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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也在不断的延伸和拓展,从单纯的保护到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和满足居民生活现代化要求的实践过程。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魏书》创设《序纪》,通过叙述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有利于其从文化上认祖归宗。
《魏书》没有纠缠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否列入正统这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而是转换一个角 度,提出了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的理论。
《魏书》为三国两晋和十六国的历史画出一个历史发展统序,即汉——魏——西晋——北魏,客观上起到了淡化夷夏之防的历史作用,为多民族国家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中国历史发展看,《魏书》不仅是西晋末年以降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记录,也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总结。《魏书》中鲜明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魏书》开篇的《序纪》,是12篇帝纪的引言,也是全书的总纲,作者的匠心和微旨贯彻其间。从历史编撰角度看,史书体例不仅是史书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表述形式问题,也是通过一定的编撰体例,表达史家一定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在华夏正统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鲜卑拓跋氏进入中原并依靠军事征服统一北方,他们既有战胜者的优越感,也有因华夏正统观念影响而形成的夷狄民族的自卑感。如何有效说明像鲜卑拓跋氏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成为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从历史上论证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根同源,同宗共祖,论证汉人与长期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是夷夏关系而是兄弟关系,从血统论上找到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中原地区既合理又合法的历史根据。
《魏书》创设《序纪》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叙述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从文化上认祖归宗,并以此论证北魏政权在中国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正统地位。黄帝被确立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魏书·序纪》开篇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序纪》明确表示鲜卑族祖先是黄帝正妃嫘祖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昌意之子,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与颛顼应该是兄弟。因为昌意封地在北方,封地内有大鲜卑山,所以因之名号为鲜卑。鲜卑与汉人都是黄帝的子孙后代,二者区别仅在于居住地的不同,这就从族源上表明汉族与鲜卑族是同宗共祖的兄弟,都是黄帝的后裔,不存在尊卑、正统与非正统问题,都可以华夏族的身份承继中国历史发展的统序。《序纪》通过叙说拓跋氏是黄帝子孙而实现认祖归宗,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序纪》宣称拓跋氏是以黄帝的德运而得名的,拓跋氏一直秉行黄帝的德运,因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拓跋氏不仅是黄帝的子孙,在文化上并未因长期居住在边陲而割断与中原历史和文化的关联。《序纪》又说:“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意即昌意的后裔始均在尧时为官,并得到舜的赏识,任命为田祖,即管理农业的官员。既然拓跋氏的祖先在尧、舜时期曾入仕为官,这就进一步肯定了拓跋氏一直是华夏族的一部分。虽然拓跋氏后来过着游牧生活,这仅是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所致,并不说明他们与农业文明是对立的,因为拓跋氏的祖先们还任过舜的“田祖”,他们对农业是了解的,甚至是内行的。
《序纪》通过族源考索,认祖归宗,追认黄帝也是鲜卑族的祖先,从而说明汉人与鲜卑人同宗共祖,身上流淌的都是黄帝的血脉,二者是兄弟关系。这样的说法有两种直接效果:一是为鲜卑拓跋氏争得个遥遥华祖,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强有力的思想理论依据,使拓跋氏入主中原名正言顺;二是实现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把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夷狄的鲜卑族融入中华民族,这不仅是民族观念的重要发展,对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魏书》主张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自班固《汉书》宣扬“汉承尧运”以来,正统论成为史学家们聚讼不息的大问题。班固宣扬刘邦为尧之后从而确立东汉的正统地位,形式虽然较为曲折,但这个传统一直受到后世史家的重视。《魏书·序记》通过族源考索,从历史上和血统上论证了北魏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和正统地位,但北魏政权要取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与承认,还需通过为北魏政权“正名”来对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一步论证。《魏书》为北魏政权正名的方式有二:一是在传目设置上设立“僭伪”、“岛夷”传;二是在北魏的国号上做文章。《魏书》设立“僭伪”、“岛夷”等传,指称和记述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称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为“僭”为“伪”,是要说明北魏才是正统所在;称宋、齐、梁为“岛夷”,则是要表明北魏才是中原先进文化的继承者。前者是从政治上着眼,后者是从文化传统上考虑。虽然这些都是政治分裂局面在史学上的反映,但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了北魏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为北魏的政治统治找到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武器。《魏书》还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北魏国号议定的过程。从登国元年(386年)4月至天兴元年(398年)6月,拓跋政权的称号始终悬而未定。天兴元年6月,太祖下诏议定国号。群臣大部分都主张以“代”为号,因为“代”具有封国和地域的双重意义。但是,在东晋皇帝司马德宗遣使来朝时,用什么样的国号来与东晋交往,意义就不同寻常了。拓跋珪舍弃群臣之言,选择汉族士人崔玄伯的意见,决定以魏为国号,以与东晋争正统。国号称“魏”,其意义有二:一是“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表明拓跋氏占有中原,理居“正朔”,使东晋标榜的“正朔”失去依据;二是拓跋珪以魏为国号,报书于东晋,等于宣称北魏政权才是曹魏的合法继承者,而夺取曹魏政权的司马氏建立的晋政权是非法的。以正朔自居,旨在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这不仅迎合了拓跋珪贬抑晋主的需要,也反映了北方汉族士人恢复魏晋典章制度文化传统的愿望。
《魏书》没有纠缠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否列入正统这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而是转换一个角度,提出了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的理论。《魏书》一方面宣扬北魏建立是“应运龙飞”,“受命维新”,这是天命所在,另一方面又强调北魏兴起的原因是“必有积德累功博利”,实际上是在说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从天意到民心,从历史到现实上把北魏政权说得既合理又合法,北魏太祖拓跋珪成为中华共主理所当然。
《魏书》为三国两晋和十六国的历史画出一个历史发展统序,即汉—魏—西晋—北魏的历史序列,并以魏为正,以吴、蜀为“僭”为“伪”。魏为正统的理由是“魏文奄有中原”,吴、蜀为“僭”为“伪”是因为它们偏居一隅。对吴、蜀“论土不出江汉,语地仅接褒斜”,但还要“握皇符,秉帝籍,三公鼎立,比踪王者”,《魏书》表示出了嘲笑和轻蔑。《魏书》的用意是谁据有中原,谁就是中国的合法继承者。值得注意的是,“僭”、“伪”、“岛夷”等传各卷篇末“史臣曰”与《匈奴刘聪等传》序论声气相应,以正统上国的口气对匈奴、东晋等政权加以贬斥,对东晋、南朝诸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地位作了进一步的否定。但《魏书》在编纂体例上为东晋、南朝诸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分别立传,其用意虽在贬斥但并不排除在外,即“今总其僭伪,列于国籍,俾后之好事,知僭盗之终始焉”。客观上,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曾经或正在占据的地域也是“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地域作基础,拓跋氏的“天下”将是不完整的。这样的体例设置,突出表现了《魏书》以拓跋鲜卑为中心的大一统民族观,对大一统思想作了新的阐释,客观上也起到了淡化夷夏之防的历史作用,这无疑为多民族国家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刘笑敢先生先后费了十年时间完成这部《老子古今》,将道家哲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笑敢早年进入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领域,曾受到十分严格的专业培训。在哲学思考之外,他掌握了有关古代文本的一切帮助知识,如训诂、断代、校勘之类;这是清代以来所谓“考证”的传统。他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便充分表现了由“考证”通向“义理”的长处。但是笑敢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专治老庄,并不是仅仅为了还原古代思想家的客观原貌,而是由于深信道家哲学在现代世界仍有重大的指引功能。所以笑敢作为哲学家,在专业研究之外,也同时博通现代哲学思潮。
本书对《老子》八十一章进行了分章研究,每章都分成了“原文对照”、“对勘举要”和“析评引论”三节。“原文对照”罗列了五种不同的古今文本,即郭店竹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傅奕本、河上公本及王弼本。“对勘举要”基本上属于传统校勘学的范围,但往往涉及很重要的文本异同的判断,如第十五章“古之善为士者”与“古之善为道者”之分歧,五种文本恰好分为两个系统。著者根据全章以至《老子》其他相同文句,并结合著作思想属性,作了细致的讨论;虽自有取舍的权衡,但不流于武断,这一态度尤可称赏。
“原文对照”与“对勘举要”两节是紧密相连的,合起来即相当于清代所谓“考证”之学。在分章的校勘、训诂中,我们只能看到关于个别章节字句的论断。但著者对于《老子》文本的考证另有整体而系统的见解,详见“导论——版本歧变与文本趋同”,读者不可放过。“导论”所涉及的版本、文本、语言、思想诸问题颇有与西方现代的“文本考证学”(TextualScholarship)可以互相比较参证的地方。这一套专门之学并非中国传统所独擅。它在西方更为源远流长。至于文本的传衍和研究,如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如希伯来文《圣经》和《新约》等,都有种种不同的版本,西方在校雠、考证各方面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文本处理的技术更是日新月异。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十分热心于中西哲学、文学以至史学的比较,但相形之下,“文本考证学”的中西比较,则少有问津者。事实上,由于研究对象——文本——的客观稳定性与具体性,这一方面的比较似乎更能凸显中西文化主要异同之所在。
本书最有价值,同时也是画龙点睛的部分,自然是每章的“析评引论”。依照中国传统的分类,这是属于“义理”的范畴。著者在解决了《老子》文本的问题之后才进入哲学的领域,表示他仍然尊重清代以来的朴学传统。他告诉我们:“本书的基础任务是不同版本的对勘,但目的是为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提供方便和深入思考的契机。”这是一种现代精神,与清儒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提法大不相同。因为清人的提法似乎默认文本考证即可直接通向“义理”的掌握,中间更无曲折。而本书著者则以前者为后者所提供的是“深入思考的契机”,这是肯定“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自成一独立的专门学科。中国传统中虽然已有相当于哲学史的著作,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之类,但“哲学”和“哲学史”作为一独立学科迟至二十世纪初叶才在中国出现,而且明显地是从日本转手的西方输入品。哲学史研究必须具备哲学的常规素养和技术培训,不是仅靠文本考证便能胜任的。
笑敢的“析评引论”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阔,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但笑敢所论虽繁,却绝无泛滥无归的嫌疑。他的一切论辩都可以系属在“导论二”所揭示的中心宗旨之下,即“回归历史与面对现实”。“回归历史”是哲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以本书的研究范围而言,研究者自然首先必须根据最接近原始状态的《老子》文本,再进一步通过训诂以尽量找出文本中字句的古义,最后才能阐明其中基本概念和思想的本义。
所谓“面对现实”,则是指经典解读与解读者自身的现实感受之间的关系。这种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的经典解读方式,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在本书中也俯拾皆是,如论“民主”(第四十九章)、“科学”(第四十章及第四十七章)、“女性主义”(第六章)以至“改革开放”(第四十二章)等。这是著者以哲学家的身份,运用他在道家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绩,对当前世界表达的深切的关怀。这些现代论旨当然不在《老子》的“本义”之内,但《老子》作为一部经典在这些方面确实都能给我们以新鲜的时代启示。最显著的例子是他所郑重提出的“人文自然”的概念。《老子》之道主要是“人文自然之道”是本书的一大论断;这是从历史与哲学的论证中建构起来的。在“回归历史”以后,著者才“面对现实”,发掘“人文自然的现代意义”,并进一步肯定“自然秩序”为第一策略,与“强制秩序”和“无序的混乱”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笑敢在“导论二”中正式提出经典诠释的两种定向的问题,他说:
一方面立足于历史与文本的解读,力求贴近文本的历史和时代,探求词语和语法所提供的可靠的基本意含(meaning),尽可能避免曲解古典;另一方面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立足于现代社会需要的解读,这样,诠释活动及其结果就必然渗透著诠释者对人类社会现状和对未来的观察和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提出古代经典在现代社会的可能意义(significance)的问题。
这里所谓“意含”与“意义”的分别恰好和我的看法大体相同。我在《〈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一文中指出:
经典之所以历久而弥新正在其对于不同时代的读者,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有不同的启示;但是这并不意味著经典的解释完全没有客观性,可以兴到乱说。“时代经验”所启示的“意义”是指significance,而不是meaning。后者是文献所表达的原意;这是训诂考证的客观对象。即使“诗无达诂”,也不允许“望文生义”。significance则近于中国经学传统中所说的“微言大义”;它涵蕴着文献原意和外在事物的关系。这个“外在事物”可以是一个人、一个时代,也可以是其他作品,总之,它不在文献原意之内。因此,经典文献的meaning“历久不变”,它的significance则“与时俱新”。当然,这两者在经典疏解中常常是分不开的。(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
我自觉这一段话大可为笑敢的议论张目,所以特别引录于此,以供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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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悠久历史的深厚积淀,是一个国家灿烂文化的智慧结晶。它既浓缩了过去又影响着未来,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心态史学 年鉴学派 史学特征 史学功能
论文摘要:心态史学既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又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新理论、新方法。自年鉴学派笃力耕耘以来,心态史学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之评述有利于推动这一史学研究新视角的发展。本文拟从心态史学概念的界定、研究特征、史学功能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分析。
一、心态史学概念的界定
“心态”一词出自英语,最早出现在17世纪,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指的是集体心理学,即“人们、一个特定的人们集团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然而,英语中的这个词只是哲学术语,在法语中,该词却很快被广泛运用起来。启蒙运动后,法语"态”一词具有了“心理状态”这一更为宽泛的内涵。本世纪初,由于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心态”一词的含义在法语中就表示“原始后期”人们的心理,它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现象。心态研究被广泛运用到历史领域,是随着年鉴学派的产生发展而萌生、勃兴的。于是年鉴学派的各大史学家们便对心态史学有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由于“心态”这一概念的含义本身太广泛而又太模糊,虽然心态史学在法国已热闹了很多年,至今仍没有人能对此作出明确而又被公认为权威的界定。在我国,关于“心态”一词的解释,主要被收集在一些辞典条目中,如《汉语新词词典》解释为“指心理状态,内心世界活动的状态”。史学界对于心态史的研究对象及其界定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大体上借用年鉴学派的一些看法。可见,由于心态史学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至使对其概念的界定至今飘忽模糊。目前,得到大多数研究者认可的一种概念可总结为:心态史是研究一定时代群体心理表现和大众意识状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史学分支。它注重的是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共有的理念和意识,并着重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下物质生产生活条件与这种观念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二、心态史学研究的特征
心态史的问世是年鉴派新历史观结出的丰硕成果。年鉴派历史观的核心是“总体历史”,这一总体性最初是通过社会史和经济社会史实现的。于是心态史家们一开始便注重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注重一定时代群体心理和大众意识的状态,注重从各种社会因素与社会存在出发研究个人心理成长与发展的历程,注重从历史文献和遗迹而不是任何模式出发去重建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类精神生活,注重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问题等。这种研究的史学特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突出心态在历史运动中的“中介”地位和反作用
社会心态在历史运动中扮演着“中介”角色,这种中介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社会角度讲即:社会环境—人—社会运动;二是从个体角度讲即:社会意识—心态—行为。前者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显示心态受社会环境影响发生变化,其中“社会环境”涉及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认知能力、思维方式。后者反映心态的内在逻辑和外部功能,揭示人在心态影响下的行为如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理想倾向发生的变化。同时,心态对社会历史运动具有反作用。因此源于社会主体的人的心态就是一股实在的社会力量,它不属于社会合力中的主要地位,却是推动社会演化的实在动力之一,与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社会文化等社会因素密切联系,以“中介”形式出现,以人为载体,通过人们的作用对社会历史运动发生影响。
(二)以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马克思指出:“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却不知正在创造它。”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属性。历史研究也应包括有意识的社会生活的表现和无意识的历史现象的考察,心态史学往往都是以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何谓集体无意识?“集体的,是指某个时刻整个社会人人都有的。没有意识,是说有的东西很少或丝毫未曾被当时的人们所意识,因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是自然的永恒内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的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是一些老生常谈,礼仪和道德规范,要遵守的惯例或禁条,公认的必须的或不准使用的情感和幻想的表达方式。”因此,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所指示的“显然是一种群体现象”。心态史开创者之一非利普·阿里埃斯也证实“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一系列隐密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由于这些无意识行为已深深地积淀和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一心理结构之中,成为影响甚至支配个人和集体活动及历史发展的强大的历史惰性力量,因此,心态史学也被标榜为:“深层的历史学”。
(三)借助于表象符号系统破译文化特质
由于研究者缺乏人类认识自我的明确而系统的理论性或意识可资利用,因此只能借助于表象符号去迁回认识。如心态史学家对“节日、时间、税收、书籍内容、魔鬼观念、避孕行为的考察等,它们都反映了这个世界的表象系统,这一系统在深层使上述这些态度行为与法律、宗教概念、哲学或科学思想等精心构建的知识框架都相联系。这些表象也确实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与见证,它们浸透着文化的个性是代表文化内涵的密码,破译了这些密码,无疑就把握和洞悉了文化的特质。如弗朗索瓦·菲索在他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一书中,通过对图书书名、评论、读者、地方学术机构的社会构成和术语要领等的统计分析,勾勒了18世纪法国社会精神状态发展的某些趋势。应该说,这样做比常规历史研究要困难得多,它需要历史学家具备更多的睿智与机敏,往往能从常人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大量日常重复出现的现象中捕捉其隐含的象征意义。因此,对于这些表象符号系统进行去伪存真的考辩,以及研究者退回历史尽可能地逼近心态生成时代和生成者的个性是非常重要的。
(四)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特色
心态史的研究对象比较独特,各种历史要素都可能在此找到汇合点,诚如勒高夫所言:“心态史也是各种对立因素的交切点,各种对立因素系指个人与集体、长时段与当天、无意识与有意识、结构与时局、个别与一般:当代史学研究的能动性使这些对立因素交切到一起。这就使得心态史的研究必须与一些相关学科交叉与渗透,如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另外在史学方法的运用上,由于心态史主要依靠非文字材料去重建逝去的人类生活,因此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大胆创新。勒高夫认为:“心态史的特征表现在方法上,而不是在资料上,所以什么资料都可以使用”。从食物、服饰、习俗、神话、信仰、举止到碑文、建筑、灾害、祈祷词、救免证书以及书籍、画像、雕刻、武器、随葬品等,不一而足。正是这些文物资料,才从“整体上表达了以往社会的精神”。 三、心态史研究的史学功能
心态史学从二三十年代萌生到今夭成为法国史坛的一门显学,其史学功能是有目共睹的。
(一)加强了历史研究的主体效果和整合性
心态史在研究对象上突破局限,从对经济、政治的研究扩展到对历史上的人们,特别是其中的某一群体或集团的心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研究,研究手段也扩充为意识观念、态度和行为三个层次,增强了历史研究的立体效果,使历史研究结论更为充分可靠,提高了历史研究的可信度和现实借鉴意义,从而也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历史是整合的现象。说明整合不局限在一系统之中,由多种系统构成的社会也是整合的。在社会大系统中作为要素的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之间都得保持相互和谐一致。当其中某一子系统因外力压迫发生变化,就会引起连锁反应,破坏社会大系统内“一体化”而导致失衡,社会随之发生动荡和变迁。所以,社会稳定需要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系统的和谐一致来维持社会整合状态。这也告诫人们,在注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协调时,切不能忽略社会心态的状态。
(二)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年鉴派的第一代曾力主研究全面的历史,并在这方面作出了大量的努力,但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个人研究志趣以及学科发展的自身规律等原因,他们的研究重点毕竟偏向社会经济史一端,到第二代尽管也提倡总体史观,但在实践中,显然还是以社会经济史为正宗史学。心态学的出现正好弥补了年鉴学派的第一、第二代的欠缺,使精神活动的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从而大大拓展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这种拓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史学的领域扩展至旧有的界限之外,一切与人类精神形态有关的事物均可作为心态史学的研究对象,而一切资料(包括以前被史学家弃之不用的材料)都可以为心态史所用。二是重新发掘以前被人认出已彻底发掘过的旧有领域。为此,一些史学家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读某些被他们的先辈使用过的文献资料和其他资料,从中发现足以提出新见解的依据。
(三)扩大了史学的社会功能
心态史学的研究为史学的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结合闯出了一条新路,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因为就年鉴学派来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影响不断扩大,到新史学时期,不仅占据了法国史坛的主导地位,而且在国际史学也博得厚誉。然而,这种影响毕竟仍限于史学界。心态史学的出现使这一局面得到了改变。这是因为心态史学较好地适应了当代西方社会怀疑现代文明、怀念过去古朴、自然的生活方式,探寻人们观念的意识的历史与演变的“寻根热”的需要。同时也因为心态史学促成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即从社会经济转向社会文化,而物质生活较为丰富的西方社会中,后者所包含题材更能吸引广大公众的注意。再加上心态史学家非常注意在选材、文辞上下功夫,从而保证了心态史著作能够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一些优秀的心态史著作堪称新史学的典范,新史学在公众中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四、心态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自然,在肯定心态史学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心态史学目前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与误区。
(一)片面强调心态的地位与作用。
心态研究是史学研究的一个视角,但它决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必须与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并在社会的、文化的统一背景下进行,否则其结论就会变得扑朔迷离,不可捉摸。正如勒高夫所言:“对某些人来说,心态已成为全部历史演变的原因。从前有人犯了用经济解释一切的错误,而今有人犯着用心态解释全部历史的错误。必须把心态维持在它所属的范畴之内。一些研究者忽略了这一点,往往把心态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实体,一味夸大其作用,虽然在研究中给人以启发,但其结论不免带有神秘色彩,难以让人信服。
(二)跨学科研究中的生搬硬套
心态史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无论从方法的运用还是理论的规范都应该是相关学科的有机交叉和融合。但一些研究者对心理学等并无深刻把握,经常造成个体、群体、情感、意识、动机等概念的堆砌,亦有些人对诸如语言学、符号学、计量学等知之甚少,生搬硬套,无法做到融会贯通,这也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现象的深层探究。因此熟练掌握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欢迎心理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心态史研究行列,应是真正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有效途径。
(三)“历史碎化”现象的存在
年鉴学派创立心态史学的初始,心态史学家由于在社会史方面训练有素,所以其研究课题大多是整体综合性的。但后来的一些研究者们由于在社会史方面缺乏功底,又一味迎合普通读者的口味,往往津津乐道对服饰、举止、礼貌等太琐碎问题的研究,使“历史碎化”现象日益严重。新史学在解决总体史学与专题研究之间的关系、避免心态史学研究中的愈益分散现象也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间题。
心态史学自80年代落户中国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在这一领域勤奋开拓,卓有成果,也给新时期的史学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上述问题的存在,又妨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如何走出误区,使这一新领域得到更好的开发,仍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与探索。
论文摘要:薛绍徽在《满江红》的序中,记载了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中,当清政府南方的海军全军覆没后,以林狮狮为首。流亡海上与清官兵和外国侵略者对抗的渔民们英勇奋战反击法国入侵者。并击重法海军最高司令官——孤拔的英雄业绩。林狮狮等人也在这次海战壮烈牺牲。这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受尽列强侵略屈辱中很少有的扬眉吐气、振奋人心的一幕。可惜清史以及民国后的史书上对林狮狮等渔民的英雄业绩全无记栽,薛绍徽的《满江红》词序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填补了中法战争的历史空白。
论文关键词:薛绍徽;满江红;词前序;海战;价值
薛绍徽(1866——1911)字秀玉。号男姒,福建侯官人。晚清闽籍杰出的女作家、教育家、翻译家,著有《黛韵楼遗集》。其夫陈寿彭(字绎如),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晚清外交官。戊戌变法期间。薛绍徽与丈夫等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女学会、女学报和区别于西方教会所办的女学堂。且夫妇合译了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成为凡尔纳科幻小说最早的中译者,夫妇又合作翻译了《外国列女传》,最早且最有系统地向我国介绍了西方妇女的著作。
薛绍徽自幼聪慧,学识渊博,一生创作了四百多首诗词,功力深厚,并反映社会现实。她在晚清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涉及社会改革、女学教育等及有治学见解的文章,对当世很有影响。林怡在《在旧道德与新知识之间》、《阑珊春事花谢水流》等文中,介绍了对薛绍徽的研究情况并对她的文学创作给予高度的评价。
“薛绍徽与其夫共习艺文,擅长诗、词、骈文的创作,并善绘画,精音律,文名播于福州、上海、北京等地,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女学士。去世后。家人于1914年出版家刻本《黛韵楼遗集》四册传世,刻本封面题签系近代著名文士姚华。扉页由严复题签。其中一二两册为《黛韵楼诗集》,集名系陈宝琛所题;第三册为《黛韵楼文集》,集名系陈衍所题;第四册为《黛韵楼词集》。集名系林纾所题。足见作为介女流的薛绍徽曾以她非凡的才识为当时名儒硕学所敬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绍徽是冰心、林徽因、庐隐之前在全国最有影响的闽籍女作家、女学者、女艺术家。”
她才华学识并不只是表现在她的翻译文学上,而是表现在她对中国传统诗词文赋的创作上。“作为闽中才女的杰出代表,她的诗文一洗闺秀创作惯有的脂粉铅华,呈现的是基于传统温柔敦厚风格之上的新风貌……”。她的代表作《秦淮赋》全文长1540字,其中赋文1353字,赋前序文187字,全文写得洋洋洒洒既有大气沉郁之势,又有清丽隽永之笔。夹叙夹议,句句用典,可与俞平伯、朱自清二人的《秦淮赋》相媲美,笔者认为“其驾驭锤炼辞藻的空灵才气”甚至略高一筹。
这里只介绍她的一首词《满江红》的序:在此序中记载了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中,当清政府南方的海军全军覆没后,以林狮狮为首。流亡海上与清管兵和外国侵略者对抗的渔民们英勇奋战反击法国入侵者,并击重法海军最高司令官——孤拔的英雄业绩,而林狮狮等人也在这次海战壮烈牺牲。这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受尽列强侵略屈辱中很少有的扬眉吐气、振奋人心的一幕。可惜清史以及民国后的史书上对林狮狮等渔民的英雄业绩全无记载,单凭薛绍徽的这个序就值得中国人民永远感谢和铭记她。
薛绍徽的《满江红》词及词前序
序:中元日,绎如以甲申之役。同学多殁战事,往马江致祭于昭忠祠,招予及伯兄同舟行。航工一老妇言:当战时,适由管头载客上水。风雷中,炮声、雨声交响,避梁厝苇洲中,见敌船怒弹横飞,如火球进出。我船之泊船坞外,若宿鸟待弋,次第沉没。入夜,潮高流急,江上浮尸滚滚。敌船燃电灯如白昼,小舟咸震慑。无敢行。四更,有橹声咿哑至。既近。则一破坏盐船。船有十余人。皆上斡乡远近无赖,为首林狮狮,讯敌船消息,既而驶去,天将明,又闻炮响数声,约有木板纷纷飞去而已,盖狮狮等虽横行无忌,此际忽生忠义心。见盐船巡哨者弃船逃走。既盗其船,用其炮,乘急水横出,将近敌船,望敌将孤拔所坐白堡者,燃炮击船首上舱,舱毁,敌惊返炮。而狮狮等并船成齑粉矣,绎如闻说。骇然曰:“是矣!数年疑案,今始明焉。”余叩其故,则曰:“我在巴黎时。适法人为孤拔竖石像于孤拔街。往观之,遇相识武员某言:曾随孤拔入吾闽。初三日战时,华船仓卒。无有抵御,惟至翌日天将明,似有伏兵来援。炮毁舱。孤拔睡梦中。舱板折,压左臂。伤及膏。还炮则寂然。乃疑港汊芦苇处无不有兵,急乘晓雾拔队出口。又畏长门炮狭路相接,趁大潮绕鸟龙江至白犬。修船治伤,弗愈。又至澎湖,终以伤重而殒。此一说也,我初闻以为妄。意是日之战,吾船既尽歼。督师跣而走。此江上下。实无一兵,安有翌晨突来之炮?不意今日始知有林狮狮诸人者。噫嘻!天下可为盗贼者,亦可为忠义。虽其粉身骈死,能使跋浪长鲸于怒波狂澜中,忽而气沮胆落、垂首帖尾、逃匿以死。其功岂浅鲜哉!惜乡僻。无人为发其事,子盍为我记之?”余曰:“唯”。用吊以词。
词:莽莽江天,忆当日、鳄鱼深入。风雨里、星飞雷吼,鬼神号泣。猿鹤虫沙淘浪去。贩盐屠豕如蚊集。踏夜潮、击楫出中流,思偷袭。咿哑响,烟雾湿。砰訇起。龙蛇蛰。笑天骄种子,仅余呼吸。纵逐波涛流水逝,曾翻霹雳雄师戢。惜沉沦、草泽国殇魂,谁搜辑?
词前序中,薛绍徽对甲申中法海战中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补充:
首先,介绍了《满江红》的写作背景,约1890年农历七月十五。薛绍徽的丈夫陈寿彭(字绎如)去马江(马尾军港)昭忠祠祭奠在中法海战中战死的同学,招呼薛绍徽和伯兄一同前往,他们同船而行。一位摆渡的老妇人向他们讲述了,她亲眼目睹的甲申中法海战中一些鲜为人知细枝末节,但却对研究中法海战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然后,词前序中描写了当时惨烈的战争场面:“风雷中,炮声、雨声交响……”当时,老妇人们避藏在芦苇洲中,只“见敌船怒弹横飞,如火球进出。我船之泊船坞外,若宿鸟待弋,次第沉没。入夜,潮高流急,江上浮尸滚滚,敌船燃电灯如白昼……”,她们的小船上的人都被吓坏了。不敢贸然前行。可以看出敌人有备而来,我军仓促迎战。
其次,词前序中描写了这场海战中。真正的英雄人物林狮狮出场了,薛绍徽先介绍了林狮狮等人的身份,平时他们都是上斡乡受清官方迫害,逃亡海上与清政府对抗的义士,当国难当头,他们怀着侠肝义胆、忠义之心。登上被敌炮击坏的、巡哨者弃船逃走的盐船,乘潮高流急、横空而出,接近敌船,用盐船上的大炮,向敌主将孤拔所在白堡上燃炮袭击,用炮轰击船首上舱,船舱被炮击毁,敌船惊慌返炮回击,林狮狮等义士所在战船被击成齑粉,他们慷慨就义,以身殉国难。他们的英雄壮举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忠义爱国精神,反映了国难当头下层人士自发地对侵略者的英勇反抗。在文章中薛绍徽大胆地歌颂了林狮狮等人的爱国行为,与弃船而逃的“盐船巡哨者”和“跣而走”的清军“督师”等人的行为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而作为具有正义感的普通女性作者能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热情讴歌和无情的抨击,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
再次,词前序中通过绎如(陈寿彭)的“骇然曰”补叙了这场战争的结果:法国侵略军的海军中将孤拔被林狮狮等人用炮击中,不久。孤拔伤重致死与澎湖。法国人为纪念其人,将孤拔的石像高高地竖在巴黎的孤拔街上。
最后,表达了绎如对这件事情的评价、看法,表明了观点,替无人知其事感到可惜,让薛绍徽替他记载下来。薛绍徽不但记载了这件事,还写了一首《满江红》来凭吊。
林狮狮一个无名的小人物,一个平时受清朝官方迫害,逃亡海上与清政府对抗的义士,一个在甲申中法海战中用生命鲜血立下赫赫战功,写下辉煌业绩的民族英雄。但在我查阅的大量的中法战争历史资料中却从未提及此人。
在印鸾章著《清鉴》卷“十三法军寇闽陷马尾”条中记载与薛绍徽的上一篇词前序背景的交代基本相似,“佩伦仓卒遁”与“督师跣而走”所描写的情况是一致的。但很多细节多没有记载。提督孤拔如何被迫率舰队退踞澎湖,为什么不久即死在那里?有些细节没有交代。遇到相识武员某,听了他的话才明白,原来第二天拂晓时,法军以为清军好像有天降神兵来增援,又怀疑港汊芦苇之中,无处不有伏兵。急忙乘拂晓大雾率领舰队仓皇出逃,又害怕与长门炮狭路相接,趁大潮绕鸟龙江到白犬,又至澎湖。其实,哪里还有什么清军。而是林狮狮等义士,当国难当头,怀着侠肝义胆、忠义之心。自发地登上被敌炮击坏的、巡哨者弃船逃走的盐船,向敌舰发起了攻击,击重了法海军最高司令官——孤拔所在的军舰,使孤拔伤重而亡。林狮狮等义士们以身殉国的英雄壮举,撼天地,泣鬼神。
笔者认为薛绍徽的《满江红》词及词前序的叙述是公正的、客观的,这个材料为研究中法海战提供了详实细节资料,这则珍贵的史料应引起史学界的重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将一个真实的、说法一致历史展现给后人。
薛绍徽在《满江红》词前序中,提到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孤拔是法国海军中将,被法国任命为舰队司令。1884年7月15日,他率领一支拥有8艘军舰的舰队驶抵我国闽江口,把战火扩展到福建和台湾的中国领土上。在海峡两岸犯下了滔天罪行。孤拔是侵华的罪魁祸首。在1885年3月甲申海战中,被英雄人物林狮狮等人开炮击重。受重伤,6月结束了他罪恶的短暂一生。死在了澎湖,真是大快人心。可是这场中国人民联合一致反对侵略取得胜利的战争却被清政府妥协投降的《巴黎停战协定》、《中法新约》而葬送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昏庸腐败的清政府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纵有新式枪炮,也难以挽救国家的危亡。更谈不上富民强国”。孤拔是侵略者的头目。是中国人民的罪人,但他却是法国的民族英雄,他的石像高高立在巴黎,让法国人民世代敬仰,而我们中国真正的抗击侵略者的民族英雄却无人知晓。被历史尘封。感谢女作者薛绍徽《满江红》词及词前序。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让我们中国人民也知道我们民族在中法战争中的真正英雄,让我们永远记住林狮狮的名字吧!
孤拔高高立在巴黎的石像在时时向中国人民敲响警钟。希望屈辱挨打、对外软弱妥协的历史将永远成为过去。老教授激动的热泪,才女作家“笑天骄种子,仅余呼吸。纵逐波涛流水逝,曾翻霹雳雄师戢。惜沉沦、草泽国殇魂,谁搜辑?”的慨叹,林狮狮等人以身殉国难的英雄壮举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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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话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学本科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表面上看,中国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历史重负。与前辈们相比,他们既没有经历过肉体饥饿的残酷折磨,也没有直接承受“反右”和““””的精神摧压,只是在童年时代见证了““””的历史劫难。但是,或许正是这种特殊历史境域所构成的“童年阴影”,构成了他们内心深处无法释怀的隐秘情结,以至于多年之后,当他们在虚构的生活里潜心建构自己的审美世界时,仍然对这种纷乱的童年记忆保持着高度的叙事热情。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当然可以找到很多科学上的依据。譬如,有很多心理学家都认为,童年记忆将影响人的一生,尤其是童年的创伤性记忆,甚至会潜在地规约着人们的整个心灵。因为“童年是人一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的知识积累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更因为童年经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中不可逾越的开端,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大量事实表明,一个人的童年经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规定着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宿因,在个体的心路历程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不仅如此,“童年的痛苦体验对作家的影响是深刻的、内在的,它造就了作家的心理结构和意向结构。作家一生的体验都要经过这个结构的过滤和折光,即使不是直接进入写作,也常常会作为一种基调渗透在作品中。”
事实上,很多作家也常常会意识到,童年记忆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盘踞在自己的创作中,甚至构成某种创作的潜在基调。但是,如果细致中国考察当代文学中不同代际的作家们的创作,我们会发现: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或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偶尔也会写一写自己的童年生活或童年记忆,但他们很少对自己的童年记忆一直保持着某种持续的叙事热情。他们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也很少是关于自己童年生活的叙事。
而在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笔下,童年记忆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叙事资源,甚至成为他们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一条重要通道。他们中很多作家的代表性作品,都是以自身的童年记忆作为故事的核心载体来完成的。像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黄昏里的男孩》、《我胆小如鼠》、《兄弟》(上部),苏童的《桑园留念》、《刺青时代》、《伤心的舞蹈》、《城北地带》,格非的《追忆乌攸先生》,艾伟的《越野赛跑》、《乡村电影》、《回故乡之路》、《田园童话》,毕飞宇的《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平原》,东西的《耳光响亮》和《后悔录》,刘庆的《长势喜人》,陈昌平的《国家机密》,林白的《致一九七五》,王彪的《隐秘》、《残红》、《在屋顶飞翔》、《大鲸上岸》、《身体里的声音》……等等,都是如此。
记得汪政曾说:“对于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们尚有一点‘“”’的梦幻般的片断记忆,在童年的回想中,还有动乱的余悸与忧伤,他们的经济生活还有计划经济的强大惯性。虽然他们的文化立场与知识人格已走向多元与开放,但占主导地位的可能还是充满着温情的、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和人道情怀的东西。”虽然汪政并没有明确地道出这一代作家在“群体意识和人道情怀”上作出了哪些承担,但他显然已意识到了这一代人骨子里仍然存在着某种历史反思的强烈意愿。事实上,他们如此津津乐道地书写自己的童年记忆,也正是在于他们试图通过这个人生的特殊端口,在一次次无望而又无助的漫游中,向那些逐渐被人遗忘的历史发出诚挚的邀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童年记忆的叙事中,他们常常会动用一种窥探的叙述方式,借助少年人物的偷窥性视角,不断地深入到许多隐秘的生活内部,以此撕开沉重的历史帷幕。这一独特的叙事策略,既体现了这一代作家“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也折射了他们在规避历史宏大叙事之后的某些独特的审美思考。
2006年7月,余华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兄弟》上部。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沉寂十年之久的余华带着这部作品进入文坛,却立刻引起了大范围的尖锐批评,其中最多的指责就是李光头的“偷窥”情节写得过于粗俗。其实,我以为,这是一种过度依赖现实经验的误读所致。在本质上,《兄弟》是一部高度符号化和隐喻化的小说,仅上部里就有三个非常典型的符号化情节:李光头通过磨擦电线杆来展示性启蒙;李光头通过偷窥美女的屁股获取三鲜面;“红袖章”们喊着口号在刘镇到处耀武扬威。应该说,这些都不是什么奇特的情节,只需从公众经验中就可以轻松获得的常识,但是,它们都直接反映了那个时代从精神到肉体被极度压抑的特殊征象。禁欲,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性扭曲,虽然不及““””对个人命运(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命运的整体性伤害,但是,它对普通百姓的生存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余华自己曾说:“对很多作家都呈现过的这段历史,作家怎么表现、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态度,找到独到的方式,把握时代的脉络,反映这个时代里人的处境和精神状态,这是需要智慧的。”在余华看来,通过禁欲在平民百姓中所造成的伤害来打开这段历史,虽然不乏某些思维上的落套,但仍不失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如果从叙事策略上看,这种以少年“偷窥”的方式进入人性或历史深处的叙事,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叙事手法,而是体现了创作主体对童年记忆的特殊处理。对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来说,童年的成长不仅仅充满了苦涩的诗意,还饱含了无拘无束的放任和自由。在那个人人都处于高度自危的斗争年代,老师和家长们大多无暇管束他们,为此,他们得以自由地穿梭于现实的各个角落,探寻并发现了被现实遮蔽的各种生存景象。在《河边的战争》一文中,艾伟就全面地回忆过这种自由、冒险的生活。多少年之后,这种成长期里漫无目标的游荡,恰恰成为他们窥探历史真相的一个重要视点,并成功地帮助他们进入人性的深处,解开了诸多生命存在的密钥。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有余华、王彪、东西等人。在余华的长篇《在细雨中呼喊》里,作者一开始就将年幼的“我”置入某种恐惧与战栗的内心状态:“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从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接着,一个现在的声音迅速出现:“现在我能够意识到当初自己恐惧的原因,那就是我一直没有听到一个出来回答的声音。再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一种绝望的呼喊声在阒无人寂的黑夜里长啸,却没有任何人间的回应,这种孤独和凄凉的生存境域,恰恰笼罩了“我”的整个成长历程。换句话说,余华从小说的开篇就采用了一种隐喻性的叙事手法,将孙光林推向了恐惧与绝望的深渊。他无力把握,也无法把握,但是又必须把握。他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又无法从亲情和友情中获得保护自我的力量,因此,他只能在一次次的战栗中走向孤独,又在孤独中陷入更深的战栗。
事实也是如此。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孙光林几乎很少感受到童年的温暖和生存的安全。在六岁之前的南门生活中,不只是孙光林,整个孙家的孩子都处在一种惴惴不安的情境之中,父亲孙广才的暴力、恐吓、辱骂是维持这个家庭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精神润滑剂。从六岁开始,孙光林又被送往远离南门的另一个小镇孙荡,给县武装部干部王立强充当养子。当陌生的王立强身着军装来到南门将孙光林领走的时候,他还在一种逃离的冲动中显示出盲目的乐观。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家庭和全新的环境;也没有告诉他,他将如何选择日后的启蒙和成长。他像一个被随意抛弃的幼苗,只能靠自己寻找微弱的水份和养份,孤独而顽强地存活下来。在孙荡的五年时间里,王家的特殊环境虽然没有给他带来童年所必须的自由和欢乐,但是无论是继父王立强还是继母李秀英,都给了他必要的安全感,所以他觉得,“虽然我在他们家中干着沉重的体力活,但他们时常能给予我亲切之感。”而这种亲切感,还同样延伸到他与国庆、刘小青等少年伙伴的友情之中。遗憾的是,随着王立强的自杀和李秀英的出走,孙光林再一次陷入了被抛弃的命运,他甚至连家都没有了。在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之中,十二岁的他,再一次回到了南门。
但是,重新回到南门的孙光林,在经历了一段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生活之后,面对在无赖的道路上已越走越远的父亲孙广才,显得更加孤立无依。“我独自坐在池塘旁,在过去的时间里风尘仆仆。我独自的微笑和眼泪汪汪,使村里人万分惊讶。在他们眼中,我也越来越像一个怪物。以至后来有人和父亲吵架,我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说像我这样的儿子只有坏种才生得出来。”表面看来,孙光林是希望通过这种游离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安全。而当他那小小的心灵在孤独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又反过来加剧了他与现实的隔膜,使自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和窥探者,连自己的兄弟都不愿和他在一起。尤其是经历了自留地风波之后,孙光林陷入了更大的绝望和孤独之中,甚至几乎被排斥在整个家庭之外。这种心灵的伤害所形成的直接结果便是恐惧和战栗的增加,以及性格上的极度敏感和内敛,致使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打探者。因此,无论是他与苏宇、苏杭、郑亮等人在青春期启蒙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焦灼和惶恐,还是他与冯玉青的儿子鲁鲁之间隐秘而又奇特的友情;无论是他对同学曹丽的暗恋与失望,还是在考取大学之后对亲人和朋友的厌倦与冷漠,都表明了他的整个成长记忆中所留下的,除了伤痛还是伤痛,除了无奈还是无奈,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也就是说,他是以受难的方式,既承载了整个乡村社会伦理中最为苦涩的情感基质,又承载了中国社会在特殊历史阶段人性启蒙的苍白和荒凉。
这是一种文明缺失的代价,是物质和道义的双重匮乏所导致的结果。但是,从余华叙述的核心目标来看,对基本人性的漠视、对基本人道的贬抑、对人的基本尊严及其伦理温情的践踏,才是形成孙光林内心苦难的根本缘由。
一
长期以来,茅盾50年代末在《夜读偶记》中对现代派关于“主观唯心主义”,“颓废”“火烧房子里的老鼠”等带有偏见的观点成为现代派在中国受到批判的唯一权威和合理资源。正如洪子诚所说:“茅盾的《夜读偶记》这篇长文,是了解中国左翼文化对西方‘现代派’基本观点和态度的一份重要材料。”(1)茅盾的这一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进一步体现,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有关“朦胧诗”的论争。这一论争引起诗坛一片哗然,有焦虑、担心,更多的是批判。
据徐敬亚回忆,《崛起的诗群》最初在辽宁师范学院学生内部铅印刊物《新叶》第8期上全文发表,“后来,编《新叶》的几位辽师院的同学,如刘兴雨等,都因我的文章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分配到小县城去了。”该文第一次正式发表,是在当时甘肃省文联创办的一个地方性的文艺理论批评的专门刊物《当代文艺思潮》上。“1982年,刚刚创刊的《当代文艺思潮》风头正劲。关于我的《崛起的诗群》的发表与批判过程,相当具有彼时代的典型性,当年的严酷,是今天的青年无法理解的。”基于徐敬亚文章曾经的遭遇,现代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敏感地位,在刊发这篇文章之前,《当代文艺思潮》编辑们是审慎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编辑余斌在“读到这篇文章后,感觉很不一般”。“但他对这篇文章的有些观点又拿不准,觉得照原样发表可能恐怕会引起一些麻烦”。于是,他慎重地写了一个审稿意见,交给主编谢昌余定夺,谢昌余拿到这篇文章后,毫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心态,“我读了徐敬亚的来稿后,完全同意余斌同志的意见,觉得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有见解、有锋芒、有创见的文章,不发表太可惜了。但发表吧,又确实觉得有些观点太偏激,和我们自己原先接受的理论观点很不一致。”因为这样的顾虑,《崛起的诗群》发表之前,牵动了包括甘肃省以及中央领导层的关注,紧张的情势从当时的各种请示、汇报、电话、电报、会议等等中都可以看出。颇值得一提的是两次相关讨论会,即与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和在兰州召开的关于当前文艺思潮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讨论会。在这两次讨论会中,作者徐敬亚是不在场的,徐敬亚的文章被作为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和道路的重大事件。据谢昌余后来回忆:“《崛起的诗群》当年发表时,我是抱着保留态度的,为表示要展开讨论和争鸣才发表的,从思想深处讲,我对它的有些观点是不完全赞同的,因为我当时文艺思想还是比较传统和守旧的,只不过在对待不同意见时,我与传统的做法有些不同。我是真心主张要贯彻双百方针,展开平等的、同志式的讨论。但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导层的一些人,却是想以讨论为名,对不同意见进行压制,多少有点反右时那种‘引蛇出洞’的味道。所以,我今天仍对自己当时那种天真而幼稚的想法感到可笑。”当时的一些人发表徐敬亚的文章,是为了“压制”,“引蛇出洞”,甚至“批判”,这样的操作模式本来就是颇有意味的。
1976年后,中国文学的组织模式自第一次文代会旖旎而来,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文学规范仍然发挥着巨大的操控作用。这决定了1980年代的文学(尤其是1985年以前)一方面只能在规范内运行,一旦越出规范,便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受到规训或追惩,整个文坛呈现为不断的紧张和震荡。另一方面,以往的文学规范和思维方式虽然还发挥着持续的作用,却慢慢走出了毛泽东时代,来到了“后毛泽东时代”(6)。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虽然刚开始树立起来的文学方向还模糊不清,体现出为繁荣文艺而寻找资源的焦灼不安,以及时松时紧的情势反复,然而在这些复杂而含混的文学图景中,却体现出了朝着十七年被压抑思潮的艰难回归,并开始由压抑走向明朗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的紧张和震荡,已不同于““””时期,有着开放和自由表达的可能。毛泽东对待中外遗产“洋为中用”的态度以及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对于文学传统的继承、革新和借鉴问题的明确态度为西方现代派文学进入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了可能。讨论一开始,几乎所有人都力避“”式的简单粗暴,力求把所批评的对象搞清楚,做到与人为善,用正常人的思想方法和态度对待问题。虽然这些想法在当时还有点一厢情愿,但比较以前文学事件的操作模式,已是难能可贵。
《当代文艺思潮》这一期刊上呈现出来的,是对于徐敬亚文章争鸣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在各种批判声中对“双百方针”坚守的信念:第一,有相当的代表性,代表了当前文艺中的现代主义思潮。第二,有一定的尖锐性,触及到了我们是个创作中的某些弊病,触及了是个创作实践和理论中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第三,开展这个讨论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即对我们建设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第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存在,因势利导的原则。“我们感到,围绕徐敬亚文章的讨论,实际上是近几年来关于朦胧诗讨论的继续,也是小说界去年开始的关于现代主义问题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组成部分。通过徐文的讨论,澄清思想,明辨是非,坚持正确原则,批评错误倾向,是符合思想斗争的发展规律的,是符合中央方针政策的。”同时,“由于社会上对文艺讨论比较敏感,并鉴于史上搞文艺批判的某些经验教训,我们感到,如何正确对待作者,引导作者认识自己的缺点、错误和正确对待文艺批评,对搞好这场讨论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该刊从一开始便“与作者保持联系,缓和他思想上不必要的紧张情绪”,座谈会前后,还以打电话的方式及时向他传达会议的精神。徐敬亚曾在电话中说:“你们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我认为你们很负责任,这比较好,在过去不大可能。我表示感谢……”另外,这一期刊还满足作者的合理要求,如给他寄相关资料和准备发表的文章清样等。提醒他注意一些问题,把收到的读者来信及时传达给他。最终,徐敬亚的文章在字数被压缩、尽量保留了全部观点后,被有意放在1983年第一期,学习十二大精神相关文章的后面,发表的同时还专门设置了“当前文艺思潮探讨”栏目,同时发表了《关于非理性心理描写及其深化的文学潮流》、《一只有光明尾巴的现实主义“蝴蝶”》、《马克思的异化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变革》等文章,“还加了一个希望展开讨论的的编者按语”。这样精心地安排,可谓用心良苦。种种复杂姿态和策略,终于使得这一地方性的期刊获得可贵的言说空间,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讨论,《当代文艺思潮》获得了一再涉及现代派及其他西方理论的合法性。
二
著名诗人李老乡曾对《当代文艺思潮》的主编谢昌余说:“现在有两颗大勋章,一颗是你们给甘肃文艺界挂上去的,这就是你们的刊物,一颗是徐敬亚给你们挂上去的,这就是《崛起的诗群》这篇文章。”(10)《崛起的诗群》成为继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之后的第三个“崛起”,这篇文章之后,才有了著名的“三崛起”之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现代派诗潮的宽容和肯定。但在激烈焦灼的20世纪80年代,由于身份地位,思想资源,话语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这三篇文章,以及三位作者,却获得了不同的待遇。
谢冕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开篇就指出:“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1)他认为新诗在“五四”之后,经历了30年代的关于大众化的讨论,40年代关于民族化的讨论,50年代向新民歌学习的讨论,正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以艾青和郭沫若为例,他认为新诗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对于外国诗歌的借鉴。在此前提下,他以五四新诗运动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肯定写着 “古怪”诗歌的朦胧诗人们的革命精神,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主张“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最后以“接受挑战吧,新诗”(12)结束。谢冕站在当时文艺界的角度,指出新诗面临的问题和出路,并以宽容态度居之,整篇文章中规中矩,合情合理。如果说谢冕文章的矛头还不那么明显,针对的是30到50年代的某种文艺思潮,那么孙绍振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显然比谢冕更进了一步。他首先指出,权威和传统的不可侵犯性,是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的障碍。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当时的历史主流,这就意味着,朦胧诗人们是在顺历史潮流而行。孙绍振在谢冕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同时,他从哲学的角度,探讨朦胧诗中人的价值标准问题,并给与肯定。总的来看,谢冕和孙绍振分别以“五四”诗歌运动、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思想资源,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在整个行文过程中,都比较客观,并未涉及具体的艺术细节,而是有所保留和克制。
较之谢冕和孙绍振文章的中规中举、宽容平和,徐敬业更极端激进,涉及了大量的细节问题。彭礼贤在《评1980年代文艺上的现代派问题论争》中指出:谢文几乎无辫子可抓,而孙文和徐文则相对来说被批判得多一点,尤其是徐文。有些话容易引起误解。表面看来,徐文充满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和当时的历史方向是契合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它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篇激情四溢的文章中,究竟充满了哪些不确定和可疑的因素?又有哪些可贵的声音被遮蔽和淹没?
徐文中的疑点和偏颇,涉及的并非可以忽略的小问题,而是当时敏感的大问题,被批判的命运一开始便已注定。首先是传统诗歌资源的问题。徐敬业把新诗潮看作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时期,他认为,过去三十年的诗歌道路没有任何突破和创新,新诗潮开始,诗歌才开始真正地在政治观念上思考之外,开始对诗自身的规律进行认真的回想,他把这股新诗潮作为了诗歌艺术的可贵转机和必由之路。他在新诗潮的诗歌中,看到了对“艺术反映生活”、“理性诗”、“连贯情节”、“顺序时空观”、“单一主题”、“具象艺术”等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和方式的反叛,对传统诗歌“韵律、节奏及标点”的新处理等。言语之间,透露出对既往诗歌历史的间接否定,对“人类的艺术,要不要千秋万代地囿限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中”的一种怀疑。同时,他看到“我国民族几千年道德观念和文学传统对青年们的无形哺育和制约”,最后,徐氏得出结论和对未来诗歌走向的预测:“中国新诗的未来主流,是五四新诗的传统(主要是指40年代以前的)加现代表现手法,并注重与外国现代诗歌的交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的新诗总体结构。”(14)很显然,徐敬亚所要接续的传统,是天安门学生运动,“五四”和30年代等40年代以前的诗歌资源。他所要极力回避的,是40年代以来一直占统治和主流地位的诗歌传统。在这一艺术规范还处于社会的主流和权威地位的语境中,徐敬亚无疑是在冒天下大不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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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实效性一直是德育研究力图攻克的难关和始终难以解决的难点。德育理论源于德育实践并指导实践的开展,以确保德育目标的实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历史学科德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教育是一项直面生命和提高生命价值的事业,必须以学生的发展为本,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历史教育”就应当是以人类历史文化的丰厚营养来促使人(学生)的智慧、情感和人格不断得到发展、完善和升华,以促进人的生命整体不断获得发展为根本追求的学科教育。德国的著名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为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创建生活化的课堂,教有生命的历史。只有思想、情感和生活的交汇与融合,才能让我们感受到在历史中“跃动”着生命。
一、知识关怀与精神关怀并重。
毋庸讳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历史教学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把“历史”完全等同于一堆毫无生气的秦砖汉瓦之类的“老古董”了。就“历史”机械地说历史、死背历史,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些历史教师在一遍又一遍地向学生强调,“某某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背过”、“某某问题特别重要,一定要死死地背过”,等等。这种做法,显然是把历史看成了僵死的东西。学习历史就等于机械地死记硬背。事实上,“历史”原本是有生命的。
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先生亦曾指出:“单做事实的传凿、记忆、叙述,决不是历史教学。„„对我们至为重要的是活生生的社会精神,是社会的意志冲动,是时代精神。”“更不能单纯将历史看成死了的形骸,而应看作活着的文化,看作人的活动,生命的跃动。”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两个字——“生命”。生命是一个整体,它由智慧生命和情感生命两个部分构成,前者是生命成长的理性力量,后者是生命成长的感性力量。对于学生个体来讲,一个完整的生命是“智慧生命”和“情感生命”的统一,因而,真正的教育关怀应是知识智慧与情感关怀的统一。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过程。历史教学中,教师不仅关注学生学习对知识的掌握,更应该是学生精神的呵护者。学生学习的关心者是一种外在于学生的存在,学生的精神关怀者才是走进学生心灵的人。做学生的精神关怀者,才会注重对学生健康的心理状态的培植和成长。
二、历史思维能力培养与情感培育并重
我们承认历史思维能力是历史学科能力的核心部分,但这并非意味着就要把它当作整个历史教育的终极目标。事实上,在历史思维能力培养和精神培育之间,精神培育应当是更接近于历史教育的本质,因而也就应当看作是历史教育的第一要义。
历史是有生命的,如果失去了情感也就失去了历史教育的生命性。《历史课程标准》特别加强了“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要求,强调使学生形成“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初步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崇尚科学精神的”、“民主与法制意识”等。作为历史教师必须营造历史教学的情感氛围,带着情感去教,教有感情的历史内容,让学生在情感化的课堂氛围中,去品味知识内容所蕴藏的情感,体验情感、感悟情感,完善学生作为“人”的“真”、“善”、“美”高尚境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根据历史学科内容的特点,开发教材,组织学生通过查阅史料,品读历史、感悟历史,如在学习完抗日战争的专题时,我为了突出中国军队英勇抗敌的形象,选用了下面的史料:
材料一:父送子“死”。四川安县王者成送即将出征的儿子一面“死”字旗。白布旗中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旁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材料二:冈村宁次日记(1938年武汉会战)10月初27师团占领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敌军官致其亲友的信件,内容几乎都是有关我军情况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时,检查敌军战死者父母的来信,都是鼓励他们誓死为国捐躯的言辞。
两则史料,表述清晰,历史信息丰富,富含情感因素,贴近学生实际,分别从敌我双方的角度来突出一个共同的主题,有利于激发学生探究的激情,效果非常好。达尔文曾说过,最重要的知识就是关于方法论的知识。如果我们能真正以史料教学为媒介,帮助学生掌握历史探究性学习的方法,那么,学生不仅可以从容的应对高考,更为重要的是将受益终身。
在我们的历史教育实践中,决不能以单一的所谓思维能力的训练与培养,来遮蔽了历史教育的精神培育功能之光芒。否则,就是对以人文精神教育为本的历史教育的一种异化。
三、历史与现实联系,促进学生智慧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历史教育的目的让学生带着历史的责任感去感悟历史,是让他们用历史的眼光关注现实问题,用历史知识解决现实问题。作为人文教育的历史学科,在本质上是以人的思想灵魂和情感的不断升华为发展目标的。列宁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如是,这就要求我们的学生应最大限度地进入历史情境(或者说“神入”可能更贴切一些),走进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之中,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感受历史事物的灵魂并与历史人物进行一种心灵的沟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参与和体验历史真实,从而实现人类理想和精神的传承,实现人本身的健康发展。为此,教师在历史教学中要努力创设生活化课堂,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体味历史,让历史课堂成为学生亲身“经历历史”的形态,——而且还是以历史主人翁的角色“经历历史”。
我在进行新文化运动的教学中,根据学生情况和教材内容特点,把社会生活中官方大型祭孔、一些城市出现的读经热,网络语言流行等鲜活题材引入到课堂教学之中,将历史知识赋予一定的生活意义与生命价值,使历史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创设两个讨论问题:(1)新文化运动期间,知识分子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现在,官方举办大型的祭孔活动,国内兴起了一批以“读经”为主的全日制私塾。我们该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的?(2)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信息时代,网络语言丰富,有人说,这又是一场新文化运动,也有人说这是一种文化垃圾,你会持什么观点呢?一石激起千层浪,问题提出后学生展开了激烈讨论。讨论中学生思维的活跃和迸射出的创新思想火花令我惊喜。例如在如何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讨论中,学生除了得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结论外,有的学生还提出“要尊重其它文明”“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保持民族性”。而对于网络语言的讨论中,由于更加贴近学生生活,学生的表现更是精彩不断。生活化的历史,在促使学生的思维启动和运转的同时,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历史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潜移默化中使新文化运动一课的主题得以升华。
齐健老师曾经对历史教育作了这样一个形象的解读,即:“历史教育=思想之旅+情感体验”。在历史教学中,把历史教育与教学视为生命活动的场所,视为生命意义的实现途径,使历史教育具有生命的灵性,应该是我们努力追求的方向。
摘 要: 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其最根本的问题是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因此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就必须重视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教育工作。笔者将从历史课堂教学和历史课外教学中简略的阐述在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关键词:历史学科 德育 途径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1-0094-01
中学历史教学渗透德育,这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话题,人们对历史学科的德育功能,已经做了大量的探讨和阐述。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人才是德才兼备;现代教育方针,谓之德智体全面发展。说明“德”包括了思想与道德。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德育,就是是要培养学生爱校、爱家、爱国的思想感情,更要培养其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那么如何做到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呢?本文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展述个人认识 :
一、重视课堂教学,发掘历史学科课堂德育教育的内在功能
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主渠道,教师要认真搞好课堂教学,在传授历史知识、培养学生学科能力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做好德育教育工作,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如在课堂教学中采取比较法的教学,引导学生将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与同一时期世界农业、手工业比较,认识到中国古代生产力的先进,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在学习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时,引导学生总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救国壮举,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使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必然选择。重视课堂教学,发掘历史学科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在功能,利用历史学科的学科特点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完成学生的自我德育教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段时间以来,历史学科成了所谓的“副科”,这给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在历史学科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让学生参与教学发,挥学生在德育养成方面的主体作用。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课前五分钟的时间,让学生讲历史故事,围绕德育教育的主题进行话题的讨论和演讲。故事或话题的素材由学生自己搜寻,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查找课外资料,全班同学面前的自我表达,既增长了知识、又锻炼了能力,同时提升了道德素养,可谓一举多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切不可放手不管。
三、充分利用历史的资料、信息实行德育教育
源远流长的人类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为我们进行德育教育提供了历史的依据,这些历史的见证更真实、更直观地描述着历史的原貌,起着更深刻的教育作用。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文物、书籍、图片、新闻资料等这些历史信息,配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缩短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达到德育教育的效果。我们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本地区的一些历史文物、古迹、博物馆等,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四、充分利用地方史进行德育教育
历史教学中我们可以适当加入地方史的内容。由于涉及到身边的人、事、物,学生容易感兴趣,认为可信,易于接受,也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达到德育教育效果。如河西走廊西路军的历史等。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祖国与家乡的融合,身边先贤的事迹感染着学生,学生的情感和道德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升华。因此,充分利用地方史素材是加强历史学科德育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五、积极组织课外活动来加强学生的德育教育
历史课外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在各种重大节日纪念活动来临时,历史教师可以充分发挥历史课堂教学功能,同时可以举办专题讲座或专题报告,形成可以面向全年级或全校学生开展,可以举办图片展览,使学生形象直观地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所需图片可由学生自行收集。(2)播放录像片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多次组织学生,播放有关历史文献片和电影,使学生直观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德育教育,例如在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时,对中华的石窟艺术,可以播录像片,把石窟艺术的雄奇,精美展观在学生面前仿佛使他们融入到艺术的海洋里。这样的形式学生深受喜爱。(3)撰写历史人物小传。教师要求学生在充分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的重大活动进行探讨,并撰写人物小传,简要介绍其生平事迹,并对其功过进行评价。例如写曹操、陈独秀、拿破仑等的小传。(4)开展专题读书活动并撰写读书报告。教师可以选择一本历史著作、人物传记、一本教材或一篇文章,组织学生阅读。然后要求学生写一篇包括介绍所读书籍或文章内容、作者观点的读后感。(5)历史故事报告会或演讲会、历史成语故事会等。可以分组,通过竞赛的形式,使学生感到为集体争荣誉。这项活动富于趣味性、知识性、思想性和竞争性,深受中学学生的喜爱,一方面可以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历史书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积累更多的故事素材,学生自己进入“角色”,受到深刻的教育,这种教学效果很好。(6)结合纪念重大节日,开展德育教育。通过这些纪念活动,组织专题报告和历史图片展,生动再现这些历史情景,如有勿忘国耻“九一八”,中国共产党诞生,香港回归等。特别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史实,更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有众多社会现象和事迹可以被用来对学生实施思想道德教育,这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也是由历史学科是一门人文学科的特点决定的。要实现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尝试,但一定以历史史实为基础,只有将德育教育渗透置于历史史实之上,这种教育才是有说服力的。作为教师要尊重历史事实,将准确的知识和真实的信息传递给学生,使他们形成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客观评价,以切实达到历史教学中德育教育的效果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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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年级的历史学科学习是学生认识历史、把握历史关键的一步,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能力的培养、教师的引导和教学方法都是成功的要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八年级历史学科论文,供大家参考。
兴趣是知识的入门。瑞士著名教育家皮亚杰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当一个人对某 种事物发生兴趣时,他就会入迷地去追求,去探索。学生一旦对学习产生兴趣,必将成为他学习的内在动力。 学生对学习有无兴趣,既是反映学生学习效率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教师教学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增 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的学习变被动为主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就成为众多教 师不懈追求、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笔者结合新编初中历史第一册的教学实践,浅谈几点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 生兴趣,增强课堂教学效果的体会。
一、讲究开头,激发兴趣
俗话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每节课能否都有个好的开头,直接关系到这节课的成败。如果教 师一上课就照本宣科,平铺直叙,就会使学生产生厌倦情绪,甚至成为催眠曲,因此必须讲究开头艺术。要尽 可能一开始就引人入胜,把学生吸引住。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教师必须依据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精心设计好 每一节课的开讲导语,用别出心裁、平中有奇的导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如 我在认真分析教材第1课《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通过认真分析教材内容和结合当前形势的特点后认为:这 一课首先要告诉学生如何做人的道理以及应做怎样的人。所以讲这一课时,我这样开头:“同学们,你们一定 听过或读过许多历史故事,看谁能讲出秦始皇、曹操、秦桧、刘胡兰分别是什么时期的人物?他们是怎样的人 ?”这一问题的提出,顿时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不少学生七嘴八舌在议论。我先后叫了几个学生来回答,但他 们的答案都不够准确。这时,我先指出以上人物分别属于那个时期。在学生聚精会神地听时,我板书第1课课 题《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导入新课:“历史上的人物形形色色,有的光耀千秋,象英雄刘胡兰,受到了世世代 代人民的崇敬;有的遗臭万年,象奸臣秦桧,长跪地上向人民请罪。”这时我指导学生看课文《刘胡兰》、《 秦桧》的插图。进而激励学生:“我们学习了历史,就应懂得怎样做人。我们应当做象刘胡兰那样的人,有远 大的理想,高尚的气节,将来才能为建设祖国多作贡献。”这样的开头,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达到了预期的效 果。
二、讲好插图,引发兴趣
新编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插图多,直观性强,形象生动。讲好课文中的有关插图,对引发学生兴 趣,增进学生的求知欲,增强学生记忆,提高教学质量有重要作用。但在教学中,由于插图很多,限于课时, 教师不可能每图都讲,只能根据教材要求和讲课需要选择讲解。有些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的插图如果没有向学 生讲解,就会使学生似懂非懂或一知半解。经过教师讲解,既引发了学生的兴趣,又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了知识 。如第8课《战国七雄》中的《商鞅舌战图》。因为“商鞅变法”是这一课的重点。战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形成 ,是通过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的变法或改革来实现的。讲好《商鞅舌战图》,既可以使学生了解商鞅作为 改革家的气魄和才华,又可让学生懂得改革的不易和改革又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提高学生对商鞅 变法带来的历史作用,即“秦国的封建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加强,逐步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的认识,也为以后理解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打下基础。为起到这 个作用,我在讲课时,让学生看《商鞅舌战图》的同时向学生讲解:“图中就是当时商鞅舌战大臣的情景。中 间席地而坐的是秦孝公。商鞅,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正在跟反变法的大臣辨论。你看他手拿竹简,引经 据典,振振有词。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方便,就不必效法古代。他响亮地喊出了“治世不一道,便 国不法古”的变法口号。坐在他对面的是两个保守派大臣甘龙和杜贽,被商鞅驳得张口结舌,坐不安席。这
一 场历史性大辩论,最后由秦孝公作决定:他说:“商鞅说得对,就按商鞅说的去办”。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 中,学生全被吸引往了,达到了引发学生兴趣的效果。
三、巧设疑问,以疑激趣
学习新知识,实际上就是设疑、解疑的过程。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设置一些疑问,把它摆在学生的面 前,使他们先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后激励他们去寻求“柳暗花明又一村”。当学生找到“又一村”后, 就会产生一种快感。这种快感又能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我在讲授第19课《昌盛的秦汉文化》第一目 “纸的发明和蔡伦改进造纸术”时,为了让学生能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我国发明的造纸术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所 起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时,我作了这样的设计,我先提问:“同学们都知道,纸在人们日 常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哪个同学能够说出首先发明纸的国家和时间?”当学生做出“中国”和“西汉 前期”的正确答案后,我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有谁知道我国在纸发明以前用什么作书写材料?”有同学回答 “龟甲、竹木简或帛”后,我简要向学生介绍在纸张发明前我国书写材料的变革:殷商-主要是龟甲和兽骨, 也有铜器和玉石器;西周-主要是铜器;春秋-竹木简盛行,并开始用帛书写;东汉-竹木简和帛仍是重要的 书写材料。继而我又提出第三个问题:“与纸相比,竹木简和帛的缺点是什么?”在学生回答:“竹木简太笨 重,帛的价格昂贵”后,我指导学生看彩图27“汉代木简,”指出这就是汉代以前的书。看到这种用绳子串 木简做成的书,引发了学生很大的兴趣,这时我又加上一句话:“要是你们的书包里的学习材料还是木简的话 ,该有多少木简?会有多重?”学生听后,情不自禁地议论纷纷,都感到纸的发明太伟大了。我紧接着提出第 四个问题:“西汉发明了纸,为什么东汉蔡伦又要改进造纸术?”由于课文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学生的回答 很难准确,而这个问题又是必须了解的。我告诉学生:“在蔡伦之前造的纸质量差,易脆裂,厚薄不一,急需 改进。”我又指着《蔡伦》图说:“东汉宦官蔡伦在公元105年改进了造纸,造纸原料请同学们在书中找出 。”这样一环扣一环的设疑解难,把学生引向似如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的“又一村”的境地,这样既激发了兴趣 ,又掌握了知识,也更好地理解了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的伟大意义。
四、创设情境,以情求趣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 感,乃是唤起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件。”在教学中,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坚持情感教育 ,即在教学中创设能激发学生情感,有吸引力的环境,把学生引入课文内容所描述的情境中,使学生在感情上 受震动,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这是很重要的。如在讲第18 课《两汉经营西域和对外关系》一课时,我告诉学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为了联络大月氏,东西夹 击匈奴。在讲到张骞带着100多人刚走出汉朝边境,就被匈奴兵抓住时,学生为张骞的安危担忧;当听到匈 奴人想让张骞投降,把他拘留了十几年,而张骞始终保持汉节,忠于祖国时,学生被张骞临危不惧,忠心报国 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继而听到张骞终于找到悔会逃出时,学生又为之欢欣鼓舞;当再次得知张骞历尽千难 万险,从大月氏返回汉朝的途中又被匈奴人捉住并扣留一年时,学生又一次为张骞的命运担忧;当知道张骞好 不容易在经受13年的磨难之后,终于和另一个人回到了长安时,学生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个故事具体 情节的生动描述,不但使学生产生了极大兴趣,尤如身临其境,为张骞的命运时忧时喜,同时又加深了对张骞 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深深地被张骞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这时我又强调张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探险家和 外交家。在他二出西域后,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得到频繁的交流,并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使新 疆地区正式归于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和开辟“丝绸之路”打下了坚定的基础。这样以情感人的教学,使学生对 张骞在历史上做出的重大贡献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就能更好地回答课文中提出的“张骞对我国历史上做出了什么贡献”的思考题。
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在孩子们身上激发起来。” 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方法和途径还很多,如巧讲典故,以奇引趣;精读诗词,以诗牵趣;编写歌谣,以歌 导趣;设置图表,以图增趣等等,只要经过教师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就一定能在教学中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历 史的兴趣,使他们的学习化繁为简,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在充满兴趣的教学中,既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又增 长了知识,提高了教学质量,真正达到学史明志,知史做人的目的。
八年级《历史与社会》情境教学有效性的几点探索 《历史与社会》是开放的课程,教学内容紧紧联系社会实践与个人生活,但各部分内容之间并没有遵循传统的逻辑结构,若按灌输知识式教学模式讲授,很难取得较好效果。为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知识,增强其思考和创造的能力,我们必须更多地结合学生的情感和态度,积极创设与当前学习主题相关的、接近真实情境的学习环境,在该环境下高度还原或仿真实际情境,让学生置身其中,激发其参与交互式学习的积极性,在互动中完成对问题的理解、衍生和知识的应用、重建,方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说,创设情境在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创设声情并茂的语言情境
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最普通、最直接、最常用的教学手段,可能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八年级《历史与社会》 本身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然而,中学《历史与社会》教材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往往是抽象概括、提炼浓缩的书面语言。因此,通过形象的语言,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深奥的道理形象化,才能唤起学生丰富的想象和旺盛的求知欲。对学生而言,苍白的语言,平铺直叙的讲述,就像是一潭死水,让人昏昏欲睡;空洞的情感,千篇一律的语调,就像是一盘淡而无味的菜,让人兴味索然。若能丰富语言表达法,或寓事于理,或寓情于景,或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段,声情并茂地再现,就能使学生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增强对历史与社会的理解和认识。
如讽刺清政府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时,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这样说:“慈禧太后多年来都是跟着帝国主义的笛子跳舞。现在,只要听到笛子的声音,她就知道该踏出右脚或左脚了。”毛泽东同志也非常重视语言的作用,他在批评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时,就用了这样一幅令人拍案叫绝的对联:“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如果老师能够像他们一样熟练地驾驭语言,营造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何愁学生不专心,何愁教学效果不提高呢? 2 创设生动直观的教具情境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视觉效率比单纯的听觉效率要高30%左右,这是为什么人们可以轻易地记住一部电影的主题内容,却不能同样轻易地在听别人朗诵一遍剧本之后就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因。依照心理学对于记忆规律的研究,通过不同渠道,对受教育者的大脑皮层进行多重刺激,有助于巩固记忆的成果。在《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应用直观教具正是为了通过学生的多种直觉感官全方位地认知,既可帮助学生认识到《历史与社会》是一门鲜活而且有趣的学问,从而产生兴趣,又可帮助他们在更容易掌握基础知识的前提下,产生获得认同的成就感,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自我提高的内驱力。如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由于学生缺乏战争的感性经验,教师光讲课文往往感到枯燥无味。因此我特意播放了电影《珍珠港》的片段,让学生亲自感受,再配以教师具体的讲解,就能对日本的战略意图,高科技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美国军队的训练有素,战争的残酷性等等,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和理解,学生注意力集中,学习积极性也很高。
3 创设活灵活现的角色情境
当今学生眼界开阔、思想活跃,喜欢形式新颖的课堂教学方法,同时他们又具有较高的艺术素养,强烈的主动参与意识。“学习的最好刺激,乃中创设模拟角色情境,比如自编小品,通过学生模拟历史片段,渲染课堂气氛,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学生主体性、参与性,增加学生的学史兴趣。如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我要求学生用军事家的思维去思考:如果你是英国海军总司令,你打算如何设计到达中国的路线?达到后选择哪些地方和中国军队作战?你这样选择的理由是什么?在讲到鸦片战争的影响的时候,我又要求学生用政治家的思维去思考:战争胜利了,如果你是政府代表,你会向中国政府提出哪些要求?理由是什么?你认为中国政府会同意吗?为什么?很多学生都有成为军事家、政治家的梦想,在课堂上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过过瘾,他们也是求之不得的。经过争先恐后的回答,老师再加以点拨,不难分析出鸦片战争的地理、政治、经济方面的特点,得出《南京条约》的签订是英国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的结论,认识到资本主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本质特点。这样的学习方式要比老师的“灌水”有趣得多,有效得多。
4 创设欲罢不能的问题情境
巧妙地设置问题,以引导学生的好奇和思考,是激发学生认识兴趣和求知欲的有效方法和手段。教材内容和学生的求知心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可以以设疑—答疑的方式来解决。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把教材中的结论,有意识地、巧妙地设置成问题,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悬念,从而使学生的注意、记忆、思维协调活动起来,以达到最佳学习状态。
5 创设别有滋味的另类情境
八年级《历史与社会》学科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等各方面的内容。这一方面要求历史与社会教师具备广博的知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搭建了一座可以尽情展示的舞台。在结合特定的教学内容下,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教学风格和特点,在历史与社会教学的课堂里营造一种耳目一新的情境。
比如在讲到《盛世文化》时,可以像语文老师那样上一堂诗词鉴赏课,师生共同于都,共同赏析,再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其作品出现不同特点的历史原因。
情境教学固然有着强大的功能,但它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教学模式。在探索过程中,我遇到了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某些情境的设置需要大量的时间。这一方面需要认真甄选适合情境教学的内容,不要刻意追求每一种情境教学模式都要用到;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整合教学资源,适当关注其它相关学科的教学内容,避免重复劳动。二是如何改变“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现象。情境教学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因此往往会在课堂上出现一部分学生出尽风头,另一部分学生默默无闻的尴尬情境。这就对老师提出了挑战,努力探索多元化的情境教学模式,全面关注每一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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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的本质与历史学科的特点密不可分。历史学科具有前瞻性、当代性、人文性、主客观统一性及科学性与文学性相结合的特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历史学科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有效教学是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生命。如何作到有效教学,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试从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精心设计问题,联系现实(实际),使课堂教学生活化几个方面谈谈感受。
关键词:有效教学;创设情境;精心设问;生活化教学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问题日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如何以高质量教学迎接挑战,是每一位教师特别是历史教师面临的共同问题。
什么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呢?余文森教授从专业的角度进行了回答: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课堂教学活动,学生在学业上有收获,有提高,有进步。具体表现在:学生在认知上,从不懂到懂,从少知到多知,从学会到会学;在情感上,从不喜欢到喜欢,从不热爱到热爱,从不感兴趣到感兴趣。那么如何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呢?下面就结合近几年我的教学实践谈谈。
一、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让学生重温历史
我们都明白一个现实:历史是不能重演的,但是我们的历史课堂教学却可以让历史“重演”,那就是创设有效的“历史情境”。创设教学情境的方法很多,著名学者韦志成先生有如下论述:1.扮演角色
体会情境;2.播放音视频渲染情境;3.联系生活展现情境;4.运用实物演示情境;5.借助图画再现情境;6.锤炼语言描绘情境;7.结合实际优化情境等等,我们在教学中不妨加以尝试。
我在讲授“三顾茅庐”时,采用扮演角色体会情境的教学方式。课前找五个同学分别扮演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门童,向五个同学交代演出的内容:刘备如何三次拜访诸葛亮,张飞、关羽如何显得很不耐烦,最后刘备终于请到了诸葛亮并成就了一段佳话等。学生结合平时从广播、电视等平台中获取的相关知识自编台词,我帮助修改,同时进行简单的布景设计,学生边看演出边体会刘备为成就大业而三顾茅庐的辛苦。通过创设教学情境,不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引导了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逐渐改变其学习方式,变被动接受学习为主动探究式学习。
二、精心设计问题,让学生的思维动起来
巴尔扎克说过:“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异议的是问号。”课堂教学中,学生的思维是否动起来,关键取决于问题的设计与生成。问题的设计,首先足以让学生真正开启思维而进行一番苦苦思索的;其次又应当是使学生可以有一定的思维成果,即每一个学生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品尝到问题解决的喜悦。只有这样的“问题”,才能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才能促使他们自觉投入到对有关历史问题的探究中去。这样的问题设计才具有其存在价值,才能作到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在学习“伏尔泰启蒙思想的意义和影响”时,课本中这样描
述:“伏尔泰等人的思想宣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代封建贵族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促进了欧洲的社会进步;许多启蒙思想家的名著被介绍到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思想解放”。此时我就引导学生思考“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代封建贵族提供了有力的支援”“许多启蒙思想家的名著被介绍到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也促进了传播这些思想的国家的思想解放”。有哪些事例可以说明这些?此时课堂气氛达到高潮,学生之间、师生之间都互相探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使学生的思维达到最大的活跃状态。这样既达到教学目的,又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三、联系现实(实际),使课堂教学生活化
美国著名的教育家约翰·杜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扼杀历史的活力的隔离现象,就是把历史与当前社会生活的各种方式和事务分离出来。他特别强调:历史关于过去的知识是了解现在的钥匙。很明显,他强调的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有许多历史事件与现实生活中的热点时事还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将经过筛选过的热点时事运用于历史课堂教学中,可以摆脱教材所限定的时空限制,使学生能穿梭于时空的走廊,古今结合,拓展了历史课堂的教学内容。
课堂教学中联系现实,使学生既能在课堂上学到历史知识,也了解了新闻时事,进而帮助学生了解和关心国家大事,使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进而增强学生的时代感和历史学习的使命感。
总之,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去组织教学,加强学习中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有效合作,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努力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从而切实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必修教材,体例新颖,内容丰富,有鲜明的国情意识和时代特点,体现了跨世 纪人才素质培养的需要。但它是一套无“纲”(教学大纲)之“本”,用之者还在起步阶段。所以,一线教师 深感它的难度太大,很不适应,急待解决的问题不少,其中就有学科能力这一难题。我把这两年教学的感受 “提要”出来,仅供批评研究。
一、熟悉重要史实的能力
这是一项首要的、最基本的历史学科能力。主要有:听、视和观察的能力,阅读能力(小字和好懂的原始资料),记忆能力和区分史实作用的能力等。配置于教材页面上的文字和画图,大都有史实意义,所以要善于 区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教材特点所要求的一项能力。(1)区分主体内容和从属内容;(2)区分必须储存和 “过眼烟云”;
(3)区分基本史实和非基本史实。基本史实(在历史的点、线、面、体中不可或缺)必须熟悉, 扎实准确,“入库”储存,例如大字(主体)的内容、大事年表和历史地图中最重要的地名、空间等;(4)区分基本史实的相对性。即在这一历史体系中是基本史实,而在可以涵盖它的另一再大的体系中,是非基本的史实 了。此点较难,重点较不妨试试。
中华民族拥有的文物、古迹和馆藏极为普遍,图片影视资料极为丰富,可同熟悉重要史实结合起来,并适当发展乡土访古考察的能力。
二、理解历史概念的能力
历史概念是在历史表象的基础上经过思维活动抽象概括而成,以反映历史事物的本质属性。掌握和运用历 史概念是理性认识历史的起点,是历史思维能力的“发祥地”。历史概念在学科能力中举足重轻,是基本能力中的“基本”。
1.单一型历史概念
这类概念就是一个一个的“历史单位”,教材中比比皆是。属于史实性的有“井冈会师”,“《北京条约》”,“台儿庄战役”等。属于论断性的有“民族英雄林则徐 ”,“工农武装割据”,“中外‘和好’局面”,“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爱国统一战线”等。
2.复合型历史概念
它由若干个单一型历史概念组合贯通而成,又称概念系列。“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是三个独立存在的单一概念,但组合贯通之,成了“三大战役”这个复合型概念。“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这一概念复合了时间、“恢复国民经济”、“三大运动”、“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这五个单一概念。参 与“复合”的各个概念之间,是由其内在逻辑联系而成——或递进关系、或因果关系、或包含关系、或并列关 系等。
3.历史概念的特点
(1)各类各个概念都有客观性、独立性;(2)凡概念,都有其特定的、准确的外延(量的属性)和内涵(质 的属性)。这是掌握和运用它的关键所在;(3)历史概念是历史基础知识的一个方面;(4)概念群体之纵横及其 网状化、序列化、具体化,就是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了;(5)对概念失之准确或错乱,必定损害正确的历史思维能 力的发展。
此外有众多的理性化概念,“半殖民地”、“共和政体”、“民主革命”、“改革开放”等等。运用时, 不要抠定义、追外延、究内涵,能恰当地揉合于史便罢。
三、纵横基本线索的能力
历史是线索的交织品。基本线索是跳动在历史有机体中的脉络,是人们认识历史的途径。万千纵横有线索 ,万千变化有线索。会抓、会用历史线索为历史学科独特有之的一项能力。
1.历史线索的两大类
在历史整体中,线索或隐或显地表现为粗细、长短、远近、中外、主从等;有曲线、直线、折线等;有政 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战争的、社会过程的等。但是,按性质和作用分辨,只有基本线索和非基本线索两大 类;按走向分辨,只有纵向、横向两大类。掌握了分类,就懂得了这项学科思维能力的基本思路。
2.基本线索的三重性
客观性,是它的第一性。主观性,为师生对它的认知(即“理线索”)。相对性,指它的起止时空限定和 功效的特定范围。三相结合,才能抓准用好。
3.基本线索的三功能
(1)贯通来龙和去脉,体现内在联系;(2)提挈内容和要点,利用抓纲织网;(3)明确趋势和归宿,揭示变化 规律。纵横这三项功能,可以让学科能力同历史的脉搏一起跳动。
4.基本线索的两误区
教材的“引言”本非基本线索,不可误认。有些教学参考书把基本线索写成了“内容简介”或“内容提示 ”或“内容概要”,都不可取。规范地表达基本线索时,必须精炼概括为一句或几句话说出。被基本线索所纵 横的重点要点,不是基本线索本身。
四、运用基本观点的能力
历史思维能力,其核心和灵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基本概念)。没有正确的观点 ,肯定不会有正确的历史思维能力。
近几年来,各省县市推出的初三结业考试卷,反映了当前大多数学校的实际水平。但课上能力素质的要求 ,完全可以也应当高出它三两个“调头”。必须看到,初中学生没有多少基本观点在备用、待用,需要“实实 在在”地充分利用教材。教材是学生学习、领悟和初步运用基本观点的主渠道。
主渠道——本教材,可供领悟和运用的基本观点有: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主要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原因和结果,共性和个性,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 质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主要有:继承和发展的观点,前进和曲折的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代史上更明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地位和作用,政党及其领袖的地位和作 用等。
2.历史学科基本观点
主要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观点,从基本国情和具体国情出发的观点,政权和政体的观点,反帝反封 建相结合的观点,民主革命坚持三大法宝的观点,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有机组成部分的观点等。
3.摘选引用性的观点
指教材根据需要而摘引他处的观点,但不全是照搬照抄。(1)对纲领、宣言、政策、口号等的引用;(2)对 人物言论的引用;(3)对著作的引用;(4)对定性、结论的引用,例如“林彪集团发动武装政变”、“‘一国两 制’的构想”、会议有关决定等。
4.因史为论性的观点
这类观点(论断、结论)是教材编者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学科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指导下 ,依据必要的史实和特定历史条件,提炼概括而成为教材的“具体观点”。本教材的“具体观点”比现行任何 其它教材(人教版)都突出。表现在:①在引言中;②在论断性性的章、节、目标题中;③在课文之中,例如 ,衙门的建立“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 程度”;④在性质、意义、评价和经验教训中。运用时必须注意:“具体观点”无普遍性,只起特定作用,只 能“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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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这本是一个后“”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两者在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同一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红色经典的说法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 01年夏,中宣部、文化部等推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重点献礼文艺作品,在中 国各地电视台和电影院热播一大批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如《长 征》、《红岩》、《忠诚》、《日出东方》等,收视率可观。出版部门同时大量重印、 再版各种革命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中国舞台上重新上演革命题材的剧目和音乐舞蹈 。当年的“样板戏”再受观众青睐。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红 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总之“再造红色经典 ”的话题,已成为中国在世纪转换时刻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时刻又与全球化时代接轨 ,凸现了文化“再造”的当代意义。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
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____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 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 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 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 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 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 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 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
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 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毛泽东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 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 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 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 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4(1 996),pp.34—51.)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 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延安整风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中的实践,其 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 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 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 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 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 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 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 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 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 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 ,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 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 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 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 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 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 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 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 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 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 新型的“市民社会”。毛泽东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 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毛泽东构想和实 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 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等运动,通 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 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 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 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 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
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 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 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 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 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 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
第三,红色经 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 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 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 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 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 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 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毛泽东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 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毛泽东《讲 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3,“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National Form and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 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
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毛泽东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 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 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2—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土改、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 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 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 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
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 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 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 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时 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
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 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 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 和扭曲。
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 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 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 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 ,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中导致 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 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 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毛泽东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 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 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 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 “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 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 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 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 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 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 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 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悲剧密切相关,当“”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一 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 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 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 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 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中跟政府官僚一 道成为斗争对象。
“”之后,他们自然对“”深恶痛绝,成为否定“”的主力。红色经 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 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中受到的种种 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 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 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 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 ”。
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 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 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 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的憎恨 ,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
当时中国 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 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 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 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 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 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 直沿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 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 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 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 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 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 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 ”,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 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 英和中坚力量。
而红色经典在90年代中期(毛泽东百年诞辰之后)又逐渐地出现在中国文化舞台上。这 一次重现,开始并不是国家机器的推动,而是民间自发和新兴的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 合作。90年代初期发行量惊人的《红太阳》革命歌曲新唱和卡拉OK,以及重新上演的革 命电影和样板戏、再版的革命小说、革命故事等等,给大众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 了新的红色经典热,在全球化的时代再造革命经典。
新红色经典的生产者一部分是国家 意识形态机器所雇用的专业人士,在国家媒体中享有新的物质资本和政治文化特权。另 一部分是非国有文化产业的“影视人”、自由作家,他们不受国家指令而服从市场需求 。红色经典的再造主要服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指令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是在一个 文化市场多元化的氛围内的一种生产趋势。这和红色经典在五六十年代诞生的时代有了 巨大的差异。红色经典一诞生就一枝独秀,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再造不过是中国 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的一种不大不小的时尚而已。
红色经典今天的市场主要来自中国的多数民众,他们大部分处于中年以上的年龄段, 集中于工人、农民以及中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红色经典创立时代的主要接受者,其 情感结构和话语体系深受红色经典的影响。当然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红色经典再造的充分 必要条件。本文最后对红色经典的再造提出以下的猜测和询问。(注:参见孟繁华《当 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孟繁华:《左翼文学 在当下的命运》,《北京日报》2001年9月17日。)首先,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造 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断层,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怀旧正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 社会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怀旧跟历史记忆不同,它需要的是 有选择的昔日情感和想象的再现,而不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忆和反思。
红色经典成为今天的新时尚,跟怀旧情绪有很大关联。把红色经典商业化,是否是一个 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文化动向?第二,当国家机器正在努力转换、重建意识形态体系和价 值体系的时候,会从国家建立时代的文化资源中积极找寻有用有益的因素。红色经典无 疑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符号资本。国家机器自然会努力 把这部分符号资本纳入民族国家的新文化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所谓博物馆化,是指 把某一文化文本与社会现实剥离,置放于一个安全的距离中,予以审美和学理的欣赏和 反思,并标以“传统”、“经典”的标签来教育后代和昭示世界,旨意在塑造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但红色经典的主题和价值取向是否可以完全跟当下的现实剥离。
最后,我们不得不看到再造红色经典所可能和实际上已经遇到的困境。红色经典的平 等观念、道德理想主义、民粹主义,跟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有尖锐的矛盾,但仍然对中 下层社会阶层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当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社会时,经济和政治层面 的社会分层、贫富鸿沟、阶级矛盾正在日益加深,红色经典的平等与阶级诉求也必然会 得到社会中下阶层的共鸣。红色经典还能否唤起激情燃烧的岁月?因此,如何在红色经 典的现实意义和文化遗产建设目标之间作出合理的协调,如何使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 不至于完全演义成为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乃是红色经典全球化时代再造的思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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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方法。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范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总结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措施,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经验、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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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九江市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试论陈寅恪与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论文关键词】 陈寅恪研究法明代小说
【论文摘要】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着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陈寅恪与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胡适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着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着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吴晗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吴晗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
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
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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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活动起源于欧洲,通过百年的保护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保护观念和方法,尤其是保护意识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性宪章和保护文件将他们的保护思想和修复哲学向世界范围进行传播,率先影响到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后,逐渐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吸收各国研究成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世界性的对于遗产价值的普遍共识。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与历史学相关的论文:
浅谈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构成
论文关键词:普适性价值;文化多样性价值;战略性价值;边缘文化价值
论文摘要:针对当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混乱的价值认识是保护观念不能得到统一的根本原因。以历史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多维度探讨当代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构成。提出以目前西方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价值,情感价值,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总体认识为核心,以代表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中国传统和现实社会对遗产价值内涵的发展”为两极,形成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完整格局。
论文正文:
当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矛盾和问题比较多,最主要表现为“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保什么,如何保”的问题。不同的观点实质上代表了看问题的不同角度,观点的冲突反映出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这些问题集中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彼此交织,产生出当前比较混乱的价值观。尝试以价值判断的方法对当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现象进行发现并做出深入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人类生活中的“多元化”,理解做出价值选择的重要性,从而确立起应对遗产保护多元化现实的健全心态,以更加科学严谨、宽容、求实的态度对待遗产保护中的困惑与矛盾。
长期以来,理论界从价值论层面探讨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结构并不普及,谈及历史遗产的价值,人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它的艺术美学价值,科学教育价值等客观性本体价值,基本回避了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以及社会、经济等外部环境对遗产价值取向的影响角度探讨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因此,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体系还缺乏一个完整的建构,在需要自觉运用价值判断以决策保护行为,平衡方法措施的“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或接受遗产价值的概念。这成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缺憾。
在2002年《世界文化报告》中与会者普遍谈到,“在遗产保护领域的项目计划中,运用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方法正在不断地赢得支持。”以价值评价为基础的保护观正是支持西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方法不断发展的基础。所以从剖析人类对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人手,探讨保护观念的发展与变化,对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变得十分必要。
1保持我国传统遗产价值认识中的文化多样性特点
1.1以“普适的多元化主义”取代单一价值的普适性保护观念
当代,承认和尊重不同文化,要求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呼声越来越高。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就表达了这样的共识:“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独特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各地区,各民族对自身文化不同的理解和价值认识也是文化多样性的直接反映。
但是在普适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方面,我们还需要“文化的综合创新”。要超越‘排斥外来文化的传统主义’和‘抛弃传统的西化主义’两极性、单向度立场,理性诠释、多向度评价”。在对传统价值观的取舍方面,既不能盲目自大过高的评判中国传统文化,所谓“广谷大川自风气,岂能八表之外皆六经”;(引自l9世纪魏源的《海国图志》)也不可全盘西化,以西方价值观代替中国传统价值体系;而应该保留那些代表了传统文化价值观中优秀的、合理的、可发展的价值观。在理解和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基础上,继而保留本民族地区传统保护观念和保护技术方面独特的内容,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历史遗产的情感需要,尊重不同历史,审美,民族及宗教背景人们的习俗。以“普适的多元化主义”以取代单一价值的普适性保护观念。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我国保护理论的推陈出新,一方面,摆脱对西方保护修复哲学体系的片面依傍和简单比附,构成自己独特的保护观念,在对西方保护观念的引进中做到“以中释西”;另一方面,弘扬中国传统保护观念的本土化、个性化特色,“以中释中”。
1.2传统文化体系影响下建筑价值观的主要特点
1.2.1“重道抑器”的实用主义建筑价值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建筑属于“器”的范畴。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十分重视建筑物质实体,转而强调内部空间的功用性,它才是建筑的“大道”。重视实用功效的营造理念因而也成为我国工艺思想形成初期最重要的价值追求,战国技艺家墨子谓公输子日: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与建筑的器相联系的整个建造行为也就是“奇技”,它们不是人们追求的根本目标。在这种文化认知的指引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对于建筑价值取向一直是“实用主义占上锋”,保护、维修旧建筑的行为也多是实用主义的态度。
1.2.2“借物咏志”中历史古迹的审美与历史价值重叠再则,中国建筑的审美多与依附建筑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结合产生,体现出特有的美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重叠辉映。人文历史的积淀,一方面丰富了历史古迹蕴涵的历史信息,无形中高大了它们的艺术形象。这和西方以“真实”为美的基本价值观差异较大,可以说,西方社会崇尚通过实证获得对对象知性认识的“真”,而中国社会追求“道德、修养、心性”和谐的“真”。
1.2.3“体用二分”思想注重建筑文化价值的传承相比较西方建筑潮流的多变和建筑文化的“否定性思辩”,我们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的稳定性,建筑形态上的一贯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延续性保护方法。这样的特征来源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体用二分”的思想。中国人对待器物之“用”,往往是“喜新厌旧、除旧迎新或革故鼎新”;但是在文化方面,人们却“厚古薄今”,讲究文化思想体系的传承关系。
因此,建筑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换,而建筑的体系,与社会宗法礼仪制度的关系却通过“法式”,“则例”等不断传承下来。也就是说,中国人更加珍视建筑本身的文化价值。
1.2.4东方的物质观认同建筑自然更迭中的“生命价值”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谈到,“中国建筑有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从最初,中国并没有产生出象古埃及金字塔一样刻意求永存不灭的工程。并不想以人工建造物与自然比久长,而是以“新陈代谢”的自然主义物质观,看待物质的生与死。
在东方人看来,物质本身的意义就体现在“生生不息的循环”之中,而不是本身物质形态的留存。作为建筑的物就如同时常生活中的用具,并不担心原物是否永存,也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恰如国人心目中对自然生命的重视,“它要求为生命、生存、生活而积极活动,要求在这活动中保持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2吸收西方遗产价值体系的普适性成果
2.1普适价值: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共识
无论人类个体或群体之间,都是差异和一致性并存。一方面,彼此间特性和追求千差万别,呈现出天然的多样性,但又在基本特性和需求上有着一致性,在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上有着天然的共通性。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表现,同样是差异与共性并存。文化差异背后的共性建立在基本的人类共性上,这是人类不同群体以及文化间实现沟通的基础。这种共通性同样表现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道德观方面,它们都是具普适性的人类价值,给人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共同目标和评价尺度。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并存的前提是要尊重那些代表人类基本价值共识的公约。正是这种认同和尊重才使各种相异的文化独特性得以保持,并可能成为现代地球文化村的一部分。脱离普适性价值原则去追求独特性表现是无意义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率世界之先就人类诸多价值认识展开了深入探索。其他地区、民族的古老文明结合自身特点逐渐有与西方现代文明结合趋势,比如在对待西方文明的问题上,我国近代即开始了学习过程,魏源的《海国图志》中说,“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提出了中西一体的思想。当代,我国加入WTO,认同《世界人权宣言》,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都代表了对人类普适价值观的认同。
2.2吸收普适性价值为建设本民族遗产价值体系提供基准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活动起源于欧洲,通过百年的保护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保护观念和方法,尤其是保护意识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性宪章和保护文件将他们的保护思想和修复哲学向世界范围进行传播,率先影响到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后,逐渐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吸收各国研究成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世界性的对于遗产价值的普遍共识。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通过专家学者的交往,不断的引进了当时西方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主要成就,从而摆脱了传统保护观念的局限,超越了传统价值观。但是在后来的40余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交流中断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国际社会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资源价值以及历史价值的思考并没有被我们了解接受。我国的文物保护观念一直主要停留在对历史遗迹本身的艺术价值和教育作用,甚至政治作用的理解上。当代,随着交流的恢复和加强,加快学习吸收西方成熟的遗产价值体系成果,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全面理解。但是仍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分清哪些成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值得其他民族学习和汲取;哪些是属于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这才是我们在了解和审视西方遗产价值认识成果时应当抱有的正确态度。
3从发展生产力角度看遗产在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价值
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还要关注并发扬全球文化与地区与民族的多样性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时代价值观。张岱年先生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关于“文化选择论”的思想,即“肯定文化的可折取性和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通过彼此之间的广泛交流,产生文化的杂交,进而获得新的文化类型,这也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结合我国国情,从促进国家建设角度思考我国历史遗产的社会价值十分重要。
国务院温家宝指出:“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保护之间,不是相互割裂、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有机关联、相得益彰的。”只有积极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才能有效促进城市现代化进程,历史文化遗产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因素,是城市发展和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3.1发展文化产业,优化城市经济结构要挖掘遗产的文化产业价值
现代城市的经济构成,已从传统的以工业生产为主的模式逐步转变为多元构成的新经济形态。第三产业和新兴的文化产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大城市的指标评价体系中,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指标,同时也反映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其中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是遗产价值市场化的最直接途径。
在国外,遗产大国无一例外都是旅游大国。例如:法国依靠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每年吸引7000万旅游者,旅游收入达299亿美元,是世界第一旅游大国。目前为什么“世界遗产”的品牌含金景越来越高,对这一品牌的竞争从国际到国内也日趋激烈,实际上反映出各个国家对遗产价值的探求“愈发具有一种资源博弈的性质”,“凯恩斯”决议背后是资源和利益的争夺。
到2020年以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大国。其中,人文景观无论从构成旅游卖点,还是从保持持续强劲吸引力来讲,自然景观都是无法与其比拟和抗衡的。随着旅游业逐步从走马观花式的观赏旅游过度到体验、品味和参与型旅游,文化旅游正在成为旅游业的主体。而文化旅游的主要内容就是寻觅地方历史遗产踪迹。
不仅如此,以旅游业带动的相关服务业以及地区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对于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它表现在:历史文化遗产促进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文化产业是增加就业的重要渠道;是偏远地区传统产业结构整体调整的重要依托等等。
3.2城市形象营造与开发遗产的文化品牌价值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不是保护落后,完整地保护“昨天的文明”恰恰是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3.2.1它是构建现代城市良好人文环境的重要基础文化历史遗产是千百年来人类文化创造的精华,有其浓厚的不可再生的特定文化内涵,有其无法替代的美学情趣和韵味,是现代城市中最能引人人胜的文化景观,因而是构筑现代城市良好人文环境的宝贵遗产。城市公众素质的提高,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城市公众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它可以使城市公众产生潜在的历史责任感,激发醉心城市发展的热情,净化他们的心灵空间,从而自觉地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城市不断发展的新形势。
3.2.2它是城市综合实力的构成要素城市综合实力包括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城市强大的辐射和影响力来源于城市的这两大基础。目前我国大城市的综合实力还比较弱,即便是上海,2000年GDP总量只达567.5亿美元,是伦敦1987年的1/2,是东京1991年的1/9。对城市而言,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营造城市特色、提高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加强文化实力,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都会起到重要作用。2l世纪的城市面临竞争,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文化资本”,就是指城市的“文化传统、习俗,以及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城市文化精神”。它是构成现代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就象城市的名片,勾勒出它给予人们的第一印象。文化品牌经营得好,可能会带来许多无形的有利影响。
4反思全球化社会背景下历史文化遗产的“边缘文化”价值
在2004年6月的《经济观察报》中有这样一篇报道“新天地——青砖和玻璃的双重神话”其中谈到“新天地的青砖意象和玻璃意象的交织性书写产生出两种事物——中产阶级的西方神话和海外游客的东方神话,它们在那个地点被双重地书写,这是它受到消费者广泛欢迎的原因”。文章强烈的传递出人们对于这样的历史遗产保护方式既困惑又充满兴趣的现实状况。而且伴随着类似“新天地”这种再利用式保护项目的不断推出,国内专家们的讨论和质疑声令我们必须面对现代建筑意念对历史遗产的“干预”。它们给我们的启示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历史文化遗产这个维护民族文化最直接,最稳固的领域,成了民族文化向外传播的“急先锋”,同时可能成为东西方建筑文化最直接碰撞的“实验田”。它仿佛就是张岱年先生所说“文化杂交”的现实版本,历史遗产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在这个层面也需要我们做出解释。
由此,以目前各国基本达成共识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价值,情感价值,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普适性价值认识为核心,以代表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中国传统和现实社会对遗产价值内涵的发展为两极,将形成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完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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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但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恐怕是汉武帝所始料不及的。因而,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历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毕业论文范文:张骞西使新说。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张骞首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月氏、夹击匈奴。《史记·大宛列传》记其出使背景曰:
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
今案:月氏原来是一个强大的遊牧部族,其统治中心东起今祁连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尔泰山东端,且一度伸张其势力至河套内外。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兴起於蒙古高原,遏阻了月氏东进的势头。约前177/176年,匈奴大举西进,将月氏逐出上述故地,大部分月氏人西迁至於伊犁河、楚河流域,赶走原居该地的塞人,停留下来。史称这部份西迁的月氏人为“大月氏”。[1]传文所谓“匈奴破月氏王”,结合同传关於“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的记载,可知破月氏王者为老上单于(前174-161年)。这就是说,西迁伊犁河、楚河的大月氏有一次遭到匈奴的沉重打击,其王被杀,但匈奴这次打击,並没有使大月氏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传文所谓“月氏遁逃”,不过是“败北”的意思。很可能老上在位时大月氏为收复失地,曾一度东进,因被击败而西向退却。果然老上时月氏已逃离伊犁河、楚河流域,张骞於武帝建元年间(前140-135年)往使便没有现实意义。要之,张骞首次西使的对象是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
《史记·大宛列传》接着说:“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父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馀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今案:匈奴将月氏逐出该地後,不仅控制了祁连山以北,直至天山、阿尔泰山东端的大片土地,且进而控制了包括准噶尔盆地在内的阿尔泰山南麓,以及原来可能役属月氏的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2]因此张骞一行出陇西,往赴大月氏所在的伊犁河、楚河流域,势必穿越匈奴控制的地区,终於被匈奴拘留。单于所谓“月氏在吾北”,也表明当时大月氏确实尚在伊犁河、楚河流域。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今案:大宛位於今费尔干纳盆地。[3]张骞自匈奴得脱後,究竟取何道抵达大宛,因史无明文,历来众说纷纭,但主要有以下三说:
一说张骞乃经由“西域南道”,亦即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抵大宛的。其理由在於主要根据张骞西使归国後报告写成的《史记·大宛列传》前半部中提到的塔里木盆地诸国多位於南道。[4]
二说张骞乃经由“西域北道”,亦即沿天山南麓西行抵达疏勒後,越过葱岭抵达大宛的。盖《史记·大宛列传》前半部提到的南北道诸国有姑师、楼兰、扜?和于阗四国,其中姑师即车师无疑是北道之国。既然张骞返途取南道,则去路应为北道,否则难以说明为何提到姑师。[5]
三说张骞乃经由天山北路,亦即自漠北取道准噶尔盆地、伊塞克湖南岸、纳伦河谷到达大宛的。盖匈奴控制西域後置僮仆都尉於北道,张骞未必敢取北道。《史记·大宛列传》且称姑师“临盐泽”,知张骞並未经过姑师,有关情况因传文致误;传文没有提到龟兹、疏勒亦可为证。同传所载西域事情独详於乌孙,足见张骞所由为天山北路。[6]
今案:三说均有未安。
1 《史记·大宛列传》称张骞离开大月氏後,“並南山,欲从羌中归”。这不仅表明他归途取南道,而且表明他吸取了去途被匈奴拘留的教训。者正从反面证明张骞去途所取並非南道。
2 《史记·大宛列传》提到姑师,主北道说者以此为证。其实张骞西使之时,姑师不在北道,而在罗布泊西北,确实“临盐泽”。[7]因此不能由於传文前半部提到姑师而断张骞去途取北道。传文没有提及龟兹、疏勒等北道诸国,也令人难以首肯张骞赴大宛乃取北道。
3 如果张骞抵大宛乃经由天山北路,则势必经由当时已佔领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但是《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表明张骞首次西使並未亲临乌孙。张骞这次西使归国後,有关乌孙的报告十分简单,与並未亲临的奄蔡等国相仿佛,正说明了这一点。至於传文所载乌孙昆莫乌哺狼乳等等传说,皆张骞在匈奴中所闻,並非亲临其地获悉。说者因匈奴在北道置有僮仆都尉、因而断张骞未敢冒险走北道;殊不知张骞为汉使月氏,月氏新败於受匈奴支持的乌孙(详下节),又何敢取道於乌孙境内?张骞既未假途乌孙,祇能认为以上第三说也难以成立。
4 以上三说既不能成立,张骞西抵大宛最可能的途径便应该是取道巴尔喀什湖北岸,沿楚河南下,穿越吉尔吉斯山脉,复顺纳伦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8]又,张骞出陇西後被匈奴拘捕,地点虽然不明,但被捕後“传诣单于”,则很可能是被押送到漠北的单于庭。这也就是说,张骞“西走”大宛可能是从漠北出发的。考虑到《史记·大宛列传》“居匈奴中”一句,《汉书·张骞传》作“居匈奴西”,则张骞更可能是从阿尔泰山南麓西走的。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大宛]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9]今案:此处所谓“大月氏”,已不再位於伊犁河、楚河流域。盖前130年,在匈奴支持下,乌孙远征大月氏、战而胜之。大月氏被迫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再次西迁,经费尔干纳,来到阿姆河流域,征服了主要位於河南的大夏国。张骞到达时,大月氏设王庭於河北,控制着跨有阿姆河两岸的原大夏国领土。[10]张骞很可能是在逃离匈奴後获悉大月氏再次西迁的消息的,因而他不去伊犁河流域,而径自巴尔喀什湖北岸南下费尔干纳。而所抵“康居”,应为康居属土,即位於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盖康居本土在锡尔河北岸,张骞自大宛往赴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並无必要绕道锡尔河北岸,而索格底亚那则是必由之途。[11]至於传文所谓张骞“自月氏至大夏”,应指从大月氏王庭至原大夏国都城即阿姆南岸的蓝市城,或许是为了会晤当时正在河南的大月氏王。张骞此行终於“不能得月氏要领”,原因固如传文所述,但究其根本,大月氏此时远在阿姆河流域,与汉夹击匈奴,事实上已无可能,不能得要领,可以说势在必然。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张骞]留岁馀,还,並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馀,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初,骞行时百馀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今案:此处所谓“南山”,指西域南山,即今喀喇昆仑、昆仑、阿尔金山。而张骞归途很可能沿南道,经于阗、扜?後,抵达位於罗布泊西南之楼兰,复北上至泊西北之姑师。《史记·大宛列传》前半部留下了这四国的记录,表明张骞很可能是经过姑师之後再次被匈奴拘捕的。张骞“並南山”应是事实,但结合同传“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的记述来看,却未必果真穿越羌人地区。“欲从羌中归”不过是他的打算,很可能他在知道“羌人恶之”後,便採取了“少北”的路线,结果又为匈奴所得。[12]又,张骞再次被拘留後,很可能同前次一样,被“传诣单于”,並被押送至原流放地(因而得会其胡妻,终於相偕归汉),直至军臣单于(前161-126年)死後,纔乘乱得脱。
张骞之归年,《资治通鉴·汉纪》繫於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军臣单于即死於是年。由元朔三年上溯十三年,则张骞动身於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13]据此推算,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十馀岁”)为首次被匈奴拘留时期。元光六年(前129年)自匈奴中得脱,抵达大月氏。元光六年至元朔元年(“岁馀”)为滞留大月氏时期。元朔元年(前128年)末踏上归途。元朔二年初至三年(“岁馀”)为再次被匈奴拘留时期。元朔三年归汉。[14]应该指出的是,张骞滞留大月氏期间,发生了塞人入侵安息事件,这很可能是大月氏第二次西迁引起的连琐反应。这一事件最终导致了《汉书·西域传》所见“乌弋山离国”的成立。[15]张骞的报告对塞人入侵事件並未涉及,也许是直至他踏上归途,消息尚未传至大月氏的缘故。
张骞第二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乌孙,夹击匈奴。结合《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和《汉书·西域传》等有关记载可以考知,乌孙本来遊牧於哈密一带,很可能一度役属月氏;前177/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大举进攻月氏;月氏放棄故地西迁;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溃败的月氏人衝击乌孙的牧地,杀死了乌孙昆莫难兜靡,时难兜靡之子猎骄靡新生,其馀众因持此遗孤投奔匈奴。猎骄靡长成後,军臣单于令率其族人守卫匈奴西界。前130年,猎骄靡在匈奴支持下,远征伊犁河、楚河流域。军臣单于死後,猎骄靡不复“朝事”匈奴。[16]因此,张骞第二次西使,就其目的地而言,和第一次並无二致,也是伊犁河、楚河流域。
张骞使乌孙的目的,具体地说是“招以东居故地”,“以断匈奴右臂”。如前所述,乌孙故地在今哈密一带。其时因浑邪王降汉,这一带“地空无人”。其地若为汉之盟国控制,对於隔绝匈奴与西域的联繫确实能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不妨推测,张骞於建元中出使时,也有招诱大月氏东居故地的计划。
此外,《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建议武帝联结乌孙时称:“既联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则使乌孙尚有开+东西道的用意在内。盖据同传:“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汉使焉”。可见至少在张骞使乌孙之前,乌孙作为匈奴的属国,事实上妨碍着汉与西域诸国的交往。
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使乌孙时,武帝“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齎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张骞抵乌孙致赐谕指後,由於乌孙“国分,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又一次“不得其要领”而归。“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此举意义重大。“盖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可以说这是乌孙走上与汉结盟道路的开始。而乌孙的向背,对於西汉最终战胜匈奴至关紧要。[17]张骞使乌孙虽不得要领,却收效於日後,筚路蓝缕之功,诚不可殁。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及诸旁国”。今案:副使所使诸国大致就是张骞首次西使亲临和传闻诸国。其中,于窴、扜?应该是张骞首次西使途径的南道国家,而所谓“大夏”,或即役属大月氏的若干原大夏国“小长”。
值得注意的是,上列诸国中没有楼兰和姑师,而如前述,这两国也是张骞首次西使取南道归国时经过的。它们之所以没有被提到,与其说是传文的省略或遗漏,不如认为张骞使乌孙时曾经过这两国。既然正使亲临,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另遣副使了。
张骞使乌孙究竟取什麽路线,史无明文。如果允许推测,其去路似乎可以认为是沿阿尔金山北麓西进,抵达罗布泊西南的楼兰,自楼兰北上,到达泊西北的姑师(今楼兰古城遗址一带),复沿孔雀河西进,取西域北道经龟兹到达乌孙。[18]当时,汉征匈奴已取得重大胜利,特别是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西域王浑邪降汉後,出现了《史记·大宛列传》所谓“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的局面。既然沿南山即阿尔金山至盐泽即罗布泊空无匈奴,张骞取此道使乌孙是完全可能的。另外,虽然元狩四年(前119年)汉已将匈奴逐至漠北,但匈奴並未失去对阿尔泰山南麓包括准噶尔盆地的控制,因而天山北路对张骞来说未必是坦途。至於张骞的归途,不妨认为与去路相同。
张骞使乌孙的年代,史无明文,一般认为他启程於元狩四年,归汉於元鼎二年(前115年)。今案:元狩四年,汉兵击匈奴於漠北,西域道可通。张骞於是年被遣出使乌孙,並不是没有可能。但严格说来,这一年祇能看作张骞动身年代的上限。而据《史记·大宛列传》或《汉书·张骞传》,可知张骞这次西使中途未受梗阻,似乎也没有在乌孙作较长时间的停留。《资治通鉴·汉纪》既繫张骞归汉於元鼎二年,则不妨认为张骞动身於元鼎元年或二年。
又,《史记·大宛列传》称,张骞抵乌孙时,乌孙“王老”。《汉书·张骞传》也说,其时乌孙“昆莫年老”。这位乌孙王或昆莫便是难兜靡之子猎骄靡。七十曰“老”,猎骄靡生於前177/176年,至元鼎初不能称“老”。因此,此处所谓“老”,不过张骞所得印象。至元封年间,昆莫尚汉公主时,《汉书·西域传》又称“昆莫年老”。既论婚嫁,所谓“老”,纔可指实为“七十”。[19]
《史记·大宛列传》称:“[骞]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於是西北国始通於汉矣”。因此史迁称张骞西使为“凿空”。
何谓“凿空”?裴駰《集解》引苏林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然而考古学和文献的证据都表明,西域道早在先秦就已经开通。[20]就汉代而言,西域与中原的关係,有据可稽者,如《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对策之言有曰:“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则载相如告巴蜀民檄曰:“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前134年),相如作檄在元光五年(前130年),知两人所指为同一事件,而康居“纳贡”至迟也在张骞首次西使归国之前。[21]有鉴於此,史迁所谓“凿空”,也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通西域道”,其本意或在於强调汉与西域诸国互通使节始自张骞的两次西使。具体地说,所谓“西北国始通於汉”,不是民间的,而是官方的;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今天看来,张骞西使的意义还在於提供了当时中亚内外政治形势、民族分佈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首次西使,“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张骞所传闻之国,据传文可知是乌孙、康居、安息、条枝、黎轩和身毒。其中,安息应即帕提亚朝波斯,在它的西面和西南面是条枝即塞琉古朝叙利亚和黎轩即托勒密朝埃及。[22]在安息东南方,佔有印度河流域的是身毒。在安息北方,自黑海北部,经裏海、鹹海往东,直至楚河、伊犁河流域,活动着遊牧部族奄蔡、康居和乌孙;当时康居领有後来被《後汉书·西域传》称为“粟弋”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在安息东方,另一个大遊牧部族大月氏统治着阿姆河流域,征服了领土主要位於河南的大夏国。在大月氏或大夏的东北即今费尔干纳地区则是所谓大宛国。以上十国,张骞在他归国後向武帝所作报告中,有详略不等的描述。可以毫不誇张地说,没有张骞的这份报告,今天要重建前二世纪中亚(特别是其西部)的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外,应该指出的是,载於《史记·大宛列传》的张骞上述报告,虽然绝大部份已被转录入《汉书·西域传》,但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这主要是因为《汉书·西域传》的编者将张骞的报告和张骞以後所得的情报不加区别地穿插在一起,从而抹煞了张骞所获若干信息的时间性。比较两传关於大夏、大月氏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23]张骞报告的重点在葱岭以西,对葱岭以东祇是略略提及,远不如《汉书·西域传》周详。儘管如此,前者的有关记载仍不容忽视。张骞关於姑师“临盐泽”的报告就非常重要。《汉书·西域传》将这一条完全删去,以致传文若干处无法理解。[24]要之,虽然有了《汉书·西域传》,研究汉代西域的情况,《史记·大宛列传》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1 参看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pp.53-57。
2 参看注[1] 所引书pp.272-274。
3 参看注[1] 所引书pp.70-71。
4 A. Her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Berlin, 1910, p.116.
5 桑原氩亍罢佩工卧墩鳌保?亍抖?�交通史论丛》,弘文堂(昭19),pp.1-117。
6 长泽和俊《史研究》,国书刊行社,昭54,pp.385-386。
7 参看注[1] 所引书pp.215-217。
8 参看注[1] 所引书pp.70-71, 96-97, 136-137关於乌孙、康居、大宛境域的叙述。又,当时乌孙立国未久,其西境未必如《汉书·西域传》所述,与康居、大宛相接。
9 “太子”,《汉书·张骞传》作“夫人”。今案:两书的矛盾可能是这样产生的:大月氏王被老上所杀时,太子尚幼,虽被立为王,实由其母摄政。《史记》与《汉书》於名实各执一端。
10 参看注[1] 所引书pp.57-61。
11 参看注[1] 所引书pp.98-101。又,传文既称张骞由大宛抵康居,则张骞自巴尔喀什湖北岸南下费尔干纳时並未经过当时“羁事匈奴”(《史记·大宛列传》)的康居领土。
12 A. F. P. HulsewJ and M. A. N. Loewe ,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B.C. - A.D.23, Leiden, 1979, pp. 76-77, 以为张骞东归乃沿昆仑山进入“羌中”(今青海、甘肃的边缘地带),並未经过楼兰,而他被捕的地点一定远在姑师以北。注[6]所引长泽和俊书pp.385-386,亦以为张骞乃沿南道,经婼羌、青海东归。今案:两说未安。
13 樢恍邸罢佩工卧淇铡保?凹究??鹘�?”1-4,1982,pp.16-21,以为“十三岁”未必足数,故张骞启程於建元三年。
14 此採桑原氏说,见注[5] 所引文。
15 参看注[1] 所引书pp.171-173。
16 参看注[1] 所引书pp.131-136。
17 参看注[1] 所引书pp.274-278。
18 参看黄文弼“张骞使西域路线考”,载《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pp.73-75。
19 据《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等可考知,乌孙本与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而前177/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将月氏逐出故地时兼定乌孙,故乌孙馀众在难兜靡被杀後,持其遗孤奔匈奴必在前177/176年,此所以《史记》将难兜靡之死归因於匈奴。既然难兜靡死时,猎骄靡新生,故後者生於前177/176年,降至元封间,正可谓“老”。
20 参看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学刊》第三辑,1990,pp.1-16。
21 参看本书上编第一章。
22 参看注[1] 所引书pp.183-194。
23 参看注[1] 所引书pp.59-63。
24 参看注[1] 所引书pp.2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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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是指除中国文学以外的世界各国文学。世界文学源远流长,绚丽多姿。早在几千年以前,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就已经孕育出了人类最初的文学瑰宝。在而后的岁月里,东西方许多民族都出现过杰出的文学大师和众多的名家名著。人们热爱和珍视这些作家及其作品,是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显示了人类成长的精神轨迹,并给世世代代的人们以审美的愉悦。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高中语文外国文学教学的历史和现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学语文教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学的历史当中,它在教化世人、知识传承的同时,也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继承和发扬到广大的国人学子。伴随着西方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进程,出现了“西学东渐”的浪潮,外国文学作为国人学子学习和了解外国文化的窗口,逐渐地走进了我国的中学语文教学课堂。现如今,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不断融合,外国文学在对国人学子陶冶性情、开阔眼界、提高精神文化追求、养成良好的世界观和全球意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外国文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地位也日渐凸显。但是,由于我国长期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等原因,现阶段外国文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外国文学在高中语文教学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清朝末期和民国初期的语文教学基本上全部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外国文学被大量引进中国起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个时期中学语文教材逐渐出现了体现“五四”新文化思想的白话文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材最早的记录时192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套中学语文白话文教材,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屠格列夫的小说《航海》、托尔斯泰的小说《三问题》以及虎特的诗《缝衣曲》等四篇外国文学作品入选。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国文百八课》也选取了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但是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语文教材中大多数都是政治宣传的文章,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鲜有出现。随后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行了语文改革,将汉语和课文进行了分割,其中《语文》主要选取中国文学,而1955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高中汉语、文学教科书》中则选取了若干外国文学作品。到了1963年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其中外国文学作品的比例已经达到10%。之后随着“”的爆发,外国文学作品又一次被排除在语文教学之外。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以及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外国作品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被逐渐地重视,以巴尔扎克的《守财奴》、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莫泊桑的《项链》,以及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普希金的《致恰达耶夫》等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被选入中学语文教学,思想政治性成为了这个时期语文教材选取外国文学的首要评判标准。
1996年-199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高级中学教科书语文(试验本)在外国文学的编选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在编选外国文学作品的比例有所增加的同时,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题材、思想性等方面也进行了突破,多方位地编选了国外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此外,这套教材也改变了以往教参中对一部作品只有一种评价的模式,其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多种版本的作品解读资料。
到了2000年,由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的高中语文教材,其相较上一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外国文学的入选比例进一步扩大,同时范围也进一步拓展,除了欧美国家的文学作品外,甚至还增加了日本等东方文学作品。
综上所述,外国文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总体呈现出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选文的广度不断扩大的历史发展特点,由此也看出外国文学作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变迁,体现出我国的高中语文教学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学生文学、文化素养全面培养的重视。
1、思想观念导致外国文学教学中文学教育的缺失
综观外国文学在高中语文教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学术界对外国文学的批判模式和审美观念,大多数都是从阶级的观念出发,以政治性、思想性掩盖和取代外国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这种观念同时也根深蒂固地影响着高中语文外国文学教学的观念,教师的教学并没有去遵循文学的规律和审美模式,仍然惯性地用政治思维去解读文学作品,这就会对学生的思维模式产生负面影响,造成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误读以及感悟能力的退化。
同时,现阶段我国的高中语文外国文学的教学仍然注重语文知识和语文技能的训练,外国文学作品的“人文性”与“工具性”本末倒置,使得外国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文化内涵得不到充分的领会,丧失了外国文学作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应有的作用。因此,高中语文教学要转变观念,注重外国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人文性,引导学生去感悟外国文学作品所蕴含的丰富情感和内涵,重视对外国文学作屏中形象和情感的整体感知与把握。
2、高中语文教师的文学素养有待进一步提升
现阶段,高中语文教师的文学素养尤其是外国文学素养有待进一步提升,普遍来看,西方美学、西方哲学、西方文艺理论等文学理论素养的欠缺是高中语文教师首先应该提升的方面,因为如果缺乏西方文学理论的基础,就无法真正读懂西方文学作品,引导学生进行理解和感悟就更加无从谈起。
再者,缺乏系统性的外国文学基本知识也是高中语文教师外国文学素养比较欠缺的原因之一,很多高中语文教师对外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文学思潮和流派的特征知之甚少,导致其对外国文学作品不能够触类旁通和深入领悟。高中语文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学素养,关注学生情感的发展,对学生进行美的熏陶,重点培养学生自觉的审美意识和情趣,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审美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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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由此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味。总之,“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赵树理小说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文学作品应在不损害其审美功能前提下,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与赵树理小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
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8](P80)。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多为年轻气盛的“新青年”,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5](P42)。新文学的缔造者们救国心切,矫枉过正,几乎是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况下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9](P980)。这就使得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一开始诞生就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而这种严重“西化”现象的存在,又势必导致新文学与本邦民众的疏离,致使本属进步的、先进的新文学,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深深为新文学所陶醉,迫切想把新文学介绍给他的农民兄弟,然而,令他惊诧的是,当他满怀激情地给自己的父亲——当地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朗读鲁迅先生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时,“刚念到阿Q与小D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2](P44),扛上锄头下地去了去,临走还顺手揣了本《秦香梅吊孝》,“赵树理不甘心,又向别的农民兄弟宣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2](P88)。
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生长土壤而夭折。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之浩荡之势,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使命——民族化、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文学如何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新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这方面的努力。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高举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1](P199)。
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加以贯彻,“左联”对文学大众化的努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40年前后,再次掀起了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积极影响”[7](P31)。令人扼腕的是,文学前辈们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仍未能真正彻底解决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直至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号召作家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真正从理论上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真正促成了文学创作实践从“贵族化”向“平民化”,从“西化”向“民族化”的根本性转变。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
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是新文学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若不能实现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变国民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强民的一片苦衷,正因如此,民族化、大众化才成了窃得西方文学圣火创建起来的新文学的必由之路。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一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鹤立鸡群,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不光为普通农民读者所欢迎,而且也让整个文坛包括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读者耳目一新”[1](P478),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1](P475)。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就艺术品位而言,赵树理的小说因其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永具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涵蕴而论,“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1](P479),在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的思想翻身时,其作品不乏精深宏富之处,从而使“赵树理的作品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1](P480)。
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实现这一必然趋势的。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赵树理小说百世流芳,赵树理无疑是当年解放区文坛的一面灿烂大旗而令人眩目。
楚人和氏,得荆山之玉,奉而献之厉王、武王,皆被目为石块。世人一方面责怪厉王,武王太过草率,致有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不知不觉间,自己又常常步其后尘,重蹈覆辙。赵树理的小说在当年解放区的文坛是独领风骚,名动天下,但在当今文苑,却显得格外的沉寂与落漠,放眼天下,试问尚有几人识得赵树理?甚至连研究赵树理的人也被嗤之以鼻,看低三分,被目为不识时务!有果必有因,无风不起浪,赵树理由当年的辉煌而落魄为今日之沉寂,自有其深刻缘由。
其一,文学由工具复归自我。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浸染了庄严而崇高的使命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显示出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趋向,显示出新文学是以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为其主要任务并使之不断强化的历史发展轨迹”[11](P8)。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尽管呈现出以开放性的眼光接纳世界文学新潮,在创作方法上也形成了多元探索的风气,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新文学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并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着探索和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显示了新文学一开始就在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不断前进的趋向;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基本上沿着第一个十年文学开启的方向前进,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调之一,但本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化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意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于人的解放的要求,左翼文艺运动乃是30年代最重要的文艺运动,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三个十年的文学处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环境里,时代对文学提出的使命要求远比过去更为迫切崇高,作家们的使命意识也愈加自觉强烈,抗战文学是对此前民族解放主题的延伸与发展,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均以笔为武器为抗日尽力,接踵而至的三年解放战争,使文学的主体依然沿着承负社会的历史使命的道路前进,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而不懈奋斗。与上述文学态势相一致,党对新文学的领导也呈现出逐步深入、不断强化趋势
。第一个十年中,主要是对新文学实现思想意识上的领导和影响,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阵地,在各思潮流派的自由竞争中,使马克思文艺思想渐趋主导地位;第二个十年中,“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文学实现了从到组织上的领导,而在第三个十年中,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发表,则显示了党对文学不仅实现了思想组织上的领导,而且实现了党对文学方向的规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密切。总观30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文学与政治联姻,文学紧紧依附政治,忠实地为政治服务,甚至出现了为参加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而创作《子夜》这样的极端个例。文学忠实地为政治服务这一现代文学的传统,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中得到承续,而在“”十年中则更是被推向极端,致使文学完全丧失了其个性特点而彻头彻尾地沦为政治的工具、奴仆,中国文学陷进了十年黑暗期,塑造工农家兵英雄人物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三突出”成了最高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包打天下。““””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被确定为新时期文艺的总口号,文学真正从工具论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复归其文学本位,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迎来了又一个文学的春天。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历史上文学与政治的过分亲和,政治对文学的过分规约干预,一度使作家与读者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时间,政治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无论是作家,抑或是读者,唯恐避不及,从而导致了文学与政治的不正常的疏离与规避,从这一极端倒向了另一极端,作家的创作纷纷远离政治,弱化政治;读者的欣赏、审美也千方百计地拒绝政治,排斥政治;批评界的评论也力贬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品,力捧无政治色彩的作品,在这样一种汹涌澎湃的创作背景、阅读背景、批评背景之下,当时名重一时的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家、作品诸如茅盾、郭沫若这些现代文学大师及其作品普遍失去光环效应,显得“门前冷落鞍马稀”,与此相反,沈从文、穆时英及张爱玲此类远离时代风月的作家、作品倒是身价倍增,门庭若市,颇受青睐。此等现象,不唯一般的读者、评论家趋之若鹜,就连一些资深人士,也作如是观。曾风闻当代的一名教授,为20世纪中国作家重排座次,在前十把交椅中,茅盾、郭沫若均被逐出,而沈从文、张爱玲倒是榜上有名。在这样一种文学大气候下,赵树理创作的旨在“干预生活”的问题小说遭受冷遇,这是理所当然了。
其二,文学审美观念的巨变,由向往、追求崇高转向消解、亵渎崇高。如前文所论,中国现代文学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即负载着庄严崇高的使命意识,这种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一直延续至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甚而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仍可见其流风遗韵,直至上一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期,当代文坛的文学审美观念才出现了深刻而巨大的嬗变,创作的关注点由为人生蜕变成为生存,由写人生理想和集体(阶级、民族)的历史命运转而写一地鸡毛式的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处境来消解崇高,视文学创作如“玩”,如“游戏”,用戏谑与调侃去亵渎崇高,《子夜》、《保卫延安》、《创业史》、《红旗谱》等高雅严肃之文学被束之高阁,而《顽主》、《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等以玩和侃为旨的消遣文学则风靡全国,韩东、朱文、陈染等9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名噪一时,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均是“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远离具有公共性的事物和意识形态性的话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等这些在80年代具有社会公共性的大问题已经不是个人化写作关注的重心,它所观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具有‘私人性’、‘隐密性’、‘世俗性’和‘自我暴露性’……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12](P136)总之,8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文学审美观念与现代文学及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审美观念大异其趣,崇高被彻底的消解和亵渎,在此情形之下,赵树理创作的那些充满崇高意识,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积极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失去往昔的轰动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文学由一元独尊走向多元共存。从五四开始的将近大半个世纪的文学行程所形成的文学格局,基本上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现代文学创建伊始,总的来说是多元并存的,它全方位地接纳世界文学新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重要文学思潮都在中国找到了其知音,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天地,但因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迫切需要,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地位,并逐渐形成一元独尊,独霸天下的局面,浪漫主义思潮虽曾在五四时期盛极一时,蔚为壮观,但不久即被现实主义思潮所淹没;现代主义思潮因在现代文坛缺乏适宜的生存土壤,更是难与现实主义思潮一决高低。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发表,更使本应多姿多彩的文学走向模式化。在此一元独尊的文学背景下,当年的赵树理红遍整个解放区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读者根本没有选择的可能。进入新时期的当代文坛,由于文学挣脱了政治的樊篱,复归了文学自身,致使“我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筑成了一个吸纳多元、展示多元、标准多元、互补多元、发展多元的开放体系”[13](P4),在这样一个姹紫嫣红的文学百花园里,读者、评论家有了充分的选择余地,一枝独秀的历史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当此背景,赵树理的小说不能说完全没有市场,但要再现当年之风流,实比登天还难。当今之文坛,只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谁也别想独霸文坛,谁也没有那种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魅力与魄力,因此,赵树理在今日的落魄与沉寂,倒也算得上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各领风骚三五年”,有论者以此来描述新时期文坛之文学现象,细思量,确有一语中的之深刻与尖锐。新时期文学伊始,各种五花八门的文学现象便纷至沓来,先是伤痕文学一鸣惊人,再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紧跟其后,紧接着又是寻根文学、先锋派文学、新写实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粉墨登场。异彩纷呈的各文学现象一方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则又是昙花一现,即生即灭,缺乏顽强的生命力,表面的繁荣与热闹之下,显现的却是极度的虚弱与贫血。“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冷酷现实昭示人们,这是一个缺乏经典的文学时代,是一个需要伟人并呼唤伟人的文学时代。文学从工具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之后,按理更易产生传世之作,更应有文学大家的脱颖而出,竟何以反步入了文学发展的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出现了90年代初文学整体的、大面积的滑坡?文学反失却了往昔的轰动与辉煌?探其缘由,自是纷繁复杂,但笔者认为,如下两条原因是十分关键的。
其一是在“写什么”问题上,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过分疏离,文学由往昔崇高之云端一头栽进了现实之庸俗泥淖。如前文所论,出于对往昔文学与政治一鼻孔出气的逆反与叛离,自80年代末以降,文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文学对政治的有意疏离与躲避,文学对崇高的刻意消解与亵渎。正因为这种有意的疏离与躲避,刻意的消解与亵渎,使得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充满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撼人之作迅速减少,虚无迷茫的情绪在文坛大行其道”[14](P73),题材上有意弃“大”就“小”,刻意用“私人性”取代“公共性”,将史诗丰富多彩的宏伟叙事变成了“一地鸡毛”的大拼贴,一度沉迷于展现那赤裸裸的欲望,堆砌那些寻欢作乐或偷鸡摸狗的具有观赏价值的欲望化表现,“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15](P163)成了创作的基本法则,文学所关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作家不再把自己作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思想的启蒙者……
作为代言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我’退场了,走到前台的是对于金钱和肉体有着浓郁兴趣的小‘我’”[12](P137)。更有一些作家甚至“以及时行乐的态度描绘生活……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弃之如敝屣,而让欲望的宣泄与满足置于人生追求的峰巅”[16],总之,转型期的文学创作“都将欲望的宣泄作为作品叙写的主要内容,而缺乏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与追求”[16],因而显得“有肉而无灵,有欲而无神”。显然,这种刻意脱离政治,有意消解崇高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之中,毕竟不能离群索居,而社会中的人就不能不与政治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疏离政治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一个健全的人,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必定还会有所精神追求。因此,完全脱离政治的作品,完全流于欲望化表现而缺乏精神上的审美提升的作品永远都成不了经典之作。
其实,在“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庸俗化,文学的快餐化、文学的颓唐化”[17]笼罩20世纪最后一些年头的中国当代文坛时,倔强生存着的讴歌时代主旋律,甘为群众鼓与呼、颇带几分政治味的作品依然博得了亿万读者的热烈欢呼,现实主义依然是当今文坛之主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代山西籍著名作家张平。张平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为:“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面向时代,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尖锐复杂矛盾与问题,反映老百姓的心声,做普通群众的代言人”[18]。张平的作品以“反腐败”称誉文坛,他们创作的《天网》、《抉择》、《十面埋伏》等作品赢得了读者和论者的普遍好评,遂有了文坛上的“张平热”。反腐败不正是当前我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吗?可见,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它是否与政治密切相关。把文学当成政治的工具,这自然是错误的,但要使文学与政治完全相脱离这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关键是看你怎样通过文学去表现政治。
鲁迅是世人公认的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鲁迅曾明确坦言自己的文学是“遵命文学”,是“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可见,鲁迅的作品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为什么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坛长期在低谷中徘徊,为什么难以产生不朽之杰作,文学对政治的刻意疏离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依法治国是对人的素质的基本要求,而以德治国则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好比鸟之双翼,有此双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方能成真,江泽民曾屡屡强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概括出四项主要任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此可见,在今日之中国,文学依然肩负着神圣而庄严的使命意识,文学依然不能与政治分道扬镳,因此,无论是当下还是日后之文坛,赵树理那直面现实,勇于干预生活的文学精神仍然是我们珍贵的思想财富,在“写什么”这一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仍值得今日作家的认真借鉴!
其二是在“怎样写”问题上,当代文坛仍面临着外来创作思潮,创作方法的本土化考验,新时期作家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积极“从异域吸取养料,象征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等,世界近一百年的文学思潮、流派,创作方法、形式、手法,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几乎都有所表现”[7](P440),80年代是我国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活跃期,激变期,正如有的论者所断言的,我国这十年的文学道路大致走过了西方文学一百年的演进历程。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小说的崛起,曾是80年代文坛一道格外亮丽眩目的风景线,先锋小说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三个层面上所作的努力在文学史上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1987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跌入低谷的时间标志”[19](P395),然而,也正是在1987年,先锋派崭露了头角,独领风骚。且不说这究竟是一种巧合,抑或是一种讽刺?事实是,先锋文学恰如一颗流星划过文坛上空,虽灿烂夺目,却转瞬即逝,曾经那么耀眼的文学奇观,却是如此的短暂,原因之一就在于先锋派远离现实而在艺术探索的道路铤而走险,而这种铤而走险的艺术探索又很大程度上流于对外来文学手法的生吞活剥,缺乏咀嚼消化,没能实现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大众化,从而失却了其生存发展的适宜土壤,夭折的命运也就势所难免了。
90年代的转型期文坛,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倾斜。以思想上的异质性和艺术上的前卫性为显著特征的精英文学开始了悲壮的衰落,尽管仍有少许知识精英仍然坚守着精英文学的立场,抵抗着世俗文化的侵蚀,但已有不少精英作家却从原先精英文学的格局中分离出来,迎合大众社会的需要,开始倒向大众文学之阵营,还有一部分精英作家则是退入象牙之塔,“告别革命”,埋首于比较规范、精致的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从原先的政治文化激进主义变成了文化守成主义。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作为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之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总以一副不苟言笑的严肃面孔出现在大众面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以政治宣谕为职能的主流文学也是步履维艰,难与汹涌而至的大众文学分庭抗礼。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以实现娱乐性功能为主旨的大众文学以“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锐不可挡之势,迅速抢占了文坛,占据了主流文学的地位,堂而皇之地充当了文坛的“一代天骄”,使90年代成了“大众文学年代”。
赵树理高举起大众文学、民族文学的大旗,立志做一名文坛文学家,誓为广大民众而写作,创作了大量富有中国本土特色,深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较好地实现了传统形式的现代化以及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在“怎样写”这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在日后文坛仍大有可鉴之处!
五、结语
“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早在一千多年前,杜甫即以此诗高度评价了“初唐四杰”的文学伟绩,今日,笔者聊借此诗以赞颂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历史上,赵树理为解放区文坛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为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立起了一座丰碑,今天,赵树理的作品恰如尚未被雕琢的荆山之玉,因不被凡人所识而一时蒙尘,但笔者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赵树理的价值必定重被世人所惊叹!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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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代产生的典籍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留存至今的尚有8万余种之多。对古籍的分类整理也很早就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提要】该文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着眼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如下的观 点:第一,魏晋时期史学虽然从经学当中独立了出来,但事实上二者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 学从经学那里,尤其是古文经学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第二,这一时期史学与文学也有着密切 的联系,直到南朝,文与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确划分。不过,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对史学有了 更多的认识,而是由于文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从而将“史”从“文”的领域排斥了出去。该文 的特点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学史的演变,而是试图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学术史的背景下来加以考 虑,在注意学术分化、演变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学术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 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 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 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 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勗、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 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覈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 《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 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並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 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 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高潮,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 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最后,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 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 "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 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 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 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 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 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 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 崔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 [16] 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该依然存在。《说文解字》序载许冲上言:"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 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 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 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 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 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忧哉!"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王隐个人的看法。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大业"、"此真不朽事"。[21] 一直到南朝,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 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扼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似乎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东观撰史者多擅长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即是"史传"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认识下,魏晋以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显著《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说当时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书数量大增。北朝人对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说:
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22]
北朝文史均不发达,李彪因为不明白"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
将史纳入文的范畴及由此产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
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
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 《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覈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
……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担当史职。这与刘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 《史通·叙事篇》:
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捨传》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 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 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 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独立进程告一段落。
大致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独立,这是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对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计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玄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 《晋书》卷50《庾峻传》:
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玄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晋时期,玄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地区兴起的。[28] 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却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人,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发达的河南地区不受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东晋以后,学术发生了变化。《晋书》卷82《孙盛传》:
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玄学名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评论道:"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 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以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 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表明东晋儒与玄逐渐合流,这使得玄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发展的文学潮流又对史学构成了新的威胁。当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实际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可知实质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重视的, "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 以检验其能力,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 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繍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 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 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 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 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独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1] 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 《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 分见《晋书》各本传。
[4] 《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 "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 《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9]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
[10] 文中"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学"、"为"二字倒置。联系上文,此句应为:"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为《小学汉官篇》"。《隋书·经籍志》载:"《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书名与《续汉书》所载不同,或许是胡广作注后为之改名?
[1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12]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5《别史类》
[13] 《后汉书》卷79下《杜抚传》
[14] 《后汉书》卷54《杨彪传附传》
[15] 《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传》
[16] 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7] 《观堂集林》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18] 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9] 《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20]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1] 《陆士龙文集》卷8
[22] 《魏书》卷62《李彪传》。 [23] 《史通·模拟篇》
[24]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25] 《宋书》卷69《范晔传》
[26]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7] 《汉书》卷65《东方朔传》
[28] 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9] 《后汉纪》序
[30] 《宋书》卷40《百官志》下
[31] 《宋书》卷64《何承天传》
[32] 《颜氏家训·勉学篇》
[33] 《梁书》卷49《庾肩吾传》
[34] 《南史》卷33《裴松之传附裴子野传》
[35] 《梁书》卷30《裴子野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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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儒家学说是由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价值全文如下:
那么,什么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呢?为了使问题更加明晰和易于集中讨论,本文在此把讨论的范围确定在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特别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解决现实中某种问题的需要。孔、孟、荀生当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这样,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一个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类似周朝制度的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王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之为“政教之极”:“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荀子·君道》)
从上可见,孔、孟、荀对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社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会称之为道德社会。
那么,这种理想的道德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由此往下推衍。对于这个问题,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实行德治!
孔子率先提出了他的德治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亦在其《孟子》一书的开篇中亮明自己的德治主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并在《公孙丑上》中继续阐发这一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荀子把德治进一步发展为礼治:“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正错之而莫之能诬也”。(《荀子·王霸》)以礼治国是荀子的治国之道的一大特色,但在先秦儒学那里,礼是德的外在表现,所以,礼治的实质仍是德治。
为什么要把德治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根本手段呢?从基本的方面说,孔、孟、荀心目中西周时期特别是周公时期成功的德治实践、农耕社会的经济特点、血缘宗法的家庭关系等等,都是他们提倡德治的重要原因。而从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角度说,孔、孟、荀之所以提倡德治,主要基于这样两条理由:一是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捷径,二是依靠其他手段无法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关于第一条理由,孔、孟、荀的论述如出一辙,即只要最高统治者愿意实行德治,并以身作则,德治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高离上》):“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关于第二条理由,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充分关注,因为在这条理由中,孔、孟、荀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理想的道德社会只能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道德手段去建立,而不能靠非道德手段如政令、刑罚去建立。需要说明的是,在此提出“道德手段”的概念,是相对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而言的,指的是用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教化和约束,并具有非强制的特点。
首先来看看孔子对这个问题的著名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也接着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是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则在《议兵》中对孔、孟的上述观点作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子,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上述言论充分说明,孔、孟、荀之所以推崇德治,是因为他们认为非道德手段如刑罚、赏庆、势诈等充其量只能获取民财、民力,而无法获取民心,当然也就无法靠它们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了。
需要说明的是,先秦儒家虽然认为不能依靠刑法等非道德手段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但并没有因此否定刑法等在治国时的作用。如孔子就曾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也说过“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孟子·公孙丑上》)的话。因此,后人常以德主刑辅来理解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但德主刑辅只是说明先秦儒家没有否定法律的作用,并不能因此证明他们重视法律。事实上,先秦儒家对法律是极为轻视的,如荀子就明确认为,在治国手段上,道德为本,法律为末:“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荀子·君道》)因此,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中,枉法从德、以德代法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既然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那么如何实施德治呢?这便推进到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最后一个环节。纵观先秦儒家的德治之道,概括而言便是注重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正如《礼记·大学》所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首先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以此影响天下;二是实施教化,即把德、礼的具体内容教给老百姓,让他们自觉遵守。在这个问题上,孟子的论述较具代表性:“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较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
结合以上论述,可以把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概述如下:道德社会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追求的理想目标,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具体的德治手段是教化和统治者的表率作用。
就个体言,修德造成“人禽之别”,就邦国而言,成就“夷夏之别”;或者可以从承担历史使命的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见出个体成长的缩影,从“有德者有天下”窥见贤君明主的正面结果。总之,是建立一个以凸显德性为特征的理想社会,反映了农耕社会人身依附的原始圆满的理想图景。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可以被廓清。例如,为什么儒家老提“人性”问题,为什么一直争论不休?尽管孟子主张“人性善”而荀子却主张“人性恶”有尖锐的冲突,但实际上仍是为了这个“人禽之别”,不过孟子从“先天”禀赋立足荀子从“后天”教育入手罢了。两者殊途同归,同归于“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延续到后代依然如此,无论是汉的“天命之谓性”把人性扩展到自然宇宙,还是宋的“存天理灭人欲”收敛到内心,都是先秦儒家路向的特定时空下的延伸和变型。从而,“夷夏之别”也就有了普遍的经验基地和群体筑成的“文明”支撑。这种平行位移——由个体到国家的扩充,二者的平行建构同时完成。孟子的“推己及人”、孔子的“以孝移忠”等便是其功能结构的金科玉律。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入仕参政、讲学授徒,便体现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身依附、教化百姓的不二法门。在国君即“天之子”虽由上天授命还得成事在人,尤其是能德泽天下者才能长治久安。如同“天子”的“天”“事”有二重性,“德”也有上下梯级的二重性:“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包括民、君在内的所有人的道德境界的可能性,而君临天下的理想承担者即尧舜这样的帝王则是这种道德境界的现实性的“仁主”。换句话说,有德者不必为王,为王者必有美德。这样,一座权力的金字塔就在“德”的砖瓦中矗立起来,延续下去,虽改朝换代,其基于农业经济结构上的德的主导形式未有质的变化。这就是本文的主题叙说,讲的是“德治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下面要详细讲一下其“合理性”何在即“为什么”的问题。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它有明确的目标,有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在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上又有充分的论证。因此,等待的只是明君圣主的采纳和具体实施。但是,正是在这个看似严整的体系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它关于目标和手段关系的论述上,即先秦儒家认为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是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的。
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包含这样两层意思:一是没有德治就建立不了理想的道德社会,二是依靠德治肯定能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因形式逻辑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德治是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
为了证明上述理解不是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误解,我们有必要对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著名论述作详细剖析。上语中的“政”是指政令,“刑”是指刑罚,亦可泛指为法律;“免而无耻”,指老百姓可以不犯罪,但没有羞耻心;“有耻且格”,指既有羞耻心,又顺从统治,而羞耻心则完全是属于道德领域的概念。这样,孔子的话可以理解为: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规范,老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不会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老百姓既有羞耻心,又容易顺从统治。换言之,在孔子看来,光用政和刑不能培养人们的道德;要培养人们的道德,只有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孔子提出上述观点后,千百年来,很少有人对孔子的这一提法表示过怀疑,相反,对之服膺、发挥者甚众。如西汉的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说:“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桓宽在《盐铁论·申韩》中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即使是众多的现代学者,在涉及孔子的上述论述时,亦是把它看作一种经典式的表述,而很少有人对此作深入的探究。
那么,孔子的上述观点是否真的无懈可击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种思想对孔子的这种说法持否定的态度。
一种是中国的法家理论。先秦时期的法家已明确指出,依靠法律手段也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在《商君书·画策》中就有这样的论述:“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这说明,在商鞅看来,法治可以把全体国民培养成有道德的人,即所谓“一国皆善”。韩非也有类似的论述:“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韩非子·守道》)
另一种是西方思想界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论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就认为,法律应该用来保障道德的推行和实施:“法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进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亚里士多德,第138页)而在这个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还是现代西方法学界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论述。西方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认识虽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通过法律手段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如美国现代法哲学家博登海默就曾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博登海默,第361页)另外,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将道德区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部分:义务的道德是对人类固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愿望的道德则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而其中义务的道德可直接转化为法律,由法律来保障它的实施。(参见崔永东)
其实,法律手段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这一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也为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所证明。既然法律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那么,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观点就是极为片面的。而作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出现如此致命的缺陷,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大家知道,在西方文明中,并没有德治的传统,把德治作为最根本的治国方略,是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所独有的,而儒家之所以把德治作为根本的治国之道,与它认为只有依靠道德手段才能培养人的道德素质这一观点是密不可分的。这样,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功过是非似乎都可以以此为基础来加以评判。
此处关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的论述,是基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缺陷这样一个角度的,或再进一步说,此处只是从其内在逻辑的缺陷的角度,来看它对中华文明的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对中国法治精神的影响,二是对中华民族竞争力的影响,三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
1.中华民族的传统法治精神集中体现在法家思想中,如《商君书·赏刑》中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虽然比起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法治精神来,法家思想的缺陷是极为明显的,因为它把君主作为制定法令并可以不受法令约束的人,而从逻辑上来说,只要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那么所有人都有可能不受法律的制约。但是,法家的法治精神无论如何比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要彻底和进步。然而,自从秦王朝灭亡后,法家的法治精神便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以德治为核心的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道德法律化。道德法律化的实质,就是在法律领域,把儒家的道德规范看作高于一切的标准,法律条文只是儒家道德的外在表现,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以道德作为最后裁定的标准。
道德法律化的过程始于西汉,但其萌芽在先秦儒学中即已存在。如据《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根据现代法律精神,儿子证明自己的父亲偷羊,这一行为并没有错,而孔子则根据儒家“亲亲”的道德原则,认为子不为父隐瞒是错误的。道德法律化在西汉时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春秋》决狱”,即按照《春秋》的经义来判决案件。董仲舒对“《春秋》决狱”有这样的解释:“《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本其事而原其志”,这是“《春秋》决狱”的一个基本原则,亦被称为“原心定罪”,即根据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来确定其是否犯罪或罪责的大小。对于“原心定罪”的流弊,学者们有这样的评述:“过分强调动机意图,致使法律有时会依附经义而存在,法律的公平、公正功能流于空泛,对法律的解释也易于陷入主观主义的怪圈。”(徐世虹主编,第224页)
“《春秋》决狱”的做法虽然流弊很多,但因为它符合儒家的德治精神,所以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推行,并逐渐以固定的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至唐代,基于“《春秋》决狱”的“援礼入律”工程宣告完成。此后,“一准于礼”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的根本原则。对于这一过程的实质,陈寅恪有精辟论述:“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第511页)
从现代观点来看,儒家道德法律化的做法无疑是极为荒.唐的,它既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又因为其法律条文的过分严苛和所定标准的不切实际而使道德规范本身流于空疏,无法得到切实遵行。那么,儒家的道德法律化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我认为,除了其内在逻辑中重德轻法的原因,亦与其对道德认识的笼统和模糊有极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先秦儒家道德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明于君子小人之分,并以君子人格作为人们道德修养的目标。儒家的道德原则确立后,因其标准过高、不切实际而遭到当时不少学者特别是法家学者的抨击,如韩非子就曾明确指出:“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韩非子·五蠹》)而儒家的道德法律化,恰恰是把大量一般人无法做到的道德准则转化为法律条文,这样产生的流弊之多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道德法律化并不是儒家特有的做法,如上所述,西方社会也存在把道德法律化的做法。但西方的道德法律化无疑比儒家要高明。它们先是把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部分,义务的道德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和规范,愿望的道德则是那些提升人的生存层次和生命境界、代表社会的理想、并不要求人人都必须遵行的道德。西方法学家认为,义务的道德可以转化为法律,愿望的道德则不应转化为法律。这样做,既保证了社会基本的道德水准,又不会因为不切实际的过高道德要求而造成社会的虚伪。而儒家则对道德不作这样的区分,它把一切超越性的道德规定为人人必须做到的,这样,最终只能造成社会道德准则的混乱和虚伪成风。
2.如果说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缺陷导致了中国人道德状况的混乱和法治精神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那么,这一缺陷造成中华民族竞争力的缺失,则是其更为严重的后果。
先秦儒家德治理论的实质是把道德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它既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又是评价一个社会好坏的根本标准。而最容易对道德的崇高地位提出挑战的莫过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享受。因为物质财富总是有限的,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既容易导致竞争,又容易影响人们专门致力于道德修养,所以先秦儒家虽然也承认老百姓的物质欲望,希望老百姓能富起来,但是希望老百姓严于义利之辨,要求老百姓见利思义甚至舍利取义,则是其更为根本的观点。因此,当一些国家的统治者致力于提高本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时,就会遭到他们的强烈谴责。如孟子就曾说过:“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战国时期是各国实力大比拼的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孟子居然说要对那些擅长打仗、善于开垦土地的人用刑罚严惩。这种观点,即便不说它荒.唐,至少也是十分迂腐的。而孔子也有类似的观点:“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不患寡而患不均”,典型地反映了先秦儒家重道德轻财富的观点,它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在此略举两例。
一是北宋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希望通过变法使国富民强,造成对辽和西夏明显的军事、经济优势,但是他的变法主张却遭到朝中一些著名大臣如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激烈反对。反对的理由除了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便是认为王安石变法追逐物质利益,会毁坏世道人心。在这一点上,苏轼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道德诚深,风俗诚厚,且贫且弱,不害于存而长;道德诚浅,风俗诚薄,且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苏轼)苏轼的这个观点,颇有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味道,其荒.唐是不言而喻的。但追其思想源头,不过是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翻版。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与随后北宋的灭亡,与儒家的这种迂腐思想有极大的关系。
二是晚清的洋务运动。光绪年间,由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肆虐,中国已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面对危局,一些有识之士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修铁路、设电报局,让中国尽快富强起来。然而,这一做法却在一些朝中大臣的激烈反对下举步维艰。那些守旧的大臣认为,西方的先进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无益于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风气的淳朴,因此要求最高统治者对此加以禁绝。在一片反对声浪中,中国的洋务运动一直未能形成大的气候。
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不知上演了多少次、多少年。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下,重德轻法、重德轻利、重道轻器、重本(农)轻末(商)成为传统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这样,中国科技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中华民族的竞争力又从何而来?
3.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进步。衡量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是是否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以保证政治运作的合理性;二是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官吏及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注重的是后者,它认为德治的好处在于既能得民力,又能得民心。而对于前者,即如何制约君主权力的问题,先秦儒家很少涉及。当统治者不愿实施德治甚至荒淫无道时,孔子的主张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也采取了与孔子相似的方式:“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至于如何从制度上来保证德治的实施,如何防止无道昏君的肆虐,先秦儒家并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事实上,先秦儒家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具体的措施。因为根据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道德素质只能靠道德手段来培养,理想的道德社会也只有靠道德的途径才能实现。而道德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一个人的道德素质的高下,无法作出定量的把握;一个人对某一事件的处理是否符合道德,往往会有不同的争论;一个人在此时有道德,很难保证他在彼时也肯定有道德。因此,要把这包含诸多不确定因素的道德变成一种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制度化的、可用来操作的东西,确实是存在很大难度的。先秦儒家曾试图根据一个人道德素质的高低把人分为圣人、君子、士、小人等不同的层次,并根据这一层次来确定人的社会地位和职务,但这种游戏规则的幼稚和拙劣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在如何保障德治的有效实施的制度建设上的阙如,使得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更多地带有一种充满随意性的、甚至是听天由命的成分。而在这个问题上,先秦法家无疑比儒家要高明得多,韩非子早就看出先秦儒家靠圣明君主来实行德治的主张是靠不住的:“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韩非子·难一》)但是法家同样走上了矫枉过正的道路,在看到法治在治国之道中的价值的同时,忽视了道德在治国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治走上了惨刻、少恩的道路,大大影响了它在中国传统治国之道中的地位。
因此,我认为,要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当然缺少不了道德教化,这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价值所在。但是光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把道德教化放在治国之道的首位也是失之偏颇的。所以,至少就中国封建社会而言,理想的治国之道不应是德主刑辅,而应是法主德辅。
由于对道德的重视,由于片面地认为人的道德品质只能靠道德手段来培养,使先秦儒家走上了过分重视道德而轻视社会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如法律、科技、商业等的德治之路,尤其是因为这种德治思想被汉及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的治国之道,因此,我们把中华文化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归咎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在先秦儒家的原典和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和统治者具体实行的德治思想这三者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别。当然,我们把中华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品质如以和为贵、豁达宽容、重视礼义等归功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
1博登海默,1987年:《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2陈寅恪,1992年:《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3崔永东,2000年:《儒家道德法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4苏轼,1997年:《上海宗皇帝书》,见《苏东坡全集》(下),黄山书社。
5徐世虹主编,1999年:《中国法制通史》第2卷,法律出版社。
6亚里士多德,1963年:《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7中国古籍(部分):《论语》,《孟子》,《荀子》,《左传》,《礼记》,《新语》,《陈政事疏》,《盐铁论》,《商君书》,《韩非子》,《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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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哲学,亦称“价值论”,是关于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哲学学说。主要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及主体的行为对个人、阶级、社会的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西方价值哲学的历史沿革和主要派别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价值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哲学家研究和争论的重点问题,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构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差别。具体来说,生活中的美丑与好坏问题就属于价值哲学的研究范畴。古希腊哲学和近代西方哲学视野下,哲学家多在美学和伦理学的名义下进行研究与分析,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这种研究视角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没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完善的研究范畴,研究范式相对模糊,研究结果的准确度和可信度不高。随着近代伦理学和美学的不断发展成熟,价值论的研究也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研究方法更为先进,研究过程更为严密,研究思路更为清晰明确,价值论已经初现端倪。
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以经验论知识为基础,就事实与价值的标准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区分,他认为“是”与“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概念,其本质风格也存在差异,同时在进行认知研究时,研究者无法根据前者的合理性去推导后者。休谟的这种价值区分标准得到了包括康德在内的哲学家的一致肯定。同时,康德在进行价值研究时,立足于二元认识论和道德哲学的具体理论,提出了“事实的知识”和“价值的事实”两个概念。在他看来,事实的知识属于经验世界范畴,而价值的知识则属于先验世界的范畴,同时价值的知识是出于先验的理性领域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知识。而德国哲学家洛采继承了这种划分理论,并将其扩展至世界的划分当中,划分了世界的具体领域。他认为世界是由事实的领域、普遍规律的领域以及价值的领域组成。
其中,普遍规律的领域又主要表现为普遍的因果规律,即一些规律都是因果作用的产物;价值的领域包括善、美、神圣思想以及其各自体现的意义。在这三个构成领域当中,价值的领域居于首要地位,直接决定着其他两个领域的发展。同时,其他两个领域所包含的内容是价值领域实现其最终发展目标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洛采首次将价值论研究提升到哲学研究的首位,这是价值论发展的一次里程碑,具有标志性意义,对后世的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洛采在西方被称为价值哲学之父,他直接影响了西方价值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价值哲学作为一种全新哲学被人们认识和了解则起源于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的新价值哲学。文德尔班在继承和发展前人价值哲学的基础上,立足具体的研究实际,逐步建立起自己独具特色的价值论框架。它将传统伦理学、美学、哲学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有机融合,提出了具有包含性的统一范畴,有利于价值研究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和完善。同时,价值哲学的产生也是哲学在面对危机所采取的自救行动。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西方哲学由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变,其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视角都有了相应的变化,呈现出过渡期的不稳定性和冲突性。在这一时期,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体系已经逐渐解体,传统的启蒙思想和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辨被人们逐渐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在这一阶段大行其道,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和推崇。
同时,伴随着传统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瓦解,哲学研究变得杂乱无章,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无法有效明确。文德尔班认为哲学研究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境地,需要优秀的哲学家去拯救。此外,哲学家在研究时,忽略了哲学本身的中心任务,而将研究重点放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造成了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为了有效整顿哲学研究,保证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文德尔班对世界进行了重新划分与归类,它将世界划分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其中,事实世界是科学研究和其他门类科学研究的对象和重点,而价值世界则是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只有这样,哲学才能重新焕发出其生机和活力,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其学生李凯尔德在继承其哲学理论学说的基础上,将价值范畴作为其哲学研究的根本范畴进行分析与研究,这标志着价值哲学的创立与形成。
随着西方价值哲学的不断发展成熟,各派哲学家立足于其哲学理论的发展实际,提出了各自的主要观点,并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理论研究体系。各派别虽然研究的领域和方法各有不同,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价值论,即主观价值论、客观价值论、过程价值论。
其中,主观价值论的代表人物有文德尔班、美国的培里、奥地利的迈农、实用主义理论的先驱詹姆斯等。他们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以主体需求为出发点,要求其研究必须符合主体的情感意志和道德追求,并根据其兴趣所在去理解和阐释价值的本质构成。
美国的培里是新实在哲学的代表者,他同样认可主观价值论观点,要求将价值或善作为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标,进行有计划、有重点、有针对性的研究。他还认为价值是欲望依附性的一种本质表现与外在特征。在他看来,价值是兴趣的集中反映,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只要看它能够引起人的兴趣即可。一般地,越是有价值的东西就越能引起人的兴趣,而无法引起人兴趣的事物自然也就不具有价值。
杜威是实用主义价值论的代表,他认为价值是必然存在的,但要想对其直接定义则具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对价值定义的过程也是一个反省的过程,反省就必然会进行评价。在评价过程中,缺乏经验的研究者常常会将评价与定义混为一谈,从而无法准确定义价值。因此,为进一步明确价值的基本内涵,做到科学准确地定义,研究者必须根据事情的最终结果和内在性质进行定义和研究,更加注重研究的实际效果,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真理观的体现。 萨特是存在主义价值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要求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应该将价值与存在联系起来,进行对比性研究,深入研究和把握价值与存在的内在关系,认识即存在。他认为自我存在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必须不断完善和整合,更好地追求其意识存在。他的存在主义价值论是由人的价值选择所决定的,特别强调人的主观性在价值发展中的作用。
现象学的价值论是由胡塞尔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追求哲学科学性和绝对性的唯心主义学说。这一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与欧洲的大陆哲学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它要求采用现象学的基本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以便将更好地解决价值论中的一些中心问题。舍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现象学的价值论,他承认价值研究的科学性,要求将这种客观性提升到超验性层面上来,学说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痕迹。
西方价值论虽然就价值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科学详尽的研究,较为全面地涵盖了价值论哲学的方方面面,但其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利于价值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价值研究就一直以缓慢的速度发展,后代研究者的研究也只是在先人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改造。对西方价值论研究而言,主观价值论一直是其主流发展趋势,他更强调对主体情感、兴趣、欲望的分析与研究。在王玉教授看来,西方的价值论实质上是对价值问题的自发性看法,缺乏有效整理和科学引导,他在其《百年价值哲学的反思》中提出“产生这种困境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在于崇拜自发性。
自发是相对于自觉而言。所谓价值自发,就是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支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认识价值的本质,在理论上陷于混乱,缺乏远大的价值追求。”西方这种研究的自发性来源于其哲学研究的传统,它过分强调人在研究中的作用,而忽略了研究实际的重要性,没有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统一。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人的主体作用和主观能动性被人为地放大了,不利于其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进行价值观研究时,人的主体作用固然可以有效地推动研究活动的发展,但绝不是决定其研究结果的主因。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研究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客观研究实际出发,严格遵守研究规则,减少人为因素对研究的影响。我国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可以借鉴和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研究成果,同时也必须坚持实证主义研究原则,保证其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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