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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包括: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狭义上的史学专指后者。历史狭义上的史学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的统一体。就其性质而言,因历史学家们考察的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而有“活动”说、“学问”或“学术”说、“知识体系”说、“科学”说、“艺术”说和“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整合”说等等不同的界定。文研一体。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总称为论文。
三年时间转瞬即逝,学生很快就已经进入到紧张的初三学习当中,很多学生不约而同地问了我同一个问题:“老师,要怎样才能学好世界历史?”面对学生的困惑,我更加需要好好思考如何才能上好世界近代史课。最终,我总结了近两年初三教学的得与失,现谈谈体会。
(一)设问渗透世界近代史的主线,即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史(针对基础较好的学生)。
在学生基本掌握资本主义的特点后,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在上课时设置一些问题了:文艺复兴可以给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什么?新航路的开辟满足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些需求?通过有意渗透,学生便会慢慢将近代史中的事件和资本主义进行联系思考,这时我们只需要在每次单元复习的时候用较专业的术语帮他们归纳总结即可。
(二)引导学生建立历史发展的纵向线索,即以国家为单位,构建国别史框架(针对基础较弱的学生)。
国别史的学习主要以时间发展为线索,所以相对简单易懂。因此先学国家历史,既有利于强化学生对此国历史的整体理解,又有利于减轻基础较弱学生的压力,提高他们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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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习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初中历史学生论文范文: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的中国梦实践比较。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梦是当前中华民族奋进的航标,也是每个中国人之心系所向。同志说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 '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习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论述与高校思政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讲述的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有紧密的关联。可以说,中国梦是两大历史任务的延续,而两大历史任务是中国梦的曾经。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先进的中国人都曾有过梦想,乃至有过逐梦的实践。
农民阶级的梦过于理想,流于虚幻。在近代中国亦步亦趋被强拽进现代文明社会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人仍做着农民心中那个延续了千百年的大同之梦,希冀建立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虽然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社会,农民阶级也不自觉的濡染了变局下的新色彩,炮制出了 《资政新篇》,但在社会经济领域未出现深刻变化,新的社会阶级产生之前,单靠农民自身走不出封建王朝时期农民起义千年颠沛的循环,而且,农民阶级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所养成的小生产思想和意识层面的局限性往往使他们并不能明确地分清朋友与敌人的界限,社会改革的方向与目标也并不十分明朗,至少已经疏离了时代的要求。对此马克思有过精辟的论述: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 (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 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所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惶还更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应。"[2]
继起的义和团运动再次说明农民阶级思想的落后、愚昧与偏执。
在近代以来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中,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以军事恫吓为主武力打压为辅的策略下,晚晴社会处在裂变和风雨飘摇中。
现实的危机促使地主阶级的分化,一部分士子从空疏的理学和琐屑的考据中惊醒过来,面对现实政治的衰弊,他们主张因循时势,讲求实学,力主变革,使得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进一步彰显和发展。洋务运动 "自强"、"求富"的汲求践行了这部分士子的变革心声。很遗憾,在中体西用的架构下洋务的发展始终冲决不了封建制度的樊篱,运动被限定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随着运动的深入,体制的羁绊对运动的束缚越来越明显,逐渐成为一种桎梏,到最后竟窒息了运动的生机与活力。地主阶级匡扶社稷,挽救危局的美梦,一下子被甲午的硝烟摧的粉碎。事实证明,在保存现有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之下的任何变革都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初衷虽好,梦境虽美,但醒来后是落寂与苍凉。
维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将近代先进中国人的逐梦实践推向了深层。他们把洋务运动对西方物质技术层面的学习深化到政治制度层面的仿效。康梁等维新志士以俄、日为师,追慕西方政治文明,希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列强环伺的危局。他们变革的疾呼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百日之间,维新之诏,联翩而下,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3]但维新知识群体的变革缺乏深厚的社会土壤,根基不稳,加上寄希望于一个孱弱的皇帝,面对顽固派的反扑显得惊慌失措,六神无主,曾经喧嚣一时的变法倏忽归于阒静无声,近消于无形。维新志士的这次流产变革再次昭告世人,大清王朝并不是五官四肢犹存而关窍不通的病人,而是身患膏肓之疾,已然无可救治矣。与维新派有着某种传承关系的孙中山等人吸取以往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渐从改良走向革命,并成为坚定的革命志士。他们希望欧风美雨可以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舶来品涤荡封建制度的沉渣烂滓,使中国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先进文明的国家。这个梦最后虽然实现了,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却并没有在国民党的手中得以实现。
满清覆亡,民国初兴,整个社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气。不过好景不长,孙、袁的权利交替,特别是袁世凯称帝的闹剧草草收场后,中国社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各自为政,互相攻伐,民不聊生,使得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徒有虚名,更遑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孙中山之后,国民党政权经过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斗争戏剧性地落在青年新贵蒋介石手中。
为解决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蒋氏国民政府采用苏联党治国家经验并融入中国民族主义资源,创设政治制度,以期实现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但蒋氏政府只是名义上统治了中国,其真正权力实际上只限于沿海、沿江的江苏、安徽、浙江等数省,而且其统治权威遭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日本这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4]
国民党很难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上其阶级基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不可能使代表国内大多数人利益的工农阶级受惠。所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也很难完成。
相比国民党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之梦有厚实的基础、坚实的土壤,因而具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确定了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问题,其中有两个关键点: "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帝国主义财政经济的统治"与 "被军阀统治和官僚政治的压迫所加重了的封建残余的压迫"[5],并且将中国革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前后相继的步骤,这两个步骤的完成也就是中国梦的实践过程。
相较国民党重军事化控制,轻政治动员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但重视军权和军治,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而且重视党治和党务组织建设,使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群众路线齐头并进,这与蒋介石的单纯军事路线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深入到骨子里和血肉中,在实践中真正能够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意识的虔诚信仰,及把这种信仰化为现实中矻矻以求的事业,保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最后实现。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遭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命途多舛,苦难深重,但自强不息的先进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思与追求,民族复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中国人奋进的标的。中国梦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凝聚了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期盼。正如习总书记所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1]
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我们要梳理和解读好中国梦的线索,要让学生铭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7 -11.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7: 136.
[3] 黄洪寿。 清史纪事本末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486.
[4] 许纪霖、陈达凯。 中国现代化史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6: 357.
[5] 斯大林。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 [M]. 天津: 联合出版社,194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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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犹和缓。与“紧张”相对。多用以形容气氛、局势等。泛指紧张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和缓与松弛。特指20世纪念70年代前期(尼克松任期内)、80年代中期(里根第二任期内)以后东西方关系和美苏关系的和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相关论文范文:尼克松缓和战略评析。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尚未散尽,冷战的帷幕就在东西方之间徐徐拉开,美苏抗衡成为战后几十年国际关系的主体特征。6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对苏联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它以军事实力作为遏制苏联的首要手段。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面临从世界权力顶峰到相对削弱的转折时期,过去的强硬遏制战略已难以奏效。到尼克松总统执政时期,为了有效地与苏联抗衡,便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缓和战略。本文试图在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件发生后,重新评价尼克松政府的缓和战略。
1969年1月尼克松执政伊始, 美国世界战略赖以运行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尼克松政府面临着重大而艰难的抉择。
首先,美苏之间军事力量对比呈现新态势。60年代末,美苏战略武器相对均衡。1969年,美国共有陆基洲际导弹1 054枚,苏联达到1 050枚。1970年,美国继续保持原数,而苏联的洲际导弹则增至1 300 枚。(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页。)到1972年美苏战略武器包括洲际导弹、 潜艇发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数量,苏联2 167件,美国2 165件。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和准确性处于领先地位,苏联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36页。)可见,美苏军事实力基本处于均衡状态。有鉴于此,尼克松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提出以“充足论”代替优势论,即均衡数量与质量,以确保美苏双方战略效能的均衡。另一方面,尼克松赋予美国外交战略以新的面容,他认为必须改变以强硬对抗的方式与苏联竞争,主张以谈判代替对抗,他说“美国需要一个谈判时代,而不是对抗时代”。
其次,国际战略格局呈现新局面,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的力量有了重大发展。60年代之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美苏两国。此后,西欧、日本、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强,美苏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应付裕如地扩张争霸。加之,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第三世界国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们强烈要求缓和国际局势,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这对美苏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震撼力量。一向自诩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国,也需要有一种相应的姿态。
第三,越南战争使尼克松政府面临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持续多年的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场全面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越南战争已使美国社会绷紧到了崩溃的边缘,并把自杜鲁门最初在1947年宣布了遏制主义以来逐渐形成的对冷战外交政策的一致支持打得粉碎。”(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6页。)尼克松政府成为“战后这一代第一个不得不在没有全国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来处理它的外交政策的政府。”(注:(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1 册,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而且,从6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美国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国内问题,一股新孤立主义思潮随之衍生。新孤立主义者主张尽可能多地削减军费,减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义务。尼克松任职时只有不足10%的美国人赞成增加防务费用,而肯尼迪执政初始这个数字为70%。 (注:“ColdWar Patri otandStatesman: Richard M.Nixon”,Edited 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 Greenwood Press,1993,p161.)尼克松政府既要同新孤立主义思潮做斗争,以防止出现轻率地迁就苏联的倾向,又不得不在国会及公众的强大压力下,削减防务开支。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也是受民意的趋动。
第四,国际战略流程的客观要求。依照国际战略学理论,在国际战略总流程的军事战阶段,对外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在经济战阶段,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交错并用;到知识战阶段,外交手段则成为经常性、主导性的手段。从50年代中期起,美国已进入信息社会,然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不是通过谈判解决战后一系列新问题,而是要把当时美国存在着的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即整体上的相对优势,转变成为整体上的绝对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333页。)美国实际上是在新条件下重复旧时代的“绝对哲学”,即抱定绝对目的,实施绝对手段,以期取得绝对的胜利。退一步讲,如果美苏在达到战略均衡前,美国以军事手段为主体与苏联抗衡尚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的话,那么随着双方战略均势的形成,外交战略必然处于升势。尼克松不得不顺应国际战略流程演进的态势,更多地倚重外交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战略。“从根本上讲,缓和战略是采用外交途径来对付苏联的问题。”(注:现代国际关系译丛16:《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上述诸种因素汇集起来,促使尼克松政府因势利导地变换与苏联强硬对抗的策略,转而采用缓和战略。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和平新战略”。其宗旨是以与盟国的伙伴关系为核心,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以谈判为重要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缓和新战略,用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
缓和外交必须具备一大前提,即对峙双方的共同利益必然大于冲突,它意味着与其它选择相比,缓和带来的利益将大于所付出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美苏缓和正是基于核时代的现实。在“恐怖核均势”形成后,避免一场将会两败俱伤的核大战是两国共同的选择,正如尼克松所说:“既然两个大国都有能力毁灭全球,在维护和平方面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
当时苏联也有缓和的意图。首先,苏联国内面临经济困难,需要西方世界的技术、资金及贸易,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缓和谋取和平红利,进而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其次,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意欲阻止美中接近,转而联合美国共同孤立、遏制中国。第三,通过缓和确立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缓和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来说,同样是有利可图的、必要的。”(注:(美)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1页。)1971年4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发出缓和信号,宣称要在70年代把“缓和”摆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并着重同美国改善关系。
美国方面,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就开始与苏联谋求紧张局势的松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后,美苏之间建立了热线,并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苏还签订了若干双边协定。这一切为尼克松的缓和战略提供了一个起点。然而,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缓和”仍然停留在该词的传统涵义上。
“缓和”(détente)是法语词,意思是“缓解紧张状态”。在传统的外交用法中,“缓和”意味着两个国家采取步骤远离武装敌意,它并不意味着存在敌意的强国间建立一种新的、 和平的关系”。 (注:Michael Roskin and Nicholas Berry, "IR:An Introduction to Int ernational Relations", Prentice-Hall Inc,1990,p.137。)尼克松时代,“缓和”则被赋予新的内涵。“实质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搞缓和的观念是发展国际体系进程的一部分,而与传统的用维持国际体系来达到缓和的外交职能恰成鲜明的对照。”(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尼克松的缓和是指一个建立规范与制度的复杂的过程,意在通过软手段谋求硬目标的实现。
在尼克松任期内,美苏共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首脑会晤是美苏缓和的重要形式与内容。
1972年5月22日,尼克松抵达莫斯科, 美苏双方举行第一次首脑会晤,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该协定的基本文件有两部分,一项是《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另一项是为期五年的《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协定使美苏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保持大体平衡。这次首脑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确认以“和平共处”、“缓和”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还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能源、医药和公共卫生、环境、扩大贸易、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科技等若干方面的协定。这标志着美苏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1973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 美苏签署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会谈的基本原则》、《防止核战争协定》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领导人还讨论了中东形势、欧洲安全、欧洲共同均衡裁军和越南问题。
1974年6月27日,尼克松再次前往莫斯科, 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第三次首脑会晤。双方签署了《苏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和《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并就经济、技术、能源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
70年代前期,美苏贸易有了很大发展,这也是缓和的一项标志。在对苏贸易问题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主张“联系论”,即把美苏间的贸易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苏联在越南、中东、柏林等问题上的让步与合作联系起来。简言之,通过贸易限制苏联的政治、外交行为。尼克松曾形象地将其表述为:“在我们的商品上不但要印上经济价码,而且要印上政治价码”。(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签订后不久,美国就与苏联签署了一项粮食贸易协议:三年内美国将向苏联出售价值7.5亿美元的粮食,同时向苏联提供7.5亿美元信贷用于粮食购买。此举可视为联系原则的一个应用。
1972年10月18日,美苏签订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全面贸易协定,共有四项主要条款:一、苏联同意在30年内向美国偿付按照租借法欠下的战时债务7.2亿美元,美国承诺要国会批准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二、 反倾销条款。三、两国同意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贸易办事处。四、要求贸易争端按照联合国机构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在第三国解决。
但是,尼克松的战略构想受到国会的掣肘。1973年12月11日,国会通过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反对通过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贸易法案,要求苏联放宽犹太人移民政策,把最惠国待遇同苏联的犹太人移民政策结合起来。该修正案限制了美苏贸易的发展,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加之由于苏联也不肯轻易就范,尼克松的“联系”政策当时未能取得相应的效用。但它仍为美国以非军事手段演变苏联打开了缺口。
在尼克松眼中,缓和不是威慑的替代物。他始终认为,缓和并不表明超级大国间对立和冲突的终结,缓和是通过有限的合作减少冲突;清醒的缓和是把缓和同威慑结合起来,缓和不是绥靖的同义词,也不是遏制的替代物。(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49、353页;前引《真正的和平》,第32页。)因此尼克松仍然强调力量的重要性:“在一个动乱和变化的世界上,我们的力量是个主要的稳定要素。我们的朋友们信赖它,我们的对手们尊敬它。它是我们致力于增进国际谅解和减少战争风险的外交的支柱。”(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正所谓不能言战就不能言和。尼克松时代,美苏之间曾有过几次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刻。如1970年的约旦危机、古巴西恩富戈斯港核潜艇基地事件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对这些触及美国重大利益的事件,尼克松政府都采取强硬措施,以威慑手段予以解决。威慑加缓和的策略就是实力加谈判的写照。
60年代,欧洲兴起一股不可逆转的缓和浪潮,美国出于控制欧洲缓和进程的目的,积极参予其中。1970年3月26日,英、法、美、 苏四国开始就棘手的柏林问题进行谈判。1971年9月3日,缔结了《四国柏林协定》。柏林协定有利于缓和该地区局势,对于美苏缓和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为加强东西欧之间的往来,进一步渗透、争夺东欧国家,美国还参加了欧洲安全会议和中欧裁军会议。欧洲缓和与美苏缓和相互促进。
70年代前期的美苏缓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这在双边关系史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美苏缓和推动了整个东西方的缓和进程,也有助于缓和整体国际局势。美苏两国在极端复杂与微妙的核武器问题上进行谈判并达成一系列协议,虽然未能完全阻止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但它本身的意义仍是值得肯定的。
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有一个前提,即并没有假定苏联已成为一个友善的大国,或者冷战已经结束。缓和不是冷战的替代物,美苏之间仍视对方为主要对手,所以缓和并不意味着美苏竞争与冲突的消失。缓和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美国力图主要运用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策略,“作为一种处理超级大国竞争关系的政治方法,这一战略寻求以较少紧张和较低代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运用冷战对抗和经常的危机办法代价会更高。”(注: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ince World War Ⅱ",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92,p.191。 )缓和不是遏制的终结,而是遏制的新形式,是遏制的继续。
对美国来说,缓和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缓和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1973年1月27日,美国、越南民主共和国、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政权四方在巴黎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长达十二年之久的越南战争终于结束。缓和使美国在从权力顶峰下落中获得一定的缓冲。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缓和战略加强了对苏联的渗透,“缓和为西方影响进入苏联打开了大门,从而在意识形态上使苏联受到一定冲击。”(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75页。)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整个70年代苏联凭借缓和之机,大力扩充军备,以咄咄逼人之势在世界各地大肆扩张。1971年,苏联利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纠纷及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之机,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在东巴成立孟加拉国;美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后,苏联支持越南黎笋集团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吞并和侵占老挝和柬埔寨,并把原美军在越南的海军基地金兰湾变为苏联的海军基地。1974年苏联在索马里建立海军基地,1975年把安哥拉变为亲苏国家,1978年又渗透埃塞俄比亚。更为严重的是,1973年之后,苏联在阿富汗连续发动政变,直至1979年12月公然出兵全面占领阿富汗。(注:参见刘德斌:《美国世界战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
苏联的乘势扩张正是导致缓和在美国国国内颇有争议的主要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缓和时期美国失大于得;美苏战略态势是“苏攻美守”;也有学者认为缓和的结果对于美苏双方来讲都是有得有失。究竟如何看待缓和之“失”?若从美国短期国家利益看,苏联的扩张确实损害了美国,美国在军事上暂时处于劣势。但从长远战略角度审视,美国并没有遭到重创,恰恰是苏联那种缺乏深厚经济支撑的过度扩张使其元气大伤,极大地消耗了自身的实力,并在以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经济是军事内涵性经济,其经济建设的步伐被扩张军备的高额费用拖得举步维艰。1969年,美国的防务费用(不包括在东南亚的战争费用)为520亿美元,1974年增至860 亿美元。 同期苏联的防务费用由640亿美元增加到1060亿美元。苏联的防务费用比美国高出20 %以上。(注:“Cold War Patri ot and Statesman: RichardM. Nixon ”,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 Levantrosser, Greenwood Press,1993,p160.)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统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美国方面估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57%。(注:转引自顾关福:《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由此可见, 两国的经济实力不属同一个层次。在苏联变本加厉的扩张攻势背后,已经蕴含了战线过长、力不从心的危险因素。
从国际战略学角度透视,尼克松时代的美苏对抗实质上是经济战、知识战对军事战的抗衡。美国以高度发达的经济和高科技作为支撑,地基牢固,苏联则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支撑大国地位,把军事实力作为争霸的基础。苏联经济患有严重的结构病,其对外战略缺乏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苏两国并非处于同一战略层次,苏联在这场抗衡中注定败北是显而易见的。
以“苏攻美守”的态势评价当时美苏之间的军事消涨是正确的。然而,尼克松的对苏战略是全方位的,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加强了对苏联的攻势。尼克松的缓和战略既考虑美国彼时现实的切身利益,又立足为美国未来设计一项长期战略。他主张把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输入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对抗和孤立只能够加强一个“独裁政权”,而清醒的谈判和同外部世界的接触才能削弱它。“美国的确认为,苏联国内的自由化和最终的政权变质是缓和政策的长期目标之一。”(注:现代国际关系译丛16:《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缓和战略与苏联解体确有着深层的内在因果关系。70年代是苏联扩张势头最为猛烈的十年,勃列日涅夫彼时似乎是胜者,他对苏联的扩张攻势颇感沾沾自喜。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苏联在自我陶醉中正悄然衍生着死亡的基因。从长远战略视野扫描,尼克松才是缓和战略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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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方法。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范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总结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措施,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经验、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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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财政管理体制是规定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国家同企业,事业单位之间在财政资金分配和管理职权方面的制度,它包括国家预算管理体制,税收管理体制,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文教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等.其中国家预算管理体制是财政管理体制的主导环节.狭义的财政管理体制也即是国家预算管理体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近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散论。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变迁中,国家政权既推动或限制、规 范着社会的变迁,又以自身的性质、职能的转变成为这场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6世纪绝对主义王权兴起之后,英国国家政权的统治职能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开始发生转 变,17世纪的政治风云更使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和统治方式、管理职能朝着近代化的方 向前进。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使英国土地贵族、工商资本家、金融银行家等各个统治集 团的利益获得了更为充分、更为有效的表达。本文仅就英国国家财政体制在这一时期的 转变和完善作一些探讨,以期能够加深和丰富对近代英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认识。
税收之于一个国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在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构建具有近代 意义的税收体系对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近代 国家税收体系必须具备公开、公正、有序、有效等诸种不可或缺的特征。所谓公开、公 正,是指国家税收应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认同。所谓有序 、有效,是指国家税收体系运行时的每一环节、过程都应该依照一定的法度,即国民之 意愿而行,国家税收的每一项收入、支出及绩效都要向国民有所交待,接受国民或其代 议机构的核准。这些特征在技术上就体现为制税、收税、用度、审计等多种层次和制度 。这种近代税收体系的建立决定于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历史和时代因素,也 是国家政权与社会中各个集团、阶层、阶级利益反复角逐、长期斗争的结果。英国之所 以能够在二、三百年间由一个二流国家跃居西欧诸国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较早 地建成了一个相对较完备的国家税收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由议会控制着整个国家税 收体系的关键:征税大权。
由议会控制、把握征税权,是中世纪晚期西欧英、法、西诸国共有的现象。这是由当 时重建法律和秩序,消除贵族叛乱,驱逐外敌的社会普遍需求所使然。随着时代发展, 每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政权极欲获得更多的赋税收入,然而由于各个政府和它的国民相互 作用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税收制度。在西班牙,“出于对内乱的厌倦,西班牙的 代议机构卡斯提尔国会将征税管制交给了王权,”在法国,由于“三级会议极欲终止法 国动乱的愿望,使王室不经被统治者的同意便夺取了征税权,造就这一权力的紧张形势 过去之后,这一权力却长久地保留下来”。[1](P149,147)而英国则不同,即或是在绝 对主义君权达顶峰的都铎时代,英国国会尤其是下院仍牢牢地把持着征税大权,都铎君 王们只能依靠其他途径开辟财源,如没收教产加以拍卖。斯图亚特王朝欲强化王权,夺 得征税大权,但遭到国会的顽强抵制。在王权与国会之间所展开的复杂激烈的斗争中, 征税权始终是双方争夺的一个要点。虽然历经内战、复辟等种种磨难,由国会控制征税 大权的原则一直未得改动。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发表《民权宣言》规定:王室在议 会规定的税收之外从事征税是非法的,[2](P186)再次确定了国会的征税权。
征税是归王权还是归议会,究竟有何差别及意义呢?笔者以为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 关注:
其一,从政体层面上看,税权的归属决定了未来国家政体的发展方向。西、法两国王 权由于攫取征税大权而迅速发达起来,建立了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控制,成为一种不受任 何力量约束的专制王权;这两国中的等级(三级)会议,由于将财权拱手转让给王权,而 使自身“成为国家机器特别是王权的赘疣。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三级会议停开了,而王 权却因时移事易不再恢复会议产生前的老样子,国王摆脱了身上的紧箍,开始向专制的 方向大踏步迈进。”[3](P407)道拉斯·诺斯指出“……法国国王所获得的自由的程度 和其英国对手比起来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区别在这两个国家后来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中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P407)英国国会则因手中一直紧握征税大权,故而成为遏制 王权走向全面专制的重要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都铎王权的绝对主义统治处于相对有 限、相对薄弱的境地,使得英国国会在一次次与王权的冲突较量中逐步占据上风,不仅 保全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最终确立起立宪君主制政体。
其二,从行政管理层面上看,税权归属也是决定国家统治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获得 了征税权力的法国王权,处于直接面对众多臣民和经济组织的地位。而单凭君王及其小 小宫廷是无法承担由众多程序组成的征税过程及管理事务的,从而使建立一支专业的官 僚队伍和繁杂的事务机构成为自然而然之事。绝对的王权与庞大的行政官僚组织的结合 遂成为16—18世纪三百年间法国统治制度安排中最为明显的特征。英国则不然,王权既 无征税之权,亦就不存在维持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和一支依赖王权的庞大的官僚组织的 必要。
其三,从国家财政状况看,税权归属亦是决定税收数量、种类的重要因素。在西、法 建立起王权对税收绝对控制的国度中,决定税赋数量结构的关系相对简单,即国家的需 要与臣民财富之间的关系。而在近代初期,诸国争雄的军事战争是国家公共开支的最大 费项,且往往具有急迫性的特征。在这种状况下,西、法诸国在决定税赋征收额度时, 常常是以国家需要为原则,多多益善,必要时甚至可以竭泽而渔,以求暂度难关。如西 班牙在1470年到1540年之间,国家税收狂增了22倍。[1](P149)尽管海外殖民的收益可 供支配,但当时西班牙帝国税收主要是来自阿拉贡、那不勒斯、米兰特别是繁荣的低地 地区。狂征暴敛之下,帝国内部矛盾必然激化。低地地区的反叛,荷兰的独立既耗费了 帝国的国库,又断绝了其主要税源。
为了弥补亏空,帝国虽施征用地产、转让特权、出 售爵位等孤注一掷之策,以求应急,但均未奏效。帝国财政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 的百年期间,先后6次宣告破产,奏响了帝国垮台的丧钟。法国王权凭借强大的官僚队 伍和规模巨大的农业经济,运用包税制增加赋税以及对外借款、卖官鬻爵等各种敛财手 段支撑国家财政的运行。由于教士和贵族享有免税特权,故沉重的税赋皆由市民和农民 构成的第三等级来承担。结果社会内部的裂隙愈来愈大,最终导致第三等级的大规模反 叛,专制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坍。英国王权则处在与西、法两国全然不同的境况之中。每 一笔税赋收入的数量都须与国会反复讨价还价之后方能获得,实属不易。尽管伊丽莎白 女王深得国民拥戴,也不得超越成例。这位女王深知,“对于下院议员来说,牺牲他们 的生命要比打开他们的钱袋容易些,所以她不得不时刻警惕地注视着政府的开支,不得 不一再勒紧自己的钱袋,以致于她周围的大臣不断地抱怨、嘲笑她的吝啬。”[4](P364 )
另外,西、法专制王权在征税时,往往从最易征收、最易管理的直接税,即人头税、 户税、炉灶税和交通税等税种下手,不断地把以往一些临时税改为永久税,不断花样翻 新地设置一些新税。英国王权则无此类幸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英国“更多依靠间接 税而不是直接税,但它的具体特点却使人民不大怨恨。例如,英国没有象法国那么多的 包税商、收税员和其他中间人;英国的许多税都是‘看不见的’(例如对某些基本产品 的货物税),或者看上去只是损害外国人(例如关税);没有国内人头税,法国商人对这 种税很反感,因此它对国内商业来说是一种消极因素;英国的土地税在18世纪大部分时 间里是主要的直接税,没有任何特权阶层能免交,对社会上多数人来说也是‘看不见的 ’;各种各样的税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讨论后批准的,”[5](P100)故而不易激起 社会内部冲突与矛盾。
17世纪末以后,由于国家战略的调整,积极地参预大陆事务以防 法国称霸,英国的税赋总额不断攀升。有史料表明,17世纪末以后,英国税赋总额与法 国基本拉平,分别为1500万和1600万英镑。而当时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差悬殊,英国为 6800万英镑,法国为16000万英镑,税赋各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0%和10%。表面上看, 此时是英国而非法国处于国家的横征暴敛之中,当时也的确有人认为“看到英国臣民缴 纳的巨额贡赋之后,应该认为生活在法国真是大幸。”[6](P440)但布罗代尔的看法则 相反。他认为首先法国纳税人承担的负担未必轻于英国人,因为法国人在国税之外,尚 须接受贵族和教会强加的沉重“额外”负担。其次,法国税种以直接税为主,它在政治 上和行政上总是不受欢迎,而且很难增加。英国则以间接消费税为主;约占税额的70% 。这种税不太显眼,容易隐藏在价格里。而英国的民族市场比法国更开放,消费一般都 经过市场,间接税的收入就尤其可观。最后,将两国人口总数考虑在内(英法两国人口 比例为1∶3),以人口总数与国民生产总数相比便会发现另一种结果,即英国在人均收 入方面显然领先于法国。[6](P440—441)
其四,税权的归属不同也可转化为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施加不同 的影响。西、法两国的税收制度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即教士与贵族不在纳税人之列 ,处于免税的特权地位。这种政策的产生或许有着历史传统的因素,但它的实施实质上 是消除了两个潜在的对手对国家、王权的抵制与反抗,在政治上可谓是一种巧妙的安排 。然而在社会及经济层面上,这种政策则造成对从事贸易、商业、工业等行业人士的歧 视,从而诱导人们对从事教会、政府和军队的职业的偏好与追求;造成社会在“对政府 的财政政策的反应中逐渐形成所有权结构,只鼓励那些不受国家影响也对社会没有产出 的活动,而阻止个人去从事各种生产性活动。”[1](P149—150)而由商人和土地贵族所 组成的英国国会,在其所奉行的税收政策中,是断不会以损害自身利益为代价的。恰恰 相反,英国以税赋为核心的各种国家财政政策都是以促进工商贸易和农业的发展为目标 ,而后再以其利得的部分份额作为税赋,从而逐渐形成了各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保 障和推动了对社会产出做出巨大贡献的私人所有权的不断发展。
近代初期西欧各国政府开支大幅度增长,其主要原因是战争的频繁发生、战争期限的 延长和战争费用的迅速增加。由于这种战争消耗大,花钱多,所以每一方都迫切需要“ 钱、钱,更多的钱”——这是一句古老的格言。[5](P97)但是当时西欧各国却没有一个 现存的体制能够使税入相应增加以应付新的高水平的开支。此外,在战争时期,国家不 仅需要更多的钱,而且需要立刻将钱筹集起来。增加赋税,使之与支出水平相等,这个 办法即使行得通,也无法解燃眉之急。如何使国家的预算最终保持平衡,这是欧洲“新 型君主国”所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西欧诸国为此进行了无数次尝试,但很少取得成功 。[7](P482)英国也是如此,自都铎时代以来,历代国王、政府都常常被不时之需所困 ,为尽快地筹措到急需的金钱而苦恼。例如,好大喜功的亨利八世空怀重振先祖往昔风 采的雄图大志,先后数次遣兵欧陆远征,耗资巨大,但却无功而返。为了筹集空前浩大 的军费,他被迫出售刚刚从修道院手中没收来的庞大教产,[8](P181—192)结果痛失为 英国绝对主义王权建立强固经济基础的重大机遇。[9](P124)伊利莎白女王,如前所述 ,节俭度日,力图维持财政平衡,但其晚年因同西班牙作战欠下一笔巨债。斯图亚特王 朝早期的两位君王在财政上更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与国会争斗不已,结果酿成全面 统治的危机。
西欧诸国在税赋之外,为筹措金钱开辟了许多途径,如以国家税赋为抵押的短期贷款 、拍卖国有土地、卖官鬻爵、以“年金”形式的长期贷款等等,但这些举措并不能满足 国家需求和社会的需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公共开支特别是经费的需求增长太快;二 是国家的信用度太低,一方面拼命借贷,另一方面为了还债就开增新税;若仍不敷需求 就不惜宣布国家财政“破产”,拒付和延付贷款从而酿成社会紊乱。而解决这类问题的 关键在于一个国家除了税收制度之外,还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借贷制度,两个制度合 一方为完整的近代国家财政体系。这种借贷制度的成功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 要有相当有效率的借贷机构,一个是要在金融市场维持政府的‘信用’。”
近 代第一个霸主西班牙之所以衰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未觅得一种合理的理财之法,结果 承负了一笔相当于10年至15年的税入的巨债,每年需付的利息就大大超过了政府年总收 入的一半。[7](P496)继之而起的法国也是长期陷于巨额债务之中,难以自拔。只有17 世纪60—70年代,柯尔贝尔大力改革,大幅削减开支,减少征税,开办借贷银行,使法 国国家预算出现了难得的盈余。然而好景不长,柯尔贝尔1683年死后,路易十八便废弃 了柯氏的改革措施,回到了“那种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愿偿还,而不是由放债人决定何时 抽回资金的贷款”的老路,[7](P496)结果法国国家负债累累,在金融市场上的信誉也 大为下降,最终使其称霸欧洲的宏图大业全然落空。而在荷兰,情形则截然不同。“荷 兰政府不仅可以以更低的利息借钱,而且可以借到更多的钱,”从而使荷兰在西班牙、 法国和英国这类大国抗争时毫不畏惧。
其原因在于荷兰政府在借钱、贷款以及发行短期 公债和债券方面完全按照商业运行方式运行,绝少拖欠违约,从而使荷兰的公共信贷享 有完全的信任。1655年,荷兰议会设立了一笔“偿债基金”,专门偿还公债和债券,但 却不受投资者欢迎,因为“含泪收回本金的那些人却不知如何处置这笔钱,不知道如何 为这笔钱再找到一个如此安全,容易生息的去处。”[7](P494)
英国政府在近代初期与西、法两国相似,长期寻找不到一种合适、合理的理财方法。 例如“英国在1688年前就借国债,但都是短期借款,利息很高。付息不按期,还本更不 准时,有时需借新债还旧债。总之,国家的信誉不佳。”[6](P430)而在1688年革命以 后,英国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公共借贷制度以应付大大增长的政府开支。荷兰这个当时 在经济上是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再次为此提供了一种模式。[2](P188)1693年,英国政 府与国会首次确立了采用政府长期借贷的原则。1694年4月,政府以8%的利率发行120万 英镑的公债,并将认购者组成了一个被称为“英格兰银行董事公司”(即英格兰银行)的 股份公司。结果大获成功,在11天内公债就全部被认购一空。[7](P500)它的第一份认 股人名单是由国王和王后领衔。
尽管当时英国社会对此仍存在一定的怀 疑甚至反对意见,[6](P430-432)尽管“辉格党”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对此给予多大的喝 彩,“但是这个事件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实不亚于1688年事件,因为它使公共借贷 有可能稳妥而经常地进行,从而给政府奠定了一种新的财政基础。”18世纪的一位英国 首相诺思勋爵曾把英格兰银行称为英国宪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作为一个普通银 行在起作用”——亚当·斯密也写道——“而是作为国家的一个大蒸气机在起作用。” [2](P188、189)从此以后,英国的公共借贷体系在英格兰银行的操作下,逐步完善,逐 步发展,国家的资信程度空前提高,政府发行的各种证券、公债券成为社会大投资者的 主要投资渠道。不仅如此,英国小的私人投资者对国家债券也是情有独钟,踊跃认购。 [7](P481)“公债的利息准时偿付,不容违约,债权由议会保证还本,这一切确立了英 国的信誉,因而借到的款项之大令欧洲惊诧不已”。[6](P433)
近代初期英国金融体制和公共信贷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绝非一帆风顺。18世纪20年代西 欧的法国、荷兰和英国等曾遭受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即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 法、英两国处理这一事件显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在法国,政府善后处理政策不当,致 使人们对这场大崩溃所造成的浩劫一直耿耿于怀,给法国政府开辟财源带来极大的困难 ,投资者不敢再贷款给法国政府。[7](P507)而在英国,政府凭借议会的担保和英格兰 银行妥善操作,将投资者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并成功地维系住政府公共信贷的信任 度。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的金融市场恢复正常,此时的英国政府债券的持有者也不愿 意政府偿还其债券,“有钱的大公司及其拥有者(即股东)最为担忧之事莫过于被迫早早 收回其本金”。[7](P509)随着时日发展,英国的国债、公债的数额愈来愈大。
据保罗 ·肯尼迪统计,1688——1815年期间,英国战争总支出为2293483437镑,其中借款为67 0559060镑,几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当时英国国内有一批人对此忧心忡忡,“许多英 国评论家都因为国债的规模及其可能发生的后果而发抖。”[5](P102)这其中就包括诸 如笛福、大卫·休谟等人,然而他们那种“不是国家毁了公共信贷,就是公共信贷毁了 国家”的悲观推测未成为现实,[6](P432)相反英国再次以巨额的国债为后盾,在英、 法争霸的“七年战争”中占据了上风。法国人包括荷兰人也以为英国政府负债过重,难 以持久支撑,必将迅即垮台。然而事实给予他们无情的嘲弄。英国人对自己政府依旧十 分信任,继续认购各种公共债券。
1782年英国政府再次发行公债,数额为300万英镑, 而认购数却远远超出这个定额,达500万之多![6](P432,434)及至19世纪初,有人估算 “欧洲全部公债高达380至400亿法郎,其中英国独占四分之三还多。”[6](P433)而法 国公债数额仅占40亿,便不堪重负了。公共信贷已成为“英国政治的奇迹,使欧洲各国 既惊讶又畏惧,”第二届皮特政府甚至自豪地宣称“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 债基础之上。”布罗代尔感叹道:公债“有效地动员了英国的有生力量,提供了可怕的 作战武器,”它“正是英国胜利的重要原因。”[6](P433)
西方的经济史家常常将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公债的发行和稳固以及其它金融业的变革 合并称之为“金融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以政府和国会为代表的英国国家政权则起 到了巨大的组织、协调、保障的作用。英格兰银行虽以私人股份银行身份出现但实为国 家银行,它所创置的信贷、投资、公共开支三者相互有机联系的新的金融体制,不仅仅 在英国对外争霸战争中发挥出了神奇的功用,其最大的历史意义还在于构筑起一个坚固 、庞大、有效的金融运作机构,为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到来 提供了基本条件。
英国国家政权功能在近代初期所发生的转变和改善是多重的,上述以税赋和公共信贷 为核心的近代国家财政体制的形成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 ,对16—18世纪中叶,英国国家政权所起到的经济推动作用多有论述,如英国国会对18 世纪圈地运动的法律支持和保障,英国政府对专利制度的完善与推广,英国政府对以东 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海外贸易殖民公司的保护和规范等等。对英国国家在近代初期社会经 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总体评估,尤其是与当时西欧诸国进行对比之后所做出的基本结 论,笔者以为经济史学家克里斯托夫·格拉曼的看法较为公允。他认为商业社会色彩较 重的荷兰是沿着将国家政府的权力降低至最小限度的方向发展;在绝对主义专制色彩较 重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政府,则以国家利益与封建王朝的利益以及对财政的关心作为国家 经济政策的重心;而在英国,政府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并重,从而使英国国家政权与 百姓之间取得了一种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协调的关系。[7]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马克yáo@①.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4]尼尔.女王伊丽莎白一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5]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6]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M].北京:三联书店 ,1993.
[7]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8]王晋新.都铎王朝对教会地产的的剥夺及其历史意义[J].历史研究,1991,(2).
[9]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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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上土下左土右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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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这本是一个后“”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两者在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同一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红色经典的说法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 01年夏,中宣部、文化部等推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重点献礼文艺作品,在中 国各地电视台和电影院热播一大批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如《长 征》、《红岩》、《忠诚》、《日出东方》等,收视率可观。出版部门同时大量重印、 再版各种革命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中国舞台上重新上演革命题材的剧目和音乐舞蹈 。当年的“样板戏”再受观众青睐。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红 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总之“再造红色经典 ”的话题,已成为中国在世纪转换时刻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时刻又与全球化时代接轨 ,凸现了文化“再造”的当代意义。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
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____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 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 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 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 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 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 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 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
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 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毛泽东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 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 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 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 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4(1 996),pp.34—51.)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 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延安整风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中的实践,其 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 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 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 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 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 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 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 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 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 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 ,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 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 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 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 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 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 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 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 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 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 新型的“市民社会”。毛泽东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 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毛泽东构想和实 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 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等运动,通 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 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 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 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 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
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 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 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 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 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 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
第三,红色经 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 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 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 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 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 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 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毛泽东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 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毛泽东《讲 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3,“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National Form and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 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
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毛泽东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 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 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2—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土改、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 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 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 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
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 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 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 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时 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
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 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 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 和扭曲。
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 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 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 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 ,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中导致 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 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 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毛泽东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 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 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 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 “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 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 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 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 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 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 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 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悲剧密切相关,当“”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一 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 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 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 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 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中跟政府官僚一 道成为斗争对象。
“”之后,他们自然对“”深恶痛绝,成为否定“”的主力。红色经 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 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中受到的种种 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 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 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 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 ”。
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 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 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 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的憎恨 ,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
当时中国 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 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 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 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 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 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 直沿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 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 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 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 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 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 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 ”,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 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 英和中坚力量。
而红色经典在90年代中期(毛泽东百年诞辰之后)又逐渐地出现在中国文化舞台上。这 一次重现,开始并不是国家机器的推动,而是民间自发和新兴的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 合作。90年代初期发行量惊人的《红太阳》革命歌曲新唱和卡拉OK,以及重新上演的革 命电影和样板戏、再版的革命小说、革命故事等等,给大众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 了新的红色经典热,在全球化的时代再造革命经典。
新红色经典的生产者一部分是国家 意识形态机器所雇用的专业人士,在国家媒体中享有新的物质资本和政治文化特权。另 一部分是非国有文化产业的“影视人”、自由作家,他们不受国家指令而服从市场需求 。红色经典的再造主要服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指令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是在一个 文化市场多元化的氛围内的一种生产趋势。这和红色经典在五六十年代诞生的时代有了 巨大的差异。红色经典一诞生就一枝独秀,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再造不过是中国 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的一种不大不小的时尚而已。
红色经典今天的市场主要来自中国的多数民众,他们大部分处于中年以上的年龄段, 集中于工人、农民以及中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红色经典创立时代的主要接受者,其 情感结构和话语体系深受红色经典的影响。当然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红色经典再造的充分 必要条件。本文最后对红色经典的再造提出以下的猜测和询问。(注:参见孟繁华《当 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孟繁华:《左翼文学 在当下的命运》,《北京日报》2001年9月17日。)首先,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造 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断层,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怀旧正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 社会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怀旧跟历史记忆不同,它需要的是 有选择的昔日情感和想象的再现,而不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忆和反思。
红色经典成为今天的新时尚,跟怀旧情绪有很大关联。把红色经典商业化,是否是一个 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文化动向?第二,当国家机器正在努力转换、重建意识形态体系和价 值体系的时候,会从国家建立时代的文化资源中积极找寻有用有益的因素。红色经典无 疑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符号资本。国家机器自然会努力 把这部分符号资本纳入民族国家的新文化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所谓博物馆化,是指 把某一文化文本与社会现实剥离,置放于一个安全的距离中,予以审美和学理的欣赏和 反思,并标以“传统”、“经典”的标签来教育后代和昭示世界,旨意在塑造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但红色经典的主题和价值取向是否可以完全跟当下的现实剥离。
最后,我们不得不看到再造红色经典所可能和实际上已经遇到的困境。红色经典的平 等观念、道德理想主义、民粹主义,跟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有尖锐的矛盾,但仍然对中 下层社会阶层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当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社会时,经济和政治层面 的社会分层、贫富鸿沟、阶级矛盾正在日益加深,红色经典的平等与阶级诉求也必然会 得到社会中下阶层的共鸣。红色经典还能否唤起激情燃烧的岁月?因此,如何在红色经 典的现实意义和文化遗产建设目标之间作出合理的协调,如何使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 不至于完全演义成为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乃是红色经典全球化时代再造的思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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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论文就是高等院校要求学生每学年完成的一篇学术论文,这是一种初级形态的学术论文。其目的在于指导学生初步学会对一学年所学专业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每学年写一篇,逐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为将来写毕业论文打基础。撰写学年论文要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年论文相关范文:试论日本侵华的历史根源。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其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日本侵华也不例外。本文就"日本侵华这一历史事件的必然性何在"这一问题,来寻找和探讨日本侵华的历史根源。就时间而言,它始于亚洲的大门被欧美列强打开之后;就其发展程度而言,它又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步伐相一致;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又可划分为政治根源、经济根源、人口根源和思想根源等几个方面。本文就是以其具体内容为载体,其他方面容入其中来论述的。
【论文关键词】日本侵华 政治根源 经济根源 人口根源 思想根源
[RESUME OF THESIS]As Marxist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tells us, the happening of any historical affair is a result of the inevitability and the contingency, so is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What‘s the inevitability of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is the content of this academic thesis. That’s to say,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and inquire into those historical source for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With regard to the time, it began with the door of Asia open by the big powers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As to the expand extent, it also marched in step with the developing of Japanese capitalism. As far as the specific substance is concerned, it lied in the political source, economic source, population‘s source and thought’s source, etc. This thesis mainly discusses the specific substance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includes the time and the expand extent.
[KEY WORDS]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Political Source, Economical Source, Population‘s Source, Thought’s Source
中国和日本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中日两国人民有着数千年的友好交往,但到了近代,当中国逐步衰落后,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却成了侵略中国的元凶之一。日本长达五十年的侵华,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和巨大的伤亡,严重威胁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本位试从政治、经济、人口和思想四个角度来探讨日本长期侵华的历史根源,从而为现实的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日之间的邦交关系一直非常友好,日本侵华的政治根源始于近代亚洲遭到西方列强入侵之后。日本在近代之初,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是在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炮火下被迫打开国门的,与此同时也不得不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直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才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由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日本人民通过革命取得的政权,因而在掌握了政权的日本统治阶层中,就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这样的看法:企图通过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侵略,以求得本国的发展,进而充当欧美各国在亚洲的尖兵,以提高其"国际地位"。吉田松阴是明治维新"元勋"们的导师,他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统治阶层有过巨大的影响。他在1855年曾说:"俄美肯定讲和,我等决不能违次而失信于戎狄(欧美各国)。唯应严章程,笃信义,乘其间培养国力,换取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使失之于俄国之土地,偿之于鲜、满",①,"失之欧洲,取之亚洲"②。
这两段史料都反映出日本近代初期就已经存在的两种倾向:一是对欧美强国卑躬屈膝,唯唯诺诺,二是对中国、朝鲜这样的弱国处处掠夺,企图在牺牲中国和朝鲜的条件下弥补自己的损失,扩充自己的国力。因此,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就确定了对外扩张政策,宣称要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③。由此可见,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这一点还可以从与吉田松阴关系密切的木户孝允的日记中看出:"希遣使节赴朝鲜,问彼无礼。彼如不服,则责其罪,攻其土,大张神州之威。"④木户孝允是1868年新成立的明治维新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日记中虽只提到朝鲜,但我们知道日本在近代早期一直是把朝鲜和中国一起作为侵略对象的,而且侵略朝鲜是侵略中国的跳板。
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日本统治集团的侵略欲望更大。它进一步鼓吹"大陆是日本生命线"的所谓大陆政策,准备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1890年12月,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公然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国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⑤这里所说的同日本"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就是指朝鲜和中国。日本军国主义正是从这种强权主义出发,发动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开始走上大规模扩张道路。同年3月,山县有朋在给外务大臣的指示《外交政略论》中说:"我邦利益线实在朝鲜、满洲。"⑥这也表明了日本的统治者所主张的不单纯是保卫国土,而是为侵略朝鲜、中国,迅速扩张军备。
如果说以上的史实中侵略的政治蓄谋还不十分明朗的话,那么日本在一些重大的侵华事件,如甲午中日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侵占华北和全面侵华前日本政府的决策中,我们便一目了然了。
1876年,日本海陆军开赴朝鲜,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从而获得了在朝鲜的诸多特权和利益。随着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不断膨胀,它对中国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中法战争后,在对中国的策略上,日本统治集团分成两派,一派主张不给清政府以喘息机会,立即乘机夺取朝鲜,与中国一战;另一派则主张,日本应积蓄力量,"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⑦,待三五年后日本官商"充裕"时,看中国情形再定。1885年6月,日本政府采纳了伊藤博文等人的后一派的主张,除继续向朝鲜渗透势力外,提出了一个以十年为期的扩军计划,作为发动对华战争的准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征讨清国策》,准备以主力进攻北京,并分并占领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阻止江南清军北上;如果日本战胜,则将中国的辽东半岛、舟山群岛和台湾、澎湖列岛和长江两岸之地,都划归日本版图,同将中国其余地方则分割成若干小国,分别受日本监护。这份狂妄的计划还提出:"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⑧从中可看出,日本侵略野心跃然纸上,而且已经制成具体的行动计划,一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
日本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垄断资本迅速膨胀,侵略胃口越来越大,时刻妄图独霸中国。日本大隈内阁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就是其典型一例。从二十一条的五号内容上看,二十一条一旦实现,中国就要整个沦亡!因此它遭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欧美列强的不满。鉴于此,随后的日本寺内内阁主张采取比较隐蔽的侵略方式,即实行所谓的"菊分根"政策⑨,也就是利用日本垄断资本在一次大战期间膨胀起来的机会,以投资的手段使中国殖民地化。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后,加速了侵华的步伐。1927年六七月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回顾和确定对华政策,中心议题是所谓"满蒙政策"⑩。会议确定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形成了一个会议文件--《对话政策纲领》。该文件中声称,中国东北是同日本的生存"有重大关系"的"特殊地区",强调日本"应当有不失时机地采取措施的思想准备"。据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洛事后透露,这次会议的意图是"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由日本来参与该地的主权,并由日本担当该地的治安工作。如果这样露骨地说,可能招致麻烦,所以给它包上了一层‘东方会议’的糖衣"⑾。这样日本政界就把目光瞄准了中国东北。
这一点还深刻表现在田中义一首相在东方会议后,将会议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一个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于同年7月奏呈天皇。奏折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⑿。他还主张对中国东北和内蒙采取"铁血主义",即武力征服的手段。他还狂妄地认为,日本占领了满蒙,"就可以用满蒙作基地",征服全中国,"再利用中国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小亚细亚及欧洲"⒀。事实证明,《田中奏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奉为基本国策的"大陆政策"的一个标本,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已势在必行。
日本帝国主义野心极大,它的侵略目标是要吞并中国,称霸亚洲。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它的下一个侵略步骤就是要占领华北。为了制造舆论,日本军阀公开叫嚷:华北"在实行日本大陆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并毫不掩饰地指出,日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华北国"。日本关东军驻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司令部的秘密情报中也说:"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短时期内亦难再行扩大,------帝国原料与市场的解决,实不能不注意于进攻中国东北。故华北诚帝国之最好殖民地。"⒁这些疯狂的叫嚣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急于要把它的侵略魔抓伸向华北,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然后以华北为基地,向华东和华南扩张。
最后,日本于1936年8月7日召开以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为核心的五相联席会议,为其第二年的全面侵华制定了所谓"国策基准":"帝国鉴于内外的形势,认为当前应该确定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⒂。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综合其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以全面进攻中国为突破,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的侵略扩张总纲领。它进一步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将随时掀起吞并中国并向亚洲其他国家扩张的侵略战争。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告诉我们,经济决定政治,因此上述日本侵华的政治根源又与其内在的经济根源密不可分。在日本看来,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且近代中国当局落后无能,无法维护自己的领土和资源。这样,日本就把中国的资源、人力、市场当作自己发展经济的动力。日本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大隈重信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曾说:"要说作为销售日本产品的市场哪里最有希望?那么不用说是中国。因为文明程度低的国家要把生产的物品销售到文明程度高的国家去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只好把它销售到文明程度低于自己国家的地区去。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相距最近,文明程度又比中国高。------现在正在逐渐发展中的日本的各生产行业,除了满足国内的需要之外,正把将近一亿日元的产品输出到中国。即便仅仅从输出工业产品这一点看,中国也是我日本重要的称心如意之市场。若中国因内乱而使商业陷于不振,交易被迫停止,则我日本经济上所受之损失将会十分巨大。
革命(辛亥革命)发生以来,已经历时一月,即使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大阪、神户的商店所受之打击已经非常巨大。如若此种情形持续一年以上,则以向中国输出为目的之企业主必将完全崩溃。"从大隈重信的这一段话中,我们可看出,中国已经成为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市场,同时也提出要确保和巩固中国市场的问题。以后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侵略要求的具体体现,当时的大隈重信是主张依仗军事力量扩张经济的,因此对中国各种经济资源的企图也构成了日本侵华的经济根源之一。比如,1931年3月,日本陆军步兵大佐、首要战争罪犯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所作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讲话,其中叫嚷:"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需的地区"。
另外,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其固有的经济危机也构成了侵华的经济根源。1890年,日本资本主义发生最初的经济危机时。工人大批失业,农业连年歉收,米价不断上涨。广大城乡的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不断掀起米粮暴动,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摆脱国内的困境,把"激奋人心"导向国外,便加速了对外侵略的步伐。又如,1937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处于内外交困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的垂危统治,决定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1937年6月近卫内阁一上台,就致力于建立战时体制,并表明要以战争来摆脱经济危机,因而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甲级战犯重光葵在二战后的监狱中所写的《昭和的动乱》一书记载:"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日本)有三千余万人口,其后三十年增加了一倍达到六千万,每年人口增加近百万。"⒄ 而日本是一个小岛国,其国内耕地狭小,其他矿物资源也不足,因此如何保养这样众多的人口,这是可以动摇日本国策根基的大问题。在不可能实行海外移民的情况下,日本积极开发朝鲜和台湾,更以在满洲的经济活动来不断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满洲问题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侵华也成了解决日本人口膨胀的企图和幻想。
日本近代学者、翻译家高田早苗在抄译美国政治学者赖因施的《受东洋问题影响的十九世纪末的世界政治》而以《帝国主义论》为名出版的书中说:"人口之增加使土地增加成为必要,因此使彼等(近代民族国家)不能不以帝国主义取代以往之民族主义。亦即所谓帝国主义,无非彼等在力量与机会所允许限度内分割大量领土之一种希望。"⒅这里同样说明了要为新增加人口寻找新的土地--侵略以中国核心的其他亚洲国家。
在诸多侵华的历史根源中,日本思想界"脱亚论"的思想根源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所谓"脱亚论",就是指由已经通过明治维新而发展起来的日本通过武力帮助中国、朝鲜等其它亚洲国家"摆脱亚洲之陋习",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共兴亚洲"的思想言论。"脱亚论"最早见于1885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一文:"今日如欲成事,则我国不应犹豫不决地等待邻国文明开化,------而应脱离其行列,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和朝鲜的方式,亦不必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和善,应按西洋对待之法予以处置。"⒆福泽谕吉曾对日本近代思想的成长给予过很大的影响,他这篇文章中认为日本比其它亚洲国家优越,主张日本要充当欧美国家的尖兵。日本以后的发展也确实起了欧美国家在"亚洲的宪兵"的作用,而"脱亚论"就成了它的精神支柱。
福泽谕吉在甲午中日战争一开始就说:日本"能否成为东洋文明之领袖,取决此一战"。他还向政府捐献了当时的钱1万日元;战后又称这次胜利是"官民一致的胜利",说"幸获长生,得此见闻,既感愉快,又是庆幸。‘’[20] 可见,福泽谕吉不仅是一个"脱亚论"得倡导者,更是一名狂热的侵华主义者。
福泽谕吉的弟子尾崎行雄继承了他的"脱亚论",并将其发扬、扩散。尾崎行雄在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时,也认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主义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幸福也",并说"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为反对人类之幸福也,亦反对世界之利益也。如此狂暴无道之国,亦等闲视之,断行我之天职可也。今虽等闲视之,他日中国果能踏上开明革新之途,列国皆能分享其福利则会豁然感悟,唯感谢我之恩泽而不遁也。"[21] 这些说明了"脱亚论"方针的结果必然导致对中国的侵略。同时还出现了"为了中国的进步,由日本使其殖民地化"的强盗言论。"脱亚论"的提出和发展对以后的日本侵华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实质是为日本侵华寻找借口。
总之,种种历史根源最终导致了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反过来说,"对华战争的实质,归根到底就是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依赖乃民族生存和国家存在所不可缺少的条件"[22]。
而且日本侵华的历史根源有多个方面,逐次地深入探讨每个历史根源,都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为今后的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注释:
①④⑥⒃⒆[20][21] :《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1868-1945)》(日)依田熹家 著 卞立强 陈生保 任清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P3、P3、P15、P117、P10、P22、P22
②⑤⑦⑨⑾⒀⒁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 刘惠吾 刘学照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P5、P11、P13、P57、P79、P80、P100
③⑧ :《中国近代史》(第四版)李侃 李时岳 李德征 杨策 龚书铎 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P92、P193
⑩⑿ :《中国现代史》(上) 王 桧 林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297、P297
⒂:《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136
⒄:《日本侵华内幕》(日)重光葵 著 齐福霖 李松林 张颖 史桂芳 译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P33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日)井上清 著 宿久高 林少华 刘小冷 译 孙连璧校对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67
[22] :《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日)倔场一雄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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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但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恐怕是汉武帝所始料不及的。因而,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历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毕业论文范文:张骞西使新说。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张骞首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月氏、夹击匈奴。《史记·大宛列传》记其出使背景曰:
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
今案:月氏原来是一个强大的遊牧部族,其统治中心东起今祁连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尔泰山东端,且一度伸张其势力至河套内外。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兴起於蒙古高原,遏阻了月氏东进的势头。约前177/176年,匈奴大举西进,将月氏逐出上述故地,大部分月氏人西迁至於伊犁河、楚河流域,赶走原居该地的塞人,停留下来。史称这部份西迁的月氏人为“大月氏”。[1]传文所谓“匈奴破月氏王”,结合同传关於“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的记载,可知破月氏王者为老上单于(前174-161年)。这就是说,西迁伊犁河、楚河的大月氏有一次遭到匈奴的沉重打击,其王被杀,但匈奴这次打击,並没有使大月氏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传文所谓“月氏遁逃”,不过是“败北”的意思。很可能老上在位时大月氏为收复失地,曾一度东进,因被击败而西向退却。果然老上时月氏已逃离伊犁河、楚河流域,张骞於武帝建元年间(前140-135年)往使便没有现实意义。要之,张骞首次西使的对象是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
《史记·大宛列传》接着说:“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父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馀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今案:匈奴将月氏逐出该地後,不仅控制了祁连山以北,直至天山、阿尔泰山东端的大片土地,且进而控制了包括准噶尔盆地在内的阿尔泰山南麓,以及原来可能役属月氏的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2]因此张骞一行出陇西,往赴大月氏所在的伊犁河、楚河流域,势必穿越匈奴控制的地区,终於被匈奴拘留。单于所谓“月氏在吾北”,也表明当时大月氏确实尚在伊犁河、楚河流域。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今案:大宛位於今费尔干纳盆地。[3]张骞自匈奴得脱後,究竟取何道抵达大宛,因史无明文,历来众说纷纭,但主要有以下三说:
一说张骞乃经由“西域南道”,亦即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抵大宛的。其理由在於主要根据张骞西使归国後报告写成的《史记·大宛列传》前半部中提到的塔里木盆地诸国多位於南道。[4]
二说张骞乃经由“西域北道”,亦即沿天山南麓西行抵达疏勒後,越过葱岭抵达大宛的。盖《史记·大宛列传》前半部提到的南北道诸国有姑师、楼兰、扜?和于阗四国,其中姑师即车师无疑是北道之国。既然张骞返途取南道,则去路应为北道,否则难以说明为何提到姑师。[5]
三说张骞乃经由天山北路,亦即自漠北取道准噶尔盆地、伊塞克湖南岸、纳伦河谷到达大宛的。盖匈奴控制西域後置僮仆都尉於北道,张骞未必敢取北道。《史记·大宛列传》且称姑师“临盐泽”,知张骞並未经过姑师,有关情况因传文致误;传文没有提到龟兹、疏勒亦可为证。同传所载西域事情独详於乌孙,足见张骞所由为天山北路。[6]
今案:三说均有未安。
1 《史记·大宛列传》称张骞离开大月氏後,“並南山,欲从羌中归”。这不仅表明他归途取南道,而且表明他吸取了去途被匈奴拘留的教训。者正从反面证明张骞去途所取並非南道。
2 《史记·大宛列传》提到姑师,主北道说者以此为证。其实张骞西使之时,姑师不在北道,而在罗布泊西北,确实“临盐泽”。[7]因此不能由於传文前半部提到姑师而断张骞去途取北道。传文没有提及龟兹、疏勒等北道诸国,也令人难以首肯张骞赴大宛乃取北道。
3 如果张骞抵大宛乃经由天山北路,则势必经由当时已佔领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但是《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表明张骞首次西使並未亲临乌孙。张骞这次西使归国後,有关乌孙的报告十分简单,与並未亲临的奄蔡等国相仿佛,正说明了这一点。至於传文所载乌孙昆莫乌哺狼乳等等传说,皆张骞在匈奴中所闻,並非亲临其地获悉。说者因匈奴在北道置有僮仆都尉、因而断张骞未敢冒险走北道;殊不知张骞为汉使月氏,月氏新败於受匈奴支持的乌孙(详下节),又何敢取道於乌孙境内?张骞既未假途乌孙,祇能认为以上第三说也难以成立。
4 以上三说既不能成立,张骞西抵大宛最可能的途径便应该是取道巴尔喀什湖北岸,沿楚河南下,穿越吉尔吉斯山脉,复顺纳伦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8]又,张骞出陇西後被匈奴拘捕,地点虽然不明,但被捕後“传诣单于”,则很可能是被押送到漠北的单于庭。这也就是说,张骞“西走”大宛可能是从漠北出发的。考虑到《史记·大宛列传》“居匈奴中”一句,《汉书·张骞传》作“居匈奴西”,则张骞更可能是从阿尔泰山南麓西走的。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大宛]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9]今案:此处所谓“大月氏”,已不再位於伊犁河、楚河流域。盖前130年,在匈奴支持下,乌孙远征大月氏、战而胜之。大月氏被迫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再次西迁,经费尔干纳,来到阿姆河流域,征服了主要位於河南的大夏国。张骞到达时,大月氏设王庭於河北,控制着跨有阿姆河两岸的原大夏国领土。[10]张骞很可能是在逃离匈奴後获悉大月氏再次西迁的消息的,因而他不去伊犁河流域,而径自巴尔喀什湖北岸南下费尔干纳。而所抵“康居”,应为康居属土,即位於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盖康居本土在锡尔河北岸,张骞自大宛往赴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並无必要绕道锡尔河北岸,而索格底亚那则是必由之途。[11]至於传文所谓张骞“自月氏至大夏”,应指从大月氏王庭至原大夏国都城即阿姆南岸的蓝市城,或许是为了会晤当时正在河南的大月氏王。张骞此行终於“不能得月氏要领”,原因固如传文所述,但究其根本,大月氏此时远在阿姆河流域,与汉夹击匈奴,事实上已无可能,不能得要领,可以说势在必然。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张骞]留岁馀,还,並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馀,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初,骞行时百馀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今案:此处所谓“南山”,指西域南山,即今喀喇昆仑、昆仑、阿尔金山。而张骞归途很可能沿南道,经于阗、扜?後,抵达位於罗布泊西南之楼兰,复北上至泊西北之姑师。《史记·大宛列传》前半部留下了这四国的记录,表明张骞很可能是经过姑师之後再次被匈奴拘捕的。张骞“並南山”应是事实,但结合同传“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的记述来看,却未必果真穿越羌人地区。“欲从羌中归”不过是他的打算,很可能他在知道“羌人恶之”後,便採取了“少北”的路线,结果又为匈奴所得。[12]又,张骞再次被拘留後,很可能同前次一样,被“传诣单于”,並被押送至原流放地(因而得会其胡妻,终於相偕归汉),直至军臣单于(前161-126年)死後,纔乘乱得脱。
张骞之归年,《资治通鉴·汉纪》繫於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军臣单于即死於是年。由元朔三年上溯十三年,则张骞动身於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13]据此推算,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十馀岁”)为首次被匈奴拘留时期。元光六年(前129年)自匈奴中得脱,抵达大月氏。元光六年至元朔元年(“岁馀”)为滞留大月氏时期。元朔元年(前128年)末踏上归途。元朔二年初至三年(“岁馀”)为再次被匈奴拘留时期。元朔三年归汉。[14]应该指出的是,张骞滞留大月氏期间,发生了塞人入侵安息事件,这很可能是大月氏第二次西迁引起的连琐反应。这一事件最终导致了《汉书·西域传》所见“乌弋山离国”的成立。[15]张骞的报告对塞人入侵事件並未涉及,也许是直至他踏上归途,消息尚未传至大月氏的缘故。
张骞第二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乌孙,夹击匈奴。结合《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和《汉书·西域传》等有关记载可以考知,乌孙本来遊牧於哈密一带,很可能一度役属月氏;前177/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大举进攻月氏;月氏放棄故地西迁;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溃败的月氏人衝击乌孙的牧地,杀死了乌孙昆莫难兜靡,时难兜靡之子猎骄靡新生,其馀众因持此遗孤投奔匈奴。猎骄靡长成後,军臣单于令率其族人守卫匈奴西界。前130年,猎骄靡在匈奴支持下,远征伊犁河、楚河流域。军臣单于死後,猎骄靡不复“朝事”匈奴。[16]因此,张骞第二次西使,就其目的地而言,和第一次並无二致,也是伊犁河、楚河流域。
张骞使乌孙的目的,具体地说是“招以东居故地”,“以断匈奴右臂”。如前所述,乌孙故地在今哈密一带。其时因浑邪王降汉,这一带“地空无人”。其地若为汉之盟国控制,对於隔绝匈奴与西域的联繫确实能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不妨推测,张骞於建元中出使时,也有招诱大月氏东居故地的计划。
此外,《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建议武帝联结乌孙时称:“既联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则使乌孙尚有开+东西道的用意在内。盖据同传:“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汉使焉”。可见至少在张骞使乌孙之前,乌孙作为匈奴的属国,事实上妨碍着汉与西域诸国的交往。
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使乌孙时,武帝“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齎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张骞抵乌孙致赐谕指後,由於乌孙“国分,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又一次“不得其要领”而归。“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此举意义重大。“盖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可以说这是乌孙走上与汉结盟道路的开始。而乌孙的向背,对於西汉最终战胜匈奴至关紧要。[17]张骞使乌孙虽不得要领,却收效於日後,筚路蓝缕之功,诚不可殁。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及诸旁国”。今案:副使所使诸国大致就是张骞首次西使亲临和传闻诸国。其中,于窴、扜?应该是张骞首次西使途径的南道国家,而所谓“大夏”,或即役属大月氏的若干原大夏国“小长”。
值得注意的是,上列诸国中没有楼兰和姑师,而如前述,这两国也是张骞首次西使取南道归国时经过的。它们之所以没有被提到,与其说是传文的省略或遗漏,不如认为张骞使乌孙时曾经过这两国。既然正使亲临,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另遣副使了。
张骞使乌孙究竟取什麽路线,史无明文。如果允许推测,其去路似乎可以认为是沿阿尔金山北麓西进,抵达罗布泊西南的楼兰,自楼兰北上,到达泊西北的姑师(今楼兰古城遗址一带),复沿孔雀河西进,取西域北道经龟兹到达乌孙。[18]当时,汉征匈奴已取得重大胜利,特别是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西域王浑邪降汉後,出现了《史记·大宛列传》所谓“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的局面。既然沿南山即阿尔金山至盐泽即罗布泊空无匈奴,张骞取此道使乌孙是完全可能的。另外,虽然元狩四年(前119年)汉已将匈奴逐至漠北,但匈奴並未失去对阿尔泰山南麓包括准噶尔盆地的控制,因而天山北路对张骞来说未必是坦途。至於张骞的归途,不妨认为与去路相同。
张骞使乌孙的年代,史无明文,一般认为他启程於元狩四年,归汉於元鼎二年(前115年)。今案:元狩四年,汉兵击匈奴於漠北,西域道可通。张骞於是年被遣出使乌孙,並不是没有可能。但严格说来,这一年祇能看作张骞动身年代的上限。而据《史记·大宛列传》或《汉书·张骞传》,可知张骞这次西使中途未受梗阻,似乎也没有在乌孙作较长时间的停留。《资治通鉴·汉纪》既繫张骞归汉於元鼎二年,则不妨认为张骞动身於元鼎元年或二年。
又,《史记·大宛列传》称,张骞抵乌孙时,乌孙“王老”。《汉书·张骞传》也说,其时乌孙“昆莫年老”。这位乌孙王或昆莫便是难兜靡之子猎骄靡。七十曰“老”,猎骄靡生於前177/176年,至元鼎初不能称“老”。因此,此处所谓“老”,不过张骞所得印象。至元封年间,昆莫尚汉公主时,《汉书·西域传》又称“昆莫年老”。既论婚嫁,所谓“老”,纔可指实为“七十”。[19]
《史记·大宛列传》称:“[骞]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於是西北国始通於汉矣”。因此史迁称张骞西使为“凿空”。
何谓“凿空”?裴駰《集解》引苏林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然而考古学和文献的证据都表明,西域道早在先秦就已经开通。[20]就汉代而言,西域与中原的关係,有据可稽者,如《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对策之言有曰:“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则载相如告巴蜀民檄曰:“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前134年),相如作檄在元光五年(前130年),知两人所指为同一事件,而康居“纳贡”至迟也在张骞首次西使归国之前。[21]有鉴於此,史迁所谓“凿空”,也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通西域道”,其本意或在於强调汉与西域诸国互通使节始自张骞的两次西使。具体地说,所谓“西北国始通於汉”,不是民间的,而是官方的;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今天看来,张骞西使的意义还在於提供了当时中亚内外政治形势、民族分佈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首次西使,“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张骞所传闻之国,据传文可知是乌孙、康居、安息、条枝、黎轩和身毒。其中,安息应即帕提亚朝波斯,在它的西面和西南面是条枝即塞琉古朝叙利亚和黎轩即托勒密朝埃及。[22]在安息东南方,佔有印度河流域的是身毒。在安息北方,自黑海北部,经裏海、鹹海往东,直至楚河、伊犁河流域,活动着遊牧部族奄蔡、康居和乌孙;当时康居领有後来被《後汉书·西域传》称为“粟弋”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在安息东方,另一个大遊牧部族大月氏统治着阿姆河流域,征服了领土主要位於河南的大夏国。在大月氏或大夏的东北即今费尔干纳地区则是所谓大宛国。以上十国,张骞在他归国後向武帝所作报告中,有详略不等的描述。可以毫不誇张地说,没有张骞的这份报告,今天要重建前二世纪中亚(特别是其西部)的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外,应该指出的是,载於《史记·大宛列传》的张骞上述报告,虽然绝大部份已被转录入《汉书·西域传》,但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这主要是因为《汉书·西域传》的编者将张骞的报告和张骞以後所得的情报不加区别地穿插在一起,从而抹煞了张骞所获若干信息的时间性。比较两传关於大夏、大月氏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23]张骞报告的重点在葱岭以西,对葱岭以东祇是略略提及,远不如《汉书·西域传》周详。儘管如此,前者的有关记载仍不容忽视。张骞关於姑师“临盐泽”的报告就非常重要。《汉书·西域传》将这一条完全删去,以致传文若干处无法理解。[24]要之,虽然有了《汉书·西域传》,研究汉代西域的情况,《史记·大宛列传》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1 参看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pp.53-57。
2 参看注[1] 所引书pp.272-274。
3 参看注[1] 所引书pp.70-71。
4 A. Her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Berlin, 1910, p.116.
5 桑原氩亍罢佩工卧墩鳌保?亍抖?�交通史论丛》,弘文堂(昭19),pp.1-117。
6 长泽和俊《史研究》,国书刊行社,昭54,pp.385-386。
7 参看注[1] 所引书pp.215-217。
8 参看注[1] 所引书pp.70-71, 96-97, 136-137关於乌孙、康居、大宛境域的叙述。又,当时乌孙立国未久,其西境未必如《汉书·西域传》所述,与康居、大宛相接。
9 “太子”,《汉书·张骞传》作“夫人”。今案:两书的矛盾可能是这样产生的:大月氏王被老上所杀时,太子尚幼,虽被立为王,实由其母摄政。《史记》与《汉书》於名实各执一端。
10 参看注[1] 所引书pp.57-61。
11 参看注[1] 所引书pp.98-101。又,传文既称张骞由大宛抵康居,则张骞自巴尔喀什湖北岸南下费尔干纳时並未经过当时“羁事匈奴”(《史记·大宛列传》)的康居领土。
12 A. F. P. HulsewJ and M. A. N. Loewe ,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B.C. - A.D.23, Leiden, 1979, pp. 76-77, 以为张骞东归乃沿昆仑山进入“羌中”(今青海、甘肃的边缘地带),並未经过楼兰,而他被捕的地点一定远在姑师以北。注[6]所引长泽和俊书pp.385-386,亦以为张骞乃沿南道,经婼羌、青海东归。今案:两说未安。
13 樢恍邸罢佩工卧淇铡保?凹究??鹘�?”1-4,1982,pp.16-21,以为“十三岁”未必足数,故张骞启程於建元三年。
14 此採桑原氏说,见注[5] 所引文。
15 参看注[1] 所引书pp.171-173。
16 参看注[1] 所引书pp.131-136。
17 参看注[1] 所引书pp.274-278。
18 参看黄文弼“张骞使西域路线考”,载《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pp.73-75。
19 据《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等可考知,乌孙本与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而前177/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将月氏逐出故地时兼定乌孙,故乌孙馀众在难兜靡被杀後,持其遗孤奔匈奴必在前177/176年,此所以《史记》将难兜靡之死归因於匈奴。既然难兜靡死时,猎骄靡新生,故後者生於前177/176年,降至元封间,正可谓“老”。
20 参看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学刊》第三辑,1990,pp.1-16。
21 参看本书上编第一章。
22 参看注[1] 所引书pp.183-194。
23 参看注[1] 所引书pp.59-63。
24 参看注[1] 所引书pp.2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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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代产生的典籍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留存至今的尚有8万余种之多。对古籍的分类整理也很早就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提要】该文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着眼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如下的观 点:第一,魏晋时期史学虽然从经学当中独立了出来,但事实上二者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 学从经学那里,尤其是古文经学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第二,这一时期史学与文学也有着密切 的联系,直到南朝,文与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确划分。不过,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对史学有了 更多的认识,而是由于文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从而将“史”从“文”的领域排斥了出去。该文 的特点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学史的演变,而是试图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学术史的背景下来加以考 虑,在注意学术分化、演变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学术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 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 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 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 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勗、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 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覈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 《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 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並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 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 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高潮,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 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最后,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 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 "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 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 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 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 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 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 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 崔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 [16] 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该依然存在。《说文解字》序载许冲上言:"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 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 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 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 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 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忧哉!"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王隐个人的看法。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大业"、"此真不朽事"。[21] 一直到南朝,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 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扼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似乎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东观撰史者多擅长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即是"史传"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认识下,魏晋以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显著《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说当时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书数量大增。北朝人对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说:
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22]
北朝文史均不发达,李彪因为不明白"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
将史纳入文的范畴及由此产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
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
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 《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覈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
……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担当史职。这与刘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 《史通·叙事篇》:
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捨传》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 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 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 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独立进程告一段落。
大致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独立,这是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对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计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玄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 《晋书》卷50《庾峻传》:
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玄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晋时期,玄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地区兴起的。[28] 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却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人,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发达的河南地区不受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东晋以后,学术发生了变化。《晋书》卷82《孙盛传》:
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玄学名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评论道:"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 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以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 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表明东晋儒与玄逐渐合流,这使得玄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发展的文学潮流又对史学构成了新的威胁。当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实际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可知实质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重视的, "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 以检验其能力,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 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繍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 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 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 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 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独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1] 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 《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 分见《晋书》各本传。
[4] 《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 "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 《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9]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
[10] 文中"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学"、"为"二字倒置。联系上文,此句应为:"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为《小学汉官篇》"。《隋书·经籍志》载:"《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书名与《续汉书》所载不同,或许是胡广作注后为之改名?
[1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12]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5《别史类》
[13] 《后汉书》卷79下《杜抚传》
[14] 《后汉书》卷54《杨彪传附传》
[15] 《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传》
[16] 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7] 《观堂集林》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18] 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9] 《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20]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1] 《陆士龙文集》卷8
[22] 《魏书》卷62《李彪传》。 [23] 《史通·模拟篇》
[24]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25] 《宋书》卷69《范晔传》
[26]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7] 《汉书》卷65《东方朔传》
[28] 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9] 《后汉纪》序
[30] 《宋书》卷40《百官志》下
[31] 《宋书》卷64《何承天传》
[32] 《颜氏家训·勉学篇》
[33] 《梁书》卷49《庾肩吾传》
[34] 《南史》卷33《裴松之传附裴子野传》
[35] 《梁书》卷30《裴子野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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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6月2日,力倡禁烟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疏,提出一个“重治吸食”的严禁方案,1838年12月29日,林则徐奉旨从湖广总督任上来到北京。道光皇帝在8天之中连续召见林则徐八次,听取他对禁烟的具体意见和措施,并赏赐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乘肩舆,还授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衔,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厉行禁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初中历史学生论文范文: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
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广州沿海,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广州珠江口岸。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0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
西班牙来华的方向则是自东而西,由南美洲到达菲律宾,一五七一年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当时的明朝政府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这样便开始了与中国最初的关系,但是当时的交往只限于在福建海口进行通商,一五七五年西班牙首次到达了中国大陆,要求与中国通商,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允许。
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荷兰也开始寻找与中国发生关系,荷兰是一个后起的西方强国,明朝万历二十九年(一六0一年),荷兰的商船首次来到了广州,要求与中国通商。但是未得到明朝政府的允许,以后荷兰人曾两次占领澎湖列岛,明天启四年,明朝官兵夺回澎湖列岛,接着荷兰人又占领了中国台湾,到了清朝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从台湾赶走了荷兰人,荷兰人的"武力通商"的办法才告结束。
英国是从十六世纪开始,英国女王伊利莎白曾两次致书中国皇帝,要求建立关系,但都没有成功。一六三七年英国派了四只军舰来华,驶入珠江和广州,要求与中国建立关系,结果与中国发生了最初的冲突。一七九二年,英国又以补贺干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派遣马嘎尔尼为首的使团启程来华,九月在热河觐见了皇帝,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通商口岸,设立商馆等建议,均被干隆皇帝向英王颁发"敕谕"拒绝,马嘎尔尼被迫扫兴而去。一八一六年,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主要目的是谋求驻使北京,开放北方通商口岸及争取广州的的英商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因阿美士德等人坚持不行跪叩之礼,同清延争执不下被逐回。一八三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一个名叫礼士的船主,带领广东商馆职员林塞,化名胡夏,及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一行七十多人,对中国进行实地贸易考察。
法国一六六0年,成立了中国公司,一六八八年法王路路易十四派遣第诚、白普、洪若翰、李明、刘应等五名传教士到北京。一六九八年,第一只法国商船开来中国,从路易十四,路易十六,一直到拿破伦,法国曾多次派传教士商船到中国。
美国则是一个后起的经济强国,一七六八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次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了广州,商船在广州出售西洋人参,赚了三万七千多元,从而吸引了大批美国商人到中国经商。而美国则是后来者居上,在以后的发展中美国以自己技术,资源,资金等雄厚的力量,逐步取代一些"老牌"的西方强国。
尽管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西方各国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国都曾先后不断的派出大批使者和商人,以及商船队到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在这三百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是居年年出超的有利地位,这种情况可以从中英贸易关系方面看出来。(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英国占据最主要位置,其余的荷兰,法国等国的输华总值还不及英商输出总值的一半)。见下表:
中英进出口贸易价值及其指数(一七六0至一八三三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银两 指数:(一七八0至一七八四年)平均=100
年度 进口 指数 出口 指数
1760一64 470286 36·1 979586 47·0
1770一74 1466466 112·6 2119058 101·0
1780一84 1301931 100·0 2083346 100·0
1790一94 5007691 384·6 5843714 280·5
1800一04 7715556 592·6 7556473 362·7
1820一24 6525201 501·2 9816066 471·2
1830一33 7335023 563·4 9950286 477·6
(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就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三页。)
英国与中国进行贸易,用什么东西来换取中国的货物,从输入到中国的货物来说,英国本土的出产,实在没有一件是中国民众所喜欢的。当时英国本国的王牌货物是毛纺织品,但是这种货物既不够精美,也不够便宜,在中国找不到什么主顾;而英国商人(主要是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的货物以茶叶为大宗,其次则为生丝、土布、还有一些零星货物如大黄、瓷器、糖、樟脑等,向中国输出毛纺织品,金属(铅料,铜及打簧货),从印度运来棉花;美国从广州输出的主要商品是生丝、茶叶、土布三项,向中国输出的西洋参、皮毛、檀香木等。所有输往中国的商品,对中国来说可有可无,中国有的是绸缎土布,英国毛呢在中国很难找到销路,不赔本就卖不出去。如英国从一七八六年到一八二九年,曾八次来到中国推销棉纺织品,都销路不佳,多次赔本。一八二一年英输往广州的英花呢四千五百零九匹,剪绒与天鹅绒四百一十六匹,在广州市场上拍买脱手,结果赔本百分之六十。
英国的一些奢侈品,市场需要量很少,印度来的棉花尽管有用,但中国也是盛产棉花的国家,只有在苏,浙一带棉花歉收时,印度棉花才有销路。在十八世纪末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茶叶每年约在四百万两左右,仅此一项就可以抵消当时英国输入中国的三项主要商品(毛纺品,金属品和棉花),中国结实的土布则又畅销欧,美市场,美商每年从中国贩运二、三百万匹。这样,当时的英美等国不能向中国提供什么象样的商品,而又迫切需要中国货,所以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大量的出超。以中、英间的贸易而论,到贸易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每年出超的价值,高达白银二、三百万两以上,英国必需用白银(西班牙、墨西哥银元)来支付,以至当时来广东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所带的货物不多,而大量的却是银元,东印度公司来华的商船,经常要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现银,商货不多。所以,东印度公司对广州的整个进出口生意是无年不赔的。
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差额,以及与其它美国等国之间的差额,这些开始加剧了双方的贸易矛盾和摩擦。造成当时这些差额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从中国方面说,由于中国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物产和土地资源,本身的农业和手工业完全可以满足封闭的自给自足的需要;从西方国家来说,尽管他们的技术先进,产品新异,但是其工业产品规模要达到足以排挤中国的货物,攻破封闭的中国市场大门并不是十分容易的。比如最早来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都还不是工业大国,拿不出什么制造品输入中国,葡萄牙虽然租借了澳门,但也只能把中国的丝绸、瓷器、手工艺品等运往南洋,印度和欧洲贩卖,而把南洋的香料,药材等物,以及少量的欧洲商品运销到中国。这种贸易,中国货经常出超,他们的支付手段是白银;西班牙也是经常从墨西哥运载大批白银到吕宋,而由闽,广商人贩运丝绸等货到吕宋换取银元载回中国。这两个原因说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和地大物博的古老的大国,并不是可凭一些少量的现代产品就可以打开其封闭的大门,也不可能通过少量的新产品,新技术就能改变中国民众的消费传统。见下表:
东印度公司输华商货的盈亏
一七七五至一七九九年每年平均数价值单位:银两
年度 毛纺品 金属品 东印度产品 总计
1775-79 -23788 +7679 +17512 -2831
1780-84 -22456 +6754 -4849 -23199
1785-89 -26284 -4443 +24829 -7906
1790-94 -1061877 +24746 +26703 -62141
1995-99 -191552 +9772 +20687 -168099
(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十七、二十页。)
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就极力想打开闭关销国的中国门户,但是长期与世界割绝的清政府并不想急于同世界来往,在他们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天朝大国",其国内无所不有,不需要借助于外国,相反地由于民众与外界的接触,还会造成反对清王朝势力的增长,自然清政府反对打开国门。一六八三年台湾抗清政权被摧毁,第二年,康熙曾一度下令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四个口岸与外国通商,广州则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集中地;而到了一七五七年干隆帝索性将通商地限定在广州一地。
为了限制外国商人,清政府还设立"公行制度",规定外商来华办理贸易和其它事务,均须经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公行"制度由来已久,早在明代废除"市舶司"制度就逐步形成了。在明代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设有专门机构,即"市舶司"来管理和经营。后来对外贸易发展了,这种由中国官吏直接与外商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就不适用了,于是废除这种制度,改由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来进行进出口贸易。这种机构被称为"牙行""洋行"。到了十八世纪初,各洋行商人为了避免彼此间的竞争,就联合组成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一切进出口贸易都由公行统一经营。公行通称十三行(最多时达到二十六家,最少时只有四家,并非固定十三家)。它在清政府对外关系上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公行首先是个垄断性的商业组织。一切外国进出口货物,均由其承销。由中国内地出口的货物由其代销,并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它还代替清政府执行政治方面的职权,外商来华贸易应缴纳船钞货税,均由其经手,即所谓"承保税饷"。此外,它还代政府办理一切对外商的外交事宜。外商是不准与官吏直接交往的,一切命令,文书均须由公行转达,所以公行实际上是兼有商务和外交两种性质的一个半官方组织。
除此外,清政府对外商来华的活动还进行了种种限制。干隆时(一七六0年)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防夷五事",由清政府颁布执行,所谓"防夷五事"是:第一,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第二,外商到粤后由"寓居行商管来稽查";第三,"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第四,"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第五,"夷船泊年""拨营员弹压稽查"。嘉庆十四年(一八0九年)又颁布了《民夷交易章程》,规定"兵船不准擅入内港,外商不准久住澳门,清查澳门户口"等等。到道光时(一八三一年)又制定《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这个章程除重申以往的规定外,又增加了禁止外商偷运枪炮,禁止私雇买办,并限制外商在中国之行动,如禁止外商坐轿,禁止外国妇女进城,不许外商在所住商馆中擅自出入等项目。
除此外,清政府对输出货物的品种数量也加以限制。粮食(米、谷、麦、豆、杂粮)五金(金、银、铜、铁、铅),军火(硝磺)以及书籍(史书、一统志,地理图等)均严禁出口。丝、茶、大黄的出口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丝以琉球国为例,按照一七六四年干隆的谕诣,只准"岁买土丝五千,二蚕湖丝三千斤"。各口岸及出入地方,还要"严加复查,以杜影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四九一至四九二页。)。进口货物的正税(包括船钞货饷)虽然很轻,约为值百抽二,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贪污成风,官府所取的"规礼"和公行所取的"行用"很多。据一七五九年新柱,李侍尧等说:"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头绪紊如,实属冗难。",所谓"行用"是公行的办公费用和"拖欠夷债,亏空税饷后公行的垫赔费,本为值百抽三,但后来逐渐增多。一八一0年英国大班剌佛(J·W·Roberts)向广东巡抚申诉:"始时洋商行用减少与夷人无大损益,今行用日伙,致怀远人贸迁。如棉花一项,每石价银八两,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约四钱耳。兹棉花进口三倍于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约银二两,即二十倍矣,他货称是。"(参阅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
上述的通商制度和通商情况构成了清政府闭关销国的政策,应该如何评价清政府的这种闭关销国的政策呢?笔者认为,清政府的这种闭关销国之策,有百害无一利。它一方面限制中国商品的出口,限制了中国民众与西方的贸易,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中国民众对西方先进科学和技术的学习。这种阻碍作用在十八世纪以前是较为显着,当时西方一些先进的国家正处在发展的初期,他们对世界的"贸易侵略"还只限于印度,南洋等地,以当时中国雄厚的国力而言,处在发展初期的西方国家还不具备大规模"贸易侵略"中国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打开国门,自由地放开贸易,鼓励中国民众出洋经商,中国是完全有可能赶上西方发展的步伐。如后起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开放结果,赶上了西方国家。正是由于清政府继续采取的闭关销国政策,给中国带来了后来"鸦片战争"的更大灾难。
尽管当时西方在发展,世界在发展,而在东方的清王朝却继续执行着闭关销国的政策,中国不仅越来越落后和腐败,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此时的中国已经由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成为一个"东亚病夫"。为什幺一个曾经走在人类前例,并为人类带来许多古代文明和发明,以及曾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史学家等的古老国家,在向现代文明迈进的时候,又突然停止了脚步,并又被世界的发展大大地抛在后面。有些史学家曾简单的把它归罪于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的无能和愚昧,固然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但是除了这些原因外,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销国"的政策,清政府实行这一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有:
中国社会最初的氏族走向国家的过程中,曾遗留下来的以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为原则的宗法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君主的家族统治,家国合为一体,以血缘宗法纽带维系,家族中的家长制扩大到国家,也就是以后中国封建与专制的"朕即国家"的"皇权天下"的高度集权的君主国家。中国自秦始皇建立这种中央集权的封建与专制国家以来,二千年来尽管这种封建与专制王朝,经历了无数次的王朝更换,以至到清王朝的确立,无非都是一种封建专制王朝代替另一种封建专制王朝。秦始皇建立的这种中国封建专制王朝,二千多年以来,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君权至上,皇帝拥有最高的权力,从上到下建立了一种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社会制度。中国为什幺与西方国家相比,不仅封建与专制时期的时间长,而且又较为稳固,这是因为与西方相比,一方面中国封建与专制时期经历的时间二千多年,时间长和影响深,而西方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另一方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一建立就基本上包括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了中国现有的大部分民族几千年中国经过了几十个王朝和几百个帝王,但无非都是一个"农民王朝"代替另一个"农民王朝",都是建立在"农民暴动"的基础上,都是"农民占山为王"的结果,二千年来没有任何改变;而在欧洲众多的民族从来就没有统一在一个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内,大部分国家都处在一种分散的范围相对较小的君主专制的国家里,这些国家不完全都是"农民暴动"的结果,有些则是民族自治的结果等。这些原因造成中国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集权体制强大能延续较长的时间。
欧洲社会从古到今没有一种思想曾垄断和主导人们的思想,而中国长期的"儒家学说"曾一度成为垄断和主导人们思想的学说。中国的儒家学说,提倡孝悌、修身、仁义等,其中孝悌的学说,即对祖先的崇拜,对长辈的孝道,对家长的服从,被中国封建专治统治者变为对君主的崇拜,忠顺和服从。《考经.广物名》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长;居家里故治可移于君"这说明由于家国同构,家族中的"事亲孝"、"事兄弟"、"居家里"等伦常规范,变成了国家的普遍规范,"忠"、"顺"、"孝"都移于"君"、"长"、"国"。在家国同构的社会里,"忠君"的观念成了孝悌观念的必然延伸。而所谓的"修身,仁义"等都只是在"忠君"、"唯上"的观念基础上建立的,这样封建与专制统治者倡导的所谓人生价值在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实质在于从思想和道德上对民众的行为进行限制,而这种道德和思想标准是,只有所谓社会的"仁义",君子的"义利",没有民众的"自身"和"义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性点灯",君子可以任意"吃喝玩乐",而百性则只能遵守"仁义"。
十八、十九世纪时期的欧洲,由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上的革命,使得欧洲的经济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工业和商业开始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而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里,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则主要就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自然经济形态。虽然秦汉以后的中国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汉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域中,仍然是以农耕为主,农民被分割在小块的土地上,以宗法式的家庭为生产单位,使用简单工具,人们按照性别,年龄形成了一种自然分工,这就是中国的个体小农经济。这种小经济尽管组织分散,范围较小,水平低下,但是当时的中国农业养活着中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基本的生存物质来源,而且也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和历代政权希求稳定的基础。中国的这种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又强烈地排斥商品经济,中国古代社会的小农生产者,不仅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生活日用品和手工产品,这些产品基本都是自用,与商品经济无缘。因此中国历来是"以农业立国",表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则是"重本抑未"、"重农抑商"。而农业与工商业相比不仅生产落后,效率低下,特别它造成人们的经济观念保守,缺少商品市场意识,无法接受一些先进科学与技术;而反映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者的观念中,则把外国先进技术视为"妖术异技",反对民众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中国的祖先自古生活在东亚大陆上,中国的西南面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高原上绵延着高耸的雪山,西北除了陡峭的天山山脉外,就是横无际涯的漫漫沙漠,北部是内蒙古高原,布满了草原,沙漠和不可跨越的森林,东北部是雪皑皑的大小兴安岭、冰雪、险峰和森林形成了一道天然阻隔,东南则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古代如此简陋的交通工具是无法打通外部的联系,也就不可能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同时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又造成生产方式是以农耕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中国地处北半球的温带、黄河、长江流域,气侯则十分适应农作物生长,中国是一个原高、沙漠、大海包围的大陆国家,与外部交通极不方便,中国与世界上许多以海洋的航海为生和草原的游牧为生等的民族都不同,他们必须以封闭的陆地为生。这些情况都在相当程度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保守性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正是在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了中国民众是长期流行的"自我中心,自我为大"的观念,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即是表现了一种自居于世界中心的狭隘的心理。
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在与中国的相互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期,所有英商不得不运送白银(多是西班牙、墨西哥的银元)到中国来贩运货物。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商运到中国的商品,尤其是印度的棉花是可以回收一部分白银的,但数量仍然只能部分解决中英贸易的不平衡问题,总的来说,当时的中英贸易英国一直处在逆差方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英国的一些商人开始发现了鸦片这种东西能够谋取高额利润,又能够在中国找到销路,并且可以用来扭转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于是,鸦片就成为英国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
鸦片原出产于印度,小亚细亚一带,在一七六七年以前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数量不超过二百箱,当时清政府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之用,一七七三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政策,一七九七年又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鸦片的专卖权,到一八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二千箱。鸦片贸易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属印度政府带来了较大的利润,以一八一三年为例,这年印度上等鸦片每箱成本费是二百三十七户布,而它的拍买价格,每箱是二千四百二十八户布,超过了原来成本的九倍。其次,鸦片税又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在孟加拉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0年印度政府鸦片的税收已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部收入的十分之一。
至于鸦片贸易,对于鸦片贩子来说,那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既不需要纳税,又能拿中国烟贩的现金,稳妥地坐收暴利。许多英国鸦片贩子,通过鸦片贸易在中国发了横财,对当时的英国政府来讲也是极为有利的。英国强迫印度生产鸦片,换取中国白银,借以扩大英国工业产品在印度的销路,印度用种植鸦片的收入购买英国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丝、运销到英国和世界各地。可见,在英国--印度--中国,即棉纺织品--鸦片--茶丝,这种循环贩卖的"三角贸易"关系中,中国是受害者。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十九世纪初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出迅速增加。鸦片贩子偷运鸦片的办法,是先把鸦片囤积在澳门,然后用船载往黄埔,秘密走私;而清政府的"缉私巡船",有些由于受到贿赂,也不闻不问,这样鸦片的输入量,到了嘉庆年间已达到了每年四千多箱,而到了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前,已达到了四万多箱,竟然扩大了十倍左右。
鸦片的大量输往中国,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祸害,起初,吸鸦片的还只是一些土绅、官吏、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到后来依附于上层统治者的各种人物,如差役、兵丁、僧侣、道士、妓女等,还一些流浪汉、乞丐、土匪和一些下层人士都开始吸鸦片烟来,鸦片含有大量的的毒素,吸食者成瘾者,精神萎靡,身体消瘦,形成不生不死的状态,最后多数因衰竭致死。据称一八三五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者在二百万以上。从地区来讲,道光年间,西南至云贵,西北至晋陕,东北至盛京,各处城乡集镇,都有鸦片贩运出售,流行地区已从沿海扩大到内地十几个省;在经济方面,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一向出口的茶叶、生丝、布匹、药材等货物,不够抵偿鸦片烟价,每年还要流出大量的白银。一八二一年以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一千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据最低的估计,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年(一八二一至一八四0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至少在一亿元以上,这相当于当时银币流通总额的三分之一。白银的外流使中国发生了银贵钱贱的危机,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园形方小孔的铜钱),十八世纪末制钱七,八百文,即可兑换白银一两,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兑换一两银子就要制钱一千六,七百文,银价上涨了一倍以上。
随着鸦片输入的不断增加,清政府也越来越感到鸦片的危害,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清政府已下令禁止鸦片进口。嘉庆年间,清政府也曾多次发布禁烟禁令,例如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的上谕指出,"鸦片一物,其性质为毒烈,服之者皆邪慝之人,恣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令血耗竭,必且促其寿命"。还指出:"其来由于香舶先至广东进关后,以渐贩往各省"。这道上谕认为在海上认真查禁,是禁锢活动"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经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 《清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四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二年编印页十九。)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说:"现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透",这就是说,正式进口的商品中没有鸦片。
通过正常的海关渠道的鸦片已被禁止,这样大部分鸦片主要是通过走私,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也承认:鸦片"外海地方,潜行贩卖,越入各省,不能保其必无。"(江上蹇,复燮:《中西记事》卷四,同治四年刻本页二。)大量的"鸦片趸船尽徒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其销数之畅如故也。"(《清道光朝外交史料》第一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三年编印页四十一。)英国和美国的一些鸦片商人用来囤积鸦片的趸船,从黄埔到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亦称伶仃洋)上,外洋运来的鸦片都存在趸船上。外国的鸦片贩子在广州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由中国人的走私船到趸船上取货,这些走私船备有武器,成群结队,自由地越过关卡,把毒品输送到广东、福建、浙江以及其它沿海省份,一些官员从本国和外国的走私贩子那里得到大量的贿赂,对此事不闻不问,有些官员自已就参与走私鸦片的活动。虽然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是如何才能有效防止鸦片的蔓延,以及如何解决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不平衡,如何才能达到既禁了鸦片贸易,又不至于把中国封闭的大门关的更紧,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清廷内部也展开了争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对待鸦片走私的禁运主张:即所谓的"驰禁"和"严禁"的主张。
关于"驰禁"的主张,一八三六年六月,太常寺卿许乃济向道光帝上了一道《鸦片例禁愈严流敝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他的关于解决鸦片危机问题的驰禁策。驰禁策的主要内容的三项:
第一项,鸦片贸易合法,课征关税。具体办法是"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谁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
第二项,禁官不禁民。即主张对"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材备用,不得任令治染恶习","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清予斥革","该官上司及保结辖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对"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第三项,准许内地种烟,以土烟敌洋烟。许乃济认为,洋烟性烈,土烟平和,"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如此以土烟敌洋烟,洋烟"自不禁而绝"(《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二一六至二一八页。)许乃济"以烟挤烟""以毒攻毒"的"驰禁策",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对于有效的抵制洋烟的"入侵"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许乃济的"驰禁策"是一种面对现实,积极的"禁烟主张",他既考虑到中英当时严重的贸易逆差,也从当中国封闭的实际出发。而许乃济的主张却遭到清延内部的一些保守派的攻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部给事中许球等人反对许乃济的"驰禁策",由于道光皇帝本身就是保守派的头目,自然道光帝也反对许乃济的主张,不久道光帝就否定了许乃济的驰禁主张。从此朝延内部再也无人敢提驰禁主张,而许乃济本人也因为提出"驰禁策"与道光帝的思想背道而驰,被道光帝革职惩处,在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许乃济含冤死去。
对于许乃济"驰禁论"中国学术界一直都是持反对意见,近年有人重新作了评价,认为以往对许乃济弛禁策的批驳,停留在一个半世纪前许球的水平,"十足是一种高调,全仗政治上以势压人而已,完全谈不上什幺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研究"(钱昌明:《重评许乃济的弛禁策》《学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九期)。也有人认为,弛禁主张"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个主张当时除两广总督邓廷帧上奏拥护外,举朝无有任何异议"。(王中茂:《许乃济驰禁论评价新探》,《洛阳师专学报》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关于"严禁策",一八三八年六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呈递了《严塞漏厄以培国本疏》奏章,提出"重治吸食"的严禁策,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本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平民则处以死刑,官吏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同时又提出,五家邻右互保,举发者给奖,包庇者治罪。这篇严禁的奏折,符合道光帝的心意,道光阅后,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各省督抚议论回奏。结果复奏的二十八份奏折中,全力支持或基本同意黄爵滋主张的只有湖广总督林则徐等少数八人,其它大部分人对黄爵滋的严禁主张的现实性都提出不同意见,但由于道光帝倾向于黄爵滋的"严禁策"的主张,自然在禁烟活动中,黄爵滋的"严禁策"派也就暂时占据了上风。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道光帝任命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帅,前往广东实施道光帝的禁烟"严禁策"主张,这便后来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所谓"禁烟活动"。
林则徐(一七八五年至一八五0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与道光帝,黄爵滋等一道主张"严禁"的代表人。林则徐在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中进士进入官场,先后在浙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任地方官,十七年调任湖广总督。当黄爵滋提出"重治鸦片吸食者"的主张后,林则徐表示完全赞同,随即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提出了六项禁烟方案,接着林则徐又连续呈递了两道有关禁烟的奏折,一道是《查拿大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另一道是《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折》。一八三八年十月,道光帝下令各省认真查禁鸦片,并在全国各地逐步掀起大范围的禁烟活动。同年十二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林则徐去广东查办鸦片事宜时,道光帝曾十九次召见,封赏极优,"枢相(指穆彰阿)亦为动色,朝罢与同僚论不合,中外交,有识者已为文忠危",这一点在林则徐给龚自珍的书信里也明显地提到了的(参阅雷晋辑:《蓉城闲话》。)林则徐在来年的一月八日奉皇帝之命,出京南下,三月十日抵达广州,原来并不赞成"严禁策"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在皇帝和钦差的权力压迫下,也开始转变立场,并在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中成为了后来禁烟派的主要人物。林则徐的到来使原来实施"驰禁策"广东,立即开始了一场新的大规模的"禁烟活动"。
一八三九年元月,当林则徐开始赴广东的途中,他就已经开始规划他的"禁烟活动",他根据事先掌握的情况,开出了一批中国的"烟贩",立即通知广东地方官迅即把他们拘拿起来,他到了广州半个月后,命令外国商人把运抵海口存在趸船上的鸦片全数缴出,并且要求外国商人具给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二百四十三。)而对于外国走私鸦片的商人,林则徐也指名了捉拿了一些,并派兵围困了外国商馆,撤走了在外国商馆内服务的中国人,停止外国商馆的一切饮食供应,在林则徐的"严禁"下,二百多英国商人在当年三,四月间共交出了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美国在广州的商人也交出了一千五百四十箱鸦片。英美两国商人交出的二万多箱鸦片,合计二百三十万斤。林则徐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将所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当众进行销毁。销毁的方法是在海滩上挖了个大池子,把鸦片浸泡在盐卤水中,再投入石灰,使它沸腾起来,最后引入湖水冲入海中,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林则徐"虎门销烟"。
至此,中国与英美等国的贸易就完全停止。七月间和九月间英国军队和军舰与中国军队和水师在九龙山口,穿鼻洋面,官浦一带数次开始发生冲突,结果由于英军数量较少,数次失败,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这更加滋长了道光皇帝的高傲和头脑发热。他在接到林则徐等关于七月二十七日九龙山炮战的报告亲自批示说:"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筹办夷务始未》,道光朝卷八,十七页。)林则徐原准备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允许愿意具结的英船入口贸易,道光帝则反对这个办法,说:"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该若是办理","所办未免自相矛盾"。当时顺天府尹曾望颜迎合道光皇帝的自大心理,主张断绝与一切国家的贸易关系,严格实行封关禁海,甚至"中国大小民船,概令不准出洋"。到十一月穿鼻洋海战胜利后,道光帝更加昏昏然了,认为"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筹办夷务始未》道光朝卷八页三十六。)在道光帝的支持下,林则徐宣布"自十一月初一日(一八三九年十二月六日)起,停止英吉利贸易",一八四0年一月五日正式封港,断绝中英贸易,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这样林则徐禁烟的"严禁策"主张,造成的其结果是:表面上虽然禁止了鸦片走私贸易,但实际上是造成中国与外国整个贸易的停止,外国通过"鸦片"敲开的中国大门又被重新关上。
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从鸦片对民众的危害程度,以及鸦片对当时中国经济的侵害,从维护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国家的完整,主权的独立,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无疑应该是一个"爱国行动"。但是,从当时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从中国长远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当时世界上古老和封闭与专制最长最大的国家,中国需要加强与世界各国民众的交往,包括西方国家的交往,而当时西方正处在一个不断上升的阶段,中国更需要西方的新技术,资金,以及西方的民主思想,还需要西方的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体制。但是,中国当时的封建与专制君主心里明白,大量西方的新技术,资金,以及西方民主思想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的涌入,这就意味着几千年统治中国的封建与专制体制的瓦解,同时也意味着统治了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和道光王朝的灭亡。在这种情况下以道光为首的拥有当时中国最高权力的清政府,自然不愿意放弃自已的权力,这也就促使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争端开始由争端发展到战争。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从一定程度来讲,它维护了当时中国闭关销国的清朝统治者的利益,违背了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助长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了贸易争端的"战争化"。因而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意义。其主要表现为:
满清王朝尽管也有"康干盛世",但对外基本上是采取一种闭关销国的政策,到了嘉庆和道光年间,这种闭关销国的政策表现的更为充分,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与当时发展的世界显更为落后,为了防止民众更多的了解世界,嘉庆和道光皇帝采取了一种更为保守的政策。尽管当时英国商人的"鸦片贸易",不仅对中国民众的素质有损害作用,也影响满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道光皇帝禁烟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为这些,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担心英国等西方国家利用"鸦片"来敲开中国封闭的大门,直接影响清王朝的统治地位。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也完全是奉道光皇帝的旨意进行的,也绝不是仅仅依靠林则徐所谓的"爱国之心",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道光皇帝的旨意任何满清大臣也都不会有如此的胆量,退一步来说,如果禁烟运动仅仅是林则徐的"爱国之心"所致,那幺这种"爱国之心"也只能是道光帝的旨意而已。因此,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道光皇帝的闭关销国政策的作用。
在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中,中国与英国,以及美国,法国等国的贸易是最主要的,特别是中英贸易,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在许多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有许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但对于这些新技术和新产品,在一个完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里,大量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还会促进这种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许多新技术和新产品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被传统封闭的国家所接受,这就导致了最初时期中英贸易的不平衡,对于英国利用"鸦片贸易"做为弥补这种不平衡的做法,中国当然应该坚决反对,但是林则徐的"禁烟运动"的结果连中英贸易都被宣布中断,这实际上是在做"倒脏水的时候,连婴儿都被倒了出去"的错误。
3、林则徐使"贸易摩擦"激化为"贸易战争"。
由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连中英贸易都被宣布中断、这样中英关系就由原来"贸易争端"变成了一场"贸易战争"。中国这个古老的大国开始与当时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大国之间处在一种战争状态。本来中英贸易完全可以采取相互竞争和相互协商的办法解决,即便严禁"鸦片贸易",但也不需要在两国民众之间发动战争,但由于林则徐从一开始解决这一问题,就企图通过暴力驱逐的办法,其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解决贸易争端,而且带来双方的战争。实际上中国自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更加猖獗。
世界有许多国家和民族,每个国家和民族都自己长处,不同的民族应该互相交流和学习。但是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看高于别人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是民族排外主义。中国是一个有几千文明历史的古国,自然也有许多的长处,从十五以后,中国的发展显然一步步落后于世界,十八世纪当欧洲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时,中国还处在"农业社会",但是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天朝大国",其国内无所不有,不需要借助于外国,本来国内的一些守旧分子时时都在寻找借日,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助长当时国内民族排外情绪的增长。
林则徐的激进"禁烟运动"中断中英贸易的作法,尽管对于维护当时的满清王朝的闭关销国政策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国贸易的长远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交往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战争的危险。当时的英国政府已感到在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的古老大国,单靠贸易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提供了英国政府使用"炮舰政策"的借口。一八四0年二月二十日,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对华谈判正副全权代表,四月英议会通过对华战争议案,六月,乔治·懿律率领四千英军,分乘四十余艘舰船,从印度进入中国广东海面,封锁了珠江口,两国进入了战争状态。鸦片战争尽管以鸦片为起因,但是双方却是代表着不同的文明程度,英国政府是当时世界文明较高的一方,在技术、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胜于中国;而中国则是代表着封闭和落后的一方,在技术、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英国,这样也就自然决定了当时战争的发展方向。
战争结束中国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一八四三年七月与十月,耆英和璞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如对关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待遇又达成了协议。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与美国全权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与拉萼尼在停泊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美国和法国不仅与中国达成同英国相同的权利,而且还就领事裁判,建立教堂,医院都达成了协议,此后,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国也纷至沓来,清政府也只好本着"一视同仁"的办法,与这些国家达成同样的协议。
关于鸦片战争,中国一般士大夫都喜欢虚骄自大,过度地指责外国,但是中国近代史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一七九四至一八五六年)却与之有不同的评说,他认为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国内政治所决定的,他说:"官无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则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参阅:《圣武记》,叙。)他把"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列为两个根本大害。魏源能从中国本身寻找"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
同时对于鸦片战争中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国大陆的出版了许多书籍,往往把当时的"主战派"称之为"民族英雄",而把主和派称之为"民族败类",似乎只有虎门销烟的的林则徐是"英雄",而为了国家和平而奔走的清朝大臣则成了"民族败类",似乎战争的失败就是因为这些议和大臣而造成的结果,如此下去,有谁还再为和平而去奔走。这些主战派闭眼不去看中国的现实,他们被一种狂热的"民族"、"爱国"势心所蒙骗,如果按主战派的逻辑,中国就不仅仅只是割让一个香港的问题,甚至可能一个广东,或者半个中国。正是因为这些主和派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为和平奔走,才换来了当时中英的和平。历史应该为这些主和派平反。
中英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尽管由于中国道光皇帝的无能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落后与封闭,造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做为一个失败者的中国不能不赔偿战争的费用和损失,接受外国的一此苛刻条件,甚至有些条件直接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完整。但是毕竟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古老中国大门被英国用"炮舰"武力强行打开了,尽管这个时候打开的仅仅只是一些窗口,但是,他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对于推进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其主要表现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广大民众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到了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以及腐败性更加突出,当世界在发展,特别是欧洲经济经过近几百年的迅速发展,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给欧洲民众不仅带来了生活上改善,而且还带给了欧洲民众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距离更大,尽管西方各国在打开中国封闭大门时,采用了"鸦片"和"大炮"两种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封闭大门毕竟是需要打开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种进程。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一直处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之中,中国的封闭人为的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的大门被强行打开,对外贸易开始增长起来。从中国对外出口来看,外国商人进口中国的特产丝茶这两项的数量都在迅速增加,一八四三年由广州一口输出茶一七七二七七五0镑,一八四四年由广州,上海两口输出的茶增至七0四七六五00镑,一八四九年两口输出茶八二九八0五00镑,一八五六年上海,广州,福州三口共输出茶一亿三千万镑,十年间增加了八倍;再如丝的出口,一八四三年输出一七八七包,一八四五年输出一三二二0包,一八五0年输出二一五四八包,至一八五六年输出达八万包,增长了十几倍。象丝,茶这种带有农村副业经营性质的生产,在中国是具有着巨大增产的潜力,一旦市场信道被打通,国外需求迅速增长,丝茶就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中国对外贸易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外国进口的商品也有增加,如战前(一八三六年)英国直接输华货物的总值为一百三十万英镑,一八四一年和一八四二年,因战争原因每年下降九十万英镑上下,而一八四三年增至一百四十六万英镑,一八四四年和一八四五年发展到了最高峰,每年货物总值达二百三十万英镑左右。以后输入中国的货物有下降,也有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封闭的市场并没有完全打开。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五口先后开放,广州最先在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开市,十一月二日厦门开市,十一月十日上海接着开埠,十一月二十七日和十二月二日宁波和福州也相继开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它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一些外国的文明与技术,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比如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提出了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这就是允许合法贸易,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长技"虽然主要还是指枪炮,但是《海国图志》中已指出"量天尺、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水轮舟、自来水、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参阅:《海国图志》,叙。)魏源等人的这些主张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自这以后中国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陆续的进入中国,中国民众也开始在逐步认识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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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三国演义》里将关羽塑造成为一个忠义仁勇的武将形象,出场时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打造兵器后参加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中,而后虽然与刘备东奔西走,颠沛流离,但仍能斩将杀敌,大显神威。在传统戏曲中,关羽属于”生“角,脸谱也非常有特色,面生七痣,眉心中间三粒,鼻子左右各两粒;七粒朱砂痣,红似点血,因此显得格外威风。以关羽为主要角色的京剧故事有《斩熊虎》、《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虎牢关》、《屯土山》、《月下斩貂蝉》、《过五关》等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关羽崇拜的塑成与民间文化传统。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神明崇拜指由官方和民间组织、个人举行的对神明的崇把、礼拜等仪式行为。对于神明崇拜象征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研究者多从历时、共时的角度强调这种仪式行为及相关神话、象征在时(不同时期)、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方面展现的不连续的形态。他们强调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人崇拜诸神的实用功利动机不同,对诸神象征的没释也不同。华琛(James L.Watson)对天后的研究,即认为女神天后貌似统一的象征性的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不同社会组织之崇拜天后的重大差异。。过分强调崇拜者的实用功利,有将宗教史研究减化、归结为心理学研究的危险。
本文希望通过对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个案分析,考察神明象征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及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笔者认为,神明崇拜的发展和变化,不单有因时因人而异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内在本质上的连续性:从象征包含的意义上说,神明对于社会群体的意义虽有一定差异,但是其中的连续性缕缕可辨,这构成了杜赞奇(Prasenjit DMara)所说的“语意链”(semanticchain);从发展过程看,诸神崇拜及相关神话、象征存在于文化传统的发展河流之中,前者发展受到后者的制约,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各阶层,成为一套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从而有可能造成神明象征在时空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共通性。因此,在神明象征的发展过程中,连续性与不连续性共存。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乃是吸取了上层士大夫文化的因子塑成的;这种经重塑的关羽在明清时期渗透到民间社会和士大夫阶层,成为官方和民间塑造关羽崇拜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因为如此,官方把典和民间崇拜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一般认为,关羽显灵开始于隋朝“。但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记载的大都是唐人对关羽的崇拜情况。唐末范掳《云溪友议》即云:“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伺,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词鬼助土木之功而成,伺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因此,比较稳妥的说法是,至迟在唐代,关羽已为人所崇奉了。
关羽在民间的最初形象,是以凶悍可畏为特征的。《云溪友议》称:“(荆州玉泉)词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绍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侵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是荆州一带的情形。《北梦琐言》己载的关羽亦有相似的形象:“唐咸通(860—873)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⑥这是关中一带的情形。
这些资料说明,在唐代,关羽崇拜已经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但民间对关羽的映象,多视之为与鬼很有联系的凶神,这一形象当是受历史上关羽勇武的形象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的。至宋代,关羽形象已有较大的改变,但是,在某些地方仍可找到唐代关羽形象的踪迹。四川大概是宋代关羽崇拜比较盛行之处,陆游《入蜀记》即云:“雷池昭勇庙,吴大帝时折衡将军甘兴霸也。兴霸尝为西陵太守,故庙食于此。底下有关云长像。”⑦渲州亦有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象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琶,执令旗,容状可畏”。这说明关羽作为凶神的形象一直到两宋之交还遗留在民间。
在官方崇拜中、关羽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唐代武庙主神为太公尚父(姜尚),故称太公尚父庙。“开元十九年(731),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庙,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至上元元年(760),“尊太公为武成公,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这“十哲”有为张良、田楞宜、孙武、吴起、乐毅,左为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勋,关羽并末列其中。关羽进入武庙始于建中三年(782),此年礼仪使额真卿奏言:“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于是,“记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人图形焉”,这**位配享者包括范蠢、孙腹、廉颇等古名将。而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也位列其中。⑧至此,关羽始成为武成王庙的**位配享者之一。
不过,终唐之世,关羽在官方把典中无足轻重。至北宋初期,宋廷以“关羽为仇国所擒”,一度曾将关羽撤出武庙陪把的位置。⑦只是到北宋中叶以后,在佛教、道教将关羽纳入自身神系的影响下,朝廷才开始注意到关羽,并予以救封。至宣和五年(1123),在礼部的奏请下,徽宗方“令从把武成王庙”⑦。南宋和元代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明代以前关羽在官方把典中地位较低,也不稳固,其形象受佛教化和道教化的关羽的较大影响。⑩
关羽形象一直是三国故事的一部分。据学者考证,三国故事可追溯至唐代。⑩从《事物纪原》和《东京梦华录》等书看来,三国故事在宋代已颇为流行。前者提到: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⑥,而后者载徽宗时,东京瓦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说《三分》。⑩苏东坡也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轨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留理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顺三国故事还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南村辕耕录》载有元代院本《赤壁厦兵》、《刺董卓》、《襄阳会》、《骂吕布》等名目。《录鬼薄》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单刀会》、《双赴梦》及武汉臣的《三战吕布》等名目。⑩宋末元初,在“说三分”等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三分事略》(刊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和《三国志平话》(刊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两书。⑩至元末明初,就出现了上承“说三分”与《平话》传统、并依据史书改编、摘录和复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演义》与“说三分”有清楚的渊源关系,《三国志平话》和元代三国戏中共约35个故事,都见于《演义》。”
从“说三分”至《三国志平话》再至《三国演义》这一传统中,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进行了重塑,关羽形象因此较唐有较大变化。在唐代他是一个以凶猛著称的人人敬畏的神,此时则变成广为接受的人物。宋人张宋《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轨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宋代关羽形象于此足见一班。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可用“儒家化”来概括。陈寿《三国志》中的关羽可说是名将,但说到忠义,他却曾为敌国所俘,说到神勇,他却失之鲁莽傲慢,最后不得寿终。历史上的关羽虽非文盲,但大概也识字无多。《三国志》本传没有关羽读书的记载,只是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④而宋代“说三分”继承、发挥这一说法、创造出关羽讽诵《左传》、秉烛夜读的形象,从而为关羽忠义的形象作了一个注解,进而将之塑造成儒家的理想人格。关羽形象的塑造是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漏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来完成的。历史上的关羽最大的问题就是曾投降曹操,《演义》却将之改编为:关羽被围困在下邱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宁肯战死,决不投降。张辽恳切地向他提出,如果猛拼一死,等于犯了三桩大罪:一是使刘备失去依靠,二是把两位嫂嫂丢在曹营无人照顾,三是不能再匡扶汉室拯救黎民。
关羽听后,沉吟半晌,提出停止战斗的三项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与刘备的家属一宅分为两院居住,三是探听到刘备的下落便去寻找。直到曹操应允了三项条件,关羽方才回下邱救出甘、糜二夫人,随曹操到达许昌。这就是著名的“约三事”。这一故事不仅抹去关羽降曹的污点,反而将关羽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又忠又义的人物,它还为以后的一系列故事作了铺垫:其后在“挂印封金”、“古城会”等故事中充分塑造了关羽的忠的形象,而在“华容道”故事中又突出关羽重义和知恩报恩的形象。因此,宋元“说三分”传统对关羽塑造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关羽 —原有“勇武”人格中加入“忠义”的内容。关于宋元“说三分”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清人顾家相强调理学的影响:“北宋太祖得国,虽亦非正,而诸儒辈出,修身立品,远胜前朝,(韩、范、富、欧已然,不始于皖、洛、关、闽也。)一时风俗人心,为之五变。沿及金、元,虽以外域帝中邦,而理学大昌,人存直道。”
《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
早在明代,《演义》就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明人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条即云:“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溢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邱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埋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至谈者纷纷。”《演义》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早在太宗崇德四年(1639),即命大学士达海译是书。顺治七年(1650),《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据清人陈康棋《燕下乡腔录》卷十记载,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时人尚有清初统治者以《演义》中“桃园结义”故事蹋糜蒙古之说。④《演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俯抬皆是。文人作诗用典忌用小说家言,而清人作对赋诗引用《演义》者比比皆是。袁枚即举数例:
一是崔念陵赋五古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二是何肥瞻作札用“生瑜生亮”一语;三是某孝廉作关庙对联有秉烛达旦语者。⑤其实,清人作对用《演义》语者殊不足怪,梁章矩就指出:“关帝庙联最多,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②章学诚也指出:《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正因为如此,清人感叹道:“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直不知有陈寿志者,可胜慨叹”。至《演义》平民百姓的影响,清王侃云:“《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当时,地方戏曲“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时人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厘随笔》中评论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⑥
正因为《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如此深入民心,明清时代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庶民百姓,在崇拜关羽时就很容易将这一形象附加于关羽崇拜之中,使关羽神格中的忠义因素更为突出。嘉靖十九年(1540),都御史杨守礼重修宁夏总镇汉寿亭侯旧庙,他在记文中即称:“侯平生雅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攘夷狄,诛乱讨贼,孰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拳拳于昭烈(刘备)者,良有以夫!万历年间(1573—1619)宁德知县高愈谦创建该县武庙记文中则有“秉烛一节,可对天地,耿耿射人,照耀干载,谁不钦其风而倾其义也”等语。⑥至一般平民,据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教授考察,清代以三国故事编成的武戏在鲁西极为流行,关羽等人成为当地民众心目中的主要神抵,清末义和拳对此即多有借鉴,许多拳民在降神附体的仪式中都自称关公。
随着《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即效建关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效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宫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国有大灾则祭告”。⑥但此时关羽尚无封号,真正的变化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该年关羽晋封为帝,此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次救封。清王朝早在崇德八年(1**3)便建关帝庙于盛京(今沈阳)。匝治九年(1652),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加封灵佑。
从雍正到乾隆年问,关羽及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清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关羽封号已达二十二字之多。⑩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记典中地位的日渐提高,固然与《演义》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也有相当的关系。万历以后明王朝对关羽崇拜的日益尊崇,乃是晚明社会危机四伏、王朝摇摇欲坠的一种反应;而清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祟,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到平定三藩,从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到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从镇压京师、河南天理教起事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有密切关系。⑩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的地位越隆,反映出的王朝危机就愈深。
伴随着关羽在官方宗教中地位日尊,它在民间也日益普及。早在明代,关庙已有“把遍天下”之说,‘其词于京能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至清代,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买音一万余处”⑥之说,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雍正皇帝也认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颐海邀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攘,敬思瞻依,凛然若有所见”。难怪清人不无感慨地说:“予尝谓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另外,关羽还被许多秘密宗教、结社所崇拜。应该说,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日尊和在民间的日益普及,与同期《三国演义》及相关戏剧、戏曲等民间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是分不开的。后者不仅为关羽在社会各阶层中地位的变化奠定文化基础,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
研究中国宗教仪式的学者,在讨论诸神崇拜时,往往强调崇拜者自身的不同的实用功利动机。他们将宗教视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追逐不同利益的文化工具,视为崇拜者对政治经济压力的一种回应和反击。其必然结果,就是强调神明崇拜在时空中表现的不连续状态,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回应和反应的“工具”是从何而来的,它也无法解释神明崇拜迅速普及的原因。显然,这种回应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受当时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传统所制约和影响的。这种文化资源可能是上层文化,也可能是民间文化(在本文中,构成文化资源的是民间文化)。
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官方宗教的创立、实践者在诸神崇拜中为何和如何借用民间文化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崇拜者不仅是政治人,而且是社会人、文化人。作为帝国官员,他们的官僚生涯实际上仅是人生的“逆旅”,绝大多数官员的官僚生涯并不长,他们很大部分时间(至少包括青少年和老年)都是生活在乡民社会、浸淫于民间文化中的。正是在这点上他们与乡民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源。而这为两者塑造各自的宗教提供了重要源泉。
从唐代至明清,官方与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实际有三个周期:在唐代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关系;从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官方崇拜受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关羽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都受到了民间文化的影响。从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逐渐走向一致性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当与唐宋以来社会流动性日益提高有内在联系,因为它必然带来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日益频繁的接触。②明清时期,关羽不仅为王朝所推崇,成为国家保护神,同时深入民间,成为财神、行业神和聚落保护神,而且为秘密宗教、结社所尊崇,而王朝、民间社会、秘密社会崇奉关羽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关羽忠义神武的神格。如此之高的一致性,乃是由于这一形象基本上来自共同的文化资源——宋元民间“说三分”的传统。由此我们注意到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
文化史讨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认为,1792—1832年间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出现,是对政治经济压力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并不是对统治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而是受到一个更长远的“道德文化”或者“小传统”的影响的。⑥笔者引出汤氏的观点,并不是要重申民间文化的重要性,本文对关羽崇拜发展过程的分析,也并非想强调民间文化对上层文化的影响。
事实并不那么简单。象宋元民间文化塑造的关羽形象,虽然对于明清时期的官方崇拜有很大的影响,但假如宋元讲史和演戏传统在塑造关羽形象时没有吸收正统的忠义观,那么它的影响力或许会大打折扣的。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或者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纯粹单向的流动,正如俄国中古史学家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对欧洲中古前期和盛期民间文化所作的精辟分析和意大利史学家金兹伯(Carlo Ginzburg)对一桩异端审判的研究中显示的,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统治阶级文化与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实际上有循环往复、互相影响的关系。
由官方、民间的关羽崇拜和民间文化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我们还注意到传统创造的问题。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存在或快或慢的创造过程,不同时代都有自身创造的传统。不同的传统,变化的节奏不尽相同。有的节奏较快,阶段性较明显(如官方的关羽崇拜),有的则比较缓慢,并且在交替过程中出现交叉,阶段性不明确(如关羽的民间形象)。正如关羽形象的发展中显示的,在传统创造、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有连续性,亦有变异性,传统本身往往就是由新旧因素层层累积叠加而成。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正统文化与地方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关系时,不能将文化传统视为静态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要在动态的过程和具体的环境中去把握各种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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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年级的历史学科学习是学生认识历史、把握历史关键的一步,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能力的培养、教师的引导和教学方法都是成功的要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八年级历史学科论文,供大家参考。
兴趣是知识的入门。瑞士著名教育家皮亚杰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当一个人对某 种事物发生兴趣时,他就会入迷地去追求,去探索。学生一旦对学习产生兴趣,必将成为他学习的内在动力。 学生对学习有无兴趣,既是反映学生学习效率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教师教学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增 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的学习变被动为主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就成为众多教 师不懈追求、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笔者结合新编初中历史第一册的教学实践,浅谈几点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 生兴趣,增强课堂教学效果的体会。
一、讲究开头,激发兴趣
俗话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每节课能否都有个好的开头,直接关系到这节课的成败。如果教 师一上课就照本宣科,平铺直叙,就会使学生产生厌倦情绪,甚至成为催眠曲,因此必须讲究开头艺术。要尽 可能一开始就引人入胜,把学生吸引住。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教师必须依据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精心设计好 每一节课的开讲导语,用别出心裁、平中有奇的导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如 我在认真分析教材第1课《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通过认真分析教材内容和结合当前形势的特点后认为:这 一课首先要告诉学生如何做人的道理以及应做怎样的人。所以讲这一课时,我这样开头:“同学们,你们一定 听过或读过许多历史故事,看谁能讲出秦始皇、曹操、秦桧、刘胡兰分别是什么时期的人物?他们是怎样的人 ?”这一问题的提出,顿时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不少学生七嘴八舌在议论。我先后叫了几个学生来回答,但他 们的答案都不够准确。这时,我先指出以上人物分别属于那个时期。在学生聚精会神地听时,我板书第1课课 题《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导入新课:“历史上的人物形形色色,有的光耀千秋,象英雄刘胡兰,受到了世世代 代人民的崇敬;有的遗臭万年,象奸臣秦桧,长跪地上向人民请罪。”这时我指导学生看课文《刘胡兰》、《 秦桧》的插图。进而激励学生:“我们学习了历史,就应懂得怎样做人。我们应当做象刘胡兰那样的人,有远 大的理想,高尚的气节,将来才能为建设祖国多作贡献。”这样的开头,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达到了预期的效 果。
二、讲好插图,引发兴趣
新编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插图多,直观性强,形象生动。讲好课文中的有关插图,对引发学生兴 趣,增进学生的求知欲,增强学生记忆,提高教学质量有重要作用。但在教学中,由于插图很多,限于课时, 教师不可能每图都讲,只能根据教材要求和讲课需要选择讲解。有些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的插图如果没有向学 生讲解,就会使学生似懂非懂或一知半解。经过教师讲解,既引发了学生的兴趣,又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了知识 。如第8课《战国七雄》中的《商鞅舌战图》。因为“商鞅变法”是这一课的重点。战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形成 ,是通过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的变法或改革来实现的。讲好《商鞅舌战图》,既可以使学生了解商鞅作为 改革家的气魄和才华,又可让学生懂得改革的不易和改革又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提高学生对商鞅 变法带来的历史作用,即“秦国的封建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加强,逐步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的认识,也为以后理解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打下基础。为起到这 个作用,我在讲课时,让学生看《商鞅舌战图》的同时向学生讲解:“图中就是当时商鞅舌战大臣的情景。中 间席地而坐的是秦孝公。商鞅,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正在跟反变法的大臣辨论。你看他手拿竹简,引经 据典,振振有词。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方便,就不必效法古代。他响亮地喊出了“治世不一道,便 国不法古”的变法口号。坐在他对面的是两个保守派大臣甘龙和杜贽,被商鞅驳得张口结舌,坐不安席。这
一 场历史性大辩论,最后由秦孝公作决定:他说:“商鞅说得对,就按商鞅说的去办”。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 中,学生全被吸引往了,达到了引发学生兴趣的效果。
三、巧设疑问,以疑激趣
学习新知识,实际上就是设疑、解疑的过程。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设置一些疑问,把它摆在学生的面 前,使他们先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后激励他们去寻求“柳暗花明又一村”。当学生找到“又一村”后, 就会产生一种快感。这种快感又能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我在讲授第19课《昌盛的秦汉文化》第一目 “纸的发明和蔡伦改进造纸术”时,为了让学生能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我国发明的造纸术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所 起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时,我作了这样的设计,我先提问:“同学们都知道,纸在人们日 常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哪个同学能够说出首先发明纸的国家和时间?”当学生做出“中国”和“西汉 前期”的正确答案后,我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有谁知道我国在纸发明以前用什么作书写材料?”有同学回答 “龟甲、竹木简或帛”后,我简要向学生介绍在纸张发明前我国书写材料的变革:殷商-主要是龟甲和兽骨, 也有铜器和玉石器;西周-主要是铜器;春秋-竹木简盛行,并开始用帛书写;东汉-竹木简和帛仍是重要的 书写材料。继而我又提出第三个问题:“与纸相比,竹木简和帛的缺点是什么?”在学生回答:“竹木简太笨 重,帛的价格昂贵”后,我指导学生看彩图27“汉代木简,”指出这就是汉代以前的书。看到这种用绳子串 木简做成的书,引发了学生很大的兴趣,这时我又加上一句话:“要是你们的书包里的学习材料还是木简的话 ,该有多少木简?会有多重?”学生听后,情不自禁地议论纷纷,都感到纸的发明太伟大了。我紧接着提出第 四个问题:“西汉发明了纸,为什么东汉蔡伦又要改进造纸术?”由于课文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学生的回答 很难准确,而这个问题又是必须了解的。我告诉学生:“在蔡伦之前造的纸质量差,易脆裂,厚薄不一,急需 改进。”我又指着《蔡伦》图说:“东汉宦官蔡伦在公元105年改进了造纸,造纸原料请同学们在书中找出 。”这样一环扣一环的设疑解难,把学生引向似如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的“又一村”的境地,这样既激发了兴趣 ,又掌握了知识,也更好地理解了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的伟大意义。
四、创设情境,以情求趣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 感,乃是唤起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件。”在教学中,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坚持情感教育 ,即在教学中创设能激发学生情感,有吸引力的环境,把学生引入课文内容所描述的情境中,使学生在感情上 受震动,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这是很重要的。如在讲第18 课《两汉经营西域和对外关系》一课时,我告诉学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为了联络大月氏,东西夹 击匈奴。在讲到张骞带着100多人刚走出汉朝边境,就被匈奴兵抓住时,学生为张骞的安危担忧;当听到匈 奴人想让张骞投降,把他拘留了十几年,而张骞始终保持汉节,忠于祖国时,学生被张骞临危不惧,忠心报国 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继而听到张骞终于找到悔会逃出时,学生又为之欢欣鼓舞;当再次得知张骞历尽千难 万险,从大月氏返回汉朝的途中又被匈奴人捉住并扣留一年时,学生又一次为张骞的命运担忧;当知道张骞好 不容易在经受13年的磨难之后,终于和另一个人回到了长安时,学生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个故事具体 情节的生动描述,不但使学生产生了极大兴趣,尤如身临其境,为张骞的命运时忧时喜,同时又加深了对张骞 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深深地被张骞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这时我又强调张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探险家和 外交家。在他二出西域后,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得到频繁的交流,并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使新 疆地区正式归于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和开辟“丝绸之路”打下了坚定的基础。这样以情感人的教学,使学生对 张骞在历史上做出的重大贡献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就能更好地回答课文中提出的“张骞对我国历史上做出了什么贡献”的思考题。
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在孩子们身上激发起来。” 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方法和途径还很多,如巧讲典故,以奇引趣;精读诗词,以诗牵趣;编写歌谣,以歌 导趣;设置图表,以图增趣等等,只要经过教师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就一定能在教学中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历 史的兴趣,使他们的学习化繁为简,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在充满兴趣的教学中,既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又增 长了知识,提高了教学质量,真正达到学史明志,知史做人的目的。
八年级《历史与社会》情境教学有效性的几点探索 《历史与社会》是开放的课程,教学内容紧紧联系社会实践与个人生活,但各部分内容之间并没有遵循传统的逻辑结构,若按灌输知识式教学模式讲授,很难取得较好效果。为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知识,增强其思考和创造的能力,我们必须更多地结合学生的情感和态度,积极创设与当前学习主题相关的、接近真实情境的学习环境,在该环境下高度还原或仿真实际情境,让学生置身其中,激发其参与交互式学习的积极性,在互动中完成对问题的理解、衍生和知识的应用、重建,方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说,创设情境在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创设声情并茂的语言情境
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最普通、最直接、最常用的教学手段,可能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八年级《历史与社会》 本身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然而,中学《历史与社会》教材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往往是抽象概括、提炼浓缩的书面语言。因此,通过形象的语言,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深奥的道理形象化,才能唤起学生丰富的想象和旺盛的求知欲。对学生而言,苍白的语言,平铺直叙的讲述,就像是一潭死水,让人昏昏欲睡;空洞的情感,千篇一律的语调,就像是一盘淡而无味的菜,让人兴味索然。若能丰富语言表达法,或寓事于理,或寓情于景,或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段,声情并茂地再现,就能使学生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增强对历史与社会的理解和认识。
如讽刺清政府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时,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这样说:“慈禧太后多年来都是跟着帝国主义的笛子跳舞。现在,只要听到笛子的声音,她就知道该踏出右脚或左脚了。”毛泽东同志也非常重视语言的作用,他在批评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时,就用了这样一幅令人拍案叫绝的对联:“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如果老师能够像他们一样熟练地驾驭语言,营造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何愁学生不专心,何愁教学效果不提高呢? 2 创设生动直观的教具情境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视觉效率比单纯的听觉效率要高30%左右,这是为什么人们可以轻易地记住一部电影的主题内容,却不能同样轻易地在听别人朗诵一遍剧本之后就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因。依照心理学对于记忆规律的研究,通过不同渠道,对受教育者的大脑皮层进行多重刺激,有助于巩固记忆的成果。在《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应用直观教具正是为了通过学生的多种直觉感官全方位地认知,既可帮助学生认识到《历史与社会》是一门鲜活而且有趣的学问,从而产生兴趣,又可帮助他们在更容易掌握基础知识的前提下,产生获得认同的成就感,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自我提高的内驱力。如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由于学生缺乏战争的感性经验,教师光讲课文往往感到枯燥无味。因此我特意播放了电影《珍珠港》的片段,让学生亲自感受,再配以教师具体的讲解,就能对日本的战略意图,高科技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美国军队的训练有素,战争的残酷性等等,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和理解,学生注意力集中,学习积极性也很高。
3 创设活灵活现的角色情境
当今学生眼界开阔、思想活跃,喜欢形式新颖的课堂教学方法,同时他们又具有较高的艺术素养,强烈的主动参与意识。“学习的最好刺激,乃中创设模拟角色情境,比如自编小品,通过学生模拟历史片段,渲染课堂气氛,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学生主体性、参与性,增加学生的学史兴趣。如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我要求学生用军事家的思维去思考:如果你是英国海军总司令,你打算如何设计到达中国的路线?达到后选择哪些地方和中国军队作战?你这样选择的理由是什么?在讲到鸦片战争的影响的时候,我又要求学生用政治家的思维去思考:战争胜利了,如果你是政府代表,你会向中国政府提出哪些要求?理由是什么?你认为中国政府会同意吗?为什么?很多学生都有成为军事家、政治家的梦想,在课堂上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过过瘾,他们也是求之不得的。经过争先恐后的回答,老师再加以点拨,不难分析出鸦片战争的地理、政治、经济方面的特点,得出《南京条约》的签订是英国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的结论,认识到资本主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本质特点。这样的学习方式要比老师的“灌水”有趣得多,有效得多。
4 创设欲罢不能的问题情境
巧妙地设置问题,以引导学生的好奇和思考,是激发学生认识兴趣和求知欲的有效方法和手段。教材内容和学生的求知心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可以以设疑—答疑的方式来解决。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把教材中的结论,有意识地、巧妙地设置成问题,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悬念,从而使学生的注意、记忆、思维协调活动起来,以达到最佳学习状态。
5 创设别有滋味的另类情境
八年级《历史与社会》学科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等各方面的内容。这一方面要求历史与社会教师具备广博的知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搭建了一座可以尽情展示的舞台。在结合特定的教学内容下,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教学风格和特点,在历史与社会教学的课堂里营造一种耳目一新的情境。
比如在讲到《盛世文化》时,可以像语文老师那样上一堂诗词鉴赏课,师生共同于都,共同赏析,再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其作品出现不同特点的历史原因。
情境教学固然有着强大的功能,但它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教学模式。在探索过程中,我遇到了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某些情境的设置需要大量的时间。这一方面需要认真甄选适合情境教学的内容,不要刻意追求每一种情境教学模式都要用到;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整合教学资源,适当关注其它相关学科的教学内容,避免重复劳动。二是如何改变“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现象。情境教学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因此往往会在课堂上出现一部分学生出尽风头,另一部分学生默默无闻的尴尬情境。这就对老师提出了挑战,努力探索多元化的情境教学模式,全面关注每一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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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实效性一直是德育研究力图攻克的难关和始终难以解决的难点。德育理论源于德育实践并指导实践的开展,以确保德育目标的实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历史学科德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教育是一项直面生命和提高生命价值的事业,必须以学生的发展为本,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历史教育”就应当是以人类历史文化的丰厚营养来促使人(学生)的智慧、情感和人格不断得到发展、完善和升华,以促进人的生命整体不断获得发展为根本追求的学科教育。德国的著名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为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创建生活化的课堂,教有生命的历史。只有思想、情感和生活的交汇与融合,才能让我们感受到在历史中“跃动”着生命。
一、知识关怀与精神关怀并重。
毋庸讳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历史教学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把“历史”完全等同于一堆毫无生气的秦砖汉瓦之类的“老古董”了。就“历史”机械地说历史、死背历史,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些历史教师在一遍又一遍地向学生强调,“某某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背过”、“某某问题特别重要,一定要死死地背过”,等等。这种做法,显然是把历史看成了僵死的东西。学习历史就等于机械地死记硬背。事实上,“历史”原本是有生命的。
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先生亦曾指出:“单做事实的传凿、记忆、叙述,决不是历史教学。„„对我们至为重要的是活生生的社会精神,是社会的意志冲动,是时代精神。”“更不能单纯将历史看成死了的形骸,而应看作活着的文化,看作人的活动,生命的跃动。”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两个字——“生命”。生命是一个整体,它由智慧生命和情感生命两个部分构成,前者是生命成长的理性力量,后者是生命成长的感性力量。对于学生个体来讲,一个完整的生命是“智慧生命”和“情感生命”的统一,因而,真正的教育关怀应是知识智慧与情感关怀的统一。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过程。历史教学中,教师不仅关注学生学习对知识的掌握,更应该是学生精神的呵护者。学生学习的关心者是一种外在于学生的存在,学生的精神关怀者才是走进学生心灵的人。做学生的精神关怀者,才会注重对学生健康的心理状态的培植和成长。
二、历史思维能力培养与情感培育并重
我们承认历史思维能力是历史学科能力的核心部分,但这并非意味着就要把它当作整个历史教育的终极目标。事实上,在历史思维能力培养和精神培育之间,精神培育应当是更接近于历史教育的本质,因而也就应当看作是历史教育的第一要义。
历史是有生命的,如果失去了情感也就失去了历史教育的生命性。《历史课程标准》特别加强了“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要求,强调使学生形成“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初步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崇尚科学精神的”、“民主与法制意识”等。作为历史教师必须营造历史教学的情感氛围,带着情感去教,教有感情的历史内容,让学生在情感化的课堂氛围中,去品味知识内容所蕴藏的情感,体验情感、感悟情感,完善学生作为“人”的“真”、“善”、“美”高尚境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根据历史学科内容的特点,开发教材,组织学生通过查阅史料,品读历史、感悟历史,如在学习完抗日战争的专题时,我为了突出中国军队英勇抗敌的形象,选用了下面的史料:
材料一:父送子“死”。四川安县王者成送即将出征的儿子一面“死”字旗。白布旗中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旁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材料二:冈村宁次日记(1938年武汉会战)10月初27师团占领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敌军官致其亲友的信件,内容几乎都是有关我军情况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时,检查敌军战死者父母的来信,都是鼓励他们誓死为国捐躯的言辞。
两则史料,表述清晰,历史信息丰富,富含情感因素,贴近学生实际,分别从敌我双方的角度来突出一个共同的主题,有利于激发学生探究的激情,效果非常好。达尔文曾说过,最重要的知识就是关于方法论的知识。如果我们能真正以史料教学为媒介,帮助学生掌握历史探究性学习的方法,那么,学生不仅可以从容的应对高考,更为重要的是将受益终身。
在我们的历史教育实践中,决不能以单一的所谓思维能力的训练与培养,来遮蔽了历史教育的精神培育功能之光芒。否则,就是对以人文精神教育为本的历史教育的一种异化。
三、历史与现实联系,促进学生智慧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历史教育的目的让学生带着历史的责任感去感悟历史,是让他们用历史的眼光关注现实问题,用历史知识解决现实问题。作为人文教育的历史学科,在本质上是以人的思想灵魂和情感的不断升华为发展目标的。列宁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如是,这就要求我们的学生应最大限度地进入历史情境(或者说“神入”可能更贴切一些),走进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之中,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感受历史事物的灵魂并与历史人物进行一种心灵的沟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参与和体验历史真实,从而实现人类理想和精神的传承,实现人本身的健康发展。为此,教师在历史教学中要努力创设生活化课堂,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体味历史,让历史课堂成为学生亲身“经历历史”的形态,——而且还是以历史主人翁的角色“经历历史”。
我在进行新文化运动的教学中,根据学生情况和教材内容特点,把社会生活中官方大型祭孔、一些城市出现的读经热,网络语言流行等鲜活题材引入到课堂教学之中,将历史知识赋予一定的生活意义与生命价值,使历史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创设两个讨论问题:(1)新文化运动期间,知识分子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现在,官方举办大型的祭孔活动,国内兴起了一批以“读经”为主的全日制私塾。我们该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的?(2)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信息时代,网络语言丰富,有人说,这又是一场新文化运动,也有人说这是一种文化垃圾,你会持什么观点呢?一石激起千层浪,问题提出后学生展开了激烈讨论。讨论中学生思维的活跃和迸射出的创新思想火花令我惊喜。例如在如何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讨论中,学生除了得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结论外,有的学生还提出“要尊重其它文明”“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保持民族性”。而对于网络语言的讨论中,由于更加贴近学生生活,学生的表现更是精彩不断。生活化的历史,在促使学生的思维启动和运转的同时,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历史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潜移默化中使新文化运动一课的主题得以升华。
齐健老师曾经对历史教育作了这样一个形象的解读,即:“历史教育=思想之旅+情感体验”。在历史教学中,把历史教育与教学视为生命活动的场所,视为生命意义的实现途径,使历史教育具有生命的灵性,应该是我们努力追求的方向。
摘 要: 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其最根本的问题是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因此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就必须重视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教育工作。笔者将从历史课堂教学和历史课外教学中简略的阐述在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关键词:历史学科 德育 途径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1-0094-01
中学历史教学渗透德育,这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话题,人们对历史学科的德育功能,已经做了大量的探讨和阐述。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人才是德才兼备;现代教育方针,谓之德智体全面发展。说明“德”包括了思想与道德。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德育,就是是要培养学生爱校、爱家、爱国的思想感情,更要培养其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那么如何做到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呢?本文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展述个人认识 :
一、重视课堂教学,发掘历史学科课堂德育教育的内在功能
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主渠道,教师要认真搞好课堂教学,在传授历史知识、培养学生学科能力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做好德育教育工作,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如在课堂教学中采取比较法的教学,引导学生将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与同一时期世界农业、手工业比较,认识到中国古代生产力的先进,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在学习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时,引导学生总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救国壮举,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使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必然选择。重视课堂教学,发掘历史学科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在功能,利用历史学科的学科特点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完成学生的自我德育教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段时间以来,历史学科成了所谓的“副科”,这给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在历史学科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让学生参与教学发,挥学生在德育养成方面的主体作用。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课前五分钟的时间,让学生讲历史故事,围绕德育教育的主题进行话题的讨论和演讲。故事或话题的素材由学生自己搜寻,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查找课外资料,全班同学面前的自我表达,既增长了知识、又锻炼了能力,同时提升了道德素养,可谓一举多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切不可放手不管。
三、充分利用历史的资料、信息实行德育教育
源远流长的人类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为我们进行德育教育提供了历史的依据,这些历史的见证更真实、更直观地描述着历史的原貌,起着更深刻的教育作用。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文物、书籍、图片、新闻资料等这些历史信息,配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缩短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达到德育教育的效果。我们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本地区的一些历史文物、古迹、博物馆等,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四、充分利用地方史进行德育教育
历史教学中我们可以适当加入地方史的内容。由于涉及到身边的人、事、物,学生容易感兴趣,认为可信,易于接受,也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达到德育教育效果。如河西走廊西路军的历史等。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祖国与家乡的融合,身边先贤的事迹感染着学生,学生的情感和道德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升华。因此,充分利用地方史素材是加强历史学科德育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五、积极组织课外活动来加强学生的德育教育
历史课外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在各种重大节日纪念活动来临时,历史教师可以充分发挥历史课堂教学功能,同时可以举办专题讲座或专题报告,形成可以面向全年级或全校学生开展,可以举办图片展览,使学生形象直观地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所需图片可由学生自行收集。(2)播放录像片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多次组织学生,播放有关历史文献片和电影,使学生直观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德育教育,例如在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时,对中华的石窟艺术,可以播录像片,把石窟艺术的雄奇,精美展观在学生面前仿佛使他们融入到艺术的海洋里。这样的形式学生深受喜爱。(3)撰写历史人物小传。教师要求学生在充分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的重大活动进行探讨,并撰写人物小传,简要介绍其生平事迹,并对其功过进行评价。例如写曹操、陈独秀、拿破仑等的小传。(4)开展专题读书活动并撰写读书报告。教师可以选择一本历史著作、人物传记、一本教材或一篇文章,组织学生阅读。然后要求学生写一篇包括介绍所读书籍或文章内容、作者观点的读后感。(5)历史故事报告会或演讲会、历史成语故事会等。可以分组,通过竞赛的形式,使学生感到为集体争荣誉。这项活动富于趣味性、知识性、思想性和竞争性,深受中学学生的喜爱,一方面可以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历史书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积累更多的故事素材,学生自己进入“角色”,受到深刻的教育,这种教学效果很好。(6)结合纪念重大节日,开展德育教育。通过这些纪念活动,组织专题报告和历史图片展,生动再现这些历史情景,如有勿忘国耻“九一八”,中国共产党诞生,香港回归等。特别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史实,更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有众多社会现象和事迹可以被用来对学生实施思想道德教育,这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也是由历史学科是一门人文学科的特点决定的。要实现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尝试,但一定以历史史实为基础,只有将德育教育渗透置于历史史实之上,这种教育才是有说服力的。作为教师要尊重历史事实,将准确的知识和真实的信息传递给学生,使他们形成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客观评价,以切实达到历史教学中德育教育的效果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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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的本质与历史学科的特点密不可分。历史学科具有前瞻性、当代性、人文性、主客观统一性及科学性与文学性相结合的特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历史学科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有效教学是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生命。如何作到有效教学,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试从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精心设计问题,联系现实(实际),使课堂教学生活化几个方面谈谈感受。
关键词:有效教学;创设情境;精心设问;生活化教学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问题日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如何以高质量教学迎接挑战,是每一位教师特别是历史教师面临的共同问题。
什么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呢?余文森教授从专业的角度进行了回答: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课堂教学活动,学生在学业上有收获,有提高,有进步。具体表现在:学生在认知上,从不懂到懂,从少知到多知,从学会到会学;在情感上,从不喜欢到喜欢,从不热爱到热爱,从不感兴趣到感兴趣。那么如何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呢?下面就结合近几年我的教学实践谈谈。
一、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让学生重温历史
我们都明白一个现实:历史是不能重演的,但是我们的历史课堂教学却可以让历史“重演”,那就是创设有效的“历史情境”。创设教学情境的方法很多,著名学者韦志成先生有如下论述:1.扮演角色
体会情境;2.播放音视频渲染情境;3.联系生活展现情境;4.运用实物演示情境;5.借助图画再现情境;6.锤炼语言描绘情境;7.结合实际优化情境等等,我们在教学中不妨加以尝试。
我在讲授“三顾茅庐”时,采用扮演角色体会情境的教学方式。课前找五个同学分别扮演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门童,向五个同学交代演出的内容:刘备如何三次拜访诸葛亮,张飞、关羽如何显得很不耐烦,最后刘备终于请到了诸葛亮并成就了一段佳话等。学生结合平时从广播、电视等平台中获取的相关知识自编台词,我帮助修改,同时进行简单的布景设计,学生边看演出边体会刘备为成就大业而三顾茅庐的辛苦。通过创设教学情境,不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引导了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逐渐改变其学习方式,变被动接受学习为主动探究式学习。
二、精心设计问题,让学生的思维动起来
巴尔扎克说过:“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异议的是问号。”课堂教学中,学生的思维是否动起来,关键取决于问题的设计与生成。问题的设计,首先足以让学生真正开启思维而进行一番苦苦思索的;其次又应当是使学生可以有一定的思维成果,即每一个学生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品尝到问题解决的喜悦。只有这样的“问题”,才能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才能促使他们自觉投入到对有关历史问题的探究中去。这样的问题设计才具有其存在价值,才能作到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在学习“伏尔泰启蒙思想的意义和影响”时,课本中这样描
述:“伏尔泰等人的思想宣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代封建贵族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促进了欧洲的社会进步;许多启蒙思想家的名著被介绍到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思想解放”。此时我就引导学生思考“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代封建贵族提供了有力的支援”“许多启蒙思想家的名著被介绍到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也促进了传播这些思想的国家的思想解放”。有哪些事例可以说明这些?此时课堂气氛达到高潮,学生之间、师生之间都互相探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使学生的思维达到最大的活跃状态。这样既达到教学目的,又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三、联系现实(实际),使课堂教学生活化
美国著名的教育家约翰·杜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扼杀历史的活力的隔离现象,就是把历史与当前社会生活的各种方式和事务分离出来。他特别强调:历史关于过去的知识是了解现在的钥匙。很明显,他强调的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有许多历史事件与现实生活中的热点时事还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将经过筛选过的热点时事运用于历史课堂教学中,可以摆脱教材所限定的时空限制,使学生能穿梭于时空的走廊,古今结合,拓展了历史课堂的教学内容。
课堂教学中联系现实,使学生既能在课堂上学到历史知识,也了解了新闻时事,进而帮助学生了解和关心国家大事,使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进而增强学生的时代感和历史学习的使命感。
总之,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去组织教学,加强学习中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有效合作,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努力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从而切实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必修教材,体例新颖,内容丰富,有鲜明的国情意识和时代特点,体现了跨世 纪人才素质培养的需要。但它是一套无“纲”(教学大纲)之“本”,用之者还在起步阶段。所以,一线教师 深感它的难度太大,很不适应,急待解决的问题不少,其中就有学科能力这一难题。我把这两年教学的感受 “提要”出来,仅供批评研究。
一、熟悉重要史实的能力
这是一项首要的、最基本的历史学科能力。主要有:听、视和观察的能力,阅读能力(小字和好懂的原始资料),记忆能力和区分史实作用的能力等。配置于教材页面上的文字和画图,大都有史实意义,所以要善于 区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教材特点所要求的一项能力。(1)区分主体内容和从属内容;(2)区分必须储存和 “过眼烟云”;
(3)区分基本史实和非基本史实。基本史实(在历史的点、线、面、体中不可或缺)必须熟悉, 扎实准确,“入库”储存,例如大字(主体)的内容、大事年表和历史地图中最重要的地名、空间等;(4)区分基本史实的相对性。即在这一历史体系中是基本史实,而在可以涵盖它的另一再大的体系中,是非基本的史实 了。此点较难,重点较不妨试试。
中华民族拥有的文物、古迹和馆藏极为普遍,图片影视资料极为丰富,可同熟悉重要史实结合起来,并适当发展乡土访古考察的能力。
二、理解历史概念的能力
历史概念是在历史表象的基础上经过思维活动抽象概括而成,以反映历史事物的本质属性。掌握和运用历 史概念是理性认识历史的起点,是历史思维能力的“发祥地”。历史概念在学科能力中举足重轻,是基本能力中的“基本”。
1.单一型历史概念
这类概念就是一个一个的“历史单位”,教材中比比皆是。属于史实性的有“井冈会师”,“《北京条约》”,“台儿庄战役”等。属于论断性的有“民族英雄林则徐 ”,“工农武装割据”,“中外‘和好’局面”,“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爱国统一战线”等。
2.复合型历史概念
它由若干个单一型历史概念组合贯通而成,又称概念系列。“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是三个独立存在的单一概念,但组合贯通之,成了“三大战役”这个复合型概念。“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这一概念复合了时间、“恢复国民经济”、“三大运动”、“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这五个单一概念。参 与“复合”的各个概念之间,是由其内在逻辑联系而成——或递进关系、或因果关系、或包含关系、或并列关 系等。
3.历史概念的特点
(1)各类各个概念都有客观性、独立性;(2)凡概念,都有其特定的、准确的外延(量的属性)和内涵(质 的属性)。这是掌握和运用它的关键所在;(3)历史概念是历史基础知识的一个方面;(4)概念群体之纵横及其 网状化、序列化、具体化,就是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了;(5)对概念失之准确或错乱,必定损害正确的历史思维能 力的发展。
此外有众多的理性化概念,“半殖民地”、“共和政体”、“民主革命”、“改革开放”等等。运用时, 不要抠定义、追外延、究内涵,能恰当地揉合于史便罢。
三、纵横基本线索的能力
历史是线索的交织品。基本线索是跳动在历史有机体中的脉络,是人们认识历史的途径。万千纵横有线索 ,万千变化有线索。会抓、会用历史线索为历史学科独特有之的一项能力。
1.历史线索的两大类
在历史整体中,线索或隐或显地表现为粗细、长短、远近、中外、主从等;有曲线、直线、折线等;有政 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战争的、社会过程的等。但是,按性质和作用分辨,只有基本线索和非基本线索两大 类;按走向分辨,只有纵向、横向两大类。掌握了分类,就懂得了这项学科思维能力的基本思路。
2.基本线索的三重性
客观性,是它的第一性。主观性,为师生对它的认知(即“理线索”)。相对性,指它的起止时空限定和 功效的特定范围。三相结合,才能抓准用好。
3.基本线索的三功能
(1)贯通来龙和去脉,体现内在联系;(2)提挈内容和要点,利用抓纲织网;(3)明确趋势和归宿,揭示变化 规律。纵横这三项功能,可以让学科能力同历史的脉搏一起跳动。
4.基本线索的两误区
教材的“引言”本非基本线索,不可误认。有些教学参考书把基本线索写成了“内容简介”或“内容提示 ”或“内容概要”,都不可取。规范地表达基本线索时,必须精炼概括为一句或几句话说出。被基本线索所纵 横的重点要点,不是基本线索本身。
四、运用基本观点的能力
历史思维能力,其核心和灵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基本概念)。没有正确的观点 ,肯定不会有正确的历史思维能力。
近几年来,各省县市推出的初三结业考试卷,反映了当前大多数学校的实际水平。但课上能力素质的要求 ,完全可以也应当高出它三两个“调头”。必须看到,初中学生没有多少基本观点在备用、待用,需要“实实 在在”地充分利用教材。教材是学生学习、领悟和初步运用基本观点的主渠道。
主渠道——本教材,可供领悟和运用的基本观点有: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主要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原因和结果,共性和个性,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 质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主要有:继承和发展的观点,前进和曲折的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代史上更明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地位和作用,政党及其领袖的地位和作 用等。
2.历史学科基本观点
主要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观点,从基本国情和具体国情出发的观点,政权和政体的观点,反帝反封 建相结合的观点,民主革命坚持三大法宝的观点,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有机组成部分的观点等。
3.摘选引用性的观点
指教材根据需要而摘引他处的观点,但不全是照搬照抄。(1)对纲领、宣言、政策、口号等的引用;(2)对 人物言论的引用;(3)对著作的引用;(4)对定性、结论的引用,例如“林彪集团发动武装政变”、“‘一国两 制’的构想”、会议有关决定等。
4.因史为论性的观点
这类观点(论断、结论)是教材编者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学科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指导下 ,依据必要的史实和特定历史条件,提炼概括而成为教材的“具体观点”。本教材的“具体观点”比现行任何 其它教材(人教版)都突出。表现在:①在引言中;②在论断性性的章、节、目标题中;③在课文之中,例如 ,衙门的建立“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 程度”;④在性质、意义、评价和经验教训中。运用时必须注意:“具体观点”无普遍性,只起特定作用,只 能“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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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悠久历史的深厚积淀,是一个国家灿烂文化的智慧结晶。它既浓缩了过去又影响着未来,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心态史学 年鉴学派 史学特征 史学功能
论文摘要:心态史学既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又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新理论、新方法。自年鉴学派笃力耕耘以来,心态史学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之评述有利于推动这一史学研究新视角的发展。本文拟从心态史学概念的界定、研究特征、史学功能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分析。
一、心态史学概念的界定
“心态”一词出自英语,最早出现在17世纪,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指的是集体心理学,即“人们、一个特定的人们集团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然而,英语中的这个词只是哲学术语,在法语中,该词却很快被广泛运用起来。启蒙运动后,法语"态”一词具有了“心理状态”这一更为宽泛的内涵。本世纪初,由于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心态”一词的含义在法语中就表示“原始后期”人们的心理,它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现象。心态研究被广泛运用到历史领域,是随着年鉴学派的产生发展而萌生、勃兴的。于是年鉴学派的各大史学家们便对心态史学有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由于“心态”这一概念的含义本身太广泛而又太模糊,虽然心态史学在法国已热闹了很多年,至今仍没有人能对此作出明确而又被公认为权威的界定。在我国,关于“心态”一词的解释,主要被收集在一些辞典条目中,如《汉语新词词典》解释为“指心理状态,内心世界活动的状态”。史学界对于心态史的研究对象及其界定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大体上借用年鉴学派的一些看法。可见,由于心态史学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至使对其概念的界定至今飘忽模糊。目前,得到大多数研究者认可的一种概念可总结为:心态史是研究一定时代群体心理表现和大众意识状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史学分支。它注重的是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共有的理念和意识,并着重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下物质生产生活条件与这种观念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二、心态史学研究的特征
心态史的问世是年鉴派新历史观结出的丰硕成果。年鉴派历史观的核心是“总体历史”,这一总体性最初是通过社会史和经济社会史实现的。于是心态史家们一开始便注重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注重一定时代群体心理和大众意识的状态,注重从各种社会因素与社会存在出发研究个人心理成长与发展的历程,注重从历史文献和遗迹而不是任何模式出发去重建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类精神生活,注重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问题等。这种研究的史学特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突出心态在历史运动中的“中介”地位和反作用
社会心态在历史运动中扮演着“中介”角色,这种中介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社会角度讲即:社会环境—人—社会运动;二是从个体角度讲即:社会意识—心态—行为。前者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显示心态受社会环境影响发生变化,其中“社会环境”涉及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认知能力、思维方式。后者反映心态的内在逻辑和外部功能,揭示人在心态影响下的行为如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理想倾向发生的变化。同时,心态对社会历史运动具有反作用。因此源于社会主体的人的心态就是一股实在的社会力量,它不属于社会合力中的主要地位,却是推动社会演化的实在动力之一,与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社会文化等社会因素密切联系,以“中介”形式出现,以人为载体,通过人们的作用对社会历史运动发生影响。
(二)以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马克思指出:“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却不知正在创造它。”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属性。历史研究也应包括有意识的社会生活的表现和无意识的历史现象的考察,心态史学往往都是以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何谓集体无意识?“集体的,是指某个时刻整个社会人人都有的。没有意识,是说有的东西很少或丝毫未曾被当时的人们所意识,因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是自然的永恒内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的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是一些老生常谈,礼仪和道德规范,要遵守的惯例或禁条,公认的必须的或不准使用的情感和幻想的表达方式。”因此,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所指示的“显然是一种群体现象”。心态史开创者之一非利普·阿里埃斯也证实“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一系列隐密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由于这些无意识行为已深深地积淀和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一心理结构之中,成为影响甚至支配个人和集体活动及历史发展的强大的历史惰性力量,因此,心态史学也被标榜为:“深层的历史学”。
(三)借助于表象符号系统破译文化特质
由于研究者缺乏人类认识自我的明确而系统的理论性或意识可资利用,因此只能借助于表象符号去迁回认识。如心态史学家对“节日、时间、税收、书籍内容、魔鬼观念、避孕行为的考察等,它们都反映了这个世界的表象系统,这一系统在深层使上述这些态度行为与法律、宗教概念、哲学或科学思想等精心构建的知识框架都相联系。这些表象也确实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与见证,它们浸透着文化的个性是代表文化内涵的密码,破译了这些密码,无疑就把握和洞悉了文化的特质。如弗朗索瓦·菲索在他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一书中,通过对图书书名、评论、读者、地方学术机构的社会构成和术语要领等的统计分析,勾勒了18世纪法国社会精神状态发展的某些趋势。应该说,这样做比常规历史研究要困难得多,它需要历史学家具备更多的睿智与机敏,往往能从常人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大量日常重复出现的现象中捕捉其隐含的象征意义。因此,对于这些表象符号系统进行去伪存真的考辩,以及研究者退回历史尽可能地逼近心态生成时代和生成者的个性是非常重要的。
(四)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特色
心态史的研究对象比较独特,各种历史要素都可能在此找到汇合点,诚如勒高夫所言:“心态史也是各种对立因素的交切点,各种对立因素系指个人与集体、长时段与当天、无意识与有意识、结构与时局、个别与一般:当代史学研究的能动性使这些对立因素交切到一起。这就使得心态史的研究必须与一些相关学科交叉与渗透,如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另外在史学方法的运用上,由于心态史主要依靠非文字材料去重建逝去的人类生活,因此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大胆创新。勒高夫认为:“心态史的特征表现在方法上,而不是在资料上,所以什么资料都可以使用”。从食物、服饰、习俗、神话、信仰、举止到碑文、建筑、灾害、祈祷词、救免证书以及书籍、画像、雕刻、武器、随葬品等,不一而足。正是这些文物资料,才从“整体上表达了以往社会的精神”。 三、心态史研究的史学功能
心态史学从二三十年代萌生到今夭成为法国史坛的一门显学,其史学功能是有目共睹的。
(一)加强了历史研究的主体效果和整合性
心态史在研究对象上突破局限,从对经济、政治的研究扩展到对历史上的人们,特别是其中的某一群体或集团的心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研究,研究手段也扩充为意识观念、态度和行为三个层次,增强了历史研究的立体效果,使历史研究结论更为充分可靠,提高了历史研究的可信度和现实借鉴意义,从而也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历史是整合的现象。说明整合不局限在一系统之中,由多种系统构成的社会也是整合的。在社会大系统中作为要素的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之间都得保持相互和谐一致。当其中某一子系统因外力压迫发生变化,就会引起连锁反应,破坏社会大系统内“一体化”而导致失衡,社会随之发生动荡和变迁。所以,社会稳定需要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系统的和谐一致来维持社会整合状态。这也告诫人们,在注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协调时,切不能忽略社会心态的状态。
(二)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年鉴派的第一代曾力主研究全面的历史,并在这方面作出了大量的努力,但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个人研究志趣以及学科发展的自身规律等原因,他们的研究重点毕竟偏向社会经济史一端,到第二代尽管也提倡总体史观,但在实践中,显然还是以社会经济史为正宗史学。心态学的出现正好弥补了年鉴学派的第一、第二代的欠缺,使精神活动的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从而大大拓展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这种拓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史学的领域扩展至旧有的界限之外,一切与人类精神形态有关的事物均可作为心态史学的研究对象,而一切资料(包括以前被史学家弃之不用的材料)都可以为心态史所用。二是重新发掘以前被人认出已彻底发掘过的旧有领域。为此,一些史学家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读某些被他们的先辈使用过的文献资料和其他资料,从中发现足以提出新见解的依据。
(三)扩大了史学的社会功能
心态史学的研究为史学的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结合闯出了一条新路,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因为就年鉴学派来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影响不断扩大,到新史学时期,不仅占据了法国史坛的主导地位,而且在国际史学也博得厚誉。然而,这种影响毕竟仍限于史学界。心态史学的出现使这一局面得到了改变。这是因为心态史学较好地适应了当代西方社会怀疑现代文明、怀念过去古朴、自然的生活方式,探寻人们观念的意识的历史与演变的“寻根热”的需要。同时也因为心态史学促成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即从社会经济转向社会文化,而物质生活较为丰富的西方社会中,后者所包含题材更能吸引广大公众的注意。再加上心态史学家非常注意在选材、文辞上下功夫,从而保证了心态史著作能够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一些优秀的心态史著作堪称新史学的典范,新史学在公众中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四、心态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自然,在肯定心态史学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心态史学目前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与误区。
(一)片面强调心态的地位与作用。
心态研究是史学研究的一个视角,但它决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必须与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并在社会的、文化的统一背景下进行,否则其结论就会变得扑朔迷离,不可捉摸。正如勒高夫所言:“对某些人来说,心态已成为全部历史演变的原因。从前有人犯了用经济解释一切的错误,而今有人犯着用心态解释全部历史的错误。必须把心态维持在它所属的范畴之内。一些研究者忽略了这一点,往往把心态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实体,一味夸大其作用,虽然在研究中给人以启发,但其结论不免带有神秘色彩,难以让人信服。
(二)跨学科研究中的生搬硬套
心态史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无论从方法的运用还是理论的规范都应该是相关学科的有机交叉和融合。但一些研究者对心理学等并无深刻把握,经常造成个体、群体、情感、意识、动机等概念的堆砌,亦有些人对诸如语言学、符号学、计量学等知之甚少,生搬硬套,无法做到融会贯通,这也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现象的深层探究。因此熟练掌握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欢迎心理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心态史研究行列,应是真正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有效途径。
(三)“历史碎化”现象的存在
年鉴学派创立心态史学的初始,心态史学家由于在社会史方面训练有素,所以其研究课题大多是整体综合性的。但后来的一些研究者们由于在社会史方面缺乏功底,又一味迎合普通读者的口味,往往津津乐道对服饰、举止、礼貌等太琐碎问题的研究,使“历史碎化”现象日益严重。新史学在解决总体史学与专题研究之间的关系、避免心态史学研究中的愈益分散现象也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间题。
心态史学自80年代落户中国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在这一领域勤奋开拓,卓有成果,也给新时期的史学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上述问题的存在,又妨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如何走出误区,使这一新领域得到更好的开发,仍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与探索。
论文摘要:薛绍徽在《满江红》的序中,记载了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中,当清政府南方的海军全军覆没后,以林狮狮为首。流亡海上与清官兵和外国侵略者对抗的渔民们英勇奋战反击法国入侵者。并击重法海军最高司令官——孤拔的英雄业绩。林狮狮等人也在这次海战壮烈牺牲。这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受尽列强侵略屈辱中很少有的扬眉吐气、振奋人心的一幕。可惜清史以及民国后的史书上对林狮狮等渔民的英雄业绩全无记栽,薛绍徽的《满江红》词序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填补了中法战争的历史空白。
论文关键词:薛绍徽;满江红;词前序;海战;价值
薛绍徽(1866——1911)字秀玉。号男姒,福建侯官人。晚清闽籍杰出的女作家、教育家、翻译家,著有《黛韵楼遗集》。其夫陈寿彭(字绎如),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晚清外交官。戊戌变法期间。薛绍徽与丈夫等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女学会、女学报和区别于西方教会所办的女学堂。且夫妇合译了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成为凡尔纳科幻小说最早的中译者,夫妇又合作翻译了《外国列女传》,最早且最有系统地向我国介绍了西方妇女的著作。
薛绍徽自幼聪慧,学识渊博,一生创作了四百多首诗词,功力深厚,并反映社会现实。她在晚清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涉及社会改革、女学教育等及有治学见解的文章,对当世很有影响。林怡在《在旧道德与新知识之间》、《阑珊春事花谢水流》等文中,介绍了对薛绍徽的研究情况并对她的文学创作给予高度的评价。
“薛绍徽与其夫共习艺文,擅长诗、词、骈文的创作,并善绘画,精音律,文名播于福州、上海、北京等地,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女学士。去世后。家人于1914年出版家刻本《黛韵楼遗集》四册传世,刻本封面题签系近代著名文士姚华。扉页由严复题签。其中一二两册为《黛韵楼诗集》,集名系陈宝琛所题;第三册为《黛韵楼文集》,集名系陈衍所题;第四册为《黛韵楼词集》。集名系林纾所题。足见作为介女流的薛绍徽曾以她非凡的才识为当时名儒硕学所敬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绍徽是冰心、林徽因、庐隐之前在全国最有影响的闽籍女作家、女学者、女艺术家。”
她才华学识并不只是表现在她的翻译文学上,而是表现在她对中国传统诗词文赋的创作上。“作为闽中才女的杰出代表,她的诗文一洗闺秀创作惯有的脂粉铅华,呈现的是基于传统温柔敦厚风格之上的新风貌……”。她的代表作《秦淮赋》全文长1540字,其中赋文1353字,赋前序文187字,全文写得洋洋洒洒既有大气沉郁之势,又有清丽隽永之笔。夹叙夹议,句句用典,可与俞平伯、朱自清二人的《秦淮赋》相媲美,笔者认为“其驾驭锤炼辞藻的空灵才气”甚至略高一筹。
这里只介绍她的一首词《满江红》的序:在此序中记载了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中,当清政府南方的海军全军覆没后,以林狮狮为首。流亡海上与清管兵和外国侵略者对抗的渔民们英勇奋战反击法国入侵者,并击重法海军最高司令官——孤拔的英雄业绩,而林狮狮等人也在这次海战壮烈牺牲。这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受尽列强侵略屈辱中很少有的扬眉吐气、振奋人心的一幕。可惜清史以及民国后的史书上对林狮狮等渔民的英雄业绩全无记载,单凭薛绍徽的这个序就值得中国人民永远感谢和铭记她。
薛绍徽的《满江红》词及词前序
序:中元日,绎如以甲申之役。同学多殁战事,往马江致祭于昭忠祠,招予及伯兄同舟行。航工一老妇言:当战时,适由管头载客上水。风雷中,炮声、雨声交响,避梁厝苇洲中,见敌船怒弹横飞,如火球进出。我船之泊船坞外,若宿鸟待弋,次第沉没。入夜,潮高流急,江上浮尸滚滚。敌船燃电灯如白昼,小舟咸震慑。无敢行。四更,有橹声咿哑至。既近。则一破坏盐船。船有十余人。皆上斡乡远近无赖,为首林狮狮,讯敌船消息,既而驶去,天将明,又闻炮响数声,约有木板纷纷飞去而已,盖狮狮等虽横行无忌,此际忽生忠义心。见盐船巡哨者弃船逃走。既盗其船,用其炮,乘急水横出,将近敌船,望敌将孤拔所坐白堡者,燃炮击船首上舱,舱毁,敌惊返炮。而狮狮等并船成齑粉矣,绎如闻说。骇然曰:“是矣!数年疑案,今始明焉。”余叩其故,则曰:“我在巴黎时。适法人为孤拔竖石像于孤拔街。往观之,遇相识武员某言:曾随孤拔入吾闽。初三日战时,华船仓卒。无有抵御,惟至翌日天将明,似有伏兵来援。炮毁舱。孤拔睡梦中。舱板折,压左臂。伤及膏。还炮则寂然。乃疑港汊芦苇处无不有兵,急乘晓雾拔队出口。又畏长门炮狭路相接,趁大潮绕鸟龙江至白犬。修船治伤,弗愈。又至澎湖,终以伤重而殒。此一说也,我初闻以为妄。意是日之战,吾船既尽歼。督师跣而走。此江上下。实无一兵,安有翌晨突来之炮?不意今日始知有林狮狮诸人者。噫嘻!天下可为盗贼者,亦可为忠义。虽其粉身骈死,能使跋浪长鲸于怒波狂澜中,忽而气沮胆落、垂首帖尾、逃匿以死。其功岂浅鲜哉!惜乡僻。无人为发其事,子盍为我记之?”余曰:“唯”。用吊以词。
词:莽莽江天,忆当日、鳄鱼深入。风雨里、星飞雷吼,鬼神号泣。猿鹤虫沙淘浪去。贩盐屠豕如蚊集。踏夜潮、击楫出中流,思偷袭。咿哑响,烟雾湿。砰訇起。龙蛇蛰。笑天骄种子,仅余呼吸。纵逐波涛流水逝,曾翻霹雳雄师戢。惜沉沦、草泽国殇魂,谁搜辑?
词前序中,薛绍徽对甲申中法海战中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补充:
首先,介绍了《满江红》的写作背景,约1890年农历七月十五。薛绍徽的丈夫陈寿彭(字绎如)去马江(马尾军港)昭忠祠祭奠在中法海战中战死的同学,招呼薛绍徽和伯兄一同前往,他们同船而行。一位摆渡的老妇人向他们讲述了,她亲眼目睹的甲申中法海战中一些鲜为人知细枝末节,但却对研究中法海战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然后,词前序中描写了当时惨烈的战争场面:“风雷中,炮声、雨声交响……”当时,老妇人们避藏在芦苇洲中,只“见敌船怒弹横飞,如火球进出。我船之泊船坞外,若宿鸟待弋,次第沉没。入夜,潮高流急,江上浮尸滚滚,敌船燃电灯如白昼……”,她们的小船上的人都被吓坏了。不敢贸然前行。可以看出敌人有备而来,我军仓促迎战。
其次,词前序中描写了这场海战中。真正的英雄人物林狮狮出场了,薛绍徽先介绍了林狮狮等人的身份,平时他们都是上斡乡受清官方迫害,逃亡海上与清政府对抗的义士,当国难当头,他们怀着侠肝义胆、忠义之心。登上被敌炮击坏的、巡哨者弃船逃走的盐船,乘潮高流急、横空而出,接近敌船,用盐船上的大炮,向敌主将孤拔所在白堡上燃炮袭击,用炮轰击船首上舱,船舱被炮击毁,敌船惊慌返炮回击,林狮狮等义士所在战船被击成齑粉,他们慷慨就义,以身殉国难。他们的英雄壮举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忠义爱国精神,反映了国难当头下层人士自发地对侵略者的英勇反抗。在文章中薛绍徽大胆地歌颂了林狮狮等人的爱国行为,与弃船而逃的“盐船巡哨者”和“跣而走”的清军“督师”等人的行为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而作为具有正义感的普通女性作者能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热情讴歌和无情的抨击,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
再次,词前序中通过绎如(陈寿彭)的“骇然曰”补叙了这场战争的结果:法国侵略军的海军中将孤拔被林狮狮等人用炮击中,不久。孤拔伤重致死与澎湖。法国人为纪念其人,将孤拔的石像高高地竖在巴黎的孤拔街上。
最后,表达了绎如对这件事情的评价、看法,表明了观点,替无人知其事感到可惜,让薛绍徽替他记载下来。薛绍徽不但记载了这件事,还写了一首《满江红》来凭吊。
林狮狮一个无名的小人物,一个平时受清朝官方迫害,逃亡海上与清政府对抗的义士,一个在甲申中法海战中用生命鲜血立下赫赫战功,写下辉煌业绩的民族英雄。但在我查阅的大量的中法战争历史资料中却从未提及此人。
在印鸾章著《清鉴》卷“十三法军寇闽陷马尾”条中记载与薛绍徽的上一篇词前序背景的交代基本相似,“佩伦仓卒遁”与“督师跣而走”所描写的情况是一致的。但很多细节多没有记载。提督孤拔如何被迫率舰队退踞澎湖,为什么不久即死在那里?有些细节没有交代。遇到相识武员某,听了他的话才明白,原来第二天拂晓时,法军以为清军好像有天降神兵来增援,又怀疑港汊芦苇之中,无处不有伏兵。急忙乘拂晓大雾率领舰队仓皇出逃,又害怕与长门炮狭路相接,趁大潮绕鸟龙江到白犬,又至澎湖。其实,哪里还有什么清军。而是林狮狮等义士,当国难当头,怀着侠肝义胆、忠义之心。自发地登上被敌炮击坏的、巡哨者弃船逃走的盐船,向敌舰发起了攻击,击重了法海军最高司令官——孤拔所在的军舰,使孤拔伤重而亡。林狮狮等义士们以身殉国的英雄壮举,撼天地,泣鬼神。
笔者认为薛绍徽的《满江红》词及词前序的叙述是公正的、客观的,这个材料为研究中法海战提供了详实细节资料,这则珍贵的史料应引起史学界的重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将一个真实的、说法一致历史展现给后人。
薛绍徽在《满江红》词前序中,提到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孤拔是法国海军中将,被法国任命为舰队司令。1884年7月15日,他率领一支拥有8艘军舰的舰队驶抵我国闽江口,把战火扩展到福建和台湾的中国领土上。在海峡两岸犯下了滔天罪行。孤拔是侵华的罪魁祸首。在1885年3月甲申海战中,被英雄人物林狮狮等人开炮击重。受重伤,6月结束了他罪恶的短暂一生。死在了澎湖,真是大快人心。可是这场中国人民联合一致反对侵略取得胜利的战争却被清政府妥协投降的《巴黎停战协定》、《中法新约》而葬送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昏庸腐败的清政府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纵有新式枪炮,也难以挽救国家的危亡。更谈不上富民强国”。孤拔是侵略者的头目。是中国人民的罪人,但他却是法国的民族英雄,他的石像高高立在巴黎,让法国人民世代敬仰,而我们中国真正的抗击侵略者的民族英雄却无人知晓。被历史尘封。感谢女作者薛绍徽《满江红》词及词前序。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让我们中国人民也知道我们民族在中法战争中的真正英雄,让我们永远记住林狮狮的名字吧!
孤拔高高立在巴黎的石像在时时向中国人民敲响警钟。希望屈辱挨打、对外软弱妥协的历史将永远成为过去。老教授激动的热泪,才女作家“笑天骄种子,仅余呼吸。纵逐波涛流水逝,曾翻霹雳雄师戢。惜沉沦、草泽国殇魂,谁搜辑?”的慨叹,林狮狮等人以身殉国难的英雄壮举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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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话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学本科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表面上看,中国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历史重负。与前辈们相比,他们既没有经历过肉体饥饿的残酷折磨,也没有直接承受“反右”和““””的精神摧压,只是在童年时代见证了““””的历史劫难。但是,或许正是这种特殊历史境域所构成的“童年阴影”,构成了他们内心深处无法释怀的隐秘情结,以至于多年之后,当他们在虚构的生活里潜心建构自己的审美世界时,仍然对这种纷乱的童年记忆保持着高度的叙事热情。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当然可以找到很多科学上的依据。譬如,有很多心理学家都认为,童年记忆将影响人的一生,尤其是童年的创伤性记忆,甚至会潜在地规约着人们的整个心灵。因为“童年是人一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的知识积累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更因为童年经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中不可逾越的开端,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大量事实表明,一个人的童年经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规定着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宿因,在个体的心路历程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不仅如此,“童年的痛苦体验对作家的影响是深刻的、内在的,它造就了作家的心理结构和意向结构。作家一生的体验都要经过这个结构的过滤和折光,即使不是直接进入写作,也常常会作为一种基调渗透在作品中。”
事实上,很多作家也常常会意识到,童年记忆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盘踞在自己的创作中,甚至构成某种创作的潜在基调。但是,如果细致中国考察当代文学中不同代际的作家们的创作,我们会发现: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或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偶尔也会写一写自己的童年生活或童年记忆,但他们很少对自己的童年记忆一直保持着某种持续的叙事热情。他们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也很少是关于自己童年生活的叙事。
而在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笔下,童年记忆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叙事资源,甚至成为他们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一条重要通道。他们中很多作家的代表性作品,都是以自身的童年记忆作为故事的核心载体来完成的。像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黄昏里的男孩》、《我胆小如鼠》、《兄弟》(上部),苏童的《桑园留念》、《刺青时代》、《伤心的舞蹈》、《城北地带》,格非的《追忆乌攸先生》,艾伟的《越野赛跑》、《乡村电影》、《回故乡之路》、《田园童话》,毕飞宇的《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平原》,东西的《耳光响亮》和《后悔录》,刘庆的《长势喜人》,陈昌平的《国家机密》,林白的《致一九七五》,王彪的《隐秘》、《残红》、《在屋顶飞翔》、《大鲸上岸》、《身体里的声音》……等等,都是如此。
记得汪政曾说:“对于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们尚有一点‘“”’的梦幻般的片断记忆,在童年的回想中,还有动乱的余悸与忧伤,他们的经济生活还有计划经济的强大惯性。虽然他们的文化立场与知识人格已走向多元与开放,但占主导地位的可能还是充满着温情的、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和人道情怀的东西。”虽然汪政并没有明确地道出这一代作家在“群体意识和人道情怀”上作出了哪些承担,但他显然已意识到了这一代人骨子里仍然存在着某种历史反思的强烈意愿。事实上,他们如此津津乐道地书写自己的童年记忆,也正是在于他们试图通过这个人生的特殊端口,在一次次无望而又无助的漫游中,向那些逐渐被人遗忘的历史发出诚挚的邀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童年记忆的叙事中,他们常常会动用一种窥探的叙述方式,借助少年人物的偷窥性视角,不断地深入到许多隐秘的生活内部,以此撕开沉重的历史帷幕。这一独特的叙事策略,既体现了这一代作家“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也折射了他们在规避历史宏大叙事之后的某些独特的审美思考。
2006年7月,余华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兄弟》上部。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沉寂十年之久的余华带着这部作品进入文坛,却立刻引起了大范围的尖锐批评,其中最多的指责就是李光头的“偷窥”情节写得过于粗俗。其实,我以为,这是一种过度依赖现实经验的误读所致。在本质上,《兄弟》是一部高度符号化和隐喻化的小说,仅上部里就有三个非常典型的符号化情节:李光头通过磨擦电线杆来展示性启蒙;李光头通过偷窥美女的屁股获取三鲜面;“红袖章”们喊着口号在刘镇到处耀武扬威。应该说,这些都不是什么奇特的情节,只需从公众经验中就可以轻松获得的常识,但是,它们都直接反映了那个时代从精神到肉体被极度压抑的特殊征象。禁欲,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性扭曲,虽然不及““””对个人命运(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命运的整体性伤害,但是,它对普通百姓的生存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余华自己曾说:“对很多作家都呈现过的这段历史,作家怎么表现、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态度,找到独到的方式,把握时代的脉络,反映这个时代里人的处境和精神状态,这是需要智慧的。”在余华看来,通过禁欲在平民百姓中所造成的伤害来打开这段历史,虽然不乏某些思维上的落套,但仍不失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如果从叙事策略上看,这种以少年“偷窥”的方式进入人性或历史深处的叙事,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叙事手法,而是体现了创作主体对童年记忆的特殊处理。对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来说,童年的成长不仅仅充满了苦涩的诗意,还饱含了无拘无束的放任和自由。在那个人人都处于高度自危的斗争年代,老师和家长们大多无暇管束他们,为此,他们得以自由地穿梭于现实的各个角落,探寻并发现了被现实遮蔽的各种生存景象。在《河边的战争》一文中,艾伟就全面地回忆过这种自由、冒险的生活。多少年之后,这种成长期里漫无目标的游荡,恰恰成为他们窥探历史真相的一个重要视点,并成功地帮助他们进入人性的深处,解开了诸多生命存在的密钥。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有余华、王彪、东西等人。在余华的长篇《在细雨中呼喊》里,作者一开始就将年幼的“我”置入某种恐惧与战栗的内心状态:“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从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接着,一个现在的声音迅速出现:“现在我能够意识到当初自己恐惧的原因,那就是我一直没有听到一个出来回答的声音。再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一种绝望的呼喊声在阒无人寂的黑夜里长啸,却没有任何人间的回应,这种孤独和凄凉的生存境域,恰恰笼罩了“我”的整个成长历程。换句话说,余华从小说的开篇就采用了一种隐喻性的叙事手法,将孙光林推向了恐惧与绝望的深渊。他无力把握,也无法把握,但是又必须把握。他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又无法从亲情和友情中获得保护自我的力量,因此,他只能在一次次的战栗中走向孤独,又在孤独中陷入更深的战栗。
事实也是如此。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孙光林几乎很少感受到童年的温暖和生存的安全。在六岁之前的南门生活中,不只是孙光林,整个孙家的孩子都处在一种惴惴不安的情境之中,父亲孙广才的暴力、恐吓、辱骂是维持这个家庭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精神润滑剂。从六岁开始,孙光林又被送往远离南门的另一个小镇孙荡,给县武装部干部王立强充当养子。当陌生的王立强身着军装来到南门将孙光林领走的时候,他还在一种逃离的冲动中显示出盲目的乐观。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家庭和全新的环境;也没有告诉他,他将如何选择日后的启蒙和成长。他像一个被随意抛弃的幼苗,只能靠自己寻找微弱的水份和养份,孤独而顽强地存活下来。在孙荡的五年时间里,王家的特殊环境虽然没有给他带来童年所必须的自由和欢乐,但是无论是继父王立强还是继母李秀英,都给了他必要的安全感,所以他觉得,“虽然我在他们家中干着沉重的体力活,但他们时常能给予我亲切之感。”而这种亲切感,还同样延伸到他与国庆、刘小青等少年伙伴的友情之中。遗憾的是,随着王立强的自杀和李秀英的出走,孙光林再一次陷入了被抛弃的命运,他甚至连家都没有了。在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之中,十二岁的他,再一次回到了南门。
但是,重新回到南门的孙光林,在经历了一段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生活之后,面对在无赖的道路上已越走越远的父亲孙广才,显得更加孤立无依。“我独自坐在池塘旁,在过去的时间里风尘仆仆。我独自的微笑和眼泪汪汪,使村里人万分惊讶。在他们眼中,我也越来越像一个怪物。以至后来有人和父亲吵架,我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说像我这样的儿子只有坏种才生得出来。”表面看来,孙光林是希望通过这种游离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安全。而当他那小小的心灵在孤独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又反过来加剧了他与现实的隔膜,使自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和窥探者,连自己的兄弟都不愿和他在一起。尤其是经历了自留地风波之后,孙光林陷入了更大的绝望和孤独之中,甚至几乎被排斥在整个家庭之外。这种心灵的伤害所形成的直接结果便是恐惧和战栗的增加,以及性格上的极度敏感和内敛,致使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打探者。因此,无论是他与苏宇、苏杭、郑亮等人在青春期启蒙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焦灼和惶恐,还是他与冯玉青的儿子鲁鲁之间隐秘而又奇特的友情;无论是他对同学曹丽的暗恋与失望,还是在考取大学之后对亲人和朋友的厌倦与冷漠,都表明了他的整个成长记忆中所留下的,除了伤痛还是伤痛,除了无奈还是无奈,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也就是说,他是以受难的方式,既承载了整个乡村社会伦理中最为苦涩的情感基质,又承载了中国社会在特殊历史阶段人性启蒙的苍白和荒凉。
这是一种文明缺失的代价,是物质和道义的双重匮乏所导致的结果。但是,从余华叙述的核心目标来看,对基本人性的漠视、对基本人道的贬抑、对人的基本尊严及其伦理温情的践踏,才是形成孙光林内心苦难的根本缘由。
一
长期以来,茅盾50年代末在《夜读偶记》中对现代派关于“主观唯心主义”,“颓废”“火烧房子里的老鼠”等带有偏见的观点成为现代派在中国受到批判的唯一权威和合理资源。正如洪子诚所说:“茅盾的《夜读偶记》这篇长文,是了解中国左翼文化对西方‘现代派’基本观点和态度的一份重要材料。”(1)茅盾的这一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进一步体现,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有关“朦胧诗”的论争。这一论争引起诗坛一片哗然,有焦虑、担心,更多的是批判。
据徐敬亚回忆,《崛起的诗群》最初在辽宁师范学院学生内部铅印刊物《新叶》第8期上全文发表,“后来,编《新叶》的几位辽师院的同学,如刘兴雨等,都因我的文章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分配到小县城去了。”该文第一次正式发表,是在当时甘肃省文联创办的一个地方性的文艺理论批评的专门刊物《当代文艺思潮》上。“1982年,刚刚创刊的《当代文艺思潮》风头正劲。关于我的《崛起的诗群》的发表与批判过程,相当具有彼时代的典型性,当年的严酷,是今天的青年无法理解的。”基于徐敬亚文章曾经的遭遇,现代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敏感地位,在刊发这篇文章之前,《当代文艺思潮》编辑们是审慎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编辑余斌在“读到这篇文章后,感觉很不一般”。“但他对这篇文章的有些观点又拿不准,觉得照原样发表可能恐怕会引起一些麻烦”。于是,他慎重地写了一个审稿意见,交给主编谢昌余定夺,谢昌余拿到这篇文章后,毫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心态,“我读了徐敬亚的来稿后,完全同意余斌同志的意见,觉得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有见解、有锋芒、有创见的文章,不发表太可惜了。但发表吧,又确实觉得有些观点太偏激,和我们自己原先接受的理论观点很不一致。”因为这样的顾虑,《崛起的诗群》发表之前,牵动了包括甘肃省以及中央领导层的关注,紧张的情势从当时的各种请示、汇报、电话、电报、会议等等中都可以看出。颇值得一提的是两次相关讨论会,即与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和在兰州召开的关于当前文艺思潮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讨论会。在这两次讨论会中,作者徐敬亚是不在场的,徐敬亚的文章被作为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和道路的重大事件。据谢昌余后来回忆:“《崛起的诗群》当年发表时,我是抱着保留态度的,为表示要展开讨论和争鸣才发表的,从思想深处讲,我对它的有些观点是不完全赞同的,因为我当时文艺思想还是比较传统和守旧的,只不过在对待不同意见时,我与传统的做法有些不同。我是真心主张要贯彻双百方针,展开平等的、同志式的讨论。但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导层的一些人,却是想以讨论为名,对不同意见进行压制,多少有点反右时那种‘引蛇出洞’的味道。所以,我今天仍对自己当时那种天真而幼稚的想法感到可笑。”当时的一些人发表徐敬亚的文章,是为了“压制”,“引蛇出洞”,甚至“批判”,这样的操作模式本来就是颇有意味的。
1976年后,中国文学的组织模式自第一次文代会旖旎而来,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文学规范仍然发挥着巨大的操控作用。这决定了1980年代的文学(尤其是1985年以前)一方面只能在规范内运行,一旦越出规范,便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受到规训或追惩,整个文坛呈现为不断的紧张和震荡。另一方面,以往的文学规范和思维方式虽然还发挥着持续的作用,却慢慢走出了毛泽东时代,来到了“后毛泽东时代”(6)。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虽然刚开始树立起来的文学方向还模糊不清,体现出为繁荣文艺而寻找资源的焦灼不安,以及时松时紧的情势反复,然而在这些复杂而含混的文学图景中,却体现出了朝着十七年被压抑思潮的艰难回归,并开始由压抑走向明朗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的紧张和震荡,已不同于““””时期,有着开放和自由表达的可能。毛泽东对待中外遗产“洋为中用”的态度以及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对于文学传统的继承、革新和借鉴问题的明确态度为西方现代派文学进入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了可能。讨论一开始,几乎所有人都力避“”式的简单粗暴,力求把所批评的对象搞清楚,做到与人为善,用正常人的思想方法和态度对待问题。虽然这些想法在当时还有点一厢情愿,但比较以前文学事件的操作模式,已是难能可贵。
《当代文艺思潮》这一期刊上呈现出来的,是对于徐敬亚文章争鸣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在各种批判声中对“双百方针”坚守的信念:第一,有相当的代表性,代表了当前文艺中的现代主义思潮。第二,有一定的尖锐性,触及到了我们是个创作中的某些弊病,触及了是个创作实践和理论中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第三,开展这个讨论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即对我们建设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第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存在,因势利导的原则。“我们感到,围绕徐敬亚文章的讨论,实际上是近几年来关于朦胧诗讨论的继续,也是小说界去年开始的关于现代主义问题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组成部分。通过徐文的讨论,澄清思想,明辨是非,坚持正确原则,批评错误倾向,是符合思想斗争的发展规律的,是符合中央方针政策的。”同时,“由于社会上对文艺讨论比较敏感,并鉴于史上搞文艺批判的某些经验教训,我们感到,如何正确对待作者,引导作者认识自己的缺点、错误和正确对待文艺批评,对搞好这场讨论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该刊从一开始便“与作者保持联系,缓和他思想上不必要的紧张情绪”,座谈会前后,还以打电话的方式及时向他传达会议的精神。徐敬亚曾在电话中说:“你们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我认为你们很负责任,这比较好,在过去不大可能。我表示感谢……”另外,这一期刊还满足作者的合理要求,如给他寄相关资料和准备发表的文章清样等。提醒他注意一些问题,把收到的读者来信及时传达给他。最终,徐敬亚的文章在字数被压缩、尽量保留了全部观点后,被有意放在1983年第一期,学习十二大精神相关文章的后面,发表的同时还专门设置了“当前文艺思潮探讨”栏目,同时发表了《关于非理性心理描写及其深化的文学潮流》、《一只有光明尾巴的现实主义“蝴蝶”》、《马克思的异化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变革》等文章,“还加了一个希望展开讨论的的编者按语”。这样精心地安排,可谓用心良苦。种种复杂姿态和策略,终于使得这一地方性的期刊获得可贵的言说空间,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讨论,《当代文艺思潮》获得了一再涉及现代派及其他西方理论的合法性。
二
著名诗人李老乡曾对《当代文艺思潮》的主编谢昌余说:“现在有两颗大勋章,一颗是你们给甘肃文艺界挂上去的,这就是你们的刊物,一颗是徐敬亚给你们挂上去的,这就是《崛起的诗群》这篇文章。”(10)《崛起的诗群》成为继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之后的第三个“崛起”,这篇文章之后,才有了著名的“三崛起”之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现代派诗潮的宽容和肯定。但在激烈焦灼的20世纪80年代,由于身份地位,思想资源,话语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这三篇文章,以及三位作者,却获得了不同的待遇。
谢冕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开篇就指出:“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1)他认为新诗在“五四”之后,经历了30年代的关于大众化的讨论,40年代关于民族化的讨论,50年代向新民歌学习的讨论,正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以艾青和郭沫若为例,他认为新诗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对于外国诗歌的借鉴。在此前提下,他以五四新诗运动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肯定写着 “古怪”诗歌的朦胧诗人们的革命精神,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主张“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最后以“接受挑战吧,新诗”(12)结束。谢冕站在当时文艺界的角度,指出新诗面临的问题和出路,并以宽容态度居之,整篇文章中规中矩,合情合理。如果说谢冕文章的矛头还不那么明显,针对的是30到50年代的某种文艺思潮,那么孙绍振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显然比谢冕更进了一步。他首先指出,权威和传统的不可侵犯性,是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的障碍。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当时的历史主流,这就意味着,朦胧诗人们是在顺历史潮流而行。孙绍振在谢冕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同时,他从哲学的角度,探讨朦胧诗中人的价值标准问题,并给与肯定。总的来看,谢冕和孙绍振分别以“五四”诗歌运动、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思想资源,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在整个行文过程中,都比较客观,并未涉及具体的艺术细节,而是有所保留和克制。
较之谢冕和孙绍振文章的中规中举、宽容平和,徐敬业更极端激进,涉及了大量的细节问题。彭礼贤在《评1980年代文艺上的现代派问题论争》中指出:谢文几乎无辫子可抓,而孙文和徐文则相对来说被批判得多一点,尤其是徐文。有些话容易引起误解。表面看来,徐文充满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和当时的历史方向是契合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它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篇激情四溢的文章中,究竟充满了哪些不确定和可疑的因素?又有哪些可贵的声音被遮蔽和淹没?
徐文中的疑点和偏颇,涉及的并非可以忽略的小问题,而是当时敏感的大问题,被批判的命运一开始便已注定。首先是传统诗歌资源的问题。徐敬业把新诗潮看作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时期,他认为,过去三十年的诗歌道路没有任何突破和创新,新诗潮开始,诗歌才开始真正地在政治观念上思考之外,开始对诗自身的规律进行认真的回想,他把这股新诗潮作为了诗歌艺术的可贵转机和必由之路。他在新诗潮的诗歌中,看到了对“艺术反映生活”、“理性诗”、“连贯情节”、“顺序时空观”、“单一主题”、“具象艺术”等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和方式的反叛,对传统诗歌“韵律、节奏及标点”的新处理等。言语之间,透露出对既往诗歌历史的间接否定,对“人类的艺术,要不要千秋万代地囿限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中”的一种怀疑。同时,他看到“我国民族几千年道德观念和文学传统对青年们的无形哺育和制约”,最后,徐氏得出结论和对未来诗歌走向的预测:“中国新诗的未来主流,是五四新诗的传统(主要是指40年代以前的)加现代表现手法,并注重与外国现代诗歌的交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的新诗总体结构。”(14)很显然,徐敬亚所要接续的传统,是天安门学生运动,“五四”和30年代等40年代以前的诗歌资源。他所要极力回避的,是40年代以来一直占统治和主流地位的诗歌传统。在这一艺术规范还处于社会的主流和权威地位的语境中,徐敬亚无疑是在冒天下大不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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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也在不断的延伸和拓展,从单纯的保护到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和满足居民生活现代化要求的实践过程。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魏书》创设《序纪》,通过叙述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有利于其从文化上认祖归宗。
《魏书》没有纠缠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否列入正统这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而是转换一个角 度,提出了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的理论。
《魏书》为三国两晋和十六国的历史画出一个历史发展统序,即汉——魏——西晋——北魏,客观上起到了淡化夷夏之防的历史作用,为多民族国家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中国历史发展看,《魏书》不仅是西晋末年以降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记录,也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总结。《魏书》中鲜明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魏书》开篇的《序纪》,是12篇帝纪的引言,也是全书的总纲,作者的匠心和微旨贯彻其间。从历史编撰角度看,史书体例不仅是史书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表述形式问题,也是通过一定的编撰体例,表达史家一定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在华夏正统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鲜卑拓跋氏进入中原并依靠军事征服统一北方,他们既有战胜者的优越感,也有因华夏正统观念影响而形成的夷狄民族的自卑感。如何有效说明像鲜卑拓跋氏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成为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从历史上论证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根同源,同宗共祖,论证汉人与长期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是夷夏关系而是兄弟关系,从血统论上找到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中原地区既合理又合法的历史根据。
《魏书》创设《序纪》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叙述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从文化上认祖归宗,并以此论证北魏政权在中国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正统地位。黄帝被确立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魏书·序纪》开篇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序纪》明确表示鲜卑族祖先是黄帝正妃嫘祖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昌意之子,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与颛顼应该是兄弟。因为昌意封地在北方,封地内有大鲜卑山,所以因之名号为鲜卑。鲜卑与汉人都是黄帝的子孙后代,二者区别仅在于居住地的不同,这就从族源上表明汉族与鲜卑族是同宗共祖的兄弟,都是黄帝的后裔,不存在尊卑、正统与非正统问题,都可以华夏族的身份承继中国历史发展的统序。《序纪》通过叙说拓跋氏是黄帝子孙而实现认祖归宗,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序纪》宣称拓跋氏是以黄帝的德运而得名的,拓跋氏一直秉行黄帝的德运,因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拓跋氏不仅是黄帝的子孙,在文化上并未因长期居住在边陲而割断与中原历史和文化的关联。《序纪》又说:“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意即昌意的后裔始均在尧时为官,并得到舜的赏识,任命为田祖,即管理农业的官员。既然拓跋氏的祖先在尧、舜时期曾入仕为官,这就进一步肯定了拓跋氏一直是华夏族的一部分。虽然拓跋氏后来过着游牧生活,这仅是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所致,并不说明他们与农业文明是对立的,因为拓跋氏的祖先们还任过舜的“田祖”,他们对农业是了解的,甚至是内行的。
《序纪》通过族源考索,认祖归宗,追认黄帝也是鲜卑族的祖先,从而说明汉人与鲜卑人同宗共祖,身上流淌的都是黄帝的血脉,二者是兄弟关系。这样的说法有两种直接效果:一是为鲜卑拓跋氏争得个遥遥华祖,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强有力的思想理论依据,使拓跋氏入主中原名正言顺;二是实现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把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夷狄的鲜卑族融入中华民族,这不仅是民族观念的重要发展,对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魏书》主张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自班固《汉书》宣扬“汉承尧运”以来,正统论成为史学家们聚讼不息的大问题。班固宣扬刘邦为尧之后从而确立东汉的正统地位,形式虽然较为曲折,但这个传统一直受到后世史家的重视。《魏书·序记》通过族源考索,从历史上和血统上论证了北魏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和正统地位,但北魏政权要取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与承认,还需通过为北魏政权“正名”来对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一步论证。《魏书》为北魏政权正名的方式有二:一是在传目设置上设立“僭伪”、“岛夷”传;二是在北魏的国号上做文章。《魏书》设立“僭伪”、“岛夷”等传,指称和记述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称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为“僭”为“伪”,是要说明北魏才是正统所在;称宋、齐、梁为“岛夷”,则是要表明北魏才是中原先进文化的继承者。前者是从政治上着眼,后者是从文化传统上考虑。虽然这些都是政治分裂局面在史学上的反映,但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了北魏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为北魏的政治统治找到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武器。《魏书》还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北魏国号议定的过程。从登国元年(386年)4月至天兴元年(398年)6月,拓跋政权的称号始终悬而未定。天兴元年6月,太祖下诏议定国号。群臣大部分都主张以“代”为号,因为“代”具有封国和地域的双重意义。但是,在东晋皇帝司马德宗遣使来朝时,用什么样的国号来与东晋交往,意义就不同寻常了。拓跋珪舍弃群臣之言,选择汉族士人崔玄伯的意见,决定以魏为国号,以与东晋争正统。国号称“魏”,其意义有二:一是“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表明拓跋氏占有中原,理居“正朔”,使东晋标榜的“正朔”失去依据;二是拓跋珪以魏为国号,报书于东晋,等于宣称北魏政权才是曹魏的合法继承者,而夺取曹魏政权的司马氏建立的晋政权是非法的。以正朔自居,旨在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这不仅迎合了拓跋珪贬抑晋主的需要,也反映了北方汉族士人恢复魏晋典章制度文化传统的愿望。
《魏书》没有纠缠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否列入正统这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而是转换一个角度,提出了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的理论。《魏书》一方面宣扬北魏建立是“应运龙飞”,“受命维新”,这是天命所在,另一方面又强调北魏兴起的原因是“必有积德累功博利”,实际上是在说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从天意到民心,从历史到现实上把北魏政权说得既合理又合法,北魏太祖拓跋珪成为中华共主理所当然。
《魏书》为三国两晋和十六国的历史画出一个历史发展统序,即汉—魏—西晋—北魏的历史序列,并以魏为正,以吴、蜀为“僭”为“伪”。魏为正统的理由是“魏文奄有中原”,吴、蜀为“僭”为“伪”是因为它们偏居一隅。对吴、蜀“论土不出江汉,语地仅接褒斜”,但还要“握皇符,秉帝籍,三公鼎立,比踪王者”,《魏书》表示出了嘲笑和轻蔑。《魏书》的用意是谁据有中原,谁就是中国的合法继承者。值得注意的是,“僭”、“伪”、“岛夷”等传各卷篇末“史臣曰”与《匈奴刘聪等传》序论声气相应,以正统上国的口气对匈奴、东晋等政权加以贬斥,对东晋、南朝诸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地位作了进一步的否定。但《魏书》在编纂体例上为东晋、南朝诸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分别立传,其用意虽在贬斥但并不排除在外,即“今总其僭伪,列于国籍,俾后之好事,知僭盗之终始焉”。客观上,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曾经或正在占据的地域也是“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地域作基础,拓跋氏的“天下”将是不完整的。这样的体例设置,突出表现了《魏书》以拓跋鲜卑为中心的大一统民族观,对大一统思想作了新的阐释,客观上也起到了淡化夷夏之防的历史作用,这无疑为多民族国家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刘笑敢先生先后费了十年时间完成这部《老子古今》,将道家哲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笑敢早年进入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领域,曾受到十分严格的专业培训。在哲学思考之外,他掌握了有关古代文本的一切帮助知识,如训诂、断代、校勘之类;这是清代以来所谓“考证”的传统。他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便充分表现了由“考证”通向“义理”的长处。但是笑敢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专治老庄,并不是仅仅为了还原古代思想家的客观原貌,而是由于深信道家哲学在现代世界仍有重大的指引功能。所以笑敢作为哲学家,在专业研究之外,也同时博通现代哲学思潮。
本书对《老子》八十一章进行了分章研究,每章都分成了“原文对照”、“对勘举要”和“析评引论”三节。“原文对照”罗列了五种不同的古今文本,即郭店竹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傅奕本、河上公本及王弼本。“对勘举要”基本上属于传统校勘学的范围,但往往涉及很重要的文本异同的判断,如第十五章“古之善为士者”与“古之善为道者”之分歧,五种文本恰好分为两个系统。著者根据全章以至《老子》其他相同文句,并结合著作思想属性,作了细致的讨论;虽自有取舍的权衡,但不流于武断,这一态度尤可称赏。
“原文对照”与“对勘举要”两节是紧密相连的,合起来即相当于清代所谓“考证”之学。在分章的校勘、训诂中,我们只能看到关于个别章节字句的论断。但著者对于《老子》文本的考证另有整体而系统的见解,详见“导论——版本歧变与文本趋同”,读者不可放过。“导论”所涉及的版本、文本、语言、思想诸问题颇有与西方现代的“文本考证学”(TextualScholarship)可以互相比较参证的地方。这一套专门之学并非中国传统所独擅。它在西方更为源远流长。至于文本的传衍和研究,如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如希伯来文《圣经》和《新约》等,都有种种不同的版本,西方在校雠、考证各方面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文本处理的技术更是日新月异。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十分热心于中西哲学、文学以至史学的比较,但相形之下,“文本考证学”的中西比较,则少有问津者。事实上,由于研究对象——文本——的客观稳定性与具体性,这一方面的比较似乎更能凸显中西文化主要异同之所在。
本书最有价值,同时也是画龙点睛的部分,自然是每章的“析评引论”。依照中国传统的分类,这是属于“义理”的范畴。著者在解决了《老子》文本的问题之后才进入哲学的领域,表示他仍然尊重清代以来的朴学传统。他告诉我们:“本书的基础任务是不同版本的对勘,但目的是为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提供方便和深入思考的契机。”这是一种现代精神,与清儒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提法大不相同。因为清人的提法似乎默认文本考证即可直接通向“义理”的掌握,中间更无曲折。而本书著者则以前者为后者所提供的是“深入思考的契机”,这是肯定“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自成一独立的专门学科。中国传统中虽然已有相当于哲学史的著作,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之类,但“哲学”和“哲学史”作为一独立学科迟至二十世纪初叶才在中国出现,而且明显地是从日本转手的西方输入品。哲学史研究必须具备哲学的常规素养和技术培训,不是仅靠文本考证便能胜任的。
笑敢的“析评引论”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阔,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但笑敢所论虽繁,却绝无泛滥无归的嫌疑。他的一切论辩都可以系属在“导论二”所揭示的中心宗旨之下,即“回归历史与面对现实”。“回归历史”是哲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以本书的研究范围而言,研究者自然首先必须根据最接近原始状态的《老子》文本,再进一步通过训诂以尽量找出文本中字句的古义,最后才能阐明其中基本概念和思想的本义。
所谓“面对现实”,则是指经典解读与解读者自身的现实感受之间的关系。这种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的经典解读方式,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在本书中也俯拾皆是,如论“民主”(第四十九章)、“科学”(第四十章及第四十七章)、“女性主义”(第六章)以至“改革开放”(第四十二章)等。这是著者以哲学家的身份,运用他在道家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绩,对当前世界表达的深切的关怀。这些现代论旨当然不在《老子》的“本义”之内,但《老子》作为一部经典在这些方面确实都能给我们以新鲜的时代启示。最显著的例子是他所郑重提出的“人文自然”的概念。《老子》之道主要是“人文自然之道”是本书的一大论断;这是从历史与哲学的论证中建构起来的。在“回归历史”以后,著者才“面对现实”,发掘“人文自然的现代意义”,并进一步肯定“自然秩序”为第一策略,与“强制秩序”和“无序的混乱”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笑敢在“导论二”中正式提出经典诠释的两种定向的问题,他说:
一方面立足于历史与文本的解读,力求贴近文本的历史和时代,探求词语和语法所提供的可靠的基本意含(meaning),尽可能避免曲解古典;另一方面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立足于现代社会需要的解读,这样,诠释活动及其结果就必然渗透著诠释者对人类社会现状和对未来的观察和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提出古代经典在现代社会的可能意义(significance)的问题。
这里所谓“意含”与“意义”的分别恰好和我的看法大体相同。我在《〈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一文中指出:
经典之所以历久而弥新正在其对于不同时代的读者,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有不同的启示;但是这并不意味著经典的解释完全没有客观性,可以兴到乱说。“时代经验”所启示的“意义”是指significance,而不是meaning。后者是文献所表达的原意;这是训诂考证的客观对象。即使“诗无达诂”,也不允许“望文生义”。significance则近于中国经学传统中所说的“微言大义”;它涵蕴着文献原意和外在事物的关系。这个“外在事物”可以是一个人、一个时代,也可以是其他作品,总之,它不在文献原意之内。因此,经典文献的meaning“历久不变”,它的significance则“与时俱新”。当然,这两者在经典疏解中常常是分不开的。(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
我自觉这一段话大可为笑敢的议论张目,所以特别引录于此,以供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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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日益提升,计算机应用技术得到的迅猛发展,在各个行业中均已广泛应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计算机教育本科生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作为计算机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是当前计算机教育的有益补充和延伸。本文分析了当前计算机教育中实践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完善计算机教育中实践能力培养的措施,以期为提高计算机教学实践教学实效提供参考。
【关键词】计算机;实践能力;培养;问题;对策
1.当前计算机教育中实践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1.1计算机实践教学方法落后。当前计算机教学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多为:教师进行示范,而后学生进行操作。学生看似己经掌握所学的知识,然而学生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无法获得发散性的学习方法和能力,熟练掌握计算机的操作方式就更是无从谈起[1]。加之仍有一些计算机教师尚未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手段向学生传授实践知识,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互动,没能通过给学生布置实践任务对学生的计算机实践能力进行培养。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提高学生创造性思维,不仅会限制课堂生命力,而且不利于学生探索精神的培养。
1.2计算机实践教学考核不够。部分学校制定的计算机考核标准较低,电脑数量无法满足将学生间隔开来考核的要求,在考核学生计算机实践能力时无法排除作弊行为。还有一些学校为了避免补考的繁杂事务,就大幅降低计算机实践能力考核标准,学生不论能力强弱与否都以及格为标准,大多能顺利通过考试,这就使得学生缺乏学习动力,很难切实提高学生计算机实践能力。
1.3学生计算机实践水平高低不一。学生们所掌握的计算机实践知识程度差距较大,一些学生存在片面注重理论知识而忽视实践操作的现象,学生大多没有意识到计算机技能在其将来工作生活中的重要性,因而认为只需要掌握理论知识用以在计算机考试中获得好成绩即可。许多学生学习计算机实践技能时,缺乏毅力,遇到困难就选择放弃,不仅不具备直面困难解决问题的信心,而且对计算机实践学习产生厌倦,态度十分消极。
1.4计算机实践教学内容滞后。目前许多学校没能充分重视计算机实践教学,大多随意安排计算机教学,采取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不注重对学生计算机方面潜能的开发与培养,缺乏一套完善的计算机实践教学方案,未能妥善合理安排计算机实践教学。
2.完善计算机教育中实践能力培养的措施
2.1精心设计教学内容。计算机任课老师应当以计算机实践应用为中心,并且大量收集与计算机实践相关的计算机知识与信息,指定合理的教学计划,摒弃繁冗且无实际意义的计算机实践内容。处理好计算机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梳理原有计算机实践教学的基础上,形成全新的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要结合计算机教学大纲,对计算机实验课件以及相关的计算机硬件予以妥善安排。当今世界,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计算机操作系统等也是日新月异,教师只有不断更新自身知识内容和计算机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补充一些必要的实践内容,紧密将计算机实践教学与计算机新科技联系起来,才能在计算机教学过程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2.2培养学生计算机实践综合运用能力。进行计算机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在老师的实践操作指导下,自行寻找思考计算机操作方式。倘若遇到问题,应当要求学生借助计算机相关材料,归纳总结相关问题,尝试自行解决,克服所遇到的实践操作问题。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对学生提出此项要求,鼓励学生独立自主思考。倡导解放思想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学会对所学的计算机实践操作技能学以致用。如果遇到无法自行解决的问题,学生可以向老师反映,老师再结合同学们的反馈作归纳性的解说,帮助学生解决相关问题。利用变式引申的训练方式,让学生经过多次实际操作的训练,掌握计算机操作能力,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学习能力。老师应当带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适当给予学生必要的指导,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激发学习兴趣,切实提高学生的计算机实践能力。
2.3充分发挥案例教学的优势。应当在计算机教学伊始进行案例展示,展示过程中需要充分结合教学任务,明确计算机教学的目标。帮助学生充分了解计算机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之间的联系,为以后教学打好基础。在使用案例教学时,应当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发挥主导作用。设计课程时,通过树形结构对计算机的相关内容予以展示,体现各个标题与题干之间的关系,实现各分节之间的有效沟通[2]。此外,可以通过小组学习的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各个组讨论学习,并由教师与学生共同探讨实施步骤。
2.4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生实践成绩考核办法。计算机教学活动中的一大重要环节就是考核评价。计算机实践教学大纲中规定:“重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严谨的科学态度指的是学生对自然、对科学的基本观念,比如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审美观。如果学生的计算机实践操作与理论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教师就应当对学生的操作加以分析,找出错误所在,加以更正。学生要想在计算机实践能力上有所提升离不开教师必要的分析与评价。教师除了应该对学生的计算机实践操作予以客观评价之外,还应该适时鼓励学生,帮助学生梳理操作过程,对有难度的问题,给予学生必要的帮助和指导。帮助学生对计算机的实践操作构建起一个清晰完整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此外,教师还应当留出一部分时间给学生自主思考和解决问题,提高其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在获取操作计算机的能力的同时,获得相应的思想成果,在反思中成长,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更为轻松地处理计算机相关问题。考核学生计算机成绩时,应当调整实践成绩与理论成绩的比重,加大实践成绩的比重。通过多次实践考核,对学生每个单元的学习情况加以考核与评估,考核未通过的应当让其参加补考。对学生进行考核时,应当对学生的计算机实践能力以及师生之间的交流合作予以充分重视。对计算机教学方法进行考核便是旨在对学生和教师在教学与学习过程中所取得的效果加以考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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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目前的大学教育当中,对于自主教育理念的缺乏是重要的教育问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大学计算机的教育当中需要把自主学习理念进行贯彻渗透,注重培养大学生在大学教育阶段出现的各种自主教育需要的理念和技能。本文从大学计算机教育中应该培养的技能触发,探讨计算机教育中如何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理念的重要策略。
【关键词】大学计算机教育;自主学习;自主学习理念;计算机技能
自主学习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具体来讲,它是由学生自己来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从而实现学生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督促,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反馈与调节最终使得学生实现自主的学习良性循环,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对学习结果进行自我检查、评价和及时处理。大学生在大学教育中学会自主学习,将会对自身的发展提供很大帮助,自主学习的能力也应该作为大学生在大学中应该掌握的基本能力之一。
一、在自主教育中培养大学生的基本能力
1、信息阅读和吸收的能力
阅读是至关重要的能力,但是阅读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文字的识别,还在于对信息的及时吸收和处理。对大学生而言,他们所接受到的信息密度跟之前相比不知道密集了多少,所以一个有效地甄别信息是否真实、是否有用、是否需要的方式就成为了大学生急需掌握的技能,中学的教学与管理模式在大学已经不再适用,教师没办法再事无巨细地为学生提供知识点的讲解等服务,所以就需要学生自己对信息进行分析。而信息的分析和处理需要日常不断的积累和学习,所以大学生在记忆力相关的知识方面有着一定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恰恰是大学生对于信息处理没有充分认识的表现。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学习技能,就必须要培养大学生的积累能力,也就是信息阅读和吸收的能力。
2、表达的能力
如何把自身得到的信息充分地表达出来也是一门技能,尤其是对于无法充分表述的知识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大学生无法认知和记忆的某些知识可以通过写的方式表达并总结出来,经验是学习的重要法宝,也是对这些知识进行吸收的重要步骤,所以总结经验还可以让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归纳出新的知识,对以后的学习也有帮助,可以促进学习效率的提升。在大学生计算机教育当中,学习程序教育的时候,推荐学生自己对于基本数据类型进行总结,这样才能让学生更加充分地了解所需要的问题,那么在后面出现复杂数据类型和抽象数据类型的时候,就可以利用学生总结出的相关规律提高自身学习的效率。
3、寻找相关信息的能力
大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无法理解的问题,这时候就需要大学生自主查阅一些信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这种查阅不仅变得更加便捷化,也变得更加专业化,在计算机的教学当中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使用互联网知识进行信息的查询和处理就是目前计算机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互联网搜索引擎是现在大学生最常用的搜索工具,大学生要善于利用这一点,实现自身对信息的基本需求,在计算机教学的时候应该开设相关的课程,引导学生更好地自主查找信息。
4、大学生的实践能力
实践能力使大学生学习能力的最重要执行因素之一,如果没有实践能力,那么一切的能力都得不到体现,任何的学习行为最终指向的目标也是实践,在计算机教育的实际执行过程中,C语言课程看起来较为枯燥,但实际上它是计算机课程进行实践作业的基础,只有学习好这个课程,才能有足够的实践能力,达到教育真正需要的目标。
二、大学计算机教育过程中自主学习理念的培养
在计算机学习过程中,自主学习的理念是在学习知识点的过程中慢慢得到升华的,这种自主学习的理念要在大学生每天的教育过程中逐渐体现出来并为学生所接受,使其变成自身的习惯。
1、培养学生对于计算机学习项目的兴趣
学习的兴趣是促进学习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培养了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那么大学生的自主学习才有可能得到良好的实现,并且能够具有创造性地对当前的问题进行处理,并且在自主学习的时候能够集中精力,以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任何的学习与研究都应该是以兴趣为出发点的,如果没有兴趣也就没有责任心,在自主学习的时候,这样是不可能获得较大的成果的。要培养学生的兴趣,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对一些未知的知识和领域充满好奇,积极地去接触他们,大学生计算教育中一定会有很多平常学生接触不到的知识,要培养这方面的好奇心和兴趣,从而促进学生更好地进行自主学习。
2、善于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在学习过程中要出现相应的问题,才能证明自主学习有了一定的成效,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要有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三段式过程,这样才能把知识点转换为具体的问题,便于学生进行领会和掌握。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以下的理论,只有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方法才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所以要培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主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对知识点进行有效的处理和理解,从而掌握更多的知识。
3、要学会在学习的过程中积极和他人交流
信息只有在交流的过程中才显示出它的意义,信息的交流才能让人们的知识总体有所增长,从而促进整体的社会发展,信息交流并不是机械化的,而是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实现了思维火花的碰撞,获得激励和启迪的效果,这样才是信息交流所能达到的最好效果。计算机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当代的大学生在计算机的自主学习过程中需要积极地进行交流,这样才能开拓视野,实现大学生知识面的进一步增长,在信息的交流中,还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之外的东西,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结语
大学生在计算机的学习中要落实自主学习的理念与技能,大学计算机教育不仅要传授给学生计算机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还要传授给学生在这个信息时代下自主学习的理念和科学素质,这种科学素质是大学生这一生都取之不尽的财富,对于大学生的发展、计算机行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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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切,一方面,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另方面,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决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等教育问题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科学之所以纳入学校课程中,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学生可以有机会了解身体情况和所处生态环境;其次,各阶段的科学都为更复杂的研究奠定基础。通过学习,部分学生会从事科学或科技的研究工作。学生在学科选择方面的明显不平衡,这是一个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改善的问题,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科学教育对学生的高等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性别方面,也有着很长的一段历史。本文通过对社会、政治和智力等因素的分析,对中澳高等教育中科学教育在性别上的不同进行比较。介于比较的重点是性别,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男女同校。
关键词:性别;高等教育;科学教育;社会;政治;智力
一、澳大利亚的科学教育
高等教育在澳大利亚是一个相对新颖的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中等继续教育取代少数人或特定学生群体的经验,成为受教育的标准,1964年马丁报告(MartinReport)之后,高等教育作为扩展教育进行重组。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经历一段充满争议的阶段。这其中,社会和政治因素对教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性别方面。20世纪70年代早期,与男孩相比,大多数的女孩不会完成学业,因此她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学校教育习惯性地忽视女孩,教师很少注意她们,学校也不可能分给她们非学术类的课程。同样,在12年级,与男孩相比,女孩也没有机会学习所有的可以获得升学机会的学科,因为当时的校方认为,为女性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没有必要,声称“女孩并不会从高等教育中受益”。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女孩的学校教育决定她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和身份。因此,关于高等教育中性别平等的政策在1973年出台,联邦学校委员会组建一个临时委员会,以调查学校教育是否影响女性学生的高辍学率。最终,联邦学校委员会在女性学生中间做了一个关于对于学校教育要求的问卷调查,这在澳大利史无前例。这份名为《女孩、学校和社会》(Girls,SchoolsandSociety)的调查报告指出,学校加强了性别模式化教学:采用具有性别歧视的课程材料,不使用可显示出女性重要社会角色的材料,不重视非模式化家庭;低估人际交往能力,不指任女性担任学校校长或加入学校执行委员会。这项政策影响了学校课程的设计和改良。自各种政策施行之后,公众开始广泛关注女性教育,本文称之为“向女性教育的倾斜”。在这种条件下,女孩的学术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当然,她们在接受继续教育和职业选择方面就有了更广泛的选择。种种有利条件吸引女性乐于学习很多科学相关科目。澳大利亚国家数据统计显示,女性开始学习与生物相关的课程,且在全国范围内,女性在各个科目报名学习的比例分别为:科学35%,医药40%,牙科30%,但只有7.5%的女性选择工程类。与此同时,国家天主教会委员会报道,天主教会学校正着力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他们改善女学生在学习科学、技术和体育的设施,以保证资源的平均分配。国家私立学校委员会也分配给女学生更多的教育资源。尽管在当时,女学生逐渐开始进行科学科目学习,但报名上课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是男学生。学习科学的主要群体仍然是男学生。
研究表明,当不同年级的学生被要求画出一位想象中的科学家时,95%的学生画的是男性科学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大多数学生和教师的观念中,科学家通常是男性。事实上,性别在学校中被重新情境化了,“对男女恰当的行为方式的理念转化为了使之接受恰当的学科教育”。一旦一门科目对参加学习的学生有了性别要求,比如男性报名时,男学生就会得到鼓励,而女学生的积极性则会被削弱。反之亦然,一些如语言和打字之类的学科,则会吸引更多的女学生。就读于中学和大学的学生比例己证实未来科学的前景属于男性。在某种程度上,澳大利亚和西方及北美国家所处的情况相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科学教育的“歧视”现象就己被提出。美国国家评估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学及高等科学教育中存在一个主要问题:学生成绩下滑和兴趣丧失,是因为很多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发现,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很难应用于现实生活中。个人来讲,科学课的内容设计己超出实用范围,这导致更少的女学生参与这些科目学习。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学校性别平等政策中对女学生的关注开始向男学生转移。自由国家联盟政府己投入大量资金到教育项目中,例如“男学生的成功”,在当时己不再有针对女学生而采取的投资干预措施。作为澳大利亚政府的门户之一,澳大利亚科学教育部(DEST)网站在2004年11月出现“学校”的图标可供学生进行选择,然而只有“男性教育”却没有相应的“女性教育”,显然说明针对女性的教育己不再得到重视。对政策的接受或妥协,只会让教育各个部门达成一致,但同时“女权保障”办公室(由联邦女性权益办公室资助)对女性教育提出一些建议,如“对女性在校教育的需求”进行评估,这看起来己不再有“性别差异”,特别是评估那些可能没有完成学业,或由于经济等原因无法完成学业的学生对学校教育的需求。纵观公众或政府对性别教育所做出的努力,这是一个曲折且充满未知的过程。在近几十年中,和男性比起来,更多的女性在中学及大学学习科学课程,这一现象被大量报道。但对一些高收入的领域,如物理和化学,女学生并没有很高热情。因此,通过对性别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政策和社会影响可以促进男性教育,而这一结果并不是有意而为之。因为,对女性教育的关注,意味着要指出教育的困难或障碍,如哪里出了错或哪里需要改进,以便向教师提供更好的教材和教学方法,这不可避免地会使男学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例如,教师在课堂上不可以只提问男学生,而是要对不积极的男学生和女学生投入更多的精力。教师也不可以只使用策略提问女学生,而忽视成绩好的男学生,他们同样需要得到教师的注意。所以,实施一种更好的针对女学生的课程,而不使男学生从中受益,是不可能的。除却这些优势,男学生可以意识到他们的女同学在智商、能力和野心方面与他们是相同的。在世界范围内,女性在工作中己经获得很大成就,而且这一趋势会一直持续。因此,更多的女性选择接受大专等高等教育,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过短暂的“向男性教育的倾斜”,但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教育趋势会转向男性?这一项目的成功很可能取决于教师、辅导主任及教育部门的管理人员。
二、中澳科学教育比较
本部分讨论的是中澳中专以上的科学教育在性别差异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两国都经历长时间饱受社会、政治和智商等因素影响的斗争。基于研究结果和笔者的经历,本部分会对中国教育现状做简要描述,同时比较两国的教育特征。首先,与澳大利亚的教育历史类似,早年中国无论是小学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存在性别歧视。当中国刚开始施行教育之初,大多数人就坚称只有男孩可以接受学校教育,女孩应该在家里照顾家人。学校的创立始于吴怀旧(音),他支持女性参与公共教育以强国,介于当时为外国势力所利用,及清朝日渐衰落的政治和经济,所以教育的目的是“拯救并复兴中国”,显然这是强调个人对国家的贡献,而澳大利亚课程的设立是以个人发展为目的。其次,两国课程设计覆盖范围很广。尽管中国教育包含道德、中文、外语、算术、历史、地理、绘画和体育,但是学校对“家庭和体育教育”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此不同的是,澳大利亚更多地注重自然科学教育。因此,中国教育的中心是提高个人体能,而澳大利亚投入更多精力的是在扩展和加深学生常识和基本知识方面。再次,政治因素在性别教育的发展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澳大利亚的科学教育广受无处不在的报道和大事件的影响,而非出于个人想要受教育的愿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呼吁成员国成立工作小组,作为学校课程设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享各自在科学、科技和数学课程教育方面的经验。中国科学教育同样受到西方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在中国,甚至一些由西方传教士所经营的高等教育机构,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针对中学及高等教育有远见且有实践意义的想法和理念。1919年,国家教育联合会第五次会议在山西太原召开,会上代表坚持男女学生在教育方面不应存在理论上或实质的差别。然而,由于研究证明,男女的大脑构造不同,知识界对此进行热烈的讨论。一篇发表于当时最前沿的激进期刊《新青年》题为《女性问题》的文章指出,平等教育,并不意味着女孩和男孩学习相同的科目,由于“生理结构区别”,女学生应该学习人文科目,而男学生应该学习科学。
当时社会提供给女性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不多。澳大利亚的一些专家也持有类似观点:“女孩并不会受益于这种类型的教育”,本文前半部分对此有所提及。由于对女性教育的歧视,整体教育趋势是更多的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时选择艺术而非科学,这导致科学教育性别不平衡的现象更为严重。10年前至今,中国教育的领先观念之一己转向女性教育,特别是那些只有极少数女性学习的科目。中国政府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女性现状》的报道,体现对女性高等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这包含大量培养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并鼓励女性参与其中的意思。这篇报道的目的是提高女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吸引其从事科学方面的研究。结果是很多女性从大学或职业学校毕业后,在各个领域,如物理、基因工程、微电子和宇宙研究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功。不到10年的时间,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增加3倍,从27000增加到183000人。由此看来,中国“向女性教育的倾斜”经历一段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期,且女性吸引来自社会、政治和知识团体的注意力,她们致力于实施各种方法,以改变女性在高等教育中所处的劣势。这些方法进展顺利,比如调整科学课程设置、教师对男女学生的态度以及用以吸引学生对科学课兴趣的方法等。在这方面,澳大利亚与中国相近。唯一的显著区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自由国家联盟向男性教育提供大额资金支持,而当时中国教育部仍着力提高女学生在科学学科的成绩。最近,两国教育部发布一些针对高等科学教育中性别平衡的政策。但既然一些“生理原因”导致男性在某些领域占有优势,那么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是否会再次倾向男性,还是不同性别在科学学习方面终会平衡?
三、总结
现今社会,社会大众看重基本科学知识,并把它作为从事高科技领域的有效手段。没有性别差异而广泛接受的科学教育,是众望所归,用Cohen的话说:“我们并不清楚未来将会带来什么,但是我们期待会有一个不断丰富的、全球共享的资源和模式以改善科学教育,这种教育易于理解接受且适用于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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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在校大学生有2468.1万人。普通本专科招生699.8万人,毕业生638.7万人,全年研究生招生61.1万人,在学研究生179.4万人,毕业生51.4万人。毫无疑问,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教育大国,但是教育大国与教育强国之间却不能划上等号。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中仍然存在着较多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的高等学校尚未形成完善的教学、科研、管理制度。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应当借助契机,不断更新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观念,促进高等教育教学改变的健康发展。
一、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发展现状
高等教育教学管理,是在高等教育环境中,管理者通过制定相关制度和其它管理办法,以完成高等学校培训人才目标的过程。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核心要素就是教学管理,其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高校的整体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品质,同时也影响学校的整体建设。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培养人才,提升学校的品牌形象,打造学校的综合竞争力,必须正视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的现状,明确存在的问题,在事实的基础上明确目标,制定计划,科学合理地优化教育教学管理模式。总体来说,我国目前高等教育教学的管理机制相对新时期的发展情况,是比较落后的。主要表现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管理机制和培养模式四个方面。在专业设置方面,屡屡出现教育部公布的“红牌专业”,师资和硬件模式与专业设置完全不匹配,计划经济色彩浓厚。课程体系方面仍然是填鸭式教学,忽视了学生的兴趣和创新思维,教学内容陈旧,甚至远落后于时代发展。体系中的实操部分太少,学生缺少实践的机会。在管理机制方面是比较机械的,学生的自主性受到抑制,缺少人性化的管理。在培养模式方面与市场脱节,很多的学生无法就业,或者所学专业与市场无法对口,缺乏市场导向,高校学生的就业率压力逐渐增大。
二、新媒体对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启示——“以人为本”
21世纪是媒体飞速发展的时代,特别是随着电视的空前普及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类文化的表达方式正在悄然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视听文化在教育事业上的应用,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教育教学方式、信息接受方式和思维方式。英美等发达国家实行数字教材、电子书包与数字课堂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具有战略性的借鉴意义。我国也应像英国、德国那样重视对新媒体的教育,从学生开始,逐步培育公民的新媒体素养。重视教育对象,做到以人为本,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改革教学管理模式。善用新媒体,进行观念创新改革的根本是观念的创新,创新是一切改革的强大动力。从当前情况来看,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其新媒体使用频率都非常高,而管理者也必须要转变思维模式,培养创新理念,注重高校的教学管理工作,注重高校的教学质量,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相关特点,集思广益,创新观念。构建开放、公平、透明的新媒体平台,实现以人为本,体现人性、尊重人权,深刻理解和重视人的需要。充分激励广大师生,使教学管理过程和谐而有效。同时,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吸纳新媒体的优势元素,注重学生的媒介素养。“微时代”的高校教学管理建设2012年时,新浪微博作为新媒体的代表走进全国高校,启动了校园微博大全评选活动,并推动各高校建立微博协会,加强校园微博建设。由此可见,高校教学教育管投影、音响等设备,打造真正的互联网时代课堂教学氛围。配备电子书包、电子教材,充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利用新媒体所提供的强大技术支撑,开展高等教育的相关工作。第三,学校网站和BBS论坛建设。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校园网络建设已逐步成为学校的基础建设项目,更成为衡量一个学校教育信息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校园网的基础上,建立移动图书馆、网络课程、信息公共平台等,对内我们传递信息,互通有无,对外校园网则是一个学校的窗口。对外界尤其是将要报考的学子来讲,官网是他们接触的第一印象。校园网应当具备先进性、实用性、灵活性、开放性、安全性等特征。为在校学生和教师提供服务,对外塑造学校的形象品牌,展示校园风采。以人为本,做好新媒体与面授的两个课堂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核心要素是“教学”,多媒体技术给高校教学带来了电教化手段,而如今新媒体却带来了更新的思路,即建立课上课下两个课堂,除了面授以外,还可以以人为本,建立新媒体课堂,以助于更好地进行教学活动。以MOOC为例,著名大学的教授,将精品课程置于网络之中完成资源共享,不论是哪个地方哪个学校的学生,只要登陆MOOC网站,就能随时观看教授们主讲的课程。我国高等学校也需要将新媒体技术引入到我们的实际教学过程之中,挖掘和开发新媒体课堂,可以通过编制微课程、微视频、手机MOOC视频等,整合知识点,配合官微等公共平台,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在新形势之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教学管理需要创新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效率。新媒体的高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有机会去了解别的高校,甚至国外其它高校的先进教学管理模式。因此,我国高校应当借鉴,合理运用,结合新媒体的特点,抓住新媒体与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切合点,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打造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教育教学管理新模式,促进高等教育的全面和谐发展。
三、新媒体视域下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具体策略
建立高校官方微博、微信、公共平台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是时下发展最快的新媒体形式。它以无可替代的便捷性与及时性,远胜于线下活动。同时,微博微信以图文并茂,甚至带有音频和视频的方式,使得传播效果更加丰富和生动。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新媒体,为各高校建立官方传播渠道,定期发布相关教学管理信息和公众活动信息,甚至可以实现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都已经完成了官微、官博的建设工作。通过微博微信,制定明确的教学管理制度,并实时发布,随时监督,实现全面覆盖,信息畅通。同时,高校还应打造微信公共平台,因为它更加简约、直接,能够精准地推送信息,达到较强的传播效果。高校可以充分利用学生团队,让他们管理微博的原创部分,并做好信息过滤和舆论引导工作,这样官微和官博又呈现出一种青春活泼的语言风格,更加贴近学生,更有利于开展教学管理工作。通过新媒体,实现与教师、学生的日常互动目前很多的学生和教师也多习惯于使用多媒体平台来获取信息,管理者通过现代媒体平台,可以保持与教师、学生的无缝连接,传递信息和实现信息的反馈机制也更加容易。管理者可以第一时间获取一线信息,了解学生和教师的需求,拉近与师生间的距离。而对于老师之间来说,他们可以通过平台开展交流,共享资源,共同提高。实施教学管理的信息化教学管理的信息化,主要是运用多媒体和互联网的数据储存、查询、信息处理等功能,以更好地帮助教师开展教学管理工作,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率。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做:
第一,建立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系统。无论是教务系统还是教师OA等,高等学校需要和企业一样,建立一个便于内部人员交流和沟通,便于管理者、教师和学生查询和进行信息反馈的网络平台。在这个系统内,管理人员可以发布相关信息、公告,各部门列出各自的事务安排,对各班级、系、院的学生进行教学质量监控,而教师利用这个平台可以管课、备课、提交教案、发布作业、答疑解惑、查询课表。学生登陆这个平台可以随时查询课表,提交作业,发表留言等。
第二,要想提升教学效果,必要的硬件设施投放也非常重要。学校应建立多媒体教室,配备计算机、电视、投影、音响等设备,打造真正的互联网时代课堂教学氛围。配备电子书包、电子教材,充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利用新媒体所提供的强大技术支撑,开展高等教育的相关工作。
第三,学校网站和BBS论坛建设。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校园网络建设已逐步成为学校的基础建设项目,更成为衡量一个学校教育信息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校园网的基础上,建立移动图书馆、网络课程、信息公共平台等,对内我们传递信息,互通有无,对外校园网则是一个学校的窗口。对外界尤其是将要报考的学子来讲,官网是他们接触的第一印象。校园网应当具备先进性、实用性、灵活性、开放性、安全性等特征。为在校学生和教师提供服务,对外塑造学校的形象品牌,展示校园风采。以人为本,做好新媒体与面授的两个课堂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核心要素是“教学”,多媒体技术给高校教学带来了电教化手段,而如今新媒体却带来了更新的思路,即建立课上课下两个课堂,除了面授以外,还可以以人为本,建立新媒体课堂,以助于更好地进行教学活动。以MOOC为例,著名大学的教授,将精品课程置于网络之中完成资源共享,不论是哪个地方哪个学校的学生,只要登陆MOOC网站,就能随时观看教授们主讲的课程。我国高等学校也需要将新媒体技术引入到我们的实际教学过程之中,挖掘和开发新媒体课堂,可以通过编制微课程、微视频、手机MOOC视频等,整合知识点,配合官微等公共平台,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在新形势之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教学管理需要创新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效率。新媒体的高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有机会去了解别的高校,甚至国外其它高校的先进教学管理模式。因此,我国高校应当借鉴,合理运用,结合新媒体的特点,抓住新媒体与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切合点,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打造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教育教学管理新模式,促进高等教育的全面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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