.
译文为:不,我的朋友,我将永不离开我的炉火与家庭,去退隐到深林里面;如果在林荫中没有欢笑的回响;如果没有郁金色的衣裙在风中飘扬;如果它的幽静不因有轻柔的微语而加深。
作为女性翻译者,冰心在翻译用词上更加善于从女性的角度出发、挖掘女性自身的特点。对于“mantle”这个词,“衣裙”较之“斗篷”看似有所篡改,实则更适合中国大多女性的生活实际、与中国文化的契合度更高、产生的美感更具想象力。“幽静”、“微语”也是女性心理特有细腻的展现,柔美之情跃然纸上。文字中透露出女性对于家庭的重视、对于自己家庭责任的担当,同时对于小女子的柔情和个人自由、快乐的解读也展露无遗。
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让我们重新看待翻译活动。冰心译作《园丁集》在选材上注重了维护语言和文化的整体协调,在翻译技巧上注重尊重译入语和译文的文化和社会接纳而采用适当的归化翻译法,在赞扬和肯定女性的同时更弘扬男女平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1] 曹雯雯. 从《园丁集》看冰心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2] 刘立香,吴建平. 冰心翻译语言特征研究[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3]林嘉新. 论文学翻译中的非文本因素――以《吉檀迦利》冰心译本为例[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4]邵珊珊. 冰心翻译思想与创作思想的融通[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4).
[5]沈园.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及对于翻译的影响[J].池州学院学报,2008(4)
[6]张丽红. 冰心的生态伦理翻译思想[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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