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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可否认,中国政治学在发展中借鉴和吸收了大量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方针、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制约了整个政治学发展的自身特点。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必须要根据我国国情,理论联系实际,促进政治学的“本土化”发展。
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立足现实.分析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面临的挑战,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本土化”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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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可否认,中国政治学在发展中借鉴和吸收了大量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方针、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制约了整个政治学发展的自身特点。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必须要根据我国国情,理论联系实际,促进政治学的“本土化”发展。
伴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的重建,政治学以及国际政治的学科建设迅速展开。经过近30年的发展,政治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学科。此外,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硕士点、博士点和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在数量上明显增加。1979年学科重建以来到现在,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十年”:
1979年到1989年属于政治学学科重建、专业恢复的阶段。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主体与核心的科学体系。
1989年到1999年属于理论引进与学术积累的阶段。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
1999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在极短的时间里获得了勃勃生机.为研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挥了独特作用。但是,“优点即缺点”,政治学的快速发展本身也孕育了政治学的困境。
第一.基础理论研究深度不够。政治学很多相关基础研究至今仍旧停留在对西方政治学的一知半解中.或者还徘徊在其他社会科学之间,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政治学教材“西主中附”的现象值得引起注意。
第二,学科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就目前而言.我国政治学的学科定位仍不十分清晰。
首先,“大领域”与“小学科”的矛盾亟待解决。“具有和法学、经济学同等重要地位和独立研究领域的政治学至今仍被列为法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此外,无法和政治学“分家”的“公共行政”专业在我国“居然被划分在管理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这与各国通行的“不分家”实践也是相悖的;在政治学下属的七个二级学科中“竟然没有‘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的位置.大体上能够代替它们的是实际上涵盖面非常狭小的‘中外政治制度’”。这显然不利于政治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政治学仍然被泛化。“政治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的地位还没有被认知和确立。
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立足现实.分析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面临的挑战,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本土化”发展的趋势。
随着党的十六大的胜利召开,政治学界开始以科学的态度系统探讨如何在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问题,这就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回顾2004年度,政治学学者“制度建构”的研究倾向主要表现在:其一,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工具,对政府政策过程展开系统研究;其二,以“制度合洽性”为基本的政治学研究取向,探讨改革过程中不同制度体系之间的融合与适应;其三,超越以往被动的“政策回应”式的研究态度,更为积极地投身于制度建设的洪流之中;其四,在如下方面达成普遍共识:中国的政治发展与制度变迁必须探寻一条新的本土化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供选择。
尽管实现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思想愿望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就已经出现并从那时起延续了100多年。但是这种思想愿望的真正贯彻落实则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结束。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以及社会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其中包括对人类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思想等都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合理的尝试并加以改造。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政治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要求日趋紧迫,我国政治学界应加快步伐,把本土化研究和国际化研究结合起来,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术推向世界.实现中国和世界政治学学术的共赢。
中国政治学要真正成为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更好地承担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事业中所肩负的责任,首先就必须加强学科范式的建设,要建立起中国政治学自己的学科范式。对中国政治学来说.唯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伟大成就.将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研究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公理.建立中国政治学自己的学科范式,以学科范式来规范、指导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才能在学术上健康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成熟学科,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政治学”。
政治学的科学性是指政治学以研究客观规律为主旨。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地提出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这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会。政治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将使得政治学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指导作用不断加强。因此,我们要坚持政治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促进我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更好发展。
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学术观点的多样化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学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的指导,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另外,我们还要促进学术观点的多元化,努力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民主、平等、活跃的学术环境。
中国政治学要发展、要创新、要突破、要成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必须要根据国情,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基础来发展。要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要敢于创新,要使西方的政治学中国化,使中国的政治学“本土化”。只有中国政治学“本土化”才能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为中国的转型期发展,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才能更好的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
[1]金太军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J].探索.1999.(2):47—_66页)
[2l王惠岩 回顾与展望: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7):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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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 (geopolitics),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地缘政治学又称“地理政治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发展战略与地缘政治中的台湾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发展战略与地缘政治中的台湾问题全文如下:
提 要:台海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力战?力和?--都需要我们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审视。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系亚太地区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有利于中国不失时机和平发展。台海危机如果继续升级演化为战争,将改变亚太地区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利用日本牵制中国和平发展是美国弃台湾之后的第二步棋,这种迹象已经明显。日本坐收渔利。日本加快了海洋扩张的步伐,对中国海权和海域资源构成严重威胁。不轻易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统筹考虑台湾问题,把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分为阶段性的两步来走,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化解台海危机,才有望遏制日本已经剑拔弩张犯我海域的图谋,确保我国有一个“聚精会神抓发展”的周边环境。
21世纪将是世界各国争夺海洋资源的世纪。早在20世纪下半叶,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发展与资源消耗成正比,陆地资源,特别是能源已经拉响告罄的警报,世界各国纷纷把目光投向海洋。就我国的发展与资源消耗情况而言,自1993年起,我国从一个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如今的小康还仅仅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发展与资源瓶颈的矛盾就已经凸显出来,2003年仅石油净进口量就达到9700万吨,近4年平均年增长11.69%。我国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5.7%,仅次于美国(25.7%)、日本(7.7%),居世界前三位。由此发展下去,保守一点,GDP保持8-6%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哪怕仅仅是中水平、相对全面、相对平衡的小康,专家预测,我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将达到60%,石油进口量超过3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张新华、蔡文之、〔德〕戈特瓦尔德《能源之踵--能源形势、能源安全和能源革命》,《社会观察》2004年第9期)。且不说不断加大能源进口量会使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即使排除所有制约因素(事实上不可能),世界各国愿意满足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能源需求,也会有捉襟见肘的一天。能源危机,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世界上沿海国家都把发掘新能源的重点移向海洋,纷纷划定本国的海洋专属经济区。依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1998年我国第九届全国人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二百海里”。即使拥有这些专属经济区,也仅为300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可管辖海域面积与大陆面积之比仅为0.3,是世界沿海国家平均0.94的1/3。(与我国海洋接壤的国家,日本超过11,菲律宾6.31,朝韩2.17,越南2.19。)我国人均海洋面积仅0.0029平方公里,是世界沿海国家人均海洋面积0.026平方公里的1/10。何况我国进出口贸易对海洋通道的依存度已达到80%。因此,捍卫我国领海及海洋资源权,极具战略意义。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西沙之战”就拉开了战争捍卫海域权的序幕。迄今一些南亚国家仍在我国南海海域进行资源开发。基于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我国采取了“撂置争端、共同开发”的外交战略。南亚各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源消耗小国,不足以虑。随着我国的强盛,解决南海问题轻易而举。真正危及我国海洋资源安全的是日本。日本也是现有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国土面积仅37万平方公里,不及我国一个黑龙江省,但人口近1.3亿,2004年GDP约5万亿美元。作为经济强国,也是一个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制约日本发展的瓶颈也是资源。基于同样的原因,日本也需要有充足的海洋资源来维系自己在21世纪的生存与发展。中日关系可以继续和平友好,但在涉及国家发展安全的问题上,寄希望日本放弃海洋扩张的国家发展战略,完全是一相情愿。中日海洋距离最宽处不及360海里,纷争地带达40海里。日本蚕食我国海洋资源的企图早已暴露无遗。中日海洋资源权的纷争是两个国家未来生存发展的根本利害冲突,何况纷争海域对日本来说同样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向东进入太平洋,美国向西进入亚太,俄罗斯南下,都必经此道。日本控制这条海道,能够影响三个大国的国际活动,为成为政治大国增加砝码。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扩张企图和争夺我国交界海域权和海洋资源的行为,必将继续升级。
日本已经“卧薪尝胆” 数十年,为逐渐升级的扩张和争夺海洋资源做好了充分准备。如今正在使着日海域权纷争朝战争方向升级做舆论准备和军事准备。新华社2004年12月4日专电,日本政府在《日本防务计划大纲》第一次将中国列为威胁国家。而早在11月10日至19日,美日两国海军举行超大规模、代号为“ANNUALEX13G”的联合军演。超过11300名日本海上自卫队官兵和4400名美国海军官兵参加,还有124名神秘的“盟国观察员”,投入军演的兵器包括35艘水面战舰、战略核潜艇和约260架包括航母舰载机在内的作战飞机,6颗绝密军事间谍通讯卫星全部进入临战状态,应对日本海爆发的战争。这次军事演习,是日美之间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性质最绝密的海空军联合大军演。虽然没有任何人解释“13G”代表何物,但结合《日本防务计划大纲》来观察,暗指中国也并非空穴来风,联系近来日本首相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逐渐合法化、日本派兵伊拉克、军国主义思潮汹涌澎湃等新情况,日本已经在背弃“和平宪法”的路上走得太远,足以引起我国高度警惕。
二战期间,日本是第一个也是之后唯一的把敢把战火烧到美国本土的国家。二战结束,美国合法接管日本,肩负着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行经的国际义务。在美国的军事高压下,1947年,日本出台了“和平宪法”。这个野心勃勃、连美国本土都敢进犯的日本国,在近60年时间里,克制对外扩张,对周边邻国没有造成直接的重大军事伤害,不能不说这与美国的遏制有关。必须务实地看到这一点,惟有美国能够遏制日本的军事扩张。日本每一次突破“和平宪法”,都得回头看看美国的脸色。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美国遏止和扶持日本国的战略目的已经昭白天下。正如美国扶持以色列来制约中东局势一样,美国扶持日本是企图制约东南亚局势。随着战争结束,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为赢得二战胜利需要而结成的同盟国迅速分裂,美苏之间的较量即刻剑拔弩张。虽然当时中国的局势并不明朗,但国民党政府军早已元气大伤,加上国民政府腐朽不堪已经暴露无遗,美国政府深感难以扶持,中国共产党赢得国家政权指日可待。所以,扶持日本,不仅针对苏联,也包括应对未来中国的新局势。于是,我们看到,在审判日本战犯时,美国明显袒护日本天皇,以便赢得日本人心。美国利用占领国的优势,按照美国模式“复制”出了亲美、依美的日本政府。而美国扶持日本的战略目的要实现,必须使日本成为经济强国和潜在的政治强国、军事强国。
近60年的历史变化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战略高瞻远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形成。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授权美国组建联合国军阻击北朝鲜挑起的战事,新中国派出自愿军进入朝鲜直接与美军交战。从此,中美两国由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国家根本利益不同上升到军事对抗的高度。它应验了美国之所以扶持日本的战略意图。
必须务实地看到,中美两国虽然已经建交20多年,在各个领域已经有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但两国之间在社会制度、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不可能消除。中国国家安全教育中迄今为止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为“和平演变”、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最大威胁。在许多重大国际冲突中和重大国际事务上,中国政府不同于美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也十分鲜明。比如,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东问题。即使在“反恐”问题上,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一方面反对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活动,一方面强调打击恐怖主义要标本兼治。世界非常明白中国政府强调打击恐怖主义要“标本兼治”的潜台词是什么:美国的霸权主义行经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
何况,国家发展总是与能源消耗成正比的。美国是经济强国,消耗着占世界石油消耗总量的1/4。中国如今石油净进口量是9700万吨,国民经济按正常速度增长,到2020年左右超过3亿吨,成为超过美国石油消耗量的第一消耗大国。仅此一点,难以避免由于能源需求的冲突,难以避免触及美国发展与能源需求的根本利益。
中美两国存在的根本分歧和利益冲突,即使在两国交往过程中断断续续的“蜜月”期间也没有减弱。因此,国家在考虑如何处理台海危机时,不能忽视美国转向利用日本来遏制中国这一可能。
美国长期坚持在台湾问题上“不战、不独、不统”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旨在利用台湾来牵制中国。如果台海发生战事,估计美国不会直接军事介入,甚至放弃台湾这颗棋子。一方面,美国直接介入台海战事,没有国际法支持,《与台湾安全法》纯属干涉中国内政的产物;另一方面,美中直接军事对抗,后果不堪设想,中国决不是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美国必将遭受重创。基于制约中国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美国会放松对日本领海扩张野心的遏制,转而明确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这已经不是逻辑推导,美日两国海军举行超大规模、代号为“ANNUALEX13G”的联合军演就是动向。日本经过近60年的苦心经营,已经完全恢复战败所伤的元气,不仅是经济强国,而且是潜在是政治强国和潜在的军事强国。目前日军编制定员虽然不到30万余人,但是部队员额中的士官比例占70%,这样的配额在战时可扩充达到300万,表明日本时刻准备作战。美国放松对日本军事扩张的遏制,正中日本下怀。而日本在21世纪能不能保持经济强国的发展势头,关键在领海扩张的企图能不能实现。日本民众也非常清楚这一点。2004年一次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民意调查表明,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37%左右,与二战结束初期相比,民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战犯正在成为日本民族恢复国家尊严和大国地位的民族英雄。日本国扩张领海的野心,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军事支撑,而且有民心支撑。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西南部海域都与中国海域接壤,交界海域已经探明有极其丰富的海洋资源。日本认为,我国东海蕴藏有60至70亿吨的石油和天然气,相当于黑海油田的储存量,是第二个中东。如此诱人的宝藏,日本岂会轻易放手。早中国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2年,即1996年6月,日本国会就通过了《关于排他性经济水域及大陆架的法律》,主张“其超过部分以中间线为准”的“等距离中间线”原则。依照这一法律,日本不仅将钓鱼岛完全划在了日本国主权范围,而且向中国领海推进了数十海里,为日本今后以捍卫领海为名发动战争提供法律支撑。如今日本国根本不承认历史上、国际上和中国划定的海域疆界,扩张野心昭然若揭。面对经济专属海域的分歧,中日之间虽然多次政府部长级对话磋商,但日本国的横蛮态度表明志在必得。日本早就单方面采取行动,钓鱼岛争端、东海石油开采争端、日台海域争端,仅仅是开始。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战争嚎叫早已甚嚣尘上。日本政府之所以把海域摩擦控制在民间范围,还不便于原形毕露,上升为国家之间的战争冲突,关键点是要看看美国的脸色。如果美国完全放弃台湾这张牌,转而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那么,日本政府扩张领海的野心就不会如今天这样“文明”了。中日海战将不可避免。问题的严峻性还不仅如此。原本南海附近几个小国、弱国的骚扰不足挂齿,也将变得复杂起来、困难起来。台海战事爆发,必将出现这样的局势。
世界仍不安宁,但总的倾向是“和平与发展”,特别是联合国的出现,对抑制战争的爆发和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国际政治蕴涵着太多的不可测因素。2004年11月30日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在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交的报告《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把国家内部冲突列为当今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因素,提出了国际社会集体应对的必要性。把内战也列入国际组织干涉的范围。所以,无论是外战还是内战,都是国际问题。且不说50年前的朝鲜战争,国际力量(联合国)即刻介入。如今一些非洲国家持续内战,国际力量也纷纷介入。虽然中国在今天的国际地位已经很高,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一旦爆发战争,就会自然向国际化转化,国际社会也会以维护地区安全、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为由进行干涉。台湾当局执意进行的“实质独立”--公选、修宪,中国政府以此作为动武的理由,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难以给出准确回答。而战争一旦进入僵峙状态,事态发展的不可测性就凸显出来。也许,正是“台独”分子清楚这一点,才选择孤注一掷,铤而走险,挑战和平。
但是,“台独”势力应该研究“萨达姆心态”。美英两国执意要打伊拉克,遭到俄、法、中(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德的明确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战争之后也明确指出“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萨达姆以为美英调兵缱将不过是武力威慑而已,因为有那么强大的国际力量反对美英动武。殊不知,萨达姆抗拒对话解决纷争,“孤注一掷,挑战和谈”的盘算大错特错了。他轻视了美英两国的意志和决心。在美英两国看来,萨达姆及其政权的存在,威胁美英两国的根本利益。要么萨达姆及其政权消失,要么彻底更弦易张,无论哪种形式,都是消除危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威胁。在这种情势下,制止战争的国际力量也无可奈何,战争如期打响。即使战后事态发展不是美英两国所期望的那样,国际社会也只好在即成事实面前尽力修复战争的创伤。“台独”也危及中国国家根本利益。中国政府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是毋庸置疑的。台海一旦进入战事,国际社会的作用究竟有多大,研究伊拉克战争,会得出明确结论的。“台独”势力抱有“萨达姆心态”,结局必将一样。
分裂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是危及世界安全与和平的三大祸水,这也是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台湾当局的“台独”企图,与世界上此起彼伏的分裂主义相呼应,加大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同时,事物总是相生相克的。为维护世界的安宁与和平发展,联盟制止三大祸水的泛滥也在国际社会逐渐达成共识。即使台湾有过或外寇统治时期或脱离中央政府时期(如近50多年来),都不可能改写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无论“台独”势力有多强大、走多远,都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任何一个对国家对世界负责任的政府都清楚,这个口子不能开。这个口子一旦撕开,就是放纵分裂主义,国家不得安宁,周边不得安宁,世界将陷入持久的战乱之中。--“台独”没有前途,没有国际空间。就连坚定不移反对中国“动武”的美国,也明确反对“台独”。
制止国家分裂,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粉碎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必将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对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台独”势力一旦宣布“独立”,就是国内分裂主义势力挑战国家主权,国家有责任平息内乱。中国政府有能力平息分裂内乱。“台独”势力对分裂国家的图谋抱任何幻想,寄希望与其他国际势力可能干涉中国政府维护领土完整和平息分裂内乱,注定会落得惨败的下场。
台湾问题是我国内政,不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无疑于认同了台湾问题国际化。但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早在1950年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第二天派第七舰队驶进台湾,台湾问题就国际化了。尽管美国政府与我国政府签发了三个联合公报,“一个中国”的官方态度迄今未变,毕竟美国还有《与台湾关系法》,相比之下,上升为国家法律的《与台湾关系法》比政府签署的文件更具权威性。这些都使其我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态度。
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正在崛起的中国现阶段直接与美国发生利益冲突,条件不成熟。那种坚持把台湾问题纳入中国内政的认识,无视美国的态度,不符合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要求。历史上,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把美国政府的意见纳入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内容,就已经表明中国政府默认台湾问题国际化了。直到今天,我国政府也仍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继续保持与美国政府磋商。
与美国政府高层保持对话,是巩固“遏台”联盟的基础。2004年11月20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待“台独”问题的严正立场,指出:“台独”将断送台海和平,并将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中美双方都应站在这个战略高度来认识“台独”的危害,共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总统先生多次重申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特别是去年12月9日公开表示反对台湾当局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我们对此高度赞赏。希望美方切实履行上述承诺,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布什说,美方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联合公报,不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和宣布“独立”的言行,不会向台湾当局发出不一致的信号。这次高层对话表明中美两国在反对“台独”上是一致的。美国反对“台独”,是不可忽视、应该充分利用的力量。针对“台独”势力日愈嚣张的言行,美国政府对台湾当局的态度也日愈强硬起来。
12月7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埃雷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态度坚决地说:“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做法!各位都知道美国的利益是维持台海稳定,因此美国反对任何可能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台湾当局)改变公营事业与驻外机构名称,美国认为这将会单方面改变台湾地位的现状,因此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做法。”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任何时候都把“不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言行”连在一起的,“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言行”也包括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统一”台湾的紧迫性。无论是“武统”言行,还是“台独”言行,都是单方面改变两岸先有格局的行为,都触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都不可能得到美国的支持。既然我们不应该忽视美国的作用,也不必急于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紧迫性和时间表,影响美国立场的变化。
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短时间内解决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条件还不成熟。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中国”的原则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而台湾当局过去没有接受这个前提,比如“九二共识”就回避了这一点,现在也难以接受这个前提。这个和平统一的根本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就没有和平地实现统一可言。而遏制“台独”、确保中国领土完整的条件是成熟的。
在这个判断成立的情况下,对“和平统一”过于迫切,无视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和美国政府处置台海局势的立场,也是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都可能加重台海战事爆发的危机。即使“武统”如愿以偿,对中国(包括台湾)的震动也会是巨大的。所以,现在还不是必须支付“武统”这笔“代价”的时候。就此而言,和平化解台海危机也不妨“不惜任何代价”。不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把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实现国家统一分为彼此有战略关联的两步来走,当务之急是解决维护中国领土完整问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筑起能够有效遏制“台独”的铜墙铁壁。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之后,回到祖国怀抱仅4年的台湾人民又处在两岸隔离、脱离中央政府的困境中。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政府的庄严使命,“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作为我国政府推行台湾回到中国大家庭的基本方针之一。自1980年代起,中国停止炮击金门,开启了和平统一台湾的新时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上升到更加突出的高度。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九二共识”的成就。“九二共识”本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但机会稍纵即逝。时过境迁,现在深究哪方的责任,已经没有现实意义。如今已是台湾民进党主政时期。2004年台湾“总统”直选,为什么两岸经贸已经渗透很深、台湾民进党的“渐进台独”已经暴露无遗、中国军演已经明确预示“台独就是战争”的情况下,民进党还是再次主政?--这已经传递给我们一个确切的信息:超过50%的选民,在决定台湾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上,选择了认同民进党的施政主张。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必须反省“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把生活在已经成为亚洲四小龙、经济政治文化仍在发展的台湾人民,在决定台湾前途和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选择民进党,视为完全被愚弄,持这种认识的人,只说明他对多数台湾人民的心情和感受有隔膜。这些认识不利于实现和平统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对台方针。
遏止“台独”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台湾人民是重要力量。因此,“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依然是我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要使这一方针取得实效,需要了解台湾人民、理解台湾人民,改变“一厢情愿”基础上的逻辑推理结论来应对台湾局势,为台湾人民置身处地着想来调整对台政策。
自国民党执掌台湾政权起,继民进党主政,台湾当局长达50多年对中国大陆“妖魔化”的宣传,已经在老百姓心里形成深刻的偏见,要消除这些偏见,非一朝一夕之时。如今,台湾政治已进入民主政治时期,国民党主政时期一党专制给台湾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恐惧感,由于两岸长期隔离,50多年,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举世瞩目的成就,台湾人民很难有直接的感受和认知,他们接受的更多的是负面宣传。在这种情势下,选择和平统一,显然还需要一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渐进过程。任何急躁的言行都有可能被“台独”势力用来指责中国政府和谈是虚、“武统”是实的宣传,使深受“妖魔化”宣传的台湾人民加重对我国对台政策的怀疑。
我国在和平统一、促进台湾同胞回到中国大家庭的对台政策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加深两岸经济往来,据国家商务部台港澳司网站数据:在吸引台资方面,截至2003年底,累计批准台资项目6.02万个,合同台资700.3亿美元,实际使用台资364.9亿美元(未含台商经第三地的转投资);在对台经贸方面,2003年,两岸贸易额达583.6亿美元,同比增长30.7%,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7%,大陆自台湾进口493.6亿美元,同比增长29.7%;大陆逆差403.6亿美元,突破了400亿美元。两岸贸易的大幅增长主要由台商投资特别是IT产业的投资所带动。台湾是大陆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市场。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台湾对大陆出口已占台湾出口总额的34%。显然,近年来大陆承受年均4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占两岸经贸往来总额的80%,没有对台湾当局限制进口大陆产品以牙还牙,相信台湾人民是能够感受到祖国的苦心和关爱的。同时,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逐年提高,也有利于增强台湾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有利于和平解决统一问题。
二是遏制台湾发展的国际空间,促使台湾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统一才有出路,才是发展的通衢大道。随着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和台湾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台湾已成为亚洲四小龙,台湾对国际社会的依赖更高,拓展国际空间的意愿更强。在这种情势下,台湾生存发展的国际空间越大,与祖国的距离就越远,两岸分离的鸿沟就越难弥缝,“台独”的危险就越大。所以,中国政府态度明确,坚决反对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进入的任何国际组织。同时开出一条通道,就是通过中国政府介入有限的国际活动,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以协办。
两大基本对台政策都是围绕一个目标:促进台湾回归祖国。但效果并非如愿以偿。即使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云笼罩下,台湾半数以上选民还是选择了民进党。表明鼓励两岸经贸并没有深刻影响台湾人民的政治选择。这一点,就连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大陆利用加深两岸经贸往来来影响台湾已经仁至义尽了,但实效不大。而在发展国际关系上,台湾当局却大做文章,诋毁中国政府阻止台湾加入诸如世卫、世行、世贸等国际组织是挤压台湾生存发展的国际空间,是排挤台湾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是压抑台湾人民的尊严。从一些在大陆学习的台湾学生在互联网上留下的帖子可以看出,台湾百姓已经深受台湾当局的蛊惑。
这是一场博弈。我国政府对台湾百姓的影响是间接的,台湾当局的影响是直接的,这增加了我国政府争取大多数台湾人民认同祖国的难度。谁赢得了台湾人民,谁就赢得了未来。我们必须承认在这场博弈中我国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如愿以偿,由此需要反省和调整现阶段的对台政策,在争取台湾民心方面有新的突破。
如今台湾当局已经在“实质独立”的路上加快了步伐,而且制定了时间表,由“台独分子”导致的台湾战争一触即发。针对“台独分子”近来愈加猖狂的言行,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4年11月14日在德国访问时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讲话。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政府锁闭了和平谈判大门。--这样的预测,似乎有点惟恐天下不乱?“台独”没有出路。战争后患难测。美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费浩伟指出,虽然中国希望统一,而且很快就有足够的军事能力达成,但战争不符合北京的长期利益。他说:中国希望与台湾统一后,不仅是在祖国多添加一个地名而已。统一一个充满烟硝的废墟,对他们没有好处。
“一个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国家情怀,不容挑战。相信台湾人民也不愿长期忍受由于分裂造成的战争阴影所造成的痛苦。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中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战争必将给海峡两岸都会留下深重的伤害。虽然“台独”势力的极端行为和中国政府的反应使距离战争的空间和时间在逐渐缩小,但并非没有一点空间和时间。台海危机能不能化解,取决于两岸政治家的政治智慧。
尽管“台独”在台湾社会已经成为目前台湾当局的主导思想,但放在中国的整体上看,台湾在国际政治上和两岸军事对比上都处于弱势,因此,化解台海危机,主导权在中国政府一方。沿着“不惜任何代价”包含了“武统”的含义,我们能不能在“和平统一”的努力方面也“不惜任何代价”呢?
当年邓小平留给我们留下的“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是一笔具有丰富政治内涵的政治遗产,关键在于如何注入新的内容。虽然我们遵循“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非常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不同于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因而完全依照“香港模式”、“澳门模式”解决台湾问题,肯定难以达到目的。
“一个中国”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中国国家主权。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虽然是高度自治的特区,依然是中央政府直辖的政府。台湾当局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直辖吗?至少目前没有任何迹象。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澳门问题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国共两党政治冲突、军事冲突的遗留问题。使台湾当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领导之下的一级地方政府,这样的“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等于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胜利和军事胜利,这对台湾当局来说,肯定是难以接受的前提。尽管如今国民党失去在台湾的政权,但台湾现政权依承了中华民国政府曾经拥有的合法性。国民党虽然不再主政台湾,主要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这是问题的复杂性之一。
其二,1972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之后,国际社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国家主权的惟一合法代表。但是,我们必须正视另一个事实,虽然国民党败走台湾后所领导的政府不再行使中国国家主权,国际社会也没有否认台湾的国民政府在台湾行使政府权的合法性。在中国领土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国民两个政权同时存在是既成事实。区别仅在于各自的政府权在中国领土上所影响的面积的大小。这些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都是香港和澳门不曾有的,所以不能完全依照“香港模式”、“澳门模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历史地看,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创立的国家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国家政权。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中国大陆,中华民国政府管理中国台湾。如果依照“香港模式”、“澳门模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里设置一个前提条件,即一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带有历史痕迹。设置这个前提,50多年来海峡两岸无论是军事对峙还是和平对峙,都没有解决,现在这样解决,条件依然不成熟。
既然设置这个前提,使台湾当局接受的条件还不成熟,并成为台湾当局责备中国政府没有和谈诚意的借口,有学者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不动摇的框架下改“主从模型”为“平衡统一模型”(《凤凰周刊》2004年第32期,朱智勇《两岸统一新思维,“平衡统一”化解台海危机》)。这是一个充分考虑了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提议,遵循了和谈必须对等的基本原则,既可以赢得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大家风范的赞许,又可以挫败台湾当局拒绝和谈的籍口。
何况,设置一个前提条件讨论“和平统一”,还涉及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和“总纲”的表述,涉及美国对台关系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无论是我国修宪,还是改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格局,都是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和平统一”远非一厢情愿那样简单,历史上任何和谈成功都是彼此痛苦妥协的结果。各自坚持自己的和谈底线,如果底线没有交叉点,就根本无法取得实质进展。
台海危机,是“台独”势力挑战中国主权、图谋分裂国家造成的。不仅牵制了我国聚精会神抓发展的战略部署,而且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变数。台海危机如果转化为台海战事,可预测的评估是:台湾问题彻底解决。负面影响也是严重的,
一是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将会打乱(有人预测经济可能倒退10多年),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和社会矛盾多发期交织一起的关键时期,战争既可能转移社会矛盾,也可能加深和激化社会矛盾;
二是维系我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格局将重新调整,美国要维持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必然把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考虑必然把日本推到前台,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和各自维护国家利益需要将引发为领海之争,原有的中国与台湾的矛盾属于国家内部的矛盾,将转移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中日之间的海域涉及中国、俄罗斯、美国的国际通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日本力图成为政治大国、维系经济大国,对这片海域的野心只会扩张,绝不会克制。由此,中日之间的较量将演化为一场依然严峻的恶战。中国依然难以在新世纪前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里保持和平发展的地缘环境。由此,当务之急是化解台海危机,以制止“台独”为重点,把统一的问题放在下一个环节上,维持现存的地缘政治格局,力争再有一二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是最佳选择。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国际关系变化的铁律。随着利益的变化和实现利益的实力的变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变化是必然的。美日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尽管目前美日关系密切,美日军演升级,但美国也非常清楚,放纵日本,美国也将自食其果。毕竟,历史上,只有日本,敢于把扩张的战争打到美国领土;只有美国,在日本国扔下了原子弹。日本是一个民族主义极强、自尊心极强、报复心和野心都极强的国家。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对美国也是不屑一顾的,当前出现一股追诉美国扔原子弹的战争赔偿的思潮,不能不说是美国放纵日本必将自食其果的前兆。日本是一个潜在的、不仅能够而且敢于与美国抗衡的对手。
所以,放纵日本,把日本推到牵制中国发展的前台,是美国失去台湾后无可奈何的选择,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战略需要。维系现存的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促使台湾留在中国,而不致于因“台独”得逞或台海战争的爆发改变现存格局,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战略需要。美国政府也多次明确地表白了这一点。同时,这也符合我国力争再有20年的和平发展时间的近期利益和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中美两国在制止“台独”的问题上,基本上达成共识。我们应抓住这个历史机会,巩固这一共识,扩大这一共识,确保台湾不被“台独”势力从中国分裂出去。只要能够确保台湾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就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的关键。无疑,发展也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日渐升级的台海危机,既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也不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在确保台湾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前提下,努力化解而不是被动地激化台海危机,正在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多少次两岸局势走到一触即发的边缘,中国政府保持克制,理智应对,使危机一次次化解。即使在当前台海危机依然存在,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也改变了“我们绝不承诺不使用武力”的语气,改用“中国政府有能力粉碎一切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足见中国政府倾心于和平解决国家统一大业的苦心。
当前,台湾当局搞渐进式台独的企图更加露骨,台海危机演变为战争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美国尼克松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普遍认为,在近三四年内,台海危机演化为战争的可能性极大,两岸的隔膜太深。我不以为然。即使在台湾政界,形势也在时时变化。这次台湾立委选举,泛蓝阵营赢得半数以上席位,对主政的泛绿阵营的台独走势将形成直接的钳制,陈水扁因此引咎辞去民进党主席一职。在台湾政界“台独”与“反台独”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泛蓝阵营在“中国统一”、“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上与我国政府的立场有共同点,但是,在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如果我国政府把遏止“台独”和“国家统一”分两步走,现阶段着重处理“台独”问题,完全有可能与泛蓝阵营的爱国人士结成共同遏制“台独”的联盟,化解台海危机。
正处在新世纪头20年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太需要一个能够“聚精会神抓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和平环境了。仅此,需要我们积极地、主动地、不遗余力去化解台海危机。站在21世纪未来发展的高度,国际上陆地资源之争将转移为海洋资源之争,遏止日本的扩张野心符合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避免美日走得太近,也需要我们积极地、主动地、不遗余力去维系亚太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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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事实(客观事实: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社会问题等;主观事实:人性、社会学心理等)的拥有多重范式的学科,起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从社会哲学演化出来的现代学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形势与政治课论文范文: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问题。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问题 全文如下:
作为一门学科,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发展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那时在中兴大学和东海大学成立了最早的两个社会学系,紧接着,台湾大学的社会学系于1960年成立。在70年代,辅仁大学和东吴大学也于1972和1973年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学系。1983年,政治大学将其原有的人类学--社会学系改为社会学系。1993年,世界新闻学院成立了偏重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系。最后,社会学研究所于1995年在台湾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内正式成立。在这之前,已有不少社会学家在研究院中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内供职。
在上述的社会学系(所)中,台湾大学和东海大学设有硕士和博士课程,东吴大学可授硕士学位,而中兴大学、辅仁大学和世界新闻学院只有本科。清华大学在1987年开设了独立的社会学硕士课程。此外,台湾大学农推所的研究生部长期开设农村社会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而“中央研究院”是一个非教学的研究机构,不为学生提供任何学位,但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在上面提到的各社会学系中担任全职或半职的教学工作。
其他广义上与社会学相关的系(所)如社会工作(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系)、社会福利、儿童福利、社会政策、保健、医学社会学等,自80年代起,在许多大学和院校得到发展。这些系(所)虽然按照定义不是社会学系,但也有不少社会学家。
根据1995年的最新估计,在台湾,约有150名社会学家工作在教学或研究机构,而1985年时只有81名,在过去的10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他们之中80%有博士学位,而1985年时只有约一半人有博士学位,这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Chang,1996;瞿,1986;)。在台湾,社会学与其他建设完备的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历史学相比,其学术社团仍相对较小,但却比心理学和人类学有更多的师资。社会学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也改善了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在社会学家心中的地位。1983年时,在上述7门学科中,社会学自我评估居第六位,仅高于人类学(萧,1984)。但到1995年,在社会学家眼中,社会学已上升到了第三位,仅次于经济学和心理学(Chang,1996)。
总的说来,在战后的台湾,社会学作为一门学术性的社会科学学科,其发展史相对较短。战前台湾处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之下,在1895至1945年期间,台湾从未有过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因此,战后台湾社会学的发展也无日本时期的遗产可继承。战后台湾进入了后殖民时代,开始经历国民党的统治,在1948年以后的20多年中,社会学一直未被视为合法的现代社会科学。由于国民党的精英们误认社会学是社会主义或是激进的、反政府的,所以在50、60年代的大学中,社会学即便是未遭有意的压制,也得不到发展和鼓励。
更重要的是,在4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府败北时,只有少数几个社会学家来到台湾。共产党执政后,大多数社会学家留在了大陆,所以建立于大陆的中国社会学传统并未真正地移植到台湾。没有殖民地的遗产,也没有大陆的传统,所以,台湾战后初期社会学发展所经历的,与其说是“认同危机”,还不如说是“传统的断裂”。回想起来,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社会学的建设完全是一种创新的努力,而不是对某种已有的东西的恢复和改革。
新社会学始于60年代初,战后世界体系中美国的核心地位和美国化社会学对其产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对台湾大学建立社会学系给予了直接的帮助,并为台湾提供了新一代受过美式训练的台湾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学的影响直到70年代才有助于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但同时也使台湾社会学产生“依附性”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后来社会学中国化的自觉运动在80年代转向了本土化,甚至台湾化。
大陆出生的社会学家属于战后台湾社会学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今天,他们中的大部分已故去或已退休。在150名在位的社会学家中,多数是台湾出生的,属于第三代或第四代。第三代台湾社会学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主干力量,如今他们的年龄大多在45岁到55岁之间。第四代社会学家是第三代社会学家从前的学生,80年代后期才进入社会学界,年龄大多不足40岁。从现今社会学家的生活经历和年龄结构来看,台湾社会学事业可以说主要是由台湾出生的中青年学者来挑大梁。
萧新煌曾以“世界体系中的范型分工”为分析工具,把台湾社会学60年代至80年代的发展描述为“依赖性发展”,它完全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学从60年代帕森斯功能主义一家独尊,到70年代多元范型兴起这一范型转移的过程。从1960年到1981年,在123篇中文写成的期刊文章中,所引用的1051种英文参考文献大多数是美国社会学家的著作。那时,所有中文的社会学教科书实际上都不过是美国社会学入门教材的翻版。在这些教科书中,没有战前大陆社会学家和战后台湾第一二代社会学家所做出的经验资料和研究成果。美国社会学的普适性从未受到怀疑和挑战,文化特性和“国家社会学”等问题也从未被视为合法的问题。到了1980年,台湾社会学的地位仍处于战后美国社会学所发展出来的核心范型的边缘。
然而,从80年代开始,自由主义社会学家在中国化名义下提出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要求。社会科学社团(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开始进一步反省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急切地想把社会科学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因此,根据70年代初期以来台湾所经历的广阔的历史背景,来正确评价这场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走向本土化的自觉运动,是十分重要的。
1972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许多知识分子开始从整体上重新认识台湾和自己。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要求政治改革。随着民族主义的危机意识的增长,产生出一种意料之外的集体意识来处理当时台湾所面临的生存问题。由于外交上受挫,注意力中心便直接转向了内部的改革,台湾的现实开始为许多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所关心,乡土文学运动是第一个有意识的努力,不少年轻的台湾作家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身上寻求文学理念,试图用台湾的社会现实主义来取代60年代一直支配台湾文学的西方现代主义。这场运动在70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争论中达到高潮,从此,社会现实主义在台湾文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合法地位(萧,1996)。这一本土化转向也扩展到其他诸如音乐、表演艺术和电影文化等领域。社会科学家自我发现和自我批评可以看作是这场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台湾知识分子全面的本土化意识的进一步展开。从时间上看,是与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第三代社会学家作为新生力量出现是相符的。
在80年代初期,从美国归来的受过高等训练的社会学家的人数日益增多,随着他们投入到这场运动,台湾的社会学景观大为改变。根据1983年的一项对社会学家的调查,对当时的社会学状况,大多数接受调查的社会学家对过去20年的社会学进展十分不满,自我批评的表达包括:缺少临界质量,缺乏特色和没有发展主流等,缺乏理论洞见和经验工作也是对1983年前的社会学的普遍评论。大多数社会学家还非常关注,在国民党统治的数十年中,社会学发展所受的政治影响。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只有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才能养育出成熟的社会学。如同以后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过渡时期所表明的那样,社会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和批判的理智活动,有助于台湾民主化的形成。更为直接的是,有不少社会学家作为拥护民主的知识分子,参与发动、动员和保护了来自复苏的市民社会的民主力量。
对于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要求,大多数社会学家在80年代赞同这种自觉的努力,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必然的。社会学为何要本土化,许多人认为,它对台湾社会学发展的根基是必需的,它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并能产生社会学的文化和历史认同。但他们很快强调,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目的并不是要停止学习西方社会学,或鼓吹建立一种国家社会学。本土化应该被理解为一种集体的觉醒,而不是一种幻觉的产物。如同萧新煌根据调查资料所总结的,本土化社会学应是一个双重概念,既要有社会学的普遍性,也要有相关的文化性和民族性。换言之,社会学本土化不仅要通过把社会学知识深化到台湾现实,以促进台湾社会学的基础发展,而且要通过提供得自于丰富多彩的文化特性的新元素,来充实世界社会学。从本质上讲,社会学中国化的理念是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结合(萧1984,1987)。
最终,对台湾社会学本土化的实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步骤。首先,应促进对战后台湾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及其相关问题做有力度的研究。其次,要注意中国独特的社会观念、文化特色和历史现象(萧,1987)。
从发表的文章和专家的评价来看,由于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人数的增多,专业的领域和产出都有重要的增长和扩大。根据瞿海源对台湾社会学家1951-1985年间所发表文章的研究(1986),文章1969年前为1.86,1970-1974年间为1.59,1975--1979年间又上升至2.42,最后,在1980--1986年间一跃为3.65。比较一下1975-1979和1980-1986这两个时间段所发表的文章,有5位以上作者的领域数目,在10年间从5个上升到13个。1986年,最密集的研究领域有:人口统计、社会问题、家庭、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研究方法、城市社会学、社会理论、复合组织、团体互动、女性研究、社会政策、社会福利以及文化。
近来,Chang(1996)搜集了952篇台湾社会学家1991--1995年间发表在杂志和论文集上的论文,根据他的估算,可以进一步看出,台湾社会学家在过去20多年中研究专业的延续和变化。诸如社会学理论、人口统计、社会变迁、发展社会学、社会分层和城市社会学这样的密集领域,在1980年后仍然占据中心地位,90年代研究趣旨上升的领域有:家庭社会学、性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和文化研究,这再次反映了台湾社会学对大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回应,这些问题也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新焦点。
目前大部分台湾社会学家仍然用中文在本地刊物上发表文章,但他们用外语(主要是英语)写作在海外期刊上发表的兴趣正日益增长。从1991年到1995年,150名社会学家中有30名把他们的文章给了50多家海外或国际性刊物,这标志着台湾社会学家正缓慢而有长进地加入国际社会科学社团。
在今天的台湾,社会学正逐渐被认为是一门上升的智力事业,在社会科学的学术社团中已建立了合法地位。社会学家被视为是一群倾向于自由主义并对当前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批判的学者。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学家不仅是引起麻烦者,也是解决问题者。人们日益期待社会学家能提供灵活的理论来解释变化的社会现实,对各种出现的社会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方式,并乐于扮演拥护和批评者。的确,在今天的台湾,除了教书和研究,各种社会学家还担任着多重社会角色。“政府机构”、大众媒介和市民社会组织在遇到相关的社会问题时,都希望得到社会学家的指点、评论或参与。台湾社会学家现在已是“被需要的”和“有用的”了。在自由化和民主过渡时期更是如此,不少社会学家已经在推进各种社会运动和保护民主事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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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一词及其相关概念,或者叫台海问题或者两岸问题,是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退守台湾,至今所衍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政治形势相关论文:有关台湾问题的历史资料。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远古的时候,台湾岛和祖国大陆是连接在一起的,是大陆的一部分。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海平面时升时降,台湾岛也时沉时浮,直到5000年前,相连接的部分下沉为海峡,台湾于是成了祖国东海中的一个四面环海的大陆岛。这从台湾海峡海底的地形可以得到证明。
台湾海峡的海底就像一条河谷,有向南和向北两大河系, 这是当它还是陆地时,被河水冲击,侵蚀而形成的,最深处不过100米,大多数地方的深度只有50米,而在1.5万年以前,东海海面比现在低130米左右,这在地质上说明两岸原来是一个板块,台湾、澎湖等岛屿就在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与福建省相连接。
现代科学还证明,台湾不仅是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而台湾的基本地形,与大陆的地块相同,在地质成分上,是与福建、浙江两省相同的酸性火成岩体。所以,后来有人送给台湾一个雅号--“浮福建”,意思是说,台湾是福建省漂浮在海上的部分。
从台湾岛的考古发现来看,祖国大陆的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已传到台湾。70年代,台湾考古学家在台南县左镇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经过鉴定,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同属于3万年以前的古人类。以后又陆续发掘出土了石器、骨器和陶器,这些东西的形状的制作方法,都与大陆各地发掘出的旧石器时代的器物特别相似。其中高雄县凤鼻头一带出土的彩陶和黑陶,经过鉴定,确认它们是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传过去的,和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沿海地区和华南地区的“几何形印纹陶”从制作方法到用料都是一样的。
1980年7月,台湾考古学家在台东县卑南乡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大批石棺、石器陶片及玉器,经鉴定这是二三千年前古代台湾人的遗物,和我国南方各省古代的越濮族人留下的遗物一样。学者们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在距今2000年以前,台湾海峡两岸两岸海水退潮时,一部分人从大陆渡海来到台湾,这部分人也就是今天台湾的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和曹族等少数族的祖先,这些最早到台湾的人被称为台湾“先住民”。“住民”就是“居民”的意思。
经考察研究认为,除了从大陆直接移民外,台湾早期住民中还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南洋群岛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财半岛等地移居来的, 他们就是今天台湾鲁凯族、 排湾族、雅美族、阿美族、卑南族的祖先。
在17世纪中国大陆大量向台湾移民之前,这里的先住民一直过着原始氏族部落的生活,以打鱼、狩猎为主,没有文字记载历史,只有一些口头流传的神话和传说。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古代中国的封建王朝曾多次经营管理过台湾。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个三国, 三国时吴国国王孙权就曾在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派大将军卫温、诸葛直率1万多名士兵到过台湾。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大陆上汉族人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去台湾的行动。后来,吴国的一个地方官,也就是庙阳太守沈莹就写过一本书,名叫《临海水土异物志》,具体生动地记述了“夷州”和“山夷”的情况。“夷州”是古代人给台湾起的名字;“山夷”指的是台湾当地的老百姓。
隋朝时, 台湾被称为“流求”。 隋炀帝曾三次派人到“流求”。 第一次是公元607年, 派人去台湾“求访异俗”,就是了解风土人情;第二次是公元608年,派人前往“慰抚”, 就是关心照顾的意思; 第三次是公元610年,派了1万多士兵去驻守保卫台湾,叫远征“流求” 。
从唐朝到北宋的500年间,虽然没有见到有关台湾和祖国大陆关系的正式记载,但从台南等地考古发现的唐宋古钱和陶瓷等文物来看,可以知道,大陆和台湾一直保持着经济、文化联系。
南宋时,台湾和祖国大陆的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已在台湾附近的澎湖列岛上建造军营,派兵驻守,还把澎湖划归福建泉州的晋江县管辖。
到了元代,元世祖曾两次派人去台湾宣抚、讨伐,并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理台湾和澎湖的各项具体事情,并让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管理澎湖巡检司。从此,台湾和澎湖正式成为中国行政区的一部分。
明朝初的,朝廷仍设澎湖巡检司。洪武二十年,为防倭寇,实行坚壁清野, 撤销了澎湖巡检司, 并把居民迁到漳州、泉州一带居住,以为这样可以断绝倭寇的供应,使他们无法在澎湖立足。
到了嘉靖年间, 倭寇屡次入侵。 特别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得到倭寇将侵扰鸡笼、淡水(今台湾)的消息,明朝政府立即恢复了澎湖巡检司的设置,归泉南游击将军统辖。在行政上,将澎湖划归泉州同安县。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增设澎湖游兵。万历三十年,倭寇侵扰台湾西南部,浯屿将军沈有容率军舰20艘,一举荡平了倭寇。
在这期间,海峡两岸的民间联系和经济来往并没有停滞, 反而有所发展。汉族人不断从大陆移居台湾,其中一些人同先住民妇女结婚,使汉族逐渐和当地居民同化融合。
明朝末年,一些英雄豪杰带着自己的亲友和部下渡海到台湾去开辟新天地,还有一些人则是以台湾为根据地进行海上贸易。在众多的海上英雄中,对开发台湾贡献最大的,要数福建澄海人颜思奇和泉州南安人郑芝龙。
1620年颜思奇和郑芝龙为反抗官府欺压,率领大批人分乘10艘船移居台湾。他们在台湾中部的北港登陆,开辟出诸罗山一带的地方。 颜思齐在占据台湾第二年就病故了,郑芝龙升为首领,统辖台湾。
1638年,郑芝龙开始和明朝政府合作,那时正赶上福建遭受大旱,朝廷接受郑芝龙的建议由福建向台湾移民。据说,这次移民有好几万人,是我国第一次有计划、大规模的向台湾移民。从此,半睡眠状态的台湾被斧头和枪声吵醒了。
明朝时期有关台湾的书籍文章很多,在许多记载中,台湾的名字已经出现。有些书中还有“打狗”(今高雄)、“鸡笼”(今基隆)、“淡水”等台湾南部和北部的地名出现。可见,那时候祖国大陆人民的足迹已遍及台湾南北,开始了开发台湾的进程。
17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由于重视发展工商业,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在全世界扩张侵略,渐渐地,它们的势力就到了亚洲。在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了经济掠夺机构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韦麻郎”是殖民军的舰队司令。
为了在中国海岸建立据点,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七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来到台湾附近,向澎湖进攻。当时,中国驻守澎湖的水军只是春、秋两季派兵戌守澎湖, 季节一过, 就护回大陆。农历七月,正是春季戌兵撤回厦门的时间。于是,韦麻郎一伙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澎湖。
韦麻郎侵占澎湖后,就派一个叫李锦的中国人加大陆活动。李锦是福建商人,在马来半岛做生意的时候,认识了韦麻郎。这次,他随荷兰舰队回到澎湖,为荷兰人奔走,干侵犯中国的事,自然是明朝法律所不允许的。因此,李锦搭乘渔船回到福建漳州时,只好谎称自己是被荷兰人抓走后逃回来的。
但是,荷兰舰队侵占澎湖,已被明朝的水军巡逻船发现了,并且报告了漳州地方官。所以,李锦一到漳州,就被抓了起来。因为没有掌握李锦勾结荷兰人的证据,不久,漳州地方官就把李锦放了,还让他去劝告韦麻郎撤离澎湖。
李锦回大陆活动没有成功,韦麻郎又派翻译林玉给漳州地方官送来一封信。 信中扬言如果中国方面坚持不同意通商,他们就把军舰开到福建沿海来,用武力实现两国通商的目的。
消息传开,福建百姓议论纷纷,担心荷兰人走葡萄牙侵占香山澳(澳门)的老路,把澎湖变成他们的据点。因此,强烈要求把荷兰人赶走。同时,福建南路总兵官施德政也同新任巡抚徐学聚商量说:当初广东方面许葡萄牙人在香山澳通商,结果他们强占了香山澳,使广东地方不得安宁。如果再让荷兰人用通商作借口占据澎湖,危害就更大了。于是,他们就商量派前边说到的率军荡平倭寇的游击将军沈有容领兵,驱逐荷兰侵略军。
沈有容受命之后,在整备军旅的同时,下令禁止沿海商人与荷兰人私自贸易,在一切准备妥当后,沈有容率领一支舰队驶抵澎湖。舰队在港内抛锚后,他就带着从狱中放出的翻译林玉同坐一只小艇去会见韦麻郎。
沈有容对韦麻郎说:“我国朝廷规定,凡不是朝贡的国家,一律不准通商。你们在这里不能通商获利,就应早日撤离澎湖。”
谁知沈有容的话音刚落,一帮荷兰殖民者刷地抽出战刀, 逼向沈有容。他们以为人多势众,又有兵器在手,一定能把沈有容吓倒。哪知道沈有容毫无惧色,反而厉声责问:“中国惯于杀贼,你们自称是商人,所以从宽处理,责令离境。他们怎么又要打仗呢你们本来就不怀好意!”
话虽这么说,可是韦麻郎一伙是硬赖着不走。沈有容在船上等了1个月,还不见韦麻郎撤离,就召集部将们商量,决定一面向巡抚报告情况;一面命令舰队挂帆起锚,让荷兰人知道他们要回福建去。韦麻郎接到报告,急忙坐小艇来会见沈有容,慌忙问道:“沈将军,要到哪里去啊”
沈有容严肃地说:“当初,任巡抚调集大军,准备前来讨伐,只因我说你们是来要求通商的,经过交涉,你们就会撤离,所以才按兵未动。哪知道你们不听我的劝告,还在这里徘徊不走,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吗!我只好回去复命,待巡抚发兵征讨,你们就后悔及了。”
韦麻郎本想仗着铁甲舰和先进的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但是他看到沈有容一身正气,要侵占澎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再加上他们兵力太少,又远离荷兰本土,即使侥幸获胜,也难以坚持。最后,他们便灰溜溜地于1604年12月25日撤离了澎湖。
1604年12月25日,沈有容斥退了第一次侵入澎湖的荷兰侵略军。之后,又过了20年的1624年,重新武装起来的荷兰人凭着武器先进,再度入侵澎湖,并于第二年占领了台湾西南部的沿海地区。他们在今天台南市的安平镇修建了一座城堡,叫台湾城。1625年,他们仅仅用15匹粗布的代价,又从高山族的新港社骗到了一大块土地,修筑了赤嵌市街。有这样一个“牛皮割地”的传说,说当时荷兰殖民者向新港社的高山族首领提出,借一张牛皮那么大的地方堆放货物。善良、纯朴的高山族人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哪知道狡诈的荷兰殖民者把牛皮剪成细丝,圈占了很大一片地方,修筑了赤嵌城。
当时,台湾城与赤嵌城之间,隔着一个大海湾叫台江,台江沿岸,主要是高山族人的家园。他们在这里捞鱼捕鹿,采集耕种。那时的台南一带,不容分布着许多汉族人的村庄, 这些汉族人的祖先迁到台湾后,把亘古荒原开辟成良田。荷兰殖民者入侵后,就以这两座城堡为根据地统治台湾。从此, 台湾第一次变成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荷兰人对台湾的统治和经营,主要是由荷兰国内的东印度公司负责。他们的经营目的就是要猖霸台湾的各种生意。荷兰人在台湾统治了38年,通过出口砂糖、稻米、鹿皮,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以及从台湾住民身上收取各种名目的税钱,搜刮了大量的财富。
荷兰人的占领和残酷剥削,一直遭到台湾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1652年,台湾人民推举一个叫郭怀一的人领导反荷兰人大起义。
郭怀一本来是郑芝龙的部下。郑芝龙接受明朝的招抚,由海上国到福建之后,郭怀一就留在台湾,在赤嵌城附近定居,从事开垦,创立了家业,成了当地的一家富裕农户。由于他疏财尚义,结纳了不少有识之士,在群众中很有威望,因此,荷兰人委任他当了村长。但是,郭怀一痛恨荷兰人侵占台湾,鱼肉台湾同胞。于是,他便聚集同胞秘密策划消灭荷兰人,夺回台湾主权。
1652年9月7日,郭怀一邀请附近村庄的好友和村长,到家里商讨举行起义,驱逐荷兰人的事。他们计划在9月17日,也就是中秋节的晚上,由郭怀一邀请荷兰官吏赴宴,乘机在席间杀死他们。然后,假装护送荷兰长官回去,骗开城门,一举捣毁侵略者的巢穴台湾城。
但是,郭怀一没有想到,他的弟弟郭保宇成了出卖他的叛徒,将起义计划报告了荷兰长官。在这种情况下,郭怀一当机立断,决定提前在当天夜里起义。在郭怀一的率领下,除少数人有火枪外,1000多农民手拿大刀、木棒、竹竿, 举着火把,勇猛地向赤嵌城进攻,当时,赤嵌城住有30多名荷兰兵,还没有来得及反抗,就做了刀下鬼。只有4名住在马棚附近的士兵,在混乱中逃往台湾城城去了。这一夜,熊熊烈火,把赤嵌城烧了大半。
第二天,荷军长官派但克尔率领120名荷枪实弹的侵略兵,乘船扑向赤嵌城。郭怀一指挥起义军在台江东岸布防, 准备歼灭这股荷兰兵。哪知道荷兰船还没有靠岸,就向岸上发炮轰击,兵士们也跳进水中,边射击边向岸上冲来。大刀、木棒、 竹竿毕竟挡不住子弹的射击, 起义军不得不向后退却。突然一颗子弹射中郭怀一的肩膀,他忍着痛苦指挥战斗, 最后终于倒下。 临死前, 他口中还不断高呼:“杀呀!”“前进!”
起义军在副则吴化龙的率领下,向南撤退,以后转战到台湾南部山地,经过半个月的浴血奋战,最后被荷兰军镇压下去了。郭怀一起义,是中华儿子为反抗外来统治,收复台湾主权而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流血斗争,也是一次大规模的驱逐荷兰侵略者的民族革命运动。
西班牙人是在比荷兰人晚两年的1626年,以保护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为理由,占领了今天台北县沿海一带及鸡笼山(今基隆市)。他们把最初登陆的地方命名为圣地亚哥,至今台北县依然保留着三貂角、三貂岭等地名,这其实就是西班牙语 SANTIAGO按声音翻译成的汉字。
占领了基隆的西班牙人,在基隆湾内一座地形险要的社寮岛上修筑起圣萨尔瓦多城,以此作为统治中心。社寮岛就是今天的和平岛。另外,西班牙人还在今台北县的淡水镇建立了一座圣多明哥城,不久又在基隆,淡水两地盖起了大教堂。现在淡水高尔夫球场旁边,还残留着一座圣多明哥城的城楼,当地人把它叫做“红毛城”。
西班牙人占领基隆的目的,是想以基隆为根据地发展菲律宾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当时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635年是这种贸易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当时停泊在基隆港的欧洲各国商船一次就有20多艘。但从1636年起,日本停止了对外贸易,中国商船则只听郑芝龙指挥,所以到台湾来的船只大大减少,这样西班牙在台湾的海上贸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这时候,占领台湾南部的荷兰人瞄准时机,乘西班牙人兵力减少,在1642年派军队攻占基隆,吞并了被西班牙人占领了16人之久的台湾北部地区。
郑成功,1624年出生。他的父亲就是前面提到的汉族移民领袖郑芝龙。郑成功青年时代,正赶上国内清朝打败明朝,台湾被荷兰人侵占,他亲眼目睹了这两件大事,内心充满了对清王朝和荷兰殖民者的仇恨,暗暗下决心要实现打败清朝,恢复明朝和收复台湾的理想。1647年,他带领一批人马跑到福建、广东交界处的南澳宣布起兵抗清。从这一年起,到166年的十几年里,郑成功与清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因为力量太小,难以取胜,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先收复台湾,以宝岛为基地,再作长远打算。
1661年阴历3月,郑成功率领2.5万名士兵,乘大小战船数百艘,从福建金门岛出发,途经澎湖停留,展开了收复台湾的伟大壮举。他在给荷兰总督的招降书中主正辞严地指出:台湾是我们中国的土地,但长期以来被你们国家所霸占,今天我们要把它收回来,你们理所应当的土地归还我们。
由于收复台湾的行动是正义的,所以是到海峡两岸人民的支持。可以说,当郑成功率领大军在台湾登陆以后,就注意做争取和团结高山族同胞的工作。他曾在繁忙的军务之中,抽空访问了住在现在台南附近的几个高山族部落,把烟草、布匹、衣服、鞋帽分赠给高山族部落的首领。
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一天,郑成功带领几名将领一队亲兵访问一个高山族部落时,从欢迎的人群中走出4名高山族同胞,他们各自端着一盘金子、银子、野草和泥土,献给郑成功。原来当荷兰殖民者听到郑成功要收复台湾的消息后,就指使他们的传教士钻到高山族部落里,说郑成功的军队到处“杀人放火”。 这次到台湾来, 也是为了掠夺金银财宝的。 所以, 这个部落首领听说郑成功要来时,就想出了献金、银、草、土的办法来试探郑成功。
郑成功看了看面前的4个盘子,心里明白了几分。于是, 笑呵呵地让翻译告诉高山族同胞说:“我郑成功率领大军到台湾来,是为了驱逐红毛夷(荷兰人),收复我们的国土,不是为了要金子、要银子的。”说完,他叫亲兵把两只盛有野草和泥土的盘子收下,把盛有金子、银子的两只盘子退给了部落首领。
没过几天,郑成功不要金银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岛,许多高山族的村社纷纷派出自己的首领拜望郑成功,表示愿意接受他的领导,和收复大军一起,驱逐荷兰侵略者。当郑成功的先头部队在台南市的鹿耳门一登陆,当地成千上万的台湾百姓都高兴地跑出来欢迎他们。
郑成功的部队在台湾西部沿海与荷兰军队展开了许多场激战,最后将荷兰军队的据点热兰遮城包围起来,并在海上连续打跑了荷兰国内派来的援军。荷兰殖民者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投降,撤出了台湾,使被占领了38年之久的台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将赤嵌城改为承天府,下管二县,北部为天兴县,南部为万年县,称台湾为“东都”。他废除荷兰殖民者的制度,进行各种改革,发展贸易,兴办学校,同时号召大陆人民移居台湾开荒种地,使台湾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在台湾开发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章。但由于多年来连续征战,加上收复台湾后,工作特别忙,郑成功终于积劳成疾,收复台湾5个后就病逝了,那年他只有39岁。
郑成功死后,他的儿子郑经继续管理台湾,再接着是郑经的儿子郑克爽,郑氏祖孙三代管理台湾共达21年。1683年清朝政府进军台湾,郑克爽经过谈判向清朝政府投降, 台湾重新开始由中央政府管理,使中国实现了政治统一。清朝政府在台湾设立了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3个县,都归福建省管辖。
清明政府刚开始管理台湾的时候,由于台湾社会秩序较为混乱,清明政府禁止大陆人移民台湾。但那时候在大陆,由于耕地少,战乱频繁,饥荒连年,福建闽南和广东嘉应州一带的大陆居民,照样一大批一大批地向台湾迁移。清明政府没办法只好逐渐放宽限制,直到最后取消禁令,允许大陆人携家带口迁居台湾。
据统计,清朝政府刚收回台湾时,台湾的汉人只有10多万,但到了1877年,汉人已增加到300多万。移民的增加和清明政府前期推行的少收租税和政策,促进了台湾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的发展,到了10世纪中期,也就是距现在250年前,台湾已成为“糖谷之利甲天下”的祖国宝岛了。
从公元1840年开始,因为清王朝日益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不断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捣乱,先后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台湾因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又出产很多东西,更是英、法、日、美等列强想霸占的目标。
从1840年开始的50多年里,台湾不断遭到这些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这种情况使清朝政府终于认识到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所以在1885年正式在台湾建立省,并任命在抗法战争中有功的福建巡抚刘铭传为台湾首任巡抚。
刘铭传在台湾执政6年,积极推行近代化的管理政策,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等事业,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台湾第一条铁路和许多近代的设施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创建的。直到今天,台湾人民还深深怀念着这位台湾近代化的奠基人。在台北市有以“铭传”名字命名的学校,在基隆火车站前还有为刘铭传立的纪念碑。清朝政府在台湾经营212年,使台湾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省份,使海峡两岸融为一体。
正当台湾军民发奋图强,加速同祖国大陆一体化的进程时,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895年4月, 清朝政府被迫在日本马关签署《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割让给日本。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悲同愤,一致谴责清明政府的割台卖国罪行。人民一致要求惩办李鸿章,拒绝批准《马关条约》,继续抗战。在北京,从普通官员到督抚将军、宗室贝勒等500多人向朝廷上书100多件次,认为割台败坏了清明先辈统一中国的功绩。正在北京参加考试的各省1300多举人,在广东举人康有为、梁启起的发动下,联名向朝廷请愿,反对割台,历史上称之为“公车上书”事件。在台湾,人们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他们鸣锣罢市,集会抗议割台。爱国志士纷纷上书朝廷,要求誓死保卫台湾。
从6月至10月,台湾各地同胞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抗日斗争。他们在义军首领徐骧、姜绍祖、吴汤光、胡嘉猷、江国辉、苏力、黄娘盛等人的领导下,与刘永福为首的黑旗军以及部分清军一起,不怕流血牺牲,历经大小100多场战斗,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以劣势的装备,抗击着侵略者3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直到弹尽粮绝,壮烈牺牲。台湾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强意志和浩然正气,在台湾历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日本占领台湾的50年间,台湾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没有停止过。
从1895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台湾长达50年, 在殖民统治下,台湾同胞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政治上,殖民当局实行总督统治,台湾人民根本没有参与管理台湾的权利,台湾人被视作“二等公民”。
经济上,殖民当局一方面掠夺台湾工农业和矿业产品;一方面把台湾做生意赚钱的事都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且还不断加收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霸占台湾人民的土地,强行推销日本产品。
教育文化上,他们一方面把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分得清清楚楚; 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学生进行亡国奴教育, 强迫所有中国学生学日语。他们把初等教育学校分成“小学校”、“公学校”、“教育所”3种。第一种专收日本学童,设备好,师资强;第二种专收台湾地市、农村的学童,设备师资都较差;第三种专收台湾山区少数民族的孩子,各方面条件更差。到了中学阶段,学校里就没有多少台湾学生了,日本学生和台湾学生的比例约为3比2。而大学里,台湾学生更少,日台学生的比例为4比1。
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后,日本殖民当局把台湾变成了他们的战争基地。为了控制台湾人民的思想,殖民当局发动了所谓的“皇民化运动”,也就是要求台湾人民做“真正的天皇的臣民”,效忠日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居然把台湾所有的报纸都变成日文报纸,还把中国人常去的寺庙都关闭,强迫老百姓改用日本姓名,平常生活使用日语,学习日本的风俗习惯,改换宗教信仰,参拜日本神社, 崇拜日本天皇……总之,他们想彻底消灭台湾的中国文化和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经济,从一开始就遭到台湾人民的反抗。 在日本经济的50年间,台湾人民先后发动过上百次的反武装起义,这些反抗起义虽然最终都被日本殖民当局镇压,但它显示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给了日本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各种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签订,另实际上已成了一个兰殖民地国家,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
但大陆人民并没有忘记有朝一日收复台湾的使命。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大陆进入了全面抗日战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 宣布废除中日之间以往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其中当然包括《马关条约》。
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埃及首都开罗签署宣言, 向全世界宣布:抗战胜利后,要收回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的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1945年,中、美、英三国(后来苏联也参加)发布了命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所说的收回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一事,必须得到执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10月25日,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新任台湾行政长官兼总司令陈仪,在举行了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仪式之后, 庄严向世界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列岛已正式重新回归中国,所有一切土地、人民和各种事务都回到中国政府主权管理之下。台湾正式光复了!从此,这一天成为台湾光复纪念日。
台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同胞把在心中压抑了50年之久的爱国情感尽情地表示出来。 他们争购祖国的国旗,争相学习国文国语,准备热烈欢迎来自祖国的军队。
10月25日光复纪念日的那天晚上,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通宵欢宴,焚香祭祖,告慰先灵。第二天,台北市30万人举行火矩大游行,庆祝新生。高山族同胞也同样狂欢庆祝了3昼夜。人们期待着,从此以后,台湾人民能作为中国人真正当家做主人。
可是胜利的高兴劲儿没过几天,台湾人民却发现国民党派到台湾的接收官员们,工作不好好干,可明着暗着总要收受各种贿赂,占各种便宜。他们不管台湾人民生活,光想从台湾这个宝岛上榨取油水儿。他们还把台湾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运到大陆,供应国民党军队跟共产党打内战。而且,国民党的“盟友”美国, 也开始在台湾发展自己的势力, 美国资本家也来搜刮台湾人民。台湾人民的心情由希望变成了失望,进而由憎恨发展为反抗。
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专卖局缉私人员和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查缉私烟时,蛮横地用枪管将一位女烟贩打得头破血流,并且打死现场一名围观群众。此事激起台北市民的愤怒,许多人围住警察局和宪法团,要求严惩凶手,但那些国民党当官的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第二天,更多的台北市民围攻了专卖局,并向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请愿,一些国民党卫兵公然向徒手群众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数人。这一举动激起台弱民众更大的反抗情绪。他们罢工、罢课、罢市,冲击警察局和专卖局等官府机构,夺取广播电台,呼吁全省人民起来支援。于是,全省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到处燃起了反抗国民党当局反动统治的烈火,使台湾全岛失去控制。
3月2日,台北民众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3月7日,这个委员会代表台湾百姓提出32条要求。但南京国民党政府认为是一场“叛乱”,下令派兵镇压。从3月8日起,国民党军两个师相继在台湾登陆,随即在全岛展开大逮捕,大屠杀,将轰轰烈烈的“二二八”起义镇压下去,被害者达3万余人。
“二二八”惨案的发生,使台湾从此进入了“一段很长的政治冬天”。它极大地伤害了台湾同胞的爱国心,玷污了祖国大陆的形象,造成了台湾省同胞对外省籍同胞长期的误解和怀疑,使当代台湾的政治生活和海峡两岸关系一直笼罩在一个阴影之中。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被中国人民革命推翻的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他们依仗着美国等外国势力的扶持和台湾海峡的天险,对抗新中国,使海峡两岸迟迟不能完成统一大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坚持的立场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海峡两岸必须实现统一,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1978年以前, 解决台湾问题的口号是“解放台湾”。1978年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家把对台湾的政策逐渐调整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就是争取用和平的方式来完成祖国的统一。统一之后,在大陆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则维持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这一政策受到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广泛欢迎,但是台湾当局为了自己的利益却一直不接受。
国民党当局在刚败退到台湾的时候,曾经幻想过要军事反攻大陆,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甚至提出要“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60年代,国民党当局又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经营台湾,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政治反攻大陆政策。1975年,蒋介石去世, 他的儿子蒋经国接班,继续坚持他父亲的做法,拒绝与中国共产党谈判讲和。80年代中后期,在岛内外强大的民主化潮流和改革开放潮流的冲击下,蒋经国被迫宣布取消在台湾实行了长达38年之久的军事戒严令,并允许台湾民众回大陆探亲,从此打开了海峡两岸人民为关闭了将近40年的大门。
从1987年至1995年,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或者来做生产和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活动的已有近800万人次,其中1995年达133万人次,占台湾出境人数的1/3。大陆去台湾探亲和进行学术文化交流人员也有7000多人次,两岸人民之间日益密切的交流往来,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同胞感情。
现在,虽然海峡两岸之间的故对状态还没有根本解除,祖国还没有实现最终的统一,但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历史赋予海峡两岸中国人的神圣使命,只要海内外炎黄子孙团结一心,共同努力,这一天一定会来到。
(杭州讯)中国大陆越文化研究专家何有基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台湾高山族是古代於越族(简称越人)的一支,他们的根在中国大陆浙江绍兴一带。
中新社报道,高山族是台湾的先住民,是原住台湾的少数民族的总称,又称山胞,史学界对其来源一直没有定论。
报道说,今年62岁的何有基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发现,高山族与越人在风俗习惯、先民遗物、造人传说等众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他认为,约在4000年前,浙江绍兴一带的部分越人,因某种变故,乘船渡海,迁入台湾繁衍生息,成为台湾先住民。
断发纹身是越人的传统习俗,断发是为适应湿热的气候和多水的环境,纹身则是在早年群婚情况下有效防止乱伦的一种措施。如今的台湾高山族也有断发纹身的习俗;越人崇拜鸟神,以鸟为图腾,把鸟作为至上的象徵物饰於器物。台湾高山族也有崇鸟风俗,传说中“鸟神”曾为山胞取来火种, 在如今山胞的屋脊上,依然点缀有鸟形的器物。
台湾至今仍盛行“鸟占”(或称“鸟卜”)。何有基考证认为:“这种能预卜祸福的鸟,其呜叫声、体型和毛色与绍兴的麻雀十分相似,这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同一种鸟崇拜的遗存。”
何有基说:“高山族同胞的建筑形式,如建在桩上的公廨和仓库等,与越人居所完全一样。此外,高山族同胞的腰机纺织、饭稻羹鱼、父子连名、贯头衣和筒裙、屈肢葬等传统,乃至孕妇禁忌、谈梦忌讳,都可以从越人的习俗、禁忌中找到印证。”
高山族与越人先民在遗物方面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80年7月,台湾台东卑南乡发现大批石棺, 出土了大量石器、陶片及玉器。考古学家最後确认这些文物和中国大陆古代百越族的遗物非常相似。更令人惊讶的是,台湾大坌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印纹陶器,与河姆渡的印纹陶器仿佛是同一模子里出来的,这为台湾先住民源自中国大陆越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越人善作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船用木桨表明,早在7000多年前,越人的先民即以船为水运工具。何有基认为,4000多年前,要想横渡风急浪高的台湾海峡,必须具备能抵御风浪的船只和高超的驾舟技能。“现有的资料证明,当时祗有越人具备这样的条件。”
何有基还从古籍和高山族口头文学中找到了许多证据。他认为,《後汉书》、《山海经》等记载的有关狗祖先的故事,与高山族流传的狗祖先故事极为相似。高山族关於乘船渡海、另觅居地的说法,与《後汉书》中“瓠”的後人“浮之会稽南海中”的记载也不谋而合。
何有基的论点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史式教授与台湾历史学家黄大受最近编着的《台湾先住民史》,就明确地指出,台湾的布农等族是百越先民的一支。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在今年出版的专著《吴越文化论丛》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台湾是当时越人比较容易到达的地方。
何有基说:“我的学术考证证明,台湾最早的居民来自中祖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台湾与大陆血肉相连,密不可分。”16史志记载一千八百年前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州
本报讯“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史志编纂的工作者,最近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早在1800年以前的史志记载中,台湾就是中国临海郡的一个州,这件历史事实,是批驳吕秀莲台独谬论的又一铁证。”这是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编审杨静琦,近日在此间的一次研讨会上讲到的。
杨静琦说,三国时期(公元220—287年),当时的吴国编纂有一部临海郡(今浙江省临海县)的地方志书。这本书为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所纂,书名为《临海水土物志》,亦名《临海水土志》、《临海异物志》。书中记述有今台湾的地形、气候、土壤、植被、农业、渔业、民俗风情等。三国时今台湾称夷州,属临海郡。书中记载,“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土地富饶,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能作细布,亦作班文布,刻画其内。有文章以为饰好也。”我还查阅了《三国志·吴志》的有关部分,亦记有当时的夷州人经常渡海到会稽(今绍兴)货布(卖其自织的细布、班文布)。临海郡的人在海上作业时,遇有风暴,经常到夷州避灾,亦有移居夷州者。以上真实的史志资料,千真万确地说明,1800年以前今台湾(古夷州)与今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 同属三国时吴国的临海郡。
杨静琦原为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副主任,离休后依然从事地方志研究,现已参与审阅地方史志200本,有19本数百万字的专著。她说,我在发言中引用的资料,出自山西省地方志专家刘伟毅1997年出版的《汉唐方志辑佚》。原《临海水土物志》因是1800年以前的志书已散佚,是刘伟毅根据古籍中的部分资料查阅保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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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努力实现国家统一,是全国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1500字政治论文关于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欢迎阅读!
一、台湾出了问题
对国际社会而言, 1999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巴尔干科索沃战事刚落下帷幕 , 台湾海峡上空就飘起战云。
5 月 17 日,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 7 月 9 日,李又借《德国之声》采访之际,抛出“特殊的两国论”; 7 月 14 日 , 台《联合报》报道:“相关部门已就李总统提出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外文翻译进入最后定稿,原则上是‘ (special)statetostaterelatonship ’ , 但如提及‘ twostatesinonenation ’也将不译成‘一中两国’而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一时间,两岸关系骤然紧张。台湾当局无视大陆中央政府的再三警告,在台独的道路上愈陷愈深。 7 月 25 日,国民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泰英公开表示:一旦大陆武力攻台,台将发导弹袭击香港和上海; 8 月 11 日,台“行政院”快速通过《海域及海岸巡防法》; 8 月 18 日,李登辉称建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更符合台湾的“长远利益”,并指示台“行政院”着手研究其间的军队转型、心理建设及经费等问题。同月,连战表示:“台湾必须保留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权利。” 19 日,台“行政院”开会通过一项有关台需要建立一个导弹防御系统的报告,“行政院长”萧万长表示:行政院 9 月份将公布这项报告,并呈交“立法会”,“国防部”将可能从明年起为此筹资。法新社说,这是台“在李登辉以‘两国论’挑战中国(大陆)之际迈出的又一个关键步骤,那就是谋求美国的导弹盾牌。” 29 日,台国民党十五届全会正式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政策文件,决定以“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定位两岸关系。
至此,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已从《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所表达的个人认识,转变成了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指导原则、台湾当局的施政基调和具体政策,这表明台湾已经实际上从行政、疆界及军事上正式向大陆及国际社会打出“台独”牌(“修宪”问题充其量也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这使得中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被逼到死角。 8 月 1 日,大陆《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指出:“世界并不太平,战争并不遥远。李登辉玩火进一步表明,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值得严重关注,祖国统一的斗争尖锐、复杂。” 8 月 31 日,中央中央对台办负责人表示:李登辉和国民党的作法,是将台湾人民推向战争的深渊。
二、李登辉还有更大的政治目标
研究台湾历史,我们会发现台湾没有政治独立的历史,这是因为台湾没有实现独立国家的地缘政治条件:一方面,台湾为中国东进太平洋、日本南下中太平洋、美国遏制中国和日本乃至东盟的重要的海上战略基地。正因如此,在近现代亚太发生的历次重大事变中,比如 1895 年甲午战争、 1950 年朝鲜战争及 70 年代苏联全球扩张和中美合作 , 台湾都是牺牲品;另一方面,台湾由于地理空间狭小、缺乏战略纵深的地缘政治条件所限,在历史上根本没有能力抵御大国的强力进入。作为政客,李登辉不可能不知道台湾地缘政治的上述特点。因此,李登辉在向大陆打出“台独”牌之前,考虑最多的不是台湾如何独立的策略,而是台湾独立后如何进一步坐大(所谓“发展”)的政治战略。关于这一点,李于 8 月 10 日在台“行政院”的一次演讲中说得明确:“要了解国家策略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的定位、国家发展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要如何生存发展下去,我们必须坚定国家的定位、我们的生存及后续的发展。我们强调的是要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这也是中国统一的最重要的目标。” [1]
李登辉很清楚,只要大陆存在着一个统一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台湾就没有独立的任何可能。李登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后,通过《台湾的主张》一书向日本、美国及其国际反华势力兜售他关于“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和“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态势”的谋略。他写道:“我曾向某位美国政要坦率地说:‘你们倡议要对中共采行交往政策,但‘交往’ (engagement) 一词颇为不当。美国并不需要涉足中国大陆,而是要将中国大陆拉到文明世界来。’因此,目前亚洲、甚至全世界的重要课题,是尽速改变中国大陆,使其霸权主义、专制政体及失衡的经济结构,转变成符合文明发展趋向的现代化体制。” [2]
李进一步用煽动的语气写道:“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对其他亚洲国家而言,仍然极具威胁性。俄罗斯或许没有感受到中国大陆的压力 , 但印度则因深感威胁而与中国大陆对峙,其他国家也都对中国大陆多少存有恐惧之心。倘此情形继续存在,亚洲将永远不会有安定之日。” [3]
按李登辉说法,“亚洲将不会有安定之日”的原因,是由于“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的存在,由此推出的结论就是:消灭“霸权主义”的关键就是瓦解统一的中华民族。具体怎么做呢?李登辉提出自己的方案:“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 [4]
李登辉明白,台湾政治独立面临的最大的历史难题,是中国大陆的地缘和政治优势。因此,李登辉选择了用否定中国和中华民族存在的办法来确定台湾和所谓“台湾人”的“存在”(实际就是“独立”的代词),用肢解中国版图的办法来解决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地缘障碍,用肢解中华民族的办法来消除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障碍。
李登辉的上述设计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只不过是 1927 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方案的新翻版。李登辉在 20 世纪末给美国与日本的反华政客们提出新“奏折”的要义是: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肢解中国。与 20 年代不同的并令人费解的是, 20 世纪末再次打起这面破旗的不是当年的日本人,而是自己都说不清国籍的李登辉 ! 李登辉深知,在地缘政治上没有战略纵深的地区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绝对扮演不了大国角色的(为此,日本曾以日本为核心,在 30 年代将整个东北亚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肢解为数个护卫日本的卫星“国”)。
李登辉认为,台湾与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 [5] ,李对日本早期政治家的战略思想表示赞赏,对当今日本没有“政治家的大局观” [6] 提出批评,同时提出他的为台湾“营造国家发展的宏大格局”的主张:“我在 1995 年特别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主张:在多元文化长期而充分的辐辏整合下,使台湾在整个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中,跃居为最先进的新生力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原’。……这里所谓的‘新中原’是指所谓多元文化重新融合,绽放新文明之地。其中,和政治攸关的,应属民主文化。这是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人民,以‘我们都是台湾人’的认同为基础,共同参与、营造出来的成果。……不可讳言,目前台湾岛内存有本省人、外省人与原有住民等不同族群,使认同备增困难。但也正因为如此,而使台湾可以融合不同历史背景的族群文化,形成一个和大陆完全不同的新族群。这才是‘大台湾’与‘新中原’的意义所在。” [7]
这就是说,未来不再需要被李登辉认为是“兼具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代之而起的是以“跃居为最先进的”“大台湾”(而不再是中国河南)为轴心、以中原为腹地的新的中原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中,已不再有“中华民族”,而只有“新台湾人”、“新浙江人”、“新广东人”、“新香港人”等“彻底融合”出的新“族群”存在。如果再考虑到李登辉“七块论”的设计,那么,未来被肢解的中国将以“居为最先进的”台湾为“新文明之地”,联手日本,形成一个新的“大东亚共荣圈”:其政治,将是以美国政治为“最佳蓝本” [8] ;其文化,将是没有中华民族而只有区域“新”人种的“新中原”文化;其“最重要的目标”,是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
可见,隐含在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背后的政治目标绝非被动意义上的自限一隅,而是一种具有攻势的新战略,即用肢解中国和毁灭中华民族的方式,与中国共产党再次逐鹿中原。
三、李登辉赌注何在?
李登辉之所以敢于与大陆中央政权进行如此冒险的政治较量,自认为理由有四: 1 、自信台湾具有美国和日本不可不看重的地缘和政治条件; 2 、自信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 3 、确信日台可以依托美国建立反华战略轴心; 4 、认为大陆政治经济未来走势具有不确定性。
李在《台湾的主张》中首先从地理上分析,台湾对美国和日本的意义:“台湾海峡的海路、空路是西太平洋不可或缺的国际贸易航线,因此,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财产。即使美国和日本有部分亚洲专家及战略专家主张‘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但如果以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问题为代价,向中共作出让步,则美国与日本亚太事务的领导地位势将弱化,对攸关自身的重大利害与生存问题,也将失去发言权。这是中共为确立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图谋弱化美国、日本的策略。” [9] “从地理位置来看,台湾的存在如果出现危机,甚至为中共吞并,台湾周边海域将会陷入危险,使日本在经济与军事上遭受孤立,而致威胁日本的‘存在’。因此,从战略上来看,台湾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多数的日本人都未能充分理解此事。……台湾对日本而言,并不只是浮在南方的一座岛屿,更不仅是出口产品的对象而已,它同时也是攸关日本生存命脉的重要屏障。” [10]
继而,李登辉从政治上指出“台湾的存在”对美国和日本的意义:“台湾的存在不只是台湾本身的问题而已,而且也对中国大陆、亚洲及全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台湾能建设自由、民主、繁荣且和平的社会,则中国大陆不可能永远维持不变。在台湾经验的启发之下,全中国将可能台湾化。而若台湾不存在,为大陆所控制了,则中国将沦为霸权主义横行的地区,对亚洲及全世界造成严重的威胁。” [11] “台湾与美国、日本关系的加深,对于亚洲有诸多的正面效益。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也有深远的影响。我一再重申,台湾的未来系于台湾的存在,而亚洲的未来亦系于台湾的存在。台湾的存在开展了台湾的未来,台湾的存在也支撑着亚洲的未来,这种说法并不为过。” [12] 据此,李表示:“我对美国这个国家是具有信心的。美国不仅支持台湾的历任领导人,也把台湾的存在,视为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台湾关系法》中明文规定:台海一旦发生事端,美国必须维护台湾的安全。” [13] “美国政府的各个部会,则基于立场的不同,各有考量。有的部会向来对台湾采取疏远的态度,台湾也很难与之提升关系。但另一方面,有的部会在全球战略的考量下,却很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 [14] 。李强调:“考量全球的战略情势,绝不能忽视台湾的战略地位。例如美方提出的‘战区飞弹防御系统’( TMD )构想,如果没有美、日、台三方的合作,再加上南韩积极参与的话,此一建置终难成功。……我对美国的态度与政策,具有相当信心。只要美国内部不陷入混乱,政策不脱离现实,或是台湾的全球战略价值不急剧降低,相信美国仍然会继续支持台湾。” [15]
当然,根据历史经验,特别是 1949 年和 1972 年的经验,李登辉自然十分清楚,不能把台独的赌注全押在美国的承诺上。为确保胜算,李登辉又设计一条背靠美国,鼓动日本右翼,建立依托美国的日-台反华轴心的战略。为此,李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竭尽鼓动之能事。他在第一章“日本对我的思想影响”中写道:“唯心论深植日本人心中,后来也以各种型态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至今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完全否定唯心论。” [16] 这种“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的“唯心论”,实际上就是本世纪初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李登辉明了,要想让日本恢复军国主义,首先是要帮助日本开脱历史责任。他写道:“我曾多次提到,自己受到日本的影响很多。而台湾在发展的历程中,也自日本获益良多。……很多日本人对于台湾曾是日本殖民地的事实,表现得很敏感和困惑。以他国为殖民地,绝非良策,就国际道义而言,更非光采之事。但若一直耿耿于怀,不愿向前看,对日本既无益处,对台湾也无帮助。……战前的日本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仍有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东亚地区,日本是最早与西欧列强并驾其驱的国家。但是,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挫败之后,日本在对外政策上一直摆脱不了过度软弱的形象。” [17] “依我之见,日本人过于丧失信心,以致具有举世稀有的优越条件而不自知。如果能稍加冷静地环顾周围环境,然后重新评估自己的实力,相信必将对自己有更正确的认识。如此不但是日本之福,对亚洲、甚至世界各国也都有益。” [18] “日本在亚洲经济合作体制方面,也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如果日本不积极争取领导地位,可能就会让中共有机可乘。虽然东协(即‘东盟’,笔者)各国绝不希望中共赢得领导权,但中共或许会利用此一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 [19] 李登辉埋怨日本政治家对细节问题过于在意,鼓励日本建立政治家的“大局观”。那么,什么是日本政治家“大局观”呢?
第一、希望日本与台湾建立依托美国的反华战略轴心联盟。李说:“展望 21 世纪的亚洲发展,首先要考虑的,是台湾与美国、日本的互动关系。在经济方面如此,在政治方面亦复如此。” [20]
第二、李登辉认为中国大陆的存在威胁亚洲和平,因而必须予以彻底肢解。他写道:“不可讳言的,中共的态度是各国考虑与台湾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要指出,中共的霸权主义心态如果持续不变,不但台湾会受影响,亚洲的和平恐怕也将遥不可及。遗憾的是,面对中国大陆,立场最软弱的,竟是日本。” [21]
为此,李登辉道出日本政治家需要的“大局观”的具体内容,即前述有名的“七块论”,以肢解中华民族为“最理想”的方案设计。在李登辉的政治逻辑中,中国大陆解体是台湾“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中国解体后,台湾将与日本形成依托美国的轴心关系,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在 21 世纪重现新的以台日为轴心、以美国为依托的新的“大东亚共荣圈”!
最后,李登辉自认可能胜算的是他对大陆内部所谓“高度的不确定性”局势的判断。他写道:“从海峡的此岸来看,中国大陆要产生质变似乎极为困难。美国估计要花 20 年,但若目前的情况不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日才能达成。况且,纵然有了转变,也不代表一切都能顺利开展,只要看这十多年来俄罗斯的例子,就不难明白。……今后的中国大陆,要完成结构性的转变(即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笔者),究竟会面临哪些难题?第一、目前中国大陆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加以消除,则不可能完成根本的变革。例如,有因为制度矛盾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有因为民主化迟迟未开展而导致的不确定性、有不由法治而由人治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等。这些不确定性,包括中共当局决策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超出中共当局能力之外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美国为防止此种超出中共当局能力范围外的混乱发生,一再透过外交的途径与经济的援助,来提高大陆内外环境的安定性。美国的努力虽不至于徒劳无功,但效果也绝对有限。第二、当前中共所面临的结构性变化,就规模而论,是史所未见。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文化和社会极具多样性,使问题益加复杂。单就规模的宏大来看,中国大陆的结构性变化无疑需要长期的改革,部分西方国家认为中共当局能够在短期内妥善处理的看法,显然不切实际。但是,由于外在环境的迅速变迁,改革的时间可以说极具紧迫性,一刻也不能迟疑。” [22]
1999 年 7 月 9 日,李登辉借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抛出“两国论”时,再次强调这一看法,他说:从大陆内部的发展看,也有很多问题存在,内部结构性的经济问题接连发生,因此,未来整体发展仍具相当的不确定性。在李登辉看来,中国大陆变化为美国或台湾式的制度,“似乎是非常困难的”。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中国政府不能“在短期内处理”好大陆内部存在的诸多“结构性的”矛盾,因此大陆在不太长的时期里亦可能会有“超出中共当局能力范围之外的混乱发生”。只要台湾当局“戒急用忍” [23] ,台湾就会实现不战而“演变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 [24] 的战略目标。
由上可见,李登辉的“特殊的两国论”,并不是一个与中国大陆划海而治的消极策略,而是一个试图演变、肢解中国继而毁灭中华民族的攻势性战略。在这个战略中,中国的版图已被分裂为若干地区,“中国”概念将被改变为一个以台湾为轴心的“新中原”概念,中华文化则演变为“新中原文化”,中华民族则被肢解为诸如“新台湾人”、“新浙江人”、“新广东人”、“新上海人”等地区性的人群。在李登辉的未来蓝图中,代替中华民族的只是他推崇的“新台湾人”的不同版本。
四、台湾问题所折射出的美国对华战略
台湾问题的出现和升级,不只是与台湾相联系的孤立现象;台海军事冲突一旦发生,也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单向冲突。它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及其亚太盟国对华遏制战略走向最后收缩阶段的前兆,是中国东部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前锋云系。
我们知道, 20 世纪美国外交策略是 19 世纪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及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就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世界资源的控制。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打乱了美国及其盟国针对苏联建立的全球战略布署,世界暂时进入无序状态。但到 90 年代中期,美国及其盟国开始把中国作为遏制对象,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雏型。 90 年代末,以波捷匈加入北约、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斯拉夫的胜利、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启动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两翼合围势态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
目前这种合围进程并没有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正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益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椐美国对付前苏联及前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美国清楚,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已在尼克松时期为美国政府提出并付诸实施,在下世纪还将继续坚持。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知道,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 20 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到下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会把目标指向即将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目前摆在我们眼前的这场国际政治斗争,实质是经济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南方国家,为维护自身应有的发展权,与北方国家限制和剥夺这些南方国家发展权之间的斗争。所谓“霸权”,其要害是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国家经济存在着生存性和发展性两种形态,前者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没有适当的将社会财富转化为资本的机制,因而生存权是与这类国家安全问题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每当生产力发展超出生存的界限时,社会就会产生无效消费即腐化现象,接踵而至的便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式的社会动乱。一部中国古代史,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历史。后一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种可以把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社会财富高度资本化的经济形态。
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国家的发展权是与国家安全相联系的基本概念。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以及为保持发展速度所必需的海外市场和资源是其存在的“硬道理”。每当这种经济发展动力受到海内外市场及资源条件限制,并使其被迫减速或向生存形态的自然经济回归时,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市场经济是集权政治进入民主政治的第一站。但纵观当今民主政治发展程度高的大国,都是实现了对海外市场和资源强力(有时是暴力)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海外高额利润大量向本国回流的国家。近代史上,英国资本深入欧洲大陆造成法国农业过早解体和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资本全球化的最初结果),拿破仑深知这场革命产生的经济原因, [25] 他将英国资本用暴力挤出欧洲大陆的同时,也用暴力将欧洲的封建堡垒摧毁。他强力将欧洲的农奴转变为自由农民,为脆弱的法国资本创造了有利于自己的市场条件。拿破仑之后,法国经济从英国资本的外围地区进入中心地区,成为资本全球化最初进程中继英国之后新的一极。法国之后,德、美、日等国家都通过强力最终挤入世界霸权行列。
与历史上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之初面临的形势一样,今天的中国也面临着维护自身发展权的斗争。对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来说,发展权意味着对国际市场和资源储备与北方国家要有平等和自由的贸易权;而保障这一权利的关键是平等地享用国际海空航线。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西方霸权国家才露出了早年海盗的面目;也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与大多数南方国家一样,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国家产生了矛盾。
中国自 80 年代起,已开始了国家经济从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不管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但就其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需求上,都是一样的。今天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经济,以及保护这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存在水平。
台湾和南沙地区是中国领土,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中国实现其制海权的关键领土。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从美国的亚太地缘政治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与西方国家的斗争,不仅仅是中国为维护自身主权的斗争,同时它还是中国为维护自身发展权的斗争。发展,对当代中国来说,已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亦正因如此,美国才在中国东部拉起从日本到南中国海的意在封锁中国最低限度制海权的岛屿链条。值得注意的是,位于这条链锁各主要环节上的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的关系,从去年起正迅速向准军事同盟方向全面推进。
1999 年 4 月 27 日,日本众议院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三个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 5 月 24 日,日本国会正式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强调只要日本认为周边“事态”对“日本的和平安全构成重要影响”,就全力与美国合作; 7 月 27 日,日本防卫厅年度报告强调日本的自卫权,甚至包括先发制人的“自卫权”。 8 月 3 日,日本众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一致通过将到钓鱼岛考察,预定在岛上升起太阳旗。这一行动不仅得到自民、自由两党的赞同,而且得到日本共产党等各在野党的原则同意。 8 月 9 日,参院正式通过国旗国歌法,把象征日本侵略亚洲历史的“日之丸”和“君之代”作为国旗和国歌。小渊首相就制定国旗国歌法的动机再三强调说 , 这是对 20 世纪的“总决算”。 8 月 15 日,小渊内阁九名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目前日本正在竭力创造条件以实现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1999 年 2 月,菲美两国政府签署《来访部队协议》 , 协议规定:一方遭到侵略,另一方有义务帮助抵抗侵略。 11 月 5 日,菲政府指责中国在美济礁“扩建军事设施”; 29 日,菲军方在南沙海域扣留中国 20 名渔民和六条渔船。今年 5 月 3 日,菲参院就是否批准《来访部队协议》进行辨论; 17 日,菲总统接受美联社专访时,敦促菲参院批准《来访部队协议》,并称美在菲驻军“对于遏制咄咄逼人的中国非常必要”; 22 日,菲海军巡逻艇追击并撞沉中国渔船。 27 日,菲律宾参议院批准了菲美两国签署的《来访部队协议》。曾担任过菲国防部长的参议员恩里莱妄称中国“明确无误”地制定了一个针对菲律宾的“侵略步骤”,菲美军事联盟是菲在“需要时”能靠得住的“唯一现实的”选择。 7 月 27 日,也就在台湾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出台不久,菲海军再次撞沉中国渔船。 8 月 21 日,菲律宾政府扩大了拟议中的修宪计划,准备将菲律宾对中国南沙群岛的要求纳入宪法。
台湾当局的分裂活动及日本、菲律宾针对中国主权的挑衅行动,得到了美国某些反华政客的默认和支持。
今年 3 月,美国国防部提出《台湾安全形势》报告,称大陆威胁台湾安全。 3 月 24 日,美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和参议员托里切利提出《强化台湾安全法》。 4 月 12 日,美参议院通过两项支持台湾的决议案:主张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应有适当而有意义的参与”;在《台湾关系法》立法届满 20 周年之际重申美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5 月 8 日,美国为首的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使馆; 18 日,美众院共和党督导迪莱继参院之后也提出《强化台湾安全法》法案,该法案授权总统出售台湾希望采购的如战区导弹防御设备和相关器材、早期预警资讯和 AIM - 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先进战机、空中预警机以及防空设备及柴油动力潜艇、空中反潜系统、宙斯盾驱逐舰等海上反导弹系统及海防联系的通讯系统。在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后不久,美国众院特委会公布“考克斯报告”,掀起“妖魔化”中国的浪潮。
7 月,李登辉抛出“特殊的两国论”,向国际社会亮出“台独”底牌,美国总统克林顿 7 月 18 日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通话再次表示坚持“一个国”的立场,但克林顿始终没有说明他所坚持的“一个中国”是基于中国政府的解释还是台湾当局的解释。 8 月 10 日,以美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尔曼为首的美众院两党议员在结束访台前发表书面声明:强烈支持李登辉表达台湾对于两岸关系看法;认为“两岸应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对话”;美国“对中国大陆在‘两国论’之后的种种挑衅行为及这些行为对在本地区建立安全的信心产生的影响表示关切。” 8 月 18 日,美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利维就台湾要求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表示,美国将根椐《台湾关系法》履行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如果中国大陆武力进攻台湾,美国将予以“严重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在谈及台湾加入美 TMD 系统时表示:“我们不排除将来售卖战区导弹系统给台湾的可能性。我们将继续协助台湾,在遵守《台湾关系法》与 1982 年中美联合公报的前提下,满足台湾合法的防卫需要。”
针对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在相当程度上也得到美国的军事庇护。 1993 年,美国国防部在其《防务全面审查报告》中正式提出研制 TMD 计划,目的是防止某一地区遭受各类射程导弹的攻击。 1998 年,美日双方宣布联合研制和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美国防部已要求 1999 年财政年度为 TMD 拨款 40 亿美元。日本 1999 年度财政预算中为 TMD 拨款 9.6 亿日元,并表示在今后五、六年内日本防卫厅还将投资 200 ~ 300 亿日元作为研究费用。 8 月 16 日,美日两国就有关研究 TMD 计划签署谅解备忘录。日本外务省声明说:“该联合研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将涉及进行所需的设计原型机试验,以为海军战区提供全面的导弹防御。”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和菲律宾合作日益加紧。 1999 年 1 月,菲开始挑起所谓“美济礁”问题。继菲国防部长对中国导弹护卫舰在美济礁附近活动进行指责之后,菲总统发言人说:外国军舰、包括中国海军护卫舰,有权通过美济礁附近海域。 2 月 11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米斯奇夫礁(即我南沙群岛美济礁)修建设施是“单方面挑衅行为”,并希望中国就此事与有关各方面继续直接谈判。根据《来访部队协议》,菲美可以恢复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军舰可以在菲港口停泊,军队可以上岸访问等。 6 月 7 日,菲总统秘书扎拉姆说:菲将不考虑中国警告,继续派海军在南中国海巡逻。菲总统府当日表示,由于菲美《来访部队协议》已获通过,菲美可望在 2000 年 2 月恢复联合军事演习。
如果将上述几乎是连锁出现的现象联系起来并作历史考察,就会发现,自冷战后,特别是科索沃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华遏制战略在中国东部地区已进入收缩阶段,中国东部地区的安全形势已近战争的底线 [26] 。
五、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
目前的形势已把中国的和平主义者逼到死角。现实迫使中国目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本世纪初的美国一样,走马汉提出的制海权道路,冲出霸权的封锁,用强力保卫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为实现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到下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 [27] 的伟大目标,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要么,中国就可能被迫面临因经济发展受阻而经历上世纪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样经历过的乱局。如果这种局面真的出现,接踵而至的将是中国的内战和分裂。届时,李登辉所希望的让“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中国分裂成“七个区域”的前景,不是不可能发生。
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经验方面,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美国的历史相似。 [28] 美国南北战争后,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市场,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欧洲资本的输入,使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一极。从美国内战结束时的 1865 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 1898 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 256 %,谷物增加 222 %,精糖增加 460 %,煤炭增加 800 %,钢轨增加 523 %,投入铁路运行的长度增加 567 %以上,原油从 300 万桶增加到 5500 万桶,钢锭铸件由不足 2 万吨增到 900 万吨。 1890 ~ 1938 年间,美国钢铁产量、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 [29] 。
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所有形态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特别是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 1874 年、 1877 年、 1886 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 [30] 。
美国早期扩展海外市场的重要经验之一并不是经济优先,而是海军先行。
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军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霸权国家即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 1887 年美国一位国会议员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 [31]
美国振兴海军的工作于 1882 年开始。当时的切斯特·阿瑟总统表示:“国家的安全、经济和荣誉需要我们全面振兴海军。” [32]1882 年国会决定建造军舰两艘,至此开始了美国扩建海军的计划。几乎就在中国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师的钱,建造颐和园的同时,美国哈利逊政府( 1889 ~ 1893 年)已将海军军费从 1886 年的 1700 万美元增至 1893 年的 3000 万美元,军舰从 3 艘增加到 12 艘。美国海军由世界第十二位跃居第五位 [33] 。从 1890 年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军费从所占整个联邦支出的 6.9 %猛增至 19 %,至 1894 年美国海军已居世界第三 [34] 。
与此同时,美国果断地开启与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争夺霸权的战争。 1867 ~ 1889 年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迫使英国和德国接受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 1895 年,英国试图扩大英属圭亚那的领土,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强行干涉并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仲裁。 1898 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利用其海上优势迅速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又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遗产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攫为己有。美国在打败西班牙、迫使英国和德国在萨摩亚群岛、英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向美国作出让步的同时,也就真正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转入市场经济轨道。一方面,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及经济发展速度要靠外贸维持;另一方面,近 20 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已使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能源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就在中国国企改革将就业包袱以几何速度甩向保障体系尚不完备的社会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在缺乏军事保护的情况下也持续向海外延伸。如果海外市场不保或国家经济受到美国的强力制裁,那么中国很可能因国内社会矛盾骤增而再次产生动乱,随之而来的则可能是国家分裂的乱局。
对当今中国而言,不发展就无以生存。但发展权与生存权一样,是需要武力保卫的。如果说,昨天中国共产党人从蒋介石先生那里学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那今天中国人应该从一百年前的美国人那里学会“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道理。
主权,不应仅只是一个涉及领土的静态概念。从动态的角度看,它同时还是一个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当代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得以生存下去的“硬道理”,而今后中国的命运则取决于中国是否具有自主发展的实力。这种实力,在昨天的美国人那里主要表现为保卫自身发展权的军事能力,特别是海军的战斗力。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目前东部地区出现的台海危机,是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国对中国制海权及需由其捍卫的发展权的全面封压的开始。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在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批评置之不理的情况下,中国人也应尽快提出自己的“周边事态”概念及其相关法案。在主权安全方面,妥协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要求中国退让的底线是让中国交出西藏、台湾与南沙地区的(实质上的)主权,台湾李登辉和日本对我要求的底线是让大陆肢解,让中华民族在肢解中毁灭。现实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以台湾问题为突破口,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冲出霸权;与当年美国迫使英国、日本迫使美国坐下来与之认真谈判的情形一样,中国人也应当以实力迫使美国认真思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互让中合作的意义。
中国是否能作到这一点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第一、尽管中国目前存在许多问题,但中国 50 年建设的成就,已使其拥有了相当的军事和国防实力。尽管这种力量总体上不如美国,但对美也有一定的威慑力。由于中美双方都是有远程核打击能力的国家,因此,目前看来中美直接宣战的可能性不大。与一百年前的英国一样,在实力面前,美国外交政策历来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本世纪初,日本用武力将俄国赶出东北亚后,美国就与日本签定《兰辛-石井协定》,在东北亚地区向日本作出让步,表示“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领土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 [35] 。 50 年代初,美国不顾中国再三警告,出兵朝鲜,中国作出军事反应后,美国被迫在板门店向中国作出让步; 70 年代,苏联在全球范围发起咄咄攻势,美为避免两线作战,尼克松访华,向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毛泽东主席再次作出让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每次让步的直接受害者,并不是昨天的反美战士,而是那些昔日的追随者例如南越的吴庭艳、台湾的蒋介石及西藏的__等。世纪之交,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底谷,若中美矛盾进一步激化,极有可能引起美国支持的代理人与美联合或在前台单独地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从挑战的角度讲,未来中国与美国代理人的战争,是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战争。与上世纪末的中日战争一样,中国一旦战败,就会由此引发国内政治混乱、继而国家分裂和西方“文明国家”进入中国进行所谓的“国际调停”;届时,中国政府还得像今日南斯拉夫一样,被迫以吸引“投资”的“文明”形式,向打击和肢解中国的强盗们进行变相“赔偿”。
从机遇的角度看,我们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浮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面上的美国伙伴,都是离中国很近的国家或地区。这使中国得以避免远洋作战 ( 目前这还不是中国海军的强项 ) ,近海作战对目前中国而言已是可为之事;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缺乏最基本的本土纵深作战的地缘条件,因此,其致命的弱点,同时也是他们军事作战必须绝对避免的,是使战场伸入到本国(地区)境内(本世纪初日本政治家对此认识得最清楚,正因此他们才先发制人,把战场直接引向中国境内),而这在海空运输力及导弹打击力已高度发展的今天,如果没有特殊的抵抗力量,横在中国东部及东南一带与中国作对的国家和地区,是很难避免战火在其本国(地区)境内燃烧的后果的。
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动战争前的心理压力要比中国大得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参加,如果中国不向美国全面挑战,美国是不会单方面向中国宣战的,但如果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也不管在战时为与我作战的国家提供后勤还是前线“服务”,中国就应视其为对华宣战。届时,这场战争,在中国方面看来,就应当是一场无边界的战争。如果日本依据所谓“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相关法案在战时为与中国作战的国家提供物资劳务,中国就应视其为对华宣战行为,那么,届时的战场就不应再是中国的南京,而是日本的东京。只要将战场引入这些敢与中国宣战的小国境内,它们支撑战争的能力就会大为下降,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进行持久战的地理条件。
1999 年,中国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在这一年中,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日本在法律上正在打开通向军事强国的道路;台湾国民党已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十五全政策文件;菲律宾政府已扩大了拟议中的修宪计划,准备将菲律宾对中国南沙群岛主权的无理要求纳入宪法。现实告诉我们:历史留给中国和平发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们还不能从现实已不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海市蜃楼中惊醒,还想以东郭先生的善良期盼李登辉及其盟友回心转意,那等待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危险的。相反,如果我们对现实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学习早期美国,强行冲出霸权,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下世纪的国家发展目标就有可能实现。
注释:
[1] 台中央社 1999 年 8 月 10 日报道。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4 页,第 241 页,第 241 页,第 120 页,第 207 页,第 78 页,第 99 页,第 242 页,第 246 页,第 246 页,第 239 ~ 240 页,第 174 页,第 176 页,第 179 ~ 180 页,第 40 页,第 190 页,第 200 页,第 203 页,第 222 页,第 240 页,第 241 页,第 153 ~ 155 页,第 155 页。
[24] 台中央社 1999 年 8 月 10 日报道。
[25] 拿破仑曾经锋芒毕露说,任何国家要想单纯地照搬和轻信英国的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就法国商业政策来,他在这句话里所表现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在他们著作中所表现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69 页。
[26]1999 年 8 月 1 日《解放军报》社论“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科索沃战火再一次警示,世界并不太平,战争并不遥远。”
[2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83 页。
[28] 事实上,对中国而言,此阶段在上世纪末就应发生,只是中国自唐以来所处的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使中国固步自封,从而让日本抓住了那次扩展海外市场、夺取制海权的历史机遇。相反,由于中国失去这次历史机遇,使国内矛盾大量聚集,进而出现了近半个世纪的内乱。日本利用这次内乱,曾将中国东部肢解成数个傀儡“国”。
[29] 、 [34]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译本),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94 、 243 ~ 244 页,第 300 页。
[30] 、 [31] 、 [32] 边疆的消失、工业生产过剩和劳工运动都预示着将要发生一场危机。他们坚信,美国历史就是扩张主义的历史,(在理论上)边疆为国内的不满情绪、原材料和制成品市场提供了一个“安全阀”。 [ 美 ] 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美国军事史》,(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第 253 页,第 254 页,第 255 页。
[33] 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第 87 页。
[35] 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第 5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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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个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联合国和它的成员国不得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件。联合国《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指出:凡以局部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为目的之企图,都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台湾问题的产生与发展,都与这段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种种原因,台湾迄今尚处于与大陆分离的状态。这种状态一天不结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创伤就一天不能愈合,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也一天不会结束。
台湾问题的现状如何?症结何在?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与主张是什么?为了便于国际社会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有必要就下列问题加以阐述。
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缘,是中国第一大岛,同大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台湾自古即属于中国。台湾古称夷洲、流求。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情景。距今1700多年以前,三国时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等对此就有所著述,它们是世界上记述台湾最早的文字。公元3世纪和7世纪,三国孙吴政权和隋朝政府都曾先后派万余人去台。进入17世纪之后,中国人民在台湾的开拓规模越来越大。17世纪末,大陆赴台开拓者超过10万人。至公元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时,总数达到50.7万余户,254万余人。200年间增长25倍。他们带去先进的生产方式,由南到北,由西及东,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大大加速了台湾整体开发的进程。这一史实说明,台湾和中国其他省区一样,同为中国各族人民所开拓所定居。台湾社会的发展始终延续着中华文化的传统,即使在日本侵占的50年间,这一基本情况也没有改变。台湾的开拓发展史,凝聚了包括当地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中国历代政府在台湾先后建立了行政机构,行使管辖权。早在公元12世纪中叶,宋朝政府即已派兵驻守澎湖,将澎湖地区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巡检司”。明朝政府于16世纪中后期,恢复了一度废止的“巡检司”,并为防御外敌侵犯,增兵澎湖。1662年(清康熙元年),郑成功在台湾设“承天府”。清朝政府逐步在台湾扩增行政机构,加强了对台湾的治理。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设“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下设“台湾”(今台南)、“凤山”(今高雄)、“诸罗”(今嘉义)3县,隶属福建省管辖。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清政府派员测绘台湾地图,勘丈全境里数。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增设“巡视台湾监察御史”,改“分巡台厦兵备道”为“分巡台厦道”。尔后又增设“彰化县”和“淡水厅”。1727年(清雍正五年),复改“分巡台厦道”为“分巡台湾道”(后又改为“分巡台湾兵备道”),增“澎湖厅”,定“台湾”为官方统一的名称。1875年(清光绪元年),清政府为进一步经营和治理台湾,再增设“台北府”及“淡水”、“新竹”、“宜兰”3县和“基隆厅”。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正式划台湾为单一行省,任刘铭传为首任巡抚,行政区扩为3府1州,领11县5厅。刘在任内,铺铁路,开矿山,架电线,造商轮,兴办企业,创设新学堂,把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大大向前推进。
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重新恢复了台湾省的行政管理机构。海峡两岸中国人为反对外国侵占台湾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15世纪后期起,西方殖民主义者大肆掠夺殖民地。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南部。1626年(明天启六年),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台湾北部。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荷兰又取代西班牙占领台湾北部。两岸同胞为反对外国殖民者侵占台湾进行了包括武装起义在内的各种方式的斗争。1661年(清顺治18年),郑成功率众进军台湾,于次年驱逐了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在日本威迫下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消息传来,举国同愤。在北京会试的包括台湾在内的18省千余举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台。台湾全省“哭声震天”,鸣锣罢市。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和台湾同胞一起,与占领台湾的日军拚死搏斗。中国大陆东南各地居民为支援这一斗争,或捐输饷银,或结队赴台,反抗日本侵略。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台湾同胞一直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初期,他们组织义军,进行武装游击抵抗,前后达7年之久。继而,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他们又汇同大陆同胞一道,先后发起十余次武装起义。及至本世纪20和30年代,岛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席卷台湾南北。
1937年,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中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关系者,一律废止。《马关条约》自属废止之列。这一布告并郑重宣布:中国将“收复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土地”。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于1945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收复了失土台湾。台湾同胞鸣放鞭炮,欢欣鼓舞,祭告祖先,庆祝回归祖国怀抱的伟大3胜利。国际社会公认台湾属于中国。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反对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结成同盟国。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后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又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日本投降条款》规定:“兹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57个国家先后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二、台湾问题的由来
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归还中国。之所以又出现台湾问题,与随后中国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内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外国势力的介入。
台湾问题与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和其它爱国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胜利后,两党本应继续携手,共肩振兴中华大业,惟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依仗美国的支持,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于不顾,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人民内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迫进行了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由于当时的国民党集团倒行逆施,已为全国各族人民所唾弃,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据台湾。他们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
台湾问题与美国政府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态势下,美国政府基于它的所谓全球战略及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曾经不遗余力地出钱、出枪、出人,支持国民党集团打内战,阻挠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然而,美国政府最终并未达到它自己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美国国务院1949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艾奇逊在他的信中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的美国政府本来可以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拔出来,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并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武装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海峡两岸关系。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美国第七舰队侵入了台湾海峡,美国第十三航空队进驻了台湾。1954年12月,美国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中国的台湾省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政府继续干预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地区长期的紧张对峙局势,台湾问题自此亦成为中美两国间的重大争端。
为了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探寻解决中美两国之间争端的途径,中国政府自50年代中期起,即开始与美国对话。1955年8月至1970年2月,中美两国共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但在缓和与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及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新中国的壮大,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两国关系逐步出现解冻的形势。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1978年12月,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从台湾撤军。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联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自此,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
但遗憾的是,中美建交不过三个月,美国国会竟通过了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经美国总统签署生效。这个《与台湾关系法》,以美国国内立法的形式,作出了许多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原则的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权益,美国政府根据这个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
为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中美两国政府通过谈判,于1982年8月17日达成协议,发表了有关中美关系的第三个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美国政府在公报中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中”然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不但没有认真执行公报的规定,而且不断发生违反公报的行为中1992年9月,美国政府甚至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型高性能战斗机中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台湾问题的解决增加了新的障碍和阻力。
由上可见,台湾问题直到现在还未得到解决,美国政府是有责任的中自70年代以来,美国朝野许多有识之士和友好人士,曾经为促使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的解决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上述三个联合公报就包含着他们的努力和贡献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十分赞赏中然而也不能不看到,美国确也有人至今仍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制造种种借口,施加种种影响,阻挠台湾问题的解决。
中国政府相信,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中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是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共同愿望的中中美两国都应珍视来之不易的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三个联合公报中只要双方都能恪守三个公报的原则,
相互尊重,以大局为重,历史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就不难得到解决,中美关系就一定能不断获得改善和发展。
三、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早在50年代,中国政府就曾设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即提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但由于某些外国势力的干预等原因,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自70年代末开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华人,都殷切期望两岸携手合作,共同振兴中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出于对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与前途的考虑,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建议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
1982年1月11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叶剑英的上述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他还就两岸统一和设置台湾特别行政区问题,阐明了中国政府的政策。
1992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我们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在商谈中,可以吸收两岸其他政党、团体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这一方针,有以下基本点:
(一)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国两府”,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径。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都拥护国家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是确定的、不能改变的,不存在什么“自决”的问题。
(二)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这种考虑,主要是基于照顾台湾的现状和台湾同胞的实际利益。这将是统一后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创造。
两岸实现统一后,台湾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诸如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华侨和外国人投资等,一律受法律保护。
(三)高度自治。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它不同于中国其他一般省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它拥有在台湾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党、政、军、经、财等事宜都自行管理;可以同外国签订商务、文化等协定,享有一定的外事权;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的代表人士还可以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
(四)和平谈判。通过接触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两岸都是中国人,如果因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分裂,兵戎相见,骨肉相残,对两岸的同胞都是极其不幸的。和平统一,有利于全民族的大团结,有利于台湾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全中国的振兴和富强。
为结束敌对状态,实现和平统一,两岸应尽早接触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谈判的方式,参加的党派、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以及台湾方面关心的其他一切问题。只要两岸坐下来谈,总能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鉴于两岸的现实状况,中国政府主张在实现统一之前,双方按照相互尊重、互补互利的原则,积极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和各项交往,进行直接通邮、通商、通航和双向交流,为国家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既定的方针。然而,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中国政府在采取何种方式处理本国内部事务的问题上,并无义务对任何外国或图谋分裂中国者作出承诺。
这里还应指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国际协议而形成的德国问题和朝鲜问题。因此,台湾问题不能和德国、朝鲜问题相提并论。中国政府历来反对用处理德国问题、朝鲜问题的方式来处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应该也完全可以通过两岸的协商,在一个中国的架构内求得合理的解决。
四、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及其阻力
台湾海峡两岸目前的分离状态,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所有中国人无不殷切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为了实现两岸人民正常往来和国家统一,中国政府在提出和平统一主张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措施:
政治方面,调整有关政策措施,化解敌对情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
军事方面,主动缓和海峡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并把福建沿海一些前沿阵地、观察所开辟为经济开发区和旅游点。
经济方面,敞开门户,促进交流,欢迎台商来大陆投资和从事贸易活动,并为之提供优惠条件和法律保障。
其他如人员往来、邮电交通以及科技、文化、体育、学术、新闻等方面,中国政府亦持积极态度,采取了相应措施,鼓励发展两岸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还成立了得到政府授权的民间团体“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及有关民间团体建立联系,维护两岸人民的合法权益,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和措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华人的理解和支持。广大台湾同胞为发展两岸关系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台湾当局近几年也相应调整了对大陆的政策,采取了一些松动措施,诸如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逐步放宽对两岸民间交流交往的限制,扩大间接贸易,开放间接投资,简化两岸同胞通话、通邮、通汇的手续。这些都是有利于相互交往的。近年来,两岸的经济贸易迅速发展,人员往来及各项交流活动不断扩大。1993年4月举行的“汪辜会谈”签订了四项协议,迈出了两岸关系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一步,台湾海峡出现了40余年来前所未有的缓和气氛,这是有利于和平统一的。 必须指出,台湾当局虽对两岸关系作了某些松动,但其现行大陆政策仍严重阻碍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他们口头上虽声称“中国必须统一”,但行动上却总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继续维持与大陆分离的局面,拒绝就和平统一问题进行商谈,甚至设置障碍,限制两岸交往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台湾岛内“台独”活动日形嚣张,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和平统一投下了阴影。“台独”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国际背景,而台湾当局拒绝和谈、限制交往、在国际上推行“双重承认”和“两个中国”的政策,又实际上为“台独”活动提供了条件。应当说,台湾同胞要求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正当的,这不同于“台湾独立”,更与极少数坚持要走“台独”道路的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极少数“台独”分子鼓吹“独立”,甚至投靠外国,妄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违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政府严重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对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行径绝不会坐视不理。
某些国际势力不希望中国统一,仍千方百计插手中国内政,支持台湾当局的政策和岛内的分裂势力,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制造障碍,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中国政府坚信,广大台湾同胞是要求国家统一的;台湾朝野政治力量的大多数也是主张国家统一的。在两岸人民共同努力下,上述障碍和阻力一定可以排除,两岸关系一定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五、国际事务中涉及台湾的几个问题
如前所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得到了联合国及世界各国的普遍承认。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实现国家的统一,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处理涉及台湾的问题时,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一贯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中国政府相信,这一立场必能赢得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
在此,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就以下几个问题重申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一)与中国建交国同台湾的关系问题。目前,世界上凡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均遵照国际法和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中国政府就台湾问题达成正式协议或谅解,承诺不与台湾建立任何官方性质的关系。按照国际法,一个主权国家只能有一个中央政府代表这个国家。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它在国际上无权代表中国,不能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发展具有官方性质的关系。但考虑到台湾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台湾同胞的实际利益,对台湾同外国的民间经济、文化往来,中国政府不持异议。
近几年,台湾当局在国际上竭力推行所谓“务实外交”,谋求同一些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发展官方关系,推行“双重承认”,达到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目的。对此,中国政府坚决反对。
应该指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能珍视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恪守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国达成的协议和谅解,中国政府对此表示赞赏。但也不能不指出,有的国家竟不顾国际信誉,违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所作的承诺,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从而给中国统一事业设置障碍。中国政府衷心希望,有关国家的政府能够采取措施,纠正这一做法。
(二)国际组织与台湾的关系问题。每个国家的主权是完整的,既不能分割,也不能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有权利也有义务在国际组织中行使国家主权,代表整个中国。台湾当局企图在某些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中搞所谓“一国两席”,就是要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这种行径。这一原则立场完全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立场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才可以考虑,根据有关国际组织的性质、章程规定和实际情况,以中国政府同意和接受的某种方式,来处理台湾参加某些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
联合国系统的所有机构,是由主权国家代表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后,联合国系统的所有机构都已通过正式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合法席位,驱逐了台湾当局的“代表”。自此,在联合国组织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已获得了彻底的解决,根本不存在台湾再加入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近一个时期来,台湾当局的某些人又为“重返联合国”而大肆鼓噪。十分明显,这是一种妄图割裂国家主权的行径,它无论在法理上或实际上都是行不通的。中国政府相信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的组织会识破这一图谋,不做有损于中国主权的事情。
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原则上台湾也无权参加。
至于亚洲开发银行(ADB)、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地区性经济组织,台湾的加入系根据中国政府与有关方面达成的协议或谅解,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参加,台湾只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以“中国台北”(英文在亚行为TAIPEI,CHINA;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CHINESE TAIPEI)的名称参加活动。这种做法属于特殊安排,不能构成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及国际活动效仿的“模式”。
在民间性质的国际组织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应组织同有关方面达成协议或谅解,在中国的全国性组织以中国的名义参加的情况下,台湾的相应组织可以以“中国台北”(TAIPEI,CHINA)或“中国台湾”(TAIWAN,CHINA) 的名称参加。
(三)与中国建交国同台湾通航问题。一个国家的领空是该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919年公布的《巴黎航空公约》和1944年签署的《芝加哥公约》均确认,每个国家对其领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的主权的原则。因此,凡是同中国建交国家的任何航空公司,即使是私营航空公司与台湾通航,都是涉及中国主权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一般的民间关系。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航空公司当然不可与台湾通航,而其民间航空公司如欲同台湾通航,则须由其政府与中国政府磋商。在征得中国政府同意后,其民间航空公司始可同台湾的私营航空公司互飞。实际上,根据上述原则,中国政府已经同意英、德、加拿大等国的民间航空公司与台湾的私营航空公司通航。
有的国家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前就同台湾通航的,则可通过与中国政府谈判,改变其同台湾通航的官方性质后继续其民间商业运输安排。
(四)与中国建交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中国政府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任何种类的武器装备或提供生产武器的技术。凡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应遵循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不以任何形式或借口向台湾提供武器,否则就是违反国际关系准则,干涉中国内政。
世界各国,尤其是对世界和平事业负有重大责任的大国,理应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关于限制常规武器扩散的指导原则,为维护和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然而,在目前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日益缓和的形势下,有的国家竟违背自己在国际协议中的承诺,置中国政府的一再严正交涉于不顾,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海峡两岸之间制造紧张局势。这不仅是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为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设置障碍,也不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人民当然要强烈反对。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政府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从不损害别国利益,不干涉别国内政。同样,中国政府也要求各国政府,不做损害中国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事情,正确处理与台湾的关系问题。
结束语
中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中国实现统一后,两岸可携手合作,互补互助,发展经济,共同振兴中华。原来一直困扰台湾的各种问题,都将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得到合理解决。台湾同胞将与祖国其他地区人民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誉。
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中国的统一,不仅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稳定和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同各国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政府相信,在维护自己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正义事业中,一定能够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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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据时代为1895年至1945年之间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期,基于各种不同的观点,也有人称为日治时期、日本时代、日本统治时期或是日本殖民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密1949 年以来国内对日据时期台湾政治与涉外关系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原始资料难以获得,意识形态与政治宣传对学术的影响较大,加上日据时期台湾官方使用日语,日据台湾史研究成果数量与学术水准受到限制。随着学术交流与精通外语的史学工作者的增多,状况日益改善。2005 年,陈小冲的专书《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成为国内日据台湾史研究的一个代表作。该书在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系统性研究方面为大陆学界做出贡献,而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史料的开拓方面还有待加强。在推进系统性研究的同时,资料的发掘也取得进展,如对载有丰富日据初期海峡两岸关系史料的泽村繁太郎所著《对岸事情》一书价值的新发现。
日本据台初期,曾遭遇台民反抗、治理困难等重重困境,日本朝野上下曾有“台湾卖却论”,但终未付诸行动。1898 年后藤新平就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实施改革,使弃台言论逐渐销声匿迹; 同时,中国因连年战争,国力衰退,加之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债台高筑,即使当时日本有意售台,清廷也因国库将罄而无能为力。
1897 年后,台湾总督以陆海军大将充任,除拥有立法、行政及司法全权外,可兼任台湾军司令官。1918年及1920 年,日台当局两度修订官制,“台湾施行律令须以内地法则为原则”,但总督之律令权依然如故。台湾总督名义上受日本主管大臣管制,权力不及朝鲜总督,但在台湾岛内却是“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20 世纪40 年代,台湾即有人指出,这不过是“由外暴之奴化政策而转为内诈之同化政策”。近年来大陆学者对于台湾总督府的文官制度等具体问题又有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台湾总督府虽沿袭日本本土的文官制度,并深受日本本土政治影响,但同时又派生出独有的官僚体系。台湾总督府官僚不但与日本本土官僚享有同样官等,在薪金、住宿、服饰等方面比本土官僚还有更为优越的特权。此间,台湾政治社会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构造。在频繁的官制修订中,台湾总督府陷入了官僚人数膨胀和集团“惰性化”的怪圈。
台湾警察是权力的化身,在日本所有领土和殖民地中,台湾地区的警察密度最高。对于日据时期的警察制度,大陆研究者在大量日文原始资料基础上出版了专书。作者认为,日据台湾50 年的殖民统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警察政治”。日本警察在台湾“番地”的前20 年,是征服“番地”的讨伐者,而后30 年,则扮演着“番地”文明进程的监督者,及原生态文化野蛮破坏者的双重身份。有人指出,日本在台警察制度的运作极有效率。它没有简单移植日本国内的警察制度,而是结合当时台湾的社会经济生活现实,有效加以改进。保甲制度的完善可说是这种改进的一个典型例证。日本当局对其在台警察的监督“恩威并施”,大致说来并没有让在台警察“为所欲为”。
“同化”与“皇民化”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重要途径。在研究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扩张主义政策时,如何认识“同化政策”是个重要问题,但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各执己见。例如君岛和彦认为: “皇民化政策的特征,就是完全无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将其纳入日本的版图并强制推行日本化,不仅进行经济方面的掠夺,而且推行拥戴天皇,抹杀民族的皇民化政策。这就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黄新宪认为“皇民化是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是一种同化运动”,皇民化在同化的基础上形成,可被视为同化的一种“深入形态”。而冯玮指出,将“皇民化政策”等同于同化政策,并将其视为“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不仅客观上使日本殖民统治政策及其形式抽象化、空洞化,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统治的实态,更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本质。
日本推行同化政策的真实目的是竭力利用“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并寻求某种“共同性”,以维护特权,建立霸权,这也是日本整个殖民统治和扩张的特点。在另一篇文章中,冯玮指出政治“存异”,即强调日本和台湾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文化“求同”,即通过灌输“皇道主义”精神培养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意识”,是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是漫长的日本“西学”历程的政治结论,同时也是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国”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前导。
关于日本对台“同化政策”的效果,1990 年代初,有论者指出在台湾人民的强烈抗拒下,该政策“无疑遭到了根本的失败”。绝大多数台湾人民虽吸收了部分日本文化的优秀成分,譬如守法、敬业、卫生、礼貌等等,并不能证明某些学者所称台湾人已经日本化,或所谓日据时代台湾文化已与大陆形成差异性。也有观点认为日本对台湾民众的同化不可忽视。有论者以雾峰林家为例,指出二战时期在日本高压之下,部分台湾民众不得不改变前期刚性角色,逐步地、被动地沦为日本体制内顺从的“皇民”。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妥协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变节; 强权迫使下的屈从,并不意味着对固有民族和文化传统的背叛。然而,它却确乎是一道深刻的伤痕。有论者指出,日本的统治措施破坏了一部分台湾同胞的信仰和生活习惯,造成了他们对祖国文化传统的误解和偏见。经几十年的同化,民众心理的变化是复杂的,有对固有文化的坚持,也有对异族文化或多或少的接受或认同,更有对祖国情形的疏离感。国民党政权在1945 年接收台湾之前,对台宣传并未充分考虑到经过长期的同化后,台湾民众的心理与思想已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有效宣传的缺失是导致台湾光复后很快就浮现出种种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大陆学术界的早期研究认为,所谓“皇民化运动”,既是以暴力为主、欺骗为辅的手段强迫台湾同胞同化于日本,同时又是在“内台如一”的幌子下对台湾工农大众加紧奴役与掠夺。后来的研究则更为细致,认识到皇民化运动在不同时期侧重点的不同。1895 年日本殖民当局采取渐进措施,对台湾人进行“皇民”意识的培养;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以激进措施,企图在强化台湾人“皇民”意识基础上向其灌输“皇民奉公”观念,使台湾彻底成为日本帝国的南进基地。1941 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为将台湾人民训练成“皇民”,以使台湾不但在物资上成为日军南进基地,而且在人文上成为日军南进的支撑点和人才养成所。该会受到台湾民众普遍抵制。但也有部分人逐渐变成亲日情结相当浓厚的“皇民世家”。这批人以日本为奥援,谋取种种特权与好处。光复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没有采取妥当措施处理“皇民世家”问题,此成为光复初期岛内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一大因素。
有学者将“皇民奉公会”作为“皇民化运动”正式开始的阶段。有人提出异议,指出正式提出“皇民化”目标的,是海军上将小林跻造。1936 年9 月,小林被任命为台湾第十七任“总督”,上任伊始就提出“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大统治目标。到“皇民奉公会”成立时,“皇民化运动”已历经5 年余。“皇民奉公会”仅标示着“皇民化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目标看,前一阶段重在文化改造,后一阶段重在社会动员; 从实施手法看,前一阶段主要采取威逼高压手段,后一阶段改以强制与笼络、软化相结合; 从运作机制来看,前一阶段“皇民化”业务分解于各类不同行政系统,后一阶段则有专责机构与人员; 从作用对象看,前一阶段只针对台湾本土社会,后一阶段则强调“内台一如”,要求居住于台湾的日本人也要介入。
美国华裔学者荆子馨( Leo Ching) 认为,皇民化之下,“不当日本人是不行的”感觉成为压倒性的存在焦虑与政治欲望。因此,“‘皇民化’在日本殖民主义的一般倾向中,既不是‘同化’的逻辑延伸,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强化”。对于皇民化运动的效果,大陆学者则认为,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下,确曾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个运动是以失败告终的,台湾同胞以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精神有力地抵制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多数台湾人无论从表面的生活方式,还是从内在的文化思想上都没有变成‘皇民’,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台湾人民能顽强抵制“皇民化”运动有深刻的文化上的原因: “台湾人民与中华传统文化有一种牢不可解的文化情结”。当然,皇民化的影响还是有的,并且延续到现当代。大陆研究者对此亦有充分认识,认为“皇民化运动”虽然从总体上讲是失败的,然而也确实造就出一批心甘情愿充当“皇民”的人,其共同特点是以“皇民”自居,且以此为荣。“对日本感恩戴德的亲日情绪使他们心中有一个永难解开的‘日本结’,从而造成他们与普通台湾民众之间存在一条难以填平的沟壑。”
有关皇民化的研究主要是对皇民化运动的概念解读和框架展示。陈小冲利用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资料,展示了某些皇民化的具体面貌和实施细节,发现皇民化运动几乎囊括了人生从生老病死到居住、衣着、丧葬、信仰、仪式、娱乐等所有方面。在皇民化运动中,一切“都处于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操弄下,是以将台湾人改造成为大日本帝国臣民作为其终极目标的,即便是讲究卫生等等行为,也不能不染上殖民同化的浓厚色彩,因为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这就是台湾人在向日本靠拢,是台湾人日本化的具体体现”。但有论者认为殖民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建立天皇制政治意识的目的,只是想让台湾人遵循天皇至上、日主台从、日尊台卑的礼治秩序而已,并非真要让台湾人同化成日本人,提高台湾人身份,让台湾人平等地分享属于日本帝国“国民”应有的种种权益。
皇民化运动时期,日本兵中曾有一些台籍“志愿兵”。虽有小部分确是志愿加入,但仍有不少“非志愿”的、被强征的情况。皇民化运动确曾给台湾社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史学研究带有主观性,它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真实。原因不仅在于史料的限制,也在于人们从不同角度的解读。日据台湾史就是这样一段历史。近年来,台湾岛内有人片面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称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是台湾人的大幸”等等。据此,有人指出在“内地延长主义”招牌下,日本在台湾推行的其实是民族差别政策和民族歧视待遇。有人以教育为例,指出作为日本“本土中特殊地区”的冲绳与作为“海外殖民地中特殊地区”的台湾在所享受政策上的截然不同。当然,台湾学界也有学者认识到日本政府对日本人与台湾人的差别政策。之所以有不少学者正面评价日据历史,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措施确有欺骗性,如鸦片渐禁政策等。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实行鸦片渐禁政策。此间,当局曾对鸦片瘾者进行过三次调查,公布结果表明,瘾者人数呈递减趋势,日人借此在国际上作文章,宣扬其鸦片“治绩”。时至今日,仍有不明真相者认为日本将台湾视为新领土,视台人为“皇民”,确有诚意实施鸦片禁政。长期以来,大陆学界囿于资料的限制,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
1994 年,连心豪指出,伴随着近代以来两次侵华战争,日本精心策划了一场新的鸦片战争。其流毒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并不在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之下。日本对华贩毒手段狡黠,又为继起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硝烟所遮蔽,因此该问题长期被忽视。日本据台时期,以鸦片专卖制度作为治台重要工具,并以台湾为大本营,向对岸的闽南、潮汕、青岛、大连等地伸张、辐射贩毒网络,这是日本对华鸦片战争之张本。在20 世纪初开始的禁烟运动中,各地军阀成立各种禁烟机构,实际上明查暗纵、明禁暗倡,征收鸦片税捐,大饱私囊,闽南地区也不例外。
2000 年,朱庆葆研究指出,鸦片渐禁是出于占领的考虑,使台湾总督府一石二鸟: 日本标榜禁烟,可获国际同情; 出于所谓人道上的考虑,禁而不严,又可获台湾人认可。实际上,该政策早期为财政服务,为开发台湾提供助力; 晚期在战时体制支配下,有力配合了日军全面侵华。这种实行专卖的、宣称以禁绝为目的的鸦片渐禁政策,既能欺骗国际舆论,又可增加财政收入,被日本视为重要的“治台经验”,而将其推广到中国大陆。这与较前台湾著述的看法是一致的。1993 年,台湾出版的《日本过台湾者》一书,即认为鸦片渐禁是“明禁暗放”,渐禁政策表面上日本统治当局强调人道上的考虑,免得吸食者一时受不了禁烟之苦,实则有两项主要考虑因素: 一是如果采严禁措施,势必招来吸食者的抵抗; 二是若采渐禁而专卖制度,年收专卖利益可抵军费等各项开支。
徐振伟也认为,因日本不愿放弃鸦片专卖所带来的丰厚收入,后来虽然表面上采取严禁和断禁政策,但暗地里仍实行渐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台湾仍有8500 多注册烟民。直到台湾光复前夕,全岛尚有吸食者2000 多人。如果再加上秘密吸烟的人数,实际数字要远远多于上述数字。同时,他从周边国际因素方面加以考察,指出美国在菲律宾的禁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压力,迫使日本至少在表面上开始大张旗鼓地禁烟,为国际联合禁烟提供了契机。
最近的研究在继续论证、延伸上述观点。此外,李理指出,在日据台湾初期鸦片渐禁政策确立过程中,以水野遵为代表的台湾总督府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六三法”是日本据台初期的基本法,1896 年3 月由日本帝国议会以法律第63 号发布,其最大特点就是确认了委任立法制度,即台湾总督在其管辖区域内,可制定具有与日本法律同等效力的律令,不受日本帝国议会的牵制。“六三法”曾引发日本朝野及学界的热烈争论,也有人为之美化。李理指出,“六三法”争议的真正核心是谁有权来制定台湾的法律。“在整个的争议过程中,台湾人民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他们只是被统治的客体”。台湾总督发布的“紧急律令”的事后追认权要由天皇来敕裁,这意味着天皇对台湾的行政权因不受议会监督而更为有效。日本议会围绕“六三法”的争议,是政党势力与军方势力在台湾统治方针问题上的较量。政党所倡导的“以议会为中心主导台湾统治”的方针,不等于否定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更不等同于要把日本宪法实施于台湾。
此类论文还有许多,此处不赘。
对于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效果,不但日本方面多有美化,台湾地区也有不少美化倾向。譬如认为台湾的现代化是日本所奠基,日本人的“改良”使台湾在20 世纪初期逐渐由“化外之地”迈入“现代化”。简立欣撰文指出,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都对台湾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不能刻意忽略清朝在台湾的洋务运动对于日本殖民地经营的影响。台湾洋务运动虽未完全成功,但也为台湾社会及经济奠定了基础。
关于日据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即“理番政策”,是日本为维护殖民统治,掠夺山地资源,而对山地少数民族实行“剿抚兼施”的统治政策。概因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有关研究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理番政策”的残酷性与台湾少数民族的反映方面。殖民者对原住民在经济上残酷压榨,在精神与文化上严重摧残,激起民众激烈反抗。“雾社事件”后,虽然总督府对“理番政策”进行了调整,但其对山地的经济掠夺本质没有变化。日本的殖民掠夺与清代政府对原住民的经济保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半个世纪的殖民过程中,日本对台湾的“理番政策”根据情势变化有所侧重,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甘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在日本“理番政策”作用下,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文化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的调适与反应。
1945 年台湾光复后,台湾学者主导了台湾原住民的调查研究。1949 年以来,两岸隔绝,客观上限制了内地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系统调查。在此问题上厦门大学林惠祥开创了大陆地区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其学生陈国强著述亦丰。从成果的形式看,皆属整体、宏观概括,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原住民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近年来,台湾学者出现了片面强调台湾原住民与南岛语族的区域文化关系的错误倾向。大陆学者呼吁“以最新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多学科整合研究,重建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起源、历史与现状、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等重要课题,是新时期大陆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早期武装抗日的史料方面,1970 年代,台湾文献委员会开始对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档案进行整理翻译出版的工作,相继出版一系列档案史料,包括《台湾前期武装抗日运动有关档案》与《台湾北部前期抗日运动档案》等。前书收录了1895—1915 年台湾民族运动的前期———武装抗日部分除罗福星案与余清芳案以外的台民抗日史料档案。后书主要收录了1898 年、1999 年台湾北部前期的抗日运动档案。
日据初期,台湾抗日武装斗争之所以得以坚持和发展,是与它同福建省的密切联系及来自对岸的支持分不开的。台湾总督认识到: “欲收岛民统治之全功,其着眼点不唯在岛内之镇压与民心之收揽,必采取如下方针,即注意对岸福建省特别是厦门的民心,察其趋向,反过来谋求岛民之安堵,以达统治之目的。”这引发了总督府“对岸经营”的政策导向。
面对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者采取了镇压与招降等多种手段。对台湾抗日武装的安抚、诱降早在桂太郎、乃木希典总督时代已出现,那时是小范围试探性的实施。儿玉源太郎时期,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主持下,招降规模扩大。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虽为台湾史研究焦点之一,但盖为维护抗日义军的形象,早期抗日斗争中抗日武装集团的“归顺”问题在较长时期内被研究者忽略。
2002 年,有研究指出,大规模招降的实施主要是因为日本殖民当局的暴力镇压并未收到多大成效,它不但激起台湾人民的加倍反抗,也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导致日本国内对台湾总督府治台政策及相关官员能力的质疑。因此,儿玉、后藤面对台湾抗日武装集团提出的苛刻的归顺条件,也能照单全收。但这种让步并不意味着日本殖民者的损失,经历“归顺”后抗日武装内部情况被暴露,武装力量削弱。日本殖民者利用时机重新部署兵力,对“归顺”后的武装力量进行讨伐。1902 年林少猫被害,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告一段落。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在爱国与革命运动中遥相呼应、互相支持,但同时亦应注意到,革命党人不敢公开反对帝国主义,且对统治台湾的日本殖民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前台湾与大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明显地带有个别的自发的性质。不论是兴中会或同盟会,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在台湾开展革命活动的计划。革命党人对台胞的抗日虽十分同情,但不敢公开支持,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具体表现。
辛亥革命后,台湾以农民为主体的“驱逐日人”、“光复台湾”武装斗争的新高潮,是在大陆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促成。而罗福星起义,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直接领导的反抗运动。这与过去单纯自发的农民反抗斗争,已有所区别,是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早期国民党人中,除了孙中山外,还有人长期参加和关注台湾革命,但学界未予公正的研究。陈在正指出,林森在台十余年,并两次参加台湾的抗日活动,这段经历,对其以后的思想、行动都产生很大影响。
一战期间及以后,关于台湾同化会和议会设置运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阶级角度。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力的增长,地主资产阶级开始以改良主义者面貌出现,这是台湾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林献堂是其代表。初期台湾地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主要在他领导下展开。
对于台湾同化会,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长期流行,如认为: 板垣退助是殖民同化运动的元凶,台湾士绅参与同化会是一味附合日人,同化会是一个只会向日本殖民者磕头作揖的团体等等。对此,陈小冲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板垣倡导的同化是: 在使台湾人靠向日本的同时,也应当给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和待遇,这种观点并不为总督府所接受。板垣的同化论没有在台湾发生作用,说他是台湾同化运动的元凶并不符合实际。林献堂参加同化会目的是“希望日本政府对台人松弛压力,能放宽束缚,俾台人得减轻痛苦”。以林献堂等人为代表的部分台湾士绅及青年学生所追求的目标则与板垣大相径庭,这种“同床异梦”导致同化会很快被总督府所分化。
仅一个多月时间,总督府便寻借口将其解散。但1914 年末至1915 年初昙花一现的同化会开创了以合法手段争取政治权利的新的斗争方式,并诞生了台湾民族运动的新的领导者和骨干力量,为日后台湾民族运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同时,它促成了台湾民族运动总目标的确立。同化会的失败,使台湾士绅和青年知识分子意识到,总督专制统治和日本人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是台湾人受压迫的症结所在,而总督专制统治的法律依据即“六三法”,使台湾人丧失发言权。由此开始了以撤废“六三法”为近期目标,以设立“台湾议会”为长远目标的斗争。这些是同化会积极的影响。
在1927 年分裂前夕,台湾文化协会领导层内部大体分化为三种力量: 右翼以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为代表,站在改良主义立场,幻想在日本统治下实现其所谓“地方自治”; 左翼以连温卿、王敏川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主张进行阶级斗争,以彻底推翻日本统治; 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介于两者之间,主张以当时实行农工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为榜样,进行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其分裂不可避免。但陈小冲认为,文化协会的分裂并不是一两个人阴谋或篡权行为所导致,而是内部路线斗争的结果。
1927 年成立的台湾民众党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性质的政党,它曾经历一次大分裂,导致日本殖民者乘机将其取缔,使台湾民族运动受挫。陈小冲认为分裂原因,除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策略外,最根本的还在于民族运动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围绕台湾民族运动中要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一问题。该党成立之初主张阶级调和,但在台湾工农运动推动下,党的政策逐渐左倾,转而主张在民族运动中同时开展阶级斗争,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稳健派产生根本性冲突,最终导致分裂。
王晓波也指出,民众党成立后,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纲不明确,易遭任意解释而在运动中造成紊乱,于是有“党纲解释案”和“关于阶级问题的态度”之提出。但蒋渭水与彭华英的解释案对阶级问题的态度有根本立场的不同。蒋案认为民众党虽非农工阶级党但却是农工阶级的“代表”,彭案则认为民众党并不代表农工阶级但可“考虑”农工之利益。民众党最后通过了彭案。蒋渭水派为内部团结而在“解释案”上让步,但民众党的运动路线还是在蒋指导下蓬勃发展。此点不能见容于士绅地主阶级,彭为此而辞职,再次显示了林献堂派与蒋渭水派的路线矛盾。
台湾民众党主要人物———蒋渭水信奉中山学说,同时也受到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成长与抗争的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民族运动的历程,他舍弃富足生活,挺身领导救亡运动,并为之献身的经历验证了这样的历史: 参加民族运动的台湾各阶层人士无论出身、经历、思想有何不同,都在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探寻出路。这一时期为“日本统治确立后的_运动”,与此前“传统领袖领导下的地方性斗争”不同,这时台湾渐次出现新型领导人物,堪称是“进行整体台湾人民的斗争”。民众党曾展开鸦片反对运动,并通过各种途径使国际社会关注台湾的鸦片之害,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甚至为此派员到台湾调查,使台湾总督府不敢再一味因循消极放任态度,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矫正和治疗措施。
关于1920 初至1930 年代中期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钟安西指出,林献堂提议摒弃台湾自治的口号,而争取民族自治的实质内容———台湾议会的设置,真实意图是: “以停止撤废六三法来阻绝内地延长,以设置议会来削夺总督权力,在不刺激日本政府下,取得实际民族自治,含着意在言外,绵里藏针的意思”。因感于时势多艰,所期目标难以一蹴而就,须留有进退余地,不便在时机没有成熟时率尔托出真意,招致当局扼杀。请愿者仅在第八次请愿后某些比较有利的时机在舆论上明确提出要求设置独立的自治议会,其余时候均隐约其辞,带有弹性。此次台湾民众在特殊环境下以特殊方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治的爱国运动虽终告失败,却产生了不可抹杀的意义。
该运动从根本上说是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和部分上层人士要求实行民族自决、削弱以至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_运动,最终实现台湾民众回归祖国的愿望,“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必定要失败的结局”。有人不认同该运动民族自决的目标,认为该运动从本质上说,属于改良主义运动,即使他们的愿望实现,台湾人民仍摆脱不了受压迫的殖民地“二等公民”地位,充其量如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与真正的民族自治,还相距甚远。
有台湾学者分析参加议会设置请愿的签名问题,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提出怀疑。陈小冲提出不同见解,认为仅摘取几个孤立数字去判断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看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响应程度和群众对这项运动支持的“持续性”如何。
20 世纪20 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与日本大为流行,台湾受此影响,在社会文化界研究谈论社会主义之风亦盛,并进而影响社会与_运动的发展。1926 年至1931 年间以《台湾民报》及《台湾新民报》为战场,文化人陈逢源代表右派,求学大陆的许乃昌、蔡孝乾及台湾社会文化运动健将蒋渭水( 先右后左) 代表左派,在中国未来应该走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有过延续数年的辩论。
1928 年4 月15 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成为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相当时期内学界对于台共的研究并不深入。台共正式名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由于台湾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共产国际决定台共在组织上隶属于日共,接受日共领导。但因日共党组织屡遭日本政府破坏,台共和日共关系中断,台共实际上更多是在共产国际东方局和中共指导下开展活动的。不仅台共的成立、起落受到中共影响,其瓦解亦然。
1931 年,在陷于“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共影响下,台共开始犯“左”倾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羽毛未丰就过早地暴露,最终导致台共的瓦解。台共领导岛内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反帝反封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台共与中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台共解体固然受中共影响,而中共又受到共产国际在1930 年代急剧左倾的影响,如此链条作用促成台共斗争的失败。台共曾在政治大纲中提出“台湾民族”、“台湾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等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争论焦点和敏感问题。宋帮强指出,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并不能成立,它是日共忽视了台湾的特殊性而生搬硬套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独立”的真实内涵是指台湾摆脱日本统治的“独立”,先自我解放,然后再回归祖国。
台湾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台湾人民反日抗殖斗争不断发展的形势和时代的要求,也是台湾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形成的必然结果。虽然台共在台湾存续的时间短,但台共领导的斗争历史,使台湾经历了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洗礼,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经受了锻炼,对台湾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台籍精英不断寻求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途,曾谋求有限的台湾自治,而未能如愿。抗日战争爆发后,部分台籍精英投身祖国抗战,认识到台湾解放的出路在于回归祖国,因而发起复省运动,有文章探讨了其中的探索与转变过程。
关于台湾共产党,近20 年有不少著作问世,如陈芳明《谢雪红评传: 落土不凋的雨夜花》,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等。此类著作以传记、口述类较多,且多集中在对领导人物谢雪红、翁泽生等人的评述方面。大陆学者也有新研究,认为蔡孝乾与台共的关系尽管只维持了几个月,却影响到谢雪红与翁泽生的关系,加深了翁、谢之间在建党初期就已存在的误解和矛盾,是造成台共内讧的因素之一。1949 年以后,这些内斗严重影响了台盟的发展,伤害了在大陆的台湾同乡之间的感情,造成了长久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
与台湾民主国相似,日据时期部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曾为“先独立,后回归”而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台独”理论者出于意识形态需要,对反抗运动史进行片面的解读,认为台湾人追求“独立”的历史可追溯到20 世纪20 年代。他们认为日据时期台湾人与祖国的关系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荆子馨进而提出: “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不是想象的( imagined) 共同体而是幻想( imaginary) 的共同体”。对于此类论断,大陆学界提出不同看法。陈小冲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人开展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实际上是“殖民地人民反抗和谋求摆脱殖民宗主国统治的正义斗争”,是针对日本殖民者的,并且所谓的“台湾独立”仅仅是“走向与祖国相结合的一个步骤”而已。
在台湾历史上,曾出现过主张“台湾独立”、“台湾自决”的日据时期抗日自救运动,也产生了战后海外“台独”运动。鉴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及海外“台独”运动的有意混淆,有些人对两者关系产生模糊认识。研究者指出,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自救运动是台湾人民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无力援救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主张台湾“独立”、“自决”的正义解放运动。虽以“独立”、“自决”、“自治”为斗争目标,但始终坚持“中华民族主义”。“台独”运动虽借用抗日自救运动提出的“台湾独立”、“台湾解放”、“自立”、“自决”、“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等口号,但其谋求台湾脱离于祖国之外的意图是与日据时期抗日自救有着本质区别的,两者也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许维勤亦指出,台胞在大陆所倡导的“台湾独立”的抗日理念,严格地说是限定于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争取独立,而不是抽象的; 这种独立是与争取回归祖国相并列的,二者不可割裂。
另外一些通论性论文也佐证了上述观点,陈在正对台湾人民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英勇斗争进行了系统梳理。季云飞认为,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形式和内容,随着台湾岛内对敌斗争形势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受制于祖国大陆革命形势变化而变化。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争的成败与大陆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成败休戚相关。
台湾民众抗日史的通论方面,1987 年向山宽夫用日文写成《日本统治下における台湾民族运动史》,20世纪90 年代末由杨鸿儒等人翻译出版。该书认为虽然台湾的民族运动无法最终胜利,但“日本在台湾的统治之为殖民地统治,台湾人抗日民族运动之为殖民地民族运动,两者皆值得给予极高的评价”。大陆学者安然2005 年在台湾出版了《台湾民众抗日史》一书,继1990 年代薛军力、徐鲁航的《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①之后,再次全景式地展现了台湾民众“孤悬海外”的艰苦岁月,苦守“汉节”的赤子之心。它充分注意到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时刻与祖国命运连在一起,把回归祖国视为历史的必然归宿,这与此前成果的观点是一致的。
它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根源是日本的军国主义野心,日本对台湾的觊觎与其侵略扩张史同步,故该书上限始于14 世纪末,日本形成倭寇、侵扰中国沿海之时。下限为二战后台湾民众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做斗争为止。虽然该书主体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的反抗,但前后追溯达四百余年,从较高视野展现出日本侵台、台湾民众抗日等历史问题的历史背景和脉络。并对战后“保钓”运动、“慰安妇”索赔等台胞反抗日本的活动进行了论述。1992 年厦门出版的《李万居评传》是大陆研究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籍人物的代表性著作。此外,也有一些通论方面的文章。
由于地缘与历史传统关系,闽粤移民台湾的历史绵延数百年。1895 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住民被认定为所谓“日本国民”。该年日本颁布《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传统闽粤移民渡台的历史进程遭致中挫,台湾社会历史进入以内生性发展为主的新阶段。“日本对台湾的占领及伴随而来的台湾与大陆之被强制分离,很大程度上构成为台湾历史特殊性的原点。”
日据时期在大陆居留的日本籍台湾人,即台湾籍民。这些人大批移居福建,其类型主要有原台湾居民、“归化”籍民与新编入台籍者。关于台湾籍民,日本与台湾学者较早展开了研究,如中村孝志、梁华璜、戴国辉、林满红、后藤乾一等人。他们主要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务省记录》及台湾方面档案。大陆相关研究的展开则相对迟缓。
由于台湾籍民除少数散居粤、沪、浙、香港等地外,90%以上都在福建居住、经商,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据时期长期困扰闽台当局的棘手问题。日籍台民作为日本臣民,有别于原本即是日本人的所谓“内地人”,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但在中国大陆,他们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得到日本领事馆的保护,拥有特权。这不但诱发了部分台湾人在大陆的不良行为,还引起闽地不肖子弟的羡慕,千方百计去获取台湾籍,出现一批“假冒日籍台民”。
除了以非法途径取得的台湾籍民身份外,当然还有不少合法的“归化”者。光绪二十九年外务部档存有几则关于“归化”的史料,1992 年,这些史料被台湾史的研究者所发现和利用。当时,“归化”台湾籍民问题已相当严重,不能不引起福建当局高度重视。福建方面想要对光绪二十三年以来所有“归化”者进行清理,并透过中日交涉,确定此后该问题的原则。然而日方坚持独立处置权,对福建当局的建议,大多敷衍了事或干脆拒绝。当时的清政府危机四伏、软弱无力,对于因福建“归化”台湾籍民这种“交涉细事”只得“从缓商酌”。
1990 年代,林真对抗战时期福建的台湾籍民情况,闽台当局的措施、态度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在抗战前夕,厦门的台湾籍民人数为13,000 人左右,福州约2,000 人,加上漳泉地区数百人,全省台湾籍民在2 万—2. 1 万人左右。其中未登记者7,000 - 8,000 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成为交战国,作为“敌国国民”的日本籍台湾人在战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引起了关注。出于某种程度的不信任,这些往日特权人物成了日谍嫌疑,被押往内地监视居住。赵国辉《日据时期在厦台湾籍民的司法管辖》一文,指出由于日本从中国获取了领事裁判权,并在甲午战后将其改写成单方权利,加之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的缺失,日据时期厦门对籍民的司法权完全操控于日本股掌之中。
1937 年以前,由于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在福建的台湾籍民确有不少为非作歹者,给人们带来不良的印象。以来自崇安的台湾籍民为主组成的台湾义勇队,在李友邦领导下,开展一系列的宜传解释工作。有论者称“人们改变了对大陆台湾籍民的看法”,“使人们对台胞刮目相看,并冰释误会”; 也有论者称“抱持此看法的人究竟有多少,不无疑问”。陈小冲折中了前述两种观点,认为台湾义勇队的工作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台湾籍民的形象。但也应看到,台湾义勇队的活动仅限于浙东、赣南、闽北及闽西,其发行的刊物和丛书传播范围也不广,其影响力有限,尤其是台湾浪人活动最猖獗的厦门、福州地区,基本未能触及。
林真指出,造成台湾籍民整体不良形象的政治因素,实乃日本侵略手段产生的效果。台湾总督府为隔断台民与祖国的联系,蓄意制造闽、台人之间的矛盾,使之处于对立地位。抗战爆发后,日本“以华制华”,强征台民当兵,并充当前锋,将厦门华人产业强行拨给台民经营,按日、台、华三等分配口粮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加剧了闽、台人的矛盾,引起当地人民的恶感和仇恨,使大多数台湾籍民成为“中日矛盾中首当其冲的替罪羊”。
总之,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期间的畸形产物。虽然有些不法之徒在福建从事非法活动,但绝大多数的台胞与福建人民和睦相处。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密监视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与祖国人民一起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台湾义勇队即为例证。
台湾义勇队由李友邦集结散居于大陆的台胞组成,可被视为台湾籍民的一个特殊组织形式。大陆学界对于台湾义勇队的研究比较多,但多偏于通俗性论述,深度还有待挖掘。史料方面,《台湾义勇队档案》2007 年由福建档案馆整理出版。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处关于义勇队的资料亦有陆续发表。1939 年2 月,以台胞领袖李友邦为队长的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誓师。义勇队具有正规军编制,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旨,转战浙、皖、闽各省,是直接参加祖国抗战、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台胞抗日队伍。① 台湾义勇队在各地区的活动以及与朝鲜义勇队的关系亦有相关论述。
抗日义勇队一开始就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与政治上的帮助。李友邦本人始终拥护这一政策,接受中共帮助。中共浙江省委派遣党员在其内部落实党的指示,使中国共产党与台湾抗日义勇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义勇队的态度则是抱有戒心因而摇摆不定: 政治需要时,便予以支持; 否则便弃之不管,甚至取缔。
对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其他台胞抗日团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少年团、台湾革命同盟会②等组织。对其他组织,如台湾工作团、粤东工作团、闽台协会、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等,则很少涉及。日据时期旅居海外的台湾人国籍问题错综复杂。台湾总督府原本规定,1895 年5 月8 日至1897 年5 月8 日的国籍选择期限后,未离开台湾的台湾住民拥有日本国籍,离开者等于放弃日本国籍。但事实上情况极为复杂,如1898 年10 月28 日,台湾总督发布内训第49 号《有关台湾住民户籍处理案》,表明对于情节有“可斟酌之余地”者,可让其入籍。自此开启以漏籍名目申请入台湾籍的方便法门。
2008 年,《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由台湾文献馆组织翻译出版,为该项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往往受制于文字,因此时档案多以古式日文书写,明治、大正时期不少档案还是以毛笔行草书写,不易辨别理解,令研究止于表面。台湾文献馆为发掘整理更多档案,以利于学界,特拟计划,从1991 年甄选专人从事“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的翻译研究工作,到1996 年出版中译本11 册后,鉴于总督府档案浩瀚,难期竟功,决定选择专题翻译研究的方式,分为教育、涉外关系、邮政、原住民、官制、宗教、殖产、卫生等八项专题。《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即为总督府档案专题翻译中的一部,是《籍民与南进》之后的第二辑,收录了“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中有关籍民及国籍的史料,其中漏籍问题是其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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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教育在培养学生素质、健全学生人格等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特别是新一轮课程改革应运而生,普通高中政治教育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中政治教育教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高校宿舍文化建设依然是重中之重。依托宿舍文化建设,打造健康的“睡前文化”,利用宿舍隐形舆论因子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这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创新,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宿舍文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在当今的高校教育和管理体制中,由于学分制的实施,传统的班级概念逐渐模糊,班级的作用逐渐减弱,学生宿舍文化建设在学校的教育管理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当今网络迅猛发展,智能电子设备在学生群体中的普及率逐步提高,高等学校中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90后”“95后”所占的学生比例越来越大,基于宿舍文化建设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注重依托宿舍文化建设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以及良好学风、校风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宿舍文化建设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1.良好的宿舍文化有利于学生良好人格的养成
良好的育人环境和育人氛围是确保大学生良好人格形成和发展的有效条件,并且这种影响能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宿舍度过,平时相处的时间最久的人也是宿舍同学,这样的大学宿舍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入学前的家庭生活。在这里,学生们远离父母,远离之前的家庭文化,学生们都希望能够在宿舍中找到新的情感点,希望新的环境能够给予他们如家庭般的温馨、尊重和理解。良好的宿舍文化和良好的宿舍人际关系能够增加宿舍成员对宿舍的情感认同和情感归属。良好的宿舍文化也有利于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有爱、朝气蓬勃的人际关系,使学生感到尊重与理解,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良好人格的养成。
2.良好的宿舍文化有利于养成良好的学风,促进学生成长
在如今的高校中,班级没有专用的教室,宿舍变成了许多学生学习的重要场所。在宿舍中,良好的学风与良性的竞争能够使大学生产生强大的学习动力,能够促进学生自我成长,自我进步,自我提高。良好的宿舍文化能够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相互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宿舍成员在能够在宿舍中畅所欲言,产生新的思想火花,促进学生创新、创造。
二、依托网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1.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
随着网络技术的智能性、移动设备的便捷性发展,互联网所营造出的“虚拟环境”对大学生的思想影响也越来越大。网络媒体的及时性与快速性,使学生获得信息更加及时和开放,容易出现心理学上的“首因效应”。这种网络“虚拟环境”的出现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环境产生了冲击。除此之外,网络内容的复杂和学生思想的不成熟很难抵制网络中的不良诱惑和不良思想,这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提出了冲击。利用网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开拓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有利于弥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差,效果不明显等不足。
2.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规范大学生网络行为的需要
现在的大学校园中,“90后”“95后”学生群体的比重越来越大,校园网络化、智能化已经逐步形成,上网的便捷性与实时性让大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更多的朋友和信息。然而,过度的迷恋上网与长时间的接触杂乱无章的信息容易使大学生们意志消沉、思想僵化,甚至会产生网络暴力倾向。长时间接触网络,更容易使大学生出现焦虑、忧郁、烦躁不安等现象,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影响大学生正常的学习与生活,甚至走向歧途。另外,网络交往的“键-键”模式,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的情感沟通,很容易引起大学的情感淡漠等现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合理健康的上网行为,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三、基于宿舍文化建设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措施
1.依托网络平台、多媒体平台发挥官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打造健康“睡前文化”
紧跟时代发展,根据学生需求开设QQ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宣传阵地,精心设计网络内容,及时上传相关信息,能够让学生在宿舍就能知道校园里发生的相关新闻消息。利用网络将每位学生相关信息整合分析,制定合适的宿舍文化活动,以宿舍的名义倡导线上、线下互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针对学生睡前喜欢浏览信息的习惯,在网络平台上以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推送先进典型事例,感染和激励大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打造健康的“睡前文化”。
2.发挥宿舍隐形因子作用,以热点切入,开展健康的隐形网络思政
注重发现宿舍“意见领袖”,将宿舍“意见领袖”纳入宿舍舆论隐形因子。现实中的矛盾几乎都能在网上形成舆论点,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巧妙设置媒介议题,利用宿舍隐形因子进行施教,可以使学生在关注热点问题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隐形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倪海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和谐人格的塑造[J].赤峰学院学报,2010
[2]葛伟丽.和谐的宿舍文化建设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J].科技咨询,2011
[3]浅析高校宿舍文化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高等教育论坛,2010
[4]王锋.基于网络化的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考[J].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报,2009
[5]王德刚.利用网络载体开展隐形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9
【摘要】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满足市场需求,职校应对学生进行强力的职业核心能力培养,让学生成为高新技术人才,投入到工作一线。在教育中我们要采用第二课堂等新方式,摒弃传统教育的缺点,用高效的教学方式去培养专业人才。
【关键词】职业核心能力;高职;思想政治教育
高职院校里培养的学生是为了满足社会职业人员和各类劳动者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群体,是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类人。一个好的职业技术人才应具有多方面综合素质,思想政治水平也是一项重要指标。一个人的思想政治水平是其行为的导向,是做人的基本,因此应该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生生活和各项教学科目中,加强教学力度。
一、积极转变教育教学理念,高度重视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
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要想取得好的结果,首先要对其重要性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我们可以分为老师的思想转变过程以及学生的思想转变过程。针对老师的思想转变,可以在全体教职工大会,教师党员大会等集体会议上反复强调该项工作的重要程度,开展教师之间的一对一对接活动,确保每个人都能受到教育,也可以发放相关资料让老师进行自学,再统一对自学成果开一个研讨会。对学生而言,除了在班会和各种全校大会上集体宣讲这种传统方式外,还可展开班内小组讨论的形式。将核心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一门必修课,适当安排课时,将覆盖面扩大至全体学生。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校内广播,宣传板等形式,将一些关于将职业核心能力发挥的好的例子,围绕提高职业能力的趣事等,提升所有人对学好职业核心能力的信心,营造出一个学习职业能力的良好氛围。
二、科学进行顶层设计,系统构建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的工作框架
1、成立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工作领导小组。
由校内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员领头,挑选除教学老师之外的行政、文职部门的人员共同组成领导小组,要求全校各个部门相互连通,共同协作,齐心协力将校内各项资源进行整合,为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创造出一个优良的大方向。
2、组建学生职业核心能力教研室。
由领导小组在其余教师中选择部分人员组成学生职业核心能力教研室,教研室的主要工作是根据学生现下的学习生活状况,制定出相应的职业核心能力培养计划,将该培养工作与思想政治课程及各类选修课相融合。教研室由思政部管理。教研室内部要定时召开研讨会,每个人都要为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的提升做出贡献。
3、科学拟定培养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总方案,构建思政教育工作框架。
在培养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时,首先要构建出一个大的框架,制定出培养方案,方案应考虑相关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各方面,尤其是思想政治方面。在培养方案中,还有另外几个重要问题需要注意。首先,要将学生的职业共性素质作为提升职业技能的主要方向,固定好大方向之后再辅以专项技能,增加学生的技能覆盖面。其次,要培养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不能仅仅在课堂中进行书本教育,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自己上手操作。要开发第二课堂,在实验室或者室外场地进行能动手的课程教育。同时开展课后实践,让学生自己检查自己的技能,自己发现并改正缺点。最后,学校对培养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开展必须不遗余力的支持,对该项目所需要的设备要及时更新,保证教学资源充足,分配足够的老师到工作中去,定期视察该项目的进行状况,及时发现问题,满足老师和学生的合理需求。
三、加强思政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工作能力
1、开辟思政教育工作者接触行业企业的通道。
对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是为了让学生能更好的适应工作环境,满足职业对人才的需求,因此应提高老师对职业市场的了解。安排老师对企业进行定向调研,了解企业需求,并参加学生的职业指导,让学生学习企业需求。老师要参观学生的实习基地,了解学生实习内容,看实习内容是否与课程及企业需求相符,按需调整实习内容。使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能更具针对性,少做无用功。
2、安排思政教育工作者兼职一线学生管理工作。
班主任及辅导员都是最了解学生思想动态的人,部分思政教育工作者应到一线管理岗位上去,及时更新学生思想动态的了解,也将职业核心技能的培养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只有做到贴近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才能从一点一滴做起,真正改变学生,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3、鼓励思政教育工作者充分发挥自身职业优势。
思政教育工作者要不断提高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升资质,参加各类学习会,考取更高等级的证书等。但思政教育工作者不应只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与学生的教育脱节,而是要多任教一些选修课,例如法律、艺术等较为轻松的专业性不是特别强的课程,或是担任学生各项文体活动,例如校园歌唱大赛,安全小品大赛等活动的评委,增加与学生的接触互动。四、扎实推进分类教育,确保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工作的实效扎实推进高职院校分类教育,是确保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工作的重要工作。职业核心能力的教育要完全融入学生的学习生活当中去,要在教学大纲中有明确的教学计划,加大教学改革力度,做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职业能力培养工作一起抓,对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偏袒不忽视。在实际教学时,要增加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尽量不用死板的填鸭式教育,可采用其他形式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增加学生的专注度,提高教学效率。教学后的评价制度除了考试之外,也可以用实验打分等其他方式进行评判,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以前的教学,使学生不再简单的关注考试分数,而是注重真能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周瑾.浅议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核心能力培养[J].教育与职业,2013(36)
[2杨晓蕾.基于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的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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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政治教学应当积极响应新课程背景要求,实施课堂教学改革,激发学生兴趣,创造有效情境,倡导合作学习,鼓励自主探究,引导学生转变角色,实现优良的教学效果。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初中政治论文,供大家参考。
1有利于学生获取知识
初中政治课本中多为一些单调乏味的理论知识,而且内容非常有限,如果只局限于课本知识的教学,则很容易禁锢学生的思想。而与多媒体教学的相结合,则为学生引入了丰富的学习资源。信息技术利用其特有的信息优势,为学生带来了大量的声音、图片、影像等扩充知识面,其多样的网络化资源下载则更加刺激了学生的感官,在为学生提供更多新鲜有趣的知识的同时能够有效强化学生的学习印象。学生在强烈的学习兴趣的刺激下,对知识产生一种渴望,进而产生获取知识的动力,而学习过程的生动有趣则有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
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政治教学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引入,通过图、文、声等多样化展示,为学生提供了深入思考与评价活动的机会,能够以丰富多彩的信息延伸学生的感官,丰富其感性经验,诱发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增强教学内容的趣味性。与此同时,学生观察、记忆、思维、想象、创造等能力得到了促进,在创新思维的培养以及创新能力的提高方面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讲述过程中,课本所陈述的内容并不多,而且多为一些理论化的知识,学生难以理解和记忆。要将其充分消化,必须结合以前所学知识点进行学习,这就需要教师对教学时间以及教学内容进行很好的把握。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可以直接让学生观看两会的报告,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能够从中汲取很多有用的信息,对旧知识也有了一个系统的回顾,而且能够与所学新知识有一个很好的衔接,清晰地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质及内涵。在这样一种教学模式下,不仅有效地节约了课堂的时间,而且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锻炼了其想象力与思维能力,提高了学习效率的同时也增强了自己的创新能力,教学效果会得到显著的提高。
3有利于强化政治教学的时政性
政治不同于其他学科,其具有较强的时政性,对教学内容及教学资源的要求较高。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只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往往是静态的,甚至有很多都是过去总结归纳的知识点,这样就缺乏了一定的时政性。而信息技术的引入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能够将最新的时事热点问题以图片、视频等形式展示给学生,使学生对课本知识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并且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主动关注政治、学习政治。
4有利于学生学习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
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程度。而现代信息技术与初中政治的整合则很好地发挥了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政治的学习中,培养自主探究的能力。例如在学习解决矛盾的过程中,由于矛盾是人与人相处过程中最为常见的现象,学生对此也有自己的体验与认识。可以先通过多媒体为学生展示一个关于矛盾纠纷的案例视频并提出几个讨论的问题,然后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与交流,最后推选一名代表阐述每组学生的观点,教师再对其进行总结与指导,并有意无意地穿插一些理论性知识以强化学生的认识。在此过程中,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自主讨论探究问题,不仅加深了对问题的印象,而且能够深刻认识,有效地提高了学习效率。
5结语
通过以上优势的分析,了解到信息技术与初中政治的整合能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学生获取知识并保持知识、有助于强化政治的时政性、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学习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而信息技术的引入并不是一味地生搬硬套,也不是一味地追求课堂的教学美感,更不是对学生进行一味地信息灌输,而是通过与教学课堂的有机整合,利用其特有优势改革政治教学,优化教学模式以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在利用信息技术的同时,要善于汲取其精华而不能过多地依赖于多媒体教学,这样反而会喧宾夺主,分散学生的注意力。
一、利用多媒体教学激发学生兴趣
多媒体技术是新课程改革的产物,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多媒体技术教学可以把知识更加形象、生动、直观地展现在学生的面前,为学生构建一个动态的课堂,给学生感官的刺激,把书本上静态的知识通过图片、影像和视频呈现出来,这样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氛围,让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有利于提高初中政治教学效率。例如,在学习“身边的诱惑”这一知识点的时候,教师就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事先准备好的课件,让学生看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不良诱惑,例如,网络诱惑、金钱诱惑等等,并让学生了解到如果被这些诱惑所俘虏,不懂得拒绝,将会造成很多严重的后果,甚至会断送人一生的前途。通过多媒体教学不仅吸引了学生的兴趣,而且让学生更加直观地看到诱惑的危害,学习如何拒绝诱惑,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更好地保护自己。
二、利用案例讨论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新课改要求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自主地进行知识的学习,学会如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在传统政治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是按照教材按部就班地进行知识讲解,学生会背诵教师教授的知识,为的是考试的时候完成试题,这样的被动学习方式,使学生思维受到了限制,没有主动去获得知识,那么,也就无法深刻地掌握和理解知识。为了改变这现状,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案例,通过对案例讨论来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例如,在学习“严也是一种爱”这部分知识的时候,就可以列举生活中父母严厉管教学生的案例,让学生进行分析和讨论,通过分析讨论可以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当中,与老师和同学进行讨论、交流,发散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分析能力、观察能力、思考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升,同时,也让学生体会到父母的严厉也是一种对子女爱的表现。
三、总结
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要求初中政治教师更新教学理念,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对政治知识进行探究,把课堂构建成适合学生合作、交流的平台,使初中政治教学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满足当下学生的需求。新课程改革给广大教育工作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初中政治教师要迎难而上,在不断实践和探索中,找寻到最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提高初中政治课堂教学效率,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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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政治对初中生来说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初中政治对于学生对政治的认识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启蒙作用,能够使学生对政治形成一个初步的认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初中政治论文,供大家参考。
1.案例教学法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特点
1.1案例教学法具有针对性的特点
案例教学法在初中政治教学的实施阶段,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教师要根据政治教材的内容,所要讲解的政治理论要点,配合相关的案例。同时选用的案例要符合教材讲解难易程度,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政治理论知识,而且还能对学生思想道德,和美好情操的养成提供正能量。最好是一些青少年容易感兴趣的案例,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思想上能够得到启发[3]。具体案例能够与学生内心产生真正的共鸣,以此来强化政治理论知识在学生脑海中的印象。在政治课堂中运用案例教学法,就是将课本理论知识,有针对性地通过案例展现出来,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从中得到教育和领悟。切记不要选取一些对课本内容针对性不强,或是对学生教育意义不强的案例。
1.2案例教学法具有实践性的特点
案例教学法在初中政治教学的实施阶段,要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所谓实践性,就是要把所学的政治理论知识,和实际生活相结合,并且对实际的生活具有指导意义。初中阶段的政治教学,主要侧重塑造和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让学生的一言一行符合道德品质的要求。所以在初中课堂中运用案例教学法,一定要注重实践性的特点,能够符合初中政治教学的基本目的。教师选取的具体案例,能够让学生与自身进行一定的对比,能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从而更加努力的学习。在实践性方面,最好教师可以根据案例的内容,引导学生展开交流探讨,不仅从自己身上,而且从其他同学身上,找到理论的根源,在共同交流的同时,思想品德也一起提高,达到理想的政治学习效果。
2.案例教学法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过程
初中政治教学中案例教学的运用,教师起着主导的作用,教师所选用的教学案例要科学、有效是实施的关键。案例的选取可以是教材中的案例,也可以是教师在新闻中所看到、听到的案例,教师自己进行改编的案例也可以,只要符合教学的需要,都可以拿到课堂上进行讨论。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多媒体教学在各个学校都已经非常普及。政治教师可以将案例以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呈现给学生,使学生在一种相对轻松的环境中上政治课,同时也减轻了教师在课堂上的任务量。
3.结语
以上分析了案例教学法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相关内容,包括案例教学法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具有切实可行性,案例教学法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实施特点,案例教学法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过程等几个方面,对案例教学法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有了一定的认识。思想政治的教育,是一个长期不懈的过程,初中政治教学只是这其中一个部分,同时也是非常关键的部分。因为,此时正是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品德形成的重要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会为青少年成长,起到积极的作用。把案例教学法引入初中政治课堂,是在新教改形势下的新发展,完全符合初中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目标,能够促进初中生在学习政治理论知识的同时,合理联系实践,把学到的知识活学活用,在思想品德与实际修养的塑造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激励理论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实施原则
在实施激励理论的过程中,该怎样把激励理论很好地融合在初中政治课堂中,让学生能够有学习政治的信心和热情,为了能够很好地实施激励理论可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首先是区别性原则,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他们之间都有着区别,因此在政治课堂上实施激励理论的时候一定要注重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必须考虑周全把所有的学生都囊括过来,以每个同学的特性为出发点来实施,根据不同学生的需求来进行鼓励和满足,这样才能把激励理论的效果实施到最好;还要遵循适当性原则,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激励的时候,要根据这个时间段学生的心理和生理需求,把握恰当的时间。教师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要善于观察学生的进步,并且对学生进行鼓励和赞美,让学生能够受到鼓舞;其次就是平等性原则,教师作为政治课堂上的主要引导者和主导者,教师的言行举止对学生来说影响很大,所以教师在课堂上实施激励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体现出平等性的原则,对待每个学生的态度和激励方式都要平等对待,要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不要偏袒或者冷漠个别学生,还有在对学生的奖罚政策上也要平等公平对待,能够做到有的放矢,让学生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很好地保持自己的心态;最后就是物质与精神激励相联系的原则,在初中政治课堂上进行激励的时候,一定要把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精神激励能够让学生在心理上得到信心,能够很好地满足学生自身的精神需求;适当的物质激励能够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性,比如教师奖励的笔记本和奖状等各种物质激励,有形的物质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二、激励理论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实施意义
在初中政治课堂上实施激励理论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政治学习的动力,所有实施激励理论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1.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在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地对学生进行鼓励和奖励,这样就会把学生的动力不断地激发出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能够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由于政治学科的特殊性,教材内容大都是理论性的知识,这就会使学生产生枯燥的情绪,没有学习的兴趣,这时候教师适当激励就能够很好地把学生带回到学习的轨道上来,这样就能够很好地满足学生的身心需求,对政治学习保持充分的积极性,提高政治学习的热情。
2.拉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激励的时候需要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够感受到教师的热情和耐心,会让学生感觉到教师的亲切感,从而对教师的好感不断增加。教师对学生进行激励的时候,能够很好地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学生在受到教师的激励之后,能够受到鼓舞,在教学的过程中能够积极认真地投入政治课堂中,并且在交流的过程中教师的知识面也在不断地拓宽,对于教师在政治课堂上的教学方案和方法的创新都能够有所帮助。教育领域中激励理论的运用比较广泛,由于初中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激励和奖励,这样才能够使学生树立政治学习的信心,从而调动学习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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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政治教育教学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德育的主体构成要素,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素养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由此可见初中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初中政治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新课标下初中政治教学的现阶段状况
对于如何进行创新教育,很多的初中政治教师也是对此相当的模糊,他们自己也不能正确的认识政治课中的思想政治,没有领会到其中的精髓。有些初中政治教师往往只习惯于同一样的教学方法、教学计划、教学要求、教学大纲、教学模式,没有根据现实而考虑到现有的发展需要,而是一味陈旧的模式,学生已经感到枯燥,从而没有学习政治的兴趣热情。自然而然,在教学中教师不能正确准确有效的去教授学生政治知识。新课标下初中政治教学存在以下两个弊端:
1.传统教学方法影响教学。
初中的政治课教学,过于片面的重视政治概念和理论,单方面的传授知识,只注重初中生对知识的记忆,而不是去重视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只重视灌输马克思的主义理论和书面的一些知识教学,而不是重视学生价值观和学习态度的培养。这个现象严重的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同时也制约了政治教学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不仅仅影响学生对于政治学习的思维扩展,也影响他们其它学习中的思维,若在整个学习中思维得不到发展,对以后人生的思考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2.中学教育对政治教育的重视不够。
政治课在初中阶段中往往没有英语、数学和语文重要,因为中考英语、语文、数学是占绝大重要部分的。很多的初中学校没有根据现实来确定素质的教育目标,只重视中学的标准和培养目标,只重视升学率,将此当做教学的唯一标准。
二、新课标下初中政治教学的创新政策
1.初中政治教师的教学素质、质量需要提升。
教师首先应该对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应该不断地改进完善,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够在接下来的教学模式、教学水平等的改革中有更好的创新。首先,老师有必要把教学观念更新,具有创新意识,不能再一味地用传统的教学观念灌输给学生。再者,教师应当改变旧的教学目标,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改变学生“知识型”的人才,真正把学生培养成能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为社会服务的“实践型”人才。与此同时,学生的主体作用是很有必要得到体现的,这不仅仅能够提高学生在课堂中的积极性,还培养了他们在问题中的不断思考和探索,还会主动对自己的时间进行安排,对待事物的新态度等,这样的方式更能让学生学习到新的知识。
2.初中政治教材需要完善。
新课程改革中,完善初中政治教材是必不可少的。适当地重组和调整教材,使内容满足学生对于发展和认知的需求。对教材的内容需要更加精辟,可以走进学生的内心和社会,给学生带来深刻影响与触动。在编教材时,家长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的民俗民风都可以进入初中政治教材中。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教材的难度,这样更能方便学生的理解学习,让他们轻松地学习知识。还要全面地对教材进行辩证,大胆地对教材进行改编或者是调整教学设定的顺序,甚至可以对教材进行补、增、减、删,明确教材的详略,实现“现代化”教学目标。
3.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模式的改革。
在传统教学中,学生跟着老师走,对于老师传授的知识以及课本知识不会去认真思考,更不会去质疑这其中的内容,只是一味的认同,只觉得自己的义务便是记住它,然后运用这些知识去参加考试那个高分即可。正是如此,传统的教学方法更需要改进,教学模式更需要改革。(1)教学方法应当改进的更加多元化、促进性、引导性。多元化指的是使用多种形式的教学,不仅有课堂教学,还可以开展形式竞赛,还有开展第二课堂。竞赛可以让同学们互相学习,合作学习,共同进步。第二课堂可以让在课堂中存在短处的学生运用自己另外的长处进行弥补,可以催发他们各个方面的兴趣,有利于同学的全面发展,对他们的自信心也是有重要影响的。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下,促进性、引导性就显而易见了。(2)教学模式则应更加合理化、创新化。教师是应当营造一个与学生和谐民主的课堂氛围,还应该是课堂更加有趣化,使师生距离更加近,这不仅有利于师生情,更有利于促进学生加入课堂的热情兴趣,会更主动活泼的融入课堂教学。
4.教学机构的制度的完善。
素质教育的贯彻与落实,与相关教学评价机构的完善也是有关的。对学生的考核不仅仅要看卷面的考试成绩,还要对学生的综合水平进行评价。这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机构应该摆正政治的位置,培养一位有担当有文化的社会人才,学好政治是必要的,而不是去为了考试,为了升学率而学。学校应该强调政治的重要性,让学生更加深刻正确的认识政治这一门学科,也可以认识到政治学习的重要性。
三、结束语
总之,在新课程改革下,初中政治教学的创新是非常必要的。为此,应该改变传统应试教育的教学观念,使用新科技手段来提高教学效率,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互动,鼓励学生多提问题,引导学生主动解决问题。通过这样的创新教学模式,在提高初中政治教学质量的同时,促进初中生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一、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
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既能够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量,又能够为学生的创新思维与想象提供丰富的素材,因此初中政治教师应当要多多组织一些形式各样的课堂活动,例如布置学生写一篇时事报告或社会热点讲评、组织学生对某一政治事件进行演讲或辩论、安排学生在课下搜集时政资料等,通过这些活动,学生的思维能够得到大大解放,而这正是创新的基础。
二、巧妙地创设课堂情境
有趣的课堂情境能够充分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观察世界并展开创造性思维。因此,初中政治教师必须要学会在教学过程中巧妙地创设课堂情境,并且在创设情境时既要考虑到学生的兴趣爱好,又要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这样才能够活跃课堂气氛,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身心放松愉悦,拥有一个良好的思维和想象空间,进而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创新意识是学生所必备的素质之一,初中政治教师若想在教学过程中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就必须要学会积极运用现代信息化教学工具、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巧妙地创设课堂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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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政治文化是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构和功能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主导政治文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政治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由于办学条件的限制,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教师素质参差不齐、教师教学经验不足、教学学时欠缺等问题,集体备课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有效途径。总结独立学院集体备课存在的不足,探索新的集体备课模式对整合教学资源、提升教师整体素质、增强教学实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集体备课模式
独立学院是高等教育办学机制与模式的一项探索和创新,是当今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作为一种新型、独特的办学模式,独立学院为合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教育资源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由于办学条件的限制,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和进步,也给独立学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带来了挑战,为解决这些问题,创新独立学院集体备课模式就显得十分必要。
1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集体备课的现实必要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集体备课是指教师们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认真阅读教材,针对教学的重点、难点拟定教学计划,交流教学方法,撰写教学教案,制定教学课件等一系列的教研活动。所以,集体备课就是让大家在相互交流中学习,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团队力量来完成教学准备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而这种博众家之长的备课方式正是解决独立学院思政课诸多问题的需要。
1.1集体备课是解决独立学院教师素质参差不齐的需要
独立学院思政课的师资队伍一般由母体学校委派教师、独立学院专任教师和兼职教师三部分构成。这三部分教师往往来源复杂,教学质量参差不齐,教学内容难以统一,教学效果也有高有低。集体备课就为协调教学进度、统一教学内容、研讨教学重点和难点、查找教学漏洞、交流教学经验、提高教学实效性提供了保障。
1.2集体备课是解决独立学院教学学时欠缺的需要
“05方案”实施以来,多数独立学院认真贯彻落实“05方案”的要求,把规定的几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纳入到教学计划之中。实际上,由于受到办学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几门课程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教学学时和学分减少的问题。在教学学时欠缺、教学任务繁重的情况下,通过集体备课可以整合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难点,避免教学内容的重复,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
1.3集体备课是解决独立学院教师经验不足的需要
独立学院专任教师以年轻教师为主体,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应届硕士研究生或博士毕业生,这些青年教师大多存在教学经验不足、教学任务繁重、学习时间有限、培训机会较少、业务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等问题。集体备课把有经验的教师和没有经验的老师安排在一起,为新教师学习老教师的教学经验、管理方法、教学技巧提供了机会。集体备课也成为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最便捷、最持久又最现实的一种方式。
2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集体备课存在的问题
开展集体备课活动是现在各高校普遍采用的提高整体教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年来,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室都或多或少地开展了相关工作,但总的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集体备课活动基本上还处于一种比较随意的阶段,有的学校的集体备课甚至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意义。综观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集体备课,大致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学校重视不够,缺乏管理机制制定
科学合理的集体备课制度对规范集体备课活动,提高集体备课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有的独立学院由于经费缺乏、管理经验相对落后、管理者思想认识不足、对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视不够等原因并没有制定集体备课制度。在没有政策支撑的背景下,思政课教师们只能单打独斗、闭门造车,全凭一个人的力量从事教学研究。有的学校尽管制定了集体备课制度,但是并没有具体的活动计划,开展活动的随意性也很大。再加上缺乏相应的评价机制,缺少对备课效果的检查与监督,导致集体备课很难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2.2教师认识不足,积极性不高
集体备课作为教师合作研讨的一种有效形式,它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集大家之智慧来弥补各自存在的不足。但是,由于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集体备课的意义,对集体备课还缺乏足够的思想理解和认识,在集体备课的过程中往往存在这样的误解:认为集体备课只是少数人的事,“与我无关”。有的学校采取的“轮着来”的备课方式也让一些老师产生了误解,认为一人一次,就是轮着的人备,没轮着的人就可以袖手旁观,甚至可以坐享其成。因此,教师们参与备课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不够,导致很多学校仍然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
2.3备课模式单一,效果不明显
虽然集体备课已经成为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经常性的教研活动,但大部分学校都把集体备课的重点放在备教材、备教案方面。在许多学校看来,集体备课只要掌握了教材的内容,明确了教学的重、难点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教案就完成了任务。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则很少纳入到备课的范围,对如何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如何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针对文理科学生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的差异如何“因材施教”并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也很少涉及。具体到如何备课,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来备课就更不重视了。年复一年的采用单调乏味的集体备课模式直接导致教师参与备课的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不明显。
3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集体备课模式探索
传统的备课模式越来越难以满足教学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集体备课必须突破这种单一的备课模式,创新灵活多样的备课模式以调动教师们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从而充分发挥集体备课的团队合力。
3.1专题型备课模式
专题型备课模式是指教学团队在集体备课时预先选定一个专题,大家围绕这一专题仔细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学参考书,搜集、选择教学案例,补充教学资源并进行课堂教学设计,撰写教案、制作课件,最后在集体备课会上展示自己的专题教学内容,由其他教师进行集体审阅,提出修改意见的备课模式。这种备课模式特别适合教学学时不足、教学任务繁重的独立学院。通过专题备课,教师团队不仅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整合,将教材体系转化为了教学体系,还突出了教学的重难点,完成了教学任务。
3.2案例型备课模式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已经越来越受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重视和广大学生的喜爱。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时代性很强的课程,与各种社会现象紧密相连,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更新。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需要不断地补充和添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经典教学案例。案例型备课模式就是教学团队以一个专题或一个章节为教学核心,大家一起挑选、编写符合教学内容的教学案例,研讨怎样在课堂教学中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教师如何进行点评和总结,最后合力编写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资源库的备课模式。这种备课模式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了学生解决问题和分析的能力,最终增强了思政课的吸引力。
3.3问题型备课模式
问题型备课模式是指教学团队根据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研究的备课模式。传统的问题型备课模式往往把重点放在组织教师集体讨论学生具体的知识点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事实上,仅仅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对学生的帮助并不大,只是起到了帮助学生巩固学习某一知识点的作用。从当前独立学院思政课的现状分析,思政课的主要问题应该是如何解决学生对这门课程不重视、不感兴趣的问题。所以,问题型集体备课的备课内容首先应该是备学生目前的思想问题,弄清楚学生的具体想法及不喜欢思政课的原因。其次,针对学生提出的具体问题对症下药,共同研讨解决方案。最后才是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具体知识点的问题。学生思想困惑的解决是提高思政课教学效果的前提,只有解决了根本的问题,才能促进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创新备课模式,优化教学过程,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措施。因此,除以上三种集体备课模式,独立学院还可以选择视频学习型、文件学习型、优秀教师示范讲座等模式对集体备课的组织形式及方式进行创新。
总之,独立学院通过创新集体备课的模式,不仅可以充分发挥教师个人的教学优势,博采众长、取长补短,使教师自身的专业水平得到持续的发展。还可以起到整合教学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同时将个人才智转化为集体优势、提升教师整体素质、增强教学实效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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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述在教学中开展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的必要性,探讨小组合作学习在教学中的模式设计。实践证明:小组学习的开展实现了课内教学与课外教学相结合、教师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能够较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小组合作学习;实证分析
合作学习的教育学观念是苏联著名教育革新家阿莫纳什维利和雷先科娃最先提出的,目的是让学生乐意学习,乐意参与到师生共同构建的教学过程中。小组学习,又称小组合作学习,是指在课堂授课的背景下,在按照某一标准将学生班级划分为若干合作学习小组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有效提高教学效果的方式。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教学普遍采取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接受的个人独立完成学习的传统教学模式。在多年的思政课教学中,笔者对小组学习的意义、划分原则、效果测评及过程调控等问题,有一些初步思索,且在2014年提交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小组合作学习模式设计与实践的研究申请获得学校教学改革立项。以此为契机,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多的探索与思考。
1小组合作学习的必要性
1.1调动学习积极性,增强课程吸引力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有效参与度除了与自己的兴趣有关外,还与自己被群体其他成员的重视程度紧密相关。高校思政课教学一般以教师课堂授课为主,近百人的大班授课,教师和学生间直接沟通和交流不多,教师很难关注到每位学生,很难给每位学生表现自我的机会。而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情况就大不同了———学生处在一个比课堂更小的集体内,每位学生都在群体成员的关注之下,都有自己的发言机会,都须为集体做点什么。为了出色完成在小组合作学习中的任务,而不至于因自己的原因给所在小组丢分,进一步赢得小组其他同学对自己的认可与称赞,每个人都要认真收集、整理资料,积极参加到小组的各项活动中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学生的角色意识,增加了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1]。
1.2锻炼学生多种能力,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对问题的关注能力、收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处理信息能力、与人沟通合作的能力等均能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在共同参与的过程中,学生需要了解同伴的个性,学会交流、协作,彼此尊重、理解和宽容,在倾听和说服他人的过程中,和睦相处地开展研究学习,这也是学生之间的思想碰撞和情感交流过程。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依靠小组成员的集体智慧和分工协作,共同探讨研究,成员之间互教互学、相互合作。这时,协作既是学习的手段,也是学习的目的,通过协作学习和研究,学生可以取长补短,增强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提高合作共事的能力,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在小组活动中,小组成员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可以让学生充分地体验合作,体现团队的力量。
1.3符合思政课性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目前的大学生大多属于90后,他们主体意识强,思维活跃且参与意识强。高校思政课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的主渠道之一,做的是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为了上好思政课,教师必须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学生是主体,从“要我学”到“我要学”,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减轻了压力,增强了自信,增加了自我表现和动手实践的机会,激发了发展动力,敢于质疑问难、大胆创新,从而培养了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3]。特别是在目前大班授课、教学内容丰富而课内学时又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组织学生开展小组学习,将课堂内外教学结合起来,既发挥了学生个性,又实现小组成员的全面进步,更有助于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学效果的提高。
2小组合作学习在思政课教学中的模式设计
在课堂教学中如何发挥学习小组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通过丰富多彩的小组活动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考评,使之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
2.1学习小组的划分按照一定原则,对授课班级进行科学合理的小组划分,是有效开展小组学习的前提之一。目前高校的思政课除个别课堂由1个自然班,四五十人组成外,一般由2~3个自然班甚至更多班组成,大多为一百人左右的大课堂,在划分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以自然班为单位划分学习小组,每组5~8人。以自然班为单位进行小组划分,是因为这部分学生无论是在平常上课方面,还是在食宿生活方面,都相对集中,彼此了解得更多一些,开展小组学习活动也更方便一些。5~8人的小组不至于小组数量过多,方便教师对小组活动的指导;小组人数也不要太多,避免有些学生的“搭便车”行为,以及在学习过程中会产生不公平的问题。
2)小组成员的男女性别比例大致相等。一般情况下,应尽可能地使不同小组间男女生人数相等或相近,具体情况可根据活动内容等因素来处理。
3)通过抓阄等方式来决定学生的小组归属。分组建议由班长牵头,每个自然班内学生的小组归属可以通过抓阄等随机的方式来确定,这样做比较公平,学生也比较认可,或根据学生各自的兴趣和爱好来自由组合,或由教师根据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学习成绩和思维活跃程度等综合考虑来分配。以上三种方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任选一种,考虑到男女生比例,抓阄时可以男女生分开抓,如果是自由组合或由教师来分组,也要考虑每组男女生人数,采用哪种方法最好能征得多数学生的同意。
4)民主推荐组长,明确组员责任和分工。小组成员通过民主方式推荐一名学生担任本组组长,组长既是小组活动的具体组织者,也是教师的助手和联络员,组织和管理小组成员的学习情况,同时还选出记录员、资料员和发言人。此外,小组成员的分工要有变化,可采取轮换制,以便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4]。
2.2小组学习内容的确定根据课程内容、时政热点和学生专业特点来确定小组学习的内容、方式和要求,是有效开展小组学习的重要前提之一。确定小组学习的内容,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重构教学内容。为了使小组学习行之有效,需要实现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变,搞清楚哪些内容是需要教师直接在课内精讲的,哪些内容是需要学生首先在课外自学,然后由教师选择在课堂内略讲或精讲的,哪些是在教师的指导下交给学习小组独立完成的,等等。
2)结合时事热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作为思政课之一,要解决的是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要搞好课堂教学,需搞清楚学生关注的问题,或引导学生关注时事热点。教学内容的设计和小组学习内容的组织,除了教材内容外,需把握近年来的一系列时事热点,使学生把所学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3)把握学生专业特点。对综合性学校来说,不同专业的学生,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差异。学习小组的设计、教学内容的重构和小组学习内容的安排,既要考虑课程需要和不同专业学生的共同点,也应考虑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差异。在组织教学、指导学生小组学习时,结合学生的专业,易于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以上三点,需综合考虑,不能彼此割裂开来。在此基础上,制订出每堂课的教学计划和学生活动方案。学习小组活动的设计一方面要考虑活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必须考虑活动的可行性。
2.3小组学习的调整和考评学习小组的划分、活动内容的安排,最好在开学后两周内完成。对学习小组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必要的监控和调整,采取合理有效的考核方式,是保证小组学习活动顺利和有效开展的又一重要条件。
1)对小组学习活动的调整。教学计划与活动方案在学期开始前制订,在学期开始初向学生公布,因而难免有不合理之处;在学习小组的划分、组长人选的确定方面,也难免存在需要调整的地方。各小组活动的开展情况如何,也需要及时关注,加强引导。在整个学期的小组活动中,教师根据具体情况及其变化对小组学习进行一定监控或调整是不可缺少的。
2)对小组学习情况的考评。考评方式与考评要求对学生学习来说,是一根重要的指挥棒。考评过程中要在关注学生团队展示效果的同时,兼顾每个学生在团队中的奉献精神与工作强度,坚持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采用小组整体的评价指标和对组员个人的评价指标相结合的办法[5]。除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占一定的比重外,采用适当的考核方式对组织好小组合作学习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
3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实践举例
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小组学习模式设计与实践为题的教学改革的第一个学期。该学期笔者承担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一个大班的授课任务,由化学工程与工艺121班、土木工程121班、土木工程122班3个自然班的99名学生组成,每次3学时,每周1次课,共48学时。课程的第一堂课即提出学习小组的组建要求,组建的原则是以自由组合为主,自行推选组长,根据组员的不同能力进行分工,于第二次课报上学习小组的名单和分工,对组成的17个学习小组的学习任务作布置,并就考评方式作原则要求。该学期小组学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人物认知。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50周年。小组学习的主要内容围绕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50周年设计,给学生提供甲午战争历史人物名单,供各学习小组抓阄选择。各小组的准备时间为4周,要求各组制作出PPT,自第5周开始,每次课安排2个小组讲解,每组的讲解时间为5分钟,使学生每周都会有所期待,同时也避免了课堂的单调性。讲解阶段,每组推出一名评委,对本组以外的其他各组打分;各组满分为20分,16位评委的平均分为该小组成员个人得分。各组每次活动由组长负责考勤,考勤表在该组发言时提交;对缺勤学生扣除相应的分数,每次扣分=小组成员个人得分/活动次数。
2)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实践调查活动。开展以实践性、自主性、创造性等为主要特征的活动,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培养正确的政治思想及良好的道德情操和体验社会生活,达到使学生“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目的[6]。具体形式可灵活多样,如带学生参观纪念馆、博物馆,或到具有典型意义的企业、社区等进行实地考察,撰写心得体会或调研报告,或在清明节前,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利用课余或周末时间瞻仰云居山革命烈士纪念馆。各组活动结束后提交一份300字左右的总结,包括活动时间、地点、应到人员、实到人员,实到人员的合影和心得等,该项活动满分10分,没有参加活动的学生不得分,以照片为证。
3)经典文献阅读。各组在组长的带领下研读与所学课程相关经典文献,每人写出不少于1500字的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并且应集中观看2部及以上的红色电影。以上任务统一布置,各小组自行安排,要求各组活动结束时,提供能够充分证明活动情况的照片和书面总结,满分10分;并以小组为单位集体完成“党的基础知识竞赛”试卷,满分10分。两项得分之和为该组个人该项活动得分。小组组织的每次活动,由组长负责考勤;对缺勤的学生扣除相应的分数,每次扣分=小组成员个人得分/活动次数。除上述50分外,对小组学习情况的考核还增加了小组学习个人贡献分。增设这10分,主要是因为在以上三项活动中,对学生个人而言,仅对出勤率作了要求,而未把其他表现列入其中,这也是捆绑式成绩评价的弊端。为避免有些学生“搭便车”,小组学习个人贡献成绩由组长及小组推出的2名学生“背对背”划出。其中,资料收集整理情况4分,小组活动发言情况4分,组织活动或代表发言等其他方面2分。综上所述,该学期学生小组学习考核总成绩为60分,课堂考勤20分,随堂作业20分,合计100分,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学生平时所得成绩的40%计入总分。其中课堂考勤以小组为单位,在教师抽点过程中,如有小组成员迟到或未到,都将扣掉小组所有成员的考勤分。此办法一出,大大加强了小组成员间的团结。在该学期的教学过程中,为了保证小组学习活动的顺利开展,除了在课间了解相关情况并及时予以整体调控以外,还先后召开过两次组长会议,对各组活动的具体开展情况进行交流和指导。
4结语
课堂教学目前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育的主要途径,小组合作学习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组织形式,在课堂内外教学中组织学生开展小组学习有其必要性。通过小组学习的教学模式设计,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笔者经过一学期的学习小组教学实践,探索了在实践中结合教学设计的原理提高该课的课堂参与度,实现了课内教学与课外教学的结合,教师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的结合,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加深课堂知识,增进学生对党的感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识,深化对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高质量地完成了各项教学任务。教师对教学的改革和探索,对教学有效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唯愿通过不断努力,提高思政课课堂参与度,使教学效果越来越好,变成真正受学生欢迎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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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与社会这门课程的教学有利于学生政治素质的提高,对增强学生社会主义国家认同感,维护国家利益,建设和谐社会有着积极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初中经济政治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做出了深刻反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它针对现实并没有提出根本性改革建议与对策,面临了很多严峻的挑战。
1、时代进步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对前人优秀经济学成果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而来的,主要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关经济学说,它首次提出劳动二重性概念,在创立无产阶级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畴,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变革。另一方面,它表达了现实发展的诉求,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揭示出了可以经受实践检验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并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基础,给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面临的挑战。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不足也日益显现,在当下的理论与现实发展当中面临了各式各样的挑战。一方面,其学科性质不够明晰。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在承认其内在阶级性的同时,将很多并不带有阶级性的内容在实际研究当中归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当中,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区别于传统的只讲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则将会导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指导意义的缺失。另一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已不再符合当代发展的要求。在现代化时代的不断发展中,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社会结构,并且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适用于各个社会主义形态经济规律的相关规定在当代实际改革当中越来越空泛。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价值的当代化发展
(一)理论创新与发展
作为实践的基础,理论的改变与创新是探究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代价值过程当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我们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继承,充分发挥方法论的优势。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与发展时,应当切实处理好继承、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最值得继承的基本原理包括吸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成分的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货币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原理,以及作为根本方法论的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而更好地保证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与科学性。其次,我们要结合古今中外所有经济理论当中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要对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深入的发掘、继承与创新,以实现古为今用,另一方面,对西方的经济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也不容忽视,西方经济学思想在长期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分析经济现实的工具与方法,给我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带来了很好的借鉴。
(二)当代现实发展的取向
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既离不开理论化指导,也不能缺少现实的发展途径。当代社会更为重视人们的全面发展,立足于人们生存、发展的立场上去考虑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只有真正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付诸实践,才能使其更好的服务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来,我们要改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观念,摒弃将西方经济学一律排除在科学的经济学以外的错误做法,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我们应当汲取其中科学的理论,促使我国经济学构建能够更好为我国实际发展服务,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合理成分的吸收来给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来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发挥出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优势,积极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抓住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机遇,加大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力度并加快理论促进实际的创新发展步伐,以获得科学的理论,丰富并发展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三、讨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套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解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与社会发展方向始终保持着一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能为人们解决当代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从而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更好地解决我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摘要】针对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监控和管理不力问题,以加强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监控和管理、提升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为主线,对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进行适应性改革研究,探索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新模式。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多媒体技术;教学改革;课程教学
1前言
教育部教高[2005]1号文件要求:“加大教学信息化建设力度,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国家重点建设的高等学校所开设的必修课程,使用多媒体授课的课时比例应达到30%以上,其他高等学校应达到15%以上”[1]。为此,全国各高校都在过去推行多媒体教学的基础上,致力于采用多媒体教学平台进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并同时开展一些提升多媒体教学水平的相关研究,如多媒体教学课件制作、科学应用多媒体教学等[2-5]。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政治经济学》课程对于促进经济类专业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知识掌握、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提高显得尤为重要,面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对经济管理需求迅速增加的趋势,许多相关联的各类社会经济问题都需要《政治经济学》作为其研究的理论基础[6]。
2《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现状
文献[7]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创新,应该坚持相对稳定性和与时俱进的统一,既需要《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内容的新颖性,也需要教师能灵活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革新应从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方面入手,教师应该把传统教学方法和手段与现代教学方法和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学生应该高度重视自学方法。文献[8]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教学过程从引入情境开始,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设计学生自主学习方案,结合学习过程实施过程性考核,对学习情况实时进行评价反思,提高学生对知识的主动建构和创新实践能力。文献[9]从教师、学生的角度分析原因,进而探索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活力、提高教学质量的途径。为使学生形成一种科学的价值观,文献[10]对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文献[11]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的基础上,除了实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外,还需要处理好基础性与先进性的关系,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提倡经济学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性定量分析与数理分析。文献[12]在教学实践中尝试进行时空拓展教学模式探索,该模式融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学科研究于一体,教学空间由课内向课外拓展,教学时间由一年级向大学阶段延伸,学习主体能力由个体研学向协同探讨发展,着力提高课程教学效果。文献[13]认为,提升课堂教学学术含量是建设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需要,是不断更新知识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需要,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以上文献综述结果表明,把多媒体课件、课堂教学、教学管理等直接对接起来的研究尚未见文献报道,而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监控和管理不力问题则恰恰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因为多媒体课件与课堂教学实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制作再精美的课件,如果没有具有精湛教学艺术的教师在课堂上展现,课件也会黯然失色;同样,没有现代的教学手段相配合,教师的满腹经纶也难以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教师和学生就很难体验到教学上那种特有的酣畅之美感。因此,对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进行改革,加强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监控和管理,对提升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的作用是不言而喻。
3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内容
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方案实施框图如图1所示。
3.1恰当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突出《政治经济学》课程特点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课程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的实施,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是十分有利的。例如,可有机融合价值规律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者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和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等《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增加《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信息量。考虑到《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的是让经济管理类学生认识各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体现其地位和作用的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因此,经济管理类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课程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学习和分析能力的提升、归纳总结能力的形成和逻辑推理能力培养。而目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多媒体辅助教学往往呈现整屏展示“答案—结果”的教学模式,当然不利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学习和分析能力的提升、归纳总结能力的形成和逻辑推理能力培养。因此,合理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的多信息量传播功能和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突出《政治经济学》课程特点是指引《政治经济学》课程多媒体教学方法提高的方向。此外,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主体是开设经济、管理和贸易类专业的本科院校,针对经济、管理和贸易类专业对政治经济学知识的需要,充分考虑到学时、教学条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合理优化课程内容。
3.2增加《政治经济学》课程相应的实践环节
(1)举行《政治经济学》课外研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小型比赛,认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必然性,增强利用经济规律的自觉性,减少经济活动的盲目性,提高工作效率。(2)组织《政治经济学》的科技创新活动,重点把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路和技巧,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3.3提升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由于有关《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的文字、数据、图形、图像、动画和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的广泛使用,可使有关《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具体化和生动化,有助于经济管理类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的学习。考虑到目前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演示图像仅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简单演绎,图像背景音乐也仅为动听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已,并不能真正有效训练经济管理类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思维能力和领悟能力,当然更谈不上提升他们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和解决具体社会经济现象能力。显然,形象地表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理论知识对于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显得十分重要与迫切。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加强语言文字表达《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理论知识,例如,教师可在播放剩余价值规律短片的同时采用富有情感色彩的语言对剩余价值产生、资本增值的规律进行形象生动的描述,启发经济管理类学生带着剩余价值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的问题进行思考地学习,这样才能提高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效率,真正实现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的,有效地提升经济管理类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形象思维能力。
3.4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多媒体教学软件质量
在制作的《政治经济学》多媒体辅助教学软件时,教师可根据《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有效设置《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突出《政治经济学》课程知识的重点和难点,并在每章课程教学内容结束后,对该章所讲授知识进行归纳和总结,并给经济管理类学生提供一些判断题、选择题、辨析题和材料分析题,进一步强化他们对该章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此外,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也必须不断提高Word2007、Powerpoint2007和Flash等计算机软件的操作能力和应用水平,才能真正实现多媒体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辅助教学的目的。
3.5有机融合现代教学手段应与传统教学手段
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多媒体教学中,应该将多媒体教学手段应与传统教学手段(如黑板、图片、画片、幻灯、投影仪、电视录像、电影等)相结合,并重新构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的热情。3.6建立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评价模型根据当前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特点,利用灰色模糊多层次评价理论构建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评价模型,加强多媒体教学的监控和管理,提升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
4结论
作为经济类大学生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应积极实施以学生为主体的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模式,让学生置身于一定的实践环境中,“在环境”中扮演角色,实现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将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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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学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融合的产物,是经济的政治学,它既研究经济现象中的政治问题,也研究政治现象中的经济问题,揭示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初中政治经济生活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财政联邦主义
我国的国体是单一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是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经济上则是实行分权制度,具体表现为分税制,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财政包干。与纯正的单一制或联邦制国家不同,我们国家是财政联邦主义。中央政府执行稳定宏观经济、社会收入的财政再分配的经济职能并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执行资源配置职能并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之间是竞争关系,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争能源、比经济增长率、比财政收入等。地方政府与辖区内的微观主体之间是交换性的社会契约关系,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福利来获取选票、获得支持和权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上级政府满意、辖区内的微观主体、财政收入、经济发展等;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主要变量有公共产品和服务、税赋水平、生产生活环境等。财政联邦主义有优点,中央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进行明确的分权,地方与地方展开竞争,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利于各级政府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但是在软化的制度环境约束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不同效用函数之间的冲突也会使资源配置扭曲,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投资行为异化等问题。
二、软化的制度环境
1、信息不对称
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一个多任务、多目标合同,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效用函数不同,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链条长,作为理性经济人,从成本和效率考虑,委托人(中央政府、上级政府)一般会抽象一些显性指标考察下级政府,每年各级政府在人代会所做的报告主要的指标是五个:123(总量,增速、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失业率、人口出生率,近来增加了事故亡人率、万元能耗指标等,这些指标也作为地方官员评价和奖惩的主要依据。代理人(下级政府)在人大监督缺位的情况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往往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上级易于观察的政绩工程上,如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等。由于对地方政府而言,企业是纳税主体,企业的效用要远大于居民的效用,真正的人民群众成为“弱势群体”。
2、人大监督“缺位”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由上级决定,群众对政府、下级对上级、同级人大对同级政府往往不能进行有效和及时的监督。
3、预算软约束
如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论证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问题在我国地方政府身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专家认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并投资推动的。投资冲动和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尽管《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自行举债或提供贷款担保,各级地方政府仍然积累了大量债务。
4、模糊产权
我国现行体制下,存在大量公共产权和“公地资源”,公有和国有、政府所有是不同的概念,公有产权界定模糊。土地法规定,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政府可以征用公共用地。地方政府滥用公益土地征地权,垄断土地供应和经营,运用行政权利保护违法征地。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开发区热高烧不退,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农民失地、失业、失语。
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异化
1、招。为了扩大当地投资规模、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出各种优惠政策,“零地价”、税收减免,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降低环保标准,舍弃自然或人文资源的保护。由于交易成本增加、资源配置扭曲,其结果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招商引资活动演变成零和搏弈。
2、卖。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出现大量违法征地、违法拆迁情况,造成大规模的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上访。
四、地方政府机会主义投资行为的危害分析
1、破坏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重复和循环出现,使我国的宏观调控反复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中徘徊。
2、政府治理成本提高。在经济转轨阶段,我国政府的治理成本不断提高,一方面表现为官民比居高不下、老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表现为政令不通。这些年,中央政府推动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整顿吏治,裁撤冗员。同时,从机构设置上,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工商、税务、质检、土地、纪检、统计纷纷由省级政府“垂直管理”;对一些重大案件、恶性事故,国务院频频派出调查组直接查办。
3、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四次经济周期,在每次周期的波峰前后都出现投资过度增长和高通胀。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的条件波动性不同,我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即地方政府换届的周期是基本吻合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始终以投资推动为主,体现在统计数字中的高资本形成率。在投资结构中,政府投资特别的投资是主体。刘宝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4、影响了社会稳定。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增长方式简单粗放,陷入通胀或通缩的怪圈,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不断上访,国有银行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大量隐性举债,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土地等资源不断遭到破坏以及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影响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贯彻落实,延滞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五、政策建议
1、深化政治、经济、财税和政府体制改革,重塑上下级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一代理关系。改革分税制,回归统一税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治透明度,逐步推动村、乡、县干部直接选举,变上下级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一代理关系为辖区内的微观主体及其代理人———地方人大和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代理关系,置地方政府于上级政府、同级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2“、硬化”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约束环境约束。由各级人大替代中央政府担任地方政府的委托人角色,能够弱化“经济指标———政绩显示”式的激励合同,放大辖区纳税人和公共产品收益人的声音,促进地方政府关注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棘轮效应”。明晰公共产权。硬化预算约束。
3、规范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建立规范、有序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模式,避免同归于尽式的竞争。
一、时代性
当今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这一命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述。从科技发展角度上说,是后工业化或信息化时代,从经济活动层次角度看,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从政治格局角度看,是政治多极化时代。总体上讲,当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它反映着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浩劫和两极冷战对抗后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人们的共同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当今时代的人们更多感兴趣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保持现在的政治经济秩序前提下如何更好地求得国家强大和生活改善,而不是如何毁灭对手甚至主动地树立一个对手然后将它毁灭。于是,合作双赢、建设性态度、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而单边主义、原教旨主义、种族歧视、贸易保护主义等一切人为地倡导对抗、仇视、封闭排外的做法和思想都遭到了人们憎恶和批判。一个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界给各国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一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共处的社会给各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乃至综合国力提出新的挑战。面对如此时代、如此变革、如此挑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无法也不能回避。政治经济学教学要如何适应时代、投身变革、回应挑战?有三个现实问题必须予以解决:
第一,准确把握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给人类经济生活带来的变化及其影响。人类自20世纪中期以来已经全面跨人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运行模式,也给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教学带来极大的冲击。知识、技术、信息在经济增长中越来越突显的第一位作用使传统的重视资本、劳动力、土地的经济增长理论发生危机;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异军突起同时,也对传统产业进行了深刻改造,使得以往的产业结构理论必须完善;信息时代的网络贸易、电子货币流通的兴起对传统的流通理论形成了冲击;工业经济时代以按资本分配为主的方式已被信息经济时代以按知识分配为主的方式所取代。此外,劳动形式的多样化、消费方式的个性化、社会阶层的多层次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也作为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而区别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年代,这些同样对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构成强烈的挑战。政治经济学必须敏感地捕捉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的种种新特性,并给出自己理性的回应与反思。
第二,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发生的变革及其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呈现出与工业化时期迥然不同的气象。资本占有方式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在世界范围内主宰着全球的生产、投资、贸易和金融,也给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注人了强大的活力。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和各种合作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增长明显。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手段的根本变化使国家对经济、社会的调控和介人越来越普遍和成熟,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人民生活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和保障。中产阶层的人数不断壮大,传统产业工人阶级队伍日趋萎缩,民主法治运行机制更趋完善,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进二步拓宽,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当代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稳固,国际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处于低潮。这一切现象都表明,资本主义仍然具有相当的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仍然具有在不改变根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容纳新兴进步生产力的生命力。对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不能视而不见、闭目自欺,而应本着客观、全面、开放的态度加以研究和评析。
第三,充分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现状及其启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在二十世纪里有过高歌猛进,也经历了风雨飘零。这里面的经验教训,反应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史诗般的艰难与壮丽。苏东剧变后,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仍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创伤弥合,同时也要酝酿痛定反思之后的重整旗鼓。以中国为代表的坚定走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改革事业,二十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点燃世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无论是在改革的烈火中陨灭还是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里就陆续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说明了计划经济与现实国力民情的相违,也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实现从论战式的批判到具体的建设性的运行规律研究的转变。生产资料转归国有之后并没有万事大吉,探究公有制的合理实现形式、建立完善的经济体制和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紧迫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并且,建立在相对落后国力基础上、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前提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着力解决国民经济工业化、信息化、二元经济转型,防止区域、城乡和社会差距过大,资源环境与人口协调发展,政府机构职能转变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对这些时代课题的探求和解答,是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任务之一。
二、人文性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是一种价值体系。在研究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同时,更注重对隐含在这些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分析,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某种价值评判。因此,政治经济学又带有深刻的人文性,体现了对人的关怀。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山本二三丸教授在《人本经济学》一书中抨击“以食利致富为目的的经济学”,指出“要想配得上称之为科学的经济学,就必须对各种经济法则进行正确的系统的研究。与此同时,还必须致力于探明这个社会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以及它必须为下一个更高级的历史性社会所取代这一发展规律。也只有这种科学的经济学,才能在这个被货币牵着鼻子走的、人们生活在比动物世界还要恶劣的弱肉强食的社会中,真正把握关于人与社会的正确思想,才能得出真正的科学的结论……”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代表着一国经济思维的主要成就,它使我们每个人在参与经济生活时,能够理解这些活动的意义,而不至于沦为一部缺乏人文精神、不顾经济伦理的机器。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从根本上讲就是指它的政治和道德立场,体现这一学科研究和教学中的人文关怀的精神。以讲授市场经济一般理论为例,一方面,我们要解析它作为配置经济资源的最优方式而体现出的生产力意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忘记这一配置中已经内含的“为谁配置”的主题,这里面就是一个资源所有权益和财富分配归属的人文话题。市场经济体制里通行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必然造成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而这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想显然背道而驰。因此,这一分配原则必须置于公有制的前提之上和政府对收人分配的合理干预之下,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人文性意义。同样的,在介绍GD归,经济增长速度,人均可支配收人的概念同时,我们也要更加关注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人均寿命、青壮年文盲率、失业人数等事关一般群众生存状况和幸福感受的数字。不然,我们的经济学教学就变得六亲不认,冷血无情,我们的经济建设成就也将失去人民的认同。
三、国别性
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立足点还是我国的经济改革者建设事业。无论是回顾经济学史还是探讨当代西方经济,目的都是有所借鉴,把自己的事办好。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各种矛盾和关系需要得到妥善处理,各种经济理论的难题需要得到破解,这些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的普遍问题,也有计划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特殊规律,还有中国自己的政治与文化传统背景,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供借鉴。事实上,当代中国有许多重大经济课题值得我们深人研究。如: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结构、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与分配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与国有企业改革、转轨过程中的失业与社会保障、中国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发展、宏观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改革、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等问题。不研究这些,政治经济学就学得不扎实,最多只能说有点理论功夫,很难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经济学教学的任务必须十分注重它的国别性,尤其是结合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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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各大企业在经营和管理上也逐渐趋于完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论文,供大家参考。
1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
1.1纽带和润滑作用
人力资源管理是针对人进行的特殊管理,由于人的的特殊性,在一些问题的决定和刚性的规定中,不可避免的要产生一些矛盾。要实现对人的有效管理,就要先向职工进行宣传,要先做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得职工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对整体的影响力,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职工真正自觉的遵守管理制度,服从组织调配。思想政治工作对职工具有激励和凝聚的作用,使职工对企业具有归属感和使命感,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纽带和润滑作用。
1.2疏导作用
企业为了发展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时刻都面临着认识结构的调整,企业在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触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就会产生利益争端。这时就需要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及时有效的解决矛盾,疏导职工的消极情绪,从根本上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1.3提高职工的综合素质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是运用合理的管理手段,有效的配置人力资源,调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思想政治工作是对职工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提高职工的综合素质,解决具体管理办法解决不了的问题根源,使职工心身愉悦的投入工作,为企业更好的发展贡献力量。
2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2.1管理层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忽视
随着我国与全球交流的增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渐渐得到管理者的重视。但是企业管理层一些人员不能够正视和接受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够引起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和认可。管理层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些刚性管理办法高度重视,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很多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却效果泛泛,在职工中间存在着一些消极的想法。
2.2企业思想政治管理工作人员综合素质较低
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中主要有两种人员,一种是年轻人,他们虽有工作热情,但是缺乏工作经验,情绪浮躁,不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展开;另一种人员年龄较大,他们虽然有工作经验,想在企业发挥余热,但是工作方法落后,不能够适应现在的形势,导致在企业人力资源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效果较差。
3人力资源管理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3.1企业管理层高度重视
伴随着我国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出现了很多大型企业,报纸也趋于大型化,出现了一些大型的报业集团,在这些集团中职工众多。这就要求企业的管理者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要把刚性的管理制度、政策和思想政治工作柔性的手段相结合,让职工从心里愿意遵守规章制度,服从企业调配,心神愉悦的工作。
3.2切实提高人员综合素质,建立健全“一岗双责”责任制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分属不同的学科,人力资源管理更强调管理,其专业性较强,制定的是一些人员必须遵守的制度;思想政治工作更强调“人本管理”。这就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不仅要专业的知识过关,同时还要有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切实提高综合能力,将人力资源管理的责任尽到,而且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也要尽责。
3.3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人力资源管理的全过程
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对象都是企业的员工。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时时刻刻都面对这职工的思想问题,这就要求人资资源工作者在“事先、事中、事后”都要考虑到员工的思想变化,只有切实做好这些才能够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在某报业集团改制中,人力资源管理者就切实考虑到职工在改制中的思想变化,为企业改制顺利进行和改制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在“事先”对所有相关人员做出解释,消除职工的迷茫让职工有思想准备;在“事中”有一套完善的处理方法,针对一些意外情况有针对性的处理,做好相关人员的思想工作,不使问题遗留下来“;事后”做好思想政治巩固工作,针对在改制中牺牲利益的人及时承认他们对企业的贡献并做出补偿,使得每个人都能够心神愉悦的投入到工作中来。
4结语
总之,企业是由一个个人构成的,人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对象,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有效管理手段的落实,都离不开职工的配合,只有在思想上说服职工,调动每个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使每个职工对企业有归属感和使命感,拥有一支坚定的团队,才能够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
一、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就当前的社会环境而言,我国是将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视为政治指导理论。要一直针对我国的核心政治理论、思想,进一步强化这方面的学习和教育,这样才可以将社会发展需要的“四有”新人很好地培养出来。思想政治教育不但能对自身的价值观念进行很好地改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积极的指向作用。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局势,就很有必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这样才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持久发展和旺盛的生命力。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已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得以完善,且得到了逐步的深化。我国目前的局势,必须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便为经济发展打好坚实的思想基础,要努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力度,继承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才有可能实现长远的发展目标。我国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改变了相关的教育环境,我们必须努力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涵继承下来,对教育形式进行灵活的选择,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充分发挥出来,以便更好地为企业的文化建设服务,这样也有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以及确保社会主义经济的持久活力。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
1.有助于具有企业特色价值体系的确立
价值观作为企业文化中最根本的内容,要将其确立下来,才能让企业发展壮大、枝繁叶茂,才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地指导,这也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维持旺盛生命力的不竭动力。然而,建起了企业自己的价值观并不容易,还需要借助于思想政治教育来慢慢地影响。要想使企业员工更好地理解价值观内容,就不得不对其认知教育和政治宣传教育进行强化,这样才能积极采取相应对策,促使企业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观体系,那么企业的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也就有了不竭的动力。这样的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并逐步深入人心,那么企业的价值目标就会更加明确,相关工作的开展也有了明确的方向,这将有助于企业员工更加团结一致,为企业理想、目标的实现共同努力。实际上这就实现了企业的价值到每一位员工的价值的转化。在促使这一价值理想化的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尤为关键的影响作用,它对于认识的加深和思想的统一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此过程中,还能极大地调动起企业员工的进取心,这将有助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2.有助于企业更好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社会在发展、前进的同时,也会伴随着一定的负面问题,若是措施采取得不到位,就会造成物质损害、道德沦丧等后果的产生。企业的发展过程,也会伴随着一定的正、负向价值,受到原本思维的影响,人们固守着“自私、懒惰、利己”等思想。要想正面地转化这些思想,就不得不使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所增强。过去的企业发展,一直过分看中经济效益,乃至于影响到了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如此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就会缺乏正确的导向。企业切不可因为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必须将二者并重,才会形成正确的社会导向,那么企业的发展也就相应起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我国拥有公平、开发和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企业在重视创新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诚信,从而做到位社会和法律负责,如此也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但这一目标的达成还需要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企业和自己的员工对这个道理真正理解透彻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才会指日可待,也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形成正确的认知,从而更好地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
3.有助于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
人际文化占据了企业文化中大部分内容,不论是企业哪方面的交流都是需要人来执行的,企业运行最根本的就是要实现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的市场经济促使企业不得不一定程度上更新人际关系观念,过去视人为机器,为工作工具,因而不曾考虑过深入理解人的思想感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常常是伴随着一定的矛盾和喜恶的,要正视和正确分析这些现象,才能促进人的长远发展。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动了高新技术企业和服务产业等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营造和谐的企业人际关系,才能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如今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已经较为成熟,所以企业文化建设的更好完善,必然要借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促进作用,这样就可以将相应的人际关系适时地解决好,使企业的团结协作能力更强,也有助于促进企业的价值得以实现,如此就能对企业的文化建设及其长远发展产生很好地促进作用。
三、结语
本文就思想政治教育对企业文化所具有的重要性进行了重点分析,试图进一步强化人们的认知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对企业文化建设所产生的影响。希望有助于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识水平进一步提升,从而促使企业的文化建设实现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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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能获取经济效益经的基础,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具体落实情况关系到当前时代下企业的逐步发展的速度和内部职工的工作生活的质量。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企业思想政治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逐渐融合,我国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保持企业发展的活力与动力,保证企业前进的正确方向,对于新时期企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作为企业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企业文化建设不仅仅对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改进企业思想工作、推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是打破目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困境的根本途径。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开展难度也随着增大。一方面是信息时代的文化传播速度非常快,社会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发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部分企业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导致思想政治工作被弱化。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活力,增强企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力度。企业文化建设通过各项企业制度、活动建立起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对企业职工的思想、道德起健康的导向作用,充分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积极性。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速度非常迅猛,企业的运营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有不断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才可以及时对传统的单一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加以改进,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第二,企业文化建设不仅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管理水平,也影响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又是准确把握企业经营方向、激发企业发展的动力与活力的重要保证。因此,如何准确把握这二者的关系,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建设的作用,不断改进和完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当今企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命题。同时,企业文化建设应当注意继承与创新,注意时代感。只有在传承企业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企业文化的精华,做到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步伐建设企业文化,才能保证企业文化的先进性。而只有保持企业文化的先进性,才能以科学的态度去面对现在复杂多样的文化发展局面,打破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僵局,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三,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是保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如上文所说,现在社会上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的发展特点,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提高职工干部综合素质、培养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纠正企业不良行为、加强企业自律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可以加强员工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增强职工团体的凝聚力,加强职工对企业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二、对企业的文化建设加大重视力度,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健康的发展得到保障
(一)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首先需要强调社会主义党建问题
在科学理论武装员工上社会主义企业党组织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能够培养较为一批专业的人才,为企业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在企业的管理中,也在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以及先锋模范作用,使企业的员工得到一定启发,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
(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使企业队伍整体素质得到有效提高
一个企业中,若思想以及文化素质都较低,就会对企业的整体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也无法培养出一个较为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还需使党团员的模仿带头作用发挥出来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科学理论,高度概括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以及作用,要求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使思想政治工作得到较好的开展。此外,要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中不断保持企业先进性,保证企业发展的活力与动力,确保企业前进的正确方向,就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其中,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准确把握这二者的关系,在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同一性
1.指导思想相同
无论是企业思想政治建设还是企业,都必须坚持我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点毋庸置疑,它本身就是国家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任何一种企业文化若要得到长久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与时代的主旋律契合,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相应地,企业文化在其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始终贴合这一标准,将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努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文化。
2.根本目标一致性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使得企业成为有代表性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充分发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而企业文化建设也是为了使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展现更好的企业形象和生产水平,就这一点而言,两者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同时,也强调最终的目的是使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强调经济与政治的融合;企业的直接目的虽是盈利,但也要在发展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企业形象和社会认同,最终获得经济与文化的共同发展。
3.作用方式相似
作用方式也即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在其开展过程中所需要用到的方式方法,二者有很多共同点。比如都强调宣传工作,由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的传播总是以需要一定的载体或程序来呈现,因此二者都必须开展一定的宣传工作使相关理念深入人心;再如工作的实践性,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都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即在实际中更好地理解和接受理论。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发展原则
1.二者不可互相代替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是经过历史考验的优秀方针,对政治理念的传播和企业的健康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为世界上优秀企业普遍重视的企业管理方式。二者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了企业的发展不偏离正确道路,是促进企业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企业正常运转的重要层面。如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些“三资”企业取得很大成功,受到外方的欢迎等。企业文化建设属于企业管理的范畴,有着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达到的企业经营管理作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虽然有着众多的同一性,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2.应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是承接上面的同一性而言的,正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才给二者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可能。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最好的方式是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实践已经表明,企业文化建设能够有效地促进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中,可以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与企业内部特点相结合,从而更容易为员工所接受,实现更大的理论价值;同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也可以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强力后盾,其资源优势是企业开展文化建设的有力凭证。
3.应尊重规律,促进二者的独立发展
强调二者的独立发展,是与上面的差异性一脉相承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其本质属性等的差异,这就决定了二者不可能实现完全地融合,而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尊重差异,以促进二者的独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一般只能通过个别存在,事物的共同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因此,共同性和特殊性其实是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在其开展过程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比如理论研究工作的不足,目前我国企业普遍重视实践而忽视理论研究,以致不能发挥正确理论的指导作用;再者,二者都需要加强队伍建设,目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队伍都缺乏人才,造成整个队伍素质偏低,这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之间有着基本属性不同、实施主体不同以及实践力和约束力不同等方面的差异,同时也具备了指导思想相同、根本目标一致和作用方式相似三个方面的同一性。在充分认识二者差异性和同一性的基础上,才能尊重差异,遵循规律,做到新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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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的研究与探讨,是企业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要求。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企业思想政治教育所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企业发展的总体上来看,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很多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依然也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
1、企业部分领导对于思想政治工作不重视。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企业中有着不少的领导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还不是十分的重视,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设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造成了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缓慢。同时,不少领导还会认为当前企业的重心是要大力的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才是企业所追求的目标。
2、激励机制不健全。由于企业不能够建立健全相应的激励机制,造成了企业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形成了干多干少都一样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存在严重的限制了企业员工工作积极性的提高。企业只有建立一个公平、平等和竞争等的激励机制,才能够充分的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的发展。
3、教育目标定位过于太高。企业一直把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和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作为企业的一项长远目标来抓紧落实,但是这个目标过于远大。真正的落实到短期目标却不能够对其具体化,特别是不能够很好的结合企业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时期的工作目标来确定相应的教育任务,也没有相应的具体措施来落实和解决,时间久了,必会造成广大员工的心理反感,这行定位过高的目标不仅起不到其原来的促进作用,还会造成广大员工的逆反心理,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4、思想教育的手段和方式不能够紧跟时代潮流发展。现代经济形势下,各种信息的接收往往是通过电视、电脑、广播和报刊等渠道来获取,这样的获取方式方便J决捷,也更容易被接受。但是由于企业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和资金等的限制,造成了思想教育的方式和手段没有及时的进行更新,同时思想教育的内容往往也没有进行更新,内容陈旧,形式单一造成了思想教育工作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步伐。
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教育所采取的对策
1、领导带头从思想上进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好坏与否与领导的重视程度有着必然的联系。只有领导从思想上高度的重视思想教育工作,才能够大力的发展和建设思想教育部门,为思想教育提供人力、物力和相应的基础设备。同时,企业领导带头重视思想教育工作,还会做出很好的榜样,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着企业的广大员工也重视思想教育。
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才。企业只有不断的吸收和引进各种各样的先进人才,才能够充分的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合理的定岗定编,补足缺失的政治工作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而是十分有利的。只有不断的更新思想教育工作者队但和知识,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紧跟时代潮流,才能真正的发挥出思想政治工作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不断的丰富和深化相应的内容。要在企业中紧抓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还需要紧跟时代潮流,从实际出发,不断的丰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内容。企业的思想政工工作是服务于企业的经济效益的,企业的思想政工工作的创新和改进都要紧紧的围绕经济效益这个中心。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广大的员工是企业创新的主力,因此要紧贴员工,关注员工,充分的发挥员工主人翁的地位和作用,充分的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为了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4、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引起企业管理者的重视,有效的评价机制可以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可以将相应的先进思想引进到企业中来,如竞争机制,这样可以促进政工人员优点的发挥。同时,有效的评价机制还可以对思想政工工作的功能和效率进行评估,这样可以促进企业思想政工工作的动态管理。
5、不断的进行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企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只有不断的进行创新,才能够不断的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思想政工工作要与企业本身发展相结合,要理论联系实际,要不断的进行创新。创新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同时经济效益的提高又为思想政工工作提供经济基础。
三、结束语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传统的思想政工教育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企业的发展。在当前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势下,如何更好的解决当前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是需要企业管理者不断的进行摸索。企业管理者只有不断的进行实践和创新,才能不断的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当前民营企业飞速发展,随着竞争压力的加大,各种社会思潮的入侵,也滋生出缺乏社会责任,偷漏税和劳动关系紧张等矛盾,究其原因是缺乏思想政治教育造成的,更具体地缺乏思想政治机构和教育人员,企业家素质低管理水平差,员工思想意思淡薄,未来必须加强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培养,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发挥企业文化的积极导向作用。
关键词: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政治教育
所谓民营企业,是指非国有的独资企业。它具有经营规模小,人员数量少,经营灵活,自负盈亏的特点。民营企业有利于扩大就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社会秩序也得以稳定。民营企业繁荣市场经济,促进国企改革和发展。民营企业促进区域发展,振兴地方经济。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政策导向、关系调节、劳动保障和民主激励的作用,采用优化服务意识、加强引导效应、增强凝聚力和协调员工关系等方法,立志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人才。
一、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
民营企业内部包括两个群体,一个是民营企业家,一个是员工团体。目前民营企业家思想、知识、素质和能力良莠不齐,素质高者坚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原则,经营得法,积极创新,能用理性思维妥善处理员工关系;素质低者投机钻营,思想落后,金钱至上,部分民营企业家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信任,认为根本没必要,尤其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忽视。大部分企业缺乏长期可行的战略发展规划和员工成长计划[1],而民营企业家的素质决定着未来战略发展的方向和格局,因此民营企业家亟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民营企业员工受教育程度不同,知识、素质和技能差异性更大,个别技术性人才水平较高,但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素质能力差,如农民工理解力和思维力都有限,定式思维比较明显,“赚钱效应”比较突出。民营企业思想教育者迫切需要提高他们的思想观念及认识,进一步提高能力和素养,改变精神面貌。
二、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不持续
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没有突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没有专设的机构和人员,没有党建基层组织,缺乏长效机制,党政教育不能持续开展并且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对于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有非常显著的引领作用,坚持正确的建设方向和建设意义。民营企业如果忽视这个方面,就会误入歧途,唯利是图,当员工为盈利工具,即若有,也是装模作样,改变不了盈利的根本目的。
(二)民营企业家思想认识与管理水平过低
民营企业家多数认识极端狭隘自私,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创立的企业,归个人私有,资本积累才是根本,其他纳税、企业文化、企业社会责任之类的跟他们关系不大,因此思想认识偏见很大。同时民营企业家采取粗暴蛮横、不求上进的管理方式,不是本着员工成长培训发展为目的,而是单纯的为完成工作订单和获取经济效益。有的企业根本就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这是基于对它的忽视与不重视造成的。
(三)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者缺乏,教育形式单调,无突破性
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良好的导师来进行,但是有的企业有但不合格,还有的企业根本就没有,根据实际的运营情况看,一般认为企业设置该岗位属于闲置,没有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引起民营企业足够的重视,经过层层筛选把关,兼具理论和实践知识,有责任心的人担任,争取人岗匹配。工作方法和手段陈旧[2],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者采取单一说教或者讲经验的方式,听者不容易实践,而且发展到今天,模式没有大的改变,但人们的思想意识更加活跃,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员工来说没有半点吸引力。民营企业员工差异较大,缺乏培训,缺乏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训,缺乏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中国梦思想的引导,缺乏诚信教育,普及政策和法律法规。
(四)员工思想落后,服务意识淡薄,不能支持顶层制度设计
员工普遍思想落后,认为政治无用、政商分开,团队服务意识都不强,综合素质低造成生产营销服务等质量低下,客户满意度较低,由于思想的不进步造成民营企业家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基层员工不能正确贯彻实施,对于顶层制度设计甚至进行抵触。
三、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问题原因分析
(一)竞争压力的增大
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许多民营企业或者私营企业纷纷破产倒闭,这使得企业同行竞争、价格竞争愈演愈烈,生存压力大增,在这个危难时刻,让民营企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显得更加难,更何谈发展了。但实际上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如果开展的好,增强企业竞争实力[3],员工信心会加大,企业才得以度过难关,迎来发展的春天。
(二)社会各种思潮的入侵更加严重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上去了,人们的思想开放程度加大了,各种思潮也进入了我们国家,有个别人在背后竟然偷偷议论我们执政党,给她造成不良影响,毁坏了党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如果企业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状况只会愈演愈烈。当前民营企业必须要采取果断措施,防止这种趋势的蔓延。
(三)缺乏党政运作机制
民营企业不存在独立的党政管理部门和人员,民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教育缺乏专业导师引导,体制不健全,缺乏社会支撑,这样因为制度不健全造成很严重的思想后果。
四、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路径与对策
(一)加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培养
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社会责任理念培养。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在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中关注经济利益,也要关注社会影响。在民营企业的目标设计中实现利润最大化兼顾社会破坏最小化的双重战略目标。民营企业在经营中要平衡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民营企业在绩效评价中要采用平衡计分卡的方法,关注利润、客户满意度以及社会福利贡献。社会责任是企业一项重要的责任,因此无论从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在这个方面都要予以加强。
(二)坚持党的领导
新时期,民营企业更应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指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多年来的历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观点启发民营企业领导者跟着党走正确的道路,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4],企业才能长足发展。
(三)发挥现代企业文化的积极作用
在民营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积极发挥现代企业文化的作用。现代企业文化,是以企业哲学为主导,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以企业精神为灵魂,以企业道德为准则,以企业环境为保证,以企业形象为重点,以企业创新为动力的系统理念,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现代企业及其员工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和变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现代企业个性的共同思想、价值观念、经营理念、群体意识、行动方式、行为规范的总和。民营企业就是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因此将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与职工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5],要形成积极向上,构建和谐企业的稳定的有时代性的价值观。并以各自独特的企业精神为支柱,为凝聚点,形成共同认可的发展目标,指导企业家和员工形成主人翁意识,以人为本,爱护环境,保持可持续发展,努力创新,发展循环经济。树立民营企业的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1]张梦.民营企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D].辽宁工业大学,2015,3.
[2]张卫华.当代中国私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河北师范大学,2014,5.
[3]汤杰.创新民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J].南方论刊,2015,6.
[4]吕其栋.初探民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J].东方企业文化,2013,16.
[5]宣焕阳.民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突出特点与对策[J].学习月刊,2015,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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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知识和政治智慧是一种独特的人文知识、人文智慧。这种人文特性要求政治学研究方法必须是人文主义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政治学专业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全过程中的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其进入课堂成为可能、成为必然。而现代信息技术进入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课堂,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机遇与挑战,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质量提高、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创新的重要手段与有效途径。
(一)课堂导入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老师导入新课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引入新课程,能够让学生们提高学习的兴趣,感受到学生的乐趣,迅速地将思想集中到课堂上,进入学习的状态。比如,初中思想政治课有一节内容《磨砺坚强意志,拒绝不良诱惑》,任课老师完全可以在课堂导入时,播放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片尾音乐,甚至可以剪辑一些唐僧师徒四人经历磨难、取得真经的电视片断,作为该课教学的情绪引导,往往能够取得良好的引导效果。运用这样的课堂导入形式,比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口述故事或问题式导入等形式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内容展开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运用信息技术辅助最多的环节就是内容展开环节。当前,众多的任课老师在政治学科课堂教学时运用的多媒体,主要是“幻灯片”课件进行教学辅助,这只是用电子文本代替了传统的板书及书本,但内容同样的枯燥,并没有真正利用到信息技术的真正功能。所以,要想真正将信息技术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之中,就必须针对思想政治学科的内容,运用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多媒体技术,比如一曲动人的音乐、一段感人的视频等都能够帮助到任课老师的教学。比如,初中思想政治学科中“遇事要沉着冷静”这个知识点,任课老师完全可以用“司马光砸缸”的视频或动画来展现,同时配上砸缸的声音以及故事讲述的话外音,这比老师单纯地念课文或文字讲述要有趣的多。
(三)学习讨论环节
任课老师在学习讨论环节,将课堂交给学生,让他们自主地学习,最常采用的形式有模拟情境及小组讨论。学习讨论环节可以大量地应用信息技术:第一,收集相关资料与信息。课堂教学运用信息技术后,师生们能够通过网络快捷方便地获取资料与信息。学生学会使用网络收集资料后,就能够为其自主学习、思考提供丰富的资料来源、知识来源;第二,在小组学习过程中,情境模拟经常被用到而且效果大多很好。当课堂上在进行思想政治学科的真实情境模拟时,运用信息技术能够提高情境的真实性,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比如,情境模拟时全程摄像,能够让学生感觉到情境的真实性,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模拟,获得最真实的感受,从而加深对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信息的理解。(四)总结点评环节总结点评环节是对教学知识点升华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任课老师在这个阶段对整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与点评,不需要应用过多的信息技术。但是,老师同样可以适当地选择背景音乐、电视剪辑、名人讲话录音等新媒体,配合自己的总结与点评,往往会取得特别的效果。
(五)实践提高环节
新课标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增加“教学实践”环节的比重。思想政治学科的实践提高环节应当以实践为主线,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更好地掌握知识、灵活的使用知识,从而获得真正的提高。这个环节虽然大多是在课后开展,但同样离不开老师的引导,这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辅助。比如学生在对社会案例进行分析时,任课老师完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教学平台等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实践提高的目标是体现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应当像重视课堂讲授一样地重视学生的实践提高,从信息的获取、传达到实践过程及结果的评价,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实现实践环节的教学最优。
二、结论
思想政治学科是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主要形式,是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中,既要将之运用在课堂教学环节,还要将之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全过程,使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仅是技术信息化,而是知识信息的信息化—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的信息化。
一、网络信息技术在政治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丰富的网络资源给我们的种种科目的学习带来了方便,对于政治的教学,尤其需要大量的历史和影视资料来辅助教学,丰富政治学习的资源。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中学图书馆难以提供比较齐全而丰富的资料,而且查阅麻烦,对于学生来说,难以使每一位学生同时分享某一模块需要的史料,这样给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探究学习带来困境。网络信息技术给学生老师带来丰富的史料,而且具有共享性,有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网络技术的开发,可以给学生和老师提供学习的平台,可以更好地进行探究性学习,教师不再是唯一的交流平台,在网络平台上,师生的身份趋向平等,学生可以大胆的提出自己问题和想法,供大家共同探讨。老师也能通过网络平台,研究学生的想法和探讨的过程以及结果,从而更好地进行指导,同时老师也可以在这一过程学到学生的新思想,以促进自己的学术研究,给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带来新的血液。政治学科内容的信息量较大,这样就给学生带来学习的困难,以及教材太过简洁和枯燥,使学生产生喜欢政治,但不喜欢政治课的心理。将信息技术运用于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它既可以综合运用文字、图像、声音显示知识背景,又可以打破时空限制,把学生带进网络世界,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发挥的创造空间,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充分展示学生的想象力。现代教育技术能以形象、生动、直观等优点将课本中的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哲理漫画、知识点比较图表、新闻片段、音乐片段等直接展示在学生面前,营造一个有效的学习氛围,能充分刺激学生的眼、耳、脑等器官,让他们兴奋起来,兴趣起来,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同时能充分发挥教师的教育引导作用,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不仅能够捕捉富有时代气息的教学内容来充实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而且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所学内容,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正如信息网络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教学教育方面,它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但问题也在显现:首先,网络资源具有复杂性和偏激性,一些对政治思想不负责的学者发表的一些政治见解似乎很吸引学生的视觉,但是却是曲解真正的政治理论,中学学生的心理特征还不够成熟,难以辨别相关思想曲直正误,甚至由于青少年时期的叛逆心理的滋生,更容易收到网络偏激见解的影响,政治的学习没有不仅没有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情感观念和价值观,反而使学生误入了偏激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死胡同”。其次,现在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许多影视作品具有夸张性,真实性不够高,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形象思维,通过一些曲解虽然调离了学生的眼球,但是却忽视了作品的真正作用。再次,由于老师难以改变自身的主导观念和学生习惯于服从老师的观念,导致交流平台的学习探究总是顺着老师设计好的套路进行,难以发散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久而久之,学生把网上的政治探究话题当成一种任务,在网上搜索一个观点贴上去就算完成任务。还有,由于政治教学提供的探究目标不明确,导致学生搜索资料的盲目性,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网络上,真正的探究时间却很少,而且学生的各科学习时间将会难以控制,在当今这样的应试教育模式下,这样无效的学习会使学生感到焦虑,家长也会有意见。
二、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及其辅助作用的充分发挥
信息技术的运用给政治教学注入了了新的血液,为了更好地发挥的信息技术的辅助作用,应该将信息技术和思想政治教学更好的整合。
2.1改变老师的教学观念和学生的学习方式
在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教师和学生的传统观念。首先教师应该重新定位自己,改变自己的教学观念,深入研究信息技术的辅助教学的特点,在政治教学的准备过程中,善于利用网络资源,搜集有利于教学的视频资料,研究一些优秀教师的教学课件,吸取其中的“营养”成分,充分有效的做好教学准备过程中;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要将传统的教学方式和多媒体教学有效地结合,多媒体技术可以使教学活动集文字、声音、图像、影像、动画等信息功能于一体,图像清晰、动态感强、信息量大,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课堂教学的大容量、多信息、多趣味和高效率。其次,老师必须清楚地认识多媒体技术只是为教师更好地讲述政治课程服务,并不能主导政治课程,如果盲目地依赖于计算机,只注重人机的对话,而忽略了师生之间的信息反馈,那么就会使教师的教学活动处于一个单向的信息系统,无法摆脱“满堂灌”的模式,教师的讲课艺术在教学过程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将信息技术教学手段与传统的教学手段有效的结合。再次,教师应该为了更好的转变教学方式,主动参加各种信息技术的培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从新的角度研究信息技术与政治教学的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学生应该随着教师教学方式的改变,慢慢改变自己传统的学习方式,在老师结合信息技术教学的刺激下,发现政治学科的乐趣,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主动地、探究式的学习方式,转变那种被动地接受老师和同学的观点的思想,学生的学习方式的转变也需要老师的引导和帮助,渐渐形成平等自由式的课堂教学。
2.2正确使用信息技术手段
信息技术转变了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以及评价方式,更加适应新课改条件下“三维目标”的实现。但滥用信息技术的教学这一手段,将会降低教学目标的效果,有些老师搜索各种形象图片和视频来降低形象思维的难度,导致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下降,甚至抽象思维能力都难以提高,在政治教学和学习过程中,过于依赖多媒体,学生的某些方面的学习能力难以提高,老师的讲课艺术下降,应该适当的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探究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的思维能力的提升,教师应该充分发挥的自己的讲课艺术,教师传统的讲课艺术在学生提高自身的形象和抽象思维能力方面起着更多的作用。教师在引导学生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相关资料的搜索时,帮助学生提供正确的资源网站,避免学习时间的浪费,也避免学生被不良史学思想的侵蚀的危险。
三、小结
信息技术的运用在政治教学改革路上起着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改变了学生讨厌政治课的观念,改变了死气沉沉的课堂气氛,解决了政治教师教学难的难题,使政治课变得生动有趣,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探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如何将信息技术与政治教学有效的整合,还需要对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进行深入思考,真正做到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用得好、用得妙、用得巧、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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