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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称《蒲安臣条约》,它是中美天津条约的修订,两国之间建立正式的友好关系,与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它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由于有了《蒲安臣条约》,美国而不是当时世界最强国英国成为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的首选。1872年,第一批中国幼童乘船前往美国,从此掀开了中国公派留美学习历史的第一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蒲安臣条约》签订的历史原因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蒲安臣条约》签订的历史原因探讨全文如下:
1868 年,蒲安臣作为清政府外交代表,与代表美国政府的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称《蒲安臣条约》。该条约的特殊之处在于,蒲安臣是已经离任的美国驻清朝公使,清朝政府大胆启用这位外国人担任清政府对外使团的领袖,是史无前例之举。另外,《蒲安臣条约》也成为在清政府晚期相对来说比较平等的条约。
《蒲安臣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两国公民可以自由移民,自由进行贸易往来。可以到彼此的政府公立学校留学,享受优惠待遇。中国政府有权在美国港口派驻领事,享有类似英俄两国驻美领事的特权。两国可以到对方国家设立学校。两国政府尊重各自侨民的宗教信仰,两国公民在对方境内不能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视甚至迫害。美国政府无权也无意干涉中国国内事务,中国政府有权建设自己的铁路和电报设施,并且可以寻求来自美国的工程指导,聘用美国工程师进行建设。
互惠互利、各取所需是两国交往的基本原则,而宏观的经济、政治背景以及与之联系的国家利益促成了该条约的签成。加之蒲安臣本人遵从的政治思想与条约的精神有相同之处,条约更是得以顺利签成。该条约对于移民、留学交流和宗教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美国独立之后,利用自身的资源发展经济,到了 19 世纪北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引发了着名的南北战争,北方先进生产力的胜利保障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来自本国国土的白人和南方解放了的黑人奴隶,除此之外,还包括不断涌入美国的国外移民。美国大陆地广人稀,工业化和机械化进程中,各个工业部门如果进一步扩张规模,必然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美国在 19 世纪上半期对国外自由移民的态度是宽容的。美国国土广袤,地形复杂,河流众多,运输原材料的问题亟待解决,因此随着工业和农业发展,从工业革命直到 19 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致力于修建运河、铁路和公路,连接各州,方便贸易往来和人力流动。
一旦新的积累财富的地区,比如修建铁路的地区和开采金矿的地区被发现,铁路修建商和土地投机者就会需要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修建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劳动力除了来自本国外,还有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1864 年,国会通过《契约劳工法》,使外国的契约工人入境有了法律依据,推动了移民浪潮[1](P40).美国通过《蒲安臣条约》获得的好处之一是劳动力得到了补充。美国接受华工到美国工作,华工的输入填补了诸如开矿、修铁路等艰苦危险建设的劳动力空缺,满足了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资本主义工业在上升过程中缺乏法律约束之时,华工在美国的工作环境艰苦恶劣,他们自然和其他劳动者一样受到了剥削和压迫;而且作为少数外来群体,更会受到美国白色人种排挤。
19 世纪 60 年代,美国政府刚刚经历了南北战争,当务之急就是恢复并发展国内经济,将国内政治和经济调整好,这种主观需要正好和当时美国工业发展势不可挡的客观趋势符合。与此同时,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美国联邦政府既要保证利益,避免冲突,互惠互利,争取为国内经济发展和战后重建创造良好的国外环境和平稳的国内关系,又要为打开国外贸易市场、攫取更多利润做好准备。美国国务卿卡斯说:“真正的明智要求我们在努力使中国向世界贸易和交往的开放中,注意节制和谨慎。为了稳妥和成功,这种努力必须靠时间和伴随时间而逐渐发生的变化的作用,我们与该国的关系并没有正当理由去诉诸战争。 ”
美国政府给它的首任驻华公使列卫廉的训令中,虽然要求他在修约问题上“应以向中国建议为限,应切记,美国政府并没有和中国作战”,但却示明其“可与英、法在中国的行动作公平合作”[2](P124).当蒲安臣在中国任驻华公使时,美国国务卿西沃德在给他的训令中指出:“英国和法国在中国出现的不仅是他们的外交代表,而且还有支持这些外交代表的陆海军力量。不幸的是,你并没有。就我的理解,我国在华利益和上述两国一致。”美国对各国发出照会,声称每个国家不能干涉其他国家在中国利益范围内或者租借地的任何口岸或者任何既得利益,在利益范围内的任何口岸,对其他国家的船舶不得收比本国高的港口税[3].
实质上美国承认了各国的在华势力范围,作为交换,各国也要投桃报李地尊重“其他国家的船舶”其实也意味着美国的船舶。美国正集中注意力在南美洲扩张利益,毕竟南美洲是美国的门户,美国需要调整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因而美国暂时未对中国进行更多干涉。根据《蒲安臣条约》,两国公民可以到双方境内留学和传教。条约使美国政府的经济利益得到了保障,同时也便于美国输出文化和本国的意识形态。在两种或者多种文化碰撞相交时,经济强大的一方往往占主导地位,影响着甚至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其他文化。
美国经济相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当属列强的地位,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试图把本国所信仰和尊崇的文化传播给相对弱势的国家。这种传播基于对本国的经济和文化领域发展路线的肯定和扩大,其意图是多方面的,不但有本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宗教传播的使命感,即让别的民族和国家了解接受跟从自己所认定的优越文化,还包含着一国政府主观切入别国思想文化系统的政治意图---在文化浸润中树立威望,从侧面间接形成政治利益的认同感和外交突破口。根据学者葛兰西的理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以其强大的政治统治基础和军事力量作为依托,建立附属于它的教育机构、宗教团体来传播自身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确保其优越的统治地位[4].
美国人的先辈是清教徒,为逃避宗教迫害而到荒凉的北美大陆定居和开拓,之后历代美国人传承了清教徒的信念---信守教义,独立奋斗。他们认为自身应该传播____文明、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以这种文明和精神为荣,将其视为自身物质发展和精神层次提高的动因,这种使命意识---把美国的宗教和文明积极推广到其他民族和文明的体系里---一直植根于美国政治和文化思想之中[1](P53).《蒲安臣条约》要求清政府要保护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地方传教的人身安全,从实质上分析是要求清政府镇压当时愈演愈烈的民间反洋教运动。总之,美国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和美国人个人的生活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宗教信仰以及基于其上的思想文化所影响,美国政府当然会重视宗教信仰的深远影响并力图将自己的主观信条发扬光大,服务于内政和外交,求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认同。
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经济科技落后,在西方国家的武力威胁下不得不采取“和戎”的政策,同西方各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经济赔偿和开放港口等损害利益的手段换取暂时安全[2](P76).软弱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清政府在外交中处于不利地位。在敌强我弱难以抵抗的情况下,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委屈退让,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条约外交是统治者在艰难的环境中对中国权益的一种维护和争取[3](P8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续增条约》,满足西方各国的不合理要求,从此要展开不同以往的外交政策,抵御外来侵略势力的蚕食。清政府设立各国事务衙门,在开放口岸设立通商大臣,处理对西方各国的通商事务。
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权,洋务派在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之后,积极发展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装备中国防务,提高中国的经济水平。西方各国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精良的武器装备扩大势力威胁到中国传统保守的封建农业经济和清政府的统治,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促使清政府反思国际惯例和国内的政治局面。清政府专门设立北京同文馆,学习西方语言,同时翻译《万国公法》,以研究当时国外的外交政策,之后衙门曾经派斌椿作为政府使团考察欧洲各国的国情,意识到西方国家技术先进、装备精良,需要清政府学习[4].清政府从《蒲安臣条约》中牺牲的某些自身利益换取到来自美国政府的有利于清政府统治和发展技术的承诺。与之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比较起来《蒲安臣条约》相对公平,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承诺中国可以在美国派驻领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外交平等。
清政府以对美条约为契机,尽量不丧失国家权益。鸦片战争后,根据清政府同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不得不对外开放多个河岸海港,这意味着中国面临任人宰割、丧失国家自主权的命运。《蒲安臣条约》中,中国得以在美国的港口派驻领事,获得了与英国等西方国家相等的外交地位,这是清政府在外交关系中取得的为数不多的平等待遇。美国还允诺指派工程师协助清政府建设铁路。这些有助于清政府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也算是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从形式上尊重清政府。
《蒲安臣条约》中,两国公民可以到对方国家留学,清政府据此派遣留学生到美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目的是利用所学西方科学技术增强国家实力。清政府试图以《万国公法》为依据,以条约文字为约束,遏制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侵略行径,保护中国的主权,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利益,并且走出国门,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改变国内危机。清政府不得不遵守国际间惯例,派遣外交使团奔赴欧洲和美洲进行协商,《蒲安臣条约》应运而生。蒲安臣是美国人,卸任驻华公使之后,清政府委派这位洋人为代表出使各国,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开明举措。选用蒲安臣的原因之一在于,蒲安臣当过驻华公使,了解中西文化,可以帮助清政府更通畅无阻地对外交流,更明确地向另外一种有着不同经济基础的强大政权表达意愿。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清政府需要探索一种自己能够承受的外交方式,以此来最大限度地保留实力。
它具体地反映了中国外交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无奈、矛盾和冲突,也是不同思想意识形态的相互了解。蒲安臣使团一行三十人,于 1868 年相继访问了美国、英国、瑞(典)、丹麦、荷兰以及俄国等西方国家。这次出使,是清政府为将开始的修约谈判作准备,希望西方各国在修约谈判时要求不要太苛刻。赫德在给美国驻华公使劳文罗斯的信中说,“不只是通过驻北京的外国使臣相联络,更希望能通过常驻的中国使臣为媒介,在每个国家的首都向其政府陈述意见。”可见,蒲安臣出使是清政府想进入国际社会的一次尝试,也是清政府遣使驻外的一个前奏[1](P18).
在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签订的各种条约中,《蒲安臣条约》有外交对等性,体现了清政府挽救摇摇欲坠的外交权利的希望。不过,当时双方经济实力相差较大,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精良的武器装备让西方各国有强大的谈判条件,通过条约来实现扩张势力攫取最大商业利润和政治利益的企图,而中国那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抵制外来势力的行动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发展,武装力量强大,才能过有足够的势力在变幻多端的国际形势中扞卫自己的国家主权,求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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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是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原名《马关新约》,日本称为《下关条约》或《日清讲和条约》。《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关条约签订后远东地区局势变化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马关条约》是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政府于1985年4月17日签署的条约,原名为“马关新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两款。《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主要内容有:清政府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清政府不再是朝鲜的宗主国;清政府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清政府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清政府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清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彼此的最惠国待遇。《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程度,使日本获利,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当时的远东格局,使各方势力进一步纠扎在一起。今年是《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本文主要对条约签订后远东地区局势进行简要论述。
作为战败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天朝上国的迷梦彻底破碎,割地赔款,主权沦丧。面对帝国主义掀起了新一轮的瓜分狂潮,中华民族濒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债务危机和信仰危机。
政治上,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等领土的割让,进一步沦丧了中国的主权。今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可以看清,日本强行割让这一南一北两片岛群的险恶用心。从战略方面看,台湾处于封堵中国的“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历来有“七省之门户,东南之钥匙”的称谓;辽东半岛,则是京津地区的天然屏障,占据了辽东半岛,遂使京津门户洞开,等于在清政府的卧榻之侧陈兵列队,以待日后进一步敲击清廷,蚕食中国。日本地处此南北二岛之间,相当于链接两地的锁扣。日本占领上述岛屿,不仅极大拓展了海陆疆域,而且对清廷乃至整个东亚地区能形成“掎角之势”,北上可进击东北亚,南下可直扑东南亚,其显赫地位不言而喻。
经济上,清政府为了偿付巨额赔款,加紧搜刮人民,同时大量举借外债,以致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逐步被列强所控制和瓜分。新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内河新航线的开辟,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而台湾的割让,为日本而言,输出资本、倾销商品、掠夺资源、完成资本累计,打开方便之门。《马关条约》中影响最大的一条就是允许日企在华办厂。按照“利益均沾”原则,所有列强均等享受这一权益。在华境内办厂,这样不仅为列强减免了货物运费和关税,更使其贪婪的触角直接伸向中国腹地,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自主性,从而实现殖民中国的目的。
民族精神上,《马关条约》签订后,全国上下陷入了极大的悲恸,爱国志士纷纷拿起武器开始反抗。1985年5月22日,台湾军民推选巡抚唐景崧为大总统,帮办刘永福为民主大将军,成立了抗日政权,并电告全国。在浴血奋战了近5个月后,台湾军民的义举以失败告终。10月21日日军进入台南城,台湾全岛自此为日本侵占达半个多世纪。[1]
台湾沦陷的消息传到大陆,立刻掀起声讨倭寇,收复台湾的请愿高潮,甚至出现了“章满察院,衣冠塞途”[2]的景象。虽然爱国志士的请愿没有最终唤醒清廷,但他们寻求中国独立、民主、富强的探索道路就此拉开了序幕,民族主义运动由此转入高潮,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
对惶惶没落的旧中国而言,《马关条约》的签订便利了列强对华的瓜分,彻底粉碎了满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迷梦,国际地位急剧降低,从此屈从于昔日的蕞尔小国,任其凌辱瓜分,国内经济负担加剧,民不聊生。但同时民族开始觉醒,民众救亡图存、恢复主权、驱逐鞑虏的热情高涨,从洋务运动开始,继而扩展及国家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革。多难兴邦,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国内矛盾集聚,成为引爆这场战争的催化剂。1889年日本国内农业歉收,1890年发生了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爆发全国性的罢工起义,伊藤内阁几乎倒台。时任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说:“国内政局越来越紧张,用通常手段已不能使这种混乱平息下去。”日驻美大使更是指出:“必须把日本人民的视线从国内形势不满的观点转移开,对中国开战也是值得的。”[3]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作为《马关条约》中获利的一方,日本通过这一条约获得了巨额经济“财富”,缓解了其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综合国力得以同步展开,进而将其侵略的魔抓伸向了中国,开始了大肆领土扩张,同时这一条约所窃取的红利进一步刺激了日本政府的贪婪之欲,国内军国主义思想抬头,其国际地位也逐渐上升。
在日本眼中,台湾是其觊觎已久的一块“肥肉”,除了广袤的领土资源,台湾的经济和地缘都极具价值。台湾风景秀丽,物产丰富,台湾海峡又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航道,是一个必争战略要地。日本占领台湾后,增加赋税,剥削台湾民众,垄断台湾的商业,使台湾成为其原料市场。另外,由于台湾所处的战略位置,日本占领后可以随时威胁我东南沿海的安全,同时台湾可作为日本南侵的军事基地。松岛刚和佐藤宏等人就曾指出 :“而今台湾落入吾手。此恰好予吾大日本以扩张之机会。一旦治理就绪,开发见效,则台湾将成为吾大鹏展翅之根据地。此乃势之必然耳。向南望,菲律宾已近在咫尺,南洋群岛犹如踏石,间隔相连。香港、安南、新加坡亦相距不远矣。此皆是吾人可以雄飞之地也。”
《马关条约》中第四款提到,中国应赔款白银2亿两。后日本又借口库平银(库平银是清朝国库收支使用的标准货币单位)成色不足多榨取了1325万两,当时国际金价上涨,银价下跌,日本据此从中国多获得1494万两。因此,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实际从中国得到的赔款,包括赎辽费库平银3000万两、威海驻军费库平银150万两,合计约2.597亿两。若再考虑战争中从中国掠夺的财物,在不计利息的情况下,日本从中国所得的赔款及财物总计约库平银3.4亿两,折合日币5.1亿元,是当时日本全国年收入的6.4倍。
甲午战争的胜利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让日本如愿以偿,战争获利赔款之多,割地之广,连日本政府都始料未及。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民族内部矛盾得到了极大的缓和,举国上下沉浸在通过战争得来的“好处”里。加之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的美化宣传,“大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已经渗透到日本国民当中”,“蔑视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思想日益增强。”
此时,由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日俄之间矛盾加深,日本便以俄为假想敌,大力扩军,谋划对俄战争。据统计,日本从中国所得的赔款中,除了2000万日元作为补偿皇室在战前的捐赠款项之外,其70%大都用作战争的善后费和扩充军备的费用,其中7895万日元用于陆军建设,13925万日元用于扩充海军。
日本的军工业在这一期间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从1896年至1905年的10年间,军工企业增长数十倍,自制军舰21艘。经过十年备战,日本军工技术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一个新兴的军事帝国迅速崛起。
由上可见,《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获得了巨额财富,扩张了领土,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无形中也激发了日本侵略扩张的贪欲,助长了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的蔓延,血渍斑斑的倭刀再次被磨出晃晃利刃。
《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改变,整个远东地区的局势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朝鲜由中国的附属国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日俄之间因辽东半岛问题矛盾激化,西方列强伺机而动,图谋再次榨取更多的利益。
朝鲜作为《马关条约》中直接涉及的主权国家,从中国的附属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侵略行动,实则是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的。列宁1920年曾指出:“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亚洲各国,但是,现在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是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朝鲜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下,国内矛盾凸显,人民起义频发。加之日本对朝鲜的殖民政策较为激进,朝鲜国内政治集团逐渐分裂为亲俄和亲日两派。
俄国一直以来就对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虎视眈眈。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俄立刻联手德法两国干涉辽东半岛的问题。虽然辽东半岛的问题解决较快,但其影响却持续数十年。日本的崛起,直接威胁到了欧洲列强在远东的地位和权益,尤其对俄而言,绝不可能坐视日本霸占辽东半岛。甲午战争开始之前,俄国就企图称霸东北,俄国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号称“它在世界史中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它必然要促成国际经济关系之根本的改变”,它将使俄国“控制太平洋上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
而西比利亚铁路的修建,直接影响了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自然也加剧了英俄之间的矛盾。因为英国在南非和中亚地区分别与德国和俄国之间存在尖锐的斗争,所以在远东地区,英国无力与俄缠斗,而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又不愿放弃在远东的话语权,于是最终选择了与日本联合,所以日后的日俄矛盾中还包含了英俄矛盾。
作为与俄国联手干涉“还辽事件”的法国和德国,其用意不言而喻。当时的法国与俄国是盟友关系,且对中国云南地区图谋不轨,加上德国愿意介入“还辽”,为了保持与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法国表态“法为俄之同盟,俄起法必为助。”德国与俄国之间结怨甚深,但是为了以后能在中国谋取更多的利益,同时减轻俄在德国东部施加的军事压力,暂时搁置了与俄国之间的矛盾,同意参与“干涉事件”.
日本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不得不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因此对俄的仇恨变得愈加强烈。“干涉事件”后,日本国内以“卧薪尝胆”为口号,大肆扩充军备,准备对俄发动战争。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日本表示,如日俄开战,美国将站在日本一面。
在日俄开战之处,他又警告德法两国,决不允许1895年三国干涉事件重演,否则美国将加入日本方面。条约签订后,中国在外交上也出现重大失误。起初,清政府并未意识到远东局势的变化以及三国干涉还辽的险恶用心,一味主张“联络俄人”,以俄人牵制日本,最终中了俄国圈套。在日本还辽后,清政府未能利用时机重新修订合约,导致辽东半岛落入俄国之手。
总而言之,《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颠覆了中日之间经济和国际地位的关系,打破了远东地区的内部平衡,更是对中、日、俄、英、法、德甚至美国日后的地区战略和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刘少才。《马关条约》后台湾人民抗击日军侵台的150天[J].《湖北档案》,2010(8)。
[2]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着[M].《戊戌变法》第4册130页。
[3]万峰。日本近代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8.
[4]张玉芬。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J].天中学刊,2010(3)第25卷。
[5]刘晓焕、戚海莹。甲午战争研究争鸣热点评议[J].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9)第6版。
[6]依田憙家(日)。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 [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7]依田憙家(日)。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 [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8]列宁(俄)。列宁全集[M].马克思着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
[9]郭洪茂,郑毅。试析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影响[J].外国问题研究,1990(1)。
[10]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M],生活读书心知三联书店。2005.
[11]南昌龙。简述日本侵略与吞并朝鲜[J].日本学论坛,19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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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厦条约又称《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是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7月3日清朝与美国在澳门的望厦村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韦伯斯的对华政策及中美《望厦条约》签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韦伯斯的对华政策及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全文如下:
1840~1842年,英国凭借其船坚炮利通过武力打败中国,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达到了扩大其在华权益的目的。鸦片战争之后,美国政府派出凯莱布·顾盛作为全权大使来华,于1844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该条约使得美国除了取得英国在中国得到的全部权益外,还得到一些英国谋求但没有得到的权益。为什么美国能够不用像英国那样诉诸武力,仅靠一个外交官的口舌之辩,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呢?推究来想,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制定的对华外交策略和顾盛对这种策略的机巧奉行,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鸦片战争后,美国政要意识到扩大在华权益的时机出现。1843年5月9日韦伯斯特写给顾盛的指示中指出,鸦片战争为美国创造了一个可能的获利契机,“过去两年中发生于中国之事所导致之事件,无论对于美国还是对于文明世界之其余地区,可能具有甚为重要之意义”.中国由于战争失败而被迫给英国商业开放了4个口岸城市即厦门、宁波、上海和福州(韦伯斯特的原文中如此)。“这些港口属于这个帝国最富饶、最多产和人口最多的省份,可能成为十分重要的商业市场。现在你要承担使命的主要目标,就是确保美国船只和货物,以与英国商人享有同样的优惠条件,进入这些港口。”[保罗·赫伯特·克莱德编:《美国对华政策:外交公共文献,1839-1939》(Hibbert Clyde,ed.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Diplomatic Public Documents,1839~1939),达拉谟:1940年版,第9页]正是出于扩大美国在华商业权益的欲求,美国政府做出了派遣全权大使出使中国的决定。
赴华全权大使的人选确定有一个颇不顺利的过程。《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美国总统约翰·泰勒于1842年12月30日向国会发表特别咨文,分析了三明治岛(即夏威夷岛)和中国的形势,指出中国向英国商业开放了口岸,但是不清楚这些港口是否同样向其他国家的贸易开放,如果美国也能进入这些港口做生意,那么贸易量将极大提高。他建议国会拨款委派一个全权大使出使中国,以谈判缔约通商之事。这份由总统向国会发表的特别咨文实际上是由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撰写的。1843年1月24日,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建议拨款40000美元,以落实总统的建议,但是直到3月3日国会才决定只拨款9000美元用于雇佣出使人员,且出使人选必需征询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丹尼特·泰勒:《美国人在东亚:19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与朝鲜政策分析》(Dennett Tyler,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A CriticalStudy of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Japan and Korea in the 19th Century),纽约:1922年版,第112页].
韦伯斯特原本建议由美国驻英公使埃弗里特出使中国,但是埃弗里特拒绝出使中国,最后泰勒才任命了顾盛作为全权大使出使中国。顾盛受命之时44岁,来自对华贸易商人颇为集中的马萨诸塞州,很多致力于中国贸易的商人是他的朋友,长期从事对华贸易的帕金斯公司(Perkins and Company)的首脑J.P.顾盛(J.P.Cushing)是他的堂兄,由于这样的背景,顾盛对于美国在华利益颇为关注。他是辉格党人,从1834年以来长期担任国会众议员。由于他在政治上支持泰勒总统,故受到青睐,最终被泰勒选定为出使中国的全权大使。顾盛本人当然也愿意承担这项使命。早在1842年12月他就警告美国总统,美国在太平洋的商业利益受到了英国的威胁。
英国舰队已经从中国榨取了商业优势,现在将迫使日本开放国门进行贸易,甚至将危及夏威夷。时至1843年,顾盛已经认为美国在中国享有的权益应该超过英国,美国在东亚要成为领导者统治者,他在波士顿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宣称,他自己将从美国这个蒸蒸日上的新文明中心,到昔日辉煌但是现在死气沉沉的亚洲去,“我们已经成为我们老师的老师”[迈克尔H·亨特:《特别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Michael H.Hunt,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纽约:1983年版,第18页].
尽管自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成功开辟中美贸易以来中美之间的商业贸易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坚持朝贡体系的中国政府一直拒绝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式的国与国平等的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只是容许西方商人在广州进行限制极为严格的贸易。所以,在美国即将派出赴华全权大使之时,美国政府并没有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外交经验。为了寻找恰当的对华外交策略,在国会赞成了出使中国的建议,但还没有确定出使人选之前,韦伯斯特便向波士顿、萨勒姆、纽约和其他地方与中国贸易有关的商人发信征询建议。结果韦伯斯特收到很多回信,得到的建议多种多样。其中一封由从事对华贸易的罗素公司(Russell and Company)的合伙人约翰·福布斯(John M.Forbes)撰写,由多家波士顿商号和商人联名致韦伯斯特的复信,提出了以下建议:
(1)这次出使应该有一支规模可观的舰队陪伴。因为现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是,美国只有两艘海军船。
(2)不应送任何礼物,唯恐中国人称之为纳贡。但是,不是不应该去做一些策略性的事情以表示友好。“中国人视我们为朋友,但是他们很害怕其他国家对他们侵逼。如果我们能够悄悄地以不伤害我们对英国的礼貌的方式,在他们中国人抵御进一步侵略的方式上提供一些帮助,那就会使中国的皇帝明确看到,与我们进行联盟的价值,要比他们的贸易可能增加100倍的价值还要大。”
(3)这次出使有必要先到澳门,可能的话接下去应该去广州,或最好能够到白河(the Pei-ho,即海河)河口。
(4)应该将美国使节即将到来的消息预先通知在广州的该省当局,要告知他们美国使节会要求北上。
(5)必需要有两名翻译人员。推荐伯驾(Dr.Peter Parker)医生。
(6)必须警告出使人员让其知道,中国人有在每个问题上都争辩的倾向。诉诸于武力也许是必要的,如果可能的话,效仿英国人那样的做法缔结一个条约就很好。如果英国人没有去北京,美国使节对于前往北京这件事要极为谨慎。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所有经验表明,还没有一个外国能用和平协商的方式在争议问题上有所赢得(丹尼特·泰勒:《美国人在东亚》,第135~136页)。
尽管有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建议,但是韦伯斯特综合各方建议,权衡利弊,最终还是选择了攻心为上的对华方针,对于顾盛抵达中国后的外交策略,韦伯斯特预先进行了心思缜密的设计。他冀图通过以恭敬的姿态,和平友好的虚言,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国皇帝虚妄自大的心理,劝诱中国当政者接受美国的要求,达到扩大美国在华商业权益的目的。在写给顾盛的指示信中,韦伯斯特详细构建了与中国人交涉的方式和言辞。他指出,顾盛在策略上首先要做的事是向中国当局示好。美国对与中国的交往固然完全是出于友好和商业性目的,这两个目的对于中美双方都有益处。但是,鉴于中国人一向对外国人存有疑惧心理,所以顾盛首先要利用所有机会一切场合充分向中国人示好。他写道:“对于外国人,中国人存有天生的嫉妒之心反感之情,故希望你能以谨慎的行为和言辞,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消除或加以缓解。你一成不变的目标,就是让这个政府和人民深信,你的使命完全是和平性的,你的到来不带有敌意或惹是生非的目的。你是一个和平的信使,是从美洲最伟大的国家派来亚洲最伟大的帝国,是要主动表达敬重和善意,是要建立友好的交往。你要利用一切方便之处,恰当地对他们的制度和礼仪表示尊敬,尽可能地避免冒犯他们的自豪之心或他们的偏见,以培养这个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倾向。你要用第一个时机并且此后一有机会就向他们表示,派你前来的政府无意鼓励,也将不会鼓励美国公民从事任何违反中国商业规定的活动。你要十分充分地申明,美国政府承认中华帝国的商业管理规定已经为人所熟知,公平地讲理应得到所有造访这些港口的船只和人员的尊重。如果有美国公民被发现违反了为人熟知的贸易法律,他们的政府将不会为保护他们免受他们自己非法行为的后果而加以干涉。”
不过,顾盛对中国当局的示好以不伤害美国的主权尊严为底线。由于中国皇帝坚持朝贡制度,所以顾盛在与中国当局的交涉中一定要言行谨慎,在不得罪惹怒中国政府的同时,也不能按照中国的朝贡方式行事。韦伯斯特指出:“你要在所有时机声明并坚持你自己国家的平等和独立。中国人倾向于把那些进入他们帝国的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作为向皇帝的纳贡者来谈论,这个观念或许是英国使节们的那次代价不小的炫耀之举培养的。关于你的使命如果出现这类想法的话,都必须立即以这样的声明应对,即你不是纳贡者,你的政府不向任何人纳贡,不希望任何人对其纳贡,甚至就是礼物之事,你的政府既不送礼也不接受礼物。当然这种声明不是以装腔作势或责备他人的方式来做出。你要向各级中国当局和所有人物表示,让中华帝国的皇帝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亲自关注他们之间相互赠送礼物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会被认为是有失他们的尊贵,此两个政府首脑之间的交往中应有的内容,只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建立相互敬重之心,确立有益的关系。”(保罗·赫伯特·克莱德编:《美国对华政策:外交公共文献,1839~1939》,第10页)。
在顾盛到北京面见中国皇帝这个问题上,韦伯斯特也是要求顾盛奉行对华有敬对己不卑的原则。他要求顾盛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坚持亲自到北京去面见中国皇帝。对于这一要求的理由,韦伯斯特建议顾盛这样说,即他携带有一封美国总统亲笔签署的致中国皇帝的友好信,他只能将这封信交给皇帝本人,或者在皇帝在场时交给一个宫廷高官。
还可以说自己是美国政府代表中最高级别的官员,只能去见皇帝或他的首要官员。韦伯斯特推测,如果顾盛到了北京,预料会碰到叩头这个老问题。至于如果解决这个问题,顾盛可以随机应变。“尽力避免冒犯,或伤害这个国家的自豪感,与此同时,要小心不去做任何可能看来,甚至在中国人自己看来,意味着你的政府地位低下的事情,或者任何意味着达不到完全独立于所以国家的事情。”顾盛可以说,“美国政府始终为宗教和荣誉感所支配,这个国家的宗教思想和活动与中国不同,他不能做他自己国家的宗教和荣誉感情禁止做的事情。你对中国皇帝至为尊敬,准备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陛下的所有敬意。但是千万不能让中国政府和人民认为你是纳贡者,或让他们认为美国地位低于中国或其他国家”(保罗·赫伯特·克莱德编:《美国对华政策:外交公共文献,1839~1939》,第11页)。
韦伯斯特指示顾盛不要介入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争执,而是要以恰当的方式在中国官员面前展示美国的崇高品格、重要性和力量。“你可以说美国的领土多么辽阔,美国的巨大商业遍布所有海洋,美国强大的海军在各地为商业提供保护,美国的众多学校和机构传授人类知识和智慧。”顾盛要让中国人了解美国的历史,知道美国原来臣服于英国,多年前挣脱了这种隶属关系,宣布了自己的独立,用手中的剑,经过7年的战争,确立了自己的独立,现在是与英国地位平等的国家。韦伯斯特分析,美国与中国距离遥远,更重要的是美国在中国附近没有殖民地,这将自然而然地降低中国人对美国人怀疑并增加对美国人的友好感情。顾盛要让中国人感到对美国不必有任何猜忌。最后韦伯斯特要求顾盛也要向中国当局发出暗示性威胁警告,“你要以明确的言辞确定无疑的方式表示,如果允许其他政府治下的人享有比给予美国公民更大的特权或商业设施,美国政府将认为不可能仍旧对皇帝保持友好和敬意”(保罗·赫伯特·克莱德编:《美国对华政策:外交公共文献,1839~1939》,第11、12页)。
顾盛携带的美国总统泰勒致中国皇帝的信也是由韦伯斯特撰写的。这封信的行文用语在做到不卑之时,也尽量对中国皇帝加以恭维。开头即写道:“愿您圣体康安。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幅员辽阔涵盖世界很大地区。中国人口众多,您有亿万臣民。美国有26个地区,幅员与中国同样广大,尽管我们的人民不是太多。太阳升起时俯瞰的是中国的高山大川,太阳落下之时看到的是同样巨大的美国山川。我国的领土从一个大洋延伸到另一个大洋,在西边只是海洋将我们与你们的国土分割了开来。从我们的条条大川中的一条河口出发,扬帆一直向着日落的方向航行,就到了日本,到了黄海。”接着信中表达了善意通商要求,说明派出顾盛前来中国,到北京向皇帝问安,并缔结商业条约,让美国人不仅能够在广州,而且能够在厦门、宁波、上海、福州以及所有对中美都有利可图的地方进行贸易。信中还表示美国商人必须遵守中国和美国的法律,“我们将不支持邪恶之徒,不鼓励他们违反你们的法律”[《丹尼尔·韦伯斯特文集》第6卷(The Works of Daniel Webster.Volume VI,Seventeenth Edition),波士顿:1877年版,第476页].
带着韦伯斯特制定的对华外交方略,顾盛于1843年8月5日乘坐密苏里号船离开了美国。他原计划安排是先到埃及,从陆路穿过苏伊士地峡,再乘船到孟买,到那里与美国的小舰队会合。可是当航行到直布罗陀海峡时,密苏里号着火烧毁了,顾盛于是乘坐英国船到了孟买,在那里换上了美国船布兰迪瓦恩号(the“Brandywine”),于1844年2月24日到达澳门。顾盛离美前聘请丹尼尔·韦伯斯特的儿子弗莱彻·韦伯斯特为他的秘书一同出使中国。到澳门后他又聘请长期在华的传教士俾治文和伯驾作为秘书,后又再增聘卫三畏,一同协助他与中国官员谈判。对于不请自来的美国全权大使,中国当局并不欢迎。
1843年10月,美国驻广州领事保罗·福布斯奉华盛顿政府之命通知两广总督耆英,美国的使团正在来华途中,并询问前往北京的路线,然而得到的是冷冰冰的回答,指出美国没有必要派遣使节来华,更是不准美国使节前往北京。面对地方官员的冷遇,顾盛抵华后与广东地方当局进行了积极主动的交涉。到达澳门三天后,即2月27日,顾盛就致信代理两广总督程矞采,表达对中国皇帝的问候和美国的要求。他宣称自己的使命是去北京递交美国总统给中国皇帝的信,要在澳门停留一些日子以便布兰迪瓦恩号添加给养,然后继续北上到白河河口,借此机会向陛下问安。对于这封信,程矞采拖了三周后才于3月19日予以回复。程矞采在回信中一方面称赞美国使节向皇帝问安显示他们“恭敬有礼值得赞扬”,但是又强烈呼吁顾盛不要想去北京,因为这种事中国皇帝必须首先得到奏报才能决定,况且还从没有一艘商船到过那里,再说那里也没有翻译人员,没有大臣受命签订条约。就是英国人也没有到北京进行谈判。皇帝已经发布了一个诏书让阻止顾盛进京,也没必要签订一个条约。
3月23日顾盛回复程矞采,拒绝与钦差大臣之外的其他人讨论条约问题,仍然坚持要北上,但是表示愿意从陆路去北京。对此程矞采回复说不可能,等待一个从北京的回复需要3个月左右时间。
4天后顾盛再次致信程矞采,提出还想北上,如果清廷想让他留在广州,就应该指示总督接待他,提醒他拒绝一个友好国家的使节在西方国家看来就是进行战争的正当理由。顾盛建议让布兰迪瓦恩号航行到黄埔,鸣炮致敬。
3天后,程矞采的回复仍称没有必要签订一个条约,因为中美贸易在没有一个条约的情况下成功进行了很久。大清的律法不许河流上有战舰,不允许鸣炮,即使动机是好的[肯尼思·斯科特·拉特雷特:《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784-1844),纽黑文:1917年版,第136~137页].到了4月12日程矞采再次致信顾盛,告知他还没有任命钦差大臣,一旦有了任命就告诉顾盛。为了对清政府施压,顾盛第二天派美船布兰迪瓦恩号(the Brandywine)驶往离广州仅12英里的黄埔,名义上是进行友好访问。该船到达这里后舰长更进一步要求双方鸣炮致敬,邀请他本人到广州的总督衙门访问。程矞采闻讯大为震惊,命令该船返回澳门,指出这样一艘武装船来展示礼节甚是奇怪,带有好战气派。顾盛知道美国政府没有授权他对中国动武,在虚张声势一番后,便又回归交涉之道。
他于5月9日致信程矞采,表示其在北上之前会等待更长时间,以便等待北京的指示,同时提醒程矞采,外国使节代表他们国家的主权,对他们的不敬就是对他们国家的不敬,无缘无故伤害外国使节,就是对一个国家最严重的伤害。他的耽搁会引起美国的不满。不过他又表示自己并不是特别想去北京,他乐意在广州谈判,而不是去天津或北京冒伤害使命成功的风险(肯尼思·斯科特·拉特雷特:《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137页)。在顾盛的催迫下,清政府终于任命耆英为钦差大臣前来谈判。
5月4日,程矞采回复顾盛说已经任命了耆英为钦差大臣,估计6月5日就到了广州。耆英于5月30日到了广州,6月17日耆英到达澳门附近望厦村的观音庙,第二天他访问了美国舰队,第三天6月19日美国人回拜,当晚,三名中国官员陪着钦差大臣耆英会见了韦伯斯特、俾治文和伯驾这三个顾盛的秘书,安排谈判程序。
21日顾盛提交了自己的条约方案,并讲了5点基础性原则,即美国将以友好与和平为基础对待中国;美国尽管不指望绝对的互惠互利,美国的港口是对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美国没有出口税,而中国只开放了5个港口,征收出口税,不过美国默许在这个问题上接受中国皇帝乐于采取的观点;美国人建议的条约与英国的条约不同之处是英国拥有香港,而美国没有也不想有租借地;他在起草这个条约时考虑了中美双方的利益。接下去中国和美国的秘书们会谈了几天,地点有时在顾盛于澳门的住处,有时在望厦村。关于顾盛去北京面见中国皇帝之事,耆英明确予以拒绝,表示顾盛如果坚持北上的话,谈判就不再进行,顾盛于是提出请耆英将美国总统给中国皇帝的信交给中国皇帝,对此耆英欣然接受。在这个问题解决后,商业条约谈判一帆风顺,7月3日双方签订了条约,第二天顾盛向在华的美国商人发出信件,宣告了条约的签订,7月5日耆英返回广州(肯尼思·斯科特·拉特雷特:《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139~140页)。
顾盛为了达到签订条约的目的在到北京面见中国皇帝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不过当时他还提出了一个保留条件,即将来要是中国政府在北京接待其他国家全权大使的话,美国人也应受到同样的对待。当时顾盛以为即将到来的法官全权大使会到北京去进行谈判。可是顾盛等到法国全权大使到来后,得知法国全权大使并没有受命坚决要求去北京谈判。这样顾盛就觉得自己也难以再坚持去北京,便于1844年8月24日乘坐美国船“佩里号”启程回国了(丹尼特·泰勒:《美国人在东亚》,第155~156页)。
《望厦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外交策略的胜利。参与谈判的美国传教士俾治文对于《望厦条约》的签订倍感欣喜,他在自己主办的《中国丛报》上写道:“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全部做法发生了改变。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外国人在这个国家的处境也发生了变化。很显然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开始了。这个天朝帝国古老的政策改变了。我们为此感到高兴,不是为已经实现的变化而高兴,而是为正在到来的变化而高兴。显而易见,上帝之手正在指导着这些变动,将使得这些神意目的之推进无所阻碍。但是同样明显,在这样的时刻,人也必须承担伟大的责任。”[“近事记:中美之间的条约”,载《中国丛报》(Journal of Occurrences:Trea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ume?。July,1844.No7),第13卷第7号,香港:1844年版,第386页]顾盛之所以能够仅靠口舌之力就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因为他执行了韦伯斯特制定的对华外交策略。韦伯斯特洞悉了中国当政者对待西方国家的心理,知道清朝政府在外国人面前既虚妄自大却又心存畏惧。针对这种心理,他选择了对华虚言示好的外交策略,以求通过满足中国当局的妄自尊大心理,达到扩大美国在华利益的目的。顾盛在与中国官员的交涉中践行了这种策略,他以对中国皇帝的恭维之词为诱饵,以友好、和平和公正为说辞,辅之以武力炫耀和暗示性威胁,击中了中国当局的软肋,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国的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清政府官员对于《望厦条约》的签订在心理上也是满意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他们在西方人面前尊严丧失,他们渴望能够有西方国家主动示好来挽回面子,至于让其他国家也享受英国取得的通商权益,那是可以接受的事情。事实上在顾盛来华之前,中国当局已经向在华的美国人表示允许美国人享有英国人所有的商业权益。
1843年11月,道光皇帝下诏称:“现在既然已经应允英夷贸易,其他国家,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自然将允许贸易而不加歧视,以显示我们的安抚目的。”[沃伦I·科恩:《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史》(Warren I Cohen,American Response toChina: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纽约:2010年版,第11页]正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钦差大臣耆英对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和美国的示好表现甚为满意。对此唐德刚评价道:尽管新条约使得他们的国家主权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中国的外交官们,尤其是耆英,对这个新协定感到满意。
9月9日,也就是顾盛启航离开的两周后,耆英送给他两封信,一封是官方信件,另一方是私人信件,告知顾盛中国皇帝已经批准了这个条约。在官方信件中,耆英说在望厦协商的条约的每一条款北京的朝廷都回答“照准”.他说他现在持有皇帝批准的条约副本,等到美国政府批准的条约文本到来后进行交换。这个钦差大臣还赠送顾盛一幅自己身着官服的画像,并致以良好的祝愿。[唐德刚:《1844~60年美国在华外交》(Te-Kong Tong,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1844~60),西雅图:
1964年版,第5页]美国学者沃伦·科恩认为中国人对于《望厦条约》失去权利并不在意,“对于19世纪的中国人而言,这些让步并无特别重要性。他们缺少民族国家意识,也还缺乏对民族国家权利的减少在思想上加以关心的理由”(沃伦I·科恩:《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史》,第13页)。也许当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在意,只不过执掌国运的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后胆识俱缺又虚妄自大,故被美国的外交策略所胜而不自知。执政者昏聩误国,徒令后人哀之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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