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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圣经义,从各个方面都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社会的各方面,都包含《圣经》的影子。本文旨在从亚当这一人物形象对美国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方面,来论述圣经对西方文学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圣经的经典人物场景、亚当在文学作品中的印记、为什么作家热衷于圣经中的人物形象。
论文关键词:圣经亚当新亚当
圣经是西方文化的精神代表,对西方的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了解圣经,认识圣经,从整体上把握圣经的脉络,这对我们认识西方文学有着重大的作用。
西方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的整体价值观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从整体上看,其文化核心与信仰根本还是圣经。在西方,各种文学创作都与圣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由于读者不了解圣经的故事,体会不到作家在作品当中的良苦用心,造成文化隔膜。
1《圣经》中的伊甸园,亚当和夏娃
《旧约·创世纪》中记载了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按《圣经》的说法,人类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和支配者。亚当的含义是“人”,夏娃的含义是“生命之母”。上帝在东方的伊甸,为亚当和夏娃造了一个乐园。后来,撒旦引诱他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实,上帝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
而被文学家所青睐的正是这些意蕴深远的人物。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亚当、夏娃、耶稣、撒旦、亚伯拉罕等人。他们的故事往往能激发作家的丰富想象力,从而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独特而新颖的主人公形象。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作品中所创造的“新亚当”形象。
2亚当在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印记
在美利坚民族形成和美国建国的过程中,圣经深刻影响了来自英国的清教徒对美洲大陆的设想和规划。他们用圣经中的词语,把海外移民的行为神圣化。十九世纪美国的飞速发展,激起了人们建立伊甸园的构想,于是,这给美国文学引入了~个全新形象——新亚当。
2.1开创亚当形象先河的库柏
库柏创作了著名的“皮袜子五部曲”,主要描写了森林中的猎手“皮袜子”——纳蒂·班波的一生。在《圣经》当中,上帝命亚当守护伊甸园。而“皮袜子”俨然是一个守护伊甸园的亚当。库柏曾说“皮袜子”是“具有两种生活条件的最好品质而又不走极端”。就是说,它除了具有淳朴的品质以外,还具有__文明的特征。库柏的“新亚当”虽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可以说他是库柏自己心目中美国人的形象。
2.2瓦尔登湖上的亚当
梭罗是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重要领袖。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认为人要回到大自然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他在散文《瓦尔登湖》中将自己描写成生活在伊甸园中的亚当。他号召人们要像圣经中的亚当那样,成为“大自然的一员”。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大自然完美融合的新亚当形象。
2.3作为亚当的女性——海丝特
对于《红字》与圣经关系的论述有很多,其中不乏专门论述的专著。在这里,我谨把《红字》中的主人公海丝特·白兰作为众多“亚当”形象中的一个来简要加以说明。
霍桑在对人物进行塑造方面,受《圣经》的影响极为深刻。他用隐晦曲折的手法向大家展示出一个诚实、善良的“新亚当”形象。海丝特和牧师犯了通奸罪,海丝特鼓励牧师逃走,她说:“你还可以得到幸福。”这暗示着人类虽然因为犯罪而失去了伊甸园,但是只要勇于赎罪,就能有光明的前途,重新找到失去的乐园。
《红字》这部书提出了作者所处时代的问题。而海丝特这一形象成功表现了要勇于开创新生活的意识。另外,《红字》中“A” 的记号也取材于《圣经》。《创世纪》记载,该隐杀掉兄弟亚伯,遭到流放。但是上帝在他额头上做了记号,使他免受杀害。这个记号表示此人既是罪人,又是圣人。海丝特最后变成了“能力”、“天使”的象征。海丝特是一个敢于冒犯社会道德冲破习俗的英雄,她作为“新亚当”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2.4美国新形象
诗人惠特曼用诗歌呼唤着富有进取心、积极向上的亚当。读完惠特曼的诗歌,会让人有一种精神振奋的感觉,总是想着要迫不及待的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可能这就是惠特曼所要到达的目的,让每个人都有激情,充满对新事物的憧憬和渴望,去开创一个新天地。
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惠特曼所呼唤的“亚当”,就是一个逐渐成长起来的美国民族的形象,是对自我的积极肯定。他的“新亚当”形象比其他作品中的“亚当”更加鲜明、富有特点。
3作家为什么热衷于使用《圣经》中的人物形象
《圣经》中的人物形象,越来越多的被推陈出新。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圣经》经久不衰,并根深蒂固的影响着美国的文学创作呢?
首先,从《圣经》的地位来看,它是__的经典教义,而美国又是一个信奉上帝的国家,几乎每个人都熟知圣经的故事。所以,对经典教义的引用,第一,可以增加文学作品的亲和性,第二,更有说服性,使大众广为接受。
其次,美国的作品中,有一些是对《圣经》中人物形象的颠覆。如马克吐温的《亚当日记》与《伊甸园的一天》等作品。这些带有一定讽刺与幽默效果的对传统的颠覆,使文学作品很有震撼力。
第三,__在美国传播广泛,其思想深入人心。十九世纪的美国作家基本上都是从小受到《圣经》文化的熏陶,这个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后来的文学创作。由于根深蒂固的__思想,使得作家的创作中总能体现出《圣经》的方方面面。
最后,从社会历史条件来看。十九世纪的美国正值发展时期。民族文学经历了长时期的酝酿,终于在十九世纪繁荣起来。
文学创作上,反映独立战争、谋求发展的题材增多。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圣经》中的经典,其中的人物形象也就这样登上了十九世纪美国文学创作的舞台。正是由于上述四个原因,让十九世纪的美国文学中大量涌现了“新亚当”的形象。我们也由这些人物中,汲取了积极健康的品质,看到了自身光明的未来。
总之,《圣经》与文学的关系可以说是贯穿在西方文学史的整个过程当中。《圣经》为西方作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和艺术技巧。《圣经》塑造了西方文学家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内涵,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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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早期的中国在英国人眼中是一块令人神往的人间乐土。在14世纪的英国散文家曼德维尔笔下,中国是一个世间珍宝无奇不有的蛮子国,那里有世上最强大的大汗君王,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满四溢的雄伟宫殿。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更是进入了“中国热”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几乎成了英国人眼中的典范,中国的理性主义,王道思想以及科举制度受到了众多英国文人的赞赏和追捧,大部分英国人把中国视作一个和平繁荣文明的乌托邦国度。虽然这期间也有少数作家对中国持否定态度,如十八世纪初的著名小说家笛福,曾在其《鲁滨逊漂流记续编》及第三编《感想录》中肆无忌惮的攻击中国文化,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正面的。
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英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开始日益尖锐。1793年,英国派马噶尔尼出使中国,试图打开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但因为清政府的封闭无功而返。马噶尔尼使团回国后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和书籍,撕碎了中国理想国的面纱,西方人似乎恍然大悟,原来那个被他们所崇拜仰慕的理想国竟是如此封闭落后,停滞不前。中国形象开始一落千丈。
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热”现象已经彻底结束,欧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摒弃期。这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落后愚昧,停滞不前,野蛮的国度。中国人逐渐被视为劣等民族,成为被蔑视的对象,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会融入英国作家的创作之中,并直接影响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将中国人视作与印第安人,摩尔人,马来人,东印度人一样的低等民族。华兹华斯没有到过中国,他对于中国的印象来自巴罗所写的《中国见闻》,巴罗是马噶尔尼使团的成员之一。这本书对于中国的评价非常低,书中写道:“这个民族总的特征是傲慢和自私,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礼仪和粗俗言行的牢固结合。表面上他们在谈话中及其简单和直率,其实他们是在实践着一种狡诈的艺术,对此欧洲人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去应付”巴罗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很多英国文人对于中国的看法。
而在散文家德•昆西笔下,东方中国是一场恐怖的噩梦,是个停滞腐朽的国家,中国人低能又野蛮无知。他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 ,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所以他不仅赞成向中国贩卖鸦片,还主张用武力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
在拜伦眼中中国人也是受到嘲笑蔑视的对象。他在《唐璜》第13章第34小节中写到 “一个满清的官吏从来不夸什么好∕至少他的神态不会向人表示∕他所见的事物使他兴高采烈”。在这里表现了中国人的虚伪、冷漠、和对内心真实情感和自我的压抑,而这些都被是注重表现人内心真实情感的浪漫主义者所鄙视和嘲笑的。
诗人雪莱也把中国人当作“未驯服”的野蛮人,他在其抒情诗剧《希腊》中写道:“如果没有希腊文明,西方人也许至今仍是野蛮人,或许更坏,社会会弄到那种停滞而悲惨的境地,像日本和中国那样”
达凯莱在其叙事诗《一个悲惨的故事》中也写到了一个中国人,他唯一操心的就是一条神秘的 “英俊的猪尾巴”“他费劲儿的想把它拿到前面来,他却总是垂在屁股后面,他对此束手无策”这条猪尾巴,暗示了中国人的落后停滞与保持原状。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慢慢走上了霸道之途,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和傲慢感也愈演愈烈。对中国人的蔑视也是与日俱增。狄更斯笔下人物曾说过:“中国怎么可能有哲学呢?”丁尼生也说:“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
1858年4月10日,英国的《笨拙》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的诗歌,诗中写道:“约翰•查纳曼简直是混蛋,他要把全世界来拖累,这些顽固残酷的中国佬长着小猪眼,拖着大猪尾。一日三餐吃的是令人作呕的老鼠,猫狗,蜗牛与蛆蜒。他们是撒谎者、狡猾者、胆小鬼。约翰牛来了机会就给约翰•查纳曼开开眼。”这份杂志在英国家喻户晓,影响力很大。短短半个世纪,中国已经从欧洲人眼中的理想国沦为被侮辱和耻笑的对象。
到了十九世纪最后一二十年,英国进入一种文化自我怀疑时期,面对逐渐崛起的东方国家如日本和中国,西方人的态度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西方人一如既往的贬低中国人,认为黄色人种是低劣的人种,只有白人具有高贵血统。另一方面,中国义和团在抵抗外敌入侵时表现出的英勇气概给了欧洲人强烈的震撼,很多欧洲人开始对中国人感到忧心和恐慌。一种被称为“黄祸论”的论调席卷西方世界。
皮尔逊是“黄祸论”的第一个阐释者,他在其《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中论述了中国人的可怕,认为“如果中国有一个足够出色的君主,再学习到西方先进的科技,就会成为一个任何西方国家都不敢轻视可怕的国家,他们早晚会溢出自己的边界,扩张到新的领土,并且把较小的种族淹没掉。对欧洲国家造成军事、道德、经济上的威胁。”1900年,有关义和团的传闻给西方带来了了普遍的恐慌,在他们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黄种人在亚洲广阔的天幕下,排山倒海的扑向西方人孤岛式的据点,哪里的文明之光将被这野蛮残暴的黄色浪潮吞噬。”
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当时在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入侵的小说,这些小说表现出强烈的种族歧视态度。到20世纪初,甚至演变成了一种妖魔化中国的风气,最突出表现在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塑造的一个阴险邪恶的中国人物形象身上,他就是傅满楚。这个人物集整个东方民族的狡诈残忍于一身,暴露了西方人恶意丑化和妖魔化中国人的阴暗心理。
总的来说在摒弃中国文化的十九世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中华民族被视为野蛮愚昧的民族。但是主流之中也有例外,比如:英国作家兰陀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邦,在其《想象的对话》中有一篇题为《中国皇帝与清蒂之间想象的对话》的文章,文中他以理想的中国与英国相对照,指出中国是一个和平、公正、民主的国家。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也很向往东方艺术,对《老庄》哲学颇有共鸣。然而这种艺术理想,在欧洲19世纪的中国文化摒弃大潮中显得非常脆弱。
总之,从18世纪末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就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世纪,中国已经从文明古国彻底沦为野蛮落后毫无生命力的国度。这个变化绝不是偶然的,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晚清政府的封闭落后,腐败无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原因。
从18世纪后期开始这个自诩为世界中心的大清国就开始走下坡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无能表现令中国人民饱受屈辱,清政府的专制、黑暗可见一斑。于是当时的西方人习惯性的将中国描绘为一个贫穷落后,腐败成风,没有民主人权的国家,虽然其间不免有夸大之词,但与当时中国的状况也绝非没有吻合之处。即使按照我们所学过的教科书的观点,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政权腐败,民不聊生,而这也正是我们要推翻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的原因,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的斥责西方对我们的歪曲和丑化,而是必须首先审视自身,正确的认识自己,这是我们能够不断进步的先决条件。
同一时期的英国国力却已很强大,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进步,交通也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中国,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日益增多。这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不再是来自传教士带有美化的宣传,而是褪去了理想色彩,更加接近真实的中国。随着自身国力的日益强大,优势日彰,英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前所未有的高涨起来,面对在许多方面比自己落后的东方文化,一种鄙夷之情就油然而生。“社会基础即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及文化实力在异国形象的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时强大的英国面对日渐贫弱、没有进步、闭关落后的中国自然的就会采用俯视的视角和轻视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也是这个时期中国负面形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在异质文化接受交流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往往被另一国家视为“异已”的他者而存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是这样,在英国作家眼中,中国是一个和他们自身不同的“他者”,是一个文化利用的对象。早期的英国对中国了解有限,很多思想家和文学家感到了他们自身文化中的缺憾,就把自己的文化梦想投射到与他们自身完全不同的东方文化中,希望从中国形象中找到一种可以改变现状的力量,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英国人内心的渴望,所以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往往是理想化的。
到了19世纪,英国的国力逐渐强盛,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优越感也与日俱增,这样的英国需要一个“他者”作为对比来肯定自身的优势。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否定的他者,他们试图从中国的落后,愚昧贫穷中来印证他们自身的强大,先进和优越,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形象就被夸大的负面化。虽然这里面并非没有真实的成分,但很多都被恣意的夸大了,甚至还有很多刻意的谩骂和侮辱。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和种族歧视基础上的黄祸论不仅反应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仇视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们自身的一种文化恐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民族的逐渐崛起。
至于19世纪的少数作家对中国文化深表赞同,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利用的现象。西方人向来很有自省意识,他们对照自身文化的不足之处,渴望从异质文化中寻找一些可以改善自身的东西。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文化就真的融入了英国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归根到底,他们只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异己的“他者”,一个文化利用的对象。所以其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并非真实的中国,而是建立在他们自身需要基础之上的想象物,是其自身欲望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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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十年,在经历野蛮生长、清理整顿和规范发展三个阶段后,期货业正迈入创新发展的新阶段。2014年5月9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国九条”),对未来5-10年期货市场改革发展做了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体现了政府对期货业和期货市场改革的重视,为期货经营机构的转型、创新和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而2014年9月16日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意见》(简称“创新意见”)更是给期货公司的未来规划指明了方向。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金融改革的深入,期货公司已经具备了转型的基础。
期货公司所面对的是无限广阔的市场。举例来说,其最核心的风险管理业务所带动的即是一个很大的产业。无论在商品市场还是金融市场,风险管理都有巨大潜力,期货公司大有可为。近十年来,交易所上市期货品种总数达到了45个。其中,商品期货品种43个,覆盖了农产品、金属、能源和化工等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成交量、成交金额、客户保证金,客户开户数等指标相较十年前也增长了数十倍。金融期货开题破局,实现了权益类和利率类产品的重大突破。沪深300股指期货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股指期货合约。然而,由于是期货合约的标准化、期货公司单一的通道功能、期货市场的高度集中等原因,期货公司并不能满足企业个性化、多样化、分散经营和国际化发展的需求。现如今的衍生品市场和企业需求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脱节。
在财富管理领域,同样也存在着有限的金融衍生品工具与丰富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不匹配问题。
要解决上述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发挥期货公司在衍生品市场中的主力军作用,最大限度地给期货公司松绑,赋予期货公司更多的功能,激发期货公司创新的动力,通过转型升级,有效连接起市场和企业,把实体企业潜在的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
大资管时代已经来临。2012年5月,期货公司“一对一”资产管理业务启动。截至2014年6月底,共有36家期货公司获得资产管理业务资格,受托资金达到43.04亿元;资管收入也稳步增加,上半年已有241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倍。
从总体上看,目前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态势良好、风险可控,但规模不大、业务模式单一、产品有限,远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和居民多样化的财富管理需求。
新“国九条”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其他金融机构在风险隔离基础上申请证券期货业务牌照,鼓励交叉持有牌照,也让期货公司具备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一样的资产管理资格。牌照放开对期货行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期货公司既可利用自身的专业性设计相应产品,也可以合作发行资产管理产品,利用杠杆和对冲的优势,不断拓展经营范围,发展组合产品,创造多样化的投资工具及投资策略。不但可以开展期货自营,而且可以为交易者提供以期货、期权及衍生品为手段的资产管理服务,实现资产配置组合多样化,投资策略多元化。
2014年12月4日,关于《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管理规则(试行)》的通知正式发布,并将于12月15日起实施。其中总则的第三条明确表示“期货公司及子公司从事资产管理业务包括为单一客户办理资产管理业务和为特定多个客户办理资产管理业务”。随着“一对多”资管业务的放开,期货公司的资金管理规模得以大幅增加,更多机构投资者进入市场,从而促进期货市场的长期稳定。
期货资产管理业务的大力推进,对于改善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提高期货市场流动性、保护投资者规避市场风险具有积极意义。而监管政策进一步放松,也为期货公司发展期货资产管理业务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2012年12月《期货公司设立子公司开展以风险管理服务为主的业务试点工作指引》发布以来,风险管理公司的试点工作正稳步推进。
试点公司通过运用仓单服务、合作套保、定价服务等手段,将期现结合,创新服务模式,服务实体经济客户,取得良好成效,为进一步创新发展奠定基础。截至2014年6月,20家风险管理公司注册资本总额21.2亿元,净资产总额20.87亿元,业务收入总额达72.97亿元,多数公司已经实现了盈利。
我国作为全球实体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对风险管理的潜在需求巨大。新“国九条”中“拓展期货市场”的表述,明确将期货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并且与建设“风险管理功能完备”相呼应,进一步拓展了期货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期货公司在风险管理方面拥有相对丰富的经验与条件,可以充分发挥风险管理意识强、对冲经验丰富的特点,为实体产业客户设计更具个性化的风险管理产品,更好地帮助客户有效对冲系统性风险。
创新意见中提出“支持期货经营机构开展期现结合业务,为产业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大宗商品定价和风险管理服务和产品”,并且“支持期货经营机构围绕农产品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提供风险管理服务”。毫无疑问,未来期货公司设立风险管理公司试点范围将会扩大,涉及合作套保、定价服务、仓单服务等业务的配套措施也会陆续颁布。
未来的风险管理业务,应将重点放在推动场外市场的发展上,通过整合、创新,推动各类现货市场的发展。当前的现状是:一方面,期货行业拥有研发、技术、网络、客户、人才等诸多优势,但由于政策限制,不能向现货市场延伸;另一方面,各地有广阔的市场需求,但目前各类现货市场不具备期货市场所具有的优势,导致发展不起来,或者起步了但很不规范。发展场外业务必须政策上松绑,要允许期货公司设立或者参股、控制现货市场,把这些市场逐步改造成场外市场、机构间市场、柜台市场。可以预想到,期货公司一旦进入场外市场的领域,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一定可以探索出一条中国发展场外市场的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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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后期制作基本上是初剪-正式剪辑-作曲选曲-特效录入-配音合成这样一个流程。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后期编辑在电视新闻节目制作中的重要性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键词:后期编辑电视新闻节目
新闻节目作为电视媒体的重要传播形式,在众多电视节目中尤其的重要,电视节目每个部分地展现都体现了新闻节目的真实性和严谨性。在电视新闻节目的制作中,后期编辑对于新闻节目前期工作的表现尤其的重要,直接决定了后期最终的节目效果。如果编辑手法纯熟便会为节目效果增色不少,耐人寻味,相反可能会导致节目效果平淡无味,没有亮点,不能引起观众的性质。新闻节目制作主要有三个特点[1]:真实性、时效性、敏感性。真实性是指新闻必须真实地还原事情的真相,减少制作人员主观态度对于新闻真实性的干扰。要保证新闻的真实性,需要保证新闻事件内容真实、时间真实、原因也真实,不能纯粹为了节目的效果而故意渲染,虚假报道,牺牲真实性。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时效性,现阶段新闻会比较直接地报道每天当下发生的社会事件和重大新闻,并通过网络等形式进行传播,非常快速,因此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报道新闻的媒体有很多,一旦失去了报道的最佳时机和视角,新闻内容就失去了新意,因此新闻要强调时效性。敏感性,在制作新闻的过程中,需要从大量的素材中聚焦到能代表新闻本质的素材上,彰显新闻的主题,因此需要新闻拍摄具有很强的敏锐性。要制作好的新闻,不仅仅前期的工作需要很好地体现出这些特点,后期的工作也要按照这些原则进行,下面主要从后期工作的三个方面,即文字编辑、画面编辑和声音编辑来谈谈怎样通过后期编辑体现出这些特点,以及后期编辑在新闻制作过程中的重要性。
根据新闻节目的制作流程,后期编辑拿到相应的工作任务之后就需要进行剪辑的工作,不同于一般的文字编辑工作,节目的文字编辑不仅仅需要就处理部分文字,还需要包涵画面和声音的处理,这些会成为后期编辑的依据,文字编辑首先需要对节目的内容和立场做出准确的理解和阐述,奠定后期编辑的基调[2]。
后期编辑是节目制作的最后一环,会影响节目最终地呈现效果,可以说是这个新闻部的灵魂和核心。新闻内容包含国家最近出台的一些方针政策,也包含一些社会热点和重大事件。编辑部门首先要明确报道新闻的目的和价值,确定需要报道的内容,然后指定相应的报道流程和方案,通过对国家大事、社会热点的报道引导舆论的导向。后期编辑对新闻的关注点需要跟上当下的发展动向和形式,如果一旦把握不好这一点,新闻节目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新闻节目的文字编辑必须要把握好基本的立场和意图,具备扎实的发展理念,并把其作为后期编辑的核心。同时后期编辑不应该单单把工作范围限定在后期上,还需要了解并融入到其他的环节中去,例如新闻例会、新闻策划、新闻录制等等环节。后期制作融入各个环节有益于新闻节目工作的整体性,把握好新闻报道的轻重和细节部分,这对于新闻节目制作的效果意义重大。同时,文字编辑中精致的声音素材和画面效果保障了后期制作的整体性,给顺利完成整个后期制作铺平了道路,最终呈现出优良的新闻作品。
对于人类来说80%的信息是通过视觉接受的,因此生动的画面信息会给人最真切和直观的感受。画面主要包括画面的构成、主客体的位置记忆画面的色彩和亮度等等。画面是新闻内容最后直接的体现,因此,在后期编辑中如何利用画面来传递感觉尤为关键。画面编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了解记者采访制作的声画素材,对资料画面的积累以及搜集材料的多种渠道[3]。
制作新闻节目的材料大部分是由记者进行收集的,有后期编辑进行处理,后期编辑承担着把记者的工作成果良好地展现出来,呈现出精彩的画面与感人的情节的责任。后期编辑在新闻节目的最终呈现效果中担当了指点和策划的重任,往往为了呈现良好的画面效果需要在节目寻找素材的时候选好场地并做好相应的标识,如果发现素材不尽如人意或呈现效果不佳时需要及时提出应对策略并尽快解决[4]。除此之外,后期编辑在制作节目的资料收集上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在一些大型新闻的节目制作中,需要较多的节目材料,包括一些过去的有关史料和背景资料,因此,后期的编辑需要对以往的材料进行整理和保存,以便在以后的节目中可以加以利用。最后,在搜集资料方面,除了要注意加以保存,还需要扩宽收集资料的方法和思路,从多种角度收集资料,例如:从正反两方面收集资料、从过去情况和现在现状收集资料、或者从国内国外在某个问题上不同之处收集资料,一方面保证了节目制作需要的素材,丰富了节目的内容,产生了良好的对比效果使得主体更加鲜明;另一方面,又为节目策划提供了便利,使节目在策划的过程中更加的游刃有余。
声音也是人类接受信息的重要渠道,良好的声音编辑配合良好的画面编辑,可以是节目想要的效果完美的呈现出来。声音表达的是发言人的所思所感,对事物的态度,它是承载表达者的内容的重要载体[5]。它的真切表达能让收听者受到感染,被传达的内容所感动。声音的表达效果很微妙,它的音调音色和排列顺序等等细微之处都展现了媒体工作者的思想情感,如赞同什么和反对什么。声音所表达的情绪思想会对人潜移默化地进行感染,引起共鸣或者抵触,因此声音编辑在对声音的处理上需要非常的谨慎[6]。声音编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对音乐、音效素材进行收集整理,按照其在节目中体现的效果和作用进行分类归纳,保存后使用。除了记者在录制过程中的现场声、同期声和主持人的配音之外,现有相应的音乐和音效,来烘托出节目所需要营造的气氛。后期编辑在新闻节目的制作中往往需要根据新闻的需要加入一定的背景音乐和某些适当的音乐和音效,使得新闻在转场、强化、节奏方面更加自然流畅,有层次感和突出。声音编辑通画面编辑一样,需要对于收集的素材归纳整理方便调用,是新闻在制作时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合适的音效。
后期编辑是新闻制作最后一个环节,更是不可小瞧和忽视的环节,对于节目效果的呈现和节目制作的成败至关重要。需要清楚地认识和重视后期编辑在节目制作中的作用和重大意义,认真学习后期编辑的技巧和理论来应用于后期编辑工作之中,提高最终节目整体效果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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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都指的是政权组织或者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理位置的确立。历史上各个朝代选址尤其讲究,譬如古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偏南。北临渭河,南依终南山,东有潼关之固,西有散关之险。其地理位置优越,军事防备好,气候宜人,是块风水宝地,易于建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后期建都论战的重新审视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伊始就受到时人的非议,加上抗战开始不久南京即告沦陷,南京的国都地位备受质疑。因此,抗战后期,各方学者围绕战后的首都选址展开了一场持续5 年之久的媒体笔战,时人称之为建都论战。学界对此已经做了初步研究。① 本文试图围绕理想首都的基本要素、主要城市的优劣分析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探寻其背后所蕴涵的社会思想意义。
建都的理想条件是论战的核心话题。由于理论根据与研究方法不同,各方所得出的建都理论也不尽相同。总的来看,形成了四个焦点问题: 安全论与要塞论的对立; 沿海论与内地论的对立; 南方论与北方论的对立; 工业化中心论与东南富源论的对立。在这四组对立关系中,工业化中心论往往与北方论协调一致; 东南富源论与南方论互为表里; 安全论与内地论常常能相互协调,而要塞论与沿海论则存在更多共鸣。南方论与北方论则更多着眼于中国的人文地理格局。
第一,国防安全论。1936 年版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定都于南京,但南京在抗战开始五个月后即告沦陷。南京迅速陷落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遭到多方质疑,人们对南京的首都地位是否适宜重加讨论。国人痛感南京在国防上的脆弱性,到1941 年下半年已出现不少迁都的意见。李旭旦指出,“最近数月来( 1941 年12 月) ,国都位置成了问题,国内贤达纷纷立言,大都主张迁弃,或言武汉,或言北平,或言西安,甚至有言长春者,而很少人提起还都南京的话,一若南京已经注定是被迁弃的了。”②
人们对南京的质疑首先表现在对它国防地位的质疑上。王维屏1941 年在中央政治学校演讲时讲到应“于国防安全地带建都”,提出战后建都武汉。③他认为,在海军尚未建立,海洋安全无法保证时,中国应放弃滨海的南京,迁都武汉,国防安全更有保证。无独有偶,同一时间张君俊也表达了同样看法: “既无海军,我们就不配建都海滨”④。龚德柏比张氏走的更远,他认为武汉为万吨巨舰所能直达,易受国际海军之威胁,西安较武汉为优,⑤提议将国都迁到深居内陆的西安。
再者,建都论战中,人们还对战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做出推测。一时间,战后中国的国防漏洞在北不在南,成为知识界的广泛共识。1943 年《大公报》发表的社论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怀想战后的国际关系,我们的主要外交对手是美英苏日四国。美英苏是我们的朋友,日本是我们的敌国,且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战后外交是从海上接受英美的资本与技术,在大陆上与苏联合作,以防日本的再起。由关系国家安危的国防观点上看,我们战后军事外交的重心是在北方大陆上,所以我们的首都应建在北方。⑥傅斯年、双寅、高节文、吴景敖、洪悫、胡秋原等知名学者也提出了与《大公报》相同的见解,不一而足。还有人指出中国向来有天子守边关的历史传统,首都宜近边而不可远边。⑦在部分人看来,北方是国防中心,南京并非国防要冲,偏安一隅,作为首都显然是不适合的。而这也正是建都论战发起的主要原因。
第二,东南富源论。随着建都论战的深入,南京作为首都的经济价值也开始被人们重新评估。各种建都理论应运而生。各派建都观点背后所隐藏的国家发展蓝图也日渐清晰,远远超过了论战之初紧扣南京国防安全的讨论范围。
力主建都西安的丘良任把论战主题从国防安全拉到对经济中心的争论上。丘氏1943 年9 月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建都》一文,详细介绍了其地理几何中心论的择都观点。丘氏认为:一国的政治首府,建立在国土中心,对于内政的统一,维持经济的均衡发展,都有很大的关系。世界各国,如法、德、波兰、西班牙、土耳其,其首都皆略当全国的中心。莫斯科在欧俄部分,也居中心。……中国几何中心为甘肃凉州,将来收复台湾,则西安适当全国的中心。战后复员问题,以及内政的整理,工业的建设,皆需通盘筹划,因势建置。⑧但是,丘良任地理几何中心说遭到了地理学家陈尔寿的回击,他在《国都位置与地理中心》一文中列举了人口、农户、耕地、田赋等十六项数据,借以说明“地理中心与几何中心难以合一”,认为距离我国人文地理中心最近之都市为武汉,并非西安。⑨陈氏人文地理中心学说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对建都论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建都论战中第一次出现了完整的择都理论,论战的角度也愈发全面。
此后主张还都南京者多以南方的富庶为依据,第一次做出了有力的回击。如李旭旦放眼东南之富庶,指出应以东南的财富给养全国⑩; 金祖孟认为,决定首都的主要依据是人口的分布,物博才会人众,才是我国的“精华所在”; 沙学浚从农业角度立言曰: “畜牧在西北为原始的,粗放的,而现代高级生产之乳酪业,则以东南为宜,南京的周地之富,亦甲于全国”; 张其昀论及南京建都亦云: “扬子江之于中国,犹人身之有大动脉”。其实,不论如何表述,如“最重要的区域”、“中央地位”、“精华所在”亦或“大动脉”,持建都南方论者始终着眼于东南的富源,在他们看来,南方的财富才是中国立国的根本。
第三,工业化中心论。陈尔寿的经济中心说一出,地理几何中心说逐渐被摒弃。持建都北平论者也找到了他们的依据———工业化中心论。
战后中国的远景是工业化。工业建设将是战后建国大业的第一重要工作,必须由政府全力加以领导和推动。齐植璐指出: 工业化开始以后,上海的重心地位是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华北实为全国的中心区域。舆论界权威《大公报》在社评中指出: 战后的建国工作,必然要通过工业化的大路,与齐氏之论略同。傅斯年的论述更为具体: 建都最适宜的地方,应当是可以为最大工业化区域的中心。中国之工业原料,尤其是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煤、铁、石油等资源都集中在北方。若是东三省、北七省工业化起来,农牧改进起来,经济重心自然在北不在南。他批驳建都北平会失去对东南富源控制的论点,指出工业中心在华北而不在上海,上海不过是一个国际市场,所以更不成问题。很显然,在持北方建都论的学者心中,全国经济中心已非“富甲全国”的东南地区。在他们看来,实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才是未来的中心课题,而北方十省自然成为了工业化的经济中心。
第四,北方论。随着建都论战讨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国自古以来长期存在的南北关系问题浮上了论战的讲坛。中国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关于南北的建都气象,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写道: “建都于黄河流域者,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当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当磅俊英执,有俊开盘云、横绝朔漠之概。建都于扬子江流域者,除明太祖外,大率创业未就,或败亡之余,苟安旦夕者,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稳,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书舫缓歌轻舞之概。”?
在论战中,许多钟情于建都北方的学者都认为,北方民风彪悍,易于养成强悍之国家,而南方民风柔弱,不利于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可见梁氏所述历史现象对建都论战的学者们有一定影响。此外,民国时期南北的新形势也在深深地影响着他们。民国时期,中国南北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越发严重。清朝灭亡后的数十年间,中国再未出现足以号令全国的政府。洋行买办一定程度上操纵了中国的现代经济。拥有大量工业资源的北方长期贫困落后,而英美等西方国家渗透较为深入的东南地区尤其是上海一带却呈现出畸形的繁荣。痛感北方落后的学者自然把这种情怀注入到建都论战之中。沙学浚对此有经典的表述: 自从民国建立以后,南方繁荣,北方衰落; 南方活跃,北方凝滞; 南方进步,北方保守,成为明显的对比。因此在精神上、心理上、物质上,中国处于一种半边麻痹的状态。此非仅北方之痛苦,亦南方之不幸。沙氏总结道: 移都北平之根本理由是解决重大问题———均衡南北发展。今后中国应以大部分力量加强北方之建设,以使北方与南方并驾齐驱。还有人担心,如果首都仍在南京,政府仍不免偏重东南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激化了南北关系,而在这背后更深刻的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隔阂与对立。对此,身为北方人的傅斯年在痛感北方落后之余,对当时中国的南北地域观念有一段描写: “北方诸省人,心中有一个‘北人’的自觉,是明显的事实。……新教育之发达,在南方比在北方先; 与外国接触也如此。加之明清两代长江流域经济与人文都比黄河流域发达,遂形成了今天北人稍稍落后的事实。这个事实,反而助长北人之地域感觉。如此说来,若把首都放在南方,南人的地域性不会发展下去,因为今后几十年中任何政府,总不免南人占绝大多数。在南则北人或以为‘他是他’,在北则南人总以为‘他是我’”。
傅斯年的这段话饱含恳切之情,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鲜活图景。清末以降,由于国家分裂,军阀割据,地方主义甚嚣尘上。一时间,南方、北方、南方人、北方人在民国短短三十七年间好几次势同水火。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两次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大大小小原因错综复杂的文争武斗,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南北争斗的烙印,南北地域观念之强烈远非今人想象。南方论与北方论的对立自然成为建都论战的中心内容。在1946 年的制宪国大上,曾有人感叹: 就讨论的热烈程度言,则无有更过于建都南北之争者。
第五,沿海论。与前文所述主张迁都内陆的学者相同,持建都滨海主张的学者也同样亲历了南京沦陷的切肤之痛。可是,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理解使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们认为,抗战教训的主要点之一是不能制海者弱而败。
比之内地论者,海洋论者更重视海洋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张其昀认为,“海病”是中国近代的病源,而战后中国建都滨海的意义在于“向着海洋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同时,海洋论者还指出,当今世界已不是中古时期的概念,中国必须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吴寿彭就感叹道: 地圆之实状更改中国之大一统遗传,海空的发展更改中国大陆性的优胜地位。海洋如此重要,所以应该树立与滨海共患难、共安危的思想,首都选址仍以临近海洋为宜。
对于海军建设,沙学浚一反既无海军根本不配建都海滨的观点,指出首都在滨海,逼得非兴海军不可,因为“必要”可以产生“进步”与“创造”。其余学者正面论及海军建设者虽少,但从他们重视海权的观点来看,其海军观念也应与沙氏无差。在海洋论者看来,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应偏重于大陆; 中国未来的军事建设也不应秉持陆军的用处比海军的用处更为频繁的大陆思想,而应该追求海陆空的平衡发展,以首都来统摄海陆之防务。
建都论战进行到1944 年,前文中所介绍的几个焦点话题都出现了一边倒的论调。总的来看,工业化中心论压倒了东南富源论; 北方论压倒了南方论; 沿海论压倒了内地论。就国都选址而言,北平、长春、沈阳、济南、洛阳、西安、兰州、武汉、长沙、南京等十座都会都有人提及。然而,各派学说中以北平论与西安论最盛。
1. 西安论。“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曾临时迁都洛阳。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国民党曾一度关注西北开发。1942 年,蒋介石第二次视察甘宁青诸省,再次表达了他对西北地区的关注: “吾国抗战基础在西南,建国基础在西北。”政府的态度对建都论战产生了巨大影响,迁都西安说、迁都兰州说、迁都洛阳说等着眼于西北开发的主张应运而生。1942 到1944 年间,主张迁都西安的言论占据各大报章的很多版面。1943 年沙学浚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建都论战之批判》一文,对当时的论战情况做了简单概括: “有人认为赞成西安的最多,而舆论界权威的《大公报》却主张北平第一西安第二。此外主张武汉的亦不少。主张南京的文章较少,事实上大有人在。”支持迁都西安的人数之众、声音之强可见一斑。
西安地处北方,所在地工业原料丰富,获得了不少北方论者和热心工业化建设人士的支持。丘良任对西北轻重工业的发展条件做了细致分析: 中国铁的储藏量辽宁省最多,占全国的87%。煤储藏量则山西、陕西最富,山西约占51%,陕西占29%。石油矿则甘肃玉门开采已有成效,陕西延长也是有名的油铁区域。陕西为全国最大的棉产地,将来西安可成为棉纺业重心。甘宁青为羊毛产地,兰州可成为毛纺织业重心。此外,西安深处内陆居于中国国土的中心位置,国防上十分安全,对于重视首都安全的学者也很有吸引力,但封闭的大陆性亦使其备受诟病。
钱穆是迁都西安的积极拥护者,在他看来,中国是多民族组成的人文国家,建都的首要考虑因素是人文精神,而建都西安恰恰可荫袭汉唐的强盛基因,改变近代以来的极弱形势。钱穆还指出,中华文明发展的原动力来源于连续不断的外部刺激与挑战,而如今的国家形势大陆防御最为紧要,西北尤为重心,建都西安顺理成章。可以说,西安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比崇高的。周立三在对比北平与西安时曾说: 北京除明季以外,多为北方外族所建立的统治中心,历史意义不如长安。就连力主建都北平的洪绂也难掩心中对西安的留恋之情,在建议迁都北平的同时,提议设立西安为陪都,并表示“西北能够复兴,西安一定有一天再做中国的首都”。由于在国防安全、工业化条件上具有明显优势,加之无与伦比的人文价值,西安成为建都论战中的热门城市之一。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发展的现实,迁都西安实际上明显缺乏可行性。1946年制宪国大上支持迁都西安者寥寥,已不复前些年笔战时那番光景。
支持建都西北的学者以《思想与时代》杂志为重要阵地,主要成员有钱穆、丘良任、龚德柏、吴景敖、朱文长、张君俊、仇鳌、柯璜、张恨水、郑励俭等。
2. 南京论。建都论战中主张还都南京的学者相对来讲是最少的,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也较小,但凭借既定国都的天然优势,南京论的主张也不可小觑。
总的来说,南京的国防安全、工业化条件、偏处东南的地理位置都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唯有濒临大洋出海便利稍稍能引起知识界的共鸣。于国防安全而言,南京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傅斯年试图用战后的国际形势来化解这个难题。他认为,日本战败后中国在海洋之上再无敌国,海上强国英美都是中国的盟国,故而中国之海祸将自鸦片战争起至抗战胜利终。由此来论证南京国防上的安全性。但这种说辞带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在独立自主呼声渐趋高涨的当时,并未被广泛接受。南京所在的东南地区虽然富庶,但是工业原料缺乏,且从全国来看,东南之地偏于一隅,对于开展工业化建设和实施对全国的有效管辖都很不利。国民参政会上王普涵所提议案的名称就颇能说明问题,王的议案为: 请政府对于本会历次大会关于建都北平之建议案重加考虑迅予执行以促成国家真正统一案。着眼点就是首都对全国的管辖是否便利。在论战不利的情况下,以张其昀为代表的南京论者频频引用孙中山《建国大纲》中的语言作为依据。这一点在张其昀与钱穆的书信往来中看得尤为真切。1941 年10 月11 日,钱穆致信张其昀,讨论战后建都问题,信中写道,人言孙中山主张首都必须设在南京,“不知有何明文证据”? 并说“颇闻党中有熟稔中山先生之某君言谓中山先生在世时却并无国都必在南京之意”,向张发难。张其昀于1941 年10 月21 日回信答复钱穆。全文洋洋五千余言,以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为依据,同时还援引孙中山《实业计划》中称南京“在世界之大都市中诚难觅如此佳境也”之语,证明孙中山确有建都必在南京之意。但是,对孙中山教条的遵守并未在当时起到多少号召作用。虽然南京最终保住了首都的地位,但是南京论者在建都论战中却是失败的。
支持建都南京的学者以国民党党报等政府刊物为主要阵地,其主要成员有叶青、张其昀、李旭旦、荣贞固、万鼎祥、吴寿彭、孙甄陶、雷海宗等。
3. 北平论。主张建都北平的学者人数最多,影响也最大。一时间,迁都北平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以至于1946 年元旦前后,重庆曾流传过迁都北平的传闻,闹得人声鼎沸。在制宪国大上,北平也脱颖而出,成为最受青睐的首都之选。
北平之所以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原因很多。首先,北平以其自身的优越条件,自然是工业化中心的不二之选,而能帮助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是时人公认的重要择都标准。傅斯年如是评价北平: “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北四省,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应该说,傅氏之言是怡当的。其次,北平被认为是国防要冲。建都论战中,学者们对中国战后所处的国际环境做了展望。大体上看,时人仍以日本为中国战后的最大威胁,视美国为中国最坚定的盟友,对苏联虽有所警惕,但大多还是视为朋友。金兆梓在比较北平与西安孰适于建都时的表述,颇能说明时人的心态: “其实西北之重要,犹未必专限于开发之当务。东北固近边,西北又何尝远边乎? 编者之所以舍西北而置重于东北,则固以东邻丧其朋而西北则得其朋也。”所谓“东邻丧其朋”即指中日交恶; “西北则得其朋”即指中苏友好。胡秋原更认为,世界各国之中,日本为中国唯一根本敌国。战后中国应“远交朋友,近防敌人,和苏联,防日本”。?在这一观念指导下,北平自然是国防的中心地区。
再者,北平地处北方,赢得了北方论者的欢迎。加之北平虽距离海岸不远,但是防卫安全却比南京要好得多,兼顾了海洋论者和主张大陆安全论学者的要求。正是由于上述种种优点,北平最终在建都论战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多数人赞同的择都地点。在国民大会上,有一位北方代表夸口说: “建都北平提案,北方代表几无一不签名其上,可谓代表二万万华北同胞作此呼吁。同时,中国五大民族中,蒙藏两族国大代表全体签名者亦多,甚至台湾代表亦表赞同,据此估计,至少可代表三万万人口。”?虽不免夸张,但仍可见其声势之大。
《大公报》和《时兆月报》都明确表示支持建都北平,它们也是支持建都北平学者们的重要阵地。其主要成员有沙学浚、傅斯年、双寅、陶孟和、洪绂、季文达、金兆梓、翁文澋、庄泽宣、悫士、葛存畲、齐植璐、纪文达、贺昌群等。
建都论战中,主张迁都北平的声音最强,但并没有影响国民政府的决策。1946 年5 月5 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实际上已向国人表明了国民政府的定都立场。此后,为了平息迁都的议论,制宪会议并未将首都选址写入宪法,以迁延的办法暂时中止了讨论。两年之后,国民政府日薄西山,建都论战最后无疾而终。建都论战发生的年代,恰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题是挽救民族危亡,这也注定了建都论战成为这一时代主题的附属品。通过对它的考察,可以大略了解到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社会的风貌。
第一,高涨的政治参与意识。
钱穆在这次论战中表现得十分活跃,纵观他在抗战时期的活动记录,如此积极地参加到一次政论活动中的情况并不多见。毫无疑问,建都论战激发了钱穆的政治参与热情。和钱穆有相似情况的人还有很多。建都论战除了是一场学术大讨论之外,更是发生在特殊时期的一次全民议政运动。各大报章都留下了论战的火热印记。例如,《大公报》于1943年9 月发布建都问题社论,《新中华》杂志于1943 年12 月号刊发战后建都问题特辑,《新使命》月刊编辑了中国战后建都问题特辑,1944 年1 月《国防杂志》刊发了战后建都问题专辑,《华侨先锋》杂志在1944 年出版的第6 卷第5 期上发布了建都论战专辑。国民大会开幕之际,有社会团体编辑小册子,提议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建都北平。可见,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中国知识阶层表现出了对政治、国家的高度关注和对民族命运无比忧心的担当意识。建都论战除了表现出浓厚的学术气息外,同时也反映了民国学人以“学统”影响“治统”的抱负。
第二,政治界与知识界的互动。
因为论战对政府决策并未产生影响,又鲜有政府要员涉入其中,因此此前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论战中知识界和政界的互动情况。实际上,此次论战直到1946年制宪国大结束才真正落下帷幕,片面地认为政府并未涉入是不准确的。在国民参政会上,迁都之议已是不绝于耳。在1946 年的国民大会上,迁都问题竟然成了会议讨论最为热门的议题。亲历国民大会的俞振基记述: 本届国大有三幕精彩场面: 就重要言,以党派之争为第一; 就兴趣言,以男女之争为最甚; 然就热烈程度言,则无有更过于建都南北之争者。蒋介石在制宪会议第一读会结束后对国都问题发表意见的演讲中也透露出很多信息: “当草拟宪法草案的时候,兄弟的意见,国都没有列入宪法草案的必要……现在第一审查委员会对定都有许多意见,而且决议定都北平。各位代表诸君,我以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不容有一点个人的感情,或者有一点地方的观念,应该以国家为前提。所以全部宪法要使大家都满意,我们就不该有一点感情用事,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因此,我重提我过去的主张,宪法内不必规定国都的地点。”
第一读会后,制宪会议审查委员会对国都问题、各民族问题、蒙藏自治问题和妇女当选名额问题做了说明。国都问题位列第一,且由蒋介石亲自起草意见,可见国民政府高层并没有忽视社会上要求迁都的呼声。国民政府最终并没有按照国民大会上的代表投票结果迁都北平,而是执意定都南京,对社会舆论使出了一贯敷衍的套路。可见,国民政府始终没有动过迁都北平的念头,在蒋介石心中,还都南京是没有问题的。竺可桢曾应国防设计委员会之邀,撰写战后首都选址的文章,但最后因提议建都北平而未能发表。可见政府所需要的不过是找出一些在学术界有声望的人士为还都南京站脚助威罢了。国民党的这一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它与知识界的联系及隔阂。
第三,浓烈的政治批判与政治改革意识。
建都论战的兴起最初源于国人对南京国防地位上的质疑。然而不久之后论战的范围就很快扩散到了国家未来发展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人们争论首都选址的同时,更是在争论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这种思维上的快速扩散,生动地反映了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知识界浓烈的政治批判意识。
建都论战中,学者们对南京的批判隐藏着他们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情绪。热心于民族再造的张君俊就对国民政府难掩失望之情: “我国当年由北平迁南京,其中理由之一便是北平过于官僚腐化及与帝国主义过于接近,故大家赞成迁都南京,以新天下耳目。其实南迁之后,一方并未脱离帝国主义之威胁,一方所谓官僚腐化仍未减少,反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沙学浚在主张迁都北平的同时,更是将政府钟情南京的真实理由做了一番毫不留情的分析。在他看来,政府建都南京事实上是为了接近力源———华侨之财力,江浙之财力,南方之人力物力。?这表面上是阐述迁都的理由,实际上毋宁说是在抒发对政府的强烈失望情绪。面对当时国家政治的颓废现状,建都论战中不论是主张还都南京还是主张迁都他处的学者,都以改变国家现状为出发点。金祖孟强调,首都选址应便于中央政府领导全国以防止出现地方割据。?吴景敖则将抗战后的首要任务认定为“加强国族团结而使成为健强之整体”?。
《大公报》为战后中国开出的药方则是实现工业化。作为国民政府基层官员的孙甄陶则提出: 首都所在之地不一定要物质的环境臻于美善,而一定要政治精神的环境臻于美善。不难看出,防止地方割据、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国家工业化、整顿吏治……凡此种种都是针对当时国民政府的病根提出的。参与论战的学者寄希望于通过迁都来刷新政治,振作精神,实现民族的复兴,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批判意义。
建都论战激发了知识界强烈的政治变革意识。抗战虽然胜利,但是放眼战后的中国,严峻的形势又摆在眼前。抗战的胜利并没有改变中国附庸于英美帝国主义的事实,经济学家齐植璐对此有很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过去中国没有重工业,而只有“模仿工业”和“买办工业”,在不能自主的经济环境下也只有在沿海,特别是上海发展。上海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可以说,都是由外资的力量所促成的。有感于兹,张君俊不无偏激地指出“东南之繁荣,不是民族之福”?。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依附于帝国主义昏昏沉沉度日发出了气愤的呐喊。通过建设完全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实现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独立,成为建都论战中知识界的一股强烈愿望。
丘良任更是将建设独立自主国家的命题和迁都的迫切性联系在一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殊不知上海为资本主义对华侵略的大本营,上海的繁华完全建筑在洋行买办阶级上,如果我国财政不能脱离对上海的依存关系,就永无自力更生的机会。主张于苏北择地建设新都的庄泽宣也特别指出,之所以营建新都是为了“未来的新首都不应是工商业中心,尤非路过码头,以减少市侩气”?。显然,庄氏力主营建新都明显是针对南京、上海的腐化堕落而言的,与丘良任所说的“上海的繁华完全建筑在洋行买办阶级上”并无不同。他们都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现状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就连力主还都南京的陶孟和在面对上海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时也无奈地说: 如建都南京,而让上海依然是有些人所说的中外新旧万恶荟萃之区,则国都建设的连带责任还应该清除上海,使它成为一个健全的拱卫国都的都市。?瑔瑠在他们对买办工业的口诛笔伐中,国人对战后中国实现独立自主不再受制于人的期望已经表露无遗。
20 世纪40 年代对于中国可谓多事之秋,思想界随着国运沉浮不断地剧烈变动,异彩纷呈。建都论战在这一历史大潮中并不显眼,但是,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建都论战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所产生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建都论战这一主题从诞生之日起就在社会中不断扩散、发酵,在向下传播过程中,其讨论范围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强,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集体记忆,也沉淀为今人的宝贵历史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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