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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人类的价值观、道德观也随之产生了新的变革。网络技术造就了全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它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延伸。现实社会中的时空界限被打破,现实社会所具有的特性在这里被扩大,网络社会的开放、自由、互动等特性使人自身的文化特质,如主体性、多元性等进一步突显出来,对于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文化发散功效是一把双刃剑,文化与网络技术的联结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负面影响,它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网络道德建设迫在眉睫。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道德认知角度的我国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还对人类的道德观、价值观及人生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具有互动、自由和开放的特点,突破了现实社会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使人们的文化特质向着多元化和主体化的方向发展。网络技术和社会文化结合形成的网络文化,能够促进人的身心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同时也存在一些网络伦理问题,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一项任务。
随着社会发展,网络伦理问题也呈现出新的类型和特点,由于网络伦理自身的特性,导致其与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认知存在很大的差异,出现双重标准,引发一系列的网络伦理问题,导致网络道德失范。网络环境及网络主体对网络道德认知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基于道德认知角度,对网络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网络道德认知在解决网络伦理问题、规范网络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以期提高网络主体的道德修养,净化网络环境,构建网络伦理规范体系。
(一)道德认知是网络伦理形成的基础
网络技术、人与网络社会、人与人间的关系是构成网络伦理道德的三大要素,人们主动加入到网络交往活动中,在网络技术的作用下,这些交往活动将不同地区的人们联系起来,从而形成网络社会。现实伦理和网络伦理的主体都是人,网络只是一种载体,伦理道德的主体并不是网络。在网络环境中,人们通过网络技术进行交流,网络道德的本质就是人在网络活动中的具备的道德规范,网络主体道德观念的形成、发展都建立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有做好道德认知培养工作,才能形成健康的网络伦理道德观。
(二)网络伦理影响着道德认知的形成
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管理模式比较松散,缺乏监管机制,自由性强,仅依靠道德自律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因此必须要重视人们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能力。在网络社会中如果缺失道德自律能力和道德责任感,必然会导致网络社会混乱。网络伦理的自律性要求人们必须加强对自身道德能力的培养,根据道德自律原则来约束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网络虚拟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这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中,各地文化和多种道德观相并存,多源性的网络道德必然会引发道德冲突,改变甚至同化了传统理论观念,网络社会陷入失范、混乱无序的状态。此外还会影响人们的网络道德观,对道德主体认知产生种种影响而造成的矛盾冲突,导致人们的道德感受和行为产生偏差,因此必须要正确的引导人们道德认知,不要因为网络道德多样性而导致人们道德认识混乱,避免网络伦理问题的出现。
(一)道德意识的冲突与裂变
1.道德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
人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能够相对自由的发表言论,充分释放内心的想法,强调自我,展现个性,人们在网络空间的表现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于真实的自己。但是由于网络社会的自由无政府和无中心特点明显,网络行为主体将自己作为网络道德行为的判断者,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忽视法律和社会传统规范,使得道德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
2.缺失道德责任感
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认知在网络社会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网络社会环境中,人们通过网络信息技术进行一系列的虚拟交往。隐匿性、虚拟性和互动性是网络空间最大的特点,从而使得传统伦理对人们交往活动的约束力减弱。人们在网络社会释放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隐藏的本性,降低对自身道德的要求,沉迷与网络中虚拟的身份,道德认知能力下降,从而导致网络主体丧失道德责任感。
3.主体情绪浮躁及文化霸权主义蔓延
网络社会对多种信息的监控力度较弱,缺乏对信息发布者的限制,不断产生大量的网络信息,让人们眼花缭乱,网络行为主体长期受网络资讯的影响,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焦虑、疲乏,最终使人们迷失自我,导致主体情绪浮躁。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在网络信息交流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占据大多数的信息资源,西方国家的信息输出量较大,便于向其他国家传递本国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从而导致文化扩张,形成文化霸权主义。
(二)道德行为的脱轨和失范
1.网络犯罪现象猖獗
信息技术是网络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社会科学技术不断改革更新的飞速变化中网络技术也不断经历着飞跃式的变化,然而网络安全管理和防护功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进而导致网络漏洞的出现,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不良的犯罪平台,网络信息安全问题频频出现,屡治不止。不法分子根据网络特点和缺陷借助一定的网络工具和先进技术对他人的网络系统进行破坏和侵犯,诸如病毒传播,盗取和篡改信息等,造成个人或者政府等部门重要信息的泄露和破坏,带来不良影响和巨大的损失。还有一部分网络犯罪组织借助网络平台利用论坛,贴吧,邮件等方式进行广告宣传、传播电脑病毒、发送垃圾邮件破坏系统或散播谣言等举动,由此来达到这些组织既定的商业或政治目的,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不便,也阻碍了社会的和谐顺利的发展和繁荣,是值得重点解决的突出问题。
2.网络言行随意放纵
网络社会同现实社会不同的是,其不存在真实的主体,人们的言行不会受到社会舆论和监督的影响,主体间的约束力降低,人们不必担心是否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标准,使人们长期压制的欲望、本能和冲动得到释放,追求快乐最大。人们的外在行为规范及社会道德的不受限制,网络行为主体就会出现为所欲为、不负责任的不道德行为。
(一)传承和发展传统伦理内涵,将网络伦理和实现传统伦理结合起来
网络社会依靠网络伦理制定一系列的规范措施,其在传统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和传统伦理而形成了网络伦理体系,同传统伦理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传统理论体系,其在构建网络伦理体系的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必须恪守传统伦理道德,在继承中扬弃,在扬弃中发展。要基于网络伦理的基本特征,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传承中要注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原有的运行机制,整合传统伦理资源,不断探究和创新,发现新的网络伦理元素,使网络伦理体系的建设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促进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侧重人的全面发展,调整网络技术和人的关系
传统伦理道德指的是指导人们行为的观念,是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应遵循的准则,能够维持社会秩序,是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体现出定型化、体系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同传统伦理不同,网络主体的道德认知水平直接影响着网络伦理规范的发挥,具有非定型化和非制度化的特点。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以人为本,将网络主体作为重点,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结合,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信息与网络安全的网络伦理规范体系的构建,有效的解决网络伦理问题。具备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水平的网络主体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网络社会,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利益。
(三)坚守人文道德,体现人文情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作为网络的主体,人们要严格遵守和发扬人类社会所普遍推崇的人文操守及其基本规范,传承人文凝聚精神,提升人文道德涵养和道德认知水平,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文涵养,有效的避免人性在数字化和符号化的虚拟网络社会中被扭曲和异化的情况。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客观的评判各种道德现象,形成正确的道德态度和意识,提高道德自律能力,坚守自己的准则,抵制各种侵蚀和诱惑,鄙视不洁、不善、不义、不道德的行径,不接触不道德、不合理的事物,不随波逐流,发扬人的尊严价值,不断提高自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彰显人文关怀。
(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定制符合我国国情的针对性对策
国外一些网络技术发达的国家很早就对网络伦理进行了研究,有着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比较成熟理论体系。美国学者罗伯特?维纳早在1948年就提出了计算机伦理问题,经过不断发展,成立很多网络伦理道德研究组织,并专门颁布了四部法律,采取限制成人网站、公布黑名单、明确分级等措施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此外,德国也创建了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中心,方便了警察进行网络调查,有效预防网络犯罪。而我国网络伦理研究起步较晚,在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过程中,还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并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现状,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不能盲目的套用,还要加强同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共同努力,各国联手打击网络犯罪活动。
综上所述,网络伦理问题产生原因主要是网络文化和道德结构的多元化,改变了人的道德认知取向,这就要求人们提高道德自律能力,认识到网络道德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树立正确的网络伦理意识,创建并维护良好的道德氛围。还要完善和健全网络伦理规范体系,对网络主体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将网络伦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了解民意,做好网络调控工作,保障网络规范、健康、有序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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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银行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等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其中的“社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理概念,既可以指一个省、一个市或一个县,也可以指城市或乡村居民的聚居区域。凡是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都可称为社区银行。发展社区银行的呼声日益高涨,也已成为金融改革的热门话题之一。发展社区银行是缓解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难的治本性措施,是改善金融生态和宏观调控的必要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哲学角度论述我国特色社区银行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社区银行成为了各大商业银行积极开设的机构,它能够改变我国银行体系较为单一,缺乏多样性的现象,有利于缓解我国中小型企业贷款难的困境,有利于满足居民和中小型企业对有个性的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本文从科技哲学角度深入探讨国内学者对于社区银行的概述的基础上,论证了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必要性。
【关键词】社区银行;必要性;挑战
(一)国外对于社区银行的研究成果
1.“社区银行”在国外的定义有以下几种观点:
(1) Michael L Gibson对此问题则主要是从社区银行可以为社区个人和企业用户进行财务交易时提供低价、保密性强的服务这一方而来定义的。
(2)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要是对社区银行的规模进行了划分。它在《美国银行业的未来》中提出“社区银行主要由银行和储蓄控股公司、独立银行和独立储蓄机构组成,它的总资产规模小于10亿美元。”
(3)在《银行术语词典》中,Thomas E Fitch,Irwin L.Kellner,DonaldG Simonson认为,社区银行应当是独立银行。他们认为:“独立银行是指由地方自主设立和运营的商业银行,它从其运营的社区吸收资金并运用于该社区,而且不隶属于某一家银行持股公司。”
以上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在定义社区银行的概念时绝大多数是从资产规模和社区的角度来分析论述。
2.美国社区银行发展
美国的①社区银行是由地方白主设立和营运、资产规模在10亿美元以下、独立的小型商业银行及其储蓄机构。它通过利用低成本和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使得区域内的中小型企业贷款业务、居民的储蓄业务、老年人的养老金规划业务等享受到更便捷的高质量的服务。尽管近年来美国的社区银行而临着诸多挑战(例如银行间合并重组、其他金融机构迅速崛起等等),但是它仍然能够经营很好。②据统计,到2011年底,美国一共有超过7,000家社区银行和超过50,000家营业网点,社区银行的数量占全部银行数量的96.4%。
(二)国内学者对于社区银行的界定
“社区银行”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还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对其进行阐述。我国学者在为社区银行进行定义时各持己见。一部分是照搬美国的概念,将我国社区银行定义为③从当地吸收存款并向本地区提供交易服务的资产小于10亿美元的金融机构。其规模与我国的农村商业银行相近。另一部分是在参照金融发达国家社区银行概念的同时,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定义,④即社区银行是指在某一社区范围内遵循市场化原则白主设立、独立运营、以服务个人客户和众多中小企业为主的商业银行。
当前,中国商业银行业的发展在经济金融领域影响巨大。但是,由于我国银行体系结构不合理现象尤为突出,即大型国有银行的资产规模比重较大,而其数量却远小于中小型商业银行,这使得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社区银行在中国的设立,会成为我国银行体系改革的转折点,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由于国有银行设立的贷款门槛过高,对中小型企业存在信用上的歧视,而金融体系中又缺乏正规的民间融资机构,融资难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一些不法企业利用不规范的民间融资,以高利率借贷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了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社区银行拥有组织结构简单,信息传达效率高,运营机制灵活等特点,能够有针对性的服务于中小型企业。最后,在经历了2013年股票市场持续的熊市,“新国五条”等房地产政策相继推出,投资者们对于未来股市和房地产业都极度失望。与此同时,市场上又缺少其它金融创新产品的代替,居民们只能将手中的资金存入银行,这不利于资本市场资金流动。
尽管学者们在学术上对社区银行进行了定义,人们对它的理解仍然很片而。本文根据学者们的探讨,我国应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银行,从而解决商业银行而临的困境,有效的缓解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并且满足客户对个性化金融服务的需求。
①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工作报告[R].2004.
②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网站[DB/OL].2012-3.
③康卫华大变革下的当代美国社区银行[J]国际金融研究,2005(6).
④巴曙松.社区银行在中国的生存情[J].银行家,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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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党的指导思想,是胡锦涛为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相关哲学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学发展观之哲学依据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指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都必须坚持一切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正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的产物。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上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这些情况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变化发展的实际出发。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复杂事物内部存在很多矛盾,根据各种矛盾对事物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力的不同,矛盾又有主次之分,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着重解决主要矛盾,目前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正是着重抓主要矛盾原理的体现。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解除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只中,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孤立的存在,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和多样性。由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才构成了事物的变化,推动事物的发展。发展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消亡,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过程。发展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处理好各种关系,全面发展,协调推进,从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都是有规律的,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人们不能创造、消灭或改变规律,但人能够发现、认识和利用规律。要求我们把主观能动性和规律的客观性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把主观能动性和规律客观性的有机结合。既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党的十七大中指出: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既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又要尊重自然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有其发展规律,社会全面发展也有自身发展规律,自然发展更有其规律性。我们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要承认自然界和人类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我们在发挥人的主观性的时候,要充分尊重客观规律。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民群众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以及在认识世界的活动中,都发挥了主体作用。人民群众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决定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党的十七大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进建设和谐社会。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xx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xx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3.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xx年12月26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4.《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20xx年6月15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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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财富问题的地位与作用进行分析与阐释。
Abs tract:This article mainly unifies the Marxist philosophy viewpoint,carries on the analysis and the explanation to the wealthquestion's status and the function.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 财富问题 地位 作用。
key word:Marx philosophy wealth question status function.
近年来,我国加大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入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十分有必要。但是对马克思哲学中的财富问题却没有引起注意。笔者认为,在当前社会主义制度下,加强对马克思财富论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根据马克思哲学观点,所有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并具备客观“实体”特征。但是,前人留下的生产力会在新一代中将它作为既定力量,并为“过去”注入“现在”的活力,转变成现实生产力。可见,生产力的历史就是“个人力量发展”的历史。根据马克思哲学中“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生产力”这一论述,是对财富问题本质的追问,这种生产力显然就是“个人独特主体的生产力”,因此具备“主体”特征。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自然力”与“人本身力量”的双重享用和占有。可以看到“,生产力”这一概念正是人的发展与生产财富的统一,并从中获得“实体即主体”的本体规定,可见,生产力不是自然永恒的,而是历史性地生成、发展、变化。
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可以让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循环型或者维持型,并实现生产力发展质的飞跃。人作为社会劳动的主体及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在前者还不属于“发达生产力”,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发达的生产力”。
人作为生产力发达与否的衡量根据,在于个人能否在自由时间中获得“劳动能力”与“真正自由”,能否在充分得以发挥的基础上,作为最大的生产动力而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中。因此,在当前社会自由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何让人成为最大生产力,并真正在生产力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已经将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上升到国家与党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建设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地位。
西方经济学论文" target="_blank">经济学家多用“物质”来界定财富,马克思哲学中,却认为:“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保证生活、为了生活,又需要衣、食、住、行等各种东西,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的新材料,而并非物质生活自身”实际上就是生产财富的过程。因此,人们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应该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创造并使用财富。
在人学语境中,财富是对人们具有一定作用性,并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或者使用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无论财富是什么样的社会形式,使用的价值最终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因此,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物质产品是财富载体,因此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就是财富的内容。马克思已经对财富分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两大类。同时又将精神财富又分为两大类:物质产品形式的精神产品、活动形式的精神产品。可见,财富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发展是沿着人的维度进行的。
当初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发达生产力”作为物质的逻辑起点与基础。由于当时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因此更多关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而并不是生产力自身发展问题。但是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同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时期,面临了生产力严重不足问题,并需要加大发展生产力。因此,从财富对人的发展主体角度出发,再加上财富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中已成为现实问题。
马克思哲学从财富出发,体会人的发展;又从人的发展反过来理解生产力,最终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来理解社会发展逻辑,这对大力发展生产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生产概念的提出,虽然促进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不再以个人发展为主,而是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主线。但是生产力自身的快速发展也要依赖于财富源泉,并真正开辟社会财富。正因如此,马克思已经在《马达纲领批判》中,将“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与“他们的生产力增长”
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并作为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从现实角度出发,当前“放手让一切劳动、技术、知识、管理及资本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大力发展生产力,落实马克思财富思想的实践。
以我国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社会主义通过大量生产并创造财富,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还应充分考虑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避免在生产资本主义财富过程中产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悖论、生产悖论及生态悖论,最终确立“以人为本”的财富发展观。只有这样,才能在确保我国社会生产已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等,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并更好实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这一历史任务,实现我国提出的“通过发展来提升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并通过发展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建立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奠定财富理论的基本地位与作用。
[1]冒大卫。马克思财富观念的多维透视与当代价值[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2]赵峰。马克思关于财富与人的发展关系探析[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1(2)。
[3]郑必清。论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与财富的思想[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4]刘宗碧。财富的主体本质及其实现问题———从马克思的财富观看全球金融危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3)。
[5]莫凡。人学语境中的马克思财富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3)。
[6]李荣军“。以人为本”的财富发展观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要求[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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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哲学从理论的深层次上回到了“伦理学”自然就是我们中国人很愿意看到的,尽管列维纳本人不愿意承认这种向东方哲学的靠拢,而认为他的学说能在柏拉图那里找到渊源,无求于东方。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西哲学对“本体”问题之思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中西哲学对“本体”问题之思考
20世纪即将结束,当人们回顾这一个世纪的哲学情形时,不免深深感到人们并未摆脱“物自体”,“本体”的困惑和萦绕。
不错,人们以为早已告别了“物自体”,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似乎早将康德的“物自体”“消化”掉了:“本质”通过“现象”“显现”出来,于是有“现象学”——“显现学”、“现象学”到了现在,胡塞尔扬弃了黑格尔的“辩证的”、“历史的”“过程”,把“本质”与“现象”统一,看作是“直接的”,无需任何外在的“符号”的介入,“本质”直接地“显现”出来,这才是“理念”。“消解”辩证的、历史的“过程”,也就是“消解”“本质”与“现象”的界限,“理念”不是,一个“思辨”的“概念”,而是一种“生活(生命)”的“体验”;当胡塞尔把一切经验的、科学的“知识”都“括出去”时,留下的才是最纯粹的、最严格意义上的“事物”——“回事物本身”竟然是现代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的口号,意味着现代现象学要“显现”的,和黑格尔一样,仍是那个“本质”、“本体”、“物自体”。“现象学”——“显现学”并不止于“表象”,恰恰相反,它是对“表象”的一种扬弃,从“本质”的“显现”来说,现象学正是“本质论”、“本体论”。
于是,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到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存在)论”的过渡就是比较容易的事,因为胡塞尔本也不是停留在“现象”——“表象”上,恰恰相反,他考虑的是把“表象”“括出去”以后留下的“事物本身”的事。
当然,海德格尔不同于胡塞尔,他所理解的“事物本身”不是“理念”,而是“存在”。从“理念”的眼光看,“表象”世界——经验世界、现实世界总有点那么“不对头”,它本“不该”是这样,而“该”是那样……,所以“理念”的世界,是一个“应该”的世界,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一思路,是由康德开始,或更早从柏拉图开始到胡塞尔是一致的;“存在论(本体论)”的思路则不同,它看出来的世界,是一个存在、本体的世界,即在万千“表象”、“经验”世界的后面——或上面……,有一个更深层、更纯粹的世界“在”那里。这就是“诸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是由亚里士多德开始了的思路。“理念论”和“存在论”都对“表象”——“经验”世界取否定态度,但“理念论”的“本质”在“思想”——“理想”里,是为“思想体”,我们通常所谓“本体”(noumena),就是这个意思;但对“存在论”来说,“本质”不在“思想”里,它是比“表象”更真实的实在,是“实体”(*682???sub-stance)。从这个意义来看,“理念论”强调“主体性”,常对“世界”说“不”;“存在论”则强调“客体性”(不一定是“对象性”),常对“世界”说“是”。
所以“现象学”不光讲“现象”,而恰恰是要讲“本质”;并不是要抛弃“本体”,而恰恰是要“抓住”“本体”,这样,它的口号才能是“回到事物本身”。
人为什么会不满足于“表象”——“经验”世界?也就是问人为什么不满足于单纯的衣、食、住、行,而总觉得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人不是无缘无故地提出“物自身”、“本体”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理路(由)”,有“根据”的。
康德说,我们的科学——经验知识,一方面来自“感觉”,由感官接受来的外来信息后被称作“感觉材料”(sense-data),另一方面有先于感觉的逻辑结构形式,这样“综合”起来,我们对“现象”界,就能“把握”住它们的规律。不过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只是“逆来顺受”,并谈不到有“物自体”的问题。好在人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认知者),而且还是一个“实践家”(行动者)。人为什么会行动?人之所以要“做事”,说明了原有的“事”并不合我的“意”,人的“实践”,蕴含了一个对原有“现实”的“否定”意思在内。
“实践”根据的是“应该”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可以说,这“事”本不该“这样”,于是我要“改造”它,使之成为“那样”。“应该”的原则,意味着有不同于“这样”的“那样”(另一个)“事”“在(思想里)。这“另一个”(那样)的“事”,就成了“应该”的“事”,“本该”的“事”,于是“本来”“该”的“事”就和已经“这样”了的“事”相区别开来,在“应该”、“本该”的“理想”、“命令”中,“本体”、“本来该的事”、“物自体”的问题就已蕴含在内,聪明人、有哲学头脑的人就会“感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而有哲学训练的人就会由此提出一种学说和理论来研讨这个问题。康德就是这样的哲学家。
当然,康德讲的是一个“原则”,而无关乎具体的“这样”或“那样”的事物,但“这样”不能“限定”“那样”在“实践”、“行动”和“应该”的领域里是非常明显的。就“原则”来讲,现存世界的一切的“这样”,都“限制”不了“应该”,因而,事实上,“应该”、“理想”上的那个“那样”,同样也是“不受限制”的,因而是“不确定的”。没有任何的“理想蓝图”是十全十美的,因而人类永远有权(有理由)“行动”、“实践”,人永远有“改造”“这个”“世界”的权利。
“理念论”同时显示这样一个道理:事物本不像我们“感受”的那样,所以,恰恰是“物自身”保证了我们“自由”“行动”的权利。如果世界只是像“表象”“显示”的那样,则人的一切行动都只有“必然”环节的意义,而无“自由”、“道德”的意义。“物自身”、“本体”、“本质”问题的提出,是人的“自由”觉悟的表现,海德格尔把这个问题(不同于“存在者”的“存在”问题)的提出,叫做一件“大事”(Ereignis)。
很多人并不意识到“本质”、“本体”问题的存在,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提这个问题;然而绝大多数人总会或深或浅地“感受”到这个问题,说明这个问题确实客观存在。无论愤世嫉俗、揭竿而起,或是消极遁世、浮生如云,或是沧海桑田、世态炎凉,或是金榜题名、衣锦荣归…….所有一切人生之荣辱穷通,无不揭示出一个大于、强于“表象一经验”世界的“本体”世界之存在。这是“表象一经验”世界的“另一面”,是古代希腊人说的“反宇宙”,是一个“他者”。
这个“他者”,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不是经验科学的对象,不能成为“知识”,不能为“我”所“用”。“他者”大于、强于“我”。
“我”是“有时限”的。古代希腊人坚信,“人”是“会死者”。“人”有许多的特性,譬如会说话,会思想……,但最要紧的特性是“人”是“会死者”。海德格尔告诉我们,一旦人有了这个“死”的觉悟,“人”就成了“Dasein”而“Dasein”使“sein”“明”起来,也就是说,使“sein”这个问题明白地提了出来。并不是说,从此人就能够把握“sein”,构成一套学问,形成一套“科学体系”,来“教导”别人“sein是个什么”。sein、本体、本质、物自身不是经验科学的对象,早已为康德所揭示,而海德格尔所提出的,乃是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的另一个理路(理由、根据):Dasein使sein“明”。“人”只有把自己看作Dasein,有了Dasein的觉悟(发现),就会确认:“有”一个“世界”“在”那里,或者说,有一个“本体”(sein)“在”那里,“本体”即是“在”,即是“物”(Ding)本身。Dasein是受限制的,而sein则“不受限制”,但又并非抽象的,相反它是实实在在的,是“真(理)”(Wahrheit)。
对于“抽象”(abstract)的理论、公式、公理,人们只要“学习”就行,但对于实实在在的“真(理)”,人们只能服从。sein支配着“Dasein”。sein是Dasein的“命运”,Dasein的“命运”掌握在作为“他者”的sein手里。
于是,列维纳说,“他者”不是“日月山川”,而首先是“他”“人”、“他人”大于、强于“我”,掌握“我”的“命运”的不是“天地”,而是“他人”,所以他从海德格尔的思路出发,但得出不同的结论:“伦理学”早于“本体论”(存在论ontology),因而“伦理”正是“原物理学”(形而上学,meta-physics)。
西方的哲学从理论的深层次上回到了“伦理学”自然就是我们中国人很愿意看到的,尽管列维纳本人不愿意承认这种向东方哲学的靠拢,而认为他的学说能在柏拉图那里找到渊源,无求于东方。
其实,东方的思想,中因的传统思想,也并不限于“伦理学”。它的思路,要比柏拉图、康德的“理念论”更为宽阔些,或许也没有“存在论”和“理念论”那样尖锐的对立,但中国的哲学思路,同样是“形而上”的。
我们汉语用“形而上”来译希腊的“metaphysics”是非常确切的。希腊文“meta”或为“后”,或为“元(原)”或如海德格尔所释,为“超越”,是指一种与“physics”,的关系。希腊文这个字或译“自然”,或译“生长”,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大概就是“世上(间)”的“万事万物”,而所谓“世上(问)”,也就是“地上”,是“属”“地”的。就中国古代传统来说,凡“属地”的都为“形”,是“完成”了的,“完形”了的,“成形”了的;而“不成形”的东西,或“未成形的”东西则只是“象”——“象”是在“天” 上的,“天蔷象”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古代,“象”和“形”是有区别的。“象”是“气象”,如“风声鹤唳”、“行云流水”,“云”在“天”上,而“水”也是“天”上下来的,“象”是“不受限制”的,犹如希腊古代的???o
“象”不能提供具体的“知识”,因为它“不成形”或“未成形”;但“象”却为人提供“消息”(message),“预示”着“地上”事物如何“变化”,它是“解释学”(Hermenutic)研究的课题。在古人看来,“天”、“支配”着“地”、“天垂象”,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象征”,“气象”为“气侯”、“征候”,有所“预示”,但不是“确定”的,不可“命名”的。“象”“无名”,因为它“无形”。“无形”不等于“空无”,不是绝对的无,而只是说,“不成形”、“未成形”,实是未“成”、“形”是“成”了的,确定的,可以“命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是一种“征候”,所以“象”并不能光靠“视觉”。“形”是“视觉”性的,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当然也可以摸到、感到,“象”不仅要靠“视觉”,而且要靠“心”(思),所以“象”不仅仅是“感觉”,而且要“心思”、去“领会”它。光是“看”“象”,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象”不能光是被动地(passive)“接受”(accepting, reception),而且要主动地(active)去“领会”、“会”是“会合”、“迎接”(meet),是一种“应”,所以对“象”,不能是“感受”,而是“感应”,这或许就是汉朝人讲“天人感应”的原因。“感应”得来的不是“科学知识”,把它当成了“科学”,就成了“伪科学”。
但是关于“象”的“感应”,是“形而上”的,亦即在“形”之“上”的,是对“天”的一种“领会”、“理解”。“形而上学”乃是一种“象学”,而不是“形学”;“象”是“气象”、“征候”、“消息”,所以也是“气象学”、“征候学”、“消息学”(解释学),而不是“物理学”、“自然学”。
在这种“学”的指导下,即有此种哲学意识的人,不仅“看”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而且还要“看”到在这形形色色“后面”或“上面”的“气候”、“消息”,从“显”的东西,“看”出“隐”的东西,从“现象”“看”到“本质”、“本体”、“物自体”。一切的艺术作品,作为艺术来说,都是通过“形”来“显示”(指示,zeigen, show discover……)那个“本体”性的“象”,会欣赏的人要从焚高的鞋、齐白石的“蟹”中“看”出它的“意目”“看”出另其中“万千气象”就是古人“看”出它的“意思”“看”出那其中“万千气象”就是古人说的“气韵生动”。不能做到这点就会是“视而不见”,“视”只是感官的“见”则是有“心思”“心智”的所以我们说“见识”“见”与“识”不可分的“形”是“视”而“象”才是“见”才是“识”。
“视”、“见”如此“听”“闻”也是如此“听”是感觉式的、感官式的,“闻”是心智式,的所以我们把“见”和“闻”连用,“见闻”就不仅是感觉的,也是心智。的所以才有与“视而不见”相应的“听而不闻”之说。
中国古代哲人告诉我们“大象无形”“大音稀声”“象”与“音”相应“形”与“声”相对。“声”是感觉式的,“音”则是心智式的。在古代“音”与“言”不分,“言”是“语言”。这样“音”果然可以“高于”“声”“音”“显示”一种“意义”、“消息”和“语言”一样,在古人看来,一切大声、小声的,甚至无声的(silence)都在“说”些“什么”,都在向人们“倾诉”“请求”“命令”些“什么”,在向人们提供“消息”用“解释学”的话说都在“传达”些“什么”,这些“什么”,在古人思想中,就是“天命”、“天道”。所以“道”是“言说”。
然而“道”也是“迹”(轨迹痕迹)在“闻”是“说”在“见”是“迹”故而有“迹象”之说“闻”之“说”不是般经验科学的“学说”不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而是“本体”、“物自体”向我们“说些”“什么”;“迹象”则既非“图(绘)画”(painting)又非一般的“文字”;“图四”是“形”,“文字”则可以是经验科学的而“迹象”则在科学上、概念上是“朦胧”的“本体”“物自体”原本是“暗”、是“玄”是个“问题”康德说的“问题性概念”“河图”“洛书”被认为是古代传授“本体”性知识的“(天)书”,它的“图”不是“图画”,它的“书”也不是般的“文字”,而正是此无形之像“无声之音(言)”。这里的“图画”不是“形”之“模仿”,这里的“文字”,亦非记录“有声之言”,而是记录了“无声之言”,是“无字书”,是“天书”这此“轨迹”发出“无声之音”在向我们“诉说”、“评判”、“请求”、“命令”着些“什么”在向我们传授着“道”——“无形之音像”“无声之音(言)”。这样“象学”“音学”合而为“道口学”。
“道”在“天”上“天”可以是“明”的(白天)也可以是“暗”的(黑夜);但“天”上的“象”因其无“形”而不是确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清楚的。所以我说海德格尔由-Dasein“明”出来的Sein是个“暗”的、“玄”的东西是一个大“问题”像“黑夜”样这点是列维纳所着重揭示的,海德格尔本人在后来也特别说到“天”、“地”“人”、“神”的“合一”关系。就中国传统来看,在“天”之“道”如果真的那样“明”,则不必为“非常道”会“无以名之”,而要“强名之曰‘道’”。老子特别看出了一点,强调“道”之“玄”“妙”(不可言)性,似乎在“天”之“道”被“埋”在了“地”“下”样。
“天”(日)烛照“地上”一切,使它“明”起来,成为“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但“天”自己只“显现”为“象”“天”还有“烛照”不到的“地方”(处所)这个“处所”在“地”(之)“下”。所以在古人看来,“道”亦“深”,亦“远”。“远”在“天上”,而“深”入“地下”。然而既“深”且“远”之“道”,却支配着“人”之“命运”。
“人”“生”“天”“地”之“间”。“人”或是从“天”上来的(上帝创造人),“人”或是从“地”下来的(地为母胎),或是“天”、“地”之“交”(会)产生的,不论怎样,“人”都在“天”、“地”的“中间”,头顶“青天”,足踏“大地”,为人在天地之间,耕耘劳作,立功、立言、立德,都是上承着“天”,下禀着“地”,但“天”、“地”对“人”保持着它们的“神圣性”、“神秘性”,“天”、“地”这种“不可测性”,正是那原始的“本体”之“思”的“激发剂”。古人仰观日月星辰,俯察山川大地,不禁升起“敬”意,亚里士多德如此,孔子、老子亦复如是,中外古贤哲人概莫能外,所以康德,叔本华才说“人”自然就有一种“形而上”的倾向。
“本体”、“物自身”,合“音”(言)“象”之“道”或“哪”或“暗”其实都是同样性质的,“明”也好,“暗”也好,它都是“不可限定”、“不可测”的,即不是经验科学所能把握的,“象”和“音(言)”最终不能完全转化为“形”和“声”。无“形”之“象”不确定,无“声”之“言”又何能“确定”?“天何言哉?”雨露滋润着草木,“地”何言哉?沃土生长着禾苗。“凡可言说的,都能说清楚”,故“不(可)言说的”(沉默的,silent)则“不(可)清楚”,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形而上学”之“情结”。
“地”上的、“天”、“地”之“间”的“形形色色”,当然是“明明白白”的,一时不清楚的,慢慢可以让它清楚起来,一时“无以名之”的,可以按情形给它起个“名”字,但“天”上、“地”下所“隐藏”的那个“本体”、“物自体”、“道”,却是“原则上”不会“清楚明白”的。不错,“人”得“天”、“地”之菁华,得“天”(地)独厚——“上帝之宠儿”、“天之骄子”,有“神而明之”的能力,但“人”不能“避免”(躲避)“黑暗”。“人”用不着等到真的“死”了才能“体验”“黑暗”,那时“人”已无感、无知、无识,“体验”不出来了;然而日夜之交替,四时之轮转,无不“提示”着“黑暗”之“存在”及“不可避免”。“黑夜”之中,如无半点星光,四周“寂静”,则如同进入“坟墓”,大自然不给你“提供”任何“信息”,此时如果你是个“失眠者”,则可以亲身“感”到这种“境界”,这是一种“混沌”(chaos)的“境界”,列维纳以此来提示人们对sein(il y a)的体验,这是一般人都能体验得到的。及至第二天清晨,阳光普照大地,则“形”、“声”一切如“常”;有哲学智慧者,不必患有失眠症,尽可安睡于夜晚,而可以在阳光普照下,“见”到“天象”,“闻”到“天籁”,“见”到“无形之象”,“闻”到“无声之言(音)”,这在古人看来,即是“得”“道”。
无论西方人、东方人、中国人都是富有哲思的民族,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在很古的时候已经开发出这种对“本体”、“物自身”的“形而上”的哲思,从体会的深刻程度来看,可能我们的祖先要胜于西方的古人;不过后来东西方的历史发展不同,西方人依靠经验科学的发达以及逻辑学的完善,由经验科学到“超越”此种学科,而进入“形而上学”的哲思,并由此而运用逻辑推演的方法,使“形而上学”具有“科学”的形态,这是中国哲学后来发展所欠缺的。且不说“哲学一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一个“超越”形态在近现代所受到的批评及其自身确实存在的缺点,就学科体系之完善及思维之缜密来说,是中国哲学家理应向西方学者学习的地方,但在学习的同时,切莫要把我们传统中那深入之处丢弃了。
西方人在从“经验”“上升”为“超越”、“本体”、“本质”时,善于用“验科学”的方法,有“分析”,有“综合”,有“感觉材料”,也有“抽象概念”;而中国传统则往往是“艺术”式的,从“一滴水”“见”“大千世界”(经验之“全”),从这个意义说,的确更具“审美”、“艺术”的意味。不过中国的传统往往更多地直接进人“本体”、“本质”、“物自身”、“超越”的“形而上”层次,在这方面,就不是“审美”、“艺术”式的,既不是所谓“具象”的,当然也非“抽象”的。
中国传统对“本体”、“本质”、“物自身”,这类“问题”的思考方式,就像它思考的“对象”(问题)本身一样,不是经验的概念和范畴所能“限定”的,因而“无以名之”,或“强名之”也可以,但不免以偏概全,需要用许多的话来阐释。
其实西方的哲学也遇到这个问题。哲学对“本体”、“本质”、“物自身”之“思考”,到底是一门什么“学问”(学科、科学)?它和“(经验)科学”、“宗教”还有“艺术”有何种关系?可能水不会有最后的答案。
学科的困惑,来自其思考“对象”(问题、题目、课题)之困惑。“本体”、“本质”、“物自体”……的困惑,是西方哲学的“世纪”的“困惑”,而扩大开来看,又可能是我们人类的持久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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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角度分析 ,乡镇集体、村民个体和房地产开发商在经济利益驱使下都愿意开发和建设小产权房。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从经济均衡角度分析我国小产权房问题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小产权房是我国城市化迅速发展和商品房价格快速上涨过程中出现的特定产物。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驱动是小产权房生成和增加的内在动力,小产权房的出现和发展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效益 实现了提升,其存在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从经济均衡角度分析,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必须综合权衡法律、社会和经济因素,强制拆除和不利管制的极端作法都是不可取的,而选择最优的解决策略,即将小产权房问题与保障性住房建设有机结合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是协调处理的好法律、经济、社会问题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经济均衡 ;小产权房;问题分析;解决策略。
从经济均衡角度分析我国小产权房问题
小产权房是我国在特定时期 ,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特定产物。我国小产权房是在 1998年住房货币化改革后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的 ,小产权房的土地使用没有经过国家的规划和审批 ,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等相关费用 ,没有获得国家房管部门颁发的房屋所有权 。小产权房 由乡镇政府或村委会 自行开发建设 ,面向社会公开销售 ,产权证由乡政府或村委会颁发 ,相对于一般商品房而言 ,其产权证不具备国家认可的产权法律效力。因此 ,所谓小产权 ,实质上没有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产权。对于小产权房问题学者有诸多研究和论述 ,本文拟从经济均衡角度探析我国小产权房问题的根源及解决对策。
小产权房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它违反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相关法规 ,也违背了国务院等有关部门的政策条例。但是 ,有着巨大法律风险和政策风 险的小产权 房却蓬勃发展 ,1995~2010年间全 国小产权房建筑面积累计超过 7.6亿平方米,大约相当于同期城镇住宅竣工面积总量的 8%。“十一五”时期小产权房竣工规模达到 2.83亿平方米 ,比“十五”时期增长 17.8%,相当于同期城镇住宅竣工面积的 7.5%。从发展趋势看 ,小产权房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虽然不符合法律法规 ,但小产权房迅猛发展,是因为小产权房的开发建设能提升整个经济社会的效益,其存在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小产权房的出现和发展,存在内在驱动力 ,这就是微观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下面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分析。
从需求角度分析 ,需求 自动创造供给。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 ,目前中国城市化率是 46.6%,整体上正是处于加速推进的阶段,未来 2O年 ,中国城市化率会以略高于 1%的速度提升。城市化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住房需求。另一方面 ,高额的房价超出了很多购房者的经济能力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 比一般在 1.8—5.5倍之间,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在 3-6倍之间。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 《经济蓝皮书》,85%以上城镇家庭无能力购买当前房价高企的住房。因为 ,城市居民的房价收人比已达到 8.31倍,农村居民的房价收入 比更是高达 29.44倍。而小产权房不需缴纳土地出让金、土地征用费、耕地占用税等成本,且没有缴纳房地产开发相关 的各项税费。其开发成本较低 ,售价仅为同区域商品房的 1/2甚至 1/5左右。城市低收入阶层 、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刚毕业大学生因房价高涨无法释放的住房刚性需求,自然转向小产权房。
从供给角度分析 ,乡镇集体、村民个体和房地产开发商在经济利益驱使下都愿意开发和建设小产权房。小产权房的发起人乡镇集体由于在小产权房的开发建设中不用交纳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费 ,小产权房即使销售价格相对低廉,仍可获超额利益 ,这个数额是征地拆迁补偿费相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这部分收益可以发展集体经济,增加乡镇医疗和教育支出,建设各类公共服务设施。
通过开发小产权房 ,村 民个体可以分享土地 的增值收益。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集体土地要被国家大量征收,土地从农民集体所有转为国有。“十一五”期间全国批准建设用地合计 228.98万公顷,其中 2010年全国批准建设用地 48.45万公顷,转为建设用地 的农用地 33.77万公顷,耕地 21.19万公顷;全年出让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29.15万公顷,出让合同价款 2.71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2.0%、57.8%,其中通过招拍挂出让土地 25.73万公顷 ,出让合同价款 2.6O万亿元 ,分别占出让总面积的 88.3%和总价款的 96.0%。集体用地与国有土地不同权、不 同价 ,农村土地地征收补偿标准偏低,而开发建设小产权房 ,村民个体则会获得比政府补偿更多的增值收益。
房地产开发商不需缴纳土地出让金、土地征用费、耕地占用税等成本,相比商品房的开发,投入资金少。虽然小产权房售价低 ,但是成本低 ,扣除成本后仍可获得丰厚的利润收益,因此,房地产开发商愿意和乡镇集体合作开发建设小产权房。
在经济社会需求和供给共同作用下 ,小产权房迅速发展 ,时至今 El,小产权房 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小产权房的出现和发展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效益实现了提升,乡镇集体和村民个体通过小产权房建设获得的土地收益 ,远远高于征地制度下低廉的土地补偿费,大大的增加了集体的财产收入和个体的支配收入;房地产开发商 ,则增加了一种投资渠道和市场选择;从政府角度分析:虽然表面看来 ,与征地制度相比政府从大的受益者成为了收益为零的“局外人”,俨然小产权房 的最大“受害者”。但仔细分析发现 ,这样的代价是以政府不再管理、执行征地收人的专款专用为条件的,这些活动在小产权房现象下 ,以市场方式得到了解决 ,因此可以说政府的利益并没有因此受到损害。
小产权房的存在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和现实合理 眭。正因如此 ,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必须综合权衡法律、社会和经济因素,选择最优的解决策略 ,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
综合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 ,将解决策略分为优、中、次 ,将小产权房强制拆除 ,则是次级解决策略。
目前全国小产权房数量众多,强制拆除的成本和损害太大。据统计 ,目前我国住宅总量在 186亿平方米左右,其中高达 66亿平方米面积的住房属于小产权房 ,占比超过 1/3。而在深圳 ,这种情况更为突出。2007年深圳市住宅调查显示 ,深圳有“城中村”农民房或其他私人 自建房超过 35万栋,总建筑面积约 1.2亿平方米 ,占全市住房总量的 49%。北京的小产权房的数量占市场总量的20%左右 ,上海的小产权房数量占市场总量的 22%左右 ,西安小产权房已占市场总量的 25%一3O%,郑州、广州等城市的小产权房屋数量也都在 20%以上。而目前,我国小产权房待建、在建、完工和已经人住等各种形式都事实上存在。
小产权房建设涉及国家、农村集体、农村个人以及小产权房购买者等多方利益 ,将小产权房作为违法建筑强制拆除,只看到小产权房的非法性 ,而忽视了小产权房的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强制拆除小产权房直接损害了房地产开发商、乡镇集体、个体村民的经济利益 ,造成大量在建、已建的住房建设资金和建筑材料被浪费 ,激化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拆除后的小产权房所占有的农村土地未必能很快复耕 ,且复耕质量也未必能保证与建房前一样好。
目前我国住房资源较为稀缺,违法建筑也是社会财富,只要不涉及质量、环保、安全等涉及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 ,对于符合城乡统筹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且未占用耕地的小产权房 ,显然不应强制拆除。
小产权房已经成为我国住房供给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拆除小产权房造成部分地区房地产市场供应紧张 ,甚至反而推高房价。
小产权房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 民集体和开发商四大权力主体的利益,小产权房的无序和蔓延在本质上是由相关权益主体对公共产权的过度争夺和攫取所造成。对小产权房不予管制,则会出现两大问题:一是不能保护农地利用整体效用;二是实现房产的有序开发和规范布局。
为保护农地公共利益即农地利用整体效用 的最大化,尤其是国家粮食安全 ,中央政府对农地非农化和土地开发必须从总体上严加管制,并通过土地开发利益的分割和平衡 ,弥补农地使用所产生的正外部性的损失。但是我国对小产权房的开发管制处于失灵状态。小产权房开发是一种游离于政府土地管制之外的“市场化”的城市蔓延,如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对中国的农地保护势必构成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房产必须实现有序开发和规范布局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 ,大量人 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人们之所以愿意住在城市而不是农村 ,除了就业机会充足以外 ,重要的原 因在 于城市 比之农村有着完善的社会公共 服务,而这种公共服务是廉价 的、甚至是免费的。
我国人口数量大 ,而城市土地和资源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无论是小城镇还是郊区,房地产开发和建设必须合理、规范和有序。
如果不能将小产权房纳入规范开发建设轨道 ,放任其继续蔓延 ,势必损害整个经济社会效益。因此 ,对小产权房不予管制 ,是中等解决策略 ,政府应该合理引导,正确规划 ,不能出现对小产权房的开发管制处于失灵状态的情况。
当前,我国城市房地产市场供需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中高档商品房供应相对充足与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供应相对不足并存;大中城市房价持续攀升与城市低收入阶层购房能力不足并存。小产权房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障房的作用,解决了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因此,小产权房问题解决的最优策略是与保障性住房建设有机结合。具体措施是:
第一 ,淡化、而不应过于纠结小产权房建设用地的集体所有而非国有的性质 ,承认集体土地上建设小产权房长期存在 ,从法律法规上予以认可。
第二,在房价较高的一线城市进行小产权房入市试点 ,使小产权房转变为可合法交易的、以 自住为主的、特殊性质的“商品房”,从而扩大城镇住房供给来源,进一步丰富城市住房供给体系。
第三,有关部 门在研究制定房地产业发展和城镇居民保障性住房发展中长期规划时 ,要科学分析预测小产权房建设规模 ,并将其中一部分作为保障性住房。从小产权房的户型面积 、建设标准、购房(租房)者准入条件和转让条件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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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 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指引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新的角度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着眼于特点,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观点;着眼于根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着眼于发展,吸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成果;着眼于现实,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着眼于应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现实的思想路线。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五个“着眼于”。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所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地位极其重要。为了正确而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采取多维视角,纠正机械论、简单化、绝对化等倾向,澄清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些模糊观念。
过去,不少领导干部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概括自己的体会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主要内容,就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些观点固然正确,不过,它们是一般唯物主义的共同观点,在马克思之前的旧唯物主义那里已经作过阐述,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或基础,但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仅仅了解这些,还没有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这个问题上,哲学界近年来也一直存在着所谓“物质本体论”和“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有的专家坚持认为,物质第一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反对把实践观点看作是它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但如前所述,物质第一性的观点是唯物主义各种派别的共同观点,仅仅讲到这一点,并未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可是,我们讨论的对象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什么其他哲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①]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实际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这个“特质”以一般唯物主义及辩证法思想的共同本质为基础,但又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内容,突出了它在前人基础上的贡献,突出了它的创新成果。它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高度。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哲学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②]。列宁也说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③]以这些论述为指导,可以说,在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具有独创性的观点,主要是实践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价值观点、(唯物的)辩证观点、历史观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着重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独有的观点。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马克思在1845年所写的“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提出了这个观点。实践观点内容丰富,它强调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了实践是认识包括理论的基础,强调了注重“改变世界”的思想。实践既是一个有一定规律、节奏和趋势的过程,又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多维的、流动的过程,人在其中具有主导作用。实践观点把这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客观过程作为基础,它既肯定了旧唯物主义的物质优先性和决定论思想,又吸收了唯心主义的主体能动性和选择论思想,同时批判了它们的消极被动性和主观虚幻性;它立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既体现了追求理想的进取精神,又指明了实现理想的根本途径,体现着辩证决定论的崭新视野,从而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综合和根本超越。
实践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它既是社会生活一切矛盾包括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物质和精神等矛盾产生的基础,又是解决这些矛盾、实现它们有机统一的中介和途径。因此,实践观点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它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所有观点都是实践观点在不同侧面的展开以及补充。这一观点不仅提供了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标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从总体上把握世界包括社会历史的辩证决定论方法。
生产观点是对实践主要内容的把握,因而是实践观点的具体化和深化。人类首先和基本的实践是物质生产活动,它是全部人类历史的实际起点,是决定人类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从根本上说,社会发展史是生产发展史,整个人类社会生活都随着生产的改变而改变。生产观点的展开,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因为物质生产包括生产力(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和生产关系(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两个基本方面,而物质生产以外的其他社会现象主要是上层建筑。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前人主观随意谈论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有确定结构的具体概念,即由一定生产力、生产关系(相对于上层建筑,又称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基本层次所构成的有机体。
在社会结构这三个基本层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其中包括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但是,说到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产生、受生产力制约、并且归根到底是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的。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条普遍的根本规律。这一观点,把过去哲学家们一向视为卑贱活动、因而通常忽略的物质生产如实地看作社会生活的基础,揭示了社会历史的真正奥秘,具有根本突破的意义。这个基本观点,为我们正确认识、评价和改造社会提供了一个根本方法,即生产力标准,也就是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评价其他一切社会现象(主要指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社会活动)好坏优劣的主要标准、根本标准。马克思最早表达了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列宁第一个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概念,毛泽东、邓小平和我们党都强调过生产力标准。
群众观点是对实践主体和生产主体的研究。实践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行动,生产也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生产。因此,对人的研究是实践观点和生产观点的进一步深化。不过,人既作为个体而存在,同时又作为群体而存在,二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社会发展史归根到底是人类个体的发展史,承认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且认为这种作用有时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强调,个人有进步与反动之分,即使是杰出人物,乃至先进阶级及其政党,也只是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只有进步力量的整体即人民群众,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即历史的创造者。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又一条普遍的根本规律。这一观点,把几千年来盛行的英雄史观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样具有根本突破的意义。群众观点的方法论化,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表明,人民群众首先是目的,其次也是手段,因此要以人民利益作为评价一切事物好坏优劣的最高标准即人民利益标准。
群众观点与生产观点是一致的。生产观点强调,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是,生产力并不是单纯的物,而是人的力量,不过不是哪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基本部分就是劳动者(包括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劳动者)。就此而言,人民群众是生产力的主体、担当者和体现者,而生产力则是人民群众素质、发展水平、本质力量的最重要表现。所以,生产力和人民群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产力的主体化、人格化,就是人民群众;而人民群众的客体化、对象化,则集中表现为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它们是统一在一起的。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尽管存在差别,但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
阶级观点是群众观点的深化和具体化。马克思概括了自己的阶级观点的主要内容,他说: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⑤]需要注意的是,实践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阶级观点要以它们为前提和基础。阶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并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消亡,生产力的发展更为根本。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民群众,同它所包含的阶级、政党、领袖之间,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真正决定历史发展方向和趋势的,是包括他们在内的人民群众。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无产阶级阶级性同人民性是一致的。
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主要生活在英国,而当时的英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绝大多数人都变为无产者,少数人成为资产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所讲的无产阶级,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基本是一回事。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直截了当地说:“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⑥]。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到当时的落后国家时,也强调无产阶级,这同他们的一个预见有关。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关系将日益简明化(虽然后来并非如此):绝大多数人都行将进入无产阶级队伍。这个意义的无产阶级,代表着包括农民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主体,是人类的先进部分,无产阶级阶级性的实质是先进性。以上无论哪种情况,无产阶级阶级性都不是同人民性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根本目标。
价值观点是对实践意义和目的的揭示。价值问题的核心也是其难点问题是评价标准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全局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提供了两条具有根本性的标准:其一是生产力标准,即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判断一切社会现象好坏优劣的根本标准。其二是人民利益标准,即以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最高标准。它们是有差别的统一。
辩证观点是对实践一般规律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观点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故称唯物辩证法。这是它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根本区别。至于具体内容,它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基本相似:它以承认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为总原则,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根本,包括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一系列范畴。当然,前者对后者也有部分突破,主要表现在前者强调发展的永恒性,强调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
历史观点是对实践过程的概括。恩格斯阐发了“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于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⑦]这就是说,一切事物都作为过程而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是历史必然性与历史暂时性的统一。这是由事物内部矛盾与其环境的交互作用等条件造成的。这些内外条件的波动无时不有,它们的交互作用是多因素的、非线性的、时间不可逆的过程,从而使事物呈现出变化发展的历史性。因此,只有坚持阶段论和条件论,同时弄清前进方向,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真正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反映了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规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是不可违背的普遍真理。同时,它们又在前者基础上,表达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具有崇高的人民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以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真理和价值的统一,亦即在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的每一个人)谋利益。其中,“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是前提和基础,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的每一个人)谋利益”,则是核心和目的,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实质(仅仅把它理解为服务于某一阶级、某一集团是过于偏狭了)。是否尊重客观规律,始终是人们实践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迄今所发生的各种失误,大多与忽视客观规律有关。就核心和目的而言,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高举着“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的每一个人)谋利益”的旗帜,亦即实现每个人自由和全面的发展,这是人类一切价值追求的制高点,具有不可超越的性质。而且,它内在地包含着伦理的要求。不能把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摆到适当位置,没有一点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至多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
搞清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基本精神意义重大。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譬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原则设想,包括实行单一的全社会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等,这些,显然在我国现阶段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提出这些设想,其深层思想或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提高效率即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促进每个人的发展,实现最大的社会公平。这个深层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再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持基本否定态度的,他认为,由于商品经济存在着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特别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等矛盾,因而必然导致资本对劳动的严酷剥削,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抗。
对于《资本论》否定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这个基本观点,我们无疑不能继续固守,也不可能用它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然而,对于《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对于其中所蕴含的对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深切关怀,我们则必须予以坚持。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论断,都应当做类似的分析,既要把握其表层含义包括具体结论,更要注重其深层思想或根本指向。
另一方面,它又涉及到如何把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准问题。几十年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在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即使在““””那样混乱的时期也不例外。可悲的是,在严重偏离正确方向和道路的时候,我们不少同志包括很多领导人还自以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本身就已经说明究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什么,还是一个尚未引起重视更未得到解决的课题。而没有一个科学的、得到普遍承认的基本标准,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一个人们任意解释的、毫无实际意义甚至负作用极大的虚假命题。可见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少同志实际上是把是否坚持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所有观点和学说当作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所谓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即“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的说法,就代表着不少人的看法[⑧]。但这是不正确的。
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能把是否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词句、具体结论直至个别基本原理(例如阶级斗争原理),当作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他们关于所有制、分配方式、具体体制以及革命形式等许多论述,都是“历史的科学”[⑨],都依赖于具体的历史条件,而这些条件是经常变化的,因此,直接反映它们的理论也必须随之改变;而且,这些论述都属于途径、手段、方法之列,尚属马克思主义的表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硬核”即根本。坚持还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标准,是遵循还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即是否在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每一个人)谋利益。只要坚持了这个基本精神,就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所谓“忠于马克思主义”,不是忠于马克思个人,实质应当是忠于科学、忠于人民。由此也可看出,一切反映客观规律、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要求的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是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保持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如果问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科学理论有什么区别的话,可以说,在对待客观规律和人民利益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在认识上,应当更自觉、更全面、更深刻;在行动上,应当更坚决、更完全、更彻底。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里仅列举其中的部分成果: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现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横断科学的成果,就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对立统一学说。系统思想把比较抽象的矛盾,发展为比较具体的系统,进一步揭示了它的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和开放性,并且概括出正反馈、负反馈、可能性空间等相互作用机制,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增强了理论的操作性。其中关于复杂性问题的研究,更给予人们许多重要启示。与此相联系,过去,我们长期宣传“一分为二”,其积极作用是普及了辩证法的一些常识,但也带来很大的负作用,它使不少同志以为,事物大多是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似乎事物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现代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只是反映了事物的极端状态,它们实际不过是一些特例,事物的常态更近似于从零到一的连续值分布,大量的事物都处在两极之间的某种状态。这种从二值逻辑到连续值逻辑的跃迁,更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也是对矛盾学说的发展。
在认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这毫无问题。它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但是,它对于能动性的把握,还比较抽象和笼统,它比较注重研究个体认识,注重研究理性认识。近年来,在反映论的基础上,建构论的思想把能动性问题深化和具体化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得到了较大发展,对于非理性认识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与西方哲学的影响有一定联系)。
价值论的研究是一个更重要的进展。马克思的哲学是包含价值论思想的,它主要体现在把追求人类解放与每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理想,也体现在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思想。不过,这方面的论述不够系统,远未构成体系。这本来是一个不足。而在后来苏联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更加强化了真理、规律、科学性等问题,价值论的问题受到了严重的忽略,表现出很强的唯科学主义倾向。不少这类教科书把规律看得至高无上,似乎人生的使命,就是认识规律,服从规律,直至为规律而献身。这个意义的规律,俨然变为新的“绝对精神”或“上帝”。这就走向了真理的反面。实际上,人们之所以要探索规律、认识规律,归根到底是为了利用规律,来实现人本身的利益。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价值论的研究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在价值的本质、价值的类型、评价与价值的关系、评价标准等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重要进展。现在,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等人类基本价值观念已经写进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⑩]。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人们对世界的整体把握中,真理和价值是两个基本的维度,真理的问题是基础问题,而价值问题则是核心问题,它是对人生的意义、目的、追求的探索,具有为人们的行为定向的根本意义。如果说,在物质生活还很贫困的条件下,人们为了谋求生存,可能对它容易忽略的话,那么,在物质生活日益充裕的现时代,价值的问题就愈益突出起来,它实质上体现着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体现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与协调社会冲突的趋向。这方面的研究进展,明显地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与马克思几乎同时的新康德主义的代表文德尔班及其弟子李凯尔特等创立了价值哲学,它在后来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流派中得到了很大发展。我国价值论的研究,借鉴了西方哲学中的有益成果。
人学的兴起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主要由于对““””严重践踏人性的反思,同时也受到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启示,人学研究在我国日益兴盛起来,在人的本质、人的属性、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能力、人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等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现在,尊重和保护人权已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人为本”业已成为指导我国发展的核心理念。
在规律观方面,过去我们对规律理解得比较死板和机械,似乎凡是规律都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必然性,历史规律仿佛就像“火车时刻表”一样机械和确定不移。现在,我们认识到,规律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严格必然性只是规律的一种形态,而且是省略了很多其他因素(即自然科学所谓“理想条件”下)的特例,规律的常态是统计规律即表现为一定概率的必然性,进一步说,是系统规律,即由一定层次和结构所决定的某种概率的分布。这样,就深化了马克思的辩证决定论思想。与此密切相连,唯物的主体选择论思想从过去的被否定转而被肯定,登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大雅之堂,在主体选择的普遍性、主体选择的类型、主体选择的作用、主体选择的机制、主体选择与客观规律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外,西方国家科学哲学、解释学乃至后现代思潮等学说中的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中国儒学中注重道德教化和个人修养的德治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等,也被大量地吸收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
由上可见,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马克思的哲学,但又不限于马克思的哲学,总体上高于马克思的哲学。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实践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科学在进步,世界和人生的丰富多采和不断变化发展,要求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时俱进。可喜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同志认识到,只要是正确的东西,即使马克思、列宁没有讲过,我们也要照着去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讲了多少“老祖宗”没有讲过、但又是十分正确并且对中国发挥了巨大指导作用的新话啊!我们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新的实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站在现时代的高度,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使绝大多数人生活更美好。
西方学者大多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个人的学说,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11],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研究这种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般称之为“马克思学”。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所有观点和学说,都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
我们不是研究“马克思学”(也不是研究“毛泽东学”、“邓小平学”等),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过什么和怎样说的,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说的内容中,哪些是我们至今仍然必须遵循而不可违背的东西,因为我们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来研究的。
笔者已经多次说明,马克思主义具有狭义、广义和第三种含义。狭义是指“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广义则包括从马克思直至今天的发展,所谓第三种含义是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亦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它同作为个人思想体系的“马克思学说”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它同样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但是,二者之间又有重要差别,不能等同[12]。同样,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简单等同于马克思个人的哲学,尽管二者之间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前者对后者存在着继承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不能简单等同于马克思哲学,有两方面的理由:
一方面,马克思哲学是既成的、已经定型的东西,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它包括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如上所述,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马克思的哲学,但又不限于马克思的哲学,总体上高于马克思的哲学。前者对后者存在着发展关系。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哲学尽管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也仍有个别的不尽科学之处,对此也不必讳言。由于马克思的哲学含有这样的不足(任何人的思想体系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哲学又存在着矫正的关系。
例如,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就存在一些需要改进之处。《共产党宣言》中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3]这个观点被李大钊特别是毛泽东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根本。按照一般理解,这里的“阶级斗争”是指对抗性阶级矛盾即根本利益相互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冲突。而实际上,绵延数千年的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矛盾起伏跌宕的历史,是对抗性阶级矛盾(即阶级斗争)与非对抗性阶级矛盾相互交替、相互转化的历史,并非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各个历史阶段都曾经出现过或长或短的繁荣稳定的时期。与此相联系,马克思的阶级观点突出强调的是阶级之间的差别、对立、冲突的一面,而比较忽略阶级之间的同一、互助、合作的一面,虽然这在阶级矛盾激化的特殊时期具有很大合理性,但在整体上是有偏差的。
因为阶级是分工的产物,而分工与协作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它表明各个阶级之间也存在着协作和互补的关系,它们在一定历史阶段都是不可缺少的。马克思这个关于社会历史的总体观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所发生的严重失误,以至在民主革命中反复出现的某些过火斗争,与这个观点的偏差不无联系。尤其是在当代,由于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所有者队伍的扩大、人们在不同阶层之间流动性的增强、劳动者和所有者一身二任现象的增多以及各种税收政策的调节,阶级和阶层差别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明显和确定(例如,现在关于无产阶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之间虽有矛盾,但通常处于非对抗状态,再把阶级斗争当作是分析社会关系的中心线索,已经不再适宜了。以微软集团董事会主席比尔·盖茨为例,作为世界首富,他可算是传统意义上最大的资本家,但同时,作为卓有成效的科技开发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他又是杰出的劳动者。何况,他还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慈善家之一。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人,我们在总体上必须给予肯定,因为他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代表了先进文化,堪称社会发展的前锋。假如我们把他以及许多类似的企业家都当作阶级斗争对象统统打倒,那么,只会延缓和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
更一般地说,马克思受到黑格尔关于矛盾双方本质对立思想的影响,时常运用两极对立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因而过于强调斗争性(恩格斯说:“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14]),强调对事物(包括社会)的根本变革,期冀彻底消除矛盾,带有某种激进的理想化色彩。譬如,他关于消灭“旧式社会分工”、消灭个别劳动、消灭商品经济、实现人类大同等论断,就含有过于急切的空想因素。党的十三大报告已经提及这一点:“前人囿于历史条件而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指出,这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才能实现的事情;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也反复强调,这是“非常漫长的过程”[15]。在人类的实践中,斗争确有普遍性,但必须从一定的条件出发,做历史允许的事情,将理想与现实在后者基础上统一起来,使斗争保持在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合理限度。对立、斗争同妥协、协调常常缺一不可。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剧烈的整体革命犹如“休克式疗法”,不可预见因素过多,其客观效果常常不如“渐进式”变革。而且,矛盾的解决,往往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衍生出新的第三方、第四方直至第N方,使原有的矛盾逐渐为新的矛盾所取代。很多矛盾双方完全可能长期共存于同一统一体中,乃至达到某种和谐的状态。这类现象,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几乎比比皆是。
综合而论,从所立足的时代、面对的实践课题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哲学主要是破坏旧世界的“革命的哲学”,而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创造新社会的“建设的哲学”,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在很多内容上显然是不同的。
所谓思想路线,是“指人们在思想认识上所遵循的根本方法。人们的思想认识是受一定的世界观支配的,自觉不自觉地以一定哲学原理作为自己思考问题时的指导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路线实质上也就是哲学路线。”[16]党的思想路线也就是我们党进行认识的基本原则,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化。作为对世界各种事物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它是对世界“是怎样”问题的回答;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来指导我们的认识和实践,解决“怎么做”问题,它就转化为方法论,即关于正确认识、评价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不是互相外在的两个东西、两张皮,而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在学理层面上,它是哲学,是世界观;在应用层面上,它是方法论,是思想路线,它是从“怎么做”的角度为我们提供的根本指导。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向实践的延伸。
党的思想路线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的基本原则,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及其限度。人们的实践活动、实际生活纷繁复杂、形态各异,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可能给人们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药方子”,无小用。这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作用的限度:不了解具体情况,缺乏有关的科学知识,单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综合概括了人类以往的认识成果,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它能够为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提供宏大背景、基本坐标或参照系,从而为人们确定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提供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否正确,是一切认识中第一位的、根本的问题,地位至关重要,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有大用:它可以为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提供总体的、根本的指导。
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能理解得过窄。譬如,仅仅把实事求是理解为“求规律”的含义[17],认为群众观点、“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在实事求是之外等。邓小平多次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18]这些论述,把实事求是看作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明概括,比仅仅是“求规律”含义的实事求是宽泛得多了。它不再局限于认识论包括真理观,而是扩展到历史观包括价值论。它不仅包含要探索客观规律的意思,而且包含我们已求到了哪些规律特别是为什么求规律的问题,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独特创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正因为如此,才可以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仅仅关涉事实认识的、认识论(知识论)意义的实事求是,不包括唯物史观特别是价值观这个核心内容,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把握实事求是,一定要注重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注重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否则就没有到位,并未领悟实事求是的真谛。
对党的思想路线需要站在现时代的高度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对于这个表述的理解,不能停留于一般唯物主义的水平上。譬如,“一切从实际出发”中的“实际”,不仅指物,而且包括人、人民群众的状况和要求;不仅包括本地的实际,也包括更大范围直至全球的实际;还包括把人民群众如实地看作是实践主体,具有能动作用;“实际”中包含诸多矛盾,而且处在一定历史阶段,如此等等。《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现有表述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它主要侧重于认识论特别是真理观的问题,而对唯物史观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特别是作为其根本的价值取向反映不够。就此而言,也有其局限性。因此,党的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需要进一步完善。建议将其修改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每一个人)谋利益。”这就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认识和实践的总原则。
还需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在以上文字表述之前,有一个重要概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简洁表述,而且含义比以上文字表述更为丰富。其中,实事求是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正面概括,是“立”——树立正确思想,也是解放思想的目的;解放思想则强调其反面指向,是“破”——破除错误思想,也是实事求是的条件。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作为“破”和“立”的关系,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因而是统一的。与时俱进本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又具有突出理论必须不断发展的重要新意,所以单列出来。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这主要是由实践观点而来的辩证决定论方法以及实践标准,由生产观点而来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特别是生产力标准,由群众观点而来的群众路线特别是人民利益标准,由阶级观点而来的阶级阶层分析方法,由辩证观点而来的系统(或矛盾)分析方法,由历史观点而来的历史主义方法,等等。它们的总和就是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认真研究和自觉运用这些方法。
如果我们真正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不局限于“说”,更注重于“做”,努力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品格,诚信笃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一定会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作者简介] 董德刚(1950-),男,辽宁沈阳人,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两个专业)。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8页注51。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第216-217页。
[⑧] 参见刘志明:《与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看法商榷》,2005年2月24日《社会科学报》。该文还发表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网”。
[⑨]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页。
[⑩] 参见《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9月4日《人民日报》。
[1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12] 参见董德刚:《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2004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15] 参见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2日《人民日报》;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2日《人民日报》。
[16]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832页。
[17]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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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管理:直接从管理核心切入,由领导班子和管理者团队引领并身体力行(不仅仅是重视),紧扣核心价值驱动要素,从组织和个人全面致力改善组织状态。企业因企业文化管理而获得管理者素质的提升、核心员工保有率的提高、品牌价值提升、竞争优势保持等高价值回报。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国有企业文化建设问题的哲学思考相关论文。内容进行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于国有企业文化建设问题的哲学思考全文如下: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文化的建设直接影响着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程,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文化的建设面临着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而且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发展中自身存在着不平衡性与矛盾[1]。在遭遇严峻挑战和自身矛盾的境遇下,建设充满现代精神的国有企业文化需要我们进行科学的较深层次的研究与探讨。从哲学的视角来考虑国有企业文化建设问题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1.1国有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国有企业担负着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国有企业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如果国有企业文化得不到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也就难以兴盛。特别是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环境下,国家之间的文化在竞争之中占有重要地位。加强国有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经济发展,促进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高我国的文化在世界的竞争力。
1.2国有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
在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文化建设与企业发展战略是紧密联系的,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也处处体现着企业文化[3],当从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设先进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国有企业文化,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与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使国有企业发展战略的改革,国有企业在文化建设中和不断地深化改革中能增强企业凝聚力,促进企业的发展。
2.1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是国家的精神财富,也影响着国有经济文化的建设,在国有经济文化建设中,要注重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注重树立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倡导企业之间和谐相处,和谐发展以实现企业之间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吸取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我国的国有企业正在不断的改革发展中,只有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发展中不断地开拓进取,不断地创新,才能够不断地发展壮大。
2.2继承和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
我国的国有企业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建设中继承和发扬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建设,也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国有企业文化建设要继承和弘扬科学理性的精神,科学理性的精神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继承和弘扬科学理性的精神能够促进企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提升科技水平。还要发扬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随着社会发展的瞬息万变,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在企业发展中,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开拓创新,不与时俱进,将得不到可持续发展,最终会被淘汰,这对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是无益的。开拓创新是企业寻求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企业增强实力的必不可少的方式之一。所以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继承和发扬开拓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以文化建设的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促进企业的创新、与时俱进。
2.3借鉴东西方企业文化的优秀部分
美国企业文化中具有探索、创新、怀疑、实证、理性和独立的精神,而且美国企业的管理中注重全面质量的管理。在日本企业文化中形成了人本主义的企业理念,企业员工忠于企业、信任服从领导的安排,企业内部团结一致,大多数企业以为整个社会服务为经营理念。这些优秀的企业文化因子都是值得我国在建设国有企业文化中进行吸收和借鉴的。
2.4建立现代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体制机制
我国的国有企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在建设国有企业文化时,要建设相应的建设体制机制。首先总经理和党委书记要负责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在提出经营管理理念方面,要从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出发,在提出了正确的经营管理理念后,总经理和党委书记还要身体力行,做出表率作用。
2.5建设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管理体制
国有企业文化建设是是一项大的工程,企业文化的建设离不开企业的领导们的努力,因此为了更好地建设企业文化,需要建立相关的管理体制,将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落实到领导的工作中去。可以建立考核机制,将文化建设工作作为领导考核的指标之一。还可以建设激励机制,通过绩效评估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进行评估,对那些为企业文化建设做出成绩的部门或者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以此来促进企业文化健康、有序的发展。
总而言之,国有企业是我国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影响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关系着我国国家经济的发展,建设国有企业先进文化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可以继承和发扬本国优秀的文化精神,吸收和借鉴东西方企业文化的优秀因子,在机制方面建立现代化的国有企业文化体制机制和管理机制,促进国有企业文化的健康发展,增强企业文化的实力,从而提高国家文化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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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哲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它代表了一个独立的领域(独特的话题),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手段(原创性的方法论),它能够与其它哲学分支比肩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信息”的哲学问题由来已久,但一直未引起哲学界真正重视。最近西方哲学界提出“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简称PI)研究纲领,把“信息”作为哲学基本概念列入研究范畴,认为它和存在、知识、意义具有同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哲学面临着信息转向。本文将着重介绍信息哲学这门新兴的、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哲学学科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关键词:信息;信息哲学;信息转向;研究纲领
当代信息哲学创始人、牛津大学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完成了耗时数载,经过广泛辩论的工作,详细论述了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研究纲领何以成为可能。早在1996年弗洛里迪便提出“信息哲学”的概念,并在其著作《哲学与计算导论》阐述了信息哲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Floridi 1999)。不久前,西方哲学界权威性期刊《元哲学》又发表了他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Floridi 2002a,刘钢 2002),其中他对信息哲学这门新兴的、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哲学学科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他的基本论点是:信息哲学代表了一个独立的探究领域(独特的话题);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了创新的手段(原创性的方法论);能与其他哲学分支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这是哲学界第一篇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纲领性文章。我们认为正是这一点恰恰是其价值所在,因为信息哲学作为哲学的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此便有了一面旗帜。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大技术”(包括遗传基因工程和太空技术等)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过去的50多年,无论是理论方面,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还是应用方面,如从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到今天的互联网,无不与信息相关。具体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图景呈现出科学“转向”技术的趋势。结果是将人类带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纵观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没有任何技术向信息技术那样对人类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然而,盛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走向衰落。主要是因为它的批判功能遭到了抛弃,致使科学主义在许多哲学分支成为主导力量,其结果便是“哲学再次被普遍地看作是科学的延伸。”(Hacker 2001),也就是说,哲学渐渐变成科学的附庸,甚至成了科学的“婢女”和“小工”。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哲学或者在科学之上,像科学的女皇(这个时代科学家认为已经一去不返了),或者位于科学之下,为科学廓清道路、奠定基础。然而,无论是在科学之上或是在科学之下,“哲学都不是与科学比肩的学问。”(Wittgenstein 1997) 实际上,世界以及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复杂,哲学的话语水平也就必须越基本,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自身保持一种超越、批判和反思的地位,这才是哲学的理由。
哲学对信息技术的反思主要基于两条进路,在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最终成就了信息哲学。一条是批判性的,即对技术的哲学反思,这主要始于欧陆的人文学者,尤其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反思,都是非常具有深度的。同时在社会认识论、媒体理论以及应用伦理学诸多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另一条则属于建设性的,即沿着形式科学提出的哲学问题向前推进。譬如说,逻辑学家图灵提出人工智能问题,在哲学领域中绽放出众多奇葩,在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解释学和形而上学等诸多学科都能见到人工智能的身影。数学家维纳提出的关于信息的本质问题,则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逐渐地“信息”便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特话题,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IPM)的广泛采用在哲学领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的理论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为信息社会提供了系统性论证。
当代信息哲学从虽然从信息的哲学问题脱胎而来,但形成独立的研究纲领,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事情。而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Philosophy and Computers, APA-PAC)所组织三次大的活动功不可没。第一次是1985年该会促成的计算机伦理学;第二次是始于90年代中期美国的“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的全国性哲学普查;第三次则是2002年推出“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宣言。所有这三次大的活动,均得到西方权威性哲学刊物《元哲学》的全力配合,分别出版题为了《计算机伦理学》(1985)、《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1998)以及《赛博哲学--哲学与计算机交汇》(2002)的专刊。而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的两任会长拜纳姆(T. W. Bynum)和穆尔(J. H. Moor)则对这三次大的活动起了积极和直接的推动作用。
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并非一帆风顺,追溯它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a)探索阶段。图灵于30年代便开始发表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人工智能、计算科学、复杂性理论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等,相继引起哲学界的关注,尤其是人工智能。信息的科学研究为其成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奠定了基础。这期间也不乏一些力作问世,如1978年斯洛曼(A. Sloman)在他的《哲学的计算机革命》这部著作中,便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他大胆地预测道:“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Sloman 1978)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界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而人工智能的作用就好像是特洛伊木马,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引入哲学的城堡。
(b)徘徊阶段。信息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暴露在如此异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信息和计算机网络资源利用占有绝对的地位,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最具战略意义的,信息成为社会生产与交往的重要的资源。即便如此,信息哲学依然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领域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产生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但仅限于一些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伦理学等。另一方面,则作为方法论被其他领域所吸纳。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c)确立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信息作为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开始得到哲学界的承认,如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M. Dummett)在其《分析哲学起源》中,赞同信息是比知识更基本的概念的观点。(Dummett 1993) 此外,美国《时代周刊》将个人计算机评为1982年的“年度人物”。1985年,美国哲学会创建了哲学与计算机分会。同年,美国主办的权威哲学期刊《元哲学》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与伦理学》的专号。首次由计算与哲学协会(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and Philosophy, CAP,即目前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的前身)出资赞助的年会于1986年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召开。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哲学界已经完全意识到信息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确认其方法论和理论的价值。信息的概念、方法、技术和理论已经成为强大的“解释学装置”。它们形成了一种元科学,具有统一的语言,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畅通无阻。1998年,《元哲学》出版了《数字凤凰棗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专刊,这是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的在1997年完成的哲学普查总结。其中首次确认信息哲学的涌现是哲学的一股新生力量,改变了哲学家理解那些诸如心智、意识、经验、推理、知识等诸多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Bynum & Moor 1998)
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一旦浮出水面之后,便成为一个边界明晰的研究领域,具有鲜明的研究纲领。弗洛里迪认为,新领域可以具有交叉科学的性质,但却必须是自主的,而不是跨学科的,即它必须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要达到这一点至少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Floridi 2002a)
(i)它不仅能够对正统哲学的主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而且还要对经典的“ti esti”做出同样的交代,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哲学”(philosophy of);
(ii)新领域能够成为有效的收敛吸引子,即在这个领域产生的成果足以吸引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的和财力的等等。这说明此领域富有生命力,使得大家乐意为之献身;
(iii)新领域要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够将各种资源聚拢起来形成合力,而且还要能够从已经成熟研究领域“挖”资源,而不是相反;
(iv)最后,新领域研究内容要极为很丰富,这样便可以组织起泾渭分明的子领域或下属学科,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专业化的需求,这包括研究队伍、教学队伍以及应用领域的合理人才配置。
那么信息哲学是否满足上述四个条件呢?下面我们便具体来看一下。哲学基本上以两种方式介入“ti esti”问题,一种是现象学方式,一种是元理论方式。语言哲学和认识论是“现象学”或现象的哲学的两个例子。它们的话题分别是意义与知识,而不是语言学理论和认知科学。另一方面,物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则明显属于“元理论”的例子。它们所探讨的问题来自有组织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同样也研究自然或社会现象。然而,其他一些哲学常常把现象学和元理论的旨趣相结合。譬如,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而信息哲学,虽然它的话题很古老,但是在思想史上,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却是非常晚近的事。信息哲学像数学哲学一样,偏向现象学。它首先关心信息世界、计算和信息社会所呈现出的一阶现象的整个领域。但是,之于其自身资源的方法论批判方面,它更倾向于一种元理论方法,也就是说,它在现象学和元理论之间保持着一种必要的张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信息哲学?根据弗洛里迪的意见,信息哲学涉及两个方面,即(a)信息的本质研究和及其基本原理,包括它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b)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Floridi 2002a)下面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两个方面。
定义的前半部分涉及一个新的哲学领域,它要对“ti esti”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即追问“信息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领域的首要标志。信息哲学不同于数据通信的定量理论(信息论)的研究。从整体上看,它的任务不是要发展关于一种科学的统一理论,而是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目的是分析、评价和解释信息的各种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特别关注的是来自不同应用背景和与其他主要哲学概念,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相关系统的问题。定义中“信息的动力学”指的是(i)信息环境的构成和模式,包括其系统的性质、交互的形式,内部的演化等;(ii)信息的生命周期,即各阶段信息的形式和功能的活动,从信息发生的初始到它最后的利用和可能的消失;(iii)计算,一方面指图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一方面指更广意义下的信息处理。
定义的第二部分表明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对信息的概念本质及其动力学和利用的研究,则由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得以继续。这一视角也同样影响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这些应用下面还要谈到。
从我们目前的研究来看,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能够满足上述四个条件。我们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之。2001年11月6日,德国洪堡基金会在柏林举行了颁奖仪式,将高达200万美元的保罗奖(Wolfgang Paul Award)授予美国布法罗大学的哲学家史密斯(Barry Smith),旨在资助其形式本体论(formal ontology)的哲学方法和理论在信息科学领域中的应用。据信,这是哲学家迄今为止得到的金额最高的一项研究奖金(Donovan 2001)。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信息哲学的方法论已经找到了它的用武之地。
总之,作为西方新兴起的一个哲学思潮,信息哲学被定义为批判性研究的哲学领域,它涉及到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信息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以及对哲学问题的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的提炼和应用。它代表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独特的话题);它能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一种创新的方法(原创性的方法论);它能与其他哲学分支比肩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
信息哲学既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纲领又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强调的是“信息转向”(information turn),即强调信息的基础性地位,弗洛里迪甚至提出信息哲学将成为未来的“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的口号。(Floridi 2002a) 纵观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楚的看出哲学研究背景的几次大的转向。先是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向认识论,即从探讨“存在”转向“知识”。接下来则是“语言转向”,其显著特征和重要结果是将传统哲学的存在论和认识论研究均放到语言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即从探讨“知识”转向“意义”企图通过分析语言达到对世界的认识。那么,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终于使信息哲学的地位凸显出来并逐渐走向前台,则预示着哲学研究背景的再次转向,即从“意义”转向“信息”这一更为基础的分析概念,将人类理解带向更基本的层面。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的出现,已经使信息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基本概念同等重要。(Floridi 2002b) 可以预见,信息哲学的问世对基本的哲学观会产生很大影响。
实际上,早在8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埃文思(G. Evans)便提出,知觉经验先于概念内容,概念内容是基于知觉经验的判断,但是知觉经验仅仅是一个信息状态,只具有非概念内容。(Evans 1982)后来,埃文思的观点得到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的赞同,他在《分析哲学起源》中评论道:“……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
在我们看来,达米特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这不仅因为他是世界级的哲学家,更因为他抓住了西方哲学走向的大脉络。分析哲学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兴衰之后,基本上已经淡出,退入背景,化为春泥。另一方面,信息革命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哲学,在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和伦理学等哲学的主要领域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计算机不仅改变了哲学家的职业活动,如研究、合作以及教学等,更为重要的是,还对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心智、意识、推理、逻辑、知识、真理等等。作为分析哲学的重要人物,达米特不会对这些基础性的变革视而不见,因而,信息哲学能够在分析哲学的重镇牛津大学问世,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不仅如此,美国著名哲学家丹内特(D. C. Dennett)甚至提出:“信息的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理论中。”(Dennett 1987)也就是说,信息的概念有可能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统一在一个理论之内。这一观点也可以从信息哲学主张的研究纲领看出来,因为信息哲学的核心目标便是寻求统一信息理论(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UTI)。
具体来说,信息哲学的理论旨趣有以下四个方面:
(a)核心。寻求统一信息理论,这是信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其基本问题就是对信息本质进行反思;同时对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进行分析、解释和评价,重点关注在信息环境中引发的系统问题。
(b)创新。以(a)为基础,其主要目的是为各种新老哲学问题提供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Information-theoretic Philosophical Method,IPM)。创新是信息哲学最具特色的,也是使信息哲学得以在哲学殿堂确立地位的关键所在。其中包括诸多哲学领域,这将在下一节具体讨论。
(c)体系。属于原信息哲学(proto-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理论体系的根基。它以(b)为基础,为上述创新目标的各个分支提炼理论分析框架。利用信息的概念、方法、工具和技术来对传统和新的问题进行建模、阐释和提供解决方案。
(d)方法论。这一目标属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它以(b)为基础,对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及其相关学科中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为其提供元理论分析框架。
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吸引众多的资源,除了要看学科本身,如看它是否古老、是否有经典、是否有大家等,更要看这个学科所讨论的话题是否能够产生有说服力的成果。信息哲学之所以具有极强的生命力,除了它的话题可以上溯到古老的传统(如普遍计算的思想源于大哲学家莱布尼兹)之外,关键还在于它利用计算机拓展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法论,即我们所说的创新的方法论。正是由于有了新方法,传统的话题才能获得新的视角,获得新的生命,而新的话题也会随着新的方法论的广泛应用不断问世。
新的视角的引入同样也影响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这才是它迷人之所在。例如,对人和动物的认知和语言能力以及智能的人工形式可能性的理解,这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哲学、信息理论语义学、信息理论认识论、动态语义学;分析推理和计算过程,包括计算哲学、计算科学哲学、信息流逻辑、情景逻辑等诸多方面;解释生命和代理的组织原则,而人工生命哲学、控制论和自动机哲学、决策与博弈论等遍落入这个范畴;发明新的方法来为物理和概念体系建模,上面提到的斯密斯博士的形式本体论便属于这个领域,另外信息系统理论、虚拟实在哲学等也是该领域要涉及的内容;再就是以模型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计算方法论等以阐释科学知识的方法论为目的的领域;
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的广泛应用,产生了相应的社会责任和新环境下行为规范的问题,因此,计算机和信息伦理学、人工伦理学等伦理学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显学”;美学是古老的,但数字美学作为存在语义化的新阶段,可以为当代社会的知识体系提供系统性处理,可以使人类更进一步理解社会并负责任地建构这个数字世界,因此数字多媒体/超媒体理论、超文本理论以及文学批评等无疑将成为虚拟环境下的首要问题;还有体现信息社会以及在数字环境下关于人类行为的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现象等。(Floridi 2002)这些分支领域的存在证明信息哲学足以满足进一步专业化的要求。信息哲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它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收敛的理论框架。
从另一个角度看,专业社团对学术共同体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例如,在信息哲学得以确立的过程中,美国哲学协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另一个例子便是计算与哲学协会。在过去的16年中,该协会每年都围绕一个计算和哲学相关的主题举行年会。回顾过去各年会所讨论的议题,可以发现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是值得关注的。首先,是哲学教学的计算机应用,这包括以计算机为中介的计算、远程教育和电化教育、电子出版、逻辑与逻辑软件、网络哲学资源建设等范畴;其次是计算机的社会方面,如信息与信息技术哲学、计算机伦理学、计算机文化与社会、虚拟实在等;第三,与哲学的创新相关,其中人工智能/认知科学、人工生命/生物学中的计算机建模、形而上学等是重点关注的问题。(IACAP 2001)计算机和网络的出现,改变了哲学家对哲学基本概念的观念,如信息哲学所探讨形而上学问题更多地侧重于分布式处理,突现的性质、形式本体论、网络结构等问题,这是传统哲学所未能涉及的领域,因而可以说信息哲学将哲学探究的疆域拓展了,为人类理解做出了新贡献。
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即将推出当代信息哲学的创始人弗洛里迪主编的一部导论性的著作,《计算与信息哲学指南》。从中也可以看出信息哲学的基本走向。(Floridi 2003)在他看来,信息哲学的基本概念主要包括信息、计算、复杂性和系统;在计算机的社会维度要讨论的议题有计算机伦理学 通信与交互作用 网络空间 数字艺术;心智与人工智能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人工智能哲学及其批判、计算主义、联结主义与心智是主干;现实的与虚拟的世界构成信息哲学的另一重要维度,其中包括形式本体论、虚拟实在、信息的物理学、控制论、人工生命等诸多话题;语言与知识、信息与内容、形式语言和超文本理论形成信息哲学的一极;而逻辑与概率则设计诸多逻辑,以及人工智能中的概率性推理、决策论和博弈论等;最后是科学哲学中的计算、计算机科学的方法论、信息技术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计算建模等。
2003年国际著名人工智能杂志《心智与机器》第一期将出版信息哲学专刊,也是由弗洛里迪任主编。论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与信息哲学相关的元理论问题;信息哲学的方法论方面;哲学的信息转向以及信息哲学的各专业领域问题,包括人工智能哲学、计算的科学哲学、认识论的信息理论方法、语言和心智哲学、计算机伦理学、超文本理论、信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的概念分析。
正如《数字凤凰》的主编所宣称的,“哲学领域不时会发生一些大的运动。这些运动始于若干简单但却非常丰富的思想棗这些思想为哲学家提供了审视哲学问题的新透镜。渐渐地,哲学方法和问题得到了提炼并根据这些新观念获得理解。随着新颖而有意义的哲学成果的获得,运动发展成一股蔓延至整个学科的知识浪潮。一个新的哲学范式涌现了……计算便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棗新颖而又演变着的为哲学探究所准备的主题、方法和模式。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Bynum and Moor 1998, p. 1.)像凤凰涅磐一样,哲学获得了新生,这门新的哲学范式便是信息哲学。
概括起来,信息的科学研究不仅为哲学提供了崭新的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为哲学贡献了具有原创意义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信息的哲学反思又为信息社会的理论基础提供了系统论证,形成了与其他哲学分支并立的新的理论体系,引导并规范着信息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根据我们的研究,西方各种后现代思潮大有收摄于信息哲学的趋势,并有可能出现新的理论综合,这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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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哲学基础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学发展观哲学基础全文如下:
[摘要]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正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它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本文分别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核心以及基本要求三个方面为切入点,探讨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
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我国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200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正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它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主义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类历史的发展,其内在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政党的先进性,也体现在是不是能够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革命,即推翻旧的生产关系,目的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建设、执政和改革,目的仍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同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长期的、根本的任务。“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是中国共产党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深刻认识,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发展的内核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思想是建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基本点上的。离开了经济建设谈发展,就离开了生产力发展这个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归结是人的利益和价值,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并且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就是各项工作始终将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以人为本,既包括作为整体集合的人的利益指向,也包括作为个体的人的利益指向。整体的人的集合因为个体的凝聚而存在,个体的人在整体的集合中活动。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并不是简单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和绝对利益,这是与西方人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人,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个人的自由是与共同的自由相联系的,自由是与全面相联系的。整体的人和个体的人是矛盾的统一,个体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整体的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单元内核,没有个体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没有整体的人全面自由发展;而整体的人全面自由发展是个体的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基础,没有整体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就失去了个体的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体的自由发展依附于整体的自由发展,个体的全面发展既依附于整体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包括与其他个体以及整体的关系。
联系的形式是多样的。正如物质的存在是多样性的统一一样,事物、现象的普遍联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不同方向和不同侧面的联系等。每一种形式的联系既有自己的内容,也有自己的形式。事物普遍联系内容的无限多样性,决定了与之相应的形式的多样性。形式和内容的区别是相对的,它们之间是相互过渡、相互转化的。内容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内容决定形式,特定的内容要求与之相应的特定形式。一定的形式只有在一定内容的基础上才能产生,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形式,事物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它的形式迟早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原理,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发展的哲学依据。新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首先要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但是,社会的发展是由其内在的各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人类文明进步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协调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需要长期保持较快的速度,并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
一是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努力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
二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应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三是要统筹区域发展,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四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要统筹推进各方面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和机制保障。
五是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处理好内需与外需、利用外资与利用内资的关系,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种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揭示了科学发展观所包括多种多样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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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两个看似离得很远的事物之间也必然有其联系。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也是一种对话,而意识形态之间的缓和也未尝不是一种对立,如何给予不同意识形态以恰当合理的定位就成为了必然需要考虑的问题。作为中国当今时代主流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作为传承民族精神的中国哲学之间也是如此。本文主要是关于如何恰当合理定位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思考。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将马克思主义带入了中国,使其在中国扎根、成长、开花和结果,并且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此期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碰撞、斗争、此消彼长,但同时也相互借鉴吸收,并且最后走向融合。随着国学热的兴起、继续、深化以及不断地升温,引发了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地位大讨论。大致分为两大观点:“马冠儒心”和“儒冠马心”。
很多学者在“中学强于西学”或者“中学不输于西学”的理念支撑下,希望能在这个社会急剧转型、人文精神严重贫乏的时期,能够从文化、教育、政治等领域向传统回归,寻求精神寄托,重建民族文化。从经世致用的角度看中国哲学,并把它当做一种“主义”,用来作为指导思想:一方面是希望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精华,以为今用;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复兴中国传统思想,改变当下西方学术文化盛行的状况。他们认为要坚持“马冠儒心”,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看做单纯的外来文化,要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就必须要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体。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就会失去了它的存在载体,没有依托的中国传统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吗?所以,国学者们认为应该是“马冠儒心”,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优秀成果来激活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从而使传统文化再度复兴起来,成为未来中国文化的代表。
作为当今中国社会主流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的、辩证的和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坚持“儒冠马心”,因为当今的时代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循环文化,体现为一种“超稳定结构”,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一味的守旧。坚持“儒冠马心”,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进行鉴辨,继承和发扬,然后将经过“扬弃”的传统文化纳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系当中。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如何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任何哲学都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尺度的方面及其成果。也就是说,它是关乎人的,它存在的作用就是为人所用,文化也就是人化,哲学也可以被视为是“人”的哲学。
人有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大属性。人具有自然属性,是自然机体的存在,具有生命力和自然力,也是具有生命机体所不可缺少的自然需要,是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人的自然属性并不表现为人的内在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属性,人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够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才能有劳动生产活动,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精神属性是人超越自然生命和社会本质的意识的属性,它的产生根植于人的社会生活,是人获得了社会本质之后才具有的,它表现为一种内在超越的、心灵的境界和修养。
正是由于人具有这三大属性,所以我们应依据人的属性和不同哲学对于人所体现的价值,给予其合理恰当的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把个人自由作为其核心价值,反映社会历史规律,体现正义价值,因此,我们把它定位于社会公共领域。中国传统哲学是人生哲学、生命哲学,是超验的、内在超越的,是关于个人的心灵境界和人格修养的,主要作用于个人领域,表现为精神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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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多样性意味着没有一个普遍的方法来划分竞技运动哲学,体育实践是不同的哲学传统之中的实践活动,所以明确阐述体育哲学观点和体育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竞技运动方面,当在竞技运动上总会有哲学知识更加抽象化的时候,就有价值论领域做功的增长。逐渐地,哲学家们正在为国家和国际竞技运动政策的发展做贡献,他们和压力集团一起,哪里需要争论的学问和技巧,哲学家们就要忍受挑战性的标准化的问题,这是非常清楚的。如此做功的例子包括对运转着的公平的不同概念的研究,在研究中,要对性别、种族这样的种类划分表示尊重;在适当和不适当中做出公断意味着性能的增加和遗传工程;启蒙精英体育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或者启蒙现代竞技运动仇外者的民族主义。
同样地,在分析哲学的一些开创者事实上来源于欧洲大陆的理解下,西方哲学的盎格鲁美国人的占支配地位的传统正在另人误解。然而,表现我们世界经验的不同图画,对所有的学者或哲学传统和运动哲学的努力来说,是共同表现的哲学原则。在说英语的世界中赋予了分析传统的统治,为了在运动哲学中,使当前的发展讲的通,一些更加明确的消息是被要求的。分析哲学作为一个本质上地概念的询问(它的目的是基本的)出现。它经常被收集在学界关于哲学的研究成果中,这类似于在知识的花园里工作。作为第二顺序的活动,它的中心目的是通过清晰明白地阐述它们概念上的地理学,为其它的学科提供稳固的基础,以上主要讲分析哲学是什么,以及一些观点和应用,没有谈到运动的方法论问题。然而,它的假定条件是:运动的潜在地不同概念的理解是明确的。同样地,在道德规范方面,运动哲学家已经尝试去赞成不同道德哲学理论获取运动本质和运动行为本质的这种倾向。
有“ethics”的另一个概念,它是非常著名的并且是简单的社会哲学。在这种道德规范的概念下,理论参与了关于我们应该怎样生活的沉思问题的系统概念的询问。这包括中心概念(例如义务、权利、伤害、痛苦、娱乐和许诺)的分析,这种分析要用理论的透视方法(例如义务论、功利主义、美德的道德规范等等(但经常忽视)。这些道德传统中的任何一个的目标都是在好的,正确的生活和行为的背景下,对我们自己的本性体系化。这里的研究员寻求去描绘世界的那部分,那是被一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民族志学、会见、调查表等方面的伦理上的问题。“ethics”运动方面最常见的例子在偶然的会话中、理论文学作品中出现,是不是公正的事件(在不平等地赔偿男性和女性运动明星方面的社会公平)或通路(例如对种族主义和残疾的尊敬),不正常的次培养和实践(例如所谓的足球“小流氓”和欺骗,性滥用或使用兴奋剂),运动的流行像孩子陋习的一个地点和剥削,对同性恋的憎恶等。
描述性道德规范之间的区别,被认为是一个完全的价值和标准化的道德规范,被认为是权威指导的观点,这是不够另人吃惊的,而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它根据一个人怎样理解道德规范本身的性质来进行不同的设想。像这些问题,是否有道德事实,在事实和价值之间是否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事实怎样评价关系是被划分的,道德义务是否不顾美德需要考虑的事项等,这些在没有给出一个理论观点的情况下,都不能够回答。但是也有不同的困难,那就是在尝试区别两个程序时,一个程序的目的是描述世界,另一个是为行动规定一个程序。两者以复杂的方式纠缠着。大多数哲学家从事于支流道德规范,并且在运动道德规范中已经放弃了中立的观点,为了体育道德规范,追求标准化的表演,他们按照他们发展立场的清楚性和一致性,尝试着给出合理的支持。仍然重要的是,区别不需要太明显。
运动传统的作用作为年轻人角色的模式是德行理论为基础的。这种语言除了直接应用到实践上,还应用到体育理论的背景上,怀恨、暴力、贪婪经常把精英体育特性化。而且,我们经常怀疑可靠的教练或者官员的正直性,正好以此作为对欺骗官员的运动员的严惩。根本道德理论的草图和它在体育上的应用不仅仅是启发性的,它也是一个相当传统的。学者们最近已经更多的质问一个另人兴奋的问题系列,体育上遗传工程的应用,避免文化冒险的冒险活动的地点,体育在持续的、暗中破坏的团体中所扮演的角色、身份和性特征,全球环境保护论者的体育道德规范;体育伦理的审核组织和文化以及更多。
这是道德规范的另一个概念,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也是很简单的道德哲学。在道德规范的这个概念下,理论参与了系统的概念的沉思问题的调查,这些问题是有关我们应该怎样生活的。这使得中心概念(例如义务、权利、伤害、痛苦快乐和理论观点约束下的允诺,经常被忽略,包括义务论、功利主义、美德道德规范等)的分析成了必需。这些道德哲学传统的任何一个的目的都是在好的和正确的生活和行为背景下,系统的思考我们自己的本质。然而,他们的本质和范围有着广泛的不同。在一些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在其他的时候就被压制到特殊的问题之中,这些是他们抛出的根本不同的行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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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规模一定的前提下,社会总消费规模是有限的,无论社会生产多么发达,社会总消费力都是有限的,维持人口规模就是维持市场潜力。在达到丰裕社会、购买力不成问题以后,人口基数就成为消费需求的基本决定因素,我国的人口战略一定要从这样一个高度来规划,而不能缺乏这一视角。人口消费的最大潜力=人口总数×平均个人最大消费潜力。因为每一个个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消费能力也是有限的。而最大消费潜力就决定了内需经济总规模的潜力,它决定着内需经济的总回旋余地。一个国家的消费潜力与人口数息息相关。人口规模虽然不等于经济规模,但人口规模对生活必需品和必须服务的总规模起决定性作用,并对发展用品和享受用品形成潜在需求,一旦其具备了购买力,就容易形成现实的消费能力和市场规模,人口就意味着消费,所以我们说规模人口是一个等待开发的规模市场和规模经济,由此角度看:人口是经济的基础和前提。
人口因素是决定消费能力的必要条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在一个人口规模大、收入水平高的地方,消费规模也大,中国、印度、巴西等之所以被商家看好,就在于其人口规模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人口的经济效果在当今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表现得相当明显。从欧、日、俄等国的情况来看,人口减少都不利于其经济发展。内需不足、劳动力不足、老龄化和养老负担加重往往是人口减少的表现。日本2005年人口出现负增长,如今人口严重老化,经济发展受限。俄国人口负增长,也严重拖累了其经济发展,其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油、天然气、木材等领域劳动力严重短缺。放眼世界,纵观历史,人口增长过快或萎缩都不利于其经济发展。
本次金融危机要求我们增强“内需拉动”,特别要突出消费拉动。生产和消费都可以作为再生产的起点,但现在更应看重消费的起点。这就要在适当时候对人口政策做出微调,使消费能力与生产能力相协调相适应。依照“生产与消费守恒定律”:生产与消费要守恒,生产力和消费力应平衡。维持合理的人口规模就是维持消费与生产的平衡。
“过剩经济”的人口学与“短缺经济”的人口学是不同的,因为“短缺经济”要抑制消费,而“过剩经济“则要刺激消费、鼓励消费,相应的人口政策应有所改变。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维持合理的人口规模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需要。在“过剩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对人口的依赖性较强,减少人口不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从两种生产的关系和再生产的规律来看,人口再生产要同物质再生产相适应。在物质匮乏时代,物质生产较落后,人口生产要适应物质生产的状况,控制人口是必要的:在物质生产较发达时,“生产过剩”,以后的过剩可能更严重,这时人口再生产就应做适当调整,以适应物质再生产,使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匮乏时代与丰盈时代的人口政策应有所区别。
除开两种再生产的关系外,还要考虑三种再生产的关系,即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环境再生产的关系,要考虑环境资源容量等因素,如气候变化。目前的再生产,瓶颈主要在环境再生产。目前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与工业化有关,与不当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与生态建设的地位和投入不足有关,环境再生产没有和物质再生产取得一样重要的战略地位。环境可以消费,更应该生产和建设,人们在不断地利用和支取环境,却没有及时地给予补充,环境再生产没有及时跟上,出现了严重的生态赤字,因而产生了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带有很强的工业化阶段性特征,到后工业社会,随着第三产业比例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人们对环境治理力度的空前加大,对生态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强化,对环境再生产的战略地位和战略布局的空前重视,环境将有改善。人可以成为环境的消费者和破坏者,也可以成为环境的建设者和改造者甚至创造者,“事在人为”,人是具有高度能动性的,人在环境面前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适应者,更应该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建设者和改造者,人口不应成为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必须资源是可再生或可替代的。生态是可再生、环境也是应该再生产的,这是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人类的发展必须控制在资源环境的承受力和再生速度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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