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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汉互译是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英汉互译的目的和特点是语言文化的交流。熟悉两种文化和掌握两种语言同样重要。因此,文章着重从价值观念、思维习惯与语言习惯、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与社会习俗和地理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等几个方面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将英汉两种语言受文化差异影响而产生的不同表达方式进行比较,进而指出如何在翻译中进行合理恰当的文化转换,完成翻译的文化交流之使命。
【关键词】英汉互译;中西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习俗;地理环境
所谓文化,指的是一个社会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设计的总模式。它包括一切人类社会共享的产物。文化是一个社团成员所共有的由社会习得的一个统一的整体,是指受社会成员决定和制约的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文化不仅包括历史背景、风俗习惯、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法律、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还包括语言。文化具有象征性,而语言是文化中最重要的象征系统,语言也是文化中一个颇为特殊的组成部分,是整个文化的基础。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指出:中西文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类型的文化,属于平行发展、互不冲突、各有偏重、各具特色的两大文化系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都是通过语言的交流来完成的。而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文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任何翻译都离不开文化,语言的翻译实质上是文化的翻译。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认为:“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间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奈达的定义体现了他在语义和语体两个层面提倡等值翻译的观点,却未提到文化的再现。所以,要想搞好翻译,必须注重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在翻译中,译者对某段文字理解得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该部门文化的理解。如果他没有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两种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在汉译英中,需要了解大量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特别是两种文化的差异,因为正是这些差异给我们带来了难译性,对两种文化差异的理解度标志着等值等效的翻译度。为此,译者不但要精通目的语和源语,还要了解和研究诸多语言背后的文化,熟悉中西文化的差异,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对文化差异进行合理的文化转换。笔者拟从价值观念、思维习惯与语言习惯、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与社会习俗和地理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等几个方面来探讨翻译中的中西文化差异。
一、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
价值观念作为文化构成的深层因素,既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文化在人们心目中长期渗透、积淀的结果,是民族性格的基石。中西文化差异之一是时间取向不同。中国人在时间上采取过去取向,对过去的眷恋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中国人对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珍视。在中国文化中长者是智慧和权威的象征。与此相反。西方人在时间上是未来取向,因而尊重青年是西方文化中第一级价值。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社会背景、宗教信仰及道德观念等造就了中西文化中价值观念的不同。在文化个性上,东方人崇尚群体价值观念,而西方人崇尚个体价值;东方人讲究社会伦理,西方人则讲究个体道德;东方人性格内向、表达情感含蓄,而西方人性格外向、直率;东方人以形象、综合思维方式看待事物,西方人则以抽象、分析思维方式看待事物。这些差异在语言中都有体现,翻译应特别注意,以免引起交际失误。
东西方文化中价值观念的一大差异表现在称谓用语上。首先是对父母以外的亲属的称呼。英语中用grandfather、grandmother、uncle、aunt、cousin和nephew等几个词分别表示亲属中的长辈、平辈和晚辈;而汉语中则多达几十种,要把是否血缘关系、是否姻亲关系以及姑、表、堂等各种关系用称谓全部表达清楚。这种复杂的称谓系统严格地划分出家族中的长幼尊卑,而英语中人们直呼其名的现象,在这里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另外,中国受上千年的儒家文化影响,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尊称和谦称的运用在中国也很普遍,称自己为“鄙人”,称对方为“阁下”;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称别人的为“令郎”;称自己的老婆为“贱内”,称对方的为“尊夫人”;称自己的意见是“浅见”、“愚见”,别人的是“高见”等。对待谦虚,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英美人对别人的夸奖往往欣然接受,说声Thank you;而中国人却不像他们那样直率,习惯用“过奖了,过奖了”、“哪里,哪里”一类用语来表示自己的谦虚态度,这样价值标准的不同,就容易造成误解,以至于还会闹出笑话来。有这么一则笑话,一女士会见外国朋友,要求翻译要严格按她的意思翻,不许走样。老外一见到她,立刻拍马屁道:“You are very beautiful.”翻译照翻,女士心花怒放,嘴上还要谦虚一下:“哪里,哪里”。翻译不敢怠慢,把女士的话翻成英文:“Where?Where?”老外一愣,还有这样的人,追问哪里漂亮的,干脆马屁拍到底:“Everywhere,everywhere.”翻译:“你到处都很漂亮。”女士更高兴了,但总是要客气一下:“不见得,不见得”。翻译赶紧翻成英文:“You are not allowed to see,you are not allowed to see.”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大家都把赞扬看成是对他们的鼓励、认可、赞同,只不过表达对这种赞扬的方式不同,西方人习惯向称赞他们的人表示感谢而中国人则要表示谦虚。在翻译时就要了解这样的差别,对语言进行调整,甚至于要符合对方语言习惯,即使意思有很大改变也在所不惜。这样才能避免造成误解,甚至尴尬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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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色彩中的文化差异在翻译中的处理
英汉对基本颜色的分类差别不大。汉语中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英语中有red,white,black,green,各种颜色对于不同的民族而言,在视觉和心理上所引发的联想和象征意义也不尽相同,译者在翻译时应特别注意其中的差异。
在英汉语言中,红色red有时可以完全对应,有时却大相径庭:如:红旗red flag红糖brown sugar,红茶black tea等等。green在英语中可以表示“嫉妒、眼红”,如,green with envy是指“十分嫉妒”的意思。汉语中表示十分嫉妒的“眼红”,应该译为green-eyed而不能译为red-eyed。由于美元的纸币是绿色的,所以green在美国也指代“钱财、钞票、有经济实力”等意义。黄色yellow在英汉语言中的引申含义差别较大。在英语中yellow可以表示“胆小、卑怯”的意思,例如:a yellow dog可鄙的人,ayellow livered胆小鬼。汉语中黄色一词有象征低级趣味、色情庸俗的意思,如黄色电影、黄色书刊等等。这些名称中的“黄”与英语中的“yellow”无关。能够表示汉语中的意思的词应该是:pornographic色情的、vulgar庸俗下流的等。然而,英语中另一个颜色词blue却常用来表示汉语中这类意思。如:blue jokes下流的笑话,bluefilms黄色电影等。蓝色blue在汉语中的引申意义较少,而在英语中blue是一个含义十分丰富的颜色词。英语的blue常用来喻指人的“情绪低落”、“心情沮丧”。有时也用来指黄色的、下流的意思。如:blue talk下流的言论、blue video黄色录像。白色white在英汉语言中都有纯洁和清白的意思,但也有一些含义上的不同。如:汉民族文化中,白色与葬事相联系,如:“红白喜事”中的“白”指葬事。但在英语文化中,white表示幸福和纯洁。黑色black在英汉两种语言文化中的联系意义大致相同。例如,黑色是悲哀的颜色。在翻译时译者多选用表示悲哀的字眼。black在英语中还象征愤怒和气愤,如:black in the face脸色铁青。总之,大自然的色彩是丰富斑斓的,英汉颜色词的词义有时相当,有时相佐。我们在翻译时应该仔细推敲,谨慎处理。
三、宗教信仰的差异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宗教意识、宗教信仰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在崇尚、禁忌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这三大宗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汉语和英语中,大量的习语体现了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佛教在中国有超过一千多年的历史,信仰佛教的中国人相信佛控制着世间的万物。例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许多西方国家,人们信仰__,因此人们视圣经为其为人处世的指导原则,许多英语习语来自圣经。例如,“sell one’s birth right for a mess of pottage”(因小失大、见利忘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切不可硬要将异族文化向本族文化靠拢,一定要了解宗教文化的差异,才能准确、娴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四、日常生活与社会习俗上的差异
汉民族在长期的农业劳动中常常用牛耕地,由于“牛”在生产劳动中成了人们的好帮手。中国人对“牛”也就有了特殊的感情。因此,中国人说“他像老黄牛一样干活”,“他有一股牛劲”,而英国人则说work like a horse(像马一样工作),因为他们早期用马耕地。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而汉民族则在亚洲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挥金如水),而汉语是(挥金如土)。英语中有许多与海洋有关的比喻,其喻体均取自海洋,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比喻,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sea(在魔鬼和深海之间)。汉译则取意为进退维谷。
五、地域政治及风土人情的差异对翻译的
影响语言本身是表达思想的手段,而所表达的思想则又必然归属于某种专门知识如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教育、文学乃至风土人情等。英汉两个民族因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政治环境与生活经历不同,必然存在各自独特的民族个性,使语言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例如: Those were days when the sun never set on the British flag nor rose on many an East End home. 不了解英国的地理知识,大多数人会误译为“那些日子里,太阳从未在英国国旗上落下,也未在东方家庭升起”。实际上,从地理上来看,英国伦敦分为西区和东区,西区叫West End,是富人居住的繁华地区;而东区,即East End,则是穷人居住的地区。East End 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因此其正确译文为:那是日不落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也是伦敦贫民区千家万户从不见天日的岁月。
再来看看“apple”组成的两个习语“be the apple of someone’s eye”和polish the apple”,译者若按照字面上去理解和再现,便会使读者不知所云。只有深挖其文化的沉积和习俗才知前者源出圣经《旧约〈申命记〉》(Deuteronomy)32 章第10 节一段所说。在西方,古代以“apple”比作瞳孔,用相应的汉语来译,应为“掌上明珠”。而后者,因为过去美国学生为了讨好老师而把擦得闪闪发亮的苹果送给老师。这一习语从此风俗而来,用汉语即“阿谀奉承”。
六、结束语
从上述的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翻译的失误,往往并不是因为译者遇到了语音、词汇或语法方面的障碍,而是由于译者只注意语言形式的对等,忽略了转达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所造成的。在跨语言交际中,交际双方文化背景不同,传统习惯以及行为、思维模式各异,所有对言辞的文化内涵迥然,因此在翻译时,我们必须尊重译入语读者的思维模式、审美心理和价值观念等文化观念,不能把源语读者的文化观念强加给译入语读者,也不能用本文化类型和标准来解释其他文化。因此,译者要加强对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深刻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并通过两者的对比,作出对等的文化传译翻译技巧和原则,将原文内容灵活处理,相互补充和完善,紧密联系习语的文化背景,回归原文内容以及文体风格的基础上,达到信,达,雅的标准,使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得以流畅和谐地完成。
【参考文献】
[1] 蒋磊. 英汉习语的文化观照与对比[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2] 尤晋年, 李德新. 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J].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3).
[3] 申艺芳. 浅谈英语翻译中的中西文化差异问题[J]. 绥化师专学报, 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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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翻译过程包括理解和表达两个重要的阶段。只有在正确理解原文词义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表达原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英汉翻译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引言:英汉翻译研究生态学视域的成立
生态学是研究物质与周围环境关系的一门科学,其发轫之初很长时间里被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随着生态学的发展和交叉、跨学科研究日趋成熟,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发现了生态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容性,认为人文社会领域和自然一样,事物与事物、事物与环境间都发生着联系,没有独立于环境之外的事物和现象,故而认为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生态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遂真正结合起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对文本的认识由仅仅关注认识文本内部自足性问题发展到研究文本内外部关联问题,研究的视野也随之由微观文字向宏观文化转向,人们对文本的认识,已无法将文本语言与该语言所蕴含或显现的某国或某民族的文化相割断。对于成功的翻译者来说,他不仅要作为两种语言的专家,还要是两种语言各自代表的文化的熟知者。对于英汉翻译的研究者来说,他们需要不断探寻着解释原文本与译文本之间形成文化差异的依据———这些依据就是社会各层面因素影响文本文字的关系。生态学强调事物与其环境协调、互动、互相促进。在英汉翻译领域,一个成功或优秀的译作应当是不仅内部自足和谐发展,而且内部与外部互惠互利、共生共栖的文本。其动态性体现在这种交互作用是永无止息、不断旋螺式发展的,而非一成不变或者无意义的重复。用生态学视角看待英汉翻译,为的是建立一种整体性思维。有学者为“整体性”的意义进行了阐释:“整体性是生命的基本属性,整体性不是部分的简单累加,也不是由外力推动而形成的原子集合体,它有着超越部分之和的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属性。”对翻译及其研究工作来说,把握“整体性”是关键。翻译活动涵盖原文本和译文本,涉及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3方,包括语言和文化2个层面,同时受到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主流意识形态等的影响。梳理和廓清这些形成翻译活动的要素的动态平衡发展,有助于建构英汉翻译研究的生态学视域。
二、原文本与译文本的交互解读
原文本一经生成,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各种读者解读下成为“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消费品。如果没有读者的阅读,则文本只是完成了生产过程,惟有读者的阅读才能使文本的意义得以生成,使文本价值得以实现。译文本的产生就是原文本蕴涵得到复活的一个过程,译文本的产生同时是对原文本的“消费”,促成原文本价值的重新生成和意义再现。译文本对原文本的意义即在于此:扩大或者新生成原文本意义。译者与原文作者的生活背景、个人知识、经验、思维方式等都有很大差异,译者对原文本的意义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有译者的前结构参与,这种前结构大大影响了原文本意义的重现:原文作者将生活的客观信息内化于文本,译者在翻译之前先作为原文本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以自己的前结构对原文本进行内化,但这次内化的主体是译者而非原文作者,由此不同主体所作的“内化”经由不同文本载体产生出不同的文本接受。原文本意义和译者根据前结构而解读出来的意义不同,所以可以说,译者通过内化能扩大原文本的意义,使原文本意义更加多样。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两种理论都强调读者阅读对文本的意义,认为读者也是促成文本意义产生的主体之一。译者作为原文本的一种特殊的读者,他的阅读并不是被动地阅读,他是原文本意义产生的主体之一。生态学视域下的译者已经不是“戴着镣铐跳舞”的对原文本亦步亦趋的“传声筒”,而是担任协调者、统筹者的角色。多样化的意义被译者融注于笔端,形成了译文本,多样化的意义由此再传递给译文读者。由上文所述可见,译文本不是对原文本文字表达简单地“复述”,而是积极地参与了原文本的意义生成。但原文本对译文本的决定意义又不言而喻,因为译者对原文本无论如何创新解读,都须坚持一个原则———不能颠覆原文本的根本主旨。“生态观认为,生物圈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各种要素之间进行着有序的能量、信息和物质交换。”在翻译这项工作中,原文本和译文本成为两个和谐共生、交互解读的文本圈。尤其经典的作品是如此,原文本、译文本共同服务于这部作品的题旨、指向,使经典作品传世;原文本、译文本形成作品的两个共生共存的表现载体,相互间发挥最佳协调效果,共同服务于作品价值的生成和阅读消费。
三、译者与译文本环境的互动
生态学认为,自然界具有适者生存的原理。只有符合该法则而存活下来的事物才称得上有较强的生命力,在遇到各种生存困境时才能够延续生命,这个原理在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史上已成无可辩驳的规律。英汉翻译受到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人文因素等,适应这些因素的翻译活动才能较好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成为广为接受的文本,进而吸引更多的大众读者,亦即拥有广大的受众。受众对译文本的消费是译文本价值的体现。如果一个译文本无法赢得受众青睐,则译文本的价值就是有限的。如今,进行英汉翻译前,译者选择要译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符合本国政治环境的要求,否则译文本无法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也就无法顺利出版。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译者选择的作品可以更加多样化。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前,译者翻译的多数是苏联的作品,而且多数是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作品,这符合当时“将一切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也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需;到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社会来临以及价值观多元化,翻译所选择的作品样式、作品主题呈多样化,翻译不再仅限于从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作品,而是面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优秀作品。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版行业也由政府部门主管、财政支持发展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文化市场上读者的需求是译文本得以产生和畅销的一个因素———如果不是因为读者喜爱,作品很难找到出版商。除此之外,经济社会的发展促成了各学科门类及生活实用的大量文本的翻译,翻译人才的数量大大超过过去以文学作品翻译为主的翻译人才数量。“现代生态学已不仅仅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而是已成为指导人类行为准则的综合性学科,是研究生物存在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可见,政治、经济、文化、主流价值观等因素共同组成译文本“生态环境”,这环境中的各种因子共同作用,促成翻译的顺利进行和历史发展。只有适应这些因子,译文本才能最终实现价值。
四、名家译作对原文本和译文本环境适应举隅
译者在翻译之前,对原文本进行解读,进而通过译文本再现原文本风采,体现了对原文本的适应及对译文本所在的由政治、经济、主流价值观等组成的生态环境的适应。然而,这两种适应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的。生态学视域下的翻译能够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在生态学视角运用于翻译之前,人们普遍对翻译的归化和异化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无法达成公论。生态学视域下翻译观可以很大程度地扩展翻译的视野,使得翻译不再拘泥于归化异化之争,而是以适应性为基础,赋予译者以协调者、操纵者的角色,译者在原文本和译文本两个文本圈间取得平衡,认为只要能达成平衡,则归化异化皆可行。这种主张是合理的,因为根据心理学上的格式塔理论,读者阅读的时候虽然会欣赏作品的字词句,但又不是拘泥于字词句,而是以整体感觉来欣赏作品,即不是从文字形式的叠加得出印象,而是在各个部分间协调、纵横、兼顾、整体认知。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而是要优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翻译过程中必须持有整体观念,而不能局限在字词句方面对原文本死译、硬译。死译、硬译后的作品,虽然字词句之间适应原文本,然整体效果要么无法适应译文本语言环境,要么无法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如,对英语长句硬译,其结果是汉语译文不堪卒读。这是翻译没有适应译文本语言环境的不协调翻译行为。如,英语文学对《圣经》典故的使用相当普遍,而且经常不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原文本的读者对西方宗教文化相当熟悉,毋需作者赘述,而在对《圣经》文化普遍陌生的中国读者看来,这些典故犹如天外来客,中国读者不明就里。这就是翻译没有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的不协调的翻译行为。从格式塔心理效应来看,译文本的读者需要的是对译文本整体价值观、信息等宏观了解,译者只要在这些宏观方面能够保持与原文本一致,则不必拘泥于该如何忠实于原文本的遣词造句。即是说,译者更大的责任在于将不熟悉原文本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的译文本读者所需要的所指信息显化,使之前景化,而不是仍将其作为隐含信息而让译文本读者解读困难。所以,刘士聪先生说:“将译文作为一个独立文本加以审视,审视其整体的审美效果,看其内容是否与原文相符,看其叙事语气与行文风格是否与原文一致,这一点很重要。”译者必须权衡利弊,了解两种文化的特点和两个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了解原文本哪些语言、文化信息是译文本读者可以无障碍地接受并且不会误读的,保留这些信息的风貌,而原文本当中对译文本读者产生障碍的信息,则需要进行明晰化处理,恰当采用释义、套用、注释等手法,这样从整体去达到忠实原文本的效果。只有这样的整体协调,才是对两种语言的“生态系统”的最佳适应,与原文本取得真正的平衡。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采用了变译的策略,许多人并不认同。然而,如果借生态学的视角来加以解释,则可发现,严复的翻译策略选择是相当理性的,其译文本体现出生态学意义的平衡观和协调观。严复的翻译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开启民智,号召人民群众反抗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于是遵循原文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思路,在原文本基础上添加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是关于中国国情及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信息,使得译文本语篇更加恢弘、气势磅礴。严复的翻译,将原文本的信息型文本转化为译文本的呼吁型文本,将原文本内涵的对自然的生态选择转化为译文本内涵的对社会的生态选择。可见,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没有违背原文本的基本思想与内涵,甚至提升了原文本的内涵与意义,而且又适应译文本所在的政治环境,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因为,当时在译文本所在的环境———中国土地上,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国家独立、政局稳定,在时局动荡、民族存亡之际,普及原文本的科学知识实在意义不大,而经过严复的翻译及译文本传播,原文本的价值得到超越性实现。严复的译文本不仅适应了原文本,而且适应了译语的环境的各种因子,译文本即是在英汉两种语言及其承载的文化之间取得最佳协调关系的成果。有学者因此评论,“虽然严译《天演论》在有的方面没有很好地忠实于原作,对内容和语气都作了修改,但我们不应该脱离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孤立地对其做出评价,这样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严译《天演论》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对其不应过于苛求,应有更公正的评价。”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的小说GoneWiththeWind(傅译的书名《飘》)时,将语言大量作了中国本土化,包括在对原文本人名的翻译上,也去掉英语人名汉译经常采用的音译法,而是用典型的汉语人名二字格式或者三字格式给人物重新命名。这使得译文本读来给人恍如在读汉语原著之感,似乎不带英语著作的痕迹。当然,该译文本在翻译界引起的争议丝毫不亚于严复翻译《天演论》所引起的争议。但是不可否认,傅东华译作一直是最广为接受、广为流传的GoneWiththeWind汉译本。探究起来,不难发现,傅东华译作广受欢迎的原因正在于其适应了译语读者的阅读需求,适应了译语的生态环境,而对原文本的风采却毫无影响———因为翻译上局部的归化异化无损于原文本的思想,同时又能为译语环境所接受。王佐良翻译培根的《论读书》,影响极大。译文本无论在文采还是在思想上,都不逊色于原文本。而在具体的细节上,又可以看出译者并非惟原文本马首是瞻。例如,培根《论读书》原文本中,“Studiesservefordelight,forornament,andforability.Theirchiefusefordelight,isinprivatenessandretiring;forornament,isindiscourse;andforability,isinthejudgmentanddispositionofbusiness.”王佐良将其译为:“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原文用简单的词汇和句型,以及大量省略句,而译文则文采斐然,句式整饬,超乎原文。如果仅遵从原文省略句式和平实的措辞特点,则译文会如白开水,很难在一向推崇文采的汉语文化环境下产生大的影响。王佐良在尊重保留原文本思想的基础上,适应汉语文化环境里论说散文重文采和汉语句式喜好排比和四字格的特点,使译文形式整饬,朗朗上口,广为传诵,成为经典。可以说,培根的这篇论说文《论读书》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一定程度要归功于王佐良的翻译。这样对译语环境和原文本风姿的双重适应和选择,即是适合了生态学的平衡、和谐理念和整体、关联思维。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充满的中国各种传统文化信息,是汉译英上的难点。《红楼梦》英译本以杨宪益译作和霍克斯译作两个译文本最广为流传。前者以直译为主,将各种文化信息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过去。这种直译法会令熟悉汉语文化的人们读来如同读原文本,较为轻松,而对于英语国家中更多的普通读者来说,则会障碍重重,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中缺少汉语文化,故而无法理解文本当中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信息。后者以意译为主,将对英语民族来说很生疏或者会造成误解的信息以英语文化中可与之构成联想、意义相似的形象代替,使得鸿篇巨著的《红楼梦》不会因为太多陌生的异域文化信息的出现而阻碍英语读者对名著的理解。从生态学角度看,霍克斯很好地适应了译语主要的阅读环境,使得译语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较为和谐的互动,其译作属上佳;而杨宪益的译文会使得汉语文化空缺的外国读者云里雾里,译文和译语读者之间难以形成和谐流畅的传播接受关系,也就难以产生平衡、和谐的生态学的关系。
五、结束语
赵小兵提出,“各种关系集于译者一身,各种平衡的工作需由译者来完成,译者选择的和谐意识,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创造性意识。译者正确地把握文学翻译中的各种主体间的关系,把握语篇内外之间的关系,充分地考虑跨语境问题,是保证文学译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意义关联和和谐一致的重要途径。译者须具有和谐的整体意识,使文学译本达到和谐的境界。”生态学的整体和谐观已经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英汉翻译工作来说,意义在于构建了生态翻译学,译者及研究者可以以更加开阔的眼光,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高屋建瓴,宏观把握翻译。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只需要以生态学的眼光看待,在原文本风采保留的基础上,以适应译语生态环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流价值观等各种因子为准则,灵活运用和搭配各种译法,则译无定译。只要能协调、平衡、拓展原文本价值又吸引译语受众,甚至促进译语环境的社会变革,引导译语环境社会正面价值观念的提升,则译文本即属佳作。
一、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西方文化以及英汉翻译
(一)《圣经》故事方面
英美国家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到宗教的影响,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影响非常深远、广泛。通常西方人会把《圣经》作为他们的生活道德准则,《圣经》的内容深深地融入到西方文化中。在西方人的文学艺术以及日常语言中也会广泛应用到《圣经》故事。比如,“Godforbid”“Oh,heavens”“forGod?ssake”等已经成为西方人的口头常用语。实际上,《圣经》不单单是基督教的一部正式经典,而且也是一部内容、思想的经典文学作品。英美文学家常常为了丰富写作题材,进而巧妙地引用《圣经》中的词句、人物或者典故。比如,“Absalom?shair”,本意是指押沙龙的头发,潜台词是“美丽反而是一种致命伤”;“Manna”在《圣经》中赐给以色列以及摩西人的食物,潜台词是代表意外收获。圣经的典故以及故事也被常常应用于英美文学作品中,其中英国诗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的《力士参孙》《复乐园》及《失乐园》中都采用了《圣经》里的典故。
(二)词汇代表的不同文化内涵
文化和词汇密切相关,每个民族的语言词汇中都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的风俗民情、政治制度、经济、历史、地理及文化艺术等,但是如果文化背景不同的话,相同的词汇代表的涵义也会有所差异。就日常生活称呼语而言就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比如,我们中国一直以来都有“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在汉语中主要用“老”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和尊敬,常常也会使用“老王”“李老”或者“老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年长通常代表着智慧、经验、身份,但是西方文化中,将“Old”这个词汇表示过时、落后于潮流等意思。并且在西方,年龄是个人的重要隐私信息,尤其是西方的女性非常忌讳他人询问其年龄。因此,西方人一般不会叫对方“oldpeople”“grandma”等,通常会直呼其名。其次,中西文化的差异同样体现在颜色词汇方面,从而影响颜色词汇含义大大不同。如,汉语常常会用“眼红”体现嫉妒的情感,用“走红”表示非常受欢迎,但是英语会用“begreenwithenvy”表达嫉妒,“red”这个单词仅代表“负债”“赤字”的含义,而不带有感情色彩,采用“blacktea”表示红茶。
二、有效处理文化因素对于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影响
在西方文学中,西方文化被良好地体现出来,而翻译则可以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更方便、准确了解西方文化的途径和方法,正确合理地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使中国的读者可以快捷地掌握和学习西方文化知识,掌握西方文化精髓。但是文化差异是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一个重大阻碍。如果从译法的层面分析,可以将翻译分成意译、直译两种方式,翻译家的风格也可以概括为“异化”“归化”两种。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并不是对立的,在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中,无论应用“异化”策略还是“归化”策略都会有一定的覆盖、交叉情况,因此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应该采用异化、归化相互融合的方式。如果因为语言文化的不同差异导致词句语义空缺,可以采用“并行法”进行翻译。比如,在影视片名翻译中,WaterlooBridge是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翻译者并没有仅仅采用“异化”翻译方法直接翻译成“滑铁卢桥”,而是翻译成《魂断蓝桥》。这样可以更好地表达影片中的一些悲伤情节,也可避免受众误以为是拿破仑失败的滑铁卢战场。其实,片名“WaterlooBridge”也就是英国伦敦的滑铁卢桥,为了以防观众误解,因此借用了我国《太平广记》中描述的“蓝桥相会”传说,把“滑铁卢桥”翻译成“蓝桥”,这样不仅点明了爱情主题,也将原名中的“桥”保留了下来,同时也通过“断桥”暗示了影片的悲剧色彩。由此可见,有机结合“异化”和“归化”的翻译方法不仅可以将原名的基本形式保留下来,也可以将影片的主要内容真实地传达出来,更加合理。反而如果单独采用异化或者归化的翻译方法,都不能完全地传达出原文的信息,不利于双方的文化交流。
三、结语
综上所述,英美文学作品的英汉翻译者不仅应该拥有扎实、深厚的双语语言知识,掌握基本的翻译技巧,同时更应该全面地掌握西方文化。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西方文化,翻译者平时应该多注意学习、积累西方文化知识,选择一种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翻译形式,使广大中国读者能够真正地品味英美文学作品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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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专业实验教学在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动物医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组织胚胎学课程作为动物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实验课程对于理论课程的辅助作用非常重要,研究主要区别于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从教师、学生、教学手段、考核方式等方面入手进行实验课程的改革。通过改革后,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参与度,同时对于组织胚胎学的组织结构能够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动物医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组织胚胎学
动物医学门类的实验课程与其他理科项目的实验课程不同,需要用到动物实体或标本。组织胚胎学是动物医学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是主要的形态学课程之一,是动物解剖学的内化和延伸。在教学过程中,通常包含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两部分,通过理论课程的讲述使学生对每个器官组织的形态有所掌握,实验课程则是对理论课所学的内容进行消化和吸收。通常的实验课程都是作为理论课程的辅助,但组织胚胎学课程是一门实践性质很强的课程,实验课程对学生知识的掌握非常重要。同时组织胚胎学又是微观形态学科,多数的概念是从具体的组织形态和结构中抽象出来的,不太容易为学生所理解和接受,这就要求动物组织学的实验课程要有所设计,灵活教学,以增强学生对概念理解、特征性记忆和学生能力等学习效果。
1传统的组织胚胎学实验教学方式
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通常都是以教师为中心,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观察为辅,学生按照教师的要求进行实验课程的学习,在教师讲述完一堂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后,由学生使用显微镜进行切片标本观察。这种教学方式是最为简单,也是最为常用的。但这种教学方法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热情和积极性,学生就像流水线一样,将教师要求观察的切片,通过观察后将所观察到的切片标本的大致结构在纸上进行绘图,绘图后将结果交给教师检查。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只是被动地按照教师的提示和实习指导书的内容完成和说明所观察到的标本,不能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热情,而教师对学生实验课程的掌握与否最终只是通过学生提交的绘图来判断,这种方法会导致教师根据学生的绘图情况进行错误的判断,对理论课程的理解是十分不利的。
2改革实验课程模式,加强实践能力培养
针对于传统的组织胚胎学实验教学方式的弊端,同时为了贴近近年来教育部对人才质量培养的各项要求和对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的要求[1],本次实验课程教学改革紧紧围绕着如何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的要求,实验教学方法改革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2.1课程设置改革
组织胚胎学属于形态认知课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都很重要,像其他课程一样,理论课程学时多、实践课程学时少,对于课程的掌握是不利的,实践课程教学对提高整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尤为重要;因此,从源头上课程设置方面就应入手,调整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的比例,大大提高实验课程的课时数是最有效的,正所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调整实验课时数是最为合理有效的。
2.2从教师入手改革
教师对于课堂的重要性来说是毋庸置疑的。推进实验课程教学改革,首先要从教师入手。如何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意识,教师的主导作用对于课程改革来说,尤为重要。从教师入手,首先要求教师对于课程做到烂熟于心,并且要将这些知识通过多种多样的途径传播给学生,使学生能够接受并理解,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学生产生兴趣后自然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学习,去挖掘,从而达到想要去掌握。其次,教师要对实验课程有计划,包括要求学生进行课前的预习,对理论课程进行理解,知道即将进行的标本观察是哪些内容?大体的形态结构是怎样的?有哪些特征性的结构?这些可以在上课时进行提问,从而知道学生是否进行预习和理论的理解程度如何。这样就避免在上课的时候要占用一部分学时对学生讲述实验课内容及如何进行操作,标本片子的主要形态结构是什么等等。学生主动掌握的肯定要比教师告诉的印象更深,且不会使学生产生依赖心理[2]。从教师入手,还要求在课堂上教师要对学生进行随堂指导,避免出现教师拿了一堆片子给学生,学生自己看不懂,找教师找不到的情况。另外,对学生指导,一定要体现指导的作用,而非自己代替学生操作,导致学生完全依赖教师,不重视实验,不能提高实验技能,更谈不上增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从教师入手,要求实验教师要对学生进行严格要求。教师不严格要求,会造成学生不重视实验课程,认为实验课程可有可无,造成学生“重理论,轻实践”,抓好学生的思想转变是根本。
2.3从学生入手改革
教师课程准备得再充分,手段形式再多样,也需要有学生的配合。从学生入手,首先要从学生的思想入手,从学生的观念中彻底改变“重理论,轻实践”的思想。让学生了解组织胚胎学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必须通过实验课程进行巩固,否则,空有理论不会知道具体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例如,在讲述“细胞膜”的结构时,常说“两暗夹一明”,如果不通过电镜观察,完全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由此学生可知晓实验课程对理论的辅助确实非常重要。让学生了解平时不学习、考试时突击的情况对于组织胚胎学课程是行不通的。只要学生思想上重视了,再加上教师的指导,多手段化教学,学生的动手操作自然就融入进课程教学了。
2.4多手段化教学改革
现在的学生真所谓是生活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教师讲述的概念、知识准确与否,学生立刻就动手百度。再使用原始的上课方式势必没有新事物的使用让更加吸引学生。同时,组织胚胎学课程中存在大量的图片,需要让学生了解[3]。因此,在组织胚胎学的实验课程中有必要多使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首先,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多媒体教学普遍被应用,这对于组织胚胎学来说是福音,教师不再需要使用投影或手绘来进行图片讲解,节省了大量时间。同时多媒体教学还可以使用声音、动画等手段来动态演示,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在实验课程中,使用了网络共享平台。给每个实验小组中配备一台电脑,同时,教师的电脑作为管理者平台,把每节实验课中所涉及到的普片制作成一个PPT,供学生共享,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可以通过随时查阅幻灯片来找出所看切片的结构特点。建立微信群,把所有学生加入微信群中,教师在群内发一些组织图片,不告知学生是哪个组织的,由学生们根据理论知识、教科书以及网络,共同分析讨论组织图片的结构,必要时教师给出一些参考答案,最后得出结论,说出判断的结果及理由。这种讨论方式就不仅仅局限在课堂上,而是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现在的学生几乎是“机不离手”,且此种方法趣味性强,因此学生们参与度高,效果比较好。
2.5从考核方式上改革
传统的考核方式主要为单一报告形式进行实验课程考核,这种方式并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真实的掌握情况;因此,考核方式必须改变。首先,改变实验课程及比例。实验课课程成绩所占比例改为占总成绩的40%,要学生充分了解及重视组织胚胎学的课程特点。实验课学不好,势必影响总体的成绩。其次,单一写报告,写好报告并不代表能取得好的成绩。教师的考核方式由教师看报告改为学生看切片,并描绘出切片的基本形态,采取一对一的考核方式。以口试和报告相结合的方式,来决定学生的实验课成绩。在此过程中教师能够了解学生的整体掌握情况,同时也能知道每位学生的掌握情况。虽然这样会增加教师批改作业的工作量,但会引起学生对实验课程的足够重视程度。同时,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此方式比较推崇,原因是避免了有的学生不掌握知识、抄袭别人的报告而取得比较高的分数。
3结语
综上所述,在组织胚胎学的教学过程中,根据这门课的课程性质,对于实验课程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通过实验课程的学习,增强学生对理论课程的理解,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4]。
参考文献:
[1]陈天辉,李鲁,施卫星,等.全科医生培养模式的现状与思考[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2(1):28-31.
[2]刘苑.“讨论式”教学方法的理论和实践[J].华章(教学探索),2007(Z2):40-41.
[3]代红燕,南瑛,田为真,等.深化基础医学实验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科研创新能力[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7(1):95-96.
[4]王丹丹,朱健平,刘霞.对加快医学实验教学改革的建议[J].海南医学院学报,2008,14(4):484,486.
1实验设计
在开展生物医学研究时,研究者通过正确地运用统计学知识,可直接影响研究的质量。统计学设计的任务在于对研究的部署、实施,直到研究结果的解释进行系统的安排,力争做到以最少的人力、物力获得可靠的结论和信息。其目的在于确定某种处理是否会表现出某种特定的效应。在实验设计时应遵循惟一差异原则,即在进行两组比较时,两者之间仅有因处理因素不同而引起的差异,而其他实验条件相关的非处理因素都应保持等同。然而,处理组与对照组在反应上表现出的差别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处理的结果。另有两种引起差别的可能性,即偏倚和偶然性。偏倚是指系统性差别,它不是因组间在处理上的不同所引起。生物医学实验中统计学设计和分析的目标就是消除潜在的偏倚,减少偶然性[2]。
1.1实验的偏倚和控制
偏倚是在研究中从设计到实验实施和结果分析的各环节存在一些人为的、有系统倾向的非随机误差,它不是由于抽样造成的,而是某种偏性使得实验结果偏离它的真值。从所选择的生物医学问题到研究方案的制订与实施、实验的完成过程、实验的分析与解释,乃至实验结果的发表,均可能存在各式各样的偏倚[2]。这种偏倚常常表现为系统误差。偏倚的大小取决于研究的方法和具体的实验条件。常见的偏倚主要有选择性偏倚、观察性偏倚和混杂性偏倚。必须认识实验过程的偏倚,从实验设计起直到整个研究过程结束均要加以控制。正确的实验设计可控制选择性的偏倚,事前人为控制和采取相应的措施可避免和减少观察性的偏倚。对于混杂性偏倚,可将重要的混杂因素在设计阶段进行分层随机设计,使混杂因素在组间分布均衡;在统计分析阶段将混杂因素作为分层因素或采用有协变量分析方法,以消除混杂因素的影响。只有有效地控制或消除偏倚,方可减少结果的假阳性或假阴性。
1.2减少偶然性的潜在影响
偶然性因素的作用可以减少,但不能完全排除。因为即使是在精心实施的研究中,接受同样处理的动物,其反应也不可能完全一样。适当的统计分析可使实验人员评估出现假阳性的概率,即根本不存在处理效应的情况下观察到差异的概率。这种概率越小,实验者发现真实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了更有把握地检测出真实效应,有必要减少偶然性的作用,并通过实验设计确保能在“噪声”之上识别真正的“信号”。
1.3实验设计的要素
要消除生物医学实验中潜在的偏倚,减少偶然性,就应对实验对象、处理因素和实验效应这三个实验设计要素,按照对照、重复、随机化和均衡四项原则进行周到的设计与控制[3]。1.3.1实验对象实验中处理因素所作用的对象称为实验对象。不同性质的实验研究需要选取不同种类的实验对象,一个完整的实验设计中所需实验对象的总数称为样本含量。生物医学试验中考虑动物实验对象时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①动物种属的选择:选择实验动物的种属与品系时,尤其需要注意其背景反应的水平。为了将反应“信号”水平最大化,常常意味着应避免选择那些背景反应水平极低的动物种属或品系,但如果采用过度反应的动物种属或品系也同样会出现问题。动物物种选择中的其他问题,无论是实际问题(寿命、体型、易得性、对动物学特征的了解情况)或是理论问题(生化、生理或解剖结构与人的相似性),都需要从专业的角度认真加以考虑和权衡。②动物的数量:虽然从统计设计角度考虑可得出某项实验所需的动物数(样本含量),但所得出的数值往往很大。因此,虽然样本含量估计是保证结论可靠性(精度和检验效能)的前提,但基于实验的可操作性及经济原则方面的考虑,应结合统计学的计算结果与以往的生物医学研究经验予以确定。③动物的体重与年龄:为确保实验对象的同质性,实验中所使用的动物体重与年龄应尽可能相近;动物体重的标准差不应超出平均值的10%;啮齿类等小动物年龄相差不应超出1周,大动物年龄相差不应超出1个月。④动物的分层:为了准确检测一种处理因素引起的差别,各处理组在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其他非处理因素方面应尽可能具有同质性。当存在动物亚系间的差别时,有两种方法可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一是在结果分析阶段将亚系作为一个“分层变量”处理,包括对两个亚系的结果进行单独分析,然后将结果综合,得出处理效应的总结论;二是将亚系作为实验设计的“区组因素”,这种情况下可使对照组与处理组中每个亚系动物数量相等。除以上所讨论的“亚系”之外,其他的非处理因素,如性别、窝别、体重段等也可作为分层变量进行局部控制,并据此进行分层随机化分组。1.3.2处理因素设计实验研究时,要明确研究中的处理因素和影响实验效应的非处理因素。研究者希望通过对研究设计进行有计划的安排,从而能科学地考察其效应大小的因素称为处理因素或实验因素;研究者往往忽略对评价实验因素作用大小有一定干扰的重要的非处理因素或非实验因素(如动物的窝别、体重等);其他未加控制的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统称为实验误差。实验结果是处理因素和非处理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实验效应,因此如何控制和排除非处理因素的干扰,正确显示处理的效应,是实验设计的基本任务。1.3.3实验效应实验效应是处理因素作用于受试对象的反应和结果,是反映实验因素作用强弱的标志,它通过观察指标(统计学常将指标称为变量)来体现。如果指标选择不当,未能准确反映处理因素的作用,获得的研究结果就缺乏科学性,因此选择好观察指标是关系整个研究成败的重要环节。指标的观察应避免带有偏性或偏倚,要结合专业知识,尽可能多地选用客观性强的指标,在仪器和试剂允许的条件下,应尽可能多选用特异性强、灵敏度高、准确可靠的客观指标。对一些半客观(如尿液pH试纸读数值)或主观指标(行为测量、病理观察),一定要事先规定读取数值的严格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分析实验结果,从而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
1.4实验设计的原则
为了防止结果的偏倚,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最大化的表达,在进行生物医学实验设计时必须遵循统计学设计的对照、重复、随机化和均衡四个基本原则。生物医学实验中对照组的设置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对等原则,即惟一差别原则,除处理因素外,对照组具备与实验组对等的非处理因素。在相互比较的各组间,除了给予的处理因素不同外,其他方面应与实验组具有一致性,如相同的实验单位来源(动物种属、体重等)和相同的实验条件、操作方式和喂养环境等。②同步原则,对照组与实验组设立之后,在整个研究进程中始终处于同一空间和同一时间。③专设原则,任何一个对照组都是为相应的实验组专门设立的。不得借用文献上的记载或以往结果或其他研究资料作为本研究之对照。
1.5生物医学中常用的实验设计类型
如果需要在同一实验中同时评价几种不同的效应,实验者应该安排能区别各自效应差别的实验设计方法。生物医学中常用的实验设计有以下几项。1.5.1完全随机设计完全随机设计是生物医学动物实验中最为常用的一种实验设计方法,它是一种单因素有k个水平(k≥2)组的实验设计。即实验设计可设置一个对照或多个剂量组的实验方案。本设计保证每个实验动物都有相同机会接受任何一种处理,而不受实验人员主观倾向的影响。本设计应用了重复和随机化两个原则,因此能使实验结果受非处理因素的影响基本一致,真实反映出实验的处理效应。1.5.2随机区组设计随机化完全区组设计,简称随机区组设计,又称配伍组设计,是配对设计的扩展,它将几个条件相同的受试者划分在同一个区组或配伍组,然后再按随机的原则,将同一配伍组的受试者随机分配到各实验组。该设计方法的优点是每个区组内的k个实验单位有较好的同质性,比完全随机设计更容易察觉处理间的差别。这种方法须特别注意的是要求区组内实验单位数与处理数相同,实验结果中若有缺失值,统计分析将损失部分信息。1.5.3拉丁方设计拉丁方设计从横行和直列两个方向进行双重局部控制,使得横行和直列两向皆成区组,是比随机区组设计多一个区组因素的设计。在拉丁方设计中,每一行或每一列都成为一个完全区组,而每一处理在每一行或每一列都只出现一次,也就是说,在拉丁方设计中,实验处理数=横行区组数=直列区组数=实验处理的重复数。1.5.4析因设计析因实验设计又称全因子实验设计,属于多因素、多水平单效应的设计。它不仅可以检验每一因素各水平之间的效应差异,而且可以检验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交互作用是指一个因素不同水平间的效应差受另一因素的影响,包括协同交互作用和拮抗交互作用。析因实验主要用于分析交互作用,当因素及水平数过多时,所需的实验对象数、处理组数和实验次数大幅度增加,故一般采用较简单的析因实验。含有较多因素和水平的实验一般采用正交实验设计[5]。
2生物医学动物实验的描述统计学
2.1生物医学实验资料的类型
生物医学实验对实验对象(动物)进行干预后测定的观测指标通常有以下类型:①连续性数据:测定结果表现为有数字大小和单位的数据,统计上称定量资料,如生理、生化指标,体重值,器官重量等。②分类数据:测定结果表现为按某属性划分的定性类别,统计上称为定性资料,具体又可以分为二值资料、多值名义资料和多值有序资料。如某反应为出现或不出现,死亡或未死亡,有畸形或无畸形;病理损害的严重程度(无、轻度、中度、重度)等。
2.2统计描述指标
描述性统计学(或归纳统计学)是对样本观察/测量数据频率分布的定量研究,描述性统计的目的在于:①对测量值或观察值进行归纳浓缩,用统计量、统计图或统计表的形式表现;②估计总体分布的参数。2.2.1资料的整理与探索对于某一测量指标,一般应从文献资料中了解其分布类型。如果没有判断概率分布的理论基础,应重复以大样本测定,绘制样本的频数分布图(理论上样本量要大于100),并经统计学检验拟合其分布。2.2.2数据的描述统计量①连续性数据的频数分布:通过对样本资料编制频数分布表或做茎叶图,以确定资料分布的类型、频数分布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估计总体参数,也便于发现离群值。②中心位置的描述统计量:描述数据分布的集中趋势,常用指标为算术均数、中位数、众数、几何均数等。③离散程度的描述统计量:描述数据分布的离散趋势,常用指标为标准差和方差、极差和四分位数间距、变异系数和离散系数等。④统计学图表:统计图包括连续性数据分布的直方图、茎叶图,表示数据中心位置和离散程度的点杆图(做图时表示均数和标准差)和盒须图(做图时表示中位数、极差、四分位数间距),描述构成比数据资料的百分条图、饼图,描述经时变化趋势的线图,以及预测和检验分布类型的概率-概率图(P-P图)等[6]。统计表具有简单、明了、易于理解、便于比较的优点。编制统计表时原则上应当重点突出、层次分明、避免层次过多或结构混乱。一般的统计表应为三线表,表中只有横线,无竖线和斜线。统计表的标目应层次清楚,不宜过于复杂。
3生物医学动物实验的假设检验
生物医学动物实验中最常见的情况是给予不同受试物后进行组间比较,通过统计学中的假设检验,说明受试物的作用。假设检验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3.1检验方法的选用依据
3.1.1资料的类型和变量的数目不同类型的资料(定量、定性)的组间比较应采用不同的统计检验方法。单变量、多变量的统计检验方法也各不相同。3.1.2实验设计类型应该根据实验设计的具体类型选择对应的统计检验方法,以便得到处理组效应的真实结论。3.1.3检验方法的前提条件选用假设检验方法前,应了解所分析的数据资料是否满足相应检验方法的前提条件,如t检验和方差分析等参数检验方法要求数据满足正态性和方差齐性,χ2检验要求样本含量大于40且理论频数大于5。
3.2正态性检验及拟合优度检验
统计学假设检验须判定样本的频数分布是否符合某一理论分布,如符合要求就可按此理论分布来进行统计学处理。对正态分布可采用正态性检验,其他分布可用拟合优度检验。通常可通过查阅文献,了解实验参数符合何种理论分布。
3.3方差齐性检验
连续性数据未达到参数法统计分析前提的第二种原因即为方差不齐。一般而言,数值愈大,其固有的变异性也愈大。例如,若某组动物的平均反应值为100,其数值范围可能为80~120;而另一组动物的平均反应值为300,其数值范围可能会扩大至240~360。解决方差不齐的措施是进行数据转换。若数据的标准差与平均值成正比,在统计分析前宜将数据转换为对数值之后再进行分析,据此,不仅数据的变异度与平均值大小无关,同时还可确保其更符合正态分布。若数据变异度增加幅度与平均值的关系不太明显,采用平方根转换则更易使数据的变异度与平均值大小无关。某些数据经对数或平方根转换后可能仍存在方差不齐,此时宜采用非参数检验。
3.4单侧检验与双侧检验
检验假设选择单侧检验或双侧检验,应事先根据专业知识做出选择。一般而言,若研究目的仅须了解是否存在组间差异、实验者无法预测组间变化的方向以及实验者希望获得正负两方面的结果时,应采用双侧检验。若事先可预测组间差异的变化方向,实验者仅对某一方面的重要性感兴趣,实验者仅希望了解与对照组差异或正或负一个方向,则应采用单侧检验。此外,剂量设计预试验中应采用双侧检验,正式试验在了解相关信息后可采用单侧检验。
3.5多重比较及多重性问题
生物医学实验经常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做多个变量的比较。即使不存在真正的实验效应,也有可能纯粹由于偶然性而有一个或多个变量在5%检验水平出现显著性差别。除了上述均数多重比较导致Ⅰ类错误概率增加的多重性问题之外,其他的多重性问题还包括多次的中期分析、关注多个结局、亚组间的多重比较。处理多重性问题的原则包括:①预先计划进行多重比较;②限制比较的次数;③多重比较时采用更严格的界值标准;④多重比较具有生物学方面的依据。
3.6观察值或实验对象的独立性
许多统计检验方法要求比较的观察值或实验对象相互独立,如二项分布的率检验、t检验和方差分析等。但是,有的生物医学实验中观察单位并不独立。例如,生殖和发育研究中就存在窝效应:由于遗传因素、宫内的发育环境和药物的代谢环境相似,与异窝胎仔相比,同窝胎仔之间对毒性效应的反应概率趋于系统,即同窝内数据为聚集性数据,这就是一种常见的非独立数据。在统计学分析时,忽略数据的窝内相关性具有潜在的风险;因同窝母鼠所产k个胎仔的观察值存在共性,其所提供的信息不及k个独立的来自不同母鼠所产胎仔所提供的信息;窝内相关性愈大,其信息量愈少。聚集性数据的均数标准误小于独立的数据,因此,若基于观察值独立的统计分析方法,就会增加犯Ⅰ类错误的概率,即假阳性的风险增加,降低实验的有效性。
3.7历史对照数据的应用
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发生率较低的情况下,单项研究可能提示处理可影响肿瘤发生率,但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可能想到的分析办法之一是将处理组的数据与来自其他研究的对照组动物相比较。虽然历史对照数据具有重要意义,但值得强调的是,众多原因可导致不同研究之间的变异度大于研究之内的变异度。动物来源、饲料及饲养条件,研究期限,研究中的动物死亡率、读片的病理学家等均可能影响最终的肿瘤发生率。故此,忽视这些差异,将处理组的肿瘤发生率与合并的对照组发生率相比较,可能得出严重错误的结果,并进而明显夸大统计显著性水平。Tarone[4]曾对历史对照组的比率数据分析进行过综述。
3.8假设检验的局限性
首先,假设检验中的P值并未提供有关处理诱发效应大小的直接信息。某一受试物可诱发一定量的、反应的增加,但增加的幅度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则取决于研究的规模和数据的变异性。在规模较小的研究中,有可能错失较大、重要的效应,尤其是在检测终点测量精度不高的情况下。相反,在规模较大的研究中,较小、非重要的效应则具有统计显著性。例如,D药与C药相比,降血压效应相差近30mmHg,但因为例数仅10例,假设检验未发现显著性差异(P=0.31);相反,B药与A药相比,降血压效应仅相差0.2mmHg,但因为例数达500例,假设检验却发现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由此可见,统计学显著性与效应大小无直接相关性。因此,愈来愈多的统计学家主张以处理组与对照组差异值的95%置信区间表述处理的效应。据此,若处理反应的增加值为10个单位(95%置信区间3~17单位),则该区间包含真实差异的几率为95%。若置信区间的下限大于零,则双侧检验的P值小于0.05。其次,假设检验无法消除实验设计或实施不当所带来的影响。虽然前述的分层分析等有助于发现真实的差异,但若实验设计存在偏倚,或实验实施过程中存在偏差或失误,假设检验方法一般也于事无补。因此,在生物医学实验过程中应注重对实验设计或实施过程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措施,强化GLP规范意识。其三,对统计学分析本身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也是确保研究质量的重要环节。所用统计分析软件包应经过充分的认证,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可靠性。数据的录入、核对和分析结果的报告与归档,均应制订并严格执行相关的标准操作规程。综上所述,在动物实验研究的多个环节,统计学中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统计学不仅可以保证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极大地提高研究效率,节约研究成本。在这里还必须强调,除了实验后期的数据分析以外,在实验方案的制定阶段也需要统计学人员的早期介入,这样有助于避免实验设计出现大的偏差和漏洞,有利于研究目标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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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dowson把认知体系(schemas,或schema)描述为“cognitive constructs which allow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in long-term memory(1983)即能对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进行组织的认知体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母语和第二语言阅读的文化差异与认知体系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母语和第二语言阅读的文化差异与认知体系全文如下:
〔摘要〕母语阅读与第二语言或外语的阅读之间尽管有许多共同的基本要素,但阅读过程却差异很大。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为是否存在着两个平行发挥作用的认知过程,或着是否存在着对两种语言的处理都适应的策略。本文将着力探讨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的异同之处,尤其是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如语言文化内容或背景知识认知体系,形式上的(或字面的)认知体系、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等。
〔关键词〕文化差异;认知体系;处理策略
阅读能力是第二语言学习中公认的最稳定、最持久的模式。换言之,学习者虽然可以运用刚学得的技能,但更多地是运用现有的能力水平去理解文本。无论是在母语还是第二语言的语境中,阅读都包含读者、文本和读者与文本间的互动等内容,尽管母语的阅读与第二语言或外国语阅读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重要基本因素,但是其阅读过程差异很大。引人感兴趣的问题是有没有两个并行发挥作用的认识过程,或着有没有同时适应两种语言的处理策略。尽管人们有这些兴趣点,但是由于第二语言阅读的研究与母语的阅读相关意义不大,前者甚至被一些人简单地视为后者的自然派生,对第二语言阅读的研究经常被排除在外。
例如,第二语言的阅读时常被视为用母语进行同样任务的一个较慢的版本而已。这种理解意味着第二语言任务无非是以一种行为模式取代另一种行为模式。我们不仅要明确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过程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还有许多不同因素在起作用,大量复杂的变量使对这两种语言的处理差异很大。因为大量的复杂变量使母语的阅读过程基本上难以观察,所以教师们在课堂上需要努力了解学生的阅读行为并能够帮助他们理解那些行为。
既然这些因素会影响第二语言语境中的阅读,教师就应尽可能多地了解其读者的文化、语言和教育背景等。本文将探讨母语阅读与第二语言阅读的异同,尤其是在文化因素方面:内容(即背景知识)认知体系(schema),形式(即文章的)认知体系、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等。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包含大量文学知识,而此处又不可能完全谈到,但本人仍希望本文的讨论能为读者提供了解这一领域的一个视角。
认知体系的类型让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认知体系的概含。Widdowson把认知体系(schemas,或schema)描述为“cognitive constructs which allow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in long-term memory(1983)即能对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进行组织的认知体系。库克认为“大脑在文本中的关键词短语或语境的刺激下会激活一种知识的认知体系”。Widdowson和Cook都对schema的认知特点加以强调,认为认知是使我们把正在吸收的信息与已知信息联系起来。其中已知信息含有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从日常知识到很专业的知识,以及语言结构知识和文本形式等语言知识。除了使我们能够更节省地组织信息和知识以外,认知体系还能使我们能够预测口语和书面语是否会持续下去。文本的第一部分可激活一个认知体系,即唤醒一个尚未被下面的内容确认或否认的认知体系,对认知体系理论的研究大大地促进了对阅读理解机制的了解和利用。
研究者们已经证实了若干类型的认知体系。其中内容认知体系是读者对文化背景或对世界的了解,它为读者提供了文化比较的基础。形式认知体系,通常被称为文本认知体系,是指书面文本的组织形式和修辞结构,包括各种不同文体类型和体裁的知识,不同文本的组织形式、语言结构、词汇、语法、及正式或非正式文体等。形式认知体系涉及的是语篇层次,而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则包含单词识别所需要的解码特征及其在句子中的组织形式。第一语言读者能通过反复的例句,把本不是他们自身语言结构的词纳入某种语言模式或猜出其含义。第二语言认知体系的形成基本上遵循同样的模式。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认知体系在理解母语文本及第二语言文本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可以推定,读者无论以母语还是第二语言阅读,只要熟悉文本的内容、形式和语言等认知体系,就能对文本有较多的理解;
但是,如果一个第二语言读者不具备这种知识,那他就可能因认知的障碍而理解甚少。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说明。内容认知体系,或者说背景知识方面文化取向也是影响第二语言或外语阅读的重要因素。Johnson(1982)等都曾对此进行过阐述。但许多研究这种认知体系的作用或背景知识的方法都只不过是Carrell1987年试验的变化而已。接受这次实验的有28名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24名来自拉美的信奉天主教的学生。这些学生的英语都处于中上等水平,并参加了中西部某所大学组织的英语强化训练。实验要求每人读两篇文章,一篇关于伊斯兰教,一篇关于天主教。每篇文章的修辞格式或者组织严谨,或者不为人熟悉。读完文章后,每人要做一项选择题,并默写出文章内容。
对他们的回忆方法及理解成绩的分析表明,认知体系明显影响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的理解和记忆。他们对所阅读的文本越熟悉,文章与其民族的文化特征越相似,阅读内容就越容易得到理解和记忆。进一步研究表明,读者的内容认知体系要比他们的形式认知体系对理解和记忆的影响大得多。如前所述,在Carrel的研究中,当接受试验者对文本的内容和语言形式都很熟悉时,记忆的就最多。但若只熟悉两者之一,因内容不熟悉而造成的难度会更大一些。
Steffensen和Joag-Dev在1984年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实验。他们选用两篇用英语写成的描写婚礼的文章,一篇描写美国人的婚礼,另一篇描写印度(次大陆)的婚礼。然后让一些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印度学生和把英语作为母语的美国学生阅读并记忆描写的内容。研究发现,对关于本民族文化的那篇文章的理解比另一篇要精确得多。尽管有学生声称语言本身容易理解,但不熟悉异域文化的都是记忆起来比较困难的重要原因。
Johnson(1981)则以英语水平中等的46名伊朗大学生为实验对象,研究了文章的文化渊源对其阅读理解的影响。每个学生读两篇文章,分别源于伊朗和美国民间传说的英语小故事。一半学生阅读未经改编过的,另一半学生阅读改编过的。测试的方式是选择题,目的是检验其理解程度。同时还让另外19名美国学生阅读并记忆文章内容,以作比较。结果显示,故事的文化来源要比文本的句法或语义的复杂性对理解的影响远远大得多。在另一项研究中,Johnson(1982)对学生回忆一篇有关万圣节的文章的情况进行了比较。72名拥有大学水平的学生阅读了关于万圣节主题的一段文章。从受试者近期对习俗的经验来看,其中既有不为他们熟悉的也有熟悉的。
一些受试者琢磨了文本中的一些不熟悉的词。对礼仪的回忆结果显示,此前的文化经验使读者对理解关于万圣节这种熟悉的信息有所准备。然而直接面对不熟悉的词汇却似乎并没有对他们的阅读理解产生多大影响。Kang(1992)也进行了一次有趣的研究,检查了第二语言读者通过特定的文化背景知识从第二语言文本中过滤信息的能力。韩国学过高级英语的大学毕业生阅读了故事并回答了相关问题。一份评价其理解和推理能力的口头礼仪试验表明,其文化特定认知体系和推理方法会对文本理解产生影响。尽管对于文化如何构成背景知识从而影响阅读等问题的变量和因素尚未完全明了,但是关于背景知识的重要性和内容认知体系对阅读理解的整体作用的共识却已经形成。
许多研究已经探讨了与阅读理解相关的文本认知体系的作用,其中大多采用了相似的方法:先让参与试验者阅读文本,然后让他们主要以书写的方式回忆所得信息。其中包括识别文本固有的结构(如说明文中的比较和对比,问题与答案,普通版本与书内插入空白页的故事等)、研究者对所回忆的信息中如介词的数量和故事各部分的时间顺序等特殊变量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类型的文本结构会对理解和回忆产生影响。一些研究也显示,在对所提供的文本结构的回忆质量方面,不同的语言群体也可能会存在差(Carrell,1984)。比如Carrel的研究表明,阿拉伯人对含有比较结构的说明文的记忆最好,对描述性和问题答案型的文章的记忆稍差些,最差的是对前因后果型的文章的记忆;亚洲人对问题答案型和前因后果型的文本记忆最好,最差的是比较结构或描述性文本。然而只有经过对语言背景与文本结构的相互作用进行进一步研究以后,这些结果才会有参考价值。即使不考虑上述研究结果,了解文本的组织结构在不同的文化中的显著差异对促进文化交流也具有重大意义。
Stone(1985)曾做过研究,旨在探讨在进行英语文本阅读时,与西班牙语不同的英语模式是否会对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的理解力产生显著的影响。为此一些具有英语普通五级水平的读者被随意地分别安排到最初说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小组里。他为此设计了九个故事,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相似、中等相似和不同。测试方式包括复述文本内容和做阅读理解题。结果表明,在复述测试中,对那些与学生的最初语言完全不同的故事的阅读成绩最差,随着语言模式相似程度的降低,口头阅读错误也在相应地增多。这些结果支持着这样一个论点,即那些与读者所预期的语言模式相违背的文本可以对阅读理解产生破坏性影响。
在过去几年里,对比修辞学开始出现,它的核心研究领域是第一语言的语篇规约和修辞结构对第二语言的使用,以及认知和文化方面的语义转移数量、尤其是与写作相关的转移数量的影响。对比修辞学的目标,在于识别第二语言作者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并参照第一语言的修辞策略来解释他们。很明显,文本结构中的修辞差异能够导致阅读障碍。写作风格上的不同之处。比如:美国学生经常批评法国作家的文章太抽象和过于理论化,缺乏美国文章传统中的具体细节和修辞模式;汉语文章经常被描述为冗长罗嗦、修饰过多,在西方人看来缺乏衔接性;而日本人的作品则以文本组织形式多异而著名。他们似乎特别喜欢从具体到一般这种谋篇方式,即把一般性结论置于段末。(Connor,1996)此外,在本族语与目的语的写作体系和修辞结构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成为影响阅读的另一重要因素。
正字法体系间的差异也很大,一些语言可能有很多象征符号字,而另一些语言却可能数量有限。例如:汉字书法是一个与英语完全不同的书写体系,它由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字组成,具有强烈的美学因素。阿拉伯语也有一个书写和阅读都是从右向左独特做法。这些写作体系中的种种差异都可能给第二语言读者造成困难。毫无疑问,进行第二语言阅读的学生将会面对这些第一语言学者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总之,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时,必须对学生进行第二语言阅读的相关材料的结构予以详细说明,使学生明确其文本和语言的文化框架发展趋势。Connor(1996)在对该问题进行广泛调查后认为,本族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类型可能会对文本的理解产生干扰。
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两种语境下的阅读都需要了解内容、形式以及语言等认知体系。同时阅读也是读者和文本之间通过互动确立意义的过程,即读者运用思维活动从文本中构建文本的意义。这些活动通常被称为阅读策略或阅读技巧。成功的第一和第二语言读者能够有意或无意地采取特定的行为来提高对文本的理解效果。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从下到上的策略他们都会适时采用。
Goodman(1996)认为读者在进行阅读时,会同时完成一个连续进行的过程:预测即将出现的信息,验证和确认预测,等等。这种阅读过程是一个从不断输入的文本中连续不断地取样的过程。读者不是逐字地进行,而是借助背景知识和预测、确认等各种策略来理解文本。一个人达到这种程度时,一般可能会说;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阅读可以是相似的。尽管如此,正如以上研究所示,第二语言阅读实质上与第一语言阅读差异是很大的.
第二语言是指“语言学习的历时性,任何在本族语之后获得的语言”(Stern,1983,P,12)。该定义所说的本族语的含义是一个已经牢固发展起来了的本族语。而第二语言则意味着该语言很可能并不在本国内说。此外,第二语言可以包含一个在句法、语音、语义和修辞上与目标语明显不同的语言基础。如上所述,认知体系在阅读理解中的作用很大。一个第二语言读者如果对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知识内容认知体系不熟悉,或不具备第一语言读者所具备的语言学基础,就会在文本中遇到困难。
这些困难的大小由两种语言间的差异而定。如果一个第二语言学生的本族语与目标语的句法结构差别很大,就需要一个较高层次的认知重建过程。(Segelowitz1986),Grabe(1991)也指出,学生开始第二语言阅读时的知识基础与他们开始第一语言阅读时不同。例如:第一语言读者在进行实际阅读前已经拥有了充足的词汇基础,认识了几千个词汇和本族语的一些语法知识。而第二语言阅读者并没有这些优势。另外,第二语言读者虽然可以拥有语言技巧,但他们时常不具备细致的社会文化技巧。这时常意味着一个第二语言读者并不具备以纯正而特定的文化去理解文本的能力,是一种与内容认知体系缺乏相关的观点。阅读的结果理解,就建立在语言数据之上。
经过以上讨论,我们就可以得出双语言读者的特征。双语言阅读即一个人能够用两种语言进行阅读,能够并且成功地阅读意味着对文本理解能力、阅读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和相关语言的语言环境的判定等。
例如:一个会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双语读者就意味着他能够成功地用这两种语言阅读,能够借助以下一些阅读行为增加阅读理解能力和阅读效果。该读者习惯于读前先浏览,借助标题、副标题、图表等语境线索,边读边寻找并格外注意重要信息,努力把文本中的要点联系起来以求对理解全文,激活并运用以前学过的关于内容形式和语言等认知体系的知识来解释文本,重新考虑和修正那些建立在文本内容之上,关于文本意义的假说,尝试者根据文本进一步推出新结论。
确定未明白的词义,检查对文本信息的理解是否正确,进而归纳全文的主要观点。该读者还可以运用一些策略如:释义、重复、做笔记、总结、自问等来记忆文本,搞清楚文本各部分间的关系,识别文本结构;在对文本的理解不能顺利进行下去时,及时改变阅读策略。
最后,该读者还可评估文本的质量,读完一部分后进行反思和信息加工,并对所获得知识使用给以预测和设计。尽管以上所列内容并不一定全面,排序也不一定合理,但却实实在在地对一个成功的双语读者的种种特征提供了一个描述。这类读者进行任何一种语言的阅读时都通常使用这些阅读策略和做法。
此外,不管文本、语言或正字法等情况如何,双语者都能培养起对付不同语系和文本的策略和结构,所以双语读者多灵活而博学,熟悉许多适应每一种语言环境的技巧和策略,因而在他们看来任何一种语言的阅读都与其他阅读无异。
总之,文本着力探讨了第一和第二语言阅读的异同之处。在思考文化差异因素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认知结构的作用及其与第一、第二语言阅读理解的关系。当然,还有许多本文未提及的造成两种语言阅读差异的其他因素,但愿本文的讲座能够有助于解释文化差异对这种差异的影响作用。
在了解两种过程相似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不同语言的学生对阅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是相似的。读者,尤其是第二语言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些相似性,教师们应当经常询问他们的阅读内容和阅读方法,使学生自己也能够从第一和第二语言阅读经历中找到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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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作为一种语篇组织形式,体现一定的交际目的,有其特定的谋篇原则。论文摘要中作者在呈现他人观点或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会经常使用限定修饰语来陈述对某个论点或知识声明的看法与态度,这是学术语篇写作中的普遍现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句法类英汉学术论文摘要对比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作为学术论文的缩影,学术论文摘要直接影响着论文读者能否快速而准确地了解论文梗概。作者以句法学术论文的摘要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篇汉语学术论文摘要和1篇英文学术论文摘要作为研究语料,分析了中外期刊摘要在摘要长度、时态、语态、句子结构等方面的差别。
关键词:句法类英汉学术论文 摘要 对比分析
句法作为理论性较强的学科,主要属于理论性研究(thenoretical research)。本文选取的汉语学术论文主要来源于核心期刊,为了便于分析,指选3篇典型摘要作为例子。
(1)对“NP+的+VP”结构的重新认识
摘要:“NP+的+VP”结构是指“这本书的出版”、“春天的到来”、“她的走”和“长城的伟大”、“柠檬的酸”这样一类结构。本文在介绍、分析汉语语法学界对这种结构的分歧意见的基础上,依据以乔姆斯基(N.Chomsky)为代表的形式语法学理论中的“中心词理论”(headtheory),对这类结构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思路,认为这种结构实际是由主谓词组中间插入“的”所形成的名词性结构。文章还对比说明了主谓词组加“的”所形成的两种名词性“的”字结构(“的”加在主谓词组后所形成的“的”字结构,以及“的”插在主谓词组中间所形成的“的”字结构)的异同。
这篇摘要共计236字,由3个比较长的句构成。第一句是对标题中出现即文章的主要说明对象“NP+的+VP”进行解释。第二句指出了前人研究的弱点,并根据乔姆斯基的理论提出了新的观点。第三句进行了进一步的对比和讨论。
(2)轻动词和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
摘要:以往各文献对“不及物动词带宾语”这一结构的认识均未能准确地反映这种语言现象的事实。生成语法的轻动词句法理论为这种结构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本文假设这种结构中有一个轻动词,这个轻动词在词汇关系结构中选择一个NP和VP分别作为它的标志语和补足语后投射到句法的底层结构,随后,底层结构补足语VP中的动词和轻动词合并生成表层结构。该结构轻动词假设的依据来自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和被动句。
这篇论文也属于理论性研究,共计185个字。一共有四句话。第一句提出了研究的问题,指出了以往文献所存在的缺陷。第二句以生成语法作为理论依据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第三句和第四句分别概括了研究的主要内容。
(1)Light verbs and structural case
Abstract:In this paper,we focus on a group of the Kurdish,Korean and Persian Light Verb Constructions(LVCs);consisting of a semantically light verb(LV)and a verbal noun(VN).It is argued that the LVs,capable of case marking and hosting verbal features,in combination with T function either as nominative and accusative case markers or only as nominative case markers.It is shown that the arguments of VNs can be structurally licensed via T and LV whose case assigning roles are not thematically restricted.Although these LVs as the most thematically bleached natural verbs seem very similar to v in theMinimalist Program,the way they are analyzed in this work indicates that the LVs can not support the notion of v(P) as a head above VP in a clause.
该摘要一共包括132个字,平均每句话都在22个字以上,因此多数是长句。导言部分在英语论文摘要中这一部分缺一不可,作者以“In this paper,we focus on”的方式引入话题,使读者对论文要讨论的内容一目了然。第二句提出了传统研究的观点。第三和第四句则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对句法类英汉论文摘要的对比,我们发现英汉摘要基本上长度都在150字到250字之间。汉语摘要更喜欢用长句,大部分在22个字以上。而英语中会常出现中句或者长句。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出英语论文摘要的宏观格式为导言―方法―结果―讨论的四语步结构。国内外都是用一般现在时占主导。总体上相差不大。在语态方面,国内外期刊英文摘要相差较大。目前在国外主动语态占主导,而在国内被动语态占主导。英语更频繁地使用第一人称,如“we argue”“we show”“our goal”等类的词语,而汉语类的摘要中几乎不出现类似的词语。这可能也是汉语被动语态比较多的原因之一,在有限的字数内向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定性或定量信息,充分反映文章的创新之处。有的作者认为将论文的大小标题复制在一起就是论文的摘要,导致摘要的信息价值降低,没有实质性内容,可读差。而很多汉语在表达上不够清晰,不能够充分概括论文的内容和所要传达的主要信息。另外,多数摘要缺乏创新,只是把国外的理论借用过来并进行简单的加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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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类英汉学术论文摘要对比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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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园中的野生动物,是指生存于自然状态下,非人工驯养的各种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鱼类、软体动物、昆虫及其他动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野生动物园在我省旅游中所占位置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野生动物园是我省特色旅游之一,在这里游客可以学到很多的地理知识,尤其是对珍稀动物的理解将更多,最为重要的是野生动物园可以帮助游客树立保护自然、保护动物的理念,这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文主要通过对野生动物园在我省旅游中所占位置的介绍,进而探讨了野生动物园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仅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野生动物园;旅游;重要性
野生动物园在我省旅游中之所以占有重要的位置,主要是因为野生动物园具有其他普通动物园无法比拟的优势,再加之,并不是所有的省份都具有建设野生动物园的条件,另外,野生动物园与生态效益相关,尽可其前期投资比较大,但是后期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以及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因此,我省应该鼓励野生动物园发展。
野生动物园应该是我省最具特色的旅游之地,其在我省旅游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其重要性可想而知。野生动物园的存在,使得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可以保存下来,同时也便于学者进行生态研究,对我省的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野生动物园在我省旅游中的重要性体现如下:
1.1 可以用于科普教育
野生动物园中植物以及动物都具有科普教育的功能,人们来到此,看着野生动物们就是鲜活的标本,人们可以了解到这些野生动物最真实的一面,日常的生活习惯等,动物与其周围的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看见动物们也就可以直接了解其生存的环境,这是普通的动物员无法做到的。另外,野生动物园中的铭牌十分详细,人们通过铭牌就可以了解到野生动物全部的信息,比如学名、产地以及科属等,这样人们在赞叹大自然的同时,也能够学到很多的知识。同时,野生动物员允许游客参与其中,这样游客的体验更加真实,游客从中更能够获得直观感染力,假如游客中有专门的教师与学生来进行研究,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还可以提供专门的服务,以便能够让教师与学生获得更多的真实性的体验。
野生动物员所具有的科普教育是其能够受到如何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其独特之处,也正是如此,其在我省旅游中所占的地位无可撼动。在野生动物园中,游客产生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认知,也不是只是简单的学到了科普知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保护自然、保护动物的重要性。
1.2 方便衡量其效益
野生动物园所产生的经济投资比较容易评估,尤其是一些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更容易评估。野生动物员在进行初期建设时,我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主要是用来购买野生动物以及运输这些野生动物,与种植的植物相比,在野生动物身上所进行的投入比较多,尤其是一些珍稀的物种,尽管花费了大量的经济成本,但是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尤其是生生态效益无法估量。
但是与经济投资评估相比,野生动物园的经营效益就难以评估,站在经济学角度来说,野生动物园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其主要是以经济形式体现出来。
1.3 野生动物园的科学研究价值
从近几年野生动物园的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人们在追求经济和生态的协调性。在建立野生动物园保护工程中,充分考虑到对动物迁徙地的保护和生态景观的建设。野生动物园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提升野生动物的种类特点,同时对生物链进行高效完善。不仅如此,野生动物园也具有相对较为重要的旅游价值,在这一方面上看,人们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升了野生动物园的研究价值。
针对生态效益,目前学术界有许多指标,但是就如生态旅游是一个新兴事物一样,这些指标在实践中也是新生事物,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给人一种空泛的感觉。无论国家森林公园,还是野生动物公园,都没有具体的评估指标体系。但是动物对外界环境的改变要更加敏感,作出的反应要更加激烈。因此,作为生物链的顶级的动物可以作为生态质量的监测工具。
野生动物公园作为新型的动物园在省内刚一出现,便受到广大游客的热烈欢迎,出现了在周末和节假日人满为患的情况,野生动物公园的经济效益也明显好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动物园。
2.1 保护动物资源是野生动物园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目前我省正在运营的野生动物园中,所容纳的各种动物的数量一般都在万只(头)以上,其中不乏有一些动物是用来表现容纳数字的,装点门面的,但是国际公约附录Ⅰ、Ⅱ级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数目起码不会少于千只。这些珍稀物种不仅是所在野生动物园的宝贵财产,而且也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珍稀动物的丧失,从经济上讲,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自然界的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尤其是许多濒危物种红皮书目录上的物种,例如:华南虎、丹顶鹤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平均每运送一只野生动物到动物园,在抓捕和运输过程中,就要有十几甚至几十只野生动物“陪葬”。不过对于一些物种当它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已被人类活动严重破坏时,动物园饲养可能是这些物种唯一存活的机会。
2.2 科学的编制野生动物园的总体规划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目前,全国的野生动物园的建设缺乏整体布局和规划,在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野生动物园的分布比例相对集中一些。内陆及经济尚不发达地区,分布的就分散一些。对于这些集中分布的野生动物园,应优先考虑进行资源整合。同时,对于尚未建成的野生动物园,因为野生动物园大多建设在所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在选址时候,应该着眼于城市未来50至100年的发展,避免在方位上与城市同向发展。
2.3 科学的饲养管理和放养方式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
新型的放养方式使动物之间接触的机会增多,增加了种间、种内斗争,使动物因争食、求偶等行为出现的外伤增多,同时病毒传播的几率也大为增加。例如: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4年的禽流感等都是对野生动物园管理的严重挑战。野生动物园既然是迁地保护的重要场所,那么对野生动物的救护,繁殖,养育就必须采取合理而科学的方式,不能只是简单的把动物从笼子里放养到院子里,就算新型的放养方式,这只会给游客一种“有名无实”的感觉和印象,甚至以为自然界中动物就是如此生活,严重的甚至会使游客们对生态旅游产生误解。
众所周知,野生动物园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景点,不仅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对于生态环境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目前我省对野生动物园管理工作的现状上看,加强保护的强度,增加野生动物的种类势在必行。笔者认为,我省还应该加重投资,将其纳入到经济发展体系中,同时也与省内的城市发展规划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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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色彩的颜色词除了本身固有的物理属性外,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由于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各种颜色在中西方文化中所蕴含的寓意不尽相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西方颜色词的文化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语言中的颜色词丰富多彩,且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由于英汉两民族在文化上差异较大, 同一颜色词在这两种语言中所表达出的文化内涵有时相去甚远。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了解其中的差异相当重要。本文讲着重探讨三大主要颜色:黑色、红色、黄色中的中西文化差异。
关键词中西方 颜色词 文化差异
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的颜色词系统。英汉颜色词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学者认为:水生木,色青,代表东方;木生火,色赤,代表南方;火生土,色黄,代表中央;土生金,色白,代表西方; 金生水,色黑,代表北方。中国古代所说的正色(青、赤、黄、白、黑) 和间色(绿、红、碧、紫、骝黄) 基本上包括了现代光学对颜色的分类。在英语中黑色表示深谋与坚定,红色表示信仰与博爱,黄色表示智慧与光荣,蓝色表示高雅与忠诚,白色表示纯洁与真实,绿色表示愉快与永存。作为文化语言学习者,我们有必要对颜色词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进行研究。
在我国古代,黑色是一种尊贵和庄重的颜色,是夏和秦代所崇尚的正色。缁衣(黑色帛做的衣服) 是卿士听朝的正服。“戈绨”、“皂衣”和“玄衣”是上至国君下至大臣朝贺的礼服和祭服。在中国,黑色陶瓷、黑色漆器和水墨画发展较早,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在汉族传统文化中,“黑”有时与“白”相对而言,如:黑白分明,颠倒黑白,黑白电视;有时“黑”又与“红”对举,例如“黑心”(阴险狠毒之心) 就是“红心”(忠诚之心) 的反义词。汉语中的“黑”,其引申含义主要是指“昏暗”(黑咕隆咚、黑灯瞎火) 、“秘密”(黑幕、黑话) 、“非法”(黑货、黑市) 和“邪恶”(黑帮、黑店、黑手) 。但是在中国戏剧中的一些黑脸人物(如包公和李逵) 却是刚直不阿或憨厚的形象。
黑色在英国的纹章艺术中表示深谋远虑、智慧和坚定,如:Jack knew black f rom white. (杰克精明老练) 。在美术作品中表示邪恶、谎言和谬误;在教堂装饰中表示“耶稣受难日”;在丧葬中表示悲哀、绝望和死亡。在英格兰民族传统文化中,“black”有时与“white”相对而言,如call black white ( 颠倒黑白) , put down inblack and white ( 见诸文字) , swear black iswhite (强词夺理) 。“black”有时又与“blue”对举,如beat sb. black and blue (把某人打得遍体鳞伤) 。英语中“black”的引申含义,主要指“阴郁”(be in a black mood ,情绪低落) 、愤怒(lookblack 怒目而视) 、“不妙”( black sheep 害群之马) 和“非法”( black market 非法市场) 。英语中的“black guards”或者“black”是指受雇佣穿黑衣的殡葬人员,也指“流氓”或者“恶棍”。
战国时代“五德”的创始人邹衍认为:南朱雀,属火,色赤。因此,在中国红色是火与血的颜色。中国人除了用它表示物体的颜色外,还把它看作喜庆、吉祥、胜利、好运或受欢迎的象征。汉语中的“红白喜事”是指婚事和丧事。“开门红”是指工作一开始就取得了好成绩。“走红运”指走好运,“大红人”指受器重的人。“事业红火”指事业兴旺。红色也象征着革命和进步,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反抗暴政的组织,以红巾包头或以红旗为号,如“红巾军”以及穿红衣提红灯的“红灯照”。解放后五星红旗成了中国的国旗。在文学作品中,“红”也用于指年轻女性,如“红妆”(女子盛装) ,“红颜”(少女) 。戏剧中的一些红脸人物(如关羽) 被看作是忠心耿耿的英雄。英国人认为,红色表示为信仰和博爱献身,在某些圣餐仪式上穿红色表示圣爱,在纹章艺术中红色表示高兴,血红色是坚毅不拔的象征。在教堂装饰中红色用于圣神降临节或用于怀念殉教先烈。在英语习语中,go into ( the) red 意为“出现赤字”、“发生亏损”,see red 指“气得发疯”、“大发雷霆”,paint it red 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把某事物弄得引人注目”。go red 是资本主义国家反动集团用以称呼共产党人的字眼“赤化”。
黄色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神圣、正统的颜色,其主要原因是华夏祖先生活在黄土高原,华夏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诗经集传》说“黄,中央土之正色”。隋唐以后,皇帝都穿黄色龙袍。钺原是周天子的专用武器,后世为帝王之仪仗。东汉道教推崇黄老之术,所以道袍都是黄色的。历代皇帝所下的圣旨均写在黄色的布上。历史上黄纸还用于书写官方文告、编造簿册,刊印御准历书、画驱鬼避邪的符咒或用于祭祀。在汉民族传统文化中“, 黄”主要指“吉利”“、好”,如:黄道吉日,黄花晚节;有时“黄”也指“失败”、“落空”,如:那笔买卖黄了,黄梁美梦。在英国的纹章艺术中,黄色代表忠诚、智慧、坚贞和光荣。在____艺术作品中,出卖耶稣的犹大总是身穿黄色衣服。在英语成语中,turn yellow 意为“胆怯起来”,yellow around thegills 指“(因病或害怕而) 脸色发白”;yellow dog是“胆小鬼”。
就颜色词而言, 由于英汉颜色词在文化伴随意义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许多情况下, 很难做到既保留源语的颜色意象, 又传达源语颜色词的文化伴随意义。如果译者想在形式上忠实于原文, 保留源语的颜色词, 他就可能会在意义上有所损失。反之, 如果他想在意义上完全忠实于原文, 就不得不在形式上, 即颜色意象上有所变动。作为译者, 在处理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颜色词汇时应在深入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同时, 也要深入了解外国文化, 能真正理解原文的意思, 将附加在源语上的超语言信息, 即文化信息传递过去。同时, 应尽力使源语与译语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相当。
[1] 林纪诚.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2] 张培基.英语声色词与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浅谈中西方颜色词的文化差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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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深入,科技英语越来越彰显出其重要性,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立了科技英语研究机构,并在大学中设立了相关专业。科学家钱三强曾指出:“科技英语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现代英语的一个专门的新领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英语论文范文:拯救受虐动物。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Mistreat your animals and someone might take them from you.
Allen (not his real name) is driving north out of Virginia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with stolen property in the back of his van. But Allen isn’t a criminal – in fact he normally would never dream of breaking the law.
The “property” he stole is a dog he calls Flash. Allen doesn’t particularly want Flash – in fact, in a few hours he’ll drop him off at a stranger’s house and never see him again. “I couldn’t just stand by and do nothing,” he explains. “The owner was plainly neglecting the dog, but the police wouldn’t do anything about it.”
For over a year, Flash had been tied to a tree in front of someone’s house. “He was sick and malnourished,” says Allen. “More than once I saw [the owner] kick him for no reason at all.” Allen had repeatedly tried to get the owner to take better care of the animal, or to give it away to someone who would. Finally, he took matters into his own hands – in the dead of night, he took Flash off his chain and drove away with him.
Within an hour, Flash had a new license tag and was being treated by a veterinarian who knew better than to ask questions. Pictures of the dog were put up on animal rescue websites, asking for someone to adopt the dog. A couple in New York offered to take the dog, and animal lovers in states along the way agreed to provide transportation.
Nobody can say for sure how many animals like Flash are ‘rescued’ every year – receiving stolen property is a crime, so rescuers tend to stay in the shadows. But a growing number of empty collars attests to their work as more and more animals find their way to loving homes.
头痛headache
感冒cold
咳嗽cough
肺炎pneumonia
肝炎hepatitis
脑膜炎brain fever/meningitis
膀胱炎cystitis
急性胃炎acute gastritis
胃炎gastritis
气管炎trachitis
支气管炎bronchitis
阑尾炎 appendicitis
胃肠炎gastroenteritis
乳腺炎mastitis
肿瘤tumor
癌症cancer
禽流感bird flu/avian influenza
非典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ary
Syndrome)
疯牛病mad cow disease
黑死病black death
白血病leukemia
爱滋病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流感influenza
白内障 cataract
狂犬病rabies
中风stroke
冠心病 coronary heart disease
糖尿病diabetes
肺癌 lung cancer
肝癌liver cancer
肺结核pulmonary tuberculosis
肝硬化hepatocirrhosis
慢性病chronic
肺气肿emphysema
胃癌cancer of stomach
胃病stomach trouble
心脏病heart disease
发烧f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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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西方人不能理解的是,中国烹调不仅不追求精确的规范化,反而推崇随意性。翻开中国的菜谱,常常发现原料的准备量、调料的添加量都是模糊的概念。“一汤匙”、“半碗”、“少许”比比皆是,可究竟汤匙、碗有多大,“少许”是多少,谁也没有具体的标准。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修改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存在着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饮食文化的差异也是跨文化交际中 影响 交际结果的因素之一。了解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与不同,理解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探究其文化底蕴,促成了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互补与兼容。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饮食文化;文化差异
【论文正文】
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
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的交流不断增多,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被称之为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内容 。由于地区差异,不同的民族、国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或习惯不尽相同,有其各自的 社会 规约或习惯,体现在 政治 、 经济 、 教育 、宗教、 法律 、文化 艺术 等各个方面。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时,影响信息传达效果的那些语言和非语言因素构成了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文化。外语 学习 者如果对所学目的语国家的语言与非语言交际行为及其功能缺乏了解,就会出现不恰当的言行,从而产生交际障碍,就很难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以致造成交际失误。
饮食文化也是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了解中西方饮食文化中的差异和其渊源,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讲,不仅能增加对所学语言文化的理解,更能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成功率,避免因为不恰当的方式或行为造成误解和交际障碍。这里从关注重点、烹调准则和文化特征等三个方面阐述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以增进了解,促进交流。
一、“营养”和“美味”的关注重点不同
(一)理性的西方人更多关注的是营养与生存
中西饮食文化最大的差异是关注的重点不同,即“营养”和“美味”两者孰轻孰重的 问题 。在西方国家,饮食大多仅仅作为一种生存的必要手段和交际方式。西方饮食是一种理性观念,不论食物的色、香、味、形如何,营养一定要得到保证。林语堂先生说,英美人仅以“吃”为对一个生物的机器注入燃料,只要他们吃了以后能保持身体的结实,足以抵御病菌的感染,其他皆在不足道中。即便口味千篇一律,甚至比起 中国 的美味佳肴来,简直单调得如同嚼蜡,但理智告诉他们:一定要吃下去,因为有营养。换句话说,西方人特别讲求和关心的是食物的营养成分是否搭配合宜,以及这些营养成分能否被充分吸收,有无其他副作用。而菜肴的色、香、味,则是次一等的要求。即使是在饮食文化与我们比较相似的法国,涉及营养问题,双方便拉开了距离。法国烹调虽然也追求美味,但同时还坚持“营养”这一大前提,一味舍营养而求美味的做法是他们不赞成的。
不可否认,西方烹调讲究营养而忽视味道,至少他们是不以味觉享受为首要目的。冰镇的开胃冷酒还要再加冰块,饮后舌表面遍布的味觉神经便大大丧失品味的灵敏度,渐至不能辨味;那带血的牛排与大白鱼、大白肉,白水煮豆子、煮土豆,虽有“味”而不入“味”;他们拒绝使用味精,认为其是既不营养又有副作用化学产品;生吃的蔬菜,不仅包括西红柿、黄瓜、生菜,甚至是洋白菜、洋葱、西兰花。因而他们的“色拉”有如一盘饲料,使我们难以下咽。虽然现在的中国人也讲究营养保健,也知道蔬菜爆炒加热后会丢失一部分维生素,生吃则避免丢失,可还是宁愿选择前者,因为习惯使然,更是因为味道确实好多了。
(二)感性的中国人追求的是美味和享受
在中国,民间有句俗话:“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味道是烹调的最高准则。虽然人们在赞誉美食时,总爱说“色香味俱佳”,那是根据我们感受色香味的感觉器官“眼、鼻、口”的上下排列顺序。但人们内心对于“色、香、味”,从来都是“味”字当先的。中国人通常重视味道,不太想到营养,这也反映在日常言谈之中,如家庭宴客,主菜端上台面时,主人常自谦地说:“菜烧得不好,不一定合您的口味,就凑合着吃吧。他绝不会说:“菜的营养价值不高,热量不够。”在中国人的眼里,“吃”远不单纯是为了饱,也不是为了营养,有时吃饱了,还要吃,这是因为受不了“美味”的诱惑而尽情进行味觉享受。但在西方的理性饮食观看来,这种超负荷的饮食不仅造成浪费,而且危害人体。尽管中国人讲究食疗、食补、食养,重视以饮食来养生滋补,但我们的烹调却以追求美味为第一要求,致使许多营养成分损失破坏,因此营养问题也许是中国饮食的最大弱点。
二、“规范”与“随意”的烹调准则不同
(一)西方烹调遵循的是规范与 科学
中西烹饪中处处显示的“规范”与“随意”也体现了其饮食文化的不同。西方人强调科学与营养,因此烹调的全过程都严格按照科学规范行事。菜谱的使用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西方菜谱中计量都以“克” 计算 ,表面上看,菜谱似乎是科学的,西方人总是拿着菜谱去买菜,制作菜肴,但相比起来,还是一个非常机械的东西,在复杂的具体情况面前往往是无能为力的。而这种一致性导致了西餐的一个弊端——缺乏特色。当人们身处异地想品尝当地美食时,肯定是不会有人会选择肯德基或麦当劳之类食品的。因为肯德基老头的炸鸡不仅需要按照配方配料,就连油的温度,炸鸡的时间,也都要严格依规范行事,所以全世界的肯德基味道都是一样的。另外,规范化的烹调甚至要求配料的准备、调料的添加精确到克,烹调时间精确到秒。深受卡尔文教派影响的荷兰人连自己都说过“如果说法国人是为吃而活着,我们荷兰人则是为活着而吃”,这也就不难理解 “荷兰人家的厨房备有天平、液体量杯、定时器、刻度锅,调料架上排着整齐大小划一的几十种调味料瓶,就像个化学试验室。”可是当烹饪变成一个精确而艰巨的实验时,哪里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由于西方菜肴制作的规范化,使得烹调成为一种机械性的工作,毫无创造性。牛排、炸鸡、色拉,翻来覆去总是那么几个花样,因而厨师的工作就成为一种极其单调的机械性工作,他有如自动化装配线上的一名工人,甚至可由一机器人来代行其职。
(二)中国烹调推崇的是随意与特色
令西方人不能理解的是,中国烹调不仅不追求精确的规范化,反而推崇随意性。翻开中国的菜谱,常常发现原料的准备量、调料的添加量都是模糊的概念。“一汤匙”、“半碗”、“少许”比比皆是,可究竟汤匙、碗有多大,“少许”是多少,谁也没有具体的标准。而且中国烹调中,不仅讲究各大菜系要有各自的风味与特色,即使是同一菜系的同一个菜,所用的配菜与各种调料的匹配,也会依厨师的个人爱好特点有变化。有时候同一厨师做同一个菜,可能也会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场合,用餐人的不同身份、口味、要求,加以调整。甚至还会因厨师自己临场情绪的变化即兴的发挥。同样是一道“麻婆豆腐”,为四川客人烹制和为苏州客人烹制,所用的调料肯定是不同的。又比如红烧鱼,冬天的颜色宜深些,口味宜重些,夏天则色和味均应清淡些;对于江浙一带的人来说,红烧鱼的调味中可加糖,如对川湘顾客,则应多放辣。可见如果离开了随意性,变化多端的中国菜肴,就会失去其独特魅力。而在西方,一道菜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面对不同的食者,都是同一味道,毫无变化。即使是高档的宴席,也不过是餐具更考究,布置更华贵而已,菜仍旧一个样。
同时对食品加工的随意性,无限扩大了 中国 菜谱。原料的多样,刀工的多样,调料的多样,烹调 方法 的多样,交叉组合后使得一种原料便可做成数种以至十数种、数十种菜肴。新疆的“全羊席”,广东的“全鱼席”,北京的“全鸭席”就是最好的证明。最常用的原料鸡,到了粤菜大厨师手中,便做出数十道以至上百道菜式。许多西方人视为弃物的东西,在中国都是极好的原料,外国厨师无法处理的东西,一到中国厨师手里,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著名菜肴炒“杂烩”,更是把这种随意性发挥到极致,凡是能吃者皆能入菜。也就是这样的随意性创造出了中国烹饪中琳琅满目的菜式。
三、“分别”与“和合”的文化特征不同
(一)崇尚自由的西方人重分别与个性
台湾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 现代 中国学术论衡》一书的序言中说:“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中西文化的差异也 影响 了各自的饮食文化。在中西饮食文化之中也明显体现出这种“和合”与“分别”的文化特征。西菜中除少数汤菜,如俄式红菜汤(罗宋汤),是把多种荤素原料集中在一锅里熬制而成之外,正菜中各种原料互不相干,鱼就是鱼,鸡就是鸡,牛排就是牛排,纵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盘中进行的。如,“法式羊排”,一边靠着羊排放土豆泥,另一边配煮青豆,加两片番茄、三片生菜即可。色彩上对比鲜明,但在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调和,各是各的味,泾渭分明。所谓“土豆烧牛肉”,也不过是烧好的牛肉加煮熟的土豆,绝非把土豆牛肉一锅煮。即使是调味的作料,如番茄酱、芥末糊、柠檬汁、辣酱油,也都是现吃现加。即使有所搭配,也是像“1+1=2”一样简单明了。以上种种都体现了“西方重分别”的 社会 文化。
这种重分别的社会文化同样体现在用餐方式上。自由的西方人奉行的是分餐制。首先是各点各的菜,想吃什么点什么,这表现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及至上菜后,人各一盘各吃各的,各自随意添加调料,一道菜吃完后再吃第二道菜,前后两道菜绝不混吃。西方流行的自助餐形式更是各吃各的,互不相扰,缺少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
(二)向往和谐的中国人重和合与整体
中国人一向以“和”与“合”为最美妙的境界, 音乐 上讲究“和乐”、“唱和”,医学上主张“身和”、“气和”,希望国家 政治 实现“政通人和”。而我们称夫妇成婚为“合卺”,称美好的婚姻为“天作之合”;当我们表示崇敬之心时,更以双手“合十”为礼,而当一切美好的事物凑集在一起时,我们将其称誉为“珠联璧合”。而这种“和合”的思想体现在烹饪上就反映为“五味调和”。就是说,烹制食物时需要在保留原料 自然 之味的基础上进行“五味调和”,要用阴阳五行的基本 规律 指导这一调和,调和既要合乎时序,又要注意时令,才能达到“美味可口”的烹调目标。所以中国菜几乎每个菜都要用两种以上的原料和多种调料来调和烹制。即便是家常菜,一般也是荤素搭配来调和烹制的,如韭黄炒肉丝、菠萝咕噜肉、番茄炒蛋、排骨冬瓜汤……而如果换做西厨烹制,端上桌的恐怕是奶汁肉丝外加白水煮韭黄,或炸猪排佐以菠萝色拉,如此的中菜西做,让人哭笑不得。
中国人把做菜称之为“烹调”,这意味着我们将烹与调合为一体,要调和出一种美好的滋味。这一讲究的就是分寸,就是整体的配合。它包含了中国 哲学 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一切以菜的味的美好、谐调为度,度以内的千变万化就决定了中国菜的丰富和富于变化,中国饮食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关键就在于它的味。而美味的产生,在于调和,要使食物的本味,加热以后的熟味,加上配料和辅料的味以及调料的调和之味,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使之互相补充,互助渗透,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国人烹调不是“1+1=2”那么简单,而是应该等于“3”甚至更多。
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论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聚餐,大家团团围坐合吃一桌菜,冷拼热炒沙锅火锅摆满桌面,客人东吃一筷西吃一勺,几道菜同时下肚。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供一桌人欣赏、品尝。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酒劝菜,体现了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同时也借此交流感情。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这些都体现了“分别”与“和合”的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
综上,中西饮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差异,当然,这些差异都具有相对性,几千年来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促成中西方的饮食文化的不断融合。全球化态势下的跨文化交际使得多样的饮食文化不断的互补与兼容。今天,享受东西方各具特色的饮食已成为当代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在大街上随处可见法式大餐、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的舶来饮食,而中国菜馆也开遍了全世界。饮食文化的交流正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断充当全球 经济 文化整合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带”。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日益增强的文化影响力,正发挥着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单一力量大得多的作用,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全世界。饮食文化的交流,需要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欣赏,属于跨文化交际范畴,是一种非语言行为。 研究 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将使人们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享受不同的饮食带来的不同感受,增进文化间的交流、互补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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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韩礼德和哈桑的衔接理论为基础,对衔接的主要手段(结构衔接和非结构衔接)作了较详细的理论阐述,并且运用大量的例句作为举例说明,使得学生能够学习、运用这些衔接机制来组织完整连贯的句子。并在此基础上,对大学英语写作中的衔接教学提出一些感想和建议。
关键词:翻译;文化传递;文化差异;不对等性;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但事实上,翻译是一件实践性很强的事情,它绝对不是简单、机械地把一种语言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译者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实际困难。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它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语言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文化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 奈达所说:“要真正出色的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例如在翻译工作中,首先遇到的就是词的问题,而要处理好词的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词。“不同语言之间词的不对等问题”也是翻译中时时遇到的棘手问题。翻译中,对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对等才是绝对的,完全的对等是不存在的。因此,对等词的选择也就只能是相对对等词的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是跨文化交际。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此,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过程中消失,同时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本文就翻译中词的不对等现象进行探讨并提出几点解决方法. 首先是词汇层面的不对等现象。所谓“不对等”,即指译入语没有与译出语中的词语直接相对应的词.这种 “不对等”有程度上的差别: 有时为完全不对等,有时为部分不对等, 因此造成困难的程度也不等.下面就几种词汇层面上的不对等现象进行讨论.
一、与特定文化有关的词的不对等。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不同, 不同民族的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等因素存在差异, 在译出语中存在的代表特定文化的词语在译入语中不存在. 如某些西方宗教信仰, 社会风俗, 甚至某一种食物是一个民族, 地区特有的, 不存在于其他民族和地区. 例如:由于文化差异,一个词的概念在英语中可能与汉语中完全不同。将“speaker” 译为“chairman”则不能反映出“speaker”的真实身份和权力。又如“ 拜年 (pay New Year call)”是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 特指在中国农历新年时亲戚朋友之间互相拜访, 交流感情.中国人注重社会以及人际之间的交流, 过年时拜年也是几千年来流传的习俗, 而西方人相对独立, 也没有过年时拜年的习惯, 因此没有特定对应的词存在. Pizza 是西方人非常喜欢的一种食品, 有点像中国的馅饼.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是缺少这一概念的, 自然是没有对应的词来翻译, 而翻译成馅饼又明显是不合适的. 再举一个例子,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英语中的一个单词我们能够很容易理解其含义,但却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对应。“savoury”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其含义为“西方人在用餐后吃的一点点盐”,我们都知道,食物中含盐是很重要的,但过多又有害,所以西方人在餐后会补充一些,对于这个含义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是要表用相应的词来表达这个含义,在我们汉语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种不对等。
二、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 龙) 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dragon 是罪恶的象征,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Satan) 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另外,dragon 还有“泼妇’的意思,由此可知,dragon 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所以,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 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因为tiger( 老虎) 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所以说,将“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 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达到了对等。再如,我国著名的“白象”牌电池,翻译成英语White Elephant,语义信息对等虽然不错,但从文化信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因为white elephant 在西方国家中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由此可知,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不会买牌子为White Elephant的电池,因为消费者不愿买“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那么。“白象”牌电池应该怎样翻译呢? 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代替,将“白象”译成Brown Lion。如果买来的电池威力无比,顾客何乐而不为呢?
三、颜色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
例如,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美国有“蓝色星期一”(blue Monday),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 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所以,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 另外,埃及人和比利时人视蓝色为倒霉的颜色。蓝色在中国人心中一般不会引起“忧郁”或“倒霉”的联想。尽管如此,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 作为汽车商标呢? blue bird 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其文化含义是“幸福”,所以,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 牌的汽车,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驾驶Blue Bird 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财富的象征。再如英语国家视“红色”为残暴、不吉利,红色意味着流血。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中国人结婚习惯穿红色衣服。经商时,商人希望“开门红”。经营赚钱了,大家都来分“红利”。某员工工作出色,老板发给他“红包”。美国人一般不喜欢紫色;法国入不喜欢墨绿色却偏爱蓝色。在马来西亚,绿色被认为与疾病有关。巴西人忌讳棕黄色。西方人视白色为纯洁、美好的象征,在中国白色有不吉祥的文化含义。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可能将绿色和“缺少经验”联系起来,而在中国绿色代表春天,象征新生和希望。
四、数字的文化差异。众所周知,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九”因为与“久”同音,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我国历史中,皇帝都崇拜“九”,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因此,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 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 连锁店)。但在我国,“七”是个普通的数字。
以上是在翻译中常见的不对等问题和例子。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不对等,注意原文的意义和暗示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是一些翻译技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是通过翻译了解他国文化。文化信息的对等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遵循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原则,这里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应该是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为了达到这些对等,必须在翻译中进行调整。
一、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话,必须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
二、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就十分重要。例如,将中国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按发音译为Dukang,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 时,只会把它与酒联系起来,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Dukang) 与“好酒”联系起来。所以,“杜康”作为商标,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不过,我们不妨可以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 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这样,文化信息的对等无疑比“杜康”要好得多,因为Bacchus 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的联想。
三、一篇原文的翻译,必须产生与之相伴随的语码,这就常常要求在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面作一系列的调整。例如,Nike 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人士联想到胜利,吉祥,因为Nike 一词在希腊神话中是胜利女神。传说中的Nike 身上长有双翅,拿着橄榄枝,给人们带来胜利和诸神的礼物,她是吉祥、正义和美丽之神。Nike 作为体育用品商标,我们可以把它音译为“耐克”,暗示Nike 牌体育用品经久、耐用,使用Nike 牌体育用品能在比赛中克敌。“耐克”可以说是较好的翻译,不过,英语单词Nike 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那样想起Nike 女神。翻译中文化信息被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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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维度是荷兰国际文化合作研究所所长霍夫斯塔德及其同事在对文化因素进行定量研究时采用的概念。1980年,霍夫斯塔德在调查66个国家的117,000位IBM员工的工作价值的基础上,发展出基于西方文化的四个文化维度,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刚柔性。在随后他和Bond 确立了第五个文化维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文化核心维度的中美文化差异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Hofstede(1980)[1]认为,如果人的大脑是“硬件”的话,那么,文化就是“思维的软件”,因为它是“如此自然,以至于只有当人们真正遭遇到其他文化时才能意识到这种差异”。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范畴。一般来说,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狭义的文化,是指作为观念形态的,与经济、政治并列的,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教育和科学等精神方面的内容[2]。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著名电子杂志 《电子世界》 进行了一次题目为“什么是全球市场成功的最大障碍”的企业咨询,对法律法规、价格、信息、语言、交流、外汇、时差和文化差异这八个因素进行选择,其调查结果显示,文化差异是最大的障碍。中国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推动力”,相互间经济合作、投资发展和贸易往来增长迅速。在进行跨文化管理时中美双方管理者不能回避如下问题:中美之间的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如何产生的?中美文化差异又是怎样通过文化冲突表现出来的?实现跨文化有效管理的路经是怎样选择的?跨国公司企业文化是怎样重塑的?拥有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价值观的员工是如何沟通和交流的?通过何种方式或手段实现跨文化有效管理的目标?要回答如上问题,首先就要了解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到底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1. 文化显性维度。
探讨文化,离不开语言,美国杰出的语言学家 Sapir(1921)[3]在 《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一书中写道:“文化可以解释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他认为语言是一种非本能的、后天形成的“文化”功能,是人类所特有的、非本能地使用自发创作的符号沟通思想,表达情感和愿望的交际手段。Brown(1994)[4]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又是语言的一部分,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离。Nida(1998)[5]则认为语言和文化都是符号,表达着我们在语言中所说的任何事情的含义,或者外延或者内涵,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人类文化才得以产生和传承。
从文化的角度分析语言和文化关系,可以说文化包括语言,文化的发展影响语言的发展。由于语言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表现与承载形式,不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无法真正学好该民族的语言。在 Hofstede 的洋葱理论中,洋葱的最外表的一层象征物(Symbols)层中,就包括服装、语言、建筑物等。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也可以借用冰山理论来解释,在文化冰山理论中,如果说冰山就是整个文化的话,那么语言就是水面之上的那一部分,它反映着水面之下那一部分的内涵,也就是说,语言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为外显的部分,但是又是整个冰山的一部分。在 GLOBE 文化维度测量中,House,R.J.等人将瑞士分别以英语为母语和以法语为母语的受试者分两次测量,从而得出不同的结果,这正是因为语言是用来定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致“[6,7]。因此,在研究中美文化差异时,语言的差异作为文化的显性方面,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 文化隐性维度。
Steers,R. M. 和 Nardon,L. 于 2006 年 在 《Managing in theGlobal Economy》 一书中,提出了与全球经济中的社交和商务实际相关 5 个问题[8],这 5 个问题是:
(1) 人们如何看待他们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他们的目标是控制或掌握周围环境还是与之和谐共处?
(2) 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什么?个人和集体?社会如何组织集体行为?
(3) 权力和政权在社会中如何分配?这种分配是基于等级制与平等的概念吗?关于平等和特权的社会信条是什么?
(4) 为了规范行为,与其他因素,比如个人关系或不同环境下的独特情形相比,社会认为法律、法规、政策和正规程序有多大重要性?
(5) 人们在社会中如何安排时间来执行工作与非工作活动?人们是以线性还是非线性方式来进行工作?
根据上述五个问题,可将各维度的含义进一步分析如下:
第一,与环境关系: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社会层面来看,人们如何看待周围世界?如何看待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他们的目标是控制周围的环境还是与外部环境和现实和谐共处?
第二,社会组织:指的是个人为中心还是集体为中心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基本构成是什么?个人还是集体?社会如何组织集体行为?
第三,权力分配:指的是社会中权力与权威的分布。主要关注社会中权力与权威是如何分布的?这种分布基于等级制度还是平等主义?关于平等和特权的社会信仰是什么?
第四,规则导向:指的是个人和社会控制机制以减小不确定性。社会如何通过成员的行为来确保可预见性?主要依赖一致应用的规则、政策、法律和社会规范来实施控制还是更多得依赖个人联系纽带和独特环境?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为了规范行为,与其他因素,比如个人关系或不同环境下的独特情形相比,社会认为法律、法规、政策和正规程序有多大重要性?
第五,时间模式:指的是对时间和工作的安排与利用。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如何组织和管理时间以安排工作活动和非工作活动?人们以线性还是非线性方式来完成工作?时间节奏如何?
3. 文化核心维度构成。
综上所述,对于文化的理解,可以从文化的显性及隐性角度来分析。显性文化指的是文化的外在表征,包括语言沟通和非语言沟通方式,比如语言、色彩、标志、空间等,是容易被对方所感知与获得的;而隐性文化则指的是文化的内在核心部分,通常是隐藏在文化表层之下,不易被对方所感知,需要一定时间与实践的积累或者后天努力才能获得的,又称为根基文化。文化就如同一朵花,其中土地之下的根茎属于文化的隐性部分,土地之上的部分为显性部分,开出的花朵,长成的绿叶等,都属于显性文化。文化的显性特征采用沟通这一因素加以分析,其中语言属于花朵部分,可以称之为主文化;非文字语言沟通,如色彩、标志、体态语等其他部分属于绿叶,为次文化。文化的隐性特征则是从文化的核心维度来探讨,即不同文化的权力分配、社会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间模式以及规则导向五个层面,见表 1 所示。
1. 文化显性差异。
语言是沟通的工具,所以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交流,人类之间的交流离不开语言。沟通要恰当地运用语言,因为语言是沟通的主要工具和人类最主要的沟通方式。语言就是力量,语言哲学有个概念叫”话语霸权“,所指的就是语言的力量。按奥地利心理学家 Alfred Adler(1907)[9]的说法,人终生需要和其他人来建立合作的关系,而统治人类,需要通过语言的方式。人是通过语言的交流,通过语言的方式建立起来政治体制,建立起来整个社会模式等。
跨国经营企业中最常见和最公开化的文化差异,就是来自行为者双方的象征符号系统之间的差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表达方式所含的意义不同而引起的差异。这些表达方式通常是通过语言、神态、手势、表情和举止等表现出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相同的文化符号可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因为文化不只限定了谁与谁交谈、交谈什么、沟通如何进行,而且它有助于确定人们如何译码、他们拥有的信息的意义、条件与情景。在这种条件与情景下,不同的信息或许被发送、注意及翻译,或许不被发送、注意与翻译。事实上,我们拥有的所有沟通行为都较大地依赖于培育我们的文化。跨文化管理的有效沟通中,英语总是潜在的阻碍,对那些英语为非母语的说话者面临的挑战更大。不仅仅是因为两种语言的词汇、语法、发音等的区别,主要在于英语和汉语的词汇、语法及句子结构等不对等现象。
美国在华的跨国公司中,往往两种语言都在运用,但是有时候,英语使用的比例更大一些。如果英语不能够流利掌握并运用,那就很容易被忽视,很多中外合资企业或外国独资企业中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总感觉自己没有”话语权“,抢不到说话的机会,常常是自己的话还没出口,外籍员工已经先把说话的机会抢走了。因为说话是在上司 (通常是外籍人士) 面前表现自己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所以失去说话的机会就意味着在上司心目中得分会低,评价会差,以后加薪或晋升的可能性就缩小。从公司发展的角度,如果始终听不到来自不同文化员工的声音,也对公司无益。因为作为跨国公司,要在各地都运作顺利的话,必须充分利用本地人才的智慧。
所以,沟通不畅,语言是最大的障碍,而英语为非母语的说话者,往往又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英语为母语的说话者,思考过程用英语进行,信息反馈到大脑时也是英语,对于英语语言之间微妙之处或者俚语、俗语的使用都能深入体会其真正含义,因此,信息总是能够被清晰而有效地传达并接受;但是针对英语为非母语的中国说话者来说,思考时使用汉语,需要表达时,信息首先需要在大脑里进行翻译转换,这期间还要受有限的词汇量所约束,等到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还要考虑词汇选择、语法转换、语气使用等等。因此,时间上就存在”滞后性“。而且由于对语言所内涵的文化背景以及引申含义等的不能达到充分理解,故信息不能总是被清晰明确地理解,有时还会造成歧义现象。
2. 文化隐性差异。
(1) 与环境关系。
掌控导向 vs 和谐导向。掌控导向:控制自然,集中于改变或控制自然和社会环境,在追求个人和集体目标时强调竞争,喜爱变化和不容置疑的创新,强调物质拥有是成就的标志,强调自信、积极、阳刚 (男性化解决方法),倾向于以绩效为基础的外部报酬。和谐导向:与自然和谐相处,集中于生活在和谐氛围中,随自然和社会环境而进行调整,关系比成就重要,强调社会进步、生活质量和他人福利,保护传统,对改变持怀疑态度,强调经济、和谐、谦虚,强调被动、消极、阴柔 (女性化解决方法),倾向于论资排辈的内部报酬。这一维度主要分为和谐导向和掌控导向。
在比较中美两国与环境的关系中,分析这一维度对中美两国的差异时,主要从人与大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寻求改变和控制或是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和谐生活入手。美国人专注个人奋斗,喜欢竞争,而中国人则重视和谐,正如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认为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的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剂。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注重和合,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特性。
中国———和谐导向:被动、不积极、集中于与自然和谐相处并适应环境、强调社会关联、和成就相比更看重关系、小心谨慎、对改变持怀疑态度。
美国———掌控导向:决断性、前瞻性、喜欢竞争、追求个人目标、偏好于绩效回报、高度重视物质财富、变化导向。
(2) 社会组织。
个人主义 vs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相信通过个人努力取得个人认同,集中于实现个人目标,制裁加强独立和个人的责任,以合同为基础的协议,倾向于低语境交流(直接、坦率) 和个人决策。集体主义:以集体为中心,相信通过集体成员取得个人认同,较之个人权力相比更愿意保持社会和谐,集中于实现集体目标,制裁加强集体规范的一致性,以关系为基础的协议,倾向于高语境交流 (间接、敏感) 和集体决策。
这一维度主要分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主要强调了个人和组织的作用:社会关系强调个人权利和责任还是小组目标和集体行为。如前文所述,集体主义是影响中国文化的重要因素。在中国,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关键时刻,”舍弃小家为大家“;中国人具有妥协甚至中庸的民族性格;讲求以”和为贵“的统一与和谐,善于运用平衡、协调解决冲突和对立;重视伦理与道德,讲究等级秩序;推崇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鄙视个人主义和享乐思想。而美国的社会文化以个体为基本单位,在美国,人们强调自我与个体,相信自己的能力与控制力等。
中国———集体主义:以集体为中心、主要对家庭和组织忠诚、集中于集体目标、加强团体规范一致性、倾向于保持集体和谐,关系定位协议、高语境交流。
美国———高度个人主义:个人先来、坚定相信个人职责和控制力、加强个人责任、对他人低信任度、协约关系、低语境交流。
(3) 权力分配。
等级制度 vs 平等主义。等级制度:中央集权制,相信权力在社会中是按照等级分配的,相信最终权力的归属和继承在机构内部,强调纵向组织和专制与集中,强调领导者地位,接受权威,不愿意质疑权威。平等主义:分散集权制,相信权力在社会中应该相对平等分配,相信最终权力在人民内部共享或经选举,强调横向组织和参与决策,强调谁是最合适的,拒绝或怀疑权威,愿意质疑权威。这一维度主要分为等级制度还是平等主义。主要关于社会中的权力分配:一个社会中权力是等级制分配的还是更平等和参与形式的程度。
实际上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权力距离,中国伦理文化的基本架构是儒家学说,而三纲五常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尽管现代社会有时出现少数”子为父纲,妻为夫纲“的现象,君为臣纲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这种文化是巨大而深远的,在一定程度上距离和等级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处处规范着人的行为,并引导着人们的奋斗目标,即向更高的等级奋斗。而美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与人的平等是美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例如美国小孩对于长辈的称呼一般就是直呼其名,这在美国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在中国则是无法想象的,因为这将是不孝顺、不懂事、大逆不道的。[论文网LunWenDataCom]
中国———等级制:权力大小与等级相关、政权居于制度中、强调垂直组织、偏好专制独裁决策、强调谁是领导、对权力高度尊重。
美国———适度平等:对民主原则和平等权利的强烈规范、偏好参与决策制定、基于水平选人、拒绝专制独裁、愿意质疑权威。
(4) 规则导向。
规则本位 vs 关系本位。规则本位:个人行为应该很大程度上受规则、法律、正式政策、标准操作程序和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并遵守的社会规范制约,强调法律合同和保存细致的记录,破坏规则的容忍度低,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标准。关系本位:尽管规则法律很重要,但是在运行和强制执行中受重要人物或特殊环境影响而需要灵活性,强调人际关系和信任,不重视对记录的保存,破坏规则的容忍度有节制,决策经常取决于主观标准。
这一维度主要分为规则本位还是关系本位。主要关于规则的相对重要性,行为受规则、法律、正式程序的规范还是受其它因素比如独特的环境和关系的影响的程度。正如前文关于中美两国文化特征里面所谈到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重视关系的国家,人们习惯于依赖”关系“来得到自我的利益,而在美国,人们依靠规则、法律,强调彼此的合约,尊重合约和约定,对美国人来讲,世界是由事实,而不是概念组成的,他们的思维是归纳式,由事实开始向理论发展。美国人更热衷于搜集事实和数据,更看重经验和观察的方式。
中国———关系基础:在社会水平上,中国广泛使用规则和政策来降低不确定性;在小组水平上个人交流和关系更重要,规则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影响力人物的控制。
美国———规则基础:使用规则和政策来降低不确定性、高度需要确定、做事依靠书本、打破规则低容忍度、强调法律合约和记录、客观决策。
(5) 时间模式。
单一时间取向 vs 多重时间取向。单一时间取向:线性时间,对个人任务连续性关注,对工作、计划和职责履行专一,精确的时间概念,守时,以工作为中心,对工作和组织承诺,工作与私人生活分开,工作方法集中耐心。多重时间取向:非线性,多个任务同时关注,对工作、计划和职责履行交互进行,时间概念灵活,经常迟到,以人为中心,对人和人际关系承诺,工作与私人生活混合,工作方法有时不集中耐心。
这一维度主要分为单一时间取向还是多重时间取向。主要是指人们对于时间感知与任务,关注人们对于一次完成一件任务的线性时间还是同时完成多件任务。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崇尚回归自然,回归过去,重视历史,主张以史为鉴;此外,”性本善“论也使中国人容易向后看,意味着向善的本性复归。因此,中国人重视和眷恋过去,做事喜欢引经据典,追本穷源。美国文化中的时间取向属于很典型的单一时间,时间计划性强,不易改变,随意性很弱,只有在极大地意外事件,比如地震、恐怖袭击、突发的事故等难以预料的情况下才有所调整。美国文化中对时间的安排比较明确,针对要点,比如,在学校,教授们往往提前半年甚至一年都做好了下学期或下学年的时间安排,有时甚至精确到小时,若是要跟教授探讨会面,提前几个月都可以预约。与中国人的”经验(经历) 驱动“相反的是美国人的”计划驱动“,美国人不太习惯像中国人那样花许多时间在回顾过去上,但他们对制订计划情有独钟。他们认为回顾过去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展望未来,对未来作好打算和计划才是明智之举,因为未来才是具体而实实在在的。
中国———适度多重时间取向:同时关注几个目标、非线性方法、相对时间概念、工作和个人生活相结合、耐心、个人关系强有力的承诺。
美国———单一时间取向:线性组织工作活动、高度工作集中、不耐烦、工作和个人生活分开、活着是去工作。
在对文化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时,还要注意文化发展的动态特征,尤其是文化”重叠现象“的产生,因为文化并不是静止不变的,事实上,在各种文化中都会发现文化之间动态变化的差异。比如,人们习惯于将美国定位于高度个人主义国家,将中国定位为高度集体主义国家,但是,也有许多集体主义的美国人,同样,也有很多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因此,在文化中,就容易产生”文化重叠“现象。”文化重叠“现象指的就是在两种文化的交互影响下,其本身原有的独特的特征已经逐渐不明显,取而代之的则是文化的融汇现象,比如,一项针对青年中国经理人和美国经理人的工作价值观定位的两阶段调查研究发现,中美两国在集体主义倾向上有很强的一致性,中国大都市的高管人员的价值观可能持有与美国高管人员类似的价值观,但仍旧在文化上看重家庭安全 (嵌入性) 和尊重上级 (层级性)[10]。
这些研究从另一方面也证实了文化的动态发展特性以及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力,表明文化重叠现象已经在如今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并且继续发展,并且不仅仅存在于个人主义倾向与集体主义倾向的研究中,同样的,关于时间取向问题,许多国家都是单一时间取向和多重时间取向的混合体,中国也是如此,也在逐渐由多重时间取向过渡到单一时间,并且两种时间取向相互影响。由此可见,文化重叠现象属于动态发展现象,随着时间的变化,文化也处于不同的相互变化、相互影响之下。
首先,文化价值观和信仰是人们做决策时的核心,人们根据价值观采取行为,价值观就是他们认为和相信重要的东西。其次,文化价值观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整个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文化价值观也在随之变化,中国社会如此,美国社会也是如此,但是,这种变化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因为人们在儿童时代所接受的价值观比较持久,但随着一个人的教育水平不断增加,视野不断扩大,周围环境的不断改变,之前的价值观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图 1 以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例,形象地表现出中美文化重叠现象。
五、结论。
美国经济学家 David. A. Felix 指出,几乎所有的大型跨国公司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忽视了文化上的细微差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 Peter Drucker 也认为,国际企业其经营管理 ”基本上是一个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多样性相结合的统一管理。“文化差异是许多跨国公司入土中国后战败而归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可以认为,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度运营,最大的挑战就是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的根本在于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在今后一段时期,跨国公司在中国会面临更大的文化差异挑战,使基于在华跨国公司暴露于文化差异中的机会越来越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跨文化冲突会全方位影响其经营运作,跨国公司对其在华投资的系统化管理也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
文化并不是静止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在各种文化中都会发现文化之间动态变化的差异。特别是对于其母国与中国之间”文化距离“较远、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差异较大的欧美跨国公司来说,在中国投资经营逐渐积累的知识与经验大大降低了这些差异中所蕴含的风险,这使得跨国公司的进入方式从当初基于规避风险的合资企业方式转向了基于全球战略的独资企业方式。这就告诉我们,一定要重视”文化重叠“现象,要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差异,要变不利为有利,最大限度地在跨国公司进行跨文化管理,尽可能地减少文化冲突带来的经营和运作的障碍,实现跨国公司效益的巨大提升。
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管理的影响属于双重性质的,文化的差异性在企业管理中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加多样的管理风格和更加丰富的管理思想,因为文化差异除了可能带来摩擦与冲突外,也能带来巨大的收益,因此,客观对待文化差异,尽量避免文化差异夸大化,正确认识和理解跨文化冲突,处理和化解跨国公司管理领域中的跨文化冲突与摩擦,实现跨文化管理的协调一致性,是跨国公司借助海外市场收获母国与东道国双赢或多赢结果的最重要选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美国在华跨国公司要想获得成功,必须正视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重视文化冲突带来的影响,全面实施科学有效的跨文化管理。同样,对于要走出国门,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重视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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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韩礼德和哈桑的衔接理论为基础,对衔接的主要手段(结构衔接和非结构衔接)作了较详细的
理论阐述,并且运用大量的例句作为举例说明,使得学生能够学习、运用这些衔接机制来组织完整连贯的句子。并在此基础上,对大学英语写作中的衔接教学提出一些感想和建议。
关键词 :翻译;文化传递;文化差异;不对等性;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但事实上,翻译是一件实践性很强的事情,它绝对不是简单、机械地把一种语言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译者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实际困难。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它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语言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文化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 奈达所说:“要真正出色的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例如在翻译工作中,首先遇到的就是词的问题,而要处理好词的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词。“不同语言之间词的不对等问题”也是翻译中时时遇到的棘手问题。翻译中,对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对等才是绝对的,完全的对等是不存在的。因此,对等词的选择也就只能是相对对等词的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是跨文化交际。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此,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过程中消失,同时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本文就翻译中词的不对等现象进行探讨并提出几点解决方法. 首先是词汇层面的不对等现象。所谓“不对等”,即指译入语没有与译出语中的词语直接相对应的词.这种 “不对等”有程度上的差别: 有时为完全不对等,有时为部分不对等, 因此造成困难的程度也不等.下面就几种词汇层面上的不对等现象进行讨论.
一、与特定文化有关的词的不对等。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不同, 不同民族的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等因素存在差异, 在译出语中存在的代表特定文化的词语在译入语中不存在. 如某些西方宗教信仰, 社会风俗, 甚至某一种食物是一个民族, 地区特有的, 不存在于其他民族和地区. 例如:由于文化差异,一个词的概念在英语中可能与汉语中完全不同。将“speaker” 译为“chairman”则不能反映出“speaker”的真实身份和权力。又如“ 拜年 (pay New Year call)”是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 特指在中国农历新年时亲戚朋友之间互相拜访, 交流感情.中国人注重社会以及人际之间的交流, 过年时拜年也是几千年来流传的习俗, 而西方人相对独立, 也没有过年时拜年的习惯, 因此没有特定对应的词存在. Pizza 是西方人非常喜欢的一种食品, 有点像中国的馅饼.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是缺少这一概念的, 自然是没有对应的词来翻译, 而翻译成馅饼又明显是不合适的. 再举一个例子,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英语中的一个单词我们能够很容易理解其含义,但却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对应。“savoury”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其含义为“西方人在用餐后吃的一点点盐”,我们都知道,食物中含盐是很重要的,但过多又有害,所以西方人在餐后会补充一些,对于这个含义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是要表用相应的词来表达这个含义,在我们汉语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种不对等。
二、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 龙) 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dragon 是罪恶的象征,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Satan) 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另外,dragon 还有“泼妇’的意思,由此可知,dragon 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所以,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 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因为tiger( 老虎) 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所以说,将“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 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达到了对等。再如,我国著名的“白象”牌电池,翻译成英语White Elephant,语义信息对等虽然不错,但从文化信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因为white elephant 在西方国家中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由此可知,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不会买牌子为White Elephant的电池,因为消费者不愿买“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那么。“白象”牌电池应该怎样翻译呢? 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代替,将“白象”译成Brown Lion。如果买来的电池威力无比,顾客何乐而不为呢?
三、颜色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
例如,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美国有“蓝色星期一”(blue Monday),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 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所以,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 另外,埃及人和比利时人视蓝色为倒霉的颜色。蓝色在中国人心中一般不会引起“忧郁”或“倒霉”的联想。尽管如此,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 作为汽车商标呢? blue bird 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其文化含义是“幸福”,所以,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 牌的汽车,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驾驶Blue Bird 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财富的象征。再如英语国家视“红色”为残暴、不吉利,红色意味着流血。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中国人结婚习惯穿红色衣服。经商时,商人希望“开门红”。经营赚钱了,大家都来分“红利”。某员工工作出色,老板发给他“红包”。美国人一般不喜欢紫色;法国入不喜欢墨绿色却偏爱蓝色。在马来西亚,绿色被认为与疾病有关。巴西人忌讳棕黄色。西方人视白色为纯洁、美好的象征,在中国白色有不吉祥的文化含义。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可能将绿色和“缺少经验”联系起来,而在中国绿色代表春天,象征新生和希望。#p#分页标题#e#
四、数字的文化差异。众所周知,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九”因为与“久”同音,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我国历史中,皇帝都崇拜“九”,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因此,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 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 连锁店)。但在我国,“七”是个普通的数字。
以上是在翻译中常见的不对等问题和例子。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不对等,注意原文的意义和暗示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是一些翻译技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是通过翻译了解他国文化。文化信息的对等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遵循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原则,这里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应该是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为了达到这些对等,必须在翻译中进行调整。
一、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话,必须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
二、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就十分重要。例如,将中国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按发音译为Dukang,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 时,只会把它与酒联系起来,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Dukang) 与“好酒”联系起来。所以,“杜康”作为商标,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不过,我们不妨可以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 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这样,文化信息的对等无疑比“杜康”要好得多,因为Bacchus 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的联想。
三、一篇原文的翻译,必须产生与之相伴随的语码,这就常常要求在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面作一系列的调整。例如,Nike 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人士联想到胜利,吉祥,因为Nike 一词在希腊神话中是胜利女神。传说中的Nike 身上长有双翅,拿着橄榄枝,给人们带来胜利和诸神的礼物,她是吉祥、正义和美丽之神。Nike 作为体育用品商标,我们可以把它音译为“耐克”,暗示Nike 牌体育用品经久、耐用,使用Nike 牌体育用品能在比赛中克敌。“耐克”可以说是较好的翻译,不过,英语单词Nike 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那样想起Nike 女神。翻译中文化信息被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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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
《喜宴》讲述的是远在台湾的父母赶赴美国参加儿子婚礼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影片男主角伟同在纽约定居十年,事业有成,与男友赛门过着幸福的同居日子。而远在台北父母的一次次逼婚,使伟同被逼以“乖乖仔”形象修书一封声称会在美国结婚,怎料父母想赴美亲眼见证儿子成家。无奈,伟同只得拉上来自上海的不得志的女艺术家葳葳 “假结婚”。父母对葳葳相当满意,却对伟同的草率态度不满,为让父母满意尽快返回台北,伟同犹如“拼命三郎”使出了浑身解
数。但人算不如天算,不断的波折使得父母的返台日期一次次推迟,令他和赛门的感情亮起“红灯”,而葳葳又意外怀上了他的孩子。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及文化冲突问题,在复杂的电影情节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因此,本文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为基础,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唤醒人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并探讨如何规避跨文化交际中的碰撞、冲突问题。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文化差异可用五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这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回避非确定性、刚性/柔性倾向和短期/长远取向,(汤新煌,2006.08),它们对分析文化冲突的产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电影《喜宴》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各种差异,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是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一个有效架构。
1、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霍夫斯塔德在《文化与组织:思维的软件》一书中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定义为:“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相反,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 而这种内部集团又对这些忠诚的成员提供终生的保护。”(Hofstede, 1991: 51)
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强调群体和谐、个人与集体联系紧密,这一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上。中国人在婚姻中重家庭而轻爱情,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的事情,婚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为家族这个“集体”延续香火,传承子嗣。影片中,伟同的父亲始终盼望着伟同能娶妻生子,使自己早日抱上孙子,于是影片中出现了父亲虽然因重病住院却仍念叨着要伟同娶妻生子的场景。
为了帮助父亲实现愿望,为了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伟同决定与葳葳结婚。伟同深爱赛门,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取悦父母,伟同还是选择了与葳葳结婚。而西方人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认为,婚姻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所以他们极其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片中伟同的同性伴侣,美国人赛门,一个人在纽约生活,父母并未对他的私生活过多管束,赛门的生活基本与家庭这个“集体”是分离的,所以赛门能够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没有太多的顾忌。赛门选择同性恋生活实质就是遵循了西方自由恋爱和爱情至上的观念,仅仅是满足身心需要,而没有对于后代的顾虑,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还体现在中西方对待婚礼的不同态度上。西方婚礼不强调婚礼的隆重性,仅仅是一种证明婚姻合法的手段,在宗教和法律面前的宣誓以示对感情的认真、忠诚。中国人在婚礼问题上则特别强调隆重性、仪式性,并且将这种隆重性与婚姻的稳定和幸福挂钩。影片中,伟同和葳葳原本打算以美国的公证结婚来敷衍了事,但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影片中母亲说:“结婚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婚礼的意义――通过庞大隆重的仪式来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并且由于见证人(宾客)多,还有婚姻双方大量的聘礼、嫁妆,以及“不能丢面子”的思想观念,也成为对婚姻长久性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了隆重的婚礼,离婚、不幸福不稳定的婚姻就成了一种罪孽、反面的存在。这些无一不是对集体主义的体现。而婚礼上,伟同的中国朋友和亲戚起哄,罚酒、闹洞房等行为让外国人瞠目结舌,他们觉的这简直是疯狂至极,不可理喻。西方以尊重个体为出发点,而东方却是以尊重整体牺牲个人为宗旨的。闹洞房就是牺牲了新郎新娘的个人意志而取悦于整体意志的集中表现。
2、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霍夫斯塔德提出的第二个文化差异维度是权利距离。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霍氏的权利距离指的正是人们对权力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分配状态所能接受的程度(彭世勇,2004.01)。具体地说,“权力距离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中),掌握权力较少的那部分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衡这一现象能够接受的程度。”(Hofstede, 1991:28)霍氏的研究表明,在权力距离不同的国家中,人们的行为方式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礼”和“上下等级”,要求人们对权利、地位、身份(以及辈分、等级、年龄等)比自己高的人必须要保持尊敬和礼貌。中国人注重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西方国家则提倡人人平等,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影片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餐厅老板几十年后仍然不改对伟同父亲的称呼,一朝为上级,一生为上级。另外,伟同也以其管理人员的身份,经常拿工资威胁下属。在家里,其父是一家之主,每次吃饭大家都要等他先动筷子品尝饭菜。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与距离。
3、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霍夫斯塔德认为,“所谓不确定性回避就是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造成的恐慌表现为精神紧张或期盼未来的可预见性。”(Hofstede,1991: 113) 具体表现就是文化成员对于成文和不成文规则的需要。
笔者认为,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到达北美大陆后还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传统观念和处事方式,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使美国文化丰富多彩、兼容并蓄,所以美国人在对待新事物上就显得要开放、主动,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很高。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同性恋,但总体上他们能尊重同性恋者的选择,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保护,所以,同性恋现象在美国人看来就没有那么奇怪。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历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自给自足,与外界交流少,再加上封建礼教对人民正常生活的束缚以及中国人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较低,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是接受不了同性恋这一较新的事物的。所以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大多对同性恋者持怀疑、鄙视的态度,同性恋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
4、男性主义(Masculinity)和女性主义(Femininity)。
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霍氏认为,在男性化社会中,性别角色十分明确,即男性成员应该自信、坚毅,重物质上的成功,女性成员则应该谦虚、温柔,注重生活质量;相反,在女性化的社会中,性别角色常常发生重叠,即男女都应该谦虚、温柔,而且注重生活质量。
男性度与女性度,也称为“刚柔性”,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文化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的文化成员则强调生活的质量、服务、关心他人和养育后代。
(宋雯,2009.06)中国不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文明社会,男人由于其自身的身体条件和社会赋予他们的使命,使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受到长大之后要担起家庭和社会责任这样的教育。而女人们自小被灌输的思想当中,更多的是教育其如何做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依照性别角色进行家庭分工是家庭模型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家庭模型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Samovar,2009:62)。中国传统的大男人和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认为女人只能在家里做家务事,一切要听从丈夫的,不能有自己的选择。片中伟同的母亲一生的职业都是全职太太,在心理上,更是把丈夫和儿子做为一生的事业,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式男性主义主导的社会。
电影《喜宴》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的文化碰撞、冲突现象,然而影片结尾高父、高母的最后妥协以及伟同、葳葳、赛门三人紧紧相拥的画面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这种差异并不是牢不可破的,任何文化都是逐渐经历认识文化差异到尊重文化差异再到协调文化差异的过程(张晓玲,2009.02)。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交流的加强,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人们在接触一种新的文化时,必然会将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信仰、风俗、行为习惯等方面融入到新的文化中(陈建平,2012:122),而新旧文化的融合则要经过四个阶段:蜜月阶段、烦躁和敌视阶段、逐渐适应阶段、双重文化阶段(陈建平,2012:123)。
如何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更要注重对语言背后文化的学习。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定位文化差异,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尊重其社会习惯和风土人情,积极提高自身文化适应性,使中西文化将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在交流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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