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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的传播是传承文学精粹、了解古代文学动态、掌握文学脉络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凸显文学价值与魅力的重要途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部文学史,也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史。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几千年的传播中,有太多的因素促使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得以传承与保留。而名人们的亲身参与,也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环。其中既有作为创作主体与传播主体相结合的自我传播,也有传受双重身份下的他者传播,无论哪种情形,均活跃着各类具有显著知名因素的传播者。他们或因才华横溢,或因高尚人品,或为文坛儒宗,或为政坛权威。通过注释考订、诗文选本、评点论争、聚徒讲学、题跋作序、行游隐逸等传播方式,他们因存有卓越的影响力而为世人关注乃至尊崇,在参与文学的传播中,往往表现出巨大的传播效应。这里面,既有使默默无闻者声名得以彰显、优秀作品价值得以扩增、文学风格及运动得以推动、读者审美趣味得以提高等正效应,也有着埋没及遮蔽作品价值、误读作家作品以及托名传播等滥用权威的负效应。而这些正负效应的背后,则折射出世人对文学传播中“意见领袖”的尊崇心理、对风雅韵事的好奇心理以及对知名文人的亲近心理等名人效应得以生发的深层原因。
一、对“意见领袖”的尊崇心理
在传播学理论中,人类传播活动存在着“意见领袖”角色,他们主动地接受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和观点,再积极地传播开去;而其他人的信息接受则主要依靠这些“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并获得极大地信赖。这种现象古今中外各个领域都有,包括文学领域。在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大多读者在阅读选择前及阅读接受的过程中会受到一定领域内的文坛权宗相关意见的影响,“意见领袖”左右着读者对某些具体文学作品的品评,引导着大多数文学受众的审美情趣。
(一)大众对“意见领袖”的态度体现
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认为:“在任何组织中,确立了地位的领导人都有着极大的天然优势。他们被认为享有更好的信息资源……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注意,说话的声调更容易令人信服。”[1]这里,李普曼指出了人们对“意见领袖”的两大态度:密切关注和尊崇信服。
1.对权威焦点的密切关注作为文学传播中的“意见领袖”们,他们往往学识渊博,为文学流派首脑、文坛盟主等誉隆望重人士,不少人具有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体的复合型身份,他们位居社会或文坛的显赫位置,通常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他们之于文学的任何言行,很容易被普通读者聚焦、放大,并以他们为原点辐射开去,形成文学传播中的爆炸效应,令相应的作家作品或者诗文本事,获得最大程度的传播效果。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诸如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三苏、黄庭坚、陈师道、明七子、清代王士祯、沈德潜等,在文坛皆有一呼百应、万水朝宗的地位和影响力,文人及其作品如能得到他们的关注与不俗的评价,普通读者的文学聚焦便会从权威们的身上,自然迁移至被称道文人及其作品之上,形成文学传播上的晕圈效应。而那些“个人经典”经由他们传播扩展开去,就成为天下响应的“公共经典”。正因如此,古代不少的文人学子,为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能够以文名而仕进,常常向文宗公卿们投谒行卷,期待被权威称颂而名扬天下。据统计分析,崔颢的《黄鹤楼》诗位列唐诗经典之首,其之所以能成为千古名篇,既得益于令人称奇的诗歌本事,更因为文坛“意见领袖”们的推崇赞誉。据传李白于黄鹤楼读到崔颢此诗后,自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2]连诗仙李白都心悦诚服、自以为难以企及和超越的诗篇,普通读者自然不会怀疑它的价值和特色。正如吴汝纶所言:“太白尚心折,何况余子?”[3]再加上其他著名诗评家的极高评价,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把《黄鹤楼》列为唐诗七律正宗的第一,桂天祥《批点唐诗正声》认为此诗“气格音调,千载独步。”众多“意见领袖”对此诗给予高度评价,自是吸引了众多读者的阅读聚焦,极大地提升了它在读者心目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对卓越才干的尊崇信服人们普遍对有高尚人格魅力与卓越才干的人持有尊崇信服的心理,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决定了传播效果的优劣。“意见领袖”在其具备领导资格的领域里往往被公认为是见多识广或称职能干的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高深创见使其提出的意见比普通人更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能在公众中产生一呼万从的感应。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往往对文学历史和现实发展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在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在古代文学传播中因处于上层“信源”位置,在文学的鉴赏与评判方面被视为权威,在传播中提出的见解或理论主张,比普通的传播者更易形成强势话语,很容易受到读者的信任与尊崇。韩愈《为人求荐书》所说的“伯乐一顾,价增三倍”,就充分说明了传播接受中“意见领袖”的话语优势。事实上,一般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很难摆脱从评论家那里获得的先入之见,必然会参照评论家的说法对作品作出或褒或贬的评价。即使一度籍籍无名的作家,一旦受到“舆论掌门人”的揄扬,便会引得人们竞相推毂,从而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有云:“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子厚;论字亦不知有杨凝式,二者至东坡而后发此秘,遂以韦柳配渊明,凝式配颜鲁公,东坡真有德于三子也。”韦应物、柳宗元的扬名之路,正说明意见领袖在读者中的强势影响。
(二)“意见领袖”对受众的中介功能
传播学研究认为,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信息能直接到达普通接受者处,而是一部分信息先到达“意见领袖”,再由他们把讯息传递给周围最普通的受众。即使有的讯息直接传达到普通受众,但要他们在态度和行为上发生预期改变,还须由“意见领袖”对讯息作出解释、评价和在态势上作出导向或指点。因此,在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之间存在着作为中介的传播渠道,“意见领袖”则扮演着这种“中介”功能的角色。
1.对受众的接受内容、欣赏趣味作出引导在文学传播过程中,文学作品到达“意见领袖”处,“意见领袖”根据自己的文学观念、审美喜好,而作出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再把他们心目中的优秀之作向作为读者的大众推介,这实际是对受众的接受内容、欣赏趣味作出一定引导。张戒《岁寒堂诗话》云:“韩退之之文,得欧公而后发明。陆宣公之议论,陶渊明、柳子厚之诗,得东坡而后发明。子美之诗,得山谷而后发明。”出于对文坛“意见领袖”的信服,凡是受过领袖们赞誉的诗文,人们更乐于对其进行选择性阅读;有了名公巨擘的审美判断,文学作品易于导向积极地情感接受,当然也更易于导致消极的价值否定。
2.对具有一定难度的文学作品解疑释惑“意见领袖”凭借在文学创作以及评点审美方面的卓越才干,因而具备一种传播优势。尤其是出色评点家以其率先、高明的细读为读者提供一种全局在胸的蓝图,通过各种点醒式评点,或阐明主旨、或分析人物、或揭示文法、或指点阅读方法,努力让读者更好地认识作品、理解作者,充当着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认知桥梁,为普通读者释疑解惑,最终令读者获得对作品的深刻把握。袁无涯刻本《水浒传》卷首“发凡”指出:“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而名人评点更被视作为帮助读者的阅读理解而创设的批评形式。明清之书坊主深谙此道,在书籍刊印中对假托名公文士评点的伎俩乐此不疲,一度各种署名“李卓吾”的戏曲、小说评点版本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3.对有价值的文学信息评价判断“意见领袖”通过判断批评,对作品的优劣进行价值定位,他们的赞誉、引荐等往往使意见中人声名鹊起,甚至平步青云。这不仅影响受众的阅读选择、审美判断,而且决定着作品传播的深广度,甚或改变整个文学的生态格局。魏晋开始,诗传过程有很多“意见领袖”,包括君王、文坛盟主以及喜爱风雅的权贵,他们对诗人的赏识提携客观上促成了一个异常积极的诗歌传播环境。文坛盟主欧阳修在其《六一诗话》中赞评过不少的诗人诗作,其中大部分传播于后世,有的甚至在古代文学史中居于经典至尊地位。葛立方《韵语阳秋》记录有梅尧臣获欧阳修赞誉之轶事:欧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圣俞诗者,十几四五。……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6]葛立方认为,尽管梅尧臣诗歌佳处不少,但如果没有欧阳修屡次大加美誉、推崇,梅尧臣也很难获得极高的诗名。
二、对风雅韵事的尚奇心理
人们天生的猎奇心理,在传播领域的表现之一,则是对名人传奇韵事的好奇心理。伴随着对人的因素的关注,有时会刺激到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宋•杨湜《古今词话》记载一段趣闻:秦少游寓京师,有贵官延饮,出宠姬碧桃侑觞,劝酒惓惓,少游领其意,复举觞劝碧桃。贵官云:“碧桃素不善饮。”意不欲少游强之。碧桃曰:“今日为学士拼了一醉。”引巨觞长饮。少游即席赠《虞美人》……阖座悉恨。贵官云:“今后永不令此姬出来。”满座大笑。[7]32-33碧桃对秦观情有独钟,秦观心领神会;两者的互动自然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妒恨,“今后永不令此姬出来”则是解嘲嫉妒之语。有此艳趣之事,《虞美人》得以引起更多读者关注。一篇作品,如果有涉及有关名人的创作本事或传播本事,往往能够吸引人们的好奇之心加以关注,进而促进作品传播。《本事诗》、《本事词》、《唐诗纪事》、《宋诗纪事》、《词林纪事》之类著作,多记有一些传闻轶事,以故事性与传奇性等元素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从而带动作品的有效传播。叶申芗的《本事词》中,详细记载有陆游、唐婉《钗头凤》的凄美故事:陆放翁娶唐氏闳之女,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甚笃,而弗获于姑。既出,而未忍绝,为置别馆,时往焉。其姑知而掩之,虽先时挈去,然终不相安,自是恩谊遂绝。唐后改适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与陆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园。唐语赵为致酒殽焉。陆怅然,感赋钗头凤,……唐亦善词翰,见而和之……[7]2344一方面,读者被陆游和唐婉凄美哀婉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两人的词作更轻易地进入到读者的阅读期待之中。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有了这段故事的本事记载,读者才能准确地理解词的内容,把握词中蕴含的凄楚深情,从而使陆游、唐婉的《钗头凤》被人们更广泛的接受。
三、对文化名人的亲近心理
在传播过程中,接近性是衡量传播价值的标杆和取舍传播对象与内容的重要标准之一。传播的接近性是指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与受众在地理、性别、思想和情感等方面的关联。其关联程度愈紧密,读者越关心,传播价值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文学传播中与读者情感接近和利益息息相关的内容,自然是受众乐于接受并传播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中,也表现出文化名人因在地理或心理上与接受者某种接近,而引起受众的关注,并形成文学接受与扩散传播。地理上的接近是指文化名人或贬谪、或行游、或生活在某地,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在当地留下许多诗文佳话和大量作品。人们因空间距离的接近而主动接受、参与作品传播,传承古代文化。心理上的接近是指文化名人在思想、情感、经历等方面引起某类人的共鸣,于是受众对其表示强烈的关注度并积极参与其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刘禹锡的《竹枝词》得以广为流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创作体现出了传播的接近性。《竹枝词》乃巴渝地区一种民歌,当地人们唱《竹枝》歌时,常伴以舞蹈、笛声,歌曲的节奏比较鲜明欢快,声音激越清脆。刘禹锡于822年正月至824年夏任夔州刺史,其间创作《竹枝词》两组共11首。其内容丰富,有游子思乡之情,有爱情的欢乐与忧愁,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感慨,有民俗风情的写照,有劳动生活的场景。歌词风格明快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俗特色。因地域、情感以及表现形式等与巴渝民众的亲近,作品受到当地民众的追捧而流传开来。
新闻,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作用和重要性越来越不容忽视,它如空气一般存在于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有效的帮助和参考,人类社会生活的信息交流方式也有赖于新闻媒体的参与。而随着科技更新带来的技术升级和信息革命,使新闻传播的方式和速度不断发生变化,这赋予新闻媒体更高的技术要求和认知地位。与此同时,作为新闻工作者,如何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在工作中,不断提高写作技能以适应新闻事业的发展要求,更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要具备的能力。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有着很大的区别,然而,追寻新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新闻写作是从文学写作中汲取了营养,而又形成了独特的自身特点的一种特殊文体。在新闻写作中,适当地运用和借鉴古代文学的语言和思想,对于提高新闻作品的语言色彩和丰富新闻作品的内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古代文学作品对当代新闻写作的价值和影响
追溯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多少受到西方模式的影响,但直接源头却是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璀璨耀眼的文学著作,其深远的思想内涵和文约事丰、含蓄蕴藉的简洁之美,决定了中国新闻作品特有的中国骨骼和气质。在政治方面,新闻活动直接就是政治活动或是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以直接“向社会提供新闻文本的形式影响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古代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心怀济世救民的目的,希望创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垂范后世。如《搜神记》卷六第一二一“人生角”一条,借晋武帝时元城人突生犄角的社会新闻,批判了赵王篡乱。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新闻工作者以“事实为政治服务”为唯一宗旨,对政治意识、群体意识过分强调,对个性意识忽略,造成了新闻报道中“人的主题”几乎一片空白,“事实为政治服务”带来了“新闻人物为政治服务”的后果。因此,新闻人物被附以极强的政治色彩,他们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甚至成为形象化的工具,从而失去了新闻本身的事实性和真实性。这不能不说是一段历史的遗憾。而当今,中国新闻的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新闻工作者就要学会以史为鉴,寻找事实的本真,引发这个时代新的思考,体现这个时代应有的价值观。在道德方面,新闻作品中所体现的道德情怀不但彰显新闻工作者的道德素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引领和体现着这个时代的道德标准。我国古代,儒家士子希望用他们所提倡的“明礼义”“知廉耻”等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对社会行为进行一种规范和约束,以其评价好坏善恶,纠正道德行为,达到道德自律从而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而今,在有些人崇尚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甚至在新闻工作者的队伍当中,出现一部分人娱乐至上,只片面追求新闻写作的商业价值,而忽视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导向性。所以,作为将事实真相报道给广大受众的新闻工作者更有责任将这些古已有之的道德价值传承下去,承担一个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角色。在审美方面,古代文学以特有的言简意赅的行文风格以及寓意深远的人文精神,足以令现代新闻工作者叹为观止。新闻,强调的是依据事实记录事实真相,文章要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越是行云流水一般的文章才越切合新闻传播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而新闻所向读者呈现的美感,除了新闻内容上的扣人心弦,主要就来自于新闻语言上的文字表达。古代文学叙事大多简单,语言清晰简洁,通俗明快,以“白描”为主。特别是《史记》,在记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皆以“白描”式的语言勾勒。所以说,司马迁的《史记》中的白描式语言为中国新闻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另外,在新闻写作中适当地运用对偶、排比、顶真等修辞方法,加以白描、铺陈,将使新闻类的文章不拖沓冗长反而尤显清新自然。
二、如何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古代文学素养
“过去的新闻是现在的历史,现在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未来的历史是现在的新闻。”我国的新闻写作,在文体上与古代文学著作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新闻报道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也是对历史或过去发生的事的总结。古代文学无论在人文情怀还是在写作手法上都有许多可以让我们现代新闻工作者借鉴的地方。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加强古代文学素养,不仅要学习其写作手法,还要了解具备大量的历史人文知识,了解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更要以史为鉴,在历史中汲取营养,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
1.加强古代文学知识的积累
文学知识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必备的基础。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灿烂的文化犹如繁星点点,指引着后世之人。作为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写作的过程中或引经据典,或以史为鉴,或信手拈来古典诗词加以润色,都将为新闻作品增色不少。这就需要我们积累大量的古代文学常识,要大量阅读历史上的名著名篇。如司马迁的《史记》,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对于我们写通讯,就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而《左传》是历史上记录战争最经典的作品,对军事记者大有裨益。《诗经》中的作品可以说字字珠玑,恰如其分地运用到新闻作品中必会增添华彩。
2.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当中的人文情怀
流传于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所以脍炙人口,除了优美的语言、凄美的故事、传奇的色彩,其中的人文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新闻对古文的借鉴不能仅局限于古典诗词的运用,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人文情怀表达等才是更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新闻写作如能把握住这一点,才能取得互利共赢。中国古代文学是先人给我们后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影响着后人精神层次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从最早的《诗经》到唐诗宋词,再到清代小说,这些得以流传的文学作品都记录着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对于后代的思想启蒙和发展引导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后人有一种精神上的传承。如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所颂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情怀,体现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各个领域,至今仍是我们时代发展前进的不竭动力。古代人文精神是现代人文精神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培养和发扬优秀的古代人文精神,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
3.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价值观
我们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经过千百年的洗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因为,所谓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当时的社会人对于所在社会的生存状态的思考与体现。如儒家思想的君臣、父子等观念,在当今社会便不合时宜。然而,儒家思想当中的“仁”的观点,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在我国古代就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人文情怀,是文人志士对人民重要性的肯定和憧憬。这一文学观点在我国的政治领域方面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先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国古代文人墨客都具备相当的忧患意识。这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比如前文提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表达了作者对国家的关注和人民的热爱。而对于现代新闻工作者,也应当具有这种忧患意识,通过自己对事实的报道,对社会和国家要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揭露和鞭挞假恶丑,呼吁和弘扬真善美,向人们传达正能量,不造谣、不误导,不做假新闻。一个合格的新闻人不仅要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优秀的才华,更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公德心和正义之心、怜悯之心,要有古代文人那样的以天下大任为己任的担当之心。要用客观的态度对待事实,报道事实,还原事实的原貌,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新闻事业不断地走下去。新闻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家,也是时代的指引者。要在坚持新闻报道必须完全是真实的原则下,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开阔思路,借鉴手法,以史为镜,做一个有素质、有责任的新闻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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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多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文本,面对当今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现实需求,都需要发挥古代文学的教育功能,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其对大学生的挫折教育、爱国教育、爱情教育等,实现古代文学的当代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完善课程体系
依据人文素质教育理念,在原有课程体系基础上修改和完善,无需另建一套课程体系,而是使新增设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与原有的课程相互照应,融于同一个大的课程体系中,形成一个有机的课程整体,使课程结构更合理、更科学。具体如下:一是在通识课程中增设最基本的人文素质教育必修课程,如人文素质教育通论、现代社交礼仪、美学与美育、中国通史、古典名著导读与鉴赏、实用书法书写与欣赏、世界名曲欣赏等,并给予相应的学分。二是结合学科课程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如古代文学教师可以结合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等在教学中对文学院以及全学院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三是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与其相对应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可以在专业必修课中增设相应的专业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并给予相应的学分,如开设哲学史、戏剧史、教育史等。
二、调整教学内容
这是强化大学生素质教育与培养的关键。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魂魄,中国古代文学披露的是华夏民族的精气神、炎黄子孙的奋斗史、华夏江山的正气歌,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财富。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要彰显人文素质的精华。既要固守文化传承,使古代文学的精华得以继承和发扬,培养深厚的人文底蕴,还要强化古代文学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古代文人提出众多创新思想:“守旧无功”“质疑问难”“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不泥古”等。古代文学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精神上的根基和文化价值取向,古代文学把创新作为新型人文人才的培养目标,使学生树立创新意识,与时俱进。更要关注情商教育,培养现代人文精神。提升思想境界,发展健康个性,塑造健全人格,使之成为学生面对社会压力、人生挫折的动力源泉。
三、建设师资队伍
教师是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主导,师者深厚的人文素质储备,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师者应具有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底蕴,融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审美、天文、地理等各领域为一炉,以敏锐深邃的时代感受,形成对生命、对生活、对社会的独特体悟。教师的人文素养,便是教之内功、师之根本。师资队伍建设,要注意师资来源,应尽量从本校现有的授课教师中挑选,个别的可外聘;师资培训,可采取校内、校外两种方式。从事必修课和专业课讲授的教师可参加校外举办的高级培训班或培训中心的学习。一般的授课教师要参加校内普通培训班的学习,以了解人文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内容、基本方法等知识,提高全体教师的人文素养和教育水平。
四、营造文化氛围
重视社会实践环节,拓展人文素质教育的培养空间。校园环境的文化氛围,对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与培养具有强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开展多元文化活动,使学生的人格得到塑造,个性得到发展,精神得到升华。如请专家学者作系列人文讲座或学术报告,引导学生提高人文素养;以校报、校园网和广播站为载体,开设人文教育专栏,拓展校园文化活动空间;建立人文社团,如新闻、文学、楹联、艺术等协会或社团;开展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包括开展古典名著读书报告会、经典诵读和演讲比赛等活动。老师还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空间来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使学生从中学习知识、开阔视野、美化心灵、娱乐身心,是培养学生人文底蕴、塑造学生人文情怀的有效途径。
五、结语
总之,当今社会在古代文学中强化人文素质教育与培养,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使古典的精华力量在现代社会依然熠熠生辉,这样才有利于学生人文能力、人文精神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具备良好的心智水平,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与社会。
一、流派研究
古代文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流派。松散的结构形成无疑是流派的最大的特点。很多文学家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流派的。他们由于受到了当时政策和地理的影响,不自觉的形成一个风格。最开始的古代流行神话,许多人创作神话。像女娲补天,牛郎织女,后羿射日等很多流传至今。后来到祭祀词,到《诗经》,还有孔子、孟子、老子等许多道别。如《三字经》。到了唐宋南北朝时期,诗词人大量涌现,豪放派和婉约派、田园派盛行。李白在《行路难》里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字里行间中体现的大气和豪放无疑是流派的代表。而李清照的《如梦令》中“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也是婉约派的典型。到了田园派,典型的就是陶渊明。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出了多么悠闲的小桥流水的日子。然而面对不同的文学,许多文学评论著作也是众说纷纭,不同派别对古代文学的不同意见和解说,在整个文学史和创业河流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现在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熟完整的体系,许多人对古代文学的理解也十分多元化,随着时间的变迁,转化成了人们通俗易懂的的语言。正基于许多人的评论和点评,致使研究流派的道路越走越长,越走越突出。其实,许多流派和文学的判断见解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这样的文学见解和主张就不可能有所谓的流派。通过流派中文人诗人的笔风、笔体、创作环境、心情等才能进一步体会到不同流派的不同文人们的独具匠心的风格创作。随着流派的变化,后者取长补短,借鉴引用,才能推动文学的进步和完善,更加发挥自我个性,规避弊端,防止千篇一律。对其流派的分别不是泯灭个性,而是对他们创作的进一步升华和提高。
二、总结
中国古代文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葩,也为后人的创作研究留下了深刻印记。在历史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化中,文学的脚步从未停止。而文学流派的演变也一直离不开地域的变化和人们的迁徙。自然环境中的山水风光、荒漠草原,都是铸就流派形成的不可磨灭的一笔。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的民情、民风,人文景观,充分且生动的诠释了人文情怀。而对地域的研究,包括了不仅一门学科,还有许多像人文、地理、科学、政治、经济等许多知识,范围广,知识面大,也为后人的研究创下了许多疑问和难题。可是在对古代文学流派和地域的研究中不免看到古代人们的广大情怀和出色的文学风采。在以后的研究中,也要汲取教训,扬长避短,更好的诠释古代文学在历史长河是浓墨重彩、不可一世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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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心理健康培养与心理危机干预的重要组成部分, 心理弹性 一直是国内心理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研究取向的差异,心理弹性至今仍没有统一的定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心理弹性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心理弹性(Resilience):主体对外界变化了的环境的心理及行为上的反应状态。该状态是一种动态形式,有其伸缩空间,它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并在变化中达到对环境的动态调控和适应。心理弹性是个人在面对压力或者困难的境遇下,个人自觉主动展现出来的自身所具有的优秀的个体特征,它在个人的内部心理与个体外的周围世界间发挥中介和调节作用。
“心理弹性”(Mental Elasticity)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是受到物理学中弹性力学的启发,该理论认为,“材料或物体有一种随外力作用而发生变形并随外力去除变形消失的特性”,此即为弹性,这种可恢复的变形被称为“弹性变形”,并将受力物体在“弹性极限内的应力与应变分布规律”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
Rutter 提出,心理弹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与危险因素产生交互作用的因素或保护过程。涉及两个关键性因素: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
1、危险性因素:是指阻碍个体正常发展,使个体更容易受到伤害而得到不良发展结果的生物的、心理的、认知的环境方面的因素。这一概念已经被研究者广泛接受和研究,特别是在对压力、逆境、挫折、创伤等处境不利于儿童的研究中,更是备受关注。
2、保护性因素:是指能够促进儿童或青少年良好适应的人格、社会以及体制等方面的各种因素和资源,包括个体、家庭、社会中的影响因素。通常分为两类:儿童变量和环境变量。
1、补偿模型、挑战模型和条件模型
Masten和Tenegen根据保护性因素在环境中可能起到的不同作用提出了心理弹性的三种模型:补偿模型、挑战模型和条件模型。在补偿模型中,危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是相互独立的,危险性因素或环境对个体发展起着负向作用,而保护性因素则起正向作用。挑战模型中,将危险因素加以区分,认为危险因素依其水平不同对青少年发展结果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负性,最终的性质取决于危险因素的数量和持续时间是否超越个体的极限承受力。适度的危险因素水平反而可能促使激发个体战胜逆境或压力的潜能,从而可能出现更为积极的发展结果,但如果危险因素持续不断且程度严重,尽管有保护因素的作用仍可能导致青少年出现消极结果。在这里,逆境或压力对于青少年来说,更意味着挑战和超越自我的机会。
条件模型又称调节模型或保护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危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作用是交互的。根据交互作用的不同水平,Lutha:进一步将条件模型细分为四种水平:保护的类型,保护性因素起着一般性保护作用,而不论逆境或危险水平的高低,但这种保护作用并不能总是冲减危险因素的负面影响。“保护一恒定的”类型,保护性因素起着“全或无”作用,只要这类因素存在,个体的整体功能就不会受到损伤。“保护一增进的”类型,则保护性因素与危险性因素的作用方向趋同。。。保护一反应的,类型保护性因素受危险因素水平影响,随着危险水平的增高,其保护作用会减弱。
2、心理弹性框架
Kumpfer基于生态系统论提出了更富整合意义的心理弹性框架,对心理弹性干预影响深远。模型包括三个块面的内容:一是作为前提条件的环境特征(如危险因素或保护性因素);二是作为心理弹性者个体的特征;三是中介作用的动态机制以及个体良好的发展结果(弹性重组)。危险因素与保护性因素相互作用,保护性因素的效应与危险因素的数量和水平相关。而保护性因子数量增加,也将有效缓冲危险因子的影响。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时,个体心理弹性抗压危险因素是一个能动的过程。
3、破坏、重整模型
Riehardson的破坏、重整模型。这一模型是基于生物、心理和精神(灵性)的平衡模式来构建的,认为生活促进来源于内部或外部的资源:新信息、新的体验或思想、情感的重新认识。个体对生活促进的认识取决于他的弹性品质和以前弹性重整过程。在这一模型中,由于压力、逆境的出现,促使原本处于“身心平衡状态”的个体调动起诸多的保护性因素与之相抵抗以维持自身与环境的平衡。如果压力过大、抵抗无效,则平衡就会发生瓦解。
此时个体被迫改变原来的认知模式(如世界观、信念体系等),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行重新整合,这一整合的结果与Kumpfe的弹性框架是相类似的:达到更高水平的重整状态(弹性增强);恢复到初始平衡状态,失去了成长的机会;更低水平的平衡,个体被迫放弃生活中原有的动力、希望或者动机;失衡状态(功能紊乱),这时个体会出现如物质滥用、破坏行为或其他不健康的方式来应对压力。Richardson对这一模型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多种瓦解或重整可能会同时发生;在没有弹性重整的情况下,瓦解将会持续因为个体没有获得弹性品质;弹性过程可应用于个体、夫妻、家庭、学校和社区以及其他团体;弹性重整可能会被延迟。
心理弹性是现代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心理弹性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强个体心理弹性,需要个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采用正确的归因方式,在面对问题时,要采取正确的方式去处理和解决,同时要处理好人际间的关系,使自己在愉快的环境中生活和交流。在生活中积累经验,我们要不断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加愉快的生活,展望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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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需要民生理论的指导。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深入发掘马克思的民生思想资源,以推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学者们围绕着马克思民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基本特征、丰富意蕴,以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当代价值等问题展开了研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年来国内关于马克思公平观的论文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没有留下社会公平专著,也没有将公平观作为整体阐述。学者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提炼出马克思公平观,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马克思公平观的形成、主要内容、国内研究方向以及马克思公平观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作用等方面,对国内关于马克思公平观的论文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整理。
[关键词]马克思;公平;马克思公平观
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拉大。随着人们对公平权利的重视,实现公平成为我国的一项紧迫任务。研究公平理论成为一种热潮。本文拟通过分析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马克思公平观的论文研究成果,明确研究方向,使其具有更高的价值。
(一) 马克思主义公平观概念的界定
在相关论文成果中,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内容大多仅指马克思本人或又涵盖了恩格斯的公平观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还应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后来被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1〕
(二)马克思公平观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公平观的形成是受到了社会环境和前人思想的影响。江胜珍认为,马克思公平观的理论基础包括古典公平思想、自由主义公平思想、黑格尔法哲学、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它们对马克思公平观影响很大。黑格尔法哲学使马克思公平观意识到个体差异;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又为马克思公平观带来了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空想社会主义让马克思认识到公平不能只停滞在理论层面,要揭露不公的本质来实践公平。〔2〕
(三) 马克思公平观的发展阶段
刘亚伟将马克思公平观走向成熟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1840年代到1850年代后期、1850年代后期到1870年代、1870年代后。第一时期,《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反映出马克思将公平滞留在抽象和超越历史的范畴;第二时期,马克思开始研究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第三时期,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本质,说明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关系,提出了公平的存在基础、特点和实现途径。〔3〕
屈胜喜从批判的视角概括了马克思公平思想发展脉络。他指出,从批判的对象来看,马克思公平思想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对不公平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对资产阶级“虚伪的公平”的批判和对小资产阶级公平观的批判。它们的划分节点是《莱茵报》时期及以前、19世纪70年代。〔4〕
马恩认为私有制是导致社会不公平的根源。关于马克思公平观的主要内容,学者意见基本一致。一是社会公平作为道德和法的观念,决定于现存的经济关系,它的性质和内容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二是社会公平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恩格斯指出:“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什么都是,就不是永恒的真理。”〔5〕就是说,公平观念遵循了历史发展规律。伴随着时间、地点、主体的变化,公平的标准也在变化。三是只有到达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真正的公平才能彻底实现。社会公平实现的基础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公平在于人们对物质资料的共同占有,没有阶级,也没有等价交换。〔6〕真正的公平应该出现这样一个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都能自由全面发展。这正是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依据《哥达纲领批判》,陈学明补充了上述对马克思公平观的概括。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原则是进步的,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平;由于资产阶级的“原则”和“实践”存在矛盾,资本主义社会连“形式上的公平”也不可能完全做到。他认为,“事实上的平等”还应把个体差异考虑在内。〔7〕
有学者进一步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公平观。马恩的社会主义公平观是内含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描述中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主义公平,社会主义公平只是形式公平,而且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公平观。〔8〕
(一)马克思公平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应用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实现公平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加以推进。马克思公平观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研究甚少。江玉安系统梳理了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历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公平观、注重公平的执政思想和重要举措。他们从注重分配公平发展到打造全方位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可以说继承并超越了马克思公平观。
公平观念既是经济关系保守与否的表现,又对经济关系具有能动作用。马克思公平观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是涵盖了几乎人类所有领域。〔9〕我们应将马克思公平观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实现广泛的社会公平。
(二) 运用马克思公平观认识和解决公平问题
1.如何理解马克思公平观
马俊峰更看重马克思公正观基本向度和方法论原则的重要性。他指出,应站在当代社会发展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研究社会公正问题;回归历史背景和语境,准确把握马克思对社会公正的精神实质;把握好科学与价值向度的辩证统一,对社会公正做出合理理解。在此过程中,辩证思维是必不可少的。〔10〕
2.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
公平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相适应。李纪才指出,我国国情决定了现阶段的公平只能是较低层次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虽然有了极大提高,但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这就决定了只能有差别地稳步推进公平。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既不能盲目追求高层次公平,也不能无视严重的贫富差距。公平又与社会制度和价值追求密不可分。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还要同时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建设和体系保障。〔11〕 3.认识和解决严重的两极分化
有学者提出,抱着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心态而无视建国后生产力极大提高的事实,导致了放任贫富差距的拉大和社会不公现象的蔓延。陈学明则认为严重的两极分化与市场经济模式密切相关。市场经济“形式上的公平”原则、政治特权和垄断因素,导致不但不能完全实现“形式公平”,反而加剧了两极分化程度。〔12〕
对于如何消除严重的两极分化,陈学明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公平观,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利条件。一是从根源上削弱占有他人劳动的客观基础,巩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解决特权参与和垄断问题,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和“实践”的统一。二是应从注重过程公平逐步转移到注重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借鉴西方市场主义者的措施,结合实际,实现“事实上的公平”。〔12〕有学者补充,要引导与防范相结合,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同时完善相关法律规章。
国内学者从抽象的方法论意义和具体指导出发,探讨用马克思公平观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徐建文从马克思公平观方法论的视角回答了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他指出,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公平奠定基础,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公平具有阶级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正观必须坚持广大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必须努力消除阶层差别,协调阶层关系,实现全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团结协作。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要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的形式公正,也要通过制度实现实质公正,还要保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公正,使全体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13〕
谭贵全从具体指导出发,提倡要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来树立公平的理念;要贯彻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公平观,全方位地看待社会公平问题;要坚持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同时,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推进政府职能转变。〔14〕也有学者补充,要发展先进文化,努力构建以公平正义为要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为社会主义公平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11〕
综观上述研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公平观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内容、方法论意义及对我国社会建设的具体指导作用等方面。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于马克思公平观概念的界定不明确。有的学者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观并称为马克思公平观。还有不少学者将马克思或马恩的公平观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公平观。这些都缺乏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二是在研究马克思公平观发展脉络时,学者一般只是研究从思想萌芽至发展成熟,极少有人对马克思公平观成熟以后被发展的状况进行梳理。三是这些研究仅仅涉及了马克思公平观作为科学和价值向度对解决我国社会公平问题的有益性,而几乎未提及它的应用局限性。四是在对我国社会建设意义的研究中,学者提出的马克思公平观的指导作用有些泛泛而谈,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公平观的精神实质,有些则是根据原理论生搬硬套,缺乏灵活性。
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我国而言,研究马克思公平观具有非常高的现实价值。当下的研究重点应放在马克思公平观的应用价值上,重点解决它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我国的社会公平正义。
〔1〕江玉安.论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J〕.中州学刊, 2007,(05).
〔2〕江胜珍.论马克思公平思想的理论渊源〔J〕.中南大学学报, 2013,(08).
〔3〕刘亚伟.马克思公平理论微探〔J〕.人民论坛, 2012,(20).
〔4〕屈胜喜.从批判的视角看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发展脉络〔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4,(02).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何毅亭.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公平观〔J〕.学习与研究, 2007,(05).
〔7〕陈学明.马克思的公平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01).
〔8〕李纪才.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公平观〔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9,(06).
〔9〕原威则.“如何理解公平”――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看〔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8,(06).
〔10〕马俊峰.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基本向度及方法论原则〔J〕.中国社会科学, 2010,(06).
〔11〕李纪才.马克思主义公平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问题〔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8,(10).
〔12〕陈学明.从马克思的公平观看两极分化之根源〔J〕.江海学刊, 2011,(01).
〔13〕徐建文.马克思的公平正义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论意义〔J〕.求实, 2009,(03).
〔14〕谭贵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平观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 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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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同构”观念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革命集体主义似有所形;并且更多的是当前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个案研究,并且较多地是从政治领袖人物,比如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的分析研究上,尤其是国外汉学界。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综述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综述全文如下: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作为不同的两种思想和文化,必然离不开学界对于二者的比较研究。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段不同,学者们比较二者的视角和侧重点也就有所不同。详见下表:
时段 关系状态 研究内容 原因
20世纪初――20世纪80年代 侧重研究二者不同点,甚至是对立 主流意识形态(政治) 因国内外战争和“”等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 侧重相同点的研究,甚至是二者的结合或融合 文化、学理层面(学术) 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环境放松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讨论角度主要在对二者异同点的比较研究。他们多从时代、地域、阶级、文化的背景和社会的功能等方面分析二者不同,也有少数学者着眼于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和大同社会理想等方面分析二者相同之处。[1]还有学者认为,这方面的讨论大致分为三大类:对立说、并存说和融合说。
近年,对立说和并存说日渐式微,而融合说渐渐在学者间达成共识。[2]有些学者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的讨论分为三大类: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论儒学之是非,表现在对儒学的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和取舍上;二是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通,表现在哲学领域,尤其是辩证法、对客观规律认识的相通,同时还有人论的一致性,道德理想的一致;三是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汇通互补,分别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学现代化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援儒入马三条路径来阐述。[3]
三、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研究
(一)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不同的研究状况
近20余年来学界对马克思与儒学不同点的研究不在少数。刘宏章认为二者有着非常不同的阶级基础和文化背景,一个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一个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4]张允熠则认为,在思维形式上,儒学包含丰富的直觉论,缺少明晰的逻辑论说工具和系统严谨的结构体系,马克思主义则具备镇密和恢宏的理论体系;在思想进路上,儒学倡导中庸和协调,马克思主义坚持原则和斗争;儒学主张改良与和平,马克思主义重视革命和暴力;儒学轻视体力劳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5]除此之外,张建新、刘天旭、蒋庆、范广伟、郭沂等,都阐述了自己对于马克思与儒学不同点或相异之处的论述。
(二)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的研究状况
近年学术界对于二者的关系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共同点进而进一步讨论二者可融合的趋势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的研究主要分三类:
1、只从二者的共同点、融合点去研究。
我国学界对于二者共同点的研究主要是在近20年中进行的,而海外这方面的研究则要更早一些。美籍华裔学者窦宗仪经过深入细致比较,认为二者在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人性论等方面存在许多类似和平行之处。[6]刘宏章根据张岱年先生的提示,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似、相通之处有七个方面: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大同的社会理想。
这七个方面又可归为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三个方面。[4]张允熠认为二者之间有“五个一致”,简单说来:其一,在宇宙观上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其二,在致思趋向上都承认实践是认识的源泉、途径和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三,在人的本质上都重视从现实物质生活根源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其四,在历史观上都重视从现实物质生活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第五,在社会学说都向往“大同世界”。[5]
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同构”观念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革命集体主义似有所形;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警示与儒学对逐利的鄙视,[8]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儒家“知行”观,[9]也有相似。
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异同,重要的是要看到,这“异”是“同中之异”,这“同”是“异中之同”,必须在同和异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其真谛。[10]至于两者如何融合,则见仁见智。
2、站在儒学的立场,认为儒学应合理吸收马克思主义以得到复兴和壮大。
这些学者认为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应该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从而使儒学再度复兴起来,成为未来中国文化的代表。杜维明认为,儒学要得到大发展必须与西方对话,在超越层面上与____对话,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深度心理学层面上与弗洛伊德主义对话。[11]汤一介认为,未来的中国文化是“反本开新”,所谓的“本”,是指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所谓的“新”,是指融合吸收西方文化包括激进主义(汤一介用激进主义指称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他认为我国目前的文化正处在“由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阶段开始转向本土文化开始消化外来文化”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进入全面深入地吸收、融合西方文化的时期。”[12]钱逊认为:“融合中西,发展儒学和中华文化的过程,至今并没有完成。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成果以发展儒学,是儒学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13]另外,对于未来中国文化,林毓生提出的“转化创造”,李泽厚提出的“创造转化”,张立文提出的“和合转生”等等,也都包含着传统文化要吸收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含义。
3、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吸收儒学,才能实现进一步发展,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强调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运用它。”[14]邵汉明认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特点相结合有两层含义,
一是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相结合,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立和制定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理论和方针政策。
二是同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发掘并弘扬民族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容、与人类健康文化需要相适应的积极层面,使这些由于受到提倡而活跃起来的积极文化层面成为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
在这方面,冯友兰、张岱年在20世纪也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冯友兰提出要对传统文化“抽象继承”。张岱年指出:“中国新文化应是中国优秀传统与西方先进成果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西方文化精粹的结集。所以,中国新文化的主导思想应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的正确思想的综合。”[15]冯契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提出了“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主张。中央党校许全兴、侯才,中国政法大学的李德顺,等都积极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作出了他们的贡献。
当前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个案研究,并且较多地是从政治领袖人物,比如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的分析研究上,尤其是国外汉学界。国外自由派学者把‘毛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否定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认为它一部分来自列宁,更主要的是来源于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传统。”国内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儒学关系的学者和著作有很多,香港学者金思恺在《毛泽东思想的形式与内容》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列主义为内容、以民族传统为形式相结合的一种意识形态。
[16]著作有许全兴的《毛泽东与孔夫子》,汪澎白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儒学》、李锐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陈晋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陈卫平的《从<实践论><矛盾论>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儒学的关系》。近年来,也有学者研究邓小平与儒学的关系,如裴传永主编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儒学》。
但是,纵观这些研究,都没有超越对于个案的研究。缺乏从某一具体角度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也有少数学者从人性论、民族精神、信仰等角度去研究二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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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阀特指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各派系形成的控制中国大陆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军事政治集团。北伐战争是一场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是由以广州政府为形式上的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反北洋势力联合起来发动的一次旨在推翻北洋政府,统一中国大陆的战争。北伐军是一支军阀联军,其中南方北伐军由粤、桂、湘军队以及客居广东的滇、湘客军组成,北方北伐军指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两大军事集团。北伐战争本身的性质是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的根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国民党新军阀形成及其影响的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一些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投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国民党新军阀与旧军阀有共同点,但同时又有与旧军阀不同之处。
[关键词]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特点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等北洋军阀,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军阀却并没有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 1927年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军阀”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由此可见“军阀”大体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拥有武装,自成派系,割据一方(或控制中央政权)。
在《新华词典》中有关“中国近代军阀”的解释是“拥有军队,霸占一方,为害人民,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表示中国近代军阀,除了具备了过去的军阀的性质之外,还兼有“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近代”的特色。
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张同新提出,这是“对1927年叛变大革命后,霸据一方,实行反动统治,互相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总称。”①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并由此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开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武装力量和旧军阀系统中的军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他们都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发展自己势力的要求,但又感到缺乏力量,于是纷纷带着自己的私家军队投靠国民党,并改编军队,于是这些武装力量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主要来源。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⑴大部分是从旧军阀系统中分化出来,整建制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如南方的原国民革命第二、六、八军(即谭延 派,程潜派,唐生智派等湘军),第三军(即朱培德的赣军),第七军(即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的桂军),第九、十军(即彭汉章,王天培的黔军),北方冯玉祥统属的国民联军,阎锡山统属的晋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而改变为国民党旗号的原北洋系统的地方小军阀则更多,如夏斗寅,周凤岐,陈调元等。⑵来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组建的所谓“党军”,我党虽曾在这些军队中作过大量工作,但由于这些军队的首领不允许对其军队进行改造,同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这些军队仍是旧式雇佣军队的性质。②
这些武装力量参加北伐大革命,主要出于以下几种原因:
⑴这些武装力量受到大军阀的压迫,希望借革命力量的庇护来保住自己的势力;
⑵他们看到直系,奉系等旧军阀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而暂时归顺大革命的潮流;
⑶由于各地均被旧军阀分割而难以发展,他们期望借助革命的旗号扩展实力;
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期望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
这些武装力量虽然表示愿意接受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是他们参加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所以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所戴着的“革命信徒”的假面具也逐渐脱落。
大革命打击了封建势力,农民和城市工人要求土地,减轻剥削,实现政治民主的斗争不断深入,在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更提出了废除军阀制度,实行军队生活民主化的要求,这些都威胁着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切身利益。他们既想“脱离革命,同时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攫取更大的统治权,又能打着革命旗号来取消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其他的国民党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除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是在背叛大革命的情况下产生的之外,还有着与北洋军阀相同的外部原因和阶级根源。
毛泽东提出:“现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从广州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④
这说明,新军阀产生的国内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是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存在和地主买办阶级对人民大众的残酷剥削,而帝国主义划分范围的分裂政策则是其形成的外部原因。
国民党新军阀与先前旧军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同样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⑤
首先,国民党在外交上采取投降妥协的政策。
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向1927年3月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帝国主义政府赔款、道歉,并宣布要“逞凶”;同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一万多人,蒋介石竟然命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并任由日军缴械。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如日本控制了中国铁矿生产的99%以上,生铁生产的95%以上。在轻工业上,外资也占相对优势。1930年,中国民族资本纱厂的资本和公积金共合12,700余万元,而外资纱厂则合16,100余万元,占56%。而外资拥有的纱锭数更占67.4%,拥有布机数也占56.4%。这说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他们对中国控制程度越发严重了。
其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和地主官僚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土地占有状况也日趋集中。
1933年,广东地主富农人口占6%,却占有66%的土地,而贫雇农人口占74%,却只占有19%的土地。
再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官僚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扩大军费、增加赋税的过程中,把大量财富塞进自己的腰包。1928年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为21,000万元,1929年为24,500万元,1930年为31,200万元,三年间增加了50%。从1930年至1936年间,历年的军费均在三亿元以上。关税、盐税、统税在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为:1928年48%,1931年88.2%。
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至1936年共发行公债达26亿元,四大家族通过他们控制的银行,大量承购公债,独占了公债利润。
同时孔、宋、陈氏家族独占商业,工农业,垄断经济命脉。1935年,国民党政府设立了资源委员会,作为垄断全国重工业和矿业的执行机构,它垄断了钨、锑、锡等物资的生产和运销。
到1936年前后,在积累了大量财富后,正式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但是国民党新军阀也有着同旧军阀不同的特点:⑥
其一,以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做幌子,得以施展反革命的政治欺骗。
国民党曾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的新军阀大都参加过反对旧军阀的革命,国民党政权暂时地实现了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标榜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仍然存在,而他们就利用这种影响进行反革命的欺骗。
其二,拥有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和全国系统的特务组织。
国民党新军阀是有一个以政党为形式的集中组织,并有各种辅助形式的组织,作为反革命的工具。新军阀篡夺了这个曾是革命的政党的领导权,把它变为反革命的政党,而旧军阀是没有这样的政党的。
国民党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反革命武装,其常备军数量之多,超过了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据1929年国民党官方提供的材料,当时“全国军额达二百余万,年需军费约三万万余元”,占国民党政府总支出的75%以上。
国民党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1929年11月,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建立“中央俱乐部”,又称“CC”团或“CC”系。在这个组织内部有一个由职业化特务分子组成的专门特务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主要用来控制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和文教部门。1932年3月,又成立了另一个特务组织“兰衣社”,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它侦缉迫害的主要对象是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和异己力量。从1927年到1928年,屠杀了革命人民337,000多人,到1931年,被杀害的群众达100万人。
以上两点是新旧军阀最主要的区别。
其三,拥有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从“宁汉对立”到“宁汉合流”,经过1928年上半年的“北伐”,6月占领北京。1928年12月29日,满洲四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这也是中国自1916年来第一次名义上实现统一。⑦
其四,同时得到几个帝国主义的支持。
蒋介石集团,在经济上有江浙财阀的支持,同时又得到英、美与别的帝国主义的支持。1927年3月,上海资本家向他提供30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共产党势力。4月25日,上海商人和银行家又给了蒋介石700万元。⑧
其五,用政治强制和军事掠夺的手段,逐步地形成了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这个统治的经济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实际上存在着由新旧军阀控制的三个反动政府,即:蒋介石国民党
南京政府;汪精卫国民党武汉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他们各霸一方,为争夺对于全中国的统治全,进行着激烈的争斗。
同时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林立,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他们同样想得到整个中国的统治权,争斗同样不可避免。
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事实上反映了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害矛盾,毛泽东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战争。”⑨
到1928年初,国民党军阀北进之前,便形成了蒋(介石),桂(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四个主要派系,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原奉系军阀武力转化为国民党新军阀的武力。
从1929年3月至1930年11月,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蒋、冯、阎中原大战。由于多方因素,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占了上风,最后建立了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到1930年的3年之中,除上述几次大规模军阀战争外,还有云南的唐(继尧)龙(云)之战,山东的韩(复榘)刘(珍年)之战、四川的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等军阀战争,不下六、七次之多。连年军阀战争,战火遍于大半个中国,兵连祸结,百姓遭殃,估计战死人数不下五十万之众。⑩
同时,随着国民党统治的确立,它也以更疯狂的屠杀政策来扑灭中国革命的烈火,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员人数由60,000多人减少到10,000人左右。城市工人的斗争由进攻转为防御,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至30,000人。农民斗争此起彼落,处于分散而不集中的状态。民族资产阶级则退出了革命的营垒,而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革命的形式由高潮转入了低潮,这是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确立后带给中国的又一影响。
但是由于中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的殖民地化并没有减弱,帝国主义仍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土地占有制也仍然保持;工人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权利统统被取消;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全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因此,革命的高潮再次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注释:
①②③同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及其混战的历史线索》 教学与研究 1984.2
④⑤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⑥胡汶本等主编 《中国现代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P211
黄元起主编 《中国现代史》上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4 P245
⑦[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2
⑧[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9--150
⑨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⑩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P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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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各界对教育也越来越关注。课堂教学是教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想要达到教学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这也是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学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文献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理念是任何课程改革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面临的永恒话题。本文从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的历史发展、研究现状及研究的发展趋势三个方面对我国目前有关中小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从不同研究观点的比较中进一步明确中小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课堂教学 有效性 文献综述
课堂是教学活动的主阵地,课堂教学是教学最主要的渠道,是学校实现教育目标的主阵地。教师对教材的理解、教育观念的呈现、学生知识的习得、能力的发展,都需在课堂教学中完成和实现。因此,对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我国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开始,中小学的基础教育课程已经经历了八次改革,每一次的课程改革都会对教材等各个方面做出不同调整,其目的就是更新教材内容、改进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够在课堂上以一种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进行学习。然而,课堂教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由于对新课程理念的理念、领会偏失及实施者缺乏必要的经验和能力,因此课堂教学改革也出现了形式化、低效化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我国有关中小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的文献进行整理,以便明确今后有效课堂研究的方向,发展有效教学研究,构建当代有效教学理论,为当前及下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稳定可靠的理论基础。
有效教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形成和丰富的过程。有关有效教学研究的源起,大家比较公认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崔允?t教授的观点,他认为,有效教学的理念起源于20世纪上半期西方的教学科学化运动,特别是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有效教学这一概念频繁地出现在英语教育文献中,从而引发了世界各国教育家的重视。20世纪在科学思潮的影响下,大量研究者便开始关注如何运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理论及如何用观察、实验等科学方法研究教学问题,有效教学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1]。
有效教学的研究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人民关注的是教师品质对有效教学的影响,70年代则强调教学行为,80年代关注教学活动,90年代则更多强调教与学的相互作用,而在21世纪各国开始普遍关注如何通过有效的教学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2]。在国内,当代对有效教学的首次论述见于陈琦、刘儒德主编的《当代教育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有效教学”成为我国教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实际上是从21世纪初才开始的。余文森对我国研究有效教学的文献进行统计过,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我国有关有效教学研究的论文只有两篇,且全都是译文;20世纪90年代,每年的论文数量也不超过10篇,但从2001年的14篇开始,出现了逐年倍增的局面。2006年开始超过100篇,2009年已达450篇,至今总数仍在不断增长[3]。
(一)“有效教学”的理论研究
1.“有效教学”的概念和标准研究
关于有效教学的定义,至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纵观我国学者的观点,对于有效教学的界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从教学投出和产出的关系界定。这一类的观点主要有:刘立明沿用经济学上效果、效益、效率的概念解释有效教学,他认为,有效教学是指教师遵循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投入,取得尽可能好的教学效果[4]。另一类定义是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来界定有效教学。这一类定义主要有:高慎英认为凡是能够有效的促进学生的发展,有效的实现预期的教学结果的教学活动都可以称之为“有效教学”[5]。
2.“有效教学”理论基础研究
从教学理论角度看,没有任何一个教育家或学者群体在主观上会倡导一种低效或无效的教学理论,所有的教学理论都是为了使教学以向更加理想的状态发展而创立的。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经典教学思想,虽然不一定会使用“有效教学”这一概念,但都会在广义上讨论到教学的有效性问题,这也成为许多研究者研究具体有效教学方法、模式而进行的实证或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而事实上,从理论的具体内容看,我国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依托外国的教育思想基础,在20世纪的教学效率研究中,思想最深刻、系统的当属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他面对苏联教育改革带来的教学时间和教学内容的矛盾,学习负担与学习效率的矛盾,在1977年出版了专著《教学过程最优化――一般教学论方面》,该书中就提到了有效教学理念。而当代我国的研究者使用比较多的有效教学理念则是夸美纽斯《大教学论》中的有效教学思想及之后的教育家赫尔巴特、杜威、布鲁纳、布鲁姆、奥苏贝尔等教育家的思想中体现的有效教学理念。这些不同的理念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研究视角,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研究内容。
(二)“有效教学”的实证研究
我国的研究者研究有效教学,大都侧重从教师教学的有效性研究即从教的角度研究教师教学有效性并着重研究教师所拥有的某些特点特别是人格特征或品质,因而教学有效性的实证研究也逐步发展成为研究教师的这些特征和品质。这些研究结果也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生理和心理特征或品质,如个人外表、善良和亲切、智力、机智、开放、热情、幽默等;一是与教学工作相关的特征和品质,如体谅学生、高要求对学生、教学能力强、教学的适应性,等等。
然而,20世纪60年代,尽管一些研究虽然发现了有效教师应当具有的特征或品质,但这些特征或品质是否真正有助于有效教学,因此,又有一大批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只关注教师特征和品质研究的局限性,进而转向研究有效教师的教学行为。
此外,还有研究者对教师的具体教学行为比如教师观察能力、多媒体教学等影响教学有效性的教师行为进行针对性的实证研究。
我国有关中小学有效教学研究的起步较晚,但总体而言,许多学者也都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暴露出很多研究缺陷和不足。
第一,我国有效教学的研究大多以引用借鉴外国论著较多,很多都是直接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比较浅显、零散,理论研究也缺乏系统性、深刻性。由于我国与国外的国情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对已有的有效教学研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有必要加大对我国的有效教学本土化研究。
第二,对有效教学的本质性问题比如有效教学的概念特征存在不同意见且分歧较大,研究侧重于理论思辨且重点在研究有效教学的涵义、标准及特征等,导致很多研究都过于空泛和理论化,缺乏实际可操作性。
四、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的研究趋势
首先,有效教学的研究应该属于实践性的研究,来源于实践,也应用于实践,因而有必要转换研究视角,把有效教学的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与教学的适应性研究相结合,明确有效教学的根本目的和衡量教学有效性的根本标准。
其次,有效教学的研究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认识论及当代系统科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理论和方法,多视觉、多维度地分析探究教学的本质及规律,将教学的认知性与非认知性,可控性与情境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综合性地整合统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学习过程中。
再次,从研究现状可以看出,我国的有效教学研究大都比较零散,因此,有必要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研究有效教学的实质及规律,进而构建包括有效教学原则、模式、方法与技能、评价及有效教师等在内的有效教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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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网络是由Emulex提出的一种新型网络创新架构,其核心技术OpenFlow通过将网络设备控制面与数据面分离开来,从而实现了网络流量的灵活控制,为核心网络及应用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软件定义网络的模型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当前互联网面临着许多重大技术挑战,如地址空间濒临枯竭、服务质量无法有效保证、网络安全难以根本解决、网络管理手段匮乏等问题。设计新型网络体系结构以解决当前网络所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中国论文网产业界和运营商的迫切需要。软件定义网络(Software DefinedNetworking, SDN)在此背景下被提出。
尽管SDN 是目前网络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但是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SDN 技术设计方面而对SDN 的基础理论研究较少,导致学术界、产业界等对于SDN 网络的设计缺乏理论支持:在SDN 网络模型研究、SDN 控制平面抽象、SDN 数据平面抽象方面还需进一步研究。因此,对新型软件定义网络SDN 进行模型研究十分重要且必要。
2.1SDN 网络抽象模型
软件定义的网络(SDN)是一种新型的网络体系结构, 通过将网络控制与网络转发解耦合,开放底层网络设备为网络提供高度的可编程性。为了使网络设备的转发和控制解耦合,网络设备需要向控制层面提供可编程的接口,即一般所称的南向接口(Southbound Interface)。目前的SDN 所默认的南向接口,同时也是第一个得到标准化的南向接口,即OpenFlow。
OpenFlow 在数据层面最为核心的特征是数据报文触发事件和细粒度的流转发。这两个特征使得控制程序可以以一种非常简单直接的方式操作报文。这种模式激发了大量基于OpenFlow 的应用,如数据中心的流量调度,负载均衡,试验床,移动,安全等等。中国论文网同时,由于SDN 采用逻辑集中的控制平面进行网络的全局管理,为了使SDN 具有更好的可扩展性,研究者在此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研究。
当前对软件定义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设计方面,而对SDN 网络模型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SDN 网络,面向移动云管理系统进行OpenFlow 控制器的设计,并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进行可编程网络模型的建模,给出了OpenFlow控制器的具体设计方法。M. Jarschel 通过仿真的方法对采用OpenFlow 交换机的SDN 网络进行了性能评价,并给出了数据包在SDN 网络中的逗留时间以及数据包的丢失率等指标。A.Bianco 对软件定义网络的数据平面进行了性能评价,并对比了通过OpenFlow 交换、通过两层以太网交换、以及通过三层IP路由进行交换的性能。F. Omar 提出了一个性能模型用于帮助选择一个更好的映射而不会给网络处理器带来对所有映射进行比对的负担。D. Alisa 针对当前ONF SDN 模型的弱点,通过控制SDN 的启动设置以及对OpenFlow-config 进行扩展,提出了一个SDN 网络的适用性模型。
2.2SDN 控制平面建模与优化
当前SDN 控制平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控制器软件实现、基于OpenFlow 封装的北向接口(Northbound Interface)设计和基于网络最大转发效率的流调度。在控制器软件实现方面,最重要的功能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对网络中的设备和数据进行控制,而是转而为网络应用提供控制网络的编程接口,以便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进行灵活的处理。NOX、Beacon 和Maestro 三个系统可以看作一类,它们是集中式控制的代表,功能上大同小异,比较明显的区别在于后两者提供了多线程的支持,但是NOX 也存在加入了支持多线程的开发分支。Hyperflow 是部署在集中式控制系统上的分布式扩展补丁,由于需要大量的控制通信,因此其应用规模受到了限制;Onix 是较新出现的分布式网络操作系统,在规模化上具有较大的优势;和前面几类基于事件的控制系统不同,Onix 系统中应用程序需要主动拉取数据。
在以网络为中心的转发资源分配方面,以网络资源利用最大化程度为目标,将不同控制应用生成的控制规则统一对待,相当于是一个控制应用处理不同流量。流量关心的流卸载(Traffic-aware Flow Offloading, TFO)利用流量的Zipf 特征,选择不同时间尺度的最流行的流量(the most popular flows)下发到交换机中,卸载大部分的流量利用交换机转发,而小流从控制器转发,实现数据平面处理流量的最大化。通过将控制和全局可视化解耦,DevoFlow 监测(detect)和控制“重要的流(significant flows)”,同时采用规则克隆和本地行为机制实现将控制转移(devolve)到交换机,减少了控制的负载(overhead)。
2.3 SDN 数据平面抽象
斯坦福大学Nick McKeown 教授所在团队于2008 年提出OpenFlow 协议。OpenFlow 是SDN 技术的一个实例。SDN 网络主要由开放设备OpenFlow Switch、集中管控控制器Controller和它们之间的通信协议OpenFlow 协议三部分组成。
OpenFlow 的基本思想是将传统网络设备中的快速报文转发部分(数据平面)和逻辑路由决策部分(控制平面)进行分离,数据平面驻留在网络设备内部,而控制平面则从网络设备移出集中至控制服务器,双方通过标准化的消息接口来进行通信。中国论文网同时,在数据平面,设计了新的硬件形式---- 流表(FlowTable),作为原网络设备数据平面功能的一个微缩,提供给外界进行使用,外界可管控的数据平面统一为Flow Table 形式;在控制平面,网络设备的控制逻辑采用集中式分析、计算和运行,通过标准化的消息方式将控制指令发送给设备,实现对设备的远程控制,以完成传统分布式网络运行模式下的基本功能,如报文接收、报文转发、修改转发表、获取设备状态等。
IETF 定义的控制转发分离协议ForCES(Forwarding andControl Element Separation) 是一种新型网络设备的架构。它在一个网络单元内分离控制平面和转发平面,一个网络单元内允许存在多个控制单元和转发单元,并且定义了控制单元和转发单元之间的标准通信接口。ForCES 的设计初衷在于设备的转发控制分离,侧重于现有功能的建模,而不是用来创造新的网络特性。ForCES 中网络架构没有被改变,两个ForCES 网络单元间的接口仍然使用传统的路由器间的接口,ForCES 网络单元能够透明地连接现在的路由器,且用分布式协议来实现控制功能。
为了在传统路由器硬件基础之上支持软件定义网络,清华大学提出了OpenFlow+ 数据平面转发抽象技术。OpenFlow+ 针对OpenFlow 在IPv6 扩展、网络感知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在OpenFlow 协议基础上进行扩展使其支持IPv6 功能,同时在现有硬件基础上实现,可以根据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实现对报文和网络状态的感知。
国防科技大学提出的LabelCast 协议通过在传输层增加LabelCast 报头,通过标签机制在传输层建立点到多点的传输路径,并可标识报文的优先级、预留带宽等信息。该协议采用集中控制的方法,由调度中心管理用户的加入和退出,维护和更新每个LabelCast 节点的标签表,为每个节点分配标签,建立转发路径。每个LabelCast 节点根据报文携带的标签号确定本地的处理行为,查找转发表确定下一跳节点。
本文通过matlab 软件编程仿真实现,系统参数如下:
信道速率:12.4kbit/s SIFS:20us ACK 长度:112bit
话音速率:2.4kbit/s DIFS:50us 允许最大时延:150ms
分组到达速率:20 包/s
仿真了节点数与丢包率的关系。为在最小冲突避免窗口为32 时,节点数与丢包率的关系,可以看出随着节点数的增加丢包率在增加,话音丢包率以0.01 为最高容忍值,可以看出采用基本接入方式,信道最多可以支持3 个节点同时传输话音。中国论文网当传输话音节点数超过3 时,丢包率急剧增加。
文中通过建立802.11 DCF 机制的马尔科夫数学模型,分析仿真了话音业务下节点数与丢包率的关系。仿真结果表明,DCF 机制并不能有效支持无线局域网的话音业务。文章对于研究改进DCF 机制,支持无线局域网的实时话音业务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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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是伴随着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群体,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怎样使流动儿童受到正常、健全、完善的教育,让他们和同龄人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紧迫且急需解决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10年来我国流动儿童心理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从儿童发展的角度来看,心理健康状况是儿童健康成长最大的问题。基于国内关于流动儿童的心理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从流动对儿童的影响,影响流动儿童适应和身心健康的因素这两个主题对目前国内流动儿童的心理研究做回顾和梳理,并总结出以下两点不足:一,研究应用贫乏;二,研究方法单一。
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流动人口总量已从不足200万人增加到2.21亿。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了,我国流动人口在结构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流动人口家庭化是最为显著的结构变化之一,主要指某些家庭中由单个成员流动或变成夫妻双方流动或变为整个家庭流动,学龄儿童跟随着身为流动人口的父母流动,成为流动儿童。1988年,教育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布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指出流动儿童是指6-14岁(或7-1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流动儿童课题组,2006)。现在通常指的则是随外出打工父母离开家乡到城市生活的孩子。马润生(2008)认为流动儿童是指户籍在农村,年龄在6-14周岁,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后随父母迁入城市并正在城市学校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尚未取得城市户口的在城务工农民工子女[1]。不同的学者在关于流动儿童的研究中对流动儿童有不同的界定,尽管如此,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已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他们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我国的社会和谐和持续发展。
2.1流动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国内很多研究证明,流动给儿童心理的许多方面带来了多方面不利影响,具体可分为社会适应、歧视知觉、身份认同、消极与积极情绪这几个方面。
2.1.1社会适应:
胡韬(2007)从人际友好、活动参与、学习自主、生活独立、环境满意、社会认同、人际协调、社会活力这八个方面对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总体上低于城市本地少年儿童,但是在生活独立因子上高于城市本地少年儿童;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社会适应水平显著高于男生;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存在年级差异,总体上呈现随年级升高社会适应水平提高的发展趋势;流动少年儿童中的非独生子女的生活独立水平高于独生子女[2]。胡韬(2012)在贵阳市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状况分析中得到了一致的结论[3]。孙晓莉(2006)选取了南京市两所学校三年级和五年级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状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与本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适应性方面存在更大的问题[4]。
另外,曾守锤(2010)调查了4所招收流动儿童的公办学校一至九年级的学生,结果表明流动儿童比本地儿童表现出更多的行为问题。但也有研究证明,流动儿童并未出现适应不良现象[5]。郭良春等(2005)对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个案调查,认为流动儿童很快适应自己的生活环境,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能吃苦耐劳并体谅父母的家庭责任感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但他们同时也指出,流动儿童对于城市只是局部适应[6]。范兴华等(2009)采用自尊、生活满意度、孤独感、抑郁、社交焦虑和问题行为问卷对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与一般儿童社会适应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流动对儿童社会适应无明显不利影响[7]。再有,王中会等(2014)研究探讨了流动儿童学校适应与积极心理品质的关系发现,积极心理品质高的儿童对学校适应状况较好[8]。
2.1.2歧视知觉:
流动儿童从农村来到城市,环境改变加上户籍等不同于城市儿童,使得他们在城市感受到歧视。戴斌荣(2011)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比较强烈,有近1/4的流动儿童认为城里人歧视他们。流动儿童感受到的歧视是来自多方面的,包括学校同学、教师、城市居民以及制度。其中,来自同伴的歧视感受最强烈[9]。方晓义等(2008)的调查也发现,半数以上的流动儿童报告自己受到过歧视[10],曾守锤(2009)的调查也发现,有22.8%的流动儿童认为上海人本地人(尤为上海同学)对外地同学有歧视,他们体验到了城市人对自己的歧视[11]。蔺秀云等(2009)的研究发现,歧视知觉在性别的差异上不显著,但在学校类型和流动性上表现出显著差异。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对社会歧视的感知高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所在城市、住房及学校经常变化等流动性高的学生歧视知觉比流动性低的学生明显[12]。江琦等(2011)对流动儿童班级人际关系与歧视知觉关系的研究也发现,同伴关系与歧视知觉呈负相关,同伴关系、主观支持可以负向预测歧视知觉,但在歧视知觉的性别差异上,男生感受到的歧视要高于女生[13]。
2.1.3身份认同:
流动儿童大多在6-17岁年龄段,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形成角色同一性、防止角色混乱这一发展任务就在这个时期完成。戴斌荣(2011)认为当这一阶段的孩子处于不和善、随时可能受到歧视的环境当中,就容易产生身份认同危机[9]。迪丽娜尔(2011)对小学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综述中提出小学流动儿童认为自己是城市人,而城市儿童却认为他们是农村人,这些孩子往往感受到自己的边缘性,缺乏对城市及社会生活的认同[14]。唐咏(2008)的研究发现,在二元城乡户籍制度下,人一出生便被赋予了“农民”与“市民”身份上的差异。制度不完善很可能是导致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危机的根本原因[15]。
2.1.4消极与积极情绪:
流动儿童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心理压力过大,焦虑、孤独、抑郁等不良情绪问题突出,问题行为突出,自我评价、自我发展和自尊水平都偏低,人格健康水平也偏低。广州市的一项调查发现,22.9%的流动儿童认为自己在学校中几乎处处不如别人;56.8%的流动儿童认为自己表现一般,没有出色之处[16]。欧阳岚(2008)研究还发现,流动儿童在进行某县活动时会轻言放弃,有些则不敢再集体面前表现自己[17]。周皓(2012)的研究发现,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倾向显著高于公立学校儿童。此外,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倾向在流动性上也存在差异,流动性高的儿童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倾向也显著高于流动性低的儿童[18]。但徐晓(2008)、曾守锤(2008)、李玉英(2005)的一些研究也证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良好,自豪感得分高于自卑感,大多数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流动儿童的心理品质也处于理论的中等及以上水平[19-22]。申继亮等(2008)研究还发现,由于流动带来了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和个体智力方面的变化,从而促进了流动儿童在创造性思维上的发展[23]。
2.2影响流动儿童适应和身心健康的因素。
大量文献研究显示,影响流动儿童心理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四个方面。
在适应方面,研究者探讨单个或多个因素对流动儿童对适应各方面的影响。胡韬(2013)研究发现,影响流动少年儿童社会适应的因素主要有个人志气、学校因素、社会歧压和家庭因素4个方面,并对流动少年儿童社会适应及其影响因素建立了结构模型[24]。有些研究则探究单个因素对流动儿童适应的影响,如研究父母教养方式对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的影响,或学校环境对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的影响。还有研究者对流动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进行心理干预,也有学者以典型的流动儿童学校适应不良个案为例,分析其在学校适应不良的表现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采用多种操作性强的心理教育和干预措施,逐步解决其适应不良问题。在前人研究综述的基础上,近两年的研究新增加了6岁以下流动儿童的研究,孙倩倩(2011)针对沈阳市3-6岁的流动儿童进行了一项社会适应行为发展状况调查,发现流动儿童与沈阳当地儿童的社会适应行为发展(表现在生活自立、运动、作业、交往、社会化)水平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但在性别和自我管理上没有存在显著差异[25]。
在心理健康方面,研究者探讨单个或多个因素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刘正荣把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因素分为两类: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包括流动儿童生活空间场所的变动、所就读学校的类型、父母职业及收入的状况等,主观因素包括对流动儿童对就读学校的满意度、学校生活的满意度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情况等。邹泓等(2008)发现,教育资源的享有情况、师生关系、学业行为影响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26]。申继亮、刘霞等(2007)考察了家庭环境特点和家庭教养方式对流动儿童自尊水平的影响,发现庭经济资本越高,流动儿童的整体自尊水平越高;家庭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家庭外社会资本高的流动儿童,其成就自尊也越高;家庭外社会资本较高的流动儿童,其社会自尊较高[27]。紧接着曾守锤(2009)、赵笑梅(2010)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了,师生关系、学业成绩、父子新人、家庭教养方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歧视知觉、社会比较都可以不同程度的影响自尊水平[11][28]。
另外,秦建(2012)在流动儿童家校处境、社会认同对自尊与学校适应的影响研究中发现,流动儿童对班级气氛、自尊、学校适应均感受良好,但相比城市儿童,流动儿童仍处于劣势[29]。但徐凤娇(2010)对长沙市流动儿童的调查发现长沙市流动儿童的自尊状况发展良好,与城市儿童相比较,高于城市儿童;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状况良好[30]。有研究还探讨了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其它方面,如刘霞、申继亮(2010)探讨环境因素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的影响及态度研究中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老师支持和同学支持对于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1]。范兴华、陈锋菊(2012)考察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队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发现积极应对对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有增强作用,积极应对、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有共同调节作用[32]。
有些研究探讨单个因素对心理方面的影响,卿再花(2009)考察初中生问题行为与家庭环境的关系研究中发现,流动初中生在学习适应不良、退缩、神经质及问题行为总分四个维度上显著高于非流动初中生[33]。曾守锤(2008)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留守时间和转学次数能有效预测流动儿童的幸福感[20]。王瑞敏等(2008)的研究发现大五人格、乐观和掌控感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有影响作用[34]。张秀琴等(2013)在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研究中也证明了前人的研究,但同时也发现了儿童的幸福感与人格、家庭教养方式和学校因素有显著相关[35]。近几年,也有不少学者关注了流动儿童不良情绪、疏离感等的心理干预,如叶玮琳(2008)研究的农民工子女小学生不良情绪特点及其干预研究[36]和雷鹏等(2011)关于流动儿童疏离感的现状、成因及干预对策的研究[37]。
国内研究者对流动儿童的心理研究经历了从表象分析,到调查研究,再到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探讨,最后到干预措施的试验,这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至今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不足。
3.1研究应用贫乏。
对于流动儿童任何问题的关注,目的都是为了找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适当办法。虽然在近几年的研究中,有几篇针对不良情绪、疏离感的干预研究,但对于那些有单个行为问题、被歧视感以及孤独感感受较强烈的儿童,采用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帮助他们及时应对各种外界及其带来的不愉快体验,有效提升他们的适应能力,促进其成长和发展,这方面的干预及实践应用研究非常少,因而也是未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3.2研究方法单一。
对于研究流动儿童心理研究多采用心理调查法和访谈法,很少有实验研究和质性研究,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儿童的心理特征表现以及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模式可能会发生一定变化,国内对流动儿童的研究多为横断研究,缺乏采用追踪研究的方法对流动儿童心理随时间变化特点的探讨,因此,有必要通过纵向追踪研究,进一步揭示心理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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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研究表明,生态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虽然在思想内涵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前者并不是后者基本内容的一般性重复,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弘扬并重塑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生态方面的思考为当今世界发展提供了诸多指导思想与行为实践的启发。因此我们应当把研究的重心放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弘扬并重塑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这方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文献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活的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并不像今天这样突出,同时,由于其生活时代历史实践的制约,他们没有就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未能形成自觉的系统化的生态理论。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环境关系具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财富,对生态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当代人挖掘、梳理、和学习。
(一)以社会历史向度认识人与自然关系
站在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态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立场。马克思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①岩佐茂说:“在自然观上我们应该克服那种仅仅把自然当做人为生产而利用支配对象、素材的片面自然观,重新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多样性,重视在德国唯心主义中得到展开,并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继承的那一辩证的自然观。”②
当代生态思想只有深入到人与自然关系之社会历史的向度中,才有可能对当代的生态问题作出积极的应答,只有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出发,才能深入地展开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批判性分析,才能使当代的生态思想能够获得始终立足于“社会现实”之上的稳固出发点。“社会现实”是马克思主义贡献给当代生态思想最重要并且也是最可靠的财富。③
(二)在社会实践中把握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④马克思认为要在社会实践中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实践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消除自然和历史的对立,从而真正解决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而这一关系超出思辨浓雾的现实基础就是“劳动”或“工业”。⑤
(三)周长远眼光处理生态环境问题
如何处理生态环境问题是生态自然观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五代领导集体领导下,结合不同时期我国生态换进的客观实际,对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不少具体办法,其中反映出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以长远的眼光处理生态环境问题。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⑥进入90年代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江泽民的带领下,首次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⑦“环境保护很重要,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⑧2003年3月9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解决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仍然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和严峻挑战。对此,全党同志务必高度重视,坚决克服盲目乐观、麻痹松懈和消极畏难的情绪,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不断增强人口意识、资源意识和环境意识,继续坚持不懈地把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抓紧抓好。”
党的以来,同志对生态文明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同志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杜向民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态思想之“本”,“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之“新”,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以人与自然、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共荣为根本目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实践与观念革新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参考。⑨郭爱芬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和谐理念所蕴含的“环境”“生存”“发展”和“文明”等内容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在内在逻辑上具有共通性和一致性。我们所提倡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地要同人类文明的和谐进步结合起来。
它内在地要求我们按照自然客观规律办事,合理地利用和改造大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在具体路径选择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生态经济是实现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与人的文明相处、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⑩王艳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可以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服务,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也为自身的理论研究作出理论上的丰富。⑾
从上述总结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内容、意义等都有一定的研究,而且不断深入。
二是研究方法上取得一定的突破,更加侧重于实证研究和科学技术方法的运用。
三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更加科学,引起越来越多学者和公众的重视。
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目前主要在理论层面,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的运用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
二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成果未能很好的宣传普及运用,未能很好的发挥它应有的价值,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强大的理论依据。
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可以着重朝着以下趋势不断深入。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扎实的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更好的指导和谐社会建设。
二是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方法,多层次,多维度。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和践行力度,让公众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和实践中来,扩大践行主体,从而提高研究成果的价值。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
②[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③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生态思想[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6).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⑥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4.
⑦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⑧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6.
⑨杜向民、樊小贤、曹爱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⑩郭爱芬.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D].南京理工大学,2010.
⑾王艳.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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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对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成果有限。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摘要: 随着旅游开发的进一步深化和旅游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日益明显, 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使之成为旅游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 旅游; 社会文化影响; 理论, 研究方法; 简评与展望。
论文正文: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
随着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迅猛发展, 旅游给目的地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 因此,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开始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 国外对旅游的社会影响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通过文献检索, 共检索到167篇文献, 研究角度主要涉及旅游综合影响、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及旅游影响的测度和方法等方面。
在旅游对社会的影响上, Qieqi ( 1978) 等人在美国Virgin岛所做的研究表明, 当地的社会和家庭结构并没有因为旅游业而产生多大的变化。L iu和Xierdun等人于1987 年在土耳其所做的一项跨国研究亦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 Luomance在1978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美国特拉化州的居民抱怨旅游导致了他们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逐渐缩短了, 旅游使传统形式的社交活动越来越少了。
Bisitezaruo (1989) 在对奥地利一个乡村的研究中就指出: 旅游并没有使休闲游憩设施的实用性得以增加。这一结论与大多数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与此同时, 米尔曼和皮扎姆( 1988 )也在他们对佛罗里达中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当地居民不能理解旅游对提高道德、诚实、礼貌、行为态度、人们相互间的信任等有何种贡献。
与旅游相伴而生的许多其他的社会文化问题是与旅游开发强度相关联的, 过多旅游者涌入目的地增加了人们生活的密集度, 也增加了旅游者与当地人共用设施的拥挤度。[ 1 ]过分拥挤降低了旅游经历的价值, 也给当地人造成了额外的压力。著名的以色列旅游学者Cohen (1978) 提出: 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旅游的负面影响上是过分了, 对于此问题应考虑到旅游对目的地整个社会的综合贡献。显而易见, 对于许多落后地区, 旅游可以改善当地基础设施, 促进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旅游者带来的文化冲击着接待地的传统伦理观念, 使社会和家庭的凝聚力减弱、环境和生态遭到破坏, 动摇着整个接待地的社会基础。因此, 相对来说, 国外对旅游消极的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更为重视, 也较多一些。
相比较而言, 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这一领域里, 国内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国外。中国当代旅游业的发展起步于1970年代末, 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 旅游学术研究显得非常薄弱。尤其,旅游给目的地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更是如此。同时, 由于旅游影响研究从起步之初就并非建构在对旅游业发展高屋建瓴式的前瞻性防范研究上, 而是一种由于问题的暴露而不得已进行的检讨和探因式的后补性研究, 因而旅游影响研究一直滞后于旅游学研究的其他领域。[ 2 ]直到20世纪90年代, 随着人们对旅游的认识不断深化, 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 旅游经济不是旅游的领头学科, 仅仅是旅游研究的一个分支。国内的旅游社会影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91年南开大学的刘振礼教授在河北野三坡进行了有关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效应调查研究, 得出了旅游的社会影响以有利方面占主导地位, 尤其以经济方面最为突出的结论, 研究结果发表于1992年《旅游学刊》的第3 期上, 这是国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关于旅游社会影响的学术论文。但是, 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 十余年间国内公开发表关于旅游社会问题的文章一共仅有20余篇。近十年间较有代表性的旅游社会影响研究有申葆嘉(1992) 的“论旅游接待地的社会压力问题”, 戴凡和保继刚( 1996) 的“旅游社会效应研究———以大理古城居民学英语为例”, 郑何敏( 1996) 的“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赵刘平( 1998) 的“再论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文化影响”, 王宪礼、朴正吉(1999) 等的“长白山生物保护区旅游的社会效应分析”, 王雪华(1999 ) 的“论旅游的社会文化效应”, 李建欣(1999) 的“国外旅游社会学管窥”, 刘纬华、肖洪根(1999) 的“对西方旅游对社会学研究中新迪尔凯姆学说的分析”, 2001 年和2002 年肖洪根的“对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认识(上、下) ”等。
从统计的论文可以看出, 国内旅游社会效应以有利方面占主导地位, 但是旅游对传统文化、居民生活压力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负面作用。
1. 国外相关理论引介。
国外关于居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的理论成果颇丰, 主要有旅游发展阶段理论( G. V.
Doxey, 1975 ) 、旅游生命周期理论( R. W.
Bulter, 1980 ) 、社会交换理论( J. AP, 1992 ) 、社会表现理论(RL. Pearance, 1996) 、游玩理论、补偿理论、冲突理论(Bystrzanouski, 1989 ) 、分配理论( Pearce, 1989) 等。西方学者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运用这些理论来阐释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 国内研究也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 一些学者在翻译和引介这些理论方面作出了努力。肖洪根对国内外旅游文化研究进行评述, 以及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动态进行文献综述和理论归纳。宗晓莲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理论、观点、流派及发展的介绍。张晓萍翻译了《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
一书。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一书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内容、理论、方法等进行梳理与评述,并提出不少独到见解。刘赵平详细引介了社会交换理论, 并将其理论化的概念模型在其对野三坡旅游研究中加以应用。“社会交换理论是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看成是一种计算得失的理性行为的社会学理论, 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互动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利益的满足。”应天煜较全面论述了社会心理学范畴的社会表征理论在旅游学的应用, 认为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来源与直接经验、社会互动和媒介三种形式, 并倡导运用此方法对居民群体进行划分, 以获得不同居民支持并有助于旅游发展。
2. 国内学者的理论创见。
国内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研究起步较晚, 大量的研究是建立在西方的理论之上并试图对其作出验证与回应, 理论创见不多。李有根认为应将居民群体感知旅游关系的社会知觉, 这种知觉具有选择性、恒长性、理解性和动态性等特征, 研究中应注意居民的积极反映和消极反应, 以及二者转变的条件。刘赵平划分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三个基本层次, 总结了三种理论: 发展阶段理论、涵化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王妙应用比较文化理论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进行分析, 认为是主客之间的文化差距产生了示范效应。
3. 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采用的主要方法有: 系统分析法、游客属性法、时空对比法、发展阶段法—目的地生命周期模型、旅游影响尺度的量化模型———TIS模型等。
近年来我国对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成果有限。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相关成果的介绍、模仿与回应, 缺乏系统的研究理论方法和学术著作。个案研究点也相对狭窄, 尚有很多尚未涉足的地区, 如少数民族旅游地。特别是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研究有待深入与加强。
首先, 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的同时, 应在实践中充分验证其对我国旅游地居民的适用性。因国内外旅游发展形态、特征等不尽相同, 吸收国外理论并使其本土化, 对于研究结果的真实性非常重要。
其次, 旅游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影响错综复杂,其中涉及文化、艺术、民俗、信仰、道德等诸多方面。研究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必然要运用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知识, 应注重不同学科理论方法的交叉适用, 丰富研究视角。
再次, 拓展旅游地研究区域及类型, 如乡村旅游地、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地、生态博物馆等。并应开展不同旅游类型区域居民感知的比较研究, 以揭示我国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共性与个性。
最后, 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存在渐变性, 因此影响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因素往往是深层次的、不易察觉的。从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角度, 以人为本, 探究居民生存境况、心理状态、价值体系等人文底蕴, 有助于真实地了解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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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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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综述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但是这一新阶段究竟应叫什么?怎样概括这一新阶段的特征,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主流观点。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们认为,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的转变时期,仍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黄素庵、甄炳禧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李景治、向文华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法国学者德罗奈持此观点。他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
四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所有论者都认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发展进行了概括。
卫兴华、陆象淦等认为,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庞仁芝、周敏凯、陈国新等从生产力要素的新变化论述了生产力的变化。劳动者:劳动力结构变化很大,脑力劳动者比例攀升,素质显著提高;劳动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发展为“四机系统”(增加了电脑控制机);劳动对象:人工合成材料的问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信息资源这一非物质资源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此外,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管理,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而获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毅飞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求是》课题组则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庞仁芝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发展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国家干预、管理和调节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许志功、姜鲁鸣、庞仁芝等认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常欣欣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还有两点变化: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心由议会向政府转移。
(四)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1、当代资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李会欣认为,当代资产阶级一是内部结构的变化,在家族资本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经理资本家人数增加、作用上升;二是家族资本家对企业控制方式的变化,逐渐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罗文东还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开始形成。
2、当代无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人绝对数量增加迅速,素质提高;第三产业工人已占主体地位;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庞仁芝认为,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化、多层次化;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劳动时间缩短;不少人成为股票的拥有者;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途径获得帮助。
3、中间阶级。林德山指出,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即中间阶级,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同于工人阶级。罗文东认为,中间阶级出现新的分化,分为“中间偏下”和“中间偏上”两部分人,中间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4、阶级关系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因为阶层的、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冲突所淡化。陆象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改良主义措施,实施有利于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卫兴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这方面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但是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张峰认为,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合规律性的现象,而不是看作偶然的现象,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常欣欣、姜鲁鸣认为,要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最后限度,就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肖枫提出,要全面认识资本主义,还必须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有一类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研究者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陶承德、陈国新、曹文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
徐崇温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肖枫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卫兴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求是》课题组也认为,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一些研究者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三)特别关注的问题
1、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
《求是》课题组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股权分散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路宏、王俭等也认为,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2、福利制度、参与企业管理等是否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
肖一然认为,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王俭认为,社会福利支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肖一然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3、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问题。
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按照列宁的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刘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力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在所有制方面。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最低占7%。股份制出现股权高度分散、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或企业集团控股的、股东全球化的公众公司。这可能正是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其他机构基金、社会中介组织、合作社等许多所有制,都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方面。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由资本家单方决定,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这是对资本家所有者的控制权的一种剥夺。劳动者在失业、医疗、养老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显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无法容纳的内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向共产主义的一种逼近。
高放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说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各国共产党人利用合法斗争筹办的工农商贸企业和文教单位自然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工人自己集资、自己管理的合作企业或职工持股公司,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生产、供销、信贷合作社,城乡居民的消费合作社,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自发形成了某些集体经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还采取各种社会福利措施,这些因素的逐步增长并非资产阶级本性的改变,但是却向社会主义前进了。
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长,钟沛璋认为,这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庞仁芝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导致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多。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的确有意无意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观上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
[1]张仲秋.知识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9,(12).
[2]肖枫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一百年[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3]《求是》课题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J].求是,2001,(3).
[4]林德山.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矛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
[5]常欣欣.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2000,(8).
[6]姜鲁鸣.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问题[J].青海社会科学,2000,(2).
[7]庞仁芝.在斗争、合作、竞争中把握好二者关系[N].解放军报,2000-8-16.
[8]肖一然.福利制度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N].解放军报,20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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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正式将电影作为产业来发展,电影市场化使电影的商品属性凸显出来。在市场经济中,如何能够在国内外影视行业的冲击下存活并盈利,成为从业者要考虑的首要任务。这也转变了很多电影从业者认为电影不属于商品,一谈到电影市场就嗤之以鼻的陈旧观念,纷纷开始研究电影营销。那么,电影作为一门独特的产业该如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分得一杯羹,这就需要从电影制作之初就要定一套严密和科学的营销方案。微博便是一个可以借力的有效平台。 微博作为新兴的社交媒体之一,它有传统媒体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其便捷的互动、广泛、快速扩散的传播效果,都为电影的营销带来了新的模式和机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前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研究的文献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目前关于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优势、途径和策略,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及启示,研究方法多以个案研究为主,少有的几篇涉及电影微博营销模式的研究也没有建构起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除此之外,目前对国产电影微博营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的研究比较少,这些将作为笔者思考的一个路径,同时为今后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研究提供一些方向。
当前关于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作为国产电影传播移动媒体平台的微博。于瑞华在《基于WEB2.0的电影营销策略研究》中指出微博具有互动性、倍传性、追随性的特点。[1]张琦在《新媒介环境下的中国电影营销策略研究》中进一步阐述了微博的特点:低门槛、及时性的发布方式;去中心化、碎片化的传播形态;个性化的自媒体平台;基于社交的、具有圈群性的传播体系。[2]由此可以看出微博作为一种个性化十足的社交平台,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信息量大等特点。
姚睿在《新媒体语境下的电影营销――论微博与电影营销的互动实践》中从微博本身的属性概括出微博的优点为:平民化的话语风格,强而有力的传播速度,在互动中形成的自我认同机制对用户的激励作用。[3]魏婉笛在《融媒环境下微博给中国电影业带来的影响初探》中通过一份新浪微博调查报告得出国内微博用户群体特征恰恰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内电影市场受众人群特征相结合的结论。[4]
(二)作为新兴网络营销方式的微博营销。祝映莲在《微博营销的病毒特征及应用策略分析》中指出,微博营销就是以微博作为营销平台,利用微博各方面的传播及代言价值进行的营销活动,每一个粉丝都是潜在的营销对象。[5]
(三)国产电影市场。国产电影诞生于1905年,尹翠在《新媒体时代中国电影的发展研究》中认为国产电影经历了历史沉浮时期曲折发展、独立电影时期缓慢发展、跨国电影时期飞速发展和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的发展历程。[6]而新环境下的国产电影市场面临的问题有:国内中小城市以下电影院线明显不足,国内电影票价普遍偏高,国内电影市场影片类型十分有限。[7]
(四)国产电影营销。传统的国产电影营销多利用电影宣传海报、电影发布会、预告片、电影节参展等方式进行营销。秦凯风在《电影微博营销中“弱联系”的强影响》中指出传统电影营销主要通过电视、杂志、报纸、影院等来实现。[8]曹钰在《解读数字媒体时代国产电影营销新模式》中指出传统的国产电影营销首先是注重突出品牌效应,利用电影本身名导、明星的强势品牌力量营造市场轰动的效果,让消费者和媒体对电影产生强烈的预期进而主动消费。[9]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迅速发展,电影营销方式和宣传渠道也日益多元化。杨?D在《新媒体时代电影网络营销的商业化运作――将微电影植入电影制作流程》中指出许多电影在上映前会利用微博转载信息的传播方式进行网络营销,再通过名人微博进行转载预告片及花边新闻的方式进行炒作,借助足够吸引人眼球的预告片从而引发话题热议,会给即将上映的电影带来更多的观众和票房。[10]
基于以上背景,借助微博这一平台进行国产电影营销已经势在必行,微博使用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潜在的电影观众。围绕着对这些“潜在的电影受众”的挖掘,目前有一些初步成型的国产电影微博营销模式的探究以及相对丰富活跃的个案研究。
(一)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概况
1.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概念。关于电影微博营销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明确的论述,在已有的论述中,笔者认为范玉明在《微博――电影营销的新手段》中的论述比较言简意赅:电影微博营销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营销方式,将微博作为电影营销的平台,电影营销者通过微博传递电影信息,并与粉丝互动,达到宣传电影的目的。[11]
2.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兴起原因。在当前电影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无论是大投资、大制作还是中小成本电影都注重与目标受众的互动交流,着力打造电影品牌,微博就成为了最便捷的沟通渠道。而微博平台拥有电影最大的客户群体,这正是电影营销推广人钟情于微博营销的最重要的原因。[12]此外,除了能精准到达目标受众这个主要原因,徐润南在《电影的微博营销》中指出选择微博进行电影营销的原因还有微博的宣传效果好,而且可以节省宣传成本。[13]
3.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价值。古磊在《浅析国产电影在新媒体语境下的生存之道――以新浪微博为例》中提出借助于微博营销有利于国产电影的品牌化运作和繁衍品发展。他认为电影的真正价值在于品牌化的经营,品牌的建立和延续让一部电影的生命力更加强劲,同时也可以降低投资的巨大风险。[14]此外,党博在《电影微博营销研究》中认为电影微博营销有利于电影营销渠道的完善,还有利于培养电影受众的忠诚度。[15]
4.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影响因素。刘彤在《“可及”环境与“不可及”环境――电影微博营销影响因素探析》中发现,在“可及”环境中影片本身的内涵和剧组成员的知名度以及“不可及”环境中现实生活的指涉和“议程设置”的引导会对电影微博营销起到明显的作用。[16]
(二)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传播过程
1.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传播特点。葛进平在《电影微博立体营销策略探讨》中将电影微博营销的特点概括为“短、平、快”。即短小而丰厚,平等而互动,快速而价优。[17]刘兰兰在《新媒体语境下中小成本电影的微博营销探索》中认为电影微博营销具有简易快捷、病毒式传播和精准圈层传播、针对性较强的特点。[18]此外,电影微博营销还具有信息实施同步化、传播主体多元化等特点。[19] 针对国产电影微博病毒式传播的这一显著特点,夏娟娟认为电影病毒式营销的优势在于低廉的营销成本、独特的文化视角、高效的资源整合和持久的宣传效应。而它的价值在于电影票价的稳定、影片文化的普及和品牌效应的产生。[20]石小溪在《试论全媒体时代下的电影病毒式营销》中预言微博营销作为电影“病毒式营销”的最主要方式或将成为未来电影营销的流行趋势。[21]
2.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传播信源。车?h在《从社会心态角度分析影响电影微博营销的心理因素》中指出在电影的微博营销中,信源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电影的官方微博,第二种是名人微博,第三种是专门的营销账号。[22]
3.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传播方式。刘晶在《从传播学视角看新媒体环境下电影的营销策略》中认为电影微博营销的传播方式有情感营销、口碑营销和话题营销。[23]范玉明在《电影微博营销方式研究》中指出还有舆论领袖营销、平台合作营销和活动营销等方式。[24]在关于利用微博进行电影口碑营销的研究中,徐燕燕认为目前网络口碑营销手段还不够成熟,要考虑多种营销手段整合应用,具体表现为进行创意互动、打造档期电影、宣传点清晰和进行营销渠道整合。[25]
4.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传播规律。高阳在《电影的微博营销模式研究》中分别从注意力聚集和信息传播途径分析两方面对上映期前的电影微博营销、上映期间的电影微博营销和上映期后的电影微博营销的传播规律进行了一一分析。[26]
(三)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问题。唐瑶在《新媒体时代中国电影营销的问题与对策》中指出国产电影微博营销过程中的问题表现在低估微博传播优势、营销方式单一及利用微博炒作变本加厉。[27]黄明山在《微博――电影营销的新方向》中指出问题所在:首先,微博由于字数限制传递的信息有限,若过多发送微博势必会引起粉丝反感;其次,微博信息容易被淹没在信息海洋中;最后,若微博人气不足,则传播范围会很有限。[28]而胡珂则以《让子弹飞》和《将爱》两部影片为例分析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现状,认为由于注册微博的人群数量有限,关注电影微博的人数会更少;同时指出电影微博营销是一把双刃剑,成也萧何败萧何。[29]
党博认为国产电影微博营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电影微博营销意识薄弱,电影微博营销创新不足,电影微博营销平台效果有限。同时指出电影微博营销过程中存在的认识误区,表现为以下观点:微博只是媒介,微博营销等于社交营销,粉丝数量决定传播价值,有奖转发活动越多越好。[30]
此外,范玉明认为电影微博营销过程中存在着过度营销和无效营销的问题。[31]
(四)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对策。齐伟在《微博与华语电影营销的新选择》中提出的策略概况为:专注互动、打造口碑,善用名人效应,整合渠道、活用平台,迎合时机、事件营销。针对电影微博营销中遇到的困境,他进一步提出一些建议:以创意激发受众参与兴趣,善用“微工具”、多维度考量效果,研究目标受众的微博使用习惯和喜好,找到有影响力的人。[32]此处可以参考魏婉笛的“微博使用情况对用户观影行为的调查”及其调查结果分析。[33]
葛进平提出了电影微博营销要充分利用纯商业微博、企业微博和个人微博这三类微博,做到全流程、全方位、全名人、全网民的营销。[34]此外,党博认为应树立电影微博营销的战略理念,具体表现为增强电影微博营销意识、打造专业化电影微博营销团队、强化微博营销的系统规划性,还应该加强电影微博营销过程的控制。[35]古磊认为面对当前电影微博营销中存在的问题,既要加强舆论监督引导、维护电影市场健康环境,又要有危机公关意识、利用微博等新媒体塑造品牌形象。[36]
这一部分研究结合当前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实例,或分析原因,或分析优势,或分析策略,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一)着眼于新媒体时代的个案研究。相关的典型研究有:《新媒体营销在电影推广中的应用――以〈失恋33天〉为例》[37]《新媒体时代电影的市场营销策略――以电影〈致青春〉为例》[38]《新媒体时代的电影营销策略――以〈小时代〉系列为例》[39]等。
(二)立足于微博的个案研究。相关的典型研究有:《试论电影的微博宣传营销――以〈将爱〉为例》[40]《〈人在?逋局?泰?濉档奈⒉┯?销》[41]等。
(三)尝试数据化分析的个案研究。相关的典型研究有:《〈泰?濉灯狈砍晒υ?因的数据化分析》[42]《大数据时代下的电影营销――浅析〈小时代〉的营销模式》[43]等。
基于以上的研究,笔者发现针对国产电影与微博营销互动实践的个案分析比较多,同时开始出现了一些案例整合研究的模式,比如《注意力经济视角下“小妞电影”微博营销》[44]将2013年上半年五部高票房“小妞电影”在新浪微博上的营销和推广情况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分析其微博营销策略。在国产电影微博营销模式的体系建构经过初步探索已经有了一定的模型,但模型的建构缺乏定量分析,还不够成熟完整,尤其对国产电影微博营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笔者对此问题的切入点在于对国产电影的微博过度营销困境的关注,尝试着去探析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尺度,提出数据尺度和效果尺度两种评估方式,并尝试着将国产电影微博营销过程中的监管与控制纳入到研究体系的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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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基石和灵魂,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应发挥其示范和表率作用,成为社会诚信的典范。和谐社会的安排最终取决于政府体制上的安排。建设和谐社会,惠及全体人民,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形成以诚信机制为核心的社会资本,诚信机制的逐渐完善需要社会各界的长期不懈努力。所以,和谐社会不是几句口号和几篇文章就能实现的,和谐社会也不会凭空而来,也坐等不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外政府诚信研究综述与经验借鉴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品质,也是对政府的基本要求。 诚信是政府合法性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善治的基石,是政府获得民众信任的来源。美国司法部设立了公共诚信处应对各级政府存在的不诚信行为。随后美国颁布了《政府伦理法案》,成立政府道德署,旨在加强政府伦理方面的制度建设和诚信管理。 实践的需要,得到了学术界积极的回应。 对政府诚信和伦理的研究,逐渐成为美国公共行政学界的热点。 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成立了伦理分会,出版了《公共诚信》(Public Integrity)杂志,召开各种国内、国际研讨会,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论文,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发展。
从世界范围看,越来越多的民意测验表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不足是世界各国不同程度面临的问题。 信任缺失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政府的欺骗和浪费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政府诚信高度依赖对外在规则的服从,导致了僵化和墨守成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 作为公共部门的范式转型,倡导放松管制,从规则导向变为结果导向,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改革公共部门,使其变得更加灵活,更具回应性。然而,新模式有可能剔除过多传统模式下保证公共服务诚实和中立的制度设施,导致传统价值受到侵蚀,因此,政府诚信管理被看成是顺利完成转型的恰当反应。 时代的呼唤,让政府诚信研究获得全世界不断增长的关注,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领域。
本文主要以2000年以来的美国文献为基础,同时参考了少量欧洲文献、澳大利亚文献和部分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从政府诚信的内涵、公务员诚信意识和能力、政府诚信管理、政府诚信制度、政府诚信环境、评价政府诚信等方面对国外政府诚信研究做简单梳理,并思考对我国政府诚信研究的启示。
要理解政府诚信的内涵,首先需要看看西方文化对诚信的理解。诚信,英语里是integrity. 在西方文化中,诚信的内涵非常丰富,至少可以从三个视角加以理解:第一种视角是将诚信视为个体的个性特质。包括诚实性、可信赖性、责任意识等。①其二,诚信是一种道德行为,涉及对规则的认可和承诺,与道德维度关联。 诚信要求个体不要背叛个体在活动中的道德信念,遵循合乎道德判断的规则。②第三种视角是从对人员实施诚信管理的角度提出的。 认为诚信体现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有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任何个体的诚信行为后果都表现为组织的结果和问题。③雷蒙德·考克斯(Raymond W.Cox)分析了诚信(integrity)和伦理(ethics)的差异,他认为相比美国学者而言,欧洲的学者更喜欢用诚信。 诚信包含推理,包含行为,包含正当和能力,与如何做正确的事相关,是政府运作的中心价值。 美国学者更倾向用伦理(ethics),他们把伦理和伦理决定看作是好的管理的中心,是组织领导的基础。④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外许多研究文献中,政府诚信与政府伦理常常交替使用。
米埃尔·科尔索夫(Emile Kolthoff)、雷蒙德·考克斯(RaymondW.CoxⅢ)和特伦斯·约翰逊(Ter-rance Johnson)等人认为公共伦理是价值、规范、道德标准和原则的集合,这些构成了政府诚信的基础。政府诚信不只是反对欺骗、反对浪费,反对滥用权力,政府诚信是政府中的个人和机构根据组织成员和社会认同的道德价值、规范、标准和原则采取行为的一种品质。 诚信冒犯是对这些道德价值和标准的冒犯。⑤政府中的诚信冒犯主要表现为贿赂,裙带关系,庇护,欺诈和盗窃,利益冲突,使用不当权威,滥用和操纵信息,私人时间的不当行为。⑥阿兰·胡克斯特拉(Alain Hoekstra )和米埃尔·卡波坦(Muel Kaptein)等人认为政府诚信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加以理解。⑦微观层面的政府诚信,中心问题是个人的伦理行为和成为好公务员的能力。 具体来说,就是解决伦理的困境,避免诚信风险,抵制不当诱惑。 中观层面的政府诚信是政府内部组织的诚信。 中心问题是通过组织结构安排,正式程序设计、标准规范明确来支持组织成员诚信的主动性和组织内关键角色的诚信行为,这一般被理解为诚信管理。宏观层面的政府诚信是要发展地方政府、国家甚至国际层面的诚信制度体系。中心问题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诚信法规以及诚信机构的角色、任务和权力。 一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透明国际、世界经合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也通过设计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制度安排来促进诚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文化中政府诚信内涵比较丰富,不仅要求政府机构和人员要说真话、办实事,而且涉及对道德价值、规则的认同和遵守。不仅弄虚作假是不诚信的行为,贿赂、利益冲突、操纵信息、裙带关系等都属于诚信冒犯。如何实现政府诚信,需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加以努力。 微观上,要培养公务员的诚信意识,增强公务员解决伦理困境的能力。 中观上,要完善组织的结构程序设计,明确行为规范标准,加强组织日常诚信管理。 宏观上,要通过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健全法制来为政府诚信提供根本保障。
二、公务员诚信意识和能力
政府公务员的诚信品质如何体现? 保罗·斯帕克斯(Paul Sparks)和汤姆·法尔赛滋(Tom Far-sides)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作为政府公职人员诚信品格的内涵。⑧他的研究分为两个环节。 研究一要求110个参与者写出自己认为最诚信的三个人,并且列出他们所具备的品质。 研究二在这些被写出的人中选出得票最多的八位政府公职人员以及所具备的14种品质, 每一种品质至少被三个参与者提到。 然后从这些品质里选出最能体现诚信的。 最后发现,排在第一位的是真诚(真正和诚实)。 排在第二位的是保持本质,第三位是能力。
帕特里克·多比尔(J.patrick Dobel)认为公务员诚信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公务员信念和行动之间一致。 第二,公务员具有反应能力去做出一个承诺,理解承诺的内涵并努力实践它。 第三,公务员通过调整他们的公共角色去适应他们的中心价值体系, 使其能够在他们的角色和承诺之间保持一致。⑨劳拉·贝克(Laura Beck)、安德烈·万·蒙特福特(Andrét Van Montfort)、特詹斯(Twijns)等人认为,公务人员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被认为是诚信的。
第一,意识到具体情况下存在的道德问题。第二,具备在具体情况下判断做什么决定的能力。 第三,行动应和一定的标准和规则一致。 简单而言,就是具备道德感知,道德推理和道德行为的能力。⑩围绕公务员的道德感知、道德推理和道德行为所做的研究,构成了公务员诚信意识和能力研究的主要内容。 该内容是目的论和义务论的中心,同时也是科尔伯格道德教育理论的中心。 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以这些理论为框架,开展实证研究,验证相关假设。
威特默(Wittmer) 运用科尔伯格的理论和限定问题测试探索伦理决策。 他关注以下问题:道德敏感导致更伦理的决策吗?什么是让一个人道德更敏感的原因,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在伦理决策上有显着的差异吗? 在对来自两个大学公共行政、工商管理和工程学专业的156名学生进行测试之后,Wittmer发现更多的敏感能促进更伦理的决策, 更个人化的信息能增强个人的道德敏感。Wittmer发现公共行政的学生更重视忠诚、信任、尊重和对团队的义务等价值。 最后他认为,公务员要比普通的美国公民具有更多的道德敏感。斯图尔特(Stewart)等人的研究从1990年开始,最初的经验研究对象是美国学生和政府经理,到1999年,扩展到了波兰和俄罗斯。研究者希望找到是什么样的道德推理偏好让地方政府官员做出伦理决定。在调查了波兰两省485名政府官员后,他们发现波兰和美国政府官员的道德推理非常相似。让研究人员感到惊奇的是,性别差异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女性在道德推理上要优于男性,这一发现在俄罗斯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
公务员具备较强的道德感知和道德推理,才能做出更伦理的决定和行为。 建设政府诚信,客观要求每一位公务员能敏锐地意识到特定环境下存在的道德问题, 能在面对这样的环境和问题时进行正确的推理,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决定。上述研究考察了影响公务员道德感知和道德推理的因素,为公务员诚信意识培养和伦理决策能力提升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指导。
无论是明确政府公务人员行为的道德价值、伦理原则和伦理标准,还是提高他们的道德敏感性,增强他们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能力,都离不开诚信管理。 库珀认为,要实现公务员诚信,需要基于价值和基于服从的伦理规则和实践的统一。万·比利基斯维基科(Van Blijswijk) 研究了荷兰的税务部门和海关部门后,认为诚信管理必须超越仅是建立伦理准则。 它应该包含以下内容:1.训练新录用的和在职的公务员如何处理两难困境。 2.任命诚信顾问调查一线公务员的诚信问题。 3.在诚信顾问里建立反思小组讨论现实生活的案例并思考应该采取怎样的行为。 4.为公务人员提供组织内部小组讨论的机会。韦斯特(West)和伯曼( Berman) 2004年对美国338个城市的城市经理开展了问卷调查。 问卷主要围绕三个问题。 1.伦理训练的目的是什么? 2.主要包含什么议题,训练方法是什么? 3.哪些问题与伦理训练相关? 为什么有些部门训练多有些部门训练少? 对伦理训练投入多的城市是不是组织效率高一些?经过研究,West和Berman 发现,就训练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中等程度最好。训练的方法应基于现实和实践,情景假设,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法效果较佳。 为什么有些城市训练多,原因在于资源充足和领导偏好。 总之,West和Berman 认为伦理训练能够显着提高组织文化,营造积极的上下级关系。
André van Montfort和 Laura Beck等认为诚信训练是促进公务员诚信重要的工具。 但效果究竟如何,却鲜有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André van Montfort和他的同事在荷兰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了公务员参与训练和没有参与训练,参与训练前、参与训练后短期(训练结束后立刻填写问卷),长期(半年到九个月再次填写问卷)的变化,获得了一些重大发现。 发现一:参加训练的两组公务员只有一组公务员短期的伦理意识和行为能力明显提高。究其原因,研究者认为与训练的时间长短有关。 有效的小组训练时间为一天,另一组只训练了半天,半天时间要消化吸收基本的诚信知识、技巧比较困难。 发现二:对训练项目的长期效果而言,两组都是无效的。 为什么有效的小组过了半年之后,也无效了呢。 研究者认为,原因在于培训结束后,没有安排一些讨论来交流所授课程,没有巩固和强化。 此外,研究者还发现个人原因会影响培训的效果。 最后研究者提出了几点建议:1.应该对受教育程度低的公务员提供训练项目,从长期来看,他们比受教育程度高的公务员获益更多。 2.对于道德风气较差、诚信度较低的个人和部门应该提供训练项目,项目可以为他们带来持续的进步。
当然,组织的诚信管理不只局限于诚信训练,还需要一系列配套管理措施。 博特(Boht)和迈尔(Meier)在对公共部门进行研究后发现,欺骗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不充分的绩效测量,稀缺的资源,过重的工作负担和责任意识的缺乏。 如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诚信管理,就会导致伦理的失败。唐纳德·门泽尔(Donald C. Menzel)认为诚信管理的措施除了伦理训练外,还包括领导的示范,伦理规范,宣誓,伦理检查,还有人力资源管理等。 他认为诚信管理最重要的是不能把某一个工具当成灵丹妙药,而是要灵活有效地理解和运用所有的手段。阿兰·胡克斯特拉(Alain Hoekstra)和米埃尔·卡波坦(Muel Kaptein) 研究认为诚信管理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差异。正式诚信管理重视诚信机构的设置、诚信官员的任命、组织结构的设计、职能权限的明确、工作流程的构建。而非正式的诚信管理比较模糊,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促进诚信。主要形式有利用榜样的力量,强调评价、晋升和薪酬中的公平,奖励好的行为,鼓励职业荣誉和责任心。 他们在访谈了荷兰地方政府的诚信管理官员后发现, 组织规模的差异与诚信管理手段的运用有一定的关系,对于大中型组织来说,往往采用正式的诚信管理,对小型组织来说往往采用非正式的诚信管理。 但Alain Hoekstra 和 Muel Kaptein认为,建立正式的诚信管理机制有利于组织的诚信管理。
政府机构和个人诚信的行为只有获得不断的激励, 才能稳定持久。 政府诚信管理明确伦理标准,提供伦理指导,创造伦理行为发生的人力资源环境,保护举报者权益,及时发现和惩罚错误行为,为诚信行为提供持续的动力支持。这方面的研究探讨政府诚信管理的主要内容、方法和手段,分析管理工具运用的效果,努力探寻更为有效、操作性更强的政府诚信管理机制。
政府诚信制度是国家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政府诚信制定的影响范围较广的法律、规则、程序、机构以及实施机制,相比公共部门内部的诚信管理,它相对宏观。
美国1978年通过了《政府伦理法案》,成立了政府道德署。 随后,几乎所有的州都通过了伦理立法,成立伦理办公室或者调查委员会调查不道德的行为。 像洛杉矶和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也设立了伦理委员会。 这些法律、规则和机构运转如何,学者们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弗兰克·艾尼提埃尼克(Frank Anechiarico)和詹姆斯·雅各布斯(James B.Jacobs) 以纽约市为例,分析了在对绝对诚信的追求中,纽约市所进行的制度改革和实践。 这些改革包括在全美率先通过公民服务法律,建立调查部,建立包括所有城市合同外包商的数据库,建立总检察官系统,实施伦理和财政公开法律,实行各种各样的反腐败战略。 但他们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纽约市的做法影响了政府效率,却没有带来政府诚信明显的改善。 因此他们认为,应该超越传统的监管、控制、惩罚战略。 通过创造一定的环境,鼓励激发公务员自我良知和职业精神,同时还要积极鼓励公民参与到政府诚信建设中。史密斯(Smith)研究了佛罗里达州、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伦理委员会的实践。 他访谈了60名伦理官员,考察了法律、规则在这几个州的实施。他发现最主要的问题是伦理法律规则的执行问题,并对如何改善执行状况提出了十点建议。
有学者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了美国的总检察官制度,认为该制度有效地防止了欺骗、浪费和滥用权力的行为,增强了组织的责任,在美国政府诚信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万·诺伊(Van Noy) 研究了西雅图为实现选举中的诚信,如何在立法和执法方面降低金钱对选举和政府行为的影响。 她认为公共财政是限制金钱影响唯一成功的工具。有学者考察了休斯敦的“零礼物”制度,认为这一制度限制了公务员不道德的行为,而且加强了伦理执行机构的效率。West和Berman通过对城市经理和65,000名公众的调查后发现, 城市审计委员会能发现不诚信的行为,解决财政管理中的伦理问题,促进政府的诚信和责任。
澳大利亚学者布伦顿·普罗塞尔(Brenton Prosser)关注立法机关的诚信问题。 他认为,在联合政府的议会中,由于没有一个党占居绝大多数,因此独立或者少数党的议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投票的变化会导致立法投票结果的变化,目前的澳大利亚就面临着这样的状况。这一状况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议员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和伦理的行为。他认为需要成立议会诚信委员会,对议员所遇到的伦理问题提供建议支持。委员会的角色应该以议会诚信为立足点,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
政府诚信制度包括规范政府诚信的法律法规以及执行这些规则的机构,还包括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审计制度等。这些制度比较宏观,但对政府诚信而言,是政府诚信的根本保障。 这方面的研究考察了现有法律规则的不足,探讨了伦理委员会、总检察官办公室这些伦理机构运转的效能,分析了公共财政和审计对政府诚信建设的作用,思考了选举和立法中的诚信问题,为制度改革完善提供了思路。
政府公务员的诚信行为是否与一个城市和社区的诚信环境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一个机构或社区的诚信建设和信任建设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一是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公私伙伴关系、民营化、契约外包和企业化政府会不会带来伦理风险。艾米克(Eimicke)、科昂(Cohen)还有萨拉萨尔(Salazar) 在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圣地亚哥、印第安纳波利斯等地开展实证研究后表明:公共部门的企业化并没有产生更高的伦理风险。
托马斯(Thomas)则认为民营化会产生诚信问题,会造成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损失,造成对政府领导和政治代表信心的下降。 通过对英国铁路民营化的案例分析,她认为英国铁路民营化损害了政府诚信。埃米尔·科尔索夫(Emile Kolthoff)通过问卷调查和回归分析,研究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对荷兰警察诚信的影响。 他从五个因素考察新公共管理运动:绩效评价、伦理管理、企业化管理、缩小规模和企业家精神。 警察不诚信的行为包括欺骗、偷窃、收受礼物、利益冲突,不当地使用暴力、不当的方法、滥用信息、歧视和性骚扰、业余时间的不当行为等。
研究结果是复杂的。 绩效评价、伦理管理、分权都可以减少诚信冒犯行为。而以契约外包为主要形式的缩小规模和企业家精神,被认为导致所有类型不诚信行为的增加。另外一方面的研究是围绕公务员伦理行为和公众信任之间的关系开展的。 费尔德海姆(Feld-heim)和王(Wang)运用美国城市公务员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公务员伦理行为和公众信任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研究问题是“公务员伦理的行为会影响公众信任吗”,最后得到了肯定的结论。 他们发现如果城市公民对他们的政府比较信任的话,城市经理就会认为公务人员有较高水准的诚信行为。他们的研究证实公务员表现出来的诚信、公开、忠诚和伦理竞争力可以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一直以来,政治家和行政官员能诚信地履行职责被认为是很困难的。 德·弗里斯(De Vries)在十七个国家开展对地方政府官员诚实状况的调查后发现, 公共官员的伦理行为更多是由社会和文化原因决定的。进一步说,公务员能说真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讲真话,当他们不诚实的时候,可以解释是因为环境的原因不允许他们讲真话。 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造成了实际行为中显着的差异。
伦理的社区和文化能产生伦理的政府和治理吗? 抑或相反?Donald C. Menzel认为,很难发展一套有意义的测量方法测量社会诚信和政府诚信。但是,一个普遍比较接受的观点是在一个不诚信的文化中,很难存在诚信的政府。另一个普遍比较接受的观点是,无论挑战多大,公务员提升和拥有较强的伦理价值和实践能够提升他们所在社区的伦理意识。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榜样和典范,是政府获得公众信任的根源。社会环境的诚信状况也会影响政府的诚信表现,有一个诚信的社会,才能有一个诚信的政府,一个诚信严重缺失,道德极度沦丧的社会,是不会产生好政府的。 新公共管理模式带来了政府外部环境的变化,市场化取向和企业化管理在改善政府绩效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诚信风险。 因此,研究政府诚信和社会诚信的互动关系,考察影响政府诚信的环境因素,努力为诚信政府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理应成为政府诚信研究的重要命题。
六、评价政府诚信
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一定的诚信危机,但究竟程度如何,需要评价和测量。 评价政府诚信,目前的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国家层面,二是地方政府层面,三是公务员层面。 这方面的研究与腐败状况以及反腐败的努力密切相关。开展国家层面政府诚信评价的主要是一些国际组织, 如世界经合组织 (OECD),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全球诚信(GLOBAL INTEGRITY)等。
世界经合组织2003年在其成员国中提出了一系列防止利益冲突、促进公共部门诚信的建议。为考察建议实施的效果,OECD开展了公共部门诚信评价。 其诚信评价框架包括步骤和标准两个方面。 步骤分为五步:一是明确目的,为什么评价? 二是选择对象,评价什么? 三是计划和组织评价,谁来评价? 四是达成方法的共识,如何评价? 五是确保效果。
如何将评价结果整合进政策周期,其评价标准也包含五个方面:1.存在性。 是否有诚信的政策工具(法律、行为标准、制度、程序)存在? 2.可行性。 诚信政策工具能够发挥预想的作用吗? 3.效果。诚信政策工具能否实现特定的初始目标?4.关联性。诚信政策工具能否显着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预期,对他们每天的行为产生实际影响?5.一致性。各种诚信政策的要素能否彼此互动加强,共同支持诚信政策的最终目的。OECD自2005年起运用这一框架对其成员国开展评价,为更好地促进政府诚信提供政策建议。 2013年,OECD评价了意大利和突尼斯的政府诚信。
透明国际提出了国家诚信系统(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这一概念。 这一系统像古希腊的神庙一样由国家治理系统中的十三根柱子组成,分别是政府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公共部门、法律执行、选举管理机构、检察官、审计机构、反腐机构、政党、媒体、公民社会、商业。 这是一个涉及广泛的系统,既包括政府组织,也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它们与国家内部的腐败风险和反腐败的努力相关。当国家诚信系统运转良好的时候,腐败就能得到控制,如果一些或全部柱子晃动的话,腐败就会蔓延,最后毁掉一个社会。布兰·黑德(Brian W. Head)、布朗(A. J. Brown)和卡梅尔·康纳斯(Carmel Connors)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某种类型的诚信系统,如果没有诚信系统的要素,社会和政治秩序就会崩溃。 但好的诚信系统是需要有意识的努力和深思熟虑的设计。
透明国际提出这一系统的目的,是要运用这一系统评价一个国家阻止腐败,促进诚信的制度和实践。 透明国际分析一个国家诚信系统的优势和劣势,明确需要改革的领域,为更好地完善诚信制度提供建议。 到目前为止,透明国际已在29个国家进行了超过100次的评价研究。
全球诚信是建立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际性非营利性组织,它设计发展了全球国家诚信评价,用来防止权力滥用,促进公共诚信。它运用300多个诚信指标评价政府在促进诚信、反对腐败方面的优势和劣势,为可能的制度改革画出路线图。 诚信评价主要考察三个方面:1.存在性,这和OECD政府诚信评价的存在性相似。主要是指促进公共责任、限制腐败的公共诚信机制包括法律、制度、机构是否存在。2.这些机制的效果如何?3.公民是否有进入这些机制的通道。
2011年,诚信评价的指标包括六个一级指标和23个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分别是:1.非政府组织、公共信息和媒体;2.选举;3.政府利益冲突的防范、检查和平衡;4.公共行政和专业主义;5.政府监管和控制;6.反腐败的法律框架、司法公正和执法专业主义。 全球诚信2012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33个国家进行了诚信评价。 除了开展国家诚信评价外,全球诚信还开展地方政府层面的诚信评价。地方政府层面的评价方法与国家评价相似,只是指标的选择有所不同。2011年全球诚信和公共诚信中心合作进行了美国州政府诚信调查。
调查发现,伦理法律的执行,竞选资金的管制,公共信息的获得是美国州政府比较普遍的诚信问题。此外,一些学者也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Emile Kolthoff 、Raymond W.CoxⅢ 和 Terrance Johnson测量了美国和荷兰两国公务员的诚信状况。研究人员对美国和荷兰城市经理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询问以下问题:组织内部诚信冒犯的经常性和可接受性,伦理的风气、伦理领导水平,来评价比较两个国家的诚信状况。
研究调查了105名荷兰城市经理和85名美国城市经理,并分别进行了评分。 研究得到一些有趣的发现:美国和荷兰在诚信冒犯的频率和可接受性方面大体相当。差异表现在诚信冒犯的频率美国高于荷兰,荷兰对诚信冒犯的接受要高于美国,这说明如果更多的不诚信行为是可以接受的,那它们就不容易被观察到。 研究者认为,对不诚信行为的接受程度与两个国家的文化有一定关系,并倡导以数据为基础,开展更多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
杨秋菊:国外政府诚信研究:现状与启示七、几点启示国外政府诚信研究是在其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国情差异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照抄照搬。 但通过对国外政府诚信研究的梳理, 我们认为以下几方面值得学习和借鉴:
其一,从研究对象看,国外学者对诚信这一概念的理解更为丰富。将诚信理解为具备诚信意识,做出诚信判断,采取诚信行为,是一个由感知诚信到实现、达到诚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诚信标准问题,也有伦理管理问题,既有诚信制度问题,也有社会文化问题,既有个人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也有组织甚至国家机制的建设,还有对腐败的控制和反腐败的努力,这大大拓展了研究空间。和国外相比,国内学者们大多只从字面上理解诚信,就诚信谈诚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视野。
其二,从研究方法看,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兼有,更重实证研究。 从我们收集到的研究文献看,80%采用实证研究。 理论研究运用逻辑思辨的方法,从传统康德的义务论、边沁的目的论、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论、黑格尔的感知论出发,探讨诚信的价值,诚信的准则,促使官员诚信的动力,理性和感情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等问题。相比而言,实证研究的方法多样,有对公务员和对公众的问卷调查,有对伦理官员的访谈,有对传记、小说、新闻和重点人物的个案研究,有对接受伦理培训公务员的比较和跟踪研究。 目前国内仍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个人认为参考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开展中国化的研究,一定能推动国内政府诚信研究上一个新的台阶。
其三,从研究内容看,国外研究既有宏观制度机制的研究,也有微观管理细节的探讨,而且更倾向于研究具体的“小”问题。 如,研究如何处理实践中的两难困境,研究伦理培训的形式何种更加有效,研究伦理法律法规实施的效果、如何改进,研究组织的设计如何能支持更诚信的行为,研究诚信网络,探讨伦理官员如何和公民组织特别是媒体建立良好的关系,共同推进政府诚信的治理,研究伦理文化的培育,如何促进诚信机构之间的协调,研究政府采购中的诚信问题,如何防止利益冲突。针对性很强的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这一点也值得国内学者借鉴。
其四,评价政府诚信有关的研究值得学习。目前,我国面临一定程度的诚信危机,政府公信力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但评价和测量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 如果借鉴已有政府诚信评价的方法,在中国开展一些测量和评价政府诚信的研究, 应该能更好地发现问题的症结, 寻找到制度改革完善的路径。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国情差异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必须是中国化的研究。 作为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丰富的德治资源,这是许多国外学者都非常认可的,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但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如何与国外学者互相学习,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推动政府诚信研究的继续发展,并为政府诚信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我们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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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它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革新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越南化研究现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就越南在革新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概况进行总结,同时就相关学者在马克思主义越南化研究中所论及的主要问题进行归纳,进而对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进行相应的梳理。
[关键词]新以来;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现状综述
越南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越南自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归纳如下。
越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具体表述和内涵的把握及认识的程度上,与我国有着诸多不同,但都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时代特征相结合,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和越南都形成了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越南的胡志明思想就是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的具体表现。
在越共的领导下,越南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充分汲取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越南进行了革新,并找到了一条符合越南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新世纪,越南提出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深化了革新开放的路线。在这一时期,越南本国的学者以及中国的学者从不同的测点和角度对革新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越南化进行了探究、分析、阐释,促进了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地深化和丰富。
这一时期越南关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2.1关于胡志明思想的研究
胡志明思想是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关于越南革命道路的观点和思想。在越共七大(1991年6月)上,党正式把“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作为思想的根基和行动的指南”写进自己的纲领和章程。在2001年4月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肯定了这一点。
革新以来,越南对胡志明思想来源和概念的研究成果。最早给胡志明思想下定义的应该是武元甲。1991年1月14日,在印度加尔各答举行的“胡志明、越南和世界和平”国际研讨会上,武元甲发言时强调:“胡志明思想是马列主义在越南民族解放事业和新社会建设事业的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胡志明思想是一个体系,概括起来,就是:为祖国谋独立和统一,为人民谋自由和民主,为全人类谋平等和幸福,为各民族谋和平和友谊,为时代文化和人文关系谋发展”。1991年6月24日,阮文灵代表(六届)党中央在党的“七大”上作报告时强调:“胡志明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创造性运用的结果。在实践中,胡志明已经成为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2.2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
刘红云在《越南特色革新开放事业的新探索和新认识》一文中指出,越南共产党立足本国国情,提出社会主义革新思路,越共通过革新和调整,深化对革新开放的性质、党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经济革新、政治革新等问题的认识,推动了越南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以党的建设带动国家的革新与发展、善于借鉴别国经验、运用国际资源等方面的成功做法和经验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赵排风在《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实践与理论创新》一文中认为,在总结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越南在农业、财政金融、工业等领域采取一系列革新措施,实行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全方位推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也有新的突破。马勇在《越南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中提到,革新以来,越南共产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努力探索具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之路。通过革新与调整,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发展阶段及道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及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力促越南社会主义的发展。
2.3关于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比较
由赵康太、李德芳主编的《中国与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是2006年“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它收录了中国、越南和俄罗斯等国40多所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思想政治教育的120多位专家学者的论文及研讨会述要。由胡斌武、吴杰主编的《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则从地位、教育内容、载体途径等方面探讨了两国理论教育的共性。夏小华、周建华主编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经验及启示――以古巴、越南为例》主要从教育内容、领导核心、资源利用、教育方式等四个方面概述了两国理论教育的经验。陈元中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越南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2012年)对越南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2.4关于党的建设的研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对越南实行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和具体举措进行了相关研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越南及越南共产党进行研究的相关著作有:周新城著《越南、古巴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对古巴和越南两国在当前社会主义道路中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对两国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大胆的预见;广西社科院研究员古小松教授著的越南国情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和杨威著《当代东盟经济与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出版)等著作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越南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及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对越南党内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国会的改革以及越南在廉政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其中,张树焕《越南国会改革的原因、措施及其借鉴意义》(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越南作为当今世界仅有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自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进展迅速。其中国会改革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国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政治成本,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分析越南国会改革的原因、采取的措施,对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具有借鉴作用。孙兰芝《越南“反腐”的背景与措施》(国际观察2001年第2期)一文对关于越南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对策,陈明凡在《革新开放时期越南反腐斗争的主要措施》(党建2005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了越共在执政过程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所采取的措施如下:一、开展党的建设和整顿运动,从思想和组织上筑起防腐拒变的长城六大之后,为了纯洁党的队伍,越共多次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清理整顿。
3.1研究的学术性不强。许多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越南具体实际相结合,但对于该把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什么样的“越南实际”相“结合”及具体结合点是什么等方面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研究选择从宣传、解释和重复现存理论和政策的角度来探究越南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越南化最新成果如何解决现实问题,怎样将地方个别的突出问题或者成功经验提升到理论和学术层面进行思考,进而形成具可操作性的对策之类的研究甚少。因而,不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越南化研究的学术性,更要提升研究者们所提供的政策选择性和决策参考性的现实价值。
3.2研究的角度单一。很多论著选择从马克思主义越南化的主要理论成果这个角度出发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越南化进程。其实,还有很多角度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例如怎样将马克思主义越南化、为何要把马克思主义越南化,当代越南社会实际情况如何、当代马克思主义越南化面临哪些新问题、新情况及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情况问题等。
3.3研究的方法孤立。许多研究者没有将马克思主义越南化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将“源”与“流”相结合研究的成果不多,注重对越南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研究,忽视了对越南化马克思主义实践研究。
3.4研究的深度不够。总体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越南化的研究深入不够。研究方法有待改进,研究思路有待创新,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只有不断改进创新,克服当前研究存在的孤立性、重复性、狭隘性等难题,才能让该学科的研究走向深入。
新形势、新问题是把双刃剑,既给马克思主义越南化研究带来压力,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新的突破口。只有不断探索,发现不足与存在的问题,才能寻找到解决好越南发展道路中面临问题的可行路径,进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繁荣发展,拓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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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0月15日至20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会、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钢厂在庐山联合举办“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改革”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当代社会主义的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对我的研究生导师董艾辉老师关于当代社会主义现状分析研究的相关论文,对其论文的方向、观点进行一个总体介绍。通过对导师论文的研究和学习,深入了解了当代社会主义的情况,进一步学习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以及对待社会主义的正确态度,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归纳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与感想。
“社会主义”是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话题。六十多年的建设、改革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进行不懈探索。但事实证明,我们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还是有教条、有误解、有空想,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新时代,我们更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要树立起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也是真正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破除人们头脑中多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的旧观念。
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后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社会主义是从天地境界的高度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学说;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具体问题的解决,就像数学家解方程式一样,只有在它本身包含着解题的条件和因素时,才能作出答案。
(一)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理想
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主要是一种社会理想,作为一种社会理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这个现实的基础上的。他不仅看到劳动积极的一面,还看到其消极的一面,即异化的、强制的一面,消极面是同社会的对抗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变成同资本对立的雇佣劳动。当然,我们不能指望在现实世界中实现那种绝对完美的社会,而只能尽量的努力趋近这个目标。因此,我们也不能指望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尽善尽美的社会,而只能希望在现实社会中尽量的趋向于完美。实现这一理想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过程,现在只不过是接近这一理想罢了。
(二)社会主义是一道方程式
马克思之前,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有300多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流派各种各样。在马克思看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具体问题的解决,就像数学家解方程式一样,只有在它本身包含着解题的条件和因素时,才能做出答案。如果已知条件不够,那么,这个方程式不能解。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想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就充分地说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来自某种主观的愿望和想象,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历史规律和现实趋势的洞察得出的,具有强大的现实感和逻辑力量。这一理想的实现需要实践理性,需要在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当社会主义尚缺乏变为现实的条件,尚缺乏实践经验的时候,热衷于设计未来社会的具体蓝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标签到处乱贴。
(三)社会主义是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说,每人各有自己的世界,因而各人有各人的境界。我国新儒学八大家之一的冯友兰先生把人的不同境界从大的方面归纳为4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的特征是,意识到自己是宇宙的一员,并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情,这种境界是圣人的境界。冯友兰先生把达到了这个境界的人叫“圣人”。也就是说,只有从天地境界的高度思考问题的人才能觉解社会主义的必须和必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理想的提出,这不仅涉及到经济利益上有竞争,也涉及到儒家思想、封建思想中的根深蒂固的文化问题。既然几千年形成的,我们就不能期望一朝一夕就让它荡然无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要借助于一种文化的力量。这个文化就是建构在相互理解和多元化选择基础上的一种忍让、一种宽容、一种理解、一种思维方式的改变,一种精神境界的提高。
(四)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学说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他应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的角度来阐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理论,而不是对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理想社会的模式进行发展和完善。如果不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解为一种历史学说,而理解为一种治国安帮的学说,现成答案的汇编,那么,对马克思的以上观点是难以把握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是以封建社会为母体、以资本主义为外部条件而产生的,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封建主义影响根深蒂固,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要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我们只有先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才能最终战胜和消灭资本主义。
新中国建立后,对社会主义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对其有了比较深刻和全面地认识,对进一步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价值追求
“和谐社会”是千百年来人们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而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和谐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状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这种社会状态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所追求和实践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既体现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同时又扎根于当今中国国情的现实;既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价值追求,也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也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土壤里长出的理想之花,一定会结出丰硕之果。
(二)“以民为本”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也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对我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就是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最高价值取向;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主体;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理想。 (三)利益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追求和谐,而且主张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指要承认不同,提倡兼收并蓄,厚德载物,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适度、适时、适当的和谐状态。如果一味追求同而不能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而且反而会使事物衰竭或毁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要整齐划一,而应关注人们之间的共同性和个性的差异性,使人们的思想文化和精神追求表现出丰富的个性差异,从而更加文明,更为开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既包含各方面不同利益,又能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处理妥当,使社会充满创造活力又生动而有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活而不乱、活而有序、和而不同、矛盾统一的社会。
(四)共同富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目标
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两个主要体现,也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的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共同富裕的社会。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影响着作为和谐社会主体的人的自身的和谐、影响着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才有可能平衡社会矛盾,保持安定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只有坚持和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构建的和谐社会,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和谐社会,也才真正能够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长期和谐。
纵观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要想社会主义继续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继续发光发热,我们必须要对社会主义树立科学的态度。
(一)从历史前提和现实实践出发来看待社会主义
马克思曾一再向世人明确地宣告:“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想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就表明,马克思贯彻的是从现实生活条件出发的实践原则,坚决反对并摈弃那种从理性抽象原则出发的教条主义做法。“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也就更充分地说明,社会主义不是来自某种主观的愿望和想象,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历史规律和现实趋势的洞察得出的,具有强大的现实感和逻辑力量。所以,从客观历史实际和现实实践出发来看待社会主义是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二)用全球化的思维方法来看待社会主义
全球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全球化正在从实践领域向意识、精神领域扩散,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看待世界的新背景。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而是一个现实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也应该在适应社会与世界变迁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和丰富起来。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也必须考虑当今国际社会变化的基本特点和走势,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和潮流。全球化的思维方法来看待社会主义,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全球范围内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来对待。因为全球化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全球化要求世界用对话代替对抗,用和平代替战争,以合作代替掠夺,以共存代替你死我活。只有这样,才会有全人类的共同进步,才会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
(三)以动态的实践性思维方式来看待社会主义
现实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符合规律的创造性的革命实践的产物,而不是用某种现成的观念模式“套”出来的结果。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分析研究的是以对资源和金钱占有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经济时代的资本主义,而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以智力和知识占有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的资本主义。所以,我们应该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现实结合起来,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而决不能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式理解,也不能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总之,我们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能像过去那样用静态的概念性思维方式来认识,而只能用动态的实践性思维才能科学地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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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彩票业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彩票市场较为单一的票种和玩法制约了彩票发行规模的扩大,同时给私彩的生存及境外彩票侵入留下了空隙。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彩票研究的数理模型分析的文献综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通过对彩票研究的数理模型进行文献的梳理和分析,说明如何利用概率统计分析工具来进行对彩票的玩法和奖项奖金设置的分析,以及该种工具对彩票销售方案、彩民选择彩票号码及中奖概率等分析均具有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彩票;数理模型;概率
[论文正文]
关于彩票研究的数理模型分析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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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桂元. 安徽体育彩票开奖号码的数理统计分析[J].财贸研究,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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